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暴力带来的伤害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网络暴力带来的伤害，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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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符号暴力的新形式:网络语言暴力

随着计算机和因特网的迅速发展,网络在中国已广泛普及。网络成为了人们娱乐的主要方式之一,聊天软件的推出,使得网络成为了人们聊天的重要场所。网络的普及应用,语言沟通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计算机为媒介的网络语言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且逐步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中。伴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语言的运用愈加广泛,然而网络语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沟通的手段,在负面效应上,网络语言经常扮演着暴力角色。

微博、互动贴吧和各种形式的网友留言,让网络语言充斥着整个网络,同时网络语言暴力现象也日益凸显。从娱乐界的演艺明星的绯闻到名人的负面消息,从微博名人的造谣互骂到“叫兽”、“脑残”等流行,从不堪忍受网络暴力抑郁到自杀的韩国女星到无法承受网络谣言轻生的中学女生,网络谣言不仅中伤着名人,同时也伤害着普通百姓。据相关网站的民意调查显示,将近84%的重庆网民在网上曾经被骂过。对于网络语言暴力出现的成因,社会说法不尽相同。有人认为网络发言人的匿名性是网络语言暴力出现的主要原因,也有人从社会层面、个体层面以及网络传播等多个角度分析了网络语言暴力出现的原因。笔者认为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符号暴力”和“符号权力”能够解释网络语言暴力出现的深层次原因。

符号暴力,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语言、文化、思想交流的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接受的“看不见的、沉默的暴力”,符号是社会群体的共同认可,这种认可是人的意识行为,并通过意愿的交流成为社会人群的共识。从历史角度看,符号暴力长期存在于人类社会中,语言和文字出现以后,符号暴力的形式逐渐增多。在现代社会,电脑的发明和因特网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活动场所,作为社交场所的网络,出现了符号暴力的一种新形式,就是网络语言暴力。

二、网络语言背后隐藏的符号权力

以往只存在于现实世界的暴力,现在也存在于网络中。网络游戏的暴力让爱好者沉迷于虚拟世界,现实社会各界人士对夹杂暴力的网络游戏嗤之以鼻,但是很少人注意到网络语言中的“隐性暴力”,实际上网络语言暴力带给网民的不只有虚拟世界的伤害,更能让人们感受到的现实中的伤害。有专家学者曾在人民网撰文,指出网络语言暴力是互联网不能承受之重,可见语言带来的是隐性的和深层次的,并非是想象中的“温和暴力”。网络语言不仅是跨时空的沟通手段,网络语言也是一种传递权力内容的媒介。

法国当代着名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言说者及其各自所属的各种集团之间的力量关系以一种变相的方式体现出来”。网络语言体现出来的不只是个体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语言中隐含的符号权力关系,其实是各类网民代表其所属的社会团体之间的力量关系。站在社会整体的高度来看,即使是最简单的网络语言交流也不是纯粹的沟通行为,网络语言总是涉及到言说者和接受者所属的社会团体之间关系,言说者往往被赋予特定的社会权威,而网络语言接受者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言说者的网络语言。在网络语言交流中,如果不考虑交流者的社会力量关系,那么很多时候往往理解不了当事人的行为。当社会中发生某女孩因为不堪忍受网络上对其辱骂和攻击的语言而自杀的现象时,人们经常会谴责那些人身攻击和造谣者的个体,同时惋惜青春生命的逝去,对现代社会年轻人心里承受力的担忧。在悲剧事件的发生中,网络语言的言说者实质上在扮演正义者的角色,无形中充当了社会强者,对他人进行指责,网络语言的接收者,在网络语言的洪水猛兽中,自觉的扮演了坏人的角色,成为了社会的弱势群体。

网络语言背后的符号权力,实际上来源于现实社会。网络语言交流的当事人各自扮演者所属社会角色,这种角色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拟的,但是交流者之间互相认可各自角色,并充当了其所属社会团体的发言者。网络语言依靠其背后现实社会的权力,往往能够建立起网络世界的发言秩序。网络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不应简化为沟通关系,同时也是网络社会秩序的支配方式和手段。网民是社会行为的主体,是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当他们受制于网络空间的网络语言时,他们真正受制的是整个社会机制和制度,当言语接受者认可网络语言对他们施加的社会压力时,实质上施加他们身上的是一种心理暴力。

三、从语言教育矫正网络语言暴力

语言是社会个体和群体可以自由和充分使用的,语言不会因为人们的使用而被消耗掉,语言可被视为公共载体。语言的背后隐藏着言说者的社会力量,语言交流者的身后是其各自所代表的社会团体力量的对比,在注意语言的符号权力关系的同时,也有关注语言的产生过程。所有的语言交流都包含着言说者和接受者,双方直接相互认可,至少认可各自对方言说的权利和隐含的身份力量。言说者在言说时,不仅希望接受者能够理解他,而且也希望接受者能够相信、尊重甚至服从他,按照布迪厄的说法就是“每一次语言表达都应视为一次符号权力行为”。

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社会个体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交流,在实践中逐渐清晰了各种语境并能够很好的把握语言。每个社会个体都拥有社会资本和权力去运用语言,即使是力量最小的弱势群体都有权力去言说。语言的产生过程受制于各种语言的教育行动,童年时期的家庭教育中,父母的语言代表着权威态势;在制度化的教育时期,教育机构的教师语言代表着正确与否的标准,有时教师的语言还代表着价值观的准确判断;在社会交往的言语教育中,当社会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交往中,无形中吸收了各种形式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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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 网络暴力 现状 危害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辅导员工作研究会2016年专项课题（编号：16FYHYB001）；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2016年科研基金重点课题（编号：YK16-01-04）阶段性研究成果

网络是继广播、电视、报纸之后出现在人们生活中的第四种媒体。网络媒体虽然出现较晚，但其正以迅猛的势头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网络媒体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给人们的生活、学习、工作等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大学生网络暴力现象便是其中较为典型的表现。

