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养结合的发展趋势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医养结合的发展趋势，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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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龄化；养老模式；医养结合；新常态

随着我国的经济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的同时，人们对如何改善现有的生活状态和质量也产生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如何更好的改善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被社会各界所关注。在新常态下，对于医养结合这一养老模式也得到各级政府的支持，高度重视现在人口老龄化的状况和老年人现在的生活质量，并且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和意见[1]。

1医养结合的界定与标准

1.1医养结合的界定

我们所说的医养结合，“医”就是指的是老人所能享受的医疗卫生服务方面，其中包括对老人身体的健康检查，疾病的提前预防和诊断，以及对老人的照顾护理等；所谓的“养”就是指的是老人的日常生活方面，包括个人的精神和物质等方面。医养结合可以将老年人的身体以及心理的医疗养护方面与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起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老年人在余生的身体以及心理等方面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和养护，也能解决一些患病老人的治疗和日常养护的难题。

1.2医养结合的标准

为了能够让医养结合的效率得到全面性的提升，需要采用多种方式，对其养老标准进行细化。在新常态下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是一种更能体现现代养老模式变化的重要模式，既可以实现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同时也能在生病的时候能及时对老人进行治疗和照顾，是使老年人得到更充实的新常态下的现代养老模式，实现老年人能够有病治病，没病养老，是使得老年人能够实质性感受到养老与医疗完美结合的医养养老模式，同时还能够充实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和质量[2]。

2“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现状

2.1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我国现在已经进入处于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阶段，资料显示，截至2014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2.12亿，占总人口的15.5%，空巢和独居老年人近1亿人，其中，一些老人处于失能和半失能状态，达3700万余人；人们进入老年后，对于一些易发、常发的老年病使得老年人丧失生活自理的能力，对于这些老人的看护和照顾一直影响着千家万户。然而对于人们常参与的传统的养老院服务模式过分单一，只是单纯的提供一些生活护理等，而且部分人员专业性欠缺，经验不足，难以满足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的护理和照顾，更重要的是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医疗需求。见封三图1为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根据国家卫生部门的调查报告显示[3]，在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患有慢性疾病发生率的占53.9%，并且基本上人均得患有2到3种不同的疾病，这种慢性疾病患病时间长，需要长期的医疗护理。而现状中许多地方的偏中小型的医院越来越难以生存，在乡镇中的卫生院、社区里的医院等基层医院、医疗机构中具有闲置的医疗设备和病床等，这些设备的利用率较低，以及一些医务人员的超额和给予薪资不高等现象。假设将这些医院或者医疗机构的资源整合，适当的用于养老机构，既能解决设备的限制问题和医院生存问题，同时也能实现与养老机构的有机结合，实现在新常态下的医养结合。

2.2新常态下养老服务趋势

对于新常态下医养结合的发展趋势也是刻不容缓，急需一套完善的养老模式。2013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推动“医养结合”发展，探索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新模式。在2016年3月的“两会”期间，养老话题的关注度更是名列关注度的前列，多次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提案中涉及，现在多个地方也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对于现如今医养分离的模式急需解决，医养结合的出现才是未来老人享受晚年生活的最佳良策。为了破解养老这一当下全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实现“养”和“医”无缝对接，促进养老服务业健康有序发展，“医养结合”应运而生。医养结合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目标的现实路径，它打通了健康养老的“最后一公里”，化解了“供需矛盾”，优化和盘活了医疗和养老资源，是积极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长久之计，是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是养老服务业发展的一盏明灯，必将推动养老服务业向更深层次发展。

3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在新常态下的思路和分析

3.1结合养老政策，做好体制创新

当前我国社会中新常态已经成为发展的一个重要依据，同样新常态也将在我国各个方面的新旧交替中发挥作用。对于在新常态下发展我国的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其重点需要解决的便是在养老和医疗的资源分配的问题。针对此系列问题，我国在发展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模式的同时，应该指明医养结合的发展方向，在医养结合的体制和政策中加强我国在着重推动养老问题上的制度和政策的努力。结合国家政策，我们应该在体制上不断完善以及创新。新常态下实施医养结合须从这些固有的机制中入手，搭建出适合我国新常态下的医养结合的体制，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医养结合能得到长足发展，使得医疗卫生机构和养老机构可以一起为老年人的生活发挥作用。对于此种问题，相关部门应该出台一些有利且具有实际作用的法律法规意见等。规范相关职责，整合其管理制度，实现医养结合的养老事业的长足发展，从而为新常态下的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创造良好的整合和法规。

3.2提升医养服务水平

在新常态下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的发展下，对于这种新兴的养老服务模式必须积极出台严格的标准。医养结合所涉及的内容非常的宽广，包含着医疗、护理、起居、康复、文化生活照顾、医疗保险的运用等多方面，其体现了多样性和综合性。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需要医疗和养护的双重融合，达到相互配合的状态，实现医疗和养护的相互作用和共同发展[4]。对于此方面，有关部门应该针对其制定有利于新常态下的医养结合规范与标准，在“养”的过程中“医”的界定，从而能够对现在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进行规范化和制度化。从而在实现改善老年人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前提下能够对于医养结合有个良好的评估和管理，无论在操作还是责任方面能够有章可循。

3.3创新医养结合的服务模式

要想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模式能够取得成功，并在实践中得到落实和响应，还需要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理论方面包括对于制度的制定，医养结合的系统分析，医疗卫生机构和养老结构的相关规划，医养结合方面的最适合的模式，以及在管理、行业标准和技术等方面的相互结合。除了理论知识的提高，更需要引进相关第三方的监督与评估，以免出现医疗卫生机构和养老结构之间的合作不畅通，相关人员的不作为，从而导致医养结合模式的推行运行受阻，影响医养结合的发展和资源浪费。其次要专注医护专业人员的培养，从而提高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模式的融合和质量。同时为了保障医养结合模式中医护人员的稳定性等，要建立健全相关医护人员的相关制度，从而保证在医养结合下的养老模式能有一个稳定良好的队伍进行支撑，实现新常态下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长足发展。

3.4提升医养服务人员素质养

老机构要注重提升服务质量，不光注重日常生活照料，还要增加休闲项目促进老人的身心愉悦；要注重人力资源管理，不仅在招聘时严格要求，在平时也要搞好培训，设立服务标准，搞好标准化服务；要做好基础设施的配套服务，提升硬件设施质量，搞好服务环境，提升在群众中的口碑。对于床位空闲率和就诊率较低的一、二级医院和社区服务中心，鼓励其转型为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比如康复院、护理院、临终关怀院等，充分发挥其技术优势，提供医疗养老双重服务，这样可以降低成本，人尽其才，物尽其用[5]。医养结合养老机构还可以在内部设置不同的功能区，比如慢性病护理区、失能护理区、临终关怀区等，通过服务需求评估，将老人分配在不同的功能区里，可以实现因人而异，优质服务。

4讨论

总而言之，新常态大力实施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模式将是有效解决我国逐渐加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关键举措。在整个的准备和推行中，要积极借鉴国外相关案例，学习其优秀的工作经验，结合我国的情况，制定更加符合我国国情和现状的良策。一个政策的实施和一个模式的推广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时间的积累和不断地改善，从而能从体制，制度和政策等发面得到完善且有效的解决方法.

〔参考资料〕

〔1〕尹吉东，曹立前．新常态下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发展探究〔J〕．枣庄学院学报，2015，12(4)：100-104．

〔2〕邹纯青．新常态下“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发展路径探讨〔J〕．中国卫生产业，2015，18(14)：17-19．

〔3〕本刊编辑部，丁朋．“医养结合”：让老人活得有尊严〔J〕．中国民政，2015，26(24)：13-31．

〔4〕余道鋆．基于新常态下“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的研究〔J〕．商，2015，36(4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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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长期照护制度 医养结合 多元化服务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当前，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高龄化、空巢化及独生子女政策实行带来失独老人的逐步增多，需要照料的失能、半失能老人也呈上升趋势。国家卫计委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全国60岁以上老人已经达到2.2亿，占人口总数的16%，其中65岁以上老人1.4亿左右， 占人口总数的10.5%。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三五”期间建立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重要战略部署，更是进一步强调“要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为长期照护制度的发展、完善及推广指明了方向。

1.长期照护模式

许多发达国家通过建立长期照护保险制度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日益严峻的老年长期护理问题，长期照护保障制度是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补充，从目前运作模式来看主要分为两大类：（1）商业模式。有商业性保险公司来提供护理保险，投保人采取自愿原则，根据自身实际需求和经济状况来选择，典型国家有美国、英国；（2）社会保险模式。政府为管理主体，属于社会保险范畴，采用强制保险的方式，典型国家以日本、德国。

1.1基本安全网模式与社会保险模式对比表

见表1。

1.2美国与日本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对比表

从表一、表二中可以看出，不同的长期照护保险模式是在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及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是多元化的。美国作为唯一没有全民医保的发达国家，它的商业保险制度非常发达而且种类繁多，美国80%左右的人都购买各种各样的私人健康保险产品，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公共医疗保险计划对特定人群医疗服务的限制，满足了不同层次人群的需要。主要服务有家庭护理、护理院照护、生活协助、日托服务等，提供个人照料、健康照料、居住服务、社会心理服务、看护服务及临终服务。日本则是全民强制性社会保险，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但它的服务也最为完善、广泛，分为照护服务、器具租借和设施改建两大类，提供居家护理、社区护理、机构护理，涵盖护理、医疗、日托所、老人院服务、福利用具的出租或支付购置费、住宅改修费等。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但中国老年人护理远不如发达国家，只有结合中国实际发展情况，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长期照护制度，才能为中国老龄护理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2.现状

根据全国老龄委员会预测，中国老年产业的规模到2020年和2030年分别将达到8万亿和22万亿。未来10-15年是养老产业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因此，创新养老服务模式，整合现有的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资源，推动医养结合模式的长期护理制度的发展迫在眉睫。

2.1养老体系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政策缺乏整体性和连续性。我国目前的老年人长期照护制度体系，缺乏整体性和连续性，没有统筹规划，是典型的行政化配置资源的制度安排。在这种政策下，医疗卫生服务属于卫生和计划委员会主管，养老服务则由民政部门主管，医院设立养老床位需得到民政部门许可，而养老机构提供医疗服务也需得到医疗卫生行政部门许可，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养老体系的发展。

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发达国家均在法律上对老年人的权益和养老给予明确的保障。美国除了有相关的联邦政府法律、政策外，各州根据自己老年人的情况制订政策；日本于1997年正式颁布了《护理保险法》。中华民族素有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但主要是以道德来制约，没有真正从律法上来对老年人权益加以规范。

2.2养老资源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

医疗资源功能转变。我国目前的资源结构供需矛盾比较突出，一方面是大量需要长期照护的老年人无法得到合适的服务；另一方面是大量失能与半失能人群从治疗意义上已达到出院的标准，但仍滞留在医院，加剧了医院的床位紧张 。如重症病房（ICU）大部分患者都是因为脑血管意外、心肺复苏后、神经肌肉疾病等不可逆转的原因而处于意识障碍或植物人状态，这些病人均长期卧床，一般的病房或康复中心无法满足此类患者的护理要求。

转变服务模式我国目前的养老床位处于双重尴尬地位，一边是总量不足，另一边却是出现大量空置床位。归根结底是现有的养老医疗服务不管从服务模式、服务质量还是护理人才的专业化来说都不能满足当前的社会需求，转变现有部分医疗机构的服务功能，形成政府主导、统筹安排、多方参与的新的养老服务体系。

3.发展趋势

人口老龄化所伴随的健康及养老是当前最为突出的问题，也是百姓最为关注的问题。老年人患病率高，特别是多为周期长、需要照护的慢性疾病，随着治疗时间、难度逐步增大，亦会产生各类并发症，既加大了患者的经济负担，也增加了照料人工费用负担。对医疗服务和长期照护的市场需求更为迫切，也对现行的养老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3.1加快分级诊疗制度建O，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强调“要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我国现行的养老模式是以家庭为主的，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生态环境、生活方式及疾病谱的不断变化以及预期寿命的延长，空巢化、失独老人逐年增多，家庭模式已不能满足当前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速度，应加大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投入，加大对基层医疗机构专业人才包括全科医师、职业护理、营养师及社工等一系列人才队伍的建设，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和水平。

3.2加快建设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的发展

老年人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群体，增长速度很快，长期照护主要针对的是失能与半失能人群，强调日常生活护理、医疗服务与健康照料之间的连续性。当前，一些养老机构的服务人员大多是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且缺乏专业训练的人员，专业护理人才的缺乏是制约养老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强化政府部门职责、多部门协同推进医养结合模式发展，通过医养结合模式的长期照护制度，有效解决“老有所医、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完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保障体系。

3.3形成多元化的长期照护模式

模式多元化。居家养老可以让老年人在家中就可享受到便捷的生活及医疗照护，既可以节约费用，又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机构养老可以提供更为专业的服务，包括生活照料、健康指导、心理安慰、康复护理、心理咨询、法律咨询等。

医养相结合。推进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的合作，鼓励二级医院开设养老康复病房，鼓励养老机构增设医疗照护，引入商业机构模式等。

医养结合最大的特点是为老人提供及时、便利、权威的医疗服务。涵盖生活保障、精神心理、医疗需求、慢病管理、康复锻炼、健康体检及临终关怀等一站式服务。

国际发达国家的老年人长期照护制度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日益加重，已成为继医疗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后又一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其他社会保险制度的补充。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加快卫生事业的发展，完善医疗卫生服务，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长期照护制度，真正达到“老有所医、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参考文献：

[1] 施巍巍.发达国家老年人长期照护制度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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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疗服务痛点

《报告》总结出我国传统医疗服务模式的五大痛点，并探讨了互联网医疗在重塑医疗资源配置效率、完善国家分级诊疗体系、优化医保收支结构、医疗关系形态重构等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和发展的机遇。

