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的实质范文
时间：2023-12-21 17:38:3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物多样性的实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摘 要]“三江并流”风景名胜区，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全世界单位面积内生态系统类型最丰富的地区、欧亚大陆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世界最著名的植物模式标本产地、亚洲大陆多种动物分化和起源中心。可以说是北半球除沙漠、海洋景观外各类自然景观的大观园。
[关键词]风景名胜； 三江并流； 综述； 生物多样性
“三江并流”风景名胜区（以下简称“三江并流”）有高等植物210余科，1 200余属，6 000种以上，容纳了中国20%的高等植物种类，其中，40%为中国特有种10%为“三江并流”风景名胜区特有种。这里是欧亚大陆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也是世界上单位面积内植物群落最多的地区之一。
“三江并流”属于东亚植物区的横断山地区，植物区系组成丰富，垂直分布明显，区系成分南北交错、东西汇合、新老兼备，地理成分复杂，地理联系广泛，特有现象突出，是世界著名的植物标本模式产地，在这里采集到的植物新种约1 500种。并云集众多著名野生花卉。
区域内有国家级保护植物33种，云南省级保护植物37种，容纳了中国8.5%的珍稀濒危植物种类。有药用植物约500种，盛产雪上一枝蒿、三分三、冬虫夏草、麻黄、贝母、秦艽、独一味、 绿绒蒿、胡黄连、草血竭、金铁锁、大黄、红景天、雪莲花、桃儿七和雪茶等。
1 植物多样性
1.1 森林类型多样性
有云南松林、干香柏林、常绿阔叶林、乔松林、秃杉林、高山松林、高山栎类林、云南铁杉林、丽江云杉林、怒江冷杉林、苍山冷杉林、红杉林、大果红杉林、长苞冷杉林等，树种丰富，用材树种达300余种，是中国主要的天然林保护区。针叶树种，共有6科，17属，34种，主要分布于3 000~4 000m的海拔范围，是世界松柏类植物的多样化中心之一，对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的水源涵养功能明显。
1.2 植物种类多样性
“三江并流”是中国高等植物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名列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17个“关键区域”的第一，也是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关键地区之一。
菌类植物和地衣植物的分布非常突出。如有举世闻名的冬虫夏草（Cordyceps sinensis）和松茸（Tricholoma matsutake）等。地衣植物如雪茶（Thamnolia vermicularis）和松萝（Usnea longissima）等，随处可见。
1.3 植物区系多样性
较大的科有禾本科（Gramineae）、菊科（Compositae）、蔷薇科（Rosaceae）、蝶形花科（Papilionaceae）、毛茛科（Ranunculaceae）、兰科（Orchidaceae）、玄参科（Scrophulariaceae）、伞形科（Umbelliferae）、杜鹃花科（Ericaceae）、唇形科（Labiatae）、莎草科（Cyperaceae）、龙胆科（Gentianaceae）和报春花科（Primulaceae）等。这13个科的种数达3 500种，占“三江并流”高等植物总种数的58%。
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复杂，地理联系广泛，有15种地理成分。其中，属的地理成分以北温带成分最多（20.2%），泛热带成分次之（14.2%），热带亚洲成分（13.0%）和东亚成分（13.0%）再次之。种的地理成分则以中国特有成分（45.0%） 最多，东亚成分（25.0%）次之，热带亚洲成分（8.0%）再次之。
植物区系特有性突出，是北半球特有植物最多的地区，有星叶科(Circaeasteraceae)、领春木科(Eupteleaceae)、水青树科(Tetracentraceae)、十字花科(Dipentodontaceae)、独叶草科(Kingdoniaceae)、旌节花科(Stachyuraceae)、青荚叶科(Helwingiaceae)、鞘柄木科(Toricelliaceae)、肋果茶科(Sladeniaceae)、杜仲科(Eucommiaceae)和珙桐科(Davidiaceae)等12个东亚特有科，有44 个中国特有属，2700个中国特有种。其中，约有600种为“三江并流”特有种。
“三江并流”的植物区系与东喜马拉雅地区的区系联系最密切，共有种达20%以上。但比东喜马拉雅地区的植物种类更丰富，区系起源更古老，特有成分更突出，至今仍保存有秃杉（Taiwania flousiana）、独叶草（Kingdonia uniflora）和栌菊木（Noueliainsignis）等古老种类。随着喜马拉雅山的隆升过程，又分化出地涌金莲（Musella lasiocarpa）、高山豆（Tibetica himalaica）和毛茛莲花（Metanemone ranunculoides）等新特有种，这些新老兼备的区系成分是东喜马拉雅地区不能相比的。
1.4 植物标本模式产地
“三江并流”的植物物种多样性早已被全世界植物学家所关注。据记载，从1883年起法国天主教神父Delavay率先进入该地区以来，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Georgei Forrest、 奥地利维也纳自然历史博物馆H. Handel-Mazzetti、美国的J. H. Rock、E. E.Maire、Ducloux、Bodinie和C.Schneider等一大批世界著名植物学家，共在该地区采集到的植物新种约1 500种。
1.5 植物种质资源多样性
根据《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第一册（1987）、《中国红皮书———珍稀濒危植物》第一册（1992），以及《云南省第一批省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1989），有国家级保护植物33种，云南省级保护植物37种(表1、表2）。
1.6 高山花卉种类繁多
这里集中分布有杜鹃、报春、龙胆、绿绒蒿、马先蒿、鸢尾、百合和兰花等著名野生花卉。被誉为“木本花卉之王”的杜鹃花，全世界约有800种，中国有470种，“三江并流”有200余种，是杜鹃花属的起源中心和最大的地理分布中心；报春花科全世界约有800种，中国约有300种，“三江并流”分布有100余种；龙胆科植物在“三江并流”约有100种，占中国总种数的1/3，约占世界总数的1/8；马先蒿、绿绒蒿等也以“三江并流”为其现代地理分布中心。常见高山花卉种类如（表3、4）。
1.7 珍稀植物景观与高山草甸景观
由于地理和气候特殊，珍稀濒危植物、奇花异草种类繁多，类型复杂。树蕨、秃杉、落叶松、黄杜鹃、兰花、珙桐等，点缀着景区的自然美。 2 动物多样性
这里除有着青藏高原独特的高寒、强紫外线、低氧和温湿剧变等高寒生境外，还有干热河谷和亚热带、温带的中低山地暖湿生境。无论从河谷到山顶，从西部的独龙江到东部的金沙江，都具有南亚热带、亚热带、温带以至高山寒带各种类型的动物类群。和核心地带。既有古北界类群，也有东洋界类群，还有本地区的特有类群。各地史时期的孑遗动物和现生动物的镶嵌、间断、替代分布，复杂分化类群与单型、寡型属种的混生以及高比值的特有现象，使其珍稀濒危种和孑遗种特别多，形成了我国乃至北半球研究动物多样性的最关键地区。是亚洲大陆动物的分化中心和起源中心；具有东西动物过渡，南北动物交汇的特点，具有特殊的科学价值；还是原始孑遗动物的避难所；是亚洲大陆动物的分化中心和起源中心；是珍稀濒危动物和特有动物的品种宝库。
三江地区是生态系统类型多样性地区（表4），是全世界植被类型最多的地区。多样的植被类型为种类繁多的动植物种类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使该地区拥有复杂的生态系统类型。
动物区系也十分复杂多样，有10种动物分布型，即
(1)北温带分布型；
(2)旧大陆温带分布型;
(3)青藏高原-中亚分布型；
(4)热带非洲、热带亚洲至大陆温带分布型；
(5)热带亚洲至温带亚洲分布型；
(6)热带亚洲分布型；
(7)东亚分布型;
(8)喜马拉雅-横断山分布型；
(9)横断山分布型，
篇2
例如，在讲授遗传的物质基础时，我没有直接告诉学生主要的遗传物质是什么，而是对细胞有丝分裂、减数分裂和受精过程进行回顾分析，了解染色体活动有一定的规律。在有丝分裂过程中，染色体复制一次，细胞分裂一次，有丝分裂的结果，每个子细胞中具有一套形态和数目完全相同的染色体，保证了每种生物的细胞中都含有一定形态和数目的染色体；进行有性生殖的动植物，其有性生殖细胞是通过减数分裂形成的，其结果使得性细胞染色体数减为正常体细胞的一半，经过受精作用使染色体数恢复到原来的数目。这说明染色体在生物的传种接代过程中，能够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因此人们认为染色体在遗传上起着主要的作用。从细胞的角度来看，染色体即为遗传的物质基础。接着，再从分子水平上对染色体进行研究，知道染色体主要是由DNA和蛋白质组成的，其中的DNA在染色体里含量稳定，是主要的遗传物质。这样就完成了新旧概念的改造，原来认为的遗传物质---染色体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主要遗传物质DNA的载体。
又如，对生物多样性原因的认识：在高中生物中有三处提及生物多样性原因，其一，第一章中指出，蛋白质结构的多样性决定生物的多样性；其二，第五章中指出，DNA分子结构的多样性决定生物的多样性；其三，第六章中指出，以自然选择为中心的生物进化学说，能够科学的解释生物进化的原因，以及生物的多样性。虽然在这三处均对生物多样性的原因有不同的描述，但实际上书本是从不同侧面和层次上来描述多样性原因的，我们应该让学生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原因是蛋白质分子的多样性，而DNA分子结构多样性则是生物多样性的根本原因，因为DNA控制蛋白质的生物合成，DNA多样性决定蛋白质多样性。而生物进化学说对生物多样性的解释实际与生物遗传物质结构多样性是一致的。这样，不仅能把DNA的多样性引起生物多样性同化到蛋白质多样性引起的生物多样性中，而且使得我们对生物多样性的原因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二、在解决问题时，不死套公式，而是融会贯通，善于多渠道，用简捷的方法解决问题。 例如，在讲解自由组合规律时，为了让学生搞清其实质，我围绕等位基因互相分离，非等位基因之间自由组合这个实质，出了多种类型题，根据亲代基因型推出子代基因型和表现型；根据子代同一对相对性状的表现比，直接推出亲代基因型；根据子代基因型组合数推出亲代基因型等一题多解的练习题，用多渠道帮助学生解决问题。但在解决以上问题时，我发现有的同学当题目中出现不同于书本上的遗传比例时，不知所措或解题方法繁琐，我便告诉学生应学生化繁为简，有些遗传练习题看似复杂，但只要把复杂的问题分解为局部，逐一研究局部的问题，最后再把局部问题的结果综合在一起，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像两对以上相对性状的遗传看似复杂，但只要两对以上的等位基因是独立分配的，就可以把复杂的遗传现象分解为一对一对的相对性状来研究，即用分离规律来研究。在把每一对相对性状的问题研究清楚后，再把它们综合起来，达到问题的最终解决。 三、在创造活动中，不因循守旧，不墨守成规，不安于现状，有创新意识，有丰富的创造想象力。
首先，在实验的改造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例如，高中生物实验，关于《观察植物细胞的有丝分裂》中，需要培养洋葱根尖，以前，都是教师培养出来供学生用，现在我要求洋葱根尖由学生自己培养，希望他们除了按照书本上的要求培养外，也可选用其它的材料或其它的方法培养，并希望他们能找到比教材更好的方法来。一段时间后，我吃惊的发现根尖培养出来了，学生培养的根尖中，有的是用洋葱水养成的；有的是洋葱沙培成的；有更换材料用大蒜采用类似方法培养的；也有少数用蚕豆沙培养出来的。后来又进一步发现沙培的根尖用完后，继续把洋葱等放在湿沙中培养，继续长出的根又可用来做《观察对矿质元素离子的交换吸附现象》实验。如此一来，既培养学生学习生物的兴趣，又发展了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篇3
近年来，台湾生物科学推动的方向仍以探讨生命现象的基础研究为主，研究范畴涉及由分子至个体层级探讨生命现象的运作到生物与自然的交互作用。自2012年起，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资助生物科学专题研究计划除了原有的生物生化及分子生物、动物及植物等三个学科外，又增加一门仿生学。
根据近日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下属“生命科学研究推动中心”发表的报告，2015年岛内共有346项生物科学类个人型研究计划提出申请，其中有191项属于生物化学领域，67项属于动物学领域，53项属于植物学领域，12项属于仿生学领域，申请计划的通过率平均为42%。
目前台湾生物科W基础研究重点包括：分子及细胞生物学、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细胞核结构与功能研究、细胞互动与信息传递、发育生物学、遗传与生物发育、神经与认知科学、植物生长与发育、生物逆境学、动/植物与环境之互动、动/植物及微生物生化及代谢体体学、蛋白体及基因学、化学生物学、醣类科学、结构生物学及分子生物物理学等，大体而言尚能与国际研究发展趋势接轨，论文品质也不断提升，进步明显。
在生物多样性领域，2015年台湾科技主管部门共资助计划174项，其中一般型研究计划有121项、整合型计划6项（含29个子计划）、双边对外合作研究计划3项（均为台俄合作）和两岸合作研究计划8项。补助的计划中与分子遗传、基因和天然物开发相关的有55项，系统分类及亲缘地理的计划有45项，生态研究的计划则有49项。整体而言，学门的及质量都有提升。
来自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下属“生命科学研究推动中心”的报告承认，近年来由于岛内大学师资人数/研究人口大幅增加，使得研究计划申请件数暴增，令一些极具潜力的计划在激烈竞争下，失去获得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资助的机会。此外，不乏新人在超过新人阶段后即因竞争不过研究成果优秀的资深老师而落败。目前除了台湾中研院的研究员外，一般学校教师若无法获得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计划补助，即立即失去所有资源，使研究无法继续进行，研究生也顿失依靠，不但重挫未来人才的培育系统，也造成这些研究人力浪费。
如今，生物科学的发展越来越依赖高科技生物研究仪器与分析技术，包括先进的高通量测序仪、高解析液相层析仪、介面分子高定义分析质谱仪系统、X光绕射仪、蛋白质晶体筛选仪、代谢体核心实验室与影像分析核心实验室等。2009年起，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为配合“生技起飞钻石行动方案”，特专门公开征求岛内公立大学提出充实生物科技研究共用仪器设备的申请，共补助岛内23所高校，大幅提升了台湾生物科技的国际竞争力。
与10年前比，台湾生物科学研究有明显进步，相当多的实验室都能够稳定做出扎实的研究，每年有数量稳定的在各领域的重要期刊上。部分实验室近年来研究成果丰硕，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地位，陆续有在顶尖期刊上。这些论文大部分出自中央研究院的实验室与研究型大学。
台湾生物科学研究项目中，不少已获得科技整合创新结果。例如开发新一代高通量测量蛋白质降解速率技术，建立崭新的药物开发平台；利用纳米线对离子浓度变化的敏感性，开发以往技术所无法达成的技术平台，使研究人员在神经细胞膜上可通透钾离子的相关通道开启时，便可探测到钾离子的出现，并测得其实际浓度。此相关研究除有助了解神经兴奋活性的机转外，更可应用于相关疾病如癞痫等的研究，解出植物焦磷酸水解酶蛋白分子结构。该成果除了让科学家了解植物代谢物再利用的机制，也可应用在也具有焦磷酸水解酶的破伤风杆菌、牙周病菌及螺旋杆菌等病原菌的抗菌标靶药物的研发。
在经济效益方面，台湾生物科学研究课题中，不乏具有许多成果具商品化价值，例如提高农作物硝酸盐吸收力，研发能抵抗病原菌的作物，建立崭新的药物开发平台，培育抗病毒种虾病，开发原菌前标靶药物等。
此外，部分成果也可提升人类的福祉，例如植物的硝酸盐感应机制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农业育种，或是利用转基因技术来改良作物竞争硝酸盐的能力；解析人类病理与生理作用机制，如老化相关的问题；说明胎儿防御与母体ABO血型不相容而产生溶血症的分子机制；探究细胞自噬作用与癌症或神经退化等人类疾病的关联性等。
代表性成果
近年台湾科学家在生物科学取得代表性成果有：
小核仁RNA是一类小型RNA分子，可引导核糖体RNA或小核RNA的化学修饰（如甲基化）；这些化学修饰可以影响核糖体以及剪接体的活性。2008年，台湾中研院植物暨微生物学所研究团队在进行资料库分析时发现，小核仁RNA的两端最常有相对应小型RNA分子的出现。他们根据这个发现，发展出一个生物资讯运算法则，用以注解阿拉伯芥中的小核仁RNA基因家族。该研究成果显示，有效分析小型RNA资料库可以应用于发现新的小核仁RNA基因，并且可以增进现有小核仁RNA基因注解的正确性。
鳃为鱼类因应酸碱及盐度变化的主要器官。鳃上一群特化的离子调节细胞――富粒线体细胞则负担了主要的离子运输功能。近年来，台湾中研院细胞与个体生物学所研究人员以斑马鱼为研究对象，在稍早的研究中发现，斑马鱼的皮肤及鳃上存在3型离子调节细胞，分别是富钠钾泵细胞（NaR细胞）、富氢泵细胞（HR细胞）及钠氯共同运输蛋白细胞（NCC细胞）。其中HR细胞负责氢离子的排除，因而被认为与酸性环境的适应有关。2009年，他们针对果蝇转录因子在斑马鱼中的同源基因（zgcm2），研究其在斑马鱼HR细胞分化及功能调节中所扮演的角色，发现不但氢泵的表现受到抑制，斑马鱼表皮的HR细胞也完全消失；此外，体表的氢离子浓度也随之下降，证明zgcm2的弱化抑制了HR细胞的分化及生理功能。本研究首次证明斑马鱼成体细胞受到酸性环境刺激时，通过与胚胎发育时期相同的细胞分化机制进行生理功能调节。
