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重要性范文
时间:2023-12-22 17:48:1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双碳重要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课堂教学是教与学的双边活动,要重视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也为学者以及广大教师所肯定。数学不仅是人们认识自然、认识社会的工具、更具有开发人们智力的作用,学生学习数学的过程,同时也是他们操作与观察、分析与综合、判断与推理的主动参与的过程。近几年来,我在进行数学活动式教学实践的同时,十分重视学生的主动参与,把握时机,创设情境,激发兴趣,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1. 对数学的兴趣是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前提 要使学生主动参与学习,必须使学生对数学有兴趣。兴趣是人积极认识事物或关心活动的心理倾向,是人学习活动的动力机制。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著名教育家德可乐利指出:“兴趣是个水闸门。借助它,注意的水库被打开,并规定了流向”,杜威也把兴趣作为儿童成长的“指示器”。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诱发学生的学习欲望,是活动式教学的关键之所在,是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前提。这就需要老师以“趣”引路,以“情”导航,把呆板的课堂教学变为充满活力的学习乐园。
例如教学“圆的周长”,老师在板书课题后提问:看着这个课题,你们想知道什么?学生小组讨论后回答:我想知道什么叫“圆的周长”;我想知道怎样求“圆的周长”;“我想知道圆周长的概念、知道圆周长公式的推导过程和圆周长公式的运用”。
随着学生的回答,教师把“概念”、“公式推导”和“应用”板书在黑板上,对学生说:“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探讨大家想知道的这三个问题”,从而导入新课。
教师通过与学生商讨,很快把老师“教”的要求转换成了学生的学习愿望,并由学习愿望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使学生能以饱满的学习激情,投入到新课的学习过程中去。显然,教师导入时所提出的问题对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学习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2. 良好的课堂心理气氛是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保证 课堂心理气氛是师生心理活动中占优势的、相对稳定的心理状态。良好的课堂心理气氛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内在情感和动机,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强大的合力,对学生学习起着潜移默化的导向和促进作用,是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保障。学生的小组讨论式学 习是形成良好课堂心理气氛的有效形式之一,小组学习往往使学生的主动参与欲望和自我表现欲望得到较好的满足。在教学“圆的面积”这节课时,为了让学生更好的理解“S=πr2”,我是这样处理的:
(1)布置学生测量并计算给出长方形纸片的面积。
(2)你们会求圆的面积吗?是否可以把圆剪咸若干相同的图形拼成已学过的图形呢?
(3)小组活动:学生动手把自己的圆形等分成若干个小扇形,再把若干小扇形拼成了长方形。
(4)组织小组讨论:长方形的长相当于圆的什么?宽又相当于什么?你能探索出圆面积的计算公式吗?
(5)小组活动:用剪好的小扇形还可以拼成哪些已经学过的图形?能借助这些拼好的图形探索出圆面积的计算公式吗?
结果,在这节课内学生们通过积极思考,先后用剪好的小扇形拼出了平行四边形、三角形和梯形等已经学过的图形并推导出圆面积的计算公式。接着我再让小组中的每个同学都说说操作过程和推导过程。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发表自己见解的欲望,师生之间相互尊重 并采纳合理的建议和想法,较好的理解了圆面积的计算方法。这样,不但让学生在“操作”、“讨论”的过程中主动参与了学习,而且有效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在发挥创造力同时,还培养了学生的分析、推理、概括等能力,进而提高了他们的数学素养。
3. 课堂教学中的激励机制增强了学生的成就感 正确的评价、适当的表扬与鼓励是对学生学习态度和学习成效的肯定或否定的强化方式,它可以激发学生的上进心、自尊心。对儿童的表扬、鼓励往往能更好地激起学生积极的学习动机。正数学活动式教学中,尽管合作学习和分组讨论可以调动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积极性,但如果组织不好,其结果仍然是优等生活跃,中等生参与机会少,个别后进生处于被动状态。因此,老师要时刻想着所有孩于的成功,充分相信每一位学生的潜力,鼓舞每一位学生主动参与学习,善于观察并发现他们的闪光点,及时给予肯定。同时,采用小组长轮换、小组发言代表的推举和轮流相结合等教学制度,鼓励后进生争取更多的活动机会,使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和自由,各尽其甜,各显所长。
在教学“小数的性质”时,学生要通过比较0.1米、0.10米和0.100米的大小来揭示出小数的性质,怎样比较0.1米,0.10米和0.100米的大小呢?学生在小组活动中各有不同的方法:
有的学生把0.1米,0.10米和0.100米转化成整数来表示:0.1米=1分米,0.10米=10厘米,0.100米=100毫米,从而推导出0.1米=0.10米=0.100米。
有的学生动手实际测量推导出0.1米=0.10米=0.100米。
有的学生利用小数意义推导0.1米=0.10米=0.100米。
篇2
脑性瘫痪(cerebral palsy,CP)简称脑瘫,是指患儿在出生前至出生后1个月内因各种原因而引起一非进行性脑损伤综合征。患儿存在不同程度的下肢肌张力增高,以及各种原始反射的持续存在,严重影响患儿的步行姿势和能力[1]。我们在临床中采用中药熏蒸配合综合康复治疗等措施,取得一定效果,现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共选取2005年1月至2008年12月间就诊的脑瘫痉挛型双瘫患儿40例,其中男性23例,女性17例,年龄3个月~9岁,平均月龄28.40±18.38月,诊断和分型参照2004年昆明小儿脑瘫专题研讨会制定的标准[2],踝跖屈肌张力用改良Ashworth量表(Modified Ashworth Scale,MAS)[3]评定在1+至3级;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能配合康复治疗;具有爬行和跪位能力。将所有患儿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组患儿在性别、年龄、MAS分级和粗大运动功能评分[4],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干预方法:两组患儿均给予常规的康复治疗,下肢穿戴合适的矫形器;治疗组再给予中药熏蒸。
1.2.1 常规康复治疗:包括下肢的被动关节活动度训练、肌力训练、站立和步行训练、穿戴矫形器等措施。①被动关节活动度训练:痉挛型脑瘫患儿常出现下肢内收肌、髂腰肌、绳肌、小腿三头肌的广泛的肌张力增高,可采用徒手牵拉,每一组肌群每日2次,每次各20次,要求每次牵拉时在关节活动范围的末端适当用力,持续15秒,牵拉可以超过正常的关节活动范围5°左右,腓肠肌的牵拉用电动起立床足下踩斜板进行,每日2次,每次30分钟。②肌力训练:根据患儿的功能进行腰背肌、腹肌、髋、膝、踝关节由助力运动到渐进抗阻的肌力训练。主要内容有:仰卧起坐、桥式运动,仰卧位主动屈髋屈膝、髋外展、踝背伸肌力训练,蹲下站起训练等。③跪位、站立平衡和步态训练:跪位平衡从四点到一点跪位、站立平衡从双足到单足进行训练,站立位双下肢重心转移训练,上、下台阶的训练。患儿骨盆和膝关节控制不好时给予适当的帮助,行走时可借助助行器逐渐过渡到单拐,最后无借助下步行。④矫形器使用:患儿站立和行走时出现踝关节跖屈伴足内翻或外翻时穿戴踝足矫形器(AFO),同时伴有膝关节过伸时穿戴膝踝足矫形器(Knee Ankle Foot Orthosis,KAFO)。KAFO的膝关节绞链行走时能自由屈曲,而伸膝控制在0°;KAFO和AFO踝关节绞链允许踝背伸0~15°,跖屈为0°。要求患儿在康复训练时脱下矫形器,站立和行走时穿戴,夜间也尽可能穿戴。
1.2.2 中药熏蒸:熏疗方组成:黄芪30g,当归、川芎、鸡血藤、牛膝、红花、赤芍、透骨草、络石藤、木瓜、伸筋草各15g,加水1000ml。采用中药熏疗蒸汽自控仪进行双下肢熏蒸,每日1次,每次30分钟,熏蒸后进行常规康复治疗。
