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温室气体的主要原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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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Abstract: Methodologies for estimation based on the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and for decomposition based on energy use are systematically combed in this paper. Finally, the great meaning of these methodologies used in GHG emission estimation and decomposition for low carbon economy research is boldly affirmed.
关键词: 温室气体排放量;清单指南;估算方法;因素分解法
Key word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amount;guidelines for inventories;estimation methodology;decomposition methodology
中图分类号:X3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19-0223-02
0引言
自1990年开始至今,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专家委员会(IPCC)连续了四次全球气候评估报告,逐渐明确了“人类活动是引起大气中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并进而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这一基本认识。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旨在“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某一水平上”以应对气候变(暖)化的国际公约,具体而言就是“个别地或共同地使温室气体的人为排放回复到1990年的水平”。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首要的任务就是对各国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排放量进行估算,并在此基础上识别影响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因素。
1基于《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估算
1.1 《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的出现及发展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 GHG)是指大气中那些吸收和重新放出红外辐射的自然的和人为的气态成分。它以二氧化碳(CO2)为主,同时包括甲烷 (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 (HFCS)、全氟化碳 (PFCS)、六氟化硫(SF6)。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各种国家温室气体清单就开始大量出现,但由于参照标准和应用范围不同,这些清单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为促进有关气候变化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信息交流,加快对历史及未来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估算和预测,1996年,IPCC编写并了第一版《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简称《指南》),首次界定了温室气体、排放源与汇的类别,从而为各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估算确立了基本一致的范围。随后几年,IPCC又相继编写了《199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修订本》、《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优良作法指南和不确定性管理》、《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优良作法指南》等。这些规定最终汇集成《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2006年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包括一般指导及报告、能源、工业过程和产品使用、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废弃物共6卷。总的看来,IPCC《指南》提供了编制清单通用的基本方法、表式和可供参考的基本参数,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目前各国正尝试用这些标准来制定适用于本国的温室气体人为源排放和汇清除估算清单,以便向《公约》组织汇报。但由于IPCC《指南》对实际数据的可获得性考虑不足,使得该《指南》用于各个国家或地区时仍然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其中,所提供的排放系数与各国实际排放系数的差异是影响温室气体排放量估算质量的重要原因。目前,只有美国芝加哥、韩国Chuncheon(春川市)等地区对石油、煤油、柴油、型煤、天然气和火力发电行业的CO2排放系数进行了实测。2006年,我国根据ACM0002方法指南确定了中国区域电网的基准线排放因子,从而促进了CDM项目的开发。
1.2 温室气体排放量估算方法对温室气体排放量估算的广泛关注基本上是从1992年《公约》建立前后开始的。有关全球变暖和温室效应的热烈讨论以及对保持气候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必要性的认识促使一些组织机构开始设计温室气体排放量和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估算方法和手段,以便评价组织对环境造成的影响。Paul等人开发出一个根据可获得燃料清单信息来估算组织机构排放量的软件系统。由于人为活动(如能源利用)造成的排放源容易准确计算,但土地使用及其他自然现象引起的排放量却很难获得,因此有关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估算研究更多集中在化石能源利用领域。David等对1988年国内化石燃料消耗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国温室气体的比例进行估算发现,能源数据的统计来源不同以及对温室气体成分界定的不同导致计算结果出现较大误差。
从基于能源利用的温室气体(碳)排放估算方法来看,目前主要有实测法、物料衡算法和排放系数法。这三种方法是估算的基本工具,在使用过程中各有所长,互为补充。排放系数法的应用由于有IPCC《指南》可供参考,相对而言是最多的。这种方法往往与碳排放分解技术相结合,用于对各地区、行业某一时期内基于能源利用的CO2排放量进行估算和分解,剖析影响CO2排放较大的因素,从而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指导。另外,也有部分研究机构采用AIM/排放模型估算和预测温室气体排放量。
从基于非能源的CO2排放估算方法来看,目前单独研究的不多。M.L. Neelis开发出一种基于非能源消耗的CO2排放估算表格模型(NEAT),可以用于帮助政府根据IPCC《指南》进行碳储量计算。同期,意大利的S. La Motta将NEAT模型及IPCC方法应用到了本国基于非能源消耗的CO2排放量估算中。
2有关碳排放量影响因素的分解方法
有关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是碳排放)量的分解研究始于二十世纪末。1991年,Torvanger使用迪氏指数分解法对9个经合组织国家制造业在1973-1987年间基于能源消费的CO2排放量进行因素分解,首次提出了能源强度的概念及其对CO2排放的重要影响。随后,B. W. Ang对行业层面的能源消费和能源需求进行分解分析,构建了因素分解分析的方法论,并提出一种不留残差的分解方法――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法(Log Mean Divisia Index method,LMDI),从而为后来基于能源使用的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及其在地区、部门及行业等范畴的应用奠定了模型基础。
目前关于CO2排放分解的研究相对较多,从这些研究来看,发达国家的研究较多,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相对较少。大多数研究呈现的观点基本相似,即:从某一时段看,某一地区或部门基于能源利用的碳(或CO2)排放量的变化与其经济发展速度有关,影响CO2排放的因素主要包括:燃料(主要是指化石燃料,如煤、石油、天然气)排放系数、燃料消费结构、产业经济结构、部门或地区能源强度、人均GDP等。每一种因素对CO2排放的贡献不同,其中能源强度的贡献相对较大。
3结语
通过多年来全球科学家、专家学者及政府部门的共同努力,有关温室气体排放的估算与因素分解研究已经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方法论体系。在此基础上,发展低碳经济也有了较为科学的评价方法和控制依据。
参考文献:
[1]Katrina Brown and Neil Adger, Estimating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Under The Climate Change Conventi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Volume 3, Issue 2, June 1993, Pages 149-158.
[2]David Von Hippel; Paul Raskin; Susan Subak; Dmitry Stavisky. Estimat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Fossil Fuel Consumption Two Approaches Compared,Nergy Policy, Volume 21, Issue 6, June 1993, Pages 691-702.
篇2
碳源是指向大气释放温室气体的过程、活动或机制。向大气中释放二氧化碳的过程可分为人为排放和自然排放。人类活动特别是工业、能源活动，由于使用化石燃料或原料造成二氧化碳排放的过程属于人为范畴。联合国统计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针对的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能源型碳源二氧化碳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55%，是人为活动的最主要碳源。能源消费尤其是化石能源的消费是大气中温室气体含量增加的主要原因。由于统计数据缺失，我国目前没有官方统一的二氧化碳排放数据。根据《温室气体减排的成本、路径与政策研究》一书，笔者应用单位标煤的碳排放系数（2.27t碳/t标准煤）以及《中国能源统计年鉴》能源消费数据，计算了历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数据，如图1所示（图中所列碳排放仅考虑能源型碳源产生的碳排放）。
2我国纺织业温室气体排放分析
近几年，随着纺织产业高速发展，能源消费也显著增长。纺织工业能源消费总量由1995年的3531万吨标准煤增加到2013的6357万吨标准煤，增长了44%。纺织工业的能源消费主要集中在煤、电、热力的消耗上，占到90%左右。从工业企业生产成本构成看，纺织企业能源资源消耗占成本的比重超过70%。“十二五”时期，国家对纺织工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产品单耗值增加为新的约束性指标，并对单耗下降值提出了明确要求。纺织工业先后出台了《纺织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和《建设纺织强国纲要（2011-2020）》两个纲领性文件。文件中明确提出了：“十二五”期间纺织工业节能发展目标：单位增加值能源消耗比2010年降低20%；工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10年降低20%。
3纺织工业的温室气体减排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在经济新常态的态势下，纺织行业也面临生产增速全面下降，出口形势严峻，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大等情况，节能减排将成为纺织行业发展的突破口。纺织行业必须改变粗放增长方式，通过改变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采用节能低碳技术来达到温室气体减排目的。纺织工业改变能源结构的方法有利用生物质能及太阳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则可以通过采用厂房节能灯的使用、新型变压器的使用、变频器的使用、新型疏水阀、锅炉过量空气系数控制技术、耗热设备的保温技术、高温废水余热回收技术、热定形机尾气余热回收技术、节能风机等方法。节能低碳技术则包括低浴比印染技术、常温染整技术、无水染整技术、机械整理技术、数码印花技术、短流程印染技术等。
4结论
篇3
经过各方专家的研究，诊断地球并非得了流感，而是出现了全球气候变暖现象。究竟什么使全球气候变暖了？全球气候变暖会有什么后果？
什么是全球气候变暖
全球气候变暖，不就是温度变高几度吗？比如冬天，每天都非常冷！要是全球变暖温度升高几度的话，不就变得暖和了吗？没有了寒冷的冬天，直接过春天，有什么不好呢？而且，几度范围内的变暖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以上是小璐的想法，你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所谓全球变暖，温度升高3℃，是指全球的平均气温升高3℃。就拿我们人体来说，在寒冷的户外，手表面的温度虽然会下降，但体温基本没有变化。如果体温升高3℃的话，就会生病发烧，相当危险。
对于地球也一样，一旦气温升高3℃，会出现许多可怕的事情。比方说，在世界各地引起灾害，如罕见的超强台风、暴雨等，或与此相反的旱灾（无降雨）。全球变暖被认为可能是这些灾害发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地球发烧，谁是罪魁祸首？
全球变暖指的是在一段时间中，地球的大气和海洋温度上升的现象。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中有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但现在变暖的主要原因是指人为因素造成的温度上升。
从太阳那里获取的能量常常不是一定的
地球变暖的主要原因与人类没有关系，而是自然现象造成。比方说，太阳活动周期性变化，地球获取的能量也因此有增有减。地球与太阳的位置也周期性变化着。另外，火山活动与地球冷暖变化也有关系。火山喷发的烟灰遮挡住太阳光，导致地球变冷；火山喷发减少的话，地球也会变暖。
过去，发生过几次寒冷化和温暖化
即使在没有温度计的时代，我们利用冰床核心和树木的年轮等残留下来的情报，也能推算出以前的气温。通过对冰床核心的分析，我们得知在过去的数十万年中，地球有着几次变暖和变冷的反复变化期。
人类活动使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急剧增加
18世纪以来，人类大量燃烧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并将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气中。二氧化碳的一部分被植物和海水吸收，无法吸收的部分积聚在大气中。
工业革命前，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只有280ppm，到2005年激增到379ppm。即使在过去的数十万年里，这也是突出的高浓度。除二氧化碳以外，人类还使得甲烷（CH4）、一氧化二氮（N2O）等温室气体的浓度激增。
（ppm为百万分比浓度，即一百万体积的空气中所含污染物的体积数）
迄今50年间的变暖，“人类活动是主要原因”的可能性非常大
迄今为止，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是自然因素造成的，还是人类排出的温室气体增加造成的？
科学家运用超级电脑反复验证，发现自然因素已无法说明20世纪后半期的变暖现象，但如果考虑上人类活动的影响则得到了很好的解释。大多数的科学家认为这几十年人类的活动极有可能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
全球变暖，我们不知道的那些事
地球正逐渐变暖，人类活动要负主要责任。但地球变暖的进程怎样？这些变化对全球和局部的影响如何？这一切又会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还有很多问题，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人们会排放多少温室气体
大家都知道，现在地球上的温室气体在增加，但是我们无法知道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最终会升高到多少。
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人类。如果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能很明显地降低废气排放，那么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水平将不会超过400 ppm。但这是不大可能实现的。如果我们继续现在的做法，到2100年，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将逼近1 000ppm，甚至更高。
我们不知道：
地球究竟会变得多热
如果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数量翻倍，我们地球将会有多热？一种方法就是使用电脑来模拟温室效应的反馈情况，另一种更可靠的方法就是研究亿万年以来，二氧化碳的变化对气候带来的影响。两种方法的结果都告诉我们，大气中二氧化碳数量翻倍，我们的地球温度至少会上升2℃。
大部分的气候模型研究认为，升高3℃的可能性最大。但一些对过去气候的研究却表明，升温可能达到6℃或更高。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之一是，气候模型只能考虑短期反馈。
我们不知道：
海平面上升有多快
如果巨大的冰层融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需要数千年，我们可能会有时间在海平面上升超过几米之前把地球温度降下来。如果冰层对温度反应快，短时间内就融化了，那我们的子孙将生活在一个海岸线发生巨大改变的世界上。可惜，我们不清楚人类还有多少可回旋的空间。
我们不知道：
是否会有更多飓风和其他极端天气
在未来几十年中，低空大气变得越来越暖、越来越潮湿，将会有更多的能量催生更多的极端天气，如暴雨、暴雪和风暴、雷暴等。
飓风是相对罕见的，因为它们只能在条件“恰到好处”时形成。较高的海水表层温度将有利于飓风形成，但如果海面上有较强的风，就会将刚形成的弱飓风吹散，从而降低飓风产生的频率。但当飓风的能量足够强大时，海面上的风就无能为力了。飓风还会因大量水蒸气的加入迅速增强。随着飓风风速增加，它的破坏性就更强。
我们不知道：
全球变暖究竟会带来多大威胁
一个空气中充满更多二氧化碳的温暖、潮湿的地球，将会培育更多的生命，如果它们有足够的时间去适应这个环境的话。但是对今天的植物、动物和人类来说，这却是场灾难。
篇4
关键词：温室效应 环境生物 森林碳汇
我们面临着全球变暖，北美的依努伊特人已看到这种趋势:冰在消失，北极熊在挨饿，倔强的鲸也在移栖。
全球性融化，正在消失的陆地，是一种自然现象吗?