一、大学生网络暴力的现状

（一）主要表现

1.网络语言暴力

与现实社会一样，网络社会的语言交际也应遵守相应的行为规则，同样讲究使用文明用语。网络语言暴力就是在网络空间的活动过程中，大学生不遵守应有的网络规定，使用粗暴、诋毁、蔑视、嘲笑或带有过激性的语言表达方式，从而对相对方产生的这样和那样的危害行为。

通过总结发现，网络语言暴力主要呈现以下几种再现形态：（1）K话成篇型。这种形态是一上来就毫无顾忌，直接使用网络脏话，如 “他妈的”等词语；也有的稍微注意一点，在骂人时使用的一些字母组合，人们一看十分明了，等等。（2）道德审判型。这种人往往是高高在上的神态，把自己放在道德制高点上，以绝对心理优势对他人的尊严道德进行任意批判，不管事情真象怎样，先胡乱痛批一阵再说。（3）唯恐不乱型。这种类型就把一些无中生有或者道听途说的信息，经过自己的主观过滤加工，毫不负责地随意散布到网络世界，笑看他人表演。

2.网络游戏暴力

网络游戏具有很强的商业性和侵略性，它为人们创造了一个虚实交织的梦幻空间，让人们可以在网络世界从事探险、交往、竞争、互动、建构认同等社会行为。[1]网络游戏这种复合多元功用，使得很多大学生流连忘返。现有的网络游戏市场当中，含有暴力成份的占了很大一个份额，在当下中国网络游戏的市场销售中约有九成以上的充斥暴力、打斗、拼杀元素。研究发现，网络暴力游戏已成为导致青少年犯罪的首要诱因，并引发了一系列现实暴力行为。[2]大学生网络游戏成瘾已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高校因沉迷网游遭退学的例子不在少数，有的学校每年多达几十人，甚至上百人。[3]主要表现为：通过视频媒介向对方做一些带有侮辱性质的动作去对方；在与多人进行网络游戏过程中散播对方的谣言，减少对方的信誉度。研究表明，经常玩网络暴力游戏的学生在虚拟暴力世界的强化下，他们的网络暴力攻击性会显著提高，网络游戏暴力成为导致大学生暴力犯罪最可怕的因素之一。 [4]学者经过研究发现，如果大学生玩过网络暴力游戏，会增强网络游戏者的与攻击性相关的自我图式，网络游戏者持有自我攻击性信念和对攻击性的更为积极的内隐态度。这种自我图式对大学生网络暴力的介入有推动意向。[5]根据心理实验结果发现，暴力游戏中的射杀和血腥场面都会大大增加游戏者对他者的攻击性倾向。[6]

3.网络学习暴力

互联网的出现，推动了大学生学习方式的革命，大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及时查询、收集各种学术前沿信息，浏览、阅览各种图书、杂志，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教室、图书馆也只是他们传统的学习场地。他们可以随时随地从网络中找到各种学习资源，也可以下载学习资料。《著作权法》规定，任何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其作品的行为，均为网络暴力侵权行为。调查发现，在大学生网络学习过程中，存在普遍的网络学习暴力行为，他们著作权观念淡薄，一旦在网上看到对自己学习有用的知识信息，如果技术允许，他们立即把所需信息下载转发。

（二）发展趋势

网络暴力自进入大学生的生活以来，在保持传统态势的同时，呈现出了新的发展趋势：

1.渠道多元

随着网络科技的进步，网络平台呈现多元并举：QQ、微博、微信、贴吧和论坛等新媒体阵地无一例外地成为网络暴力的传播渠道，这也是网络暴力事件影响力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网络暴力的呈现渠道向多元化趋势发展。

2.形式缤纷

网络暴力渠道的多元走向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网络暴力形式向多样化进程演化，二者在技术层面上有着互动空间。网络暴力事件推动者被人们称之为网络暴民。为了美化网络暴力实施者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他们通过段子或改编歌曲等形式对热点事件进行嘲讽。

3.发醇时间缩短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网民队伍的不断壮大，网络暴力事件的发醇成型时间大大缩短。如“南方日报记者实习生”网络暴力事件中，经网友于新浪微博，短短数小时就被网友转发数千次，在短时间内锁定了作案者，暴力发醇时间大大缩短。

三、大学生网络暴力产生的危害

网络暴力产生的不良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当事人个人的危害和对现实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

（一）对当事人的危害

网络暴力严重侵害了当事人及其家人的隐私权、名誉权，对他们的精神也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使他们的日常学习、工作与生活都受到了恶劣的影响。尤其是对大学生来讲，不利于他们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

1.影响主流人生观、价值观形成

大学时代是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黄金时期，他们思想活跃，进取心强，对新鲜事情有着很强的向往性，所以很容易受到网上相异思想的冲击。网络暴力的消极、极端、不理性的显性特征，容易使大学生在缤纷的网络世界中是非观念模糊，分辨不清虚拟与现实。加之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形势的严峻性，国外极端势力把大学生作为他们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力军，各种社会思潮在网络上交锋趋于白刃化，一不小心，大学生就会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牺牲对象，严重影响了大学生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

2.防碍健康性格养成

大学是学生健康性格形成的关键阶段，如果他们在此期间受到了网络暴力不正常的影响，网络暴力中不当的语言、极端的行为方式、让人难以接受的后果，对当事人一次次挑战社会道德和法律的底线的审判和制裁，必定会对心智不太成熟的大学生产生或多或少的负面影响。

3.导致社会风气日下

网络世界虽然不是现实世界，但它与现实世界关系紧密，它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延续，网络暴力的客体都是现实中的人和事。在网络暴力实施过程中，他们关注的焦点并不是受害人本人，对他人是否被伤害也不关心，使网络世界变得没有人情味。在此环境中成长的大学生，很容易受到这种网络环境的情感伤害，逐渐形成无聊的看客心理和群体的冷漠情绪，导致民风不再纯朴，社会正气受损。