1.3 疗效评定标准:两组患儿治疗前及治疗后3个月、6个月进行以下评定:①小腿三头肌张力用MAS评定,评价等级0、1、1+、2、3、4级分别量化为1、2、3、4、5和6分。②运动功能用粗大运动功能评定(GMFM)D区(站立)和E区(走、跑和跳)的评分共计37项,每项0~3分;0分,不能完成;1分,小部分完成;2分,大部分完成;3分,全部完成。D区:站立,该功能区总分为39分。E区:走、跑和跳,该功能区总分为72分。各功能区计分方法为:(各功能区实际得分/各功能区总分)×100%。
1.4 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所得数据采用SPSS11.0统计软件进行治疗前后的配对t检验。P
2 结果
经过6个月的治疗,2组患儿疗效比较如下:2组患儿踝跖屈肌痉挛程度(小腿三头肌MAS评分)治疗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3个月、6个月与治疗前比较,2组患儿均有缓解,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2组患儿的站立与步行能力:2组患儿站立与步行能力(GMFM D区和E区评分)治疗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3个月、6个月与治疗前比较评分百分比均有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痉挛型脑瘫因大脑锥体外系受到损伤,肌张力增高为主要临床特征[1],下肢常出现内收肌、髂腰肌、绳肌、小腿三头肌等广泛的张力增高,痉挛的长期存在,会使肌肉和关节过度使用,最终导致其挛缩或变形,如不及时处理会使患儿丧失站立和步行能力。本研究两组患儿都加强了常规的康复治疗,特别强调关节活动度训练。关节活动度训练除了有助于防止挛缩的发生外,还可使伤害性感受器的敏感性降低,从而降低上运动单位的活性[5]。在小儿脑瘫的治疗中,在功能训练的基础上,提供适当的矫形器协助改善功能障碍,是影响患儿康复效果的因素之一[6]。2组在康复治疗的基础上配合矫形器的使用,加强了关节活动度训练对痉挛肌的牵拉效果。中医认为脑性瘫痪的病机主要由于先天精血亏损,后天气血不足。痉挛型脑瘫中医辨证分型属于肝强脾弱证。肝主筋,贮藏并调节全身血液,全身筋脉关节的运动功能须赖肝的精气滋养。脾主肌肉四肢,为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肝强脾弱使筋脉拘挛,肢体强硬失用,关节屈伸不利。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使用了中药熏蒸,熏疗方中的中药以柔肝健脾为主,佐以益气养血之法,脾气健旺则气血生化有源,肝脉得养则筋脉弛张有秩;熏蒸同时具有温热作用,两者结合更促进了血液循环,改善了肌肉功能,更好地降低了小腿三头肌、绳肌和髋内收肌等肌张力,也有利于关节活动度的训练。同时利于踝背伸、伸膝和髋外展的肌力训练,肌力的改善进一步纠正了尖足、屈膝、髋内收等异常的步行姿势。
本研究中2组患儿的治疗依从性均较满意,能配合完成为期6个月的康复治疗。2组患儿的小腿三头肌MAS评分、GMFM的D区和E区评分在治疗后3个月、6个月分别与治疗前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2种方法对痉挛型脑瘫患儿降低下肢肌张力,改善粗大运动功能均有良好的治疗效果,但结合中药熏蒸组的小腿三头肌MAS评分、GMFM的D区和E区评分在治疗后3个月、6个月相比效果更好,表明应用中药熏蒸,配合康复治疗等措施能更好治疗脑瘫患儿的下肢痉挛,减轻及阻止进一步的姿势异常,改善患儿的运动功能。
4 参考文献
[1]李树春.小儿脑性瘫痪[M].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24.
[2]中华儿科杂志编辑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神经学组.小儿脑性瘫痪的定义、诊断条件和分型[J].中华儿科杂志,2005,43(4):262.
[3]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医政司.中国康复医学诊疗规范[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59.
[4]史惟,廖元贵,扬红,等.粗大运动功能测试量表和Peabody粗大运动发育量表在脑瘫康复疗效评估中的应用[J].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2004,10(7):423-424.
[5]窦祖林主编.痉挛评估与治疗[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254-259,68-69.
篇3
>> 欧盟东扩对中欧贸易的影响 欧盟东扩开及其对中欧贸易的影响 欧盟对中亚的能源战略浅析 中欧能源合作的未来 欧盟对中国FDI与中欧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 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欧双边贸易影响的协整分析 欧盟航空碳税对中欧旅游贸易的影响及应对 欧盟高失业率对中欧经贸影响的实证研究 欧盟商业利益集团及其对中欧贸易的影响分析 欧盟量化宽松政策对中欧贸易影响因素分析 欧亚博弈新动向 国际政治背景下的俄美中亚――里海地区能源博弈 围绕石油能源的博弈 欧盟的能源安全战略及对中国的启示 里海问题:能源博弈与地区格局变化 中欧电信“双反”博弈 中欧碳税政治博弈 欧债危机扩散下的欧盟经济及中欧经贸合作 欧盟债务危机的博弈分析 欧盟碳税交易引发的全球博弈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对欧盟而言,除了一贯重视中东、北非地区和俄罗斯等传统能源供应渠道之外,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也越来越重视中欧亚地区(Central Eurasia)的能源。本文在对中欧亚地区在世界能源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进行概要阐述基础上,探究欧盟在该地区的能源政策取向,并重点讨论欧盟对该地区运输管道上的基本态度,最后就欧盟的中欧亚能源政策对中国的相关启示进行初步思考。
能源地缘政治中的中欧亚地区
在错综复杂的全球能源地缘政治图景之中,欧亚大陆中心地区的重要性日益备受关注。由于庞大的能源资源储备和重要的战略位置,中欧亚成为了全球和区域大国进行激烈角逐的主要场所之一。就地缘政治而言,中欧亚包括中亚五国和南高加索三国,即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南高加索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参见Guo Xuetang, “The Energy Security in Central Eurasia: the geopolitical implications to China’s energy strategy,” in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 Volume 4, No.4,2006, pp.117-137. 该地区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最丰富的是在里海东西两岸,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根据2012年英国石油公司(BP)的世界能源数据统计,到2011年底,五个里海沿岸国家(俄罗斯、伊朗、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的探明石油储备占了全球的16.6%,而探明天然气储备则占到了50.5%。参见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2, .
[14] European Commission. INOGATE Programme.
http://ec.europa.eu/europeaid/what/energy/policies/eastern-neighbourhood/inogate_en.htm.
[15] European Council. Conclusions on Energy. PCE 026/11, 4 February 2011.
[16] Bahgat G. Central Asia and Energy Security // Bhavna Dave ed. Politics of Modern Central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09.
[17] Guo Xuetang. The Energy Security in Central Eurasia: the geopolitical implications to China’s energy strategy //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 2006,4(4):117-137.
[18] Solana J. A Secure Europe in a Better World. Thessaloniki: European Council, June 20, 2003.
[19] Amineh M P. Globalization, Geopolitics and Energy Security in Central Eurasia and the Caspian Region. The Hague: Clingendael International Energy Program, 2003.
