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的实施路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双碳的实施路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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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调整以及社会分工的深化，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多样化、层次化、专业化趋势，高职院校要谋求生存与持续发展，就必须培养适合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就必须教会学生懂技术、会操作、能应用。而这些操作应用能力在书本内是无法学到的，需要通过实践性教学来实现，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拥有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一、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现状及问题

（一）“双师型”教师来源单一

目前，高职院校引进人才基本局限在高校应届毕业生、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具有高学历的教师或科研人员的范围之内，使得具有高水平，但学历、职称相对较低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难以进入高职院校。由于高职院校教师来源相对比较单一，大多来源于高校毕业生，学历达标已不是问题，很多学校不乏硕士及以上高学历，但业务部门出身的教师较少，专业教师普遍缺乏专业实践能力和实际岗位工作经验，专业化、职业化程度较低。

（二）“双师型”总量不足，结构失衡

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总体比例偏低。另外，“双师型”教师存在结构性失衡现象，高职称教师中“双师型”教师比例较低。许多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占专任教师的还比较低。数量还远不能满足专业教学需要，而且由于认定标准的偏差，大部分仅仅只是具备“双师”资格而已，真正称得上“双师型”教师的比例或许更低。目前，职教师资素质缺陷明显，要么能文不能武、要么能武不能文，匮乏文武全才的职教师资。外聘的技术人员深谙实践、擅长技术不擅长教学，校本的教师擅长教学、不懂技术甚至不清楚实践，所以我们的职教是在一条腿走路，培养的人才会是什么效果，可想而知。因此培养真正具有双师素质的“双师型”教师迫在眉睫。

（三）激励机制不健全，教师积极性不高

长期的实践表明，“双师型”教师队伍水平的提高，必须走产学研一体化的模式，必须与企业先进技术和现代管理紧密结合。但从实际情况看，多数高职院校并没有从认识上、政策上、待遇上制定有效的措施予以鼓励和支持，这一方面使得专业教师参加企业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公共课教师不注重双师素质的培养;另一方面，校企合作又缺少政策保障，缺乏校企合作培养“双师”素质教师的环境。

（四）“双师型”教师培养乏力

高职院校的“双师型”教师培养中普遍存在重形式、轻质量，仅局限于满足上级评估指标的要求，满足于“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表面成就，片面追求教师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数量，参加技能培训的参与人数，而忽略了对教师职业能力的培养，忽视了“双师型”教师队伍的质量水平，使得高职院校的“双师型”教师培训流于形式，这和高职院校的发展、教师的成长、学生学习实践技能的愿望是相违背的。如：目前很多教师通过参加教育行政部门组织专业技能培训或参加高职院校实训基地的各类形式培训来获取“双师型”教师证书，这类培训，往往经过短短几天的培训，就颁发给所谓的骨干教师、“双师型”教师证书，完全以拿证为目的，费用高，实效性差，且培训项目本身针对性不强，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得不到提升。

（五）“双师型”教师职务聘任制存在误区

实行聘任制是我国高职院校教师任用制度上的重大突破。但现行的教师聘任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聘任制，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首先，岗位设置不合理，岗位职责不明确。普遍存在因人设岗、人浮于事的情况，冗员现象非常严重，以致于需要的人才进不来，极大地阻碍了教师的合理流动。其次，没有建立科学、全面的评价与考核体系。对教师的评价，仅以教师教学的绩效、科研成果的数量作为主要的参考依据，而对教师超出工作时间以外的劳动以及所创造的价值等方面缺乏科学、理性的评价。再次，人才引进与选拔机制不健全。

二、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路径探索

既然“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是高职院校实现内涵式发展的核心，是高职院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那么在面对当前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中的各种问题时，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加以改变这种情况，下面谈谈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具体策略。

（一）高度重视“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在高等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历程中，首先必须解决学校领导及教师思想中存在的传统观念。为此，应该树立如下正确的师资队伍建设理念：一是学术并重理念打造一支数量足够、素质精良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实质是体现对学生负责和以生为本的理念;二是特色兴校理念。特色明则学校兴，特点显则专业强，特长多则学生好。而要达成此目标，必须名师出高徒。教师艺高才胆大、学精才服人。三是质量第一理念。质量是高等高职院校发展的生命线。必须牢固树立以质量取胜的理念，通过打造高素质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实现学校教育质量的稳步提高，不断提升学校的美誉度。

（二）规范教师选聘标准

要努力拓宽引进人才的渠道，改变单纯从高校毕业生中引进教师的做法，增加从企事业单位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比重。对于紧缺型的高技能人才引进，可不受学历和职称限制，但是进入教师岗位之前必须参加教育学、心理学、教育法规、职业道德修养等方面的教师岗前培训，并取得相关资格证书。对高职院校来说，教师从业标准应该变革。应突出实践技能和社会经历要求，其次重视师资培训，规定教师每隔一至三年重新深入企业参加岗位培训，贯彻职教终身教育的思想

（三）落实校企合作，加快“双师型”教师培养力度

目前，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大多仍停留在表面，校企合作的优势并未充分发挥，特别是在“双师型”教师的培养方面，这主要归因于政府政策引导缺位、校企合作立法不健全、专项资金欠缺等。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首先应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与支持校企合作，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其次，明确教师参加实践学时标准，引导高职院校重视教师参加实践，在教学安排上提供便利条件;第三，高职院校应建立校企合作专项资金，用于每年资助教师参与企业、社区挂职、顶岗锻炼。

（四）加大教师企业挂职锻炼的力度

实现教师假期生产实践和到企业挂职锻炼制度化。一方面，高职院校应当利用寒假、暑假期的时间，安排教师到企业进行岗位的跟班学习，事前做好计划，带着任务有目的地深入学习企业的业务流程、管理制度、岗位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分析和总结教学如何满足企业生产和发展的需要，并与企业技术骨干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可以选派有一定教学和生产实践经验、师德师风良好、有发展潜力的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从更高的层面上参与企业生产过程，深入思考和梳理教学与生产实践之间的差距，并将学习和收集到的有关成果和资料，应用于教学改革和教学活动中。

（五）完善双师素质教师培养和激励机制

要结合地区和院校的实际，制定教师学历进修、在职培训的奖励制度，出台双师素质教师聘用、考核评价、岗位轮训、继续教育和薪资待遇办法，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采取的措施：一是设立一定数量的奖励基金，奖励取得双师素质的教师;二是完善校内分配制度，拉开分配档次，提高双师素质教师的课时津贴;三是待遇分配时，重实绩，重贡献，重技能，向双师素质教师倾斜;四是大胆使用双师素质教师到重要教学岗位;五是在职称评定、学科带头人选拔、业务进修、国内高校或出国进修、交流访问、学术交流、评优评先等方面优先考虑具有双师素质的教师;六是要建立约束和激励并重的考核机制，形成双师素质考核具体标准，要求限期达标。这样教师既有压力又有动力，促进双师素质教师队伍健康迅速地发展。

三、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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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经济；两型社会；现状；设想

一、引言

近年来，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发展以低能耗、低排放为标志的“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河北在经历了过去若干年的长期经济高速增长后，面临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任务。近年来，中央强调“以人为本”走科学发展之路，建设和谐社会和两型社会，其实是在中国强劲增长动力之上增加一个平衡器。对于过分依赖煤炭、工业偏重、环境容量有限、环绕京津的河北而言，要在新一轮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就必须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变唯gdp论的驱动模式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来抓。发展低碳经济，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路径和必然选择。

二、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与实践

（一）英国。低碳经济的先驱英国早在2003年就率先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2005年英国建立了3，500万英镑的小型示范基金。2008年英国颁布了《气候变化法案》，承诺到2050年将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60%的长期目标。2009年4月布朗政府宣布将“碳预算”纳入政府预算框架，使之应用于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并在与低碳经济相关的产业追加了104亿英镑的投资，英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公布“碳预算”的国家。2009年7月15日，英国政府公布了发展低碳经济的国家战略。

（二）欧盟。欧盟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整体水平较高。欧盟碳市场（eu ets）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交易体系，该市场目前不同类别的碳价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具参考价值的碳交易市场价格。欧盟通过碳交易实现两个目标：一是促进私营经济参与低碳转型；二是借由交易盈利为欧盟发展世界领先的碳技术筹措资金。欧盟还实施经济与技术援助在内的项目目标式战略，如积极支持清洁能源项目建设。2010年11月10日欧盟委员会出台一份新的能源战略——《能源2020》，拟在重点能源领域实施更加细化的行动计划。

（三）美国。美国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也一直在暗自发力。美国政府的举措可分为节能增效、开发新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多个方面，其中新能源是核心。2009年《美国复兴和再投资计划》、《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2009年美国绿色能源与安全保障法案》和《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的均旨在加大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美国在新能源、低碳技术等方面的大力投入，世人有目共睹。

（四）日本。日本作为亚洲低碳经济的倡导者，也在不断坚定着低碳发展的步伐。2007年6月，日本内阁会议制定《21世纪环境立国战略》，确定了综合推进低碳社会、循环型社会和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建设目标。2008年5月，日本环境省全球环境研究基金项目组了《面向低碳社会的12大行动》，其中对住宅、工业、交通、能源转换等都提出了预期减排目标，并提出了相应的技术和制度支持。同年6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提出了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政策，即著名的“福田蓝图”，这是日本低碳战略形成的正式标志。2009年4月，《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出台，旨在通过实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措施，强化日本的低碳经济。

（五）韩国。韩国2008年9月制定了《低碳绿色增长的国家战略》，明确了2009～2050年的低碳绿色增长总目标。以此为主轴，立法机构负责描绘法律框架，2010年4月14日公布了《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行政部门制定了阶段计划，韩国环境部新设“温室气体综合信息中心”，推行一项旨在到2012年前达到年均能耗下降1%～6%的计划；科研部门发展绿色技术及其产业，外汇部门发展“旅游”等货币资产项目。

（六）印度。印度是cdm项目大国。印度在《京都议定书》还未生效的时候，就看好并着手cdm项目，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管理cdm项目开发的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支持企业和中介服务机构发展cdm项目的政策。目前，印度在利用cdm机制方面走在了发展中国家的前列。此外，印度还通过各种途径致力于国内的减排行动，包括对煤炭征收碳税为清洁能源提供资金支持。

（七）巴西。巴西政府以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热带雨林为出发点，结合农业和能源产业发展新能源替代产业。如，成立了一个跨部门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总统府牵头、14个政府部门参加，负责研究和制定有关生物柴油生产与推广的政策与措施。目前，全巴西境内27个州，有23个州建立了研发生物柴油的技术网络。金融支持政策是巴西政府出

手的另一项拳头措施。国家银行推出各种信贷优惠政策，为生物柴油企业提供融资；央行设立专项信贷资金，鼓励农户种植甘蔗、大豆等作物，满足原料需求。除此之外，巴西政府还大力号召和推动国民的低碳生活方式。

三、河北低碳经济发展现状

河北发展低碳经济具有明显的优势：

（一）地理位置优越。河北省处于我国第三经济增长极“京津冀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腹地，同北京、天津构成了闻名遐迩的“金三角”。借势京津辐射优势，构建河北低碳经济区，具有获得国家战略支持的良好前景。

（二）资源禀赋良好。河北省蕴藏着丰富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资源，是改善能源结构，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资源基础。

（三）前期基础坚实。为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努力构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河北自2007年开始实施“双三十”工程以来，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不断取得新突破。在发展新能源方面，河北已经投产的风电装机规模居内蒙古和吉林之后，排名全国第三；在光伏发电领域，河北省也走在了全国前列；保定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并已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集群，构成了建设低碳城市的良好基础，2010年7月国家发改委确定保定市为首批开展低碳工作的城市试点之一；以“生态科技”、“创新”为理念的曹妃甸国际生态城，目前已经进入全面开发建设阶段，作为当今世界四种类型的低碳生态城市之一，曹妃甸国际生态城的建设同样有助于低碳经济在全省范围内的崛起；河北在建筑节能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全省大部分城市新建建筑80%达标，唐山市新建建筑100%达到节能标准；在“节能减排”方面，河北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基本实现了“十一五”规划目标；2009年河北省经济工作会议把加快建设唐山新能源汽车、张承千万千瓦级风电、保定中国电谷、宁晋晶龙等新能源产业基地作为2010年重要经济工作之一，为河北省的经济低碳化发展确定了方向。

但是，发展低碳经济是一项动态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前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仍面临许多现实挑战。一是缺乏有效激励机制，政策支持体系还不完善，尚未形成稳定的政府投入机制和金融系统支持机制；二是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重要阶段，对能源需求呈快速增长态势，碳增长是刚性的，短期内跨越资源、能源瓶颈约束是主要难题；三是以煤炭等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将是长期制约因素；四是整体科技水平落后，低碳技术研发能力有限是最大制约；五是河北工业特别是钢铁、装备制造和石油化工等重化工业比重偏高，“高碳”产业特征明显，低能耗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比重偏低；六是低效企业众多，单位能耗偏高，要彻底淘汰这些落后产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尚需时日；七是高耗能的基础设施、机器设备以及个人大件耐用消费品在河北占有大比重，短期内改造很难，从而导致高碳排放锁定，构成潜在风险；八是人们低碳消费意识尚未普遍形成。

