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政治文化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尧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习惯，对人们的行为习惯起着约束的作用。综观历史，哪个朝代不是在取得天下后就非常重视扶持主流文化，用文化的力量帮助他统治天下呢！然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有的地方把经济发展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的因素，忽视了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因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尧是中国古史传说中杰出的部落首领，尧的时代在中国古籍中被列为第一章，因此探讨尧的贡献及其对现代文明的积极影响显得很有必要。尧文化的思想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1.德治思想

德治主义成为帝尧典仪治国的美德，帝尧以身作则，勤俭治国，衣食住行如同常人，老百姓都非常敬重他，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崇尚德治，并将其视为关系国家安危兴衰的思想，至今对我们治理国家都有借鉴意义。

2.和合文化

“和合”一词的原始表达，正始于帝尧时期。尧文化的核心就是和谐，也就是和合精神。和，是指异质事物的共存；合，是指异质事物的共生。和合文化也就是和谐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等多种关系，使世界在平和自然的状态中发展。可以说，“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于我们今天解决矛盾和挑战，寻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以民为本

“以民为本，本固邦宁”的民本主义治国思想，是中华民族大统一并能持续发展数千年的基本原因。尧则是这一思想的鼻祖，尧文化是上古文化的结晶，也是农耕文化的结晶。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表明这种民本主义的治国思想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尧文化给我们的启示，是其之所以能在尧舜时代产生并跃居领先地位的那种领导者的风范和良好的社会风尚。良好的社会风尚集中表现在华夏民族团结一致，对外来文化的广纳吸收上。文化的传承性使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远离传统。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中华传统文化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思想政治教育能否真正发挥优势，其关键在于能否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吸收、弘扬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二、尧文化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近年来，“国学热”迅速升温，不仅在学术界、大众文化中掀起了一股热潮，更激发了所有国人的热情。那么，如何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要着重探讨的问题。新时期，我们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应当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发掘传统文化当中的精华部分，提升大学生的德育水平，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是精神文化教育，是精神文化的传授、认同、运用和创造的活动。它担负着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使命，通过社会理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把民众在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实践中动员和凝聚起来，为民族精神的形成奠定价值共识。尧文化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他倡导的社会风尚，集中表现在华夏族团结一致的精神风范。因此，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应当注重培养其爱国主义情操，增强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烈责任感。

2.塑造大学生理想的人格

当前大学生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重个人前途，轻社会思想，不是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社会；在人生的奋斗目标上表现为日益增强的个人意识逐步取代了整体意识和社会意识；盲目的自我膨胀和实际的自卑意识；重自我价值，轻社会价值，在利益关系上表现为以“我”为中心。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正确处理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倡导尧的和合文化思想，要求大学生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还应树立世界观和人生观、价值观。通过不断学习，加强自己的理论修养，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在我们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牢固的信念，这样就会少走一些弯路，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奉献出一份力量。

3.提高大学生的道德素质

德育最基本的任务是引导人向“善”，即“成德”。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仁义礼智信”是主要的公德标准，“温良恭俭让”是主要的个人行为规范。传统社会中的德育就是维护“礼”，用“礼”规范约束个人。这样以来，传统社会中的“德”，就是从理想主义出发，把人理想化、神圣化，认为人“皆可以成为尧舜”，强调“内圣外王”。

只有博学、审问、明辨而后笃行，“德”在人伦关系中才能呈现。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强调的“德”，主要是指培养人的完善的人格，提倡人们正确对待公与私的关系，以及诚实守信、善待他人等方面的优秀思想品德，这与传统道德教育也是相通的。

4.选择正确的教育方法

人的思想意识支配着自身的行为，产生社会活动，只有思想意识上得到了提高，才能成长为社会需要的人才。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积淀，是一种潜在的巨大的教育力量。只有把传统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才能把潜在的力量转化为现实的力量，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所以在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我们应该将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通过课堂授课、开设必要的选修课、开展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校园活动，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逐渐的、恰当的方法，合理的途径，通过多种教学方式，不同角度的渗透给高校大学生，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总之，教育是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一种生命机制，没有文化传统，就不会有教育，因为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无法拒绝的历史传承，这就注定了教育必须以文化传统为基础去继承传统，承认传统对人类发展的作用。精神文化产品可以使人们在获得精神愉悦的同时，接受思想教育，提升精神境界，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寓教于乐，以文化人，以文化为载体增强思想教育的育人功能。

篇2

“叩头”的英译，应当是首见于18世纪末英国访华特使马戛尔尼(GeorgeMaCarmey)的《出使中国纪》(An embassyto China)。他于1793年6月抵达澳门，翌年7月离开澳门。根据此书所记，他循海线由澳门、经登州、天津、而后赴北京、热河。1793年9月14日在热河行宫晋谒乾隆皇帝。他衔命要求开放通商口岸的任务并未达成，但却因果凑巧，使“叩头”这个字进入了英文的译条中，它的效果至今犹存。

根据他的《出使中国纪》，我们知道他在快抵达天津时，即和中国官员多次商谈晋谒时的礼数，由于官员开始时希望他入境随俗，也行叩拜之礼，而他则希望用晋见英王乔治三世时的单膝下跪之礼，由于达不成共识，后来一度有过折中方案：那就是他见乾隆时行叩拜之礼，但中方必须派一个与他同级的官员，也对英王乔治三世的图像行叩拜之礼。有关礼数的分歧。最后显然是不了了之，他晋谒乾隆时，还是照英俗，单膝下跪。

因此，马戛尔尼晋谒乾隆时未行叩拜之礼，他在书里也未用kotow，kowtow这样的字眼，而是用“拜倒”(prostraiton)这个字，反倒是他向乾隆呈递英王乔治三世信函后，乾隆也给了乔治三世复函，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啊，英国王，虽然你的国家在遥远的海外，但你心向往文明，特地派遣使节带来你国家的信息，并远渡重洋来到我们朝廷叩头(kotow)，并对帝王生日敬贺，还献上土产，足以显示你的真诚，”

马戛尔尼使华，拒行“叩拜之礼”，而乾隆皇帝却一直托大，称别人的单膝下跪礼为“叩头”，再加上后来清代中兴后国势日衰，从此以后，西方人特别是英国，在使用“叩头”这个翻译字时，遂赋予它另外的文化政治意含：

――“叩头”是中国自大的象征，也是中国专断蛮横的代表。

――西方人不能向中国“叩头”，马戛尔尼已俨然成了中西交往过程中的拒绝叩头英雄。

――将上述两种意义综合，“叩头”等于成了西方与中国交往时的最大誓言，西方不能向中国“叩头”。任何问题只要对中国妥协让步，就会被说成是向中国“叩头”，“向中国叩头”这种口头禅式的说法，已合理化了对中国的强硬态度。

因此，常注意英文报刊的，当会发现到“向中国叩头”这种说法使用得极为频繁。只要任何与中国有关的问题，若有人表现得低调和缓，很容易就被扣上“向中国叩头”的帽子。2009年奥巴马亚洲行。在访问日本和上海、北京时，态度温和，并没有在敏感问题上发表强硬谈话，美欧的有些好战媒体及评论者，就用“向中国叩头”论之。美欧近代在对中国的态度上一向鹰派占理，“向中国叩头”这句话肯定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西方政治及各行重要人物，只要谈到与中国有关的课题，就自然而然必须强硬起来，“向中国叩头”这种说法肯定产生了价值引导作用。

篇3

【关键词】 管理与文化 方法论 科学主义 人本精神

管理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随着人们对文化在管理中重要性的认知而越来越受到重视，学界也形成了许多有益的讨论，如彭贺（2007）、刘文瑞（2007）、杨桂森（1999）、王联英（2011）、刘诚（2005）等。然而，在已有的讨论中，虽然在管理学理论发展趋向上都注意到了对“人”的关注越来越突出，但笔者看来，都未能真正明了为什么管理中文化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为什么会成为关注的核心，在管理中“文化”与“人”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本文将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角度，审视管理学的理论发展及其与文化和科学的关系，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管理与文化、与“人”自身的认知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对当前我国的管理理念提出针对性的思考。

1 管理学主要理论发展史

首先需要对管理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一定程度的梳理，让我们了解管理学是如何发展的。

管理，作为对事物梳理的一种意愿与行动，是意识上的主观介入，因而在人类社会初期就存在。但发展到自觉的程度，并给予理性的总结和积极运用到商业企业发展中去，则是近代才有的事。这主要是因为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极大发展与繁荣，使得原有的对资源管理方式跟不上时代的要求。新的、更有效率的管理理论的出现势在必然。

