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的最基本特征范文

时间:2023-12-22 17:4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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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的最基本特征

篇1

关键词:现代化;农业;发展;规划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农业规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代农业规划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在实践中,现代农业规划成果在指导各地农业生产、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调整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挖掘生产潜力、扬长避短、发挥地区优势、推广先进技术和增产经验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现代农业发展规划的重要性

农业现代化发展是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性工作和基本任务,当前作为一种新型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现代农业发展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升农业科技发展水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推动我国农村的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规模化农业深度融合、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要做好现代农业规划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是进一步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二、现代农业发展规划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进程加快,现代农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但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农业面临着容易被忽视或削弱的风险。同时,我国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如何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农业已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课题。

1.农业目前已成为我国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产业,应用于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绿色农业等生产技术和生产模式,实现淡水、土地等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同时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区域基础,达到区域生态的良性循环,使农业本身成为一个良好的可循环的生态系统,为农业的可持续性奠定了基础。

2.实现了农业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进程。实质上是先进科学技术在农业领域广泛应用的过程,在农业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过程中,广泛采用先进适用的农业科学技术、生物技术和生产模式。改善农产品的品质、降低生产成本,可以最大限度适应市场对农产品需求。

3.实现了现代农业的发展模式。为了保持资源与环境的循环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保障食品安全,许多专家提出了可持续农业,生态农业、绿色农业。进而实现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为实现现代农业发展规划提供基础和保障。

4.农业结构不断优化,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初步形成。物质装备条件显著改善,科技支撑能力稳步提高。经营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大幅提高。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农业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为满足国内需求、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三、现代农业规划的主要内容

现代农业规划是为农业发展指出发展前景,并进行广阔发展蓝图的描绘,它将为农业发展指明方向和道路,使农业发展有序、科学和合理,能避免重复建设和不合理的建设,因此,现代农业规划必须具备科学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它的实施好坏将直接影响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现代化农业进程。

1.稳定发展粮食和棉油、糖、小麦等粮食作物的生产

稳定粮食播种面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实施全国新增粮食生产能力的具体规划方案,将粮食生产核心区和非主产区产粮大县建设成为高产、稳产商品粮生产基地。

2.增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明确农业科技的公共性、基础性、社会性地位,从宏观调控和微观细节实施上做好农业科学创新技术研究与应用,强化技术集成配套,着重力解决影响和制约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与现状。加快农业技术引进一应用一再创新的步伐,加强农业科技领域的国际合作,组建一批产业技术创新与研发队伍,建立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完善农业科技评价机制,激发农业科技创新活力。

3.大力发展现代农作物种业资源

整合种业资源,培育一批具有重大应用前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优良新品种,为建设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的良种繁育生产基地提供保障,强化育种能力、健全生产加工与技术环节、打通市场营销网络、充分体现各方面的农业服务综合能力,构建一体化、集约化的现代农业种业体系,提升种业科技创新能力、企业竞争能力、供种保障能力和市场监管能力。正确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技术,加快发展生物育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应用与推广。

4.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体系建设

高科技含量的现代农业技术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特征之一,因此,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实施建设以科技创新与应用为主导的各项农业工程,扶持优势科研单位,并组建关键技术攻关队伍,以全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科研与技术向产业和产品方向聚集,全面提升农业科技基础实力与创新能力。

篇2

【关键词】档案;文书档案;科技档案;声像档案;会计档案

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国有企业档案工作作为企业管理的一部分,必须适应现代国有企业和新时期的发展需要,树立新的观念,建立新的体制,实行新的管理制度。国有企业档案工作和其他方面的工作不同,不也只局限于单一领域的活动,也不仅仅是档案部门或档案工作人员的事情,而是需要企业所有部门中所有趁成员工共同参与才能取得成效的一项事业,国有企业没有创新就没有活力和希望,档案工作也是如此。因此,档案工作人员亦应创新思路,开拓档案管理的各项功能,并积极探索和体现观念、机制、管理的创新。

1 观念创新,使档案在服务中发挥经济效益。

要管好档案,用好档案,首先要熟悉档案。随着水业的产业结构逐步调整,优化、整体的技术含量也不断提高,档案人员应转变观念,不要在办公室坐等,要主动请教有关技术人员,深入生产车间,熟悉了解生产进经营工艺流程,弄懂技术档案的内涵关系和保存意义,使档案人员对各种科技档案资料做到“胸中有数”。

1.1要确立档案是资产的观念。在国有企业无论是科技,还是文书、声像、会计档案,都是全体员工从事经营生产实践活动的劳动结果和智慧积累,是国有企业发展历程的真实记录和客观评价。以产品为例,档案财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产,它除了具有国有企业无形资产的属性外,还具有专有性、地域性等公共属性。企业法人认识到档案是资产以后,就会千方百计去管理、保护、利用好这些资产,就会下决心做好档案工作。

1.2要确立档案是国有企业独有的信息和知识观念。在当今瞬息万变的知识经济大潮中,国有企业各自的档案是独有的原始记录,记录着未公开、未申请专利的知识和技术,如各种设计资料、图纸数据等。占有这方面的档案就是占有国有企业的技术秘密和独有知识。如果企业的档案材料不收集、整理、保管好,在市场竞争和信息流通的今天,很可能给企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1.3要确立档案具有实用效益的观念。档案资产是固定资产和一些无形资产的伴生物,它是在各种生产要素的配合下生产、共存并发展完善。档案资产的实用效益是在档案利用中发挥出来的。

2 体制创新,使档案工作适应现代企业的高速发展。

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国有企业档案工作要适应现代企业制度,就必须对国有企业档案工作实行机构创新、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

2.1机构创新的核心是精简。无论哪个企业,精干是一个必然趋势。国有企业档案工作也要顺应企业的需要,档案管理的工作方法也必须创新,其内容就是要扩大档案工作的外延,深化档案工作的内涵,把过去只是单一的管理档案的档案室扩大为集档案、资料、情报、信息、统计等为一体的“企业档案信息中心”。这个中心机构其主要任务和职责是负责集团总部及所属各子公司,以及各级各类档案资料和信息的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等。佛山水业的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实行联网,从而达到各种信息资源的联合开发和资源共享,真正新形成一个集团化的信息联合体,这样符合现代企业精干、高效的原则,有利于增加国有企业档案管理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2.2机构创新的关键是高效。国有企业进行整合改进的目的是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转换机制,高效运行,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国有企业的档案工作管理机制也要随着企业管理机制的转换而创新,要激活机体,坚持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的最基本管理观念,敢于否定自己,善于完善自己。从单纯的档案资料管理机制向档案、情报、信息、科技一体化管理机制转换,提高办事效率,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让档案资源成为企业科技创新、技术该改造的动力源之一。

2.3制度的创新的实质是要从国有企业各自的实际出发,领导支持固然非常重要,但具体活动的开展却要靠各项制度的规范和档案专业人员的不懈努力。目前看来,适合各类制度、各类机制的档案制度还不够健全,一些重要的档案分散在各部门、各子公司,不够规范,降低了利用率,制度创新迫在眉睫,我们必须制定较为详尽的制度,不断创新集团档案管理制度,明确规定档案工作的年度方针和目标,以及兼职档案员在档案工作中的义务和责任,评价档案活动效果的方式和方法,按月考核,年终进行总结品评比,职则责明确,奖罚分明,从而调动全体专兼职档案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用制度来规范档案工作。

3 管理创新。全面提升档案工作。

3.1国有企业发展了,国有企业的档案管理工作亦应上水平、上档次、上规模,档案工作的规范化形成和广泛参与,要求提高企业全员的档案意识和档案业务知识,坚持依法治档,确保“集中统一管理”就是统一领导、统一机制、统一制度、统一监督和指导,为了提高集团本部及各子公司兼职档案员的业务水平,今年3月,集团办公室特邀专业老师前来举办档案管理的培训,对集团各部门及各子公司近50名兼职档案员进行为期1个月的轮流培训。这次的特点是理论结合实际操作,到集团档案室培训,培训内容对各兼职档案员所在部门形成的档案进行详细讲解,授课内容分别为:文书、科技、会计档案等基本知识。

3.2办公自动化后,将出现无纸办公,企业每个岗位都能形成

电子文档,这就要求每个员工懂得文书处理和归档的一整套程序,了解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归档的关系,明确各类文件材料形成、积累、归档在各个管理岗位上应负的责任,档案利用的广泛性主要表现在计算机在企业内部联网后,企业各个部门对档案信息资源实现的共享,档案部门要发挥信息中心的作用,对信息的利用和保密问题,通过新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来解决。

篇3

现代农业具有科学化、机械化、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和高劳动生产率等特征

人类农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一般划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三个阶段。原始农业是人类农业的初期阶段,主要存在于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的主要特征是人类使用石器、棍棒等简单工具,有目的地种植和养殖以获得食物。原始农业的贡献是对野生动植物的驯化。但是,原始农业的技术和产量十分落后,刀耕火种,靠天吃饭。

传统农业是人类农业发展的一个很长的阶段,大约始于石器时代末期和铁器时代初期,迄今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总体上仍然处于传统农业阶段。传统农业最基本的特征是技术停滞,农民以世代相传的直接经验为技术基础。由于技术停滞,传统农业的资源配置已经达到了极限,但是生产率很低,处于一种低水平的均衡。传统农业是“有效而贫穷的”。

现代农业是在采用大机器生产的现代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发达国家大体上是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建成现代农业的。现代农业具有以下的基本特征:第一,科学化,现代农业的生产和组织管理依靠深入揭示客观规律的自然科学和经济管理科学。第二,机械化,现代农业实现了全盘机械化,并向自动化迈进。第三,市场化,现代农业是市场经济,农产品市场和农业生产要素市场空前发达。第四,专业化,现代农业的社会分工日益深化,农业生产形成了地区分工、生产环节分工和生产工序分工。第五,社会化,现代农业的产业链条延伸,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大量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活动由各种专业化服务组织来完成,一体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第六,高劳动生产率,在现代农业阶段,城市化和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农外就业机会,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大大下降,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第七,环境优良化,现代农业的基础设施完备,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农民的生活方式根本改变,城乡差别明显缩小或消逝。

建设现代农业就是推进农业现代化

建设现代农业与农业现代化是什么关系?所谓农业现代化,就是把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具体说,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装备农业,以先进的科学方法组织和管理农业,提高农业生产者的文化和科技素质,把落后的传统农业逐步改造为既具有高度生产力水平,又能保持和提高环境质量的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

农业现代化是一个过程。所谓“化”就是过程。建设现代农业,就是运作和推进这个过程。具体说,就是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展理念引领农业,用现代农民发展农业。可见,本质上,农业现代化与建设现代农业是一致的,建设现代农业就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农业现代化是目标,建设现代农业旨在实现这个目标。农业现代化应当怎样标识?由于没有一套国际和国内公认的农业现代化标准,我国各地都在探索建立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力图既符合国际一般规范,又能反映本国和本地区的特色。例如1999年广东省制定了《2010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用于指导广东全省建设现代农业。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规定的那些方面或内容,就是农业现代化的具体目标。如果把达到农业现代化目标理解为终极任务,那么实现目标过程中的工作重点,构成建设现代农业的当前任务。这是建设现代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区别。根据2006年中央1号文件,推进现代农业建设,要大力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加强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发展循环农业。

建设现代农业是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

2006年中央1号文件描绘了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蓝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其中,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是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如何理解?