四、发展河北低碳经济的设想

借鉴与参照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与实践，立足河北现状，积极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对河北今后实现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第一，明确低碳发展战略。战略是行动的指南，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行动的总体安排。将低碳经济发展作为重点纳入全省总体发展规划，制定低碳经济的全面方案和行动路线，形成一个可操作性强的低碳经济发展蓝图。同时，将二氧化碳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列入“十二五”规划中，以制度形式来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努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低碳转型。

第二，细化低碳支持政策。细化政策支持是落实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有助于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因此，需要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省有关经济、环境保护和税务等部门密切协作，探索建立适应河北省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为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科学合理的制度支撑。

第三，开发低碳居住空间。加强建筑节能技术和标准的推广，开发低碳住宅已势在必行。建议引入能效标准和标识制度；提高建筑节能标准，加大标准的检查、执行力度；鼓励能源服务公司对既有高耗能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推进建筑节能材料的产业化发展。

第四，构建低碳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城镇应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系统，提高公共交通分担率，控制私人轿车无节制增长；加快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和城际高速铁路，形成立体化交通体系；不断提高强制性的汽车燃油效率标准，促进汽车改善燃油效率；同时，大力发展混合燃料汽车、电动汽车等低碳排放的交通工具。

第五，积极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培养居民“碳中和”理念。通过对“碳中和”这一理念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分解和对低碳生活方式的大力提倡，可以使人们深刻了解到生活中习惯和细节的改变可以起到减少碳排放、促进碳中和的作用，拥有越来越

重要的环保意义。每一件生活用品，大至家电小到玩具、书籍和摆设，都有无穷的改进空间，投入智慧就意味着减少每一个环节的碳排放。个人的积极行动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就可汇聚为行为减碳的威力，对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意义重大。

第六，先行试点示范，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在低碳转型的方向下，为了改革过程不可逆转，同时使改革不确定性所引起的风险是可承担的，应当坚持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路径。可以选择一个或者几个特定的地区或行业来先期试点，先在局部取得经验，再逐步扩大，最后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改革经验。

五、结语

没有人会反对增长，因为这是繁荣和福祉的基石，需要调整的是增长方式。置身在一个有限的世界，告别“竭泽而渔”的野蛮增长，倡导低碳转型，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对我们过往所保持的唯经济发展单一维度评价体系的深刻反思，也是为了迈向更为人道和可持续的增长轨道，必将成为影响未来若干年河北增长后劲的重要因素。

主要参考文献：

[1]如明.发达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策略[j].中国科技投资，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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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城市；城镇化；环境承载力

中图分类号：F29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5-0117-03

目前，国内已有许多城市开展并尝试低碳城市的建设，一般都是按照框架论或过程论的思路来建设低碳城市，相比国内其他地区的城市，西部地区中小城市数目偏多，是未来西部地区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方向。加上各个城市城市化水平、能源结构、经济结构、资源禀赋等等存在差异，因此西部中小城市需要根据自身城镇化进程的不同阶段选择适宜的建设低碳城市路径。

西部地区地域广阔，经济欠发达，西部地区城市的工业相对发展不足，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尚且不足。随着近些年来西部地区的就业机会不断增加，加上劳动待遇不断改善，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回流到西部户籍地就近务工，促进了劳动力相对充足的西部地区的产业化进程。劳动力与产业的“双转移”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伴随着西部中小城市规模急剧扩张，同时带来了城市的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紧缺、公共服务成本高等多种“城市病”。低碳城市建设，正是解决城市从愿景走向现实的困境的重要战略举措。因此，将低碳城市建设置于整个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现实考量

（一）未来城镇化的重心是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

西部地区，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积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71.4%。西部地区中小城市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综合考虑人口、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因素，指除了西安之外，其他城市均为西部地区中小城市；狭义上根据城市人口规模，指在西部地区市区常住人口在100万人以下的城市，其中50万～100万为中等城市，50万以下为小城市。依据2010年《中小城市绿皮书》标准，中小城市是指市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城市。由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西部地区城市共计88个，其中人口在100万以下的城市数共计53个，占据60.23%。中小城市在西部城市体系中数量大，在整个西部经济中占据比重大，而西部的城镇化水平相比其他地区相对落后，造成城镇化中的城市规模过小、城市集聚效应及扩散力不足等等问题。相对而言，西部地区资源要素比较丰富，经济不断发展，东部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逐渐向西部地区发生转移。因此，未来我国城镇化的重心将出现在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

（二）城镇化进程中伴随产生的“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

一方面，伴随着工业经济的飞速发展，城镇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生产要素、人口资源促进了土地等资源的较高效率的利用，降低了城镇化进程中的主体――人类对环境资源的危害；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同阶段，由于人口的大规模聚集于各个城市，工业、建筑等等高度集中，能源和资源的消耗急剧增加，人们对生活质量、社会服务、公共设施等提出更高的要求，也会对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资源等带来更大的压力，城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也会明显减弱。

（三）低碳城市是未来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新思路

城市是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单元。过去的城镇化带来的一系列的“城市病”，实际上是传统工业化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城镇盲目扩张等等。低碳城市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经阶段，能实现西部中小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2008―2013《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中西部各省份综合能源消耗量不难看出，近些年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背后是能源的大量消耗，其中贵州省综合能源消耗量2008―2013年能源消费增长依次为4.2%、6.8%、8.1%、10.9%、8.9%、8.1%，四川省综合能源消费增长依次为7.13%、7.77%、9.62%、10.08%、4.46%、4.56%，广西省综合能源消费增长依次为8.3%、8.9%、11.9%、8.5%、6.6%、6.7%，这些省份这六年的综合能源消费增长几乎接近10%。西部地区由于目前所处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共同推进的发展阶段，其能源需求具有相对明显的刚性特征。当然，现阶段，任何一个地区都还无法做到控制减少碳排放的绝对量，而是根据城镇化所处的不同阶段，保证GDP增速大于碳排放的增速。

二、城市低碳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有的关于建设低碳城市的研究一般都是围绕两种思路进行研究，一是按照框架论从基底低碳、结构低碳、形态低碳、支撑低碳和行为低碳五个方面分析；二是按照过程论的思路来进行分析，从低碳生产、低碳流通、低碳消费、低碳循环利用整个过程来分析。现有的研究大多用层次分析法分析法通过设定目标层（一级指标），包括低碳经济社会、低碳社会发展、低碳资源环境，其辖准则层（二级指标）如人均GDP、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人口密度、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等十五个指标构成进行分析，其得出建设规划低碳城市的结论主要包括：产业规划、交通规划、“绿色建筑”规划和低碳技术等等。

当前，国内许多城市都已进行着低碳城市的建设，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已有的研究表明，城镇化背景下影响城市低碳转型的因素主要有六个方面：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因素、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政府规制。由经典的I=PAT模型可知，环境影响主要受人口结构变量、财富程度和技术因素控制。因此，本文立足于城镇化背景下，依据当前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初中期阶段，提出影响低碳城市建设的因素主要包括：政府支持、人口规模因素、能源强度和经济规模因素。

（一）政府支持

西部地区建设低碳城市，走低碳经济发展之路，需要当地各级政府主导，政府在低碳城市的建设中应发挥领导、指导、引导的重要作用。首先，政府需要制定低碳发展的目标，进而展开相应的科学城市规划，科学的城市规划是建设低碳城市的第一步。低碳城市建设规划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产业规划、交通规划和“绿色建筑”规划。其次，政府还要发挥领导并引导企业、市民共同参与低碳城市的建设。现实中高碳企业能耗高、污染物排放量大，对节能减排目标任务的完成负有特殊使命，需要采取构建低碳文化、研发应用低碳环保技术、加强节能减排人才的培养、完善节能减排的管理体系、加大节能减排投资、实现清洁生产方式的有效运作等战略措施。同时转变居民消费理念，提倡低碳消费模式。最后，政府还需及时进行低碳制度改革，加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顺利执行并监管低碳城市的建设。

（二）人口规模因素

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就是实现人的城镇化。城镇化进程中，中小城市进入门槛相对较低，大量人口集聚西部地区中小城市，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城市对终端消费产品的需求会增加，加大了对城市交通的使用量以及对城市建筑的需求量，致使能源消耗量不断增长以及碳排放量增加。而城市市民是落实城市低碳的主要参与者，要为西部地区建设低碳城市发挥重要的积极参与作用。转变市民消费观念，倡导并实施低碳的消费理念，改变过去高消费、高浪费的生活方式，大力提倡文明理性消费、绿色生活理念以及倡导家用技术革新，实现城市低碳发展。节能方面，居民尽量降低对耗能高的产品的使用量；减排方面，居民从日常生活细节做起，减少对含碳产品的使用，践行绿色环保的消费模式，积极为实现低碳经济、建设低碳城市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能源强度

由2008―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整理计算得出2008―2013年贵州省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依次为0.37、0.6、0.63、0.73、0.65、0.65，四川省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依次为0.65、0.54、0.64、0.67、0.35、0.46，广西省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依次为0.65、0.64、0.84、0.69、0.58、0.66，这些省份这六年的综合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几乎接近1，大多高于0.5。近几年，西部地区个省份单位产值能耗也均在1～3之间。因此，能源强度方面的措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低碳生产。按照能耗少、技术密集度高、产品附加值高等的原则，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第二产业“高加工度化”，促使高碳产业的逐渐退出、衰退和低碳产业的不断发展，大力提高第三产业比重。推动能源结构演进，改善区域能源消费结构，发展可再生资源产业和环保产业。同时，进行技术改进和革新，提高对现有能源的利用率，降低单位GDP能耗，另一方面，通过发现新能源，如风能、太阳能、生物能、地热能等进行能源替代而降低对煤炭等化石能源的依赖。

（四）经济规模因素

西部地区大多中小城市处在工业化的初、中期，其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高度依赖物质、能源的投入，属于外延式增长模式，在此阶段，碳排放量一定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逐渐增长。西部地区具有天然的区域煤炭资源优势，煤炭资源型经济体系中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煤炭开采、洗选业及相关行业的发展，而这些行业往往为高能耗产业，且以消耗煤炭能源为主，从而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而低碳经济提倡的是碳排放相对量的减少，实际上是减少碳排放的增量，让GDP的增速远远大于碳排放的增速。因此，合理提高人均GDP的基础上，提高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加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加大第二产业的比重，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三、结语

西部中小城市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低、气候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在城镇化背景下要因地制宜地走出一条具有生态文明特色的低碳之路。从总体上看，西部地区已经开始低碳城市的研究与实践，但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武旭.低碳城市建设的国际经验借鉴与路径选择[J].区域与城市经济，20014，（1）：40-47.

[2] 侯景新，郭志远.低碳城市建设的对策研究[J].区域与城市经济，20011，（3）：49-51.

[3]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探索中国特色的低碳道路[R].2009.

[4] 付允，马永欢，刘怡君，等.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3）：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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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及：首都经贸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丁力：广东省社科院区域竞争力评估中心主任

澎：广州市社科院科研处处长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东GDP接近2万亿元，同比增长11.2％，与此同时，广东高技术投资扭转去年持续负增长的态势，有较大幅度提升，产业与劳动力“双转移”战略初见成效。

广东要转变过去处于制造业低端的贴牌加工模式，摆脱对出口的过分依赖，实现产业升级换代，这是一个良好的信号。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广东应该更加明确产业转型的方向，迈出这一步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也是外部重压催生的选择。告别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广东能否继续引领经济浪潮，产业转型是绕不开的关键。

解放思想、完善法治是竞争第一步

问广东提出产业与劳动力“双转移”将近两年时间，现在成果初显，但是转型的“阵痛期”尚未结束，广东率先提出产业转型有何内生性因素?

陈及从经济发展角度讲，产业会自然升级，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先锋，但由于其经济一直处在产业链的低端，产业优势逐渐被劳动力成本、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抵消掉70在客观上，无论该战略提出与否，产业转移和结构优化是一个必然的进程。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也说明了这个道理，从发达国家转移出去的产业，对第三世界国家也是梯度式进行的。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的智力、资本、技术和劳动力会支持更高级的产业结构；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滞后，经济体系、法律体系不完善，承接这些转移也有其合理性。珠三角的产业向粤东、西、北和内地省份转移，跟国际上的转移是由相同的力量在支配。如果广东政府对待产业能够顺应这种趋势，并且采取正确的措施，在制度上、法律上、财政上引导和支持产业转移，那么转移就会更加顺畅，这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适应是同样的道理。

丁力：珠三角的经济发展走到这个阶段，需要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再上一个新台阶，这不是一种被迫的决策。事实上，在政府提出“双转移”之前，珠三角就已经出现了产业转移，那纯粹是市场力量推动的结果。比如清远和河源，在政策出台前就已经因产业转移而获利。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使经济发展由要素依赖型转变为创新驱动型；通过提高自主创新的技术含量，来提升竞争力，而不是简单地从外向竞争转变为内向竞争。

彭澎：“双转移”战略刚刚提出，金融危机就出现L在危机的过程中，许多地方政府认为转移可以暂缓，但书记明确表示，转移不能因为金融危机而停顿，因为金融危机的破坏更加说明转移的必要性，哪怕转移有短期的阵痛也要坚持这个方向。但由于保增长的需要，后来又加了一个“双提升”的概念，也就是说有些产业可以不进行转移，但要就地提升。要么“腾笼换鸟”转移出去，要么就地改造，这就是广东转变发展方式的完整体系。

问：产业转型是发展进入高级阶段的必然结果，相对于其他省份，广东在产业转型方面有何比较优势?

