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俗婚闹的原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低俗婚闹的原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即便是经历了离婚、再婚这样大的生活转折，她依然活得率真而洒脱，比如当众为丈夫按摩脚、推掉片约在家睡懒觉、热衷和闺房密友聊“八卦”，笑声震天……她说，即使到了90岁，她仍相信人间有真爱，仍要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并让大多数人因她的存在而感到愉悦。

漂泊中渴求爱情

刘蓓是北京人，父母都是乐器演员，因此刘蓓从小就喜欢弹乐器和唱歌，是个响当当的小明星。后来，北京艺校来学校招生，她想：练翻跟头可比坐板凳写作业好玩多了，另外住宿舍有伙伴多热闹啊，不必听爸妈的唠叨了。

进了艺校，果真应了妈妈的话――“学戏苦不堪言”。刘蓓每天练功都练到腰酸腿疼、大汗淋漓。住宿条件也不好，8人挤一屋，夏天像睡在蒸笼里，但她都挺过来了。那时的她正值青春期，跟男生不说话，跟女生也不知聊什么，整天抱着一堆世界名著看，像《呼啸山庄》《简爱》等，她看书时常会被书里描绘的情节感动，哭得伤心欲绝，不知自己未来会遭遇怎样的爱情……

1985年，刘蓓从戏校毕业后留在北京京剧院当演员。当时的京剧行当不景气，一年到头无戏可演，她心里急得直长毛。而就在这时，她被电视剧《格萨尔王》选中当了女主角，一脚跨入了影视界。

她演戏异常投入，拍了几部电视剧就有观众缘了，走在大街上经常会遇到找她签名的人。她对演员这个职业充满了激情，可这时，发生了一件令她终生难忘的事，也让她过早地有了想结婚的念头。

那是1991年，她在重庆拍电影《喋血嘉陵江》，有场戏是别人往另一演员身上砸瓶子，没想到瓶渣竟溅到她脸上，当时就嵌入她的双眼，血流满面。医生们都惊呆了：“眼睛肯定保不住了，摘眼球吧。”但想想一姑娘家年纪轻轻就失明，不仅戏演不成了，连婆家都难找，于是便试着“死马当活马医”。医生告诉她：“做手术时不能打麻药，因为眼球虹膜会流得更多，术后不许哭，泪水里有盐会腐蚀伤口，更不许躺着睡觉，那样眼球会充血。”刘蓓都照办了，术后愣是坐了一个月，双眼奇迹般复明了。

身体康复后，朋友们都争着为她介绍好戏，让她多挣些钱，可她却在流血的幻觉中惊悸不已。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只要听到玻璃碎声她就哆嗦，听人吵架也头疼，会产生强烈的恐惧感。于是，她第一次那么渴望进入婚姻，想找个爱她疼她的好男人，最好有点钱，结束没有安全感的日子。

初婚是所好学校

1992年，刘蓓来到《京都纪事》剧组，在那里遇到了片子的投资商，也是她生命中第一个重要的男人。两人的相恋似乎顺理成章，刘蓓貌美、率真，而他英俊、沉默、做事稳重，一下子让刘蓓找到了心灵依靠。于是26岁的刘蓓欣然出嫁了，住进京郊一套几百平方米的豪宅里。他家财丰厚，当然希望刘蓓做全职太太了，可她偏拧着来：“我只有在人堆里才能找到快乐，在镜头前才能感到自信。”他爱妻子，只能随她的意。

刚开始小日子挺红火的，刘蓓拍片他则投资兼当导演，一起赚钱的同时声望也大涨。而且他对刘蓓关怀备至，两人分别不到两星期，他必到片场探老婆的班。曾有朋友戏言：“刘蓓你运气可真好，现在哪儿找素质高、顾家又有能力的大款啊，便宜都让你占了……”

但在和谐的婚姻中，双方也都有致命缺点：一是彼此事业心太强，很少有时间卿卿我我。二是因为都太爱对方而喜欢独自承受一切。比如刘蓓遇到个棘手的角色，本想找他聊聊，可他身兼数家公司的董事长，时常因为工作累得筋疲力尽，于是她便选择了默不作声；而对方觉得她拍戏辛苦，遇到麻烦也从不打搅她。久而久之，两人变得无话可说……