首先,建设现代农业是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20字蓝图中,生产发展是首位和基础。没有生产发展,就没有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和管理民主。

篇4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国家级区域发展规划的密集出台,我国的区域经济版图得以形成。其中,2009年批复的《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尤其引人注目。不仅因为这标志着我国最后一块大河三角洲的深度开发最终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还因为它首次明确提炼出“高效生态”的发展定位。在环境、资源日益成为持续发展硬约束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的高效发展和生态的有效保护是人们共同的追求。一时间,“高效生态”成为各级、各地政府意见、建议、规划中的高频词。然而,高效生态经济的内涵和本质究竟是什么?目前仍未有被广泛认可的答案。对这些根本性问题认识模糊必将影响到高效生态发展模式的探索。笔者认为,要辨明高效生态经济的本质特征,必须厘清以下四组概念间的联系:高效与生态、分工与协作、知识与资源以及创新与改革。

一、高效与生态之辨

从隶属关系上讲,高效生态经济是生态经济学范畴的概念。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在《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中首次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莱斯特•布朗、弗莱德•辛格和哈里森•布朗从生产力角度把人类社会生产和生物圈的物质能量循环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研究,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1976年,坡本藤良《生态经济学》的出版,最终标志了以生态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生态经济学的诞生。而后,生态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愈发显现蓬勃之势。20世纪80年代,生态经济学传入我国,并随着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我国生态经济问题研究的内容。生态经济学研究在理论上向可持续发展领域渗透与融合,把生态经济协调论研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结合起来,并于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了高效生态经济的概念。许多人对此感到困惑———鱼与熊掌如何兼得?在过去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粗放发展模式下,经济增长往往以浪费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沿着这个发展思路,保护环境无疑会增加许多经济成本,而降低资源耗费更是不可想象的。随着科学发展观取得广泛的共识,高效、生态间的关系也更加明晰起来:首先,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的保护不仅不是完全对立的,而且是相互统一的。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之间更深层次的矛盾是在于短期收益和长期发展之间的矛盾。如果更重视人类的长期发展,那两者就没有分歧了。保护生态,排斥的不是知识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产业,而是传统、落后的“三高一低”产业。只有在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人们才更有能力对生态进行保护。生态的观念“倒逼”着人们不断的创新,提升效益、降低污染,发展新兴产业。其次,破解“高效生态”难题的关键在于———高效。“高效”对应到社会经济发展上是一种综合效益,包括了直接效益和项目效益,还包括社会效益、长远发展的后劲,经济社会综合在一起的全面衡量的、符合以人为本理念的所有经济社会综合效益和因素。它涵盖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各个方面。从这个角度上讲,生态本身就是高效的题中之意。再次,各种效益之中,经济的高效发展仍处于重要地位。现阶段,经济发展仍是解决各种社会、生态问题的最有利的武器。撇开经济效益谈论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还是缺乏了现实基础和长远的刺激。为此,高效生态经济必须能够实现经济的高效发展。此外,当前我国正大力发展的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目标,按照“资源减量化、产品再利用、废弃物资源化”的原则,以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梯次使用为特征,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方式运行的经济模式。从而将经济活动的流程从直线式的“资源—产品—废弃物”转为反馈式的“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可以看出,循环经济的这些特征与高效生态发展方式完全对应,能够很好地解决“高效”与“生态”的矛盾。循环经济理念的提出,为协调经济的高效发展与生态的有效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此,高效生态经济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总之,实现了真正的高效发展、循环生产,也就节约了资源、保护了生态,同时提高了经济效益。在新的发展模式中,高效生态经济把传统经济认为相互矛盾的“高效益”与“生态化”有机统一于高效发展的理念之中。经济的高效发展是高效生态经济最基本也是最本质的要求。

二、分工与协作之辨

经济学中关于分工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理论。斯密认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正是专业化和分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杨格(Young,1928)在斯密的基础上,运用迂回生产的理论论证了分工能有效的提高经济效率。我国学者陈平还提出“广义斯密定理”,以揭示社会分工体系的结构与产业绩效的关系,并指出单个产业的发展从根本上受到社会分工网络的制约。分工领域的研究表明,分工的深化正是经济发展、效率提高的根源之一。当前,整个社会的经济现象虽然越来越复杂,但这并未降低分工对整个经济活动的影响。精密的专业化分工正是高效经济的重要特征。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产业分工进一步细化,产品间分工更精细,专业零部件厂商日益精微。与之相应的,企业间的联系越发密切,社会的经济网络的发展也越发繁复、深入。最终,单个企业或产业的规模与效率越来越取决于经济体系中分工网络的联系与效率。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浙江模式”有效地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浙江模式成功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个体、私营企业间精细的分工、协作给共同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促成了产业的集聚。温州、义乌都从中获益匪浅[1]。但由于产业间的联系多是自发而成,企业家的素质有限,缺乏更有效的引导和规划,因而在发展中也表现出了产业低度化、竞争无序化等问题。这些地方目前正在探索更为有效的分工协作方式。为此,符合时展规律的高效生态经济应该是具有更高层次上的深度的分工与有序协作的统一的经济特征。这种分工与协作的统一,既表现在产业内与产业间,也表现在地区内与地区间。产业内与产业间的分工协作能够有效地提高各个生产环节的经济效率,夯实产业高度化发展的基础,提升产业的整体竞争能力;地区内与地区间的分工协作,有益于利用不同地区的独特资源,形成经济特色,进而提高区域的资源配置效率。

三、知识与资源之辨

西方学者们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指出,资源、技术(知识)、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其中,由于经济增长的直接表现是产量的增加,而产量又是各种生产要素生产出来的。所以在早期,人们更多的将资源(包括劳动)视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这样就容易带来一种错觉:占有更多的资源、投入更多的资源就能够实现经济的增长。从而忽视了其余两者的作用。吴敬琏在分析我国的发展模式时指出,新世纪初以高耗能为特征的重工业在我国快速发展,并成为拉动这个时期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并强调,重工业化道路是资本主义在工业化发展初期依靠大量的资源、资本投入赢得发展的方式,是一种早就被先进国家所摒弃了的道路。在国内却因其投资回报快、“经济发展的有形积累”较显著而被各级地方政府所青睐,最终形成了与“新型工业化”道路完全背道而驰的粗放式的发展方式[2]。重工业的发展,形成了这个时期发展的恶性循环———经济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伴随着国际产业价值链分工转移大量明显带有“三高一低”特征的制造产业转入国内;各地积极引资发展重工业导致产业雷同、产能过剩;低效益企业间的同业竞争致使原料涨价、产品利润持续下降;地方政府为维持企业生存不得不干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压低资源供给价格,并为实现经济增长目标进一步积极投资以消耗过剩产能,最终形成全面的产能过剩。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重工业的发展对拉动就业的贡献比较低,还造成了就业压力,进而又因为社会资本集聚导致了贫富差距的加大。毫无疑问,随着我国的进一步发展,这条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转方式、调结构已经势在必行。此时,驱动经济发展的另一因素———知识,成为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关于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学者早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索洛曾经根据美国1901-1940年的经济数据估算得出,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为51%。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进步的作用将越来重要。丹尼森也根据1950-1962年美国的经济数据计算指出,生产率的提高60%要归因于知识的贡献。美国经济学家罗默和卢卡斯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罗默把知识积累看作经济增长的一个内生的独立因素,认为知识可以提高投资效益,知识积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3]。这些研究,使人们对知识与经济的关系产生了全新的认识。关于经济的发展阶段的研究也有突破性成果。波特将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划分为“生产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及“知识经济阶段”等四个阶段。在后两者中,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正是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以及信息技术的运用。同时,一些学者还认为世界经济正步入“知识经济”时代,这是一种“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具有全球性、高知识性、低资源依赖性等区别于传统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典型特征。知识经济的提出,为人类如何解决目前的发展困境指明了道路。当前我国微观经济表现出了一些科技含量低、综合效益低、竞争能力弱等方面的不足,即便在我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这些现象也较为严重的存在。为此,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十二五”时期国家要转变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之路;调整经济结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等。可见,我国经济发展正在朝着“创新驱动阶段”和“知识驱动阶段”转变。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基础和科学的知识运用,这些都将难以实现。现实中,后发展地区的开发优势往往集中于资源方面,知识、人才恰恰是其开发的短板。在发展高效生态经济的过程中,黄河三角洲地区务必要更加审慎地对待投资的问题,合理的评估项目的收益率,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真正将现实利益与长远效益统一考虑、将经济利益与生态效益统一考虑,真正将经济的发展转向依靠内部优势的挖掘、知识要素的运用上来。因此,高效生态经济模式必须处理好资源利用与知识运用间的关系,决不能再重走“资源换发展”的老路。

四、创新与改革之辨

关于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熊彼特1912年提出的创新理论,他把创新定义为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企业家实行对生产要素的新结合。他的研究指出了创新在经济生活中的内部性,并强调了创新中应用的本源驱动和核心地位。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创新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的知识依赖性。创新越来越难,无形中造成了创新与应用间壁垒的形成。对此,学者们逐渐转向了创新扩散的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罗杰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创新扩散理论。他认为,创新扩散受创新本身特性、传播渠道、时间和社会系统的影响,并深入分析了影响创新采纳率和扩散网络形成的诸多因素[4]。进入21世纪,科学界进一步反思对技术创新的认识,创新被认为是各创新主体、创新要素交互复杂作用下的一种复杂现象,是创新生态下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的创新双螺旋结构共同演进的产物。在多主体参与、多要素互动的过程中,作为推动力的技术进步与作为拉动力的应用创新之间的互动推动了科技创新[5]。技术与应用相互交织会产生极具吸引力的模式创新和新的行业发展热点。在创新双螺旋的驱动下,创新的各种主体、各种要素实现有机融合,进而形成了有利于创新涌现的创新生态。与理论界的研究交相辉映的是,当前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建立国家创新体系,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和政府的共识。2006年,我国也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这是一种以技术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核心驱动力的国家形态。并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总的来看,面对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变革,面对日益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面对以创新和技术升级为主要特征的激烈国际竞争,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的问题已经日益成为发展的瓶颈。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今后一个时期引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然而,目前仍存在许多制约创新的体制性因素:首先,创新体系更多地注重技术进步,而对于面向用户的应用创新关注较少;其次,创新成果的转化率较低、实用性和推广性较差;再次,技术发展与用户需求对接不畅等。事实上,制度设计对于技术发展、产品转化尤为重要。实践中,高科技产业园区、高新技术园区的出现较好的实现了产业的集聚、技术的集聚、人才的集聚,却在制度层面上的设计存在缺憾:没能从建立以用户需求引导创新的机制,没能解决创新成果的应用、转化、推广,也没能真正形成技术与应用双螺旋共同作用的创新生态等。改革是我国建设市场经济成功实践的最宝贵经验之一。可以说,改革本身也是一种创新(体制创新)。只是这种创新能够为其它的创新形式扫除障碍。当前,人们对创新的理解更多的与其实际应用和实践价值联系起来。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践都表明,通过改革,不断完善创新体系规划、制定系列创新制度并搭建创新平台,构建一个良好的创新生态,才能真正推动科技创新并促进创新成果的转化。这样一套良性的创新机制,是创新具有不竭动力的最根本原因和保证。高效生态经济中,科技进步和创新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节能减排需要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强大支撑;发展高效生态农业需要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强大支撑;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强大支撑;建设生态文明需要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强大支撑。因此,高效生态经济必须是一种以创新为基本特征的经济。要充分释放创新的活力,实现创新与运用间的无缝对接,就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改革,建立新的创新生态。高效生态经济是创新与改革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一种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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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专业实践教学 理论研究 毕业论文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5)08(c)-0038-02