第一个出现的管理学理论是以泰勒、法约尔等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又称之为古典管理学理论。代表作有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法约尔的《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韦伯有关科层制的管理理念。这一流派第一次以“科学”的名义总结了人类管理的经验，以效率为追寻的根本目标，旨在解决原有经验管理模式的效率问题。在这一理论看来，人类社会的主要链接纽带是经济利益，而非强权、宗教、伦理，而管理就在于将人类以最为有效的方式组织起来，达到最大的经济效益。这又被称为“经济人”的人性观。而所谓“最有效的方式”，则依据于“科学”原则，以精确地分工为基础，人如同机械里运转的一个个部件，共同组织在一条“生产线”上，人类的感情因素尽可能地剔除出去，从而保证运转的高效率。这种模式的管理又称之为“理想型”（ideal type），马克斯·韦伯的“价值无涉”（value-free）理念是其理论前提。但这种理想状态实践中是达不到的。于是，其他理论相继发展起来。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管理学理论流派是行为科学学派。这一学派在肯定了人类有追求经济利益的需求的同时，也肯定了人类在政治、人际关系等方面的需求。这个学派的理论基础，则是梅奥在20世纪20年代就创立的“社会人”假说，即人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属于某一社会性的集体。这个学派的代表性理论有麻省理工学院的麦格雷戈教授的“X—Y理论”、以及对其修正的美国洛尔斯和莫尔斯的“超Y理论”、和影响最大的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等。其中，“X—Y理论”是简单地将人性二分法，将人性中懒惰、愚蠢、不诚实、不爱承担责任、缺乏远大抱负、仅把自身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列为X理论作用的范畴，对这种人性，在管理中就需要通过金钱引诱和行政强制来达到目的。而Y理论所作用的范畴，则是人性中比较正面和积极的方面，相应的，对其管理就不是强迫命令，而是激励其献身精神与创造才能。而这样的简单二分法，无疑也是不符合现实的。所以“超Y理论”就指出人性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对其管理应该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不再考察人性本身，而是跳出来考察人类需求的层次，由生存，到安全，到社会性，到自尊，到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五种需要总体上不能跳跃，但两级之间，并非是前一个需求完全满足之后才可以有下一个层级的需求。但这种分级解说的思想，似乎为组织中每一个成员的需求建立了一个指标量度，管理就根据这个量度来分别的、有针对性的进行。

然而，以上管理模式中，一个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将人作为被“管”的对象，是天然的“下属”，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所以，另一个重要的学派开始出现。其中，西蒙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决策人”理论是一个代表。他认为，管理就是决策。管理活动的全部过程都是决策的过程，执行层与高层管理人员一样，有某种程度的决策权。这样，几乎每一个组织机构里的成员都参与到了管理和决策的过程中来，这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调动是前几个理论不能相比的。

在进入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更多的理论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冒了出来，但基本上是就具体的管理过程进行总结与发展，并对管理理论的研究进入到分类领域阶段，即将管理分成：管理方式领域，组织理论领域，经营管理理论领域。这种分类趋势表明，大一统的对管理理论的总结时代已经结束，管理需要进入到具体的环境。

2 管理学主要理论与方法论发展的契合

以上的简单梳理让我们明白，管理学的发展遵循了这样一些路径：从笼统走向具体，从机械走向人本，从科学走向人文，从精确走向了模糊。这些整体性特征，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是契合的。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出现与发展，与文艺复兴后的知识大爆炸分不开。极具丰富的知识让当时的学者们也在苦思如何对知识进行分类“管理”。这种管理，亚里士多德可谓开创了先河。但对于急剧变化的时代来说，2000年前的知识分类体系已经不能囊括新的认知。于是许多新兴的学科开始出现，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而对这些学科的综合归类也逐渐出现，即，在传统的自然科学之外，慢慢衍生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样的范畴。如果说，人文科学所关注的是与自然科学并无多少关联的知识，那么，社会科学则是与自然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从社会科学中公认的第一个方法论的出现就早已开始。

社会科学第一个方法论是实证主义，它由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学科的鼻祖A. 孔德所创立。其核心思想是“实验实证”，是要按照物理、化学这样的经典自然科学学科对社会科学知识进行分类、整理的一种原则。在实证主义看来，只有自然科学那样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一切形而上学的东西都应该抛弃；社会科学里的知识需要向这个方向靠拢。以牛顿经典力学为标准的自然科学所表现出的精确性，让当时的人们相信科学才是最好的知识，从而才出现对于科学的狂热态度。因而，按照这一原则所设立的学科、所进行的管理也应当是最佳的，这才有20世纪初科学管理理论的创立。可以说，后者的发展是前者思想的一脉相承。其中，被认为科学管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的马克斯·韦伯，更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家。这一派总体上可以称之为“科学派”，或更准确地说，叫做“自然科学派”。

但这一方法论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即，它抹去了具有主观意识能动性的“人”的存在，忽视了人自身在对事物的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是对人的非理、潜意识活动等没有明确地认识。因而在方法论上体现了机械性、简单化、或还原论的特征。

但这一派别的影响始终存在，后来所发展出来的多种社会科学理论都能找得其中的痕迹。

而“决策人”以及九十年代后陆续发展出来的各种理论流派，则无疑遵循了另一个发展的方向，即，“科学”式的管理理论让位于“人”的管理理论。这一发展取向，是一个明显地向最新社会科学方法论靠近的行为。

如果说实证主义方法论是一个极端的话，那么，与之对称的另一个极端则是现象学方法论。按照其创立者胡塞尔的说法，“现象学是对‘生活世界’探索的科学；而生活世界的本质并不是由所谓的‘事实（fact）’所构成，而是由生活于社会现实中人的意向性意识（intentionality）所决定”（沃野，1997）。这一方法论认为，首先，“所谓纯客观的、无人类意识印记的现实是不存在的”；其次，“不同的认知主体对同一个认知课题就必然因由于认知经验不同而影响着认知主体的意向性不同。不仅如此，即使是同一个认知主体，由于认知的时间和场合的不同也可能最终地带来认知结果的不同”，最后，“如果现象的本质来自人类的意识意向性，那么，过去对现实的一切问题包括任何形而上的哲学前提性假设和经验性的内容都可能有误，都可能干扰人们对现象本质的真正把握”（同上）。由于否定了纯“客观”的存在，因而现象学与实证主义形成了方法论的两极。

如此，按照这个连续谱，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管理学理论的发展，其实一直是沿着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派逐渐滑动的，从纯粹客观的、缺少甚至是忽略“人”存在的科学学派，逐渐过渡到包含“人”的因素，最后几乎完全倚重于对人的主观意向性的分析和控制。换句话说，管理学的理论发展，暗合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

在这种发展趋势下，无疑，人类的文化因素在管理中的地位自然会逐渐凸显。毕竟，人类知识中的许多主观的内容是通过文化——尤其是是精神性文化——来表达的。因此，所谓“管理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随着文化内容的更多介入而逐渐变化的。而其实质，则是人类认知的不断发展。正因此，刘文瑞先生（2007）所感叹的管理与文化关系的两大偏差——在管理实践中，把文化本身当作管理；在管理学理论中，把带有文化色彩的管理经验当作普适性的管理原理——实际上是未能准确把握这二者之间变动发展关系的结果。而彭贺（2007）强调管理中的“地方性知识”，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运用，则正是文化因子进一步渗透到管理实践中的要求——许多时候，文化是非常个体化的（individual），是具有针对性的，而非让所有人都能认同和共享的，与科学不同。

3 对中国式管理的启示

管理与文化的方法论实质对我国当前的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我国这几十年逐步发展起来的所谓“中国式管理”，其实就是基于对文化的认知而做出的管理经验总结。因为没有正确认知到管理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所以之前的对管理反思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偏差，或者说，都流于理论而在指导实践上有所不足。在笔者看来，清楚地认识到管理与文化关系的方法论意义后，我们起码在以下两个方面可以作出有益的反思。

首先，中国式管理尤其需要加强“科学管理”的内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科学—人文”连续谱中，中国的文化更偏重于“人文”的内容，而非“科学”的内容。这导致在运用中国文化进行管理中，人治内容有余而规范性不足。在管理实践中，过多地依赖于所谓传统文化，非常容易由于管理关系的不清而导致效率的低下。规范性的欠缺是中国文化的先天性不足。若要平衡这种不足，就需要将科学性的、规范性的内容加入到其中去。正因此，西方企业如麦当劳、肯德基在进入中国前的忐忑不安，在经过对中国员工的培训后消除了。规范性内容的加入，使得它们企业的员工可以有极高的素质来进行服务，从而区别开许多当地的同类企业。