大多数科学家相信，温室效应是造成近期地球变暖的原因。
一种天然的温室效应对地球上的生命是重要的。200多年前的物理学家们就已知道，大气中的某些气体从地球表面聚集辐射热，防止它逸回空间。维持地球的均等温度的主要“温室气体”是水蒸气和二氧化碳。如果没有他们的温暖毯子，地球的表面就会冻结。
温室效应是怎样起作用的?
来自太阳的温度将地球表面加热，地球反过来使能量向外辐射。某些向外辐射的热逸入空间。但某些热被称为温室气体的气体带入大气，温室气体吸收的辐射降低层将大气加热。
全球变化条件下的林业对策：
1 天然林保护与管理
依据气候变化将引起植物区系和森林物种的迁移变化，以及在影响气候变化过程中可能出现大量物种灭绝的预测结果，我们采取的适应管理对策，应是立足有效地保护现有森林资源、遗传资源、以及各种动植物种的栖息地和生境条件，保存稀有的和濒临灭绝的树种，拯救那些当前或今后可能具有经济价值和适应性的基因和基因综合体，防止他们丧失，为森林物种适应未来的气候变化和复杂多变的新生境提供较大的选择机会。
1.1 保护现有的天然林资源分布范围和生态适应性，需要对这些植物种进行基因测定，了解其遗传资源的主要结构，并进行遗传分类、筛选出能适应气候变化条件和生态适应性强的遗传基因型，进行合理的保护和培育，扩大种群数量，同时进行跨气候区的引种试验，这里提出的引种并非常规的引种试验，它是将其种引入自然环境中，即让其在天然植被生长的环境中生长，将引入种加入到当地植被的自然演替进程之中参与竞争。
1.2 切实做好天然林分类经营和分区管理。对生态公益林要管严，坚决杜绝商业性采伐和人为破坏，使森林资源得以休养生息和恢复发展；对宜林地和林中空地，按照公益林的建设标准，采取有效措施，宜封则封，宜造则造，尽快恢复森林植被；对生态功能低下的疏林地，进行合理补植和严格封育，改善林分结构，逐步提高生态功能。
――充分利用自然力恢复发展天然林资源。充分利用自然的力量来恢复森林，同时辅助以必要的人工措施，封育结合。
――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要转变观念，依靠自身发展，拓宽就业渠道，发挥林区的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种植、养殖，从加工、旅游等非林非木产业上分流富余人员；要与地区经济发展相结合，大力发展社会服务业，充分吸纳劳动力就业；要鼓励职工自强自立，发展家庭经济和私营经济自谋职业；要积极引导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减少林区内就业压力。
――建立多样化的产业体系。目前天保工程区产业发展的最大问题是结构失衡，第一产业比重高达73％，而发展后劲不足，第二产业比重22％，且过于分散，竞争力不强，第三产业比重只有5％，尚未形成规模。因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继续巩固第一产业，发挥森林培育业的基础地位，大力提升第二产业，培育支柱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充分发挥第三产业在林区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保证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
――积极培育后备森林资源。有目的地培育珍贵天然用材林和其他用途的森林资源；建立人工速生丰产优质用材林基地；不断提高现有天然林生产能力。启动用材林中、幼林抚育工程，加大森林经营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2 人工造林对策
基于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迅速增长，气候已经变化并有可能发生剧烈变化的推论，在今后的人造林活动中，应根据未来气候的变化趋势，对造林级数、规划和科学研究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2.1 适应气候变化的间伐和轮伐策略。
2.2 适应气候变化的经营赋予原则。
2.3 适应提前间伐，增大间伐强度。
2.4 适应发展超短轮伐期工业人工林。
2.5 森林病虫害防治的适应对策。
2.6 发展薪炭林减缓气候变化。
2.7 森林发货对策。
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可以吸收和固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从而减少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减缓气候变化。农作物每年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但其固定的碳在收货后，大部分又以各种方式返回到大气。相对说来，森林较长时间地储存二氧化碳而不释放，而且森林土壤中也可以储存大量生物量。因此，生物碳汇的讨论多集中于森林。
3 森林碳库的容量
林业在稳定大气温室气体浓度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保护：即对现有森林中的碳储量加以保护，包括防治毁林和森林火灾、森林病虫害，使得现有森林所含碳不至于释放到大气；
固碳：既增加碳库容积，从而将大气中的碳吸收储存。根据IPCC的评估，1995至2050年间，全球大约有3.44亿h土地可用于造林活动。
能源替代：森林生物量作为能源资源，不仅可以直接燃烧供能，如农村用的薪柴，还可以通过热电转化来发电。
原材料替代：钢铁、水泥、铝材、塑料等重要原材料，属于能耗密集型产品；均可在一定程度上为木材所替代，从而大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4 拓展森林碳汇的挑战
森林的碳汇功能及其协同效益，为林业的长足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要将这种机遇转化成现实，仍需要很多挑战。
首先是可利用资源总量的约束。地表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城市扩张、工业发展、道路建设、粮食生产等都需要土地。毁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口增长对居住和工农业生产用地需求增加的结果。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基础设施与道路体系已较为完善，人口水平相对稳定，因而不仅没有毁林现象，而森林覆盖率还略有增加。发展中国家则正好相反。这也是为什么毁林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原因。不仅土地面积，而且水资源也形成一个重要制约因子。尤其是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工农业生产业与林业的竞争更加明显。
中国的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的大规模农业灌溉和工业生产取水，使得塔里木河中下游断流，成片的胡杨林干枯死亡。
第二，森林碳汇作为一种减少森林谈话的手段，必然要与其他手段在自然资源的利用和经济上存在竞争。森林生物量属于碳排放中性的可再生能源，而水电、地热、风能、潮汐能、太阳能等则属于无碳能源。由于森林及其他生物质能的碳汇功能的实现具有土地空间利用上的排他性，只有其单位面积的减排量高于其他选择、单位碳的减排的成本低于其他选择时，森林碳汇才具有竞争力。而且，能源作物种植（如油料和甘蔗作物作为发动机原料的生产原料）如果不与粮食种植竞争的话，必要与森林碳汇的拓展经营形成竞争。
参考文献:
[1]熊治廷【环境生物学】.
[2]潘家华【减缓气候变化的经济分析】.
