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区别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大众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区别，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随着人类步入21世纪，信息（计算机）领域的数字技术以加速度向人类生活各个领域全面推进，其中一个非常显要的标志，就是通信领域、大众传播领域内的传播技术手段以数字制式全面替代传统模拟制式的转变过程。

这一转变无疑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大众媒介传播理论及其基础之上的大众媒介传播实践。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是讯息”，也就是说，基于技术手段的媒介本身形态的变化对于整个世界的革命性力量不容忽视。

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数字化成为了世界各国比拼的新的竞技场，尤其是发达国家都力争成为这场竞赛的领跑者。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在新世纪全球性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数字化差距，甚至掌握更大的主动权，对于数字化作一全面解析无疑是具有

数字化技术下的媒介融合

电波媒介和纸质媒介内部虽先期融合，但是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这一切。电视和广播开始采用同一种载体――数字来传播，它们无须再通过不同的播放器传送，而是可以混合使用共同的播放器。这就使得电视和广播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融合。而因特网的出现更是混合了电视和广播，人们既可以专心听音乐或别的广播节目，也可以边听别干别的事情，还可以看到声音所传递的讯息――如FLASH产品等。

此外，数字化技术也大大加强了广播节目的生动性：虚拟合成、更加逼真的音效、更加好的听觉效果，而且数字化技术提供的额外服务也加强了广播对于受众的服务性：如显示所播放的节目或歌曲的详细信息、可以即时保存所播放节目等，这些都促使了广播与电视娱乐性质的融合，也为其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创造了良好条件。

而杂志和报纸也开始呈现出靠拢的趋势。数字化技术催生的分众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报纸也不得不将视线转向分众市场。越来越多的报纸扩大版面，越来越多的专业性强、出版周期长的报纸诞生，报纸正在趋向于杂志化。而技术也使得杂志的时效性进一步增强，杂志的出版频率趋密。

电波媒介和纸质媒介的界限逐渐模糊

由于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电波媒介和纸质媒介的界限也逐渐模糊。一方面，电波媒介的节目内容可以被很方便地保存下来，并以DVD光盘的形式出版发行，以至于演变为“电子杂志”。近年来很突出的“探索（Discovery）”系列科教节目就是一个范例。同时也由于其可保存性，电波媒介的节目内容也开始向深处挖掘，尝试一些深层描述和剖析。电波媒介的娱乐功能渐渐被教化功能分去了一部分领地。

另一方面，纸质媒介为了求得更加生动的表达和更为互动的沟通，纷纷制作电子版。它们不仅建立因特网站，将传播内容以可视、可看的形式，还可以以更好保存、容量更大的光盘形式储存并发行。此外，数字化技术也使得“电子报纸”、“电子杂志”成为可能。我们不仅可以在屏幕上而不是纸上进行全新的阅读体验，还可以在类似印刷物的载体上欣赏生动的画面和声音。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报纸和杂志的娱乐功能开始加强，“新闻娱乐化”、娱乐版块、体育版块的大量扩版便证明了这一点。

当人们在电视上看报纸、杂志，可以像挑选过刊一样随时播放自己喜爱的电波节目；当人们可以在类似报纸、杂志的载体上看电波节目；当学历、地位各异的人们都在因特网上娱乐、游戏、了解新闻和国家大事，电波媒介和纸质媒介那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在技术的熔铸下一点点愈合。

传媒产业和信息产业的区别开始消失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我们在数字化技术和新媒体面前混淆了传媒产业和信息产业的概念。过去，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这二者，就是：一群人面对大众的传播活动叫做传媒产业；一个人面对一个人的传播活动叫做信息产业。但是，在数字化技术使得所有信息都以同一种载体通过同一种渠道传输之后，传播活动可以是一群人面对大众、一个人面对一群人、一个人面对一个人，还可以是一群人面对一个人等等，传者还可以同时是受者，受者也可以是传者……总而言之，就是传播活动的源头、终点、传播顺序、传播渠道及传播内容都有了无限种可能，再也没有了明显的区分。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清究竟什么是传媒产业，什么是信息产业。而大众传播也突然被纳入了广义的信息传播的洪流，由此，不仅大众传播的内涵和外延起了变化，也带来了行业管理体制、经营机制等方面的改变。

驱使大众媒介加强资本活力

中国的媒体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形成了巨大的市场。其市场规模如果按2003年年广告费总额是712亿美元的话，那么媒介市场就可达到1400～1600亿元。

正因为有了这样巨大的市场，就推动了媒体的极大的规模化，而规模对资本的渴望是显而易见的。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更加加强了传媒产业对于资本的需求，这是因为：

首先，数字化技术创造了无限广阔的媒介内容空间，需要产业化、专业化的内容市场形成。数字化技术极大地拓展了媒介空间，而这些空间都需要用内容来填充。中国是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内容市场的，至多只有一些零星的萌芽，而这些萌芽显然满足不了大众传媒数字化以后的发展。而内容市场的形成，无疑急需资本的启动。

其次，数字化技术使得大众传媒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资本则成为规模经济的首要需求。规模经济是大众传媒产业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大众传媒产业极低的边际成本要求它必须扩大规模才能够获得足够的效率，数字化技术在拓展传媒发展空间的基础上，也带动了传媒产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都以极高的层级递增。

再次，严峻的国际数字化传媒竞争形势呼唤资本。在全球媒介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媒介市场始终是西方国家非常看重的战略要地。目前全球六大媒介集团无一例外的进入了中国市场。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索尼、贝塔斯曼、迪斯尼以及新闻集团等，已经从期刊合作、书籍、电影和电视节目的创作、生产和发行各个媒介环节进入中国媒介产业和娱乐业。“理解、配合，尔后求发展”，成为西方媒介在中国市场开展业务谨慎而实用的道路。

近年来数字化技术的进步，资本流动速度的加快，以及机构投资者势力的增强，使得各国内部分散的资本市场的交易体系出现了统一化的趋势，遍布世界各地的资本市场和证券机构也日益紧密的联系起来，从而推动了资本市场全球化的发展势头。资本市场的全球化扩大了媒介上市融资和交易的范围，媒介实体的扩张与资本市场的统一及互相促进大大推动了媒介的全球一体化进程。

数字化对传媒经营方式的影响

我国发展数字化技术是从电视开始的，就让我们首先来看看数字电视的发展战略。国家有这样的战略安排：2003年是有线电视先行，2005年是直播新业务，到了2008年全面推广地面的数字电视，2015年就是全部停止模拟电视的播出。

在这样的情势下，大众传媒首先要解决技术问题，其次要解决内容问题。技术问题也就是要解决传者和受者互相沟通、实现互动的网络和接收终端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在通过机顶盒来解决这个问题。

机顶盒时代之后，各种大众传媒的数字化将开始迈入具有真正意义的阶段，从机顶盒到数字电视、到真正的数字广播、数字报纸和数字杂志。

而技术问题解决之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构建新的产业平台、形成新的运营模式和赢利模式、大众传媒体制改革……大众传媒和大众传播活动将以和以往完全不同的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

数字化给大众传媒的经营造成的不同于以往的改变主要在于这样几方面：大众传媒消费者细分加剧；大众传媒与受众的互动性空前加强；接收终端的音画质量大幅提高；大众传媒需要进入资本市场积极融资。

这些改变实际上是对大众传媒提出了新的营销要求：即以技术为核心手段，以市场为出发点，提高节目质量，打造属于传媒自己的品牌。传统的大众传媒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品牌并不包括在核心竞争力中，大家做好做坏区别不大。但是在技术革命带来的变化之下，传媒不得不改变经营理念，将考虑的重点从国家政策向市场需求转移，并一改笼统粗略的眼光，开发适合重点目标市场的节目。而在节目开发和制作方面，大众传媒需要及时利用“互动”的技术优势，积极编制受众可以直接或间接参与的节目，增强受众的接近感，提供尽可能周到、有效的服务，使人们生活更加愉快、便利。而建立在这一切努力之上的，就是大众传媒机构的品牌效应――节目促成品牌，品牌带来利润，将成为数字化时代传媒的经营法则。而传媒也要学会利用品牌进行营销，积极推销自身优势。

