全球经济复苏现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全球经济复苏现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ACCA(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针对财务专业人士进行的最新全球经济形势调查显示，对于目前正努力从经济衰退中寻求复苏的企业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

结果表明，第一次有超过半数(51％)的受访者认为，企业面临着运营成本不断增加的问题，这也成为最常见的商业挑战。而在2010年第四季度调查中，只有31％的受访者认为不断增长的成本是个问题。

尽管受访者同意商业机遇依然存在，但不断攀升的成本使为企业献计献策的会计师们更难为企业同时寻求发展和削减成本的机会。来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受访者认为该区域的情况最糟糕，这一趋势并不局限于发展较为快速的新兴市场，只是在经济不太景气的发达经济体中，其程度只是略低些。

ACCA高级政策顾问席察斯(Manos SchlZaS)说道：“最近调查显示，通货膨胀压力大幅上升是最令人担忧的情况。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在企业苦苦寻求订单之际，不断增长的运营成本不利于他们发掘新的机会。”

“对于众多财务专业人士所担忧的通货膨胀问题，政府部门也十分关注，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控制物价。这些措施旨在确保企业不会因为无力购买原材料或引进专业技术而面临失败。”他说。

受访者的回答表明，全球经济在2010年短暂回落后，于2011年初开始进入加速复苏时期。但是，这一现状依然脆弱。

会计师认为全球对于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状况和现金周转状况已经持续得到改善。一般情况下，这预示着发达国家稳定的未来前景，有利于增加就业和稳定投资。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的会计师发现，发展中国家却轻微减少了对于人力资源的投资，而企业因为复苏比预计缓慢，不得不解雇更多的员工。

发展中国家认为机遇在于出口，很大程度上依赖强有力的供应链关系，投资产品质量与产品创新。然而，发达国家的会计师们认为，发达国家市场在这些领域的机遇与前几个季度相比数量有所下降。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期待着能有更多的商业订单。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仍不明朗，欧洲依然挣扎于金融危机之中。受访者们也被问及对“政府开支在中期内将如何改变?”这一问题的看法。尽管西方国家人民希望其政府继续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全球受访者则认为，西方国家政府更有可能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来推动经济复苏。

总而言之，遍布全球的ACCA会员们发现，财政政策较之前相比，更多地成为了一种平衡。尤其是在发展速度较快的市场，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使政策制定者的选择范围变得狭窄。有近六分之一的受访者预计，未来五年内，政府支出不合理，会导致危险加剧。

该地区经济复苏状况最佳的国家现在也出现了问题，尽管该地区42％的受访者认为情况正在好转，该比例却是一年以来的最低值，较三个月前大幅下降。信心指数在中国大陆上升较快，在马来西亚则下降得最快，而在新加坡却基本稳定。

篇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新一期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调高了对世界经济的预期。报告预计全球增长在2010年和2011年将达到4.25％，比今年1月份的预计高出0.3个百分点。尽管全球复苏的进展好于预期，但报告同时指出，各经济体的复苏速度存在差异――许多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但多数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复苏步伐坚实。IMF预计，随着全球复苏立稳脚跟，这种不同程度的复苏将继续下去。IMF还表示，全球经济活动前景依然存在不确定性。风险普遍偏于下行，与发达经济体公共债务增长有关的下行风险已变得更加突出。

IMF的上述报告预计，发达经济体2010年、2011年将分别扩张2.25％、2.5％，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2010～2011年的增长率将超过6.25％。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比欧洲和日本迎来更好的开端。在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中，新兴亚洲处于领先地位。拉丁美洲主要经济体以及其他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也在巩固，但许多新兴欧洲经济体和独联体各国的增长仍然落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安渡过了全球危机，预计其复苏后将比过去全球衰退之后的更强。

与此同时，报告也提醒关注经济复苏面临的风险，认为近期的一个风险是，市场对流动性和希腊清偿能力的担心如果得不到控制，可能转化成全面蔓延的债务危机。更普遍而言，主要的担心是许多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回旋余地已经基本耗尽或相当有限，使脆弱的复苏面临新的冲击。此外，银行对房地产的风险暴露继续为美国和部分欧洲经济体带来下行风险。

针对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较为复杂的现状，IMF为各国政府提出建议。报告指出，多数发达经济体在2010年应继续实行支持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维持增长和就业。但其中许多经济体还迫切需要采取可信的中期战略，控制公共债务，随后将其降到更稳健的水平。另外，金融部门的修复和改革也应纳入重要事项之内。许多新兴经济体再度快速增长，其中一些经济体在面临资本大量流入的情况下开始弱化其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鉴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前景相对疲弱，这些新兴经济体面J临的挑战是，在不引发新一轮经济大起大落的情况下吸收不断增加的资本流人并培育内需。

具体来看，IMF的政策建议包括如下内容。首先，亟须整顿中期财政战略，降低债信的脆弱性。各国迫切需要制定和实施可信的财政调整战略，以支持潜在增长的措施为重点。另外，还需对福利支出进行能降低未来支出、但不抑制当前需求的改革。

其次，在全球范围内撤消宽松的货币政策并管理流向新兴经济体的资本。主要新兴和一些发达经济体将继续引领紧缩周期，因为他们正在经历更快的复苏和资本流动的恢复。虽然仅存在有限的通胀压力和资产价格泡沫迹象，但目前状况表明需要密切监控和提早采取行动。

其三，政策还需支持长期金融稳定，从而形成更加安全、有竞争力、充满生机的金融体系。关键是要迅速清理无生存力的机构并对具有商业前景的机构进行重组。在更安全的基础上启动证券化对于支持信贷、特别是对住户和中小企业的信贷也非常重要。

其四，高失业率仍然是未来几年世界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促进就业的相关政策必不可少。为了限制劳动力市场遭到的破坏，以及高失业带来的社会问题，宏观经济政策需要继续支持经济复苏。与此同时，需采取政策促进工资灵活性并为失业者提供充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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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贸易；影响；分析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2-00-01

经济危机过后，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仍然不足，外需低迷的态势难有根本好转。美国经济增长没有明显起色，个人消费增速仍低于危机前水平。日本地震灾后重建效应减退，出口形势恶化，经济增长还在减速。新兴经济体难与发达国家“脱钩”，增长普遍放慢。