篇5
李洋洋（1989—），女，河南省平顶山人，郑州大学水利水电工程09级本科生
刘志杭（1990—），男，河南省信阳人，郑州大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09级本科生
摘 要：气候变化是21世纪全球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亦是各国可持续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应对气候变化影响要认识气候变化的自然规律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及其不确定性，加强适应方式和适应能力的对策研究，提倡低碳之路和可持续发展方式。
关键词：气候变化 低碳经济 可持续发展
近百年来，全球经历着一场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气候变化，导致了生态环境系统的一系列变化，人类社会的生存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由于目前气温上升和二氧化碳量增加的耦合，人们自然联想到了温室效应。气候变化的原因可能是自然本身的演化进程，也可能是由于人类活动引起的对大气组成和土地利用的持续性改变所致。
1.气候变化的原理
全球气候变化究竟由于自然周期还是人类活动，还有一些争议。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全球气候是变暖的，温室气体的过量排放是变暖的主要原因。但是，仍有一些科学家不断向这种主流观点提出挑战，主要争议有以下两个方面：
1.1 气候变暖的机制
一种观点认为，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于人类各种活动造成的。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为发展经济，人为改变大气下垫面，向大气中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并释放大量的热量。
另一种观点认为，现代气候变暖是自然规律所起的作用。尽管20世纪全球气候变暖明显，但也不是一年比一年暖，而是气温在波动中上升，说明温室效应增强并不是气候变化的主导因素。
1.2 未来全球气候变化的预测
尽管目前所作的大部分预测表明未来全球气温将持续上升，但这种预测的结果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①目前所做的预测只是建立在理论基础上，而且全球气候的变化除与温室气体有关外，还与其他许多因素相关，而预测模型中只考虑了部分因素。
②从全球气候的变化特点来看，虽然近百年来全球气温普遍变暖，但全球气温的升高并非呈直线趋势上升。从上世纪到本世纪90年代，全球气温的变暖并不是持续的。
事实上，气候变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过程。限于气候观测资料本身的缺陷、气候模式的不完善性以及影响气候变化因子和机理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在气候变化成因方面所获得的结论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今后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2.气候变化的危局
近年来气候变化引起了水资源失衡、农业减产、生态系统受损，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冲击。具体表现在：
2.1 对水资源的影响
气候异常，冰川融化，短期内会引起一些地区洪涝灾害，长期则会导致局部地区出现严重的水资源危机。气候变化通过大气环流、冰雪条件变化等引起降雨、蒸发、入渗、土壤湿度、河川径流、地下水流等一系列的变化，进而改变全球水文循环的现状，引起水资源在时空上的重新分配，改变了降水分布格局和降水量，引起降水的地区、时间以及年际分布更加不平衡，加剧了水资源的不稳定性和供需矛盾。
2.2 对农牧业生产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是复杂而不确定的，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将发生变动，种植制度和作物品种将发生改变；潜在的荒漠化趋势增大。气候变化还将加重农业和林业的病虫害，加上干旱和洪涝频率增加的影响，会造成农业生产风险增大。此外，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价格的影响预计会造成全球粮食供给紧张，乃至引起全球经济收益的波动。
2.3 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气候变化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破坏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物链、食物链，给地球物种的生存和延续带来严重的后果。气候变化将在几十年里发生，而大多生态系统不可能如此快地响应或迁移，自然生态系统将越来越不能与变化了的环境相适应，许多生物物种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影响，加速了灭亡。消失的物种不仅会使人类失去一种自然资源，还会通过食物链引起其他物种的消失。
2.4 对沿海地区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海洋的影响包括海面温度上升、平均海平面上升、海冰融化增加等。这些因素将可能使沿海地区洪灾严重，风暴的影响范围扩大，海岸受到更严重的侵蚀，以及由于海水倒灌进淡水蓄水层而引发地区性淡水资源紧缺等。
2.5 其它方面的影响
气候变化可能会增加灾难性天气出现的概率，导致一些特定的生态系统、生态群落和种群发生变化，包括微生物、病毒，可能会加快它们繁殖的速度并引发大量蔓延，这些新型病毒严重影响着人类安全与健康。
3.气候变化的对策
全球气候变化和自然环境急剧恶化，任何国家和任何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对责任的承担也不能置之度外，在共同的生存环境下，负有共同的责任。在经济社会发展日益受到能源和环境制约的背景下，低碳经济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的基本途径和战略选择，正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
低排放、低污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既可减少人类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对能源的消耗，缓解能源储藏日益匮乏的压力，又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既节省了生产和生活消耗能源的成本，同时由于碳排放的减少，今后治理环境的投入也会相应减少；并且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能源供需矛盾，加快工业化进程和环境改善，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结语：
21世纪全球气候仍将持续变化，极端气候频现，生态环境恶化。气候的非自然变化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从局部开始，而以灾难性的全局性结果告终。尽管目前我们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本质、趋势和程度的认识还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但无论怎样都应充分重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加强这方面的科学研究。
在全球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通过发展低碳经济来解决气候变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和重视。低碳是实现发展的途径和手段，也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特征和标志。（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水利与环境学院）
参考文献：
[1] 王绍武，罗勇，赵宗慈等.关于气候变暖的争议.自然科学进展，2005年8月，第15卷，第8期，917～921
篇6
论文关键词：气候变暖，碳汇
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研究背景
全球气候变暖已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全球性环境问题,由此而导致的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并严重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此国际社会高度重视,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围绕缓解温室效应和气候变暖，国际社会进行了长期的研究、探讨和协调行动，并提出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992年6月4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成立，专门负责各国的工业温室气体的清单调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UNFCCC）于1994年3月正式生效后。但由于在关键性“承诺”条款的内容上存在模糊性，使得在UNFCCC框架下的法律实施和执行都存在诸多的问题。
在1997年12月11日，国际社会根据公平原则以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通过了具有法定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京都议定书》的通过使世界各国在减缓气候变暖的进程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中国也于1998年签署了该协议。《京都议定书》第一期将于2012年到期，在2009年12月举行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京都议定书》未来的发展令人担忧。
1.2 研究意义
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而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温室气体的国度排放。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煤炭在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比重为70%左右，比国际水平的27%高43个百分点。据估算，2000年—2008年，中国一次性能源总消费量累计183.3亿吨标准煤，总排放二氧化碳累计450.4亿吨碳当量。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碳排量较大的国家之一。
尽管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期的行动中，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强制性的减排任务，但是从长期来看，中国节能减排的压力很大，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还将继续增加，另一方面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制约作用凸显。
1.3 碳汇及碳汇项目概述
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之首,而人类社会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形成的温室效应,则是气候变暖的根源。因此，减少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的手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减少排放源；二是增加吸收汇。
根据议定书中的定义,源是指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汇是指从大气中清除温室气体。森林能清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所以属于碳吸收汇,简称碳汇论文下载。①
碳汇项目是指通过造林从而恢复森林植被，以吸收、固定大气中的CO2气候变暖，以减少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缓解气候变化。
《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三种机制,即排放贸易( ET)、联合履约(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 。排放贸易( ET)是指已经达到减排目标的发达国家把温室气体排放权卖给其他发达国家；联合履约(JI)是指发达国家之间可以通过共同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将获得的减排额度相互转让；清洁发展机制(CDM)是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通过开展项目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将项目所实现的温室气体减排量,用于完成发达国家的减排指标。①
2 现状分析
2.1 主要推动力
中国开展碳汇项目的主要推动力有两个：
第一，中国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不可避免地要消耗大量能源和资源。我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工业化阶段，城市化进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产业结构的转变，再加上我国巨大且持续增长的人口规模，使我国面临者庞大的能源和资源需求。根据我国“多煤、少气、少油”的资源禀赋，形成了以煤炭资源为主的能源结构。随之而来的是大量温室气体的排放。目前，我国面临着排放总量增加、生态破坏范围扩大以及能源供需矛盾严峻等严重问题，已经危及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来自国际社会要求履行减排义务的巨大压力，中国必须做好迎接后京都时代挑战的准备。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估计，2001年—2008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均增长率为12.28%，总量从27亿吨提高到70亿吨，累计排放量为415亿吨。[1]中国能源资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趋势显示中国必须在减排上作出努力。国际上，美国、日本及欧盟等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中国面临着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艰巨发展任务，承受着国际上要求减排的巨大压力，因此需要在经济发展和温室气体减排之间寻找平衡。从中国新能源的发展技术水平较低上看，目前中国通过清洁发展机制与发达国家开展碳汇合作项目的代价较低。
2.2 优势分析
（一） 稳定的政治环境
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CDM项目的实施需要合作双方国家政府部门的认可和保证，包括国家CDM项目活动运行规则和程序的确定、项目的审核批准，以及邀请公约缔约方大会指定的独立经营实体对CDM项目进行和个性认定和减排量核实、证明等。一个国家只有政治、经济环境稳定，才能够保证CDM项目相关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进而保障项目细节的具体实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都非常稳定，具有实施碳汇项目所需要的稳定、可靠的社会制度保障。
（二）中国森林发展空间大