痛点一：优质医疗资源过度集中。

医疗资源分布失衡的问题反映在医疗机构和医生资源两个层面（图1）。从医疗机构来看，我国优质医疗机构多集中在城市，尤其多集中于东部。根据中国2013年各地区医院等级情况统计显示，11.2%的三甲医院资源集中在四大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而地方各省中多聚在省会城市；东部卫生机构总床位数超过全国总数的40%，西部卫生机构则仅为29%，东部较西部多出近4.2万家医疗机构。

从医生资源数量上来看，医生资源分布失衡。东西部城市的差距则更为明显，一些东部发达城市的医生资源可达到西部城市的3？4倍。另外，优质医生资源向三级医院过度集中。在我国被调查的医院中，三级医院中级以上职称医生人数占到总数的55.7%，而非三级医院中的中级以上职称医生比例仅为19.8%。

因此，重组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是未来医疗改革的主要方向和核心诉求。随着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的相继成熟，互联网医疗在医疗资源重塑方面具备了条件和能力。借助互联网超越物理时空的特性，互联网医疗必将推动医疗卫生服务模式和管理模式的深刻转变，在重构医疗新秩序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痛点二：分级诊疗推行效率低。

虽然新医改提出要逐步建立分级诊疗制度以完善体制，从而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现象。然而，新医改实行至今已有7年，分级诊疗制度的建设仍未见明显效果，“抽水机现象”愈演愈烈，“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最为突出的问题就反映在双向转诊的推广和实践上。在我国，双向转诊面临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导向性差、机构转诊制度缺失、管理割裂和区域卫生规划不合理等困难。

如何能够打破旧模式下所形成的行业壁垒、部门利益、行政区划和专业局限，对各类医疗资源进行重组优化，已成为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推进过程中最迫切的需求。我国目前已经开启了多个网上医院分级导诊模式、互联网医联体和借助互联网的社区健康管理、慢性病管理平台的试点，以互联网医疗助推国家分级诊疗体制的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

痛点三：以药养医积重难返。

目前，医院医疗服务费用低，但是药价虚高和过度使用医疗资源导致医保负担仍然较重，其中药品收入占医院收入总额的45%。从以药养医到医药分开，医疗服务费相应提高，基层医院可能更需要增强医疗服务能力以吸引更多患者就医；公立医院可能需要控制大处方和过度医疗，推动医院信息化管理，从而降低运营成本。互联网介入医药新生态，医药电商重构药品供应链，PBM提供医疗福利管理，可穿戴设备与随之产生的大数据分析提升医疗服务能力，远程医疗与在线健康咨询均有助于合理使用医疗资源。

痛点四：国家医保存系统性风险。

首先是医保结构不合理，我国医保以政府医保为主，商业医保为辅。其次是医保收支失衡，支付压力增大。支出逐年增长，未来可能收支失衡；支出总额较大，2012年三保（城镇职工、居民和新农合）财政支出9000亿，2013年为1万亿；收支增长率失衡，2000-2013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年平均增幅33.20%，而支出年平均增幅为34.39%，未来将出现当期收不抵支。此外，从支付管理模式来看，支付不能满足投保人需求，支付制度推高医保开支，造成了小病必须去定点医院，给患者增添麻烦，大病报销额度不足必须自付或者依赖商业健康保险。这种支付模式让患者不能自由使用医保基金，最低报销标准的存在推动了医院和患者的过度医疗，增大了开支。

互联网医保切入商业健康保险行业，使医保分类多样化。以互联网与传统保险业结合，提供在线选择保险种类、保险性价比对照、在线投保、在线保费支付等方式让医保互联网化，消费者能够自主选择医保方案，减少退保率，让投保与赔付便捷化。投保人主动选择保险种类的方式可以教育市场，提高市民对保险的关注度。并且通过减少医保支出，预防恶意投保行为，提高医保支付便捷度和医保多样化，保证医保行业平衡发展。

痛点五：医院、医生、患者痛点多。医院方面的诸多痛点上面已有分析，总的来说，都集中在医院盈利的需求、职能本身所需的公益性和行政干预三者之间所产生的矛盾和问题上。就医生而言，特别是上级医院的医生，痛点同样来自于这三个方面。其中原因都可以归结于医生收入、医患沟通和医生职业发展的困境，体现的是医生-患者关系、医生-医院关系的紧张。

作为患者，由于我国长期缺乏健康知识教育和健康管理工作，大多公民对医疗知之甚少，不但使医患沟通成本非常之高，也使小病往往发展成大病，导致“看病贵”。医患沟通的缺失再加上目前对医疗纠纷处理的行政流程不够通畅透明、鉴定机构公信力不足，造成的误读和误解加重了医患关系的恶化。医患关系紧张在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小病大看”现象的盛行，患者就医首选大医院大专家，将过量的医疗需求集中放到少数医院上，使得“就医难”的问题被指数性放大，也对优质医疗资源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在旺盛的需求下，借助互联网建立新的沟通渠道成为了一大热点，在线医患沟通平台、医医交流社区、患患交流社区等新的尝试层出不穷，互联网医疗在各方关系重构中可望发挥重要作用。

美国可借鉴医疗模式

面对我国传统医疗服务的多痛点现状，《报告》总结了美国的医疗服务模式，对我国完善医疗服务体系有可借鉴的作用。

首先从美国医疗保险机制、医生自由职业制度、双向分级诊疗模式等方面，详细阐述了美国的医疗服务体系现状（图2）。

美国商业保险发达，医疗服务水平整体较强。保险公司可以有效管理医疗机构、医生和患者，引导患者通过家庭医生转诊就医，引导医疗机构与医生提高服务能力、降低治疗成本，进而提高医疗资源利用效率。患者不想支付高价的保费，就需要遵循医保公司的规定通过转诊的方式就医。门诊和诊疗费报销比例不同，保险公司提供医院和医生列表，患者通过保险公司指定的家庭医生转诊到保险公司签约的专科医生，基本免费；通过家庭医生转诊到没签约的医生，支付少部分费用；不经转诊预约签约医生，支付将近一半费用；不经转诊直接预约未签约医生，支付大部分费用。住院费用高最多报销5天住院费用，患者需及时向下转诊到护理康复类医院。保险公司与医院或诊所签约使之成为定点医疗机构，与医生签约使之进入医保内的医生目录。当患者复发率高致医保花费过高，如是医生原因则可能解除合作，医疗机构可能解雇医生；如是医院场地和器材原因，可能解除合作。

美国医生自由执业、分级诊疗体系成熟。从医生方面来讲，美国医生与医院间不存在人事隶属关系且财务分开，医院只是行医的场所。医生凭借行医执照自由执业，绝大部分医生有私人诊所，治疗需要时向医院提出申请，医生通过付给医院场地费的方式，在院内收治患者、做检查以及租用医院的手术室等设备。财务收入方面，保险公司会向医院支付检查、设备、住院等费用，向医生支付诊疗费用。患者看病时，他们根据医生资料和评价，选择自己医保签约的医生，因此，美国医生会在类似ZOCDOC这类在线预约平台上注册，提交个人档案和空余时间段，方便患者预约，同时提高知名度、建立个人品牌。

诊疗次序方面，患者可能通过双向分级诊疗、急诊就医和非医保直接就医的模式就医。双向分级诊疗模式针对拥有医保的患者，是应用最广的模式。患者通过社区门诊的家庭医生进行首诊，如果需要进一步检查，家庭医生会出具转诊单将其向上转诊到专科医生或综合性医院专家，由专科医生出具治疗方案，需要后期护理者再向下转诊到社区医院或护理医院。急诊就医模式有两类，一类是拥有医保的急病患者，直接预约医保范围内的急诊医生；另一类是没有医保的患者，直接预约公立医院的急诊室。非医保直接就医模式的所需花费全部自理，非急病患者直接预约综合医院专家或专科专家，类似于我国目前的专家预约，但是由于美国医生会选择具有支付能力的人，这种模式主要针对的是中产阶层。

医疗主体方面，美国医疗行业与我国不同，营利性的私立医院是医疗行业的主体，包括医学院和医学研究机构的附属性医院，一体化保健组织，大型连锁医院，社区医院（门诊），专科门诊。服务分类齐全，满足从治疗到护理的各层次专业服务，有社区医院（门诊）、综合性医院、专科医院、康复以及长期护理院和精神疾病医院。其中，社区医院是美国医院的主体，提供70%的床位，收治60%的患者，大多数社区医院提供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和二级医疗服务，部分能提供三级服务。社区医院是患者就医时的首诊，只有通过社区医院的转诊，患者才能流向其他医院。社区医院和医学院的附属医院联合形成医联体，实现医联体内部分级诊疗。其模式有学术中心和社区合作两种，前者是附属医院与社区医院医学上互通有无、资源共享，后者是附属医院与家庭医生投资成立新的营利性医院。

另外还有责任医疗组织（ACOs），它是2006年提出的新概念，指以初级保健医生为核心的自愿性医联体组织，旨在为联邦医保（Medicare）的参保者提供协同性优质医疗服务并控制医保费用。主张通过医师联盟来衔接各级医疗机构，加强不同医疗机构和服务之前的协调与合作，并因而提高医疗服务质量，避免重复检查和治疗。而在满足了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中心（CMS）制定的服务质量绩效标准的情况下，ACOs可以获得因成本压缩、效率提高而带来的部分节余收入，并在成员之间进行分配。根据CMS的声明，截至2014年1月30日，ACOs已经节约的医保经费超过3.8亿美元。

ACOs模式的推进，使美国医疗市场产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变革首先反映在药企的营销方式上。通过联邦医保和ACOs组织引导的价值医疗评价体系，在药物的选择和使用上从过去强调价格转变为强调疗效。为了适应竞争，药企由过去的单纯卖药转向提供整体疗效管理服务，纷纷开展了互联网健康管理服务，从而整体上带动了美国互联网医疗业的发展。

《报告》还介绍了互联网深度结合医疗服务模式，并对新兴医疗服务的发展和成果进行了探讨。主要包括：第一，远程医疗服务发展情况。美国远程医疗发展迅速，一方面源于巨大的市场需求，另外一方面也在于政府的合理引导。从服务本身来说，美国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陆续制定出针对远程医疗服务的全方位法规，涵盖了远程医疗过程中的信息安全、信息规范、服务提供者、服务范围、服务方式和服务质量监督等。服务的规范化不但避免了医疗资源因操作不当而产生的浪费，也增加了公民使用的意愿。

从患者方面来说，美国医疗服务费用较高，远程医疗的方式可显著减少就医开支。同时，从2010年《平价医疗法案》起，联邦医保对远程医疗服务的报销范围和力度就开始逐渐加大，目前在美国大部分地区保险报销都已涵盖了远程医疗费用。这两者极大地促进了患者对在线服务的接受度和付费意愿。而从医生方面来讲，传统模式中医疗业碎片化现象严重，通过远程医疗服务的模式可大大增加各医疗机构之间协调工作的效率，降低行医成本。随着联邦医保引导的价值医疗改革的推进，远程医疗服务模式可节省大量的医保经费，从而为医生和医疗机构带来更大的收益，因而医生和医院参与动力也较高。在医疗中各参与方的推动下，美国远程医疗行业发展十分迅速。

第二，医药分开助力处方电商发展。药品终端市场参与者市场占比依次为连锁药店、医药电商、医院药房以及单体药店。从提供的药品种类来看，医院药房主要提供医院内专用药，其他三类药店主要提供处方药、非处方药、健康用品以及医疗器材等。处方药放开，患者凭借处方单院外购买处方药，电子处方流通后患者可以凭借电子病历和电子处方在线购买处方药，而且网上购药能医保报销，因此80%的处方药通过院外销售，医药电商销售药品中有50%为处方药。除药品销售之外，美国药店还需要提供药品配制、处方审核、处方药控费，以及常见病和慢性病等诊断和常规诊断服务。

第三，电子病历与电子处方有效结合。奥巴马医改近年谋求建设电子病历系统，运用统一标准、出台法律条文并且使用特殊IT技术传播方式保证信息安全，推动电子病历全美流通。患者只需要在连锁药店注册，提交自己的社保号、电子病历以及医生开具的电子处方，就能建立个人档案，未来患者可以在线购买电子处方内的处方药。电子处方与电子病历方便处方药在线销售，网上药店通过为患者提供慢病治疗的处方药助力健康管理。

第四，PBM协调药品总体控费。PBM模式是介于保险公司、医院、患者及药店、药企间的平台模式，PBM公司能够为保险公司提供药品和医疗服务等方面的监督及管理服务（图3），一定程度上在降低总体医保开支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患者去医院或诊所就医，医生开具处方后，PBM可根据患者处方信息对处方进行审核，提供医生用药建议，包括药品的用量限制、药品使用权以及可报销药品类别等，其作用主要体现在提高医生医疗服务水平以防止因为多次就医带来的高费用问题。

最后，在对国外经验剖析的基础上，报告进一步提出了美国经验对我国互联网医疗发展的启示，同时着眼于当前互联网医疗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其包括建立完善的医学教育体系培养全科医生作为社区居民的家庭医生，家庭医生携带可穿戴医疗设备为居民提供上门服务的健康管理，并将资料记录在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供医生诊断使用。居民看病先去社区医院进行疾病筛查，能治疗的患者留在社区医院诊疗，不能治疗的患者由社区医院转诊到医院治病。

医院则按照服务范围分为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专科医院提供专业疾病的检查和治疗，拥有专科诊断治疗的器材设备，由医疗级别的可穿戴设备厂商投资设立，实现专科医药-医药-设备检查的专业疾病生态圈，也可以由公立医院的医生投资设立专科门诊，或者成立类似慈铭体检的专业连锁医院；综合医院提供全科目诊断与治疗，由公益性质的公立医院、PPP模式的公立-私立医院合作模式以及公立医院医生走出体制成立的医生集团为主。

另外，独立的社区康复中心能够为患者提供专业的康复治疗，缓解目前三甲医院床位紧张、护工不足的现象；类似美国太阳城模式的专业养老机构模式，对于缓解随着老龄化时代带来的养老资源不集中、专业化不强的问题有较大的意义。