目前来看,对实践的解释有诸多的说法:从英文Practice,即实践看,有“实行”、“练习”、“应用”、“实习”等含义。从存在论角度来解释,马克思认为,实践就是感性对象性活动。[1]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来自于实践,实践也就是整个人类社会客观过程的高级形式。从构成内容看,实践分三个方面:实践主体、实践客体及实践手段,其中,实践主体是从事实践活动以及认识活动的个人或组织,而实践客体则指实践主体在其实践活动中所作用的对象。实践主体为了一定的目标,通过一定的中介和手段让自己与实践客体之间发生相互作用。因此,实践活动必然使得实践主客体之间存在一定的作用:实践主体对实践客体的能动作用,实践客体反过来也制约着实践主体;从基本形式看,实践有两种:一种是改变自然的实践活动,如生产、流通、服务、消费等,其目的是以此自然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另种是以调整或者改革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活动,包括政治、军事、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社会管理和社会交往等活动。

实践是万物的创造者,实践创造了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现实环境,创造出了城市乡村、山川大地和生灵物种,而且通过实践人类创造出了新的客体,甚至创造出了新的主体。从广义上说,只要人(实践主体)活着,实践就存在着,实践就一定在进行中。尽管在许多时候,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在人们无意识或下意识或不由自主地、甚至是被迫地进行着。可以说,一切人类的实践活动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那些因实践活动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实践结果却是人类打开其未知世界大门的钥匙。

1 专业实践教学的涵义

如前所述,实践是人类改造大自然和社会有意识的活动,而“实践教学”又是怎样的活动?纵观现代高等教育理论术语,对实践教学的解释尚无准确的说法,到是《教育大辞典》从描述实践教学环节角度认为,实践教学指的是相对于理论教学而言的诸多种教学活动的总称。例如,实验、工程设计和测绘、实习、社会调查等。[2]但这种解释没能揭示出实践教学的内涵。多年来,诸多学者、专家对实践教学的涵义曾提出各种不同的阐释。从实践教学基本特征角度看,有学者和专家指出:与理论教学联系紧密,实践教学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通过实际操作,以此获得感性知识、训练基本技能,综合素质得以提高的一系列组合的教学活动。[3]此定义明确了实践教学的最基本的特征为实际操作,即实践教学的最主要的特点是实践性。从实践教学的形式角度看,有学者认为实践教学就是一种教学形式或方式,也就是说实践教学是在生产现场或实验室,在教师指导下,以学生自我学习和自作为主,根据生产、设计和实验任务的要求,通过边学边干,从而得到感性知识及基本技能,让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得以提高的教学形式。从实践教学的组成内容看,有的学者提出实践教学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学生通过现场观察、试验操作来掌握专业培养目标所要求的相关理论知识和工艺技能之教学活动。[4]如此种种,学者专家们从不同视角对实践教学的内涵进行了分析界定,为我们科学认识高校专业实践教学的内涵起到了积极的借鉴作用。一般认为,实践教学的概念与理论教学相对应。实践教学的内涵可以理解为:配合和结合相关理论教学,为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实施专业技能训练、培养和提高学生实际动手能力而设置的有别于一般理论教学的以学生参与为主、教师辅导为辅的一种教学形式。

高等院校的专业实践教学一般认为是高校根据各自院校的各个专业所指定的培养目标,依照各专业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组织大学生通过多种形式的基本技能训练、实践能力培养和分析处理问题综合能力开发以达到获得感性知识之教学目的的多种教学形式的统称。实践教学环节一般包括有多种技能训练、科学实验操作、课程内容实习、认识环节实习、金工生产实习、工程项目训练、课程项目设计、毕业设计(论文),以及军训、劳动锻炼和公益劳动、考察和参观实习、社会调查等。综合来看,高校的专业实践教学是以培养提高大学生专业实践水平和综合素质能力为目标,有别于高校专业理论教学,采用多种形式的教学方式。

2 专业实践教学的基本特征

通过对比分析,相对于理论教学而言,高校专业实践教学的基本特征如下。

(1)实际操作性。有别于理论教学,大学生开展动脑、动手的实际操作活动,也就是包括动手的实际操作活动,又包括动脑的创意实际活动是实践教学的本质特征。高校专业实践教学常常是围绕特定的问题开展深入探讨,无论是文科,还是理工科等高校专业的课程都应该是如此。特别是像工商管理这样的高校文科类专业课程,更需要大学生针对所学知识逻辑所产生的疑问和难点、指导教师所设置的学术问题和科研课题、以及现实所遇到的学习困境等方面,采用正确的、科学的、可行的研究方法来解决上述一系列的问题,从而最终形成大学生自己的独立见解。例如,教育部明确地将高校毕业论文(设计)作为大学生实践教学的主要环节,因此在这个环境中,大学生需要将其思维高度集中,通过经历较高水准的科研训练,以及大学生自己观察、动手写作、以及亲身体验等等一系列现场实际活动,可以实现大学生们用感官亲自接触客体,由此获得感性认识和感性知识,从而使得大学生们比较容易地达到较好掌握相关实务技能的效果,让其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一些有效的分析、解决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并且对所学知识和技能进行实际运用,进而积累一些调查研究经验,丰富和提升实践知识,最终达到拓展大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目的。例如,毕业论文(设计)活动就是高校的一种专业实践教学的典型代表。

(2)学生参与性。从高校实践教学要求看,大学生在实践教学中的主体作用是非常突出的。与理论教学不同,高校实践教学常常采用类似小组/小班教学或个别教学等形式,大学生小组/小班或个人可以高效地利用所提供的实验室、工厂、企事业和政府机关单位等多种环境条件,主动地、或是合作或是独立地开展各种需要的实际操作活动,从而获得感悟认识和感悟知识,使大学生们在这些实践活动中因自己主动参与而得到锻炼和能力的提高。

(3)教学完整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高校实践教学多数都是由一系列自成整套体系的包括实践教学目标、实践教学形式、实践教学内容、实践教学流程、实践教学条件和保障等等元素组成的;二是高校实践教学要求一方面要努力发展大学生的专业技能、问题处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另一方面要注重培养大学生进入社会所需要的职业应变能力,以便他们可以随环境变化及时调试其思想与行为――这样可以对大学生开展完整的全方位综合能力的培养;三是高校实践教学能够对大学生进行敬业意识、质量意识、安全意识等职业素质的培养,还能够培养锻炼大学生职业情感、职业意志和职场协作精神,让大学生们具备相对完整的职场作风。

(4)活动系统性。实践教学活动作为高校系统的整个教学活动一部分,贯穿于高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作为培养大学生全面且综合能力的一种重要途径,实践教学活动从课程设计、各类专业实训、实验,到社会实践、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让大学生经过了这些种种地连续不间断的系统训练学习―― 一个系统工程。由此这样的根据大学生成长需求和能力水平,在不同时期合理安排实践教学内容、步骤和长短时间,由低向高、从简到繁、先局部后整体,呈现出阶段性和层次性,由此逐步积累、深化,让高校的实践教学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

(5)形式多样性。通过多年的努力,我国高校实践教学的形式为多种多样的,例如,教学实验、实习、实训、工程测绘、调查报告和论文、设计、创作、社会调查与实践、学科竞赛与科技创新活动、社团科技文体活动等。另外,类型和层次各异的高校以及不同专业所开展的实践教学必然有其特有的形式和组合。

(6)物资支撑性。实践教学的开展需要场地、仪器设备、实训软件和实训平台、实践教材和指导书、各种实验室和实习基地等等。因此,高校实践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必须获得相应的物资支持,依附相对完善的物资条件。

3 高校实践教学与专业理论教学的关系

高校实践教学与专业理论教学在思维和操作等多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见表1)。

尽管在性质上、功能上、形式上具有较大的差别,高校的专业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不是两种相对立的教学体系。这是因为,一是两者均是高校完整的教学体系中的一个部分,其中任何一种教学缺失了或有缺陷问题,则高校整个教学体系将会失效或运转不良,高校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必将受到严重影响。高校要培养有知识、强能力和高素质的当代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则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二者缺一不可,需互为补充。二是专业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者自身就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专业理论知识为实践教学提供着必不可少的指导,也为实践中的各种现象给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和说明;实践教学则对巩固和加深专业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其价值的认识有很大的帮助,并且还为新理论创造输送必要的经验素材和灵感。因此,从实践教学的内涵看,高校的实践教学是与专业理论教学相辅相成的统一体,是建立在较为系统的专业理论教学基础上,检验理论教学、丰富理论教学,弥补理论教学环节中不足的感性认识,促进大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巩固和再次理解,锻炼大学生的实践能力的一种教学[5]。可以说,高校的实践教学是专业理论课程教学的延续、补充、拓展和深化,它在高校教育教学体系中独立于理论教学,但又与之互为补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两者共同构成高校完整的教学体系。

另外,高校的现代教学所需要的专业理论教学活动本身就是实践性很强的活动。专业理论的教与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专业理论的应用以及理论的发展。而要突出这些目的,就需要根据专业理论教学实践活动的构成要素(主体、目的、手段、客体、结果)来设计其教学活动,即在教学的主体、目的、手段、客体和结果方面,努力让教师和学生达到高度一致。一旦做到这些,专业理论教学也就具备了实践的一般特征,成为一种实践性的活动[6]。

所以,高校的专业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之间具有相互加强和补充的关系,两种教学的好坏会相互影响和作用。因而专业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一体化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是当前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主要途径,成为高校的现代教学特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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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顾明远.教育大词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1414.

[3] 项目组.高等农林本科教育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123.

[4] 张晋.高职实践教学的内涵及其特征[J].继续教育研究,2009(9):115-117.

