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的重要性范文
时间：2023-12-22 17:49:5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碳减排的重要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住宅建筑；节水节能；环保；合理设计
1.住宅建筑给排水节能途径
根据我国现行供水情况及住宅用水情况，住宅建筑给排水节能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
（1）尽可能利用太阳能用作住宅热水加热。
（2）合理利用市政管网余压，采用分区给水方式。
（3）采用节水型卫生器具，减少供水量，同时也减少供水能耗。
2.利用太阳能用作住宅热水加热的节能技术措施
2.1利用太阳能用作住宅热水加热的使用范围及太阳能热水器的分类
（1）太阳能作为清洁能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节能的重要途径，太阳能热水器是由集热器、储水箱、给水箱、循环管、循环泵、配水管等组成。我国大部分地区均处北纬40度以北，日照时间较长，均适合推广太阳能热水器。
（2）根据现在使用的太阳能热水器技术，按集热器形式可分为平板型和真空管型。
2.2采用分区供水方式，可节约采用市政直接供水部分楼层的加压能源。
使用无负压给水设备加压与传统二次加压方式比较（传统加压方式为市政管网供水至水池，然后由水泵供应至屋顶水箱）有以下优点：
（1）可减少投资；传统加压方式需要建水箱，使用无负压给水设备可取消水箱。（2）可减少污染；自来水在水箱内增加停留时间，水中余氯余量低，微生物含量高，使用新型设备后水质同自来水。（3）可节省大量能源；传统二次加压方式是将自来水直接放入水箱中，使原有压力全部为零，再从零重新加压供水；而无负压变频设备完全利用原有市政管网压力供水，与供水管网直接串接，差多少，补多少。（4）可减少水资源浪费，水箱渗水、跑水、漏水、蒸发不可避免，而且水箱需定期清洗，需要大量清洗水。
3.使用节水型卫生器具，减少用水量及加压能耗
我国是水资源比较紧缺的国家，现我国大力提倡使用节水型卫生器具，除节水效果外，其节能效果也是比较显著的。目前使用节水型器具主要有以下几点：
3.1管材的选用
3.1.1常用建筑给水管材主要是金属管、塑料管和复合管等
传统的管道系统多采用金属管材，二次污染的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使终端的饮用水质量难以保障。由于金属管材易生锈、易腐蚀、易渗漏、易结垢，可以说是金属管的四大致命弱点。一旦镀锌钢管里的铁与空气中或水中氧气发生化学反应，管道里外都会生锈，并滋生各种微生物，污染管道中的自来水。近十多年来，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已先后立法或建立行业规章禁止使用镀锌钢管作为饮水输送管，并提出全面使用以塑料管为主体的不生锈、无腐蚀、无渗漏、无结垢的优质绿色管材，从根本上解决自来水管道系统中的二次污染问题。
3.1.2 GB 50015-2003《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中关于排水管材选用上提到：“建筑内部排水管道应采用建筑排水塑料管及管件或柔性接口机制排水铸铁管及相应管件。当排水温度大于40℃时，应采用金属排水管。”
因此建筑内部排水管道常用的管材为塑料管和柔性接口的排水铸铁管两大类。UPVC管比铸铁管外表美观，价格便宜，但噪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在较高环境要求建筑上的推广使用。如果只从建筑物的使用功能方面考虑，UPVC排水管是首选管材。而在高层及超高层建筑中应首先考虑采用柔性接口排水铸铁管。
3.2卫生器具的耗水
当给水配件前水压过大，卫生器具不能按给水额定流量出流，就会出现超压出流现象，造成水量浪费。因其在使用过程中流失，不易被人们察觉和认识，而这种不宜察觉的水量浪费，因其未产生使用效益，为无效用水量，这部分水量在使用过程中白白流失。在我国现有建筑中，给水系统的超压出流现象是普遍存在而且是比较严重的，其浪费的水量不容忽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第3.3.5条规定，高层建筑生活给水系统应竖向分区，各分区最低卫生器具配水点处的静水压不宜大于0.45MPa，特殊情况下不宜大于0.55MPa。而卫生器具的最佳使用水压宜为0.20～0.30MPa，也就是说大部分卫生器具都处于超压出流状态。超压出流的后果是卫生器具的实际出水流量是额定流量的3～4倍，因而造成水量的浪费。有效措施是控制给水系统配水点的出水压力，在配水点前安装节流孔板、减压阀等减压措施。根据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节水课题组的有关数据研究，得出配水点处静水压力大于0.15MPa时，水龙头流出水量明显上升。建议高层分区给水系统最低卫生器具配水点处静水压大于0.15MPa时，采取减压措施。
3.2.1选择节水的卫生器具
最近几年，大便器冲洗水箱容积从过去的12～26L减至6-9L节水型的水箱，最小的4.5L的水箱已有在国外使用。我国目前推广应用6L坐便器系统的条件已经具备。再者坐便器的冲洗方式有了很大改变，冲洗效果好的有虹吸式、虹吸喷射式、虹吸涡旋式，均着眼于用较少的水量达到良好的冲洗效果。
3.2.2新型节水龙头的应用
以新型节水龙头代替传统的老式螺旋式水龙头，手压、脚踏、肘动式水龙头，停水自动关闭水龙头和节流水龙头等，这些节水型水龙头都有较好的节水效果
4.屋顶水箱
城市给水管网提供的压力有限，而我国由于人多地少，为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楼层都建得很高，建筑给水系统有很多情况下不得不设水池（箱）。水池（箱）中水质污染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水池或水箱本身和水在水池或水箱中停留时间过长。由于钢筋混凝土水池、水箱由于表面粗糙，极易滋生青苔、微生物、细菌；钢板水箱则易锈蚀，使水质下降。建议采用不锈钢、搪瓷钢板或达到卫生要求的玻璃钢水箱代替传统钢板水箱，采用钢筋混凝土水池时宜加内衬。另外，水池（箱）检修孔、溢流管等附件极易封闭不严造成水质污染，在设计上应采取在溢流管上加防护网等措施。水在水箱中贮存超过24h后余氯为零，水质会严重恶化，而生活消防合用水池中水的停留时间大都超过24h。为解决这个问题，除尽量单设生活水池外，应在水池中补充加氯或采取其他消毒方法。
5.建筑中水的利用
研究表明人们日常生活用水只有约40%直接与身体接触，如饮用、烹饪、洗涤等，这部分用水必须达到生活饮用水标准，除此以外的其他用水，则无需达到如此高的水质标准，中水因处理费用比生活饮用水低廉，就近输送节约管线，成为节约用水的新思路。在建筑单体中采用粪便污水、厨房废水与其他生活废水分流，粪便污水、厨房废水直接进人市政管网，其他优质排水如盟洗废水、淋浴废水、洗衣废水收集起来作为中水的水源，因此中水的利用是建筑节水节能新的切实有效的途径。
6.屋顶雨水的收集利用
雨水由于受气候条件影响较大，多年来未受足够的重视，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解决雨水排放问题上，使之白白的流失。雨水的利用可分为直接利用和作为中水的补充水源。建筑楼顶设置有专门用于收集雨水的蓄水池，直接或者稍加处理（沉淀和过滤）用于冲洗厕所，由于我国居民的主要居住方式是大规模公寓式建筑，而不是像发达国家的单体别墅，因此单靠屋面收集雨水远远不够的。在住宅小区、学校、工厂应发展雨水积蓄工程。在降雨充沛的城市，应采用排水分流制，以便于收集使用雨水。
篇2
关键词：碳盘查标准；碳盘查工作程序；排放源的划分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码：1674-3520（2014）-02-00191-01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中国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缔约方，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后对世界做出了碳减排的承诺，随后也将减排目标分解到省市，并逐步分解到企业。企业面临着碳减排的压力与动力。只有经过科学的碳盘查，企业的碳排放信息才能为制定节能减排策略提供依据。在这里，主要对碳盘查标准、工作流程、排放源的划分进行探讨。
一、碳盘查的介绍及重要性
碳盘查，亦即温室气体盘查，根据ISO14064-1标准的界定，是指通过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所有温室气体排放源进行全面的盘查，按照统一的量化计算方法，计算企业在活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摸清企业碳排放的结构、种类及数量等基本情况，最终形成各企业的《温室气体盘查综合控制程序》、《温室气体盘查表》及《温室气体盘查报告书》三份碳盘查文件，为企业绿色低碳发展打下基础。
碳盘查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遵守国内外法规的体现。国外的股票交易市场要求所有上市的公司要在年度财政报告中披露温室气体排放量。
（二）加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需要。企业进行碳排放交易，需要较实际的排放与既定的排放目标或上限，来决定是否要购买或可卖出排放权。同时，为了协助进行独立查验的工作，这些排放交易系统都要求参加的企业，对其提报的温室气体信息，建立一个可供认证的线索。
（三）满足客户需求的需要。实施标准的碳盘查能满足国外客户碳排放披露的要求。
（四）企业管理自身发展的需要。企业通过碳盘查能够清楚地了解各个时段、部门或生产环节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利于企业制定针对性节能减排措施，为参与碳交易、化被动为主动，获取潜在经济收益奠定碳管理基础。
（五）规避未来碳排放总量超标限额风险的需要。企业在碳排放量及报告方面获得第三方认证，能增强在全球“绿色”采购中的竞争力，在全球贸易中获得“绿色”通行证。
（六）履行社会责任及提高社会形象。碳排放信息的披露，可有效的提升企业形象和信任度。企业进行碳盘查就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实践。
二、碳盘查标准介绍
（一）碳盘查主要适用的依据 ISO14064-1：包括设计、编制、管理、报告和核查某一组织的GHG清单的要求。-2、-3分别为项目和审定、核查方面的，相对应用较少。
（二）碳盘查温室气体（GHG）的范围
ISO14064-1规定：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全氟碳化物（PFC）和六氟化硫（SF6），这六种温室气体属于盘查范围。
三、碳盘查工作程序
碳盘查工作程序由碳盘查准备阶段、定性盘查阶段、定量盘查阶段、持续改进阶段、形成报告阶段、成果及交流阶段六部分组成。下面介绍主要阶段包含的内容：
（一）碳盘查准备阶段包括成立盘查组织机构、人员培训及编制工作计划及管理程序等三部分组成。
（二）碳盘查定性盘查阶段包括组织边界的确定和碳盘查计算方法的确定。根据盘查目的确定盘查温室气体排放源的统计范围，设施的范围即形成组织的边界。温室气体盘查一般采用排放系数法进行计算。
（三）编制GHG盘查表和报告。GHG盘查表包括各排放源活动数据、EF计算过程表等。GHG报告包括组织描述、负责人、报告排放量覆盖时间、组织边界的文件、每种直接GHG排放。
四、直接和间接排放源的划分
（一）直接排放源的划分：
固定排放源包括锅炉、柴油发电机、食堂用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炉灶等设备设施。
移动排放源包括运输车辆、随车吊、推土机、压路机等设备实施；
逸散排放源包括汽车空调制冷剂泄漏、CO2灭火器、SF6高压开关、化粪池、污水处理厂、七氟丙烷灭火器（FM200）（IT机房）等设备设施。
制程排放源包括生产过程中正常操作造成的排放或来自化学品和原料的生产或加工，制程排放受人的操作行为控制。如乙炔焊接等。
篇3
摘要：商业银行在碳金融服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分析在低碳框架下商业银行应对碳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商业银行发展碳金融的一些对策。
关键词：低碳经济；碳金融；商业银行
去年12月份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了世界气候大会，在这次被誉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会议上，组会再一次强调了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因此，发展低碳经济，是全世界的必然选择。在此背景之下，我国的碳金融就就孕育而生。
碳金融的概念
碳金融源于《京都议定书》。通过开展碳金融，不仅可以促进环境内生型低碳经济的发展，对于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开拓中间业务收人、促进经营的战略转型也具有重大意义。
碳金融顾名思义就是指与碳有关系的金融活动，基于《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总量控制的要求，碳金融包括三个层面的运行机制：
1、是允许具有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之间转让他们剩余的碳排放配额，这就是 “国际碳排放贸易”机制（IET）。
2、是允许发达国家从有减排义务的其他发达国家投资节能减排项目中获得碳减排信用，用于抵减排义务，这就是 “联合履行机制”（JI）。
3、是允许发达国家的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减排项目中获取“经核证的减排量”（CERs），以抵减其排放义务，这就是 “清洁发展机制”（CDM）。
商业银行发展碳金融现状