4.弱化法制道德观念

网络科技发展速度迅猛，与此相配套的法制道德建设工作一路滞后。在网络世界，人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将网络作为发泄的平台，肆意谩骂其他人，把现实中自己的不满情绪带到网络世界，恣意放纵，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任意妄为的真空，结果造成破坏欲望的极度扩张。网络暴力的出现，加剧了对法制道德观念的冲击，对道德法制规范形成巨大的威胁。

（二）破坏社会和谐环境

网络的诞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情绪宣泄的平台，对于自制力强的人来说，他们能够很好地区分网络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较好地利用网络，而自制力较弱的人则很难克制自己，容易被带到一个虚拟的世界中，并且完全沉迷在“以暴制暴”“以恶制恶”思想的支配下，很容易在解决问题时诉诸“暴力”手段，滋生出很多社会不安全的因素，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1.侵蚀社会道德标准

网络暴力对当事人的穷追猛打，逐步蔓延到现实世界，这种恶意的制裁也在挑战着现实世界固有的道德标准。网络环境无边无际，各种不同文化思想、价值观念汇集，网民这一群体越来越庞大，陷入思想误区，造成是非观念模糊，分辨不清虚拟和现实。

2.污染互联网环境

网络世界本应像现实世界一样，环境优美，风清气正。网络暴力的介入，使得网络空间的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出格的言论和不理智的行为势必对普通网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情绪化状态的人往往是不冷静和不理智的，容易做出极端危害社会的举动。

3.引发社会冷漠

网络暴力异化了舆论监督的作用，网络暴力事件频发，网络暴民频现，它在无休止地恶意攻击当事人，许多不明就里的网民加入其中，他们变得麻木从而变成欣赏闹剧的看客，渐渐失去同情心和爱心，逐渐形成无聊的看客心理和冷漠的情绪。

4.暴力从虚拟向现实延伸

纵观现代网络暴力的现状可以发现，网络暴力的当事人刚开始都只是在网上发醇，尖刻的言辞、激烈的争议、毫o顾忌的相互攻击，随着事件的不断被关注，发展为利用广大网民的力量将当事人的真实姓名、地址、电话等等涉及隐私的内容全部公布于众。于是网民们在未弄清事情原由的情况下对当事人展开现实攻击，当个人的非理性状态被无限扩大而缺乏正确疏导时，网络暴力就会突破虚拟向现实延伸。

5.舆论影响媒介公正报道

“议程设置”由美国传播学家麦克姆斯和肖于1968年提出，认为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宣传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防止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7]在网络暴力事件中，媒体的新闻报道和观点很容易被网络暴力舆论所挟持，往往很难坚持客观、公正的报道，容易造成失实不公的媒介言论，使得法治走向人治的歧途。

网络暴力从出现到现在也只是短短十余年的时间，它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杀伤力却是致命性的，侵蚀社会道德标准、污染互联网环境、引发社会群体冷漠、暴力从虚拟向现实延伸、媒介公正报道受到挟持等等，虽然没有现实社会的暴力事件那样极端化和暴力化，但它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和由此引起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同样值得人们关注。

参考文献

[1] 黄少华.青少年网络游戏行为研究[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115-122.

[2] 尹韵公.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3] 新华网.大学生沉迷网游引起人大代表关注 [E B/OL ].[ 2011-09-10].http：///internet/2008-01/21/content_7465452_2.htrn.

[4] 陈美芬，陈舜蓬.攻击性网络游戏对个体内隐攻击性的影响[J].心理科学，2005（2）：458-460.

[5] 崔丽娟，胡海龙，吴明证，等.网络游戏成瘾者的内隐攻击性研究[J].心理科学，2006（3）：570-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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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反生产行为；知识型员工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2-0237-01

一、引言

现代组织中，反生产行为呈现出多样性、普遍性、反复性、隐蔽性等特点，据统计，有33%――75%的被调查者承认曾在工作中出现过偷窃、欺骗、破坏公物、盗用公款或故意旷工等行为（Harper,1990）而这些反生产行为每年给全球企业带来60亿――2000亿美元的损失（Murphy,1993）,而且会挫伤组织士气，带来缺勤率、离职率的上升（Slora,Joy&Terris,1991）。本文通过在反生产行为一般理论的指引下，加深对国内知识型员工反生产行为的认识，从而对反生产行为有效实施干预。

Mangione和Quinn(1975)第一次提出有关工作场所反生产行为的概念，认为他是一种雇员不作为的表现，一种与雇员创造利润的工作表现相对的破坏资方利益的行为，譬如：故意破坏雇主的工具。Spector和Fox(2005)将工作场所反生产行为界定为一系列单独的行为，这些行为的共有特征即为故意伤害或意图伤害组织和组织相关利益者，譬如顾客、同事、上级。我们对反生产行为的理解应把握这几方面（1）行为主体的意图，个体做出这些行为的目的就是为了伤害他人或者企业（2）行为客体：员工的反生产行为可能是针对组织也可能是针对组织中的成员(3)行为后果：员工的破坏一定会给企业带来伤害，但不一定招致恶劣或严重的后果。鉴于反生产行为给组织带来的危害行为，我们会结合国内知识型员工特点，研究干预反生产行为的途径。

二、中国知识型员工反生产行为特点分析

（一）行为具有隐蔽性，不易察觉的特点

知识型员工发生的反生产行为比较隐蔽，不易让人察觉，也不容易实施监督控制。由于在企业里，知识型员工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有更多的工作自由度，这表现在，一方面，他们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更自由，不能进行实时监督控制；另一方面，他们的工作性质大多是脑力思维活动，这决定了不能对他们的工作过程和工作质量进行全程的控制。隐蔽的特点致使知识型员工进行反生产行为的可能性加大。

（二）受传统文化影响，敌对恶劣破坏行为少，政治行为多

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里，政治权术思想影响深远。所以在中国权力结构中，权谋思想占有重要地位。对于知识型员工，特别是处在掌握权力的管理层，他们的反生产行为更多的表现于政治行为，而公然的敌对破坏甚至暴力行为很少。