一、我国对外贸易现状

中国的经济增速已经持续几年相对稳定，一些积极地变化随之出现。在2012年9月，关于对外贸易的增长计划，国家由国务院办公厅相继出台了一些积极意见，一系列具体的措施被提出并实现，例如： 贸易便利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出口退税和金融服务、贸易环境的改善、贸易结构的优化等方面，还有出口信用保险规模的加大其扩大力度，要求不断提升通关效率，降低进出口相关收费标准并予以监督规范等。相关部门在措施出台后，很快落实，并且对未提及的不合理部分进行调节，使得对外贸易的增长效果明显，在其中受益者不仅仅大型企业还对中小型企业的贸易信心大步提升，这些措施对经营困难起到了缓解的作用，这些措施就促使了对外贸易的稳步增长。

二、我国对外贸易相关问题及影响因素

（一）2013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环境分析

相对比于去年，今年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略好，但无法忽略从各界出现的阻力，这也制约着贸易的稳定回升。

在国际角度上分析，今年全球经济的发展环境已经相对有部分改善，各国面临不同的危机时，其宏观政策力度不断加大，美国趋于稳定的经济复苏状态，这些变化都对市场信心和发展预期起到了提振的作用。但经济增长潜力不断被发达国家的债务问题削弱，相对起来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困难会更多，加上在贸易方面各国采取了错误的保护主义措施，我国对外贸易的高风险态势不会明显改观。

从国内的角度分析，一系列扩内需、稳外需政策措施由国家颁布并出台实施，在此过程中这些措施确实起到了促进贸易增速的作用，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相关政策的推出进一步激发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有利于继续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鉴于积极正确措施的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快于2012年。但经济企稳的基础还不稳固，国内需求增长受到一些体制机制因素的制约，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较为突出，企业生产经营仍然面临较多困难。

（二）我国对外贸易产生影响的因素

1.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依然不足

一些发达经济体例如美国、英国等需要对财政进行采取紧缩措施，在对新兴产业投资时形成规模的周期更加长，相关国家采取的应对政策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些问题，例如：有效需求不足，持高不下的失业率等，这就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依然疲弱。

2.贸易投资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剧

相关国家面对经济复苏没有明显起色的情况，为暂时缓解就业压力，采取了错误的措施，例如对外企关闭国内市场、扶持本土产业，这就严重阻碍了国际贸易的正常投资活动。世贸组织监测，2011年10月至2012年5月，各成员共采取182项新贸易限制措施，影响全球进口额的0.9%，且限制措施应对危机的一面下降，刺激本国产业复兴的一面上升，影响更为深远。在面对针对新兴产业的跨国发展企业，部分国家对其投资态度保守，在各环节对企业进行限制。

3.国际金融和商品市场仍可能持续动荡

由于不少国家面对经济危机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例如：美日欧等主要经济体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巴西等国家的降息措施，必然引起各世界范围的货币汇率频繁大幅波动。加之世界各地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导致一些粮食主产地产量下降，全球小麦、玉米减产价格不断攀升，由于中东的石油资源引发的地缘政治问题似的石油供应减少，价格无法控制，再有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宽松，不少企业投入到商品市场进行炒作牟利，不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面临较大上涨压力。

三、解决对外贸易发展问题的措施

（一）从根本上解决外需不足的矛盾

中国在世界经济复苏态势不佳的情况下仍然是短定单和小订单为主力，大订单和长期订单仍与中国企业无缘。截至2012年9月在有记录的四个月内出口经理人的订单低于50荣枯线；2012年半年多的时间贸易进口仅仅增加百分之一，显而易见我国的贸易出口还是在短时间内将无法翻身。就2012年9月份的一份报告显示千余家企业出口利润半年连续低于最低标准。

（二）稳定发展，逐步拓宽业务平台

由于近年的科技发展中国确定了由劳动密集型转为新兴产业。而这却引起了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非理性抵制，越来越多的针对中国企业出口制造障碍，使得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摩擦越来越大。根据现状，我们根据以前的资料可以看到我国的贸易的黄金时期仅仅是十六大以后的十年时间，我国的出口额可以占到全球第一，贸易进口也连续占到全球第二。然而，由于国内外大环境的变化我国很难在重现当年的发展速度。

根据全球环境的变化，我国形式很严峻，我们将面临的挑战是空前的，我们的贸易政策仍是稳增长，调机构，促平衡。针对这样的挑战，我们政府密切关注市场发展形式，落实各项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政策，帮助企业增加订单。另一方面，要发展贸易的方式，不断改革，强化产品质量的同时，强化创新理念，要发展我们的贸易平台，跟国际营销网络接轨，各方面发展，促进我国贸易平衡发展。

四、结论

从我国经济开放以来，我们的对外贸易实现了很多次跨越式发展。中国已经牢牢地坐稳在世界第二大出口国和第三大进口国这把交椅上，相应的，中国经济为世界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自身的外贸依存度也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金融危机的到来，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处理不好国内外市场的关系，就容易把国外市场的“动力”变为“阻力”，不利于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1]孙妍.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商贸，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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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寒意袭人,但经济已愈发和暖。国家统计局10月22日公布,三季度GDP同比增长8.9%,新闻发言人李晓超称“全年‘保八’毫无悬念”。这与《财经》此前对20多位经济学家的调查结果相吻合。中国经济强劲复苏已成共识。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反弹态势也趋于明朗。主要经济体的企业库存水平与销售状况更趋匹配,企业盈利状况有所改善,企业家信心与消费信心都逐渐恢复,大宗商品交易日趋活跃,全球股市强劲反弹。种种迹象表明,随着一年中主要节日的来临,居民消费将有力带动四季度国际贸易增长。对于复苏,我们不应过度乐观,但不妨大胆断言,世界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

当前在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及中国相应对策时,许多讨论集中在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上,如反弹是否可持续、来年信贷规模、刺激政策的退出时机等。这固然非常重要,但要想获得正解,还需要一种更宏大的视野,需要以调整和改革的思维选择未来发展目标与路径。特别是在近期保增长无忧、通胀预期较温和的时候,中国正面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难得机会之窗。本周国务院常务会议将“调整经济结构”置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管理好通胀预期”之间,其政策微调的意味就值得关注。