利用这些机制，具有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及经济实体可以选择世界上任何成本更低的地方实施减排，获得减排信用，用于抵其减排义务，由此，这些全球配置刺激国际间金融发展，为各国实现“低碳”的经济发展提供更有效率的手段。
正因为有大量具有发展潜力的碳金融需求， 目前国际银行看好这一发展潜力巨大的低碳市场。总部设在伦敦的低碳经济专业投资银行—气候变化资本集团（Climate Change Capital），目标是通过投资管理、为减排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等， 使全球低碳的同时创造可观的回报。他们管理的私募碳基金达亿8.5欧元， 其中投人中国的达3.5亿欧元， 该碳基金的投资者包括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府养老基金， 一家英国最主要的电力公司和一家领先的新兴商业银行， 业务遍布中国、俄罗斯、东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
由于碳金融的CDM最终产品CERs具有虚拟和衍生性，仅代表合同一方获益权力或某种义务。所以商业银行发展必须以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基础，顺应实体经济发展的趋势。通过金融产品设计，促进低碳项目的建设进一步深化碳金融的市场。也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我国商业银行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制约商业银行碳金融业务发展的因素
尽管我国碳金融业务有着广阔的利润前景，但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并未广泛介入其中，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因素：
第一，商业银行对碳金融业务的认识不足。由于碳金融的兴起的时间不长，我国商业银行对其利润空间、运作模式、风险管理、操作方法等多方面的内容的理解还处于低层次水平，对碳金融业务没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不敢贸然介入其中。
第二，商业银行相关机构和人才的缺失。碳金融业务的开展需要商业银行拥有对应的机构，以完成碳金融产品研究、产品设计等必要的前提工作，而大多商业银行还缺乏这样的机构。较传统业务言，碳金融业务对具备金融、低碳等知识的综合性人才依赖较大，目前这样的综合性人才储备还不足。造成商业银行碳金融业务开展的内部动力不足。
第三，碳金融业务风险较大。商业银行开展碳金融业务，除了面临传统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以外，还存在较大的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根据《京都议定书》的协议，该框架下的三个减排的机制仅持续到2012年，之后如何，包括我国在全球碳金融领域中的角色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商业银行发展碳金融的建议
促进碳金融交易平台建设
中国目前作为碳排放出售方，与国际碳金融机构之间开展交易往往缺乏经验、在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缺乏必要的交易平台，这点严重制约了碳金融业务的开展。国内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部门应积极与国外投行沟通合作，在中国发挥积极作用，银行自身充当财务顾问、提供咨询业务以获取手续费。借发展低碳经济，商业银行可以探索在碳金融交易中发挥作用，促进业务经营转型，使商业银行经营更加多元化。
发展碳金融相关的理财产品
随着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不满足于把钱存放在银行获取利息收人，而是投资股票、债券和等理财产品。尽管碳排放权是一个虚拟的概念， 但荷兰银行、中国银行推出的与碳排放权挂钩的理财产品深受市场欢迎。只要国家重视低碳，环保企业表现优于其他行业，与碳金融有关的理财产品前景广阔。
碳基金也是充满潜力的融资方式。目前世界上碳基金有58只， 2007年10月-2008年3月近5个月中，新成立的碳基金多达12只，而中国目前碳基金领域发展很慢，预计未来会出现较大的发展。拥有托管国内证券基金经验的商业银行，也应积极参与托管碳基金业务中去。
规避碳金融交易风险
CDM 项目贷款整体上呈现出供不应求的态势，意味商业银行在项目融资中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因此，商业银行应选择那些经济强度高、外部担保强的项目降低贷款的信用风险；项目的本息大多采用外币偿还，商业银行应该实行必要的套期保值以防范汇率变化风险。对于政策风险，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创新相关的合同条款，尽量将不可承受的风险转移给国外投资者。（作者单位：教育部人文重点研究基地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1]张坤民.发展低碳经济要有紧迫感[J].求是，2009（23）；
篇4
论文关键词：碳基金，CDM，低碳经济
一、碳基金的概念及其产生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臭氧层耗竭，各种极端气候现象的反复出现以及灾害性频发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更多地关注全球变暖问题。科学研究发现，全球大气层中排放的温室气体不断增加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为此，限制温室气体排放CDM，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就被提上各国政策的议程。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社会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为附件Ⅰ国家（即发达国家）确定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并规定可以通过联合履约（JI）、排放贸易（ET)和清洁能源发展机制（CDM）三种灵活机制实施项目，以完成各自温室气体排放任务。前两种机制适用于发达国家之间，清洁能源发展机制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清洁能源发展机制的基本思想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并转让先进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排）或增加温室气体吸收（碳汇）项目，所获得的碳信用指标，可以用于抵减发达国家的减排任务，这是一个双赢机制。碳基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碳基金是一种通过前期支付、股权投资或者提前购买协议CDM，专门为减排项目融资的投资工具核心期刊。碳基金是碳汇基金的简称。国际上通常指“清洁发展机制”下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的专门资金。碳基金通过对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清洁能源发展机制（CDM）项目的投资与合作，取得项目所产生的交易品----“经核证的减排量”（CERs),或者成为碳信用指标，并在国际碳市场进行交易，从而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并取得投资收益。
二、国内外碳基金发展现状
（一）国外碳基金发展现状
碳基金在国外已经有10多年的发展历史。作为碳市场中的先锋，世界银行于2000年发行了首只投资于减排项目的碳原型基金（Prototype Fund),发行规模为1.8亿美元。该基金的资金来自17个公司和6个政府，管理方为世界银行。目前，世界银行管理着价值超过20亿美元的10个碳基金。16个国家的政府和覆盖部门的65家公司已经为这些基金做出了贡献。欧盟及日本等国也相继设立专门机构和气候变化专项基金。来自Financial Solutions的2009年度的报告中显示，全球碳基金总数为89只，资金规模107.55亿欧元，并且还有6只基金在酝酿中CDM，新生资金规模为32.3亿美元。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快速成长的碳基金已经成为碳指标的购买主力军，往返于碳指标供应方和需求方之间，赚取高额的利润。据统计，碳基金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为24%的CDM提供了融资，通过签署《减排量购买协议》（Emission Reduction Purchase Agreement)获得CER的所有权。
（二）国内碳基金发展现状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我国碳基金的发展目前仍处于引进探索阶段。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制定的《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促进节能减排公关政策的落实，帮助企业通过捐资造林吸收并固定二氧化碳的方式开展资源减排活动，2007年7月20日，在国家林业局的提倡和组织下CDM，本着自愿参与的原则，相关部门在中国绿化基金会下设立中国绿色碳基金。该基金主要用于支持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活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专业造林减排基金。
三、我国碳基金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碳基金筹资规模小
国外一般由政府出资设立的碳基金规模都在千万美元以上，根据各国减排任务的不同有所不同。最多的为世行创立的PCF总金额达到1．8亿美元。其余奥地利政府为7200万欧元，加拿大政府设立的生物碳基金为3000－5000万美元，丹麦碳基金为1.2亿欧元，日本碳基金为5480万欧元。英国则每年拨付约6600万英镑的气候变化税拨付给碳基金管理使用核心期刊。
我国碳基金由于处于刚起步阶段，各方面的宣传、推广力度以及参与程度还不够，筹资规模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因此规模比较小。中国绿色碳基金前期投入资金只有3亿元人民币，和国外碳基金规模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二）碳基金设立形式和管理模式单一
国外碳基金管理模式有以下方式：
1.全部由政府设立和政府管理。如芬兰政府外交部于2000年设立联合履约(JI)/CDM试验计划，在萨尔瓦多、尼加拉瓜、泰国和越南确定了潜在项目。2003年1月开始向上述各国发出邀请CDM，购买小型CDM项目产生的CERs。
2.由国际组织和政府合作创立，由国际组织管理。这部分CDM项目主要由世界银行与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促成。世界银行的原型碳基金(PCF)是世界上创立最早的碳基金，政府方面有加拿大，芬兰，挪威，瑞典，荷兰和日本国际合作银行参与，另外还有17家私营公司也参与了碳基金的组成。PCF的日常工作主要由世界银行管理。
3.由政府设立采用企业模式运作。这种类型的主要代表是英国碳基金。英国碳基金是一个由政府投资、按企业模式运作的独立公司，成立于2001年，碳基金的经费开支、投资、碳基金人员的工资奖金等由董事会决定，政府并不干预碳基金公司的经营管理业务。
4.由政府与企业合作建立采用商业化管理。这种类型的代表为德国和日本的碳基金。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碳基金由德国政府、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共同设立CDM，由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负责日常管理。
5.由企业出资并采取企业方式管理。这些碳基金规模不大，主要从事CERs的中间交易。
而中国绿色碳基金属于全国性公募基金。该基金由国家林业局、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绿化基金会及有关出资企业和单位共同组成执行理事会，按照《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和《中国绿化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规则》以及共同制定的《中国绿色碳基金管理办法》对基金进行管理，同时接受相关监督和审计核心期刊。和国外相比，无论从设立形式和管理模式上还都比较单一。
(三)设立目标单一
国外碳基金设立目标广泛。除了用于积累碳汇为目的的基本项目以外，还用于许多其他主动性项目。如德国碳基金主要为德国和欧洲有意购买交易证书的企业提供服务。日本碳基金主要用于购买《京都议定书》规则下的减排量，以完成本国的减排目标量。丹麦碳基金主要用于支持风能以及热力和电力、水电、生物质能源以及垃圾掩埋等项目。
反观我国的碳基金设立目标则较为狭窄，主要用于以积累碳汇为主要目的的植树造林、森林经营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它相关性项目；林业碳汇的计量与监测、碳汇技术标准的制定、碳汇管理政策的研究及碳汇相关信息等；开展森林与气候变化、林业碳汇、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相关科学知识普及、宣传、论坛和培训等社会公益活动。