对于融资的运作，更是如今我国大众传媒机构的一个软肋。长久以来在没有资本引入的情况下生存，大众传媒已经变得对资本比较陌生，也缺乏这方面的人才，而资本运作人才又缺乏传媒经营经验。数字化时代，大众传媒对于资本的渴求使得他们不得不开始了艰难的摸索。组建传媒集团、买壳或借壳上市近年来在中国方兴未艾，这些都给大众传媒带来了全新的经营模式。

建立崭新的数字化大众传媒产业链

究竟数字大众传媒的产业链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构成因素呢？这条产业链大致分为三块：一个是内容平台，一个是传输平台，一个是服务平台。其中，内容平台和服务平台连接的受众与市场占主要地位。传输平台指的是整个干线网的传输；内容平台组织内容的集成、构成，这个平台里包括原来的电视台和现在的节目公司。而技术服务平台主要是指各个网络，比如歌华网、上海有线电视网等。与这条产业链相平行，还应设立一个监管平台，主要监督各方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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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播学 民俗艺术 传播

艺术生产成为一种商品生产，随着当下政治、文化、经济、技术等因素组成的社会历史语境发生着变化，民俗艺术传播作为艺术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随着民俗艺术的传播状况发生变化，从而使民俗艺术的传播成为沟通民间艺术信息源与民俗艺术接受者之间的纽带与桥梁。

一、民俗传播的场所与语境

所谓信息环境，更多的是指一种人为的环境，具体则是指一个社会中由个人或者群体接触到的信息及其传播活动构成的，也就是说当某类信息及其传播活动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形成该时期该社会信息环境的潮流和特点的环境。

当整个社会在形成了一种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和宣传的热潮的时候，同时信息量也在不断上升与增加，使得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介能够给予更多的报道以及关注。

为了能够在传播与继承中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对其变异性进行恰当控制，大众传媒通过听觉和视觉的多角度展演和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承担起延续文化命脉和文化遗产的责任，并记录着这些宝贵的遗产，为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延续做出重大的贡献。

二、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表现

了解其他民族的民俗生活和民族的文化，并利用大众传媒传播民俗文化反映时代的变迁就是所谓的民俗传播的定义和范畴。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对于民俗生活以及变迁的诠释和思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风行一时的热点话题无非就是如何保护民间文化。因为它客观地反映了民俗生活的历史与现状，并且它是一种理性的传播，而这种理性的传播经过对于民俗的反思和考量，最终会赋予民俗以新的意义，同时对于推动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和对于少数民族的保护和发展具有积极和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二）影响新民俗并再造新民俗

以电视为代表的一系列大众传媒积极对民俗生活进行能动性的创造和操作。当前信息化和跨文化的传播背景下发生重大变化的是民俗的传播，我们也看到了显著不同的传统民俗生活。

三、民俗艺术传播的主体与对象

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在艺术传播的过程中是最主要的两个方面。在传播学理论中，通讯、交流、传达等意义则是传播的原意，它主要通过运用适当的媒体由传播者采用向接受者进行传递信息和交流社会活动的形式，从而体现和呈现传播者的主体价值和传播者主体精神的自主性、时代性、目的性和创造性。呈现艺术本质两个主体分别是接受者和传播者，因而从艺术生成的角度看艺术传播的主体是与社会传播对应的一种具备主观意识和实践能力的传播者，能够使艺术生成意义的途径只有使艺术进入传播的领域，所以其中也一定体现着传播者的主体价值。

随着工业化和技术时代的到来，民俗艺术传播的受众不仅要弘扬传统民俗，更要接受和适应异地文化或外来民俗，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民俗艺术传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民俗的传播就极具特殊性，并在流光的传播流向中充分考虑到传播对象也就是受众的心理。 “传者――民俗习惯――媒介物――心理积淀――受者”的循环往复的心理传播过程是从民族心理的发展角度，以及个人心理发展的一个成长和循环深化的民俗传播结构模式，在艺术文本的解读过程中，受众的具体化在未定性的艺术文本中只不过是承载意义的载体而已，而艺术作品的意义才是艺术作品的真正源泉所在。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在艺术文本的解读过程中受众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中心位置。因而艺术传播的主体则是由民俗传播的受众转变而来的，所以我们说受众不仅仅是鉴赏家、批评家和创造者，而且他们批评、鉴赏的本身就是一种再生产和创造，这种再生产和再创造即是民俗艺术传播的受众对于民俗艺术的理解，或者说“再阐释”本身的一种类主体行为的创造活动。

四、民俗艺术传播的现代传播方式特征

传统的社会和通过大众传媒进入到公共空间的民俗艺术的传播方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并且有一些新的特点正在显现出来。

（一）民俗艺术传播的大众传播方式具有文本的特征

一个文本被制作出来以后，为了能够重复进入传播领域进而被保存和复制，并在大众传播背景下，民俗艺术是被录制和编辑成一些文字和文本以及图像文本等虚拟的存在，而不再是现实的物理存在，比如电视和电影。

（二）民俗艺术的大众传播方式具有公共的性质

很明显，在传播媒介的语境之下，大众传播媒介把民俗艺术带入了社会的公共领域，并且具有显著的公用性质。而传播主体则把民俗艺术的传媒文本制作出来以打破语言差别、种群差别、文化圈差别和城乡差别的方式，从而带入了社会的公共领域，这与传统乡土社会下的人和人的口耳相承、行为示范传播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它是一种面向大众的传播，是以网络媒介、电子媒介、印刷媒介等媒介载体把传媒文本迅速传递出去的形式。

参考文献：

[1]孙发成.民俗艺术符号及现代传播[J].民族艺术研究，2011（2）.

[2]苗瑞.传播视野中的民俗节日[J].大理学院学报，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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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鹏江，杨建虎，潘芳芳.试窥书法传播模式的网络化转型[J].北京电邮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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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媒介接触　女性农民工　教育观　大众传媒

自1995年以来，我国进城务工的农民每年以1200千万的速度递增，且逐渐由单身进城向举家搬迁的方向转变，这样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也开始日益凸显，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媒体对农民工子女问题做了大量报道与宣传。也有部分学者对于农民工子女诸如生活、学习、心理健康等方面做了一定数量的调查、研究。但研究大众传媒对女性农民工子女教育观影响的并不多见。在现代社会中，大众媒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大众媒介与人们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媒介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也越来越为学术界所重视。本文通过对南京主城区女性农民工媒介接触行为的定量分析，考察大众传媒对女性农民工子女教育观的影响力。

研究设计与样本选择

本次调查以南京主城区的外来女性农民工为调查对象，采用方式为问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侧重大众传媒对女性农民工的观念是否产生影响，对哪些观念产生了影响?原因在哪里?问卷采用了整群抽样加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了南京主城区的玄武、建邺、下关三个区，抽取外来女性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区和规模较大、较有影响力的企业单位，对采集的300个样本(每个区100个样本)进行了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297份(99％)。所有的数据分析均通过SPSS 14.0 for Windows统计软件完成。

本文仅选择调查问卷中大众传媒对女性农民工教育观念是否产生影响的相关数据，通过对女性农民工的媒介接触现状及媒介行为与其教育观念、知识信息的相关性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期盼为培育女性农民工现代化思想意识观念提供有效的参考数据和建议。

女性农民工的媒介接触现状

传播学研究认为，受众对不同媒体的选择与其经济地位、受教育水平等指标密切相关。对于女性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而言，她们在大众媒介使用上有独特的接受特征，无论在媒介接触频率上还是媒介接触内容上都有着更强烈的选择性。