应当看到,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中国经济率先扭转困局,亦可望领先于其他国家步入新一轮上行周期。然而,纵观海外诸经济体现状,原先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部基础已严重损毁,在可见的将来,不可能恢复如初。由此,长期停留在口头或纸面的结构调整战略,已经到了非落实不可的时刻。“后危机时代”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客观上会推动中国的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也有益于中国经济长远发展,可谓既有客观需要,又有现实可能。

未来全球增长需要新动力,中国被寄予厚望。美国等发达国家将延续“去杠杆化”进程,储蓄率逐步回升,消费比例逐渐回落,发达市场主导的全球供需将下降到较低均衡水平。世界经济若要保持稳定持续增长,迫切需要新兴经济体成为拉动国际贸易的增长动力。

在此背景下,中国因其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速,储蓄率较高,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因而地位空前提高。中国在享受全球化红利的同时,也应对深化全球化进程有所作为。这就要求中国在未来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主动发挥作用,调整内部经济结构,以适应变化中的国际分工重组。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也需要中国的擘划与襄助。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各国达成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共识,中国的分量也日益加重。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提高中国份额和投票权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也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同时,理应优先改革国内宏观管理体制和金融制度。

当然,朝向可持续发展的结构转型,首先是中国自身的利益所在。目前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有助于这一转型的加快推进。基于投资和资源消耗的传统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寄望危机结束后国内外需求会重新消化那些过剩而落后的产能,是完全不现实的。惟有通过改革制度、政策等内生因素,来改善增长函数中的技术变量,才能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在这里,围绕打破垄断、开放民间投资、鼓励消费、刺激内需的政策安排与制度改革,可谓百端待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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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少亏损，改善市场供需状况，船东纷纷加快了船舶拆解步伐，全球最大的好望角型散货船运营商日本商船三井已经宣布2012财年将拆解或闲置10~20艘好望角型散货船。在船东积极拆船的推动下，1~7月，全球共有678艘、约3244万载重吨船舶被拆解，按载重吨计，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28.1%。

总量攀升，主力上扬

进入2012年，各船型的拆解情况不一，差异较大。其中，三大主流船型的拆解量大幅上升，而其他船型的拆解量出现下滑。散货船仍是拆解量最多的船型，集装箱船则是拆解量增长最快的船型，油船拆解量稳步增长。

1~7月，散货船拆解量达到298艘、1527万载重吨，较2011年同期的250艘、1628万载重吨有了很大增长，吨位同比上升了12.2%，占全球拆解量的56.3%。其中，巴拿马型散货船、大灵便型散货船和灵便型散货船拆解量均呈增长态势，只有好望角型散货船拆解量同比出现下降。考虑到目前散货船市场依旧低迷，且不断有新船交付，船东将会继续拆解老旧船舶，预计全年散货船拆解量将超过2011年的390艘、2302万载重吨。

油船拆解量大幅增加，1~7月，共有85艘、777万载重吨油船被拆解，以载重吨计，同比大幅增加80.7%。其中，阿芙拉型油船和超大型油船（VLCC）拆解量分别上升44%和53%；苏伊士型油船拆解量更是从去年同期的2艘增加到今年的16艘。

集装箱船方面，据克拉克松研究公司统计，1~7月，拆解量为90艘、16.8万TEU，较去年同期的23艘、2.8万TEU明显增加，且已超过去年全年48艘、8万TEU的拆解量。拆解量大幅增加的原因在于今年集装箱船航运市场持续低迷。由于目前全球经济复苏前景并不明朗，集装箱船航运市场低迷态势或将持续，因而未来船东仍将继续拆解船舶，预计全年拆解量将达120艘、20万TEU。

其他船型方面，得益于较好的市场现状，1~7月，化学品船共有14艘被拆解，明显低于去年同期的34艘；液化石油气（LPG）船和液化天然气（LNG）船拆解量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86%和19%。由于日本灾后重建工作的展开和泰国洪水影响逐渐消退，汽车运输船市场逐渐复苏，该型船拆解步伐大幅放慢，前7月，拆解量仅为2艘、3万载重吨，不及2011年同期的1/3。

四国热拆，拆价低走

全球主要拆船国印度、孟加拉国、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拆船产能约为1200万轻吨，1~7月，四国拆船量分别为964.1万载重吨、846.6万载重吨、702.7万载重吨和570.8万载重吨，分别占全球拆船总量的29石%、26%、21.6%和17.5%。

今年第一季度，印度的拆船量较去年同期增长91%，特别是在2月，其拆船量达到247.5万载重吨的高位，几乎占当月全球拆船量的一半。这主要得益于船东强烈的拆船意愿和年初印度国内较为旺盛的钢材需求。进入4月后，印度拆船量明显下滑。这是因为，一方面，印度国内钢材需求下降和卢比贬值使得拆船企业收购废旧船兴趣大减；另一方面，印度高等法院意欲提高拆船环保标准，以限制废船进口。即便如此，1~7月，印度拆船量仍获得了近30%的同比增幅。

巴基斯坦的拆船量增幅最大，从去年1~7月的224.1万载重吨增加到今年同期的570.7万载重吨，增幅达155%。除全球船东加快拆船步伐外，船东因环保问题纷纷将原本计划放在印度和孟加拉国拆解的船舶转而投向巴基斯坦也是其拆船量大增的一个重要原因。

孟加拉国的拆船量也有较大增长。1~7月，其拆船量较去年同期增加26.3%。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有关环保和改善拆船工人工作环境的争议的负面影响逐渐淡去，其拆船产能重新回归市场。

中国方面，1~7月，拆船量小幅上升8%，至702.8万载重吨。在船市低迷时期，国内不少船企为使业务多元化，开始涉足拆船。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与鞍山钢铁集团公司、新加坡太平船务有限公司合资建设拆船基地，计划年拆船产能达75万轻吨。