四、发展我国碳基金的对策及建议
通过对比国内外碳基金发展的现状，可以清楚的看到我国在碳基金发展方面存在的不足。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汇国，我国有必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去借鉴国外在碳基金发展方面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来发展自身的碳基金。具体措施如下：
（一）扩大筹资渠道，争取财政支持。
为了扩大中国绿色碳基金的影响力并加快碳汇造林,在中国绿色碳基金建立初期,应争取国家财政的配套支持。 既可新增碳汇造林专项经费注入中国绿色碳基金,也可以结合国家造林专项, 安排部分资金用于开展中国绿色碳基金的造林活动,有利于造林的管护和后期效益的发挥。如果造林所产生的碳汇有收入,应使其回到基金会中用于再次造林。
（二）完善相关法律与制度CDM，加大政府支持力量。
捐资造林吸储二氧化碳, 推动企业志愿减排行动, 可看成是应对气候变化我国政府立法前的“演练”。真正的减少排放, 还要在国家的法律规定之下,调整某些宏观政策和环境政策, 限制企业的排放行为。即确定一个全国的总排碳量和各个部门的排碳总量, 使排碳权成为“稀缺”品。再允许利用植树造林吸收的碳汇抵减一部分排放量。将自愿行为和强制行为有机结合,体现道德约束和法制约束双重力量核心期刊。在此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部门规章建设、区域约束以及国家立法,不仅能促进我国林业碳汇事业走上法制化轨道,而且有利于从根本上推进全社会生态保护意识和节能减排工作的开展。
（三）提高国内企业与银行对CDM项目和谈金融的认识
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对CDM项目和“碳金融”的认识尚不到位是成立碳基金的一个主要障碍。由于其融资方面的认识不够深入，企业和银行不能看到它的营利性和重要性，不愿出资参与碳交易，使得碳基金较难形成规模效益。为此，应不断加强对谈金融的宣传，提高国内企业与机构的认识，为碳基金的简历奠定基础。
（四）加强与国际机构的合作，不断提高科学技术与管理水平
目前许多国家都与世界银行合作成立碳基金。世界银行作为国际性的金融机构，具有良好的资信声誉与较高的管理水平，因此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发展与管理碳基金的平台。世界银行扮演的是一个中介服务的角色利用其自身影响力，吸引了相当数量的资金和项目CDM，并作为委托方，成功地连接了买方和卖方。这是一种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减排目标的途径。于是，通过国际碳基金的运作，世界银行既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也达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赢。
根据CDM交易规则估算，在2012年之前，中国的碳交易潜力将达数10亿美元，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50%，是全球最大的CDM项目提供方。因此，建立中国碳基金和碳交易市场并与国际接轨，借鉴国际上的碳基金发展经验CDM，积极引进国际碳基金，参与到我国CDM项目的开发，形成和国际谈市场联动的碳交易机制，将大力促进我国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加速节能减排技术的商业化，缓解节能减排项目的前期资金压力，且可分散其风险，同时又能促进节能产业化、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和低碳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北京环境交易所,2010中国碳信用市场投资报告,cbeex.com.cn/article/xmdj/zlxz/
2、世界银行网站,carbonfinance.org/
3、吴俊.林冬冬.2010.国外碳金融业务发展新趋向及其启示[J].商业研究 (8)
4、韩野炬.2007.国际碳基金与中国清洁发展机制[J].2007中国节能减排与资源综合利用会刊
5、黄孝华.2010.国际碳基金运行机制研究[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4)
6、钟国华.2007.清洁发展机制碳基金造林综述[J].广西林业(6)
7、艾亚.2008.私募碳基金老大的中国动向[J].国际融资（5）
8、章升东,宋维明,何宇.2007.国际碳基金发展概述[J].林业经济 (7)
9、李怒云,宋维明,何宇.2007.中国绿色碳基金的创建与运营[J].林业经济（7）
篇5
[关键词]碳交易；Swarm；博弈仿真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12-0126-03
1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规模的日益膨胀，对化石能源的需求急剧攀升，温室气体排放直接导致的温室效应和气候变化不断危及人类生存的空间。为此，已有诸多途径来抑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推动技术创新。在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增长方针的指导下，低碳经济在我国整体经济格局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在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碳排放权逐渐成为了一种资源，是企业的利润源泉。作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利用碳排放权交易充分调动企业的减排积极性，提高减排的效率，对我国而言意义重大。我国的碳交易近年来在规模上发展迅猛，未来也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仍存在着不少问题，如制度体系不完善、法规政策不健全等。对企业而言，很难在碳交易中取得主动权，这不仅限制了其在碳交易中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参与的积极性。
周宏春（2009）系统介绍了国外碳交易市场的形成条件，包括法律基础、交易规则以及进入市场交易的基本条件等，提出了我国利用碳交易市场降低碳减排成本、走上能源利用效率高和碳生产率不断提高的低碳发展道路的建议。范舒（2010）运用博弈模型，从非合作博弈和合作博弈两方面，探究了碳排放相关方的对抗与合作关系。本文拟就高排放强度企业和低排放强度企业在碳交易中的博弈入手，利用Swarm仿真平台，对博弈行为进行系统仿真，根据仿真结果，探究碳交易市场的变化趋势。
2碳交易的相关概念
21基本原理
碳交易是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引入的市场机制，将排放权视为一种商品，利用市场实现减排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实际减排工作由减排成本最低的企业完成。目前，我国的碳交易主要是基于《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清洁发展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核证减排量的使用，企业通过核证减排量来完成其减排指标。同时，核证减排量也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
碳交易的进行首先要由政府部门根据该地区的环境容量，推算出温室气体的最大允许排放量，并在初始阶段分配给市场的各个参与者。进而，碳排放权逐渐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在流通交易中形成价格。排放强度高的企业需要在市场中购买核证减排量，从而保证其排放量不超标。
22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
针对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从公平的角度出发，建议以人口指标来分配碳排放权，即认为每个人都享有相同的公共权利；从效率的角度出发，则以GDP指标来分配碳排放权，即认为每单位温室气体的排放都应带来相应的产出。
在本文中，以单位GDP排放量作为分配碳排放权的依据，对该机制下碳交易的博弈进行仿真分析。若ED为该地区温室气体最大允许排放量，GD为地区GDP总值，Gi为第i家企业产生的GDP，则第i家企业分得的碳排放限额为Ei=EDGi/GD。
3碳交易博弈模型
31碳交易博弈基本假设
本文中讨论的碳排放权交易发生在碳交易二级市场之中，假设所有市场参与者的目的都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碳排放权的价格也由市场供求决定。因此，碳交易价格的形成主要受宏观经济环境、减排成本、外界政策和交易成本等因素影响。
假设碳交易市场的参与者可按照排放强度分为高排放企业和低排放企业，高排放企业在日常生产中的排放量超出其碳排放限额较多，面临着较大的减排压力，需要进行大幅度减排或购买碳排放量；低排放企业的碳排放量超出排放限额较少，甚至低于其排放限额，减排压力不大，甚至有剩余的排放量可供出售。
假设不同企业会根据自己的利润函数采取行动，其行动也是不分先后的，即碳交易博弈为静态博弈。
32模型的建立
将企业i正常生产排放的温室气体量记为Pi，若Pi-Ei>0，则说明企业i的碳排放量超出限额，为高排放企业，在碳交易市场中主要为买方；若Pi-Ei0说明企业i有出售相应排放量的意愿，Di0，则表示供过于求，若ni=1 Di
Mi=xDi-ki（Pi-Ei+Di）2（1）
企业在碳交易行为中获得的利润由两个方面构成：在交易中的所得和减排付出的成本，企业的决策需要统筹考虑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将利润作为目标函数，参数中x，Di均随时间t变化，每家企业都以利润最大化为最优决策，则t时刻企业i的策略可表示为：
maxMi（t）=x（t）Di（t）-ki[Pi-Ei+Di（t）]2（2）
对该地区总体的碳交易市场而言，在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下，碳排放权的价格可由逆需求函数表示：
x（t+1）={a-b×[DB+ni=1 Di（t）]}×σ（t）
DB=ED（3）
上式中的a，b为逆需求函数中的参数，其中b反映价格对需求的敏感性。逆需求函数中的需求由基础性需求和可变需求两部分组成，其中DB为基础性需求，即在所有企业可变交易需求供求平衡时的总排放需求，与该地区总排放限额ED相等，可变需求则为整个市场全部企业交易需求量的总和。考虑到实际市场交易中宏观经济形势和外界政策等因素对价格的影响，在供求博弈形成的价格基础上增加波动因子σ，从而形成下一时刻碳排放权的价格。
4模型仿真及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模型，运用Swarm仿真平台，对不同排放强度的企业在碳交易市场中重复博弈的过程进行仿真。令企业总数n=100，地区温室气体排放总配额量为500万吨，即ED=500，逆需求函数中参数a=3500，b=0007236，初始价格为80元/吨，可得到如下仿真结果。
对博弈的演化过程进行20次迭代，仿真结果如图1～图3所示。由图1可以看出，碳排放权的价格随时间围绕初始价格上下波动，波动范围在50～115元/吨。图2、图3反映了不同排放强度的企业在碳交易行为中的平均预期年利润随时间的走势，其中高排放企业的利润与碳排放权的价格基本呈负相关，低排放企业的利润与碳排放权的价格基本呈正相关，并且两类企业对价格的反应都存在延迟。
图1碳排放权价格随时间变化趋势（20次迭代）
图2高排放企业平均预期年利润随时间变化趋势（20次迭代）
图3低排放企业平均预期年利润随时间变化趋势（20次迭代）
对博弈的演化过程进行500次迭代，仿真结果如图4～图6所示。由图4可知，碳排放权的价格长时间在45～130元/吨的范围内波动。根据图5、图6所示，高排放企业在碳交易行为中的平均预期年利润在-65万～-25万元的范围内波动，而低排放企业的利润则在15万～55万元波动，两类企业的利润与碳排放权价格的相关性没有改变。
图4碳排放权价格随时间变化趋势（500次迭代）
图5高排放企业平均预期年利润随时间变化趋势（500次迭代）
图6低排放企业平均预期年利润随时间变化趋势（500次迭代）5结论及建议
本文中，将企业按照不同的排放强度进行分类，根据企业各自的策略，建立碳交易博弈模型。基于Swarm仿真平台，对博弈行为进行仿真分析，得到了碳排放权的价格和企业预期利润的变化趋势及相关性。在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下，碳排放权的价格基本反映了其内在价值，市场呈现出的规律符合预期，市场机制的存在促进了减排资源的优化配置。
目前，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方兴未艾，未来也有十分光明的前景。对碳交易市场而言，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提高市场运行的透明度，吸引更多的企业参与到碳交易活动中，通过市场实现对更大范围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企业而言，需要进一步树立节能减排的发展观念，努力提高减排的技术水平，降低自身的减排成本，才能真正在碳排放权的博弈中取得主动权。
参考文献：
[1]于天飞，沈文星，黄喜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分析[J].林业经济，2008（5）.
[2]周宏春世界碳交易市场的发展与启示[J].中国软科学，2009（12）.
[3]范舒关于碳排放的博弈论分析[J].现代物业（中旬刊），2010（7）.
[4]张立杰，苗苗低碳经济背景下中国企业碳交易博弈模型初探[J].企业经济，2012（2）.