水稻是唯一耐水淹的主要作物，但是分子机制一直未被了解。2009年，中研院分子生物所余淑美发现“蛋白激酶”（CIPK15）为调控水稻耐水淹的关键基因。当水稻种子在水淹状态下，将缺氧信息传递到CIPK15，接着再调控细胞内具有监测能量多寡及感应逆境的多功能蛋白激酶（SnRK1A），然后通过糖信息传递途径在水稻种子内大量制造淀粉水解酶，将淀粉转化成糖，同时大量制造酒精脱氢酶，将糖发酵产生能量，使种子有足够碳水化合物及能量而能够在水中发芽。俟小苗快速生长至水面可以呼吸更多空气后，根部以同样原理制造碳水化合物及能量，而使植株可在半淹水稻田中生长。其他谷类作物及杂草并无这些能力，因此无法在水中发芽及生长。这个发现揭开数千年来所有谷类作物中，只有水稻种子可在水中发芽及成长的秘密，对于目前全球种植水稻以水淹方式防治杂草，以及其他耐淹水作物的育种都有重大影响。
肥胖不但造成个人罹患心脏及糖尿等慢性疾病的机会，也耗费掉大量医疗资源。不少尝试减肥，常发现其努力减去的体重会在短期内恢复。为了进一步探讨复胖的生理原因，2011年，中研院分子生物所研究人员利用线虫动物模式并设计一连串体内实验，进而证明复胖是与脂肪组织的代谢能力被引发有关。研究发现，类胰岛素生长因子及其信息传递链在受到饥饿压力时能激发细胞内生物合成效率，被激发的生合成效率将促使细胞在重新获得能量时，能够快速制造并储存脂肪，故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囤积比原本储存量更多的脂肪，造成再次制造储存的脂肪超过原先因饥饿所流失的量。
酵母菌因应不同的h境逆境会引发一个全面性的基因表现变化，称为“环境逆境反应”，这对于生物个体的存活非常重要，并且进而能对于不同的逆境压力达到保护细胞活性的作用。2013年，台湾中研院植物与微生物研究所罗瞪发现，组蛋白去甲基酶Rph1参与许多环境压力逆境反应相关基因的表现，主要机制是通过直接结合启动子区域作为转录抑制因子。在许多Rph1调控的基因启动子都可以发现类似逆境反应序列（STRE）的辨认序列5'-CCCCTWA-3'，在DNA损伤和氧化压力的逆境下，Rph1会离开染色质以促使转录活化因子启动基因表现。此研究结果证实组蛋白去甲基酶Rph1作为转录抑制因子的调节作用，并显示Rph1可能扮演着多种逆境讯号的调节柩纽，帮助细胞有效地因应不同的环境逆境。
2012年，台湾中研院生物多样中心王忠信藉由红火蚁基因的研究，发现在红火蚁的基因中，有一段含有600个以上基因的区域，无法进行基因重组，此区域被称为“超级基因”，而此“超级基因”所在的染色体即为“社群染色体”，其特性与人类的两种性染色体X与Y十分相近；也就是说，个体的表征与行为，会由其染色体的组合（XX或XY）来决定。单蚁后族群的个体仅带有一种社群染色体（如雌性的XX染色体），而多蚁后族群中的个体则带有两种社群染色体（如雄性的XY染色体）。这些不同社群染色体的组合，造成了单蚁后或多蚁后族群中的蚁后与工蚁的行为与特征的差异。
光是植物生长环境中相当重要的因子之一。植物可以通过不同光敏素的光接受体来感受自然环境中光的波长、强度、方向和光周期，调控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果的整个植物生长发育。2013年，台湾大学植物科学研究所吴克强以模式植物阿拉伯芥为研究对象，探讨植物组蛋白去乙酰化酵素HDACs参与调控植物生长发育的分子机制，发现组蛋白去乙酰化酵素HDA15可以和光敏素结合因子其中之一的PIF3结合，调控下游基因表现。在黑暗情况下，PIF3会结合在其调控的基因启动子，并和HDA15结合，通过HDA15的去乙酰化作用将该基因染色质上的乙酰基移除，抑制该基因表现。光照后，光敏素会进入细胞核和PIF3结合，促使PIF3快速被蛋白酶体分解，同时HDA15也会离开该基因，进而促进基因表现活化，包括叶绿素生合成以及光合作用。这些结果显示植物叶片的发育受到表观遗传的调控，产生各种不同型态的叶片外观。
中山大学江友中以多基因分析苏铁属亚洲分布的东方苏铁组、韦德苏铁组和叉叶苏铁组种化历程研究，利用AFLP全基因组扫描技术和多基因序列矩阵进行遗传混杂程度评估，发现各个物种间具有一定比例的共有性遗传组成，显示物种间因为共享祖先多型性或是种化后仍有基因交流未中断现象所造成，物种分歧时间与第四纪更新世冰河时期时间交迭，推测由此环境变迁导致物种迁移、灭绝与扩散。台东苏铁与琉球苏铁二物种与祖先物种的有效族群大小差异显著，显示二物种在种化后应经历瓶颈效应，造成有效族群下降现象，基因交流方向为由琉球苏铁流向台东苏铁，显示此二物种在物种形成后因持续的基因交流现象导致至今仍维持并系群亲缘关系。
成功大学李亚夫开展行为适应与翼手目群聚结构的功能性研究，以恒春半岛低海拔热带林区栖息的食虫性蝙蝠群聚为对象，期间更增加实验地，跨海到日本西表岛收集岛上3种食虫性蝙蝠资料，研究这些蝙蝠种类在体型、翼形、头颅形态、使用超音波结构的特质等一些重要生态形值上的差异，并与其飞行模式、觅食方法、食性、环境选择连结，探讨蝙蝠超音波的演化适应，并分析评估恒春半岛低海拔热带林中二种定频蝙蝠（蹄鼻蝠与叶鼻蝠）对于栖地利用的弹性以及对边缘栖地的敏感度。
台湾海洋大学林绣美开展海洋红藻海索面目分子亲源关系、囊果胚胎发育和生物地理学研究，利用分子序列分析以及囊果胚胎发育比较，发现粉枝藻科的藻种多样性较过去的纪录高出许多。目前的研究成果已陆续发表，包括来自台湾粉枝藻科的4个新属以及3个台湾新纪录种以及5～10种有待正式发表的疑是世界新种。截至目前，台湾粉枝藻科藻种多样性已增加至15属30种以上。此研究除了在增进海藻多样性在台湾的分布及藻种丰富度之外，也由粉枝藻科藻种多样性的研究证明，台湾红藻多样性的分布热点主要为台湾南部屏东县车城乡海口村至东南方的风吹沙沿海的浅海区和在东南方的离岛兰屿。研究成果除了在学术上证明台湾海藻相为西太平洋的热带区的分布热点之外，也可作为规划海洋保育区政策的参考。
生物多样性
在生物多样性方面，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下属“生命科学研究推动中心”每年都会规划不同的研究重点。例如2012年的研究重点以珊瑚礁为主，在台湾海域划出5个生物多样性热点。2013年的研究重点则主要是针对陆域动物。目前台湾陆域动物的分布资料中较详细的为鸟类、蛙类、爬虫类和蝶类，从这四大类动物先分析潜在的热点地区，资料分析现正进行中。资料分析完成后将邀请岛内相关动物类群的专家学者举行陆域动物生物多样性热点制定会议，以求能达成共识，制定至少3个陆域动物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在陆域动物生物多样性热点订定后，将以相同模式推动陆域植物生物多样性热点的工作。
由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与农业主管部门所补助中研院生物多样性中心建立“台湾生物多样性资讯网”（TaiBIF）、“台湾物种名录”（TaiCOL）及“台湾生命大百科”（TaiEOL），以推动跨“部会”生物多样性资料的搜集与整合为目标，同时也采用国际惯用资料库标本、资讯通讯协定与软件工具，分别与GBIF（全球生物多样性）、COL（世界物种名录）及EOL（生命大百科）等国际组织进行交流和实质合作，目前已取得的重要成果包括：
“台湾生物多样性资讯网”（TaiBIF）为GBIF台湾节点之一，负责推动及整合台湾生物多样性资料并与国际进行资讯交换及接轨。在导入Darwincore、TAPIR及IPT后已完成跨“部会”的资讯基础建设，并整合台湾大部分标本馆资料及机构的生态调查资料，目前共有8个资料提供者、32个资料集及251万份资料可在TaiBIF网站提供查询。
“台湾物种名录”（TaiCOL）迄今已收录病毒495种、细菌1439种、古菌6种、原生生物1359种、原藻1944种、真菌6232种、植物8545种、动物36824种，总计1+7界、59门、143纲、667目、3，260科、18，989属、56，844种，外加76，185份同种异名，大致上已经涵盖台湾地区大部分的物种，目前仍在持续增修中。
自2012年9月TaiBIF团队与EOL签订合作备忘录后，截至2014年8月，TaiEOL已提供中文解说2，827种与照片资料2，850份，同时邀请EOL资讯小组组长Nathan Wilson来台演讲，并讨论双方定期资料交换的格式与运作。目前繁体中文界面已于10月正式上线，日后将规划持续翻译EOL网站中与计划推广及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内容。TaiEOL网站目前已累计收录文字资料11，403种及照片15，518张。
“台湾生命大百科”（TaiEOL）收录台湾物种中文解说资料与各种与物种相关之多媒体资料，已于2011年10月与国际EOL正式签约合作。2014年TaiEOL提供台湾鱼类资料库2，827种鱼类解说与2，850张鱼类照片给EOL，已经可以网上查询，资料也得以通过国际平台与世界各国和地区专家民众交流。
台湾作为GBIF的会员之一，长期耕耘与参与相关的活动，配合GBIF建立区域支持能力，从2012年起陆续办理“亚太地区工作坊”，有机会促成与邻近国家和地区更多实质交流合作。
2013年编纂完成并正式出版的生物志共2册，包括《台湾藤壶志II》和《台湾真菌志》第二版，共包括有1620种，在先前累积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增进对台湾各类生物资源的了解。各册生物志除了提供各类群生物的正式学名、中文名、异名、形态描述、鉴别特征、地理分布等基本资料外，并附有绘图或彩色照片，且提供目前已知最新的生物学资讯，以方便比对并提供作为生物多样性及相关领域研究及应用之参考，具有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
在开展生态复育方面，台湾研究人员正在研究废弃盐田的生态复育策略。以台江公园盐田文化村为例，在台南市七股区至安平区海堤沿线进行植物族群组成调查，总计维管束植物63科、206属、325种，其中以禾本科（45种）、豆科（44种）、菊科（31种）、莎草科（23种）及大戟科（21种），占总数的一半，区域内包括数量稀少的流苏菜、老虎心及变叶立牵牛等，范围内包含多处农耕地及废弃耕地，发现外来种及归化种族群种类显著增加，如菊科的红花、大戟科的蓖麻、豆科的刺轴含羞草等。这项研究还提供了该区域内适合种植植物的建议。
另外，台湾研究人员还开展森林多样性对于土壤微生物族群结构的影响调查，已确定全台湾森林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监测地点，并在后龙海岸林、桶后溪针阔叶林、鸳鸯湖桧木林、莲华池试验林、塔塔加森林及草原、合欢山森林及草原等各处样区，采用16SrRNA基因库和焦磷酸测序技术比较各生态系土壤微生物的族群结构，并藉由生物多样性资讯交换机制与各类或各机构数据库的建立与整合，定期增修补充各项数据库的内容。迄今以基因库技术共获得3，436条序列，以焦磷酸测序技术则获得252，800条序列。
未来台湾科技主管部门除继续鼓励研究人员在既有基础上进行个人（自由）型前瞻创新研究外，也将积极推动尖端计划、跨领域整合型计划及任务型导向计划，针对重要生物议题如微型核醣核酸调控基因网络及其在生理与病理上的功能角色、正常生理及逆境/疾病生理状况下的细胞代谢体学、逆境生物学及其基因调控网络、神经及认知科学等进行深入研究。
台湾科技主管部门下属“生命科学研究推动中心”发表的报告认为，台湾的研究人员薪资比日、韩、新加坡与香港等地要低许多，不利于台湾争取国际级杰出人才。与日、韩等国相比，台湾投入生物科学发展的经费相对偏低。台湾在研究经费的增幅跟不上研究人口的增幅，造成研究经费普遍不足。加上岛内近年来广设大学，需要许多师资，使得许多年轻人才尚未积累足够的经验与独立研究能力，就可以获得教职，也因此导致台湾一些年轻研究人员缺乏国际经验，研究竞争力薄弱。
在亚洲，台湾的基础生物学研究远远落后于日本，比起韩国及中国大陆的科学提升速度，台湾也不及。这种现象若持续发生，将会影响台湾在这方面的竞争力与发展空间。
近年来岛内学生赴海外深造的比例降低，间接影向岛内研究人才的国际视野及国际交流活动，降低学术竞争力。相比于临近亚洲国家和地区积极国际化的现况，台湾国际化脚步程度偏低。特别是在生物多样性研究方面，台湾得天独厚，位于全球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地区，且四面环海具有高山深海，故生物多样性丰富且涵盖多样区系的生物，且约四分之一的物种为台湾所特有，全球重要生态系统几乎都可以在台湾发现，包括珊瑚礁、红树林、海草床、舄湖、海底热泉、深海、湿地、湖泊、溪流、高山寒原、高山箭竹草原、阔叶林、热带季风林与农田等，因此台湾在环境可持续及生态学的学术研究具有创新以及与国际竞争的条件。但也因生物多样性十分高，需要很多不同生物类群的分类学家才能彻底了解台湾的物种多样性。
在生物多样性研究的三个层次中，分子遗传和陆域生态岛内的研究人力充足，唯分类学和海洋生态的研究人力较为缺乏。分学是传统科学，但因为历史因素，岛内分类人才在1945年后才开始培养；虽然一度人才济济，但在上世纪90年代生物科技兴起后，很少有年轻学生愿意投入分类学研究，以致目前岛内分类人才青黄不接，使得台湾的丰富生物多样性目前仍普遍了解不足，并有后继研究乏力的情况发生。
至于生态系多样性研究，台湾陆域的传统生态学家众多，且不少大专院校开设有相关系所，故生态人才传承培育较无问题，唯岛内海洋生态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人才较为短缺。
另外，生物多样性科学着重跨领域和不同层次的整合，台湾目前跨领域的生态系模拟、生态与功能性基因及计算基因学的人才都普遍匮乏；且岛内分类和生态学者对分子遗传分析及基因科学和技术的理解不多，直接涉入的更少，也缺乏与基因相关学者沟通的机会，导致失去运用分子遗传基因学知识的机会，这也是提升台湾生物多样性研究极待解决的问题。
篇4
为了增加城市适生物种，提高植被的稳定性和景观的异质性，促进城市生态系统的修复与良性循环，提升城市园林绿化水准，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特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当阳市现有生物资源丰富、保护利用潜力大的实际情况，编制本规划。
规划总目标：对生物多样性建设有特殊重要性的区域进行充分保护, 控制城市各大污染源, 明显降低生物多样性生物群系、栖息地和生态系统、物种和物种种群、遗传多样性组成部分的丧失速率，使每个生态区域的生物达到可持续发展水平, 原有85%的生物种类能得到有效的保护, 城市整体生物景观和谐丰富, 群落结构安全稳定。努力增加生物种类，丰富品种，提高绿地的物种多样性，扩大多样化种群的规模和均匀分布。通过有计划的、科学的引种驯化，丰富当阳市城区园林绿化植物品种，使城市园林植物种类从900种增加到1100种。丰富市域生物物种，达到永续利用的目的。
规划范围：当阳市域范围，总面积约2159平方公里。
规划年限：2011年――2020年。其中近期规划年限为2011年至2015年；远期规划年限为2016年至2020年。
一、当阳市生物资源概况
1.1 自然条件
当阳市位于湖北省中西部，地处鄂西山地向江汉平原过渡地带，市域形似桑叶，市域总面积为2159平方公里
地表形态各异，以丘陵岗地为主，属江汉平原“镶嵌构造”地带。
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均气温16.5℃。地下水埋深一般小于15m，
1.2 生物资源
当阳市植被类型具有多样性、古稀性、垂直性特点。全市木本植物种有117科419种，列入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有18科25种；
生物资源主要特征有：
（一）、特有种属丰富
（二）、可利用资源丰富
（三）、城市栽培植物种类丰富
在市区已栽植的乔木中生长良好的有40余种，常用的有银杏、枫香、红叶李、桂花、广玉兰、悬铃木、黄葛树、垂柳、水杉、杜英、三角枫、栾树、构骨、白玉兰、无患子、枫杨、朴树、喜树等。
1.3 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利条件
（一）自然因素：具有较好的资源优势。
（二）经济因素：正在实施多项园林建设项目。
（三）社会因素：生态文明建设带来契机，具备有利于保护的社会和文化基础。
（四）政策因素：政府高度重视当阳市生物多样性保护。
1.4 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植物品种的应用较为单调。
（二）、自然生态系统次生性明显。
（三）、环境污染。
（四）、生物多样保护方面的宣传、教育、科研工作相对滞后。
二、规划总论
本次生物多样性规划中我们以园林植物为主要研究对象，辅以部分野生动物资源研究，为生态城市建设服务。
2.1、编制意义
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生物多种与否反映出这个城市的生态质量，通过对植物多样性的研究、保护和利用，可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改善环境条件，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和文化水平，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
本规划的编制将加强地区性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合理利用，为当阳市园林绿化物种选择上提供指导性意见，促进“国家园林城市”创建工作的全面开展。
2.2、规划依据、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一)、规划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关于加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通知》
《国家园林城市标准》
《当阳市城市总体规划》
《当阳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
(二)、规划指导思想
加强当阳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提高管理和利用水平，科学引种驯化，增加城市园林绿化植物种类，实现生物资源永续利用，丰富景观内容，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园林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
(三)、规划基本原则
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遵循以下原则。
1、全面规划、分期实施原则
2、因地制宜的原则
3、地带性、区域性优先原则
4、城市绿化与植物多样性保护相结合原则。