（三）网络相关性

随着网络应用的普及，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离不开网络，特别是知识型员工，他们的工作一般都离不开电脑和网络，除了做工作有关的事情，他们很可能利用工作时间，利用网络，进行聊天，游戏，炒股，网购等一些私人事情，这使得反生产行为带上了时代特色。

（四）危害性更为严重

与普通员工的反生产行为相比，知识型员工的反生产行为给企业带来的危害更大。知识型员工在企业里很多处于技术岗位、管理层等对公司影响较大的职位上。技术岗位的员工，如果出现反生产行为，怠工、缺失责任心、、不愿创新等，那么轻则影响企业产品的质量，重则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甚至使得核心技术机密泄露，那样就给企业造成极大的损失。对于管理层上的员工出现反生产行为，如为利益与同事恶性竞争、小团体主义、不贯彻落实上级战略政策等，这同样也会带给企业致命性的伤害。

三、对反生产行为的干预

了解了反生产行为的诱因以及他给组织带来的伤害，如何有效地防御就变得尤其重要。本文试图从组织和个体层面对预防知识型员工的反生产行为提一些建议。

（一）招聘过程注意对应聘者的人格特质进行测试

人格特质是影响反生产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企业在组织招聘工作时，应该重视对应聘者的道德、性格、抗压性等个体特征的测试。选人的过程很重要，不要因为一时的麻烦，就放松了对应聘者的要求。在招聘时对应聘者了解的越多，才能保证找到适合企业的员工。

（二）公平的制度设计

反生产行为的重要诱因就有员工感觉到的组织的不公正。所以为了从源头上有效减少反生产行为，就需要企业在制度设计上要尽量实现公平公正，特别在薪酬待遇上要体现公正，避免员工心理上的失望和落差。

（三）改善工作条件，创造舒适的工作环境，提高员工满意度

增加知识型员工的满意感，需要企业要为员工提供和谐的工作环境，这种工作环境不仅包括物理环境还有人文环境。物理环境上可以考虑扩大员工办公空间，配备齐全的办公设备，提供一些员工休息放松区域，甚至可以通过绿化办公环境愉悦员工心情。人文环境上，需要企业在文化上要倡导轻松快乐的氛围，团结协作的同事关系等。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

作者简介：马叶叶（1985-），女，河北保定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研究方向:人力资源；叶欢（1987-），女，浙江杭州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

参考文献：

[1]彭贺.中国知识员工反生产行为分类的探索性研究[J].管理科学,2010,04:86-93

[2]张建卫,刘玉新.反生产行为的理论述评[J].学术研究.2008,12:80-90.

[3]郭晓薇,严文华.国外反生产行为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2008(31)4:936-939

[4]贾树新.论新时期企业知识型员工的管理[J].国土资源高等职业教育研究,2007,1:65-67.

篇4

最近一段时间，西安一小学的绿领巾、包头市某中学的红校服、山东省东营市某中学对违规违纪学生的罚款、广州某小学对“差生”测智商、浙江省慈溪市某小学3个男孩因为不遵守课堂纪律被勒令脱下裤子并在两个女生“监督”下跑步、南昌进贤二中初三班主任安排“差生”在教室外考试或干脆不让“差生”考试等一系列校园教育“冷暴力”事件时常见诸于媒体，引发了各界的广泛关注。根据一项网络调查结果，校园教育“冷暴力”已经成为中小学生、家长最关注的、认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由此可见，教育“冷暴力”对学生的伤害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越是低年级的学生受到的伤害就越大。环顾我们的校园，有关教育“冷暴力”的现象在老师及学生中层出不穷，手段不断翻新，它的危害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将教育“冷暴力”清除出校园已迫在眉睫。

教育“冷暴力”是相对于体罚等暴力行为而言的一种“精神惩罚”，是指不是通过殴打等行为暴力解决问题，而是表现为语言的嘲讽、故意忽视、躲避、冷漠、轻视、奚落、疏远和漠不关心等，致使他人在精神上和心理上受到侵犯和伤害，属于精神伤害的范畴。常见的手段包括对学生态度冷淡、放任、嘲讽、区别对待等。

校园教育“冷暴力”看起来似乎比体罚对肉体的伤害显得文明一些，但它带给学生的精神和心理的伤害绝不会比体罚小。如果教师长期对学生采取嘲讽、威胁、侮辱、孤立、冷漠或控制的教育方式，会使学生产生强烈的自卑和对抗心理，造成长久的心理疾病，甚至导致自闭，或产生人格行为障碍。这样，它不但造成师生关系上的对立，影响教学效果，而且严重的还会造成学生心智失常，丧失生活的勇气，引发厌学、逃学、违法犯罪，甚至自杀等严重恶果。

二、校园教育“冷暴力”的成因

1． 教育功利化导致教师对学生进行“等级”分类

现行的教育体制、教育制度、教师考核机制等导致的教育功利化不可避免地传导到教师身上，教师进而对学生进行“等级”分类――优等生、中等生、差生。由于教育管理部门要求优秀评定与教学成绩挂钩，名目繁多的德育考核量化指标遍布校园各个角落，因此，这种“等级”分类必然导致教师与学生的情感冲突，尤其是教师与差生的情感冲突。在现实的师生关系中，人们期望的和谐的师生情感交流被名次和分数替代，变成了冷冰冰的各种绩效考核指标。教师和学生都毫无选择地置身于这种评价体系中，教师变成了监工，学生变成了被“制造”的产品，监工要做的事就是按规定客观冷静地去评价某一件产品是否符合生产要求，而非生产要求能否为这个特殊的产品服务。

尽管无法回避教育的功利性，但教育的功利性不能成为手段的功利性的借口。心灵彻底荒漠的教师最容易歧视差生，而大多数歧视差生的教师都是被体制、制度逼的――体制、制度不改，学校和教师歧视“差生”的行为就一定不会收敛，只是手段不断翻新而已。同样，教育体制、制度不改，教师对不同“等级”学生的不同关注也不会改变，对差生实施“冷暴力”也就必然产生。

