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暴力的性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网络暴力的性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自公安部开展“断卡行动”以来，农业银行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针对银行卡及账户开立展开了全面风险排查。对涉案账户及可疑账户采取管控措施，对个人新开立银行账户采取了更为严格的客户身份识别，从根源上杜绝银行卡出租、出售、买卖等违规违法行为。最大程度的预防电信网络诈骗。主要采取的做法是：

一、加强员工培训，提高员工防范意识。利用晨夕会、案防会学习上级行关于电信网络诈骗相关文件，培训讲解各项细则，确保每一位员工都能快速识别可疑特征，无论办卡还是卡片启用，或者办理卡片挂失换卡等业务，尤其是要加大对异地人员、老年人、刚步入社会或在校大学生进行严格认真审核。将“八询问”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宁可少办卡，切勿开疑户。

二、加大宣导力度，树立客户风险意识。在客户开户过程中，主动做好风险提示引导工作，明确提示出租、出借、买卖银行账户面临的法律风险，要求客户阅读并签署公安机关下发的个人结算账户开立和使用风险承诺书。对出现个人客户信息存在疑问、受他人组织、分批集中开户、开户目的不明、按他人指令操作、含糊回答、拒绝签署风险提示书等情况的，拒绝办理开户业务。

三、加大审查力度，杜绝风险事件发生。在开户时，客服经理不仅要审核客户提供的各类证明文件，对于可疑人员要加大审核力度，必要时延长办卡时间，上门核实实际居住地或电话确认该单位是否存在该客户。多角度审核客户提供信息，确认客户真实意愿，联系方式信息是否本人使用；在存续期内，将开户一个月内的所有客户批量进行电话外呼确认是否本人使用，对于空号、关机等现象重点关注，必要时对账户进行管控待核实无误后方可解控或销户处理。

篇2

关键词:网络暴力;法治文化建设

一、人肉搜索与网络暴力

“人肉搜索”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用人工参与和相互交流来逐步提纯搜索内容、从而获得精密的搜索结果的一种信息提供机制，在促进言论自由、信息交流、舆论监督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目前随着微博等大型社交互动媒体的兴盛，人肉搜索被滥用的情况日益增剧，其所展现的负面效应已经远超过积极意义。这种狭义的“人肉搜索”初次发生在2001年的“微软某某某”事件，并在2006年的“虐猫事件”中展示了强大的威力并为人所熟知，随后的“铜须门”、“华南虎”等大规模人肉搜索事件不断发生，关于人肉搜索的争议也一直在持续着。支持者认为，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在网络上发言作答则是公民行使言论自由权最为方便、快捷的渠道之一，因此不应剥夺这种声音，而且还要给予其最大限度的保护。而反对者认为，由于没有完善的法律约束，人肉搜索很容易失控或变质，逐步演化成为网络暴力行为，成为一场“暴民的狂欢”，侵犯被搜索者的合法权益。“网络暴力”这一概念近年来被广泛讨论，但目前的研究大多从传播学、伦理学角度入手。从法学角度来看，这一概念涉及到多个法律部门，在此可将其概括成:网络暴力是指由数量不确定的网民发起与参与的，对于未知的或已知的人物与事件，以虚拟网络为平台，通过具有攻击性、煽动性的言辞对被害人精神造成严重持久的损害。具体表现为谴责、谩骂，编造并传播不实言论，擅自曝光被害人私人信息，对被害人进行电话、短信等方式的骚扰，以及其他严重侵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行为。是一种具有突发性与持续性，危害程度极高的非传统暴力行为。

二、网络暴力的消解与法治文化建设

网络暴力不仅造成了对公民网络隐私权的侵害，还违背了我国《民法通则》明文规定的公序良俗与禁止权利滥用这两项基本原则。网络暴力行为的本质在于没有把握好自由行使权利与不妨害他人合法权利之间的限度，并由于这种失衡导致了对整个互联网以及现实社会的不良影响。长此以往这种状态必然会对社会法律秩序造成极大的破坏，任其自由发展下去的后果将不堪设想。目前国际上处理网络暴力的模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行业自律模式，另一种则是以欧盟国家主导的立法规制模式。这两种模式都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应对网络暴力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应结合我国国情入手，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改治:

(一)加强对网络隐私权的立法保护。

迄今为止我国对于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尚未制定完整的法律规范，仅以条文的形式存在于一些行政法规之中。这些条文虽然明文规定保护公民网络隐私权，但对于如何界定以及如何具体进行保护都并未做进一步详细规定。网络隐私权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以及在网络环境中的基础地位，对其还应专门制定相关的特别法来进行进一步的保护。通过构建隐私权保护体系，对传统隐私权与网络隐私权进行双重保护，这样才能有效的填补我国关于这方面的立法空白现状。

(二)培养公民尊重隐私的法律意识。

首先，需要培养公民面对网络隐私权的自我保护意识。例如在网络活动或与陌生网友的聊天中不随意公开自己个人信息;注意甄别网站的信息保护程度，不在缺乏信誉度的网站上填写真实资料等。其次，需要培养公民对于他人网络隐私权的尊重意识。做到独立思考不盲从，在确认事实后再发表自己的观点，不、不轻信、不传播没有正式来源的消息，对于侵犯他人网络隐私权的言论及时指出并进行举报。

(三)发挥网络运营商监督管理作用。

网站与论坛是人肉搜索与网络暴力行为发生的背景平台，虽然运营商本身不一定是网络暴力的发起者，但对于任由人肉搜索愈演愈烈最终形成网络暴力，网络运营商难辞其咎。尽管目前从IP地址追踪发帖者的技术还尚未成熟，但加强网站的自律以及加强对网民发言的监督管理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人肉搜索极端化。具体可以在网站服务条款中规定，如果出现诽谤、侮辱性质的发言，网站有权在发现后及时、主动地删除相关信息，防止言论扩大。如有必要，信息流动量大的网站可以采取实名制的注册方式，对网民起到一定的提醒与震慑作用。

(四)开拓监督权、表达权行使途径。

目前我国公民行使行政监督权的途径少、渠道狭窄，表达程序较为复杂，民意的反馈程度不高。这些现状都打击着公民通过现实渠道参政议政的积极性，进而只能在网上对自己认为司法处理不公的人物或事件进行口诛笔伐。所以司法、行政机关都应与公民建立畅通良好的沟通机制，做到审判行政的公开透明化，充分提高公民对案件审判、政策执行的参与程度，形成公民与司法行政机关相互沟通、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和谐局面。在保障公民的监督权与表达权的同时，构建良好的互联网环境与社会秩序。

［参考文献］

篇3

论文关键词 人肉搜索 网络暴力 公民人格权 救赎

一、“人肉搜索”概述

“人肉搜索”是“猫扑（mop）”网首创的一种搜索方式，它是一种以提问回答方式搜集相关信息的网站。这一点和百度、谷歌等单纯利用计算机搜索技术搜索信息的模式存在本质区别。“人肉搜索”其实就是有人发帖提问，并用“猫扑”网上的虚拟货币（MP，“猫皮”）来奖励提供信息者的信息搜索方式。具体而言，就是在一个社区里面提出一个问题，由人工参与解答而非搜索引擎通过机器自动算法获得结果的搜索机制。通俗来说就是通过广聚五湖四海的网友力量，每个遇到困难的人提出问题，而有这方面知识或者线索的人就对其解答、分析，可以说是一种问答式搜索，是信息时代的“网络人民战争”。

“人肉搜索”属于多个主体实施的复合行为。一般情况下，“人肉搜索”的参与者包括搜索引擎提供者、跟帖者以及信息数据处理者。在“人肉搜索”过程中，各个主体都实施了独立行为。首先，发起人通过提问启动“人肉搜索”，把被搜索对象的某些线索公布于网络上并发动广大网民进行搜索以及提供相关线索；其次，广大网民参与搜索以及提供线索、分析整理相关线索，确定被搜索对象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身份以及相关信息；再次，网民把搜索结果公布于网络；最后，广大的网民对被搜索对象在网络上进行评论、谴责甚至在现实生活中进行骚扰、谩骂、恐吓以及人身攻击。作为网络服务提供商，或是为了追逐经济利益，主动整理、收集、“人肉搜索”相关信息，对“人肉搜索”行为大开方便之门；或是怠于履行自身的信息监督、过滤义务，致使被搜索对象的个人隐私在网络上被肆意公开和传播。

二、“人肉搜索”折射出的法律问题

“公民人格权”主要是指民事主体基于其法律人格而享有的、以人格利益为客体、为维护其独立人格所必需的权利。此处，因“人肉搜索”侵犯的公民人格权主要包括公民的隐私权和名誉权。