5、严格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相结合的原则。
三、规划保护区域及功能
3.1、规划保护区域
当阳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区域的划分，实行三级保护模式。
一级为自然生态地保护。通过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建立生物保护原始基因库。实行封山育林，严禁人为破坏。对保护区濒危、珍稀植物建档保护。主要有：玉泉寺国家森林公园、百宝寨自然保护区、漳河湿地自然保护区、巩河湿地自然保护区、董冲水库白鹭保护区等。
二级引种繁殖地保护。通过城区植物园及生产绿地进行科学引种驯化，将一级保护区域的具有观赏价值的植物引进城市，作为城市绿化的素材，丰富城市绿化种类。主要有市植物科普园、市园林苗圃、城西苗圃等城市绿地。
三级为开发利用地保护。通过城市园林绿地，全面展示植物多样性特征，包括城市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专用绿地、风景林地、防护绿地、道路绿地等。
3.2、保护区域功能
一级保护区主要功能为种源基地，生物物种基因库。二级保护区主要功能为植物引种驯化、繁殖、种苗基地，兼有科普、游览功能。三级保护区主要功能为植物观赏，植物推广运用，形成多功能、多效应的城市绿地系统。
四、规划结构、布局及分区规划
4.1 规划结构
运用景观生态学、保护生物学理论，对当阳市的生物多样性进行“两途径” ：即物种途径、生态系统途径；――“三类型”：即植物保护规划、动物保护规划、微生物保护规划；――“四层次”：物种保护、基因保护、生态系统保护、景观保护的保护规划，以物种、基因为“点”，区域边界为“线”，生态系统、景观系统为“面”，实现“点-线-面”相结合的综合保护规划体系。
4.2 规划布局
（一） 建立物种基因库引种繁育中心：
在西北部低山丘陵林区，包括庙前、陈院、国有九三林场，以及玉阳镇所辖枣林．清溪、百宝等地原生态植被群落为本底, 在地域条件较好的国有九三林场建立物种基因及引种繁育中心(基地) , 引种收集本地区有着良好开发前景的乡土物种, 包括濒临灭绝及珍稀名贵的物种, 为园林城市建设选育优良的乡土园林植物, 改善建城区各大绿地面貌, 并借此达到保护物种及遗传多样性的目的。
（二） 建立生态恢复区：
在西南部丘陵林区，包括王店、半月以及慈化所辖胡场、和平，玉阳所辖锦洪，关陵、东群等地。建立生态恢复区，进行生态复绿, 营建和恢复生物栖息地, 构建生物生态系统, 提高生物景观多样性。
（三） 建立生态保育林：
在市域东部和东南部丘陵岗地林区，包括以郭家场、香炉山国有林场为中心，以及洪庙、八景坡、烟集、佟湖、官挡，脚东、丁场、陈场等一带的低丘陵岗地建为保育林，确定的目标生物多样性保护区的, 根据用地情况建立缓冲区, 以减少人为活动对保护区的干扰。
（四） 建立水源及湿地保护区：
通过建立水体保护区，实施保护措施，防止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生态功能的退化。对中心城区，沿沮河由西北向东南形成贯通城市的滨水绿轴，规划沿五七长渠、百里长渠在中心市区内形成休闲绿环。对郊区，在漳河两岸的绿化带及水库地带划定一定范围，作为水体涵养林保护区，进行严格保护。
在中部、南部平原建立建立湿地保护区，加强河边防护林的建设，保护现有湿地资源，进行防污、治污，减少外来物种入侵，促进湿地可持续发展。
（五） 建立市域自然保护区：
加强漳河湿地自然保护区、巩河湿地自然保护区、铁尖杉自然保护小区、鲢鱼山白鹭保护区、百宝寨自然保护小区、紫盖寺自然保护小区、董冲水库白鹭保护区、马冲水库白鹭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区的规划与建设工作, 并实施相应的保护措施，形成完整的市域自然保护区。
4.3 分区规划
（一）市域规划布局：通过生态斑块、生态廊道、绿色基质的规划建设，为生物提供栖息和迁徒的场所。
1、生态斑块：指市域内部的核心风景名胜区和山体林地及重要水源自然保护区。
2、生态廊道：沿漳、沮两河的水系生态廊道同时也是区域范围内的生态风道。廊道处在两座山间的狭长地带，要依山就势沿水系保存构建生态长廊，一方面保护水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另一方面为处于区域中心的当阳市中心城区留下风道以缓解过去发展中留下的工业污染问题。另外，沿荆宜高速公路也预留生态绿地，形成服务于荆宜城市群的城际生态通廊。
3、绿色基质：由山体、林地、水库、农田所共同构成的市域生态背景基质，维系城市生态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构筑区域一体化的生态大背景。
（二）城区布局：规划城区生态斑块与基质、廊道，作为城区和市域的缓冲带。生态斑块与基质、廊道与城市道路相联系或穿过绿带。整个绿地整合，其生物保护效果超过其面积的简单相加，形成大型栖息地物种相互交流的条带状区域。
1、生态斑块：指现有和规划中，服务半径为500米的公园系统：如：关公文化园、关陵公园、沮河公园、长坂坡遗址公园、坝陵公园等。
2、生态廊道：指联系基质和斑块的带状绿化，分为沿河绿化带、道路绿化带、生产防护林。
沿河绿化带：沿沮河城市公园，百里长渠、五七长渠游憩绿带。
道路绿化带：在铁路、高速公路、省道、县道、乡道及高压走廊等两侧，控制30至50米的绿化隔离带，对当阳市沿高速公路、主要省县级干道两侧形成50至100米的绿化隔离带，并实施绿色通道生态景观建设。组成沿环城路公路绿化带、焦柳线铁路防护林、通过植树造林形成道路交通隔离带，满足防护、生物迁徙和城乡景观建设要求，构成当阳城区的绿色通道骨架。
生产防护林：当阳市域的山体主要位于西部、北部及东部。如锦屏山、玉泉山等自然山体，是当阳市重要的自然屏障之一。规划严格控制并加以保护，结合退耕还林和封山育林工程，建设山体绿化。现有九子山、香炉山、郭家场、紫盖寺、跑马岗、玉泉寺6个国有林场与市域的自然山林和农田、湿地相联结。形成生产防护林体系。
3、绿色基质：城市附属绿地、生活绿地、其他小块防护绿地
规划加强市区周边山体防护林绿化建设，作为城市“氧源、绿肺”，通过沮河作为气流通道，将周边清新空气引入城区。规划将三面环山的山体充分绿化，提高植被覆盖率。
五、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
当阳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由重点项目和支撑体系规划、生物属地保护规划、园林绿地植物种类规划（植物迁地保护）、特殊植物保护规划、引种驯化规划、动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微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组成。
5.1 重点项目和支撑体系规划
（一）自然保护区基本建设纳入预算。
（二）以森林景观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为前提，以玉泉寺、关陵、自然保护区和林场为依托，以打造精品、特色旅游文化品牌为主线，做大、做强生态旅游产业，编制当阳生态旅游发展规划，建立有效的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经营模式和管理运行机制，建立几个具有国际水准的高端生态旅游示范区。
（三）开展生物多样性资源的调查或综合科学考察，进一步明确各保护地范围、边界、功能区划、主要保护对象以及禁止和限制开发范围，进行保护性开发。完善相关设施，整合资源。
（四）开展自然保护区的建设试点，编制建设发展规划，实施公益性管护、基础设施和科普宣教设施建设。
（五）完成宗教环境自然调查，编制保护规划。实施寺庙林、文物保护林地，加强重要自然宗教环境绿地保护、设立保护标志，制定共管协议。
5.2、生物属地保护
当阳市域范围内自然保护区共17处，应加强玉泉寺国家森林公园、百宝寨自然保护区、漳河湿地自然保护区、巩河湿地自然保护区、董冲水库白鹭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区的保护，落实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措施。对重点区域要建立健全保护法规，进一步提高森林覆盖率，加强珍稀动植物和有益天敌保护，开展爱鸟护鸟活动，保护生态环境。
在上述保护区域，根据各区植物分布特点划分核心保护区、缓冲区、科研试验区、管理区。核心区可以划定一定面积的缓冲区，只准进入从事科学研究观测活动。
缓冲区划为实验区，可以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等活动。
5.3、园林绿地植物种类规划（植物迁地保护）
园林绿地植物种类规划是指植物迁地保护规划，其实质是植物的开发利用规划。根据绿地的性质，分类规划如下：
(一)、公共绿地：公共绿地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下的植物种类按每100平方米不少于2种规划；公共绿地面积在1000―10000平方米的植物种类按每1000平方米不少于5种规划；公共绿地面积在10000平方米以上的综合性公园，植物种类不少于100种规划。植物科普园按专类园规划确定植物种类。
(二)、街道绿地：保留现有干道植物种类，在此基础上，对生长势差的种类进行更新，增加新的骨干物种；新建城市干道，其行道树及道路绿带的种类90%以上采用乡土树种。
(三)、居住区绿地及专用绿地：绿地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下的植物种类不少于20种；1000平方米以上的参照公共绿地规划指标确定植物种类。
(四)、防护绿地：加强现有绿地管护，增加林下灌木、地被植物数量。新建防护绿地，要注重乔、灌、地被植物结合，形成分层次的绿化空间和稳定的植物生态群落。加强绿地的防护功能。
5.4、特殊生物保护规划
(一)、珍稀濒危植物保护：主要在珍稀濒危植物原生地建立植物保护基地。在保护的基础上，通过种子或组织培养进行繁殖，扩大种群数量。
(二)、古树名木保护：加强城区原有古树名木的管理，进一步开展古树名木调查，建立健全档案资料。探索古树名木复壮的技术措施，保证古树名木生长健壮。
5.5、引种驯化规划
指本地植物品种和外地植物品种的引种驯化工作。按本地植物种类为主的外地植物为辅的引种原则，规划城区每年的引种数量。比例为本地品种占90%，外地品种占10%。
六、生物多样性保护分期规划
生物多样性保护分期规划由资金概算和植物保护利用种类规划组成。
6.1、资金概算：
资金概算由基地建设、引种繁殖、古树名木保护等项目资金构成。概算资金总额为3000万元。
基地建设投资2500万元：其中建立玉泉寺、百宝寨、董冲水库三个珍稀濒危植物保护基地，概算资金800万元；建立漳河、巩河、沮河湿地保护区，概算资金450万元，在紫盖寺、鲢鱼山、马冲、木店、刘冲、松桠湾、马河、燎原、双莲、玉泉、清溪寺各建立一个植物资源保护基地，概算资金800万元；建立市植物科普园，概算资金450万元。
引种繁殖概算300万元。在市苗圃、城西苗圃各建立一处引种繁殖基地。
古树名木保护概算20万元。每年投资25万元用于城区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
6.2、生物保护利用种类规划：
保护规划侧重城市园林绿地的植物运用。根据当阳市保护植物名录，结合园林植物的现状，将保护利用的植物种类分成9类。即常绿乔木类、落叶乔木类、常绿灌木类、落叶灌木类、观叶植物类、观花植物类、藤本植物类、地被植物类、水生植物类等。分期保护规划品种共有175科、1120种，其中中国特有属30个。
七、病虫害防治规划
规划期内，开展植物病虫害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检疫和除治并重的原则
（一）、植物品种应当多样化，适地适树，合理配置。提倡选用抗病虫害、抗恶劣环境等抗逆性强的优良植物品种。
（二）、利用植物群落内部相生、相克的关系，建立科学合理的人工植物群落，使它们互相促进、相互制约、共同繁衍，形成稳定的生态环境
（三）、注意研究立地环境，改善立地条件，创造抑制病虫害的发生、促进植物群落茁壮生长的有利环境。
从园林绿地规划设计开始，到立地环境的改造，科学的栽培，合理地运用养护技术，强化预防措施，建立科学的植物综合防治系统，使植物病虫害的防治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八、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管理体系建设规划
8.1、广泛宣传，全民参与
在规划期内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实施“五个1”工程，即：建立1个当阳生物多样性保护宣教中心、开展1项当阳生物多样性重要科研项目、拍摄1部当阳生物多样性优秀科普片、建立1个生态科普网站、编印1部当阳旅游科普导游图册。
（二）、优先在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开展社区共管机制的探索、完善和示范试点，并逐步推广至其它保护区域。
（三）、加强当阳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对外交流与合作，提高知名度和对外影响力。
8.2、健全体制，强化管理
建立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以其它各类保护地为补充，机构健全、管理高效的保护地体系网络，在规划期内，重点完善以下机构体系建设：
（一）、建设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
（二）、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体系
8.3、加大投入，保障实施
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动员社会各界资助或通过融资渠道，鼓励通过外资或合资办绿色环保企业等形式筹措资金，政府拨付专项资金，支持专项工程。
8.4、加强科研，促进发展
规划期内，建设高素质、社会化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队伍，重点加强基层生物多样性保护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培养。
篇5
见《北京喇叭沟门自然保护区建立与功能区划分》一文[2].
2生物多样性价值计算方法
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是指生物多样性所包括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所提供的具有经济意义的价值.Mcneely将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分为可利用价值(Usevalue,UV)和非利用价值(Non-usevalues,NUV),可利用价值可以被进一步划分为直接利用价值(directusevalues,DUV)、间接利用价值(indirectusevalues,IUV)和可选择价值(optionvalues,OV),即可能的利用价值.非利用价值主要是存在价值(Existencevalues,EV)[3].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于1993年编写的《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指南》[4]中将生物多样性价值分为:显著实物形式的直接价值、无显著实物形式的直接价值、间接价值、选择价值、消极价值(Passiveuses).
对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分类,国外还提出其它系统,但与前二者在实质上差异不大.根据生物多样性各方面内容的不同价值体现形式,通常采用不同的计算方法对其进行评价[5]:①基于市场的经济评价———市场定价与替代消费(有市场存在的物品和服务),包括直接市场价值法、替代花费法和生产成本法;②基于替代品市场的经济评价———环境偏好显示(观察人们的市场行为而推测其显示的偏好),包括旅行费用法、享乐价值法(HPM)、规避行为和防护费用法(DE)等;③基于无市场公共物品的评价方法———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包括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pay,WTP)法、条件价值法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计算生物多样性价值的方法见式(1):TEV=f(DUV,IUV,OV,QOV,BV,EV)(1)式中,TEV—总经济价值;DUV—直接使用价值;IUV—间接使用价值;OV—选择价值(包括BV);QOV—半选择价值(QuasiOptionValue);BV—遗产价值(BequestValue);EV—存在价值.其中,DUV,IUV,OV,QOV属于使用价值;BV和EV属于非使用价值.我国在1994年国家科委组织的自然资源核算研究中,将森林资源环境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并提到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的概念.1998年2月由国家环保局出版的《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中将生物多样性总经济价值分为三个方面:①使用价值(即被人类作为资源使用的价值),又分直接使用价值和间接使用价值;直接使用价值可分为消费性的价值(生物为人类提供了食物、纤维、建筑和家具材料、药物及其它工业原料)和非消费性的价值(提供人类欣赏的对象);间接使用价值(即生态功能,指间接地支持和保护经济活动和财产的环境调节功能,表现为涵养水源、净化水质、巩固堤岸、防止土壤侵蚀、降低洪峰、改善地方气候、吸收污染物,并作为CO2的汇在调节全球气候变化中的作用等等).②选择价值(即潜在价值,为后人提供选择机会的价值).③
存在价值(即伦理或道德价值,自然界多种多样极其繁杂的物种及其系统的存在,有利于地球生命支持系统功能的保持及其结构的稳定,无论发生什么灾害,总有许多种会保存下来,继续功能运作,使自然界的动态平衡不致遭到瓦解).按照我国对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分类,本文主要探讨评价了使用价值,包括活立木价值、经济植物资源、森林旅游价值等直接使用价值和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净化空气等间接使用价值.