今年1月，在印度钢材需求旺盛的带动下，拆船价格有所反弹，散货船和油船拆解价格分别上涨至490美元／轻吨和515美元／轻吨。此后，受较高拆船价格的吸引，加之航运市场持续低迷，船东加快了拆船的速度，拆船量迅速增加；同时，全球经济放缓使得钢材需求由旺转衰，银行融资规模锐减，拆船企业收购废旧船舶的意愿开始下降，拆船价格持续下跌。目前，拆船价格虽有所企稳，但考虑到下游需求不旺和船东拆船意愿不减，拆船价格恐难获得有力支撑。

船龄趋小，吨位趋大

目前被拆解的船舶呈现出船龄趋小的特征。1~7月，被拆解的集装箱船平均船龄从此前的29.5年降至25.7年，其中包括船龄仅为13年的集装箱船，该船也成为2008年以来被拆解的船龄最小的船舶。克拉克松研究公司预计，今年全年，拆解的集装箱船平均船龄将降至24年。拆解的油船和散货船也呈现出同样的特征，上半年拆解的油船平均船龄已降至20.7年，而2009年这一数字还为32年；散货船方面，商船三井拆解了1艘15年的好望角型散货船，日本邮船则拆解了1艘15年和1艘17年的好望角型散货船。

除船龄趋小外，吨位趋大是今年年初以来拆船市场的另一特点。以油船为例，1~7月，油船拆解量为85艘、777万载重吨，平均吨位为9.14万载重吨，较去年同期的5.81万载重吨大幅上升57.3%；集装箱船也由去年的1218TEU上升到1866TEU；散货船虽然吨位有所下降，但考虑到未来将有不少好望角型散货船加入拆解行列，预计被拆解的散货船吨位也将上升。

目前来看，被拆船舶的船龄趋小和吨位趋大是船东在市场低迷形势下主动压缩运力、减少亏损的结果。由于航运市场短期内恐难走出低迷态势，且不断有新的运力投放，未来船东有望进一步加快运力调整，拆解船舶船龄趋小和吨位趋大的态势或将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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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决定因素演变

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以及投资便利化三大国际投资区位决定因素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国际投资格局。

从宏观经济方面看，各主要经济体在此次经济危机中触底反弹以来，复苏步伐很不平衡，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全球经济复苏主要由新兴经济体推动。为此，全球FDI的复苏也主要依赖于新兴经济体。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统计，2010年二季度和三季度针对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并购数量在全球超大规模跨国并购中占三分之一以上，其 “绿地”投资项目也出现大幅增长。2010年二季度全球五大吸收外资国中，有三个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中国、中国香港和俄罗斯）。

但总的看，针对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投资并不足以支撑全球FDI流动的持续增长，全球跨国投资总体呈低迷状态。随着率先走出危机的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开始逐步退出经济刺激计划，其经济增长在2010年下半年有所放缓。

可以预见，在赤字财政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一些发达国家也将逐步退出经济刺激计划。与此同时，与国际投资流动密切相关的金融市场仍不稳定，欧洲债务危机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消除，全球流动性过剩引发了大宗商品及资本市场过热的忧虑，汇率之争的背后隐现各方围绕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较力。这些都将给全球FDI流动增添新的不确定因素。

从政策因素看，各主要经济体一方面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并努力寻求全球经济再平衡；另一方面对外国投资政策进行重新评估，寻求投资者与东道国权利与义务的再平衡。总的看，国际投资政策的大趋势仍是朝着投资自由化、投资促进和投资便利化方向发展，国际投资环境将继续改善。

但与此同时，各国政府近年来，特别是经济危机以来，加大了对经济的干预和对外国投资的监管，限制性措施在总的投资政策中的比例显著提高。国际投资政策“二元化”倾向进一步发展。

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统计，从2000年到2009年，限制性措施在所有新的投资政策中所占比重从2％增加到了30％，投资自由化和投资促进的措施相应地从98％减少到70％。近年来累计增加的投资限制性措施的影响不容低估。

此外，在执行现行政策，特别是投资的市场准入、审批过程中的各种“隐性”保护主义也值得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国际直接投资体制和政策的调整仍远未到位，与国际投资密切相关的国际金融、货币体制改革的方向尚不清晰，直接影响低碳投资的新的国际气候变化框架尚未确立，国际直接投资环境短期内面临的不确定性在增加。

从投资便利化方面看，各国在经济危机之后纷纷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并在经济刺激计划框架内，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总体上对国际直接投资带来了有利的影响。

总之，从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和投资便利化等方面来看，全球FDI流动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投资自由化、投资促进和投资便利化的大趋势仍在发展。但全球经济仍处在结构调整阵痛期，经济、体制、政策不确定性以及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风险犹存，国际直接投资环境在短期内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投资复苏水平较低

在全球经济增长疲软、国际投资政策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全球FDI流动的复苏停留在低迷状态。

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数据，继2009年下半年缓慢回升之后，全球FDI流动在2010年二季度再次下挫。联合国贸发组织全球FDI季度系数从一季度的113下降到二季度的85。

2010年二季度全球FDI的下降在一些发达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一些国家甚至出现负流入（撤资）现象。

例如，流入英国的FDI下降了490亿美元（从2010年一季度的420亿美元下降到二季度的-70亿美元）；流入比利时的FDI减少了180亿美元（从一季度的100亿美元下降到二季度的-80亿美元）；流入爱尔兰的FDI减少了70亿美元（一季度的60亿美元下降到二季度的-10亿美元）。流入美国的FDI从一季度的480亿美元下降了200亿美元。

只有少数发达国家的FDI出现了增长，其中荷兰增加了440亿美元，瑞士增加了60亿美元，挪威增加了55亿美元。

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主要外资吸收国的FDI流入量仅小幅下降。中国是二季度全球二大FDI吸收国，其流入FDI与最大的FDI流入国美国相比仅差5亿美元。

导致2010年二季度全球FDI流动下降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跨国公司从一些发达国家子公司抽回资金，即要求子公司偿还母公司的借款和大幅度减少利润再投资。

欧洲跨国公司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由于担心债务危机在二季度扩散到整个欧元区，欧洲公司大幅减少了对英美子公司的借款，导致流入这些国家的FDI下降。在美国，从欧盟流入的FDI大幅下降，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FDI却出现了增长。