丁力：广东的优势有三：第一，广东是全国率先发展的地区，先发展就能先解决问题；第二，广东有对外开放的优势，因为产业升级问题最终不是关起门来解决的，而要建立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第三，广东在解放思想上，走得比其他地方远，坦率地说，让干部群众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几个优势可以让广东走在全国的前列。

彭澎：广东的优势，首先体现在它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人们的市场观念比较强，企业和地方政府比较愿意根据市场的变化来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升级转型，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优势；其次，广东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市场的力量比较大，行政干预力度相对要弱一些：再次，广东的民间财富积累得比较充分，对转型带来的阵痛和压力的承受能力较强。

要避免复归传统发展道路

问：到目前为止，广东的转型之路并不平坦，对传统路径的依赖是现实中最大的阻力，此外还有哪些制约因素?

陈及：广东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在意识上和政府的支持上没什么问题，但劳动力的匹配会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全国的高校、研究单位相对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地，广东在智力和技术支持上会有一些挑战。另外，广东要改变一些地方劳动力薪酬低、福利待遇差的状况，才能使经济发展跟社会和谐同步。

丁力：我们原以为最大的阻力是缺人、缺钱、缺市场，但现在看来最大的阻力是经济体制环境。因为靠技术创新为生的企业和靠廉价劳动力为生的企业。对社会、政府、市场的需求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文化改造是核心。一是硬文化，即制度文化，包括政府职能的转变，机制体制的创新；一是软文化，比如诚信建设问题、遵纪守法问题。

问：有资料显示，2D09年广东高能耗工业投入加大，而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下降，这明显偏离了预设的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在转型的过程中，如何面对复归传统发展模式以保增长的“诱惑”?

陈及：长期以来，广东的发展主要依霏低端的制造业，这形成了一些路径依赖，如果不能及时扭转，恐怕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损害。

为避免重走传统的道路，政府应该意识制产业转移有一个转轨期，在转轨的过程中GDP的增幅会出现一定的下滑是必然的，所以地方官员要带头摆脱GDP崇拜，使得整个广东形成一种全新的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思想观念和文化风尚，包括建立新的地方官员考核业绩的指标体系，配套推进实施，这样可以带来更强劲的发展后劲。

丁力：传统增长方式的复归，首先是因为市场需求的导向作用，比如我们提倡生产节能型、低碳型的产品，但海外的订单不需要这些产品，金融危机后，一方面欧美国家对我们节能减排要求很高，但另一方面它们的订单，要的全是高碳产品：第二，尽管产品本身是节能的，比如说节能产品LED，但是生产过程是高碳的：第三，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需要强大的科技支撑，这不是光靠喊口号就能做到的。我们需要大量的投入，但现在在生产环节上，只做了有限的改进和调整。比如原来很浪费，现在节约点；原来到处污染，现在收敛点，仅此而已。真正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节能减排的还比较少，所以我们不能过分乐观，问题的解决要比问题的提出困难得多。

彭澎：一些企业有惰性，认为小富即安，缺乏紧迫性，这就像是温水煮青蛙。所以，书记强调大家要看得长远，有些地方政府舍不得那一点点GDP，“鸟”不进来就不“腾笼”，患得患失的心态严重。

从去年到今年，由于保增长的需要，节能减排各方面都不理想，其根本原因是政绩考核体系的问题，GDP崇拜和高增长率崇拜严重。一个地方的考核体系要全面，像生态环境的保护、节能减排的要求、居民收入的增长都应纳入考核体系，这才能真正造福老百姓。这种观念转变过来了，双转移和双提升才能变成切实的行动。

问：要实现产业升级，增加自主知识产权，提升自我创新能力是关键，在产业转型的智力要素上，广东应该如何下工夫?

陈及：广东首先应该结合自身优势确定一个合理的产

业结构，鼓励企业研发，在财政上给予支持，使企业能够轻装上阵，减轻企业研发的负担；另外，可以借用外力，比如说建立研发平台，广泛跟国内外大型科研机构形成战略伙伴关系，实现利益多赢。去推动产品技术的研发，使广东在短期内能够克服自己的劣势，

彭澎：广东的科研能力相对北京、上海要弱一些，因为北京、上海有很多国家的科研院所，但在全国来看，广州也是一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集中地。广州和深圳比较，深圳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要少很多，广州的技术能力较强，但产业化要差一些，深圳的产业高新技术台量更高，这说明在经济转型中应该以企业为龙头，把产、学、研联系起来，产是第一位的。

现在，一方面广东省在开展省、部、院之间的合作，来推动产、学、研的发展，希望两院和科技部能够为经济转型提供智力支持。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借助“国家军”和海外力量，更多地引进海外的先进技术、专利和管理方法，让中心城区成为高端技术产品和新兴技术产业的发展平台。

全球经济复苏是良好发展契机

问：广东省是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多项经济指标―直位居全国前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广东产业转型的实现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您预计广东基本完成这一转型需要多长的时间?

丁力：通过研究日本、韩国这些走在我们前面的亚洲国家，我感觉转型周期难以预计，但绝对不是一两年就可以完成的。我的估计比较保守，我认为过去三十年我们是出道，还要再用一个三十年才能完成转型，然后再用三十年，我们才能赶超发达国家。

彭澎：现在我们看到的各种规划，比如《珠三角发展规划纲要》预计在2020年完成。我觉得可能要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正在制定的“十二五”规划，从明年开始实施，这个五年规划有一个近期的目标；第二阶段是到2020年整个珠三角要实现现代化，除了城市建设、收入水平外，还有产业结构更加高端，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更加繁荣。前五年是关键，这个华丽的转身很重要，转过来之后再发展就要容易得多，所以全省各地都应该要把这项政策强化下去。

问进入后危机时代，广东未来的经济发展，将会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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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结构性减税；理论；路径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2016901

1结构性减税现状及必要性分析

1.1结构性减税现状

改革开放使得国经济持续增长，经济水平、综合国力的显著提高，已经基本形成了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经济体系。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经济结构的相对不合理趋势已经日益显现。其主要有如下表现：产业结构不合理、国际收支顺差与经济状况不匹配、城乡经济发展不协调、资源和环境问题比较突出等。财政实力的增强是综合经济实力提高的直接结果，特别是对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的我国来说，足够的财政资金才能加强经济建设，完善民生设施。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人们对于我国的税收负担日益关注，虽然从不同统计口径来看我国税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在后经济危机大背景下，结构性减税成为决策层实施宏观调控的手段。因此，我们急需深入思考如何才能将结构性减税的改革落到实处。

1.2结构性减税必要性分析

（1）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设计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其主要有如下表现在：上世纪末的分税制改革肯定了“双主体”的税制结布局形式，但在实际操作中，流转税收入相对于税收总收入的占比超过了2/3，而所得税的比重却不足20%，“两课”实际上是“蹩脚的税收”。（2）近年来财税收入的快速增长满足了实施结构性减税的条件。2003中国的财政收入21715亿元，2012年财政收入达到117210亿元，2003年中国税收总收入为20466亿元，2012年为201200亿元，这表明，税收在最近几年的增长，远远高于GDP增长。（3）当下的经济放缓也提供结构性减税的必要性。2011年以来，国际经济低迷导致我国经济不景气，企业经营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宏观经济增长速度降解至8%左右，而我国多数地区的财政收入仍然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这无疑是对实体经济的摧残。因此，实施结构性减税的手段降低宏观税收负担，是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释放实体经济活力的有效手段，它既是一个着眼于当前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的手段，也是从长远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政策选择。

2结构性减税的理论研究与路径选择

2.1结构性减税的理论研究

减税的政策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末，当时有效需求不足，凯因斯提出，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提出了在财政政策，减税和政府支出作为财政政策的主体。凯因斯主张：国家干预收入分配，促成公平的收入增加，消费偏好；另一方面强化投资控制，以确保充足的投资需要。以此干预投资，提高社会的需求层次，以达到充分就业和增加社会资本存量。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在“滞胀”出现的西方国家，凯因斯的传统理论一筹莫展，但供应学派的拉弗建议减税来增加社会积蓄，投资和劳动力，从而增添社会总供给，最终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近80年的税收改革的经验，在西方国家，由于施行“宽税基，低税率，少扣除，严格管理”，其结果是刺激了内需，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税收总额不一定减少，甚至有可能增加。

“结构性减税”于2008年底召开的国家经济工作部署会上首次提起的。2008年，为抵抗国际金融风暴的影响，国家推行“积极地财政政策和与之配套的货币政策”，“执行结构性减税政策，优化财政收支布局”。国内关于结构性减税的研究比较多，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1）关于结构性减税的内涵。安体富（2009），结构性减税的减税是特别重要税收政策，但不否认个别税种，影响性较若税种增税，但总目标是减少对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刺激投资和消费。高培勇（2009）研究指出，结构性减税的主体实质虽是减税，但拥有特别意义。既不同于全面减税，又不同于大规模减税，还不同于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关于结构性减税的功能。（2）关于结构性减税的功能，李新元（2009）认为，结构性减税是我国税收制度完善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3）结构性减税的政策建议。刘蔡霞（2012）认为，结构性减税的政策应进一步加强，特别是低利润税的小企业，增加cAMP，资源税，财产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和其他税改革应符合结构性减税政策，从整体的收入和支出入手，管理部门加强征管，实行结构性减税。但是总的来说，还没有文献将结构性减税和我国具体征收管理制度相结合。

2.2路径选择

（1）营业税和增值税在整个税制中的地位决定了“营改增”应选择“渐进式”改革方案。

在当前的金融系统原理的基础上，增值税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享，具体是75%由中央国有，25%归地方所有。全部的营业税额则归属于地方。按照最新的税制体系，增值税的征收由国家税务局负责，营业税的征收则全部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管理。而增值税和营业税都毫无疑问的分别属于国税和地税的主体税种。2011年的国内增值税收入242666400万元，占总税收收入的27%。2011年全年的营业税税额实现收入136786100万元，占总税收收入总额的比重为15.2%。2011年“国内增值税+ 营业税”占货劳税的比重为70.5%，当期增值税（不含进口环节）和营业税额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高达40%。因此，“营改增”是目前的两个主要税的改革，也涉及两大利益主体即中央与地方；同时涉及两大管理机构即国税与地税，所以“营改增”是一个十分艰难、复杂的重大课题，在“营改增”方案的选择上必须慎之又慎。

（2）改革个人所得税，旨在进一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继而拉动居民消费。

由于目前促进消费的减税政策主要是针对汽车和住房这些单项消费品的刺激和鼓励，只能改变消费结构而并不能扩大消费支出，因此，要真正刺激消费支出，必须增加居

民可支配收入。从现实角度讲，目前虽然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收入的占比仅为7%左右，但作为直接税，对居民的微观实际收入却有着直接的影响，理应成为改革内容。为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制度，既要提高工资薪金的费用扣除标准，还是要增加税前扣除项目，逐步建立与综合相结合的混合税分类。

（3）改革资源、环境税制，加强经济结构调整。

我国之所以迫切需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生产方式，就是要突破资源和环境对经济造成的两大瓶颈，因此，资源、环境税制必须纳入改革议程。首先要改革现有的资源税，将更多亟待保护的自然资源等纳入征税范围，同时在成品油从价征税的基础上，逐步对其它税目也采取从价征税方式；其次将现有的排污费改征环境税，增加税目，对传统能源的开发、利用给环境造成的影响以税收方式进行补偿，同时制定对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更为优惠的税收政策；最后，尽快研究对一些产业的碳排放征税，条件成熟时将其纳入环境税的征税范围。

（4）改革房地产税制，旨在优化税制结构。

改革现有的房地产税制，开征保有环节的物业税，既可以提高财产税乃至直接税的比重，并增强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的职能，达到优化税制结构的目标，又可建立稳定、可靠的地方税体系，也可以解决很多在当前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目前，物业税已经在几个大城市“空转”了多年，开征基础也已有所准备，条件趋于成熟。具体实施上，可以先将“空转”的城市变成试点，先对商业住宅和新购入的普通住宅开征，再逐步扩大到全国、全部物业。

3结论

结构性减税政策反映了不同税种、在不同时期的增加或者减少，但是，大口径宏观整体税负下降，并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这一税负水平应与经济发展和同等条件下其他国家的税收负担水平相一致，确保增强经济活力与税收竞争力，加强规范政府分配行为。通过这种措施，积极改革和完善相关的税收制度，创建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进一步增进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巩固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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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培勇.税收激增源于征管水平提高[N].上海证券报，200610161.

[3]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课题组1关于当前实施结构性减税的若干政策建议[J].涉外税务，2009（4）1.

[4]财政部税政司12010年19月税收收入情况分析[EB/OL].http：//szs1mof1gov1cn/zhengwuxinxi/gongzuodongtai/201010/t20101028_3449501html1.

[5]贾康，程瑜.论“十二五”时期的税制改革兼谈对结构性减税和结构性增税的认识[J].税务研究，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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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吴坚忠，杨晓林.减税、降息、就业专家评说今年三大经济热点[N].经济日报，20000225.