3生物多样性经济价值评价
3•1直接使用价值
3•1•1消费性价值
在喇叭沟门林区森林系统中,消费性的价值主要包括活立木价值、药材价值、食用野果、野菜价值、菌类价值、畜牧养殖价值等几个方面.(1)活立木价值(V活立木)根据全国主要树种标准序列立木林价和喇叭沟门森林资源统计资料,计算活立木价值.(2)野果及其它林副产品价值根据调查资料进行统计计算,1998年林区野果及其它林副产品价值为657•99万元,实际利用价值为65•86万元.野果及其它林副产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野果野果种类较多,但直接带来经济效益的种类主要为野山楂、榛子、毛榛、酸枣、山杏等[7,8].经过对林区野果储量及居民家庭采收情况进行调查,统计出5种主要野果总价值为12•79万元,居民采收野果收入为5•66万元.②药材根据样地调查资料和聚类方法进行林区内各药用植物资源[9]、储量的计算.经统计,林区内所分布的28种储量大、经常收购药材的价值为1802•61万元,以此作为药材的储蓄量价值,按照药材的平均生长年限3年计算,则每年药材资源产生的价值为600•8万元,实际调查统计林区居民依靠药材年收入为15•8万元.③食用菌食用菌类包括榛蘑、草蘑、木耳等,食用菌价值以居民实际收入进行计算,经过统计,居民食用菌年收入44•4万元.(3)畜牧养殖价值1998年,喇叭沟门林区畜牧养殖业总产值155•3万元,养殖种类主要包括牛、羊、猪、鸭和养蜂等.畜牧养殖不能完全依赖森林系统获取食物,在计算该林区森林生物多样性的畜牧养殖价值时,以畜牧养殖业当年产值的一半进行计算,则畜牧养殖价值为77•65万元.
3•1•2非消费性价值
非消费性价值应包括科学研究价值、文化教育价值和旅游价值.在时间序列里,服务价值是个不确定数值.由于喇叭沟门林区的科学研究和文化教育活动较少,本项目主要评估其旅游价值.估计旅游价值一般采用旅行费用支出法计算和统计.游行费用支出包括交通费用、住宿费用、门票及服务费用.1998年喇叭沟门乡门票纯收入仅有2万元,实际应收约4万元,估计游客人数为4000人.假设游客逗留2d,按最低消费35元/(人•d)计算,则食宿费用约28万元;如果每4人使用一次导游和马车(每次20元左右),则服务费用约2万元.如果按此推算,1998年旅游业产值为34万元,净利润约23万元.由于该区旅游业刚刚兴起,正处于投资建设阶段,游客人数目前较少.如果采用旅行费用支出法评估,旅游价值可能偏低.截止1998年底,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总投资额约1060万元左右.根据投资决策,投资成本将在5~10a左右的时间收回.当地旅游部门收益的是游客的住宿费用、门票及服务费用,并不包括交通费用.可以认为,投资额和银行存款利息是未来几年的旅游价值的最低值.如果10a收回成本,则平均每年的最低产值应为190万元左右.
3•2间接使用价值
间接使用价值主要通过生态功能体现,反映在①提供生态系统演替与生物进化所需要的丰富的物种与遗传资源;②是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主要是有机物质的生产、CO2的固定、O2的释放、重要污染物质降解以及在涵养水源、保护土壤的生态功能作用[10],可应用市场价值法、替代市场法、防护费用法、恢复费用法等方法评价其经济价值.
3•2•1有机物质的生产
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合成有机物质,是生物链中有机物的第一性生产者和生物能量的积累者.地球上植物生物产量约占全球生物产量的99%,而森林生态系统的生物产量又占植物生物产量的90%.
3.2.2固定CO2与释放O2
由植物光合作用方程式6nCO2264+6nH2OnC6H12O6180+6nO2192(C6H10O5)162可推算出植物体固定有机物质与吸收CO2、释放O2之间的关系,即生成162g多糖有机物质,可吸收264gCO2,释放192gO2.也就是植物体每积累1g干物质,可以固定1.63gCO2,释放1.19gO2.据此可估算出喇叭沟门林区每年固定CO2与释放O2的数量.
3.2.2.1CO2的贮存与固定
根据喇叭沟门林区各主要植被类型的总生物量与总生产力,计算出林区CO2的总储存量为5.48×106t,CO2的年固定量为3.89×105t.对于固定CO2经济价值的计算,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两种方法,即碳税法和造林成本法[5].碳税法是根据政府部门为了限制向大气中排放CO2数量,而征收向大气中排放CO2的税费标准来计算森林植物固定CO2的经济价值.目前,瑞典的碳税率得到较多人的认可,即0.15美元/kg碳.造林成本法是依据所造林分吸收大气中的CO2的数量与造林的费用之间的关系来推算森林固定CO2的价值.FAO(联合国粮农组织)研究表明,热带森林固碳的造林成本为24~31美元/t碳;美国国家环保局研究结果,北寒带、温带和热带各类森林固定CO2成本小于30美元/t碳;在中国,木材成本为240.03元/m3,折合260.9元/t碳,换算为71.15元/tCO2计算,每年固定的CO2总经济价值为2767.6万元.以瑞典提议的碳税为0.15美元/kg碳,并将此碳税换算为固定CO2率,即为40.94美元/tCO2,根据此值计算喇叭沟门生态系统每年固定CO2总经济价值为13218.3万元,二者平均值为7993.0万元.
3.2.2.2O2的释放及价值
O2的释放量与CO2固定量的计算方法相同,也是根据光合反应中固定有机物与释放O2的关系来计算,即植物体每积累1g干物质,可以释放1.19gO2.据此可估算出喇叭沟门林区O2的年释放量为2.84×105t.所释放O2的经济价值,可用造林成本法与工业氧价格替代法来计算.造林成本法中,以目前中国杉木、马尾松、泡桐3种树平均造林成本240.03元/m3,折合352.93元/tO2计算,为10023.2万元.工业氧价格替代法中,以工业氧的现价0.4元/kgO2来计算,为11360.0万元,二者平均值为10691.6万元.
3.2.3营养物质的循环与贮存
营养物质在生态系统中循环流动,其中的一部分营养物质合成各种有机物后参与生物体的构建.在森林生态系统中主要表现为木材、林副产品和枯枝落叶而提供给外部环境,或在植物中保存,或归还于土壤,因而这部分营养物质避免了养分受雨水淋洗的直接流失.植物体所固定的这部分营养物质,其主要成分为N,P,K3种元素,所固定营养物质的价值,也以这3种元素的价值来计算.各元素每年的累积量为林分在1年的生长中从土壤中吸取的量减去林分每年枯落物归还土壤的量和雨水淋洗归还的养分.各营养物质的累积量因林分和环境而异.在喇叭沟门林区森林营养物质积累量的计算中,以《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各类陆地生态系统营养物质的储存与固定量为依据,取林地生态系统中各养分的平均水平,即N,P,K在有机物中的百分含量来计算,分别为:N为0.418%,P为0.089%,K为0.181%.根据生物量与生产力数值,计算N,P,K年固定量分别为998.8,212.7,432.5t总储量分别为14045.0,2990.4,6081.7t.以中国平均化肥价格2549元/t计算,喇叭沟门林区森林生态系统每年所固定的营养物质的间接经济价值为419.1万元
3.2.4水土保持
通过林冠的截持降水、枯枝落叶层吸水、森林土壤的良好渗透以及森林各层植物的机械阻碍和地表植被、枯枝落叶层的防护,雨水和地表径流对土壤表面的直接冲刷力大大减弱,地表径流减少,从而有效地降低了土壤侵蚀所造成的林地的破坏和土壤肥力的丧失,减轻了泥沙对河流、湖泊及水库的淤积.(1)减少土壤侵蚀对森林所减少的土壤侵蚀量,一般采用有林地和无林地的侵蚀差异来计算,即假定在无林情况下的土壤侵蚀总量,减去现有林地的土壤侵蚀总量.土壤侵蚀总量的计算,可用土壤侵蚀模数乘以林地面积求得.喇叭沟门林区位于怀柔水库与密云水库上游的北部山区,其林分为重要的水源涵养林和水土保持林.在两大水库周围山区,为保护水源和防止水土流失,多年来进行了不断的植树造林和封山育林,已形成一定的植被覆盖,因而用喇叭沟门林区与其周围地区的土壤侵蚀差异来计算喇叭沟门林区减少的土壤侵蚀量,更具有对比性.喇叭沟门林区的土壤侵蚀模数尚未测定,其森林覆盖率57.2%,与怀柔县庄户沟小流域森林覆盖率50%接近,借用庄户沟小流域土壤侵蚀模数348t•km-2•a-1计算喇叭沟门林区每年侵蚀土壤量为1.05×105t.密云水库与怀柔水库上游山区多年平均土壤侵蚀模数1959t•km-2•a-1,如果以此值计算,则喇叭沟门乡土壤侵蚀量为5.89×105t/a,由此计算出由于森林系统的防护,喇叭沟门林区每年可减少的土壤侵蚀总量为二者之差,即4.84×105t.(2)减少土地废弃面积森林被破坏后,常会导致林地表面土层及有机物质的侵蚀,引起土壤贫瘠化,甚至岩石,成为不毛之地.根据陈应发等人的研究,以森林减少的土壤侵蚀总量与全国土地耕作层和林地土壤层的平均厚度,计算森林减少土壤侵蚀相当于耕作利用的土地面积.喇叭沟门林区每年可减少的土壤侵蚀量4.84×105t土壤,体积约为3.72×105m3,以中国平均土层厚度0.5m计算,喇叭沟门林区每年可减少土地废弃面积为74.5hm2.由森林防护作用所减少土地废弃面积带来经济价值大小的计算方法,类同于应用机会成本法计算水土流失所造成废弃土地面积而丧失经济价值的计算方法.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我国林业生产的平均收益为282.17元•hm-2•a-1(1990年不变价),则喇叭沟门林区森林每年减少土壤侵蚀价值为2.10万元.(3)减少土壤肥力损失由于森林具有水土保持作用,使林地的土壤侵蚀大大降低,因而土壤中的N,P,K,Ga、Mg等元素和其它有机物也得以保留,所减少的营养物质损失量等于减少的土壤侵蚀量乘以土壤中各营养物质的含量,即:M=∑ni=1∑kj=1miPij(4)式中,M为减少的营养物质总量;mi为不同土类所减少的侵蚀量;Pij为各土类中各营养元素的百分含量;i为各土壤类型;j为不同的营养物质(N,P,K,Ga,Mg,有机质).喇叭沟门林区土壤类型及所占比例为:褐土占48.6%,棕壤46.1%,其它5.3%(以菜园农田土为主),各土类的营养物质含量。根据以上公式,计算喇叭沟门林区植被减少的有机质,全N,速效P,速效K的流失量分别为2•044×104t,1•043×103t,8•09t,92•83t.减少土壤肥力损失的价值,包括减少无机元素损失的价值和减少有机质损失的价值.无机物价值按照我国农业部门统计资料折算出N,P,K化肥平均价格,即1990年的2549元/t不变价格来计算;有机质的价值,陈应发等人应用成本替代法研究计算出每公顷森林的贡献价值为320元/(hm2•a-1),本处采用国情报告中每公顷森林的平均贡献价值,即51.27元/t来计算,减少土壤有机质损失的经济价值为1.05×106元,以化肥价格2549元/t计算,每年减少土壤N,P,K经济损失价值为2.92×106元.(4)减少泥沙淤积喇叭沟门林区位于密云水库的上游,其水土流失可造成泥沙淤积水库而减少库容.对减少泥沙淤积的价值,采用影子工程法进行计算,即以全国土壤侵蚀流失量24%的平均水平淤积于水库湖泊计算.根据1988~1996年全国水库建设投资测算,以每年新增投资量除以每年新增库容量,得出每建设1m3库容需年投入成本0.67元(1990年不变价),则每年减少泥沙淤积经济价值为5.98×104元.这样,喇叭沟门林区每年由于森林防护减少土壤侵蚀的总经济价值为减少土地损失的价值与减少有机质损失的价值、减少N,P,K损失的价值、减少水库泥沙淤积损失的价值之和,即每年由于森林防护减少土壤侵蚀的总经济价值为4.05×106元.
3.2.5涵养水源
年涵养水源量用水量平衡法,即公式(5)计算:R=P-E(5)式中,R为年平均径流量(森林涵养水源量);P为年平均降水量;E为年平均蒸散量.喇叭沟门林区年平均降水量为500mm,多年平均径流深乘以有林地面积,即为森林涵养水源总量,由此推算出森林每年涵养水源量为2979.4万m3.森林涵养水源的价值,用年涵养水源总量(m3)乘以1m3水的价格计算.单位水价采用影子工程法计算,以每年新增投资量除以每年新增库容量(1988~1991年),计算出每建设1m3的库容需年投入成本0.67元(薛达元,1997),则涵养水源总价值为1996•2万元.
3.2.6净化环境
现代工业的发展,使大气中SO2,HF,Cl2,氮氧化物及其它有害气体含量增加.森林不仅可吸收这些气体,而且还具有降低光化学烟雾污染、净化放射性物质、过滤尘埃的作用.喇叭沟门林区,作为北京市北部的绿色屏障,对提高首都空气质量、保护市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森林对环境的净化作用主要有两方面,即吸收有害气体和滞尘能力.
(1)吸收有害气体
有害气体主要由燃煤和汽车尾气等原因造成,其中以SO2含量最大,分布最广,且危害较重.植物可通过叶面气孔及枝干上的皮孔,吸收一定量的有害气体,使其在体内经生化反应后降解或累积.对有害气体的吸收能力随林分类型不同而异,阔叶林每年吸收SO2能力为88.65kg/hm2,柏类411.6kg/hm2,松林117.6kg/hm2,灌木林地为18.91kg/hm2.根据此数据可计算出喇叭沟门林区植被每年可吸收SO2的潜在能力为1634.5t.吸收SO2的经济价值计算,按照削减SO2的投资额为500万元/t,运行费为100元/t,即每削减1tSO2投资成本为600元的数值计算.则喇叭沟门林区植被每年可吸收SO2的潜在经济价值为98.1万元
(2)削减粉尘
植物叶片表面凹凸不平,且生长着附属物或能分泌粘液,可吸附空气中的尘埃,针叶林年滞尘能力为33.2t/hm2,阔叶林年滞尘能力为为10.11t/hm2;削减粉尘成本为170元/t.喇叭沟门林区植被每年滞尘能力为1.95×105t,削除粉尘的间接经济价值为3315.0万元.
4结论
(1)喇叭沟门林区森林系统生物多样性当年所产生的直接使用价值为木材蓄积年增长价值、果品及其它林副产品价值、畜牧养殖价值和旅游价值之和,即845.67万元,其间接使用价值为24918万元,远远高于其直接使用价值,即生物多样性所产生的生态功能价值远远超出其产生的实物价值,体现了喇叭沟门林区森林系统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与北京市民生活密切相关,保护好该区生物多样性尤为重要.
(2)喇叭沟门林区森林植被系统可吸收CO238万t/a,释放O228.4万t/a,减少土壤侵蚀48.4万t/a,理论上可吸收SO21634.5t/a.