篇6

西方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在考察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时,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革,它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在数量上的变化,主要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和技术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变化和经济增长。保罗·萨缪尔森就说:“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四个相同的轮子上,无论穷国还是富国。”这四个轮子或者说增长的要素就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因而“总生产函数”的“数学表达式是:

Q=AF(K,L,R)

其中Q=产出,K=资本对产出的贡献,L=投入的劳动力,R=投入的自然资源,A代表经济中的技术水平,F是生产函数”(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1999)。

在西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上述经济增长模型中,制度是被视为已知的、既定的外生变量而排除在外的,它并不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演进过程。也就是说,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建立经济模型时,一般把明确界定的产权、完全且对称的信息和零交易费用当作暗含的假设。然而即使在最先进的经济中,这种过于苛刻的假设条件也是难以成立的。由此导致了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发展时,特别是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或陷入停滞的原因时显得力不从心。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对此评价道:“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发展或经济史时,只有当它针对某一个时期或运用比较统计学,才能很好地说明某种经济的实绩,一旦用它来说明某种经济在整个时期的实绩时,它就不大济事了”(道格拉斯·C·诺斯,1991)。因此,正像约翰·M·凯恩斯曾预言的那样:“如果正统经济学有错误的话,其病不会在上层建筑,而在其前提之不够明白、不够普遍——上层建筑在逻辑上总是很少可非议的”(J·M·凯恩斯,1988)。

正是在批评并修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定的基础上,罗纳德·科斯建立了制度分析理论,这一理论经过后来者的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以新古典方法研究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诺斯在其一系列论著中系统地分析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他在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论述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道格拉斯·C·诺斯、罗伯特·托马斯,1989)。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指出:“一种经济长期变化的主要来源是结构变迁,……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政治—经济组织的变迁及其相应的激励效应是将结构变迁的所有来源理论化的基础,而且还有包含着有目的的人类活动的制度改变”(道格拉斯·C·诺斯,1991)。至此,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建立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该理论由于把产权结构、交易费用、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信息不对称以及国家(政府)、意识形态等因素作为内生变量纳入了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并且认为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因而显示出与现实经济发展的更好契合。

事实上,早在19世纪,马克思所创立的经济学体系就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分析框架。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也承认,马克思是第一个研究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经济学家。诺斯曾确认:“这里的一个例外是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他企图将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结合起来。马克思最早阐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是将技术限制与制约同人类组织的局限性结合起来所作的先驱性努力。”“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道格拉斯·C·诺斯,1991)。

当然,尽管都关注制度因素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但马克思的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马克思依据唯物史观对生产力(经济发展)与社会制度变迁的辩证关系所作的表述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1859)。可见,马克思研究的制度是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社会经济关系,其目的主要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揭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客观历史规律,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事业提供理论和思想武器。但同时,马克思也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矛盾的自我调节,并认为这种自我调节虽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但却能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与新制度经济学者所研究的制度范畴也有所不同。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区分为制度结构(或称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把支配具体交易的规则称为制度安排,而把社会基础性的规则称为制度结构,认为制度结构是制度安排的总和。新制度经济学家所说的制度基本是指制度安排。戴维斯和诺斯就认为:“制度安排可能最接近于‘制度’一词最通常使用的含义了”(L·E·戴维斯、D·C·诺斯,1991)。而马克思研究的侧重点则近似于新制度经济学所谓的“制度结构”及其根本变革。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更关注制度安排,从根本上说,是由新制度经济学家的世界观所决定的,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永恒的、合理的制度。同时,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有很大关系。他们生活在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而且认为这种制度基本上是合理的、有效的,没有体验过、也不认为会发生社会制度层次或资源基本配置方式方面的根本变革,因而对他们来说,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动机去研究基本制度结构的变革。

可见,新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范畴作为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变量来加以研究,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从本质上他们还是把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永恒的、合理的制度来看待的。这是我们在借鉴和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时必须要有的清醒认识。另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不发达和不完善不仅体现在生产力方面,还体现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因此,研究制度的发展和演变的意义更为明显,而且这种研究必然不能仅仅局限于制度安排层面,而必然涉及资源的基本配置方式乃至社会制度方面的变革。

综上,本文认为,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社会经济制度,同时,制度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制度既能促进经济发展,也能阻碍经济发展,使经济陷于停滞,甚至遭到破坏。因此,把制度因素排除在经济增长函数之外,是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对于正处于制度转型期,不仅各种制度安排不健全、不成熟、不协调,而且整个制度结构也在发展完善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更是如此。

二、经济发展与创新

20世纪初期,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也是独树一帜的。熊彼特把“创新”作为其“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认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是创新。而“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生产手段的新组合”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熊彼特,1990)。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新组合”或“经济发展”,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开发生产一种新产品,或开发一种产品的新的特性;(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或经营方法,而这种新方法并不必须建立在新的科学发现基础上;(3)开辟新市场;(4)获得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生产或经营的新的组织形式。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这样,熊彼特就把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纳入了经济发展的研究视野。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者说“创新理论”的特点是:(1)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创新——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至高无上的作用。这与重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相似的。(2)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并采用了历史的方法;同时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从而又强调了社会经济制度作为“内在因素”的作用。(3)强调“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独特作用,把“企业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这些观点在传统西方经济学中并不多见。

传统西方经济学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更,它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在数量上的变化。而熊彼特则认为,“发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去作新的事情,而不问这些资源的增加与否。”“不同的使用方法,而不是储蓄和可用劳动数量的增加……改变了经济世界的面貌”(熊彼特,1990)。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用生产技术、生产方法和经济中制度因素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发展过程,从而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结合起来,揭示了经济发展的真谛:资源使用方式的进步——创新。而资源使用方式的进步归根结底是由制度决定的,是制度的函数。

探索经济发展的方式和原因是经济学的一个古老命题。有学者根据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和主要形式,把人类所经历的经济增长范式划分为“亚当·斯密方式”、“福特方式”、“索洛方式”和“熊彼特方式”(Mokyr,Joel,1990)。其中,斯密增长方式是指社会分工和新技术的采用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和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福特增长方式是指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一种广义的规模效应。大规模生产和制度建设能够降低生产和社会成本,它既包括企业的固定资产投入等直接生产成本的降低,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体系的投入和改进、产权制度的确立等社会成本的降低,及由此提高的生产效率。索洛增长方式是指由资本深化引致的经济增长。由于在给定的产业技术水平条件下,产出的增长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比率,如果净资本的形成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则人均产出将增加,经济将出现增长。熊彼特增长方式是指由于人类知识的积累和增加而导致的经济增长。这种知识包括技术知识和制度知识,前者表示一种新的信息可以使人类以较低的投入生产给定的产品,或者生产出新产品。制度知识包括对新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的认识、应用。熊彼特的增长方式实际上就是一种依靠技术和组织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

综合上述几种增长方式,本文把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类:(1)技术进步。(2)规模经济。(3)社会分工与专业化(广义的社会分工甚至可以包括政府、社会、市场三者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一个经济体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互不越位、配合协调的经济体,只有这样的经济体才充满活力、具有内在的不断创新的能力)。(4)制度建设(资本深化应该是经济增长的表象和结果,所以本文未把它列入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中)。其中,规模经济是微观企业的生产组织制度适应技术要求而变动的结果,社会分工涉及整个经济体内的生产组合和协作方式,它们都可纳入经济制度的范畴进行分析。因此,本文认为,经济发展的原因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也就是说,本文认为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创新。

有关亚当·斯密的经济发展观点在这里有必要再多谈几句。亚当·斯密除了提出“看不见的手”理论以外,还提出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的起源,但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在斯密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是等同于经济发展的,因此,“斯密定理”无疑是说,经济发展根源于劳动分工,但其制约因素是市场规模。回顾一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不难看出,不断发展的社会分工促成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疯狂进行海外扩张,开辟海外市场,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斯密的观点是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际的。又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实现新的劳动分工和开辟新的市场都属于创新,所以,这又证实了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创新。

陈平(2001)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劳动分工,但劳动分工不只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并提出了一个“广义的斯密定理”,即劳动分工受三种因素的限制,第一种因素是市场规模,这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用的结果,因为在市场规模一定的情况下,任何技术的边际收益最后都会递减。第二种因素是资源的种类。由于边际收益递减,在有限的市场利用一种资源的收益是迟早要下降的,这时就需要进行技术创新。新的技术革命就意味着开辟新的资源,如发现新的矿产、培育和发现新的脑力资源、开发新的信息。资源种类越多,创造财富的机会越多,不能开发利用新的资源就没有发展前途。第三种因素是环境的涨落。系统的复杂性与稳定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稳定性大,那么它的代价就是复杂性或者说发展的机会;如果要发展得快一点,那么牺牲的就是稳定性。比如,传统中国社会的优越性就是稳定,因为它是个简单系统,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要比西欧社会稳定。但其代价就是牺牲了工业革命的机会。如果环境的涨落非常大,大起大落,那么这个系统的复杂性就会瓦解,它就会从复杂系统简化为简单系统,因为简单系统的稳定性比较高。只有一个系统的涨落相对比较小,这个系统才有可能从简单系统演化成复杂系统。因此,陈平不同意农民战争是社会发展的创造力的观点(当然农民战争不是自觉战争,是统治阶级逼出来的),因为如果环境涨落非常大,就会使社会发展经常被打断重来。所以中国好多发明都会失传,好多发明重复发生,因为中国古代社会不是一个能够连续积累知识的系统。这样,就会得出一个一般的结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只有鼓励创新和发明,不断创造新的资源,而且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这个社会系统才能从简单向复杂演化,才能产生劳动分工,产生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社会形态。否则,这个社会就会往另外的方向演化。

从另一个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工业化的过程,是通过大规模的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过程。那么,什么是工业化?徐长生(2001)比较了对工业化含义的两种不同理解,一种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化是一种过程……首先,一般来说,国民收入(或地区收入)中制造业活动和第二产业所占比例提高了……其次,在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就业的劳动人口的比例一般也有增加的趋势。在这两种比率增加的同时,除了暂时的中断以外,整个人口的人均收入也增加了……”。他认为,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钱纳里(H.Chenery)、库兹涅茨(S.Kuznets)等人也持有相同或类似的观点。另一种是张培刚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的工业化定义: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张培刚解释说:“这种变化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遍及于整个社会。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能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对于后者我们可以称为‘被诱导’(Induced)的生产函数。从已知工业化的各国的经验来看,这种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最好用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等部门来说明”。“这些基要的创新或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更进一步地加强了伴随现代工厂制度、市场结构及银行制度之兴起而来的‘组织上’的变化”。

徐长生认为前一种定义是对工业化的“狭义”的理解,而后一种则是“广义”的理解。其实,不仅如此,本文认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工业化的定义,是对工业化的表象和结果的描述;而张培刚基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把工业化定义为“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则更侧重于工业化的实质、动力、起因、发生机制的分析。前一种定义描述了由工业化带来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而张培刚的定义则承袭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把工业化定义为不断创新的过程,也就是认为工业化的原因是出现了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