刘蓓为离婚的决定痛苦过，撕心裂肺的痛直至心底。但爱情没有了，还是各奔前程吧。离婚手续办得平静而简单，分别时什么都没说。那些日子，刘蓓过得浑浑噩噩、挣扎在梦与醒的边缘。她到徐帆或那英家，和好友一边包饺子一边聊天，深入交流对婚姻的看法，葛优给她指点迷津：“作为地道的北方姑娘，你独立、果断，而很多男人恰恰欣赏南方姑娘的小鸟依人和慵懒性情，有时柔美、低调更能打动人心。”刘蓓有了种大彻大悟的感觉，知道了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怎样去爱一个优秀男人。

“刘铁人”比谁都温柔

很多离过婚的女人，二次入围城前都非常恐惧，可刘蓓却一门心思想再婚。2003年拍摄电视剧《军人机密》时，她与导演张黎火速相爱并结婚了。

那时正赶上“非典”，演职员们都解散了，片场只剩他俩留守。这给了两人太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彼此了解。他们聊喜爱的文学，聊对中国电影的看法，观点惊人得一致。张黎告诉刘蓓，他也离婚了，原因是对工作投入太多，忽略了家庭，他说如果再成家一定会善待妻儿。刘蓓惊讶之余又有点窃喜：他该不是我的真命天子吧？

那段日子，张黎主动照顾刘蓓的起居，不许她到外面乱吃饭，怕感染“非典”。后来刘蓓把母亲接来了，张黎就鞍前马后地伺候母女俩，蔬菜买来后使劲消毒，勤给她们换床褥，还帮老人联系卧铺车票。母亲对刘蓓说：“演艺界这么实在的人不多啊，他挺不错。”这句话坚定了刘蓓的想法，所以“非典”一结束，两人就举行了婚礼。

婚后，小两口变化挺大的，生活中恩爱的小细节更是多如牛毛。两人在家聊天时，张黎总喜欢把腿伸过桌底往刘蓓腿上一搭，刘蓓就抱着脚给他按摩，在机场也敢当众给他揉腿捶肩，从不在意其他人的目光。

刘蓓以前是个挺有主见的主儿，可跟张黎结婚后，她就变“弱智”了，凡事都要问“你看怎么办”，不知是真没主意还是给张黎一个当家作主的机会。反正徐帆曾向她面授机宜：“女人在外面怎么张扬都行，可回家就得做小女人，这样丈夫才有自信，才更爱家。”刘蓓在影视圈素有“刘铁人”之称，特能吃苦。但再婚后，她变得很娇气，有时拍完戏都深夜3点了，还给张黎打电话：“累死我了……”张黎就夸张地安慰她：“宝贝儿，辛苦了，我不忍心啊。”

“八卦”人生挺有味道

说到闺中密友，张黎揭了刘蓓的“老底”：“那几个疯丫头就爱聊‘八卦’，什么小道消息、古今中外奇闻轶事，聊得激情澎湃，比‘狗仔队’还厉害呢。嗓门一个赛一个，邻居年岁大了心脏怕受刺激，都过来抗议好几次了。她们专拣夜里‘八卦’，人家说‘你家闹鬼呢’？”张黎希望刘蓓能高雅点，可刘蓓并不认为“八卦”很低俗，她说现代人不仅自己要拼事业，还要“尊老爱幼”，大家都身心俱疲，所以朋友聚一块肆意调侃，在哈哈大笑中轻松了身心，有什么不好呢？她认为人应该有“八卦”精神，在生活的平庸和细微处找寻快乐，这样才能长寿。

在“闺密”中，刘蓓觉得宋丹丹最让她感动。两人都离过婚，但丹丹从未消沉过，比任何人都活得灿烂。她们都是“梦舟”篮球队拉拉队成员，一到比赛刘蓓就扯着嗓子喊，冷不丁觉得自己是不是太投入了，影响形象。歪头一看，丹丹嚷得青筋暴露，比她还难看呢。她俩常喊“加油”喊得大脑缺氧、头重脚轻，得扶墙站会儿，气儿理顺了再接着喊……