篇6
现在城市的考核或者评价已经不再是经济水平的考量，风景园林的建设与完善也成为了一种衡量指标，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很多城市把风景园林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的项目，加大投入力度去建设园林景观，为人们提供更多优越，更舒适的环境。天津和平区的桂林游园就是天津的一张名片，从精致独特的花卉到葱绿繁茂的灌木，从名贵花木到常见的植物，这些精心的布局让园林设计充满了浓郁的地方风格。
2在风景园林的建设中，要注重艺术与生态的建设
园林景观是自然与人类的交集，通过宜情宜景的建设，为人类的生存创造了文明的心灵居所。它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体现，给人一种原生态的美，是人类生态系统的附加，在和谐自然地布局中诠释了经典的时代美感。实质上风景园林是功能和结构的总和，因此，园林景观建设与人类运用二者密不可分。在大力倡导的“生态城市”建设的建设中，自然以其浑然天成的美感参与设计，通过人性化的设计，这种景观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伙伴。
3风景园林建设的地域性
3.1地方特色和艺术个性结合
风景园林建设和地域文化相辅相成，很多地方把传统文化和乡土风情作为园林生态建设的基础，有的还通过借鉴传统文化的精髓去设计景观的布局。其中，苏州园林建设就是以当地材料植物和建材为基础，进行局部到整体的设计。在尊重风土人情和气候地理的基础上，很多乡土树种成为了人们的设计资源，这也使得苏州园林的建设极具当地特色。事实上，园林建设是一个城市人们地位、品行、气质的体现，是在人文与自然地互相渗透，是形式美上升至意境美的过程。与此同时，很多园林建设会结合地域特点，将园林的观赏价值与当地民族文化，自然风情融合，赋予植物造景的观念与内涵。这让园林在满足当地生态需求的基础上，给人呈现出极佳的视觉美感，这是根据地域特性重新认识自然，利用自然进行的创作实践。
3.2园林建设中加强地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应用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应用是园林建设的关键，在园林建设中要权衡生物圈，协调好人与自然的相处，尊崇自然平衡的发展规律，避免剥夺大自然的资源，在建设中让资源与环境合理配置。园林在建设中，要考察当地的气候变化与水文特征，除此之外，为了完善设计的布局，还要对当地的地形地貌进行分析。认真对待当地的植被及野生动物生态要素特征，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利用设计达到创造意境的目的。此外，还要以当地原生态资源为基础，让生态与艺术完美融合。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南，积极正确的改造自然，做好园林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在园林设计中，既要以和谐社会的构建为导向，又要落实好建设的每个环节。让园林在充满生态的美感的同时，也能体现丰富的人文景观。
4结语
篇7
各方一致同意2010年为ABS谈判的最后期限
多数发展中国家出席库里提巴会议是为了支持国际ABS体制方面的谈判。但是，若干发达国家，例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仍然不愿意就具体的结果和最后期限做出承诺，而更愿意继续考察各国在ABS方面的经验。
挪威则一反其先前对国际体制的暖昧态度，转而强烈支持发展中国家，呼吁建立一个有其自身负责人和机构的政府间谈判机构。
国际体制谈判的最后日期是会议上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虽然发展中国家(它们首次在ABS进程中以“G-77／中国”身份共同发言)努力把2008年的COP-9作为最后期限，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希望进一步推迟该进程。最终决议要求ABS特别开放目的工作组(AHWG)“在COP－10之前尽可能早地完成其工作”，即在2010年之前完成。
许多人还迫切希望COP设立的专家组，以探讨基因资源方面“国际上承认的起源／来源／合法出处证书”在形式及功能上可能面临的选择，并分析该类证书的实用性、可行性、成本以及利益。该专家组由各成员方任命的25名专家以及另外的7名观察员组成，预计将讨论ABS谈判中许多最棘手的问题，其中包括如何在专利申请中使用此类证书。秘鲁和西班牙将于下一次AHWG会议前至少6个月在利马召开一次该专家组的会议，以使之及早投入COP-8之后的谈判工作中。
COP还一致同意任命两位共同主席来主持ABS谈判，这很可能有助于保证谈判进程更大程度的连续性，其中包括在两场会议之间进行的谈判。哥伦比亚的费尔南多・卡萨斯和加拿大的TimothyHodges被选举为共同主席。
在COP－9之前一直就激励措施进行谈判
迄今为止，CBD在激励措施方面的工作主要集中于为消除或减少不正当激励、鼓励正面激励提出建议。不正当激励的措施包括那些鼓励可能导致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不可持续行为的措施，它们通常会为其他政策带来不可预料的负面影响。正面激励措施包括旨在鼓励有益活动的经济上的、法律上的或者体制上的措施。
在库里提巴，关于激励措施的讨论围绕着为COP-9会议上计划进行的工作项目评估建立一套“结构化的、透明的、包容性的预备持续”而展开。COP谈判的主持人、爱尔兰的Matthew Jebb希望将辩论限于程序问题，而且获得了澳大利亚、阿根廷、巴西以及新西兰的支持。这些国家反复强调，CBD在激励措施方面的工作与WTO谈判相重叠，而且如果明确允许在CBD背景中制订减少不正当激励行为的措施，很可能会使欧盟等国家得以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幌子”下提供农业补贴。
欧盟在库里提巴会议上进行了一些象征性的努力，要求就不正当激励和正面激励确定最终建议稿，而且由最近的CBD科技顾问辅助机构(SBSTTA)进一步推动。但最终，欧盟似乎准备把实质性讨论一直延续到COP-9。一位观察家猜测，在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之时，各成员方通常会尽量避免在CBD中讨论与补贴有关的问题。在2008年下一次COP会议举行之前，预计多哈回合WTO谈判已经结束。
篇8
内容提要: 科学技术是理性的产物，是知识的表现，是文化的成果，它打着正面的、文化的、文明的、理性的、合理的等各种正当的旗号去行使它的权力，所以科学技术对整个社会的严重后果有其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这是社会学家对科学技术的文化认识。如果我们把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社会变迁作一个历史性的规律总结，其实科学技术的每一次突出的进步都深刻地体现了经济的烙印，当前一次科技革命的成果所带来的社会财富和经济成果不能继续满足社会总需求时，新的科技革命应运而生，它的使命将会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最终成果社会经济运行和财富增量的核动力。
近年来，现代生物技术的出现和发展，逐渐成为推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重要力量，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也开始对人类社会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然而，同其他科学技术成果一样，现代生物技术也是一柄双刃剑，它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向人们展示出解决人类面临的许多难题（如粮食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健康问题和环境问题）的希望之光，另一方面也逐渐暴露出一些负面效应，如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现代生物技术产品使用者的知情权问题、隐私权问题、基因歧视问题以及是否侵犯人类尊严问题等。在过去的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浪潮中，科学技术的社会经济价值已经为广大公众所充分认知，给人类的社会结构、人类的生活和行为方式等带来了举足轻重的变化，但是科学技术的“反身性”和“吊诡性”特征也深刻地为广大公众所体会，机器、工厂、产品和市场将我们引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之中。代表着第四代科技革命的现代生物技术亦不例外，其风险化程度将风险的范畴从人类社会延伸至自然，甚至整个生态系统，因为现代生物技术就是以生物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的。因此，现代生物技术的出现将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视为必要的价值“目标”，但同时不可避免地将其演绎为一种生动的“工具”。
生物安全的立法必要性研究首先从风险社会理论出发，认为现代化的反身性必须在发身性的规律内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规范。风险社会的现代化要根据其反身性的属性对原有的个体化特征进行适当修饰和纠正，赋予其在当前社会状态新的历史内涵。这种修正的过程同样需要借助规则秩序的工具性作用予以实现，通过法律的指令性、规范性、预防性等功能将个体化为核心的传统现代型过渡到集体化和社会化为核心的全新现代性，强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保障，通过法律的规范体系预防风险，救济和弥补风险损失。如果将生物科技所带来的诸多风险视为现代社会反身性的一种外化，那么生物安全立法则是必要的和紧迫的。此外，在生物安全立法的研究上，文章将立法的利益目标设定在社会公共利益视角之上，认为生物技术本身社会公益性决定了生物安全立法的社会公益性，无论是转基因生物安全，还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抑或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等都需要在公益性法益价值观指导下，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扬生物科技之长，避其之短。
如果将法律视为一种市场产品，那么立法必然就是一种适应市场的市场供给行为，其经济学基础在于人们对于法律产品的市场需求。公共选择理论认为，风险社会的风险多元化和风险强化性前置了生物安全法律的社会需求，从而导救了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给，生物安全法应运而生。
自18世纪法国大革命以来盛行的建构论理性主义为立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们将法学同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密切的联系起来，吸取充分的理论营养成分，抽象出一系列的价值、原则、规则和秩序，以“完全理性的基本假设为基础创设了整个制度”，创造了法律本身。建构论的立法理念常常以有意识的国家立法为主导，强调对国家立法的必要性、立法价值、立法宗旨；立法决策；立法程序等方面的研究。虽然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反建构论理性主义者将法律与立法作出了明确区分，通过对自生自发秩序与组织秩序的界分阐释“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为基础的法律理论，但是仍然不能否定和排除有限理性所给予立法创造秩序的重要性。
一、风险社会的立法诉求
（一）现代化的反身性
关于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冲突与协调是20世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论题。与“现代性终结”相抗衡的“第二现代性”或称之为“反身性代性”的研究和探讨在德国学者U Beck的《风险社会》后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他从两个角度对现代化的反身性作出了说明：一是“以财富和风险生产为例讨论反身现代化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混杂”；二是“工业社会中蕴含的现代性和反现代性（modernity and counter-modernity）的内在矛盾”。Beck认为传统的现代化和工业社会的现代化是有区别的，一种是古典的现代化（classical modernization），是在19世纪反对封建社会、建立工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而另一种是反身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是在今天的工业社会之中发展的。在工业社会之中，存在着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因此工业社会不是一个彻底的现代性社会，而是一个现代的封建社会。在这种半工业半封建社会中，封建性的方面并非传统的遗物，而是工业社会的产品和基础。
工业化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主要起因于工业化过程中个体化崇尚取向，主张个体理性的张扬，强调自我为中心的权利建构。这种个体化的进程主要体现为三种维度：（1）解放维度，即“从历史地规定的、在统治和支持的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与义务中脱离”；（2）去魅维度，即“与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规则相关的传统安全感的丧失”；（3）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维度，即“重新植入——亦即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义务”。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中，社会不平等模式是阶级模式，即存在着权利的平等，每个市民社会成员作为个人都平等地拥有并享受着某些权利，这些权利的私有化属性最终成就了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快速化和社会变迁。但同时这些私有化权利以其自身拥有的形式化外表逐渐掩盖着实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会主要体现在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体现为对不平等社会经济现象的平等化和合法化。如当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市场失灵现象本身就本源于代表个体化法律取向的民事法律制度，从而使得诸多经济不平等现象在没有进一步法律规制的前提下而被附上合法化的光环。个体化促使新的社会形成不同的结构和变迁，使阶级的社会认同的区分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但社会不平等并没有消失，而是在社会风险的个体化趋势中重新定义；不同的群体和团体依据特定的利害关系问题和情境，建立或解散临时的联盟；而社会的长久冲突将体现在先赋的特征之上，如种族、肤色、性别、民族、年龄、同性恋、身体残疾等。
个体化趋势没有使得社会的不平等得到实质缓解，相反崇尚个体权益和理性的现代化社会结构和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加深这种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从而造成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甚至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不均衡，从而加速了风险社会的产生。
（二）风险社会与全球化
风险社会概念和理论的提出仍然归功于乌尔里希 贝克的《风险社会》，并随着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和英国疯牛病事件的爆发而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热点。该理论认为工业文明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风险社会理论本身作为一社会变迁理论，但与传统不同的是，风险社会挑战既有工业社会的认知、发展基础与典范，并企图从此种就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衍生的灾难风险、自危急性建构社会自我翻转、变迁的功能。
（1）风险的界定。风险是风险社会的基本范畴，对风险的理解构成了风险社会理论的基石。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贝克对风险概念作了8点总结:①风险既不等于毁灭也不等于安全或信任，而是对现实的一种虚拟;②风险指充满危险的未来，与事实相对，成为影响当前行为的一个参数;③风险既是对事实也是对价值的陈述，它是二者在数字化道德中的结合;④风险可以看作是人为不确定因素中的控制与缺乏控制;⑤风险是在认识(再认识)中领会到的知识与无知;⑥风险具有全球性，因而它得以在全球与本土同时重组。⑦风险是指知识、潜在冲击和症状之间的差异;⑧一个人为的混合世界，失去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两重性。
风险与工业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统一与连接，互为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工业社会中个体化浪潮促使以个体权益为中心的社会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推进和张扬个人理性在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和角色。也同时正因为工业化社会对个体理性和权益的推崇，从而导致了工业化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衍生更多形式上平等，但实质上不平等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如企业的排污行为等。以个体利益促进为导向的工业社会市场经济逐渐形成了自身的规则体系和秩序范围，体现为建立以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意思自治等三大要素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并主导当今乃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社会经济秩序构建。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表现。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出现很多诸如经济垄断、信息不对称、经济寻租、外部性、环境污染、生物技术安全等等形式上合法，但实质上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重大危害的行为和秩序内容。按照贝克对现代性和风险社会的理解，这种在工业社会高度发展时期出现的实质不平等现象就是现代化的反身性的表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反身性的现代化在内容层次和范围层次上更加突出，呈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2）风险结构——个体化到全球化。根源于个体化浪潮的反身现代性和风险，其初级表现形式为个体的风险。因为个体化使原有的各种社会关系变得松散和不稳定，个人失去了家庭、邻里、朋友、伙伴网络的支持。劳动市场之中流动性加强，缔结永久性社会纽带的可能性降低，激烈的竞争加剧社会群体内部的个人孤独感，而现代居住方式使个人面对的是陌生人的世界。这种个体的孤独感、社会纽带关系的不确定性也随之体现在经济领域，体现在个人对财富的追逐和占有。人们从对财富的追逐转向更多地对无所不在的危险和灾难的逃避。在风险刚刚出现时，作为潜在的编辑效应而得到合法性。但随后风险不再是隐性的，更变成一个全球的问题，成了社会关注和科学调查的主体。在全球化进程中，各种环境污染和各种大的灾害问题在风险分配中也跨越国界、跨越阶级，造成风险无处不在，人们将无法避免。如发生于20世纪直接著名的公害，以及不断产生和发现的食品安全、SARS、东南亚海啸事件、禽流感、疯牛病、松花江跨界污染、菲律宾泥石流等等无不印证着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风险化的时代。
如果从风险结构的维度来认识全球化风险，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①从文化的视角解读全球化风险，主要包含社会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其中社会政治风险还应当包括法律风险，经济风险主要集中在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等主要方面。就自然风险而言，包括对自然和社会所构成的生态威胁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负作用和负面效应所酿成的风险。玛丽 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在其《风险与文化》一书中将社会结构的变革和变迁分别归结为三种风险文化所酿成的结果，即倾向于把社会政治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等级制度主义文化、倾向于把经济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市场个人主义文化和倾向于把自然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社会群落之边缘文化。他们认定正式这三种文化风险类型导致了社会结构走向混乱不堪的无组织状态。②如果我们归纳综合风险社会几个关键性结构因素，大概可以从另外三个方面对风险结构予以认知和把握，那就是高科技社会与生态破坏；个人主义化以及全球化危机。此三因素并非各自独立、偶连性发生的，而是在工业资本主义与现代化过程中，倾向进步开发主义、扩张主义、个体主义及市场自由主义等的发展结果。首先高科技发展的本质原先就是使知识/社会的分化越趋复杂性，知识的分工越来越细密，知识专业的藩篱之墙愈来愈高，更不利于知识的整合；而科技带动社会分化的领域与速度也日益复杂迅速，往往无奈地打破人们（性别、族群）社会分工认知的基础和行动的认同范畴。更甚的是，当此种演化乃以工业—科技主义为优先，整个演化所产生的风险结构变成了专家暴力统治意义下的复杂性危机，在专业复杂性与社会功能复杂分化背后，明显的隐藏着“老大哥”统治的机制，从“知识就是权力”到“权力就是知识”，老大哥夹着工业进步、经济发展的威力俾倪于世，而将工业—科技进步强行等同于社会进步或纯化为现代文明的开展，事实上是将社会推向演化死亡的路向。同时基因科技业和核能科技同时并列为高科技对生态造成破坏风险的例子，以前述基因改造微生物或农作物为例，其在未通过数年严格的田间试验及管制时，若任意释放入自然界，所造成的生态灾难是目前科学所无法估量和补救的。高科技风险已逾越了传统科技的控制范畴，其具有不可计算、不可控制和损害无法复原补偿性的内涵。特别是，以目前全球政经发展的趋势，高科技所涉及的生态风险也不再是局限于地域的、主权国家内的，而是透过自由贸易、买卖、境外移转、生态扩散（诸如汞污染、核废料、臭氧层破坏等），对生态的威胁已成为全球化的风险。
二、生物技术风险及其解决之道
（一） 生物技术风险
生物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设计、并定向改造某种生物，这种人为改造的生物可以对原来生物的性状、代谢乃至生命过程产生变革性影响，从而产生新的生物。现代生物技术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对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生物技术在农业、医药、食品、环保、轻工等部门会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甚至有取代一些行业原有技术和工艺的趋势，生物技术产业可能成为21世纪的支柱产业之一，有人甚至还认为“基因世纪”即将到来。如，在美国1996年时70%的转基因Bt棉花不再喷洒杀虫剂，产量提高70%，每公顷节约140—180美元；美国原来每年约有一半的玉米田（3200万hm2）受棉铃虫危害，丧失金额达到10亿美元，但种植基因Bt玉米后，产量提高9%，而经济效益1996年是190万美元，1997年达到1900万美元。②除此以外，生物技术还对解决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的粮食、食品供给提供强大的支持。不少人认为基因工程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将是解决21世纪不断增加人口对粮食需求的唯一途径。转基因技术不仅能提高粮食或作物的产量，并可提高其品质。全球每年由于维生素A缺乏导致50万人失明，100万儿童死亡，这类事件多数是发生在以稻米为主食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中，特别是非洲。2001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其的第12期《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基因改良技术尽管充满争议，但该项技术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突破性技术，在承认需要面对基因改良技术所带来的环境和健康等方面风险的同时，仍要注意到这一技术在生成抗病毒、抗旱和富有营养的作物方面具有的独特潜力，这些作物能够大幅度减少目前仍困扰着全球8亿人口的营养不良现象。①就我国而言，目前，我国生物技术已广泛用于农业、医药、环保、轻化工等重要领域，为生物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奠定了良好基础。生物技术与产业已经开始从跟踪仿制到自主创新的转变；从实验室探索到产业化的转变；从单项技术突破到整体协调发展的转变。