为了实现以上的医疗服务模式，解放医生呼声日起，从医生多点执业开始，到放开医生自由职业，再配合着相应的政策支持能够真正起到医生资源优化的作用。远程医疗提升了患者就医体验，节约了患者就医成本，从医联体范围内B2B模式，到B2C在线医生对在线患者的远程医疗模式，从健康咨询的轻问诊到医生问诊在线化的远程医疗发展，远程医疗有助于均衡医疗服务。医保提供商通过引入医师或者类似于ACOs的方式介入医疗服务提供阶段，通过审核诊断与治疗方案，防止过度医疗、医药浪费控制保费支出，缓解医保支出压力，同时激励医疗机构减少过度医疗行为，与患者建立长期医疗服务降低成本。未来，医保支付方式可能由医保签约医药电商，发展医药电商在线购药医保支付模式。大力发展商业保险，为投保人提供多样化的医保方案，引导投保人双向就诊。放开网售处方药政策，发展医药电商为患者提供多样化的购药渠道，提高购药体验。

重构我国互联网医疗关系

着眼于当前互联网医疗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报告》对国内互联网医疗企业主流商业模式和传统互联网巨头企业的平台战略作了总结和分析。它指出我国互联网医疗可有效补充传统医疗服务，随着市场的进一步成熟，关系重构将成为互联网医疗发展的核心（图4）。

首先，在互联网对就医、行医、医疗管理等各个环节深度渗透的新形势下，关系重构将成为互联网医疗发展的核心（图5）。主要从三个角度出发，一是从患者角度出发，提高患者在各就医环节的体验是互联网医疗的价值所在。以患者为入口的企业主要切入的是患者在医疗信息获取、就医流程和沟通交流方面的需求和痛点。如以智能可穿戴设备为基础的健康管理服务，对应的是患者逐渐增长的自我健康管理意识和需求；在线问诊服务，它既可向前连接健康管理，为用户提供健康咨询服务，也可向后连接导诊挂号服务，通过在线咨询将有需要的患者引向线下医院和药店；随着线上社交网络服务的兴起，针对患者的医疗类社交网站也应运而生，如我国的“和你在一起”和美国的“Patientlikeme”都是其中典型。还有在市场方面，药品供应链各环节厂商，如药企、药店和保险等，当前都开始重度参与互联网医疗，产业集中度开始逐渐提升。另外，为提高对医疗保险费用的风险控制能力，保险业目前也在大力发展互联网医疗服务。

二是从医生角度切入，打开信息孤岛，联接医生重构医（生）医（院）关系。当前服务以移动电子病历、用药词典、医学文献库等临床决策工具和医医社交网站为两大主流。在传统模式下，医生之间的沟通交流主要通过院内邀请、学术会议等方式，沟通成本高、机会少，医医之间形成信息孤岛的困境也制约了整体医疗事业的发展。通过互联网建立沟通渠道和方式，打破孤岛困境的医医关系将得以重构。

三是从医院角度切入，打通最后1厘米，连接患者与信息化服务。服务主要集中在就医移动信息化和远程医疗方面。就医移动信息化将医院服务与患者的智能终端连接起来，使其能够在手机上就完成挂号、医患沟通和医保药费支付等操作。在远程医疗方面，由于政策的支持，以医联体和“医院+药店”的远程医疗协作模式正在开展。不管是就医移动信息化还是远程医疗，都离不开医院的院内信息化建设，传统的医院信息化系统，如电子化病历、电子挂号系统和院内网络建设等，都为当前更进一步的服务提供了基础。

其次，BAT（中国互联网公司百度公司、阿里巴巴集团、腾讯公司三大巨头的首字母缩写）进一步打造医疗服务闭环。在目前互联网和医疗服务相结合的过程中，互联网企业表现的更为积极和热忱。传统互联网巨头作为行业先行者，都已在互联网医疗行业做了大量布局，其平台服务的意义已经不能单从患者、医生或医院的角度来单独分析，需要综合考量。

中国互联网医疗发展前瞻

通过对国内外互联网医疗企业发展环境、趋势和方向的调研和分析，互联网医疗中国会提出了对未来我国互联网医疗业发展趋势的判断，在线问诊导诊、远程医疗、医药电商（图6）、中国PBM模式、智能可穿戴及慢病管理、精准医疗和医疗大数据应用等重要垂直分支将迎来历史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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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也是发展中人口大国崛起过程中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严峻的国家，而“未富先老”已成为我国越来越突出的问题。据《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蓝皮书指出，我国人口老龄化将加速发展，在2025年之前，老年人口将每年增长100万人，预计到2020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7%；而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总数将超过4亿。面对我国社会老龄化发展的迅猛势头和严峻挑战，党的十作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的战略部署，养老问题已成为各级党委政府高度关注、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而随着社会转型、产业调整和经济的转轨，养老观念、方式的转变也成为必然，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空间日益扩大，社会养老事业与产业协调发展必将成为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战略选择。

1 雅安市老龄事业发展现状

1.1 人口老龄化现状

雅安地处四川西部属经济欠发达地区，是一个人口小市，资源大市，经济欠发达市。雅安市早在1997年就开始迈入老龄社会行列，近年来，雅安市老年人口仍持续增长，据2012、2013年数据统计显示，全市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全市人口总数的16.12%、18.5%。从近十年发展趋势分析，雅安老龄化程度高于全国全省水平，而且老龄化将逐步加重。预计在2025年前，全市60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1/4以上，而在2035年前，全市60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1/3以上。近十年来，雅安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为现代型，总体看，雅安人口率先进入一个“三低”时期，已形成了“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现代型人口再生产类型，且先于全省完成转变。雅安老龄化进程的加快，面临老龄化的压力和挑战也将越来越大。

1.2 养老服务机构现状

由于雅安社会经济欠发达，养老服务发展缓慢，养老机构主要是以国有为主的单一格局，民办养老机构起步晚，基础差。从数量上看，雅安市养老机构大多数分布在农村，主要为农村敬老院。截至2013年2月，全市共有各类养老机构42个，其中农村敬老院30个、公办社会福利院11个，合计床位3622张，“民办民营”养老机构只有1个，床位60张。由于“4?20”芦山强烈地震造成全市38个养老机构不同程度受损，使养老服务的提供受到了影响。目前雅安每百名老人拥有床位1.3张，按照省上“十二五”时期每百名老人拥有床位3张的目标，全市老人需养老床位8484张，缺口达4802张。

由于受财力、物力、人力资源的限制，不同养老机构之间的基础设施存在较大差异，全市公办城市福利院建设不足，民办养老机构发展滞后，总体不能满足雅安市不断增长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社会福利院基础设施较齐全、环境优美、管理规范，老年人对国有养老机构信任度比较高，入住率较高，有些社会福利院出现供不应求、预约及排号入住的现象，如市社会福利院“一床难求”，目前至少有100多人等候入住。但农村敬老院，主要是为“五保户”提供日常的生活供养和照料，各方面的条件都较差，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资金短缺、院舍陈旧、设施简陋、医护缺乏等方面的原因，入住对象精神慰藉、保健康复、文化娱乐等方面严重缺乏，普遍存在着入住率低、床位长期闲置、资源浪费的现象。

1.3 养老机构工作人员现状

雅安市养老机构总体呈现出工作人员数量少、城乡养老机构工作人员素质差别较大的主要特点。目前，全市公办养老机构的管理服务人员与集中供养对象之比为1∶6，远高于省三星级（最高等级）敬老院1∶10的标准。据统计，截至2013年2月，全市41个公办养老机构共有管理服务人员409人，其中在编165人，临聘244人，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员占41.8%。在编人员多为乡镇机构改革分流安置人员，临聘人员多为“4050”人员。管理服务队伍整体文化素质、专业技能和服务水平较低，现有在编管理服务人员大部分无养老职业资格证书，临聘人员也只能从事清洁卫生等后勤工作，同时这部分人员流动性相对较大，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管理能力、医护水平相对较低，为老年人提供心理护理、精神慰藉等服务难以开展。

2 当前老龄事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2.1 保障体系不健全，老龄事业基础薄弱

快速发展的老龄化进程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相交织。从全国范围来看，现阶段的养老保障水平较低，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对老龄事业投入严重不足，老龄产业起步晚，一些地方对老龄工作重视不够，机构人员力量薄弱，推动老龄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现有养老制度基本上还是“补缺型”的框架，主要保障“三无”和困难老人的基本生存，服务面相对狭窄，尚未形成系统化的、惠及全体老年人的服务体系。而当更多的养老服务机构进入养老产业之后，养老机构的管理以及服务标准亟待规范，行业的监管作用亟待加强。

2.2 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社区服务功能不足

家庭养老中无微不至的照顾、时刻体现的亲情给予老年人的精神寄托是社会养老无法替代的，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最主要的养老模式是家庭式养老，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家庭规模的缩小和结构变化，中国全面迎来“421家庭”时代，城市“空巢家庭”越来越多，城乡“空巢老人”占老年人口比例接近50%；与此同时，中青年人紧张快捷的生活节奏和越来越重的工作压力，客观上造成家庭成员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更多更好地照料老年人，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随着社会工作的加快发展，社区照顾模式作为社区工作的一种专业方法正逐步得到推行，但我国社区建设尚不成熟，社区基础设施不完备，社区机构功能发挥不足，客观上造成社区养老服务功能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2.3 养老服务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随着老年人在生活照料、医疗保健、精神慰藉等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快速增加，现有养老服务供给能力离巨大的需求还有不小差距，主要体现在养老设施总量供不应求。据统计，截止2012年底我国各类老年福利机构为4.4万个，床位数416.5万张，平均每千名60岁以上老人拥有床位22.4张，而实际上很多地方的公立养老机构出现千人难求一床的尴尬局面。而民营养老机构却呈现床位空置率高，营运不佳的状况。从全国总体来看，养老机构和配套设施缺乏、养老床位不足、现有资源亟待整合优化，养老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

2.4 养老服务项目、水平及医护专业人员素质亟待提高

目前，大部分养老机构只能给入住老人提供最基本的养老服务，养生康复、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其他方面的服务内容很少。过于单一的模式，不仅影响养老机构的社会经济效益，不能有效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也会影响到老龄事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养老机构的专业护理人员缺乏、护工年龄偏大、素质不高、专业技能缺乏及流动频繁，不少养老机构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工作人员只能既当管理人员又当护理人员，身兼数职，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低、工作环境差，社会上还存在着对养老服务人员的偏见，导致养老机构工作人员队伍不稳定。

2.5 养老产业发展滞后

从现实看，我国有消费能力的老人数量其实是庞大的，消费市场是存在的，养老市场规模巨大。国家有关扶持老龄事业的政策、规划虽然陆续出台，但地方政府实施的细则、配套的制度在具体落实上还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各地对民办养老机构的扶持不够，具体的优惠政策和措施还比较缺乏，可操作性不强，所以养老产业还一直处于被“观望”的境地，进展缓慢。与迅猛发展的老龄化进程相比，养老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主要表现为养老产业规模小，形式陈旧，结构单一，数量少，由于养老产业主要集中在经营养老院或生产老年用品上，而从事老年用品的生产企业、消费场所普遍规模不大、产品不多，无法形成联动，没有形成产业链条，不能满足老年群体的消费需求。现阶段我国养老行业发展较为分散，行业准入标准还不完备，行业规范与监管也相对薄弱。

3 加快养老事业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3.1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面对社会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地方党委政府要把老龄事业看作长期的战略性问题、重大的民生问题，把发展老龄事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建立养老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雅安要抓住灾后恢复重建契机，充分利用优质的生态资源、生态环境，加快推进养老事业社会化产业化发展，走多元化、特色化、生态化之路。坚持政府主导、政策扶持、多方参与、统筹规划，推进城乡、区域之间老龄事业发展，着力构建以政府投资和普通服务为特征的机构养老、以社会投资和中高档服务为特征的专业社区养老、以居住分散和服务分散为特征的居家养老这三种方式。建立与雅安市人口老龄化进程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统筹城乡、适度普惠的老年福利制度和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制度完善、组织健全、规模适度、运营良好、服务优良、监管到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3.2 加强科学规划，加大政策扶持

政府的责任主要体现在制定养老服务规划、制定养老服务扶持政策、加大基本养老服务投入以及养老机构规范管理等方面。一是要按照统筹考虑、合理布局、超前规划的原则，在科学分析本地老年人口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制定全市养老机构发展总体规划，科学统筹养老服务机构布局，为未来养老服务事业发展预留空间。二是加大政策扶持，将养老机构设施建设项目纳入绿色审批通道，对养老产业在简化和规范程序、土地划拨、税收优惠、减免费用、精神鼓励、财政补贴、信贷优先、吸引外资等多方面制定支持政策。三是提高财政对新增养老床位的补贴力度，对新增养老床位的补贴范围、标准、补贴申请和下拨办法进行具体规定，使对新增床位的财政补贴能够落实到位。同时要结合地方实际切实落实国家关于养老体系建设的各项优惠政策。

3.3 加大专业人员培养，加强养老机构人才队伍建设

一是作为培养专业人才的重要阵地，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应有计划地增设与养老服务相关的专业或课程，开设老年医学、老年护理学、营养学以及心理学等课程，加快培养老年服务管理、医疗保健、护理康复、营养调配、心理咨询等实用性专业人才。二是以医药卫生类专业为主要优势的雅安职业技术学院为依托，建立全市养老护理人员培训基地，对养老机构的管理、服务人员进行培训与轮训，逐步建立养老机构院长资质培训和养老护理员持证上岗制度，不断提高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业务技能和服务水平。三是鼓励和吸引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工专业、护理专业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到养老机构工作，并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和发展环境，提升养老机构专业化管理水平。四是完善专业人才与志愿者、社会义工相结合的服务队伍，为老年人提供科学的志愿服务。

3.4 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完善社区服务平台，构建多元化、全方位的社区养老助老服务体系