媒介接触频率

电视：女性农民工来南京务工后。电视的接触频率有所下降，下降的原因可能是在家乡女性农民工家中电视机的拥有率比在南京要高；更重要的是，她们到南京的目的是挣钱，大多数时间忙于繁重的工作，休闲的时间较少。但问卷调查显示，女性农民工的文化程度较低，19.5％的女性农民工文化程度是小学，47.5％的女性农民工文化程度是初中。而电视多迎合社会中下层人的欣赏口味。其图、文、声并茂，有利于受众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其内容。从数据上可以看出，电视仍然是女性农民工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报纸：报纸是女性农民工来南京务工后接触率显著提高的唯一媒介，不仅看报纸的时间提高了，而且几乎不看报纸的比率明显下降。从访谈中得知，和在家乡相比，女性农民工在南京更容易购买到报纸，且报纸内容日趋平民化，通俗易懂，所负载的文字具有滞留性，易收藏、可反复阅读，从报纸中获取就业、生活方面的信息在女性农民工中较为普遍。

广播：随着电视、网络等的异军突起。收音机因其自身的劣势，其市场占有率及普及程度已不容乐观，这种状况在女性农民工中亦是如此。从总体上看，广播在女性农民工来南京前后的接触率变化不大。

互联网：电脑已日渐在社会上普及，但它在女性农民工中基本上属于盲区，从数据上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家乡抑或来南京务工，互联网的接触率都是最低的。70％以上的女性农民工从没有使用过网络。然而，中国流动人口身处的信息社会环境及其丰富的传播实践，几乎所有的女性农民工都知道现在网络的重要性，她们都有一股强烈的学习电脑的欲望。

媒介接触内容

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南京发行的诸多都市报中，女性农民工最喜欢阅读的是《金陵晚报》(26.5％)和《现代快报》(25.5％)。最喜欢看的电视新闻节目是《南京零距离》(38.7％)和《法治现场》(14.8％)。《南京零距离》和《法治现场》是江苏地区，尤其是南京市收视率非常高的民生新闻节目，在来宁女性农民工中的高度影响力是可以理解的。最喜欢看的电视专题节目是《人间》(51.5％)和《有请当事人》(19.5％)，37.0％的女性农民工认为这些节目对生活和工作有帮助。35.4％的女性农民工处于消遣、娱乐的目的观看这些节目。

从以上女性农民工的媒介接触频率和媒介接触内容可以看出。在诸多大众媒介中。来宁务工的女性农民工接触最多的媒介是电视(64％)，其次是报纸(16.5％)。女性农民工群体对电视新闻和情感类电视访谈的兴趣较大，电视新闻成为她们了解国情民生的首选。娱乐性节目依旧是她们从白天的繁忙工作中解脱出来的主要选择。

娱乐化的电视节目对于女性农民工观念行为的改变和知识信息的增长没有多少贡献，追求娱乐效应的电视节目往往刻意遮蔽社会生活中冷酷无情的现实，一味地追求受众的开心。而使他们对真实的社会现实的认知有所偏差。但关注电视新闻则不然，新闻媒介被称为“社会雷达”，它们对社会的发展变化具有监测功能。电视新闻“能够通过活生生的形象画面的展示。让观众通过视觉的感受明了社会变迁的最新走向，以此关照自己、调整自己，增加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电视新闻性内容对女性农民工观念的改变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在西方传播学研究中，常常将报纸与电视等其他媒介区别对待，认为“报纸作为平面、深度的，以新闻、评论为主的内容载体。在促进公众的公共知识方面具有更大的作用。”由此可以认为。女性农民工进城务工后，报纸的接触率显著提高对其观念行为的改变和知识信息的增长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大众传媒对女性农民工教育观的影响

美国社会学家拉斯韦尔指出，大众传播媒介具有“传承社会文化性”，也就是说“大众传播媒介可以将知识、价值观和规范一代一代地在社会成员中传递下去。通过这种传承文化的功能使社会在扩展共同经验的基础上更加紧密地凝聚起来，媒介传承文化的功能，使个人在开始正规的学校教育之前以及学校教育结束之后。都能通过持续的社会化过程而融入社会之中”。女性农民工大多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她们的继续社会化是在特定的大众传播环境中完成的。

本部分讨论大众传播对已婚且有子女的女性农民工教育观念行为和有关教

育方面的知识信息的影响。

与在家乡时相比，大约有26；7％的女性农民工认为来南京以后其教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44.3％的女性农民工认为有些变化，12.2％的认为变化很小，认为没有变化的占16.5％；从本次调查还可以看出，47.8％的女性农民工近两三年的家庭收入用于子女教育，42.8％寄回家乡，38.5％存银行，24.7％用于购房，5.3％用于夫妻继续教育。

以上数据显示，83.5％女性农民工来南京后认为自己的教育观念发生了变化，更加意识到子女教育的重要性，近一半女性农民工的家庭消费中子女教育排在了第一位。作为低文化程度的女性农民工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和投入。说明了社会环境正在影响这一群体的思想观念。

媒介接触对教育观念行为的影响

为了考察大众传媒对女性农民工子女教育观念行为的影响。本次问卷设计了两道问题：

问题一：您到南京后，有没有因为南京媒介的某个(些)报道改变自己的教育观?

11.1％的女性农民工认为有过很多次，38％的女性农民工认为有过一两次，认为从没有过的占29％，说不清楚的占21.9％。

问题二：以下列举的教育格言，你有没有听说过?通过什么途径听说的?(％)

从本次调查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就其教育观念行为而言，大众传媒对这一群体的影响力并不显著，可称之为适度影响。大多数的女性农民工认为某一个(些)媒介事件只是偶尔或根本没有改变其教育观。就一些教育的常理或格言，女性农民工明白其中的意义，更多来自自身的打工或生活经历(自身传播)，从他人(处)获知(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的比例也与从传媒获知(大众传播)大致相当。

媒介接触对时事教育信息的影响

调查显示，女性农民工对时事信息的获知与其媒介行为密切相关，尤其是时事类知识水平受到其媒介行为的影响更大。从上表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大众传媒在传递时事类教育知识信息方面的作用超过其他的传播渠道。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有相当比例的女性农民工对于涉及自身利益的教育类知识信息不够了解，这固然与她们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有关，同时也反映出大众传媒媒介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在以那些农民工为受众的知识信息方面、报道广度和力度不够。

主要结论及建议

大众传媒对女性农民工的子女教育现有所影响。但效果并不显著。本次调查显示，大众传媒对女性农民工进城务工后子女教育观的改变影响并不显著。只是一种适度影响，在其知识信息方面的影响则更大一些。探究其中的原因，女性农民工都是成年人。特别是有子女的女性农民工，大都三四十岁，对于媒介宣传的观念多能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一些固有的观念，无论大众传媒的宣传力度有多大，事实上起的效果却十分有限。而且观念行为的改变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文化传统、社会现实以及经济成本、自身打工体会都会影响女性农民工子女教育观念的价值取向。“媒介对农民工观念的影响效果，受农民工自身自然时空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的制约。自然时空特征包括年龄、性别、来源地、文化素质、居住分布等；社会经济特征主要包括收人、支出、社会保障等，这些因素经常作为媒介和观念之间的中间变量。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篇4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Veblen）和米尔思（C.WrightMills）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

2.英国的文化研究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匾囊彩悄岩猿降摹?BR>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分析，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霍尔不但谈到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汤姆逊（E.P.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伯明翰文化研究从一开始?腿妨⒘似淅砺酆头椒ㄗ试瓷霞蟪傻脑颌摺?BR>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态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批判与传统精英文化倡导者所持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亦即西方社会政治上左与右的区别。传统文化精英对大众流行文化采取的态度是无视和蔑视，手段则是隔离或消灭。威廉斯等则把大众传媒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起源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也登上了学术这一“大雅之堂”，成为原来只针对经典严肃文本的文艺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等才被后来者们推举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