然而，生物技术本身也像其他事物一样，在功用和价值上存在两面性，有人将其称之为“双刃剑”。它在带给人类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会带来其他负面影响。生物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最终在不同技术的转化和连接之上制作或改变一种产品，这种产品既可能与人类自身利益和基因资源休戚相关，也可能与人类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资源（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等）紧密相连，它的效应既可能是积极的，其目的在于实现人类及其财产的增量，但也可能是消极的，其危害在于破坏和威胁合理的生态规律或伦理纲常等。美国华盛顿特区的经济趋势基金会总裁杰里米·里夫金所言“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重大技术革新的引入给自然界带来良性后果”。学者认为，当代生物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的大量应用，对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包括粮、棉、油、畜禽、水产养殖等）、医药卫生、社会伦理都会产生很大影响。目前，对生物技术所可能引起的生物安全问题，特别是对自由研究、制造、引入（环境）、投放（入市场）和排放转基因有机物或转基因生物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和安全问题，已经引起许多国家的关注和学术界争论。③从当前对生物技术安全的研究和观察来看，其安全隐患主要体现在：
1、生态系统安全风险：生物技术的发展在不断带来社会经济贡献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威胁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生态系统安全，就是指从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稳定的角度出发来判断生物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潜在危险，主要体现在农田生态系统安全、自然生态系统安全两个方面。生态系统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如温度、湿度、土壤、各种有机物和无机物等等）之间，通过不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一个生态学功能单位。④按照贝塔朗菲对系统的认识，系统决不是以数的简单相加，而是具有自身的规定性，它的整体性表现为时间维度上和空间维度上的内在稳定性、适应性、自我调整和内外环境的组织化。任何对系统本身的外在干预，都有可能破坏系统的稳定性和自我调整性。因此，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就是通过对生物体内控制其特定性状的基因作为外源基因按照人为的意思，而非自然的过程，转入到另一种生物体内并使之表达。所以这种非自然的人为干预和创制行为是对生物本身内在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的一种干预，那么这种干预本身可能贵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它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或缩短自然生成的过程，也会在原有的生态系统内创制一种全新的物种，也可能造成物种与物种之间的相互影响等，所有这些都将有可能破坏整个系统的内部运行规律，其内在的稳定性将会遭到侵袭，从而改变甚至消灭一个已有的生态系统。
从当前生物技术发展来看，已经造成的农田生系统安全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增加杀虫剂的使用、产生新的农田杂草、转基因植物自身变为杂草、产生新的病毒、产生新的农作物害虫、对非目标生物的伤害等；对自然生态安全造成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花粉和种子的传播、干扰侵入到新的栖息地、丧失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对非目标生物的伤害、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营养循环和地球化学过程的改变、初级生产力的改变以及增加了土壤流失等。
2、自然环境风险：如果我们将生态系统视为超越于环境的宏观范畴，那么现代生物技术的自然环境风险就显得更加具体和客观，主要包括自然资源破坏风险和环境质量降低的风险。以转基因生物技术为例，人们将基因食物的负面性视为一种基因污染，这种基因移植工程就等于把自然界不存在的工厂化学副产品，不管有毒、无度，全部流入江河海洋，肆意污染。一些西方人士将以基因强制移植为特征的转基因技术称为“扰乱自然和万物自身的运行”或“篡改上帝的作品”的行为。
现代生物技术的自然环境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不同的阶段：首先是生物技术研究阶段；在此进程中一切科学的研究手段、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结果都处在不确定状态，其对研究对象生物的选取、实验室的安全装置、以及实验制剂等各方面均存在随意性，尤其在实验室研究阶段，实验室的环境安全措施显得尤为重要，从而保障实验生物、实验环境、实验排污控制等方面的无害处理。其次是生物试验阶段。所谓生物试验，就是将生物实验的结果置放于实际环境中予以检验和考察，以确定其研究效果以及实际功用的活动。任何不恰当或不合理的生物试验都将给当地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需要就试验地的选择、试验地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价、试验方法，以及试验废物等进行详细的研究与判断。第三是生物产业化阶段。产业化发展是生物技术发展的价值终极表现，历经研究和试验阶段的生物技术的环境安全性并不就此告一段落，相反其生物产品的产业化发展会在更为普遍和广泛的层面上影响自然环境安全。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生物技术的自然环境风险不仅仅停留在传统的自然资源的物理表现形式上，生物技术发展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将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认知延伸至微观单元载体之上，即遗传资源。所谓遗传资源，是指来自植物、动物、微生物或其他来源的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任何含有遗传功能单位的材料，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遗传材料中所记载的遗传信息构成遗传资源的价值核心。生物多样性以遗传多样性为核心基础，遗传资源的有效保护构成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必要组成部分。现代生物技术在自然资源风险的预防与控制方面既包括物理形态的自然资源的法律保护，又包括微观形态的遗传资源的法律保护，避免生物技术的应用造成遗传资源的破坏、流失或不当变异。
3、人类健康安全风险：转基因技术及其他生物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人类解决粮食、疾病、能源和环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带来充满希望的前景，但也可能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带来潜在的健康安全风险。一方面，生物技术对生态系统本身可能造成的潜在危害，诸如农作物产生新的变异、产生的病毒、动植物产品成分发生重大变化等都将给人类的食品安全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尤其重要的是这新的变异或病毒的潜在危害是很难在生物技术研发阶段就能够发现或预期的，有的即使能够得到准确预期，但能否通过现有技术条件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人类也是属于整个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系统的任何变化和变迁都在外在生存环境上影响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生物技术的扩大会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多大程度的影响是很难预期的，因此人类健康安全的风险在生物技术发展的初级阶段就已经显现，并为人所担忧。如1988—1989年日本一家公司利用基因重组为生物技术生产的乙色氨酸投放美国市场后引起37人死亡；1998年英国 Rowett研究所的生物学家Arpad Pusztai就郑重警告人们关注那些未被充分证明其安全性、便急于推广的转基因食品（GMF），因为他们可能有潜在风险；美国得克萨斯州ProdiGene公司于2001年在内部拉斯加州一块约一英亩的田地里种植药要用胰岛素转基因玉米，在收获中漏掉三株转基因玉米以及一些溢出的玉米，2002年种植普通大豆时，结果使100万斗大豆受到要用转基因玉米的污染。①
4、社会秩序和伦理风险：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不仅加快了一切自然物人化的过程，也同时实现了将人予以物化，如克隆技术、器官再造技术，人体和动物之间的基因交换技术等。当代社会出现的人体器官移植、器官捐赠、买卖、代孕等现象已经将人体的一部分作为物或商品，而克隆人的设计、生产、销售、储藏和买卖，则将人本身（而不是人体的一部分）作为物或商品，这有可能引起新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人身商品化、侵犯人的尊严等新的伦理道德问题，严重的会造成新的社会伦理奉献、经济风险和社会动荡。②生物技术的广泛应用不断地证明了人类主观能动性和改造自然界的强大力量，但是也不得不从社会秩序、社会伦理等角度重新审视生物技术的负面影响。
所有这些安全风险都必须在技术上、制度构建上予以很好地防范，从而扬长避短，发挥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此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相互间的融合程度以前所未有的趋势展开，随而引起的外来物种入侵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生物安全的重大问题之一。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3亿以上的人在处于旅游的过程当中，每天有200万人在越过国际边界，每年有50亿吨以上的船运货物越过大洋和其他水道，每天大约有3000至10000个水生生物物种随全世界船舶压舱水在移动，并被排放到异地，这些都为世界大部分地方生物的混合创造了条件，④并同时由于物种相互间的排斥和侵袭造成触目惊心的经济损失。在外来物种入侵以外，我们还应当从迅猛经济发展的激情中醒悟过来，要充分重视由于人为活动范围的扩张而导致的物种灭绝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现实生物安全研究的核心对象。
（二）生物技术风险的安全立法
风险社会理论一改传统社会理论对科技至上主义、理性至上主义以及现代性的崇尚和张扬，给繁荣的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认识提供了一个逆向思维模式，给我们对生物科技发展的负面性和不确定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范式，为我们生物安全立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其重要意义在于：（1）风险社会理论为进一步广泛讨论生态危机和生物安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风险社会的概念虽然还不太成熟，它却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打破了注重科技与工业发展的积极作用的传统思想意识，培养了人们的反思和自省意识，从而，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反思的时代。通过对现代性反思至少使人们意识到科学必须理性地发展。（2）风险社会理论增加了人们的风险意识，将生态危机与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突现出来。然而，它对未来风险的描述有些夸张倾向，既不可能被计算也不可能被预知，这样会使人们陷入一种无奈的忧虑，滋生悲观主义情绪。虽然贝克本人宣称他不是悲观主义者，但他的思想仍会使一部分人在风险面前显得焦虑不堪。为此，威尔金森专门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风险与忧虑的关系问题，写出《风险社会中的忧虑》一书。（3）风险社会理论在制度层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风险社会中，旧工业社会体系已经过时，民族国家已经无力应对威胁整个人类的现代风险，这必然要求并引发社会结构深层的变化和政府制度的变革与角色的转换。在全球风险社会里，建立全球风险防范体系，最终以承担风险的基本单元为基础形成全球公民社会，这是贝克在《世界宣言》中的思想。然而，如何实现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如何实现生态民主与保持社会正义都还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难题。总之，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贡献就是让我们利用其关于风险、灾害和社会思想的分析重建现代性理论。
现代化社会风险根源于个体化和全球化趋势中的反身现代性，主要体现在：（1）以形式上的平等掩饰更大范围内的不平等，以法律规定的合法形式赋予现代性的合法性特征，但无法预测并彻底解决合法性项下的公平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障；（2）个体化趋势增加了个体的孤独感和社会裙带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个体生命、健康、安全和经济利益的不确定性；（3）利益个体化和经济科技全球化不能提供更为长久的稳定的利益实现机制和公平机制，不能保证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不能确保生物科学技术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现代化的这种反身性必须在反身性的规律内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防范。从规则秩序的视角来看，现代社会的现代性标准在于通过法律规则和规范的形式将这种个体化特征确定下来，主要体现为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和所有权绝对。但随着工业化社会的不断推进，以个体化特征为核心的现代性呈现出明显地反身化取向，将人类社会导入风险社会的新型社会类型。当然不能决断现代化的反身性是否错误或者是否正当，但是风险社会的现代化含义和内容中必然要赋予现代化以全新的意义和内涵，即风险社会的现代化要根据其反身性的属性对原有的个体化特征进行适当修饰和纠正，赋予其在当前社会状态下新的历史内涵。这种修正的过程同样需要借助规则秩序的工具性作用予以实现，通过法律的指令性、规范性、预防性等功能将个体化为核心的传统现代性过渡到集体化和社会化为核心的全新现代性，强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保障，通过法律的规范体系预防风险，救济和弥补风险损失。这也是现代化的反身性所隐含的必然要义。
三、生物安全立法的社会公益探究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革命的时代，相较于物理领域的科技革命，此种革命展现出一种全新的、或许还是极不寻常、其所有的后果完全无法估量的局面：生物科技革命。”由生物技术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是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风险之一，是工业化社会个体化进程发展的高级表现，在彰显科技至上主义色彩的同时隐藏着不可预知的潜在风险。风险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一方面追求个体理性和科学技术的无限魅力，另一方面力求通过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规范体系达到对社会秩序的调整和规制。反身性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化的批判和反思的过程。生物技术高度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显著成果，但同时生物安全的担忧和风险又凸显了现代化的反身性特征。根据上文对现代反身性立法诉求的论述，生物技术的风险回避就必须在法制目标上通过立法径路予以完善。
对于生物安全的立法研究不同于传统的、构成工业社会之规范基础的、以个体利益为内核民商事法律规范。虽然这种传统私益本位的法律制度体系成就了工业社会快速发展的成果，但是其反身性的属性也给现代社会秩序构成极大的风险，所以对现代化进程中反身性的克服就必须在法律制度构建以及立法宗旨的确立上有别于传统的民商事法律，而转向对集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有和维护。
生物安全立法的公益性研究必须建立在对生物安全公益性特征的深刻把握之上。所谓公共利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和界定。美国社会法学创始人罗科斯 庞德将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但他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带有明显地政治国家色彩，即将公共利益视为涉及政治组织社会的生活并以政府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而社会利益则是“即以文明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名义提出的使每个人都能获得保障的主张或要求”。传统功利主义法学家杰里米 边沁认为“公共利益是构成共同体众多成员的利益的总和”，“社会公共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日本有学者将公共利益理解为“包括产业利益在内的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或指保护经济上的弱者。”我国学者孙国华先生认为，按主体的不同，利益可分为个人利益共和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又可以分为人类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集体利益、家庭利益等等。也有人将公益性描述为“是一种利益所属的公共性而非私人性，一种利益分配的公平性而非独享性，一种利益本位的社会性而非个人性”。
鉴于社会公益欠缺统一的理解和认识，在不同的语境和背景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最根本的分歧就在于对公益之“公共”的内涵和外延存在很大的差别，是众多私人之集合体还是在私人集合之外的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利益探讨？人们似乎自然而然地认为，公共利益在某种利益上讲必定是所有私人利益的总和；而如何把所有的私人利益聚合起来的问题，似乎又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当前对社会公益的不同见解主要仍可归因于思维的视角和切入点各异，即从不同的语境和研究背景下对社会公益的认识程度会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如在民法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可能更为主要地集中在对私人之集合的利益依存性；在行政法的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就不可回避地与国家利益相关联；在经济法语境下研究社会公共利益可能会指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其中同样包含国家的利益，因为它是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逻辑基础上建构的法律秩度体系；对于环境法来说，特别是生物安全立法，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研究和考察就应当走出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性利益范畴，而转向以全体社会成员利益为基准，人类利益关怀以及生态利益的实现和保护，所以这是更为宽泛范畴内的公益性释解。鉴于此，生物安全的社会公益性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深刻把握：（1）利益的整体性和普遍性。从公益性的利益范围维度来考察，生物安全主体中所关注的是社会成员集体利益、人类利益以及生态利益相整合的，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利益范畴；（2）利益主体的广泛性，生物安全中的公益性研究必须跳出传统以国家为界限的社会成员集合利益的藩篱，转而充分关注个人主体之外的其他主体的利益，包括人类、国家以及生态系统（包括生物）等。狭隘的社会观可能会使得我们对公共利益主体的理解囿于传统的社会理论观，但是正如学者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为社会关系时指出的那样，“社会是人化的自然与自然化的人的综合体，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点来看，利益主体同样也可以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联延伸至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以及对整个生态利益的关爱。而且在生态伦理学中，生态利益是一个高于人类利益的上位概念，因为我们无法将人类与生态系统完全分割开来，否则将不存在实质性的人类利益，抑或社会成员的集合利益和个体利益。
1、 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
转基因的生物安全主要是指现代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应用，特别是转基因生物活体释放到环境中以及进行跨国转移，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潜在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1）转基因生物的重组基因，打破了自然界物种的界限，进而打乱了生物进化的历程；（2）改变了生物的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能会遭到破坏；（3）转基因生物回归自然界后，会不会使种植区周围生物受到危害，会不会影响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4）重组微生物对某些化合物降解后所产生的中间物或最终产物，有的又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5）重组DNA进入水体、土壤后，将流向何方？存活多久？他们会不会与细菌杂交，出现对人类有害的、新的致病菌？现在已知DNA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留40万年；（6）转基因植物中，如含有对人体有害蛋白或过敏蛋白的花粉，有可能通过蜜蜂采集进入蜂蜜中，最后再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转基因生物的潜在风险首先突出地体现在通过对转基因生物本身的基因转变或修饰而对生物内部组成结构、生物特性、生物机能等诸多方面产生的根本性演变，进而影响该生物所赖以生存的其它生物要素和自然生态环境，将其新产生的某种基因特性释放到他原有的生态环境中去，构成对原生态环境的冲击和影响，并在时间的长度上修饰和更改原有的生态系统，从而使得原有生态系统中的各自然生态要素的生存环境和能量交换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最终对人的生存健康产生重大的、不可预见的重大影响。由此可见，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就是在生物安全风险的基础上衍生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突出强调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共风险性的充分认识基础上展开对其公益性的影响研究和对策研究，具体探讨生物安全公共影响的深度、广度，以及针对转基因生物安全公共风险的防范对策、制度构建、规范设定性的研究。