养老机构已从传统意义上仅为孤寡老人提供抚养和生活照料的老年福利院，向覆盖全体老年人，为他们提供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康复护理、医疗保健、健康教育、体育健身、文化娱乐、权益维护等全方位的服务转化。而家庭养老功能趋于弱化的现实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现状，迫切需要社区参与到养老服务业中。要超前谋划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规划，把社区养老服务站、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项目建设列入政府民生工程，加快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步伐，以社区服务中心为核心，以社区医院、社区调解中心、社区敬老院、社区托老所、社区老年学校、社区婚介所和家政服务中心等为依托，以社区志愿者为补充构建社区养老助老服务体系，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通过电子政务、社区服务信息网、热线电话等形式，努力构建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信息网络平台。合理确定政府购买服务的标准、范围和方式，依据不同情况为老人提供有偿、抵偿或无偿的养老服务。

3.5 提高保障水平，完善养老保障体系

一是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探索城乡统筹发展的养老保障制度模式，重点解决农村老人“养”和“医”的根本问题。二是探索医养结合，引导医院与养老机构对接挂钩、开设全科门诊和派驻医务人员等，对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及时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定点范围，并逐步建立政府为困难、空巢、失能老年人购买服务的养老服务补贴制度。三是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形成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个人储蓄养老保险与商业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养老保险体系。四是建立全市高龄老人补贴制度，对年龄在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实行享受高龄生活补贴，按年龄段制定适当的补贴标准按月发放。

3.6 大力发展民办养老产业，丰富组织形式与运行模式

雅安经济还比较落后、财政困难、政府资金投入不足，公立养老机构远不能满足社会养老服务需求，而大力支持和发展社会力量举办专业化养老机构是切实解决养老难题的有效措施，可以有效地改变我市养老机构数量少、服务类型单一的问题，缓解养老服务供需失衡的状况。雅安要充分利用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按照灵活适用的原则，探索多种经营模式，鼓励民间资本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参股、租赁等方式，兴办养生养老公寓、老年康复护理院、临终关怀医院，建设养生养老基地等高、中端生态养老服务机构。引导民间资本、企业投入养老产业，实现规模化、品牌化经营。发展老年旅游产业，在旅游资源、旅游设施、旅游服务方面进行重新组合，有针对性地设计老年旅游产品，配套建设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餐饮服务中心、文化娱乐场所、老年大学、老年运动中心等，最大限度地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3.7 规范养老服务管理，加强行业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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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113年的历史是一部始终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发展史，面对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我们将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团队和拔尖创新人才汇聚、学科综合交叉集成、自主创新优势凸显的优势，充分体现高校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科技支撑作用，继续以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需求为目标，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为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研究型大学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力量。作为“国家队”的上海交通大学，注重追踪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积极调整学科布局，深入推进学科交叉与融合，大力推进自主创瓶注重以国家战略和重大需求为牵引，深入推进产学研战略合作，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注重把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放在学校工作的中心位置，自觉对接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强化毕业生就业指导与服务体系，为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科技和人力，智力支撑。积极促进学科交叉，推进自主创新，为新一轮的经济发展提供知识储备

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积极开展战略性、前赡性的学科布局，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引领未来科技和产业的发展，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加强战略谋划，采取积极推进措施，培育新的学科生长点

“十五”规划以来，学校瞄准国家部署的若干领域、方向，发挥多学科优势，点面结合，积极培育学科生长点，扶植一批新兴交叉学科快速成长。学校专门出台了促进交叉学科创新平台建设的十项政策，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经费投入、人员聘用、职务晋升、薪酬待遇，人才培养、合作机制，执行保障等方面保障和推动上海交大交叉学科创新平台的建设。

加强多学科的系统集成，实现优势叠加，提升传统强势学科

学校抓住和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合并重组的机遇，大力推进医、理、工的深度合作，建立了集中生物，医学、物理、电子，数学、计算机等多学科交叉的系统生物研究院、以及以医学应用为主导开展医学科学研究及前沿性医疗技术及仪器设备的研发Med-X等交叉平台，有效实现了学科间的优势叠加，学校在2008年获得的10项国家科技成果奖中有6项与医学相关。加强交叉学科特区建设，构建多样化的交叉学科研究体系，形成未来竞争优势

学校凝聚力量，整合资源，有组织地把学校的科技创新力量汇聚到国家重大科技战略方向上来。如，为了响应国家的海洋开发战略学校积极筹建海洋工程国家实验室，面向未来纳米科学和微制造技术的发展成立了微纳科学技术研究院，为了顺应未来生命科学的发展趋势成立了Bio-X研究院。瞄准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开展基础性、战略性技术研发，占领未来行业的科技制高点

学校积极对接国家16个重大科技专项成立了航空航天学院、能源研究院、核电技术与装备工程研究中心，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等平台，“汽车电子控制技术”和“信息内容安全”两个国家工程实验室已经正式获准立项建设；为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学校成立了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中美物流研究院等。

大力推进高校与企业的产学研合作，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升级

经济危机同时也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转型的有利契机，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提出的12字方针，先后出台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不仅是要解燃眉之急，更是着眼于长远发展和未来的竞争力，关键是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坚持以服务为宗旨、在贡献中发展，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过程中，促进积极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转型。

通过学科链对接产业链，突出学科优势和人才优势，积极探索产学研合作的各种途径，逐步形成了具有交大特色的产学合作模式

学校与宝钢、中海油、中广核等20多家国有大企业集团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在关键技术研发、创新人才培养等各方面开展广泛合作与数百家行业骨干企业开展联合研发和技术攻关，成效显著。比如，上海交大与宝钢集团早在2000年就成立了“汽车板使用技术联合研究室”，2004年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2006年启动新一轮“集企业之需和院校之长”的集群式战略合作。目前，双方共同合作科研项目近200项，共建研究基地一联合实验室6个，2项成果分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有40名宝钢的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被聘为交大研究生导师，联合培养研究生90多人。此外，上海交大与中核总，中广核、上海电气等围绕国家核电战略，与中国商飞等围绕大飞机工程开展战略合作，采用超常规的举措培养紧缺人才，开展关键技术联合研发和科技攻关。

以国家和区域支柱行业的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和引领未来技术的研发创新为目标，采用全新的体制机制谋划建设产业技术发展研究院，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发挥引领和带动作用

学校积极与上海市，闵行区及国内外重大企业合作，谋划建设产业技术发展研究院，在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领域开展高技术产业前瞻性和基础性研究，力争取得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研究成果，酝酿形成若干国家重大专项和产业化项目，成为未来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衍生地、高新技术与产业界连接的前沿高地、高科技公司的重要孵化基地。

紧密对接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墙养高素质创新创业型人才，发挥支撑产业结构调整的“人才库”和“蓄水池”作用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构建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是学校近年来重点探索的课题，围绕这一主题学校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重点构建三大平台，努力完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以打通学科专业限制，搭建本科生通识教育大平台；以完善学分制为重点，构建教学管理信息大平台；以国家课程基地为中心，构建大学生创新活动和实践教育大平台。学校先后投入1.55亿元人民币和235万美元《世行项目》，建设了大学物理、机械基础、生物基础、工程训练中心等十大实验中心和创新基地。

鼓励学生参与前沿科研，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以及探索创新精神

学校把引导学生进入前沿研究作为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并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配套予以保证。在本科生培养上，学校每年投入1 00万元专项经费，推进本科生参与科研计划(PRP计划)和科研项目。同时还出台政策，鼓励更多的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到校区毗邻的紫竹科学园区去自主创业，在“三区联动”中发挥生力军作用。

建立创新与创业课程体系，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热情，发掘他们的创新创业潜力

学校于2007年开始面向全校学生推出创新与创业课程――“创新与创业大讲堂”，该课程实行知名专家和企业家集中授课，专业教师小班精讲、投资公司高管小组单独辅导相结合的授课模式，以跨专业的学生组成学习团队为主要学习模式，采取项目商业计划书与平时学习相结合的考核方式，以竞赛和实际创业机会激发学生的创业热情与智慧，收到了传统育人方式难以企及的效果。

成立人才培养校企联盟，联手各大用人单位共建创新人才培养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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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疗体制改革；信息不对称；供求原理

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问题

（一）卫生事业发展的财政投入不足

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是反映一国政府对卫生事业投入多少的重要指标。近三十年来，我国的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总体是不断增长的，但其增长速度缓慢。姑且不说发达国家用于医疗卫生费用均占GDP的10%以上，就连巴西也有7.9%，印度为6.1%，而中国一直没能超过5%。另外，政府对卫生事业投入的卫生事业费占政府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一直在下降。 由于卫生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和产权改革，政府把医院推向了市场，减少了对卫生事业的财政投入。财政投入不足势必带来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缓慢，居民医疗保障体系覆盖面窄等问题。

（二）城乡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

在我国医疗卫生领域还面临着严重的不公平，医疗、卫生保健方面的不平等越来越严重，城乡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我国的城乡人均卫生费用的差距有逐渐扩大的趋势，1990年城市人均卫生费用与农村人均卫生费用的差距是120元，而到了2010年则扩大为813元。

（三）个人医疗负担过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07年《社会保障绿皮书》报告显示，1990至2004年的十五年时间里，中国城乡居民人均看病费用支出增加了19.57倍，增速远超出收入增长速度，这给个人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近年来，我国医疗费用急剧上涨，“看病贵、看病难”现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看病难、看病贵”的背后，隐含着很多矛盾，有政府对医疗卫生投入不足的问题，有医疗资源过度向大中城市集中、分布不合理的问题，有以药养医的医疗机构管理体制问题，有医疗保险覆盖面有限的问题等。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我国医疗体制改革中政府和市场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这需要从医疗服务的特征来展开经济分析。

二、 医疗卫生改革的经济学分析

（一）医疗服务的信息不对称性

医疗服务与一般产品或服务存在很大区别，它是由医生提供的高度专业化的服务，是一种信誉产品。患者极度缺乏信息，诸如对医疗服务何时需求，需求多少及治疗效果等信息，增加了患者消费医疗服务时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患者要想了解这些信息就只有向医生咨询，而医生恰恰是出售这种商品的人；消费者即使获得了一些信息，也不一定能够做出完全正确的理解。因此，医疗卫生市场中一个十分典型的特征是信息不对称问题，供给方在医疗市场中具有垄断优势和信息优势，病人通常缺乏必要的医疗知识，医院和医生在病人的医疗消费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是病人的人。

根据信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就必然存在道德风险。而医疗市场这种特殊的医患信息不对称将导致医疗服务提供方的道德风险。医患道德风险又将导致医疗市场价格和供求的变化，对医疗费用的上升产生影响。由于医生往往会凭借其有利的市场地位诱导患者的医疗需求，包括诱导患者接受超出实际需要的检查项目、治疗项目和药品品种，使买者交付超出实际需要的费用。这种由供方引致的过度需求势必给市场造成效率损失。

（二）医疗服务供给方道德风险对医疗费用的影响

医疗服务供给的道德风险表现为医院的诱导需求，即医院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有意识地给患者提供更多的、不必要的或者是不合理的医疗服务，如开大处方、开昂贵药品或进行昂贵检查等等。在一般商品市场中，供给增加时将导致商品价格的下降；与一般商品市场不同的是，在医疗市场中，由于医患信息高度不对称，医院会利用信息优势进行医疗服务的诱导需求，随着医疗服务供给的增加，医疗服务价格不但不会下降，甚至会出现上升的趋势（见图一）。

假定初始状态时医疗服务的供给曲线、需求曲线分别是S0、D0,均衡点为E0，均衡价格和数量是P0以及Q0。在医疗服务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医院医疗服务供给增加，医疗服务的供给曲线S0将会向右移动到S1，会使均衡点由E0移动到E，导致医疗服务的价格会有所下降。这是医院不愿意看到的，因为价格的下降意味着医院收入的减少，医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向患者诱导需求，使得患者的需求曲线D0也向右移动到D1，形成新的均衡E1（P1，Q1），阻止了医疗服务价格的下降甚至会使价格有所上升。

医院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具有诱导需求的动机；同时，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医疗服务的决策权和医疗费用的控制权掌握在医院手中，患者则处于被动接受地位，医院具有诱导需求的实现条件。上述分析表明，在医患信息高度不对称下，医疗服务诱导需求使医疗服务的价格和供求数量具有上升趋势，这是导致医疗费用过度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医疗体制改革：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之争

以上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中国医疗费用过度上涨的成因。分析认为，在医疗市场信息不对称下存在医患双重道德风险，使医疗服务的供求和价格发生变化，导致医疗费用的过度上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方法有市场机制和非市场机制之分：利用市场机制的方式来规避道德风险，提高信息不对称状态下的资源配置效率；同时还应当考虑非市场机制的方法――政府干预，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制度、政策对市场进行调整，规避道德风险。

三、结束语

回顾三十年来我国医疗体制改革发展的历程，总结卫生事业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进一步推动医疗体制改革的重点在于合理定位政府和市场作用。医疗体制改革理应寻求解决民众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医疗卫生服务及其市场是医改中所有问题的归结点。本文在对医疗卫生服务与其市场的特殊性进行分析中，表明医疗服务市场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市场与服务市场，在政府与市场的分工上应针对其特点进行合理界定，既否决单纯的市场主导，也否决一味的市场化，而是二者的理性结合。

政府和市场都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两种配置手段。医疗卫生服务及其市场的特性是研究医疗卫生改革中政府与市场分工的逻辑起点。就目前的一般市场而言，市场是相对政府而言的一种次优的社会资源配置手段。但医疗卫生服务市场的市场失灵相对一般市场更为突出，医疗服务必须以政府干预为主导，坚持公益性质。

因此，我们倡导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医改模式，政府主导融资、投入、监管，市场发挥竞争的效率，以政府和市场的理性融合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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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篇7