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家对我国森林碳吸收情况进行了比较精确的计算，结果表明，中国森林表现为碳的净吸收汇。2004年—2008年进行的第七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的结果表明：全国森林面积19545.22万公顷，新增森林面积2054.3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20.36%，比五年前第六次森林资源普查时全国森林覆盖率提高了2.15个百分点。②根绝我国林业发展战略目标，预计到2020年，新增森林面积296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23.4%以上；到2050年，新增森林面积4696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28%以上。我国森林的快速发展表明我国开展碳汇项目有着资源优势。
（三）有利的技术合作环境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这使我国通过开展国际合作引进技术的机会增多、成本减少。目前，中国和欧盟之间已签署《中欧关于气候变化的共同宣言》，美国也发起《亚太地区清洁发展与气候新伙伴计划》等多边合作，均是基于低碳技术的国际合作。
另一方面，经过中国过去30多年的造林和护林活动，目前可供造林和急需护林的地方多为条件极差的华北西北的干旱区和半干旱区、河谷地区以及石质山区，这些地方的造林和护林存在着较大的技术瓶颈，急需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
2.3 存在问题分析
尽管我国在开展碳汇合作项目上有着先天的优势，如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如市场机制不完善气候变暖，而碳汇项目本身对我国新能源项目发展也存在一定制约的因素。
（一）市场不完善
从市场边界角度看，碳汇项目的交易开展市场属于国际市场，目前碳汇交易的双方主要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碳汇的交易市场过大，导致市场交易参与者获得信息的成本过高，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又存在较大的信息技术水平差距，进一步推高了信息获得成本。
从市场机制来看，由于碳汇交易市场目前处于起步阶段，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都不能充分体现，交易双方处于不平等地位，必然会损害居于不利地位一方的利益。中国目前在碳汇交易市场上属于供给方，处于不利地位，利益容易受到损害。
（二）发达国家走减排捷径，不利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清洁能源发展机制（CDM）允许发达国家把帮助发展中国家削减的净排放量作为本国的减排量，这个规定使得发达国家承诺的温室气体减排大打折扣。对发达国家而言，在发展新能源、减少石油减少能源资源的消耗等方面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代价很高，很可能会制约经济的发展，因此很多发达国家通过植树造林护林等碳汇项目于发展中国家合作。我国也成为开展这个项目的重要发展中国家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发达国家对投入成本较高的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等合作项目的实施，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对一些科技含量高的项目的技术引进，对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产生一些不利影响。
目前，对中国来讲，一方面通过CDM项目合作的大都是在森林碳汇方面，对中国走节能减排的实质作用有局限；另一方面中国对新能源等技术的引进仍是走商业途径，代价较高，这打打增加了新能源研发的成本。
（三）公众对开展碳汇项目的作用不大
目前，在中国，公众对全球气候变暖很关注，但是大部分人并没有主动意识更没有渠道参与到与切身利益相关的二氧化碳减排的公共事务中论文下载。中国目前有2000多家环保非政府组织，但是大多处于自发、松散和各自为战的状态，徘徊在体制之外。碳汇合作项目一般都由政府部门负责，造林护林一般涉及到的是国有林区，民间资本并未进入，所以公众与环保非政府组织虽有满腔热情，但对于碳汇合作项目开展所起到的作用不大。
3 对策分析
3.1 完善市场机制，提高信息技术水平
碳汇项目顺利交易的关键是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机制。
首先，根据碳汇交易市场的边界建立一个统一的碳汇供需信息库，充分收集信息，提供给交易需求各方，减少交易双方寻求信息的成本；另一方面还要提升我国的信息技术水平，减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需要从引进技术和培养专业人才两方面入手；
其次，完善市场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避免价格长期偏离价值，在定价方面要充分考虑国际市场上的供需情况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等问题。
3.2 继续碳汇合作项目的同时，走开发新能源之路
碳汇合作项目是发达国家履行《京都议定书》第一期承诺的一个捷径，但是对目前中国来说，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节能减排任务基本上是从增加吸收汇方面完成。所以，在今后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通过国际合作进行碳汇项目仍是中国节能减排的重点。
在继续开展碳汇项目的同时，也要从减少排放源方面进行研究开发气候变暖，积极发展水能、风能、核电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优化我国的能源结构，降低对煤炭资源的依赖。如在农村可以开展沼气项目，在城市可以通过提高建筑物的节能标准，发展绿色建筑，在政策和资金方面对节能建材的研究开发给予支持。
3.3提高森林碳汇容量的“外延”和“内涵”
碳汇项目的开展是以森林作为依托的，目前我国的森林覆盖率较之以前有利很大的提高，这都得益于我国的造林护林运动。在新的形势下，要保障碳汇项目的顺利进行，仍需做到：
首先，在国家政策的正确指导下，继续进行造林护林工程，弥补长期以来森林资源过度耗费所造成的碳汇缺口。目前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呈现一个显著增长趋势，但是要达到我国林业发展战略制定的目标，仍需要更加努力。这是从“外延”提高森林碳汇容量。
其次，提高森林碳汇容量的“内涵”，即提高森林的固碳能力。我国大多数森林资源的质量较低，固碳能力较弱。大力培育碳汇林和生物质能源林，增强森林生态系统整体固碳能力；同时要抓好森林防火和森林病虫害防治，预防和减少各类灾害造成森林资源的损失。
4 结论
本文对中国开展碳汇合作项目进行了分析，中国有开展碳汇国际合作的先天优势，如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碳汇交易市场的不完善。 总的来说我国在进行碳汇国际合作上有巨大的潜力，我国也成为重要的碳汇交易的供应方。但是在继续进行碳汇国际合作的同时，也要加大力度进行风能、水能、核电能源的研究和开发，从根本上走上低碳经济的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①此段文字来源于《京都议定书》
①三种机制的概念来自于《京都议定书》
②数据来源于第七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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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理论最早可追溯到马尔萨斯悲观的人口理论，而且，长期以来，人口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与人口问题相伴而生的是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由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强烈刺激了人们对人口、资源及环境担忧的神经。而近20多年，随着全球升温速度的加快和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繁出现，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组织推动了关于气候变化的学术研究。1988年成立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展开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影响和社会经济问题的综合评估，分别于1990年、1996年、2001年和2007年了四次评估报告，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达成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对主要工业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提出了量化减排标准；2007年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2009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气候变化大会尽管没能达成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但会议还是在国际社会及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严重是气候变化经济学发展的原动力，而气候变化的国际公共物品特殊属性以及由此带来的艰难的国际谈判则为气候变化经济学注入了能量强大的推进剂。气候变化经济学目前尚无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作为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而存在，研究领域集中在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气候变化治理的经济分析以及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本文从以下方面展开对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进展的综述：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温室气体减排的经济含义，温室气体减排手段的经济分析，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以及气候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
二、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分析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在由布伦特兰夫人主持的该报告中，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89年联合国环境署理事会在《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中，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进一步明确为“可持续的发展是指既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而且绝不包含国家主权的含义”。随着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理解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一般性原则基本达成了共识，即公平性原则、可持续性原则和共同性原则。[1]公平性原则是指发展的机会及带来的福利增加应该公平地惠及全体人类社会，包括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可持续性原则是指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仅要着眼当前利益，还要追求长期稳定发展，即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共同性原则是指世界各国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承担着共同责任。
潘家华[2]在归纳发展的广义内涵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发展的权”与“发展的限”的概念。潘家华将发展归纳为个人、社区、国家和全人类的生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水平的提高。这是在人文发展的框架下做出的归纳。所谓发展权，潘家华认为主要表现在人文发展具有方向性和人文发展潜力的可实现性，实现较高水平的人文发展是个人、社区和国家的基本权益。所谓发展限，潘家华认为包括两层含义：生物学意义上的限和物理学意义上的限。生物学意义上的发展限存在下限和上限两方面。下限是指人的生存的最低物质保障，如营养、住房、医疗的最低限值；上限是指，在给定的技术经济水平下，人的营养需求、寿命等方面存在绝对量的边界，不能无限扩张。物理学意义上的发展限是指人文发展需要物质基础，即人文发展的物质约束。潘家华所说的物理意义上的限就是自然资源约束，包括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
随着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不断增加，人类发展正面临日益严重的自然资源约束。在人类发展的自然资源约束中，煤炭、石油、天然气这类化石能源的约束最为突出，温室气体也主要由燃烧化石能源所引发，因而人类发展的自然资源约束集中反映在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上。①这一约束就是潘家华所说的人文发展的物理意义上的限。
人类发展面临温室气体浓度的共同约束，但具体到不同历史阶段，以及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这一约束的强度却是不同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表明，随着人均收入由低水平阶段上升，碳排放强度(每美元GDP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公斤数)呈上升之势，到人均收入约8000美元，碳排放强度开始下降。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工业化的历史时期，尚未面临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在这期间，温室气体随工业化的进程而大量排放。现如今，发达经济体已走过了碳排放增加阶段，进入下降阶段；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排放的增加。但温室气体积累所导致的全球变暖效应使得温室气体排放约束非常强烈，这一约束同样施加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其经济发展产生了压制作用。这使得新兴市场经济体承受着发展的不公平。
三、温室气体减排的经济含义
毫无疑问，排放温室气体具有负的外部性特征。但正如斯特恩(Stern)[3]指出，温室气体的外部性特征有四个方面的独特之处：一是它具有全球性属性；二是它影响长远，并由流量-存量进程所支配；三是它的许多方面尚不能进行科学的判定，还存在不确定性；四是它的潜在影响非常大。
温室气体减排具有全球公共物品的本质属性。按照经济学教科书的解释，所谓公共物品是指既不具有排他性也不具有竞用性的物品[4]385。某个国家或地区为减排温室气体付出了成本，而全球的人们享用减排的收益。