篇5

本文拟对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进行简单的综合介绍，重点选择在传媒研究历史上有过重大突破和影响的研究机构及其研究成果，并希望借此能为国内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路。

1.早期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对大众传媒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有声电影开始盛行之际。由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缜密与理论的贫乏成正比。社会科学的用途，不在于从根本上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大程度地维护现有制度的稳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则无关紧要。因此，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Veblen）和米尔思（C.WrightMills）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page_break]

2.英国的文化研究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也是难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分析，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霍尔不但谈到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汤姆逊（E.P.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伯明翰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其理论和方法资源上集大成的原则⑦。

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态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批判与传统精英文化倡导者所持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亦即西方社会政治上左与右的区别。传统文化精英对大众流行文化采取的态度是无视和蔑视，手段则是隔离或消灭。威廉斯等则把大众传媒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起源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也登上了学术这一“大雅之堂”，成为原来只针对经典严肃文本的文艺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等才被后来者们推举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page_break]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对开始对英语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词源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探讨，从词义的变化中把握社会的变迁，反之亦然。英语中culture一词，从原来的拉丁词根发展而来，并延伸出种种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为英语中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当culture从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众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为“文化”，也才有了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说法。但是，对当代文化研究来说，以上culture的两个定义一个过于狭窄，一个过于宽泛。学者们因而试图在这一窄一宽之间找到更为确切的说法。目前比较为人接受的一种定义认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包括言说、物品、行动、事件等等。其实，这个定义本身也有过于宽泛和含糊其辞之嫌。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导致了后来的文化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展和杂乱无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逐渐盛行并变异，使得企图对这一领域进行整体综述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70年代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一切经济决定论，与20世纪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论不约而同。在研究实践中，则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达到一种社会批判。譬如，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中产生的、的亚文化的关注，隐含了对英国社会阶级压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达到对男权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批判。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过后，蜕变成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开始被成批生产和仿制，并逐渐成为英语世界高等学院中又一门专业“学科”，其实际社会批判功能也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英国的文化研究从80年代中开始在英语世界里流行起来。在美国，素以实证经验主义为方法论依据的传播研究主流，受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岛国的理论冲击，因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繁荣”。澳大利亚由于引进英国的研究人员，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文化研究热。近些年内，英语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论坛，除了原来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欧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国出版发行。这都说明文化研究领域正在试图超越英语世界，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展开。然而，英语世界中新近的一场文化研究热，在过多地关注当下流行文化现象的同时，忽略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对各种压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与其说是本领域研究的发展深化，不如说是学术市场对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功能，经常被表面上的喧闹所淹没。其中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动放弃了对深层社会批判的追求，反而对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谓反抗霸权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随意夸大。这种形式上的文化激进，其实已经蜕变成实质上的政治保守了。（未完待续）

注释：

①目前国内较常见的经验研究是所谓的受众调查，但是这种调查经常由商业目的所驱动，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

②研究结果由H.J.Forman论编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个是英国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学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讨论电视的到来对儿童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另一例是美国传媒研究史上经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page_break]

④80年代初期英语世界大众传媒与传播领域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与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讨论，讨论结果发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专号“本研究领域中的争鸣”（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编辑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

篇6

近年来，广告与媒介一直处于迅速互动发展的过程之中。新起的大众传播媒介为广告提供了多种有效的传播通道，广告也高效地利用着大众传媒，并成为大众传媒产业的重要经济来源和媒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商业化的媒介市场，若将广告完全排斥于千里之外，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传媒业一度被称为经济效益显著的“朝阳产业”，全国新闻媒体的广告收入增长率高于国民经济增长率，媒体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广告，就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广告收入一般占到媒介经营收入的50％－60％，有的甚至高达90％以上。新闻集团总裁默多克曾这样形容，报纸广告的收入就像一条“金河”。有了广告这条强大的收人来源渠道，各路媒介机器才得以正常运转，我们才能坐享现代传媒所带来的无穷乐趣。

但是，一种现象过热的背后，必定伴随着某种问题的出现。广告所代表的商业势力对媒介的控制。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社会人文环境的一些不良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国务院1994年颁布的《广告管理条例》第四条明确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的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第十三条规定：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能够使消费者辨明其为广告。大众传播媒介的广告应当有广告标记，与其他非广告信息相区别。不得使消费者产生误解。

而事实上，混淆新闻和广告界限的情况已成为我国当前新闻道德失范的严重问题。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当今的媒体广告市场已经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时代，广告商成了炙手可热的“抢手货”，部分媒体运用不正当手段对广告商竞相献媚，结果造成了有偿新闻甚至是虚假新闻的泛滥。更有甚者，许多电视节目或报纸、杂志刻意对新闻与广告的界限进行模糊处理，混淆消费者的视听。据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调查表明，至少有23.4％的消费者受到虚假广告的欺骗。

二

广告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广告商对新闻传播的影响也并非完全乏善可陈。新闻媒体传播的广告内容也会起到社会教化，促进经济发展等正面作用，并且因为广告形式的生动和深刻，更易于受众的接受和传播。

不妨将广告商对新闻传播的影响分为两类，即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首先简要谈谈正面影响。

现代的整合营销传播理论认为，广告既是营销，也是传播。这表明了它既有工具性，又有社会性。从工具性层面上来看，营销功能是广告与生俱来的本质功能，现代广告在告知的基础上。又同时具备劝服和诱导等诸因素，是现代营销的一种重要工具和手段。广告的营销功能也正是广告这种商业形式得以存在的根本理由。从社会性层面上来看，广告商在新闻媒体投放广告有其重要的社会与作用。广告本身不同于纯粹的技术工具，它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能对社会环境产生影响。它通过营销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作用，首先发生在社会经济的层面。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增加着对广告的需求，同时，新闻传播中广告的发展又反过来不断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客观上来说，广告商在媒体投放广告，有着促进大众传媒发展，美化市容环境、提高消费者素质，弘扬民族文化，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作用，这些正面社会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三

但是，由于我国广告行业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广告市场还存在着许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广告商为了追逐片面的经济利益，仍会利用媒体做出误导、欺骗消费者等有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行为，这些行为不仅严重折损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时甚至会危及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环境的整体和谐。笔者将广告商对新闻媒介进行操控的负面影响也分为了两类。

第一类，新闻广告化。使得新闻穿着广告的内衣，貌似新闻，其本质是为了打广告。只要我们平时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一些新闻报道中常常看似不经意地提及某药物、楼盘、轿车等商品，这种广告形式对受众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某报报道，某次土地拍卖交易现场哪一片土地价格不断擎升，最终以高价拨得头筹，并“顺带”提及这个片区有哪几个高品质楼盘。这样一则新闻，在实际上起到的作用是这个片区的楼盘价格普遍上扬。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广告的作用越来越大。它在传递商品信息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媒体和广告商双方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正因为这样，广告商和媒体都对广告很重视。但广告和新闻毕竟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其中的区别显而易见，但很多媒体在播放广告时套用新闻的样式，新闻气息浓厚到几乎覆盖了广告的本质，造成了假象。有意误导受众，使其上当受骗。

第二类，广告新闻化。使得广告披上了新闻的外衣，让普通消费者无法识别真伪。如一些都市类报纸常常出现这样的“新闻”标题：历史性的突破――“××药品，乙肝患者的福音”、“××牌强排风式热水器为啥更安全”等等。这些字眼相当醒目，且看似权威，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是非常具有迷惑性的。广告商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让个别新闻工作者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广告，对企业形象、产品性能、营销活动等信息进行宣传，这种做法被一些媒体命名为软性广告(软文)，广告商则称之为隐性广告。这种看似新闻实则是广告的文体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新闻板块，使得不明就里的受众信以为真。