刘蓓说，有人常怪自己遇人不淑，其实朋友很容易找，只要他能听懂你的心事、能聚一块疯闹、能毫无隐瞒地展露喜怒哀乐，这友谊就值得珍惜。

篇2

67岁的李伯清将一溜麻将牌狠狠一推，清一色。“让你们赢我的钱，格老子，这下总算报仇了！”

对于师傅的亢奋，旁边的三位弟子不以为然：莫说这么早，你只是赢了一把而已，总数还是输起的。

――嬉笑怒骂，晃晃悠悠。从1994年出道算起，李伯清已经在这个行业里行走了整整二十年。

了解李伯清的人，习惯于将他和赵本山、郭德纲等进行对比。有人甚至喊出了“北有赵本山，南有李伯清”的口号，但李伯清却一再强调彼此之间毫无可比性，“都是卖嘴上功夫的。但终究来说，一个说评书的，一个演小品的，一个说相声的，根本不在一个领域。比什么？”

不能比，本来就不一样的人生本来就不能比。就像如今的赵本山、郭德纲早已造就了各自的演出帝国，而李伯清却依旧在成都平原的茶馆里，优哉游哉地过着他的半仙生活。商业包装、品牌营销、粉丝维护、全国影响……这些名词在李伯清眼里，都有点“假”。

真真假假，本来就是这个世界的辩证法，就像商业化与非商业化之间，你能说哪一种才是最好的“玩法”？二十年里，李伯清一直按着自己最为享受的方式出牌：无论是当时懵懵懂懂闯入评书世界，成名后避免麻烦谢绝春晚，还是在大红大紫时选择皈依佛门……

他用一种袍哥姿态，回应不断变化的世界，进而走上一条非典型的艺人生存道路。当然，李伯清的活法外人不一定理解亦很难复制，就像一局麻将牌，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做成“清一色”的。

李伯清和李宇春

2006年，湖南卫视元宵晚会，演员候场室。人气正旺的李宇春在保安的拥簇下走进后台，她径直走到坐在角落的李伯清面前，恭敬地弯腰致礼：“李老师好。”

同是四川人，都在舞台上，两代人之间却有着迥异的人生经历。

1947年，李伯清出生在四川资阳一个农村家庭。在1990年代之前，贫困是他生活的主旋律：拉过板车、当过搬运、打过铁、卖过凉水、修过自行车……文化程度不高的李伯清为了“活着”，几乎干过一切体力活。

“当时我并不热爱艺术，选择评书是因为没路走了，要吃饭。”

转机来自1994年。当时成都流行茶文化，全城大街小巷林立的茶馆给了说书人巨大的市场。时势造英雄。眼红说书人“甩嘴皮就能赚钱”的李伯清，也懵懂地站上了讲桌。

初生牛犊的他对传统评书并不熟悉，不知道“丞相该戴什么帽子”，也闹过“皇家宝库一开，只见里面四双尼龙袜子、三块电子手表”的笑话。为了和传统说书人区分开来，李伯清另类地自创起段子来。他将社会中虚情假义的人情世故，以及假烟假酒注水猪肉等现象，用闲扯的方式说了出来。因为能引起底层群众的共鸣，他所驻场的悦来茶馆生意火爆，名声不胫而走。

“当时收入按门票提成，每个客人3元钱，茶坊提2元，我提1元。一个月能拿到几百元的收入！”

一炮而红的李伯清，将这种评书风格发挥到了极致。他甚至还创造一个词来定义自己的风格：散打。意为以形散神不散的评书内容，配搭诙谐幽默的话语加上如同武生般的动作，来描述社会的种种现状。

1994年底，李伯清开始在四川评书圈内声名显赫起来。很快，四川音像出版社找到他，希望进行合作，将散打评书录制成磁带，然后按照销量提成。穷怕了的李伯清没有放过这样的大好机会，双方一拍即合。第二天，出版社的人就背着机器来到茶馆，为他录制了人生中第一盘散打评书磁带。

正是这盘如今看来很是粗糙的产品，为李伯清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

尽管现在早已忘了磁带究竟卖了多少盘，但他清楚地记得，事后提成，自己赚到了6000元钱！尝到甜头的出版社和李伯清迅速推出了第二盘专辑，同样也得到了5400元的收益。“当时没有版权的概念，根本不清楚出版社究竟赚了多少，只知道自己垂涎已久的彩电终于到手了。”