什么是发展?本文认为,发展就是创新。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的关键或者说根本在于能否实现创新。经济发展的实质是创新,是经济资源得到了更为有效的配置,是生产要素实现了新组合,是资源利用方式取得了进步,而不是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如储蓄(资本)、劳动力等——数量的增减。没有创新就根本谈不上发展。创新是指人们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部领域中进行的创造性活动,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制度创新。从广义上讲,创新是对传统观念、理论、体制、技术进行革命性扬弃的过程。创新有相对性,并非只有全人类的最新成果才是创新,只要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内引入一种新的成果,并能够增进该经济体的经济福利,就是创新。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包含了一切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创新活动,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基本上限于技术与企业组织创新,至于社会制度的变革,他只看作是创新的社会效应,并不是他研究的创新本身。而本文讨论的创新既包括微观层面的技术与组织创新,也包括宏观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认为它们都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同时,要实现经济发展和创新还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这里强调了四个观念,一是资源组合观念,为了实现发展,经济资源必须组织在一起,分散的、处于自然状态的资源,只是提供了一种发展的可能。如乡村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同时,银行中也有大量居民储蓄,这时,应该说经济发展的主要条件是具备的,但这却不一定必然带来发展,如果银行的储蓄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渠道,闲置劳动力找不到合适的就业岗位,这些闲置的资本和劳动力仍然存在于生产体系之外,经济仍然可能停滞。只有当生产要素被有机地组织起来,潜在的生产力才可能变成现实的生产力。

二是变革观念,如果前述闲置资本(储蓄)和劳动力虽然实现了结合,但是却没有实现新的结合,继续已有的或原有水平的生产组合,进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重复生产,那么带来的不是经济增长,而很可能是(结构性的)生产过剩。只有实现了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建立了新的生产函数,新生产要素的投入才可能带来经济发展。

三是效益观念,就是只有有效益的增长才是真正的增长。如果组合在一个经济体中的生产要素不能被有效使用,实现的是没有经济效益的组合,虽然会生产出产品(服务),但也不会实现经济发展。如很多人都奇怪,经济规模曾居世界第二位的苏联,其经济总量为什么会突然大幅度萎缩至不足原来的一半?其根源就在于它的很多生产是没有效益的,很多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还没有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值钱。

四是创新的层次观念,生产函数的创新可以分为“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创新和“被诱导”的生产函数的创新,基要的生产函数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能够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被诱导的生产函数随着基要生产函数的变革而变化。而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内涵也是变化的,在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基要的生产函数是不同的,在熊彼特—张培刚建立其理论的时代是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等部门。而目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部门的生产函数显然更为“基要”。制度创新可分为制度结构的创新和制度安排的创新,制度结构的创新是指一个社会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制度安排的创新是指某一具体的交易方式的变革。制度结构的创新是带有全局性的创新,是制度安排的创新的总和,能从根本上决定制度安排创新的方向和进程;制度安排创新的不断积累也能引起制度结构的创新。当一个社会基本制度比较成熟,能增进社会福利时,其创新基本是制度安排的创新;当一个社会处于变革之中,基本制度不稳定时,就会发生制度结构的创新。

如果一个经济体能够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的新组合,能够建立新的生产函数,特别是在基要的生产函数方面有新的突破;或者处于变动中的经济体,其制度变革的方向是资源利用方式实现了进步,那么,它就会实现发展。而且,它不仅能够利用其本身的经济资源来发展,还会成为一个发展的磁体,能够吸引经济体以外的资源参与它的发展。

所以,创新包括科技的新发展、新突破,新资源的发现和利用,新市场的开拓,新的资源组合的出现,新的生产方式的采用,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包括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等。概括地讲,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制度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科技创新能够开发利用新的资源、市场,提高原有的经济组合的效益,甚至可能带来新的经济组合;制度创新既可能是把闲置的经济资源组合起来,进行有效益的经济活动,也可能是重组没有被有效益地利用的经济资源,进行有效益的经济活动,还可能是对原本有经济效益但效益较低的资源进行重组,进行更有效益的经济活动,或者是从根本制度上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重大的科技创新能够带来经济组合方式的变革,或带来以前从未有过的经济组合;制度创新不仅能够使科技创新的潜力尽可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甚至可能诱导出新的科技创新。

本文的经济发展概念的内涵就是指包括以上几层意义的创新。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因此,经济发展函数的表达式为:

G=f(I,T)

其中:G=经济发展,I=制度,T=科技。

制度(I)与科技(T)的关系是:以科技为核心的生产力决定制度,制度对科技具有反作用,制度既能促进科技创新,又能阻碍科技创新。

从经济发展史来看,经济发展迅速的时代就是创新活动密集的时代。人类的经济发展史就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历史。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正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密集期,创新的重要性愈益明显,这对各国的经济社会制度提出了巨大挑战。

三、制度与创新

现在,应该给制度下一个定义了。

研究制度问题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制度下了不同的定义。舒尔茨(1991)认为制度是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诺斯(1991)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他还说,制度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来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增进生产性活动。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及其实施机制组成。斯考特(Schotter,1981)认为,当行为当事人处于一种重复博弈状态时,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的行为就具有一种规律性,当且仅当这种规律性是真实的并且是共享性的知识的时候,它就是制度。汪丁丁提出,制度可以被理解为关于如何协调分工的人们的知识的载体。

汪丁丁的定义侧重于制度形成过程:制度是在世代相传过程中,经由人类理性不断积累和筛选的协调分工的知识。舒尔茨和诺斯的定义概括了制度的表现形式和功用:制度表现为人们合作、竞争及其他在社会生活中所必需的正式的规则、守法程序及非正式的道德伦理规范;其功用在于约束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使人们能对他人的行为做出预期,减少不确定性,以降低交易费用。

新制度经济学所讲的制度,分为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又可以分为:(1)基础性规则(属于制度环境或制度结构范畴),如宪法秩序等国家基本制度,它是界定国家的产权和控制方式的基本规则,是决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秩序的基础,具有普遍约束力,是制定规则的规则。(2)制度安排,它是在基础性规则框架内约束特定行为和交易的具体操作规则,包括成文法、习惯法和自愿性契约等。非正式规则包括:(1)文化进化所形成的规则或叫“文明”,它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文化积淀,包括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它对各种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形成、发展以及外部规则的引进等都具有深刻的基础性影响,是人们必须接受而难以改变的,以至于布坎南(1989)认为,应该把这种由文化进化所形成的规则与制度严格区别开来,因为前者是我们不能选择、不能重新构造的,并始终对我们的行为具有约束力;而后者则是可以通过人类有意识的行为来推动其不断演化的。(2)意识形态,它“由相互关联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构成,它必须解释现存的产权结构和交换条件是如何成为更大的体制的组成部分的”(诺斯,1991)。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信念体系,人们通过它来判断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是决定制度效率或节约交易费用、降低制度变迁成本的最重要的非正式规则。

新制度经济学所讨论的制度主要是指正式规则中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规则中的意识形态。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制度结构(制度环境)—制度安排的分类是交叉的,也就是说制度结构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但他们所强调的制度安排“必须至少用于下列一些目标:提供一种结构使其成员的合作获得一些在结构外不可能获得的追加收入,或提供一种能影响法律或产权变迁的机制,以改变个人(或团体)可以合法竞争的方式。”

总之,理性有限的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不确定性,既有侵犯别人利益的动机和可能,也面临着自己的利益被别人侵犯的风险;同时,个人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还需要与他人合作,而且随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经济行为主体的合作日益复杂和广泛。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那些能够减少不确定性,有助于人们对未来建立长期预期,保护经济行为主体的利益不受不合理的侵害,有利于经济行为主体合作,能够保证个人利益,从而保证社会整体利益实现的行为规范,就被筛选并固化下来,成为了制度。

认为,制度是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在阶级社会,它代表统治阶级利益,为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实现统治阶级利益的最大化服务。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反过来,制度又是影响经济科技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那些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不断扬弃和代替已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是有生命力的制度。

由于经济发展的实质是创新,而制度则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经济发展是制度的函数,所以,从研究经济发展的角度,本文给出如下的制度定义:从宏观的角度看,制度是由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同时又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反作用,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制度是约束机制,它维护一定的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降低社会经济运行成本。制度也是激励机制,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能促进和刺激经济发展,不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则是经济发展的桎梏。从具体经济行为主体(包括法人和自然人)的微观角度来看,制度可以被界定为行为规范,它是约束机制,规定人们的行为界限,约束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并使经济行为主体能够判断他人的行为,从而减少不确定性、形成长期预期、降低交易成本、增加个人效用;制度还是激励机制,较优的制度就是较能激发经济主体的潜能和创造力的制度,较劣的制度则会压抑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因而从本质上说,制度是一定约束下的激励机制的组合。

由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经济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创新的过程。那么,从宏观的角度看,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质是技术或基要生产函数的不断创新,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或阻碍经济发展的实质,也就是制度能否使社会的创造力充分释放出来,从而不断推动技术及基要生产函数的创新。从经济行为主体的微观角度看,制度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主体的利益,也体现在它能否使所有经济主体都能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创造力的充分发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利益,也就是体现在对经济主体的创造性的激励或抑制。一句话,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或阻碍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制度是刺激创新还是阻碍创新。能够激励创新的制度就能充分释放经济发展潜力,就是好制度。那么,好制度的理想状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承认整个社会经济是各经济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有机结合,那么,要使制度把促进社会技术和基要生产函数创新,与充分调动和发挥各个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统一起来,那么,这个制度就必须是激励相容或称自选择的。也就是说,各个经济主体按照这个制度所提供的信息,在自利的内在激励下所做出的决策对于他们每一方来说都是最有利的,从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最有利的,即实现了纳什均衡。如果一种制度能够使经济人在自利的内在激励下所做出的决策与该制度所要达到的目标相符,或者说,如果一种制度所发出的激励信息恰好是对经济主体的自利行为的激励,那么,经济主体就会自愿选择这种制度,这种制度就会自动实现,而这种状态就是纳什均衡。所以,理想的制度是实现了纳什均衡的制度,是能充分激励创新的制度,是当事人作为自己的一个最优选择而自觉遵守的制度,因而是最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规范。显然,至少在现阶段,这样的制度并不存在,制度只可能逐渐并无限趋近于纳什均衡。

在强调制度激励创新的功能的同时,还应指出其中暗含的几点:首先,制度不仅是激励机制,它还是一种约束机制。它决定了行为人的行为规范,其中最基本的是不能通过损害他人的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如果必须损害,那么必须通过谈判相应地付费。说理想的制度是纳什均衡就包含了这一点。其次,制度要能鼓励创新、促进发展,使人们自觉地遵守它,它就必须能够使人们形成一种稳定的、长期的预期。也就是说,它要使人确信,如果干了坏事,一定会受到坏事后果的惩罚;如果做了贡献,一定能够得到回报(这就是产权制度的精义)。否则,如果无法确定一个人的行为后果由谁承担,行为人就有积极性追求短期利益,而不会进行长期的投资和创新。第三,能有效激励创新的制度必然是开放的制度(陈平,2001)。