很多经济学家讨论了温室气体减排的成本与收益，其中，以英国经济学家斯特恩(Stern)[5]主持的《斯特恩报告》(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影响最为广泛。《斯特恩报告》以气候科学的成果为基础展开，分析了气候变化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可能损失与减缓气候变化所付出成本之间的关系。《斯特恩报告》的结论是，世界各国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损失将相当于全球每年GDP的5%—20%，而且损失将延续下去；如果立即采取行动，并能将 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500—550二氧化碳当量，其成本仅为全球每年GDP的1%左右。《斯特恩报告》在分析中所依据的关键因素是贴现率，而正是这一关键因素的取值引起了较大的争论。《斯特恩报告》将贴现率确定为0.1%，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一取值过低。Nordhaus[6]指出按照市场利率确定贴现率，其结果与《斯特恩报告》完全不同，即不是如斯特恩所主张的立即大幅减排温室气体，而是初期小幅减排，中、后期大幅减排。Dasgupta[7]认为，0.1%的贴现率是不现实的，这一贴现率的确定更是出于政治考虑，而非学术考虑。斯特恩(Stern)[3]对这些批评进行了反驳。他强调，在《斯特恩报告》中所确定的贴现率是社会贴现率，而批评者混淆了市场回报率与社会贴现率，也混淆了纯时间贴现率与社会贴现率。社会贴现率，按照斯特恩的定义，是用以计量一个消费单位在t时间上相对于初始时间的社会价值，它应该参照长期无风险利率取值。尽管在温室气体减排的成本与收益方面的争论激烈，并提出了不同的治理方案，但经济学家对温室气体减排紧迫性的认识是一致的。
四、温室气体减排手段的经济分析
温室气体减排的手段有两大类：命令-控制手段和经济手段。经济手段也有两大类，即基于总量控制的市场交易手段和基于价格控制的税收手段。经济学家对于市场交易手段和税收手段孰优孰劣的讨论十分热烈。
市场交易手段是指温室气体排放权的确定及其交易。温室气体排放权是对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权利界定，政府确定排放总量或标准，然后确定企业的排放配额(排放权)，企业可以在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其交易，由市场决定排放权的价格。将温室气体排放权定性为可交易的商品，其理论依据是资源的稀缺性理论和产权交易理论。前文已述，人类发展面临着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空间已很有限，因而，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就成为了稀缺资源。产权交易理论则来自著名经济学家科斯。按照科斯定理，只要明确产权，且其交易成本为零或很小，则产权交易最终会产生有效率的结果。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分配温室气体排放权，由于各企业对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需求有大有小，因而排放权就有了可交易的价值，并激励企业减少排放。美国人Dales[8]于1968年最早提出了排污权交易的设想。税收手段就是征收碳税，即根据燃煤和石油等化石燃料产品的碳含量的比例征税。税收手段的理论基础来自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当个人的经济活动在给其带来利益时也给社会的其他人造成了利益损害，其私人成本就小于社会成本，这就是负的外部性。庇古提出，纠正外部性的方案是政府通过征税来补贴社会成本，使得私人成本和私人利益与社会成本和社会利益相等，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排放温室气体是典型的具有外部性的经济行为，纠正这一外部性的具体手段就是征收碳税。
斯特恩(Stern)[3]认为市场交易手段和税收手段各有优势，市场交易手段的优势是排放量的确定性以及国际合作的有效性，而税收手段的优势是价格的确定性及实施的便利性。张中祥和巴兰兹尼[9]认为市场交易手段与税收手段的优劣取决于很多因素，难以辨明，关键看具体的执行环境。斯特恩同样认为，由于不同经济体风险的不同以及市场完善程度的不同，市场交易手段和税收手段在不同经济体中执行的效果也会不同。
《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温室气体减排三个灵活机制，即联合履约(JI)、清洁发展机制(CDM)和排放贸易(ET)，推动了市场交易手段的实施。目前，全球形成了两种类型的碳交易市场：自愿市场和规范市场。自愿市场主要是个人或企业出于环境保护的道德意愿而进行碳交易的场所。规范市场是基于国际、国内或区域的强制性排放指标而建立起来的碳市场。在规范市场中，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贸易市场(EUETS)是最大的市场，其交易量占全球交易量的62%。[10]正是由于实际效果突出，市场交易手段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推崇。Hepburn[11]乐观地估计，到2050年碳交易将促成全球减排60%—80%，因而，碳市场在未来几十年会迅猛发展。Hepburn进一步认为，相对于碳交易突出的优势，碳税的缺陷十分突出。一是与碳交易相比，碳税的国际协调的难度很大，甚至无法实现。二是碳税不能如碳交易机制那样，使得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在国际市场出售减排指标获取收益。三是碳税在实行起来会有很大的阻力，减排压力大的产业集团会强烈反对；而环保集团也会反对，因为碳税不能确定量化的减排目标。四是碳交易与碳信用体系相伴生，并对相关企业的兴起起到带动作用，而碳税则不能。五是碳交易是一种萝卜加大棒的手段，而碳税仅仅是大棒手段。
诺德豪斯[12]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诺德豪斯认为以《京都议定书》为代表的市场交易手段是个新鲜事物，并没有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未来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税收是个历史悠久的、成熟的政策手段。诺德豪斯对美国二氧化硫交易市场和欧盟碳排放交易市场进行了实证研究，他指出由于碳排放配额的供给和需求缺乏弹性，往往会造成碳排放市场中碳价剧烈波动，而价格剧烈波动会使得依靠价格引导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无法实现。Hepburn[11]反对税收手段的理由之一是碳税的国际协调难度大，而诺德豪斯则认为在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谈判中加入了太多的政治因素，因而市场手段的国际协调难度更大。与市场交易手段相比，碳税更透明、更直接，因而更能得到各国的支持。
五、气候变化治理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
气候变暖是影响全人类的公共事件，因而对这一事件的治理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但是，温室气体减排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国际社会共同治理气候变暖的复杂性。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带来了搭便车的后果，使得私人部门对提供公共物品缺乏动力，只能由这一社会的政府提供它。在国际社会，各国是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私人部门，但国际社会没有政府部门，增加温室气体减排这一公共物品的供给就成了难题。
针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进展十分艰难，其矛盾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从现实的横截面角度看，各国的产业结构、减排技术水平以及承载气候变化的程度存在差异，因而对减排的目标量以及减排的急迫性也就不同；第二，从历史的纵向角度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累计排放的温室气量不同，而且，由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已经揭示了温室气体减排对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第三，正是由 于温室气体减排对不同国家的不同影响，它成了个别国家压制他国的工具。
以《京都议定书》为标志，庄贵阳[13]将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认识及谈判内涵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分析了其特征。1997年达成“议定书”之前为第一阶段，其特征是对气候变化科学认识的辩论；1997年至2005年“议定书”生效为第二阶段，其特征是辩论减排的经济影响及技术的可行性；2005年以后为第三阶段，其特征是大国及国家集团之间在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展开政治经济博弈。在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中，发达国家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集团是矛盾的主线，欧盟、美国和“77国集团+中国”是三股相互制衡的力量。
潘家华等人[14]分析了温室气体减排国际谈判的五个关键要素。一是共同愿景，其核心是2050年的长期减排目标，它涉及科学、经济、政治、伦理等因素。随着国际谈判的深入，有关共同愿景的实质谈判会逐步展开。二是技术，谈判各方在此问题上分歧很大。发展中国家强调发达国家转让先进技术，主张建立全球技术基金，依靠非市场的多边公共资金推动技术开发与转让。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阵营强调发挥市场的作用，从而淡化政府的责任，并对技术转让附加减排或限排的条件。三是资金，谈判各方都赞同实现减排目标需要稳定的资金来源，但对所需资金的具体数额有分歧。四是适应，即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适应的核心是资金，重点是信息、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等。在适应问题上，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愿再向适应基金提供资金，而发展中国家坚持发达国家要承担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五是部门承诺方案。由于缔约方众多，利益难以协调，很难达成2012年以后综合性全球气候协议，因而以各经济部门为单位提出部门承诺方案的提议得到各方的重视。日本提出部门方法可以科学识别各经济部门的减排潜力，通过加总每个部门的可能减排量来制定国家减排目标。但是，许多大量排放温室气体的部门和活动并不适合国际合作，而且，部门方案可能引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不信任。更有人指责部门方案是混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上应承担的责任。
国际合作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会议之所以能够接连召开，就在于国际合作的基础还存在。但各国、各利益集团为获取各自的最大利益在谈判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国际合作的进展并不顺利。因而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谈判是各国间的政治经济博弈。
六、气候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阶段，面临着经济发展与减排的矛盾。在成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之时，中国在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中面临着不断增加的压力。为了维护中国的发展权，以及在气候变化治理国际谈判中的公平地位，中国学者对公平的减排方案进行了研究。在人文发展权与发展限的概念基础上，潘家华、陈迎[15]提出了碳预算方案。该方案将保证气候安全的450ppm当量水平设为全球碳预算总量，并将碳预算总量按全球人口进行平均的初始分配，然后根据各国历史排放和未来需求进行碳预算的转移支付。潘家华、陈迎在方案中以直接累积方法计算碳排放的累积量，尽管这一计算方法有待改进，但方案总体上体现了公平原则和满足可持续发展原则，兼顾了历史、现实与未来需要。樊纲等人[16]指出最终消费是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根本原因，基于这一理论，他们提出应以最终消费来衡量各国的碳排放责任，并提出了消费排放的概念。以实际碳排放计算，1950-2005年在全球累积排放量中，中国占比高达10.19%，但以消费排放计算，中国累积消费排放仅占世界累积消费排放总量的6.84%。樊纲等人进一步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扩展为“共同但有区别的碳消费权”原则，依据此原则，将1850年以来的人均累积消费排放作为国际公平分担减排责任与义务的重要指标。
中国是自然灾害多发国，气候变化更增加了灾害发生的频率和程度，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迫切的任务。一些学者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手段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樊纲等人[16]对中国减排的制度安排、能源战略、技术政策以及经济手段及其经济影响进行了综合研究。温宗国[17]等学者侧重研究了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还有学者对低碳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细化研究，如潘家华等人[14]研究了低碳经济对就业的影响。情景分析是重要的实证方法，也是制定气候变化治理政策的重要依据。由戴彦德领衔的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课题组[18]对低碳发展前提下中国2050年能源需求暨碳排放进行了情景分析。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和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主持的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研究课题组[19]研究了2050年中国低碳发展情景。
七、结语
气候变化经济学可以界定为关于气候变化及其治理手段的经济影响的研究，其渊源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公平性原则、可持续性原则和共同性原则同样是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集中在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温室气体减排手段的经济分析以及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等领域。在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方面，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一致认为减缓全球变暖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紧迫工作。在温室气体减排手段的经济分析方面，学界对市场手段和税收手段孰优孰劣展开了分析和争论。在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方面，更多的学者应用博弈分析方法进行论述。有关中国的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成果丰硕。潘家华、樊纲等学者提出的国际减排方案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更多学者深入研究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手段及其影响；低碳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也成为研究前沿。