篇6

关键词：低碳城市 低碳经济 逻辑程式 核心功能 政策取向

问题的提出

城市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最频繁的区域，是引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载体。伴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基本特征和重要趋势。在势不可挡的城市化进程和经济迅猛发展的共同作用下，促使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资源、环境、人口等各种压力和考验，特别是日益增长的城市能源消耗和超量的温室气体排放，使城市的能源安全利用日趋紧张并引起气候异常变化，导致城市生态面临的负荷日益增加，阻碍了城市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和谐发展。因此，各国政府和学者针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变化，着手进行认真总结和评估城市经济发展的现有模式，认为在城市化、工业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外延增长式的城市发展模式是与维护城市生态平衡背道而驰的，必须进行城市发展模式的变革来有效应对因碳基能源大量消耗而产生的CO2排放量急速增加、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为此，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和价值理念，“低碳城市”概念及发展路径选择开始成为促使城市碳排放外部性内在化的有效手段。

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对低碳城市的研究和实践来源于低碳经济。自2003 年英国提出“低碳经济”后，很多国家和城市开始将低碳概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中，为缓解城市“高碳锁定”现象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召开和相关协议颁布，进一步推动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城市的决策者、管理者积极践行低碳城市发展模式。低碳城市是在低碳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是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凭借技术革新和多元化激励机制，以碳捕获、碳蓄积、碳封存等手段降低生态系统中的碳通量，让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对城市生态系统中碳循环的影响最小化，尽最大限度地实现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的双控目标，从而达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因此，低碳城市成为城市政府为协调城市化、工业化与低碳化、生态化之间关系的战略选择，是加快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应对气候变化、推进城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手段。

低碳城市建设的逻辑程式梳理

低碳城市建设需要遵循逻辑思维的基本运行程序即逻辑程式，也就是说低碳城市建设运行各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关系需要有一个顺畅的逻辑衔接。一个逻辑关系清晰以及简洁、优化的端到端的运行管理工作流程是保障和实现低碳城市建设目标的必要条件。为提高低碳城市建设工作的效率和效益，既要弄清和理顺、规范运行流程全生命周期各阶段之间的关系（见图1），又要明确各阶段所承载的基本使命和功能。

（一）低碳城市建设内在需求和目标确立

伴随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和工业高速发展，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对各种碳基能源的消耗量不断增加，致使大量的工业废弃物排放入环境中，超过城市生态系统的吸收和自我净化能力，使城市生态系统失去平衡，特别是CO2等含碳物质的排放，引发了一系列生态危机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高碳已成为全球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如何有效降低碳排放，从而避免生态灾害、维护生态安全已成为现代城市共同的内在需求。这种对良好生态环境的内在需求既是城市人民的一项重要福利和权利，也是低碳城市建设的基本依据。事实上，生态需求既包括人类对生态系统中生态产品的需求，又包括体验和享受生态产品而产生的愉悦等精神性生态满足的需求（蔡聪裕等，2011）。为此，在低碳城市建设时首先需要结合政府的工作规划以及参照国际低碳城市建设经验，将这种良好生态需求量化为城市低碳发展的具体目标值。低碳城市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其目标值涉及经济、社会、能源、技术、环境等诸多方面，这些目标值的实现将有利于缓解生态需求和生态供给之间不平衡状态，进而不断提升城市生态产品的质量和服务能力。

（二）低碳城市建设规划制定

低碳城市规划是将低碳城市建设的需求、目标转化为具体形式的重要环节。低碳城市规划就是在城市规划建设中，以低碳经济、生态经济、城市规划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为指导，将低碳理念作为核心要素贯穿于城市建设发展的全过程，以最大限度维持城市发展的碳氧平衡为基点绘制出发展低碳城市的蓝图，并通过设置多元有效的科学途径和多维度的保障支撑体系，引导城市建设实现低碳排放、高碳吸收两大目标。低碳城市建设规划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和针对性。低碳城市建设规划是一项牵涉面广、线长、点多并需要多部门密切协作的复合型系统工程。

因此，低碳城市建设规划首先需要以系统观来考察规划要素，按照城市低碳排放指标制定总体的节能减排任务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从城市空间布局、土地利用、产业发展、能源利用、交通组织、城市建筑与各种基础设施、自然生态格局等方面入手（黄平利等，2011），科学引导激励和发挥政府、社会、企业、个人等行为主体在协同治理中的功能，以规划城市的现有条件为基础制定个性化的寻求城市低碳发展的策略；其次需要构建一个长效的监督保障机制，要通过低碳环境监测机制、低碳发展的市场机制、舆论引导机制等，为推动低碳城市建设规划得到有效执行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三）低碳城市建设运行执行与监控

建立起科学有序的低碳城市建设运行管理与监控机制是实现低碳城市建设规划的基准点。首先，需要构建一套规范的体系、组织、文化或技术操作方法来推进低碳城市建设规划的决策、措施得到有效执行。持久的执行力离不开规范、合理的制度来保障。坚持制度化管理、标准化作业，不断增强将规划目标转化于现实的能力是低碳城市建设战略规划目标得以实现的基石。当然，低碳城市建设运行执行力是各方力量协同配合的综合体现，其整体执行效果的发挥会受管理体制、执行主体、观念、激励机制等很多内外环境因子的影响。因此，规范、控制、整合这些影响因素，从而在低碳城市建设运行中理顺关系、明确责任体系、形成相互支持、协调顺畅的工作氛围，为确保有效执行规划措施提供坚实支撑。其次，在低碳城市建设运行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对运行执行过程各环节的监控，从而确保低碳城市建设进度和质量。在监控中，要善于收集低碳城市建设运行执行中的关键信息，对各个要素的运行、配合、连接效能进行调查、分析、建议和评价，将实际绩效与事先确定的绩效标准进行比较，确定差距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弥补。由于环境变化、认识偏差、能力有限性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低碳城市建设运行执行中出现偏差在所难免。但是，可通过早发现、早控制，并坚持质量第一原则，使整体低碳城市建设过程处于受控状态。

（四）低碳城市建设效果评估与反馈

效果评估与反馈是低碳城市建设系统中的一个关键步骤。通过对低碳城市规划执行的持续绩效进行全面评估和反馈，有助于及时监测和全面掌握低碳城市建设绩效管理水平和进展效果，这对于选择正确的低碳城市多元化协同发展战略、探索有效的维持城市生态平衡的方法意义重大。低碳城市建设效果评估是一项难度较大的系统工程。国内外许多城市对于其评估的模式和方法都在积极探索实践之中。欧洲环境局（EEA）于1999年开发了DPSIR模型。该模型对评估城市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连玉明（2012）提出从经济发展、资源承载、社会进步、生活质量、环境保护等五大方面构建一套中国低碳城市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实证分析。低碳城市建设评估必须立足于从减碳和固碳两个角度作为评价的重要基点，特别是在指标选择上既要注重碳排放和碳产生的指标以及对碳排放和碳产生起重要影响的因素指标，还要注重对有利于固碳、捕碳、减碳的指标及其关键的因子选择。另外，反馈也是贯穿于低碳城市建设的全过程。没有反馈，将会消弱实现低碳城市建设目标的效果。反馈是推动低碳城市建设成效持续改进的内在动力，在具体运用时需要采取恰当的方式、方法与技巧。

低碳城市建设的核心功能透视

（一）低碳城市建设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载体

党的十报告中再次明确提出“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途径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是与工业文明时代不注重保护环境以及对大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背道而驰的。生态文明的核心内容强调建立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生态文明是一种绿色文明。低碳城市建设所坚持的“尊重、顺应、保护”生态的理念与生态文明的价值目标一脉相承。低碳化发展符合并顺应了生态文明的发展范式，是生态文明的基本诉求之一。低碳城市建设的基础架构是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大限度地节约能源资源、降低碳排放，转变生产生活发展方式，将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最小化，从而推动城市生态质量不断改善，这充分反映了生态文明价值建构的理论诉求和实践向度。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通过低碳城市建设来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目标。低碳城市建设成为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手段。低碳城市建设成果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非常重要功能，并且是将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向纵深推进的有力武器。

（二）低碳城市建设是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规模急剧扩张，导致城市生态环境的负荷日益加重，城市社会的发展也越来越受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硬性约束，城市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受限且缺乏后劲。在这一背景下如何不断增强城市生态环境效益和容量成为一个重要的亟待解决的命题。此时，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重要特征的低碳城市建设成为推动城市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在低碳城市建设过程中，以经济发展方式向低碳的战略性转移为契机，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引领实现“碳解锁”，逐步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和减少碳排放，日益摆脱对碳基能源形成的路径依赖，为保护和优化城市生态环境提供坚强的保障。资源环境持续承载能力的保障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因此，以城市生态化理念为指导、以节约资源能源、保护城市生态环境为目标的低碳城市建设成为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低碳城市建设与我国倡导的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共同的精神实质，是增强城市持续竞争能力的方法和手段。低碳城市建设是寻求、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因素。

（三）低碳城市建设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

和谐社会是指“社会系统的各个要素内部、要素之间以及整个社会系统与环境之间都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有序状态”（王继明，2010）。和谐社会的构成要素是多维度的，其中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是其重要标志之一。因为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础条件。和谐社会构建离不开良好自然生态环境的支撑。生态安全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事实上，人类对于生态环境的利用确实已远远超过了其可再生的能力，并产生了一系列环境污染侵害事件的发生，严重扰乱和破坏了自然生态支持系统的正常循环，出现了人与自然之间不协调、不和谐的现象，进而对构建和谐社会形成阻力和制约因素。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温室效应彰显了人与自然的“失和”现象，破坏了自然生态发展的基本规律。低碳城市建设正是切合了构建和谐社会所提出的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调适与动态平衡的本质要求。低碳城市建设的理念和方法成为顺应推动和谐社会发展的理性选择。低碳城市建设坚持走集约式、绿色、低代价的经济发展道路，坚持对生态治理的全过程控制。低碳城市建设成为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美好目标的有力杠杆。

（四）低碳城市建设是我国城市发展模式的革命性变革

传统的城市发展是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为重要特征的运行体系，这种外延增长式的城市发展模式致使城市的“高消耗、低效率和高排放”现象异常严重，造成“城市病”问题日益凸显。在城市发展模式上需要重新定位来进一步增强城市发展的可持续能力、寻求城市发展的新空间。此时，低碳城市建设理念和运行机制为有效应对城市发展中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等不利因素以及增强城市的抗灾害性提供了新机遇。因此，面对经济发展与资源有限性的矛盾以及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居世界后列等现实问题，低碳城市建设模式应成为我国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型方向，也是在我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大背景下实现城市价值最大化的有效模式。城市发展模式向低碳化建设转型不仅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实现资源能源利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而且在城市发展理念、生产发展、消费方式、生态治理、管理制度等方面均实现了全方位的变革。低碳城市建设从概念到行动与传统城市发展的“高碳”模式有实质性区别。低碳城市建设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是在城市发展模式选择上的新的里程碑。

低碳城市建设的政策取向

政府在低碳城市建设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政府通过发挥公共政策的杠杆效应来引导、支持、规范低碳城市建设工作。公共政策作为一个管理工具必须整合和吸收符合低碳城市建设基本规律的价值思想理念作为其价值取向基础。低碳城市建设的政策价值取向就是指为实现低碳城市建设的近期和远期目标，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所遵循的基本价值判断、价值确认和利益选择。政策价值取向是低碳城市建设的核心和灵魂，将会对低碳城市建设的行为和结果产生方向性的影响。

（一）政策选择与公共利益取向

从标准的经济理论来看，政府应在供给公共产品的过程中担当关键角色，这就需要政府充分利用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导向为公共产品的提供保驾护航。众所周知，低碳城市建设成果就是一种公共产品。因此，在低碳城市建设过程中就需要政府在公共政策选择上坚持公共利益取向，将维护社会根本利益和公民共同的生态利益作为公共政策选择的出发点和归宿，注重在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内容选择上和低碳城市建设需求之间实现长期平衡，避免出现因追求经济收益而忽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不利倾向。在低碳城市建设过程中，评价政府的公共政策选择是否有效坚持了公共利益取向的基本标准是：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否有利于维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状况、保持生态平衡、保障生态安全的需要；从长期利益和生态角度看，是否在公共政策价值上充分体现了城市公众对日益良好的生态公共产品的基本诉求；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的出发点是否是为了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而非政府私利等。

（二）政策选择与市场化取向

虽然低碳城市建设成果具有很强的公共属性，但是政府的过度干预会导致低碳城市建设的整体效率下降。低碳城市建设要取得效率和效益，必须有赖于政府选择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支持政策，发挥市场化机制在低碳城市建设中调节作用。市场化取向是低碳城市建设的内在要求。政府必须通过不断进行公共政策内容和功能的创新，选择有利于低碳城市建设的市场化政策机制来放大市场的正效应，以有效的市场化机制构建来引导和规范社会、企业、公众等的行为，为低碳城市建设的市场化运行创造公正、开放、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第一，加紧研究开征针对碳基能源的使用税及环境税，充分运用税收的杠杆效应来引导能源利用的供需关系及为此支付相应的环境成本；第二，通过提供贴息贷款、低息贷款、财政担保等多种经济手段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参与到低碳城市建设中来；第三，通过立法、金融、税收政策来引导各类市场主体节能降耗的积极性，让“有形的手”遏制城市环境污染继续恶化的趋势；第四，对积极购买使用节能减排产品和设备的企业、个人等各类消费者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政策等。