[20] Ebel R, Menon R. Introduction: Energy, Conflict, and Development in the Caspian Sea Region // Robert Ebel, Rajan Menon eds. Energy and Conflict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Ro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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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业碳排放量 能源利用效率 要素禀赋结构 洛伦茨曲线 基尼系数
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之一,它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在资源稀缺情况下,行业领域能源分配不均,是社会公平正义在经济领域出现偏颇的重要表现。先不考虑行业是否需要以能源为主要原料和行业投入多少的情况,每个行业得到能源消费利用的机会应该是均等的。换句话说,不管该行业对该种资源消费与否,每个企业都有权利获得满足自己所需要的能源消费量,或者至少能得到属于自己与其他行业等额的消费权利。而目前行业的能源消费是不公平的。
一、研究范围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范围具体包括: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品机械制造业,家具制造业,炯草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丈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医药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塑料制品业,食品制造业,木材加I: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金属制品业,纺织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橡胶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非金属矿采选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二、行业碳排放量和能源利用效率不公平分析
按照经济学资源稀缺性前提假设,行业间碳排放量和能源利用效率不公平,意味着资源使用存在普遍竞争的情况下,不同行业之前碳排放量和能源利用效率是存在差异的,但是这种差异违反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公平正义” 原则,有的行业用较少的能源消费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财富(T业总产值),而有的行业消耗了大量能源(伴随着更大的二氧化碳 )却创造了较低的财富(T业总产值)。按照国际惯例作出分析:若低于0.2表示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差距悬殊。图1描述了按照碳排放量大小排名的前十名和后十名行业,总体呈现轻工业的碳排放量相对较少,重工业碳排放量相对释放较多特点。
三、行业碳排放量影响因素及不公平的原因探析
影响碳排放量大小的因素,目前主要归结为:经济发展状况、人口增长状况、人均收入水平、产业结构、对外贸易水平和能源效率等,具体到行业内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还未有人总结,行业的单位能耗强度可能是影响碳排放量的重要因素,并且行业碳排放量大小和行业对能源消费量大小成正相关,行业要素结构必然影响行业碳排放量大小,选用从业人口作为控制变量,并借鉴C—D函数双对数形式建立方程(1)采用分位数同归方法,回归结果如表1。
根据表1和图1可知,在各分位点上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均达到70% 以上,在20% 的分位点上只有截据项没有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外,其他情况下各变量均通过1% 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各解释变量均能很好的解释该模型。首先,行业从业人口状况对行业碳排放量的影响十分显著,并且作为行业投入要素之一,具有很重的影响度。但随着分 位点不断上升,即当行业面临较高的碳排放量时,该因素对行业的影响度却是十分平缓的,只是在分位点的最初经历一个短暂的上升,到20%分位点上达到顶峰后开始下降,直到在45% 的分位点上开始变为平缓,并除了在65% 的分位点上经历一个突升为0.967之外,一直保持平缓的趋势不变。
四、行业碳排放量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证明
以上分析了单位能耗(能源利用效率)行业之前的差异,以及单位能耗对行业碳排放量影响的重要性。减少行业碳排放量,提高行业能源利用效率,有必要测算行业碳排放的拐点下对应的能源效率值。
建立行业碳排放量和单位能耗之间的库兹涅茨曲线如模型(1),考虑结果的稳定性和行业要素禀赋差异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建立扩张性的碳排放量库兹涅茨曲线如模型(2)
(详见表2)。
令(2)式为零,得出LNEFF=0.574 (只留取最大值点对应的LNEFF,下同),EFF=1.624,对应于图6中左图E(0.574,8.953),此行业碳排放量的库兹涅茨曲线是“N”型。根据计算结果,中同共有11行业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存在单位能耗过高现象,能源利用效率偏低,大约占总研究行业的1/3。
五、结论和建议
鉴于本文研究结果,为适应低碳经济发展趋势,缩减行业碳排放量、提出相关结论和政策建议:
第一,行业碳排放量和单位能耗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59、0.49,行业碳排放量和单位能耗均存在较大差距。在能源稀缺前提下,同样的产值在不同行业间的能源消耗却存在差异过大,严格意义上说违背了社会公平正义原则。努力缩减行业单位能耗差距是社会公共正义在经济上的体现。
第二,行业要素禀赋差异是影响行业碳排放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最关键的因素。
第三,单位能耗低于1.6—1.7万吨标准煤/亿元时,行业碳排放量存在拐点。加大重工业行业有效管理,提高能源开采、利用和保护技术是促进行业排放量拐点到来的关键手段。
第四,重视和鼓励能源技术创新和合作联盟建立。技术创新是一个长期和艰辛的过程。鼓励行业内进行合作联盟甚至是国际技术联盟,是一种节约智力资源,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收益的有效推动力。
参考文献
[1]史丹 吴利学 傅晓霞等:中国能源效率地区差异及其成因研究— — 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方差分解[J]. 管理世界,2008,(2):35—43
篇5
【关键词】碳金融;中介市场;机制创新
引言
当前,随着全球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环保产业与金融市场双向互动,产生了环境金融领域。环境金融已成为优化配置环保资源、促进环保产业发展、提高环保企业效益的有效手段。
所谓碳金融,是指可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一切金融活动,包括直接投资融资、碳指标交易和银行贷款等。随着二氧化碳排放权的商品属性不断加强,碳金融市场也不断成熟。与传统金融不同的是,环境金融是金融业根据环境保护相关产业的需求而进行的金融创新,是对传统金融的延伸和升华。2013年6月18日,深圳排放权交易所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易,成为国内首个运行的强制碳市场。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愈发严重的资源与环境约束下,开展碳金融的相关研究和探讨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我国碳金融发展现状及特征
碳金融的兴起源自国际气候政策的变化,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两个国际公约框架下开展。目前,我国碳金融市场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市场巨大。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我国的碳金融市场潜力巨大。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也是最大的减排市场提供者之一,自2010年起每年碳交易量超过2亿吨。由于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最主要类型是基于项目的交易,因此,我国的碳金融更多是指依托CDM(清洁发展机制)的金融活动。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积极参与碳交易活动,中国的碳金融市场将存在更多商机。
二是成本低廉。在发达国家,能源结构的调整、高耗能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及设备更新都需要高昂的成本,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在100美元/吨以上,而若在中国进行CDM活动,减排成本可大大降低。由于巨大碳减排成本差异的存在,促使发达国家企业积极进入我国寻找合作项目。
三是前景广阔。据专家测算,到2020年,中国碳排放量将接近100亿吨,约占世界排放总量的33%。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今天,“高投入、高能耗、高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低投入、低能耗、高增长”的集约型发展模式亟待建立。我国政府历来重视碳减排责任与义务,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上,我国政府郑重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依照这一目标,我国的碳交易市场和碳金融将有巨大的发展前景,这也为我国在积极参与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同时,完善国内碳交易和碳金融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我国碳金融发展存在问题
尽管我国碳金融发展有诸多优势,但仍存在较多的现实约束,其主要问题如下:
一是中介市场不完善。碳金融随着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兴起而走入我国的,国内众多企业还未完全认识到其重要性以及其中蕴藏着巨大商机;我国政府及金融机构对碳金融的价值、操作模式、战略意义、交易规则等尚未深入了解;金融实体如投行、PE、交易所等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参与度不够。同时,由于CDM机制项下的碳减排额是一种虚拟商品,其交易规则十分严格,开发程序也比较复杂,销售合同涉及境外客户,合同期限很长,非专业机构难以具备此类项目的开发和执行能力。因此,对于我国刚起步不久的中介机构而言,开发、消化能力不足,缺乏可以帮助金融机构进行分析、评估、规避项目风险和交易风险的技术咨询体系。
二是交易风险因素较多。碳金融在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同时,蕴含着巨大的风险,不仅包括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还包括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当前,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市场主体对政策、法律风险缺乏足够的控制能力。在原始减排单位的交易中,政策风险最为突出。这是由于核证减排单位的发放是由专门监管部门依照既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认证,即使项目获得成功,其能否通过认证而获得预期的核证减排单位仍具有不确定性。同时,与一般的投资项目相比,CDM项目需要经历更为复杂的审批程序,这导致了CDM项目开发周期比较长,并将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机构的服务支持,带来了较多不可控的风险因素。
三是我国在碳交易产业链中处于低端地位。客观来看,碳交易的市场和标准都在国外,我国国内企业缺乏相关经验。同时,由于碳信用协议及其谈判的过程十分复杂漫长,涉及到减排量价格、付款范围和条件、核实成本和收益成本、适用的法律等条款,国内企业大多不具有话语权,议价能力十分薄弱。因此,在全球碳市场的大格局中,中国只是CER(灰色核证减排量)现货交易的单纯卖方,未进入到国际碳金融体系的核心。
三、对我国发展碳金融的相关建议
一是培育中介市场,创新碳金融模式。在能源消耗量快速增长的今天,碳排放量不仅是有限的环境资源,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我国应积极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碳交易机制,进一步探索排放配额制度,发展排放配额交易市场。在中介市场上,应鼓励民间机构和金融机构的进入,重视金融机构作为资金中介和交易中介的作用,允许金融中介购买或与项目业主联合开发CDM项目。同时,除了已开展的CDM项目融资、挂钩碳排放权的理财产品外,商业银行应探索更多的中介服务模式,满足企业的多样化金融需求。例如,凭借自身的信息优势,作为项目的咨询顾问,协调项目发起人、投资者、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之间的业务关系;与专业租赁公司合作,为CDM项目的建设阶段提供设备融资租赁服务;通过专门的资金账户,有效管理CDM项目下的资金流动,担当项目资金管理人等等。通过中介市场价格发现的功能,调整不同经济主体利益,在创新碳金融模式的同时,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二是构建有效激励机制,推动政策研究。碳金融具有较强的政策性以及广泛的参与度,需要政府及监管部门根据可持续发展原则制定一系列标准、规则,并提供相应的投资、税收、信贷导向等政策配套,鼓励金融机构参与到节能减排领域的投融资活动中。在税收上,可适当降低CDM项目的有关税率、适当延长免税期,也可通过对商业银行的开展碳金融业务收入进行税收优惠,来提高商业银行参与碳金融的积极性;在银行监管上,可采取在CDM项目贷款额度内适当减免存款准备金要求,加大项目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降低CDM项目贷款资本金的要求,以促使商业银行业务向碳金融领域倾斜;同时,通过财政拨款成立专项基金,为商业银行的CDM项目贷款提供必要的利息补贴。
三是提升碳交易地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未来的国际碳金融市场中,碳金融主导权是低碳博弈的最终目标。因此,应加快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使人民币成为碳交易计价的主要结算货币,以提升我国的碳交易地位。当前,欧元在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中仍处于优势地位,美元、日元、英镑、澳元等货币都具备提升空间。伴随着世界各国在碳交易市场中参与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利用碳交易中的计价货币以提升本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从而加速走向世界主导国际货币的行列。当前,我国应利用国际、国内碳交易市场潜力巨大的优势,将人民币与碳排放权二者绑定,推进碳交易中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化进程。在帮助国内CDM项目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同时,提高我国在碳交易及新能源领域的定价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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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碳税 产业转型 双重红利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碳排放量每年以更快的速度增加,至今,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约60亿吨,占世界平均水平的87%。据国际能源机构的预测,中国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将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从经济发展来看,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依然建立在高耗能、高污染的基础上,整体生产方式比较落后,迫切需要一种经济手段引导企业革新技术、更替设备,提高核心竞争力。2009年6月22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安全法案”,美国政府将从2020年开始对不限制碳排放量的国家的高碳产品征收“碳关税”,欧盟也准备采取相似的贸易保护措施,这必然会对中国的对外贸易造成巨大影响。
一、碳税的理论与实践
碳税(carbontaxes)通常被认为是成本有效的减排工具,通过引入碳税,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兼顾环境与经济的双重效益,提升环境质量与产业竞争力。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提出,在国家的碳治理中可以通过碳税的课征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同时温室气体排放量与燃料含碳量直接相关,所以可以按照含碳量征税,故称为“碳税”。因为温室气体排放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因此政府有必要干预,针对排污者收税,以弥补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间的差距,将污染成本加到产品价格中。
碳税的理论基础正是使外部性内在化,从而避免大气层这一公共资源出现“公地的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碳税偏重效率原则,它使相关产品的价格更加充分地反映地球温度上升、生态环境破坏和能源利用效率低的成本。通过价格传导,使消费者主动选择更加环保节能的产品,抑制对高污染、高能耗的高碳产品的需求,应用市场机制增强可持续消费的内在动力,优化资源配置,以实现帕累托最优( Paretocriterion)。
碳税实施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课征碳税,另一方面同时降低一些其他租税,包括中低收入户的所得税及间接税,在总税收不增之税收中立性原则下,使租税负担再分配,即所谓的环境税移转(environmental tax shift)或绿色租税移转(green taxshift)。碳税改革不但可改善环境质量,增加财政收入,若将其收入用来取代其他具扭曲性的租税时(例如所得税、增值税及社会保险费等),不仅增进租税效率,还可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福利、改善所得分配,具有双重红利。
碳税的改革首先发生在一些高福利的欧洲国家,包括北欧国家(丹麦、挪威、瑞典与芬兰)以及英国与荷兰。这些国家的高福利导致了其财政负担过重,对经济实体的课税过高的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起,这些国家纷纷开始推行绿色税制改革,通过课征环境税(如碳税、空污费、硫税)取得财政收入,再将其用以减轻高社会福利带来的财政负担或是以此降低其他具有扭曲性质的租税,试图达成双重红利的愿景。例如,1991年瑞典实行一项重大的税制改革,导致相当于其6%GDP的税收重新分配,其基本目标为减少许多扭曲性的税收(如降低所得税)。1997年美国的佛蒙特州与明尼苏达州亦开始进行相关改革,而德国与意大利则于90年代末期陆续实施,而碳税在我国目前还处于论证阶段。
二、碳税影响产业发展的实现机理
(一)高碳产业碳排放外部性的消除
环境资源一直被认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任何人皆可不花费任何成本而享用。对于环境资源的耗损或对于环境造成的污染,亦无须负任何责任,导致环境污染的实施者,不用支出任何成本即得以享受经济利益,相反的,环境损害的结果,却由全社会承担,不但环境损害支出成本分配不当,且亦造成污染者肆意排放造成环境负担。
碳排放的成本难以在市场上自行消除,因为这项成本与形成污染的产品的生产者或消费者之间,并没有发生直接的关系。成本的外部化,使得污染并不会影响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在这个问题上,大部分学者主张通过政府的干预并建立一套分配机制,将一直以来为人们所忽视的环境污染造成的社会成本内部化,合理地将成本反应到制造污染或因污染而获利者,使其因为考虑成本增加的负担而自愿减少及控制污染的制造,以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并进而使市场交易分配公平化,这一分配机制与费用负担也是碳税课征的基础。
碳税的征收原则是污染者付费原则(PolluterPays Principle,PPP)又称为“不补贴原则”(No-subsidy Principle)[2]。污染者付费原则之意义亦被扩展到相当于“外部成本内部化原则”(internalizing the externality),通过成本分析将环境损害所造成的社会支出及填补所需要的成本划归由污染者即使用者负责,将得以公平分配社会国家支出的成本,并得以有效抑制二氧化碳排放。
碳税虽然是一种成本,但是对于制造和销售环保技术和产品的行业却是发展的机会。对环保产品的需求,会刺激企业研究开发节约生产生活能源的专门技术,加大对设备的投资,引导新技术产生,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最终实现提升投资和消费结构的目标,提高我国中长期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双重红利的实现