其次，中国式管理需要具有个体精神（individual spirit）的员工。在管理理论的发展中，虽然表面看起来是主观内容的逐步加强，但其内在的因素或者前提，则是建立在每一个个体都逐步成长为在精神上较为独立的个体基础上。凡是精神上没有真正成长起来的员工，都并不真正具有“主观参与”的能力，西蒙的所谓“决策人”的理念也就很难实现。而在个体精神基础上形成的“团队”精神才能更好地体现团队的合作性，避免出现木桶理论中的短板，从而影响整体的发挥。之所以要在中国式管理别加强这方面的要求，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文化是重集体轻个人的。个人的诉求往往被泯灭在集体的意志中，从而难以真正成长起来。这也导致管理中较高层面的“自组织”难以实现。

总之，管理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体现了方法论发展的要求，而这种要求对于建立中国式管理具有明显的理论指导意义，值得更多地、更深刻地探索。

参考文献：

[1]刘诚.管理与文化互动的历史考察.西华大学学报，2005年12月增刊.

[2]刘文瑞.管理与文化的关系探讨.管理学报，2007年第1期.

[3]彭贺.从管理与文化的关系看中国式管理.管理学报，2007年第3期.

[4]王联英.文化与管理的关系探析.经营管理，2011年第八期.

[5]沃野.论实证主义及其方法论的变化和发展.学术研究，1998年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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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院；文化建设；作用；思想政治工作

1医院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

文化建设是运用文化的力量和方式，对医院进行管理的一种形式，它是医院文明的基础，是医院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一种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1】思想政治工作是通过做人的教育工作，解决人们的思想与认识问题，从而提高人的认识世界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医院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同属上层建筑，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医院文化中的许多内容是思想政治工作赖以开展的基础，没有它，思想政治工作就失去了土壤和养料，而思想政治工作是医院文化发展水平的具体反映，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思想政治工作能有力地促进医院文化建设。思想政治工作与医院文化都是主要的医院管理行为，医院文化重在熏陶，思想政治工作重在教育和灌输；医院文化体现参与和主动，思想工作体现领导和引导。二者存在着共存和互补关系，方向一致，内涵部分重合，优势互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2以医院文化建设作为行使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形式。

医院文化建设以更为灵活的方式和更为丰富的内容，为医院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提供了丰富的载体，不仅丰富了思

想政治工作的内涵，而且给思想政治工作增添了新的活力。【2】而且医院文化更贴近职工，更容易为职工所认同和接受，为改变以往思想政治工作单项灌输的讲话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工作形式。医院应把文化建设视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来抓，从更高、更深层次来理解医院文化丰富的内涵，形成文化氛围。一是发挥医院文化的管理功能。医院文化是管理思想的集中体现，包括医院发展战略，群体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医疗市场的竞争表面上看是医疗技术水平的较量，本质上是人才、管理、经营智慧的较量，如果没有职工观念的更新，没有强有力的医院文化的支撑是很难成功的。医院不仅需要有优美的环境、良好的外在形象，更需要形成一种无形的却又让每个人感到无处不在的催人向上的一种内在动力，这是医院生存与发展的源泉。坚持以人为本，重视人本管理，尊重人的需要，重视人的需要，挖掘人的智慧，倡导把人的精神、文化和自身发展的现实程度，作为衡量医院进步的根本标准，这也是检验核心竞争力的标准。二是增强医院文化的凝聚功能。通过医院职工的期望、动机等文化心理，产生对医院目标的认同感，自愿分担各项任务和风险，从而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归属感。三是体现医院文化的约束功能。通过理念、信念和制度让职工进行自我约束。如制度、规范、禁令、承诺，要求全员职工自觉遵守，形成特定的文化定势，加强自我约束。

3以医院文化建设增加思想政治工作的渗透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只有渗透到各项具体工作之中，才能取得好的效果，而医院文化可通过其独特的方式发挥渗透作用。首先应培育医院精神，引导价值取向。从职工的思想工作人手，通过宣传舆论导向等手段让员工接受医疗卫生和医院发展的改革思路，及时解决在这一进程中的思想矛盾。举办各种创优争先和比赛等文娱活动挖掘员工思想中先进成份，大力提倡敬业爱岗精神，引导职工把个人理想与医疗卫生改革和医院发展目标相结合，培养职工的集体荣誉感，以此激发职工的高度责任心，使医院内部形成强大的凝聚力。【3】其次应健全制度文化，形成医院之道。开展医院文化建设必须紧密结合我们的实际，注意把“软”件和“硬”件结合起来，“软硬兼顾”，其中就包括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行为规范、守则等，并狠抓落实。再次是塑造医院形象，确立个性标识。塑造医院形象，一是强化服务意识，更新服务观念，改革服务模式，以一流的医疗技术、优良的服务质量为病人提供服务；二是为病人提供安全、舒适、温馨的就医环境；三是购置先进的医疗设备，配合先进的医疗技术，为病人提供优质的服务；四是加大宣传力度，通过院外媒体和院刊、墙报等宣传工具向病人和社会展示医院的精神文化成果；五是积极开展社区义诊服务活动，扩大社会影响。

4以医院文化建设作为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突破口

医院文化建设包括医院精神塑造、品牌战略、管理制度文化等与经营管理密切相关的内容，更易于得到医院领导和职工的认可与支持。因此要抓住开展医院文化建设的契机，加强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创新。一方面着力推动思想政治工作载体的创新。一是活动载体要求新求异。除内容的把握外，形式设计要新颖，要有时代感，有特色，有创意。二是内容载体要求新求变。除坚持传统的理想信念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外，必须创新求变，由变到活，由变到新。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效果明显，可信度高。三是文化载体要求新求美。除要利用重大节日开展文娱活动外，还应将医院文化建设与大众化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如建立党建网页、组织唱院歌、办院报、着院服等活动，增强职工集体荣誉感，培养团队精神，提高医院的凝聚力。另一方面积极推进思想政治工作自身机制的创新，成立医院文化领导机构，建立思想政治工作组织网络，实现医院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结合；建立目标责任制，将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内容与医院文化建设同步进行；梳理、建立和完善医院各项工作制度，将医院文化体现在思想政治工作的制度中，从而使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由“虚”变“实”，更好地发挥其效应，在医院文化建设工作中吸取新鲜养分，使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创新、谋求实效。

在实践中，将思想政治工作与医院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将使思想政治工作获得生机与活力，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1]范丽杰.浅谈医院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的关系[J].理论界，2008，Z2：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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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听证程序源于英国普通法上古老的司法原则———自然公正原则该原则包括两项基本原则，一是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二是权力行使对他人产生不利影响时，应当听取他人的意见。后一项原则包括三项内容：一是做出对他人不利影响的决定时，应当通知他人；二是他人有权为自己辩护；三是做出决定应当说明理由。

（二）公正是法治社会基本的行为准则和法治文化永恒的价值理念公正既包括实体公正，也包括程序公正。听证制度就是“正当法律程序”的应有之义。“一个健全的法律，如果使用武断的专横的程序去执行，不能发生良好的效果。一个不良的法律，如果用一个健全的程序去执行，可以限制或削弱法律的不良效果。”②试想，在一个“人治”文化思想主导的社会，从执法者到普通民众都固守着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即便有听证制度的存在，那也只是一纸空文。法治文化为听证制度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深厚的土壤，只有让法治文化深入人心，才能让我们的听证从法律的层面走向现实社会，才能从根本上守护公正正义。

二、听证制度体现权力制衡的法治原则，是依法治权的需要

法治贵在治权，就是一切权力受法律约束。这种治权在行政执法领域尤其重要，因为法律规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能否公正地、准确地把握立法宗旨，取决于执法者。对于执法者来说，公正的听证程序如同悬梁利剑，时刻防范行政机关的专横恣意。

（一）以公开监督权力权力的良好运行机制靠严格的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行政处罚中的听证程度提供了这样一个公开的平台：行政机关进行的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重大处罚都需在这台上“亮相”，公众以及大众传媒都是台下的观众。阳光是驱赶黑暗的最好方法，路灯是最好的警察，将口袋里的秘密交易布之于众，腐败的污烟也将随之消散。