[5]聂力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博弈分析[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3
[6]弗兰西斯·路纳，本尼迪克特·史蒂芬森Swarm中的经济仿真：基于智能体建模与面向对象设计[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7]刘贞，程勇军Swarm for Java仿真及编程实现[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篇6
关键词 后京都时代 碳金融市场 碳排放权 层次设计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7-0039-08
一、引言
2005年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京都议定书》，这是国际上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条约。各协议国为完成其规定的减排任务，可自行减排或从国际市场上购买碳排放权，于是诞生了全球范围的碳金融市场。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虽然迄今为止国际上还没有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多边协议，但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决定，《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期承诺期开始于2013年1月1日，发达国家继续履行碳减排承诺，同时努力在2020年前达成涵盖所有缔约国的碳减排约束的法律框架。不可否认的是，尽管碳排放的国际谈判纠葛于各方利益博弈，短期内很难形成类似于《京都议定书》的多边协议，但在“后京都”时代，发展中国家将承担一定的碳减排义务将是不争的事实。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一大碳排放国，我国已经面临越来越大的减排压力。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我国主动承担合理的部分减排责任，不仅在国际上能推动发达国家更好的履行减排义务，展示我国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能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改善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碳金融市场是以碳排放权为中心的各种金融活动和交易机制的总称，包括碳减排一级交易市场、衍生品交易、各种中介服务等内容。碳金融市场作为减少碳排放的重要支撑，近几年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许多学者从我国碳金融市场建设的必要性角度进行了探讨，比如陈柳钦从绿色金融的角度出发，提出通过培育创新机制来推动我国碳金融市场的发展，最终实现我国低碳经济路径的转变。①杜莉、李博从实证的角度证明，碳排放量、排放配额和区域性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杜莉、李博：《利用碳金融系统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经济学家》2012年第6期。所以我国应该从制度和政策两个层面加强对碳金融市场发展的支持。类似的研究还包括Zeng、Zeng， “Weather Derivatives and Weather Insurance： Concept Application and Analysi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vol.81， no.9， 2000，pp.2075-2082.胡鞍钢、胡鞍钢：《低碳经济模式的新内涵》，《世界环境》2008年第2期。周逢民周逢民：《透视碳金融》，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第131-135页。等人。另一些学者则从我国碳金融市场的建设机制方面进行了研究，比如潘小军认为除了重视“政府主导”式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设外，还必须重视基于碳金融产品创新的区域性碳交易市场建设，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潘小军：《低碳经济浪潮下中国碳金融市场发展策略》，《软科学》2011年第7期。于天飞主张采用金融量化的手段，来引导生产者和消费者采用低碳生产和消费的理念。于天飞：《碳排放权交易的产权分析》，《东北农业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4期。其他类似的研究还包括杜黎霞、薛诚、杜黎霞、薛诚：《欠发达地区发展碳金融业务的思考》，《甘肃金融》2011年第6期。刘长松刘长松：《后京都时代中国碳金融发展战略选择》，《山东经济》2011年第3期。等。
总之，上述研究从碳金融市场建设的必要性、碳金融市场交易的完善等方面做出了有价值的探讨，但很少有人触及到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的总体层次设计和阶段性规划。在“后京都”时代，至少在有约束力的多边碳减排协议达成之前，我国应该充分认识到碳金融市场对推动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性，科学规划发展战略，通过夯实基础条件、完善市场化建设、开拓创新交易机制等措施，大力推动碳金融市场的发展。
二、国际碳金融市场发展现状及政策支持
1.国际碳金融市场现状
国际碳金融市场中最基础的交易产品是二氧化碳排放权，根据不同交易主体、合作机制可分多种交易体系，其中最主要的有四个：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联合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JI）、国际排放权交易（International Emission Trading，IET）及欧盟排放权体系（European Union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EU-ETS）。清洁发展机制（CDM）：有减排责任的发达国家可以通过为发展中国家的相关项目提供资金和先进技术，从而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温室气体（以二氧化碳为换算品种），由此获得的核准减排单位（Certificated Emission Reductions，CERs）；联合履行机制（JI）：指多个发达国家之间通过项目的合作，低碳项目所实现的减排单位（Emission Reduction Units，ERUs），可以转让给另一发达国家缔约方；国际排放交易（IET）：指一个发达国家将其超额完成减排义务的指标（Assigned Amount Units，AAUs），以贸易的方式转让给另外一个未能完成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欧盟排放权体系（EU-ETS）：欧盟制定国家分配计划，对其成员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限定了标准，一旦超过此标准就要被罚款，由此产生碳排放权配额交易。其中EU-ETS是交易量最大的市场，主要从事欧盟国家间排放许可权的相关产品交易。欧盟实行的是“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机制，每个成员国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受到限制，国内企业的碳排放量受到相应配额限制，每单位配额允许企业排放1吨二氧化碳。如果企业在规定期限内碳排放未超出配额，则可以出售多余的配额；若企业排放量超出分配的配额，就必须通过碳交易所从其他企业手中购买。其他三个市场机制则是区域合作跨度较大的机制，涉及多国合作，其交易主体见图1。比如IET是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易、CDM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交易等。
近年来全球碳金融市场发展非常迅速，参与的供需主体主要来自于英国、瑞士、中国、印度等国的企业、能源公司、咨询开发商及金融机构。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见表1），碳金融市场交易主要集中在两大领域：EU-ETS和CDM，前者长期占据全球80%左右的市场份额，而CDM占据了第二大市场份额。从表1还可以看出，近年来碳金融交易的品种越来越多元化，特别是清洁能源机制（CDM）的二级市场（SCDM）发展速度非常快。从长期来看节能减排带来的经济转型的巨大机遇，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容忽视的。在“后京都”时代，即便短期内难以达成统一的、有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但从各国政府主导下正在进行的立法努力和碳金融市场发展现实来看，无论是排放权交易还是碳金融投融资体系都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2.国际碳金融市场发展的政策支持经验
（1）建立起了明确的保证碳金融交易的基础法律框架。欧美国家的实践表明，气候变化立法是明确碳排放权利属性和责任配置的根本保证，同时也是碳金融交易的制度前提。英国于2001年11月通过《气候变化法》，成为首个将法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写进法律的国家。美国虽然迄今为止仍然未通过联邦层面的法律规范碳排放行为，但美国最高法院2007年裁决二氧化碳等温室效应气体为污染物，并授权环境保护署以《空气清洁法》对温室气体的排放权进行管制，使得《空气清洁法》成为建立美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法律基础。德国在2004年颁布《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与废物立法》，对碳排放进行了法律上的界定与约束。澳大利亚2007年加入《京都议定书》后，不仅新设了气候环境部，还颁布了《国家温室气体与能源报告法》、《碳主张与交易实践法》为碳排放权交易提供法律基础。
（2）在政府的推动下，有计划建立多层次的碳金融交易平台。全球碳金融交易市场可以区分为多区域合作市场、国家级市场、区域市场以及零售市场四个层次。美国在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区域温室气体倡议（RGGI）等已经逐渐成熟的州级政府行动基础上，正在建立覆盖全国的碳交易体系。英国伦敦金融城和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已经发展成为国际碳金融交易的两大中心。其他新兴气候交易所还有蒙特利尔气候研究所、新加坡碳交易所、巴西期货交易所、新加坡商品交易所等。
（3）加强政府对碳金融市场的监督。政府对碳交易机制的有效监督可以大大提高碳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政府监督的主要手段包括主体资格审查、碳排放标准的制度、排放申报受理、排放交易的记录与追踪等等。欧盟1999年就开始依据国家和不同领域的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清单进行评估，对社区温室气体实施监测计划。英国还专门设有第三方独立认证机构对社区二氧化碳排放情况进行核实。美国于1994年开始实施“温室气候自愿报告计划”，2008年起美国环保署开始筹建国家强制性温室气体登记报告制度。
（4）制定多元化的激励措施，引导企业自律。最早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激励措施来自于美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的经验。美国区域温室气体倡议（RGGI）为了奖励2006～2008年的早期减量行为，给予采取早期减排措施的排放源额外的排放权，即额外的二氧化碳配额（ERAS）。排放源必须主动提供2003～2005年基准排放资料，证明其确实采取了减量措施，主管机关则计算出应核发的ERAS数量。目前发达国家主要采用减税手段来激励企业自愿减排，比如在英国，企业若认可并实现温室气体减排分配目标便可被减免80%的气候变化税。有时减税也以赠款的形式出现，丹麦、瑞士采用此政策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5）加大金融机构创新力度，夯实低碳支持体系。发达国家依托其强大的金融市场体系，积极推动金融机构创新，为碳金融市场交易提供了丰富的交易产品。比如，在银行信贷领域，建立绿色信贷管理制度，积极提供低碳项目贷款，减少对高污染、高碳项目贷款；设立低碳基金，投资于环境友好型项目或企业；建立碳信用交易平台，例如巴克莱银行是英国第一家为EU-ETS建立碳信用交易平台的银行，现在已发展成为碳信用市场上最大的交易平台；推出绿色信用卡，例如荷兰合作银行发行了气候信用卡，以该信用卡进行的各项消费为基础计算出二氧化碳排放量，然后可以购买相应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减排量。
三、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我国政府公开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自此开始涉足国际碳金融市场并快速发展。根据《京都议定书》和德班气候大会决议，我国在2020年之前无需承担有约束力的减排义务，因此目前我国在国际碳金融市场中主要作为卖方，将减排额卖给负有减排责任的发达国家。目前我国碳金融市场主要依托清洁发展机制（CDM），截至2013年第四季度，我国CDM项目在联合国申请总数为2603个；我国获签发CERS（核证减排量）数量约4.05亿吨，是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最大的卖方，但目前中国CDM项目主要“出口”，国内市场几乎为零。数据来源：http：//cdm.unfccc.int/Statistics/。
但不可否认的是，与国际上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碳金融市场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必须直面这些问题，做出长远的规划，确保中国在碳金融市场这片蓝海中持续发展。在过去的相关研究中，众多学者普遍提及到我国对碳金融的认识有局限、产品相对单一、专业人才稀缺等障碍。此外，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还存在着以下较易被忽略的问题：
1.金融机构缺乏碳金融发展动力。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有强有力的金融支持。而在我国，低碳金融的社会效益与商业金融机构的利润追求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矛盾，由于缺乏政策性激励或引导，追求利润最大化就成为商业银行最主要的经营目标，金融体系对低碳经济发展的作用还没能充分体现出来，从而降低了商业金融机构的积极性。
2.碳金融交易所建设缺乏有序化。不少学者提出加快各地碳金融交易所建设是我国碳金融发展的当务之急，然而这实际上有可能加剧国内碳金融交易所建设无序化的风险。目前我国区域性的碳金融交易建设所纷纷被列入了多地议事日程，但由于缺乏统筹，正在建设和规划中的各地交易所业务与功能不断重复，目前部分已建交易所交易状况冷清，交易状况低于预期水平。这些无序的交易所建设很可能出现恶性竞争或业务惨淡的处境。
3.《京都协议书》到期后前景未明。迄今为止，国际上尚未达成统一的、有约束力的低碳发展多边协议，我国能否继续以CDM机制为基础获得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前景尚不明朗，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CDM注册项目的减少。据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网公布的数据，2012年以来，在EBEB：CDM执行理事会（the executive board），主要负责监督CDM项目的实施、批准新的方法、认证第三方审定和验证机构、批准项目并最终为CDM项目签发碳排放信用。注册的项目呈逐年下降的态势。这表明目前国际低碳政策的不确定性，对我国碳金融市场未来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
