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摘要】本文在分析了中国区域金融规模、金融效率、金融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的基础上，首先对我国1997～2013 年31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和协整检验，并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的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但各地区的金融要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同，金融结构对各区域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金融效率对促进各区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作用，而金融规模只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此，针对区域金融发展特点，本文提出强化区域金融支持区域经济的合理化措施，以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 区域金融；区域经济；金融支持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4BJL123）“我国经济活动空间格局演化机制与福利效应研究”。

【作者简介】刘静静，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学；蒋涛，江苏师范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金融学。

一、引言

（一） 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区域金融各地区总体运行平稳，金融改革不断深入，区域金融发展更趋协调，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数据显示，截至2013 年末，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分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2.2万亿元、12.7万亿元、12.6万亿元和5.4万亿元。与此同时，我国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也不断提高，各地区存款平稳增长，贷款保持较快增长，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区域之间仍然存在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因而，在贯彻落实“总量平稳、结构优化”的要求基础上，提高区域金融服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能力，以实现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这种背景形势，本文收集了中国1997～2013年衡量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区域31个省市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评价指标值。并基于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的基础，建立固定效应模型。通过对固定效应模型参数的估计，具体分析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由此，提出强化区域金融作用的措施，促进区域金融、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 文献综述

1.国外的文献综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外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因而理论体系相对比较成熟。熊彼特（1912） 从银行和信用的角度说明金融在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企业家的创新，而企业家的创新离不开银行信用的创造，并且指出运行良好的银行通过鉴别那些能成功地开发新产品和新生产方法的企业家，为其提供信贷从而刺激技术的进步，间接促进经济的增长。帕特里克（1966）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提出两种模式，即“需求跟随型”和“供给引导型”，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供给引导型”模式较为普遍，而到了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现出“需求跟随型”模式。麦金农和肖（1973） 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认为发展中国家要使其金融和经济不断发展，应放弃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实行金融深化改革。Pagano（1993） 基于内生凸性增长模型（AK模型） 研究稳定状态下金融发展主要通过影响社会的储蓄率、资本的配置效率、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等途径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King 和Levine （1993） 选取金融中介规模、银行信贷规模以及私营企业获取的信贷规模三个指标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并对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进行控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从国外研究的文献可以看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经济增长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金融的发展。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为我国国内学者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支撑。

2.国内的文献综述。国内学者对区域金融发展、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本文主要从区域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增长、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性这两个角度对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研究。

关于区域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方面，张企元（2006） 通过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三大区域金融（贷款） 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并且中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同时，在分析金融调控（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控） 对区域差距影响的基础上，得出缩小区域金融发展差距有赖于结构性的金融调控。胥嘉国（2006） 基于随机效应模型分析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结果表明，区域金融发展无论是在量的增长上还是在质的提高上都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同时工具变量法（IV） 估计结果进一步说明，金融发展在质的提高方面比量的扩张更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杨圣奎（2010） 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1990～2008年间区域金融支持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区域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的支持存在较大差异，并进一步证实在金融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存在通过金融发展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赵本福等人（2013） 运用Granger 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1998～2010 年30个省市的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支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长期看，我国金融支持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均衡关系，金融支持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 原因，而从短期看，金融支持的不同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

关于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研究方面，赵伟、马瑞永（2006） 运用泰尔指数测度方法对我国1978～2001年间中国区域金融增长差异进行了分析,并对总体差异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1978～1991年区域金融增长差异迅速上升，之后呈现下降的趋势，整体表现出类似于经济发展的“威廉姆森倒U假说”的特征，并指出我国区域金融增长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金融增长差异。李敬、冉光和、孙晓铎（2008） 运用基尼系数、Theil指数和对数离差均值对我国1978～2004年金融发展的省际差异、东中西金融发展差异和城乡发展差异进行了全面的度量，并运用R/S方法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长期变动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差异主要源于城乡发展的差异，区域间金融发展差异一直位于高位状态，并且从未来的变动趋势来看，区域间金融发展差异在未来总体上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田菁（2011） 从部门和整体这两个角度考察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的现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虽然稳定但整体市场化程度不高，区域金融差异显著表现在金融发展的总量上，因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关于区域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文献梳理表明：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区域金融的发展支持区域经济的增长。但由于各区域金融发展存在非均衡性，导致区域金融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不同。本文尝试从区域金融规模、区域金融效率、区域金融结构这三方面分析研究我国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

二、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支持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

（一） 区域金融规模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

金融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主要是通过金融资产的不断增加、金融机构数量的递增、金融工具的多元化等途径得以实现。一般而言，金融规模越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会相应地增加。因而，区域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区域金融规模的支持。

表1给出了我国2005～2013年东、中、西、东北地区的GDP与金融机构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由此简要地说明区域金融规模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关系。由表1 可以看出：①从纵向来看，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区域金融机构的存贷款总额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而相应的GDP也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区域金融资产规模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区域金融资产的增长将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②从横向来看，2005～2013年间各地区的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即各区域金融发展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均衡。但从理论上看，金融资产规模的增加将有利于推动经济的增长。

（二） 区域金融效率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

金融效率反映了金融发展水平，因而金融效率的高低将影响经济发展水平。Pagano（1993） 内生凸性增长模型是将金融因素纳入到促进经济增长机制的理论模型之一，认为储蓄—投资转化率反映了金融市场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将对经济增长形成一定的影响。由此，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多是将吸收的存款有效转化为贷款，进而投资于能产生回报率较高的领域，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因而，区域金融效率将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区域经济的增长。