磁带的推广让李伯清彻底红遍四川。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大街小巷都在播放他的评书，三教九流的人都是他的粉丝。越来越多的演出公司邀请他登台，甚至开出500元一场的“天价出场费”。

那个年代的李伯清，走红程度丝毫不亚于2005年的李宇春。

一次在绵阳演出，李伯清中途内急，找到个路边卫生间急匆匆跑过去。正当他从包里掏出钱准备买票时，守门的保洁小妹激动地喊道：“李老师啊！不收费！随便上！随便上！”

向左向右走

尽管功成名就，但在李伯清的心里，有件事一直如鲠在喉。

2000年5月，骄阳似火，李伯清独自驾车前往重庆。当车行至川渝交界时，他突然停了下来，推门而出，向成都和重庆方向先后三叩首、三杯酒。

――他希望用这种江湖化的方式，来了结对这座城市的牵挂。

离开成都，选择重庆，源于一个“名分”。

记者问：“当时的你已经在整个四川地区家喻户晓了，名分真的那么重要？”

李伯清毫不犹豫地回答：“重要！当时做梦都想得到这个。”

事实上，“名分”一直是李伯清心中的痛。早年在工地上打小工时，一次单位组织员工看电影，当他前去领票时，却被通知“临时工没有”。或许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名分”就深深地刻在了李伯清的心里。

“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对名分看得很重，渴望被主流所接纳。在评书界干了这么多年，我必须要有名正言顺的归属！说穿了，我在乎大众的关注，更在乎官方的承认。”

尽管朋友劝诫他，进入体制内，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商演赚钱了。但固执的李伯清根本不予理睬，甚至用婚姻来形容自己和名分的关系：人最大的幸福就是结婚。哪怕婚后第二天就离，但要的就是这个身份。

为了给自己正名，李伯清数次“逼宫”成都文化系统，但尴尬的是，努力却只换回模棱两可的答案：他希望加入的峨眉电影制片厂只为他提供中级职称；而另外一个选择四川省曲艺团，也仅是招聘合同员工。

李伯清彻底绝望。

争取名分的风波并未平息。很快，麻烦找上门来。

1999年，李伯清在演出前突然接到朋友的电话，对方婉转地告诉他，演出时不要太过指责社会风气，尽可能地多歌功颂德，这和他往日裸的抨击风格截然不同。对于朋友的转告，李伯清没有理会，在台上依然抓住社会痛脚狠狠责骂。

“为什么以前能说，现在却突然要求封口？”渐渐地，越来越多关于他评书内容无聊、演出风格低俗的指责声随之出现，气愤的李伯清开始厌倦这种受制于人的生活，从小深受袍哥文化影响的他，一度有了“大不了再回去拉板车”的冲动。

正当李伯清心灰意冷时，一山之隔的重庆伸来了橄榄枝。2000年，重庆市群众艺术馆以“人才引进”的方式邀请他前往工作，除了承诺让他担任副馆长一职外，还解决人事关系、职称等所有问题。

尽管接受邀请就意味着离开四川，但渴望得到归属的李伯清还是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次感到自己是有组织的人了。”

2000年5月，李伯清来到山城，心怀感激之情的他很快投桃报李来：开办了工作室，广招徒弟；除了数次率队参加演出活动外，还接连推出《李伯清散打》、《抓壮丁》、《天府龙门阵》等系列评书。很快，重庆刮起了“李伯清旋风”。

没想到的是，李伯清的“决定”却在成都引发轩然大波。成渝之间看似不得不恨，实则不得不爱。眼看曾经的城市名片转投“敌人”阵营，不少网友在网上疯狂攻击李伯清，称其“为了名利什么事都做”，号召大家抵制李伯清。

“你可以说我丑，说我低俗，但你不能说我人品有问题！”过多的责难让李伯清火上心头，愤怒的他气急地吼到：“我就算死，连骨灰也不会撒回成都！”