如果“人肉搜索”的对象锁定为某一道德谴责事件的主角，那么网友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对这一事件的主角了如指掌，其姓名、照片、地址、电话、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甚至配偶或父母的电话或工作单位无一例外地被公布于众，其信息的详细程度往往令人诧异。传统意义上的名誉权是公民在社会生活中被大众赋予的一种社会评价。而公众在评价他人之前会事先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被评价对象，通过掌握大量详实的信息后给予相关客观的评价。然而，“人肉搜索”情境下公众对某个人的认知往往是来自单一的网络媒体，其信息来源的单一性，评价群体的局限性，认知过程的盲目性等因素都会导致网络暴力的产生。这样的公众评价往往是不客观，不公正，不理智的，这实质上是对公民人格权的网络施暴和践踏。一些极端事件中甚至还出现了所谓的“网络通缉令”，已经失去理智的网民们对当事人进行网上声讨和追捕，甚至脱离网络虚拟世界波及到现实世界之中。以至于当事人慑于强大的心理压力与社会压力，给当事人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带去破坏性的影响。这些被人肉搜索的主角，他们在原先的正常生活处于平静的状态，就是因为其某一行为使得自身在网络上成为名誉受“侵害”的对象。针对“网络通缉令”首先我们就会质疑起合法性。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见的司法通缉令都是公安机关通过必要的司法程序实施的，其手段的合法性是不容质疑的。相形之下，“网络通缉令”则十分禁不住推敲。由于它是由网民发起的，其合法性并没有相关的制度和程序予以保证。无论恶意或者过失的“人肉搜索”行为都可能因网络道德审判造成相对人的社会评价降低。因此“人肉搜索”引发的网络暴力经常会不可避免的侵害公民的名誉权。

事实上，在“人肉搜索”最终演变为网络暴力以后，公民人格权与公众知情权以及言论自由权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法律权利的边界是他人的自由。当公众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冲破了法律所容忍的界限，二者必然会引发对他人人格权，更确切地说是对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的侵犯。当人们徜徉于网络世界时，其言论自由权和知悉真情权往往是缺少自控和他控的。正是由于网络提供给人们这样一个极度自由的虚拟空间，使人们可以获得在现实世界无法得到的“随心所欲”和“畅所欲言”，以至于公众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被人们的好奇心和好胜心滥用，最终突破了法律的底线，侵害了其他公民的隐私权和名誉权。所以，在当下依靠法律的相关规定来合理地限制公众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我国现有法律对公民人格权的立法保护是事与愿违的，这集中体现在我国法律在保护的公民人格权方面缺少系统完整的法律体系，缺少高位阶的法律依据，缺少行之有效的具体规则。

三、“人肉搜索”的法律救赎

（一）完善《侵权责任法》条款，制定和颁布个人网络信息保护的专门法律

我国现行法律并无明确规定隐私权的典型条款。尽管《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及《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均有所涉及，但条文仅就公布宣扬他人隐私，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虽然这些规定使隐私权初见于成文法律，但距离公众预期的隐私权保护还有相当之遥。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对隐私权的保护有两种模式：一是直接保护方式，即对侵害隐私权的行为直接认定为侵害隐私权的侵权行为，责令侵权行为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二是间接保护方式，即对于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不是直接定为侵害隐私权的侵权行为，而是认定为其他类似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对名誉权做了扩张解释，将隐私权纳入名誉权的保护范畴。因而，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属于间接保护。本人认为，对“人肉搜索”中的隐私权应采取直接保护模式，即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进行明确的保护。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然而，《侵权责任法》是否能在现实网络社会起到公众预期的作用，有待商榷。本人认为，我国应单独制定一系列规范网络行为，防止网络暴力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侵权责任法》等单行法。

（二）对“人肉搜索”侵权主体的责任认定

进行“人肉搜索”的网民分为三类：第一类属于主动的侵犯他人隐私权，侵害他人的私人信息、人格权、名誉权、肖像权等。在“人肉搜索的”案例中，这种人往往充当组织者身份，教唆或者挑起他人加入侵害他人人格权。因此在法院审判时，此类网民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当一起案件由于参与的网民数量庞大、无法全部查明时，只要能够找到这类网民的发起者，责令其承担全部的侵权责任，对受害人的保护就能起到实质作用。第二类是被害人熟悉的人或者生活在被害人周围的人。他们掌握着被害人的个人信息或者其他隐私。这些人未经被害人的同意和许可，把被害人的个人信息暴露在网上。法律应当责令此类网民承担与其行为过错相适应的侵权责任。第三类是行为人在网络上看到了已经分散被公布的信息，他们从事整理工作。他们去各大网站，将点滴信息进行整理、总结和删选，从而将得到的受害人个人信息和隐私等内容集中在“人肉搜索”网页。虽然这类网民只是利用了网络上已经公开的信息，但由于其行为具有侵害他人个人信息、隐私等人格权性质，同样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我们不可以一刀切的否定“人肉搜索”的积极作用，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否定所有“人肉搜索”参与者。法律最终要约束甚至是制裁的只能是那些非理性的参与者。正是这些人将“人肉搜索”演变为网络暴力，通过网络的巨大作用恣意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等合法权益，最终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造成网络暴力之殇。

（三）实行网络实名制

在人肉搜索当中，当个人的隐私信息被人在网上披露后会出现很多跟帖的人，这里包括提供被搜索真实信息的人，提供虚假信息的人以及纯粹跟帖看热闹发表自己意见的人。正是由于这些人的交叉存在，如何去管理规范发帖者变成了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

虽然当今是网络信息时代，网络社会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但是，要适当限制公民在网络社会的言论自由，不能发表一些毫无理论和事实依据的虚假信息或言论。每个人都享有言论自由，但自由是相对的，言论自由的边界是他人的合法权益。同样，在网络上发表言论的底线就是不能侵犯他人合法权权益。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互联网基础管理制度。具体表现：第一，规范域名、IP地址和登记备案、接入服务管理。第二，建立互联网信息服务准入退出机制。第三，积极探索网络实名制。当前，网站电子公告服务用户身份认证制度正在探索推进中。网络实名制的实质是要求人们对自己的网络行为负责。通过网络实名制要求人们减少不负责任、偏激狭隘、甚至是造谣生事的言论，进而维护网络社会秩序，避免网络暴力的出现。当然，现在实施网络实名制的条件有待完善。网络实名制发挥功用的前提是网络社会相关配套设施、规章制度的完善程度足以保护实名制后的网民个人信息不被外泄。

篇4

【关键词】动画《寄生兽》；暴力展现；动漫分级制度

中图分类号：J95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2-0102-02

《寄生兽》是日本漫画家岩明均创作的SF漫画，作品描写了平凡的高中生泉新一和寄生在他体内、与其右手同化的生物右共存的故事。漫画荣获了1993年第17届讲谈社漫画奖和1996年第27届星云赏。2013年11月宣布电视动画化，并更名《寄生兽生命的准则》。2014年10月由中国土豆网独家播放，全24话，于2015年6月8日被中国文化部列入首批“网络动漫黑名单”。

动画，其词源来自于拉丁文anima，意为灵魂。动画也可以理解为是通过绘画等的方式为虚拟的事物授予灵魂的意思。如今动画已成为一种大众喜爱的艺术表现形式。其涵盖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早期皮影、剪纸、木偶、水墨等一些手工动画，还有如今盛行于网络FLASH的动画，以及欧美耗资巨大的数字动画电影。它们的特点就是运用影像技术将虚拟的场景和任务呈现到屏幕上，并通过逐帧播放的方法，进而形成连续活动的影像。这些场景中，画面色彩丰富，会使用到许多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特殊效果，进而呈现在屏幕上的内容也掺杂着各种效果。其中不乏大部分的暴力场景。关于媒体中暴力，早在1968年伯格那在他的著作《暴力与媒介》就有所涉及：只要是有意采用武力手段去伤害人，就是暴力。该定义较为单一，不包括口头威胁等。而后NTVS于1997年在此基础上加入了言语暴力和威胁。并将暴力普遍定义为运用肢体或其他工具，以对生物或物品构成痛苦、伤害的行为或威胁。在此基础上我国中国传媒大学的龙耘教授于2009年对动画暴力定义为“即运用动画技巧和视听语言对上述威胁行为过程的公开描述”，同时依照依照暴力的目的性、公开性、伤害性等标准，将暴力在动画片中的展现方式概括编码。如下几种：肢体暴力――指生物运用身体的各个部位或非现实存在的超能力来攻击自身或对方，如拳打脚踢、“光波”等徒手攻击行为；武器暴力――指生物运用任何器具、物品如枪支、刀剑、棍棒或随手可以利用的任何器物以攻击、伤害自身或其他生物的行为；物品损毁――特指人为造成的物品毁坏，如砸桌椅、砸碗摔盆、纵火等行为；威胁暴力――指对生物或物品的存在现状构成当下的实质性威胁的行为，如恐吓、威逼等。