广告新闻化的迷惑性跟新闻广告化不同，前者是明目张胆地装神弄鬼，惟恐受众不把广告当新闻；后者是小心翼翼地以圣贤自居，惟恐受众将新闻当广告。但新闻广告化也好，广告新闻化也罢，其实质并无二致――都是里子是广告，面子是新闻，是各路广告商滥用“职权”，扮演幕后主使的产物，广告商掌控着媒体的生杀予夺，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随心所欲。

四

篇7

1、考古与媒体

1）考古和媒体的合作历程。

考古和媒体合作的历史很久，莫蒂墨•惠勒爵士作为将考古和媒体联系到一起的创始人，揭开了考古和媒体的新历程，并为此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苏秉琦作为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也首次主张应建立考古学的公众传媒意识。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和媒体对考古的关注度日益加深，公众考古和媒体和合作逐渐键入确立阶段。

2）公众考古传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

在考古传播中，公众对考古学科知识的了解日益加深，但与实际的考古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考古学具有严谨、理性的学科特点，而传播学具有感性、通俗的学科特点，两者存在冲突；‚考古学和媒体界存在不一样的职业特性，考古学更注重条理、学术，而媒体更注重趣味和时效；‚考古界和媒体界在价值需求方面存在差异，考古界注重对过去的研究，而代表大众的媒体在考古上的铸就更强调对知识的了解和对传统文化的感知。

3）公众获取考古信息的主要途径。

通过调查研究，目前大众对于考古知识的了解是比较客观的，但仍然与考古有一定的距离感。公众主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体来获取考古信息，并且在考古学者和传媒的冲击下，对遗产和文物有了更深刻的意识。因此作为考古工作者更要有传播考古学的责任感，并通过与媒体的互动与合作，向公众传播考古知识，满足公众需求。

2、考古学大众传播的类型

根据不同的传播介质，将考古学大众传播分为四种类型：平面印刷媒体，例如杂志、图书、报纸等；广播媒体，例如电台、电视等；数字媒体，手机、互联网等；娱乐媒体，包括以上各种以及电子游戏、唱片等。在我国，考古学主要依靠平面印刷媒体和广播媒体等进行传播，数字媒体和娱乐媒体也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它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刚兴起的新媒介，在大众中有极高的关注度而且传播速度迅速，因此要在前两种传播方式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后两种传播方式。

二、考古学大众传播下的媒介伦理

1、考古学的学科特征与职业规范

考古学的学科特征比较复杂，它是介于文科和理科之间的学科，主要是对古代遗物和文化以及人类的生活状态进行研究。现在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发展，考古研究也应用了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现在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发展，考古研究也应用了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考古学带有自然科学的特征，所以我们在研究公众考古学传播目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认识考古学的学科特征，然后具体分析传播目的和手段。考古公众传播的重要性和可行性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且出现了多媒介、多角度研究公众考古工作的行为，但是我国还没有专门从事公众考古传播研究的人员，所以需要组织和培养一批专职公众考古人员。为了保障公众考古从业人员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制定相应的职业规范，比如《文物保护法》、《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等；另外一方面，还需要一些区别于一般性的考古规范，要满足：第一，专业性，就是要求公众考古从业者是受到考古文博类专业教育的人员；第二，传播性，公众考古人员应该认识到自身工作的大众传播性；第三，实践性，能够积极实践多种传播模式。

2、媒介伦理

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来分析，媒体工作者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责任，所以需要制定相关法律来约束媒体行为，并从道德角度分析媒介的伦理问题，加强媒体从业人员的责任感。道德是针对个人自主和自愿行为的，也为实践者提供了道德借鉴，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道德范本和理论依据，作为公众考古传播的媒体合作者，更应该强调绝对伦理，采纳义务论伦理，在行动中遵循一定规则。媒体应该具备将考古信息提升为公众利益和社会责任的高度，遵循媒体职业道德，突出媒体的公益性和公共性，为公众提供真实的考古信息，也提升媒体自身的社会公信力。

3、考古与媒体的信息交流

对于媒体从业者如何深入了解考古学，本文认为媒体从业者应该首先重视考古学学科的特质，尊重考古学的实证性、考古工作的学术性、漫长性，将自己对考古信息的价值诉求集中于考古研究中，这样就能够获得考古工作者的信赖，实现双方的有效沟通。另外，媒体从业者应该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明确考古信息的客观价值，并给予真实报道，虽然一些虚假报道会吸引更多关注，但是会误导公众，甚至影响媒体自身的公信力，后果不堪设想。

三、考古——传媒人才培养

1、考古——传媒人才培养的目的及意义

根据传播考古学的理念，媒体应该是其中的研究重点，所以完善考古界和媒体界之间的交流机制，加强双方的合作互动，特别是培养专业公众考古传播人才，成为其中的必备工作。本文认为公众考古传播人才培养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与媒体交流的公众考古人员，第二部分是具备一定考古知识的媒体从业人员。二者都是选拔培养考古——传媒复合型人才。传媒人才是在大众传媒中以创造性劳动为社会和人类传播事业做贡献的一群人，所以公众考古传播人才的培养就可以认为是创造性探索公众考古传播模式的途径，从而为完善公众考古传播机制提供基础，所以需要考古和传媒两个方面的共同努力。

2、考古——传媒人才培养的可行性途径分析

篇8

[论文内容提要]本文力求对文化软权力化作出一种传播学的分析。作者认为，文化要转化为软权力，就必须借助大众媒介传播到国际社会中。在文化传播力的积极推动下，一国的文化可能提升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世界文化(或国际文化)。基于此，国家在制定文化软权力化的大众传播策略时，首要的是要明确对外传播战略目标。

自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S.Nye,Jr)提出“软权力”(SoftPower，又译“软实力”)概念以来，文化软权力化问题引发了国际传播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日益引起许多国家政府的重视。当前，中国已经把提高国家文化软权力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中。

一、文化软权力化是文化传播力的实现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权力是一个关系范畴，它表示的不是某种实体，而是一种关系，一种非对等、不均衡的压迫性关系。而文化，按文化学者的一般性理解，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价值系统，带有某种实体色彩，属于实体范畴。由此可见，文化与权力分属于不同的范畴，二者绝不能等同。基于权力只存在于人(国家)与人(国家)之间的关系中，那么，文化只有进入到个人(一国)与他者(他国)关系中，才可能附带有权力的属性。

实际上，约瑟夫，奈是从权力资源即“无形的力量资源”的角度来界定文化(包括观念、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主要指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它是一种软权力资源(Softpowerresource)，以区别于软权力(softpower)本身。他指出：“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为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于自身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都是它的重要的力量来源。”显然，文化本身并不等于软权力一诱导、吸引、劝服和同化他国的“吸纳力”，它并不能自动地“让他人(他国)想做你想要对方去做的事情”。对一个国家来说，要实现在国际舞台上控制他国、影响国际事件的外交目标，首要的是让他国民众和国际社会认可、追随并分享到该国的文化价值观，即被对方民众所认同，并把对方同化，进而对对象国的对外决策施加影响，使对方按照该国的目标、意愿、意图或意志采取该国所预期的行动。对美国而言，就是“把他人转化为按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的人”。可见，控制权(包括对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和控制)是在这种文化“认同”和“同化”中得以实现的。一国的对外控制力一旦增强了，作为一种权力资源的该国文化也就转化为真正的权力。由此可见，对一国来说，只有当自己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在国际社会广为传布并为目标国民众所普遍接受和认同，其文化才变为真正的软权力，从而被软权力化。