（三） 区域金融结构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

区域金融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方式是相辅相成的，金融结构的变化往往可以反映出一个区域经济增长结构和方式的变化。本文主要从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例说明区域金融结构支持区域经济增长。中长期贷款一般用于新建、扩建、改造、开发、购置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贷款。因而，区域中长期贷款比例增加，可投资于固定资产项目的资金就相对越多，这将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长期发展。同样，区域间不同的金融结构将会对经济起到不一样的促进作用。

三、中国区域金融支撑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检验

（一） 指标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在使用面板数据研究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过程中，通过参考闵姣（2013） 的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浙江省为例，张亮（2013） 的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支撑能力的实证研究——以吉林省为例等多篇学术文章的基础上，选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JGDP）作为衡量区域经济增长的指标。而在衡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上，本文主要选取以下三个方面指标：①区域金融规模指标，本文采用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提出来的金融相关率（FIR） 来衡量，它指某一时点上一国的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该国的经济活动总量之比。对于欠发达省份，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并不发达，并根据数据的可得性，FIR通过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L） 与金融机构存款余额（D） 之和与区域GDP的比值作为衡量指标。公式：FIR=(L+D)/地区GDP。②区域金融效率指标（LD） , 即将金融机构存款转化为贷款的效率，公式：LD=L/D。③区域金融结构指标（RL），本文选用中长期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值衡量，公式：RL=R/L，其中R表示中长期贷款。

本文主要选取了我国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31个省市的1997～2013年17年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各地区的《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在实证检验前，为避免数据的剧烈波动，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因而，首先对各指标取自然对数，分别命名为：LNRJGDP、LNFIR、LNLD、LNRL。

（二）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支持的实证检验

1.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由于面板数据反映了时间和截面空间的二维信息，因此，与时间序列数据相同，面板数据也可能存在单位根。为避免伪回归，确保回归结果的有效性，需对面板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主要采取LLC 检验和Fish?er-ADF检验方法对面板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

由表2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对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各指标序列均拒绝单位根的原假设，即经济增长指标LNRJGDP、金融规模指标LNFIR、金融效率指标LNLD、金融结构指标LNRL均为平稳序列。对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金融发展规模指标LNFIR 为一阶单整，而经济增长指标LNRJG?DP、金融效率指标LNLD、金融结构指标LNRL均为平稳序列。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协整检验。

2.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通过上述的分析，东部和中部地区的LNRJGDP、LNFIR、LN?LD、LNRL均为平稳序列，而西部和东北地区除LNFIR为一阶单整外，其余变量也均为平稳序列。在此基础上，检验多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本文主要采用Pedroni检验方法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检验。

从表3的Pedroni检验结果可以看出：①东部地区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除PanelADF和Group ADF的统计值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他统计量值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LN?RJGDP、LNFIR、LNLD、LNRL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②中部地区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Panel v、Panel rho以及Group rho的统计值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中部地区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③西部地区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除Panel v 和Group ADF的统计值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他统计量值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西部地区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④东北地区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Panel rho、Group rho以及GroupPP的统计值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东北地区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因此，对每一个区域而言，各变量之间都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在此基础上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其结果更具有效性。

3.模型的选择与建立。面板数据是同时在时间和截面空间上取得的二维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现象进行分析时，主要可以建立三种模型，即混合横截面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可依据Hausman检验统计量和伴随概率判断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并进一步依据F统计量检验建立混合模型还是固体效应模型。

经Hausman检验和F检验显示，模型的P值均为0，因而都拒绝原假设，最终建立以LNRJGDP为被解释变量，以LNFIR、LNLD、LNRL为主要解释变量的固定效应模型，从金融规模、金融效率、金融结构三个角度分析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具体的模型设置如下：

LNRJGDPit = αi + βi1LNFIRit + βi2 LNLDit+βi3 LNRLit + νit

其中, αi 是一个随个体变化，但不随时间变化随机变量； βi1 、βi2 、βi3 分别表示区域金融规模、区域金融效率、区域金融结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即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系数； νit 为随机扰动项。

4.面板数据模型的参数估计。为具体分析我国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本文利用1997～2013年31个省市四大经济区域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从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东部地区LNFIR和LNRL 的系数非常显著，而从LNFIR、LNLD、LNRL的回归系数可知，1997～2013年间，区域金融规模、区域金融效率、区域金融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大，而金融效率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LNRL的系数非常显著，并对该区域经济增长起主要的推动作用。此外，可以发现金融规模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负作用。西部地区LNLD和LNRL的系数非常显著，但从LNLD和LNRL的回归系数看出，金融结构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起主要的推动作用，而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的影响。东北地区LNFIR 和LNRL 的系数非常显著，金融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但金融规模对该区域的经济增长却表现为抑制作用。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中国1997～2013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区域金融各要素支持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得出三个基本结论：①区域金融规模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对中、西、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影响；②区域金融效率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作用；③区域金融结构在区域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对东、中、西、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均具有重要的贡献。以上结论显示，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性差异，并且金融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也不同。由此，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推行有差别的金融政策，实现金融政策的区域化。目前，我国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非均衡性。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在一定程度上与区域金融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通过上述的实证分析，区域金融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存在差异，因而，应针对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特点，实施差别的金融政策，实现区域金融的协调发展，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第二，积极推动区域金融创新，提高区域金融服务于区域经济的效率。首先，政府应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为金融创新创造有利环境。其次，金融部门应不断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提高区域金融服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能力。最后，深入推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第三，深化金融改革，实现区域金融与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其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金融体系不完善和金融机制的不健全。因而，只有通过不断地深化金融改革，建立一个多层次、多元化、功能齐全的金融体系，实现区域金融的均衡发展，才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Schumpeter J． 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2．

[2] Mckinnon R I．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growth models with spatial effects [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3] Edward Shaw．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growth models with spatial effect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4] Pagano M. Financial Markets and Growth: An Overview [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3, 37(2).