2． 教师教育理念缺乏对学生自尊心的重视与培养

现代公民的权利意识普遍提高，但在教师当中，并不是每个教师都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有的教师坚持惩罚的传统教育理念，他们的教育缺乏对孩子权利的认识与掌握。在中国，长久以来，我们的教育强调“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材”。当对孩子的体罚被禁止时，这种惩罚孩子的传统就会演变为教育“冷暴力”。另外，老师只根据学习成绩来评价学生，对差生“贴标签”以及老师压力大，不愿多花时间对差生耐心教育等都导致“差生”观念被广泛认同与使用。这些都是对差生的歧视，严重伤害了学生的自尊心，对其心理产生长久伤害。事实上，科学研究发现，每个人的智力结构都不一样，没有绝对的“差生”。但是在当前教育评价体系下，考试考得好的就是好学生，考得差的就是差生，许多老师也认为“差生”是朽木不可雕。这种区分本身就是缺乏对学生的尊重，就是对学生的教育“冷暴力”。

中科院心理学研究所现代小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梅玲认为，教育‘冷暴力’的出现与一些老师素质不高有很大关系。对于许多老师而言，他们在用挖苦、奚落、戴“绿领巾”等方式教育孩子时，可能并没有恶意，而是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给孩子带来的伤害。

3． 教师综合素质与人文精神的匮乏及缺失

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和价值观多元化，教师与学生间产生了较大的心理文化距离，一些老师不能以平等或平常的心态处理与学生的关系，依然愿意扮演权威者的角色，不喜欢或看不惯“另类”的学生，尤其是“差生”，进而试图使用“冷暴力”在学生中建立霸权地位。此外，相当一部分教师仅把教学工作看成是谋生的一种手段，没有意识到教师职业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值得一提的是，社会的冷漠与缺乏爱心也可能传导到老师身上，再加上许多老师对自己的待遇不满，很容易导致教育“冷暴力”出现。因此，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与人文精神素养刻不容缓。

三、根治校园教育“冷暴力”的对策

1． 让师生充分认识教育“冷暴力”的危害，学会自觉抵制教育“冷暴力”

无论是老师对学生施加的教育“冷暴力”还是学生对学生施加的教育“冷暴力”，施暴者的行为都表明他们的心理处于不健康或亚健康状态，也表明施暴者这些强势群体对被施暴者那些弱势群体的排斥。有研究表明教师长期对学生采取嘲讽、威胁、侮辱、孤立、奚落、借故调座位、冷漠或控制的教育方式而产生的排斥直接导致的仇恨呈级数增长。若这种仇恨长期积蓄，则会进一步激发仇恨的群体之间的敌视，这种极端的情绪必将带来极端的后果。

心灵的呵护与关爱都是师生所需要的。教师面对学生一定要少一些嘲讽、威胁、侮辱、孤立、冷漠或控制，而应该对学生多一些耐心和友善，尤其是在学生“屡教不改”时，更要冷静、克制，学会化解焦躁、愤懑等不良情绪，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自觉抵制语言暴力，别让语言暴力刺伤了师生的心。

2． 坚持以人为本，拒绝教育“冷暴力”

拒绝教育“冷暴力”，关键在教师。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即使是所谓的“差生”，也有其闪光之处，教师要善于挖掘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另外，很多学校没有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心理健康教育。一方面，学校的专职心理教师数量不足，质量不高，有的用其他课任老师临时充当，他们无法及时有效应对学生出现的心理问题，更不能帮助学生解开心结，甚至引起学生对这些心理教师的不信任，影响了教学效果；另一方面，升学的压力短期内不会有任何改变，各学校没有安排足够的心理健康课，再加上有些老师刻意宣染差生的前途暗淡，这客观上导致学生心理知识的匮乏，甚至增加了学生的心理负担，心理问题没有得到有效排解，最终酿成惨剧。在中小学，很多老师或多或少地都采用了‘冷暴力’的教育方法，而且一些家长对老师的这些做法也采取默许的态度，这些家长认为教师这样做也是为了学生好。这说明了一些家长和教师没有深刻认识教育“冷暴力”的危害。

因此，要想真正改变教育“冷暴力”事件频发的现状，让公众重拾对中小学教育的信心，就必须注意几点：坚持教育以人为本，教育目标不以考试分数的高低作为评价学生差异的唯一标准，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加强学生的情商教育及多元智能教育；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不能以是否上重点中学或上重点大学作为人才培养的单一模式，而是以是否适合学生发展、是否掌握为生活为谋生的必要技能作为培养学生成才的教育模式，坚持人才标准的多样性，及早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使学生对未来满怀希望；重视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人格健全发展。心理健康教育中首先应把尊重生命、珍爱生命放在第一位，让学生认识到尊重生命、珍爱生命也是一种责任，肆意放弃生命不仅是一种不负责的行为，而且还会给家庭带来巨大的痛苦，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其次，教会学生解决遭受教育“冷暴力”的方法，缓解心理压力。事实上，教师和学生都是教育“冷暴力”的受害者，只有认清它的危害，在教育中坚持以人为本，树立“有教无类”“人皆可成才”的教育理念，不随意给学生贴标签，多给予学生鼓励和关爱，不搞教育歧视，让教育回归本真，这样才能拒绝教育“冷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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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6.078

相关数据显示，家庭暴力在我国家庭中较为普遍，大概有24.7%的家庭存在着家暴现象；妇联系统每年受理家暴投诉案件在4到5万件左右，此外，约有的10%的故意杀害案件与家庭暴力相关。家暴受害者中，妇女、老人、小孩为主要受害对象。在传统观念中，谈到家暴问题时，绝大部分人会认为家暴是基于性别不平等而造成男性对女性的暴力。但是实际生活中，家暴还包括女性对男性的暴力、父母对孩子的暴力，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