动画片《寄生兽生命的准则》（以下简称动画《寄生兽》）共有24集，本文选取这24集作为研究总体，N=24。由于集数适中，因此本研究样本量即为研究总体n=N。南京大学风笑天教授在《社会研究-设计与写作》一书中奖内容分析的编码界定为“依据一定的标准，将分析单位中所包含的特定信息进行识别和分类，并用不同的数字将其表示出来”的过程。”用测量语言来讲，就相当于依据一定的法则（识别和分类的标准），将研究对象（分析单位）的某种特征（所包含特定的信息）用数字表示出来（测量结果）。本文根据龙耘教授将暴力在动画片中的展现方式概括编码方式，着重使用内容分析法对动画剧情展开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暴力场景（施暴频率、持续时常、借助外力、波及人数）的基本评估，对暴力行为的性质（起因、合理度、真实度）判断，最后对暴力后果的展现（受伤严重程度、受害者痛苦展现、死亡后是否复活、施暴者的态度）分析。

通过对动画《寄生兽》的拉片统计，24集动画样本中总共含95个暴力场景。每集均约含4个暴力场景，持续时间为2分10秒。24集中每集都出现暴力场景。通过内容分析法分析，动画《寄生兽》中的暴力展现方式呈特征如下：

一、“借助外力”和“肢体”是主要暴力展示的主要方式

本片中主人公主要借助与右臂合体的生物力量来对抗人类中的寄生兽。在展现暴力所借助的力量上，动画片有的“超能力”成为表现英雄模式主人公战斗而仅仅采用想象性展现方式的主要途径，这也是动画暴力不同于其他媒介暴力的显著表现方式之一[1]。而一般的拳脚打踹的暴力展现仅在三集中出现过，仅占本动画所有暴力场景2.3%。

二、“非人类”的模式淡化施暴方式的真实性

动画《寄生兽》从第六集开始，生物为救主人公与主人公融合，融合后的主人公拥有更强大的超能力成为大多数暴力场景的主体，暴力主体形象定位判断直接影响到少年观众对行为的价值判定。片中大多数暴力场景中施暴和受暴者都为单独一个人，且都有一方不是人类（寄生兽）。施受主体是否为正常人类可以间接到少年观众观看时对暴力真实性的判断[2]。

三、“正义暴力”与“快乐暴力”

研究显示，动画《寄生兽》中，主人公为了寄生兽不再伤害人类对其进行屠杀（施暴）。“正义”、“合理”的暴力占总比例的41.2%；但从本动画作者的意图（保护环境）上讲，主人公为了人类这个生命体的存活，不断屠杀寄生兽，其自身不断怀疑自己的施暴行为是否合理。“正义”和“非正义”暴力的概念模糊化，如动画中第六、十三、二十一、二十三集中，主人公自己独白：在自然界中，人类自认为是最高智慧生命体，不断的对其他生物进行残害。当有一种生物打破这种理想的常规时，人类会不择一切手段屠杀。实质上本动画中作为铺垫作者想表达的意图思想的“非正义”暴力远远超出“正义”暴力。同时，动画中绝大多数暴力场景中，施暴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四、侧重暴力场景的真实度的描述

与施暴的方式和合理度相比较，暴力场景描述的真实程度产生的效果更为直接。施暴的合理程度影响受众对暴力的认同感，而暴力场景的真实度则决定了受众的观感。逼真的恐怖暴力画面使得部分观众产生恐惧、恶心等心理反应。本动画中非常真实和较为真的的暴力描述（比如杀人和流血）占到了62.1%。其次一般真实的描述场景描述占了20.3%，还以一些艺术化处理（如“蒙太奇”、“静默”、“动画特技”等）。如图2所示。

五、“无痛苦”与“复活”

由于动画是虚拟的屏幕展现，研究中编码无法按照现实中医学的划分。但《寄生兽》中受暴者“死亡”占的比例最大，受暴者通常在死亡瞬间被一击致命，并没有明显生理痛苦，部分寄生兽死亡后可以重生。其中死亡占到了56.1%。其次依次是“重伤”“中度伤害”“轻伤”。其中在本动画中，由于寄生物的虚构特性，一部分受暴者死后仍能复活，在第5集、第7集，第16集、第17集、第23集共5次，占5.3%。如图3所示。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迅速普及，动画的收视渠道和方式都明显发生了变化。沉迷于网络中动漫等亚文化是众多青少年儿童面临的重大问题。与一般传播媒体相比较，动画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其暴力的展现方式也越来越逼真，在本动画中，第1集中人物一出场，就以头颅被吞食、血浆四溅等示人，且通过动画技术对人体运动过程的分解并还原的创作方式使得画面感及其逼真。在角色刻画方面，动画又以其特殊的艺术形式刻画生物的眼睛为凸显，作为施暴者的寄生兽独有的漠视人类生命的空洞眼神和施暴前的狰狞目光被创作者刻画得非常丰富，与现实世界基本无差。由于我国分级制度尚未明确，此类动画会对国内动漫产品最大的受众群体儿童而言对其性格的生成和发展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是动漫角色形象的特征对儿童性格产生的影响，在动漫中人物的性格往往给儿童留下很深的印象，儿童在观看动漫的同时会表现出一种“学习”、“模仿”的特征。如果长时间观看暴力动漫作品，久而久之其性格也会发生变化，使他们受到非控制的刺激进而模仿动漫中的一些行为，也会对儿童的性格产生改变[3]。另一方面，探其原著漫画《寄生兽》，不难发现，原著作者岩明均实质上是要探讨的是生态环保话题。使用这种血腥暴力的“捕食人类”的表达方式也是为了敲响长时间处于食物链顶端人类的警钟。作者利用动画的形式探讨了寄生兽生物团体对生存和人类共存方式的探索，表达对生命意义和自然共存的探索。值得观众深思。

因此，当务之急是净化网络环境和确立动漫分级制度。对网络动漫的积极引导和控制，相关部门应该将动画片细致分为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不同层次作品，如儿童观看的、青少年观看的和成年人观看的。以防止少年儿童触及不健康或动漫亚文化的相关动画片，同时具有较深层次意义的动漫可以被成年人观看并受启迪。在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实行的网络强制分级制度可以借鉴并作参考。有“非限级”和“限级”两类。在每个网页中都检索分类，“限制级”的影片对青少年和儿童是可以被屏蔽而无法播出。同时分级制度的产生需要很长时间的完善和后期的调整，也需要来自社会各界的共同支持和配合，相信通过各界的共同努力，互联网定会给儿童和青少年建立一个绿色的，利于成长的动画空间。

参考文献：

[1][2]龙耘，周笑非.动画王国中的暴力内容分析――以北京地区收视环境为例[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9，（3）：6-10.

[3]李一三.“暴力”动漫对儿童的消极影响及对策研究[D].沈阳：沈阳师范大学，2014.

作者简介：

朱中伟，扬州大学在读研究生；

篇5

【关键词】人肉搜索；网络暴力；言论自由；人身权

一、“人肉搜索”中网络侵权行为所涉及的人身权的认定

由于网络暴力表现形式为发表具有攻击性、煽动性和侮辱性的失实言论，造成当事人名誉损害；公开当事人现实生活中的个人隐私，侵犯其隐私权；以及对当事人及其亲友的正常生活进行行动和言论侵扰，致使其人身权利受损的行为。所以可见网络暴力侵犯的是受害人包括名誉权、隐私权在内的人身权。

1．“人肉搜索”侵犯名誉权。（1）名誉权。《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民通意见》第140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2）“人肉搜索”侵犯名誉权分析。可见构成侵犯名誉权的行为方式主要为宣传他人隐私与对他人进行侮辱、诽谤两种。“人肉搜索”最为常见的侵权方式就在于对他人隐私权的披露，所披露的隐私的内容不同，造成的结果是不相同的。若是对他人一般隐私的揭示如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的情况下并不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而对特定的如婚外情，犯罪前科等的披露则可能构成侵犯对当事人名誉权的侵害。

2．“人肉搜索”侵犯隐私权。（1）隐私权与网络隐私权。第一，隐私权。我国民法通则没有对隐私权做出过明确规定，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l条第2款特别规定：“违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我国学界也己普遍认可隐私权为独立的具体人格权。隐私权作为人格权的一种，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不受他人非法干扰，私人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他人依法不得对其个人隐私非法刺探、搜索、公布以及宣扬的权利。包括以下基本内容：一是隐瞒权。隐私权是一项私权利，故权利主体有权以其自身合法权益的需要对自己的隐私进行隐瞒。二是利用权。利用权是指公民对自己的隐私享有合法利用的权利。公民可以对自己的隐私，以合法的手段加以利用，以满足自己精神、物质等方面的需要。三是维护权。维护权指的是公民在自己的隐私受到非法侵害的时候可以依法寻求司法保护的权利。第二，网络隐私权。隐私权延伸到网络空间中，便产生了网络隐私权。网络隐私权是指公民在网上享有私人生活安宁和私人信息依法受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犯、搜集、复制、利用和公开宣扬的一种人格权；同时包括公民有禁止他人在网上泄露某些与其个人相关的敏感信息，包括事实、图像以及诽谤等行为的权利。网络隐私权由于是处于网络环境中，可视为是一种集人格权与财产权与一体的复合型权利，因为在网络环境中，如果个人隐私权遭受侵害，不仅可能使当事人遭受精神痛苦，还会导致其财产上的损失。因此在传统生活中不属于隐私的内容，如姓名、性别、年龄等，在网络社会中的某种情况下可能成为个人的隐私。