（二）以权利制约权力在行政法领域，代表国家公权力的行政权与公民个人弱小的私权力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怎么让这座严重失衡的天平不至于出现严重错误？既然实体上注定不能对等，就必须依赖一个公正的程序来保障微弱的私权力，限制公权力的恶性膨胀。在程序上，赋予行政机关更多的程序义务，而相对人享有更多的程序权利，从而保持行政关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平衡。公民可以通过“看得见的正义”制约和控制行政权的扩张，避免发生行政违法和侵权。而行政处罚程序的公开与公正并不仅仅在于让行政相对人了解一个行政的结果，还在于让行政相对人得到某种程序的保障，赋予行政相对人以某种程序上的权利，使之通过对程序上权利的行使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本文来自于《法学研究》杂志。《法学研究》杂志简介详见）

三、听证制度树立对法治的信仰，是依法执行的保障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重在实施，只有得到严格遵守和执行的法律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法律。听证制度让法律不仅作为外在的强制约束获得社会的普遍遵从,更重要的是在强制的过程中树立强烈的法律意识,让法律成为一种文化,这样才能潜移默化地将法律内化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实现全社会的自觉遵从。公正的听证如同剂，缓解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紧张关系，它能够在行政处罚做出以前或者之后建立一个沟通的渠道，增加人民群众对行政法律法规的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是法治的灵魂。公开听证，也是行政处罚获得当事人，乃至公众认可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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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题】理论探讨

【关 键 词】社会学前卫/大众文化/微观政治/当代艺术

【正 文】

在2005年7月9日举行的第2届成都双年展座谈会上，评论家李公明教授与王林教授对展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李公明认为展览具有嘉年华的特点，但艺术家还是对社会提出问题太少。他强调了艺术与政治的内在相关性，认为当代艺术应该有对世界的积极回应，承担对社会进步与公平的责任，从而继续寻求对宏大叙事的营造的可能性。

王林则对展览中的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和展览策划提出了批评，他的观点与李公明有相近之处，即“当代艺术家距离问题太远”。他认为不能说新一代艺术家年轻就代表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当代艺术中的政治性不能回避，中国的前卫艺术从来没有回避过政治问题，而一个不触及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展览是缺乏学术性的。对于两位评论家的批评，展览策划人范迪安教授回应说：“当代艺术和大众文化相关联是我们讨论的问题，说我们没有考虑学术问题是不对的，技术和学术我们都要考虑。”（注：所引观点见《成都双年展学术座谈会纪录》，柳淳风记录整理，尚未公开发表。）

范迪安的简要回答提出了“当代艺术与大众文化”这一重要问题，即对于当代青年艺术家的具有浓厚大众文化特征和个性化日常经验的艺术表达，应该如何认识？在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宏大叙事之外，当代艺术有没有可能从其他方向切入当代社会？这一问题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对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当代流行艺术的文化判断，也提供了一种对过去二十年来由“八五美术思潮”所形成的现代主义思维方式进行反思的机会。判断一个展览是否具有学术性，不在于一个展览是否涉及重大的全球性问题，是否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反思批判，而是看这个展览与当代社会的视觉关联，以及这个展览以何种方式组织和表达这种艺术与社会的视觉关联。在某种意义上说，从大众文化的角度观察并表达当代艺术对社会现实的态度与呈现，正是新世纪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课题。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并处在不算发达的现代工业与商业环境中的中国的大众艺术，会有怎样的特殊表达方式和视觉形态？这是我们作为策展人不能不关注的艺术趋势。

1939年，格林柏格发表了他的最重要的现代主义理论名篇《先锋派与庸俗艺术》，在这篇文章里，他注意到在同一社会可以并存着看起来似乎并无关系的不同事物，例如艾略特的诗与锡锅街乐队的流行音乐，勃拉克的画与《星期六晚邮报》的版面，也就是所谓的“精英艺术”与“通俗艺术”的差异与并存。问题在于这种差异是否就是诸多事物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它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新出现的和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格林伯格认为，讨论这一问题必须考察这样一种关系：特殊个体经历的审美经验与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由此，格林伯格讨论了先锋派艺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社会批判与历史批判的不妥协态度。这种对现实的勇敢批判却导致了现代派艺术家对社会的自觉疏离，它既排斥革命的政治也拒绝资产阶级的政治(当然，它无法拒绝资本主义的市场)。因此，先锋派发展起来的真正的和最重要的功能是寻找一条途径，在意识形态的混乱和激烈冲突中保持文化的运行。“先锋派艺术家和诗人完全从大众中退离出来，通过把艺术局限于或提高到表现绝对来努力保持自己高水平的艺术，在这种对绝对的表现中，要么解决一切相对性和矛盾，要么对这些问题不予理睬。于是，‘为艺术而艺术’和‘纯诗’便应运而生，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题材和内容”（注：格林伯格：《先锋派与庸俗艺术》，载《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第195页。）。

先锋派艺术将注意力关注于艺术语言和表达媒介自身，将经验还原为“为表达而表达，表达比所表达的东西更重要”，这种专业上的专门化、精英化和对题材、内容的冷漠，疏远了许多不能或不愿了解他们技艺奥秘的人。大众对精英文化的漠不关心使先锋派在当代文化的发展中由于缺乏群众和市场基础而受到生存的威胁。

在对先锋派艺术在总体文化中的处境日渐艰难感到忧虑的同时，格林伯格注意到了工业化所带来的另一种“后卫”艺术——庸俗艺术。根据格林伯格的归纳，它包括流行的商业性的艺术和带有彩色照片的文学、杂志封面、插图、广告、通俗黄、喜剧、流行音乐、踢踏舞、好莱坞电影等(在今天，我们还应该加上电视娱乐节目、数码影像、动漫、电脑游戏等)，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流行艺术与大众文化，是一种为城市市民和住在城里的乡下人所需要的消费文化，这些市民与民工对正统的文化价值无动于衷而又渴望某种文化娱乐，借以打发无聊与排遣城市生活的压力。

格林伯格对庸俗艺术的生产模式做出了十分深刻的概括并且痛斥它对于志在创新的前卫艺术的巧取豪夺：“庸俗艺术为了自身的目的可以充分利用成熟文化所发现的东西、成果和完善的自我意识。它从这一文化传统中借取技法、诀窍、策略、经验方法和主题，并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个体系，抛弃不需要的成分。它从历史的积累起来的经验库存汲取自己的生命血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今天的通俗艺术和文学曾是昨天属于创新深奥艺术和文学的真正含义。”（注：格林伯格：《先锋派与庸俗艺术》，载《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第195页。）

今天，大众文化已成汹涌潮流，艺术与市场的关系日益紧密，本雅明所预见的复制性艺术对传统的手工技艺的经典艺术造成极大冲击。我们对待大众文化与流行艺术已不能再持一种简单的批判与声讨，而应该更深入地研究当代艺术与当代社会的复杂的美学关系。

在我看来，格林伯格对于流行艺术的全面否定(虽然他也承认庸俗艺术有时也制作出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某种带有真诚民间风味的东西)是站在美学前卫的立场上反对流行艺术对艺术语言的资源掠夺与形式上的自由挪用。但是格林伯格没有注意到当代流行艺术对大众思维方式与生活态度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对青年一代是如此重要与深远，与之相比，一些知识分子在专业刊物上对流行文化的批判与声讨就如同在大海中扔进几个石块。社会生活的潮流激变使我们和80年代以及80年代的青年之间日益陌生，而他们正是当代艺术越来越重要的参与者与接受者。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在北京“798区”举行的艺术展览和活动中，我看到越来越多的陌生的年轻面孔，他们对艺术的定义和态度与我们已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当代青年艺术家的创作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对于当代社会的切入与表达，有关艺术语言和技术表达的问题不再居于中心，而是让位于对于现实生活和个人经验的综合性表达。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一定要寻找当代艺术中的前卫性，那么这不再是一种专注于艺术语言与媒介的“美学前卫”，而是一种重视社会生活变迁与个体感受的“社会学前卫”（注：关于这两种前卫的概念与历史，请参阅我的论文《前卫》，载《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在这一点上，中国当代艺术在经历了90年代中期的注重艺术语言的阶段后，在某种意义上又一次回到80年代后期新潮美术对于社会、政治的关心与表达（注：艺术评论家栗宪庭有一句著名的话“重要的不是艺术”，说明了80年代中国前卫艺术的社会学性质而不是美学性质。）。区别在于，80年代青年艺术家对于社会、政治的变革热情是在历史与传统的背景上所产生的理想主义的宏大叙事，而今天的青年艺术家更多地从个体经验出发，在微观沉潜的层面上折射出时代与社会的剧烈变化。