人类社会的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发展演变之中,理想的制度形态是纳什均衡,是各经济主体及整个经济体系的创新潜能被充分释放的制度。因此,制度变迁就是制度为了更好地促进创新而不断调整的过程,是一个不断逼近纳什均衡的过程。无论以效益更高的制度代替原有制度,还是降低交易成本,抑或提高经济效率,都是通过创新来实现的。也就是说,高效制度对低效制度的替代、交易成本的下降、经济效率的提高等,都是制度变迁的目的和结果,而制度变迁过程的实质则是创新。没有创新,就不能实现制度变迁,制度必然陷于僵化、停滞。

总之,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制度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是通过激励或压抑创新实现的,因为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创新。因而,好的制度是能持续激励创新的制度,同时,这种制度本身也应是充满生命力的、开放的、不断调整和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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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各国综合实力的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各国经济科技实力的竞争,而知识产权是经济科技竞争的非常重要标志。因而各国越来越重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建设,越来越重视专利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我国高校承担了国家的主要科技创新与技术研发工作,是专利技术开发的重要源地。但我国高校的专利工作还存在许多问题。ChunjuanLuan,ChunyanZhou等[1](2010)指出中国大学的研究评估体系鼓励创造更多的专利,但却忽略专利的转化。芶祯成,王喜梅等[2](2005)指出高校在最初的研究开发选题上,由于市场需求因素考虑较少,研究选题往往偏重技术与理论,较少考虑科研对国家经济的直接贡献。本文以江苏高校为依托研究专利技术开发的价值导向问题。羊玢,孙庆鸿[3](2005)江苏很大的优势在教育上,因此人才和科技也是江苏最大的希望。江苏高校的专利申请和授权量大幅度增加,但转化率不高,存在专利技术流失现象严重、专利实施率低、专利商业价值不高、失效专利量大等一系列问题。经过原因分析得出,江苏高校专利工作存在政策导向问题,专利意识淡薄,重论文、轻专利,专利实施机制不健全,不重视专利实施等方面的问题。徐棣枫,周元等[4](2010)指出目前高校的专利活动中并未将市场作为重要的因素,未能自觉运用市场机制,甚至脱离市场,科研和专利申请较少考虑市场需要和产业需求。国外对专利的研究比国内要深入些。BronwynHHall[5](2005)随着美国专利的广泛增加、欧洲专利的增长以及亚洲专利的迅速外来入侵,世界专利开发在迅猛激增。MartinMeyer[6](2006)高校的专利已经并且不断深入地应用到了企业当中,而且不同科技领域的不同专利的应用在被广泛的开发中。IrwinFeller,MaryannFeldman[7](2009)美国学术专利的商业化不断加深,同时也带动了高校专利的转化率的提高。IRAJDAIZADEH[8](2009)开始并不断深入研究基于知识产权的公司策略,即是包括科研花费、专利、贸易、媒体交流和市场价格革新等的议事日程的研究。本文提出从专利技术开发的价值导向方面入手,研究了江苏高校专利技术开发的价值取向。并将着眼点放在在市场主导上,结合市场的一系列内容,建立了江苏高校专利技术开发中基于市场主导视角的价值导向体系。本文建立的这一价值导向体系,力图从源头上对解决江苏高校专利工作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有所帮助,改善江苏高校专利工作的现状。

2相关概念界定

价值取向是指个体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和信仰所拥有的思想和行为的导向。姚迎春[9](2005)从通常意义上说,价值导向就是社会成员对价值的取舍和追求。价值导向是指社会通过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教育等手段对个人、集体的价值取向的引导、示范和要求。价值取向强调个体的利益和需求,而价值导向强调社会整体的规范和追求。价值导向具有对整体的定向功能、凝聚功能和调整功能。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特征是依照市场的供需规律对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资源进行配置。专利的内容包过发明创造、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高校专利技术开发是指高校的科研人员对新技术进行研究与开发,并将开发出的技术进行专利申请。高校专利技术开发的价值导向是指在高校的专利技术开发中,通过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教育等手段,对高校个体、集体的价值取向的引导、示范和要求。江苏高校专利技术开发中基于市场主导视角的价值导向可以概括为:江苏高校在进行专利技术开发时要结合江苏高校的实际情况,通过研究市场主导的价值导向的市场、政治、经济、技术和社会五个方面,形成整体的价值规范和追求。经过对资料的研究整理,可分析概括出江苏高校专利技术开发中的价值取向内容,主要包括(1)功利取向:老师在进行专利技术开发时很多人是抱着评职称、拿奖金的个人功利想法;(2)完成任务取向:为了完成学校派发的专利任务;(3)商业取向:主要在校企联合专利开发上,开发的专利技术是面向市场需求的;(4)个人兴趣爱好:进行专利技术开发完全为了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因为在高校专利技术开发中大部分开发人员是抱着评职称、拿奖金、完成学校任务等想法和价值判断准则,所以造成了江苏高校存在着失效专利多、专利实施率低、专利转化率低等的一系列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又反过来影响了高校科研人员的专利开发创造的态度。盛济川[10](2005)如果一项职务发明专利成果得不到转化,科研人员或教师就会失去这样的一种成就感,从而挫伤了他们创新的积极性。肖阳[11](2008)高校专利应紧密结合市场,为专利转化实施创造良好条件。本文从江苏高校专利技术开发的价值导向入手,试图建立市场主导的价值导向准则,从而有助于解决上述一系列问题。赵杰,游达明[12](2011)市场需求是技术创新的根本动力,市场实现程度是检验技术创新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准。因而高校的专利技术开发应特别重视市场的导向作用。本文从市场、政治、经济、社会、技术五个角度出发,构建了江苏高校专利技术开发中基于市场主导视角的价值导向的指标体系。

3基于市场主导视角的江苏高校专利技术开发价值导向指标体系的构建

基于市场主导视角的江苏高校专利技术开发价值导向的指标的选取是本着现实性、实用性、系统性、科学性、价值性等原则。在分析和总结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市场、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5个维度,初步构建了基于市场主导视角的江苏高校专利技术开发价值导向指标体系,包括5个一级指标和20个二级指标。指标内容及相应的解释如表1。

4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指标体系进行研究分析

4.1层次分析法原理及步骤

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hierarchyprocess,简称AHP)是由美国运筹学家A.L.Saaty于21世纪70年代提出的,是对非定量事件作定量分析的一种简便方法,也是人们对主观判断做客观描述的一种有效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将复杂的问题分解,得到若干层次(目标层、准则层、方案层)和若干要素(每层所包含的对象),然后在各要素间进行简单比较、判断和计算,从而得到不同要素的权重,进而进行不同要素间的排序,以达到对复杂事物做系统化、有序化处理的目的。这种方法具有系统性、简洁性和实用性等特点。其基本步骤可以概括为:1)构造递接层次分析模型;2)冯丽霞,施韶亭等[13](2010)对同一层次的各元素关于上一层次中某一准则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3)计算权向量并作一致性检验;4)计算组合权向量并作一致性检验。判断矩阵是指针对上层次的某因素,本层次与之有关因素之间的相对重要性的比较,采用1~9标度法(如表2);进行一致性检验时,需先求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为CI=λmax-nn-1,并且需引入修正值RI(又称平均随机性指标,如表3)来校正一致性检验指标,利用公式CI=CIRI计算一致性比例CR。当CR<0.1时,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是可以接受的;否则,应当对判断矩阵作适当修正。

4.2构造层次分析结构模型

基于市场主导视角的江苏高校专利技术开发价值导向的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的结构模型如图1。图1基于市场主导视角的江苏高校专利技术开发价值导向的指标体系结构模型

4.3结果及分析

经过有关老师、研究生等专家小组的讨论,运用德尔菲法,充分衡量比较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得出每层的判断矩阵初始数据。进而应用AHP层次分析软件,输入指标体系的层次结构模型和判断矩阵的初始数据,再经过一致性检验,最终得出各级指标的权重,以及各指标的总排序。如表4: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市场在一级指标中所占的比例最高35.42%,其他一级指标虽然各自的比重不高,但也不可或缺。而在市场的二级指标中占比重较高的为市场需求导向38.13%、顾客导向28.25%和竞争导向20.93%。通过总权重的分析可得出各指标中影响很重要的几个指标依次是市场需求导向13.16%、顾客导向9.75%、经济结构7.93%、学校科研技术能力7.55%、竞争导向7.22%、产学研建设5.69%、经济发展水平及未来走势5.31%和江苏省的专利政策5.27%。所以有此可清晰地得出基于市场主导视角的江苏高校专利技术开发价值导向要特别注重市场这一因素,同时也要兼顾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其他四个方面。市场表明了消费者的需求,决定了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可以为江苏高校在进行专利技术开发时提供导向依据。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相当于辅助方面,它们为基于市场主导视角的江苏高校专利技术开发的价值导向提供支撑和保障。在市场因素当中,最重要的为市场需求导向、顾客导向和竞争导向。这三个因素可以很好的分析出专利的市场,找出专利的市场需求所在,从而明确江苏高校的专利技术开发的市场价值导向的内容。若从更具体细化的指标层次来看,基于市场主导视角的江苏高校专利技术开发的价值导向就是要尤其注重市场需求导向、顾客导向、经济结构、学校科研技术能力、竞争导向、产学研建设、经济发展水平及未来走势和江苏省的专利政策这些指标,同时也不能忽略其他的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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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机械制造技术 相关工艺 具体应用

中图分类号:F41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7)02(c)-0095-02

经济进步的趋势下,现代机械制造也逐步展现了独特的技术优势。相比于传统技术,机械制造的现代化技术可以为企业创造更高的经济收益,因此也受到了更多企业的认可和接受。现代性的机械制造具体包含了网络技术、信息传感技术、自动化管理技术等,因而具有多学科融合的基本特征。企业为保障自身综合实力的提高,就应当致力于改进传统流程,运用现代性的制造工艺来提高生产效能,同时杜绝制造过程中的偏差[1]。机械加工及制造通常涉及较复杂的多个流程和步骤,因此相关人员有必要熟练新时期的自动化加工手段和制造工艺,通过全方位的技术改进来体现技术优势。

1 机械制造工艺的技术特性

在企业生产中,机械制造工艺是不可缺少的。相比于传统制造工艺,现代机械制造体现了先进性的特征,与此同时也具有灵活高效、清洁度高以及能耗低的工艺优势。由此可见,新时期的机械制造不仅包含了最基本的工艺技术,同时还包含了产品制作、产品研发、开拓市场等各个环节[2]。现代机械制造从本质上来讲应当构成整体,这是由于机械制造工艺融合了很多学科的基本原理。具体而言,机械制造的现代工艺和技术具备如下的特性。

首先,现代机械制造工艺包含了多学科的技术,因此具有综合性特征。从现代意义上讲,现代机械制造摆脱了传统工艺限度,在更高层面上确保了机械制造流程的统一性。企业若能适当运用现代化机械制造方式,那么就可以保障综合实力的提升,服务于企业生产实效的提高。