[5]King Robert G., and Ross Levine. Finance, Entrepreneurship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3).

[6]张企元.区域差距与区域金融调控[J].金融研究,2006,(3).

[7]胥嘉国.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距以及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06,28(6).

[8]杨圣奎.中国区域支持问题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0.

[9]赵本福,柏玲,季明河.区域经济增长的金融支持研究——基于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金融教育研究，2013,26(2).

[10]赵伟,马瑞永.中国区域金融增长的差异——基于泰尔指数的测度[J].经济地理,2006,(1).

[11]李敬,冉光和,孙晓铎.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度量与变动趋势分析[J].当代财经,2008,(3).

篇2

“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因此，中国经济能不能够持续发展和怎么样才能持续发展，就成为一个不但关系到中国这个巨大国家的兴衰，而且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走向的世界性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吴敬琏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时这样表示。

吴敬琏说，在世界论坛上所有尊重事实的人，不管对于中国采取友好态度的或者是采取怀疑、敌视态度的，都一致地肯定，中国经济在最近30年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三大指标衡量进步

在吴敬琏看来，有3个最重要的指标能衡量30年的发展究竟取得多大进步。

第一是经济的高速成长。近30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之下，中国的GDP以每年平均接近10％的速度增长。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特别是我们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长期积弱，在近30年的时间里，GDP增长16倍，进出口贸易增长得更快，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量是世界第三。这的确是很了不起的。

第二个突出的成就就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前的2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诸如粮、布、住房、食用油等基本消费没有任何提高。在最近30年的时间里，我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增长了34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了27倍。

第三个突出的成就就是减贫取得的成效。农村最基本生活未能得到保障的贫民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6年的2148万人。世界银行发表的减贫统计表明，1990～2002年，世界减贫人数的90％是中国实现的。

“正因为中国经济取得了这样重大的成就，中国的重要国际地位才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世界的承认。这种地位不是任何人可以自封的，而是一个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所承认的事实。”吴敬琏说。正确应对挑战

我们在看到中国经济30年巨大成就的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依然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

吴敬琏提醒说：“最近10年中，我曾经一再引用《双城记》开头一段，狄更斯描述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期欧洲‘两头冒尖’状况的话，指出中国现在情况的类似之处。在社会大转型期中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问题是我们要认真地对待它，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的态度。应当看到，这些挑战是很严峻的，如果不能正确应对，我们面前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向坏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吴敬琏认为，从社会经济生活的现象层面上看，现在最突出的两个问题是日益突出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一些基本的自然资源短缺的程度越来越严重。最近几年，一些可贸易资源因为中国需求量的急剧增长，价格出现了明显的抬升。比如石油，就出现了供应短缺，甚至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困难。

环境的恶化更严重。水的污染、空气的污染以及其他的污染情况，使得有些地方的居民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这种爆发性的环境危机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

此外，社会环境的恶化也很突出。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一个是腐败的蔓延，另一个是贫富差距的扩大。

经济内外失衡

而从宏观经济的深层结构看，吴敬琏认为，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失衡。内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即过度投资而消费不足。这里说的消费不足不是说绝对量增长不足，而是相对于投资的增长不足。

根据世界上许多研究机构的研究，近30年来中国人消费绝对水平的提高速度在世界上是居于前列的，但是因为投资以更高的速度增长，消费在GDP中的相对份额不断下降。目前，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已经大大偏离正常状态。

从国际来看，投资对消费的比例大致是25:75，有的国家稍微高一点，有的国家稍低一点。在有些阶段，例如在工业化初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投资有可能高一些。比如说，中国在“”期间，投资率就达到30％以上。又如，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投资的比重也是偏高，但它的最高水平大概没有超过35％。

我们现在投资的比重越来越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大致上达到45％以上接近50％的水平，而消费的比重就严重地偏低。这样的偏差就造成了一系列的诸如产能过剩、最终需求不足等经济和社会问题，以致于大众生活水平提高过慢、收入水平的差距拉大等等。

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外汇存款的大量增加，造成中国跟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同时使自己的贸易条件变差，出口产品贱卖，还搭上了我们的资源和环境。

吴敬琏教授进一步分析说，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在宏观经济上的集中表现是货币的过量供应或流动性泛滥。而货币的过量供应又必然导致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泡沫的形成或通货膨胀，消费物价指数(CPI)的上升，或二者兼而有之。这个问题在2007年下半年以来开始浮出水面，变成一个人人都能感觉到的危险。

从中长期看，这一问题的危险性还在于，它会使我们的金融体系变得非常脆弱，当遇到外部或者内部冲击时，就会出现严重的系统性风险。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历过高成长的时期，成就了所谓的“东亚奇迹”。但是，它们大多数都因为内外失衡的问题处理不当而没有逃脱金融系统的危机，以致损失了几年、十几年的时间，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所以，我们必须尽力防止危机的发生，避免大好的经济成长形势出现逆转。

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吴敬琏认为，经济出现种种问题的最深层的根源在于，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所以，为了解决宏观经济中的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就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出路就在于消除旧体制遗留给我们的东西，建立起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让市场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在具体改革上，吴敬琏说，30年以来，我们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太迟缓了。“究其原因，我看还不是什么财政困难，而是有的部门从自己的工作方便、自己的权利、自己的利益着眼太多。所以愿意保留旧体制，使得新体制迟迟不能实现。这个社会保障的体制建立跟我们住房改革有相同之处，因为这样的阻碍，住房改革结果并没有能够使得所有的居民都从这个改革中得到利益”。