目前，家庭暴力的主要形式以殴打、捆绑、残害等人身伤害行为为主，精神暴力、经济控制、性暴力等也是家暴行为的反映。2016年，我国第一部《反家暴法》明确提出反家庭暴力需要由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参与，表明国家对家暴零容忍的态度。这是国家第一次从法律层面上将家暴认定为“公事”，并明确社会工作应参与到反家暴行动中，支持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开展心理健康咨询、家庭关系指导、家庭暴力预防知识教育等方面的服务。作为一个职业助人的专业，社会工作在预防家暴、紧急介入、持续专业服务方面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一、反家暴服务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家暴，都会给受暴者造成身体上、精神上的伤害。相关研究表明：夫妻之间的家庭暴力的心理互动过程是一种夫妻双方互相不理解、互相不能正常沟通的情况下，单方或者双方的愤怒情绪的积蓄和爆发。透过网络曝出的家暴案件，我们不难发现家暴方式花样百出、暴力行为令人发指，如用擀面杖、鞋底子、皮带抽打受害人、对受害打脚踢等行为危害受暴者人身安全，侵犯受暴者人身权利。对于受暴妇女来讲，家庭暴力导致的危害是极强的，除了肉体伤害，身体残疾，无家可归，失业，失去家庭、朋友甚至孩子，更为严重的后果则是导致消沉、自杀和精神病。

另外，妇女还可能感到严重焦虑、恐慌、吃饭睡眠失常、不能集中精力以及绝望等。除此之外，家暴还会影响到孩子的成长，对孩子的心理造成极大的伤害。在家暴的应对方式上，绝大部分家庭以恶性处理方式如离婚、以暴制暴自杀等为主，而选择良性沟通、和好、化解矛盾建设性的方式则较少。相关人员表示，在女性暴力重犯中，因遭遇家暴而杀死丈夫的比例很高，因家庭暴力而导致的意外伤害案件也逐渐增多。家暴危害极大，有可能对受暴者甚至是施暴者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

另外，家暴具隐蔽性和重复性，受中国传统思想“家丑不可外扬”、“棍棒底下出孝子”观念影响，为了顾忌家庭的“面子”，受暴者通常不会主动将受暴事实告知外人，而选择隐忍，这让中国的家庭暴力成为浮不出水面的私事。由于家暴隐蔽，施暴者不易被发现、被惩罚，施暴者对此更是肆无忌惮，从而造成家暴恶性重复。有研究表明，目睹过家暴的儿童成人后也容易产生家暴行为和偏差行为，如震惊全国的李阳虐妻案的产生原因正是李阳父亲家暴的延续。

总而言之，家暴危害性特别大。对于受暴者来说，其身体上、精神上受到双重折磨；对于家庭来说，影响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家庭正常功能的发挥；对于社会来说，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谐。

二、社会工作介入反家暴的优势

（一）理念优势

社会工作以接纳、平等、尊重、保密作为专业价值指导，能够为受暴对象提供个别化、针对性的辅导，尤其是社会工作专业遵循保密原则，对服务对象所描述的问题及资料保密，这正好符合受暴者不想让熟人知道的心理，也有利于社会工作者为受暴对象开展服务。

（二）人员优势

社会工作者经过系统的专业训练，掌握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相关知识，熟悉家庭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服务流程。另外，社会工作者可发挥资源整合的角色将分散的、潜在的非正式社会资源整合成为系统的、正式的社区干预服务系统，亦可充分盘活非正式、正式社会资源为受家暴者提供情感性支持、工具性支持、物质性支持服务。

（三）技术优势

社会工作者拥有一套专业的助人方法、在科学的助人知识基础上能够利用个案、小组、社区工作、社会行政等间接方法为服务对象提供心理辅导、家庭关系指导等服务。社会工作注重为服务对象赋权，能帮助受暴对象自己去发现并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反家暴服务领域而言，社会工作者可以协助受暴对象分析家暴产生的原因、以及最佳处理方法，并增强自身应对家暴的能力。

三、社会工作介入反家暴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一）预防服务，预防家暴产生

在反家暴的奋斗历程中，预防家暴的产生可有效避免各种家暴事件的产生以及由此给受暴者及施暴者带来的人身伤害。其他国家在反家暴预防上做了很多探索，以期从源头阻断暴力循环发生。如韩国规定学校开展家庭暴力预防教育；美国制定和实施教育和服务项目；加拿大则制定平等条例，对青少年开展人际关系教育。在我国，以四川省为例，2015年四川省妇女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反家暴预防服务，如举办多部门联动反家暴技能培训；制发反家暴宣传手册；编排、演出各种反家暴特色的文艺活动；开展反家暴法进社区、反家暴模拟法庭比赛、反家暴情景剧大赛等主题活动。

另外，社会工作介入反家暴服务可整合法律资源结合“3.8妇女节”、“11.25国际反家暴日”等重要节日进行反家暴法宣传、普及反家暴法知识，提升社会公众对于反家暴法的认识。社会工作者也可协助工会、妇联、共青团、社区开展如反家暴课程培训、反家暴征文比赛、反家暴微电影放映、社区家庭剧场系列活动，以此预防家暴的产生。

（二）支持为辅，构建助人网络

社会支持理论认为，弱势群体问题的出现是由于自身所得到的社会支持不够，如能增加其社会支持资源，那么弱势群体应对问题的能力将得到提升。受暴人员社会支持系统包括家庭、亲友、朋辈等非正式支持，也包括工作单位、司法机关、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在内的正式支持系统。在反家暴服务中，由于施暴者源自于非正式系统，非正式支持力量相对薄弱，那么可相应增加正式支持资源介入。在非正式支持方面，社会工作者可以开展家庭关系构建主题工作坊、和谐家庭关系体验式活动、建立反家暴志愿服务组织，以此增强反家暴自助、互助及支援能力。在正式支持方面，美国设立全美家庭暴力热线服务，并提供24小时无休免费服务的做法值得借鉴；加拿大则充分动用警力的力量，采取社区与警力互动模式，建立、危机干预中心，开通“停止家庭暴力”网站，开设帮扶热线以此来构建一个良好的正式的社会支持系统。