（三）政策选择与公平价值取向

公平的政策选择既是利益整合的关键，又是获取政策客体的信任、支持、配合的根本保证。低碳城市建设会涉及到各类资源、利益在各种社会群体和个人之间的重新配置、平衡、可持续性分配。低碳城市建设市场需要公平的竞争规则、机制和环境。因此，必须将公平价值理念融入到低碳城市建设的政策中，通过实施公平的低碳发展政策来调节各方关系，从而为达到低碳城市建设所要实现的终极目标提供公平的制度安排。把公平理念作为制定低碳城市建设政策的核心价值向度和基本准则，至少体现了三个方面的基本涵义：第一，在城市区域内生活的所有公民都拥有平等享受良好城市生态环境的权利；第二，城市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与承担保护的职责是一一对应的，即对城市环境形成的不利影响和承担的义务必须对等；第三，低碳城市建设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实现城市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在政策选择中必须既注重代内公平，又要使代际公平不受损害。

（四）政策选择与公共治理取向

面对日益严重的城市生态危机，传统政府大包大揽的“强制-命令”型城市生态治理模式已无能为力。为了实现低碳城市建设的良好效果，必须将治理理念融入其中，以拓展治理主体的形式实现城市生态治理创新。公共治理是以“多元、合作、民主、自治”为基本要义，既突出政府的“元治理”主导地位，又充分发挥企业、社会、居民等多元主体在生态治理中的功能。低碳城市建设的公共治理模式离不开恰当的政策保障，即通过有效政策体系的建立来确保公共治理的合法、和谐，从政策层面来为公共治理模式在低碳城市建设中功能的发挥提供支撑。因此，政府有效的政策选择必须在公共治理框架下来引导、调控各种可能在低碳城市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多元主体的行为；有效的政策选择应着眼于公共治理的战略取向来构建各类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表达机制以及做到要善于调动各类治理主体在低碳城市建设中的资源配置能力。由此看来，不同的政策供给模式将会对不同主体在低碳城市建设中的协同治理效应产生影响（Unruh G.C.，2000）。以公共治理方式来应对当前城市面临的高碳排放引起的生态问题，体现了在低碳城市建设中必须将增强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协同效果作为政策选择的重要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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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①无锡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无锡 214153；②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无锡 214153；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 210044）

（① Wuxi Research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Wuxi 214153，China；

②Wuxi City Colleg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Wuxi 214153，China；

③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Nanjing 210044，China）

摘要： 本文介绍了垃圾管理过程中的温室气体产生机制和碳排放评价模型，总结了城市生活垃圾的低碳管理策略，为优化管理体制、提高管理效率、推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依据。

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generating mechanism, evaluation models of carbon emission and low carbon management strategy of MSW, which proposes tools for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SW treatment industry.

关键词 ： 城市生活垃圾；低碳；管理策略

Key words: municipal solid waste；low carbon；management strategy

中图分类号：X7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34-0010-03

基金项目：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项目（1301067C）；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201313748007Y）；无锡城市学院（无锡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重点课题（WXCY-2012-GZ-003）。

作者简介：华佳（1970-），男，江苏徐州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处置与资源化。

0 引言

城市生活垃圾是指在城市日常生活或为城市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发达国家城市生活垃圾产量约为3吨/人·年，年增长率为3.2%～3.7%，据《2012年环境统计年报》，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年产量为1.97亿吨[1]，年增长率为7%～9%[2]，估计2020年全国城市垃圾年产量将达到2.6-2.9亿吨[3]。

生活垃圾在储存、运输和处理过程中都会产生温室气体，主要包括CO2、CH4和N2O。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估算，来自垃圾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5%。全世界每年排放的CH4量大约为5亿吨，其中来自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的就有2200～6000万吨，CH4对温室气体总量的贡献率已由2000年的3.75%增加到2010年的4.83%[4]。在江浙沪地区，生活垃圾填埋产生的CH4量占到该区域CH4排放量的19%，仅次于农业活动产生的CH4排放量[5]。鉴于此，IPCC的《气候变化2007综合报告》指出，垃圾处理过程中产生的CO2、CH4等已成为人为温室气体的重要来源，并明确将它作为一个独立对象来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我国政府对源自生活垃圾处理的温室气体排放高度重视，并在2007年编制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将加强城市垃圾管理作为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重点领域之一。

1 城市生活垃圾碳排放机制

生活垃圾（如厨余垃圾等）含有很多有机物，它们在堆放过程中会因发酵腐败产生温室气体。其中，CO2主要来自有机物的转化，CH4主要来自厌氧发酵过程，N2O来自脱氮的硝化反硝化过程。因此，垃圾在未进入收集系统之前就已经开始碳排放。另外，在垃圾的运输过程中，除了垃圾本身产生温室气体外，车辆也会因为消耗化石燃料而排放温室气体。在垃圾的处理方法中，卫生填埋应用较广，但如上所述，该法的碳排放量非常大，并且填埋场还会产生垃圾渗沥液，其处理过程会继续产生温室气体；此外，填埋场渗滤液处理过程中还会由于电力、燃料的消耗而间接产生温室气体。堆肥处理生活垃圾的碳排放主要包括堆肥前的好氧发酵产生的温室气体以及堆肥过程中垃圾有机物降解产生温室气体排放。焚烧处理生活垃圾的碳排放主要体现在垃圾燃烧时自身产生的温室气体、用于助燃的化石燃料燃烧所排放的温室气体以及焚烧厂渗滤液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

2 城市生活垃圾碳排放评价方法

国内外学者对垃圾碳排放评价方法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由于处理工艺、管理模式和核算模型不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碳排放量差别较大。目前，研究温室气体排放的方法主要有：IPCC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6]、温室气体排放企业核算与报告准则[7]、全生命周期评价（LCA）方法[8,9]、CDM法和上游-操作-下游（UOD）表格法等[10，11]。其中，在核算垃圾处理的碳排放时以LCA模型的应用居多。LCA模型能够全面考虑垃圾处理全过程中的碳排放，可用于计算一个项目、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尺度的碳排放，机制更为合理。但由于诸多清单数据难以获得，目前还不能将LCA确定为权威的核算方法。IPCC指南（2006）总结了各地的温室气体排放计算方法，在第五卷中提供了废弃物处理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计算方法。该法主要针对国家碳排放进行核算，提供了大量缺省值，可供世界各国用来估算碳排放清单，但目前该方法还很少用于不同垃圾处理方式碳排放的比较研究，且对新技术还缺乏相应的缺省值。Gentil等针对现有核算方法的不足，提出了UOD表格法，用于比较不同数据来源的结构性差异[10]；Boldrin等应用UOD方法研究了发达国家焚烧、填埋、堆肥及厌氧消化等固体废弃物处理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规律[12]，但目前相关案例研究的报道较少，且核算过程较为复杂。相对而言，在具有基本技术数据的前提下，不同的核算方法能够互相印证，因此，用更为科学的算法改进目前较为权威的碳排放核算方法更有实际意义。2009年，欧洲研究人员提出一种适用于城市尺度的、实现固体废弃物减量和循环再利用的“零固废”管理系统，它以CO2ZW为评价工具，来监测固废处理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并编制清单。CO2ZW工具可用于评价固废相关的管理计划、项目实施和政策决策，监测固废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并帮助管理部门提高管理能力[13，14]，尽管它比较适合城市尺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但如果提供足够的数据，CO2ZW同样可以用于省区和国家尺度的碳排放评价。

3 城市生活垃圾低碳管理策略

3.1 促进垃圾的源头减量 源头减量是垃圾管理首要的也是最有效的措施。虽然我国已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等法律法规，但由于缺少配套政策和措施，减量化效果并不显著。根据国外经验，生产者责任延伸（EPR）制度能够从源头上减少垃圾产量，并建立有效的回收体系[15]。该制度要求垃圾产生者不仅要对垃圾的产生负责，还有对垃圾的回收、循环利用和最终处置承担一定的责任。日本的《容器和包装回收法令》，欧盟的《禁止在电子电气产品中使用有害物质的规定》、《废弃的电子电气产品管理指令》等法令，都是这一制度的产物。我国同样存在产品过度包装、增加垃圾产生量的现象，因此应在产品包装领域率先实行EPR制度。此外，还要严格控制煤制品的产量，提高城市燃气化水平，以有效减少垃圾中碳含量；提倡绿色生活服务方式，鼓励净菜上市销售；条件许可时，应在家庭厨房下水处安置粉碎机，将餐厨垃圾粉碎后再排放入污水管道。积极学习国外成熟的经验，做好源头减量试点工作，为以后的大面积推广积累经验。

3.2 推行垃圾分类收集工作 垃圾分类收集是指据垃圾的特点将其分成不同类别分别收集，这是提高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管理水平的重要举措，也是发展循环经济、推进垃圾低碳化管理的首要步骤。目前，垃圾分类已在欧美、韩国、日本、巴西等国家和地区普遍实施，由居民负责进行，而在我国尚处于试点阶段，主要由政府负责。因此，垃圾分类收集要从个人和家庭抓起，并且建立健全配套规章制度。对自觉进行垃圾分类的市民应给予奖励或补贴，或以高于市场价进行差价收购，或从税收上进行激励；建议将收集、转运工作发包给特许经营商，以民营资本为主要经营方式，政府部门主要进行考核监督、发放补贴，以此来提高垃圾分类的收集率和工作效率。

3.3 采用低碳处理处置技术 生活垃圾处置方式主要有堆肥、填埋、焚烧三种方式。生活垃圾的低碳处理处置需遵循“减量-减排-再利用-再循环”的路径。有效的做法有：推行环保处理技术，鼓励清洁生产、发展生态农业，倡导废品的回收和循环利用，采用垃圾处理新技术。餐余、园林及粪便等生物垃圾适合于堆肥，厌氧堆肥是最低碳的生物垃圾处理技术[16]。垃圾填埋会产生渗滤液和甲烷，2008年中国垃圾填埋场排放的甲烷体积占了垃圾处理部门排放的温室气体总和的95.5%[17]，此项技术应限制应用。热值高、含水率低的垃圾适合于焚烧，垃圾焚烧可使体积减容可达90%，焚烧产生的蒸汽可用于发电或供热。近年来，垃圾焚烧技术在中国获得快速发展，为提高垃圾焚烧的效率和积极性，政府对焚烧项目给予了经济补贴或税收优惠。在焚烧过程中可以采用先进的干馏技术，该法处理后的残留物主要是炭、渣土，是生活垃圾低碳处理的优选方案。

3.4 积极参与全球碳交易 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的减排，联合国于1992年和1997年先后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用市场机制解决CO2减排问题，即把CO2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进行交易，简称碳交易。碳交易是通过经济杠杆实现碳减排的一种有效方式，国家应加大推广力度。2009全球碳交易达82亿吨CO2，比2008年上升68%[18]，是2005年的7倍[19]。我国虽然不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强制减排对象，但我国温室气体排放增长迅速，2008年的排放量约占全球总排放量的22.2%，比1992年增长了166.5%，而同期世界平均增长仅为41.7%。面对严峻的减排形势，我国积极参与减排行动，据2014年1月资料，我国碳减排量约为5.9亿吨CO2当量/年，占全球年总减排量的61.3%[20]。

3.5 培养居民低碳生活意识 从垃圾的最初产生到最后处置都离不开群众的参与。因此，加强对低碳生活方式的宣传，培养居民的低碳生活意识，对建立垃圾低碳管理体系至关重要。可以通过各种媒体进行低碳宣传，包括报纸、电视、广播、广告、网络、短信等多种平台；还可以在社区、医院、学校、政府机关、公共场所进行宣讲或讲座，倡导大家理性消费，放弃购买过度包装的商品，对垃圾进行分类回收，提高全民的生态环境意识和垃圾低碳管理意识。

3.6 完善法律法规建设 虽然我国也制定了一些有关垃圾管理的法律法规，但还不完善。为此，我国要从生活垃圾的产生、处理、处置等环节进行综合考虑，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细节性法规，例如强制回收包装品制度、商品限量包装规定、垃圾强制分类规定等。引导垃圾处理行业进行市场化竞争，强化对垃圾处理运行的监管。另外，垃圾处理费征收制度很不健全，2009年全国只有57.2%的城市出台并实施了生活垃圾收费政策[21]，多数地区垃圾处理费收缴率不足50%。要建立生态税观念和相应制度，改革收费方式，由上门征收转变为由公共部门代为征收，提高征缴率；按照垃圾重量缴费，尝试从量收费制度，强化居民对垃圾处理费缴纳的认同。

3.7 加强管理体制改革 垃圾低碳管理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倡导政府、企业、物业、居民共同进行垃圾低碳化管理，多方参与、相互监督，以实现垃圾管理的多层次、全方位、社会化。管理中要坚持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原则，主管部门应引入市场机制，鼓励民企、私企参与到垃圾管理中来，并给予适当奖励、补贴和政策扶持，提高参与者的积极性，实现低碳生活人人有责。政府部门要通过财政税收、国家补贴以及企业融资等方式加大资金投入，来完善包括用于垃圾分类收集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垃圾的低碳管理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

4 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生活垃圾的产量逐年递增，垃圾在储存、运输和处理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其碳排放评价方法主要有IPCC清单法、企业核算与报告准则、LCA法、CDM法、UOD表格法以及CO2ZW模型等。在生活垃圾的低碳管理策略上，要做好源头控制、强化分类、培养低碳意识、完善法律法规、改革管理体制、吸引各方参与等几方面的工作，为优化管理、提高效率、推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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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海铁联运；对策；评价；C述

中图分类号：U294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the belt and road”strategy， the sea-rail intermodal transportation has entered an important period. As an advanced mode of transportation， sea-rail intermodal transportation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which involves a wide range of departments and procedures， and more and more demands are raised on sea-rail intermodal transport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status of sea-rail intermodal transportation， and summarize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countermeasure and evaluation of sea-rail intermodal transportation.