综上所述，网络隐私权与一般隐私权是存在差别的。主要体现在：一是对受害人造成损害的方面不同。因为在网络经济活动中，侵犯隐私权的后果是不仅给受害人的精神上带来痛苦，其财产利益也会受到了一定的损害。二是网络隐私权的客体范围扩大，其中包括了传统经济活动下不属于隐私的内容。但结合本文来讲我们下面涉及的网络隐私权主要还是偏重于以人身权性质的部分。

（2）“人肉搜索”侵犯隐私权分析。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资源具有更大的开放性，获得想要的数据和信息变得更加容易。人们在网上漫游、冲浪，就可能使他们的个人信息泄露，网络世界的个人隐私权正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网络暴力导致的侵犯隐私权事件的发生，正是由于“人肉搜索”的无度造成的。不少“人肉搜索”帖子都会公布目标人详细的信息，在现在的局势下，可以说某人只要被“人肉”了，其隐私就会暴露于众。和人肉搜索侵权有关的案例大多是侵犯隐私权的典型，人们将个人信息进行收集并且不合理的加以利用，有时甚至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秩序，产生不良的后果。

二、言论自由与网络侵权的界限

作为网络表达的方式，“人肉搜索”蕴含着言论自由的法律属性，而被搜索的对象也都无一例外地平等地享有包括隐私权与名誉权等在内的人格权。当搜索者在网络上以不同形式将被搜索者的有关信息公之于众，并对被搜索者的有关言行作出评价时，搜索者的言论自由权与被搜索者的隐私权、名誉权等人格权的就存在着潜在冲突。言论自由，是指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表言论以及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权利。言论自由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民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它应该包括搜集、获取、了解各种事实和意见的自由以及传播某种事实和意见的自由。网络言论自由虽为新兴事物，也在促进社会民主建设方面发挥着积极地作用。

三、“人肉搜索”中侵权主体及其侵权责任认定

确定了人肉搜索的侵权责任，还应当根据不同的行为主体来确定各自的侵权责任。（1）直接责任人。这里的直接责任人指的是在人肉搜索过程中有对被搜索人有诽谤、侮辱行为，或者是故意泄露了被搜索人的个人隐私，给被搜索人带来合法权益损害的行为人。由于其行为符合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侵犯隐私权的相关要件，因此适用相关法律的归责原则来追究责任是没有问题的。（2）发起人。对于人肉搜索的发起人是否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的问题，应该据其是否具有主观过错分不同情况对待。如果发起人故意制造虚假事件来针对被搜索人发起人肉搜索，或者明知或预见到自己的行为会侵害到被搜索人的人格权，仍然继续进行人肉搜索并最终导致侵害结果发生的，应当对损害结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无法预见或者并未预见其搜索行为会对被搜索人造成侵权后果的发起人，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行为是在搜索过程中出现的，发起人没有责任。（3）网络公司。尽管现行法律对此类问题没有明确规定，但在2002年12月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中的“侵权责任法编”中，第63条规定：“网站经营者明知网络用户通过该网站实施侵权行为，或者经权利人提出警告。仍不采取删除侵权内容等措施消除侵权后果的，网站经营者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第64条规定；“权利人要求提供通过该网站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的注册资料，网站经营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虽然只是草案，但也体现了我国司法机关对处理这类案件的态度与原则。

参考文献

[1]刘锐：“人肉搜索”与舆论监督、网络暴力之辨阴．引自《新闻记者》．2008（9）89

[2]王全弟，赵丽梅．论信息时代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J]．引自《复旦学报》．2002（1）109

[3]引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l条第2款

篇6

罪名多样手段新颖

据该院统计，“90后”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犯罪，如聚众斗殴罪，强迫交易罪，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私放在押人员罪等。

该院以往审理的未成年人犯罪大都集中在侵犯财产和人身权利犯罪上，“90后”犯罪打破了这一局面，虽然上述两类犯罪仍占较高比例，但“90后”触及的罪名更广，也更为分散。

犯罪不容忽视

2002年至2005年该法院受理的未成年人贩卖案件仅有3件3人（均为“80后”），而仅2008年一年，该院受理的“90后”贩卖案件为6件6人。

2007年1月，16岁的小玉在网上认识了高某某，后来两人成了男女朋友并开始同居。高某某在得知小玉吸冰毒后，就告诉她自己帮别人卖冰毒，让小玉帮忙找“客户”，这样小玉就能免费吸上冰毒。

曾经在歌厅上班的小玉凭着自己“人缘广”的“优势”，于2007年6月至9月上旬间多次向他人贩卖甲基苯丙胺累计50克以上。后小玉被警方抓获。

暴力、侵财犯罪居高不下

从该法院近几年受理的“90后”犯罪案件情况来看，侵财犯罪数量居高不下，占所有案件的50%以上。“90后”被告人采用暴力手段实施犯罪的较为常见，且某些犯罪的暴力程度并不亚于成年人，不少还是结伙挥刀持械实施犯罪行为。如该院2008年审理的一起抢劫、盗窃案件中，两名“90后”被告人结伙持刀抢劫并致被害人死亡。

此外，在“90后”暴力犯罪中，抢劫出租车或“黑车”司机的犯罪凸显。该院2008年和2009年审理的66件“90后”抢劫案件中，涉及抢劫出租车或“黑车”司机的案件有12件，其中抢劫出租车司机7人次，抢劫“黑车”司机13人次，受审“90后”被告人18人。

共同犯罪大幅上升

据该法院统计，2004年与2005年受理的“90后”犯罪案件还是极为个别的，进入2006年以后，“90后”被告人迅速上升，而共同犯罪占所有该年度“90后”犯罪总数的73.3%，较以往有大幅度提升。

未成年人之间以及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之间的共同犯罪均有所上升，且三人以上的共同犯罪占所有“90后”共同犯罪的一半以上，并呈现另一明显特征：“90后”共同犯罪多数为同龄人之间的共同犯罪，共同犯罪中，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比例比较高。

女性被告人犯罪手段不亚于男性

以往的女性未成年人犯罪50%以上集中于盗窃罪，“90后”女性犯罪在罪名分布上更加分散，犯罪类别也增加不少，在聚众类犯罪、类犯罪以及经济类犯罪中都出现了女性被告人，且从犯罪性质和犯罪手段上来看，并不亚于男性。

如一名年仅15岁的女性被告人伙同另三名男性并由其持刀抢劫路人财物；与此类似的是另一名刚满14周岁的女性被告人伙同他人抢劫出租车司机；又如未成年被告人张某组织一案，张某伙同他人招募女三人并为她们租赁某饭店房间，以在网上招信息的方式，多次介绍客到上述地点进行活动。

因饮酒、网络等问题引发的犯罪增多

“90后”被告人酒后寻衅滋事、酒后结伙抢劫、甚至酒后他人的案件并不罕见，而以网络为诱因的犯罪更是常见，有的因网络聊天或网络游戏产生纠纷而引发犯罪，有的则是因为上网没钱而劫取或索要他人财物；也有的以网络为工具实施诈骗等犯罪行为。

近年来，“90后”因交友问题引发的犯罪也开始出现并逐渐增多，有因为“争女朋友”而互殴的，也有因为轻信男女朋友而伙同其犯罪的。

篇7

祝传鹏

（陕西理工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 陕西汉中 723001）

大众传媒越来越具有取代学校成为青少年社会化的最重要的手段。当电影电视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一切的模仿开始转向以这个声画为载体的机器。我开始相信，个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大众传媒的影响。学习暴力及其对待暴力的态度固然受到现实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个传媒时代，大众传媒传播的内容尤其是影视暴力的内容是青少年犯罪和校园暴力的一大诱因。在一个传媒无孔不入、为追求利益什么都播的时代，传媒对于社会阅历尚浅的青少年有着显著的影响。因此，如何通过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广大青少年的影像解读能力，有效降低影视暴力对青少年的消极影响以预防校园暴力是当务之急。