【关键词】独立学院;办学模式;高等教育

独立学院是国家深化高校体制改革和创新高校办学模式的大胆尝试。作为由普通本科高校按新机制举办的本科层次的独立学院,是在吸收公办、民办两种办学机制优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崭新的办学模式。它兼具公办高校的规模性和民办高校的灵活性,是公有性质与民营机制的有机结合,体现着公办、民办高等教育的双重优势:一方面,它依托公办高校办学,在师资、管理、教学和品牌等主要“软件”方面可以与母体学校共享,具有办学起点高、见效快、容易上规模、上层次的优势;另一方面,它可以充分享受国家的民办教育政策,利用“民营”机制有效地吸纳社会资金,建立起优于公办高校的“硬件”设施,从而实现“软件”与“硬件”的优势互补。她的办学模式问题逐步成为了社会关心的热点。

模式:通常指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辞海》中解释为:“一般指可以作为范本、样本、变本的式样。作为术语时,在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涵义。”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在《管理学》中指出:“所谓模式就是现象的抽象。它包括一些被认为是重要的变量,同时也会舍弃了那些对于解释现象无关紧要的因素。”总的来说,模式一般应具备三个要素,即事物(或客体)的规范或标准、事物现象(包括思维现象)的抽象和人们可以学以致用的内容。

办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若干要素有机结合相互作用的一个系统运作过程,涉及到举办、投资、管理、师资、教学、招生和学生管理等许多方面。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和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有直接的关系,体现着深刻的历史传承性。对于办学模式的理解,也应从多个角度考虑所有办学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都或多或少的体现在办学模式的四要素:办学体制、投资体制、管理体制、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中。本文拟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独立学院的办学模式进行探究。

一、受宏观教育政策层面影响的独立学院办学模式:

(一)公办民助模式

公办民助学校实际上是由公立学校“转制”而成,是政府根据社会的教育需求,将原有的公办学校按照一定的法律性程序,以“转制的”形式,转交给具有法人地位的社会团体或公民个人,这些学校享有民办学校的政策和待遇,以自己的办学质量取得社会对学校的认可和帮助。

(二)民办公助模式

民办公助模式又叫做社会承办学校,是指个人或社会团体出面,承办人筹备一定的启动资金,利用政府教育部门、公办学校在师资、设施上的共享或公办学校的无形资产而开办起来的学校。民办公助模式的办学主体是公民个人或社会团体,是学校的主要出资者,政府教育部门则在校舍、教学设施、政策、人员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扶持和帮助。在办学过程中,承办者与教育行政部门之间一般要订立协约,以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三)民办学校模式

民办学校即学校民有民办,它分为社会力量办学和私人办学两种形式。前者由企业、社会团体、派或其它社会力量举办,后者则由私人出资举办。 民办学校的基本特点是举办者对学校既有所有权,又有管理权,责、权、利高度统一,职责分明,机制灵活。尤为突出的一点,民办学校把办学质量放在了第一位,明确提出了“质量是学校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实现了与市场经济的接轨。事实上,这种强烈的质量意识、忧患意识又促生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教育服务意识,此三种意识客观上已经成为民办学校加快发展的最重要的精神动力。

二、受中观投资主体影响的独立学院办学模式

(一)改制模式

改制模式分为整体改制、部分改制、兼并与改制三种形式。整体改制是指将有相当教育资源的公立高校整体改制为按民办机制运行的高等教育机构。部分改制即公立学校中某一校区或二级学院改制为按民办机制运行、收取教育成本费、自我滚动发展、相对独立的办学机构。兼并与改制是中等专科学校、职业技术学院为普通高校所兼并,兼并之后改制为公有民办独立学院。如浙江大学之江学院就是通过改制而成的独立学院,与改制之前相比,改制后学院规模扩大、办学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在国家不增加财政投入的条件下,以学养学,是普通高校扩充规模、提升实力和质量的成功尝试。

(二)股份制合作模式

股份制模式是借鉴经济活动中股份制的形式,以入股的方式吸纳社会闲散资金, 对学校的人力、物力、财力、知识、技术等要素进行重新组合,由教育专家管理、经营学校,是多个主体采用股份制的合作办学形式。这里的“多主体”一般是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主体,可以是公有制企事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民营企业或个体工商业。他们依据各自的资金情况采取参股,高校也将自身拥有的无形资产或教育资源折股投入,按照股份制公司形式成立董事会。所有参股的企业均以提供硬件建设为主要内容,由高校负责软件建设,按民办机制运行。这种办学模式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独立学院的办学模式中具有普遍意义,因为这些地区在创办独立学院时,只寻求一个投资方往往难以满足资金需求,而寻求多个主体的股份制合作办学显得更为实际,同样能够达到成功办学的目的。

(三)公立大学独立办学模式

此类独立学院的母体学校一般是综合性的名牌大学,其资金、师资、管理等各方面都具有自主办学的雄厚实力。例如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它成立于2001年,在宁波市政府扶持下,浙江大学负责办学与管理,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全日制综合性普通本科院校。学院领导和中层管理干部均由浙江大学委派。学院的教学工作直接纳入浙大的整体教学计划中,教学内容、教材由浙江大学根据学院特点确定,并选派以教授、副教授为主的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相关课程的教师。借助浙大的优势,大大提升了办学层次,为学院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四)公立大学与行业合作办学模式

公立大学以与同类行业合作办学成为一种更为全面发展的办学模式。以河南大学民生学院为例:它是2003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设立,由河南大学与民生证券、河南万宝股份有限公司、美盛集团等单位合作,按照新机制、新模式所举办的本科层次独立学院。建校5年来生源的数量和质量逐年提升,现已发展成拥有5000余名在校生, 30个学科专业,专业涉及理学、工学、文学、法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门类,初步形成了文、理、工、管、医各类新兴应用型学科快速发展的办学特色,毕业生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赢得了良好的办学声誉。

(五)校企合作模式

校企合作是一种世界趋势,一般由企业集团、大型企业或较具实力、资金雄厚的中型企业提供巨额资金,负责学校所需的硬件设施,包括校园建设、设备、后勤设施建设以及后勤服务等。高校提供软件建设,即负责办学管理的全过程,包括教师聘任、人员聘任、教学计划的制定、招生与毕业的整个教学过程。推动学校与企业合作办学,形成“前校后厂、校企合一”的办学实体。校企之间应在培养目标、教学计划、课程开发、生产科研、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毕业生就业、师资培训等方面进行合作,学校要经求企业意见,并根据企业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进行教学改革;企业应为学校提供有关信息,并在师资培训及实践教学等方面给予支持。例如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等基本属于此种模式。

三、 受微观的院校内部学科分类影响的办学模式

(一)综合学科院校

综合学科类的独立学院一般来说普遍是以实力比较强、专业发展全面的综合性母体大学为教学组织单位的独立学院,加上独立学院所特有的办学机制灵活、形式多样的教育机制,所以其开设的专业不仅涵盖多种学科而且具有超前意识,紧贴市场需求,多为社会急需的热门专业。办学定位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培养“大众化、应用型”的目标,在不断进步过程中,依靠 “民”、“独”、“优”的办学宗旨,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逐步提高教育质量,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与品牌效应,扬长避短,以终达到能与国外名校相媲美的“高质量的一流私立大学”为目标的综合性独立院校。

(二)财经类院校

这类以开办财经类为主的独立学院,母体学校多以财经见长,面对国家经济发展对财经人才的需求,学生能够充分发挥在本行业中的专业优势,将招生与学生的就业交叉结合,利用财政部门定点培训或与行业间的横向联合帮助学生拓展就业渠道,取得良好的办学效果。

(三)医学类院校

以医学为主的综合性大学是这类独立学院的母体高校,随着我国医疗改革的进程,医学、药学人才成为更加规范的医药市场急需的应用性人才。中小型医院、制药企业、药品经销商等医药行业均需要大量具备一定医疗与医药知识的专业人才。这类独立学院中按专业定点培养的学生,就业形式普遍较好。

(四)管理类学校

管理类的独立学院一般和著名的国有企业或实业集团联合办学,开设的专业也充分体现出这一行业的突出特色。学院除了拥有良好的软硬件设施外,还注意加强与国外的教学联系,及时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与理念,同时为学生提供更加广阔的实习基地,充分利用企业的品牌影响力,扩大学院的知名度,使学院的可持续发展得到有力的保证。此外,企业一些有经验的管理层也负责一定的教学任务,使独立学院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更加紧密,体现了高等教育事业的技术特色,这是其他专科学校所不具备的突出优势所在,值得借鉴。

(五)职业类学校

这类独立学院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服务社会为办学宗旨,坚持立足于为经济建设服务。专业设置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通常按照社会发展趋势定位专业,做到职业实践和教育理论并重。遵循职业教育的规律和特点,重视教学实践环节,肯投入大量的资金成立培训基地,做好产学研相结合是这类学校的重要特色。

以上从政策面、投资主体面、院系内部的专业设置三个层面全面分析了独立学院的各种办学模式,从多角度理清了办学模式的类型。这些不尽相同、各有特色的办学模式体现了高校实践层面的积极探索,为21世纪建立新的大学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各种模式的独立学院,其产生都是一种优势互补的整合,它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适应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的体制形式;它打破了传统高等教育单一的公有办学体制模式,开创了多渠道筹集资金、自主办学的新局面;它加速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步伐,探索出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途径;它实现了公立高校和民办高校教育资源的最优化整合,是高起点、见效快、质量能得到保证的办学模式。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只要解放思想,积极创造条件,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积极实行开放办学,坚持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之路,新的办学模式还会应运而生,独立学院的发展就会更加繁荣昌盛,最终实现高等教育新的飞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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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峰,吕忠堂.五种新型办学模式利弊解析[J] .当代教育科学,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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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我国医药行业发展面临的形势

(一)国际医药行业发展趋势

1、美欧日控制全球市场，新兴国家市场快速增长

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人口总量的增长、社会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人们保健意识的不断增强，全球医药市场持续快速扩大。2005年全球主要国家药品市场规模已达6020亿美元，以7%的速度继续增长，远高于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预计2010年将达到7600亿美元。

北美、欧盟、日本是全球最大的三个药品市场，约占全球药品市场份额的87.7%。从增长趋势看，除北美市场增长比较平缓之外，多数区域市场增长迅猛。2005年欧盟市场增速达到7.1%，日本达到6.8%，上升至自1991年以来增速的最高点，拉丁美洲市场增速高达18.5%，亚洲太平洋地区(日本除外)和非洲市场增速为11%，市场规模达464亿美元。中国成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最大亮点，增速达到20.4%，连续3年超过20%，预计将在2009年之前成为全球第七大医药市场。

2、大型跨国集团推动医药经济全球化

目前排名全球前50强的大型医药集团均属美国、日本和欧洲等经济发达国家。这些医药企业凭借雄厚的资本和技术实力，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购并重组，使市场份额增加，市场控制力增强。他们投入巨资进行研发，成果颇丰。通过国际化的市场运作，产品畅销全球。因此，大企业、国际化、畅销产品已成为当代世界医药产业发展的显著标志。

3、国际化分工协作的外包市场正在形成与发展

越来越多的国际医药集团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外部的优势资源，重新定位、配置企业的内部资源。

为了节省药品研发支出，提高效率，降低风险，推动本土化发展，跨国制药企业将研发网络进一步扩大到临床资源丰富、科研基础较好的发展中国家，研发外包比重不断提高。据预测，2005年全球制药业研发外包(CRO)市场将达到163亿美元，2010年达到36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6.3%。

由于发达国家环保费用高，传统的原料药已无生产优势，因此，跨国制药企业逐步退出一些成熟的原料药领域，转移到环保要求较低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医药制造工艺日趋复杂，为追求企业经营效益最大化，部分企业将生产制造的业务外包出去。2002年全球制药业生产制造外包(CMO)市场规模已达300亿美元，年增长率约为11%。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医疗器械企业在产品的设计、实验、开发、制造、测试、销售、售后服务等整个产业链各个环节上，重新配置各种资源，调整企业发展定位，实施国际集优化协作分工配套模式，构筑自己的竞争优势，形成了部件制造外包(OEM)、部件设计制造外包(ODM)及生产专业化部件和专业化模块产业。

4、发达国家和跨国医药集团争相发展生物技术

随着以基因工程为核心的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生物医药产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发展阶段。正如化学医药在20世纪取得的巨大成就推动全球医药产业的高速发展一样，生物医药越来越成为新药创新的主要来源和未来医药产业的发展方向。21世纪将是生物技术世纪，今后的10～20年生物技术产业将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各国政府及众多的大型医药企业，纷纷制定优先发展、重点发展战略，竞相占领生物医药产业的制高点。

5、国际非专利药市场快速发展，竞争加剧

医疗费用增长过快，困扰着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各国政府，为了降低医疗支出，各国纷纷鼓励和增加非专利药的使用。随着一些年销售额在10亿美元以上的所谓“重磅炸弹”级药品的专利相继到期，非专利药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快速增长趋势。2003年全球非专利药市场为400亿美元左右，年增长率达到20%，远高于专利药市场年增长率，2004年增长虽有所减缓，仍达到10%左右水平，预计2008年市场规模达到800亿美元。与我国医药企业产品结构、技术水平和规模相近的印度制药公司，已通过收购等方式进入欧美国家主流药品市场，在国际非专利药市场开拓上抢得先机。一些大型跨国制药也进入到非专利药市场领域，竞争日益加剧。

“十一五”医药行业发展的主要任务

(一)发展现代医药生物技术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时代，生物医药是未来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世界各国重点发展的领域。

1、应用高新生物技术推动我国医药产业的优化升级

建立以大学院校和科研院所为支撑、大型医药企业集团为依托的新药研发公共平台，主要发展生物芯片、蛋白质组学等基础上的大规模新药筛选技术，为新药研发提供新的手段，推动我国医药产业从仿制阶段向仿创结合、自主创新阶段过渡。

运用基因重组技术、原生质融合技术进行医药发酵的工业菌种改良和工艺流程优化，提高产率，减少能耗、降低成本，产生效益。

2、加快发展新一代生物技术药物

紧跟世界生物医药技术发展潮流，发展单克隆抗体、细胞因子等重组药物和预防疾病的基因工程疫苗，以及疾病诊断防疫用的PCR、生物芯片等体外生物诊断检测新产品；重点开发长效、口服、肺部给药等新型生物制剂，推动国内生物医药产品的更新换代，抢占市场高端领域。