下台阶，上台阶

真的再不回去？李伯清清楚自己只是一时嘴硬，“就像儿子受到母亲责骂，离家时放话一辈子不会回来，难道真的不回去了？”但倔强的他始终拉不下脸面来率先低头；同样对于成都听众来说，李伯清的出走，也让他们觉得生活中少了什么。

双方都在等待台阶，等待一个能让彼此都“下”得了的台阶。

机会终于在两年后到来。2002年，在成都媒体和四川省演出公司的牵线下，李伯清首次回到成都，接连两天举办了“李伯清最新散打专场”。

初回成都的李伯清很是担心：当初的“狠话”几乎得罪了全部听众，而这次演出大家是否会买账？是否还会像以前那样为自己“扎起”？

大幕拉开。心怀忐忑的他掀开幕布走上台时，出现在他面前的是近千观众的欢呼声。那一刻，李伯清微微地低下头，眼角湿润。

――李伯清和成都重归于好。2002年后，李伯清开始成渝两地跑，也开始带领自己两地的学生相互交流，互通有无。

2006年，李伯清人生中的另一个台阶悄然来临――春晚语言类负责人何庆魁，力邀李伯清登台演出。

春晚无疑是艺人最为梦寐以求的舞台。赵本山、冯巩们正是从在这里走向全国市场，得知李伯清被邀请后，朋友们兴奋地恭喜他，甚至还勾勒起老李借势春晚率领徒弟进军全国市场的前景。

但出人意料的是，李伯清拒绝了这一让自己再上一个台阶的机会。事隔多年，当记者问及放弃春晚是否后悔时，李伯清深吸了口烟，淡淡地说：“无所谓后不后悔，那个平台或许从来就不适合四川或者南方。”

那年春晚，李伯清弟子张德高登台演出了小品《耳朵》，尽管颇具新意，但因为语言以及地域文化差异，最终没有给观众留下太多回忆。李伯清一语中的。

事实上，与东北二人转、天津相声不同，四川话很多外地人听不懂，如果将这些本土段子改为普通话，效果又会大打折扣。此前因为不会普通话而铩羽央视曲苑杂坛的惨痛经历，让李伯清对全国市场心存顾忌。

同样在那一年，赵本山的本山传媒在经历了3年时间积淀后，接连推出《刘老根》、《乡村爱情》等数部电视剧，从中大把获利之余更是将东北二人转推向全国；而远在北京的郭德纲，则率领德云社成员举办起轰动一时的天价相声宴，尽管票价高达1800元，但仍被无数拥趸一抢而空。

与外面世界的锣鼓喧天不同，李伯清内心一片平静，甚至逐渐厌倦起名利场来。在他心中，商业化不是不可以，但如果要自己刻意去追求，显然违背了底线：“人各有志，对其他同行如何发展不便于评价，我只想做好自己。”

家与出家

放弃春晚舞台，却依然有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慕名前来。那段时间，不少“有实力”的粉丝为了表达对李伯清的喜爱提出送房送车，甚至还有人在外地筹备散打专场，但李伯清却一一婉拒，“欠人情总是要还的。”

越来越厌倦凡俗琐事的李伯清，干脆于2007年在四川彭州三昧禅林皈依佛门：“终于能让自己静下心来研究一些以往忽略的东西。”――更大的原因在于，出家后能和炒作以及商业断绝关系，自己今后只在公益活动中现身，安静不少。

皈依佛门，割弃世俗凡物。但如果说还有一事让李伯清留恋的话，那就是散打评书的凋零和失传。

2010年，皈依已有三年时间的李伯清第一次出现在媒体面前。此时的散打评书早已在网游、电影等新兴娱乐方式的冲击下日渐式微。很多人劝他再度出山，但李伯清想得更多的却是传承。

记者问：“这么多弟子，难道都不适合？”李：“他们都太过浮躁，没一个能接班。”记者：“没刻意要求他们只研究散打评书？”

“没必要。随他们自己发展。”李伯清搓着手中的念珠，深吸一口烟，半闭着眼淡然地回答。

在民间文艺传承中，李伯清无疑是个异类。和赵本山、郭德纲要求弟子必须传承本门艺术不同，李伯清采取的是“放养”政策：爱干嘛干嘛。从1995年收大徒弟凌琳算起，20年来他曾前前后后收过近百名徒弟，但这些弟子却无一人接管了师门的“正宗”散打评书，更多的则是往小品、歌曲、情景剧等领域发展。