气候变化问题归根结底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因而可持续发展是治理气候变化的前提。发展既有现实性又有历史性，治理气候变化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是现实性与历史性的统一，其含义是：第一，应对气候变化、保护人类免遭或减轻因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作为一个整体，人类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应该有所削减；第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又是不同的，发达国家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其排放的温室气体都比发展中国家要多，对温室效应和气候变化负有更大 责任，因此应率先并大幅减排；第三，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历史和现实责任都较小，又面临着发展国民经济的重任，因此应该有一定的排放增长空间；第四，发展中国家的排放空间也不是无限的，它们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降低排放增长的速度。
篇8
关键词 气候变化；时间偏好；不确定性；技术变迁
中图分类号 F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1-0019-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04
大量科学研究发现，人类的许多活动，如发电、交通运输、砍伐森林、工农业生产等都是温室气体的重要来源。由于许多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可在大气中残留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它对气候的影响具有极大的滞后性。即使温室气体排放量未来能逐步稳定下来，其对全球温度的影响也将是巨大的。因此，温室气体排放及其引致的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等问题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由于气候变化与经济系统之间密切的内在联系，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分析自然成为了众多经济学家的研究热点。
从经济学本质来看，气候变化问题主要涉及外部性。标准的外部性理论指出在确定性条件、完全竞争以及单一政府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征收庇古税、采取科斯提出的产权分配以及直接管制等手段加以解决。但全球气候变暖是在较大不确定性和市场失灵条件下的跨期国际间协调的集体行动问题，该问题涉及面广、跨度长，且更加复杂。
气候变化问题作为一项全球性挑战，同时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性。从温室气体排放量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温室气体排放所承担的历史责任不同。发达国家现期排放量所占比重较大，而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可能随着经济发展而大幅增长。从气候变化的未来影响来看，如不对温室气体加以控制，环境恶化问题会对各国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发展中国家的情形更为糟糕。因为受到低收入和资本有限的约束，发展中国家要平衡增长与气候变化的关系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因此，要遏制全球气候进一步变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参与和合作是必需的。而要推行一种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避免“搭便车”现象出现，就要在气候变暖的后果、各方的责任、激励机制等问题上达到共识。为形成有效可行的国际协定，所有国家必须了解减缓气候变化对于其增长、产业竞争力、安全、公共财政及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减排成本对增长可能带来的冲击，减少其对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前景的负面影响[1]。可见，气候变化的经济学研究进展对于各国制定可行的减排政策，促进气候政策的国际间协调，有效平衡经济增长与气候恶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1 国外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分析的研究概述
从20世纪90年代起，经济学界就开始对是否要采取经济手段来减缓气候恶化、全球变暖展开了一系列讨论。他们通过建立不同的经济模型来比较减排成本和不采取减排措施气候变化对经济造成的损害，从而提出不同的政策结论和主张，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甚至针锋相对的几派观点。其中主要包括以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英国首相经济顾问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为代表的“激进派”；以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丁·魏茨曼（Martin L. Weitzman）为代表的相对“保守派”；以克拉克奖获得者、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戴龙·阿西墨格鲁（Daron Acemoglu）为代表的学者引入了导向性技术变迁因素，得出更为系统的结论，估且称为“综合派”。
2006年10月，受英国政府的委托，由斯特恩主持的团队历经一年的调研时间，了一份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详实报告（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The Stern Review，下文简称为Stern报告），全面阐述了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环境等带来的影响，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Stern报告围绕气候变化问题，运用经济增长理论框架采用成本—收益方法展开了详尽的经济学分析，系统剖析了气候变化与增长的关系，平衡减排成本与气候损害的政策决策，遏制气候变化的政策手段以及国际合作的开展等，得出了许多有益的结论。该报告最重要的主张是与不采取减排行动可能带来的未来损害相比，各国立即采取强有力的减排行动是必要的、合适的[2-3]。
Stern报告以后，引起了众多学者的批判与质疑，其中较为有影响的是威廉·诺德豪斯教授William D. Nordhaus的研究。他对Stern报告的分析提出了强烈质疑，指出该报告提出的应立即采取有力减排措施的结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近似为零的时间贴现因子和特定的效用函数假设。如果根据当前的市场真实利率和储蓄水平而改变假设条件，则该报告较为激进的结论不再成立[4]。马丁·魏茨曼教授Martin L. Weitzman也对Stern报告较为激进的结论提出了质疑。他指出该结论主要依赖于低贴现率的假定以及分析过程中对难以量化的不确定性的忽略。如果对这两大因素重新加以考量，得出的气候政策主张将会明显不同[5]。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Arrow也同样针对Stern报告中对未来远期进行近似于零的贴现因子的设定提出了质疑，但他仍基本认同该报告的主要结论，认为各国应迅速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而不要甘冒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巨大的未来损害的风险[6]。
大多经济学家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争论及其政策主张的分歧主要源于时间贴现因子的设定及对气候变化损害的不确定性的考量上，而对于技术进步对气候政策的内生性回应没有予以充分考虑。戴龙·阿西墨格鲁Daron Acemoglu等学者引入导向性技术变迁（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从全新的视角分析了气候变化政策。他们在环境约束和有限资源条件下将内生的、导向性的技术进步引入到增长模型中，基于不同类型技术（清洁型技术和污染型技术）对环境政策的内生性回应，对不同环境政策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首先建立一个两部门（污染型投入品和清洁型投入品）的导向性技术进步模型，然后在污染投入品生产中引入可耗尽资源进行均衡分析，最后从单一经济扩展到两国模型；从而得出有关遏制气候灾难发生的政策类型，最优气候政策的结构及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延迟实施环境管制的代价，生产污染型投入品是否使用可耗尽能源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国际技术联系、国际贸易对国际间气候政策协调必要性的影响等重要结论。他们认为在两种投入品替代性强度不同的情况下，气候政策主张截然不同[7]。因此，该研究结论更加系统、全面，并对气候政策的国际协调提供了初步的理论依据。
可见，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分析关注的焦点包括：用模型来刻画增长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对技术选择进行经济学分析和建模，计算碳的社会成本以及探讨碳税、市场机制及其它政策安排等方面。而分析的关键在于探讨如何平衡减排成本和不采取减排行动的风险的战略，即对采取不同环境政策所带来的遏制环境退化的收益以及减缓经济增长的成本两方面的权衡比较。因此，面对全球变暖的威胁，国际社会应当作出多大程度、多快的反应，是当前经济学家分析的首要问题。目前国外学者对于各国是否应立即采取大幅度的减排行动，仍存在较大分歧。通过梳理相关最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能厘清不同政策主张背后的原因以及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为国际社会制定更合理的气候变化政策提供有力的理论基础，并为今后的研究指明方向。
2 国外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分析的争论焦点
不同经济学家从各自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出发，基于不同的假设条件、考量因素和模型设定，围绕气候变化问题进行系统的经济学分析，从而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总体来看，相关研究争论的主要焦点在于政策主张（包括减排目标、减排行动的快慢、减排的阶段性安排等）以及减排措施等方面，而政策结论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时间贴现因子和特定效用函数的设定两大关键假设，对不确定性因素以及技术变迁因素的考量等方面。
2.1 政策主张
Stern报告率先提出了较为激进的气候政策主张。报告中指出要遏制气候变化的恶劣影响，各国必须迅速采取有力的大幅度的减排措施。该报告收集了大量关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及其经济成本的证据，并用不同的手段评估了成本和风险，并得出尽早采取有力行动的收益远远超出不行动的经济成本的重要结论。基于标准经济模型的结果，报告估计如果不采取减排行动，气候变化的整体成本和风险相当于每年全球GDP至少损失5%。如果将更大范围的风险和影响考虑进来，损失估计会上升到20%甚至更多。而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来看，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450-550 ppm二氧化碳等价物水平CO2e（当前水平为430 ppm二氧化碳等价物，工业革命前仅为280 ppm二氧化碳等价物），气候变化恶劣影响的风险会大幅降低，即意味着要在205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目前水平上至少降低25%。如果当前立即采取有效减排措施，实现稳定温室气体浓度目标的成本可控制在每年全球GDP的1%左右。如果考虑到效率的提高以及控制环境污染的其它收益，成本还会有所降低。因此，尽管采取长期持续的措施来实施减排，控制气候变化的成本较高，但是从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可看出立即采取有力的行为是十分必要的。
另一方面，根据该报告的测算，若对温室气体排放不加以控制，气候变化将会对增长和发展产生严重影响。据测算，如果当前不采取减排措施，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在2035年可能会达到前工业时代水平的两倍，即全球平均气温至少升高2℃多。长期来看，气温甚至有50%的可能性会升高5℃。这无疑会对自然地理、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即使处在温和变暖的水平上，所有关于气候变化对各地区、部门影响的研究以及其对全球影响的经济模型估算，均表明气候变化将对全球产出、人类生活以及环境造成恶劣影响。显然，所有国家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而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受其影响最深，尽管它们前期排放的温室气体比重较小。由于气候变化是不可遏制的，各国只能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因此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至关重要，比如进行更有效的规划，培育更能抵抗气候变化的作物和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等。
可见不论从成本—收益的对比，还是从对气候变化不加以遏制可能带来的未来损害程度来看，Stern报告都认为各国迅速采取强有力的减排行动势在必行，延迟行动的代价极大。
而该结论与许多早期的经济模型包括DICE模型（Dynamic Integrated model of Climate and the Economy ）、RICE模型（Regional Integrated model of Climate and the Economy）等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8-10]，大多经济模型均支持“气候政策斜坡理论”（climate policy ramp）。Nordhaus认为采取渐进性的全球减排路径是最优的，即起初实施缓慢温和的减排政策，随后在中长期加大减排力度，减缓全球变暖的政策是逐渐紧缩的，最后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650-700 ppmCO2e水平上（这与Stern报告中设定的温室气体浓度的稳定目标450-550 ppmCO2e水平相距甚远）[11-12]。其原因在于资本回报率的变化，目前回报率较高的投资主要在于有形的、技术和人力资本投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害预计将远超过产出，因而转向更为集约型的减排投资更加有效。实施减排的组合方式及时机则取决于成本、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害程度等。相类似地，Weitzman也不赞同Stern报告较为激进的政策主张，认为减排并非一个紧急性的行动。
尽管许多批评者认为由于全球气候变化的成本和损害程度存在极大不确定性，而且这种成本和损害将发生在遥远的未来，因此Stern所倡导的迅速有力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是不成立的；但Arrow认为即使Stern报告中的假设条件存在缺陷，但报告的基本结论仍是合适的。他指出在进行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分析时，要特别注意以下两方面：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通常是不可逆的，且在大气中存留的时间长达数万年；气候变化问题具有全球范围的外部性。因此，现期进行大幅减排与当前不采取行动而遭受可能的风险和损害相比较是福利改进的。