4.碳金融市场缺乏大众化参与。我国碳金融市场交易机制尚未成型，碳金融产品开发程度低限制了参与者的进入，能够参与碳金融市场交易的只有少数地方政府、商业银行及企业等。仅仅依靠个别主体的参与很难满足国内碳金融市场的成长要求，碳金融市场建设应努力获得众多投资者的支持与参与，依靠市场化推广来提高参与度、优化资源配置，达到各类主体积极互动、共同推进碳金融市场发展的目的。
四、“后京都”时代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的层次设计
1.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的必要性
我国大力发展碳金融市场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可以推动我国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碳金融市场可以在短时间内集聚大额资本，推动新能源产业经济的发展进而带动实体经济。现在大量新能源产业项目（如水能、风能和太阳能等）是有效促进碳减排的主力军，通过碳金融市场的资金支持不仅可以降低发达国家的减排成本，还能促进减排资金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2007～2012年CDM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大约40亿美元的资金，充分利用这些资金与技术能大力推动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
（2）增强我国碳金融定价话语权。定价机制作为碳金融市场的核心问题，目前其主动权掌控在发达国家手中。我国作为CDM项目中最大的卖方市场，在定价机制上却缺乏话语权，只能被动接受外国碳金融机构设定的较低的碳价格，使得我国在国际碳交易链中只能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只有加快构建我国碳金融市场，话语权才能获得相应提升。
（3）以市场化机制促进节能减排。我国十二五期间节能减排重点工程总投资为23660亿元，形成节能能力2.6亿吨标准煤，约合6.8亿吨二氧化碳。数据来源：国家发改委网站，http：///。如果仅仅依靠行政手段降低碳排放量，不仅需要财政持续投入大量资金，而且也无法调动和发挥企业和国民减排的主动性。通过碳金融交易的市场模式，积极引导和推动私人资本和金融资源向低碳方向调配，由企业根据碳配额的价格，在自主减排和购买碳配额之间进行选择，利用供需矛盾促进碳减排无疑是最有效的途径。
（4）提前防范碳排放管制风险。目前国际上尚未存在统一的碳排放管制体系，但某些特定行业和区域业已建立的排放管制措施正逐渐对国际贸易、世界产业转移产生重要影响。比如欧盟规定自2012年1月1日起，所有在欧盟境内机场起飞或降落的航班，其全程排放二氧化碳都将纳入EU-ETS，而接下来欧盟或将争取把航海业等也纳入其中。这些碳排放管制风险可能会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障碍。因此相关部门必须加快步伐发展碳金融市场，避免碳排放管制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我国碳金融市场层次设计的总体思路
考虑到碳金融市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我国应加快碳金融市场的发展步伐，但发展碳金融市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根据我国目前碳金融市场基础薄弱、主体参与意识差、市场机制不完善等种种问题，我国碳金融市场的发展从总体思路上看，必须进行阶段性发展的规划，遵循一个金字塔型的逐层有序建设过程（见图2）：首先做好基础性建设工作，建立良好的法制、市场环境；在此基础上进行市场化建设，多方面保障一级市场与产品交易的稳定性；最后推动交易机制建设，逐步创新精细化多元化的交易品种，以确保我国碳金融市场长远稳定的发展。
3.碳金融市场基础性建设
（1）法律法规、激励政策的制定。在碳金融市场起步发展阶段，可以通过政府主导，借鉴发达国家的标准和经验，制定符合国情的碳排放权法律法规，包括碳排放总量控制、评价法律机制以及碳金融市场基本法律制度。同时要特别在税收、环境保护、信贷投资等方面加强政策的配套性、可实施性。例如可在碳金融发展初期对参与碳金融的企业或机构减免一定税收作为激励政策，提高交易效率并确保碳金融市场建设有一个有保障的发展环境。
（2）推进碳排放计量工作及有效监督。低碳项目在获得审查机构审查机构是指诸如CDM执行理事会（EB）、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等已经获得联合国CDM指定开展实体审查认证资质，能开展低碳、节能减排的审定核查工作的机构。批准实施后，必须按照严格的行业标准对生产前期、中期及后期的原材料投入或产出进行量化，得出经核实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后，方可流通交易。“十一五”期间，国家质检总局在福建、新疆、重庆等地先后批准建立了20家国家城市能源计量中心，为碳减排提供更标准的监督计量渠道。而CQC（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则可凭借在检验、鉴定、测试和认证领域的良好声誉与专业能力，提供独立公正、透明规范的碳排放量核查工作。
（3）加强 CDM 行业整合力度。根据目前世界气候谈判情况，未来我国CDM的发展将可能面临以下两种情况：①CDM延续现有模式，则已成功注册的清洁能源项目可继续签发CER。此外根据我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所做的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下降的承诺，我国政府将努力促进低碳技术的应用和推广，从而带来CDM项目的巨大开发潜力。②我国被列入碳排放限制国，即便我国政府表示不会承担强制减排的义务，但根据目前的情况仍面临着较大压力。然而如果我国加入强制减排的队列，国内的“类CDM”市场将完全延续CDM的发展。电力、能源等重点行业将被分配限量的排放配额，“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模式被复制到国内“成熟企业-成长中企业”中来，由此产生了对“类CDM”的国内供求，因此仍要求加强CDM行业的整合。整合CDM行业，必须首先致力于对碳金融中介机构中介机构是指包括碳项目咨询与服务、碳经纪商、碳信用评级机构等在内的服务性专业机构。的有效管理。由于CDM项目审核程序极其繁琐，大多数清洁能源项目开发方都会选择通过专业中介机构来完成在EB的注册与核证，在交易环节甚至会以中介机构为人参与项目议价。因此国内应对碳金融中介机构资质严格把关，并通过审批发放牌照、鼓励吸收合并等措施，有效整合国内碳金融中介行业。进一步，我国应鼓励有条件的中介机构在欧美等成熟碳金融市场所在地设立分支机构，既可及时了解全球碳金融市场最新信息，又可更直接的寻找、洽谈、比较买家，在不断探索中整体提升我国CDM行业水平。
（4）有针对性的重点构建统一的碳金融交易平台。目前在国内近十几家碳交易所中，上海环境交易所是我国最活跃、规模最大、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环境能源交易市场和权益交易平台。截至2013年12月底，上海环交所已累计实现的挂牌项目金额达325亿元，成交金额突破70亿元，自愿碳减排项目个人开户数超过21万户，且已正式改制为股份制环境交易所。综合多种因素，我国应该重点发展上海环交所，它可依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大平台，先试行国内外的投行业务，联合中国金融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加快我国碳金融衍生品的研发步伐，参照国际通用的核算标准对试点企业展开碳核算，形成适当的核算标准体系，合理设计与国际碳排放交易产品之间套利的交易品种等。
4.碳金融市场化建设
在低碳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运用行政许可、排污税等非市场手段已无法满足减少碳排放的监管需求，加之我国多数企业自愿减排意识薄弱，依赖自愿减排难度较大，所以必须通过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碳金融市场化推广来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1）产业市场化建设。工业生产在碳排放中占据了绝对地位，因此碳金融市场化建设首先必须获得工业生产的积极支持。此外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地域面积大，仍处于传统农业生产阶段，存在巨大的碳减排空间，但农业生产在碳金融市场探索中却少被提及。如果能采取低碳农业生产模式，将该领域的碳减排潜力开发出来并参与碳金融市场化，最终将获取生产增效、低碳平衡、碳金融市场活跃等多方面收益。
低碳农业可拓展到低碳农药、低碳化肥的使用等多个层面，我国可借鉴CDM以低碳项目开发获取CERS的思路，采取低碳农业与金融对接模式，使农民在不减少作物产量的前提下获得碳减排收益，达到“金融辅助低碳、低碳回报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效应。一方面，金融机构可直接与低碳农业减排项目寻求合作机会；另一方面，为避免信息不对称导致不必要损失，金融机构也可以村镇合作社、村镇银行等地方组织为中介与低碳农业进行对接来降低风险。
（2）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推广。一个高效成熟的碳金融市场需要紧密的国际合作，我国商业银行对外开放度相对较高，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关系较为紧密。因此我国可以以商业银行为主力，加快碳金融市场化建设的步伐。在操作上，可选择以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实力雄厚的股份制银行为主，带动政策性银行、信托公司、碳基金等其他金融机构，共同进行市场化推广。商业性金融机构通过自身优势可获取更多碳金融市场信息，除拓展自身业务外，还可以拓展多种投资渠道参与碳排放权二级市场交易，并逐步参与国际市场交易。
（3）建立碳金融政策性银行。目前碳金融市场带来的收益并不明显，因此尚未得到市场的普遍认可。我国需要有一个组织作为牵头者来带动这一领域的积极发展，可以考虑筹建碳金融政策性银行，将财政投入与政策银行信贷支持相结合，努力达到有效均衡的资金投放，多渠道支持低碳发展。
5.碳金融交易机制建设
在碳金融交易机制建设方面，首先要整顿和完善一级市场，保障一级交易市场活跃和有序；其次要加快新交易品种的开发，多元化的产品交易不但可以提高投融资活跃程度，还能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之间建立积极的互动关系。具体来说应该加强以下碳金融交易产品的开发：
（1）绿色贷款。商业银行可向优质的低碳项目提供绿色贷款，促进我国碳减排一级市场项目的积极发展；同时可增加商业银行节能减排贷款的规模占比，优化资产结构；也可储备客户资源，为日后参与温室气体减排市场做好准备。
（2）直接融资。银行机构可向客户发售以碳资产为基础的理财产品，吸引希望通过购买理财产品履行社会责任和实现收益的投资者，同时为低碳企业获得成本较低的直接融资；低碳企业可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等债券产品，通过拓展低碳企业融资渠道，使多方获益。
（3）发行碳基金产品。碳基金是目前国际碳市场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通过设立低碳产业投资基金，可以为具有良好开发潜质的低碳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此外私募碳基金还可投资低碳概念股股票，或设计出股权投资产品，通过二级市场操作（如借壳上市等）以低成本获得融资。碳基金所投的项目本身就能带来收益，包括出手经核证的减排量等，此外也可择机通过转让股权获得收益。考虑到具体国情，我国碳基金发展路径可以分如下三个阶段（见图3）：
（4）碳金融衍生品。目前欧盟排放配额（EUA）和核证减排量（CER）的期货和期权已经成为国际碳金融市场上重要的交易品种，这些衍生品不但增强了碳排放权基础产品的流动性，还可有效进行套利保值。因此我国可借鉴欧洲气候交易所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碳期货、碳期权合约的模式和经验，设计适合国情的碳期货、远期和期权合约，在适当的时机推向市场进行交易。
五、结语
篇7
关 键 词：限额-交易；排放配额；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1）06－0060－06
一、欧美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的发展状况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这一问题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控制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97年《京都议定书》对附件中列出的国家分别规定了不同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 ① 为减轻相应国家的减排压力，《京都议定书》引入了市场化的手段，制定了三大履约机制，即联合履行机制（Joint Implementation，JI）、 国际排放权贸易机制（International Emission Trading，IET） 和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推动、刺激了国际碳排放市场的建立与发展。欧美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的发展状况，见表1。
（一）欧盟
根据《京都议定书》要求，欧盟承诺在2008~2012年之间， 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排放水平上减少8%，并在2005年将EU-ETS（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正式投入运作。随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的逐渐完善和演进，不仅仅是碳即期市场，一些衍生市场如碳期货市场、碳期权市场、碳远期市场等也都逐渐出现并不断发展壮大。在EU-ETS的第一个承诺期即2005~2007年， 有22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配额被分配给了27个欧盟成员国的近12 000个碳排放企业， 并使这些碳排放企业能通过欧盟内的相关交易所或场外市场来进行排放配额的交易、余缺调剂。在2005年，EU-ETS的碳交易量为2亿6千万吨， 而在2007年这一数字增为14亿4千万吨。由此可见，在一开始这一市场便展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 [1]
（二）美国
早在1968年， 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就在产权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排污权理论， 为以后各种污染气体的排放权交易奠定了理论根基。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洁净空气修正案》下的酸雨计划是“限额-交易”模式的第一个重要运用，其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在全美国范围内， 在整体二氧化硫排放量不超过目标上限的前提下，将排放配额分配给有关企业，并使有关企业通过这一市场来调剂排放配额的余缺， 这既减轻了企业的减排压力， 又达到了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以保护环境的目的。 鉴于本区域内环境保护的压力， 南加州地区尝试建立了以二氧化硫和氮氧化合物为主的污染气体排放权交易区域性市场――RECLAIM（Regional Clean Air Incentives Market），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美国单方面退出《京都议定书》， 拒绝履行其承担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到目前为止， 美国尚没有国家层面的强制性的减排政策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但是在国内部分地区也正在探索建立区域性的减排计划和交易市场。