一、媒体中宣扬的影视暴力

影视暴力作为媒介暴力的一种形式，始于电视媒体的出现，随着电脑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手机、网络、电影电视、掌上电脑和VCD/DVD等都成为影视暴力展示的重要媒介。在本文的研究中，影视暴力主要指以电影、电视、手机、VCD/DVD及网络等媒体为载体，以影视剧、广告、卡通动漫和MV为表现形式暴力内容，重点强调的是这里的影视暴力包括了作为画面的暴力和作为声音的暴力两种形式，而画面的暴力包含了以现代摄影技术对现实世界进行复制的画面暴力和以计算机或手工为手段制作的动画的暴力。

二、影视暴力泛滥的原因分析

1.视觉文化时代的来临是影视暴力泛滥的时代背景和物质条件。我们进入到一个视觉文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读图成为一种重要交流信息的方式。数码相机和数码摄像机的普及也使得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影像的制作和创作中来，这一切都为视觉文化的来临提供了技术和物质保障。相应地，视觉文化时代也是影视产生空前发达的时代，暴力内容的表达手段也相应的视觉化，以便满足人们对于视觉欲望的满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影视暴力泛滥的一个原因。

2.暴力是人类内心本能和集体无意识的体现。人类对暴力的崇拜和喜爱源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人类能够在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残酷自然法则中繁衍下来并成为生物界最强大的生物，首先得益于人类暴力手段的强大使得人类自身能够在猛虎野狼的强悍威胁下生存下来。在工具还不够发达的远古时代，人类依靠集体确保对外暴力的强大，因此，在那个注重以力量衡量个人价值的时代，越是强大的暴力越是被人们所推崇。久而久之，暴力成为一种集体的无意识，虽然人类已经远离生物界进入到文明时代几千年，但人类血液中的暴力基因并没有得到改变。正如西方现代行为学创始人康纳德·洛伦茨所言人类的暴力行为具有先天性的基因，在《论侵犯性》一书中他写到“人类的好斗性是一种真正的无意识的本能。这种好斗性，也即侵犯性，有其自身的释放机制，同及其他人类本能一样，会引起特殊的、极其强烈的”。

3.影视暴力作为暴力的承载形式，具有美学的价值。影视暴力是暴力艺术表现的一种形式。如果追溯人类对于暴力之美的表现和欣赏，其源流可以追溯到人类最初对力量和强健身体的崇尚和审美需求。这在人类原始记忆中是赢得食物和与异性机会的主要因素，在今天，它仍然是健美的标准。原始人佩戴用兽骨做成的装饰品，画在石洞壁上的狩猎图，都是在炫耀自己的力量，炫耀自己的力量所带来的胜利。暴力之所以美，正在于人们对于力量的崇拜，在于它是生命力的表现，一种生存权利的扩张。古希腊人崇尚力与美的统一，对暴力美的欣赏事实上是对自身走过的历程的回顾，进而对自身力量产生美的感受，在此过程中自豪与审美意识交织产生。对于暴力的欣赏和追求历史悠久。进入到视觉文化时代的今天，借助于电子和数字影像制作技术，暴力的艺术呈现也相应的由雕塑、绘画进入到了影像表现的时代。

4.电影电视特殊的技术艺术手段造就了暴力美学的诞生。影视暴力的泛滥，很大原因在于影像的“暴力美学”给人带来强烈的视听和审美愉悦，这种视听和审美愉悦一改由传统媒体的静态形式，而由逼真的动态和声画结合的方式出现，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和现场感，同时，由于摄影摄像手段以及三维动画技术和剪辑技术在影视制作中的大量应用，由此在电影理论中提出了暴力美学和奇观电影的概念

三、加强影视教育提高影像解读能力的紧迫性

1.读图时代的到来使得影视暴力充斥媒体。传播技术的进步把我们带到了读图时代，视觉文化作为读图时代的一种文化形态已经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对世界的感受和认知方式从以语言为中心转移到了以影像为中心。一方面，视觉符号本身作为一种信息以其直观、鲜明、生动的特性提高了人们信息接受的效率，成为一种人们感知事物和认识事物的常见方式。但另一方面，据调查，青少年在媒介的使用上，电视、电影和电脑是青少年接触最多的媒介，接触率都高于70%，喜爱的影视作品主要是喜剧、武侠、科幻、恐怖、警匪和言情片。这些影片中含有大量的影视暴力，高科技的应用使得影像对暴力内容的超真实表达深深地影响了青少年的行为和思想观念，给青少年的成长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增加了青少年犯罪的可能性。我国的传媒具有中国特色的双重性质：事业性单位和企业化运营。因此，我国的传媒既具有文化的属性，又具有市场的属性。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全社会都在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来衡量取得业绩的大小。传媒的市场化倾向越来越明显。电视在加工整理相关信息、营造这个模拟的世界时，是以追求利益为根本目的。激烈竞争的压力导致影视节目出现庸俗化和娱乐化的倾向。研究影视暴力对青少年的消极影响，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其提高影像解读能力具有相当的紧迫性。

2.影视暴力的频繁接触与较低的影像解读能力之间存在矛盾。电影电视和网络媒体成为影响初中生社会化的重要因素。早在6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林格斯把电视、原子能和宇宙空间技术并称为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大事件，电视是撼动社会的三大力量之一。电影电视自身的优势以及借助于网络和计算机技术使其成为初中生接触最多最喜欢的媒体，成为影响初中生社会化的重要因素。林雄二郎在《信息化社会：硬件社会向软件社会的转变》中明确提出了“电视人的概念”。所谓的“电视人”，指的是伴随着电视的普及而诞生和成长的一代，他们在电视画面和音响的感官刺激环境中长大，是注重感觉的“感觉人”。电视媒体承担着新闻传播、社会教育、文化娱乐、信息服务等多项功能，通过其承载的内容对个体的社会化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然而，调查表明现在初中生的影像解读能力不是很高，影像暴力的频繁接触降低了其对暴力的感觉阈限，提升了暴力发生的可能性。

3.我国的信息技术教育无法取代媒介素养教育。虽然我国大部分学校都开设了信息技术教育，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信息素养不同于媒介素养。信息素养着重的是对信息的获取、分析、加工和反思，而媒介素养着重的不仅是对信息的获取、分析加工和反思，还关注信息的来源、传播的途径和效果，以及对媒介自身的属性的研究。即，媒介素养是在信息素养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对媒介使用者的批判性思维的训练。

篇8

在新媒体的社交网络环境下，大学生的网络人际交往同传统的社会交际活动有显著的区别，具有更大的随意性和复杂性，因为网络环境的开放性和虚拟性，为大学生提供了更加便捷的交往条件，可以不再受到时间地点的限制，使得大学生的网络交际行为愈加频繁。与此同时，由于在新媒体上大学生的网络交际活动使用的都是虚拟名字，而且是通过虚拟的平台进行的，因此更具有复杂难辨的性质，可以说新媒体的发展对大学生的网络社交活动是把双刃剑，即为大学生带来了便捷高效的交际，又对大学生的人生观社会观以及自制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2、新媒体对于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影响

新媒体具有更强的开放性和虚拟性，而且不会受到地域的限制，为大学生提供了更加方便的交往平台，使学生能够随时随地进行人际交往活动，进一步拓宽了学生的网络交际行为范围。除此之外，大学生还可以借助更加先进的新媒体平台，不受地域文化的限制，同那些与自己有着相同的志趣爱好的人进行交往活动，在极大地锻炼了学生的沟通能力同时，还能帮助大学生培养自身的主体意识，帮助大学生进行更加频繁的无障碍交际活动。

在当前，网络技术不断发展，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更多倾向与人与移动设备互动的方向倾斜，弱化了现实交流。在网上，大学生可以随意表达自己的观念、情感，没有人来干扰、约束、制止他们，个体声音得到充分释放，不愿意接受现实生活中对他们条条款款的约束。大学生心智的成熟在于参加社会活动以及社会实践的磨砺，而网络的这种交往不利于大学生社会属性的建立发展，他们沉浸网络这个花花世界，急需张扬个性，追求个性发展，他们趋向于冷漠，对他人对社会的漠不关心，导致了网络暴力的愈演愈烈，而这种逃避责任、没有约束的行为使得社会关系愈加冷漠。

3、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大学生人际交往教育措施分析

3.1、注重提升大学媒介教育

在新媒体时代，世界之间的联系逐渐密切，在网络世界中因为具有虚拟化的特征，作为个体的人一方面是信息的、传播同时也承担着信息接受以及接收双重身份，其可以说传统媒体传播者的单向性在新媒体时代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而正是由于这种变化而造成了传播权的泛滥，在新媒体时代之下信息的速度比较快，也变得较为随意，那么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网络信息处于一种无序的状况中，因此对于网络上众多的信息应该全面应该客观的看待。对网络信息进行分析来看，诸多网路信息一般来说都缺少一定的常识以及客观的判断，因此，我们应该不断加大对于高校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通过近些年的研究，高校需要把新媒体素养教育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间有机融合，通过选修课、知识讲座等等形式，帮助大学生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加大大学生媒体道德意识，促使大学生在未来的发展中合理应用新媒体技术。