其次,机械制造的现代工艺技术具有全球特征,符合了新时期的全球化趋势。在一体化进程的推酉拢各行业都面对剧烈的市场竞争,为适应一体化,企业就有必要做出技术层面的转型。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现有的机械制造工艺仍缺乏完善性。作为机械制造企业而言,应当从根本上转变认识,尝试接受并认可现代的新式机械工艺。

第三,现代机械制造与网络具有紧密的联系,体现了统一的生产流程。面对剧烈的行业竞争,企业为获得自身的优势,就需要从全面的角度入手完成技术转型。机械制造技术整合了制造成本、制造产品的耗时、产品质量控制等多层要素,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统一的结合体,这样做有利于整合原本分散的机械加工流程,确保企业获得优良的机械加工质量[3]。

2 具体的技术应用

机械制造行业具有独特的性质,这是由于机械制造包含了多层面的综合性内容,因而也有利于适应新的技术形式。在应用层面上,机械制造工艺与技术包含了如下要点。

2.1 集成化和信息化技术

从机械加工角度来讲,企业若要通过加工得到优质的机械产品,那么有必要运用集成的信息化技术来确保实现。机械制造的现代化系统正在经历转型,在这个时期也逐步引入了智能制造、集成制造和柔性制造的新方式。在网络的辅助下,集成化机械制造有利于保障全局操作的精确性,同时也融合了产品设计、机械设备生产、机械零件装配、产品检验和销售等不同的环节。在信息网络的支持下,信息化机械生产流程体现了更强的集成特点,进而构建了智能化的自动式机械加工体系[4]。

2.2 改进机械加工的方式

特种加工工艺集成了化学能、热能和光能等不同的能量形式,在能量集成的基础上还运用了新式的超声波加工以及电解加工。在技术进步的驱动下,机械制造领域也逐步开始运用新型材料和新式加工工艺。从现状来看,特种加工技术已经运用于新时期的机械加工,从而体现了特种工艺的独特优势。例如:对于耐热的硬质合金、金刚石或者淬火钢等材料,如果运用传统的流程是很难予以加工制作的。然而,特种加工的手段却可以顺利完成对于硬质材料的制造加工。近些年来,机械加工领域还诞生了水射流加工的新模式,这种工艺尤其适用于加工细小精密的硬质材料。

2.3 引进新型机械设备

企业如果要顺利运用现代机械加工及制作,那么首要的前提就是引进机械制造的先进设备和机械。这是因为,高效精密的机械制造仪器有助于提升生产效率,也可以为企业带来成本的节省。例如最近几年,现代化机械加工的相关企业逐步开始运用五轴数控的高精度铣床、集成电路的数显仪和超重型龙门铣。这些先进的大规模设备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节省人力操作,企业也能由此加快机械制造的整体速度,有利于改进工艺。

3 技术发展的整体趋势

从技术趋势来看,机械制造技术改进的关键点就在于自动化。对于机械制造的工艺领域,一体化的人机技术、集成技术以及智能技术都在迅速扩展,此外还包含了柔性制造的工艺方式[5]。运用自动化技术,有利于在加工流程中随时调整原先的工艺步骤,从而更加符合机械加工的整体规划。在网络化的帮助下,机械制造中的自动化工艺还会进一步更新。对于机械产品设计、筛选加工原材、零件主体的制造和加工、市场销售等都会继续加以改进。总之,自动化技术的诞生有利于构建企业密切交流的新渠道,保障企业顺利实现机械制造管理。

机械制造通常涉及很多流程和环节,在这些步骤中如果能运用虚拟化的机械制造方式,那么就能在本质上缩短加工流程,与此同时也显著降低了投入机械制造的总成本。虚拟技术主要用于检验工艺合理性、优化产品制造流程。由此可见,虚拟技术可以用于检验机械制成品,通过不断调整现有的制造技术,就能优化机械加工。在产品制作周期缩短的同时,企业也能借助虚拟技术的手段来调整物流、落实过程化管理并且保障生产安全。

4 结语

在转型阶段中,机械制造工艺和技术也应当随之改进,只有不断加以完善才能适应现今剧烈的行业竞争。对于机械制造行业而言,在引入新式机械制造技术时应当依照因地制宜的基本思路,确保引入的新式工艺符合自身的生产特征。在运用新技术的基础上,机械制造以及加工行业应当符合网络化、信息化和集成化的基本宗旨,确保企业获得优良的市场竞争实力,从而完善日常生产的流程。然而截至目前,企业在运用现代机械制造手段的过程中并没有达到完善,有待长期改进。在未来实践中,机械制造的相关人员还需要不断摸索经验,进而服务于现代机械制造工艺的整体质量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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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子政府;现状;概念;功能;价值

Abstract: The present informat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 and the network development has provided the new platform to a political prefectural yamen transformation, has had the electronic government (Electronic Government). The article through the paper which studies to already some electronic government conducts the research, to the electronic government’s basic concept, the function and the value pursue has carried on the elaboration.

key word: Electronic government; Present situation; Concept; Function; Value

研究背景

网络和信息与通讯技术作为科技革命的产物是先近生产力的代表,在世界范围内的迅猛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深刻影响。同时信息与通讯技术与国家上层建筑的结合顺应了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来的各国政府再造改革运动,产生了电子政府(Electronic Government)。电子政府最早起源于美国副总统戈尔领导的全国绩效评估委员会提出的“运用信息技术再造政府”运动,随后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业开展了电子政府建设。我国电子政府(Electronic Government)建设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在我国由于文化背景和学者的理解不同有很多称法,如“电子化政府”、“电子政务”、“网络政府”、“数字政府”和“虚拟政府”等。但是电子政府是被大多数学者认同的合理的学科名称。

一、电子政府概念与内涵

学者们对电子政府定义的差别,直接原因是对Electronic Government 翻译的不同理解。根据学者们对电子政府的定义可以把电子政府的价值取向、技术平台和功能作用把电子政府的概念分为三类:服务论、技术论和改革论。

(一)服务论观点

服务论观点吸收了新公共管理理念即批判和改革科层官僚制政府本位以民众为顾客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思想,注重强调电子政府的价值取向。认为电子政府是为民众提供信息资源及服务的虚拟政府。张成福认为电子化政府是指政府有效利用现代信息通讯技术,透过不同的信息服务设施,在其方便的时间、地点及方式下,对政府机关、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提供自动化的信息及其他服务,从而构建一个有回应力、有效率、负责任、具有更高服务品质的政府。于凤荣、王丽认为:电子政府是运用信息及通讯技术打破行政机关的组织界限,构建一个电子化的虚拟机关,使得人们可以从不同的渠道获取政府的信息及服务。以上是服务论的观点,服务论着重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

(二)改革论观点

持改革观点的学者认为电子政府是政府再造,重点在信息和通讯技术及网络化平台上通过改革政府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的重组和优化,构建政府管理体系。张志清认为的电子政府是指基于信息技术对现有的政府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进行优化重组之后,重新构造成的新的政府管理形态。刘宝润认为电子政府由政务过程电子化、网络化影响和推动,促使政府机制和体系重组,而形成的适应电子化、信息化需求的政府结构形式,实现政府再造,电子政府的核心内容是建构一个虚拟状态的政府及其部门结构体系。许希亮、常春芹认为所谓电子政府通常是政府利用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打破行政机关的组织界限,建构一个基于计算机网络环境的电子化的虚拟政府,确立一个精简、高效、廉洁、公正的政府运作模式。改革论观点强调通过改革从传统政府转向电子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传统政府模式,从内在本质上更加注重追求效率、公平和服务品质。

(三)技术论观点

持技术论观点的学者多是从信息与通讯技术、网络平台为出发强调技术的作用,多注重研究电子政府业务流程优化重组和办公自动化倾向于电子政务方向。汪玉凯认为电子政府是将政府管理与服务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办公自动化技术和网络技术基础之上的一种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葛笑春认为电子政府是指在信息网络化条件下,对传统政府职能、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重组基础上,主要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平台,实现政府的公共管理。张锐昕和黄波认为电子政府的主要内涵是运用信息技术及通信技术建构一个基于计算机网络环境的电子化的虚拟机关,以改进政府组织,重组公共管理,最终实现办公自动化和信息资源的共享。1技术论观点主要是借鉴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建设成果,崇尚工具理性。

对电子政府的不同理解,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对电子政府从价值趋向、技术平台和作用功能不同认识构成的。可以认识到一点,电子政府是基于信息与通讯和互联网为技术平台构建的。他完全不同于现实中的实体科层制政府,他具有虚拟性,强调网络化、信息化、数值化等特征,强调信息技术的执行功能。在他的背景环境下必然存在信息与网络化的高度发达的虚拟社会。所以电子政府的构建完全取代实体科层制政府治理现在社会把政府的功能延伸到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讨论电子政府必定把他的背景上升到网络社会的范畴。电子政府具有技术主义和制度主义两种思路,而制度主义是起主导作用的,也就是说制度按照自己的规则运用技术。技术和制度之间的护理效果不是直接的和结果性的,而是复杂的和高度依赖的。所以电子政府构建应该考虑如何把信息和网络与制度和组织相结合起来,形成技术和制度紧密结合的规范与规则运行的政府模式,而不是讨论如何运用信息与通讯技术和网络为主导追求工具理性,更不是忽视制度与技术结合或制度磨合把现有政府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硬搬到网络社会中。所以电子政府是基于信息与通信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实现政府的管理过程和信息采集自动化,重组政府业务流程的基础上,重建行政职能、政府组织、构建为个人、企业、社会团体提供高品质服务,追求民主、效率有回应力、负责任的政府。

二、电子政府的作用

电子政府是科技创新和制度相结合的产物,他具有虚拟性,因为他服务于互联网形成的虚拟社会中。他也具有实体性,因为他具有组织结构、制度基础、服务站点和人员支持。电子政府的功能打破了传统政府组织结构的束缚、部门的限制和行政区划的阻隔,形成“无缝隙政府”,最直接的可提供7*24*365在线服务模式,极大地扩展了政府的服务时间和空间,扩大了政府的服务职能,也由于他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增强,填补了传统政府模式缺乏监督的弊端。

(一)电子政府对传统政府组织的冲击

电子政府创新是新公共管理范式革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公共行政价值观的重构创造了条件。电子政府是在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宏观背景下诞生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官僚制片面追求工具理性、漠视价值观念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和批判。颜雅英、庄锡福在《电子政府是抑制官僚主义之良策》中指出电子政府通过发挥以下功能:(1)电子政府促进民主;(2)电子政府抑制行政膨胀;(3)电子政府促进规模适度政府的建立。从而克服各种物流阻碍和组织阻碍,杜绝传统组织形态和物质构成中强调分工造成的部门分割和官僚主义层次繁多、互相推诿、手续繁琐、公文旅行等诸多问题,最大程度地消除顾客使用公用产品和服务过程的成本, 成为抑制官僚主义的良策。