Key words： sea-rail intermodal transportation； countermeasure； evaluation； review

0 引 言

海铁联运是一种以实现货物的整体运输最优化为目标的联运组织形式，只需“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就能完成，具有快速、安全、运能大、成本低等突出优势，已成为当今国际上多式联运的重要模式，发展海铁联运，既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又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2013年以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铁路货运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大通关”建设的实施，我国海铁联运业务发展步伐已经加快。但一直以来，我国海铁联运在发展中存在铁路运能紧张、信息集成度低、协调难度大等一系列问题，急需一定的理论支持。

综合来看，国内外对海铁联运研究主要可以分为海铁联运发展的对策研究和评价研究两大块内容，其中对策研究主要包括海铁联运决策、海铁联运网络优化，以及运营组织等方面；在海铁联运评价研究方面，主要是针对海铁联运的经济效益、环保效益，以及运输组织效率等方面的研究。

1 海铁联运发展对策研究

1.1 海铁联运决策建议研究

海铁联运的决策建议研究中，主要是通过分析海铁联运的发展情况，找到存在的具体问题，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综合各类决策研究的文献可以看出，专家学者提出的对策建议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组织运营机制、信息化、政府扶持等方面。从研究范围来看，文献研究可以分为对全国的海铁联运整体运营提出对策建议和针对某个港口城市的海铁联运发展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一是从国内海铁联运发展整体上给出的决策建议。赵严等[1]指出我国己具备了有利于海铁联运发展的经济环境和运输市场条件，提出了“一港一线多城市”发展模式和“一港多区域”发展模式；汤震宇[2]在分析我国海铁联运枢纽现状的基础上，分别从宏观管理、建设模式、信息运作三个方面提出了促进海铁联运枢纽发展的措施建议；张剑秋[3]将我国海铁联运发展滞后的原因归纳为四点：（1）铁路运力紧张，（2）陆港信息不共享，（3）协调环节难度较大，（4）技术标准不统一，并对此提出了相关建议；尹一白等[4]分析了国内集装箱海铁联运目前的发展规模和发展特征，并从基础设施、政策和运营机制、信息技术以及市场机制四个方面提出了加快我国海铁联运发展的相关对策；王杨[5]通过对欧盟地区若干国家典型企业开展集装箱海铁联运业务经济组织模式的考察和分析，提出了我国加快海铁联运发展过程中如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提出了相关建议。

二是针对各城市海铁联运发展的具体情况，提出针对性的建议，该类文献提出的建议相对来说可操作性比较强，而研究的港口多集中在国内大港，如上海港、宁波舟山港、大连港等港口。吴星星[6]分析总结了国内外海铁联运发展现状和经验，以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为例，提出了以“一带一路”为契机推动海铁联运发展的建议；秦磊[7]运用SWOT分析方法对宁波集装箱海铁联运发展进行了分析，明确了海铁联运在港口竞争中的优势、劣势，以及未来发展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刘桂苹[8]对上海港集装箱海铁联运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挖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应的建议；苏德勤等[9]分析了大连港集装箱海铁联运的发展现状，并对海铁联运的发展情况进行了预测；王军[10]总结了青岛港海铁联运的发展现状，分析了青岛港在“一带一路”实施中的战略机遇，并提出要强强联合，合力开启海铁联运发展新篇章，提出了五点具体的对策建议；陶学宗[11]等从基础设施、班列开行、运量发展、扶持政策四个方面针对南昌集装箱海铁联运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南昌集装箱海铁联运发展相关对策建议。

1.2 海铁联运运营组织

海铁联运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的环节较多，运营组织也比较复杂，对海铁联运运营组织的研究范围也较广。根据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与海铁联运相配套的无水港、通道等的建设运营方面的研究。无水港是指在内陆地区建立的具有报关、报检、签发提单等港口服务功能的物流中心，有利于港口扩张内陆经济腹地和增加货源。Violet Rosa[12]认为，要发展港口多式联运，必须在内陆地区建设功能齐全的无水港，在无水港和内陆站点配合的模式下才能顺利发展集装箱海铁联运；王凤山等[13]以宁波舟山港为例，分析了发展无水港的必然性及制约因素，并提出了宁波舟山依托海F联运发展无水港的建议；徐琳等[14]介绍了福建省港口的发展现状和无水港发展规划，提出了福建省建设无水港的必要性的相关建议；徐行方等[15] 分析了上海港集装箱海铁联运通道运能现状，计算了相关通道通过能力利用率，并根据未来集装箱量预测值，计算了可能开行的集装箱班列数。

二是海铁联运集装箱的运输组织（如运作流程、港口调度、路港衔接等）方面的研究。Jansen等[16]设计了港口集装箱的运作流程，并根据所定计划对港口集装箱进行了模拟，其成果己在日常集装箱的调度计划中得到了应用和推广；叶国庆[17]对海铁联运港站间集装箱运输组织的一体化进行了研究；程家兴[18]针对海铁联运进口集装箱在港衔接过程的可靠性展开研究，总结了影响衔接可靠性的多方面因素，并借助EOQ模型理论对班列开行方案进行了经济型分析；张述能[19]在分析港站集装箱海铁联运工作组织的基础上，结合其目标，阐述了港站集装箱海铁联运工作组织的影响因素，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同时从路港直通角度出发，对港站海铁联运路港衔接作业组织进行了优化，最后总结了港站集装箱进出口业务流程及单证流转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ESIA流程优化方法和业务流程再造理论，对港站集装箱运输组织流程模式进行创新设计。

三是海铁联运涉及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机制研究。王斌斌[20]指出海铁联运涉及铁路、船公司、海关、检验检疫、船代、货代等部门和企业，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效率不高，信息不能有效运转，是海铁联运顺畅运营的瓶颈所在；丁伟[21]指出海铁联运协调管理机制构建要从决策机制、沟通机制和合作机制上着手；方琪根[22]在分析国内集装箱海铁联运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从铁路货运组织效率和海铁衔接协调两个角度出发，剖析了我国集装箱海铁联运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从铁路集装箱运输网络建设、铁路集装箱班列运输组织优化及海铁联运系统建设等三个方面，提出了我国铁水联运的发展建议；汪涛[23]指出目前我国海铁联运协调管理不够完善，机制不够健全，运输模式不适应等管理问题急需解决，提出海铁联运企业结盟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并研究了海铁联运系统的结盟构建流程，提出了基于多Agent的企业结盟运作模式。

四是海铁联运信息平台建设研究。韩佳睿[24]对比了建设海铁联运信息平台各种技术方法的优劣，并指出了适宜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海铁联运信息平台建设中的业务需求和信息需求；陈霜霜等[25]分析了国际强港战略背景下的海铁联运信息化发展现状，找出了宁波海铁联运信息化建设问题与不足，并给出了促进海铁联运信息化建设的对策建议；李大勇[26]指出，集装箱码头的信息化程度决定了海铁联运的信息化程度，针对集装箱码头面临的诸多问题，依次给出了码头运作流程中的多个信息化发展方向；史洪涛等[27]指出落后的信支撑系统是海铁联运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分析了海铁联运信息化发展存在的基础薄弱、信息数据融合度差等问题，提出了相关对策和建议；韩佳睿[24]对比分析了海铁联运信息平台建设可用的技术方案，详细分析了铁路信息化和港口信息化的特点，基于Web Service的基本原理和应用，建立了海铁联运信息平台的业务、数据交互需求体系以及架构体系。

1.3 海铁联运网络优化

优化问题是交通运输及港口集疏运系统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之一，郭文帅等[28-31]等都对交通运输中的优化问题进行了综述，海铁联运的研究也自然离不开优化问题。海铁联运优化问题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了两大方面：

一是海铁联运运输线路的优化，主要是指以海铁联运运输成本最小为目标，以线路运距、运量等为决策变量，对海铁联运的线路进行的优化。Fan等[32]采用线性规划理论，以集装箱海铁联运的船舶尺寸、挂靠航线、港口与内陆运输通道和铁路线路运距、数量、始发终到站等为决策变量，以海铁联运总成本（或运输距离、运输时间等）最小为目标函数，对美国进口集装箱海铁联运作业模式实施了优化；何静等[33]对上海洋山港集装箱的合理分担率进行了定性分析，并重新计算界定了集装箱海铁联运的经济运距；魏众等[34]针对多式联运运输网络中的运输时间问题，构建了多式联运下的基于时间变量的最短路径模型；刘涛等[35]通过运用费用计算公式对环渤海地区集装箱的四种运输方式（公路运输、铁路运输、公海联运、海铁联运）进行了运输费用的计算，得到了相应的经济性量化分析结果，为东北和山东地区的集装箱运输方式的选择提供了依据；宓为建等[36]考虑了火车计划中的配载约束及火车容量限制，在火车满载前提下以总运输距离最短为目标，对海铁联运火车作业陪在问题进行了优化分析。

二是海铁联运运作方面的优化，如海铁联运集装箱堆场操作的优化、海铁联运换装作业的优化、海铁联运班列开行方案的优化等。Bostel等[37]认为货物在堆场只需进行有目的的移动，要减少不必要的移动，否则就是浪费资源、增加成本、降低效率，并为此构建了海铁联运堆场的作业优化模型，并给出了模型的优化算法；孙国卿[38]针对海铁联运的换装效率和运输成本与其他联运方式进行比较分析，综合阐述了海铁联运的应用范围和优势所在，并在一定假设的条件下，提出了提高海铁联运换装环节效率的解决方案；张琦[39]研究了内陆中转型铁路枢纽集装箱运输系统海铁联合运输组织的特点和优化问题，从确定铁路物流中心吸引范围及港口去向、确定集装箱海铁联运列车组织形式及开行方案，以及确定集装箱海铁联运列车衔接时间等三个递进层次，以系统最优的原则建立了相关数学模型，并设计了求解算法；王斌斌[20]采用Petri网进行建模，以流程优化、缩短流程时间为主线，对海铁联运的业务流程进行仿真，从流程本身和保税港区政策等角度提出了海铁联运流程优化的思路和方案。

2 海铁联运评价研究

目前对海铁联运发展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较少，其中最典型的为汪辉[40]对南京港海铁联运发展评价指标的建立。汪辉结合国外港口海铁联运发展的经验，设计了南京港海铁联运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包含运量适应性、联运衔接度、服务水平和机制协调性4个二级指标以及平均每周发车次数、铁路运力保障率、换装方便性、铁路运输市场化程度等17个三级指标，并基于证据理论构建了评价模型，采用专家调查法得到了指标的相关数据，得到了南京港海铁联运发展评价结果，最后给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相比其他研究，该研究较全面地评价了海铁联运的发展水平，但其指标数据仅依靠专家打分法获取，主观性较大。在海铁联运的其他评价研究中，基本上是通过比较分析或者建立指标体系的方法对海铁联运的经济效益、环保效益、运输组织等进行研究。

2.1 经济效益评价

在经济效益研究层面上，主要集中在与其他运输方式对比的基础上，通过运输费用计算分析的视角，从而落实到经济运距的问题，以确定集装箱海铁联运的经济效益优势。Pattic Nierat[41]以运输成本最小为目标，通过计算比较公路运输与铁路运输的运输成本，得出其各自的市场适用范围，并对其影响因素做了进一步说明；Yevdokimov[42]在探讨了多式联运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基础之上，还分析了其在改善环境、减轻道路拥挤等间接经济效益；Milan Janic[43]提出了欧盟地区集装箱多式联运全成本的计算模型，并运用此模型对多式联运在货物运输中的竞争力进行了研究；刘美伦[44]构建了适合中铁集装箱海铁联运的效益评价体系模型，并通过该模型解决了物联网技术带来的优势与利益，并构建了基于物联网的中铁集装箱海铁联运效益评价体系；吕红霞[45]首先运用德菲尔法确定了港口站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其次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提出了港口站运营管理绩效模糊综合评价模型，最后结合连云港港口站调研结果，对连云港港口站进行了综合评价。

2.2 环保效益评价

在环保效益研究层面上，主要通过计算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量，来指出集装箱海铁联运的环保效益优势。Hamed Mahmudi等[46]对比了公路与铁路运输过程中的综合能源消耗，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海铁联运的合理运距；黄菲茜等[47]分别计算了公路与铁路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说明了海铁联运的低碳经济效益；孙人杰[48]结合公路运输与铁路运输碳排放的对比，得出了港口集装箱海铁联运碳减排直接经济效益的计算公式，并指出了其巨大的社会效益；范燕[49]通过对比宁波港海公联运、海铁联运、水水联运之间的能源消耗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得出了海铁联运的环保效益。

2.3 运营组织评价

如前所述，海铁联运运营组织的研究范围广泛，对其的评价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对海铁联运的生产管理方面。陈冰洋[50]采用理论分析与算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海铁联运港站生产管理问题进行了评价研究，其从港站生产安全管理、港站生产组织管理、协同生产管理、港站生产人员管理和港站生产服务管理五个方面构建了22个反映海铁联运港站生产管理情况的指标对海铁联运港站生产管理进行评价，并以连云港为例验证了模型的合理性。