3.2、帮助大学生提升现实交往能力

在高校中进行学生日常管理活动中，帮助学生明白网络交往是现实交往的一个补充，充分利用网络可以帮助大学生使用新媒体网络平台，进而逐渐推进人际交往能力的提升。在大学生提升现实交往能力中高校有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可以进行线上、线下相结合，举行一些定期以及不定期的活动，不断提升高校大学生表达能力以及交往能力。注重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帮助大学生进行全面发展。

3.3、大学生要内化社会规范，培养自律意识。

在人格塑造的过程中，纯粹运用外部的制约因素，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大学生的思想波动以及感性程度，避免大学生有非理智行为的出现，但是依靠外部制约因素的缺陷为不能有效培养大学生自X意识以及自主道德行为，因此，在实际中大学生应该加强自律，做到自觉理性。

4、结语

篇9

【关键词】 网络舆论 政府治理 边限选择

【作者单位】 洛阳师范学院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一、网络舆论：公权力与公民权利的互动共生

1. 网络言论自由权：公权力对权利的维护

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人权之一，也是民主政治和社会和谐的基本要素与关键所在。随着信息技术日益深入人类生产生活各领域，公民在网络虚拟世界发表观点追求利益实现成为现实中国愈来愈普遍越来越具影响力言论表达方式。网络舆论影响力与范围更强、更广，甚至由网络舆论进而转化为社会现实行动。借助互联网络表达公民价值和利益是在行使宪法赋予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民基本权利，而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是政府必须担当的职责。维护公众的表达自由是现代民主国家和政府重要时代特征，也是实现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与依法管理前提和基础。互联网成为“意见的自由市场”，其中不乏一些非理性的声音，但网民对政府的批评、对社会的不满，其中大量的是民众合理的利益诉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利益群体正常的利益博弈，是转型期弱势边缘群体的自我利益表达与维护。因此，政府重视网民意见，回应网络舆论热点，就显得尤为必要。倘若对网络舆论不加以回应与保护，反而不闻不问，甚至打压干预网民的负面意见，最终就不免使整个社会陷入结构性断裂。当代政府担负着维护网络舆论自由职责：第一是通过各种手段，切实保护宪法中公民言论自由、合法表达的规定；第二是信息安全流动。要保障网络信息上的正常流动，不要采取过度的行政手段；第三是个人隐私保护。目前在互联网上，我们缺少对个人隐私的法律保障。这三方面，核心是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2. 网络言论自由：社会与国家良性合作的新载体

总书记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镜”。与现实社会参与不足，监督乏力形成鲜明对照，一个有独立性、参与性、服务性、监督性的虚拟公民社会正逐步形成发展，其广泛深刻的社会动员正在深刻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它的“倒逼”机制与国家高层重视的上下结合必将促进社会的生长和发展。而虚拟公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的生长依靠则是网络舆论，通过这一中介，虚拟世界的公民社会能动的反作用于国家，实现二者的互动、互补与共生。

现阶段，中国步入了一个“权利”的时代，农民、工人和刚刚形成不久的中产阶级，都在各自争取自身的公民权利。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冲突和社会抗争在数量、规模和烈度上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势头。在其中，最明显的新特征就是尖端电子技术的应用，它使抗议者间的联系更加便捷，同时也能够通过媒体与国际社会向可能的支持者们传播其困境，人们之间由此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和纽带、新的利益关联，相关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也得到提高。在2011年岁末发生的“乌坎事件”，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好体现。人们争取公民权利的努力，势必与争取信息权利的斗争交织在一起。

3. 网络言论自由：权利对权力参与与规范

我国的表达自由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宪法上的表达自由。我国《宪法》35条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公民发表的言论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就不受任何非法干涉。第二个层次是法规上的表达自由。第三个层次是现实生活中的表达自由。我国由于历史原因，人治色彩比较深厚，现实生活中公民的言论自由与法律、法规的规定有较为明显的反差。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市民社会的逐渐形成，公民更有动机、更有能力表达自己的诉求；不断完善的政治体制与宽松的社会氛围也为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提供了外在支撑，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发展也为公民的表达自由提供了坚实技术平台。网络舆论拓展了公民的表达能力，不必过多甚至无需通过官方媒体或者多层级行政传输渠道就能自由表达诉求并能减少信息失真，达到良好的参与与规范权力运行效果。通过网络平台，党和政府得以直接面对没有经过过滤与歪曲的原生态公众舆论，直接和网民沟通，以此为依托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众多网民足够的自由表达权在网络中汇聚并发挥积极规范权力作用。网络问政、网络问责、网络反腐等即为例证。网络言论自由应该保护绝大多数意见，也应该重视少数的、边缘弱势群体的意见。网络舆论自由的关键是要保障网民言论与官员言论能平等对话。

二、边限选择：网络舆论自由与政府治理的平衡

政府网络舆论干预的限度，即政府权力的边限，就是探讨政府“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性质和限度”。这个限度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的社会条件下，都有明显差异，并处于动态变化中。因此，政府干预舆论的边限实质就是寻找舆论自由与政府干预的平衡点。现实生活中，政府干预网络舆论的边限可以从政治、执行成本、法律、技术等不同角度加以界定。

篇10

网络像一只巨大的八爪鱼，由最初的工作工具已经渗透进了普通人的家庭生活之中。随着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上网冲浪已经成为很大一部分人打发业余时间的主要手段，同时，由于网络上信息交流的快捷性与保密性，上网也逐渐成为人们沟通的重要方式。正因为如此，接触并沉溺于网络构筑起的虚拟世界的人越来越多，由此导致的种种社会问题也在网络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日益凸现。网络社区中日渐兴起的“网络婚姻”即是其中之一。近两年来，由“网络婚姻”导致夫妻感情破裂而离婚的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网络婚姻”负面效应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网络婚姻”这种e时代的新生事物，已不单单是呈现在电脑上的一种游戏，它同时也对我们现在传统的婚姻家庭和道德伦理观念提出了挑战。

一位网友说：“我之所以迷恋互联网，就是由于我对自己的婚姻感到危机，想从中找到解脱。” 笔者还从最近出版的一本杂志上了解到这样一件事：“陈女士的丈夫李某某一年前开始上网，一次在网上聊天时偶然认识了一个叫”随缘“的女孩，觉得和她情投意合，难舍难分。于是，已婚的他干脆在网上和”随缘“举行了一场”浪漫婚礼“，并过起了甜蜜的”日子“。从此，李某某几乎把所有的情感和精力都投到了虚幻的”妻子“身上，而对自己的妻子几乎连碰都不碰一下。面对婚姻危机，不堪忍受的陈女士于今年3月一纸诉状，以”重婚“罪将丈夫李某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判令他们离婚。

然而，按照现行的立法规定，在网上举行的虚拟婚礼是否属于重婚，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那么，丈夫的“网婚”到底算不算“重婚”？他的妻子能否讨得一个满意的说法，从而维护自己在婚姻家庭中的权利和地位呢？笔者为此，对类似上述的网婚、网恋进行了深入地调查了解，并对此问题作剖析如下：基于网上的基本行为方式就是信息的传播，网络立法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网上的言论（或信息）什么样的法律限制才是合宪的。而由于网络具有许多不同于传统传媒的特殊性质，要规范网络言论就不能套用传统的模式而必须寻找新的法律界限。具体而言，笔者认为网络具有以下不同于传统传媒的特殊性质。

（一）网络是“无中心化的”。也就是说，网络向所有人开放，在网络上无所谓信息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之分，也不需要所谓的把关人，每一个网络用户都同时既可能是信息的使用者，也可能是信息的提供者。而传统的媒介则与互联网完全不同。网络“无中心化”的特点决定了它可以做到信息多样性的最大化，从而也决定了网络在所有的传媒中最有利于言论自由价值的发挥。

（二）网络具有交互性的特点。所谓交互性指的是由用户控制信息的交换而不是中介人，这也就意味着用户有可能对自己接受的信息进行选择。例如网上聊天就是一种典型的交互式传播方式。网络用户不同于传统传媒的用户，网络信息的交换可能由用户来控制，这就为控制网络上的不良信息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三）网络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不仅其载体具有多样性，其内容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网络言论载体的复杂性决定了网络言论法律界限的复杂性。另外，网络涵盖了人际、广播和文献三个领域，如聊天室应归入人际领域，网上电视节目的实时播放应归入广播领域，而新闻组、资料检索系统等又似应归入文献领域。而法律对这三个领域的言论进行限制时的严格程度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法律对广播领域的限制要较文献领域为严格，而对文献领域的限制又较人际领域为严格。同时，网上既存在着一般的言论，如聊天室和电子邮件，也存在着政治言论和商业言论。对这些不同种类的言论进行法律限制时也必须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网络的这种复杂性决定了如果要对网络言论实施某种法律限制，如何划定这条法律界限将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这也是对于网络不可以机械套用以前的法律界限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网络用户具有匿名性的特点。这也就意味着用户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的身份可以与他在现实世界中的身份毫不相干，因此一旦用户匿名上网，政府将很难查出用户的真正身份。这就意味着仅仅依靠法律来控制网络言论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对待网络这种高科技的产物，更应辅以技术的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