文化之所以能转化为软权力，或者说，能够软权力化，首先是由文化这种软权力资源本身的特性决定的。不同于硬权力资源的垄断性和排他性，扩散性和共享性是文化软权力资源的基本特性。硬权力资源如军事实力或更准确地说军备只要存在，即便不使用或充其量只需炫耀，也能给目标国施加一定的压力，因为军力优势的自然显露就可以给对方造成不定向的心理压力，从而产生政治影响力即所谓的“国际威望”。而文化软权力资源是非垄断的，自然地倾向于对外扩散；而且，越是对外扩散和推广，其辐射力越强，其被认同、分享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潜在的软权力也就越强。借用培根对知识的论述，文化如同知识，“其力量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大小，更取决于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相反，“如果封闭或垄断一种文化，那么就不能使它构成‘软权力’的基本支柱。”不难看出，文化软权力资源的扩散性和共享性更能反映出国际关系本来就直接表现为交流、传播关系。正如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艾克拉，爱里亚(AkiraIriye)从文化关系的角度解读国际关系时所言，国际关系就是“意识的共享与传递……记忆、思想、感情、生活方式、学术与艺术以及其他形式符号的交流。”正因如此，国际范围内的文化传播关系在国际关系中日益凸显出来。

不过，文化的扩散性和共享性只是为文化软权力化提供了可能，而文化要真正转化为软权力，所必需的是文化传播力的推动。所谓文化传播力，就是推动一国文化向外传播，使其由民族文化“泛化”(普遍适用或普适化)为世界文化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文化软权力化就是文化对外传播力的实现。

在信息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大众媒介自然地成为文化传播力的象征。通常，对外文化传播通过两种途径来展开，一是人际传播(表现为各种跨国人际交往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一是大众传播(是指运用大众传媒对外传播文化信息)。相比而言，在文化的对外传播中，无论就传播的深度还是广度，大众传播都要优于人际传播，因为大众传媒大容量、高速度、高密度的信息传输能使各种文化信息资源最大限度地得到展示和共享。实践也证明，大众传播媒介是文化传播最重要的媒介和载体，是推动对外文化传播最强大的动力。

基于大众传播媒介在文化软权力化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约瑟夫·奈把大众媒介视为文化软权力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指出，“特别是文化、教育、大众媒介等方面，软权力的性质是无法用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来解释和评估。”在此，他把大众媒介当成了像文化一样的软权力资源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文化软权力化的过程最终归结为该国大众媒介对外文化传播的过程。

二、文化软权力化是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目标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在2006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发言中指出了中国文化的严重“人超”状况。他认为，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的文化对外传播力不强。而文化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国家的强大才有持续的力量。确实，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尽管我国拥有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具备丰厚的文化软权力资源，但是文化的对外传播力和影响力却不大，文化的软权力化程度还很低。之所以出现这种困局，除了在客观上信息传播技术手段还相对落后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在主观层面上我们尚缺乏必要的文化软权力化的战略规划，以及相应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

要想尽快改变这种文化软权力化程度低的局面，不仅仅在于实现对外传播物质技术手段上的飞跃，也不限于构建政府宣传控制与媒介专业约束之间良性互动、行之有效的对外传播机制，更为根本的是要确立起一种最能符合国家利益而一以贯之的对外传播战略目标。

文化的软权力化是在国家主导和控制下实现的，它具体落实到政府直接或间接从事的对外文化传播活动上，尤其体现在政府指导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或目标国传播本国文化的行为中。在此，政府对大众媒介的指导根本性地集中在对外传播战略目标的确立上。

依国际关系学中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理论的理解，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际“权威”或威望并不取决于——起码不完全取决于——它的军事、经济实力等客观物质性因素，而是取决于国际间的社会性观念，即它同对象国或者说目标国之间所达成和构成的共有观念或所谓的“共识”(共有知识)，它是由主观的文化观念(结构或模式)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具体来说，如果它同对方共享一种积极的合作性观念，那它们彼此就会把对方当朋友看待；而如果它同对方共享一种中性的竞争性观念乃至消极的敌对性(冲突性或对抗性)观念，那它们彼此就把对方当竞争对手乃至敌人看待。由此可见，在国际社会中，每一个国家的身份都归属于集体中的身份，是集体认同(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的产物。

进一步说，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利益(包括最高意义上的安全利益)源于国家身份”依赖于自我身份认同。一国是在确立了自我身份之后，才相应地界定和选择自身利益，确定其利益的范围、程度和数量。可见，就像国家身份，国家“利益也不是‘自在地’存在那里等待被发现，而是通过社会互动而建构起来的”，或者说，是从与他国共同缔结的国际社会中学习的结果。最终，国家行为又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国家依照自身的身份和利益相应地采取与之相符的行动。总而言之，无论是国家身份、国家利益还是国家行为都是由文化观念所建构的，都是在“集体预期(或期望)”中完成的。作为国际社会中的成员，每一个国家都是从共有的文化观念中首先获知自己是谁，进而知道最需要什么，最后懂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从上可以看出，对一个国家来说，对外文化传播的战略目标应当是：制造和供给“共有观念(文化)”，从而引导和规范相关国家确立其国家身份，定义其国家利益(包括国家安全)，支配其国家行为，最终达到在文化观念上影响和控制目标国的目的。

从上述意义上说，文化软权力化的大众传播策略首要关注的是，运用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提供“共有观念(文化)”。为此，一国的大众媒介要积极地通过对外传播力促本民族文化为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和认同，从而提升和转化为相关国家共享的、作为共有观念的国际文化乃至世界文化。

比方说，就国家安全而言，一个国家可以利用传播出去的文化的同化作用，将自己的安全认知灌输给其他国家，使得与对方共享同一套国际安全知识(观念)，从而塑造和改变他国对自身安全利益的认知。如，美国文化在中国的大众传播无疑可以起到软权力的作用，即通过宣传美国观念影响中国对自身安全的看法，促使中国认同美国的战略思维进而融合到美国所期望的战略格局中去。

篇9

关键词：视觉文化消费文化培养理论被迫成熟拟态环境

一、当代传媒文化的特点及突出现象

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很多，不同领域对文化的定义不同，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B.Tylor，1832-1917)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符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他主要强调了精神或社会心理层面。吉尔兹将文化定义为：“人类为了传达关于生活的知识和态度，使之得到传承和发展而使用的、以象征符形式表现的、继承性的观念体系”。这个定义，强调的是文化的符号性和象征性。

就传媒领域而言，传媒文化是象征符的集合，包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如精神层面的社会制度、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及习俗等，物质层面的如传播媒介、传播机构、乃至传播“情境”等。传媒文化区别于文学和艺术等精神产物，有其功利性，大多不具备珍藏价值，其品位取决于受众，缺乏早期传媒的“精英意识”和思辨特性。为迎合大众口味，它甘于简单化、商业化，及同质化。

传媒文化是这个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传播运行的血液。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科技的进步、经济的演进同样影响的传媒文化;反之，新媒介的不断出现、信息的传播也制约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随着传媒科技的进步，传媒文化由印刷文化演进到视觉文化，而经济形式由过去的工业形式到消费社会，传媒文化呈现出消费文化的特性。而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矛盾加剧，媒体自身的发展也出现了兼并潮，让媒介文化出现了霸权特性。

1.视觉文化

视觉文化区别于文本文化，其传播载体不是传统的印刷物，而是各类机器媒介系统，包括从早期的电视、电影到现在如电脑、电子看板等视频载体，乃至受广大青少年喜欢的PSP、手机等掌上电子产品。呈现模式也从黑白、到彩色，从2D到3D。符号不仅仅是文字，更主要的是动态图像。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指出：“我相信，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形成知识的印刷和视觉的相对比重中却存在着对一种文化的聚合力的真正严重的后果。印刷媒介在理解一场辩论或思考一个形象时允许自己调整速度，允许对话。印刷不仅强调认识性和象征性的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强调概念思维的必要方式。视觉媒介—-我这里指的是电影和电视——则是把它们的速度强加给观众。由于强调形象，而不是强调词语，引起的不是概念化，而是戏剧化。电视新闻强调灾难和人类悲剧时引起的不是净化和理解，而是滥情和怜悯，即很快就被耗尽的感情和一种假冒身历其境的虚假意识。”“整个视觉文化因为比印刷更能迎合文化大众所具有的现代主义的冲动，它本身从文化意义上说就枯竭的更快。”