碳税的改革除了主张应课征碳税以落实污染者付费原则外,其核心内容还强调这些税收的使用方式,通过这些税收的有效使用,解决相关的环境和经济问题。英国经济学家亚瑟·庇古(Arthur C. Pigou)提出了应当根据污染所造成的危害对污染者课税,并将税收用于弥补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间的差距,但是并未考虑到税收的用途对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的影响。“双重红利”的概念首先由Pearce (1991)首度提出,他认为政府对碳税的课征,应该保持税收中立的立场,将碳税的收入用于降低其他对经济引导产生干预的税收,可以产生抑制环境污染及产生税收扭曲成本的双重红利,其定义的第一重红利是环境税率的提升和降低其他扭曲性税收对环境造成的均衡效应;第二重红利是税赋改革后遏止交互效应所剩余的效应。双红利理论的实质是:利用碳税的课征与循环,同时达到改善环境质量以及增进社会福利两项目的两个效应:
1.庇古效应(Pigouvian effect)(第一重红利):通过经济杠杆,使污染者降低污染物的制造,直至边际防治成本等于污染税率为止。这是课征环境税的主要目的,体现的是碳税的价格效应。
2.税收循环效应(revenue effect)(第二重红利):利用环境税收到的税收降低具扭曲性的租税,以增进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福利,改善所得分配,体现的是碳税的再分配效应。
三、碳税对产业转型的引导效果
碳税与产业转型具有密切关系。以图2说明,碳税基本运作方式就是在碳税的价格效应与碳税的再分配效应上展开其影响。
图1:碳税的价格效应和再分配效应
在碳税的价格效应方面,通过对能源产品的课征,提高能源产品的价格,进而通过供应链的渠道,层层影响,而达到改变整个经济体的效果。如图上半部所示,对能源产品课征碳税,将提高能源产品的价格,若税率高到足以影响厂商与个人的行为,这一“价格效应”即发挥作用,此时价格效应将促使厂商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同时也会寻找其他替代能源,减少化石能源使用无可避免的会对既有的石化厂商以及供应链上的厂商产生不利影响。然而,厂商或个体寻找替代能源的动机,将会诱发出新的产业开发与使用替代能源,因此也会产生新的产业链,价格效应提业转型的动力。再者,在寻找替代能源与应用技术时,个体厂商为了避免高价格的影响,也会寻求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方法与产品,此也创造节能产品与服务的商机与市场;此外,在短期仍以燃煤为主要发电方式的情况下,碳捕捉成为目前减少二氧化碳的主要方法,这一技术为技术领先国家带来巨大的利益。因此,碳税在价格效应方面,促使依赖化石能源的产业逐渐淘汰,让新兴产业及低耗能的产业逐渐兴起,产业转型于是产生。最后,低能源产业的兴起、环境质量的改善,将使环境获得保护(第一重红利),在这方面欧洲部分国家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示范。此外,为寻求节能低碳的产品与服务,公共交通将有可能取代个人交通的使用,都市形态也将转变,以日本为例,日本相关能源税费高,也造就了日本公共交通普及、汽车保有量相对少的都市形态,这也可以算是碳税的额外红利。
碳税的再分配实际上是碳税用途所产生的再分配效应,根据欧洲国家的施行经验,在税收中立性的原则下,碳税产生的税收将用于降低或者取代如所得税等直接税,间接创造就业机会和社会福利,同时,通过对扭曲性租税的调整可达成收入再分配的功能。结合我国的实际,碳税的用途可以用于降低营业税和所得税,提高收入和就业率,补贴环保产业的发展(如图下半部分)。对产业而言,降低营业税和所得税实际上是降低了营运成本,低税赋的环境有助于产业的发展,也有助于吸引国外投资,其对产业的影响不限于特定产业,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对财政而言,碳税的税收收入可以弥补税率降低的损失,而不必扩大财政赤字。再者,降低所得税,将增加个人的可支配收入,有助于个人财富的累积与消费、投资能力的提升,将有助于产业维持或扩展其市场规模,并让新兴产业有发展的空间。同时,补贴公共交通有益于低碳节能的公共交通业兴起,使相关产品与技术获得支撑。因此,通过碳税收入的运用,低税赋的环境,有益于产业的发展,就业机会的增加。同时,个人因降税获得更多所得的支配权,可用于扩展投资、消费,使整个社会更加公平与经济效率提高(第二重红利),也让产业获得良好的增长环境,促进经济增长。
总而言之,碳税通过碳税的价格效应与碳税的再分配效应重新塑造了经济的增长方式,在适当强度的碳税政策下,征收碳税对大部分地区经济增长和大多数行业发展起促进作用。在此过程中,产业的转型幅度也将是巨大的,依赖化石能源的产业将降低其在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低碳及节能产业将积极进入,弥补空缺。然而,在旧产业推出,新产业进入的时候,不可能没有阵痛,政府应有所坚持也应有所作为,在碳税的课征范围与税率的高低上可以有所权衡,碳税的税收用途可以依情况调整,但碳税的目标:促进环境保护与社会公平是不可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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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发达国家的低碳经济起步较早,目前已经建立起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其主要模式涉及公共财政、绿色信贷、资本市场以及碳交易这四个方面。自从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次将“建设生态文明”写入党代会报告后,2012年党的十报告中再一次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我国政府愈发重视环境保护问题。在《2009年中国能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报告》中,麦肯锡公司预计中国在2010~2030这二十年中平均每年需新增资本投入约1.33~1.76万亿人民币。同时,中国也已宣布到2020年碳强度下降40%~45%的经济目标。由此可见,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投融资需求巨大。但是相比发达国家成熟的投融资体系,我国的低碳经济起步较晚,投融资模式面临着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财政投融资力度不足
低碳经济的投融资模式是一种双体系,涉及投资与融资两方面问题。纵观发达国家的低碳投融资模式,其融资渠道通畅完善,方式灵活多样,拥有着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作为低碳经济立法先行者的英国,其主要的资金来源于政府普遍开征的气候变化税(CCL)。在2004~2010年间,英国GDP从22208亿美元上涨3.36%至22955亿美元,而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7年间的下降幅度高达12.22%。碳税作为一种刺激性经济政策,已在丹麦、荷兰、挪威、德国等全球范围内推广实施,实现了低碳经济工作的规范化和系统化。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诸如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投入力度大,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大都超2%,而我国直接用于发展低碳经济投融资的资金却远远不足,虽然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在逐年增加,从2008年的4937.03亿元到2012年投资总额的8253.46亿元,同比增长16.02%,是2004年的4倍之多,但是其所占GDP的比重低,仅为1.59%,只能够达到控制环境恶化的目的。同时,我国政府的重视程度不足,法律力度不够强化,缺乏碳减排的激励机制,目前尚未形成成熟稳定的投融资体制和强制性的减排约束。据统计,我国每年在节能环保市场上的投资不到1000亿元,低碳经济存在严重的投融资缺口,大约在2000亿元左右。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所2009年的《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报告》预测,照目前的投资增长速度,到2020年,节能、新能源行业和其他环保行业至少有2万亿资金缺口需要弥补。
(二)商业银行参与度不高
技术与资金是发展低碳经济投融资的最关键的两个要素,而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就要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低碳经济投融资体系的资金投入不仅要在量上得到改善,更要追求质的提高。以节能减排、保护环境为目的的绿色信贷,利用金融杠杆,推动了世界经济由“高碳”向“低碳”的成功转型。在支持绿色信贷投融资方面,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纷纷实践了赤道原则。赤道银行提供了环境保护和风险评估框架,第一次确立了项目融资的环境与社会的最低金融行业标准,目前采用赤道银行的机构以扩大至27个国家的67家机构,其业务总量占全球项目融资的85%以上份额,业务覆盖100多个国家。而中国的第一家本土赤道银行———兴业银行,虽逐步与国际标准相接轨,为企业节能减排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其绿色信贷总额与总资产的比例仅有3.46%。《中国低碳金融发展2014年度报告》称绝大多数银行这一比例低于2%,资金缺口高达现有融资的20倍之多,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目前,中国工商银行、国家开发机构等金融机构都已研制出符合自身需求的投融资方案。但不能否认的是我国商业银行对低碳项目的服务与信贷刚刚起步,融资渠道单一,融资工具创新不足,实施绿色信贷的内在动力不足,执行效果并不明显。
(三)资本市场融资支撑不够
资本市场是调整产业结构、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平台。低碳经济周期长、技术新、投入大的特点使得碳基金、碳保险、碳证券等融资工具应运而生。目前,国际上已设立约50家的碳基金用于节能减排和清洁能源发展,不仅提高了能源的利用效率,而且为低碳发展筹措了大量的资金。以英国为代表的碳信托基金,自成立以来已实现了1700万吨二氧化碳的减排任务,节省了超过10亿英镑的能源支出。我国的碳基金始于2005年,刚起步不久,规模较小。具有低碳环保性质的上市公司数量少,低碳企业在主板和创业板上市困难,比例仅为10%左右。技术转化资金不足,缺乏相关扶持政策,资本市场参与低碳经济的融资程度不高。
(四)金融衍生工具缺乏