3、提高产业化水平

重点突破高密度发酵、大规模哺乳动物细胞培养和蛋白质纯化等关键技术，发展在线检测装置的大型分离柱，基因工程和细胞工程专用分离设备，高效分离介质、生物反应器和自控系统及配套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提升下游产业化技术水平，发展我国生物医药产业。

(二)继续推进中药现代化和天然药物的发展

我国天然药物资源丰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和制药手段，开发现代中药新药及天然药物，并实现产业化，发挥中医药特点优势，满足国内外回归自然、崇尚天然药物的需求。

1、制订和完善中药标准和规范，积极开发中药新产品

坚持继承与创新并举，制订和完善中药标准和规范，开发出一批疗效确切的中药及民族药新产品。优先开发有中医药疾病治疗优势的药品，特别是用于治疗肿瘤、肝病、心脑血管疾病、免疫功能性疾病、病毒性疾病、糖尿病和老年性疾病等疗效确切、安全可靠、稳定可控的中药新药；加快发展作用机理明确、技术含量高、具有显著中医药特色和优势的中药复方药物。根据自然条件，遵循“地道药材”原则，加强地道中药材优良品种的选育和规范化、标准化、规模化种植，以及濒危稀缺中药材的人工种源繁育；实施中药饮片生产加工的GMP认证；推进藏、蒙、维、傣、彝、苗药等特色民族药物现代化。

2、重视中药工程装备的开发与运用

针对中药事业的发展，加强技术投入，研制开发适合中药制药技术的配套设备。重点开发单元制药技术及配套设备，新型中药饮片生产工艺与装备，包括提取、分离、浓缩、纯化、干燥、灭菌、制剂、包装及物料传送等生产过程在内的组装式自动化生产线，中药制药工艺参数在线检测和自动化控制系统，中药制药过程质量监控技术。

3、面向国际市场，发展天然药物

参照国际标准，借鉴国际天然植物药发展经验，按照有关国家的药品注册要求，发展我国的天然药物，实现在发达国家的药品注册，进入国际药品市场。优先发展超临界萃取技术、连续逆流循环、大孔树脂吸附等高效活性物质提取分离技术。

(三)加快创新药物和特色非专利药的研制

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国际分工的细化，应突出优势、特色发展，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把握国际医药市场一批销售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药品专利到期的大好机遇，提早准备，加快产品、产业化技术研发，促进化学药产品的更新换代，加快国际市场开拓，提升在国际医药产业中的分工地位。

1、巩固和提升我国传统化学原料药和普药生产的优势

加大优势化学原料药基地和骨干企业的技术进步，重点攻关酶法、生物转化、膜技术、结晶技术、手性技术等绿色环保、节能降耗的关键性、共性产业化技术和装备；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技术及装备，提高我国原料药的生产技术水平，推动我国化学原料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2、开发特色原料药

认真分析和把握国际市场和产品专利状况，对市场需求潜力大、发展前景较好、专利即将到期的产品有针对性地提前进行研究开发，仿创结合，在工艺技术上对产品进行二次创新。重点选择抗忧郁类、心脑血管、抗肿瘤、抗病毒、抗艾滋病药物等老年性、慢性、传染性等疾病临床用药。

在国内GMP认证基础上，积极推进进入欧美市场的产品认证，满足国内市场对更高水平医药产品的需求，同时以质优物美、合理价格开拓国际原料药市场，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出口产品的档次水平。

3、加强创新药物的研制

充分运用现代技术，加强作用机制新、疗效高、毒副作用小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竞争力的创新药物的研制。重点开发抗肿瘤药物、心脑血管系统药物、抗病毒感染药物、神经精神系统药物、降血糖药物、老年病药物等。

4、开拓制剂国际市场，改善出口产品结构

加大药物制剂开发力度，提高制剂产品的技术水平，积极参与美国FDA和欧盟的药品注册。针对一些专利准备到期的产品，充分利用Bolar条款，抢先开发、提前申报，抢夺上市先机，争取在国际药物制剂产品上实现新的突破。

(四)分阶段有步骤地发展医疗器械产品及其关键部件

广泛应用计算机技术、数字化技术、信息技术，更新传统医用成像产品，研究新型医学影像系统，及体现我国传统医学方法的舌象脉象分析技术产品。

发展离体诊断仪器设备及其诊断试剂，特别要研究发展用于早期诊断及鉴别诊断的绿色无害的医用成像技术产品及计算机辅助诊断系统。发展自动化或半自动化血液学仪器、生化分析仪器和临床免疫分析仪器以及床旁即时分析仪器。

加快生理信息检测及监护仪器设备的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进程，发展作为医学信息数据库和远程医学体系技术支持的医学信息产品；推进医学仪器的模块化专业生产设计。

发展微创、无创的诊治医疗装备器具，发展机器人外科系统及精确治疗设备和图像引导下的定向能量外科新型设备，实现治疗前精确有效预置，治疗过程中精确有效监测控制，解决体内靶区测温控温等关键技术。

发展医用微型智能化系统，机器人外科系统以及加强各类医用传感器、生物传感器、生物芯片技术及相关部件的开发，如X射线数字成像板、微型一次性生物传感器、可植入式连续检测的生物传感器、基因芯片等等。

研制具有生理功能的组织或组织器官的生物替代物、纳米级医用材料和部件，以及生物功能检测设备；发展高技术而操作简单化的家庭和自我护理诊断测试产品。

(五)整合各种资源，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医药集团

继续推进和完善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医药行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鼓励优势企业采用联合、兼并、参股、控股等手段，按照产业化、集聚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加大现有产业资源的整合，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医药集团。鼓励科技型企业向专业化和特色方向发展，形成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合理的产业格局，发挥整体规模效益。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以参股控股、并购、租赁、境外上市、设立研发中心或在外在设厂等方式，利用国外先进的生产设备、研发能力和优秀人才，生产在国际上适销对路的产品，主动参与国际竞争。

(六)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坚持医药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制定中药资源保护管理条例，严格控制野生药材的采挖，加强生态和珍稀濒危物种保护，保障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维护生态平衡。采取有力措施抓好化学原料药的节水、节能、节约资源和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可利用效率，尽可能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尽可能回收利用再生资源。

四、政策措施

(一)推进医药自主创新体系的建设，提高持续创新能力

制定积极的财政、税收和政府采购政策，加大对医药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推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科研院所为支撑、市场为导向、产品为核心的、产学研相结合的医药科技创新体系。扶持优势企业的创新能力建设，引导并支持企业建立技术中心，建设技术交易平台，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鼓励企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实现新药研制从仿制为主向创新为主、仿创结合发展。加快科技支撑体系建设，为原始创新提供重要支撑，打破部门、地区封闭，建立科技资源共享、共用、共建体制，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专业化的研究开发基地，以及与国际标准接轨的新药安全评价、药物制剂技术等研究开发中心。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建立国际水准的信息科技平台。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符合中医药特点的药品评价体系。

(二)优化产业结构与布局，促进各地区医药经济协调发展

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发展战略的契机，根据各地区生态资源环境状况，按照“突出特点、特色发展”的方针，优化医药产业在全国的总体布局，形成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地区三个综合性生产基地和东北地区、中西部地区若干个专业性生产基地。形成区域相互促进、优势互补的互动机制，促进各地区医药经济协调发展。

(三)鼓励医药产品出口及实施“走出去”的国际发展战略

加强国际合作，研究国外市场需求，建立医药产品出口信息平台。加强医药行业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对接，指导医药企业境外注册和相关认证。适时调整医药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妥善应对国际间的贸易摩擦，建立反倾销预警机制。在“十一五”期间，设立医药制剂产品出口专项，鼓励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疗效确切、国际市场需求量较大的产品出口，提高医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鼓励有条件的医药企业以参股控股、并购、租赁、境外上市、设立研发中心或在外在设厂等方式进入国际市场，建立完善的境外投资管理监督机制，简化审批程序，主动为企业“走出去”搭建平台，对重点企业在对外投资信贷、海外投资所得税、信息服务等方面给予扶持。

(四)创造良好的医药行业发展环境

1、推进医药卫生等领域的体制改革

坚持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则，积极稳步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加大政府卫生投入，解决医疗机构的收入补偿问题，根本改变“以药养医”的局面。

加快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进一步扩大社会医疗保险的覆盖面。

2、加快医药流通体制改革

进一步规范药品名称管理，实施药品通用名处方制度，建立向社会药店开放的处方管理制度，加大“医药分开核算、分开管理”、药品分类管理的实施和改革力度。

完善药品定价管理，为企业生存发展(科研开发、环保投入等)保留必要的价格空间，按公平竞争、质价相符原则，缩小国产药与合资药、进口药的价差，提高医疗必需、因价格过低而停产的药品的价格。

规范药品招标采购行为，对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实施过程中不执行招标合同、不使用中标药品、收受回扣、提成、对竞标企业乱收费以及不按规定按时交货或付款等问题，加大查处力度。

3、继续加大淘汰落后力度，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

严格把好GMP认证关，对在规定期限内未通过GMP认证的企业坚决依法关停并转。加强环保监督，对污染严重、治理不力的药品生产企业加大查处力度。

加强宏观调控，根据经济发展要求，制定医药产业发展政策，修订和更新工商、信贷投资领域制止重复建设目录以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引导行业发展。根据产品和技术发展要求，定期修订产品质量和技术标准，提高技术门槛，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技术产品和装备。逐步建立以技术、经济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行业管理机制。

4、加大对医药科技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支持力度

加强金融创新，加快投融资体系建设，推动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发挥风险投资在科技创业和高新医药技术产品产业化、市场化中的作用。

对国家确定的重大医药科技项目以及产业化项目继续给予财政支持和税收支持；对涉及重大卫生安全的医药研发、工业投资项目给予重点支持。对医疗器械国产化、中药材资源开发利用、重大疾病药物产业化以及现代中药等专项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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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内外儿科学专业新进展

    上世纪医学领域内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聚 合酶链反应（PCR)技术的应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 实现等高科技成果相继呈现，展示了人类科研思路的发展和方法学上的开拓进取,也预示新世纪儿科 学大发展的美好前景。当前儿科学发展面临新挑 战、新机遇,也迎来了深化、提升、发展的大好局面。 保障儿童生活质量与生命质量是全社会对儿科学的 基本要求，也是未来儿科工作的价值取向和学术 取向。

1.1新诊断技术的涌现

    1.1.1 代谢组学的应用：随着生物技术发展,基础 医学生物学科给医学诊断领域带来新的曙光。进入 新世纪,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等遗传 生物学相关技术的应用对儿科领域疑难杂症的诊断 更加深入,成为儿科学研究的有力工具。近年来,人 们已经意识到生物学的整体复杂性以及基因构成与 环境因素之间的复杂交互作用，而对这些交互作用 的理解已经不能单从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或转录 组学水平去揭示。关注生物分子之间途径及网络的 动态变化和关系的系统生物学（systems biology)或 整体系统生物学（global systems biology),则通过研 究DNA、RNA、蛋白质和代谢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整 合各种生物信息,从全局反映遗传背景和所处环境 对生物个体的作用和影响。代谢组学是系统生物学 重要的组成部分，由Nicholson等12于1999年提出 以来,迅速发展并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已广泛应 用于疾病的早期诊断、药物开发、毒性评价、环境评 价、生理学、功能基因组学、个性化治疗、营养学等科 学领域。目前代谢组学在临床的研究尚未大量开 展,特别是在儿科领域。尽管目前代谢组学在临床 研究不多,但在疾病诊断及治疗策略发展方面均有 很广阔的应用前景，可以贯穿于近乎所有的儿科疾 病研究领域H ,从饮食的影响、早期诊断、生物标志 物发现、疾病分型及严重程度的判断、疾病的预后、 疗效的评价到疾病分子机制的探寻。

1.1.2分子影像学的发展：电子学与计算机技术驱 动着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儿科医学影像技术步入 一个日新月异的发展阶段，由单纯反映宏观结构向 功能成像、分子成像、基因成像等多领域扩展,在某 种意义上其发展趋势代表着医学发展潮流中的热点 问题,对儿科疾病诊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4。分 子影像学是运用影像学手段显示组织水平、细胞和 亚细胞水平的特定分子，反映活体状态下分子水平 变化。因此分子影像学是把分子生物学和现代医学 影像学相结合的产物,在探索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 归中起着桥梁作用。近年分子影像学的利用促进了 干细胞移植治疗疾病的发展。

1.2 治疗方式的突破

    1.2.1 干细胞移植:近年来，干细胞移植技术在儿 科疾病治疗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干 细胞在治疗许多神经系统疾病、血液系统疾病、自身 免疫疾病、内分泌疾病、心血管疾病中显示了良好的 效果和应用前景0。其中，神经干细胞（NSCs)移植 已经在动物实验中显示出对儿童缺血缺氧性脑病、 脊髓损伤、脑瘫等的良好疗效,但仍有一些争议H ： ①NSCs来源：主要由人胚脑分离或胚胎干细胞分化 而来,存在伦理学争议;②NSCs定向分化调控问题： 如何控制其定向分化为所需的功能细胞，而不是其 他无效细胞或无序生长的肿瘤组织,从此角度考虑， 目前投入临床应用尚须慎重。

1.2.2儿童微创诊疗:纤维支气管镜和鼻咽喉纤维 镜安全、直观使儿科呼吸系统疾病特别是对X线胸 片提示肺不张、肺部块影、阻塞性肺炎、肺炎不吸收、 吸入性肺炎、疑有食管气管瘘、支气管异物等疾病的 诊断和治疗水平明显提高&]。国内消化内镜和呼 吸道内镜受检者范围已经扩大到新生儿,其中，纤维 支气管镜受检者最小体重仅为900 g。消化内镜极 大地提高了消化道黏膜病变的确诊率，一些患胃肠 道息肉、胃肠道出血、腔内狭窄等疾病的患儿不仅解 除了病痛也避免了手术之苦。脑室镜下脑室造瘘术 借助脑室镜在内镜电视摄像系统下脑室造瘘，疏通 堵塞的脑脊液循环通路,为脑积水致残的患儿带来 福音。微创外科技术是21世纪外科学发展的新的 里程碑®。儿童腹腔镜手术的发展虽然只有近20 年的历史,但其发展极为迅速。随着临床医师经验 的积累,微创器械和技术的改进,儿童微创手术被证 明是一种创伤小、恢复快、术中出血少、住院天数少 的先进技术。如今，是否开展儿童微创手术已作为 衡量儿童外科水准的指标之一。