尽管2010年三季度的初步数据显示，该季度的跨国并购额较上一季度增长27％，但跨国并购在二季度和三季度总体上继续停留在较低水平。

FDI另一种重要的方式，“绿地”投资也未出现明显反弹的趋势。“绿地”投资项目数和金额在2010年二季度小幅增长，但三季度的金额有所下降。与上一年相比，2010年“绿地”投资项目数迄今为止变化不大。

从以上情况看，2010年三四季度的FDI流动将缓慢回升，而跨国并购将是主要的推动力量，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针对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并购。从全年看，2010年全球FDI流动将与2009年基本持平或略有增长。

全面回升仍需时日

但由于全球经济复苏基础不牢，国际金融市场（包括债务市场）仍不稳定，主要经济体汇率等经济政策摩擦升温，保护主义措施逐步积累，加上全球流动性飙升的影响将逐步显现，全球FDI流动在短期内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因素，其全面回升仍需时日。

从国际投资的中长期前景看，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仍在继续，国际投资政策总体上仍在朝着投资自由化、投资促进和投资便利化方向发展，各国仍将吸引外资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推动国际直接投资持续回升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

如全球经济结构调整进展顺利，主要经济体在经过一两年调整之后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全球经济增长以及向低碳经济转型所带来的新的投资机遇和热点有望推动全球FDI流动实现全面增长。

联合国贸发组织2010年对全球主要跨国企业所作的《2010－2012年全球投资前景调查》显示，跨国企业对中长期投资前景的预期明显改善，对2012年投资前景持悲观看法的跨国企业不到3％，持乐观态度的则占60％以上。全球主要跨国公司均表示将在今后两年逐步扩大海外投资。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全球FDI流动的低迷状况实际上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背离的状态。从企业层面看，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尽管对跨国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了困难，但并未对跨国企业全球化生产体系造成伤筋动骨的影响。

在危机期间，全球主要跨国公司，特别是受危机冲击较大的公司得到了各国政府有力的帮助。全球约4万家大型企业共得到了各国政府超过2万亿美元的救助。全球主要跨国公司销售额虽然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

跨国公司外国投资存量2009年增长15％，达到近18亿美元。其海外资产比危机之前还有所上升，从2008年的71.7万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77.1万亿美元，增长7.5％。

随着全球经济在2009年下半年出现缓慢复苏，加上跨国企业削减成本，跨国公司利润水平不断上升。据汤森路透的预测，2010年美国最大的500家企业以及欧洲最大的600家企业利润预计增长30％以上。同时，由于企业盈利增加，加上外部融资环境保持宽松，企业流动性状况也明显改善。

目前困扰跨国企业扩大全球投资、经营的主要问题更多的是出在宏观和政策层面，而非企业层面。正是全球经济的失衡和增长乏力，以及国际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使跨国企业实施新的国际投资战略时举步不前。

特别是最近各主要货币汇率频繁大幅波动扰乱了资产价格信号，对跨国并购、海外资产价值、利润转移带来了不确定因素，影响了跨国公司的正常运营和国际投资决策。

要实现全球FDI的持续回升，必须进一步改善全球金融市场状况，提高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加强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避免投资和贸易等领域的保护主义，消除跨国企业进行国际投资的不确定因素。否则，全球FDI短期内难以出现全面的复苏。

中国海外投资集群化

此次全球经济危机在改变全球投资流动的总体态势的同时，也改变了外国投资的地缘决定因素和区域性格局。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和供应链正经历着一次新的调整，并与世界经济的结构性调整相互交织，可能在今后几年推动一场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和调整。

面对国内外的诸多新的挑战、限制和约束，中国对外开放需要质的变革，在战略上实现从“外向型”到“外在型”的转变。

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后，由出口和外资高速增长推动的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轨迹所面临的限制日趋明显。

贸易方面，中国经济在短期内遭受到西方发达国家需求骤降的严重冲击。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意味着中国经济借助出口实现超常规增长的外部条件已走过了其黄金时期。

投资方面，世界范围内国际直接投资虽在复苏，但达到危机前的水平仍需时日。加之中国外资规模基数庞大，引进外资持续大幅度增长的空间有限。总体而言，中国经济沿着原有轨迹继续开放仍有空间，但已不能适应21世纪下一个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需要。

中国经济要保持高速增长，须对原有经济增长模式进行根本的调整和变革。国内经济方面，增收入、促销费、调结构、保增长等诉求与国际经济方面的战略调整密不可分。

一方面，必须维持经济全方位开放的格局，保持经济大进大出的局面，并继续在出口促进和吸引外资两方面发掘潜力，努力吸纳国际资源，推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深化。

另一方面，须正视中国经济自身和国际经济环境的现实，积极调整对外开放战略，尽可能多地走出国界，主动地整合国际资源。这里所说的资源既包括初级产品及矿产资源，也越来越多地包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

中国相当多的地区在工业用地的供应方面所面临的限制日益明显，而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则意味着“人口红利”的释放已近极限，工资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的趋势将持续并不断加速。

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和出口平台，则可以帮助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企业突破产业升级中面临的一些瓶颈（包括资源、社会和环境压力，生产成本的持续上升，贸易保护主义等）。

很明显，面对诸多新的、全球性挑战和内、外部约束条件，原来的“外向型”战略已显不足；而通过集群式、价值链驱动的海外投资实施新的“外在型”战略，已经成为尽可能多地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和配置资源，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再上台阶的必然要求。

从很大程度上说，产业升级是“中国制造”突破困局、再创辉煌的出路所在，而加大海外投资力度则是一个关键。考虑到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和金融实力，以及人民币的升值，其海外投资将持续、高速增长，目前海外投资和吸引外资1∶2的比重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升至1∶1。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海外投资方面仍存在瓶颈，主要表现在中国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仍然偏低，对知名品牌、核心技术和国际生产体系的控制仍然有限。因此，中国企业总体上的国际化程度仍然很低（在贸发会议以海外资产及经营规模排序的全球跨国公司100强中，中国公司仅占两席）。

从规模和产业布局看，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海外投资总规模仍然很小，且布点分散，缺乏配套，未形成海外产业链。但这些差距也彰显了潜力，特别是在新形势下利用海外生产要素为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国民收入不断提高的巨大潜力。如何变潜力为实益，关键在于能否培育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跨国公司群体。