Acemoglu等学者通过引入导向性技术变迁的视角，设立两部门模型，得出当清洁型投入品和污染型投入品的替代性强度不同时，气候政策也随之变化的结论。他们认为当清洁型投入品和污染型投入品有较强替代性时，只要对污染型投入品的生产征收暂时性的碳税（或对清洁部门补贴）就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长期增长，这一结论比Nordhaus更加乐观；当两部门的替代性不够高时，与Stern的观点类似，要避免气候灾难需要永久性的政策干预；但当两部门生产的投入品是互补品时，要阻止气候持续恶化的发生必须以牺牲经济长期增长为代价。同时Acemoglu等也认同Stern报告中，延迟政策干预的代价十分昂贵的观点。他们指出政策反应速度越快，低速增长的转换期就越短，但代价高昂的原因不仅是由于直接的环境损害（与Stern报告类似），更重要是因为政策干预的延迟进一步扩大了清洁型和污染型两部门间的差距，延缓了从污染型技术导向清洁型技术的转变。
2.2 减排措施
在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手段方面，不同学者也有不尽相同的主张。Stern报告提倡全面、多种减排手段并用，并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协议框架的主要内容进行了阐述。
Stern报告指出由于温室气体主要来源于能源消耗、
① 贴现（discount）包含两个相关但易混淆的概念，其一指货物贴现率，即衡量不同时点上货物的相对价格，又称作资本实际回报率、实际利率或资本的机会成本；其二指随时间推移不同家户或不同代人经济福利的相对权重，又称为时间偏好或时间贴现因子。本文提到的贴现率主要指后者。
农业和森林砍伐，因此有效的减排治理也应从这三大主要领域着手。首先，要减少能源消耗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可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变需求以及推广清洁能源、电力、交通运输技术来实现，这需要各国共同采取有力而审慎的政策手段来进行有效激励。为实现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稳定目标，全球电力部门需要在2050年以前去二氧化碳化率达到至少60%，运输部门同样需要进行温室气体的减排处理。即使可再生能源能广泛地推广应用，预计到2050年化石燃料仍然将占据全球能源供应的一半以上，因而碳捕获和碳储存的广泛应用显得十分必要。其次，非能源消耗，如森林砍伐、工农业环节等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减排也同样重要。对于许多相关节能减排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私人部门起到主要作用，而这需要清晰、长期可靠的市场结构和激励政策。有效的政策选择主要包括三大方面：通过碳税、基于产权分配的贸易或管制手段进行碳的合理定价；推行鼓励低碳技术创新和应用的政策；采取措施减少影响能源效率的壁垒，并通过教育宣传手段告知大众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通过信息交流、讨论和教育手段来改变人们的偏好和行为。
同时，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各国应作出集体回应，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性合作应基于各国对长期目标设定和行动协议框架的共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为国际性合作奠定了一定基础，但各国间仍需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达成国际性共识，并形成更积极的合作协议框架。该框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①碳排放交易，扩大全球性碳排放交易是一种实现减排的有效手段，同时能为发展中国家向低碳发展转型提供资助；②技术合作，通过非正式的协调和正式协议均能提高全球创新投资的有效性，产品标准的国际性合作也是提高能源效率的重要手段；③减少森林砍伐，由于森林砍伐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比运输部门更多，管制森林砍伐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高效手段，应推行大规模的国际性试点计划来探讨有效的管制手段。④提高适应能力，由于最不发达国家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大，发达国家应遵守承诺通过海外发展援助基金为这些国家提供资助，加深他们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识，并资助那些更抗洪涝灾害的新作物物种等研究。
尽管Nordhaus对于Stern报告激进的政策主张持怀疑态度，但他仍肯定了Stern报告的主要贡献在于选择气候变化政策时综合考虑了经济目标和环境目标，从原则上纠正了《京都议定书》的致命缺陷。对于该报告中提及的多种减排手段，他更侧重于提倡征收碳税的手段。他认为，与总量管制以及《京都议定书》中减排机制安排等数量导向性的手段相比，运用价格导向机制，提高碳排放定价，建立透明可比的全球性碳价信号（碳税等），对于温室气体排放的社会成本内部化以及激励低碳技术的研发十分关键。
Acemoglu等人的研究发现，最优的减排手段包括碳税和对清洁型投入品的研发补贴两部分，因为仅仅依靠碳税来减少碳排放并影响研究投入的方向，会导致过度的扭曲，因此碳税的过度使用是可以避免的。他们通过数值较准，在合理的参数设定以及两种投入品间的替代率足够高时，进一步验证了通过有效的减排措施迅速将技术进步导向清洁技术是最优的，而且最优的气候政策不会减缓经济的长期增长的结论。这一研究对于有些学者关于征收碳税会产生过度扭曲，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观点给予了有力的回应。
此外，他们将一国模型扩展为两国模型，研究发现当世界范围内仅存在国际技术联系而无国际贸易发生时，且两部门投入品间是高度可替代性的，仅仅发达国家（北方）实施环境管制就足以遏制气候灾难的发生。但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若没有全球政策协调，发展中国家（南方）将沦为“污染天堂”，从而导致气候的加速恶化。这无疑为世界各国进行气候变化政策的积极合作与协调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2.3 贴现率和效用函数的假设
在假设条件方面，Stern报告运用R—K—C最优经济增长模型，分析社会决策者最大化无限期内贴现后的消费效用，即社会福利函数的经济路径选择。在该分析框架下，Stern报告设定了近似为零的贴现率和效用函数中的消费边际效用不变弹性，并充分反映了英国当局“政府大厦”功利主义（Government House utilitarianism）色彩，作为全世界的社会计划者，决定着全球应对气候变暖风险的方式。而这种分析用于指导各国家进行气候变化磋商谈判显然不太合适。事实上，各国在进行商讨温室气体减排和责任分摊的磋商谈判过程中，会充分权衡自我收益以及减排投资与其它投资的收益比较。
显然，Stern报告激进结论与其它研究的分歧主要源于贴现率①的假设。零贴现率意味着无限远期的未来世代的经济福利与当代人同等对待；而正贴现率指未来世代的福利与当代人福利相对是缩减的（discounted）。时间偏好无疑是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分析的焦点问题。Stern报告认为设定正贴现率意味着忽略遥远未来的巨大成本，在此假设前提下进行长期决策是不可靠的，因而将实际时间贴现因子设定为每年0.1%。近似为零的时间贴现因子实际上代表着基本的伦理道德标准所提倡的代际中立（intergenerational neutrality），同样是英国政策功利主义传统的体现。而Nordhaus指出零贴现率使得分析气候变化问题时将大多发生在遥远未来的气候变暖损害的贴现值夸大，现期决定对于未来不确定性事件变得更为敏感，从而导致牺牲现期较多的收入（消费）以小幅度地增加未来收入（消费）。从伦理学出发，对代际间时间偏好的设定也有不同的观点，比如Rawlsian （minimax） welfare function劳斯福利函数等，而该报告对其它可能的选择并未加以提及和比较。
同时Nordhaus对于Stern报告中设定的对数效用函数及消费边际效用不变弹性，即不变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弹性设为1）也提出了质疑。在有限时期内，人们等量的消费可视作为拥有相同的福利水平，但研究气候变化问题时我们考虑的是无限远期，不同代人的消费效用存在着极大不确定性。未来世代的各种偏好，比如不同消费的效用水平，与老一代人消费的差别，对不同消费（物质或精神追求）的不同偏好等，为我们建模分析气候变化政策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Nordhaus进而指出Stern报告中贴现率和效用函数的两大假设与现实市场利率水平是严重脱节的。从资本实际回报率角度来看，在最优增长模型框架中，该实际回报率是内生决定于时间贴现因子，消费边际效用弹性和人均产出增长率的。根据Stern报告的相关假定（人均产出长期增长率1.3%），实际利率的均衡水平仅为每年1.4%，与现实实际利率水平不太匹配，相应的全球最优净储蓄率也为现实水平的两倍。事实上，减排决定是基于当前减排边际消费成本与未来减少的气候变化损害的贴现后的边际消费收益的平衡作出的，其中资本实际回报率起着关键作用，但该报告对这种内在联系也并未考虑。
为进一步证实Stern报告两大关键假设的不合理性，Nordhaus通过不同的贴现率和消费弹性设定通过DICE模型进行了校准，证实了Stern报告所得出的激进结论主要依赖于贴现率和消费弹性两大关键假定，进而通过资本实际回报率来产生影响的。其它学者运用模型进行校准的结果也较为类似。例如PAGE模型的发明者Chris Hope根据他的假定条件和贴现因子，模型得出的碳平均社会成本为$43/t（Stern报告测算出的碳社会成本为$350/t），而将0.1%的贴现率带入PAGE模型后，碳成本便提高到$364/t[13-14]。Mityakov运用另外一个关于气候变暖的校准模型，发现Stern报告关于贴现率的假定使得气候变暖损害的现值夸大了8-16倍[15]。
Arrow同样对Stern报告中贴现率的设定提出了质疑，但其观点略有不同。他认为对成本—收益进行估算时，要适当地权衡未来影响与现期影响间的关系，其中时间偏好是关键因素。他同样也指出Stern报告中所采用的近似为零的贴现因子与现实观察到的储蓄率和利率水平不太匹配，但他利用Stern报告中的成本、收益方面的数据，将边际消费弹性设定为2（与当前大多经验证据一致），发现只要时间贴现因子低于8.5%，减排取得的收益（相当于避免气候变化的损害）都会超过气候变化的成本。因此他认为支持立即进行强有力的减排措施以控制二氧化碳（及其等价物）水平的结论对时间贴现因子的取值并不敏感。实际上，贴现因子和边际消费弹性两大假设是通过共同影响资本实际回报率来起作用的，因此，他的观点与Nordhaus的质疑并无矛盾。
2.4 不确定性的考量
由于气候变化损害发生在未来远期，而且存在极大不确定性。Weitzman指出Stern报告的激进主张主要源于低贴现率的假定以及未充分考虑不确定性。同时他认为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贴现还存在很多未解决的问题；关于气候变化政策的研究没有充分考虑到小概率的气候变暖损害的影响，而收集更多关于具有厚尾型概率分布的不确定性的信息，对结构性参数不确定性进行更好的量化是当前研究的首要问题。因此他认为将遏制气候变暖问题简单地概念化成一种最优的消费平滑（consumption smoothing），相当于购买保险来抵消一种小概率的可能发生的大灾难的行为是不妥当的，要将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正式纳入分析框架进行考虑。
Arrow也同样指出对减排收益和气候变化的成本进行估算时，要考虑到气候变化恶劣影响的不确定性及体现风险规避倾向的行为（偏好）影响，尤其是对不确定的未来损害的态度。因此，对气候变化的未来损害的不确定性进行更精准的刻画和模拟，将有效弥补当前大多研究气候变化经济模型的不足，更准确地拟合出气候变化与增长的动态变化，为气候政策的设定与协调提供更切实有力的依据。
3 研究述评与展望
气候变化政策研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其假设条件的设定，各国利益的平衡，效用函数的设定、科学数据的处理、模型的选取与运用、遏制气候变暖政策的未来成本和收益的确定、未来学习与技术进步的前景等方面都会影响决策结果。因此单凭某一个经济模型或相关设定，不可能制定出客观合理的全球气候变化政策，而需要对不同的情境、假定条件和模型设定进行比较和稳健性分析，尽可能较全面地反映气候变化问题的本质。
当前国外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主张争论的核心问题主要在于时间贴现因子和效用函数的设定、对未来损害不确定性的处理以及内生的导向性技术变迁等（见表1）。
时间偏好的高低直接反映人们对当前世代福利与未来世代福利的权衡，低时间贴现因子的设定使得无限远期不确定性的气候变化的损害被无限扩大，从而得出Stern报告中较为激进的结论：立即进行更加广泛且及时的干预是必要的，而且这些干预必须长期存在，从而会减缓经济的长期增长。但以Nordhaus为代表的其它经济学家对其近似为零的时间贴现因子提出了质疑，指出Stern报告中关于时间贴现因子以及消费边际效用弹性（弹性为1）的设定得出的均衡利率水平与实际市场利率极不相符，从而动摇了结论的可靠性。Nordhaus的分析得出了较为乐观的结论：有限度的、渐进式的干预政策是必要的，而且最优的管制政策对经济长期增长减缓的影响有限。Arrow虽然支持Stern报告中要立即采取大幅减排行动的结论，但在模型验证中仍修正了消费边际效用弹性的假设，以保证资本回报率与现实水平相一致。
不确定性是气候变化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评估各种决策的有效性必须充分考虑不确定性程度，较长的时间跨度和可能的各种结果。因此，气候变化的科学、经济及社会后果的综合不确定性使得各国要达成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的一致意见十分具有挑战性。同样地，不确定性也会影响税收、产权分配和管制手段等政策工具的选择。例如，存在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时价格工具或数量工具（税收或配额）的取舍。因此，不确定性的普遍存在意味着采用简单的方式进行未来贴现和效用函数的设定可能有误导性。
导向性技术变迁的引入，使得进行气候变化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时，充分考虑到了传统污染型技术和清洁型技术的未来演进路径与导向性选择，从而得出了更为乐观的结论：在两种投入品替代性较高条件下（较符合现实情境），只要及时对污染型生产采取有效的环境管制政策（征收碳税或对清洁型生产给予补贴），仍可保持经济的长期增长，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的良性循环。这一研究不仅对鼓励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积极采取减排行动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为进一步研究气候政策的国际协调引入了全新的视角和方向。
通过对当前国外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梳理和比较，发现该领域目前仍存在许多待解决的问题，今后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对于时间偏好的设定进行经验验证，使其与市场实际利率与储蓄率水平相匹配；试图将内生性时间偏好引入气候变化问题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中；选取合适的概率分布引入随机变量来刻画气候变暖问题的不确定性，进一步量化环境损害的未来成本或自我修复能力的不确定性；引入内生的导向性技术变迁来深入分析最优气候政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试图运用微观、宏观数据对污染型和清洁型投入品的替代弹性进行估计；建立更为全面合理的两国或多国模型，分析各国气候政策的协调合作，为减缓气候变暖的国际协定的达成奠定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Stern N. Background to 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N/OL]. Stern Review Web Page， 2007[2011-9-30].http：//hmtreasury.gov.uk/independent_reviews/stern_review_economics_climate_change/sternreview_backgroundtoreview.cfm.
[2]Stern N. What is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J]. World Economics， 2006， 7（2）：1-10.