2003年开始运行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是美国惟一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自愿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其覆盖范围不仅包括美国全国， 其分支机构已遍布欧、亚、 美洲地区， 并拥有数百家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会员，其通过规范化的市场运作，较好地实现了运用市场化手段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这一目的。同时，美国国内为适应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趋势， 一方面在为全国强制性碳交易市场的早日建立而努力， 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建立起区域性市场。 美国已有多个州独自或联合制定了温室气体减排的相关法案， 推动建立区域碳交易市场，积极探索有效的温室气体减排之路，如地区温室气体倡议（RGGI）、西部气候倡议（WCI）等。
二、欧美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的比较
（一）市场体系覆盖区域的差异
从市场结构来看，主要包括“自上而下”型和“自下而上”型两种。前者由中央主导、强力推行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如EU-ETS，由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形成适用于整个欧盟的法律文件， 建立覆盖整个欧盟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将所有成员国纳入进来。后者由各地方政府单独或联合在本区域内建立区域市场，更加注重发挥区域市场的作用，并通过区域试点，在区域市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全国性市场。美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具有明显的地方性优势，各地方政府在参与碳减排行动、 制定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并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上，逐渐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欧美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的覆盖区域详见表2。
对于这两种不同的发展类型， 可以分别从以下3个关键方面加以考量。
1. 环境有效性。EU-ETS能根据经济发展的全局需要和环境的整体承受力度， 在全欧盟范围内制定标准、统一的排放上限限额，将所有的相关排放源纳入到交易体系内，通过有效的监管和控制，以达到减排目标，从这一点上看，“自上而下”型市场，将涵盖更大程度、更加全面的排放量，从而具有更高的环境有效性。然而，通过整体市场的合理细化、分散，即合理发展地方性区域市场， 并建立有效的链接将各分散市场联系起来， 有效杜绝企业将排放污染源转移到排放受限较小的区域以实现“套利”等现象的发生，这也可以有效减少一国整体的排放量。而目前美国国内各个区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间尚未建立有效联系，大多“各自为政”，这虽然可推动区域内减排目标的实现，但整个美国的碳减排却变得很不清晰。较好的例子是《京都议定书》确立的清洁发展机制和联合履约机制，将世界上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在分散、细化的同时也保证了整体的减排目标。
2. 经济有效性。EU-ETS涵盖了更大的地域范围和更多数量的排放源， 整个市场中存在足够的潜在交易者，保证了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可以充分发挥市场的效率。巨大的交易量会促进形成一个统一、合理的均衡价格， 这对外有利于争取或是主导国际市场的定价权， 对内统一的价格会更好地发挥价格信号的引导作用， 使减排成本低的企业与减排成本相对较高的企业在更广的范围内调剂排放权的余缺。而对于美国的各个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各个区域市场是相互独立没有联系的， 这必然会形成不同的配额价格和不同的边际减排成本，将导致效率的损失，并且较小的范围和较大的减排企业并存时， 极易形成市场垄断，进一步影响市场效率。
3. 政治有效性。 为了建立一套完整的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各地方政府、各行业企业必然会对共同的监管框架，特别是共同的减排目标上限及各区域、 各企业具体的减排数量，进行长时间、广泛的谈判协商。以排放配额的分配来讲，这直接关系到各企业的经济利益及地方的经济增速， 各方的博弈是不可避免的。而“自下而上”型市场更注重区域市场的作用，各个区域市场过于强势， 必然会在建立全国市场的过程中为自己地区争夺最大利益， 进而增加协商难度，同时，各个区域市场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根据自己区域的特点制定出了不同的交易规则、 认证机制及监管方式， 这也会在各个市场的整合过程中形成不小的阻力。
（二）市场所涵盖排放气体和行业的不同规定
一方面为了更准确、 更有效地实现整体的减排目标， 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应涵盖所有的相关气体和所有排放相关气体的行业。 另一方面从可操作性来看， 一个好的交易体系应该能使相关气体减排收益与监测、 执行等成本达到均衡。 如果将某一气体或气体排放行业纳入体系后， 所产生的相关气体减排的边际收益大于监测、执行的边际成本，则应将其保留在体系内。 欧美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所涵盖的气体和行业情况详见表3。
EU-ETS和酸雨计划都只选定一种气体， 分别为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 一是由于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硫是最主要的酸雨气体，而且这一状况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会改变的， 而对主要气体进行重点控制更易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二是由于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主要是源于化石燃料的使用，它们的排放量更易被监测，并且只针对一种气体就避免了不同减排气体间排放量的转换等繁琐的过程，增加了可操作性。
对于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应涵盖的行业， 可以从两个角度着眼。或者是主要涵盖上游体系，即针对化石燃料的生产者或进口商制定、 执行减排政策， 这样可以有效减少介入整个政策体系的企业数量。 或者是主要涵盖下游体系，即政策、体系主要针对化石燃料的使用者， 但要想有效减少相关气体的排放，就需要一个全面的下游体系，即交易体系要涵盖所有使用化石燃料的工厂甚至是加油站及相关分销商，而这必将会增加政策体系所覆盖企业的数量。
而在实际运行中， 各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大都是针对下游体系，并且将体系涵盖的行业、企业数量进行了简单化处理。 其中电力行业成为主要的涵盖行业，这与其自身的行业特点有关：（1）电力行业是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排放的主要污染源；（2） 电力行业存在以较低成本减少相关气体排放的减排空间；（3）电力行业已经存在较规范、完善的监管，基础相对较好。
对于那些只涵盖电力行业的交易体系， 其出发点则是先从一个单一行业为切入点， 以减轻政治谈判的压力，同时也使整个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尽可能简单一些， 便于操作。 但这也会造成一个棘手难题，交易体系仅限于单一行业的局面更易形成垄断，当该行业中的某一企业或几个企业联合使其所拥有的排放份额、资金规模等，相对于整个运行的配额交易市场达到一个较大比例时，便可操纵配额价格，较少地买入配额可压低价格， 较少地卖出配额又可拉升价格，这样垄断企业便可从中获得额外利益，造成不公平现象，进而可能会减少整个市场的交易量，造成效率损失。同时，相关企业还可以利用在交易体系中的垄断地位来排挤产品市场上的潜在竞争者，通过拒绝提供足够的排放配额给新进入者， 有可能形成一个行业壁垒。Stavins对美国的酸雨计划进行研究发现，在酸雨计划实施的前几年，一些企业购买了比他们实际需求更多的配额， 以此来抬升排放配额的成本，将一部分竞争者挤出了该市场。 [2]
（三）运作方式上的不同特点
欧美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的具体运作方式详见表4。
1. 对于配额初始分配方式的选择。 由于担心配额的初始分配采用拍卖方式会遭到相关企业的抵制和反对，对于配额的最初分配都采用免费发放方式，即采用“祖父条款”――根据历史排放量来确定所获得的配额数量。 免费分配初始配额， 这就会促使企业在计划实施的早期进行更多的碳排放， 以便在未来获得更多的排放配额。而在EU-ETS实施的第一阶段， 一些大型的排放企业获得了比其实际排放量多得多的排放配额，出现了配额分配过多的问题，从而导致了碳价（指碳排放配额价格）过低，造成了碳价波动。在2005年配额开始交易时，其市价大约为每吨20欧元，2006年4月随着一系列新项目被允许， 交易者预期市场中存在了过多额外的配额， 从而使价格跌至8欧元，但随后在2006年价格又涨至顶点为每吨30欧元， 最终在2007年9月暴跌为每吨0.1欧元。[3] 价格的大起大落使得不同行业的很多企业无法决定是革新技术减少碳排放， 还是继续排放并购买碳排放配额，从而严重影响了市场的效率。并且波动的价格又进一步导致相关产品价格上升， 钢铁和电力行业的生产成本比历史成本上升了10%～175%不等， 进而推动整个欧盟的电力价格平均上涨5%，钢铁批发价格平均上涨16%。[4] 而增加排放配额发放方式中拍卖的比重，可以有效控制碳价波动的风险。对于配额的定期性拍卖，可设定一个最低拍卖价，如果市场碳价远低于该价格， 则相关企业会继续持有富余的配额而被不会再向市场中卖入， 从而有效减少整个市场中的配额供给，起到拉升碳价的作用；如果市场碳价远高于该价格， 则配额匮乏的企业会期待通过拍卖方式来获得足额配额， 而不是通过在市场中用高价购得的方式， 从而减少整个市场中的需求量，起到压低碳价的作用。总之，拍卖方式可以使碳价始终维持在拍卖底价附近。 而这也就要求在整个承诺期的多个不同时点上拍卖配额， 从而将拍卖方式贯穿于整个承诺期， 而不是在承诺期开始或提前就进行配额的拍卖。
2. 对于承诺期跨度的选择。 较长的承诺期可以有效降低价格的波动性， 给减排企业一个相对长期的价格信号， 如果是较可信的信号作用， 则会有效地促进技术革新和新投资。但同时，政策制定者面对不断革新的减排技术和体系中出现的问题时， 其政策灵活性将大大减低。EU-ETS第一阶段的承诺期为3年，并且不允许两阶段间配额的储存和借入，虽然有效减少了碳排放，但即使作为一个“学习期”也较短暂；阶段二的承诺期是5年，并且阶段二、三之间的配额储存是允许的；阶段三有8年的承诺期，这与企业的投资周期较为接近，但又面临8年后即2020年阶段三到期后的巨大不确定性。 美国的清洁能源法案设定了一个长期的一直到2050年的减排目标。分配的配额数量将会逐年下降， 以达到到2012年排放量在2005年水平上减少3%， 到2020年减少20%，2030年减少42%，最终到2050年减少83%的目标。为增加政策的灵活性， 美国国家科学院会每4年提供一份报告， 阐述气候变化情况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发展情况， 并对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的减排行动做出分析，据此如果有需要，政府会为额外的减排做出附加补充规定。
3. 对于配额跨期借入与储存的规定。 各个交易体系大多不允许跨期借入配额，主要考虑：（1）政府很难有效评估借入配额企业的资金流动性及其配额的真实价值；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其更愿意较早的实现减排目标，所以会倾向于限制借入配额。（2）那些流动性相对不足的企业会比流动性充足的企业更乐于借入配额，从而会造成逆向选择的发生。（3）借入配额的企业可以推迟采取碳减排行动， 如果预期将来碳减排的整体约束目标会变得更宽松时， 相关企业现在便会采取“不作为”的观望态度； 并且借入配额的企业会更积极游说政府采用较宽松的减排目标， 甚至会阻挠交易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以使自己的配额债务被取消。相比较而言，储存配额的企业为保证、增加其配额资产的价值，会更希望有较高的碳价和较为稳定并不断发展的交易体系， 并乐于接受较严格的监管措施和较严格的未来减排目标，且有动力较早地采取措施来减少排放量。此外，允许配额跨期储存能使当前的碳价对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做出反应，从而有效降低价格的波动性，增加市场的流动性。
4. 对于监管、惩罚制度的规定。注重一个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的强制力、执行力，一方面，要在技术上对排放量做出准确的监测。 酸雨计划能够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便是要求电力设施安装检测二氧化硫排放量的设备，从而获得了排放源直接、连续的排放数据；EU-ETS等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只涵盖一种气体，也正是基于对高质量监测重要性的考虑。另一方面，要在规则、法律上能对监测出的违规、违法排放行为立即做出惩戒。
三、 对我国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的建议
1. 积极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建立统一市场，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相同的边际碳减排成本，保证碳减排的效率；形成统一的碳交易价格，发挥市场价格信号作用，引导企业合理减排，同时在国际市场上争取碳价的定价权。应该注意的是，实行区域试点（如：一部分地区先减排，一部分地区后减排）极易促发套利行为，全国性布局的大企业会将重污染源转移到不受约束的地区以保证继续排放，特别是当为了减小政治压力，同时在区域试点采用“祖父条款”的方式来进行配额的初始分配时，会刺激试点区域外的企业增加排放量，以便当体系覆盖到自身时获得更多的排放配额。
2.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建立的初期可先涵盖一种气体和多个典型行业，在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相应技术逐渐成熟后， 再将其他温室气体和更多行业纳入体系。这样更便于监测且操作简单，避免了不同气体间的转换。 涵盖多个典型行业可有效增加市场范围，减少垄断情况的发生，并保证交易量。
3. 就运行机制而言，从国际经验来看，为减少实施初期的压力， 可采用配额初次分配时免费发放的方式， 但随着交易体系的逐步完善和企业的逐步适应和接受，要增加拍卖方式的比重。实施初期由于经验不足，可采用较短的承诺期，以便在实践中发现问题、不足，并可及时调整，增加制度的灵活性，但初始时便应从长期着眼，保证制度的连续性、可信性。应允许跨期储存配额， 以避免在一阶段到期时配额价格的大跌，减小碳价的波动性，同时激发企业长期减排的积极性。 同时应制定相应具有可信性的处罚措施，对于违规企业加强处罚，使处罚成本远高于买入配额的成本，以保证整个市场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Yue-Jun Zhang，Yi-Ming Wei. An overview of current research on EU ETS：Evidence from its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economic effect［J］. Applied Energy，2010（6）：1804-1814.