（三）家暴援助，走出家暴困境

建立个案发现和转介机制。由于家暴具有破坏性、隐蔽性等特点，因此，发现受暴才能对象为后续服务提供可能。受暴者生活的社区、学校、工作场所应发挥近距离接触受暴对象的优势主动发现受暴对象并向相关部门报告。新的反家暴法明确规定了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等单位如发现家暴行为有向公安机关报案的责任和义务。

由此看出，社会力量参与发现并报告是反家暴发现机制建立的重要基础。另外，还需建立完善反家暴服务转介机制，对于需要社会工作者跟进的受暴对象，公安机关、社区等需要及时转介给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帮助“潜在的服务对象”变为“现有的服务对象”。

提供紧急庇护安置。在家暴发生后及时为受暴对象提供紧急庇护安置，保证人身安全是最为重要、最为紧急的任务。当前我国大陆庇护所的运营模式主要有三类：

一是由妇联牵头、挂靠民政部的妇女庇护所。

二是依托企业的妇女庇护所。

三是社区妇女庇护所。

社会工作者要熟悉申请流程，并与庇护所保持畅通的联系，能够为需要紧急庇护的受暴对象申请紧急安置，以保证受暴者人身安全。

从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三个层面开展持续专业服务：

个案工作层面，社会工作者可为受暴对象或家庭提供个案辅导，帮助受暴者拿起法律武器维护个人权利；也可对施暴者和受暴者进行心理辅导、帮助家暴家庭理清家庭关系、帮助走出家庭困境、恢复家庭功能；对于有困难的受暴对象，符合援助条件对象社工可链接法律资源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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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互联网；个性；自我异化；逆反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6-0283-02

当前，我国互联网发展进入一个飞速崛起的阶段，互联网本身覆盖的领域已涉及人们生活工作各个方面，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另一方面，人们对互联网的依赖也越来越强，需要依靠互联网完成各项工作，人们要获得高品质的生活，就要尝试去完善相关互联网的各个体系。自从我国1994年正式接入互联网以来，短短十几年的发展，让中国在世界互联网领域的地位由先前的跟随、参与，逐步走向现在的主导，中国在互联网各方面的力量都已处于世界前列。从我国互联网的发展历程中让我们看到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到优的成就，也看到了我国互联网强大的发展潜力，但是，我国互联网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也是层出不穷，包括各种文化差异、观念认同、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问题。作为互联网使用的最主要群体，也是受互联网影响最深的一个群体——高校大学生，互联网对于大学生本身，甚至将来整个社会都有重要的影响。

大学生个性研究属于心理学范畴[1]，互联网对大学生个性影响实质上属于网络心理学研究领域，一方面因为大学生是一个普遍、典型的互联网使用群体，另一方面大学生处于一个从学校走向社会的转型时期，对外在环境影响处于一个非理性处理的时期，如何正确看待互联网对大学生的各种影响，对于大学生未来健康发展，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学生从高校校园中开始逐渐接触社会，个性基本成形，但在与外界环境的接触中，仍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这些影响或多或少给大学生个性的改变起到了催化作用。互联网作为大学生在此阶段接触较多的一种传媒互动客体，对大学生个性的影响有着极其微妙的作用，利则可以成就一个人，弊则亦可毁掉一个人。本文就互联网对大学生个性的一些负面影响作主要分析。从互联网对大学生个性影响的体现可以分以下几种类型，就这几种表现类型一一分析：

一、自我封闭型

根据互联网在对大学生个性施加影响的层面来讲，自我封闭型又可从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大学生本人由于受非网络因素外界环境的变化的影响形成一种自我封闭的趋势，而互联网只是其遭遇各种挫折后的一个“庇护所”，这种情况下，互联网只会真正让大学生变得封闭起来[2]，得不到与外界的沟通交流，这样的“庇护所”对大学生本人来说是不安全的。例如，一些家庭因素：父母离异、家人亡故等一些非正常的家庭突变，还有大学生失恋等一些社会交往中的感情问题。由于大学生处于一个对情感较为敏感的时期[3]，在面对诸多的情感问题上常常会手足无措，不能妥善处理，同时，大学生自信心较强，在面对这些问题时经常会选择独自面对，这样大学生势必会让自己孤立封闭，不去主动与他人交流沟通，然而人的情绪是不可能在较长时间积累的，这种情况下“万能”的互联网正是一个孤立的个人最好的情绪发泄口。程序是无情绪的，大学生可以在互联网上围绕自己的当前情感需要接触各种信息，这些信息只能够被筛选，这样的过程有很大的随意性，大学生深陷其中，只会越来越封闭，长期如此，对其心理乃至生理健康都会造成很大的威胁。

二是，互联网本身就是引起大学生个性封闭的一个主要诱因。我们都知道，互联网是一个丰富多彩的虚拟世界，其中所包含的信息之全面、丰富，是任何媒介都不可比拟的。在第26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中显示[4]，10—29岁年龄段网民数量占到整体网民数量的58%，学生网民占到整体网民的30.7%，同比增长了近2个百分点，网民年龄的年轻化，网龄的高龄化，从中学甚至是小学就开始接触互联网，到大学阶段人们接触互联网的时间少则三五年，多则可达十年以上，人们接触互联网的时间越来越长，这样经过长期与互联网的接触，一方面，会造成与周围亲友的疏远，另一方面，受互联网各种信息影响很大程度上会形成网络成瘾，大学生一旦网络成瘾，将严重影响其未来的发展。这时，互联网看似是大学生的“亲密伙伴”，但实质上互联网只会成为一个封闭着大学生的“牢笼”，成为禁锢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最终诱因。