借用语言与文学的概念，如果说，80年代的前卫艺术还具有一种古典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情结，它的表述方式更多地像一种演说与宣言。这种演说与宣言，具有古典主义的宏大叙事特征，是一种单方面的自我表现，它所面对的，是艺术家想像中的文化传统，作为一种叛逆与革命的对象，艺术家在自己的实验艺术中象征性地完成了对传统的批判与摒弃。

当代艺术中的价值观发生了转换，当代青年艺术家的表达方式更多地具有一种自语与对话的特点。观察成都双年展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70年代和80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艺术家的普遍状态。这一代与80年代新潮美术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没有那种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英雄主义与救世理想，而是将个人的生活和大众文化与影像图像作为重要的艺术表达资源，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用异样的眼光观察物象，从中获得异样的感受。当然，这种感受没有前辈画家在作品中表现出的那种由坚定的理想与价值教育所形成的不容置疑的确定性，我们在这一代青年画家的作品中看到若干游离与恍惚，暧昧与自恋。在他们的作品中，也会流露出无言的茫然和对前景的困惑，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们在作品中对于闲暇与享受的表达更具有一种对世俗生活的体验、认同与投入。而他们在艺术表达方式上已经由于当代艺术信息的丰富来源和材料的多样化，具有了更大的自由度与综合性。

意大利艺术评论家奥利瓦在《超级艺术》一书中提出了“热超前卫”(Hot Trans avanguàrdia)和“冷超前卫”(Cold Trans avanguàrdia)的概念，这大概是借用了现代艺术中的“冷抽象”与“热抽象”的概念。他所提出的这两个概念不是平行的共时性概念，而是先后的历时性概念，即“热超前卫”的一代人以使用语言的方式来利用强调艺术价值的机会，这种语言求助于历史，以此作为其分离于日常用语的标志。而当前的一代人却采用一种综合的、或然性的方法，即对材料和语言选择中的固有难题做出直接的反应，哪怕这些材料和语言是根据同样的疏离以及折中的能力来加以使用，奥利瓦称之为“矫饰主义者的模仿”。他指出“时下的艺术家们按双重意向来操作，即首先选用可辨认的事物，并将其加工处理，使之在与观众的目光相遇时起刺激作用；其次是采用形式化的场所和建设性方式，使之能够以新近精炼出来的距离感和意图来环绕其作品”（注：奥利瓦：《超级艺术》，毛建雄、艾红华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页。）。在这里，他实际上区分了早期现代主义的精致语言的前卫艺术与后现代时期受到大众文化影响与渗透的缺乏修养的流行艺术。

当代艺术的传播越来越依赖于艺术信息的获取和艺术活动的配套操作，大众媒介、收藏与市场日益成为具有评论价值的重要因素而发挥着影响力。当代艺术家已经意识到通过展览与大众媒介建立自己的符号系统即商品品牌识别系统，从而增加艺术神话的附加值的重要性。为此，选择社会熟悉的大众文化符号并对已有的传统文化资源加以挪用，是一个与大众和传媒建立紧密的消费联系的公关策略。

美国艺术史家T·J·克拉克注意到前卫艺术的这种复杂性，也就是前卫艺术与“现代性”的关联：“在1860年—1918年间作为艺术的一些前后联系，前卫艺术的丰富性可以依赖它给予平面性的这种复杂和兼容的价值——必定从其他地方而不是从艺术中得出的价值——而重新得到描述。它将使那种平面性作为‘大众化’的同义词——因而将某种东西精巧地、清晰而显著地构想出来。或许它表示了‘现代性’，因为平面性意味着用幻觉召唤出的广告、商标、时髦画片和照片的纯粹两维性。”（注：T·J·克拉克《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的艺术理论》，见《波洛克及其之后》，纽约哈珀与劳出版公司1988年版。）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这种与大众文化具有血缘关系的流行艺术？还是在成都双年展的座谈会上，陈瑞林教授的观点对我们可能会有启发，他认为：“我们不需要对艺术家提出过多的要求，现在主流的意识形态的消解，家长里短也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改变社会的还是大众艺术。改变社会思维方式的还是流行艺术。我对大众艺术、实用艺术比较感兴趣。让民众感受艺术，也是好的。大家不要太刻意，现代艺术是很宽松的。”（注：所引观点见《成都双年展学术座谈会纪录》，柳淳风记录整理，尚未公开发表。） 这一观点反映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对中国知识界与艺术界的影响，流行艺术已经并且将会获得更为宽容的发展环境。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今天已经不再存在具有重要意义的先锋派，也就是说，不再有令人震惊的艺术和受震撼的社会之间的那种张力，这是一种普遍的观点。它证明了在西方社会，先锋派已经取得了胜利，社会本身已经接受了创新与变革，但这恰恰导致了“前卫”的制度化，并赋予它不断推陈出新的任务。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注意到西方艺术经过现代主义的前卫洗礼，已经获得了一种文化冲动力，即艺术“已呈现出一种追求新颖和独创性的主导性冲动，以及寻求未来表现形式与轰动效果的自我意识，这就使得变革与创新的设想本身遮盖了实际变革的成果”（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9页。）。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前卫已经死亡，理由是在当代艺术中，形式革命的空间已经发掘殆尽。而前卫艺术极端强调的个性在现代社会中具有很大的虚幻性，个人并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福柯认为，现代主义强调的主体性并不存在，所有的主体性都是虚幻的，个人在整个社会的权力关系中存在，为这种关系所分类、排斥、客观化、个体化、约束以及规范化，个体接受社会权力的制约和社会规范，自觉内化，这是一种被动的“生产性的主体”。但福柯也强调个人要从被他人改变转向自我转变，从而发展出以分散、多元对抗统一性的“微观政治”。“微观政治”是反体系性的、反中心的、多元化的，是强调主体行动的自觉性的，“必须把政治行动从一切统一的、总体化的偏执狂中解救出来，通过繁衍、并置和分离，而非通过剖分和构建金字塔式的等级体系的办法，来发展行为、思想和欲望”（注：福柯：《反俄狄甫斯序言》，转引自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在福柯的著作中，主要讨论的是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如何被分类、排斥、客观化、个体化、约束和规范化，个人处在全方位的社会权力网络体系中，每一种人际关系都是一种权力关系，个体似乎处于悲观的无助地位。但在福柯的晚期，他注意到了这一点，从强调“统治技术”转向强调“自我技术”，即强调个人如何被他人改变转向强调如何实现自我改变，他呼唤一种在社会微观层面发展起来的多元的自主斗争，用一种后现代的微观政治学概念取代了现代的宏观政治学概念。通俗地说，当分散的个体不具有对整体社会中心权力的控制权时，他可以通过个性的自由与解放来获得对自我的控制权。这种“微观政治”以两种反话语形式获得自己的批判性策略：一种是“话语政治”，即边缘群体通过抵制将个人置于规范性约束下的霸权话语来解放自我，获得自由；一种是“生物性政治”，即个体摆脱规试性权力的束缚，通过创造新的欲望形式和形式来重塑躯体，从而颠覆规范化的主体认同和意识形式。将“”与“欲望”提升到一种文化与政治的高度来切入社会，是当代艺术对于传统价值的一种和平颠覆的后现代策略，这就要求我们对当代艺术中的“”和“欲望”从社会学的角度还原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大众基础，这也是我们了解行为艺术与身体艺术的一个切入点。

展览现场

在我看来，当代艺术对于社会的切入，正是从个体与微观的层面上，对传统价值与观念的解构与重建。由此，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当代青年艺术家在认同、参与、体验甚至享受当代生活的外表下，正在发展出一种对传统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具有解构性的艺术图像系统。以卡通一代、张小涛、杨帆、UNMARK、曹静萍、陈可、罗丹、吴雪莲、孙皓、牟柏岩、陈昕等人为例(更早一些时期，四川的陈文波率先使用塑料式女性形象表现商业复制对当代生活与个人情感的模式化塑造)，他们的作品都反映出我们时代的社会变迁与卡通文化、数码影像对当代青年的深刻影响。在与青年艺术家的交流和对话中，我注意到，正是通过流行文化的符号，他们的个性化日常生活经验得以表达，在这种表达的背后，是一代青年价值观与伦理观在微观层面的张力性冲突，以及他们在这种冲突中试图重塑自我的努力，福柯在《论伦理学的系谱学》一书中说“我们必须像创造艺术品一样创造我们自己”，也许我们可以将这句话转换为“我们必须在艺术创造中创造自我”，这种重建主体性的努力是为了争取个体的自由，所谓“自由”，是指个体可以摆脱对一个已逝世界的怀恋，或者说可以不必在今天重新复制过去的规范模式。