［2］Gert Tinggaard Svendsen，Morten Vesterdalb. How to design greenhouse gas trading in the EU?［J］. Energy Policy，2010（38）：4363-4370.
［3］Benjamin K. Sovacool. The policy challenges of tradable credits：A critical review of eight markets［J］. Energy Policy，2011（2）：575-585.
［4］Marjan Peeters，Stefan Weishaar. Exploring uncertainties in the EU ETS：“Learning by doing” continues beyond 2012［J］. Carbon & Climate Law，2009（1）：88-101.
［5］Samuel Fankhausera，Cameron Hepburnb. Designing carbon markets Part I：Carbon markets in time［J］. Energy Policy，2003（31）：1531-1539.
［6］胡荣，徐岭. 浅析美国碳排放权制度及其交易体系［J］.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10（5）：17-21.
［7］涂毅. 国际温室气体 （碳） 排放权市场的发展及其启示［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2）：15-19.
［8］韩鑫韬. 美国碳交易市场发展的经验及启示［J］. 中国金融，2010（24）：32-33.
篇8
[ 关键词 ] 碳关税 技术性壁垒 碳排放权交易 对策
一、引言
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的通过和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举行,都表明了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世人的共识和未来的潮流。而其中具有强烈贸易保护色彩的碳关税的提出,更意味着气候议题不再被单纯的作为环境问题,而与贸易保护结合起来,标志着贸易壁垒潜在的发展方向。正因如此,我国企业更要深入研究,早做应对。
二、碳关税及其影响
碳关税是指对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的排放关税,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关税。一直以来,钢铁、机电、化工、水泥、玻璃制品等高耗能、高碳排放产品在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中占据了相当的比重,而美国和欧盟又是我国企业非常重要的出口市场。若按现行承受碳税国家的计税标准(通常在每吨碳10美元至70美元间)考虑,碳关税的征收无疑会极大地削弱以低成本优势为主的我国企业的竞争力。由此不难看出,碳关税对我国企业产生的巨大压力。
三、碳关税的合法性
围绕着碳关税的合法性,目前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其一是作为征税项目的合法性;其二是其征税标准的合法性。
从征税项目角度看,“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保护和维护环境”是WTO组织的宗旨之一。而关贸总协定(GATT)中第20条的一般例外规定,允许成员国在某些情况下基于保护环境、保障人类和动植物生命健康以及公共道德原因进行贸易限制。然而,碳关税是对未被融入最终产品的投入征税,超越了WTO所允许的过程税的范围。
从征税标准角度看,由于目前对排放标准和计量成本很难进行准确度量和比较,很容易违反WTO组织中的国民待遇原则。而若以出口国是否执行减排标准来划分,存在国别歧视,违反最惠国待遇原则,同时也有违《京都议定书》中提出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
虽然对碳关税及其征税标准存在诸多争议,施行尚有难度,但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笔者认为,发达国家酝酿征收碳关税,其重要性不仅在于碳关税本身,更在于其拉开了基于气候问题来进行贸易保护的大幕。这就意味着发达国家完全有可能由此发展出新的贸易壁垒。
四、潜在的新型贸易壁垒
面对施行碳关税的诸多问题,发达国家很可能将其由关税壁垒向非关税壁垒转化,尤其是可能向更隐蔽、更复杂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演变。而一旦实施新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我国企业限于自身的技术水平,短时间内很难达到其要求,这无疑会达到更强的贸易保护效力。
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指货物进口国所制定的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的技术法规、标准以及检验商品的合格性评定程序所形成的贸易障碍。
相较之于关税,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由各国自己制定,不需要国际组织的批准,世贸组织对其限制很少,故而其制定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针对性。相较之于许可证制、进口配额等其它非关税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有效回避了非配不合理等问题。
同时,技术性贸易壁垒已从流通领域扩大到生产加工领域,即不仅对产品本身,而且对其生产工艺和加工过程也提出了特定限制。更为重要的是一些以高科技为基础的技术标准极为复杂,有些还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有更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而在《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中更是明确规定,如果国际标准不是一国想达到的环保水平,成员国可以实施特殊的国内强制措施,但必须强化透明度原则。这些都无疑为欧美等发达国家制定和实施严苛的技术性壁垒提供了广阔的发挥空间。
而我国环保与相关监测检验技术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尚存在较大差距,正是我们的弱项,无力与其争夺话语权。随着在碳足迹、碳捕捉等有关温室气体排放和控制的环保技术的进步和成熟,欧美等发达国家将着力抢占技术制高点和标准制定的主导权。届时,欧美等发达国家很可能将其技术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制定苛刻的市场准入标准和认证制度,而我国企业短期内很难达到其标准,将严重阻碍我国相关企业出口。
五、不可忽视的碳排放市场
除技术性壁垒之外,目前新兴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也不可忽视,这种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市场机制,有可能被发达国家在未来用作进一步削弱我国出口企业低成本优势的手段,遏制我国企业的出口。
碳排放权交易是指碳减排购买合同或协议(ERPAs)。其基本原理是,由环境部门根据环境容量制定逐年下降的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然后将碳排放总量目标通过一定的方式分解为若干碳排放配额,分配给各区域,碳排放配额被允许像商品那样在市场上进行买卖,进行余缺调剂。
欧盟于2005年推出了全球第一个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UETS)。这是欧盟为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京都议定书》目标而采取的关键措施,而且被认为是比税收更为友好的促使企业减少排放温室气体的办法。目前,未加入《京都议定书》的美国,也建立了相关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以自愿的方式进行碳排放权交易。
当前,欧盟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的最为成熟,已由此开发出期权、期货等相关金融衍生产品。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已在投资、贸易等领域推行“欧盟指令”,在已具雏形的碳排放产业链中占据高端位置。可以想见,在后京都时代的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会不断强化其碳排放地位,形成国际碳排放及温室气体排放市场,掌握主导权,以市场方式迫使企业减排,这将会给我国企业带来不小冲击。
而我国在碳排放市场建设水平和企业了解和参与程度上存在不小差距。不少企业在经营理念中缺乏环保意识,对碳排放市场还比较陌生。我国企业参与的也是基于CDM项目的排放权交易。国内企业信息不对称,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处于碳排放产业链的低端,相关环境权益交易产品存在严重的价值低估的现象。
六、紧迫性和必要性
虽然哥本哈根会议已然结束,但国际社会关于气候问题的磋商却远未完结。根据《京都议定书》中“共同承担而有区别责任”的原则,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2008~2012年,即议定书生效的第一阶段暂不承担硬性减排任务。可是在2013年之后,我国的义务还不确定。此外,“巴厘岛路线图”要求发达国家在第一阶段之后采取具有可比性的减排措施,但却没有定义如何评判可比性。欧美等发达国家可将其引申到发展中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措施与他们具有可比性。随着我国碳排放总量不断上升,我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地位日益凸显,减排压力不言而喻。
在本次峰会,我国政府所初步承诺的到2020年将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40%至45%的目标,是在承认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特征和自身技术水平的局限基础上,所作出的可操作性的战略选择。但在发达国家看来这个承诺远低于他们的预期。可以预见,在未来的气候问题谈判中,发达国家会施加更大的压力,不排除以抑制全球气候变化、保护自然环境为名,使用各种贸易保护措施。一方面提升其谈判地位,另一方面为其国内相关产业提供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积极参与节能减排,不仅是碳关税等可能的基于气候变化的贸易壁垒倒逼的外在压力,更是顺应我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应当看到低碳经济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我国必将改变产出结构主要依赖国际低端工业制成品市场,产业结构主要依赖高耗能产业,能源结构主要依赖煤炭的现状。而将环境成本内部化,这也就要求企业经营过程中,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改善资源配置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七、建议与对策
当前,低碳经济已成为全球的发展方向,面对碳关税等潜在的基于气候问题的贸易壁垒,我们不应当消极回避,而应当主动研究,积极应对,分析并把握住其中蕴含的机会,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1.加强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
自“入世”以来,我国企业遭遇的形式各样、名目繁多的非关税壁垒给出口构成不小障碍,如HACCP、SA8000等。而碳关税的提出仅仅其新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这些事实都表明,我国企业作为制造工厂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都极为有限。要改变企业处于产业价值链低端的被动地位,就要从订单生产的经营方式向自主创新的发展方式转变,加强研发创新,掌握核心技术,形成自己的拳头产品,把握主动权,从根本上摆脱受制于人的不利地位。
2.研发减排技术,密切关注行业动向
企业应把握低碳化发展这一趋势,提升经营理念。由于技术升级和设备改造并非短时间所能完成,企业更要早做准备,抓住目前这一窗口时期,关注政府出台的政策法规和优惠措施,积极与有关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努力研发节能减排相关技术。另一方面,企业可依托行业协会和驻外商务机构等渠道,积极了解国外相关产品与行业有关的技术法规、标准和认证制度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基于气候问题的有关动向,做到知己知彼、未雨绸缪。
3.积极了解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企业要深入研究碳排放权市场,积极了解其配额制定方式、定价标准、交易种类和交易规则等知识,积极了解我国在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方面的相关政策措施,积极了解国外排放市场的相关信息与发展动向,改变出于碳排放产业链低端的状况,最大限度地减少可能的风险与冲击,增强从碳交易中获利的能力。
4.开展绿色营销,打造品牌形象
企业可积极参加诸如碳汇林、CDM机制等环保项目和公益活动,积极参加现有的ISO14000环境认证,同时加强减排技术改造,利用各种传媒对这些活动进行宣传,以实际行动来提升自己的环保形象。一旦绿色品牌建立,取得差异化优势提高了品牌认同度和市场美誉度,产品附加值就会提高。有资料表明,在发达国家,消费者愿意为环保产品支付更高价格。企业可采取认知价值定价策略,提高定价以弥补环保成本。
5.开拓新市场,降低市场风险
要改变企业出口过于集中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的局面,积极开发新市场。为保护其国内相关产业,欧美等发达国家必然会利用其技术优势设立重重障碍。而我国企业研发节能减排等环保技术面临成本高、周期长的问题,达到其相关要求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我们可以把目光转向有待开发、市场潜力大的发展中国家新市场,采取市场多元化策略,降低市场风险。
参考文献:
[1]张中祥:美国拟征收碳关税中国当如何应对.国际石油经济.2009.17(8).P13-16
[2]张向晨:碳关税是否符合WTO规则.WTO经济导刊,2009年第12期.P88-87
[3]王慧:对气候关税不可等闲视之. 环境保护. 2010年第2期.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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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碳基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臭氧层耗竭，各种极端气候现象的反复出现以及灾害频发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更多地关注全球变暖问题。研究发现，大气层中排放的温室气体不断增加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因此，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国际社会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为附件Ⅰ国家（即发达国家）确定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并规定可以通过联合履约（JI）、排放贸易（ET）和清洁能源发展机制（CDM）三种灵活机制实施项目，以完成各自温室气体排放任务。