也正因如此，凌琳如今在重庆靠情景剧演出风生水起，长期跟随李伯清左右的廖健主攻方向也是节目主持。弟子们的“不务正业”让李伯清很是无奈：“现在他们心杂了，一会要唱歌，一会演小品，根本潜不下心来研究散打，这怎么传承？”

尽管在传承上放任弟子，但在师门规矩方面，李伯清却格外看重。

2010年，李伯清召集李家军去泸州进行公益演出，除了弟子叮当外，其他徒弟都到场了，看到李伯清脸色微有变化后，廖健背着师傅打了电话“师父生气了。”一句话让远在重庆的叮当连夜开车赶往泸州，跑到师父跟前声泪俱下地检讨自己的错误。“放任发展无所谓，但如果连师傅的话都不听了，那就严重了。”

通常来说，业内为了有效管理弟子，师傅通常都会和弟子采取合约制管理：弟子签约师傅所开设的演艺公司一定年限，双方按合同办事，以法律约束。赵本山的本山传媒、郭德纲的德云社皆是如此。

“他们的徒弟，既是弟子，也是员工；而我的徒弟，就是子女。”尽管很多人都劝李伯清学习同行成立公司，但一向秉承“师徒关系单纯点好”的李伯清一再拒绝：“他们能通过组织徒弟演出赚钱，从中提成也是天经地义的，而我老了，没精力来搞公司，也不想搞公司。”

“放养”没有让李伯清通过学生赚取钱财，反而还不时贴钱给弟子应急。2003年，有演艺商找到李伯清徒弟，说组织一批人到美国商演，但前期费用需要大家先垫付。徒弟张罗忙活一番，凑够了100来万元的前期经费，不料却被中间商悉数卷走。

得知情况后，李伯清拿出所有积蓄：“这个事是你办的，没办好，你就要承担责任，不能让别人蒙受损失，先把钱拿去还了。”

这种另类的师徒关系拉近了他和弟子之间的关系。通常节假日，弟子都会在李伯清家中齐聚，陪师傅喝茶聊天，同时毫不拘束地赢师傅钱财，惹起师傅笑骂，其乐融融。

去平原，不去江海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立场，不同的人所属的世界本就不一样。

有人说，李伯清这么多年来，以他的名声，要是开演艺公司，早已赚得盆满钵满了。就连周立波在2012年到成都开专场演出时，也不无都感叹，“早在10多年前李老师就开始从事脱口秀了，可惜就是没赚到钱。”

性格决定一切。在功成名就的当年，他也曾开过诸如“李伯清茶楼”、“李伯清火锅”等产业，但总是耐不住守店的麻烦。“朋友冲着你才去消费，如果你人都不在，那有什么意思？而每天守在店中又实在浪费时间。”此外，李伯清性格豪爽，在每每有朋友捧场时，总会坚决不收钱。

“我这性格就不适合做生意，做啥亏啥。”李伯清说。

为了增加四川艺人在全国范围的知名度，李伯清也曾尝试过影视拍摄。《福星高照猪八戒》中的“驴魔王”一角是他不愿提及的往事，因为“太丑了！”同样，2012年由他和吴孟达主演的电影《大人物》，最终也没达到预期效果。

至于周立波坦言的“李老师没有营销理念”，更是李伯清商业尝试的尴尬情况。在2010年之前，李伯清从来没有“经纪人”这个概念，有人找他演出时，他却凭心情好坏以及对方演出性质来决定参演与否。

有时候实在碍于朋友的情面参加商演，李伯清也不会像其他艺人那样演出前非得签订个合约，“朋友叫去帮忙，你还斤斤计较？”

2013年，在看到赵本山和郭德纲将自己的演出公司越做越大之时，李伯清也曾喊出在云贵川地区打造李伯清工作室的豪言壮语，甚至还得到包括冯家妹、沈伐等一干巴蜀明星的支持。但时隔不到一年，这个计划就胎死腹中，因为“太累了，不想做了。”

这个世界，有人适合在平原里生活，有人适合在江海里航行，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活得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