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大会在日本京都通过《京都议定书》,由此推动了全球碳交易市场的迅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05年全球的碳交易额为108.6亿美元,2008年迅速上升到1263.5亿美元,增长了126.6%,2011年更是创下了1760亿美元的新高。与此同时,碳交易量从2004年的0.94亿吨爆炸式地增长到2012年的105.266亿吨,涨幅高达110.99%,2020年的碳交易量有望达到440亿吨。《全球碳预算》显示,中国是碳排放量总量最大的国家,约占27%;其次是美国,占14%;欧盟占10%以及印度占6%。目前,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碳排放资源,是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目前正在积极探索有关碳交易的衍生工具市场,欧盟气候交易所(ECX)的排放贸易制度体系占到全球碳交易市场的68%,美国芝加哥交易所(CME)已成为全球自愿碳减排市场的典范。各种金融衍生品如碳期货、碳期权等层出不穷,对资金的扩张起到了强烈的刺激作用,碳交易市场俨然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具潜力的商品交易市场。目前,上海、北京环境交易所和天津排污权交易所已启动交易,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碳市场机制尚未成熟,碳金融衍生工具缺乏创新力度,买卖碳商品的定价权无法掌控,我国仍处于全球碳交易市场价值链的低端位置,尚未形成信息透明、统一标准化的碳交易市场。
二、低碳经济投融资发展的作用方式
(一)作用机制
影响低碳经济投融资发展的制约因素众多,主要包括能源效益、供应安全、风险预警、运营机制和实施力度这5个方面。通过研究制约因素的作用机制,有利于趋利避害,通过采取合适的方案,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的低碳经济投融资体系。该研究问题分为3个相互联系的层次,同一层次的因素既受上一层次因素的制约,同时又对下一层次因素起着制约作用。其中,最上层为最终目标层,即促进低碳经济投融资发展;中间层为制约因素层,包含能源效益、供应安全、风险预警、运营机制和实施力度5个制约因素;最下层为作用对象层,即分别从社会、经济、生态3方面探讨对制约因素的影响。3个层次之间交互制约,形成如图1的促进低碳经济投融资发展的递阶层次结构。低碳能源、供应安全、风险规避、运营机制和实施力度是是维持社会健康运转、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以及生态可持续化发展的“血脉”。能源结构的合理优化以及利用效率的提高有利于探索挖掘节能环保的新能源,减少传统化石能源的耗用,增加对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无碳能源的选择与预测;近年来能源战争的爆发以及“煤荒、油荒、气荒”的出现使得传统化石能源不可再生的弊端日益显现,人们更多地倾向于寻找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此确保有充足稳定的可再生能源的供给;信用风险、金融风险、市场风险的合理规避,能够最小化对社会生活、经济增长和生态优化的威胁,权衡好风险和收益的关系,保证低碳经济投融资发展的“三性”平衡;节能减排政策、税收优惠等保障机制与激励机制的运用,如政府强制性对高碳产业采取减排措施,对低碳产业实施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保障法律权利和福利权利等进一步地刺激了产业的低碳化和投融资的发展;创新与重视力度的加大,能够活跃我国的低碳经济市场,为我国低碳投融资的发展注入新生的活力与迸发力。可以看出,这三个层次构成了一种交互相织的网状关系。人们对社会的要求、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以及对环境预期等因素的影响,都会使能源效益、供应安全、风险预警、运营机制和实施力度发生相应的变化,进而影响低碳经济的投融资发展。研究层次结构的作用机制,可以得到制约因素对低碳经济投融资发展的影响强弱,更加明确其在社会、经济和生态在发展低碳经济投融资过程中的重要性,并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不断构建和完善我国的低碳经济的投融资体系。
(二)促进作用
随着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亟待解决,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低碳经济的规模化发展。虽然我国的低碳经济起步较晚,而且面临着多种问题,但不能否认的是,发展低碳经济投融资促进了我国的社会稳定、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低碳经济投融资发展也双向地对公共财政、绿色信贷、资本市场和碳交易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如图模型所示,发展低碳经济投融资体系的影响是相互的。投资低碳经济能反向地加大公共财政的投入,构建和完善绿色税收体制;实现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与国际社会的双赢局面;促进多种融资工具的创新,增强资本市场的活力与竞争力;逐步提高我国在全球碳交易市场中的话语权,提升我国的碳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国际化水平。与此同时,公共财政投入力度的加大为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绿色信贷和赤道银行的规范促进了我国经济结构逐步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步伐,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拓宽了低碳产业的融资渠道,日益活跃的碳交易和推层出新的碳金融衍生工具也共同推动了和谐共生的低碳经济投融资机制的发展与创新。
三、主要结论与建议
构建低碳时代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我国低碳投融资模式的转型已经到了关键时刻。针对我国低碳经济投融资的发展现状,分别从公共财政、绿色信贷、资本市场和碳交易四个方面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
(一)政府不仅应制定好低碳制度,更应加大监督与管理力度
运用宏观手段激励金融机构的融资和直接的资金供给,微观上配套风险补偿和税收优惠等财政政策,积极发挥税收杠杆作用,引导社会资金投向低碳领域。宏观与微观层面双管齐下,投融互动,适时选择不同的碳税政策,适地实施差别税率,实现低碳经济增长方式在量与质上的双向提高,统筹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投融资发展体系。
(二)商业银行应继续完善绿色信贷体系
主动接纳并演变为赤道银行,有效发挥资金优化配置的功能,为低碳耗能企业上市建立绿色通道,加快同国际市场相接轨的步伐,为我国在“十二五”期间在低碳经济的投融资方面提供至少80000亿元的资金准备,力求实现金融机构的自身效益和我国低碳经济持续繁荣的共赢局面。
(三)我国应继续发展和完善顺符合中国机制的碳基金
在资本市场上促进碳金融与碳市场的发育,在制度层面上运营政策工具促进国际协调,增加低碳上市公司在主板市场的数量,鼓励和扶持高科技中小企业进入创业板市场,多渠道筹措资金,支持低碳经济结构转型与升级,使我国的碳基金项目更好地融入到国际的资本市场中去。
(四)中国碳交易平台的发展
篇8
关键词 钢结构;焊接施工;工艺
中图分类号TU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1)49-0142-02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不断创新,不论是在物理、化学、冶金,还是在电子、计算机等领域,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不断被发现和使用,作为主要的钢结构连接技术――焊接技术,在我国的建筑钢结构建设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相关的资料显示,在建筑领域一半以上的钢结构在使用前都需要进行必要的焊接处理加工,由此可见,为了实现钢结构技术在建筑领域的快速发展,以及钢结构在建筑方面的质量保证,不断提高钢结构的焊接水平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结合实际操作过程,对钢结构焊接工艺进行详细的论述。
1 高强钢焊接的施工工艺
1.1焊接材料的选择及匹配
1)强匹配。强节点弱杆件,即与母材规定的最低标准相比,焊接材料熔敷金属在强度、韧性、塑性等方面要明显高于标准;并且焊接接头位置的各种基本的性能指标至少要与母材料规定的最低标准相匹配;2)焊缝的塑性。在进行厚板焊接时,应该根据厚度效应后的强度来选择适当的焊材,通常当节点的拘束度比较大的时候,可以在1/4板厚以后选择强度稍低的焊材;3)满足冲击韧性的要求。对焊材韧性的选择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好韧性的焊材能够使焊缝以及热影响区的韧性满足钢结构的规定标准。比如在焊接无裂纹钢种的时候,可以选取低H或者超低H的焊接材料,同时,在钢板厚度低于50mm或者温度在0℃以上的时候,可以不对钢结构进行预热。这一方法的明显优势就是它的力学指标突出,尤其是在区强比的冲击性能方面更显优越。
1.2高强钢焊接性能的评价方法
现阶段,建筑施工主要采取的评价方法有:碳当量计算评定法;热影响区最高硬度试验评定法;插销试验临界断裂应力评定法
1.3确定最低预热温度的常用方法
1)通过裂纹实验来进行控制,即通过进行斜Y坡口试样抗裂方面的试验对最低的预热温度进行确认;2)通过硬度控制预热温度,通常采用的方法是根据一定碳含量的钢材,其不同板厚T形接头角焊缝热影响区硬度达到350HV对应的冷却速度(540℃时),查表确定焊接线能量;3)根据裂纹敏感指数、板厚范围、拘束度等级、熔敷金属扩散氢含量确定最低预热温度;4)根据接头热输入、冷却时间和钢材的特定曲线确定最低预热温度。
1.4对焊接质量的控制方法
1)对热输入以及冷却速度进行控制。此方法主要是通过对焊接时的电压、电流以及焊接时的焊接速度和熔敷金属在800℃~500℃区间内的冷却时间的控制,进而完成焊接质量的控制;2)对焊缝中各种元素的质量百分比进行必要的控制,主要是指碳、硫、磷、氢、氧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除了要选择质量优越的低氢焊接材料外,还要求操作人员拥有较好的操作手法,从而对熔池金属进行很好的保护;3)应力与变形控制。选用高能量密度、低热输入的焊接方法,如气体保护焊;用小线能量,多层多道焊接;减小焊接坡口的角度和间隙,减少熔敷金属填充量;采用对称坡口,对称、轮流施焊;长焊缝应分段退焊或多人同时施焊;用跳焊法避免变形和应力集中。
在进行高强钢的焊接作业时,应从钢材料自身的强化机理以及供货时的所处特征出发,全面考察各项性能的指标要求,从而选择适合的焊材以及评价焊接质量的试验方法。最后得到适合于生产的焊接工艺,起到相应的指导生产的要求。在进行这一钢材的焊接时,为了避免其产生冷裂现象,应该注意采取相应的措施。同时为了出现接头弱化的现象,焊接时应该对层间温度以及焊接线能量进行较为严格的筛选和控制。总的原则还是应该在较低的成本下,尽可能完成高质量的焊接任务。
2 低温焊接时的施工工艺
2.1焊接材料的选取
由于是在低温环境中进行焊接作业,所以为了更好的完成焊接任务,应该尽量选取氢含量较低的焊接材料,并且对焊接材料进行必要的烘焙以及保温措施。
2.2焊接前的防护措施
为了达到尽量减少热量的损失,可以在进行焊接作业的地方构建相应的保护房,从而形成相对密闭的空间。如果条件不允许构建防护房,也可以采取其他一些措施来起到防护热量损失的作用。在进行一些气体保护焊接操作时,气瓶也要进行必要的保温措施。
2.3对焊接质量的控制