此外，产权制度改革没有到位，法治建设也较缓慢。

篇3

11月23日，由董辅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等五家单位发起并组织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评选活动正式揭晓，“农村理论”以88票高票获奖。

这是由于光远、厉以宁、成思危、张培刚、刘鸿儒、江平、萧灼基等著名学者担任组委会委员；全国148位经济学家、著名大学经济院系主要负责人、主要经济和学术媒体负责人以记名通信投票的方式，对11个参选经济理论进行表决，通过两轮评审专家投票，组委会公开计票后得出来的结果，它基本代表了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和看法。有媒体评论说，这次评选是中国经济理论界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一次梳理和盘点。

除了作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经济理论之一的“农村理论”之外，本次评选活动梳理和盘点出来的代表性经济理论还有：过渡经济学、国际经济大循环理论、股份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

如果单纯站在中国经济学范围内来看，这些经济理论思想和顾准最早对于计划经济的反思一样，确实是具有历史性的创新，而且在中国改革实践中确实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杜润生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以自己的远见和勇气，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开辟了理论先河，其贡献无论如何肯定都是不过分的。

但是，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对于发生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实践或理论的评价，仅仅囿于中国范围之内，都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审视才能真正厘清。

自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首次确立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以来，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流派纷繁复杂、蔚为大观。从古典革命到边际革命；从凯恩斯革命到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再到国家干预主义的重新抬头，被各国政府普遍接受并纳入施政方针的理论创新比比皆是。在一国范围内产生、应用、发展并取得全球影响的经济理论流派也如过江之鲫，从德国学派到瑞典学派、从奥地利学派到再到二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各流派，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但是，如果把“农村理论”，包括过渡经济学、国际经济大循环理论、股份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内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理论创新，与全球经济理论创新群星相比的话，如果说中国的经济理论创新同样明亮，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如后者耀眼，这是肯定的。

当然，这样比较可能并不公平。正如1492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国际贸易由地中海向大西洋转变，从而触发英国的兴起，到18世纪中叶英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脱颖而出，才导致了《国富论》出版一样。自此以后，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中心，一直是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而转移；小的经济流派的创新，也随着不同国家经济的崛起而产生。这样，在伴随英国革命兴起的新兴工业国家——德国产生了德国学派，在奥地利产生了奥地利学派。二战后，随着世界经济中心决定性地由伦敦转到纽约，经济理论创新的中心也随之到了美国。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二战后伴随着巴西、墨西哥、埃及等发展中国崛起而兴起的发展经济家理论创新。一句话，经济理论的创新是随着不同国家经济实践的创新而诞生的，经济实践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前提。

篇4

经济法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此后，我国越来越重视以法律手段调控经济，发挥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对经济的作用，经济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法经历了从误解到理解再到被普遍认同的发展过程。

一、我国经济法的两个重要发展阶段

中国经济法是在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后所产生的，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和保证，纵观中国经济法的历史，从萌芽到基本建构起自己的体系，经历了两个阶段：

1.初步发展阶段

1978—1992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始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经济法产生和初步发展时期。这时的经济法主要在于移植和借鉴国外的经济立法，当时颁布了大量的经济方面的规范，为应对经济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但由于经济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还不十分明确，加上对法制的需求也不强烈，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还不具备经济法形成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因此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

2.逐步走向成熟阶段

1992年至今，是我国经济法勃兴和走向成熟的时期。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以此作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由于我国多年的计划传统过浓，所以要通过经济法律的形式逐渐削弱经济中的计划成分，提升市场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而不是向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经济法的产生是源于市场失灵，更多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弊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需要，国家颁布了大量法律法规，使我国经济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也为经济法体系的初步形成提供了立法实践基础。

二、我国经济法取得的主要成就

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我国经济法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涉及各个方面，有效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

1.宏观调控方面

宏观调控法是经济法的重要部分，是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稳发展的后盾，也是国家运用计划、税收、货币、产业、价格等手段行使经济调控职能的法律保证。这方面的法律已经有：《预算法》、《政府采购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审计法》、《统计法》、《会计法》、《城市规划法》、《价格法》等。

2.市场规制方面

市场规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使管理职能维护市场秩序井然的行为，主要致力于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也是经济法的一项基本功能。这方面的法律有：《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计量法》、《标准化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反洗钱法》等。

3.企业组织方面

为了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要严格规范各市场主体的地位。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核心主体，国家要通过法律制度的设计建立进入和退出的机制，同时也通过一系列的制度保障企业的自主权和经营权，规定企业作为社会组织体应承担的责任。这方面的法律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公司法》、《商业银行法》、《乡镇企业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小企业促进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企业破产法》等。

4.资源能源方面

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过于追求经济的增长，而忽视对环境的保护，过度从自然界索取，滥用资源、能源，目前已经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设和人民的正常生活。为此，通过经济立法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尤为重要。这些法律包括：《可再生能源法》、《节约能源法》、《土地管理法》、《水法》、《森林法》、《草原法》、《矿产资源法》、《煤炭法》，《电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

三、进一步加强经济法建设的几点思考

中国经济法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各环节建设。

1.继续完善立法

完善经济立法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立足本土资源，借鉴他山之石，尽可能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需要进一步完善如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投资法、工资法、国有资产法、循环经济法、食品安全法等方面的立法工作，以适应实际经济活动的需要。

2.改进和加强执法

政府及政府各部门要严格按照法定的依据、权限和程序履行经济管理职能；要逐步建立严格的经济管理、经济执法责任制和经济管理、经济执法过程追究制，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经济管理、经济执法行为，以增强经济管理、经济执法的规范性、民主性和有效性。

3.积极构建经济法治系统工程

从社会公共性出发，公共管理视角下的现代经济法就是由政府推进的市场经济法治模式。政府推进的市场经济法治可以而且应当构成系统工程。解决经济领域的具体法律问题，比如定价、征税、放贷、罚款、应急、救市等。

参考文献

[1]程信和.论经济法的理论基础[J].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3）.