篇7

1、化妆的礼仪

化妆的基本原则

（1）化妆要视时间场合而定。在工作时间、工作场合只能允许工作妆（淡妆）。浓妆只有晚上才可以用。外出旅游或参加运动时，不要化浓妆，否则在自然光下会显得很不自然。

（2）不要非议他人的化妆。由于文化、肤色等差异，以及个人审美观的不同，每个人化的妆不可能是一样的。切不可对他人的化妆品头论足。

（3）不要在他人面前化妆。化完妆是美的，但化妆的过程则实在不雅观。

（4）不要借用他人的化妆品。这不仅不卫生，也不礼貌。

（5）吊唁、丧礼场合不可化浓妆，也不宜抹口红，保持素颜，也可化淡妆。

2、发型要与服饰相协调

与礼服相配：女士在比较庄重的场合，穿礼服时，可将头发挽在颈后，显得端庄、高雅；最好剪短发，以免头发飘来飘去。

与连衣裙相配：如果穿v字领连衣裙，就可将头发盘起，如果穿外露较多的连衣裙，可选择披肩发或束发；与西装相配：因西装给人以端庄整洁的感觉，发型也要梳得端庄、大方，不要过于蓬松。

3、不得在公共场合修剪指甲

社交活动中，人与人之间需要握手。手是仪容的重要部位。一双清洁没有污垢的手，是交往时的最低要求。要经常修剪指甲，指甲的长度不应超过手指指尖。修指甲时，指甲沟附近的“暴皮”要同时剪去，不能以牙齿啃指甲。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任何公共场合修剪指甲，都是不文明、不雅观的举止。

4、体毛必须修整

鼻毛不能过长。过长的鼻毛非常有碍观瞻。可以用小剪刀剪短，不要用手拔，特别是当着其他人的面。腋毛在视觉中不美观也不雅观。白领男士和女士应有意识地不穿暴露腋毛的服饰。女士在社交活动中穿着使腋窝外现的服装，必须先剃去腋毛，以免有损整体形象。在社交和公务场合，男士不得穿短裤，不得挽起长裤的裤管。女士在穿裙装和薄型丝袜时，如露出腿毛，应先将其剃掉。

5、保持牙齿清洁

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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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2011-04-24）[2012-03-03].http：///ldhd/2011-04/24/content_1851436.htm.

[3] 何毅亭.学习“七一”讲话辅导问答[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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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专家聚集香港探讨“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问题（2002-12-17）[2012-03-03].[EB/OL].http：///newscenter/2002-12/17/content_662402.htm.

篇9

[关键词]校园诚信文化；高教系统；大学生；有序政治参与；道德基石

[中图分类号]G64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2)01－0124－04

相对社会系统的其他子系统，高等教育系统的大学生在将政治参与愿望转换为要求时，是以其学习生活的校园文化作为转换背景和条件的，其中校园诚信文化建设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中之中。考察高校校园诚信文化规范对大学生政治参与愿望转换过程的影响，有助于探寻高教系统是如何对转换为要求以及落实为行动的参与愿望在其数量和内容上进行调节并适应的。

一、校园诚信文化规范作为大学生有序政治参与调适原则的价值

高教系统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输导而对大学生有序政治参与产生约束性。校园诚信文化的参与者、建设者与调节者主要包括高教系统中的教育主管机构、高校管理部门、高校教师队伍、高校学生群体与学生社团组织，各方力量对于大学生政治参与愿望的转换进行协同调控以实现大学生有序政治参与。

大学生有序政治参与是一个持续参与和不断转换过程，它是由参与动机、参与愿望、参与要求与参与行动等参与环节依次进行转换所构成的动态过程。在高教系统中，从大学生产生政治参与动机到最终实现政治参与行动的有序化，需要经过各个环节与不同阶段的过滤、筛选、限制、调节和转换，以逐步清理和去除非理智、欠理性和不成熟的不良动机和消极愿望，其中，从政治参与愿望到政治参与要求的转换是有序政治参与的中心环节和关键阶段。大学生政治参与愿望是指大学生希望在政治生活中得到什么样的期待，参与要求则是指大学生希望由相关政治机构进行政治决策并实施的愿望。所以，校园诚信文化规范的约束功能体现为在大学生政治参与愿望转换为政治参与要求时，诚信文化规范对愿望的类型、内容、数量和质量进行全面的审查过滤和筛选优化，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去俗存雅、去虚取实，进而实现从愿望到要求的有效转换。广义上，大学生政治参与要求包括政治当局进行权威性决策输出过程，限于决策过程的复杂性。本文主要从狭义上阐述大学生政治参与要求，即高教系统中的教育主管机构作为政治当局的职能部门，既可在职权范围内作出强制性的政治决定，又可对职权范围外的参与愿望向政府部门反映和传达，因而对于大学生政治参与从愿望到要求的转换所产生约束性决策具有实质的政治属性。

在高教系统中，校园诚信文化规范对大学生政治参与愿望转换为要求的调适具有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对校园诚信文化的建设者和参与者的调适，即高校大学生群体的直接调适；二是对校园诚信文化的建设者与调节者的调适，主要包括高校管理部门、高校教师队伍与学生社团组织，通过对这些机构、人员和组织的调适，进而对高校大学生群体进行间接调适。校园系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师生共同体，校园诚信文化规范既能束缚又能推动大学生通过共同体的协调互动使参与愿望得以顺利转换。在师生共同体中，政治参与能够成为师生相互交流、沟通和探讨的议题。师生关系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师生在对等尊重、教学互长、各伸己见的教学交往中，通过情感交融、角色转换和协商参与的承认方式不断增进彼此之间包容、互信与合作的交往关系。师生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这一关系不同于社会其他子系统中因高度结构性的分化和特异化而使成员之间的关系更趋特殊和局限化，如雇主与雇员之间经济关系的中断或终止可能会影响相互之间的情谊。在高教系统中，师生对大学生政治参与愿望进行交流和沟通对于校园诚信文化建设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交往行动，系统中的调节者作出大学生群体性政治参与决策并采取行动时，必然会对大学生政治参与愿望向要求的转换进行必要的调控和限制。

校园诚信文化作为高校大学生政治参与的调节原则对于高教系统的持续具有重要意义，校园诚信文化规范能够对大学生政治参与愿望转换为要求并输入系统而起到缩减或防压的作用。在内外环境和形势不断变化，大学生群体不断变动和替换的高教系统中，新的群体成员对于先前的校园诚信文化规范总是存在质疑的倾向并趋向于塑造新的文化规则，以试图借此摆脱调节原则的约束。因此，高校诚信文化建设中的问题主要不在于新成员是否对旧规范进行质疑，而在于文化建设者和调节者如何因应形势变动顺势而为，通过诚信文化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实现诚信文化规范的革新以获得新成员的承认和接受，并对新成员的政治参与过程进行有效调节。可见，高教系统始终存在一个持久的压力，即大学生政治参与愿望转换为要求导致输入超载而产生的压力问题，系统在解除超载压力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校园诚信文化规范在缩减和优化政治参与愿望的类型、内容、数量和质量的作用，否则，系统可能因参与要求输入超载而停滞、瘫痪或崩溃。

二、校园诚信文化规范调适大学生有序政治参与的内在理路

校园诚信文化规范在高教系统中的核心作用，是通过对大学生政治参与全过程，从参与动机、参与愿望、参与要求、参与行为等各个环节进行全程约束，对大学生试图转换为要求并采取行动的愿望在类型、内容、数量和质量上进行约束性调控，以适应和满足高教系统对大学生有序政治参与提出的要求。

高教系统对大学生政治参与愿望转换实施文化约束的主要驱动力源自系统成员对满足政治参与的价值追求。对于系统而言，非理性的偏激愿望可能比其他理性的一般愿望造成更大的干扰和压力，以诚信文化规范对大学生过激的政治参与愿望提供一些约束性的限制，有助于对不合理的愿望在数量上加以限制，在内容上进行过滤。有序政治参与需经由高教系统对大学生政治参与愿望的转换进行全程调控，以实现把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以内的政治目的，高教系统的一项重要职能就在于缓和各种公开与潜在的冲突，如任由冲突激化会直接导致系统失控甚至社会动荡和分裂。高教系统的校园诚信文化规范事实上为社会免于动荡和分裂构筑了一道内部的防线，能够将偏激政治参与过程逐步理性化、正当化和有序化，以避免高教系统的内部调节失控而导致压力外移对社会系统所造成的更大破坏。