1.2.3儿童介入治疗:数字减影设备催生了介入诊 疗技术,儿科介入诊疗涉及到机体的每一个区域,尤 其是在实体瘤和心、脑血管病的诊疗领域成绩斐然。 儿童先天性或后天性的心血管疾病介入性治疗技术 飞速发展6]。尤其在许多心血管畸形的治疗，如心 房交通的开放术、异常心血管交通的关闭术、球囊瓣 膜成形术、球囊扩张血管成形术、支架植入术等，已 经取代了传统的手术。脑血管介入诊疗拓开了儿童 脑血管病变的广阔视野,从认识论的根本上更新了 许多神经系统疾病诊疗策略。但目前儿童介入诊疗 仍存在很多问题,如：缺乏新的统一操作标准；在中 长期的效果方面与外科相比尚缺乏足够的资料，特 别是尚无多中心、随机的、长期的临床病例对照研究 结果;在器械方面型号较少且固定,根据患儿自身情 况进行调整的余地较小。

1.3儿童保健的兴起

    儿童保健是儿童医学领域 一个重要的学科,其内容包括基础儿科学、前瞻儿科 学、社会儿科学、儿童心理学、儿童行为学等理论研 究,也包括个体疾病诊治、人群疾病控制、人群健康 促进等临床实践⑽。躯体疾病虽然仍是保健临床 门诊的常规内容,但有了新的要求和任务。在这个 领域急需启动基因多态性研究，基因多态性研究将 为保健临床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危险因素识别参数, 使精确诊断、治疗干预更加个体化。心理-行为发 育和问题在我国已成为儿童保健日常处理的课题， 但有关性格塑造、气质养成、能力培养、品德教育、潜 能开发等许多基础课题亟待认真开展。有关儿童营 养-喂养、早期适宜剌激训练、精神-心理卫生的知 识、适宜技术需要多学科深入研究。我们生活其中 的外环境，充满了越来越多的危险因素（如意外伤 害、环境污染、儿童生活重负、不良生活方式等），如 何识别、预防这些危险因素，如何防止它们卷入儿童 生活中去,如何阻断它们延续到成人期都是必须予 以解决的重大课题。环境基因组规划为儿童保健研 究和临床实践提供了广阔天地和巨大的机遇，使得 我们增加了对这些危险因素预防干预的准确性、有 效性。在儿童保健领域内开展环境基因组计划和基 因多态性研究是新世纪对儿童保健将理论研究与医 学实践结合提出的新挑战,也提供了儿童保健大发 展难得的机遇。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人民对保持健康水平的需求越来越大,更凸显儿 童保健的重要性。儿童保健研究和工作中，生长发 育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生长发育和老化过程有 许多相似但又相反的进程,如在骨结构与钙营养、味 觉的发育与衰退、认知与人际交流、行走与跌落、情 绪控制与表达等。

2 我军儿科学新成果

    在全军及总后对儿科发展的支持和帮助下，通 过全军广大儿科工作者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我军儿 科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涌现出一大批在国内 外有影响力的学科、研究人员和知名专家。

2.1建立了我军第一所儿科专科医院 总医院附属八一儿童医院于2007年建立，如今已经 发展为一所集临床、科研及教学为一体的大型儿童 专科医院，其专业范围覆盖基础儿科、儿科重病领 域、儿童发育领域、造血干细胞移植领域、临床遗传 学领域。开展了 16个特色专业,整体实力已经跻身 国内儿童专科医院前列，尤其是在危重新生儿救治 方面，已建立起国内乃至全球最大的NICU,拥有生 命岛300个。在早产儿救治、肺发育及肺损伤修复、 早产儿视网膜病变防治及脑损伤干预等方面均取得 了可喜的成绩a143。此外，在儿童生命支持、prcu 介入肺科、儿童微创外科手术、儿童肾脏免疫及遗传 代谢病筛查方面均已居国内前列a44a。

2.2全军儿科取得的主要成果在国内率先开展 新生儿重症转运网络,全面开展了发达国家III级C (顶级）NICU技术项目，国内首例应用体外膜肺氧 合成功救治暴发性心肌炎、重症肺炎呼吸衰竭患儿 生命M ,开展连续血液净化技术成功救治中毒、代 谢性脑病、脓毒症、免疫性疾病及肝肾衰竭M ,在国 内率先应用气管支架成功矫治儿童气道狭窄1],率 先开展腹腔镜成功治疗婴儿胆道阻塞、儿童单孔腹 腔镜技术治疗泌尿系统疾病M,率先开展了儿童遗 传性肾小管疾病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如以肾小管性 蛋白尿为主要表现的小儿Dent病的研究） ,以及 异基因骨髓移植、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脐血干细 胞移植治疗各种血液疾病，神经干细胞治疗儿童脑 损伤的基础和临床研究 ,此外,在儿童感染免疫、 儿童哮喘、儿童癫痫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得到 国内同行的肯定。

3军队儿科学专业发展方向

    军队儿科学专业要继续发展壮大，需要全军儿 科工作者付出更多的努力。

3.1健全管理体系,加强队伍建设近年来，随着 医疗技术的改善，军队儿科专业发展较快,诊治水平 不断提高。但要实现军队儿科的大发展,就要建立 健全我军儿科管理体系，加强我军儿科人才队伍建 设,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要优化结构，注重 人才的全面素质和提高,创造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 使之早日成才，要关心照顾、保护好他们的积极性， 发挥他们在学科建设的科研教学中的重要作用，鼓 励学科与学科间的交叉、碰撞和融合。通过学术交 流,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带动人才成长，强化学科 内涵,从而不断提高儿科专业的医疗质量,更好地为 军地儿童健康服务。

3.2注重基础研究,跟踪国际前沿基础教育和科 研水平是代表一个学科发展的风向标,也是国外发 达国家地区努力打造科研型医院的原因。注重儿科 基础研究对提高医院在该领域的整体水平和知名度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及时跟踪学科前沿，才 能站在学科发展的前列，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不败 之地。目前在遗传儿科学、内镜治疗、儿童危重病救治、新生儿医学等前沿技术领域，军队儿科界已经具 有良好的基础M ,应在现有基础上，继续不断开展 基础研究,跟踪国际前沿，选准热点和难点，勇于开 拓,为打造军队精品儿科努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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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地金融制度；模式构建；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6-0009-06

本文拟在已有理论基础上，以中国农地金融制度的构建为主线，通过对农地金融制度构建中存在的现实约束问题和障碍破解方法进行详细解析，初步完成对中国农地金融制度的可行性方案研究。

一、农地金融制度的功能解读

农地金融是指农业土地经营者以土地产权作为抵押品向金融机构或社会公众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关系的总和。其以农地产权作为股权或抵押品而实现的资金融通，是债权和债务从确立到终止的过程。从历史上看，我国从未开展过农地金融业务，在实践上无经验可循，在理论上也是一片空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以来，土地的二、三级市场逐步放开，为农地金融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可能。现阶段的农地金融制度的构建，笔者认为其根本目的是为政府的及产业政策服务，以及为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其业务内容应兼顾商业性和政策性的双重目标。鉴于此，当前农地金融制度的功能主要体现在：

(一)实现社会资金的合理聚集，为农业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资本和技术投入对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在显著提高，农产品的增长对资金和技术的依赖程度日益增强。然而，当前我国农业投资现状却令人堪忧。作为土地利用和经营的主体，同时也是土地投资主力之一的广大农户，虽有投资农业的意愿，但由于农业生产效率不高、收益率低下，自身往往难以产生足够的积累，因而无法对农地进行大量的生产性和建设性投资，更多的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现行的农村金融机构虽然可以为农业生产提供一定的信贷支持，但它提供的多为短期信贷，且数量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农业开发、土地改良和水利项目等基础设施建设所需。同时，伴随着商业银行商业化改革进程的加快，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主力军也呈现出明显的非农化及城市化倾向。在国家、农民不可能解决农业资金缺口问题的情况下，创立农村土地金融制度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全新思路。如果能够借鉴国外农地金融发展经验，充分利用土地的增值特点，以土地作为抵押发行土地债券，广泛筹集社会资金，就可能为我国农业生产提供一条可靠的融资道路，实现社会资金的合理聚集，从而有效缓解我国农业发展中长期资金需求长期紧张的局面，促进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优化农地资源配置，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当前，我国农产品供给由全面短缺走向总量基本平衡的结构性、地区性相对过剩阶段，农业经营的收益率长期偏低，农民对农业的投入较少，农业生产结构与新阶段的要求不相适应，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造成上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我国现行的土地承包责任制使原本稀缺且不断减少的耕地，在人口的增长中因不断被细分而呈现出细碎化趋势，严重阻碍了以土地集中规模经营为特征的农业现代化进程。

建立农地金融制度，将有利于上述问题的解决。农地金融制度的中心环节是土地抵押，如果土地抵押人逾期不能清偿贷款，被抵押土地产权即归债权人所有，这实质上是土地产权流转的一种重要形式。随着农地金融制度的深化，农地的证券化和农地使用权的信托业务将陆续展开，从而有利于已经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户将自身的土地通过诸如入股或信托等农地金融手段来实现流转。这样，通过发展农地金融，就能为我国提供多种实现土地流转的中介方式，使土地资源与劳动力、资金等其他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实现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此同时，农地金融制度的建立还有利于提高土地的规模经营和农业的集约化经营程度，实现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大量农民的非农化。通过土地证券化的形式，将农地产权转化为股权或债权，实现农地资源的高效流转和优化配置，减少农民对农地资源的过分依赖和城镇化后的后顾之忧，进而推动农地的规模化经营和农民的非农化进程，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三)深化农村金融制度改革，降低金融机构的涉农风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的价格主要是由供求规律决定的，但是由于农产品不同于一般工业品，其生长周期长，受自然气候影响较大，而且由于受大宗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小、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农业基础设施薄弱，造成农业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制度风险及技术风险并存。农业的低效化与风险性，加大了涉农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大多数金融机构涉农意愿不强，支农积极性不高。即使放贷，也多为化肥、农药、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贷款及农产品购销贷款等短期贷款，对农地的开发改良、水利兴修、大型农业机械购置等中长期贷款则鲜有涉足。发展农地金融业务，以农地资源作为抵押品向金融机构贷款，有利于分散和减少金融机构的中长期信用风险，提高其涉农积极性。从长远来看，将带动农村中长期信用业务的全面发展，从而弥补这一信用领域的空白，进一步完善农村信用机制，深化健全我国农村金融制度。

(四)引导规范农户经济行为，实现国家对农业的宏观调控

全球实践证明：农业经济适度的政府干预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作为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农业不仅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更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我国农业更需要政府进行适度的干预和政策调控。政府对农业的干预既可以采用行政干预的直接手段，也可以采取财政、金融等间接手段。其中，建立农地金融制度就是政府通过金融的间接手段来影响农地资金的配置，调节农业生产，调整土地的流转方向，鼓励或限制某些土地的开发和利用行为，达到传导政策意图，促进农业发展的宏观调控目标。此外，农地金融还可以通过调节农户的经营行为来影响农业生产。我国土地和农业投入不足，是同农业生产比较利益低和投资的边际收益不高直接相关的。如果能够利用农地金融实现土地要素的流转，实现农业用地的商品化和货币化，就能提高土地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通过土地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来提高农业投资的边际收益，从而引导农户对土地和农业增加投资。

(五)促进农村地产市场的形成和发育，进一步完善我国农地制度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地产业是一项投资大、回收期长、风险性较高的行业，对农地而言更是如此，没有金融业的支持几乎难以进行规模经营。与城市地产相比，我国农村地产市场发展较为迟缓，农地制度的建设更是明显滞后。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是由农地产权制度、农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农地金融制度等组成的一个有机系统，其总体目标是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前提下，提高农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在上述几个构成部分中，农地产权制度是基础，它通过明晰农地的产权关系和规定农地使用权的内涵，为农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和农地金融制度的运作提供制度性基础；农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是核心，它通过农地使用权合理、有效的流转来提高农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农地金融制度是保证，它通过农地使用权的抵押来融通资金，以满足农地开发利用中大量的资金需求。以上三者有着完善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共同运作目标，这样通过农地金融制度的构建为媒介，赋予土地所有权财产权性质，允许其抵押以实现资金的融通，就能形成积极的推动合力，在促进农户、农地金融机构、农地市场共同发展，形成三方共赢良好局面的同时，将有利于我国农村地产市场的形成和发育，进一步完善我国农村土地制度。

二、农地金融制度建设的现实约束

(一)农地产权主体虚置

根据我国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存在着多元主体，且主体界定模糊，有主体交叉、虚化及缺位的现象。如《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民法通则》则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从两法中可以明确看出，农村土地产权的法定所有者，即产权主体可以是国家、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也可以是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却没有真正的土地产权的代表机构和组织、个人。因此，农村土地真正的所有权主体，在有关法律中并未给出明晰的概念及定义。

(二)农地产权不明晰

农民能够拥有长期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国家承认土地权利的商品性及可货币化，这是农地金融制度得以开展的先决条件。然而，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界定不明、权能残缺以及缺乏对农地长期使用权的保障措施的现状，构成了我国农地金融制度构建中的三大现实障碍。尤其是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内涵、地位、界限、法律形式、实现方式等问题至今在法律和理论上还没有明晰的界定，而农地使用权主体的经济地位、法律地位、财产地位和职能范围、行为方式等也没有明确的规范。上述问题不解决，就无从对所抵押农地进行承包经营权的估价，从而也谈不上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完善的农村土地金融制度。