1)预热和层间温度。相比较于常温条件下的焊接预热,低温焊接时的预热温度要稍高,并且需要预热的区域范围较大,通常情况下是焊接点周围大于等于两倍钢厚度的范围,并且这一范围不小于100mm。焊接层的温度通常要高于预热温度,或者是不低于相应规定中的最低温度20℃,二者之间取较高温度者;2)采用合理的焊接方法。尽量使用窄摆幅,多层多道焊,严格控制层间温度;3)焊接后热及保温。焊接后及时对焊接接头进行后热保温处理。利于扩散氢气的逸出,防止因冷速过快而引起的冷裂纹,同时适当的后热温度还可以适当降低预热温度。
3 厚钢板焊接技术
l)建筑钢结构中厚钢板得到最大的使用,大量钢结构工程采用厚钢板,促进了厚钢板焊接技术的发展,同时也丰富了建筑用钢的范围。
2)厚钢板焊接的关键是防止由于焊接而产生的裂纹和减少变形,应主要考虑以下几点:
(1)选用合理的坡口形式。如尽量选用双u或X坡口,如果只能单面焊接,应在保证焊透的前提下,采用小角度、窄间隙坡口,以减小焊接收缩最、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焊接残余应力;
(2)合理的预热和层间温度;
(3)后热和保温处理。
总之,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不断创新,建筑钢结构焊接方面的的工艺以及技术也在不断的更新和完善,近些年新的焊接技术不断的被创造和使用到工程施工中去,不仅为建筑钢结构焊接施工带来了更加简单快捷的方法,而且实现了钢结构技术在建筑领域的快速发展,以及钢结构在建筑方面的质量保证,钢结构的焊接水平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姚晋勇.论钢结构焊接现场施工工艺.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7,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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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low carbon),意指较低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的排放,涵盖所有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方式。低碳生活,(low-carbon life),通过减少生活作息中所消耗的能量,从而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减少大气污染,减缓生态恶化,是一种低能耗、低污染、低投入的生活方式。由于大多数人认为导致气候变化的碳的排放主要是在人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中,所以提出了低碳生活作为低碳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也是人类应对地球气候变化所采取的一种措施,反映了人类面对全球变暖的气候问题和能源枯竭的威胁而对未来的担心,或者是一种源自人类传统的未雨绸缪的心理。低碳生活是从国外传过来的,近年在国内也开始逐渐被接受的一种生活方式,可以看作人类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向的一个标志。
低碳生活就是人类通过反思那些习以为常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根本转变生存发展观念,以更合理的方式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低碳生活因为与作为伦理存在的人密不可分,所以低碳生活本身蕴含着伦理的意味,同时,低碳生活是为了应对人与自然关系中的问题而出现的,所以其相应的蕴涵着生态伦理的因素。低碳生活这种方式,表明了当代人对于保持与大自然的更安全、更和谐关系的诉求。
二、生态伦理的概念
生态伦理是人类应对日渐恶化的生态环境,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产生的一种新型伦理思想,相对于传统的人际伦理和社会伦理,它是对伦理概念的崭新突破,将道德关怀的对象拓展到了自然界,扩大了人类的道德责任范围。
生态伦理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是对人与自然关系中各自的地位及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重要性的看法和评价。同时,生态伦理又是产生于人对自然的实践活动中又对活动起着重大影响的实践精神。儒家的“天人合一”,古希腊的自然神论哲学等就是在实践过程中,在对人与自然同一关系的领悟、体会基础之上确立的,是原始的具有生态伦理意味的价值理念。生态伦理还是道德主体的内在品格、责任意识的体现,生态伦理的实现有“契约式”和“美德式”的两种,其中“美德式”的生态伦理跳出了权利、义务相互交换的窠臼,主张生态伦理是道德主体自身潜能的充分发挥,是德性的完满展现,对自然爱护与否,是一个人是否具有良好道德品性的重要标志。生态伦理还是一种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即人类处理自身与其周围的动植物等生态环境关系的一系列道德规范,通常是人类在进行与自然生态有关的活动中所形成的伦理关系及其调节原则。
三、低碳生活的生态伦理意蕴
(一)低碳生活提出了公正分配资源的生态理念。
公正(正义)是处理自身与他人、人类与自然的利益问题的重要准则。亚里士多德认为“分配的正义就是自愿同另一个或更多的人分享共同福利方面的正义”[1],它对于人类尤为重要,是维持人类社会及人类与自然界秩序必不可少的因素。亚当·斯密指出:“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且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2]
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在西方的启蒙运动之后,摆脱上帝、神权束缚的自由幻化成了个体的无限制的欲望,这直接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加之科技知识的发展,让人体会到了控制自然的乐趣,最终导致人的异化,让人与自然在本质意义上渐行渐远。而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直接影响着自然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对于自然的掠夺也让人类对于子孙后代无法交代,公正(正义)在代内代际都显得越来越弥足珍贵。“当约束对保存环境来说必不可少时,似乎每个人都应当根据适当的正义原理获得其公正的部分并受到某种公正程度的制约”。[3]
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已经表明,在社会共同体之间存在着资源占有的不公平,工业化进程让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遥遥领先于发展中国家,但这是以能源消耗和大量碳排放为标志的,这种高碳模式不仅表现在生产中,也表现在生活中,石油危机和气候变化让人类体会到了这种模式带来的危害。从某种意义上讲,发达国家带来了更多的能源消耗,所以更应当在节能减排、环境治理方面负起更多的道义责任,不考虑发展程度、科技水平、经济实力等实际情况来谈治理环境责任是不公正的。从1997年12月,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到2005年的2月《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开始了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的历史,都表明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已对温室气体对于气候变暖的影响达成共识,并在考虑承担义务的问题。但是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最终也没有出台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让人对于各国在公正分配自然资源、承担保护自然环境责任的真诚度打了问号。
低碳生活主张能源的低消耗,强调全球的每个公民都选择这种生活方式,也是在倡导对资源进行平等公正的分配,在利用自然资源、谋求自身利益和发展的过程中,把大自然看成全人类共有的家园,平等地享有自然资源,共同承担维护自然的责任。同时,当代人在满足自身需要、利益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尽可能的给他们留下更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和空间,在世代更替过程中对利益的享有保持公平。低碳生活方式让大家站到了一起,一起去尽责任,一起为后代子孙考虑,在限制人的欲望、重新分配资源中实现伦理的公正。从这个角度看低碳生活承担了代内代际资源分配消费公正的责任。
(二)低碳生活提供了适度消费的生态规范。
生态伦理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规范。低碳生活以适度消费等体现了生态伦理的规范内涵。传统的高碳生活,大肆铺张浪费,比拼消费规格,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带来了环境问题、能源问题,正是在应对环境问题和能源危机的威胁中,低碳生活应运而生,其提倡的适度消费的道德规范具有深刻的生态伦理意蕴。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观念开始向西方消费至上主义、享乐主义倾斜,超前消费、一次性便捷消费等观念受到热捧,但高消费在刺激生产,提高生产的高效率的同时也导致了生产与消费领域的高碳排放、资源的高消耗和环境的高污 染,“目前的消费方式,尤其在消费驱动的工业经济中的消费方式,正是导致环境恶化的元凶,现在的消费情形正是要改变的东西。”[4]所以,从长远来看,过度消费是一种不顾长期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短视行为。毕竟,地球可以满足人类暂时的需要,但是始终满足不了人类无止境的贪婪。
西方工业文明的进程是以能源的耗费为代价来实现经济的飞跃、科技的发展,这种发展模式对能源的耗费显而易见,20世纪50年代的首次石油危机就已经表明其问题所在。人类必须估计到,非再生矿物能源资源枯竭可能带来的危机,从而将注意力转移到新的能源结构上,尽早探索、研究开发利用新能源资源。同时,在生活中处处注意能源的节约。
消费不仅具有经济意义,它还有伦理意义,而适度消费是一种传统美德。中国传统消费伦理思想崇尚节俭,“俭,德之共也;奢,恶之大也”。(《左传》)。在西方,节制(节俭)与智慧、勇敢、公正并称为古希腊“四主德”。亚当·斯密认为“奢侈是公众的敌人,节俭是社会的恩人。”[5]这些都体现了古人对于适度消费的认可和提倡。
低碳生活的消费观念主张,消费主体在消费的同时要考虑他人及子孙后代消费需求的满足,考虑自然的承受能力。世界自然基金会研究的数据显示,每节约1度电就可以减排1千克二氧化碳;少用10双一次性筷子,减排0.2千克;用手洗代替一次洗衣机洗衣,减排0.3千克。所以,为了维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及生态平衡,就要节制,适度消费,使消费更加符合道德价值要求。具体来讲,就是选择健康的、自然的生活方式,让舒适、环保和可持续共同主导自己的生活。