[2]周林彬，李胜兰.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法的创新[J].学术研究，2001，（2）.

[3]张建伟.转型、变法与比较法律经济学———本土化语境中法律经济学理论思维空间的拓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杨紫烜.经济法（第3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单位：南昌理工学院）

作者简介

廖虹（1976—），女，南昌理工学院。

篇5

――LinkedIn全球副总裁，中国区总裁沈博阳。

“对于中国高铁建设，已经不能停留在高铁发展拉动经济的视角上，应该站在中国正进入高铁社会的高度上看高铁战略格局。高铁正在改变中国，包括春运、产业、生活、物流等等，需要从高铁对中国经济社会文明带来变化的层面，进一步加强和提升认识，这点更重要。”

――中国经济网评论员崔书文。

“互联网公司生命力不够了，传统企业的春天来了。我觉得今年叫‘互联网的2.0时代’，之前都叫应该1.0时代。2.0时代到来，传统企业的机会来了，因为传统企业能提品，真正的互联网企业该焦虑了，为什么？他得想办法说服传统企业跟他合作，自己再往下走的生命力不够了。”

――知名教授，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春花。

“格力是家电业黄埔军校，我绝不到外面挖一个人。挖人不是良性竞争，格力也老是被人挖。”

――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

“我们在争夺高端市场的同时，千万不能把低端市场丢了。我们现在是‘针尖’战略，聚焦全力往前攻，我很担心一点，‘脑袋’钻进去了，‘屁股’还露在外面。如果低端产品让别人占据了市场，有可能就培育了潜在的竞争对手，将来高端市场也会受到影响。华为就是从低端聚集了能量，才能进入高端的，别人怎么不能重复走我们的道路呢？”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总裁任正非。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滔天巨浪，早晚要对所有的行业发出汹涌冲击。如果今天作为一个创业者，面对百度、腾讯、阿里巴巴这样巨头云集的互联网行业，我会选择做‘互联网+’这样的领域，致力于将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结合，因为这里边还有很多空间。”

――联想集团名誉董事长柳传志。

“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问题，并非在于企业成本过快上升，根本原因是制度成本过高。应通过制度创新，降低制度成本曲线，促进经济发展。”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

“我在商业上的榜样是披头士乐队。他们四人始终坚持一个传统，即互相监督不良倾向。他们互相平衡，集体力量总比个人分别取得的成就更大。我在商业上也有类似感悟：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区别就在于创新！但企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完成的，而是许多人协作的结果。”

――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

“实际上互联网在改造所有的产业，所有的产业要想办法从一次性的提供服务或者产品，变成体验互联网化，产品互联网化，更重要的是商业模式互联网化。”

――奇虎360公司董事长周鸿礻韦。

“平台化将把大中型企业全部毁掉，剩下的平台就是会把小微企业，特别是一些个人型的企业联结在一起。但是这种小微企业并不是不赚钱，只是他的尺寸和大企业比要变得很小，小米跟联想比，规模也就是1/10，所以它相比联想来讲就是个小微企业。未来做产品会是这样一种趋势，是越来越多的产品不会再拥有很多的渠道和很多的销售，这些东西都会被取代，甚至可能就剩下几个基础研发。”

――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丁健。

篇6

什么是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

从宏观经济角度，总需求包含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投资、出口和进口几个部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里消费、投资、净出口三大项目结构中，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比重偏低，投资比重偏高。中国消费率即包括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在内的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80年代前期约占2/3左右，2007-2011年下降到不足50%。其中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80年代前期约占50%左右，近年下降到35%左右；投资率即资本形成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80年代前期的1/3左右，上升到近年来的接近50%。而据联合国统计，2010年居民消费率和投资率，美国为70.9%和15.2%，德国为57.5%和17.3%，日本为59.1%和20.2%，韩国为52.5%和29.2%，俄罗斯为51.9%和22.8%，巴西为60.6%和19.2%。

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虽然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但中国国民经济中，外贸依存度过高。2006年中国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曾高达65.2%。据联合国统计，2010年外贸依存度，中国为49.9%，美国为29%，德国为88.2%，日本为29.3%，韩国为102%，俄罗斯为51.7%，巴西为23.3%。在大国中，中国外贸依存度远远超过美国、日本等国，成了世界上对外需依赖最高的国家之一，导致中国经济易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了以经济上赶超发达国家的改革开放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按人均国民总收入衡量，已经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这种发展战略突出表现在几个方面：

追求GDP增长，人均经济总量成为衡量发展水平的最关键指标；强调工业化（即改变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突出资本积累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同时积极发挥政府在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公共服务方面的积极作用；为了加快发展，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实施了外向型发展战略；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几乎不考虑经济增长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

在成就显著的同时，中国经济中也出现一些突出问题，即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

中国经济不平衡主要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从需求结构方面主要指中国经济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偏低；从供给结构方面主要指产业结构不合理――中国农业基础地位尚不稳固，工业化尚未完成，传统产业比重过高，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比重偏低。

不协调主要指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过大，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可持续主要是指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资源约束大，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问题突出。

经济起飞时期，消费下降、投资上升是必然趋势。日本、韩国的表现特别明显。巴西、泰国也有这种表现。等到经济进入发达状态，消费、投资的关系就会稳定，或者出现消费上升、投资下降的局面。