二是对海铁联运运输网络的评价。刘勇[51]以海铁联运网络中的运输线路和作业节点为载体，以海铁联运铁路集装箱班列运输方案为研究对象，针对海铁衔接与换装作业时的能力协调问题，在时空资源配置视角下，对集装箱海铁联运能力协调的内涵及机理进行了研究，并从疏运组织综合效益角度建立了模型评价指标体系，对疏运组织优化结果进行评价；王芙蓉等[52]以运输成本、端点可变成本、运输时间、船货在港停留时间、办理的便捷性、线路通畅程度、货物损失程度七个因素为评价指标，建立了煤炭运输路径优化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内蒙古东胜―江苏南京的煤炭运输路径三种方案的优劣；吴仙丹[53]从定量和定性的角度建立了海铁联运网络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将层次分析法、信息熵值法和灰色关联度法融合得到了各风险指标的权重值，并通过所构建的指标体系、模型及评价方法对山西煤炭海铁联运网络进行了风险评价。

三是对海铁联运企业及企业间的作业流程、合作模式等的评价。汪涛[23]研究了基于多Agent的海F联运结盟企业优选流程，提出了包括29个指标的优选评价指标体系和基于组合方法的优选模型，同时，还总结了结盟企业间的利润分配模式，建立了投入和风险因素指标体系；边可等[54]针对现有海铁联运作业流程存在的主要问题，利用物联网技术优化了海铁联运作业流程，并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与有无对比法相结合的方法，评价了应用物联网技术前后海铁联运的作业流程。

3 总 结

海铁联运作为一种先进的运输方式，可以促进物流行业降本增效，同时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是实现货物运输无缝衔接的重要手段，对港口企业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集装箱海铁联运的快速发展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但在实际运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总结和评价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但由于海铁联运涉及面比较广、环节比较多，同时相关数据的获取难度较大，导致目前对海铁联运相关的评价研究，尤其进行总体评价的研究较少。随着海铁联运发展越来越成熟，企业对其生产管理、运输组织以及总体运营效率等的要求将越来越高，这些方面的决策和评价方法也将成为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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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我国经济正处于向绿色低碳经济的转型期，巨大的绿色投资需要绿色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绿色债券具有清洁、绿色、期限长、成本低等显著特点，可以为绿色低碳经济转型提供巨额资金支持，促进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并为整体金融体系改革提供契机。在借鉴国际债券市场创新的基础上，我国应完善绿色标准的定义并建立审核机制，积极探索绿色债券发行的激励措施，建立信用评级、增级制度，强化绿色债券的信息披露，做好绿色债券的公共示范发行和试点发行。

【关键词】

绿色债券；绿色低碳；国际创新；中国路径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环境变化的敏感程度不断提高，我国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性。最新的“十三五”规划中一方面明确提出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并实施最严格的环保制度，同时也指出要构建发展新体制，加快形成包含金融体制改革在内的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等。我国绿色低碳产业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广阔前景。绿色债券是绿色金融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可以为绿色低碳经济转型提供巨大资金支持。2014年，国际上13家主流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在与国际金融公司、世界银行以及其他绿色债券发行者和投资者磋商的基础上，了《绿色债券原则》（GreenBondPrinciples），对绿色债券认定、信息披露、管理和报告流程给予了界定。该原则指出，绿色低碳经济所需的投资规模，需要来自债券市场和机构投资者的共同行动。2015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绿色金融债券的公告》、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绿色债券项目支持目录（2015年版）》，标志着我国绿色债券市场正式启动，也将为金融机构扩大绿色信贷投放提供重要的资金来源。

一、绿色债券及其类型

由于各国在经济发展程度和对气候、环境变化等问题上认识的差异，国际上并没有一个被广泛采纳的“绿色债券”的定义。发达国家在绿色债券的定义上更关注气候变化，将未来的气候变化和相应的技术调整作为金融机构的主要风险因素。而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只要能够节约化石能源的使用量、降低单位能耗，其投资都具有“绿色”属性（例如高铁债券在我国被认为属于绿色债券，但发达国家并不认同）。尽管有定义上的差别，但“债券”和“绿色”是绿色债券必须具备的两大基本特征：一方面绿色债券应具有普通债券的基本特征，如发行成本相对较低，利息税前列支，具有抵税作用，债券本身具有良好的二级市场，符合流动性和灵活性的投资需求等；另一方面，绿色债券是收益转款专用于绿色项目的债券，募集到的资金，必须投向可再生能源、改善环境状况、能源循环利用等绿色项目以及有关水利、建筑、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的气候变化相关项目。因此，“绿色债券”作为国际社会为应对气候环境变化开发的一种新型金融工具，可以简单定义为为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或气候减缓和适应项目而开展融资的债券，具有清洁、绿色、期限长、成本低等显著特点。但关于“绿色”属性的界定和绿色债券的具体定义仍需要有关权威机构的进一步明确。和普通债券一样，绿色债券的发行人可以是政府、银行或者企业；债券购买人（投资者）可以是各类投资机构或个人。根据发行人的不同，可以把实践中发行的绿色债券归类为不同的资产类别，表1描述了实践中一些典型的绿色债券类型及其特征。

二、绿色债券的国际创新机制和实践

鉴于世界各国越来越认识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性，以及这其中金融机制的重要杠杆作用，绿色债券得以迅速发展。标记为绿色的债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专门追踪绿色债券市场动向的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limateBondsInitiative）的《债券与气候变化：市场现状报告2015》称，自2007年第一支绿色债券发行以来，截至2015年9月底，全球总共发行了497只绿色债券。且发行量逐年递增，在2013年之后出现爆发式增长，2014年绿色债券发行总额达365.9亿美元，是2013年的三倍之多，2015年截至9月发行总额256.3亿美元。这种快速的发展得益于各国政府在绿色债券公开示范发行和政策支持发行等方面的创新机制。

（一）为绿色市政债券提供双重追索权一般专项债券由发行实体担保，绿色抵押债券由相关的绿色资产决定，为弥补专项债券和绿色资产抵押债券的差距，政府实体可以发行双重追索权债券。双重追索权的绿色一般责任债券首先会赋予投资者对发行机构的追索权，当发行机构出现违约预期的时候，投资者对相关绿色资产池也同样具有追索权。通过让投资者深入了解相关绿色资产的绩效，双重追索债券提高了信息披露水平，投资者也就无需承担将投资回报直接建立在这些资产绩效上的风险。同时，如果一份绿色资产能够符合成为双重追索权债券的标的资产，就将成为从公共抵押贷款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转型的一个选择。随着投资者对绿色资产的绩效更加熟悉，就将逐渐不再需要对发行机构的追索权，市场就可以发展为绿色资产担保债券。这种资产抵押债券可以使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摆脱债务，因此具有沉重债务负担的地方政府会大力支持绿色资产抵押债券的发行。德国慕尼黑MunchnerHypo银行发行的“社会”抵押债券就是双重追索权绿色债券的典型案例。

（二）绿色暂持融通和信用增级设计要开发主流绿色债券市场，需要债券发行达到一定的交易规模。而在绿色投资中，许多可再生能源和能效投资的规模都相对较小，同时单个银行又往往缺乏对某种特定类型的绿色投资足够的贷款量，从而使绿色投资无法达到债券市场所需的绿色债券规模发行的水平。因此需要跨银行合作集合资产形成暂持融通方案，直至贷款量充足。建立这样的暂持融通机制，还需要通过设定一定的贷款条件，甄别进入暂持融通的资产质量并衡量其汇总规模，进而推动跨银行绿色贷款协议的标准化。除了能够汇总贷款并推进贷款协议标准化，暂持融通机制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有选择性地提供信用增级，使评级不够高的绿色债券能够吸引机构投资者，从而适应市场的风险状况。例如来自开发机构的低级和夹层债务具有不同的信用评级水平，通过参与暂持融通的银行机构进行汇总并进行信用增级，促成投资者在恰当的投资级别上发行绿色债券以吸引私人资本。

（三）绿色投资税收减免机制为了促进绿色债券的发行，政府可以建立绿色债券投资利息收入税收减免优惠机制。例如在美国，政府通过税收减免债券、直接补贴债券和免税债券三种类型的绿色债券税收优惠来支持绿色债券的发行。美国联邦政府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债券（CREBs）和合格节能债券（QECBs）是税收减免债券，这两种应税债券以清洁能源和节能为目的，其债券息票的70%由联邦政府对债券持有人的税收减免和补贴提供，即投资者获得的是税收减免而不是利息收入，发行人不必支付与之相对应的债券利息。发行人除此之外的30%净利息支付，则通过政府的现金返还获得，因此这两种债券也是直接补贴债券。免税债券意味着投资者不需要支付所持有的绿色债券的利息收入税，从而降低发行人的发行利率。（四）基于绿色绩效的贷款差别价格绿色债券市场中有相当一部分债券来源于基于绿色贷款资产池发行的绿色资产支持证券，因此，绿色信贷的发展对于绿色债券至关重要，绿色信贷的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绿色债券的发行成本。对于绿色优惠贷款的确定可以通过不同的政策来实现。通过不同公司获得的环保信用评级，区别“绿色”、“蓝色”、“黄色”和“红色”的企业信贷限制，为“绿色”贷款提供差别价格机制。政策制定者可以直接通过贷款人项目的环境效益制定一套银行的差别定价体系，也可以为绿色贷款产品提供有差别的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来实现这一机制。各国政府在探索绿色债券的实践中，创新了绿色债券的发行机制，并形成了一些有效的政策框架和公共金融工具。

三、我国发展绿色债券市场的必要性

（一）绿色债券可为经济转型提供巨额资金2015年的“十三五”规划明确我国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具体要求包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水平上升，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大幅提高，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主体功能区布局和生态安全屏障基本形成等。这些都需要巨量的建设资金投入，而债券市场和机构投资者的作用至关重要。债券市场是资本渠道再融资的核心组成部分，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步成熟，债券市场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绿色债券的绿色属性取决于债券发行的基础项目或资产，而不是发行实体的绿色资质，中央或地方政府、开发银行、商业银行或工商企业等都有资格发行绿色债券。只要绿色项目融资的基础和需求到位，就有源源不断的再投资可被用于绿色和气候资产，并被设计成收益可预测的债务工具。同时，低碳技术、商业模式和公司金融的不断发展将进一步降低绿色债券的风险，并且更加适合机构投资者的风险-收益投资组合。这些都将长期吸引机构投资者增加对绿色债券的需求，从而为我国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型提供资金支持，弥补绿色投资缺口。

（二）绿色债券为金融体系改革提供契机我国金融体系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高度依赖银行贷款和较高水平的短期高成本债务。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需要绿色债券市场的发展和繁荣，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市场体系，促进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由于金融市场尚不完善，我国可用的金融工具也相对有限。相对全球债券市场规模占GDP的平均水平138%，我国债券市场仅占GDP的47%。从银行贷款向债券转型为更大的透明度和流动性提供了机会，并释放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空间，使其回收资本投入新的项目，加速资本周转。另一方面，我国上市公司的短期债务比例为居高不下，1年或1年以下到期债务的比例为78%，而美国公司此项比例仅为28%。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稳定性的一个危险因素。绿色债券的投资者往往都是债务的长期持有者，更青睐较长期的稳定回报债券，而绿色债券恰恰提供了从短期债务资本向长期债务资本转型的机遇。此外，绿色债券为企业实体提供了更多的融资选择，特别是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作为经济增长新的主要贡献力量，绿色债券可以解决他们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与此同时，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储蓄存款资金，而同样囿于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这笔资金投资机会有限，导致大量存款外泄流入未受监管的投资领域，也带来了风险隐患。绿色债券在解决企业融资问题的同时，可以为此类资金提供相对安全的投资渠道。

（三）绿色债券促进我国绿色金融体系构建发展绿色金融已经明确写入“十三五”工作报告，全面建构绿色金融制度体系，是实现国家绿色转型的基石。据“绿色金融改革与促进绿色转型”课题组测算，“十三五”期间，中国的绿色融资需求将超过14万亿元。而目前我国的绿色金融产品还相当单一，业界对绿色金融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停留在绿色信贷的概念，对于绿色金融的其他产品如绿色债券、绿色保险和碳金融产品的理解甚少，绿色金融市场发展有待完善。目前的绿色信贷大部分为政策性或开发性信贷，远不能满足未来绿色融资的需求。同时信贷资产缺乏必要的流动性，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作为绿色债券的组成部分，可以加速资金周转，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并为巨大的绿色资金缺口寻求更多的投资者。私人部门在当前价格信号下，污染外部性无法内生化，导致私营部门对绿色项目投资兴趣不足。通过包括免税在内的政策支持，绿色债券可以在财政无法充分纠正外部性的情况下，动员和激励民间资本投入到绿色产业投资中。因此包括绿色证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特别是绿色债券在内的系列绿色金融工具的健康发展有助于丰富我国的绿色金融工具，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及业务模式，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发行人参与绿色金融投资，从而健全多层次的绿色金融体系。

四、绿色债券的中国路径

发展绿色债券市场已成为促进我国向绿色低碳产业转型和金融市场改革的必然选择，但需要注意我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绿色债券中国路径。