从目前来看，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主要集中在对转基因生物的生态安全性研究和健康安全型研究两个方面。所谓生态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对任何以生态为单位的安全所构成风险的对策性研究，突出的表现为对以“基因污染”、“基因漂流”和“基因逃逸”等为核心的风险防范研究，从而确保生态环境的自然特性和安全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安全”不是一个非常狭隘的概念诠释，而是包括人类的生存安全和健康安全在内的，有关生物本身的安全、生物种群的安全、生态群落的安全以及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健康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健康所带来的潜在威胁的对策性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人类个体的生命健康、人类生活群体的健康安全、人类社会的健康安全，以及人类社会代际之间的平衡与安全。
2、 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公益性拓展
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的核心要素，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缺少的或不能替代的伙伴与资源。作为自然资源中最重要的活的资源就是生物多样性，或者简称为生物资源，也像任何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一样，具有它自身的特征价值，主要体现为有限性、多用途性、可更新性、区域性、可变性和计量的困难性。所谓有限性是指生物资源是有边界条件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能无限地供给；所谓稀缺性是指由于人类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生物资源本身的边界条件和有限性决定的资源稀缺性；所谓多用途性是指生物资源及其以生物多样性为骨架和主干组成的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与用途几乎是全方位的，在不同的资源搭配和能量循环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和用途；所谓可更新性是指生物资源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繁衍性、自我恢复性和可再生性，但是可更新性具有明显地边界特性，因此受到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人类对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均不能超过资源本身的可更新能力；所谓区域性，是指生物资源和生物物种的分布带有明显的区域和地理位置特点，根据区域的水热条件、气候因素等，表现出突出的地带性和区域性，在地理区域的共轭性与相似性的基础上，又明显地表现出区域分异规律，即在同化前提下又显著表征为异化现象；所谓可变性是指生物多样性及其相应的生态系统在开放的不平衡条件下不断地同外界交换物质与转移能量，在不断耗散的前提条件与进程中，形成有序地自组织的耗散结构，在相对的临界平衡状态或混沌状态下不断地推陈出新，辩证地前进，其结果可能表现为生物资源的再生、恢复、扩张、萎缩、衰减、退化或消失等；所谓计量的困难性是指生物资源的公共产品属性、不确定性、条件参数的可变性决定了对其量化的困难性特征。
对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保护，其社会公共利益属性重点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共同体优良生存环境的保护和对生态系统保持平衡两个方面：（1）生物多样性是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基础，人类的生命维持资源、生活资源、健康资源、财富资源等均来自生态环境，其多样性决定了人类需求的多样性，任何多样性的丧失最终构成对人类生存的威胁；（2）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创造优良生存环境需求的基本要素；从局部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多样性有利于涵养水源、巩固堤岸、降低洪峰、防止土壤侵蚀和退化等；从全局看，它有利于维持地球表层的水循环和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利于维持生物与生物之间的能量循环和守恒，从而确保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性。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发展和质量保持将从根本上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公共利益属性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当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或削弱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危害时，法律的规制和救济是非常必要的，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生物多样性立法供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 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社会共益性
相对于一个生态系统而言，外来物种入侵是由原来天然存在的区域性生态系统中并没有某个物种存在，该物种借助于人类活动、自然因素或其他途径和因素越过不能逾越的空间障碍而进入新的生存环境和生态系统之中，从而给新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等造成一定影响。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外来物种入侵现象主要是通过自然的传播、人类携带、有意引进等多种方式进行，其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即生态系统危害和人类健康危害，共同构成了对环境法学上“公共利益”的威胁与挑战。
在生态系统方面，外来物种入侵给其他物种造成广泛冲击，入侵物种通过适应性进化能在定居建群后迅速繁衍，在竞争中夺取必要的营养和生存空间，创建了自身的竞争优势，造成本地其他物种的减少甚至灭绝；这种竞争一般称之为“似然竞争”（apparent competition），包括占据生态位的竞争和威胁本土物种生存；另外入侵物种还存在化感作用，入侵植物通过向外释放一些化学物质，影响、抑制或刺激临近植物的生长与发育，从而对生物多样性构成极大威胁；此外，入侵物种还会在物种遗传方面造成物种侵蚀，是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丧失，出现某些物种的濒危和灭绝。就中国而言，我们国家遭受的外来物种入侵威胁主要体现在：（1）生物多样性丧失；（2）破坏景观生态的自然性与完整性；（3）竞争并占本地物种生态为，使本地物种失去生存空间；（4）危害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②
在人类健康方面，外来物种入侵在给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同时，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安全。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物种和要素，与其他物种之间长期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系统环境，但外来物种的入侵给其他生物物种构成危害的同时，同样也威胁到人类物种的健康与安全。一方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遗传多样性的丧失直接给本地居住人口的生存环境构成极大影响；另一方面外来物种入侵也在很大成多上侵占了人类的生活领地和居住范围，最近报道的红蚁等外来物种已经严重侵害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有的外来物种已经将原来居民的劳作产所侵占殆尽；第三，最为严重的是，外来物种群侵害会造成人类的疾病，使原来深藏于自然生态环境中幽秘之处的某些病毒可能被激活报复或侵袭人类，如“第Ⅳ级病毒”，特别是1976年在扎伊尔、苏丹等地出现的埃博拉病毒和拉沙病毒就是最恶劣的事例。③除此以外，由动物传给人类的疾病种类也很多，如拟杆菌署和丝杆菌属感染；炭疽；鼠疫、沙门菌；SARS；禽流感病毒等。
通过对转基因的生物安全、生物多样性和外来物种入侵防护的公益性探讨来看，其共同的目标都在于对生态系统安全、人类的生存健康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公益性之所以与一般的公益性探究有所不同就在于，其间增添了对生态利益、生态安全、生态正义等价值观的考虑，丰富了公共利益的内涵，从而为生态安全立法的逻辑基础增加了更多的理论积淀，也为其价值目标的确定和立法本位的探寻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四、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给需求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有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员（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在社会的上层建筑中，同样也存在着市场，以市场的秉性和模式运行。作为维护社会安定、秩序的法律制度当然也可以设定为像市场一样的运行模式和理论，存在着供给和需求的变换统一。任何一种法律都依存于供求双方的交换才得以成为法律产品，因为它也具有社会有用性和使用价值，但同时由于法律的公共属性，决定其在市场产品属性上有别于经济学中的私人物品，而凸现公共产品的特点。除此以外，法律市场在主体和效率方面与一般的经济市场存在明显的差别和特性，法律市场的供给者主要为国家，其消费需求者体现为广大民众，法律市场的立法产品、执法产品、司法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供给者都是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因此享有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垄断权；正是因为国家机关对法律市场的垄断才造就了法律市场的低效率。但法律市场的上述特性不能根本改变其与经济市场在运行模式和构成要素上的统一性，即当前的法律制度不能有效满足社会稳定和秩序要求，不能保证广大民众的多数需求时，亦不能有效满足国家机关的统治意愿和利益时，法律的需求应然而生，国家为了继续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和统治利益，保障社会整体的利益、安全和秩序，弥补法律供给之不足，通过立法等法律供给措施满足社会法律需求；此外，在法律供给中，法律生产要素资源的稀缺性，是制约供给能力的根本原因，法律供给能力的大小取决于法律生产要素的状况和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及资源配置状况两个方面，其中法律技术、法律工作者素质的提高、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都会扩大法律的供给能力。
（一）供给需求理论的法律延伸
经济学中的供给与需求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市场的运作原理，通过供给与需求的力量互补和相互作用，产生均衡的价格和均衡的数量，从而达成市场均衡。市场均衡发生在供给和需求力量达到平衡的价格和数量的点上。任何市场的非均衡态都决定了供给和需求的重新组合和排序，或增加供给，或减少需求。供给和需求的博弈永远处在均衡的此消彼长过程之中，在需求增加的情形下，需求和供给的非均衡决定了相应供给的增加。
在非经济的法律市场中，同样存在着供给需求的均衡解。当法律的供给成一定的稳定态势时，即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较为稳定的状态下，法律市场的均衡将主要取决于法律需求。法律需求决定了法律供给和法律市场的发展状况。但法律需求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和约束。
第一、 法律市场均衡与法律需求。所谓的法律市场，实际上是按照一般的市场要素和运行规律所拟制出来的以法律作为交易客体和核心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法律市场的基本构成及其变换趋势同样依赖于市场主体双方的博弈，以及由此产生的价格因素，亦即在法律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因法律的供给和需求所产生的类市场环境。按照市场运行规律来看，相对稳定的市场在供给和需求方面基本持衡，市场的均衡态就要求市场主体双方在供给和需求上的相对均衡，任何一方发生变化，都会形成供给和需求的非均衡博弈，从而引发市场波动，通过供给增加或需求削减的方式再次达到均衡。就法律市场而言，国家或政府作为法律供给方，应当及时对市场的法律需求状态作出评估和回应，从而满足法律市场的要求，达到法律供给需求状态的均衡。法律的市场供给主要取决于法律制度约束、法律价格因素以及法律物质技术等要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现行宪法的规范范围内，根据当前市场的守法成本和违法成本的差别比较，以及立法、执法和司法技术等相关因素，决定是否在现行法律体系范围内增加或修订法律，从而更大程度地满足法律市场的需求。其中法律的价格因素客观地体现为拟供给法律的效用范围，如果其效用范围广，需求者的权益内容和范围会基于该法律的供给得到更大程度的确认或保护，从而形成守法的受益范围大于违法的潜在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供给就成为必要。
第二、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与法律需求。所谓需求，主要有两个方面构成，一是需求主体对某种客体的愿望和欲望，一是该主体具有购买产品的支付能力。法律需求的产生同样具有一般需求的内在要求，其支付能力主要体现为市场主体对国家机关法律活动的支付能力，执法、司法机关对立法活动的支付能力。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强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法律市场主体对自身权益、集体权益的认知程度，认知程度越高，就更大程度上决定了相应法律供给的需求度和必要性。也就是说，法律市场主体，特别是法律需求者对自身和集体权益保护的认识程度愈深，其相应的法律意识愈强，对能够更大范围内保障其权益的法律需求愈大，法律的供给市场应运而生，从而相应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措施成为法律市场的必然。
第三、法律价值与法律需求。
人们对法律的需求根源于法律的价值（秩序、自由、正义、效率），而法律的供给，仅仅是确立并实现法律的价值的过程。政府并不能直接供给法律的价值，如秩序和效率，而是通过提供法律，通过提供立法、执法、司法活动来间接满足人们的终极需求。法律的这种工具属性，表明了国家机关仅能供给中间产品——法律，而不能供给最终产品——正义、效率等法律的价值和社会目标。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探究立法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法律供给能否在法律的运作过程中实现对法律需求的满足，确认、维护或保障应当保障的权益，防范或者遏制权益侵害、受损风险的产生。也就是说，立法的供给必须能够明确确定拟供给法律的价值目标和立法宗旨，从价值目标上可以归顺法律供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四、法律市场利益与法律需求。市场运作的机理在于交易双方或供给双方的利益交换或互补，法律需求的产生必然归因于某种潜在利益的驱动，期望通过法律供给达到确认、维护和保障权益的目标。鉴于法律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其供给和需求必然要在基本利益取向上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和意愿。当某一种利益目标变成大多数人的利益指向，相应保护改种权益的法律规范的需求就应运而生，这种法律需求会打破原有的法律市场均衡，从而引发了法律市场的非均衡态，非均衡态向均衡态的发展就依靠保障该群体利益需求的法律供给与以相对应，从而最终实现立法。
（二）生物安全立法的供求逻辑
法律需求属于制度需求的范畴，是一种将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设计，虽然其供求逻辑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下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供给和需求的逻辑发展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不仅是一种非市场需求，而且是一种非物质商品的需求。法律需求根源于需求主体对某种“潜在利益”的期望和追求，是一种在已有的法律制度安排中无法实现和获取的利益。生物安全的立法需求源发于主体对保障生物安全利益的期望，从当前的法律结构体系和制度体系来看，该种利益期盼是无法予以满足的。
上述的制度经济学的立法阐释，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说明生物安全立法的立法逻辑：
（1） 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广泛。一般来说，法律需求的主体就是法律需要保护的利益主体，它既可能是一般的市场主体，也可能是国家政府，也可能是社会公众。生物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转基因安全风险、生物多样丧失风险以及外来物种入侵风险等统一构成了生物安全立法的风险体系和利益保护对象。在上述风险和利益保护的释解当中，基于对自身生命健康利益和人类世代延续的利益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主要体现为一般公众；基于对整体社会安全和秩序利益的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又将体现为国家及其政府；基于对生态系统安全利益诉求的视角，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主体甚至可以，也有必要突破原有的法律主体观念，转而确认并保护动植物，乃至生态系统的生存和安全利益。
（2） 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一般不能完全在实现的规范体系中得以体现，其潜在性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法律制度所建构的利益体系的非完整性。正是因为“潜在利益”的存在，构成了法律制度体系发展的牵动力，形成一个相对稳定，但又不断地在“需求-供给”中发展的运动模式。
从生物安全本身来看，安全的主体范围非常明确，一切可以归属为生物学中的生物范畴的主体都应当在生物安全法律中得以体现，并由特定的“潜在利益”与之相对应。根据生物安全法律主体的广泛性，需要通过法律保护的“潜在利益”至少包括一般公众的生命健康利益，国家政府的安全与稳定利益，一切生物体的生存利益和相互间均衡利益，以及生态系统本身的安全利益。
（3） 现实法律制度安排和规范体系尚无法满足上述“潜在利益”。建立在传统法律理论体系上的法律制度安排缺少也很难对生物安全利益提供应有的风险防范机制和保护机制：首先，生物科技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所带来的风险只是在20世纪末期才真正被人们发现和认识，科技的两面性和吊诡性只有在科学技术知识较为普及的情景下，才能被广大公众所知晓。科技发展所隐含的生物安全问题、生命健康问题、生态伦理问题等作为一种潜在的或现实的社会问题时，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才真正上升为多数人的社会风险意识。风险是一个与利益相比对的概念，它意味着主体的某类利益正在或将要被侵蚀或剥夺，当一种风险演化为一种群体性、社会性的风险意识时，相关的风险防范措施必须在整体上予以采纳或建构。法律作为一种规则和规范体系，预设人们的行为模式和行为结果，从而在制度层面上提供了一个可知悉、可预见、可防范、可制裁的规范模式，从而加快了主体的立法诉求，也推动了权力机关的立法供给。其次，现有的法律制度设计和安排都是建立在对人类自身利益的确认和保护之上，法律主体的范围也很难突破对自然人或法律拟制主体的传统认知，相应地法律的利益主体和权利主体也很难突破传统之囿。然而，就生态系统而言，彰显人类利益和智慧的科技现代化正是成就当前生物乃至生态系统风险的主要因素，现代化的反身性深刻地印证了至高无上的人类利益的局限性和短视性，也从风险的角度提出了将人类利益与生物利益、生态利益相融合的利益取向和规范模式。但就目前的规范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来看，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谱系（包括人类利益、生物利益和生态利益）仍然任重道远。
五、立法必要性下的制度安排
工业文明，特别是以生物技术发展为代表的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不确定的生物科技和科学技术本身隐含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必须在原有的法律秩序体系框架内重新建立并发展生物安全法律体系和由此产生的秩序体系。此外，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分析认为，生物安全立法的逻辑基础在于，生物安全的社会公共性强烈呼唤并要求在法律秩序下重新建构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谱系，将人类安全利益与生物安全利益以及生态安全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将人类的发展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相互联结，在利益层面确立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果我们将法律规范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放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下加以考察，法律需求和法律供给的辩证统一，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体系的均衡给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设定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论基础。
篇9
关键词：生命周期评价；水足迹；气候变化；土地利用
Environmental Footprint of Meat and Meat Products
Jo?l AUBIN
（Rennes Center， French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gricultural Research， Rennes 35042， France）
Abstract： Animal products are at the heart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of agriculture. Their global impacts on land use， biodiversity， water use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re singled out. The application of life cycle assessment for the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specially meat products has changed the perception of their environmental impacts， providing a broader view of the production system and a multi-criteria evaluation. While the impacts of livestock are better known， the assessment methods remain to be stabilized. A common approach and data bases for the entire meat product chain remain to be developed， to better assess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sumption of meat products.