三个基本事实

1.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偏低。研究发现，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明显低于美国和日本，并且自1978年以来基本呈下降的趋势，由1985年的50%以上下降到2009年的36.7%，而代表企业所得的资本形成的比重却呈上升趋势，到2009年已达到47.5%。美国和日本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资本形成的比重不断下降，到2009年分别下降至11.4%和20.2%。

2.中国居民消费增长慢于GDP的增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稳步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长，但人均消费的增长慢于GDP的增长。由表1和表2可以看出，人均 GDP由1980年的463.25元上升到2009年的25575.48元，上升了近54.21倍，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由1980年的480.77元上升到2009年的14841.97元，只上升29.87倍；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性支出由1980年的177.34元上升到2009年的4044.66元，只上升了21.81倍，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速度明显慢于经济增长。同期的美国，GDP上升了2.79倍，居民消费支出上升了3.26倍。

3.中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下降。

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关键在于提高居民可持续收入

1.居民消费水平与居民可持续收入线性相关；

2.中国居民可持续收入比重偏低；

3.中国劳动者报酬比重偏低。

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统计，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代表劳动者所得的劳动者报酬占GDP50%以上，2001年后这个比重不断下降，到2007年已降至39.7%。而代表政府所得的生产税净额和代表企业所得的固定资产折旧及营业盈余占GDP比重则分别由1990年的11.7%和34.9%上升到2007年的14.2%和46.1%。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远远低于美国和日本。

对策在于改善需求结构

篇7

4月12日，在“惠誉评级中国信用市场论坛”期间，负责评级业务的惠誉评级联席董事费安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市场最为关注中国面临的下行风险包括“硬着陆”、金融体系崩溃和人民币大幅贬值，但从评级展望角度而言，惠誉认为这些风险出现的可能性较低。

在此前的3月份，国际评级机构穆迪与标普相继将中国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同样作为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则在4月6日的报告中，仍维持对中国信用评级前景“稳定”的判断。

这些机构的评级结果为何存在偏差？该如何看待？ 穆迪、标普高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巨大、韧性很强、回旋余地广阔

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直是全球最重要的增长引擎和稳定力量。当前全球经济复苏面临极其复杂的形势，我国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是主动承担国际社会责任、为全球经济复苏贡献一份力量的切实举措。即使在全球经济整体复苏疲弱乏力的背景下，我国经济依然实现了较高的增速。2015年，我国GDP增速为6.9%，据有关数据显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5%。

同时要看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潜力巨大、韧性很强、回旋余地非常广阔。“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发展新体制、优化现代产业体系等重大举措。《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增强持续增长动力。中国经济随着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相关政策措施的逐步落实，将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这将为信用评级的长期稳定提供坚实的保证。

此次穆迪、标普将我国信用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低估了我国推进改革、应对风险的能力。评级公司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实体经济债务、国有企业改革、金融市场风险等方面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和结构性改革取得的进展，评级公司还需要深入了解和全面评估。 中国债务与美欧日等市场债务有本质不同中国需增强在国际评级市场上的话语权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张连起：从市场影响看，穆迪、标普下调我国信用评级展望以后，境内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人民币汇率走势并未受到展望下调的影响，境外债券收益率、离岸人民币汇率也未因此出现波动，说明市场投资者并未受其影响，保持了较强的信心和良好的预期。

不能因为某些机构在某个节点得出“短视”的评级结果，就否认向好的经济发展势头。

中国政府的债务与美欧日和其他新兴市场的债务有本质不同。相对于其他国家将债务用于养老等消费，中国的大多数债务通过投资变为资产。这决定了同样的负债率，给中国政府带来的负担和隐患，远远不能与其他负债国家相比。至于地方政府债务，新预算法实施以来，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警机制得到系统加强，“借、用、还”的一系列规范清晰有效，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实现了市场化转型。因此，中国财政赤字和负债在偿付能力以内适度扩大，并不是单纯利空，反而是利好，适当花明天的钱解决当前结构性问题，补齐民生短板。

根据较长时间段的数据表现来看，中国经济随着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相关政策措施的逐步落实，将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这将为信用评级的长期稳定提供坚实的保证。另外，希望未来几年，中国本土的专业性评级机构能快速发展，增强在国际评级市场上的话语权。 今年中国经济有望阶段性触底，开始企稳向好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要坚持市场化取向、注重机制创新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市场专业人士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也会有更为全面和科学的分析判断，因此评级结果还未对市场上产生特别明显的影响。对于评级结果，社会的重视程度在降低，认识也趋于理性。我们需要做的是，避免对其产生过度悲观和恐慌的情绪，应对评级结果进行充分的讨论，用中肯的态度，对确实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设性的观点和建议。

篇8

在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之后，戴维・斯密克的《世界是弯的》就极有可能被认为是跟风、取宠之举。尽管，斯密克一再声称弗里德曼有关全球化的认识是偏颇和肤浅的，“他只是乐观地描述了全球商品和服务供应链的革命，而没有看到金融市场透明度与信息的缺失”，为此，斯密克想对世界究竟是不是平的进行批驳和修正。然而，当弗里德曼及其全球化的美好愿景已先入为主、深入人心之时，再试图以颠覆性的姿态去解构、反对，其难度可想而知。况且，在弗里德曼以信息科技革命、贸易自由化和生产外包来阐述经济全球化的种种益处时，包括生产力的惊人提高、贫困的大规模减少、财富的巨额增加以及国与国之间贫富差距的缩小，斯密克仅以金融领域潜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来否定全球化的积极意义，难免显得力不从心、绵软无力。