低碳生活引导公民重新认识传统的消费观,强调节约身边的各种资源,破除过度消费观念,适度消费不是提倡为了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就抑制生产的发展和个体的合理需求,而是在满足正当需求的同时注重精神需求,让适度消费不仅成为一种道德规范,也成为人的一种精神追求,最终目的是让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三)低碳生活呼唤道德主体的生态品性。
低碳生活作为人类应对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等问题而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与道德实践主体密不可分,是道德主体的一种理性选择,体现了道德主体的责任意识。
这种责任是单向度的。汉斯·约纳斯指出,人类与自然都是存在,都有被保护的渴求,但人是唯一的目的性力量,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占据主动地位,所以人应当主动承担起保护自然的义务。人对自然的这种道德保护,如同“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不可逆”的。按照这个理解,低碳生活方式也是道德主体的一种责任,面对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污染及气候变化,道德主体自觉的承担保护自然的责任,无需任何回报。
这种责任是整体的、长远的。低碳生活指向的责任客体不仅是当代人,还包括子孙后代,不仅是人类社会,还有自然界。每个公民都将自身的日常生活与他人与自然联系起来,切实承担起减少碳排放的责任,保护人自身也保护人的“无机身体——自然界”。道德主体让自己的日常行为与他人、与后代甚至与自然界联系起来,用长远的、整体的目光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反对“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做法,体现了整体、长远的责任意识。
低碳生活呼唤道德主体自身的善良品性。中国传统儒家的观点主张,道德是一个主体去自觉显现自身固有善良本性并努力实现其的问题。对于儒家而言,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成为圣人,只要他愿意并选择去做。因为人性是上天所赋予的,是天道的体现。儒家伦理学认为,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要有主观努力的自我实现行为,更有作为基础的道德心。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的实现是人的各种潜能的充分发挥,是对功能的完满实现。低碳生活呼唤大家面对自然,时刻注意去显现并努力实现自身爱护自然的善良本性,要倾听自身内部理性声音并认真遵循其指导,保护环境、节约能源,展现关爱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德性。
总之,低碳生活不仅需要人类秉持公正的价值理念,也需要建立保护环境、适度消费的道德规范,同时需要道德主体显示爱护自然的责任感与内在品性,以真正地促进低碳生活方式的养成和生态伦理的建设。
参考文献:
[1]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
[2][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6页.
[3][美]温茨著:环境正义论[M],朱丹琼,宋玉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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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降耗是实现“碳减排”承诺的主要手段
哥本哈根峰会上,向世界做出中国的碳减排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要达到这一目标,任务是十分艰巨的,要通过两种手段:一是能源结构调整,增加清洁能源比例,在峰会之前曾提出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达到15%的目标;另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通过节能降耗。2008年,《节约能源法》规定“国家实行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节能考核评价制度,将节能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对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评价的内容”,通过行政手段推动节能降耗。我们认为,随着“十二五”的到来,对该项“问责制”将会越来越严格,也意味着节能领域的发展空间将越来越大。预期2010年底出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就把“节能环保”作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
大力推行节能技术势在必行
应用节能技术是实现节能减排的有效手段,我国虽然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了对节能技术的鼓励与支持政策,但2008年之前仍不是实现节能降耗的主要手段。随着2008年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粗放式“上大压小”淘汰落后产能的难度增加,推广节能技术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表现在:
1、节能技术应用将有效降低能耗,帮助企业在2010年“达标”。2010年节能减排任务很艰巨,国务院要求企业进行节能减排的对标达标,加大应用节能技术是企业完成任务的重要手段。
2、节能技术带动新兴产业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3、重新定义“落后产能”,未来新标准需要应用节能技术。我们上文中所述的“上大压小”淘汰落后产能的方式,其粗放就在于完全是以规模制定的“一刀切”标准。在实际执行当中发现,“小”不一定等于“落后”,例如目前一些钢铁行业专家就提出了应以节能减排标准和环保指标来控制淘汰钢铁行业落后产能。新标准虽尚未出台,但,是大势所趋,将大大需要应用节能技术。
4、节能技术促进传统产业升级与整合。应用节能技术可使企业在长期中获得成本优势,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优势地位。在市场化程度强的行业中,还将促进企业间的整合。另外,一些节能技术也属于高端技术,除了节能之外,还可以提高装备制造的工艺水平,例如电机变频器,从而促进该产业的产品升级。
从政策的导向上来看,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已开始出台实质性政策逐渐加强推广节能技术(附表)。国家节能技术的推广目录已分两批在08年中期和09年底出台;国务院刚刚出台的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以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的政策更将打开推广节能技术的空间。更值得关注的是,节能环保产业已被国家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2010年底将出台《战略性新兴产业振兴规划》。我们期待今后能够出台更多的实质性支持政策,我们相信,在政策的支持下,节能技术的推广将日益扩大,节能产业将获得大发展。
EMC将助力工业与建筑节能技术推广
2010年4月7日,发改委了《关于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将对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节能服务企业给予资金补助、税收优惠、会计处理制度完善、融资服务等支持政策。我们认为,这几方面的政策对节能服务企业具有实质性帮助,从而可以助推节能技术的广泛应用,特别是工业和建筑领域中那些投资大、短期经济效益不明显的项目。我们期待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十二五”规划》中能够有更具体的政策出台。合同能源管理(EPC,EnergyPerformanceContracting)是7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发展起来一种基于市场运作的全新的节能新机制。它是一种节能投资服务管理,客户见到节能效益后,合同能源管理公司才与客户一起共同分享节能成果,取得双嬴的效果。基于这种机制运作、以赢利为直接目的的专业化“节能服务公司”(在国外简称ESCO,国内简称EMC公司EnergyManagementCompany)的发展亦十分迅速,尤其是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ESCO已发展成为一种新兴的节能产业。EMC企业的主要类型有三类:(1)节能技术服务公司:主要业务是为客户提供能源效率审计、项目设计、原材料和设备采购、施工、工程验收、节能量监测、系统维护等节能技术服务,以“合同能源管理”的方式推广整合型的节能设备和技术。(2)节能产品生产厂商:以生产节能产品为主,并以“合同能源管理”的方式销售自产产品。(3)节能产品销售公司:受节能产品生产厂商的委托,销售成熟的节能产品,在销售过程中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方式。我国的EMC企业主要是第(2)种类型,上市公司中包括泰豪科技、双良股份、荣信股份、延华智能等,它们主要分布在工业和建筑节能领域。目前我国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的企业有1200多家,但因资金不足等问题,规模都很小,十分不成熟。而美国的合同能源管理产业的市场产值已经占到全球节能服务业产值的2/3,且产生了施耐德这样的龙头企业。据美国国家能源服务公司协会统计,2008年美国节能服务业的产值接近55亿美元,2009年我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投资仅195.32亿元。不过,2009年我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投资额同比增长了67%,说明我国的EMC的发展具有光明前途。
节能板块投资策略
看好四个子行业
中国是一个“富煤少油”的国家,煤炭占能源消耗总量的70%,石油天然气占比约20%。这就决定了节能主要就是节煤、节油,而我国煤炭的消费中51%是通过转换为电力完成的,节电也就等于节煤,因此,节能在中国主要就是节煤、节油、节电,其应用领域包括工业节能、建筑节能和居民生活节能三部分。
在工业、建筑、居民三大板块中,又细分为变频器、工业余热利用、建筑地源热泵、建筑材料、智能建筑、照明、家电七个子行业。在七个节能子行业中,我们更看好变频器、工业的中低温余热利用、建筑地源热泵、照明四个子行业。我们主要考虑以下几点:
1、有较强的、直接的、实质性的政策支持或政策预期,如财政补贴政策等。该行业受政策支持将消除发展瓶颈,从而市场规模迅速扩大。
2、将受益EMC的推动。在政策支持下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得以发展,节能服务公司的壮大将有利于带动节能技术的推广。将主要集中在工业节能和建筑节能方面。
3、技术已实现突破,可实现国产化,可随需求增长快速实现规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