而因为视觉媒体传播内容的形象性，它的符号内涵也更为广泛，其暗示意义往往在不经意中传入受众的心理，并在反复传播中获得受众的认可、甚至模仿。对电视影响的研究以伯格纳的培养理论最具有代表意义，其核心意义是：传媒文化可以培养、建构受众的世界观。研究组发现在1967年和1968年的黄金时段节目大约有80%以上的节目中包含一次或二次以上的暴力事件。伯格纳通过分析大量的样本发现，看电视多者会比看电视少者觉得这个世界更加丑陋而卑劣的。

2.消费文化

施拉姆在1982年出版的《男人、女人、讯息和媒介》中，明确提出大众传播的经济功能，指出大众传播通过经济信息的采集、提供和解释，能开创经济行为。法兰克福学派指出文化的生产已经和商业密切结合了，文化产品就是消费品，传媒文化就是一种消费文化。通过消费将客体、群体和世界建立联系，鲍德里亚说消费是“一种操纵符号的系统”。传媒文化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自始自终都渗透着商业的趣味和结构，通过吸引受众来获得经济利益。

这种消费文化负载着政治或广告任务，通过逼真的视觉效果、音响形式来吸引公众的关注。在这一隐含的消费意义下，媒体常常在电视中营造出公众向往的场景来刺激公众的欲望。

美国的经验学派提出了受众的“使用与满足”理论，研究了受众通过媒体来满足自己特定的需求，这些“满足”的背后是传媒的消费主义，物质利益悄然改写政治理想和人文关怀等媒介追求，媒介内容开始适应利润增长的需求，是商家和资本的合谋。鲍德里亚指出在消费时代的传媒文化有一个重要特点：媚俗。“媚俗有一种独特的价值贫乏，而这种价值贫乏是与一种最大的统计效益联系在一起的：某些阶级整个地占有着它”。

3.霸权和民主的博弈

经济的发展，政治的角逐及媒介机构的兼并潮，必然带来经济垄断和传播霸权，传播内容不管他们如何标榜客观、公正，常常掩饰不了其意识形态和集团利益，例如，西方社会乐于在新闻节目中常出现的场景，“贫民窟”、“流离失所的难民”、“飞机轰炸的场景”、“激动的政治发言人”等符号，使西方世界把第三世界与贫穷、落后甚至愚昧联系在一起。而忽略第三世界自身独特的文化和民族特性。

但与此同时，传播霸权并不能阻隔来自大众的声音，传媒文化带有消费特性——人人参与。随着IT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的新闻传播方式也不断更新，很多门户网站纷纷开通了新闻讨论渠道，出现了不同过去单向传播模式的双向沟通机制，而这一民主特性从电视播出节目的平民化，到集体讨论的BBS，再到众人参与的微博。这种趋势在以一种扩张的力量在增强。他们以自己的力量在反抗着传播霸权。

因霸权要考虑受众的需求，而受众由于获取信息和传播信息的渠道有限，也要考虑媒体的力量。而这力量不断在发生磨合，形成平衡。

二、传媒文化对青少年心理的影响

1.信息环境环境化

青少年对于社会的认识有片面性，无法达到客观，其对于社会的了解主要来自媒介信息，他们对社会环境的了解正如李普曼提出的“拟态环境”：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合复杂化，人们由于活动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无法对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事物保持经验性接触，对于超出自己感知范围的事物，只能通过大众传媒去了解。大众提示的环境并不是全部的现实环境，而是一种“拟态环境”。换言之，经验不足的青少年对环境的了解更多的依赖于传媒文化。正如前文所述，当代传媒的视觉内容更多的是迎合成年大众的口味，暴力及各类低俗内容频出，在这样的环境下，青少年很难将媒介内容与现实情况加以区分，如果按照日本学者藤竹晓提出的“信息环境环境化”，即人们根据拟态环境来适应环境，则各种拟态环境很可能就演化成现实环境。这也正是美国青少年犯罪率上升与其节目中暴力场景出现频率上升相关。

传媒文化的霸权同样造成青少年对其真实性的怀疑。随着他们的社会实践越丰富，他们会发现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的区别及相似，他们需要不断调整自己对这个社会的理解。而当发现现实与自己想的差别过大，他们往往会有一种焦灼感、甚至逃避心理。

2.偶像崇拜

而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学中提到儿童性心理的发展要经过口腔、、生殖器三个阶段的自恋期，在告别自恋期进入他恋期，如果人格发展正常，就会具有理想人格，符合社会规范。这一过程“移情”、“补偿”起了关键作用。如果不能很好的“移情”，就会陷入“恋父”或“恋母”情结而成为精神病患者，青少年需要一个移情对象，而学习、游戏、偶像崇拜均成为移情对象。而大众传媒具有社会地位赋予功能，在反复播出某个人的“美好形象”时，会逐渐被青少年接受，并成为其追星族。而这种偶像制造功能，又能进一步刺激青少年对其附属产品的消费，来实现传媒的经济功能。而从社会心理角度来说，青少年追星是一种寻找自我、寻找感情投射的幻觉安慰。

媒体对偶像的不断推出，并不是如过去宣传英雄和成功人士的传播方式，它所宣传的不在世英雄和成功人士的奋斗历程和精神境界，而是一种或阳光、或忧郁，美丽大方或帅气的形象。因为媒体的目的无非是迎合青少年的心理，而刺激消费。各种选秀节目频频，成功的偶像除了不断展示自己令人赏心悦目的才艺和美丽外，另就是展示自己成名后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刺激的是青少年的欲望。

我们会发现，青少年逐渐将欲望与理想混淆了，或者说他们把欲望放在理想之上，一旦发现自己的理想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时，他们会马上做出调整。他们喜欢说：“我要过怎样的生活。”而不是说，“我要获得什么样的成就。”他们在自我人格完善的过程中变得迷惑，想获知的是如何满足欲望的途径，而不是如何努力来成就自己甚至社会。消费文化的粗线和功利，让青少年变得浮躁而虚妄。而进入社会的各种能力和做人的道理对他们而言变得可有可无。这也是很多青少年步入社会而无法适应的原因之一。

但同时，我们又会发现，因为传播渠道多样化和民主化，相比90年代对四大天王狂的热，现在青少年的偶像追逐多少带点审视的目光，我们会发现在快男、快女的讨论群里总有不少人持有反对和批判态度，在宣传他们“美好形象”的同时，又会出现他们的“难堪举动”。大家对“炒作”一词也日益敏感，对于明星经纪公司的种种策划，他们并不是趋之若鹜。

3.被驱逐的纯真与画面式思维

而在以成年人为信源、信宿为主体的传媒体系中，青少年所获得的信息与他们的年龄所接触到的信息并不相符，无论他们多么具有选择权，但是在不断扩大的传媒环境中，充斥着各种带有商业目的且极具视觉冲击力的传播内容。大众传媒内容的消费主义让其走向媚俗，各种缺乏质量的节目和电视剧不断上演，主持人为取悦观众而大提“前卫”问题，电视剧不顾古典名著的原汁原味，上演各种“”。

美国学者梅罗维茨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媒介情境论”他认为电视这一大众传媒形式促成了社会情境交融，最突出的一点是公私情境合并，原本属于私人领地的事件开始暴露到公众视野里。成年人生活中的“秘密”—平庸、邪恶、暴力、欲望不断暴露在青少年面前。他们不得不去理解本不属于他们理解范畴的事物。种种这些现象很可能会造成青少年的性心理早熟，或潜在的暴力倾向等。