高教系统的教育主管机构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对大学生政治参与愿望的转换进行过滤和调节是职责所在。在校园生活中，大学生对于满足个人需要，维护存在于个体想象中的政治信仰所追求的政治参与动机只有在不致引起社会失序的条件下才能够被承认、接受和许可。因此，高教系统校园诚信文化建设的建设者与调节者总是必须设法防范

那些对社会稳定的基础造成损害的不良动机与失范行为。校园诚信文化规范是文化调节的渗透剂，使大学生在政治参与过程中，能够逐步认同和接受社会生活中的核心价值与主流文化，通过群体陛的道德约束与舆论谴责能够使不合常规的人逐步趋向理性化，而超越于高教系统的法律制裁的方式则会对超出道德底线的不法行为实施严厉惩罚。所以，校园诚信文化规范本质上仍是一种软性的道德约束，其效用集中发生于正面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塑造的校园诚信文化对于凝聚有序政治参与的道德共识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影响，以此生成的诚信文化规范有助于缩减和缓解参与愿望超载对高教系统所造成的压力。

校园诚信文化规范通过对大学生政治参与过程的全程控制而作为要求输入调节者的发挥调控作用。相对于校园诚信文化规范，政治体制的价值规范总体上趋向于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政治，这既是民主政治的本质体现，又是实现公众政治权益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意识的多样化以及公民意识的勃兴使得更多表达其政治观点和参与意识的大学生数量迅速增加，尤其是大学生政治参与愿望向要求的转换更加强烈，一是大学生个体提出自己的意见、主张并且参与各类政治活动，对于现行政府应当做什么、应当如何做有比较深入的政治思考。二是按大学生群体中的学生干部提出的要求输入，大学生个体政治参与程度的深入、兴趣的高涨，往往是通过学生干部反映出来的。但是，心智、意识仍处于成长阶段的青年大学生因受社会因素影响，容易产生不理智、欠成熟、偏激的政治参与愿望，因而需要对这些愿望的类型、内容、数量和质量进行必要的筛选和过滤。在网络化时代，大学生政治参与愿望的表达渠道和输出途径更加多样化和开放化，所以，大学生政治参与愿望转换要求对高教系统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即要求输入超载的情况更加严重和突出了。

三、作为大学生有序政治参与调适原则的校园诚信文化规范的生成过程

校园诚信文化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届届相递、代代相传，在延续和传承中实现文化内涵与文化内容的创新与发展，不断产生一种具有约束力与发展力的诚信文化规范。接受校园文化熏陶和洗礼的大学生不断内化诚信规范，丰富和提升自身的道德观念与道德品质，实现道德力量对政治参与愿望转换的德性约束。

校园诚信文化作为一种指导原则发挥引领作用，因而需要深入探寻高教系统中的校园诚信文化规范是如何产生的。校园诚信文化规范的形成受校内外多种因素和环境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其中，对校园诚信文化规范形成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社会生活中的核心价值与主流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人大学生政治参与全过程，转化为大学生的自觉追求需要积极探索用核心价值与主流文化引领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主动搞好校园文化建设，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在校园诚信文化建设中，调节大学生政治参与愿望转换过程的校园诚信文化规范始终是在动态演进中不断丰富、创新和发展的。“到大风大浪中锻炼”、“为工农群众服务”、“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等等时代口号深刻反映出核心价值和主流文化在高校大学生政治参与中起到的引领作用，与此同时，这些口号也指明了校园诚信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前进方向，即服务社会和报效祖国是为人民和社会所关注和期待的。大学生持有的有关政治制度、体制与规范的态度，以及自身在政治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道德认知直接源自校园诚信文化的洗礼和熏陶。

校园诚信文化规范能够确凿地约束大学生政治参与愿望转换为要求的转换过程，因为这些文化规范是深深形成并植根于校园诚信文化建设的氛围与环境当中的，大学生对此潜移默化而感同身受。校园诚信文化规范对大学生政治参与过程，包括动机、愿望、要求和行为具有调节作用；其次对大学生政治参与愿望的规范化、理性化、组织化以及群体具有过滤、熔炼的作用。校园诚信文化在与时俱进中指引并调节着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愿望，这种愿望是大学生基于自身偏好，或者他人、社会、国家与民族的期待而希望实现的，也是其他通过参与行为达到参与目的的社会公众能够承认、认同和接受的。一般而言，一种类型的高校校园诚信文化规范能够筛选和过滤诸多从愿望到要求的不当转换，校园诚信文化规范作为一种独特的指导原则发挥独有的引领作用，引导校园诚信文化建设的建设者和执行者作出愿望转换的决策。通过为执行者提供决策的原则，校园诚信文化规范事实上控制和调节着愿望转换要求的类型、内容、数量和质量，并使之进入高教系统的循环之中。

在市场经济社会意识多样化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经由各种不同社会意识和政治观念影响和输导而生成的政治图景呈现出不确定性、感性胜于理性、激情多于理智的特点，因而更加需要强化社会的核心价值与主流文化对其趋向稳定的政治信仰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构筑起来的校园诚信文化规范有助于调节大学生转换要求的愿望在数量与内容等方面的缺失与不足，并对其后续的政治参与愿望进行多次循环调节。在高教系统中，由过去承继下来，不断与时推移并自我超越的校园诚信文化规范能够有效地约束大学生政治参与的集体意识和群体共识。在反复的输导中，校园诚信文化规范从一种外在的显性约束转化为大学生内心道德认知与道德信仰的隐性力量，诚信文化规范作为道德的组成部分，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大学生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以此完成对政治参与愿望转换为参与要求的道德约束和限制，所以，事实上诚信文化规范往往被校园文化建设的调节者作为化解大学生参与要求输入系统出现超载问题的一个决定性普遍手段。

四、结语

高校校园诚信文化建设生成的校园诚信文化规范在大学生不断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约束并型构了大学生有序政治参与的道德基石。从高教系统的外部环境来看，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与主流价值文化指引和推动着高校校园诚信文化建设的发展趋势和前进方向；从高教系统的内部环境审察，校园诚信文化规范作为大学生政治参与愿望向要求转换的调适原则规定和限定了大学生有序政治参与的表达渠道和参与通道。

[参考文献]

[1]杨勇，高校师生思政课交互主体性师生关系的基本内涵[J]，前沿，2010，(10)

篇10

关键词：漳浦；剪纸；艺术特征

中图分类号：J5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9)04－110－03

作者：涂慷，集美大学艺术学院讲师；福建，厦门，361021

剪纸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民间艺术品种之一。位于闽南金三角沿海地区的漳浦县，建县一千三百多年，剪纸艺术广泛流传，民间一代接一代出现了许多既会剪又会绣的能手，这些优秀的民间艺人使漳浦剪纸世代相传，源远流长。与北方剪纸的粗犷豪放、造型简练的特点不同，漳浦剪纸以构图繁茂、精巧秀丽而著称，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浓烈的原始趣味和稚拙美感，既可以看到对真善美的追求，也能够看到诉诸于感官的刺激，在中国民间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

本文对漳浦剪纸这一独特的民间艺术进行分析，从多方面对漳浦剪纸的艺术特征和文化背景进行探讨。

一、漳浦剪纸的起源和发展

有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提到漳浦剪纸我们不得不提到漳浦的地理环境，漳浦县地处福建省东南沿海南端，作为人杰地灵的艺术沃土，梁山鹿水，山明水秀，艺术之乡人人心灵手巧，剖析漳浦剪纸的艺术特征，首先要了解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地域与民俗特征。

漳浦剪纸艺术源远流长，早在唐宋时期就非常活跃，据《漳浦县志》载：“元夕自初十放灯至十六夜乃已，神祠家庙，或用鳌山运傀儡张灯烛，剪彩为花，各极工巧。”漳浦剪纸最初只是作为刺绣的底样，随着民间民俗活动的盛行和受北方贴“窗花”等中原文化的影响，漳浦剪纸开始应用于各种结婚、祭拜活动，剪各种猪脚花、饼花、花鸟、飞碟，云朵都是两两相对，极为富丽、吉祥。贴于礼品、祭品上，寄托美好的心愿。明清以后，剪纸艺术在民间广泛流传，不仅各种民俗活动少不了剪纸，平时家居休闲也寄各种悠思于剪纸中，可见当时剪纸的盛行。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的举族南迁，使北方文化在闽南地区广泛传播，为漳浦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呈现出勃勃生机。可以说，漳浦的民间剪纸艺术是对中原等地区剪纸艺术的继承和创新。