推动海外投资和产业升级应具有全球视野。在政策的具体实施上，应从“推动”（如通过优惠措施鼓励企业走出去）和“拉动”（如通过一体化的投资和市场体系吸引企业在特定东道国投资）两方面着手，实现跨国界的产业升级。应积极地引导相对低端的制造业产业链向海外延伸。

篇7

在全球经济开始慢慢走出低谷的时候,OC&C Strategy咨询公司近期的一份报告显示,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并不像人们以前想象的那样“冷血无情”。这份零售业现状报告显示,经过去年一年的时间,虽然整体的利润有所降低,但接受过私募股权投资的零售业企业要比其他上市公司或者家族企业抢占到更多的市场份额。同时,有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支持的企业也要比其他的企业更有明确的前景规划。

报告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有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支持的零售业企业在全球经济危机中遭受的打击较小,有些甚至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数据显示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在高循环型的行业中往往扮演的是长期投资者和持有者,尤其是在极易受消费者支出影响的零售业领域。

在经济低迷时期,零售商很容易在到处碰壁的公开市场中受到严重打击,对于股价甚至有些神经质的担心;来自如何应对股东及市场的压力还会影响到企业的长期决策。而有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支持的那些企业则没有这方面的压力,这使得他们能够更加灵活地应对市场的变化,把更多的精力和资金用于提高业务的增长。

在2007年4月联合博姿被私募股权投资公司KKR私有化时,质疑声瞬时从四面八方涌来,许多人都认为当时的联合博姿在公开市场上表现良好,私有化会给这家医药连锁超市带来过重的债务负担,从而影响企业的发展。但联合博姿在此次全球经济危机中向人们证明了私有化并没有拖垮公司,反而正因是有了私募股权投资的支持而摆脱了股价的束缚,使得企业运转得更加灵活。

篇8

[关键词] 对外贸易 机遇 挑战 对策

在我国已经走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岁月变迁,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前所未有的环境下,在经历了全球几十年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和贸易崩溃后,对作为一国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外贸的讨论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外贸现状:

一、经济危机后的三年,虽然全球经济有所回暖,但是我国经济发展仍然备受挑战:

首先,在这个后危机时代,经济危机还没有彻底结束,各国政府为了本国经济的发展采取了不同程度的保护措施,于此同时贸易摩擦不断,贸易纠纷更是日趋激烈。国际保护贸易的发展使得我国的外贸外部环境恶化,不仅体现在09年的我国外贸顺差规模相对上年大幅缩水,2009年前11个月,中国进出口总额19640亿美元,同比下降17.5%。其中,出口10710亿美元,下降18.8%;进口8930亿美元,下降15.8%。而且在世界经济大病初愈后的2010年,由于各国经济复苏程度不一,主要经济体的自顾性增强,国际间的政策合作意愿也相对减弱,进一步加大了我国出口恢复的阻力。

其次,我国外贸企业“单体大,但不强”,根据某知名报刊在上半年的一份在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显示,注册资金在1000万元以上的占62%,并且我国的进出口企业众多,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位,但我国人均外贸规模刚刚超过1千美元,在世界上的排名仍然偏后。

再次,汇率压力加大。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我国汇率保持基本稳定,为稳外需、保市场、保份额起了重要作用。但来自国际上的各种声音在人民币汇率上大做文章,不仅有欧美和IMF对我国施压,而且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其实我国国际收支已经日趋平衡,为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和我国早日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应该保持人民币基本稳定。人民币升值会给中国进出口带来巨大影响,同时会对中国优势产业产生严重损害。

第四,外贸结构不合理。资源性产品进口价格大幅下跌,价格下降对外贸影响显著;大宗商品进口量继续增加,机电产品进口降幅缩小,出口价格下跌幅度较大;加工贸易降幅逐步缩小,一般贸易出口降幅有所扩大;对美日出口降幅缩小,对一些新兴市场出口降幅较大;我国进出口企业中,国有企业的进出口下滑明显。

第五,美元疲软对商品市场价格影响明显。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生产成本有上升趋势,企业经营风险加大,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次贷危机后,国际资金市场调整及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了我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形成对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第六,碳关税征收对出口将产生巨大且持续的影响。金融危机后,一些发达国家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开始主张发展全球低碳经济,由于与诸如欧洲,日本等国家相比,我国在此领域并不占有优势,如果碳关税一旦普遍得到采纳,那我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将会承受严重打击。,

二、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格局进入大调整、大变革时期,在备受挑战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机遇:

首先,中国工业门类齐全,体系完备,企业竞争力强,基础坚实,加工制造和产业配套能力大幅提升。我国拥有劳动力比较优势,高素质,高生产效率,成品成本低,增加产品竞争力,如此可以吸引大批的外国消费者。

其次,我国内需市场广阔。 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的中国,需要扩大内需,而最大的内需是城镇化,最雄厚的内需潜力在城镇化。据了解2009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6.6%,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65%左右,城镇将新增3亿多人口,这将为扩大内需和对外贸易发展提供强大、持久的动力。

第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发展空间大。一直以来,中国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持续增长,但是在总贸易中仍占小比重,很有发展潜力。

第四,在经济全球化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今天,国家外贸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参与和调控。中国政府果断的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实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出台了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改善企业融资环境等一系列稳外需政策措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中国外贸发展出现积极变化。实行“走出去”战略,带动出口效应明显。

综上所述,全球经济温和复苏的大环境将促使中国出口形势有所好转,我国进出口增长速度不会太高,且保持进口增速快于出口增速,外贸顺差继续缩小的基本趋势。强劲内需,政府的政策措施以及贸易结构的不断转变都将促进我国贸易发展。但是,由于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不稳固、国际金融危机促使欧美国家改变过度负债消费模式、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人民币升值压力上升、低碳技术障碍,我国贸易结构不合理、附加值低的问题等因素的存在,我国外贸形势难以恢复到较高水平。

所以我们应该继续坚持外需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推动进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和转型,加强行业协调和规范出口市场管理,积极应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以及不断加强汇率灵活性的对策。

参考文献:

篇9

近年，中国制造业面临不少新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中国制造”的成本，特别是人工成本升得很急。2002年，美国人做了一项调查，结论是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小时工资为64美分，仅相当于美国工人平均小时工资（21.64美元）的3%。自那以后，中国的人工成本开始加快提升。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小时工资大约等于发达经济平均水平的10％。其中，城市薪资上升更快。据《华尔街日报》最近的报道，2010年中国城市的雇员的平均年薪为5500美元，比上年增长13%，比5年前增长77%。

期间，官方政策方面也在发生着变化。近年来，中国政府的政策转向更具包容性增长，也就是考虑到了更多的人、特别是广大劳工分享经济增长之果。2008年，中国修订了《劳动法》；2008－2011年间，中国法定的最低工资水平加快提升，去年各地的增长幅度平均在20%以上；“十二五”规划要求，大幅度增加劳动所得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市场与政策一起发力，推动中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更快增长。从整体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人工成本方面的差距，大体从开放之初的100倍，收缩为目前的10倍；再进一步收缩为5倍，甚至3倍，所花费的时间可能比所有专家估计过的还要快。

这就引起了喜忧参半的讨论。一方面，经济增长就是以人均所得的持续提高来定义的。中国人工的加快提高，本来就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也关心如下一些问题：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会不会因此加快消失；全球制造业的布局和投资重点会不会发生重大调整；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会不会动力减弱；“失速”的中国经济，又会不会拖累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

首先，迄今为止，中国平均工资的快速增长，基本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这方面有不少研究和计算。有一项报告显示，2000年－2010年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每年平均增长10%，比美国的2%快了5倍（《证券时报》，2011年11月12日）。要注意，中国劳动生产率的绝对水平当然大大低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但这里讲的是生产率的变动率。好比短跑比赛，跑在最前面的固然速度最快，但再加速就难了，而后来者可以加速更快。

对2008年以后引人注目的“工资通胀（wage inflation）”，我个人的看法是汇率机制还不够灵活，使得中国虽然大体维系了名义汇率的稳定或缓步升值，却经由通胀的抬头实现了人民币实际汇率的上升。在背后，真正的经济推手其实是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相对较快的进步率。

如果这个判断对头，那么基本反映生产率变动的工资较快增长，对制造业的成本结构与利润边际，就不会、也不可能产生实质性的损害。这可以由近年中国公司普遍的利润状况得到证明。看未来，由于地区间的产业转移和承接还有极大的潜力，更由于中国人的学习曲线还有较快上升的空间，也使得我们不可低估中国制造业还可能具有的长期竞争优势。

现在大家普遍关注的人口转型，也难以改变上述结论。包括老龄化在内的中国人口类型的转变，当然有长期的重要影响。但是，至少这并没有构成对制造业竞争优势的现实威胁。观察过中国农村现状的人都明白，我们超小的农业经营规模中还“储蓄”着巨大的劳动力，伴随着城市化和农地流转的进程，只要有关政策对头，这部分人力资源的潜力还将继续释放。

真正限制中国工业增长的因素是市场需求。在当前，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全球复苏的步子缓慢。从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中国以来，我们已经观察到，每当发达经济体复苏的步子稍稍加快，中国沿海工业的订单就上升，招工难的问题就突出，制造业的增长就强劲。问题是，这些接单工业产生的经济能量，包括由此带动的进口，看来还不足以拉动欧美和日本经济的全面复苏。这并不值得奇怪，现在要指望总量7万多亿美元的中国经济，就能够把欧盟（16万亿美元）、美国（15万亿美元）、日本（约6万亿美元）都拉起来，实在不现实。如果加上印度和其他新兴市场，力量确实大了很多，对全球增长的边际贡献更大，但怎么看还是像小马拉大车。

如何确保后金融危机时期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我认为还是兵分两路：发达经济先好好解决他们面对的问题；中国、印度则尽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对中国经济而言，一个可能的方向，就是把一部分中国制造出口的能力，转过来为国内的消费市场服务。

篇10

关键词：全球金融治理；优劣势；策略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1-0074-03

世界经济的复苏发展需要变革完善现有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为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更在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历程与现实需求

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过程是一条曲折的“U型曲线”，从最初的被动者、服从者，逐渐发展为参与者、改革者、引领者。尤其自2008年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与建设，为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首先，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参与者。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更加全面地参与了全球金融治理调整则和制定标准。至今，中国已参与了几乎所有国际金融组织或多边框架。通过这些平台，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不断加强多国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引导世界金融发展议程，创新发展全球金融治理理念。同时，通过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银行等积极探索、筹建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完善发展全球金融新秩序。其次，中国逐渐成为重要改革者。自匹兹堡G20开始，中国开始承担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者的角色。2009年至今，中国积极推动了IMF的资源补充和份额改革、建立和重启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人民币成功加入SDR货币篮子等一系列事件，积极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不断发展。再次，中国将会成为重要引领者，中国智慧开始融入全球金融治理的各项工作中。比如，2016年的杭州G20峰会中国发起了绿色金融研究小组，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G20议题。同时提交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等重要文件，成为未来世界普惠金融发展的指引性文件。

当前，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但仍增长乏力。美国加息政策充满不确定性；受欧债危机之困和英国脱欧的影响，欧盟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高启；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封闭市场，打击其他国家贸易的进展，经济全球化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国际投资与贸易低迷；资本国际流动加剧，高泡沫、高风险等风险在积聚；金融市场反复动荡。面对新的挑战、新的形势，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更要积极参与完善改革全球金融治理，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的能力；推动金融体制更有效的支撑实体经济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助推世界经济复苏，为新一轮繁荣增长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优劣势分析

第一，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说，中国金融机构在海外实现了大规模的扩张，国际影响力逐步扩大。首先，银行类金融机构，它是国家金融实力的基础力量。根据《银行家》排名，2008年中国有两家银行进入了世界前十大银行之列，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分别排在第7和第9位。到了2015年，中国有4家银行入围，其中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排在前两位。表明中国的银行在金融危机期间进行了国际大规模的扩张。其次，就世界资本市场的主要参与者金融投资机构来说，2015年，中国没有一家金融机构能排在世界投资银行的市值前20名。世界主要的投行、私人基金等都在美国，中国在这一方面处于弱势，与美国差距很大。但在中国，由政府掌握的财富基金却很强大，总规模排名世界第一，其中中司在世界财富基金中排名第三，这一点在金融投资方面是中国的优势。最后，国际金融市场越来越重视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信用评级机构掌握大量政府与公司的信用信息与专业知识，具有强大的金融影响力。而国际金融市场的信用评级几乎全被美国的信用评级公司（标普、惠誉、穆迪）所垄断，中国在这方面处于弱势，基本没有信用评级话语权。