传媒文化的视觉化，让青少年的思维方式也在不断地改变，他们开始走向非逻辑思维模式的后现代，以文本来描述动态的画面，以画面来描绘自己的心情。网络上流传着属于他们的画面感十足的语言：“我泪奔”，“我晕”，“我以45度锐角仰望你”。同时，叙事式的漫画比文字更受追捧。

因为传媒文化的变迁，他们接触到超出年龄的信息，看似有着比过去更加成熟的心理，却又带着种种非逻辑化的“单纯”的思考方式，并以他们的方式思考着、成长着。

4.更多的参与机会

传媒文化的民主特性也在不断发展，虽然网吧禁止18岁以下青少年进入，但是现在家用电脑和手机上网的普及让他们更多的参与到社会信息流中，很多论坛里出现了各种有他们年龄段特色的文字，他们更加乐于展现自我、发表评论。他们在受传媒文化控制的同时，又反过来挑战着成年人的主流思想。如一直以叛逆形象示人的韩寒，从反高考、反成人世界的虚伪和腐朽开始一直受着广大青少年的追捧。他们的声音也逐渐受到重视。

而现在各种电视节目也热衷于将青少年加入进来，早期有有“校园派”的三星智力快车，到现在各种选秀节目。他们开始不断展现着自我。

三、如何给青少年一个健康的环境

青少年因社会经验有限，心理不够成熟，而更加渴望了解这个社会的真实，在面对传媒文化的种种冲击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反应，或激烈、或困惑、或麻木、或模仿，正因为如此，传媒文对他们的影响更值得整个社会的关注。

首先，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比较完备成熟的把关人体制，对于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发展的传播内容要把关，这里说的“把关”并不是让青少年完全杜绝接触各种传媒信息，而是采用一个适度原则，而并非草木皆兵，媒介在对公众公布信息时，要考虑到青少年人群，对成年世界的性、暴力或邪恶事件要加以过滤。学校和家长在青少年已获知的不良信息后，在告知实情的情况下，同样，要尊重青少年的选择权，并对青少年可能产生的偏激心理加以引导。

其次，青少年在接触各类传媒信息的同时，要进行相应的媒体传播教育，告知媒体的主观性和功利性，将课本传播和课外信息传播加以区分。

最后，无论是学校还是家长，要学会调整青少年获得信息的途径，不能让他们一味依赖书本、报刊或电视来获取信息，鼓励青少年参与有意义的社会活动，通过自身的接触来了解这个社会。

参考文献：

[1]陈力丹，闫伊默.传播学纲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篇10

（一）广告传媒的定义与特性

媒体简单地说，即是通讯延伸的载体和工具，凡是能把信息从一个地方传到另外一个地方的就可称为媒体。在商业广告中所称的媒体，指的是能够承载商业广告的信息载体。商业媒体通常具有付费性，可控制性，大众性。付费性即媒体的一个主要特性为商业性，即媒体依赖广告为主要盈利来源，所以具有付费的特性。但是，媒体的功能和特性不是盈利，而是对大众的影响力；媒体的可控制性即商业广告是一种投资行为，投资行为的本质在于以较小的投入换取较大的回馈。既然是投资行为，那么在投资上就必须具有可控制性，以求达到预期的回馈然后以回馈检视投资的正确性。同时，在投资的本质和检视的需要下，商业广告必须具有可评估性；大众性，即现代工业的大量生产，导致行销地域的再扩大，因而使为行销服务的媒体也必须是面对大众传播的。因而商业广告谈的媒体也是大众媒体。

（二）传媒的分类

第一类传媒

利用手势、旗语、烽火，等直接简捷直观的互动方法接受彼此的信息的方式是传统的原始的传媒的一种，它的特点是直观快速，但受自然界条件的局限性较大，如天气、光线、自然障碍物等。

第二类传媒

包括信件、绘画，文字、符号、印刷品、和摄影作品等。在这种信息交流方式中，信息的接受者要靠视觉感官接受信息，信息的发出者则开始使用一定的传播设施和工具。

第三类传媒

无论是信息的发出者还是接受者，都必须借助传播设施。这类传媒包括电话，唱片，电影，广播，电视，手机通讯，等等。大众传媒视之为普通大众所使用的传媒。

第四类传媒

互联网传媒，之所以单独的将互联网传媒列为第四类传媒是因为它的传媒方式和信息载体是有别于第三传媒的，传统意义上的传媒在使用中具有一定的时间约束性和空间限制性，但只要接触过网络传媒的人都知道，网络传媒的灵活性和机动性是其它媒介所不及的，它既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又可以第一时间在任何地点使用，其便捷性是有目共睹的。它也正是未来传媒的主发展平台。

（三）广告传媒的选择

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的丰富和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广告在我们的生活中也起着越来越多的作用。我们通过广告迅速的获知产品的信息；企业和产品也通过广告很好的宣传自己，以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其中，对于消费者而言，是希望通过广告进行最优化的消费，而对于广告的传播者，则是希望以最有效地广告达到自己的经济目的。然而，在广告传播过程中，媒体无疑是影响广告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事实上，即使完善的战略规划和杰出的广告创意，如果缺乏理想的媒体选择和组合，广告传播的效果也必定大打折扣。尤其是处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媒体的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多，这就需要对媒体的选择和优化组合进行研究。在选择媒体的过程中要注意三点：

1，广告与媒体的目标一致性。广告的产品要针对一定的目标消费群，在现代的市场竞争中，许多企业意识到，他们不可能为这一市场的全体客户服务，而只能选择特定的目标受众，进行最有效地市场细分，展开相关的目标营销才能获胜。选择了目标受众，还要选择好的与目标受众相一致的媒体，这是个特别重要的环节。如，球衣、球鞋的目标是那些热爱球类运动并参与运动的人为消费群，这类产品的广告应投放在体育杂志报纸、体育节目和体育场馆等媒体，他们的目标受众是一致的，媒体的受众群体与产品的目标消费群体倘若是一致的，那便是最有效地广告传播。虽然广告的最终目的是促使消费者的购买，然而使更多的人知道产品是广告的最基本作用。然而要达到这一一致性，首先是产品的定位要准确，其次要对市场做细致的调研发现市场中的潜在消费群并了解其特点和诉求，最后要对广告策划进行卓尔有效的执行，没有这一执行，这一一致性也终将会偏离。

2，产品的同质化和消费者的异质化。如今，产品日益丰富，企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产品的同质化现象日趋显现，产品与产品之间的本质差异在缩小，同样是去头屑洗发水，不同品牌之间并不存在谁比谁更好的绝对优势，只是外包装不同或者是价格不同等等。而与此同时，任何的媒体都不可能有绝对数量受众的优势。媒体从大众传播变成小众传播已变成现在的趋势。今天，社会的阶级分化日益严重，所以现在广告媒体的针对性要强。这就要求企业对消费者要进行深入的分析，然后对消费者偏爱喜欢的媒体加以判断，选择待定消费群的小众媒体，以便达到“击中靶心”的效果。

3，媒体的综合运用效果区别于各媒体的简单相加。媒体的综合运用能够使传播效果扩大，但这一选择并不是一味根据媒体传播受众量大小而定，这其中要善于对将要选择的媒体进行有效地组合，即在一定时间段内运用两种以上的不同媒体，或是同一媒体运用两种以上的不同形式，不同时间等。媒体组合应该有助于扩大媒体的受众总量，有助于对广告进行重复，有助于广告的相互补充。如，汽车广告可以在电视上宣传形象，然后在汽车杂志上详细介绍产品特性和相关数据指标以进行补充更为适宜，而不是忽略汽车消费群属于小众的高消费群的特点一味追求报纸的受众面而广泛的使用报纸。当然，报纸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只是媒体组合选择在与各媒体间的协同配合并与产品特性和消费群特性紧密结合。这就如同一个团队内，并不是所有的优秀人才合作就能发挥的效率最大的道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