前两种机制适用于发达国家之间，清洁能源发展机制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清洁能源发展机制的基本思想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并转让先进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排）或增加温室气体吸收（碳汇）项目，所获得的碳信用指标，可以用于抵减发达国家的减排任务，这是一个双赢机制。碳基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碳基金是一种通过前期支付、股权投资或者提前购买协议，专门为减排项目融资的投资工具。碳基金是碳汇基金的简称。国际上通常指“清洁发展机制”下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的专门资金。碳基金通过对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清洁能源发展机制（CDM）项目的投资与合作，取得项目所产生的交易品----“经核证的减排量”（CERs），或者成为碳信用指标，并在国际碳市场进行交易，从而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并取得投资收益。
国内外碳基金发展现状。 （一）国外碳基金发展现状。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快速成长的碳基金已经成为碳指标的购买主力军据统计，碳基金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为24%的CDM提供了融资。 （二）国内碳基金发展现状。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我国碳基金的发展目前仍处于引进探索阶段。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制定的《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促进节能减排公关政策的落实，2007年7月20日，在国家林业局的提倡和组织下，本着自愿参与的原则，相关部门在中国绿化基金会下设立中国绿色碳基金。该基金主要用于支持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活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专业造林减排基金。 我国碳基金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碳基金筹资规模小。
我国碳基金由于处于刚起步阶段，各方面的宣传、推广力度以及参与程度还不够，筹资规模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规模比较小。中国绿色碳基金前期投入资金只有3亿元人民币，和国外碳基金规模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二）碳基金设立形式和管理模式单一。
国外碳基金管理模式有以下方式：
1.全部由政府设立和政府管理。
如芬兰政府外交部于2000年设立联合履约（JI）/CDM试验计划，在萨尔瓦多、尼加拉瓜、泰国和越南确定了潜在项目。2003年1月开始向上述各国发出邀请，购买小型CDM项目产生的CERs。
2.由国际组织和政府合作创立，由国际组织管理。这部分CDM项目主要由世界银行与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促成。世界银行的原型碳基金（PCF）是世界上创立最早的碳基金，政府方面有加拿大、芬兰、挪威、瑞典、荷兰和日本国际合作银行参与，PCF的日常工作主要由世界银行管理。
3.由政府设立采用企业模式运作。这种类型的主要代表是英国碳基金。英国碳基金是一个由政府投资、按企业模式运作的独立公司，碳基金的经费开支、投资、碳基金人员的工资奖金等由董事会决定，政府并不干预碳基金公司的经营管理业务。
4.由政府与企业合作建立采用商业化管理。这种类型的代表为德国和日本的碳基金。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碳基金由德国政府、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共同设立，由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负责日常管理。
5.由企业出资并采取企业方式管理。这些碳基金规模不大，主要从事CERs的中间交易。
而中国绿色碳基金属于全国性公募基金。该基金由国家林业局、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绿化基金会及有关出资企业和单位共同组成执行理事会，按照《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和《中国绿化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规则》以及共同制定的《中国绿色碳基金管理办法》对基金进行管理，同时接受相关监督和审计。和国外相比，无论从设立形式和管理模式上还都比较单一。
（三）设立目标单一。
国外碳基金设立目标广泛。除了用于积累碳汇为目的的基本项目以外，还用于许多其他主动性项目。如德国碳基金主要为德国和欧洲有意购买交易证书的企业提供服务。丹麦碳基金主要用于支持风能以及热力和电力、水电、生物质能源以及垃圾掩埋等项目。
反观我国的碳基金设立目标则较为狭窄，主要用于以积累碳汇为主要目的的植树造林、森林经营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它相关性项目；林业碳汇的计量与监测、碳汇技术标准的制定、碳汇管理政策的研究及碳汇相关信息等；开展森林与气候变化、林业碳汇、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相关科学知识普及、宣传、论坛和培训等社会公益活动。 发展我国碳基金的对策及建议。
通过对比国内外碳基金发展的现状，可以清楚的看到我国在碳基金发展方面存在的不足。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汇国，我国有必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去借鉴国外在碳基金发展方面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来发展自身的碳基金。具体措施如下：
（一）扩大筹资渠道，争取财政支持。
为了扩大中国绿色碳基金的影响力并加快碳汇造林，应争取国家财政的配套支持。既可新增碳汇造林专项经费注入中国绿色碳基金，也可以结合国家造林专项，安排部分资金用于开展中国绿色碳基金的造林活动。如果造林所产生的碳汇有收入，应使其回到基金会中用于再次造林。
（二）完善相关法律与制度，加大政府支持力量。
捐资造林吸储二氧化碳，推动企业志愿减排行动，是应对气候变化我国政府立法前的“演练”。真正的减少排放，还要在国家的法律规定之下，调整某些宏观政策和环境政策，限制企业的排放行为。即确定一个全国的总排碳量和各个部门的排碳总量，使排碳权成为“稀缺”品。再允许利用植树造林吸收的碳汇抵减一部分排放量。将自愿行为和强制行为有机结合，体现道德约束和法制约束双重力量。
（三）提高国内企业与银行对CDM项目和碳金融的认识。
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对CDM项目和“碳金融”的认识尚不到位是成立碳基金的一个主要障碍。由于其融资方面的认识不够深入，企业和银行不能看到它的营利性和重要性，不愿出资参与碳交易，使得碳基金较难形成规模效益。为此，应不断加强对碳金融的宣传，提高国内企业与机构的认识，为碳基金的建立奠定基础。
篇10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虽然没有减排约束，但中国被许多国家看作是最具潜力的减排市场。2004年起，以各种排放（减排）配额为主的交易与以减排项目为标的买卖同时逐渐做大，催生了一个交易规模达1180亿美元的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五年时间增长超过百倍。然而，当《京都议定书》的正式实施以及欧盟减排交易机制（ETS）第二阶段于2009年进入第二个年份，当金融危机以摧枯拉朽之势在诸多行业洗牌，碳排放交易市场亦不能独善其身。尤其是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后，相关政策尚未有定论的背景之下，中国碳排放交易一度陷入困境。
市场混乱，急需正规平台
“现在中国的很多企业已经开始考虑是否要退出这一行业，因为前景十分不明朗。”CDM项目开发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如是说。2009年，该公司开发或协助开发了超过150个CDM项目，进合国CDM项目开发20强。然而他表示，当时中国企业布局低碳经济，更像一个逐利的“土财主”，很多人对这个行业并不了解，只想挣钱，随便找几个人，弄点钱注册一个公司，然后来做这个事情，结果很难将一个项目从头做到尾。
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虽然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排放权供应国之一，却没有一个像欧美那样的国际碳交易市场，不利于争夺碳交易的定价权。中国处于整个碳交易产业链的最底端。由于碳交易的市场和标准都在国外，中国为全球碳市场创造的巨大减排量，被发达国家以低价购买后，包装、开发成价格更高的金融产品在国外进行交易。
正因如此，从2009年开始，国内对于要进一步确定市场秩序，将国内的碳交易市场平全打造起来的呼声就已经很高。当时已有不少的专家指出，以后国内自身的碳交易市场发展将是一个绝对趋势，需要尽快完善国内的碳交易体系，让市场充分活跃。
千呼万唤的碳排放交易平台遇冷
201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同意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及深圳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启动交易的试点都是由政府将碳排放量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纳入管理，在一定的规则下向其分配年度碳排放配额，排放单位可以通过市场购入或售出不足、多余的配额以履行碳排放控制责任。
国家启动碳排放权交易的初衷是以市场机制促进节能减排。2013年6月18日，随着深圳碳交易平台的正式上线，中国的碳交易市场正式开始运行。
然而，在首日成交2万多吨，成交金额61万多元后，深圳碳市场第二天就没有了交易，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两个月，直到8月5日才又有了26万多元的交易。这种开市之后不久便没有交易并且断断续续的情况在各个交易试点普遍存在。就线上交易来看，北京碳市场运行第一个月成交额仅13万多元；广东省以探索一级市场碳配额拍卖为特点，而二级交易市场继开市首日和次日的720多万元成交量后一直没有线上交易，直到2014年3月11日才再度“开张”；相比广州的首日交易量，开市最早的深圳2013年半年的总成交额也不过1300万元。
虽然各交易所交易量不大，但是价格变化却不小。例如深圳碳的起始价位是每吨30元左右，经过两个月的“空窗期”，其价格上演了“过山车”：10月17日以130.9元收盘，而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该价格又跌到54.68元，之后保持在70-80元。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会员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中心天津分公司的一位客户经理告诉媒体，碳的高差价给投资者的入市判断出了难题，而且断断续续的交易也不利于寻找真实合理的碳价。
欧盟模式不能照搬
事实上，对于在2013年中国全面启动七省市的总量限制碳排放交易，业内人士早就抱有疑问，认为这一进度有些超越其预期。
资料显示，到目前为止，全球规模最大、最为成功的碳交易市场是欧盟的碳排放交易机制（ETS），并且在未来许多年内，这种地位仍将保持下去。ETS创立于2005年，从那时起到2009年，碳排放交易实现了爆炸式的增长，但目前增长有所放缓。不少专家曾呼吁，国内的碳排交易或许可以借鉴欧盟模式。
诚然，碳排放交易机制确实能够给予中国的碳排交易市场以一定的启示，但是中国自己需要摸索的道路却仍然漫长。“《京都议定书》1997年签署，到2005年才正式生效、启动，前后花了8年的时间。而从《联合国框架条约》，到《京都议定书》，又花了7年时间，相当于前前后后花了一、二十年的时间，各个国家减排多少，怎么计算，才最终出来，可见要建立体系有多难。”一位熟知国际碳减排权交易的人士为媒体提供了一组参照数据。他表示，中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每个省的规模几乎都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国家，这不像丹麦这样的欧洲小国家，它们确立体系是很容易的。“外国的经验能否引入，在这个问题上，像国家发改委气候司、清华大学、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都在努力。不管是ISO14064还是2450，这些涉及到碳盘查的，以及像CDM这些，都是国外研发的，有些地方并不适合中国，很多地方并不细致。”
此外，相关专家还表示，欧洲经济已经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它站在顶点，往下削减排放量很简单。但中国还在发展过程中，得综合考虑经济增长空间、就业等问题，情况复杂得多。再者，中国各个区域、行业发展都不平衡，怎么实现减排的公正以及如何分配还是个问题。如果碳减排再涉及到各行各业，就必须把行业甚至区域之间的公平性也考虑进去。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有人把数据比喻成碳交易实施开展的“米”。 总量目标设计、企业配额分配等等，都需要全面、完整、可靠的数据作为依据。
来自天津发改委官员的描述，是这一问题的生动写照：“自上而下算出来的数，和自下而上算出来的数，对不上。行业协会报上来的数，和排放清单的数，也对不上。”这是统计口径和渠道不同的必然结果。
但企业数据没有分项计量，在能源审计尚不普及的今天，核查难度极大。目前全国大部分省市设立节能监察中心，监督重点用能企业填报其用能状况，并定期向主管单位汇报，例如广东省每三月申报一次，而上海则是一个月申报一次。
企业、设施层面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的计算方法、数据汇报如何相互协调，避免给企业增加额外的负担、合理引入第三方核查机构，都是课题。
长远来看，数据基础的建立不是单单服务于碳交易，而是可以藉由碳交易逐步建立，并且同其他旨在完善气候和能源数据的工作协调进行。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的建立、能源审计数据获得和核查等。
没有扎实的企业排放数据基础，分配总量控制指标也会“无从下手”。一位地方发改委官员认为：“二氧化硫交易一直没有做起来，有理论，没有实际交易，就是因为没有法律依据、没有管理办法。碳交易的管理应当上升到法律层面，由人大来立法。”并且“通过顶层设计统一核算标准”。
“一家管碳，一家管能源”
中国自1949年以来，工业企业一直归口在工信部管理，传统的节能工作是其中毋庸置疑的内容。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属的各地经济和信息化工作委员会，一般都主管着节能技术中心等传统能效管理业务部门。
发改委由于统筹管理项目的行政定位，而被赋予了环境资源方面的职能，设有环境资源司。随着应对气候变化问题重要性的凸显，原来设在发改委的应对气候变化办公室升格为应对气候变化司，与之直接相关的碳减排相关事务，也就很难与发改委剥离得开。在有些省市地区，如广东省、天津市等，就形成了经信委和发改委“一家管碳，一家管能源”的格局。当区域排放控制被提上日程，就很难避免协调难度的提高，有可能会带来两个目标的“脱节”，也可能使总量目标的强制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