（一）完善绿色标准的定义和审核发展高效有力的绿色债券市场首先需要对与债券紧密相关的绿色投资有明确的定义标准，一个健全的绿色体系可以为绿色债券发行人的绿色主张提供保障。2012年的《绿色信贷指引》由于缺乏对于“绿色”的清晰、可操作定义，使得银行在遵守该指引时受到了制约。制定我国的“绿色”标准定义，必须考虑我国产业发展的具体阶段，并与相关政策领域的标准和已经推出的十三五规划中所提出的关键产业政策保持一致。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于2015年3月27日联合130多家金融机构共同出台的《绿色债券原则》，对绿色项目的界定较为宽泛，指那些可以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通过发行主体和相关机构评估和选择的项目和计划，而我国的绿色债券投资领域需要有别于这些关注点。在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制定的2015年版《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中所列出的节能、污染防治、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清洁交通、清洁能源、生态保护和适应气候变化六大类项目基本涵盖了我国绿色债券的投资领域，但该目录也同时指出将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中国绿色债券的具体定义可以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管理下，通过与银监会和国际上相关标准和认证机构沟通，由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或其下属有关绿色债券研究的委员会作出。要很好地实施有关绿色债券的定义和标准，需要同时建立完善的审核和执行系统。绿色债券的审核过程可以结合国家节能计划的结构和社会信用体系采用的结构，作如下设计：首先，此项工作可以由政府许可的第三方验证机构如信用评级机构或者相关审计机构来承担，也可以建立专门的独立、非政府非盈利的监管审核机构。但无论哪一种方式，建立严格的专门审核平台，并由监管机构责成其有效运行都是必不可少的核心工作。其次，审核系统必须确保较低的审核成本，发行者能够通过营销绿色债券获得的额外收益弥补该成本，而不能因此项成本限制市场发展。最后，审核平台要着重审核与绿色债券收益关联的绿色项目或资产，而不是审核债券发行人实体的绿色资质，并确保项目或资产的绿色资质在债券持有期内得到担保。

（二）做好绿色债券公共示范发行与试点发行在绿色债券市场发展前期，需要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以及开发性金融机构进行公共示范发行和试点发行，从而为绿色债券市场提供必要的交易量和流动性，吸引投资者参与。目前国家发改委已经对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的债务有所限制，并计划在市政债券中引入更多的结构性融资产品。因此，可以给予绿色市政债券补贴，为市政债券扩大现有的市政债券配额，扩大与可持续发展计划或基础设施明确挂钩的绿色市政债券限额，或者强制要求绿色债券的配额比，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这些都将提高绿色债券的透明度，并积极促进绿色债券市场的早期发展。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为PPP模式的绿色债券发行主体提供部分担保，促进政府在绿色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服务水平，改进其债务结构。做好公共示范发行和试点发行，有助于提高相关潜在绿色资产融资机构发行绿色债券的积极性，调动绿色投资者热情，吸引潜在投资者，并降低整体市场风险。

（三）探索绿色债券发行激励措施借鉴国际上绿色债券发行中的有效做法，积极探索有益于我国绿色债券发行的政策措施。探索发行双重追索权绿色债券，通过为相关绿色资产关联的债券提供政府担保，在地方政府层面制定双重追索权绿色债券发行支持计划。绿色资产担保债券可以作为桥梁从显性或隐性由政府支持的债券市场，先过渡到引入对相关资产的追索权，并最终脱离政府担保发展为收益抵押债券。改革财税政策，通过为投资者提供税收减免或为绿色债券发行人进行利息补贴，提高投资者的积极性，降低发行人发行成本。制定绿色差别价格政策，通过对借款人项目绿色属性的严格认定，给予其优惠利率。降低绿色债券交易成本，鼓励公共基金参与绿色债券市场，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为国家社会保障基金设定购买绿色债券的目标。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投资国内绿色债券提供特别窗口，在满足境外投资者对我国长期资本市场的投资需求的同时，弥补国内绿色投资的资金缺口，促进绿色债券二级市场的流动性，提升投资体系的风险管理和实践治理水平。

（四）建立信用评级、增级机制，加强信息披露试行在现有开发银行中设立绿色资产暂持融通功能或建立独立暂持融通实体，为规模相对较小的绿色资产进行恰当汇总和包装，以达到发行绿色债券所需的必要规模和质量，扩大合格绿色资产总规模。建立并完善绿色债券评级机制，结合债券基础资产的绿色质量，确定评价指标和相关权重。允许通过资产暂持程序为优先领域的绿色债券发行提供信用增级。通过引入独立的第三方专业认证机构出具对绿色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方向的绿色认证，也就是“第二意见（SecondOpinion）”。通过审查债券的项目筛选机制、资金流向等，证明绿色债券确实具有“绿色资质”，并出具相关报告。“第二意见”可由绿色标准审核的第三方机构依据相关标准作出，目前我国应尽快建立此类绿色资质审核、认证机构。信用评级的相关程序应确保债券发行人信息披露齐备。一是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要确保使用在与绿色债券相关的绿色项目或资产上；二是确保相关绿色项目或资产的“绿色资质”。监管部门必须制定绿色债券信息披露指引，强化发行人的信息披露义务。

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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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升级；能源发展；政策执行

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和环境要求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能源是解决环境污染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键，能源的未来发展需要应对新的宏观经济社会发展常B。对扬州而言，“十三五”时期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深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时期。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和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的主要领域，如何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有效执行政府决策，推动能源发展加快绿色转型，是扬州工业领域实现进一步做大总量、优化结构的重要时期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扬州市能源政策执行的现状、成效和问题

能源政策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国际组织围绕能源生产、供应、消费等所制定的行动纲领和政策规划的一种宏微观策略。因地制宜执行与现行能源发展理念相适宜、相配套的能源法规、策略，可以科学有效地解决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能源环境约束问题。

（一）扬州市能源政策执行的现状

从现状看，扬州把加强能源有效利用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通过若干手段共同推动全市能源利用效率的不断提高。

一是实施细则逐步细化。以国家层面相关法律为统领，政府相继出台了各类条例、办法、发展意见等规范性文件。如印发《扬州市创建国家新能源示范城市实施方案》促进新能源项目建设。在发展规划层面，部分县区还因地制宜出台了本地能源产业规划，如《宝应县光伏电站、风电场空间布局规划》等。在制度办法方面，《扬州市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通过财政奖励资金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大对节能技术改造和发展循环经济的工作力度；在实施方案方面，《扬州市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煤炭消费总量工作方案》提出了近三年扬州市控制能源和煤炭消费总量的具体目标和工作举措。这些工作方案在国家和省的大方向下，对具体的能源利用实施细则进行了布置，使之较为贴合扬州市的实际。

二是执行机构初步建立。目前实施的能源利用政策主体在节能。在政策执行的组织机构建设上，市政府成立了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健全网络管理体系，明确各部门工作职责，并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讨论能源利用方面的工作事项。

三是政策宣传不断推进。在工业领域积极开展政策宣讲与培训。邀请省、市节能工作领域的专家，开展《循环经济促进法》、《节约能源条例》、《清洁生产促进法》等规范性文件的解读与应用。结合下基层服务，广泛推广专项财政扶持政策，充分发挥专项资金的激励作用。

四是监督考核日益加强。目前围绕节能目标考核体系普遍以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政府对企业的考核形式呈现。首先强化目标分解落实，与各县（市、区）政府坚定责任状。其次加强统计预警监测，完善重点用能企业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市政府每年还组织对各地区节能降耗工作进行督查调研，并严格实施评价考核。

（二）扬州市能源利用政策执行的成效

1.保障能力持续增强，电力供应安全可靠

“十二五”以来，我市稳定能源生产，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确保能源安全稳定供给。2015年，全市能源生产及转化总量593万吨标煤，比2010年增长4.3%；全市电力装机574.5万千瓦，比2010年提高43.4%，35千伏及以上变电容量2010年增长58.1%。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显著提高。

2.能源结构持续优化，煤炭消费合理控制

2015年，全市能源消费总量1523万吨标煤，“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长4.3%，增速比“十一五”年均速度下降近4.6个百分点。传统能源消费量逐年下降，全市规模工业煤炭消费总量为1060万吨，“十二五”期间年均下降4.3%。

3.利用效率加快提升，热电联产有序发展

十二五”期间，全市以年均4.26%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11.2%的经济增长，至2015年全市每万元GDP能耗为0.452吨标准煤，五年累计下降22.1%。通过科学规划热源和大型机组供热改造，供热能力大幅提升，到2015年，全市供热效率达86.9%，较2010年大幅提高6.3个百分点。

4.能源装备不断壮大，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

截止2015年全市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503兆瓦，比2010年增长120倍，其中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率位居全省前列。通过推行先进、高效、绿色、环保的能源技术创新，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3.4亿千瓦时，能源装备产业取得长足发展。

5.技术创新取得明显成效，体制机制更加完善

冶金行业加热炉蓄热式燃烧技术、化工行业余热回收利用技术、电力行业锅炉汽机能效提升技术、电机变频调速技术等一大批先进适用的节能技术得到推广应用。通过建立市县两级节能改造财政奖励机制，带动企业投入15亿元实现节能量72万吨标准煤。

（三）能源利用政策执行中出现的问题

从扬州能源利用政策执行的现状和成效看，前期在调整能源生产及消费结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以煤为主”的用能格局与国家提出的“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现代化能源体系仍有较大差距。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企业对政策的被动吸收或是消极抵抗、奖励扶持资金重争取轻监管、审查和监管分散导致项目难落地等现象也逐渐凸显。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地方政府和企业在能源政策中价值目标的差异，导致选择性执行和执行不到位；二是人财物保障不足影响执行能力存在欠缺，执行手段单一；三是执行主体设置有缺陷从而出现执行政策权责交叉，部门间沟通协调不力的现象。

二、产业升级背景下扬州能源转型的形势展望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和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的主要领域，是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动能源消费革命的重点战场，实施产业升级是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的必然要求。今年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要持续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推动高耗能行业“去产能、去库存”进程，引导供给侧改革走向深入。此外，坚持产业提档升级来促进产业链的良性化循环，才能在碧水蓝天下带来顺应人民群众的期盼的发展成果，这也是推进省委“两聚一高”新实践的现实选择。这需要积极审视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才能作出最佳的能源政策执行应对和平衡。

（一）宏观经济环境出现一系列新变化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换档减速新常态，同时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着制造业发展新模式。我国也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并指出要积极应用政府治理经济方式调整带来一系列宏观政策创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三去一降一补”等方面出台了系列政策，以期形成制度变革、结构化、要素升级“三大引擎”，不断激活经济主体内生动力、拉动实体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二）我市工业升级环绕一系列新矛盾

当前阻滞扬州工业发展的矛盾主要包括：人力和动力成本高企严重挤压企业的盈利空间，制造模式偏传统难形成增值空间，“互联网+制造业”等新兴业态尚处起步阶段，发展路径依赖投资驱动难以为继，节能减排深层次矛盾依然突出……显示出全市多数行业产能过剩，市场需求普遍转弱，发展盈利模式亟待从“速度效益型”的模式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三）能源转型发展面临一系列新挑战

当前，省政府已将大气环境保护是否得力与地方领导政绩评价挂钩，大气环境保护已经成为能源发展的先决前提；以钢铁为代表的高耗能的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方式难以快速扭转，煤炭需求仍未见顶，从省下达《两减六治三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看，能源和煤炭总量强度“双控”工作压力将持续加大；此外，新能源利用投入成本较高、企业节能投入的能力和意愿不足加大了节能降耗重点整治目标完成难度，缺乏强制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保障政策阻滞了该产业的发展。

三、优化扬州能源政策执行的具体举措

新的宏观经济社会发展常态下，国家《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和《江苏省“十三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给扬州指明了未来能源发展方向。“十三五”时期，扬州能源转型发展要实现五个转变：一是能源消费由“以煤为主”向“清洁多元”转变；二是能源增效由“结构节能”向“多向推进”转变；三是能源保障由“注重供给”向“供需调节”转变；四是能源发展由“注重规模”向“生态协调”转变；五是能源管理由“落后粗放”向“智能精细”转变。

这“五大转变”对应的任务分别是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有序扩大天然气规模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结构优化，协调发展电源电网、构建现代电力体系，推进需求供给协调、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快发展能源装备、促进能源转型发展。为保证实施任务的顺利进展，要从以下三方面完善政策执行。

（一）以加强规划衔接为宗旨完善政策配套措施

适应能源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发挥规划对能源发展的引导调控作用，必须完善能源政策的配套措施，加强与各项规划之间的衔接。一是在落实国家法律法规基础上，制定实施细则。积极研究制定与之相配套并适合市情的能源利用政策实施细则，对具体操作规范、奖励配套、违法处罚等进行说明，增强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可操作性。二是健全市场化能效利用方式，与行政手段互补。要想长足健康发展，首先还是要改变以行政力量推动为主的能源政策执行机制，借助市场的力量建立新机制，如实行能耗等量（减量）置换，碳交易市场化运营等。三是建立政策评估系统，推动科学合理运行。可以判断政策执行是否收到了预期效果，总结能源政策执行的经验教训，为政策的适时调整、执行指明方向。

（二）以深化能源体制改革为目的推动服务平台搭建

深化能源领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必须加快形成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机构职能体系，通过构建公正、公平、透明、规范的交易服务平台，有效促进企业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平台搭建工程”包括三方面，一是煤炭总量控制监测服务平台。通过平台建设实现煤炭消费统计、替代指标信息及交易、煤炭品质监测三大功能，最终实现煤炭消费负增长和高效清洁利用；二是金融服务平台。建立三方协调机制，为企业与金融机构搭建沟通衔接桥梁，提供能源（尤其是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的便利、高效的金融服务，三是公共技术平台。将可再生能源等纳入其中，重点推进光伏、安全科技、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智能电网等核心关键技术研发、示范和推广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