漳浦剪纸是当地劳动人民为满足自身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创造。并在他们自己当中应用和流传的一种艺术样式。它植根于劳动者深厚的生活土壤之中，不受功利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制约，体现了人类艺术最基本的审美观念和精神品质。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生活情趣。漳浦老一辈剪纸艺人林桃、陈金、黄素、陈匏来等大都生活在沿海渔村，剪纸技法、作品表现凸显出漳浦剪纸的地域风神，由于长期的文化积淀，人们已形成了地域性的思维定势、心理特质和审美情趣。这些必然反映到他们创造的艺术作品上来。使漳浦剪纸具有了自己特有的艺术特征。

如今的漳浦剪纸艺术家们敢于突破、直抒胸怀的创作激情赋予了剪纸艺术顽强的生命力，中年群体中出类拔萃者有陈秋日、郑小蕊、高秋云、吴碧娜、洪淑金等民间艺术家，她们较完整地继承了传统的剪纸艺术，创作风格成熟、稳健，在创作题材领域有较大的突破。以高少苹、张峥嵘、陈斯婕、姚爱红、欧阳艳君等为代表的青年创作群体，在继承传统剪纸技法和风格的基础上锐意创新。她们的目光不完全留连于花好月圆、春兰秋菊之中，而更多地投向火热的生活，作品具有明显的创新意识和时代特征。

二、漳浦剪纸的艺术特征

(一)主要题材

漳浦剪纸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不少民间剪纸艺术家素有制作贺岁窗花、礼品花饰、刺绣花样的习惯，从贴在窗棂上的“窗花”和贴在门楣上的“门笺”，到祭神祀祖的“供花”和婚嫁喜庆时的“喜花”、“礼花”；从美化环境的“炕围花”、“顶棚花”，到用作刺绣花样的“胸花”、“枕花”、“鞋花”、“荷包花”，寓意吉祥的剪纸，深深地融入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思想和情感。

老一辈艺术家的作品，主要反映现实生活气息的题材为主，诸如渔家的生活：乘船出海、捕鱼、捉虾；农家的生活：养狗以及斗牛、斗鸡；即使那些凤凰牡丹和狮象龟蛇之类，也是按照艺术家的想象和理解，当作美好的事物加以表现的。83岁老人陈匏来的作品《金蛇戏凤》，充分体现了漳浦剪纸纤巧细腻的特点，那种细而又细、成组成排、反复出现的线条丝丝入扣，把蛇身上的装饰花朵、背景花草剪裁得精细之极，显得既夸张，又质朴，极具观赏性。在老艺术家的剪刀下，所有的形象都适应着剪纸的特点而平面化了，在剪刀的处理下表现得合情合理，艺术手法上取得高度统一。这种由艺术家个人构思、自己剪出的独具匠心的作品，往往凝聚着作者的审美情趣和艺术探求。作品中用饱蘸着亲情、友情的累累刀痕塑造而成的生动形象，蕴含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

漳浦剪纸发展到今天，在新一代年轻艺术家高少苹的探索下，剪纸题材已不再局限于农村，表现题材逐步与欣赏功能相结合，表现的内容几乎触及到了现实生活中的各个角落和社会上的各个层面，她充分运用民间剪纸艺术的特点，成功地把古老的剪纸艺术与现代经济融为一体，创作出具有现代动漫元素的剪纸风格，使之更具现代感。

(二)造型构图特征

漳浦剪纸具有构图丰满匀称，线条连贯简练，细腻雅致的艺术特征。在表现手法上，以阳剪为主、阴剪为辅，阳剪与阴剪互为补充，密切配合，使整个画面主次分明，错落有致，富有立体感。而“排剪”技法的运用，则充分体现了漳浦剪纸纤巧细腻的特点，那种细而又细，成组成排，反复出现的线条，对表现羽毛，花瓣丝丝入扣，令人拍案叫绝。漳浦剪纸还讲究构图的对称平衡，线条连接自然，阳剪线线相连，阴剪线线相断，抓住形象的主要部份，大胆舍去次要部份，使主体一目了然，形成朴实、大方的优美感。

如陈金老人的《又是丰收年》，在构图中擅于吸取民间常用的“物中套物”的造型手法，把不同空的鸡、鸭、鱼、莲、蚌、瓜、粮等形象巧妙而严密地套进主体形象肥猪的轮廓结构中，产生一个有此又有彼的形象群，表达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连年有余、吉祥欢乐的主题。作品阴阳结合，块线衬托，刀法成熟、风格细腻，给人清丽典雅之美感。

漳浦剪纸其风格纤巧、细腻，善于使用极细的线条组织画面，注重剪刻手法的结合，大大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力，也增强了作品本身的形式美感。细长的线条和细密的锯齿形是创作者造型的主要手段，花团的紧密，线条的圆润流畅，留白的合理，使剪纸作品空灵透气、疏密得当。在焕发着东方艺术唯力的造型体系里，我们看到民间艺术家们非凡的造型能力和高超的工艺水平，体现了丰富的想象力和灵巧的艺术构思。

(三)抽象表现特征

在造型艺术领域中，抽象表现是相对于具象形态 而言，是对现实客观形态进行提炼、夸张、变形、组合，以赋予其作品新的含义。漳浦的老一辈艺术家的正是深谙这一创作原则，题材直接源于感受过的生活，在创作时大胆取舍、夸张变形，形成独特的抽象艺术风格。

林桃老人的作品《出海》，前面的大木船以直线构图为主，后面的小木船则以曲线为主。一前一后、一曲一直，相映成趣。两只船的船身均用短线条来表现，但也有区别。其中大木船用横线分割、小木船用坚线分割，既体现了木船的质感，又凸显了船体造型的生动。海水和海生物全用弧线表现，与船体形成鲜明的对照。画面简洁明快，动感十足。可以看得出艺术家在塑造和构思艺术形象时、不拘泥客观物象的外在特征，虾、蟹的体积可能比人还要大，正是这种不拘一格的创作方式，其剪纸风格自成一体，被艺术界誉为“民间的毕加索”。

抽象表现虽然不是视觉直接可以感知的形态，但许多抽象表现本身就是具体的形象，漳浦剪纸中的抽象表现虽然不能直接告诉你或客观反映什么，但却通过创作者对这些抽象元素的重新组合，追求最熟悉的生活细节，表达了人类所具有的一切情感，使剪纸作品夸张质朴，真挚自然，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四)创新意识特征

漳浦剪纸的魅力来自其自身的形式美感，而新一代创作者的形象思维不是以创作的目的去观察周围事物，她们善于接受新事物、新工具、新材料等，喜欢把自己亲身的经历融入到作品中更好的反映生活，所以她们的作品没有任何约定俗成的楷模和样板，也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她们的创作有一条更为自由宽广的道路，

中年艺术家陈秋日曾经把国画艺术融入剪纸作品之中，无论构‘图还是表现形式，都借鉴了中国画的传统手法。她创作的作品《孔雀牡丹》，构图圆满匀称，线条流畅多变，剪工精细入微，画面繁满却不拥塞，虚实相生、高远着手、工笔与写意结合，或以小见大，或烟波浩淼，皆画面生动，意境悠远。她师承传统，又锐意创新，善于发掘和表现生活中的真善美，其作品被称为“神奇的艺术”。正是这种继承传统的精神，而又溶合了自我而表现出来的艺术画面，既具有中国工笔画的细腻、严谨效果，又具有剪纸艺术的装饰性风格。

追求现代的图形表现，是漳浦剪纸在艺术实践中的重要表现形式。青年艺术家高少苹在剪纸的表现形式等方面进行大胆创新，采用多种新型装饰材料，如快贴、泡纸、泡沫板、快贴激光纸等制作成剪纸工艺品，使剪纸艺术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她的剪纸作品《仕女图系列》构图丰满，线条纤细，技法细腻，以阴剪为主、阴阳剪结合的手法，使得虚实对比疏密呼应、错落有致、雄浑豪放，给人以美的享受，此类作品颇受青年人的喜爱。

三、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