所以，与其说是冲突、颠覆，但不如说是补充、完善。正如斯密克在书中指出的那样，全球化在外移了国际经济的供应线与需求线，实现了参与者多赢的同时，也导致收入分配不均等、能源过度消耗、环境恶化、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等重大问题。尤其是伴随着全球一体化以及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发展、形成，由财富基金、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公司等汇聚的巨额资金洪流可以在瞬间突破国界，它将对本已脆弱的全球政治与经济秩序造成巨大冲击。就像眼下的金融危机，在斯密克看来它就是最好不过的佐证。斯密克认为，虽然从表面看造成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但根本问题还是脆弱的国际金融体系下银行家的贪婪和信用评级机构的失效导致了灾难的发生。而金融市场其实就是这样的，在斯密克看来，它一直被一种不确定的，不完全的信息困扰着――缺少透明度。对金融市场来说，世界是弯曲的，人们看不到任何地平线，结果，人们的视线被限制住了。这就像被迫要穿越危险的弯弯曲曲的山路，而到处是陡峭的山谷，每攀登一步都会危险重重。

与弗里德曼笔下简单、乐观的全球化不同，斯密克传递的更多是消极和悲观的一面。斯密克在书中写道：“全球化的世界更为复杂，充满危险，也更为脆弱，你看不到平坦背后的危险隐患，你更无法规避面前的金融风险。”当然，据此认定斯密克是全球化浪潮的反对者显然有失公允。他不属于那种非黑即白粗浅划分下的某一方阵营，他对全球化有着独立的判断、敏锐的警觉和客观的立场。他并不反对弗里德曼所描绘的全球化图景――交通、通信、互联网方便快捷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从远隔万里变成近在咫尺，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全球化还有其另外一面，正如斯密克提到的，透明度与信息的缺失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复杂，全球金融体系病入膏盲、岌岌可危。不难发现，斯密克精准地捕捉到了全球化的两面性，并以一种警世危言的方式予以叙述、呈现，它启迪人们的将是对于全球化最为深刻的反思和发自内心的自省。

篇9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市场化中国经济改革

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20、30年代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思潮，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在20世纪新形势下的回归，它秉承自由主义原则，以反凯恩斯主义的面目出现和兴起。到20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从早期仅停留于理论层面的边缘性思潮，开始占据美英等国主流经济学地位。后来，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新自由主义作为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开始应用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推动的全球化实践，成为20世纪后期最有影响的理论思潮之一。新自由主义流派众多，理论来源各有不同。推崇自由市场机制和私人企业制度的优越性，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和公有制，以及强调弱化国家的职能是其基本的经济和政治主张。在全球化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对许多国家的经济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何评析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对新自由主义的借鉴与中国经济改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渐趋深入，可以看到，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思路设计受到了来自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影响。诚然，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新自由主义能够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价值。

首先，新自由主义对完善的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肯定具有积极意义。作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市场确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尽管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是以私人企业制度为前提的，但撇开对市场机制作用的制度前提的强调，新自由主义对于完善的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肯定，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已经证明，正是市场经济取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激发了中国经济的生机和活力。虽然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已经明晰，仍然有许多人对传统体制抱有幻想。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纷纷加大国家干预力度，以应对经济衰退。中国政府为应对危机，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和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作用，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的矛盾再次成为改革关注的焦点，以至于出现了关于“国进民退”和“再国有化”的争论。事实上，我们不能因为反危机的特殊性，来否定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积极作用甚至改变市场化改革方向。尽管中国经济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持续发展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国还远未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积极借鉴新自由主义对市场机制作用的分析，对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坚定市场化改革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理论主张具有现实意义。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干预会扭曲正常的市场信息，限制私人经济活动，不仅带来经济效率的损失，也会造成对民主政治的的破坏和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因此主张国家放松管制，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国际化。除早期个别提倡完全不受束缚的“自由放任”之外，多数新自由主义者也强调国家在保证市场和价格最大限度发挥作用方面不可或缺，认为国家的主要功能是维护法律和秩序，保证契约的履行，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

新自由主义的这些思想可以为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借鉴。新旧体制下的政府作用和功能有着根本差异。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厘清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可以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明确方向。当前我国经济改革实践中往往出现许多政府部门在利益驱动下，以“市场失灵”为借口，不愿意放弃部分行政权力，不愿意按照新体制的要求履行新的职能，使得政府职能行使普遍存在“越位”和“缺位”现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如何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尤其是如何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已经成为现阶段深化改革最具挑战性的课题。

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与中国经济改革

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甚至引发经济社会危机。这些问题在中国经济改革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但对问题本身及其产生的原因，需要我们理性分析。

新自由主义对自由市场机制的盲目推崇，导致了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公。新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取消社会福利体系，导致国家在调节收入分配和缓解贫富差距方面的功能和作用大大弱化，一些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出现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成绩显著，社会财富不断积累。近年来，关于财富和收入的合理分配开始成为全社会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但是否能够因此认定财富分配不公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呢？基尼系数是国际上衡量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通行指标。在联合国有完整的统计数据的100多个国家中，基尼系数最高的10个国家，除了中国外，其他就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另据世界银行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这两组数据令人深思。一方面，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相当突出；另一方面，中国财富集中度不亚于新自由主义思想根基最深的美国。而中国的社会制度属性决定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比这些国家更加关注和致力于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简单地把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扩大归因于新自由主义的主张，从根本上说是站不住脚的。当然，中国政府在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处理好增长与分配的关系，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和实施多元化的社会调控体系以干预收入分配。