二、网恋和网婚的涵义

网恋，是某人与异性通过互联网的形式“相识”，彼此通过互联网沟通（甚至见面），从而产生了感情，并达成互相依赖的程度。网恋的产生多是通过聊天室或QQ形式等。而网婚，则是由某个网站设计一个平台并提供一个单独交流的界面，网民登录后把个人资料输入，再通过对方的确认，然后以夫妻名义相称，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网上婚姻。

“网络婚姻”与现实婚姻相比，硬件要求要低得多。仅仅在家用电脑的基础上，有一条电话线和一只“猫”（调制解调器），“网络婚姻”之路即成通途。利用语言所创造的刺激和温情，使得其像一朵绽放的带着魅惑的玫瑰。网婚的产生，首先须有一个网站提供空间，通过这种虚拟的社区形式。那么网婚到底是什么一种形式，为什么对网民有很大的吸引力呢？

网上婚姻像“过家家”。 在网络上成一个“家”，完全取决于手中的鼠标和键盘，手续也很简单。进入网站的“虚拟社区”、又称“虚拟部落”后，只要注册成社区的成员，就可以像在现实中一样生活了。首先，可以申请拥有自己的一套房子，然后，按自己的想法布置起“温馨小屋”。还可以种花、领养宠物、结识朋友、走亲访友、与心仪的姑娘谈恋爱，直至最后结婚。网上婚姻的手续更简单，只要双方分别发送一份消息给登记中心，上面注册申请结婚双方的昵称，如注册为“LOVE”和“LOVE的爱人”。经登记中心认定他们两情相悦，然后，在新人公告栏上公布双方的名字，登记至此便大功告成。如果想再“隆重”一点，还可以在某个聊天室举行婚礼，届时会有专人为他们主婚，结婚时会有很多“生活”在社区里的网友“到场”祝贺。婚后可以领养孩子，共同“抚养”成人。在这期间，两个人可以通过“工作”养家糊口，共同在一个小金库里存钱，料理柴米油盐之事。如果“日子”真的过不下去了，“感情”出现了裂痕，打算分手，比现实婚姻也简单多了。只需在社区办理“申请离婚”手续，之后就可以恢复自由身，随后还可以“再结再离”了。在网上，一个人结婚数十次也不足为奇。 网络婚姻的世界充满了浪漫和完美，那些丑陋、不得志的人们在那里都可以“变”得高大、成功、才华横溢，一切想象中的事情都有可能在网络婚姻中得到实现。网络上的婚姻模拟现实的生活，但它却毕竟有别于现实，似乎更像是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在“过家家”，做游戏。

“网络婚姻”引发了不少争议 .网婚确实“网”住了不少网迷，特别是16至35岁左右的网迷们。同时，我们听到了多种不同的声音。在证券公司供职的洪先生认为，网婚只是网络时代年轻人的“另类情感”，是只想画饼不想充饥的游戏而已，不必过于紧张。网络工程师梁某认为，现实生活中结婚又累又不自由，网上结婚却很轻松，又是治疗空虚和寂寞的良方。而南开大学的车铭洲教授却认为，婚姻的本质是两个人共同面对真实生活，柴米油盐，相扶到老，虚拟婚姻实际是对传统现实婚姻的一种挑战，有较大的危险性和破坏性。有一部分人持有同高校老师类似的想法。他们认为家庭的爱、关心、责任感和太多太多的实际情感是网络根本不能给予的，把婚姻当做游戏来玩不可取。天津师大新闻系大三的学生石某却又认为，网络婚姻实际是空虚者编制的更深的空虚，它对现实婚姻提出挑战的同时却也正是一种对现实婚姻的反观。还有一部分人认为，网络婚姻就是无聊者制造的无聊。

三、婚姻自由与道德自律

曾经说过：“婚姻法是有关一切关于利害的、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国家根本大法。”这句话真是一语中的，道破婚姻法的玄机。网婚与现实婚姻是不是相悖呢？是由道德调整，还是由法律约束呢？

（一）笔者认为，“网婚”表面看起来与“现实婚姻”最根本的区别就是：现实婚姻是经过国家行政部门依法进行审查符合法定结婚条件，方可登记结婚，且婚姻关系具有法律效力。而网婚则没有经过必要的审查，网婚的对象则包括前面提到的已婚的人，未成年人等，同时网络婚姻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其次，网婚的双方一般不会有现实生活中的同居生活，即使有也是由他们自己来选择的。

（二）笔者认为，青睐于网婚的网民主要的还是倾向于一种精神上的东西，但是这种倾向前提体现可能是该网民无配偶或恋人，寻找一种情感上的寄托，另一种情况，则是该网民已有配偶，但由于与配偶的感情出现问题或干脆就是出于好奇而迷恋等等。第一种情形看起来还无可厚非，但也可能导致今后的现实婚姻存有阴影或产生影响，第二种情形由此而引发出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却更让人们关注。

（三）有配偶的人迷恋网婚，首先肯定的说，它违背了夫妻之间相互忠实的义务。这样的网民势必把他的一部分或一大部分的感情都倾注在一个虚拟的或是真实的对象身上，从而导致现实生活中很难再有时间和经历履行应尽的配偶义务。《婚姻法》中规定，夫妻双方之间不应当违反相互忠实、尊重的原则，同时也不应当因为时间和精力的减少而不尽义务或者所尽义务大打折扣。

（四）从道德上讲，其涉及面更广。比如，前面提到一个未婚的成年人，在网上进行完婚则无可厚非；如果是有妇之夫或有夫之妇，那就与我国的传统道德规范相矛盾了。再如果一个成年人向一个明知是未成年的人表达一些涉及“性”方面的内容，这样也应该说是一种不道德的。那么针对有配偶人的网婚，有的人认为，不是因为热衷于网婚而冷淡了现实的婚姻，而是因为现实婚姻的冷淡而促使热衷于网婚。在这种网婚中，如果一方或双方均谈及自己的性生活如何的不和谐、配偶在这方面的不足之处等话题，无形当中则侵犯了配偶的一种权力或给其造成伤害。《婚姻法》中只规定 ，有配偶人不得与他人实施性行为或同居，没有规定不得与配偶以外的第三人谈及“性”话题，况且其它法律也没法这样规定。但是法律却规定了配偶之间两性生活的权利专属于配偶，由此也显而易见的看出问题的关键性。从道德上讲，与配偶以外的第三人谈及“性”话题应当属于道德规范的调整，也就是受道德上的一种谴责。当然，像医生、心理学家等特殊的行业人员除外。

综上，可见网婚不仅受法律的调整，也受道德的约束和谴责。目前，新《婚姻法》修正案已于2001年4月28日颁布，但是却没有关于网恋、网婚方面的明确规定。

当初围绕“草案”争论最大的焦点问题之一，就是法律是否应介入道德的领地？赋予法律更宽泛的权力去调整一般婚姻家庭法律关系之外的社会关系，这究竟是对还是对？

笔者以为，婚姻法“草案”的最大特色在于，将社会责任与道义融入了法条之中，在婚姻自由与道德自律之间更推崇以理入法、以法固理，并由此来推进婚姻法律制度的健全发展。

从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演变看，婚姻自由是各国婚姻法律制度的一个核心立足点。此次草案在对婚姻自由的规定方面，有其新的突破，此即在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婚姻自由权利的同时，附设了道义的“羁绊”。这主要表现为对夫妻间的“相互忠实”义务的设定，对如婚外同居关系、“包二奶”等重婚及其他违反“一夫一妻制行为”的禁止规定，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对违反婚姻家庭义务的法律制裁规定等等。应该说，在社会主义婚姻家庭道德理念基础上构建新婚姻法的体系，这无疑是我国婚姻法律制度建设的一大现实进步，也是以变应变，用切实可行的法律手段来强化维护有涉社会安定之基石的婚姻家庭关系的良性举措。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法律与伦理道德结合得最紧密、也是冲突最多的婚姻家庭社会领域，如何才能寻找到最合适的定位和标尺，让法律与道德携手合作，在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互动融合，优势互补？这不仅是一门立法技术，更是一项社会管理的综合艺术。

婚姻自由与道德自律之间的冲突，已然在新婚姻法草案中凸显无疑。这就是围绕如“配偶权”、对“家庭暴力”制裁、无过错方在离婚时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离婚条件的规定等等。就像钱钟书先生将婚姻比作是“围城”那样，如果我们的婚姻法想在“围城”之外再砌起一道法律的城墙，把原来属于道德“管辖”的领地收归到法律的界属中来，那么，道德防线的退守与法律管制的扩容，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更多的人宁愿选择在“城外”生活，或者以寻求规避法律的方法来生活，而不愿意守在“围城中央”。这样的结局并不是立法者希望见到的，对社会的整体安定也会有其负面的作用。