(二)电子政府的基本功能

电子政府是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重组后的政府,他也具有发挥政府功能作用为民众提供服务和治理网络社会的功能。徐晓日认为电子政府的功能有:(1)提升政府信息资源水平,(2)重建政府组织体系,(3)改进政府决策模式,(4)再造政府业务流程(5)优化政府人才结构。张成福把电子政府的功能归纳为:(1)提高政府决策理性和公共政策的品质,(2)促进信息流通利用和平等共享;(3)提高政府的反映力和社会回应力,扩大公民参与;(4)促进政府重组,节约行政,提高政府效率;(5)公开政府信息,实现开放政府。

矛盾总是存在两面性,电子政府构建可以扩展政府的服务功能,填补传统政府治理中的缺陷,但是也由于随着民众参与治理的程度提高和网络的无边界信息资源丰富易获取性、治理客体的虚拟性,给政府的权威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削弱了政府的权力。电子政府推动了民主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但是一方面网上过度的民主会产生民主危机。张锐昕、黄波认为网上过分自由的信息传输有可能引发民主危机,如果任由网上“自由”、“民主”泛滥,社会将处于无序状态,不仅造成政府宏观调控失控,信息资源浪费,影响经济发展效率,甚至会导致政府失灵,引发社会矛盾。另一方面,过度的民主也会滋生“无政府主义”。人们在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同时,可能会产生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甚至有人可能会打着构建电子政府这一旗号,另有一番“心思”。因此,在电子政府建设过程中要把握好民主的尺度。

三、电子政府的价值追求

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络在政府运作中的运用创造了电子政府的管理模式,这体现了科技及其工具理性的力量及其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飞跃性变化。科技及其构造的工具理性就会成为一种针对所有人的异己力量,窒息着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造成人类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与生存危机。所以,技术工具是一把双刃剑,它需要价值观的引导和制度的约束才能为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它自身蕴含的巨大力量。在无法找到更合适的代表更多人利益制度之前,民主必然是最佳的选择,电子政府也同样适合这种选择。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给人带来更深层次的民主是会引发“无政府主义”。所以电子政府应该追求合理的价值取向,学者们对电子政府价值取向作了研究。

(一)电子政府的基本价理念

电子政府有着与传统政府不同的运营模式和基本特征,将导致传统政府理念体系的重大变革,推动政府行政理念的重购和更新。李传军把电子政府的基本理念概括为:民主理念、科学理念、政治理念、责任理念、效率理念、公平理念、服务理念、安全理念、文化理念、形象理念。

(二)电子政府的价值理性层面是网络政府

电子政府为网络政府提供了技术前提,网络政府则为电子政府塑造了价值的灵魂。在政府信息改革过程中应努力构筑电子政府的技术设施,同时将公平、民主、参与等人类价值追求渗透其中以构建网络政府。纪丽萍提出:网络政府是电子政府的价值理性层面,即在电子政府的技术设施上嵌入公平、民主、参与的价值,形成多中心治理的网络政府。

(三)电子政府与公共价值观的追求

电子政府是新公共管理范式革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也同样追求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徐晓日认为电子政府为实现公共价值观的重建创造了条件,电子政府是基于公共管理部门基于现代信息与通讯技术和网络的虚拟政府。因此电子政府也追求公共管理重建以追求人为中心、效率、责任与公平的核心价值观并重的公共行政价值观。

(四)电子政府的基本价值追求与实现形式

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公共权益、正当程序等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趋向。信息与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的充分发展,使信息成为优势资源,事实上,信息归根接地是权力。在网络社会中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网络的使信息很容易获取人们信息,并拥有权力,权力的产生必须有相应的规范和约束机制,民主就是最优选择。民主与电子化信息化结合产生了电子民主。于凤荣,王丽认为电子政府的最基本价值取向是追求民主和自由。也有学者以网络和信息与通信技术为平台研究电子民主(Electronic Democracy),提出电子民主是网络时代的民主新形势,宋迎法研究给出了电子民主的概念,认为电子民主是使完全网络时代的民主。因此,如何加快落后地区的网络和数字化建设,消灭“数字鸿沟”问题是电子民主能否实现的关键,也正是电子政府本身公平价值理念的体现。

电子政府出现和发展适应了新公共管理范式构建,作为政府治理新模式它还是一个新领域。在实践中我国的电子政府建设经历三个阶段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但是在电子政府建设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参考文献

[1]张成福.电子化政府:发展及其前景[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 2002(3).

[2]于凤荣,王丽.电子政府与现代政府之比较[J]. 中国行政管理, 2001 (11) .

[3]赵雪.我国电子政府建设中的信息安全问题与对策[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7(8).

[4]李传军.电子政府的十大理念[J]. 湖北行政学院院报,2002(1).

[5]汪玉凯.中国政府信息化与电子政务[J]. 新视野,2002(2).

[6]葛笑春.业务流程再造基础上的电子政府建设[J].商业时代?学术评论,2006(19).

篇10

一、我国金融结构现状分析

第一,金融产业结构。金融产业结构指的就是当前我国金融机构的整体情况,从《中国金融年鉴》可以看出,截止到2015年底,我国共有3家政策性银行、5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15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156家城市商业银行、67家农村商业银行、6家大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49家外资法人金融机构、102家信托公司以及众多的互联网金融网贷企业。分析当前我国金融产业结构我们不难发现其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是种类相对较为齐全,随着我国金融产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金融产业已经逐渐的从单一的国有银行发展为国有、股份制银行并存,证券机构、保险机构等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以银行金融机构为主体,其它金融机构为补充的格局;其次是在金融产业中,银行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这一点从《中国金融年鉴》中所公布的截止到2015年底银行金融机构占据总金融资产的69.41%就可以看出;最后是国有金融机构在金融产业中处于垄断地位,虽然当前我国众多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并存,但是从资产份额和机构网点来看,国有银行在金融产业中仍旧处于垄断地位。

第二,金融市场结构。金融市场是金融结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金融市场已经初具规模并在世界金融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例如我国股票市场世界排名第三、金融交易量也在世界前十等。具体而言,当前我国金融市场结构主要具有两大特点:一个是金融市场结构整体较为完整,但多为原生性金融产品,衍生产品匮乏。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大致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保险市场和黄金市场,基本结构已经较为完整,但是其衍生产品较少;另一个则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金融市场结构中的比例过大,其规模占据整个金融市场的90%以上,其它市场发展速度较慢。其中资本市场中股票市场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以场内交易为主,场外交易发展较为缓慢,货币市场中银行债券仍旧处于主体,债券回购市场近年来发展速度相对较快。此外,值得注意的当前我国金融市场上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仍旧以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为主,民营企业虽然发展速度较快,但是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受到诸多的限制。

第三,金融资产结构。总体而言,当前我国金融资产结构逐渐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公布的相关数据来看,2005年货币类金融资产为219691亿元,占金融总资产的85%,2015年货币类金融资产为906215亿元,占金融总资产的59.61%,而证券类金融资产(债券和股票)在金融总资产中所占比例则从2005年的13.71%提高到2015年的38.35%,保险类金融资产从2005年的1.29%提高到2.04%。对比之下我们可以发现我国金融资产总体规模在不断扩大的同时,内部结构也逐渐的趋于稳定,但是其发展速度仍旧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证券类金融资产因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速度最快。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货币类金融资产比重过大意味着金融风险高度集中在商业银行,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构成了潜在的隐患。

二、社会转型期金融结构存在的问题

2008年之后,我国社会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逐渐进入了关键时期,对金融体系的功能和作用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情况下传统金融结构已经无法适应社会转型的发展需要,与经济结构出现了脱节现象,对金融结构进行优化升级势在必行。有鉴于此,笔者从以下角度对社会转型期我国金融结构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

第一,与经济结构不匹配。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服务经济,这是金融与经济最基本的关系,也意味着金融结构只有和经济结构完全匹配才能够充分发挥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当前我国金融结构是建立在改革开放之后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在过去的几十年对经济发展、科技创新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到来,虽然经济结构整体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很多细微之处却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从而出现了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匹配的现象,制约了社会经济的顺利转型。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从金融机构来看,银行在金融机构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导致了现有金融体系难以满足社会转型期众多中小企业多层次市场主体的金融服务需求,例如当前国有大型银行在金融产业中处于垄断地位、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足、民间金融发展受限等;其次是从金融市场来看,当前金融市场普遍存在着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融资结构不合理问题,从而导致了诸多非公有制企业在社会转型期举步维艰,社会转型目标难以顺利实现。

第二,金融市场占比偏低。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即通过创新来不断的优化产业结构,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以此来实现占据产业链上游的目标,这也就意味着金融结构必须具备强大的创新支持能力,确保产业结构优化目标的实现。但是从当前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来看,其在支持技术创新方面明显存在诸多的不足。首先金融市场结构严重不平衡,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结构属于典型的银行主导型结构,这种现象导致了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发展严重不平衡,使得金融风险基本上全部集中在商业银行,加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也无法发挥资本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技术创新,推进产业重组的重要作用;其次是风险投资发展不理想,对比美国等发达国家技术创新的主要资金来源是风险投资,我们可以发现当前我国金融市场中的风险投资明显存在许多问题,集中体现在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在风险投资中所占比例较低,而已经成形的、收益较为稳定的产业则更加的受到青睐,使得风险投资流于形式,技术创新难以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

第三,金融市场化程度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但是在30多年的改革实践中大部分产业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市场化运营,而金融产业因其和国民经济密切相关的缘故,价格――利率自由化进展却相对较为缓慢,这种情况必将对实体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从而影响了金融体系以灵活的价格机制引导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发挥。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利率市场化尚未完成,从1993年利率市场化改革理念的提出至今,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银行间市场利率、债券市场利率、外币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但是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仍旧存在“贷款管下限,存款管上限”的利率管制现象,导致金融资源无法实现市场化的价格配置,也难以发挥优化资源配置作用;另一个则是期货市场建设之后,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目前我国的股票市场随着股指期货的推出,做空机制开始逐步完善,价格信号形成的精确程度较以往有了一定提升。但现有债券市场,无论是证券市场的债券市场还是银行间的债券市场,都只能做多,难以做空,使得收益率曲线难以合理呈现,不能为经济转型和产业发展提供资源定价权支持。

三、社会转型期金融结构优化措施

第一,优化整体金融结构。在我国经济结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我国实行了特殊的金融制度安排,即金融约束性政策,建立了一个半财政职能化的金融结构体系,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对金融结构进行优化,促使其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更加匹配是必要且重要的。对此笔者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建立相对均衡化、分散化的金融结构。原因就在于金融资源高度集中在商业银行是我国当前金融结构的极度不合理之处,“鸡蛋不能放到一个篮子里”原则告诉我们金融资源的高度集中也必将导致金融风险的高度集中,一旦出现经济波动所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挽回,对于社会经济的转型也是弊大于利,因此我国急需建立一个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均衡发展的金融体系结构,以此来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提高进入的安全系数;另一方面则要加快金融市场的发展,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受我国金融机制的影响,当前我国直接融资远远的滞后于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尤其是中小企业基本上以间接融资为主,对此要加快金融市场的调整,实现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平衡,为一些早期依赖于银行资金的创新型企业提供更多的便利,顺利的实现经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