新自由主义要求发展中国家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推行全球化，加强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新自由主义主张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经济的非管制化。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存在的劣势，只能听任发达国家控制和支配世界经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面临巨大的挑战。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与中国坚定的市场化改革和长期坚持对外开放的战略密切相关。中国减少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实践所取得的一个突出成就是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通过市场化改革，逐步摆脱了传统体制下对国家的依赖，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通过制度变革和布局调整，中国国有企业的整体竞争力不断增强。这可以从中国国有企业在全球500强中的数量逐渐增多得到反映。不过，国有企业制度本身存在复杂的委托关系和特殊的政企关系，国有企业竞争优势主要存在于垄断行业的事实，仍然考验着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能否有机结合的理论命题。由于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多仍然是阻碍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因素。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选择合理的经济调控方式，依然是下一阶段深化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

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全面私有化，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新自由主义认为私有制是最理想的制度，并推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的全面私有化进程。全面私有化使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造成了一些国家普通民众的经济贫困化和社会地位边缘化。

不可否认，中国国有企业的复兴与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得益于所有制改革的推动。尽管国有企业改革确实付出了包括国有资产流失、下岗失业、银行不良贷款，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社会不公等代价，但私有化并非中国所有制改革的目标。与东欧、俄罗斯等主张私有化的转轨国家相比，中国经济改革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公有制主体地位得到巩固的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因为持续推动的所有制改革，激发了中国各种所有制经济（包括国有企业）的活力，提升了中国民营经济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实践证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可以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同时我们要看到，中国的民营经济在所有制改革中的潜力并没有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融投资等方面还受到诸多限制，继续鼓励引导民营经济发展仍是中国所有制改革的方向。但是，新世纪以来凸显的一系列社会不公问题，却与所有制改革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改革的思路出现了偏差。只有继续推动所有制改革，调整改革思路，以公平发展为导向，坚持让全社会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才能形成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共识和凝聚力，减少改革阻力，加快经济发展步伐，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经济转型中存在的问题。

篇10

不能够否认，在银行业中会计管理工作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银行业进行经济管理的总要工具。而经济管理本身就是为提高银行业经济效益提供服务的。从这里来看，会计管理对于提高银行业的经济效益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这样说，会计管理直接关系到银行业经济效益的有效提高。

会计管理工作与经济效益有着相当紧密的内在联系，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会计管理是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工具，能够有效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通过会计管理，能有效地对银行的经济信息进行有效的处理，通过记录、分析经济情况、核算价值以及监督等多种手段对银行的资金情况进行准确的掌握与反馈。会计管理的主要目标就在于用最低的成本来促经济管理手段的有效实施，让银行能够获得最大的收益。银行经济效益的改善反过来也会对会计管理工作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会计管理是作为提高银行经济效益的工具与要求而产生与存在的。对于银行来讲，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会计管理工作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并取得了良好的发展。简单地讲，会计管理与经济效益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加强会计管理，可以让银行通过最小的成本来获取最大的利润，而经济效益的改善则能够反过来对会计管理工作进行促进。

二、会计管理对银行经济效益提高的作用

（一）为银行走向世界提供支持与服务

当前会计审计正在积极的推进准则持续趋同战略。实现会计审计准则国际趋同，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与中国经济融入到世界经济中的必然要求。我国银行业已经走向海外资本市场，并积极的开展境外投融资活动，这些都需要会计行业提供良好的跟进服务、对资金流向进行引导。为了能够更好的支持与服务银行业在国外的发展，当前不仅仅是在会计准则上实现国际趋同，同时还积极的参与到国际会计审计准则的制定中去，积极的推动准则持续趋同战略，加快双边或多边等效谈判，为国内银行业的海外发展提供更加强有力的保障。

（二）通过会计核算对经济效益情况进行真实反映

核算是会计的重要基本职能，经济效益的高低、大小，基本都是通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指标比较出来。例如：对中间消耗节约效益进行反映的中间投入率、增加值率指标；对消耗节约效益进行反映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指标等等。而这些资料则主要是通过会计的记账、算账、报账等核算工作所得到的，银行可以通过对会计信息资料的利用，对所得所失的差异进行比较，以发现当前经济效益的实际状况，并为进一步的提高经济效益提供准确的分析、预测、决策的一句。

（三）会计核算为提高经济效益提供保障

在银行的经营活动中，会计对财务计划、财务制度与财经纪律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对经营中所存在的漏洞进行及时的堵塞，以此来保证经济效益的提高。会计通过经济活动的事前、事中与事后的审计监督，以此来确保经济效益的改善。会计通过对经济活动的事前、事中与事后的审计监督，能够发现经营全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上所存在的问题，病痛适当的措施来进行改进，以保证银行财产的完整，促使资金的合理使用，让银行能实现例如目标。

（四）通过分析提高经济效益

会计分析通过对会计核算资料进行利用，对各项经济指标的具体完成情况来进行分析，目的就是为了对经济活动与财务收支进行分析，对取得的成绩进行肯定，找出存在的差距，挖掘出还没有激发的潜力。通过会计分析对财务指标的完成情况进行数量对比，同时结合银行管理的实际情况，对影响指标的具体原因进行调查分析，并提出改进的意见与措施。通过考核，对银行已经取得的经济效益进行评价，为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提出合理的目标与措施。

（五）会计决策为提高经济效益的必要条件

会计决策就是根据一定的财务目标，选择出最优的方案的过程。会计决策的根本目的据说要求能在一定的时期达到占用的资金最少、成本最低、利润多，而这些要求都是提高经济效益的主要标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会计决策就是对经济效益进行反映的决策，会计决策通过运用大量的会计信息，进行全面的经济技术比较，选取那种产生最大、耗费最小的方案，使得银行的经济效益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