[3]Stern 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The Stern Review [M].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4]Nordhaus W D.A Review of the 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7， 45（3）： 686-702.
[5]Weitzman M L. A Review of the 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7， 45（3）： 703-724.
[6]Arrow K J.Global Climate Change： A Challenge to Policy [J]. Economists’ Voice， 2007， 7： 1-5.
[7]Acemoglu D，Aghion P，Bursztyn L，et al. The Environment an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2，102（1）：131-166.
[8]Arrow K J， Cline W， Maler K G， et al. Intertemporal Equity， Discounting and Economic Efficiency[A]Bruce J P，Lee H，Haites E.F. Climate Change 1995：
Economic and Social Dimensions of Climate Change[M].Cambridge， New York and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1996：125-144.
[9]Nordhaus W D. Managing the Global Commons：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M].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MIT Press， 1994.
[10]Nordhaus W D， Yang Z L. A Regional Dynamic GeneralEquilibrium Model of Alternative ClimateChange Strateg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6， 86（4）：741-765.
[11]Nordhaus W D， Boyer J. Warming the World： Economic Models of Global Warming [M].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MIT Press， 2000.
[12]Nordhaus W D. Climate Change： Global Warming Economics [J]. Science，2001， 294（5545）：1283-1284.
[13]Hope C. The Marginal Impact of CO2 from PAGE2002 [J].Integrated Assessment Journal，2006，6（1）：19-56.
[14]Hope C. The Marginal Impact of CO2 from PAGE2002： An 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 Incorporating the IPCC’s Five Reasons for Concern [J]. Integrated Assessment， 2006， 6（1）： 19-56.
[15]Mityakov S. Small Numbers， Large Meaning： A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the Stern Review on Climate Change[A]. Working Paper， 2007.
Economic Analysis of Climate Change： Review on the Latest Progress in Foreign Researches
ZHANG Juan1，2
（1.School of Economic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4，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Abstract
篇9
关于气候变化及其应对的问题应该归属于科学或社会的范畴,但如此完全不能够解释本次哥本哈根会议引起的巨大关注。
原因很简单,目前全球金融危机虽然已大体上得到控制,但当务之急应该是稳定经济增长的态势,解决失业率节节高升的难题,而不是热衷于讨论似乎遥不可及的气候变化问题。
但实际上气候变化越来越成为一个经济问题。
哥本哈根会议的一个关键议题是,对二氧化碳减排规模提出力度更大的控制目标。其基本的逻辑基础在于,以二氧化碳为主的六种温室气体(GHG)的持续排放是造成地球变热的主要原因。温室气体的持续排放,则来源于过去100多年来工业革命的化石能源消耗,因此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就是大幅度降低化石能源的消耗。因此,如果会议能够达成全球范围内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协议,则世界各国改用替代能源资源及采取能源效率措施的动力便会急剧增大,其在经济领域将产生广泛的影响。
以油价为例,当前决定国际石油价格走势的供需两方面力量相互纠结,其直接结果是导致石油价格在一段时期内窄幅波动。石油输出国在希望从较高的油价中获益的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过高的价格将刺激替代能源或新能源的开发和使用,减少未来对石油的需求,因而不利于长期维持高价格。另一方面,石油输出国也不愿意石油价格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石油消费国则正好相反。为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它们一直致力于开发替代能源。油价低廉虽然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却会挫伤其国内对替代能源的热情,损害将来的能源安全。另一方面,高位油价虽然能为企业和消费者提供开发和使用替代能源的动力,但却会导致生产成本上涨和通货膨胀压力。
在金融危机之后,各国亟需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有可能带来一场“绿色产业革命”,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奥巴马上任伊始就明确提出,美国准备在新能源和环保问题上重新领导世界。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以33票对25票的优势通过了《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该法案规定,美国在202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20%,到2050年减少83%。该法案还确认,新清洁能源技术和能源效率技术的投资规模将达到1900亿美元,其中包括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到2025年达到900亿美元的投资规模),碳捕捉和封存技术(600亿美元),电动汽车和其他先进技术的机动车(200亿美元)以及基础性的科学研发(200亿美元)。
二氧化碳公平减排则是哥本哈根会议另一个关键但是富有争议的议题。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UNFCCC),制定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实施“共同而有差别的责任”的准则。原则上说,对于没有达到基本的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一定时间内需要免除强制性减排;而对于当前已经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的发达国家,则需要对减少排放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为-1.1%,其中发达经济体为-3.4%,发展中经济体为1.7%。从当前经济走势看,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经济数据反弹的主要动力均来自于政府的刺激政策,国内消费与投资状况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发达国家担心,其工业竞争力会因发展中国家在减排方面的软弱承诺而遭到削弱,因而其国内一些人士提出,对那些来自未制定严格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国家的进口商品征税。这一观点遭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激烈反对。
篇10
（一）人口膨胀加剧资源消耗速度近几年，北京市常住人口仍保持较快增长的趋势。2013年常住人口达到2114.8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802.7万人,分别比2012年增加45.5万人和28.9万人，增速分别为2.2%和3.7%。外来人口的增加已经成为北京人口膨胀的主要原因。人口规模持续快速增长，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给首都带来能耗、资源、交通等方面的巨大压力。从能耗看，2013年北京每天消耗2.6亿度电、2707.7万立方米天然气、3.1万吨成品油和1000万立方米水，与2009年相比，分别增加0.6亿度电、707.7万立方米天然气、0.8万吨成品油；从排放看，2013年北京每天产生生活垃圾1.84万吨、排放污水425.5万立方米，与2009年相比，分别增长0.04万吨生活垃圾、51.5万立方米污水。从出行情况看，2013年，每天仅公共交通客运量就达2204.9万人次，与2009年相比，每天增加400万人次。初步测算，常住人口每增加1人，平均会带来大约2.6次的出行。目前，北京常住人口规模的快速膨胀，特别是中心城区人口过度聚集的状况仍在延续，而新城疏解中心城区人口的作用并不明显。
（二）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加重城市承载力北京作为资源输入型的特大城市，自然资源匮乏，98%的能源靠外地调入。近年来，虽然在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上做了一些有益探索，但是，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严重等城市顽疾仍然大量存在，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日益突出。1.垃圾处理出现缺口。2013年，全市生活垃圾清运量671.7万吨，比2012年增长3.6%。全市有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24座，垃圾无害化日处理能力2.1万吨。根据2011年北京市环保支出项目调查结果：全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已填容量占设计容量的58.5%；生活垃圾焚烧场实际处理能力为1955吨/日，超过设计处理能力1835吨/日。市环保局公告指出，未来两三年内，北神树等7座垃圾填埋场均将填满封场，而目前新的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压力巨大，全市或将出现近万吨处理能力的缺口。2.水资源短缺与浪费矛盾加剧。一方面，北京属于资源性严重缺水城市，目前又处于历史上最大枯水期。北京的供水结构，已由2000年前的以降水和外来水等新水为主，转变为目前的以地下水为主。水资源的严重短缺，不仅对经济产业发展的硬约束不断增强，而且也造成地下水超采日趋严重。2013年末北京平原地区的地下水平均埋深24.5米，比1980年末下降18.1米，储量相应减少92.5亿立方米。地下水位持续下降的同时，地下水环境污染也随之加剧。由于缺乏河道稀释用水，全市特别是中心城区的河道水体污染问题十分严重，水环境质量十分堪忧。另一方面，生活用水浪费明显。2014年5月份，北京开始实施阶梯水价。在此之前，居民用水一直实行统一价格，对价格不敏感。同时，节水技术创新和节水设施开发不足，节水政策法规不够完善，节水宣传力度不够，导致生活领域用水浪费明显。3.环境污染情况严重。2013年，全市PM2.5为89.5微克/立方米，未达到国家二级标准，距离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的PM2.5年均浓度安全值（10微克/立方米）差距更大。2013年，北京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不足全年一半，五级和六级重污染天数累计占比高达15.9%。能源结构低端是造成大气污染的重要原因。目前北京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比重仍然偏高，清洁能源比重偏低，对大气环境质量产生直接影响。2012年，煤炭在北京终端能源消费中占比15.6%，比世界平均水平高5.8个百分点，比OECD国家高12.1个百分点；而从国外的情况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首都煤炭使用率极低或基本没有煤炭消费。
二、缓解首都人口资源环境矛盾的对策建议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城镇化正处于质量与速度并重发展的新阶段，加强城市化管理和人口服务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问题。北京作为一个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限、人口高度聚集膨胀、日益被“城市病”困扰的特大城市，必须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准确把握首都市情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稳妥推进人口规模调控。
（一）多层面做好人口压力的疏解1.创新人口发展调控体制，统筹人口服务管理。加强人口发展和调控综合决策体系建设。成立由国家有关部委、驻京部队和市政府有关部门组成的首都人口发展协调机构，负责统筹人口的综合管理与服务，督促检查人口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形成更为健全的首都人口工作体系。建立科学的人口规模调控指标体系和人口调控责任制。目前北京市委市政府已将调控人口规模的目标纳入市委市政府对区县党委、政府的绩效考核内容，还需加快建立重大政策、重大项目和公共资源配置的人口评估机制。建立北京市与中央部委、军队进京落户工作协商机制，研究制定统一的进京落户标准和审批办法。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居住证制度，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2.调整北京城市功能，疏解人口分布压力。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切实按照城市战略定位，加快产业布局优化。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继续深化落实、调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对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要求的产业进行疏解调整，对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产业进行合理引导。促进北京各功能区之间以及北京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提升整个首都经济圈的产业竞争力，有效缓解交通拥堵问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多手段治理环境问题1.增强公众环保参与意识。控制PM2.5，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相关部门应抓住时机，采用多种形式适时宣传。例如通过各种媒体制作形式多样的电视节目、宣传片、公益广告、漫画等；让公众参与到治理大气污染的行动中，如不燃放烟花爆竹、不随意街边烧纸、减少餐饮油烟、出行时尽量拼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2.做好收集运输过程中的垃圾分类。建议相关部门做好餐厨垃圾的分类工作，特别是要做好收集运输过程中的垃圾分类，确保垃圾进入生活垃圾处理厂时已经处于分类状态，建立从源头分类、储运到终端处理较为完善的垃圾分类管理体系。同时，还应注重提高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建议相关部门出台政策，鼓励居民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在此基础上优先采用综合处理、垃圾焚烧和餐厨垃圾资源化技术，降低垃圾填埋处理量。3.引导研发向节能环保项目倾斜。一方面加大政府引导，增强企业对科技节能环保项目投入的积极性，特别是把部分科技力量投在节能减排上，从前期减少污染发生；另一方面加强周边地区联动，对服务对象在周边地区、享受不了北京优惠政策的节能环保企业给予关注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