笔者认为，将如“忠实”这样的道德义务载入法条之中，并没有多大的法律意义。难道夫妻间的不忠实就一定意味着婚姻走向解体，难道婚外性行为就一定要用刑法来制裁。就连道德也要分公德和私德。如果一定要将道德自律这一自古有之的社会调整方法也剥夺的话，缺乏道德支持的法律如何才能得到公众的自觉认同与遵守，这一两难推理是立法者必须慎重考虑的事。

俗话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既然法律是一张网，而不是一堵墙，法律有网可以让人来钻，而众人推墙墙必定要倒。这点道理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回过头来，婚姻法这张网的网眼究竟多大才能有其度而立之恒，这真不是惟法是举才能解决的。我个人认为，道德自律的加强与公民整体人文素质的提高，才是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正途所在。婚姻法的立法一定要考虑给道德预设一定的空间度，只有这样，才能“导之以德、齐之以法”，婚姻法的法律制度才会在道德正义的辅佐下，发挥其更大的行为规制功能和作用。

四、“网络婚姻”的法律思考

网婚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现实婚姻，能否作为法律上认定感情破裂的依据，是否可以向网上结婚者追究责任并提出损害赔偿？

笔者认为根据《婚姻法》中关于过错方的规定，不能单纯的以只有婚外性行为或与他人同居才能认定为夫妻一方有过错，那么象这种网恋、网婚的情形，即感情的一种移情别恋，也应当视为一种夫妻一方的过错。因为夫妻双方在缔结婚姻的时候，双方都不言而喻的对这个婚姻有所期待，在困难的时候相互扶助，经济上是共同体，精神上相互慰籍，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哪一方破坏了，即使法律上没有规定承担什么样责任，但起码应当规定认定其为过错方。从某种角度讲，如果配偶天天上网，在网上对着一个或数个虚拟的对象倾诉感情、不尽夫妻义务，那么作为另一方完全可以依此来作为请求法院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证据并请求法院判决离婚，同时对于这种证据，作为法院、律师或当事人都是比较容易取得的。

至于网上结婚者的责任问题，不外乎分为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两种。根据我国《刑法》，只有构成重婚罪的方可追究刑事责任。-重婚是指明知对方有配偶或自己已经有配偶还与其他异性结婚或以夫妻名义同居的行为。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利用虚假方式骗取有关部门再次给与登记；另一种是形成了事实上的婚姻，即两个人共同生活，对外又以夫妻名义相称。那么，网婚的双方没有在一起真实的生活，两个人天各一方的，很难认定是一种是重婚行为。所以这种刑事责任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凭借网婚作为一个过程、途径或媒介、桥梁，而双方走到现实婚姻当中，那性质就应另当别论了。

除了以上提到的刑事责任以外，网婚者是否有民事责任呢？笔者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夫妻之间有相互尊重、相互扶养、相互忠实的义务，那么作为另一方就可以请求法院判令配偶方履行夫妻义务，终止这种过错行为。而关于是否可以请求损害赔偿，目前法律上还没有相关规定。

“网络婚姻”已经对业已存在的婚姻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目前来看，我国的婚姻法尚未对其作出相应的规定，特别是新婚姻法在规定的法定离婚事由时仅规定：（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四）因感情不和分居两年的；（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没有明确把“网络婚姻”作为法定离婚事由。对于婚外恋（包括网恋、网婚）而引起的现实婚姻受到影响或破坏的情况，法律中却没有涉及到。

由“网络婚姻”导致的离婚案件，无过错方大都会以过错方的“背叛”行为严重伤害自己的感情为由提出精神损害赔偿。但是，新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对离婚时无过错方提出损害赔偿的要求仅限于以下四种情况：（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国公民婚姻成立实行的是登记主义原则，即符合法定结婚条件的男女双方到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登记之后，婚姻关系才宣告成立。“网络婚姻”显然不具备这一法定形式要件，“网络夫妻”因此无重婚之嫌：“网络夫妻”双方登陆注册时通常都不以真实资料示人，彼此之间甚至连对方真实姓名和性别都不清楚，在网上更不可能有同居事实发生；至于家庭暴力和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就更谈不上了。也就是说，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因“网络婚姻”导致离婚时，无过错方想要通过诉讼手段得到精神赔偿，在现阶段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于“网络婚姻”构成违法，理由是过错方有侵权行为和侵权事实的发生，符合民事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但从审判实践看，过错方的行为导致的后果通常是冷落其现实中的配偶，进而拉开夫妻双方的感情距离，然而，过分沉溺于电脑游戏、OICQ聊天或足球也同样可能导致相似的结果，将“网络婚姻”行为视为侵权，一般审判人员认为过于牵强。

五、“网络婚姻 ”的无过错保护

在“网络婚姻”中，过错方的行为的确给无过错方造成了巨大的感情伤害，对其行为不予以法律制裁和约束有违婚姻法保护无过错方的立法本意。在考虑法律的管辖范围时，不应仅仅局限于“网络婚姻”是否为法律意义上的婚姻，而应从婚姻法的立法精神出发，考虑其对现实婚姻产生了何种影响。

（一）“网络婚姻”的性质分析。所谓婚姻，男女双方只要具备了法律所规定的实质要件和程序要件，婚姻即告成立。从我国婚姻法来看，在婚姻关系的成立过程中，较为主要的是实质要件，而当事人双方的主观条件即自愿结婚是众多条件中的重点。纵观世界各国婚姻立法，虽然对婚姻缔结双方的年龄、血缘关系的规定等存在差异，但均将双方自愿作为婚姻成立的首要条件。而在程序方面，除了一些生理方面的考虑外，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国家为了婚姻关系的稳定和便于管理而设定的，比如我国在1989年之前还承认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所以，如果没有经过婚姻登记程序，婚姻关系虽在法律上得不到国家承认，但已经构成了事实上的婚姻。因此，作为“网络婚姻”，我们不能简单将其理解为游戏，因为在双方当事人主观上已经或多或少的具备了与对方具备一种与现实相同的情感关系，这一点可以通过“网络婚姻”双方的语言和一些网络下的行为予以证明。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并不仅仅只是将双方是否见面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评判标准。因为除去见面一点后，有配偶者的“网络婚姻”与婚外恋并不存在什么区别，更深一层讲，与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相比，也仅仅是多了是否存在性行为。但我们在考虑是否与他人同居时，主要考虑的是同居双方的感情，并不是将双方间是否存在性行为作为第一要件。如果将感情因素排除在外，则会出现同居与混为一谈的情况。另一方面，我国婚姻法将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条件也体现出感情在婚姻中的重要性。因此“网络姻”应该作为导致感情破裂的重要情形。

（二）“网络婚姻”的客观行为分析。婚姻产生的基础是爱情，在众多由“网络婚姻”导致的离婚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都是由于时间的问题对另一方缺乏必要的体贴和关心。从心理学方面，需求的不满是导致婚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需求不满中，就包括一方或双方的正当感情需求如温存、体贴等得不到满足。而这种不满足的情况将会导致心理的痛苦并对对方丧失信心，从而促使离婚的发生。从大多数因预防过错而导致的离婚案件来看，这种感受是普遍存在的。在众多由网络问题导致的离婚案中，婚姻的一方均是将大部分精力和时间放在了网上。从网上对一些网民的调查中发现，关系较为亲密的网友在网上聊天的时间一般不会少于20个小时/周，同时加上日常工作的繁忙，夫妻间原本可以相处的时间被大大压缩，这是婚姻的另一方从感情上无法接受的，对其而言，这与现实中的婚外恋已经没有实质性的差别了，无过错方的权利实际已被侵害。

六、“网络婚姻”过错赔偿的法律限定

在新婚姻法中的赔偿范围进行分析时，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均已经触犯了我国的刑法，而婚姻法仅仅是对这些行为在民事赔偿方面做到有法可依。在一方过错导致离婚的赔偿中，主要是考虑过错一方是否侵害配偶权，这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要件：一是违法行为，就是以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的方式，致使配偶一方享有的配偶身份利益受到损害而违反配偶权保护法律的行为。二是损害事实。侵害配偶权的损害事实，是使配偶身份利益遭受损害的事实。三是侵害配偶权违法行为与配偶身份利益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四是主观过错，即侵害配偶权的故意。具备以上4个要件，即构成侵害配偶权民事责任。而“网络婚姻”没有满足这几个要件，仅仅是造成感情的破裂的原因，“网络婚姻”无过错方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得不到相应的法条支持。面对“网络婚姻”的法律保护空白，如何才能寻找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做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情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