(三)农地使用权抵押受到法律限制

担保是土地流转的特殊形式，我国城镇土地使用权的担保物权已有较完善的法律规定，但农地抵押担保目前还是法律上的空白。传统民法上的担保物权，主要有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三种，而抵押权则是土地担保物权的基本形式。农地金融制度正是以农地抵押权作为信用保证而取得的资金融通，因而又被称为农地抵押贷款或农地抵押信用。在此，农地抵押权作为农地金融制度的核心要件而存在。但根据“土地不得买卖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的法律原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我国现行的立法对集体农地使用权抵押采取的是严格限制的立场，即农地使用权除“四荒”土地使用权外不得抵押，宅基地使用权除与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同时抵押外，不得单独抵押。换句话说，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原则上都不得抵押，抵押物范围极其有限。

(四)完善的农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尚未建立

建立农地金融制度，实行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的中心环节是农民将农地的使用权抵押给贷款银行，当农民逾期不能清偿贷款时，银行即拥有对农地的使用权，这就必然发生农地使用权的转让及流转。因此，农户是否拥有土地使用的转让权，就成为农地金融制度创建的关键所在。然而，在我国现阶段国情条件下，由于农业用地实行的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原则，土地在农户间的分配是以集体的“有形之手”进行的，并未经过市场的“无形之手”，即市场并非是我国农村土地的资源配置基础，这就产生了农民是否具有农地转让权的问题，即农民是否有权将农地使用权转让给银行的问题。在我国，如果农民个人没有农地使用转让权，农地就不能作为贷款的合法抵押品，从而建立农地金融制度就不具有可行性，而农民贷款难、融资难的问题就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农地流转机制，在贷款户看来土地的拍卖变现实际上只是一种不可置信的威胁，贷款偿还缺乏硬性约束，承包户往往缺乏按期偿贷的积极性，投放于农地上的贷款难以如期收回，从而大大增加了农地金融的潜在风险性，可能形成大量不良贷款，不利于我国农地金融业务的健康发展。

(五)农村土地估价体制不尽完善

土地估价是在土地分等定级工作的基础上，对其经济价值的量化和估价。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成立了很多土地评估机构，并拥有了一大批高素质的估价人员，然而他们估价的对象主要是城市土地，还未涉及到农村土地。农村土地不同于城市用地，它没有土地交换的实例估价参考，可以用市场法进行比较，也没有城市土地那样明显的级差收益，可以用收益还原法进行测算，加上农业生产率长期低下，农产品价格偏低，农村土地收益难以确定，农地价格评估起来具有一定的难度。此外，我国目前还缺乏全国统一的农用土地分等、定级估价体系，对农地估价的探索则主要集中在对农用地整体价格的评估，对土地追加投资后单块土地价格的评估却鲜有研究。

(六)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长期缺位

在当前，由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严重不足，土地对农民来说，仍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一是土地具有就业保障功能；二是土地具有生存保障功能；三是土地具有社会福利的功能；四是土地具有资本功能。作为一种稀缺的基本生产要素，土地既可以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料，还是一种可以资本化的资源，如利用其自偿性实现土地自身的保值增值，土地可用于流转而产生收益，可利用土地的某项权能进行资金的融通等等。前三种功能，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第四种功能，我们可称之为土地的生产资料功能或资本功能。换句话说，土地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承载着社会保障和生产资料(资本)的双重功能。

在农地金融中，借款农户一旦经营失败不能按期偿还贷款，他就将失去土地。在现阶段土地仍是农民生存重要保障的情况下，由于社会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致使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被不断强化，而土地的资本功能却日益弱化，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一些农民想将承包土地的使用权用于抵押进行融资却又心存疑虑，顾虑重重，害怕彻底失去土地，从而不得不固守土地。这不仅挫伤了农户参与农地抵押借款的积极性，不利于农地金融的普及与推广，同时也加大了金融机构涉农的风险性。

三、农地金融制度构建的障碍破解

(一)消除现行法律障碍，赋予农村集体土地完整产权

一是消除现行法律中存在的限制、禁止农村集体土体使用权进行交易和抵押的诸多要素，最大限度地拓展农民承包经营权的内涵及外延，使其成为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高度统一的真正意义上的完整产权。

二是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农地使用权限。农地使用权的期限、广度及稳定性是影响农地金融制度建立的关键因素，是克服障碍、实行农地金融制度创新的首要措施。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农地使用权应具有切实可靠的法律保障。

三是推行农地产权的资产化、股权化和市场化。农地承包经营权资产化、股权化就是在坚持的基础上，以农户的农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入股，股权分配给农民个人所有，土地则交由集体统一规划、统一开发利用。承包经营权资产化、股权化之后，无论农地随市场和经济发展如何变动，农民的农地股权不变，其实质是农地承包经营权的货币化、价值化及商品化。这在土地集体所有的条件下，进一步明晰了农户和土地的产权关系，使农户通过股权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有利于明晰农地产权制度，加速农地的市场流转，为培育和完善农地金融市场创造有利的条件。

(二)创新农地流转制度，推进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市场化

农地金融制度建立的核心是土地要素的流动，这关系到涉农金融机构的安全及效率问题。当前应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土地制度的前提下，进一步创新农地流转制度，推进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进程。

一是建立农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机制，降低土地转让成本。应在建立和完善农地经营制度的基础上，活化农地使用权，实现农地资源的有序流转和集中，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要与农民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结构相适应。要积极探索土地流转的合理价格形成机制，流转土地的价格，应坚持合同双方协商议定，兼顾双方利益的公平原则，根据不同的土地类型、区位条件，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和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兼顾为准绳，使土地的价值得到较为客观的体现，并应注重对农民取得地租、获得财产性收入权益的切实保障。

二是打破农地使用权流转的传统空间禁锢，允许农地使用权跨村转让。解决农地转让权的问题，必须突破土地经营沉淀于同一村(组)的封闭产权制度，那么一旦农民不能偿还贷款，银行拍卖土地时的成交率就会提高，这样有利于提高以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为主要方式的农村土地金融资金的安全性和效率性。

三是增强农地流转的法律效力，确保农村土地高效、有序流转。国家可以从法律上明确允许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买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护农民的私有财产和合法经济权益不受侵犯。为避免政策的不稳定性，应提高农地流转的法律效力，可考虑将农村土地转让权写入相应的法律法规，从法律上保护农地转让权不受非法侵害。待条件成熟后，考虑制定《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条例》等专门法律，确保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有序、合理、健康、顺利地进行。

四是推行农地使用权证券化，积极创新农村土地流转载体。我国要加速农地使用权流转必然要走农地证券化道路。应对拟抵押的农地进行详细评估后，依据评估结果确定拟发证券的利率、价格，公开发行农地证券并上市，同时，农地证券应设立面额大小不等的债券，以适应社会不同收入阶层的购买能力及投资需求，并且严格遵从大众投资的流转机制，从而便于农地使用权流转，增强农地证券的流动性。

(三)不断完善农地估价方法及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农地价格评估体系

对土地价格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是金融机构与借款农户双方能否达成协议、土地债券能否顺利发行及流通的关键，它直接影响到债权人与债务人两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为了科学合理地确定土地价格，必须建立科学、有效的土地评估系统。

一是建立科学化和信息化的全国统一的农用土地估价体系。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土地分等定级和估价的理论和技术体系，目前，我国已基本完成了城镇土地的定级、估价，其成果在城镇土地利用中得到了广泛的实践和应用。我国目前的农用土地估价方面已经进行了不少的研究和探索，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具备了在全国开展工作的基础，因此应尽快建立农用土地估价体系，使城镇地价和农地地价共同形成覆盖全国的、统一的、完整的城乡土地地价体系，实现农地价格统一管理科学化和信息化，为农地金融制度的建立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是制定科学合理的地价评估方法与评估程序。应尽快制订《农用土地分等定级估价规程》，明确农用地估价的技术路线，做好农用土地分等、定级、估价三者之间的衔接。同时要制定地价分区体系，只有进行合理的分区，才能掌握某一地区的价格水平，使农用地价格体系的设计更为合理、科学，并且由于农地不同于市地，在方法选择上两者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因此，要突出农用地的特点，对农用地的估价程序及方法选择做出明确的规范。

三是建立农地中介的风险――责任机制。估价机构对农地进行估价应严格遵循客观、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一方面既要体现农地自身的经济规律，另一方面又要保证多方利益不受损失。为此建议设立地价评估委员会，建立农地中介的风险――责任机制，明确风险――责任制约关系，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并积极探索风险分散的有效途径。

四是提高评估从业人员素质。作为完善土地评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评估人员无疑应是“以人为本”精神的具体承载者和执行者。土地评估工作的特性，要求评估人员必须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完善的知识结构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应建立农地评估专业人才培训及资格认证制度，通过严格的专业培训及资格认证机制，提高评估业的准入门槛及专业评估人员的自身业务素养。

五是促进评估机构开展公平竞争。要为评估机构的竞争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环境，还要鼓励民间评估机构的发展。同时，应允许国外土地评估机构进入中国评估市场，一则可引入国外比较先进的土地评估方法和管理经验；二则可以引入竞争机制，有利于评估机构之间的良性竞争。

(四)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农地金融业务开展的后顾之忧

要在我国推进完善的农地金融制度的构建，满足失地农民因人地关系持续紧张和对未来预期不尽乐观而不断强化的社会保障需求，在我国农村真正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除原有的保障模式以外，还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分阶段、有步骤地建立健全覆盖农村经济的医疗、失业、养老社会保障体系，将乡村社会发展纳入国家公共财政支持体系。首先应建立农民失业保险制度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解决失地农民的最基本生活费用问题；其次逐步建立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使广大农户真正做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二是将农民的土地补偿与社会保障分离，在农村建立政策保险与商业保险相结合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应由政府的财力支持，不能仅依附于农民的土地补偿款。现阶段可采取强制保障与自愿保障相结合的方式，对卖出一定份额(即以失去土地保障为标准，根据不同地区设定)土地使用权的农民采取强制社保，而对仍有足够土地保障的农民采取自愿社保。

三是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土地资本化，形成土地的积极保障模式。鼓励土地流转制度的创新，通过土地使用权的自由转让、出租、抵押、入股投资等方式，探索多种形式的土地资本化，以此活跃农村经济，加快土地流转，协调土地利用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实现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与其生产资料功能的有效结合，推动土地保障模式由消极向积极转变。

四、农地金融的组织体系构建

结合我国实际，笔者认为，我国农地金融组织体系可采取“分三步走”的台阶式发展战略。具体包括：

第一步，选择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开展农地金融试点工作，实现在试点中探求我国农地金融开展有效途径及积累实践经验的短期目标。由于当前对农地金融业务的需求量较小，不需要建立专门的机构，可考虑“就地取材”，对现有农村金融机构进行改造，使之能够开展农地金融业务试点工作。近期可考虑选择发达地区的农村信用社为试点，开展农地金融业务。理由如下：一是合作金融特征是农村信用社承担农地金融试点工作的有利制度保障；二是基层组织的广泛性，为农村信用社开展试点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三是只有农村信用社才具有开展农地金融的业务能力与组织优势；四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发达，劳动力的非农化程度较高，易形成较“发达”的农地交易市场，而相对发达的农地交易市场的形成是建立农地金融制度的前提。

第二步，在试点工作及总结推广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推动我国农地金融业务的全面开展，并在时机成熟时，组建土地抵押合作社，实现专业性土地金融机构融资的中期目标。目前国际流行的做法是采用合作经营的土地金融机构作为基层机构。我国各方面条件还不成熟，农民素质也不高，不能期望他们像德国那样自发地组成土地抵押合作社，因而我国专业性土地金融机构的构建任重而道远，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我国专业性土地金融机构未真正建立以前，可考虑在积极推广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以现有农村信用社为组织框架，在其内部设立“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处”来具体办理农地金融业务。在条件成熟时，如土地银行整个体系基本完善、农民素质有较大提高后，撤消农村信用社的“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处”，由政府扶持，

协助农民组建专业性土地金融机构――土地抵押合作社，专门办理农地金融业务。

第三步，利用农业发展银行职能调整的有利契机，将其改革为国家控制、具有金融融资功能和可从事产业投资的政策性土地银行，实现建立我国政策性土地金融机构的长期目标。首先，建立土地银行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理论在土地经济领域的具体表现。市场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和条件，但市场机制往往有其局限性，如果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也会出现市场失灵现象。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同时，还需要政府的适度干预和合理调节。建立政策性土地银行就是政府在尊重市场运行的基础上，运用金融手段，宏观调控土地资源配置的必要手段之一。其次，从我国的实际来看也确有必要建立土地银行。土地金融首先执行的是国家的土地政策，政策性比较强。从国外发展土地金融的经验来看，发行土地债券将是农地金融机构筹集资金的主要渠道，债券的顺利发行，必须以较高信用等级的金融组织为依托，农地金融业的高风险、低收益的特性也使农地金融组织应与政府关系密切，以利于获得合理的补偿和扶持，因此要求农地金融组织应具有较高的层次。所以从中长期看，借鉴国外经验，在政府扶持下建立全国性的土地银行，是符合农地金融业务发展趋势的。结合我国实际，可利用农业发展银行职能调整的契机，将其改革为国家控制、具有金融融资功能和可从事产业投资的政策性土地银行。

通过上述“分三步走”的台阶式发展战略，最终在我国建立起以政策性国家土地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为上层组织，专业性土地金融机构――土地抵押合作社为下层组织的复合型农地金融组织体系。该组织体系的运行模式为：首先，由政府通过财政资金投入的方式向政策性国家土地银行――农业发展银行注入启动资金，并且作为政策性机构，在需要时还可通过向金融市场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券或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贷款支持等方式来进行资金的融入。其次，在获得资金来源后，农业发展银行通过产业投资和金融融资两大功能，实现支持、调节全国的土地融资并贯彻国家的农地政策和农业产业政策的资金运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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