第二，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首先，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说，中国的融资方式一直是间接融资为主，资本市场虽有较快发展，但存在市场分割、市场制度不完善、开放程度较低的特点，在规模和发展程度上相较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来说发展不足处于劣势。就债券市场规模而言，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国内债券市场规模虽然扩张了7倍，但2014年仍然只排名世界第七，不仅落后于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德国，而且只有美国的1/10。相对于债券市场规模，中国股票市场的规模成长更快，2014年中国股票总市值超过6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股票市场，但仍然只有美国股票市场规模的1/4。其次，中国的利率汇率改革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利率市场化水平仍然较低，汇率市场化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影响比较大，仍需要有序稳步地推进。

第三，从人民币地位的角度来说。自2008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不断推进，至2014年12月，人民币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外汇交易货币。至2016年10月，世界已有101个国家使用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坚实的进展，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逐渐提高。但是也要看到，人民币自由化使用程度不高，国际化水平不足，还没有成为如美元、欧元等那样的真正的国际货币，人民币的进程还要持续不断地努力。

三、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策略分析

（一）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实力

首先，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发挥好金融机构、自律组织、央行三道防线的作用，进一步健全利率市场化的形成和调控机制。进一步提高金融机构的自主定价能力，让利率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来自行认定，不断健全利率市场化的形成机制；完善央行利率调控和传导机制，疏通利率传导渠道，提高央行引导和调控市场利率的有效性；针对非理性定价行为做好行业自律和监督管理。

其次，人民币汇率改革进入新阶段。今年以来，受到美联储加息、英国脱欧、法国恐怖袭击、美国总统大选等国际事件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出现一些波动，但相比较于其他汇率波动较大的国际储备货币，尤其是相较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人民币汇率还是比较稳定的。中国央行将进一步完善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最后，发展普惠金融。中国首次将发展普惠金融纳入2016年G20杭州峰会中，中国一直高度重视发展普惠金融，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而且取得了显著成果。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今后要平衡创新与风险，构建法律和监管框架，发展基础设施生态系统，普及金融基础知识，促进客户身份识别，检测发展进程，以实际行动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二）推动G20逐步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力量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G20逐渐成为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进行开放性对话协商的重要机制，逐渐实现了全球金融治理从G7到G20的转变，中国通过制度突变的方式解决了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问题。对中国来说，G20取代G7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G20是当前在全球金融治理中最能体现“中国智慧”的平台，它也将在未来深刻影响全球经济合作。中国能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发言权和代表性，从而使G20能够更充分地反映世界经济金融格局的新变化。

2016年中国在杭州主办G20第11次峰会，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提出了“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观，提出了“创新增长方式、强劲发展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更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包容联动式发展”四大重点议题，对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走向贡献了中国智慧，相信必将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完善产生深远巨大的影响。

（三）进一步推动SDR改革

2009年3月，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SDR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希望，首次，发出倡议改革SDR 以提升超国际货币地位。SDR改革包括货币职能和货币结构改革两个方面。首先，改革的核心是提升其国际货币职能。SDR是记账货币，发行量小，不能够满足世界经济贸易对国际货币的定价、交易等需求。SDR只有具备定价功能，才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如果SDR 在汇率安排中起作用，就能成为货币汇率定价的基准，就能成为一种国际货币而被广泛接受和使用。SDR的汇率波动幅度较低，其作为发展中国家货币的一种定价基准具有重要的价值，可以提议尝试建立发展中国家以SDR为定价基准的汇率安排。比如可以选择某个发展中国家，让其从使用盯住一篮子货币改为盯住SDR，同时能获得IMF提供的特定的融资支持。其次，SDR的货币结构完全由发达国家货币组成，不能代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总体现状，为增强SDR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必须要增加货币篮子的币种，尤其是经济发展迅速的新兴经济体的货币。人民币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加入SDR，即是对SDR改革的重大推进，这一历史性事件将会加快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进程。

（四）加强与新兴国家和周边区域的国际金融合作

第一，强化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机制。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体的快速崛起，使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心的转移，全球金融治理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积极推进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有助于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增长，有利于提高金砖国家的金融地位，使之更有效地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并推动其改革。首先，中国须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和增进自身货币在贸易中的使用，推动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制衡美元依赖。其次，有效发挥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应急储备机制的作用，使金砖金融合作进入务实新阶段。

第二，升级东亚金融合作机制。东亚与中国经济上有着紧密的联系，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环境，东亚金融合作自2008年以来逐步进入深化合作阶段，但美元依赖和区内不发达的金融市场等因素仍然牵绊着东亚金融合作的步伐。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剧的去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东亚金融合作对于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从长期看，东亚金融合作，首先要加强区内金融风险识别的能力，提高风险防范管理，抵御域外风险冲击。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管理，降低对区外货币的依赖。其次，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承担着重要的国际责任，也有提升自身的话语权的迫切需求，中国有能力而且有必要在东亚金融合作新规则制定中发挥引领作用，从参与配合者转变为领导塑造者。比如，中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亚投行的融资体系、人民币国际化中的东亚货币合作等，推动东亚金融合作进入更深的层次。

第三，推动“上合组织”金融合作。“上合组织”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处于工业化进程，发展潜力巨大，合作前景广阔。首先，需要大力推动成员国之间的货币互换，推动双边货币互换逐步多变化，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和货币安全。其次，建立多框架下的区内贸易投资结算支付体系，满足货币经济合作的需求，尝试建立上合组织区域债券市场。最后，加快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积极发挥上合组织银联体的作用，为成员国互联互通和产业合作拓展融资渠道，创新地使用PPP模式和适合本区域发展的其他融资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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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冠群.加强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能力建设[J].全球化，2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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