Key words： life cycle analysis； water footprint； climate change； land use
中图分类号：S98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123（2015）02-0010-05
doi： 10.7506/rlyj1001-8123-201502003
通常认为肉类产品生产对环境有较大影响。这些影响具体指哪些方面？如何来评价其对环境的影响呢？针对世界人口（在21世纪中叶）将增加到90亿 人这个预测，一个实质性的问题被多次提起：地球到底有没有足够的空间来承载这么多人口，并提供足够的食物养活他们？Rockstr?m等[1]指出，地球再也无法承受如此大的环境压力，如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破坏和氮循环等问题。它们影响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机能，并加剧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自1997年《京都议定书》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达成共识以来，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问题得到广泛关注。然而，这些概括性的了解还是忽略了地区的差异性，因为各不同地区间无论是人口的发展程度，还是环境受影响的类型和程度，都存在较大差异。这个差异性要求可持续发展必须在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间保持一定的平衡，并且要考虑社会因素和经济学因素，而不只是环境因素。食物生产活动是影响人类环境足迹的一个关键因素，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影响。一般来说，人口的增长会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饮食结构的改变和对肉类消费需求的增长[2]。就全球范围来说，不同畜牧业在肉类产业中的比重各不相同。2010年，反刍动物产肉量占总产肉量的29%[3]、猪肉占37%、禽肉占24%[4]。各个产业的发展情况也不平衡：牛和小反刍动物在2006―2050年间产肉量增长幅度不大，预计每年为1.2%和1.5%[3]；而猪肉和禽肉在2005―2030年间产量的预计增长幅度很大，分别为32%和61%[4]。因此，在讨论环境问题时，很有必要讨论一下食物产业，尤其是畜牧养殖和肉产品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并了解如何评价这些产品的环境足迹。本文第一部分介绍环境影响评价方法的要点以及最近的研究观点；第二部分讨论了畜牧生产活动对环境的重要性。
1 方 法
1.1 定义研究（农业生产体系）的目标和范围
生命周期评价法的应用，使畜牧生产体系范围的定义发生了很大程度的改变，分析过程加入了区域生产活动对全球范围的影响（如气候变化）以及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例如，南美洲的大豆生产对其他地区带来的影响。这一对生产体系的新定义使参与环境评价的评估人员的观点发生了巨大改变，它将一个全球性体系的不同组分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多个生态系统相互关联[5]。这个概念对于一些地域性从业人员来说较难理解，因为他们只关注其所在地区现阶段的问题，而很少关注其他地域或未来将面对的问题。
食物生产体系的另一个边界是农业生产的下游产业。许多关于环境问题的研究止于产品从农场运出时，即只计算1 kg活体动物在离开农场时对环境的影响。而之后的运输、屠宰、分割、加工等环节很少被计入评价体系，因为与之相关的信息较难获得，特别是加工阶段的信息常作为加工业的机密而受到保护。另外，副产品的价值利用以及产品出厂后的配送、销售、备餐和食用等环节，也都构成影响环境的关键因素。除此之外，在备餐和食用等环节中对包装和保质期的选择，以及其他后勤相关因素和废物处理环节，也都影响产品的环境足迹。整个食品产业链通常会产生30%的资源浪费[6]。肉类产品的浪费对环境的影响到底如何？它们对法国畜牧业环境足迹的影响具体有多大呢？
环境影响评价也涉及一个功能单位的定义，即要确定环境影响的计算是基于什么样的基础。这个功能单位与生产体系的定义相关，如1t出栏的活体家畜、屠宰后的胴体或者是售出的成品肉。这个概念相当重要，因为它为研究对象的功能评估提供了参考依据。在农业领域，对土地的规划和管理是生产活动的关键，所以按农场面积（hm2）来计算环境影响就很有意义。比如，把传统农业体系和粗放或有机农业体系的环境影响进行比较研究时，如果选取不同的功能单位，比较结果也会不同。由于肉类产品是高营养物质，以蛋白质（kg）或能量（kJ）为单位来计算环境影响，也是可能的选择，只是目前还没有推广的方法。这是因为，肉类产品营养功能较为复杂，对其功能单位的定义才刚刚起步。尽管如此，已经有少量研究开始尝试往这个方向发展[7]。另外，产品的“享受功能”对于食品来说也是至关重要，但它也同样难以量化，不易转化为功能单位。
弄清楚环境影响评价的目标非常重要，因为目标不同，评价的形式也各不相同（有时还很含糊）。本文将目标分为以下几类：1）认知产品，对具体情况作一个清点；2）用于制定决策，即要指导实践技术的改进；3）用于交流，即对（产业内）狭义或广义的对象进行宣传（如法国食品包装方面对该食品环境足迹的标注）。
通过确定分析目标，可以引出对研究步骤和初始数据质量的具体要求，并决定评价结果是否可以经适度调整后应用到其他情况。
1.2 建立生产体系各项资源消耗和环境排放的清单
评价环境影响需要掌握大量信息，这涉及到清单分析这个步骤。首先，在产地和加工地收集的信息（实景数据）可以确定生产体系的功能、产品的性质和产量以及投入品和排放物。这些信息随后被转换为各种对环境有潜在影响的物质（通常为化学分子）清单。考虑到数据库的数量、被研究体系的复杂性以及地理分支等因素，数据库一定要提供符合该生产体系背景的相关信息，如运输、能量和原料生产的环境影响数据（背景数据）。对于农业生产排污来说，直接在产地测量各组分对土壤、空气和水的污染物质排放量难度太大。因此，需要利用可靠的数据或数学模型来评估畜牧生产排污的去向和终产物。在如何确立数据和数学模型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对于农业生产环境影响的评价非常关键[8]。因此，需要投入更大的精力建立数据库，特别是饲料投入数据库的建立，以确定数据的质量（如数据的不确定性）和其有效应用的范围（包括地域范围和时间范围）。
科学家和农业环境工作者在一些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共识[9]。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肉类加工产生的副产品的环境影响评价。这其中的关键是要将总的环境影响份额分配给各个产品。例如，在一个农场中生产的乳或肉，或屠宰分割环节的其他中间产品（如瘦肉、肥肉、内脏、骨头、皮等），由于其销售和价值转换路径各不相同，它们对总体环境的影响贡献程度也各不相同。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建议将分配规则进行一下分级排序[10]。第1级是构建生产体系并明确功能单位，以便尽量避免使用分配规则（如生产体系的扩展）；第2级是基于物理规律决定相似副产品间的关联；第3级是利用其他规律，如经济规律来决定分配。鉴于农业体系的复杂性和副产品的多样性，Cederberg等[11]提出的体系扩展方法很难在实际生产中应用。表1总结了分配环境影响的各种方法。
根据经济规律或基于产品质量及其组成（如干物质量）来分配不同类型的环境影响，其结果往往会出现巨大偏差。当利用经济规律时，经济价值高的产品所负担的环境影响也更大。然而，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共识。在乳品行业中，尽管国际奶业协会[14]的指导标准和法国环境与能源控制署的ARIBALYSE项目[16]都提倡采用生物物理学分配方法，但大部分研究工作和国际生产规范[17-18]还是主要应用经济学分配方法。
1.3 评价环境的影响
这一步骤主要是将生产过程中对环境有潜在影响的排放物（即清单分析）转换为与特定环境问题（如气候变化）相关的指标。人们通常引入一个特征化因子，将不同排放物的影响和特定的参考指标联系起来（如使用二氧化碳度量对应气候变化的排放物）。然后再根据不同的分析方法确定一个环境指标，如利用碳足迹表示气候变化的影响，或者确定多个环境指标如采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或者将多个指标综合为一个指标，如生态足迹。生命周期评价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可以整合多个环境指标。这个多重指标可以展现研究对象更广泛的环境影响，并体现潜在的环境影响的转移：如在改善一个问题的同时恶化另一个问题，例如处理粪便以减少水体富营养化的过程，但却增加了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等。生命周期评价中的指标可以划分为两类：与问题相关的指标（如水体富营养化）和与危害程度相关的指标，如对人体健康的危害，而后者通常是前者的综合结果。与问题相关的指标在农业环境问题上的运用比较普遍。数量众多的指标可以涵盖多样的环境问题。de Vries等[9]指出，畜牧业所导致的环境问题主要涉及气候变化、水体富营养化、酸化、土地和能源利用等方面。关于畜牧环境问题的研究也涵盖了水资源利用、水和土地污染、土地利用变化等方面，但其评价方式并不一致。另外，生物多样性也是畜牧生产环境问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但这方面的相关理论还不够一致。
2 畜牧生产环境问题的重要性
关于肉类产品环境影响数据的收集难度还比较大。但越来越多畜牧产品的环境影响已经得到认识，如AGRIBALYSE 项目的研究结果（表2）[16]。《畜牧业的长期阴影（Livestock’s long shadow）》一书[19]引起了对畜牧业环境问题的广泛讨论。报告指出畜牧生产越来越集约化，其中对4个领域的影响尤为突出：即气候、水、土地资源利用和生物多样性。
2.1 气候
畜牧生产的温室气体排放曾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最近的数据显示，来源于畜牧生产排放的温室气体相当于71亿 t二氧化碳当量，占人类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4.5%[20]。其中排放量最高的是反刍动物，特别是肉牛和奶牛，分别占41%和20%，而猪和禽类（肉和蛋）只占9%和8%。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报告将全球范围温室气体的排放归纳为两大类（表3）：第1类是牛肉生产，主要是胃肠道甲烷的排放（42.6%）、饲料生产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包括施肥（35.5%）、土地利用情况的变化（主要是毁林放牧和毁林种植大豆，占15.5%）[3]；第2类是猪和禽类生产，主要是在饲料生产环节（分别占60.3%和74.4%），然后是大豆的生产和动物粪便排放（分别占27.4%和11.3%）[4]。
牛的胃肠道甲烷排放占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比例最高，其次是精饲料生产（针对所有动物）。但这个概括的结论忽略了畜牧体系的多样化，包括气候条件和饲料资源利用的多样化。因此，要通过分析两个关键因素来细化结果：即分析动物对饲料的转化效率和影响饲料转化效率的饲料品质。这两个因素同样对牛胃肠道甲烷的排放量产生影响。例如，传统粗放型的放牧生产体系生产每千克肉的平均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对较高。但是这种类型的生产体系包含草场的维护，即涉及了牧草对碳的储存。由于没有统一的评价方法，放牧管理引起土壤对碳的储存和排放并未被考虑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报告中。据Gerber等[20]估计，全世界草场的碳储存相当于6亿 t碳当量。这一研究在西欧国家的模拟得出草场碳储存可以抵消反刍动物温室气体排放的5%。但该报告同时也指出其结论的不确定性很高。
2.2 水
在地球上，水资源的保护至关重要。畜牧生产活动对水资源的利用问题要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讨论。Hoekstra[21]提出了表达水资源利用的指标和水足迹的概念。她将水分为3 类：1）蓝水：地表水和地下水；2）绿水：雨水和土壤中可蒸发的结合水；3）灰水：用于将污染物稀释至无害程度所需的虚拟水量。生命周期分析法主要考虑了蓝水的消耗量，已不能再当作同一级别水作为其他用途为准来计算。最近的研究也将水的稀缺程度纳入考虑，这样可以结合水的稀缺度和水资源的利用情况。生命周期评价法对水质的评价主要基于富营养化或水污染程度等影响指标。对于量的评价主要是对饮用水的直接影响，其次是与种植用水相关的间接影响，如灌溉、蒸发等因素。另外还要计算屠宰和加工环节的水消耗量。针对这个问题，文献中的数据差异较大，而分析方法往往不够系统和清晰。Corson等[22]认为，每生产1 kg牛肉在畜牧养殖阶段的水消耗量为12 000～43 000 L之间，而Pimentel等[23]则认为是 200 000 L；生产1 kg猪肉是4 856～6 000 L，鸡肉是3 500～4 325L。由此可见，水足迹的评价方法还不完善，同时，各种新的方法不断被提出（如ISO 14046、UNEP/SETAC Life Cycle Initiative、Water Footprint Network等）。畜牧生产区域的水质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首先是营养物的排放，特别是氮和磷的排放。通过质量平衡方法得出的结果显示，陆生动物对氮和磷的吸收有限（仅22%～40%）。因此，即便在施用农家肥时做了很大努力，很大一部分污染物质还是排放到了生态系统（特别是水）中[19]。根据养殖场密度、养殖管理方法、粪便处理和土地的接纳能力不同，污染物进入水中的量也有差异。排污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可能是暂时和短暂的，也可能是循环往复的（如绿藻泛滥）。这些现象可导致急性污染（如氨污染）或慢性污染（如富营养化）。另外，水污染问题还包括滥用抗生素产生的抗药性风险、兽药（特别是抗寄生虫药）、重金属元素（铜、锌等）的迁移，甚至是将病原体传播到野生动物以及人类的风险。所有这些因素，目前只有分散的评估方法，而没有完整和有效的评价指标。总的来说，畜牧业对水的污染是一个直接或间接的重要环境问题，但其评价方法还有待改善。
2.3 生物多样性和土地利用
测定畜牧生产体系的生物多样性和制定土地应用的综合评价指标，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而且对科学界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由于生物多样性本身涵盖的领域很广，小到基因，大到生态系统，都包括在内，使评价的难度倍增。目前有一些用于评价草场放牧的植物和动物多样性的指标[24-25]，但也只限于草场这个特定的生态环境。有学者也尝试过利用生命周期评价法来评估生物的多样性[26-27]，但这些方法还存在一定的争议。并且除了物种减少以外的其他指标都没有纳入考虑外，在系统范围内的应用难度也很大。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畜牧生产活动对生态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很严重[19]。这是各种排污所导致的综合结果：即气候变化、酸化、富营养化、水体和土壤遭有毒和病原物质的污染，以及由空间或环境管理不善导致的破坏等。另一份研究则持相反观点，认为在草场上放牧对草场的维护和生物多样性的维持起会积极作用[28]。畜牧生产是农业生产各领域中占用土地面积最广的产业，78%的土地都被用于畜牧生产，其中33%的土地用于集约化种植[19]。由此可见，畜牧产品消费需求的增长是影响土地利用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开发，如将热带森林开垦为草原或农田，特别是用于种植大豆用以生产饲料。直接生产食物和生物能源的土地资源不足和维持生物多样性的要求，都使得畜牧生产用地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对于畜牧生产模式的选择也没有统一观点，即到底应该提倡粗放型生产来保持生物多样性，还是应该发展集约型生产模式以腾出更多的受保护自然空间[29]？这些生产模式对地区和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又是怎样？
3 结 语
人们对畜牧环境足迹的了解越来越多，其相关的认知和评价方法还有待发展和完善。学术界和产业界在畜牧生产环境影响评价方法的选择和数据库的建立等方面，还需进一步达成共识，并共享相关信息，特别是肉类加工环节的信息还未公开。AGRIBALYSE项目丰富了人们对环境影响数据和评价方法的了解和掌握[16]。这都是技术和科研单位的集体工作的结晶。因此，要建立共享的评价测试和继续在整个生产链上改进环境影响评价方法，就应该继续倡导这种类型的合作。本文所做的总结，多数来自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基于全球背景研究得出的结果。这里提出的各种问题不容忽视。然而，畜牧产品生产的两个基本角色仍需重新审视：即畜牧产品的营养价值以及它们对农业用地机能的影响。一味地强调畜牧生产对环境的消极影响显然是不全面的。Mille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30]曾估算了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的贡献。如果把类似研究成果移植到农业生态系统，特别是与畜牧生产相关的农业生态系统中，将为生态农业的发展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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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园林绿化 可持续性 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
中图分类号:S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7(a)-0132-01
城市是人们生活聚居的场所,城市环境建设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球出现了城市化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加给环境的建设带来了环境污染,给城市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是城市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城市园林绿化是近年来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门,通过加强城市园林绿化来保护城市环境,从而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重点研究城市园林绿化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强调了城市园林绿化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1 城市园林绿化对城市环境资源的保护起着重要作用,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综合考虑城市园林绿化工作的实质以及管理部门的监管责任,城市园林绿化工作不仅仅要对城市原有的自然环境进行保护和改善,还要通过人工加强生态系统,建设模拟自然的生态园林,园林绿化可以归结为是通过人为工程实现对城市自然环境的再创造,是加强对园林花、草、树木的管理,实现自然空间的资源合理再生、扩大空间和持续利用。绿色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城市园林绿化的空间主要是自然空间,通过城市园林绿化,加强对城市自然空间的维护,其发展规模影响到城市结构的改善,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发展潜力和未来。
2 城市园林绿化可以保证城市生态效益的发挥,促进城市生态系统的发展
城市园林绿化在城市生态系统建设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城市园林绿化是现代城市建设衡量生态效益的重要标准。城市园林绿化所产生的综合效益可以共享于社会公众,可见城市园林绿化是城市发展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必将引起城市各领导和社会公众的重视。
3 城市园林绿地系统是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基地
城市园林绿地是通过人工作用对城市建设中受到破坏的自然植被等生物多样性进行恢复和挽救,这种城市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对城市自然系统的平衡起着重要作用。
另外,城市是自然、经济、社会、科学文化发展的中心,城市各项活动的开展都需要相互争夺城市空间,城市绿地等生态场所也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为了保护城市生态系统,我们呼吁城市建设决策者重视保护绿地,保护城市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绿地是生态平衡的宝库,加强城市园林建设、保护绿地才能促进生物物种的丰富,营养梯度级增多,使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过程更趋复杂和完善,促进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这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居民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4 城市园林绿化对城市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有着双重效益
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二者都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城市园林不仅能够优化城市环境,同时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艺术内涵,又是城市建设的基础行业,城市园林建设不仅仅可以优化环境,还可以增加城市的艺术文化建设,为人类生活服务。城市园林建设为人类社会创造环境的同时,还满足了文化、科学、艺术的融合与和谐,同时具备文化审美价值。集生态、环境、文化、艺术、科学于一体的园林建设充分体现人与环境的自然和社会性。因此,城市园林绿化建设不仅仅重视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人们身心健康,还要重视继承和弘扬我国的历史文化,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人们的文化、艺术水平,体现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使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全面提高。因此,城市园林绿化对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双重效益。
综上所述,城市园林绿化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今后的城市建设中,城市各部门从上到下必须重视城市绿化工程,城市园林绿化各相关部门必须加强管理,努力发挥其功能和效益,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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