二、自我中心型

弗洛伊德认为[5]，自我的升华会使本能得到一种解脱，而互联网无疑是大学生自我升华的催化剂。互联网本身不具有选择性，它只是无意识地提供给社会成员各种丰富的信息，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自我满足层次是在不断提高的。大学生自尊心、自信心较强，面对丰富驳杂的互联网世界，大学生本身更倾向于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浏览自己喜欢的信息，长期如此，把这种自我满足的心理需求应用到以后生活、工作各个方面，逐渐形成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病态心理需求，甚至将这种心理需求上升至一种本能，这对大学生个人将来的人际交往、工作交流等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绊脚石。

这种现象还只是一种普遍的自我中心个性的表现，而真正实质上能对大学生造成严重后果的则是自我中心的异化。网络虚拟世界看似是围绕大学生自身需求提供各种信息，但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陶醉并不能让自我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满足，甚者会让大学生丧失自我，对自己的行为不能进行理性的分析。一旦这种不良状态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不论是对大学生本人还是对周围的亲人朋友，甚至对于社会，都有可能造成极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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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二三十岁的成人了，还保持着玩“躲猫猫”的兴致?不过，有童心的人往往不懂得保护自己，这不。一个叫李荞明的犯人就低估了玩这一游戏潜在的危险，竟然一头撞到了墙上。落了个因“重度颅脑损伤”而离开人世的下场。正如网友许晖在其博文《躲猫猫释义》中所言：“‘躲猫猫’这一游戏在展示晋宁县看守所的人情味儿之外。同时雄辩地证明了一个道理：游戏也可以杀人。”是足以为玩游戏者戒也!

明眼人不难看出，和使“躲猫猫”这一词语流行起来的众网友一样，笔者在上文中只不过是拿“‘躲猫猫’撞墙致死”这个警方对于犯人非正常死亡的超出常理、带着“黑色幽默”意味的荒诞解释调侃了一把。其实，与“俯卧撑”一样。“躲猫猫”是一个“双面怪物”。它的一面是不受民众制约的公共权力的任性、专横、冷漠和残暴，另一面是民众的不满、愤怒却又无可奈何的绝望和无力的状态――除了借“犬儒主义”的调侃或恶搞暂时发泄发泄，甚至“自我娱乐”一番，他们别无选择或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如果无办改变现状，至少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看待现状的方式。这样，不管怎么恶劣的生存或生活环境，都变得可以忍受了。

公共权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保护民众免受来自个体本身以外的“他者”的暴力或任意规则的伤害。公共权力其实是一种制约不合法的暴力的暴力，并非无限的，而是有边界的，应该受到制度上的或其他形式的制约，否则就有沦为专制权力的危险，因为暴力――不管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始终都是一种非理性的力量，如果缺少有效的制约，必定会走向滥用和残暴，从而给作为个体的人或整个人类带来人为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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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因素

传统男尊女卑、夫权至上与现代法制先行、男女平等意识的冲撞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了许多人为的差异，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性别的差异。性别差异伴随着历史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对两性角色、两性关系、两、两性地位的社会刻板印象、社会规范和社会意识形态。将男人和女人的自然差异绝对化、本质化是性别传统文化的一个突出表现，也是影响人们最深刻的观念之一。因为传统文化是依赖个人存在的，传统性别文化通过性别角色社会化将两性之间的性别差异灌输给许多个体，使个体按照其要求来扮演不同的性别角色。历史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中对家庭暴力、男性特质、女性特质、家庭的定义等传统文化规范提供了一个适宜的家庭暴力社会环境，建构和影响了男性对女性的暴力。现代文化对性别角色的重新定位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对男性和女性来说，同样要经历历史性的角色变迁。对于那些受传统的性别模式影响较深、男性意识较强的男性来说，他们将经历一个由性别优越到性别压抑的过渡期，出现传统文化男尊女卑思想与现代文化男女平等意识的冲撞，传统文化夫权至上与现代文化法制先行的矛盾，使得家庭暴力这一“古老”的行为发生了表现形式上的转变，拳打脚踢的身体暴力转向了冷淡、漠视、疏远、挖苦等精神上的虐待。

(二)社会因素

1．独生子女结婚率上升、核心家庭的增多导致家庭支持和救助系统弱化随着独生子女结婚的到来，独生子女组建小家庭后往往更注重个人的发展和生活，以自我为中心、任性好强，不与家人沟通，极少关心他人。在解决夫妻矛盾时，他们往往缺乏调适夫妻关系的能力，谁也不愿意主动道歉、首先与对方说话，而更倾向于采取冷处理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家庭冷暴力的产生正是夫妻双方缺少沟通的结果。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人们追求独立望的增强，家庭结构呈现出由大变小，由复杂变简单的过程。由三代人共同生活的主干家庭逐渐减少，而由一代人或两代人组成的核心家庭逐渐增多。在传统的几世同堂的大家庭中，夫妻之间的矛盾能够及时被家人发现并在家人的调解下及时化解，而现代核心家庭则缺乏这种调解和缓冲机制，当事人原本可寻求的家庭调和与救助体系相应弱化，在小夫妻产生矛盾时，谁也不愿退让、不愿沟通，长时间对峙、僵持，常常使简单问题演绎成复杂矛盾，小问题发展成大纠纷，结果愈演愈烈，直到无话可说产生家庭冷战。

2．丰富的现代社会交往方式，凸显了夫妻情感交流的相对匮乏科技的进步，电脑网络的发展，丰富了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QQ、飞信、微信等新的交往方式在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改变着人自身，人与人之间通过网络就可相互沟通。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习惯在网络这个虚拟环境中去寻求解脱。所以，当夫妻之间出现问题时，更喜欢沉溺在网上和陌生人倾诉和沟通也不愿意和对方当面诉说，过去夫妻以家庭为中心的活动范围被打破，男女双方都在寻求一种突破家庭生活的个人身份，建立各自的社交网。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亲属频繁往来的初级社会交往方式逐步转向因业缘关系和兴趣爱好而结成的新的社会交往网，交往范围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展和延伸。交往方式的变化使得家庭结构变得松散，业缘关系显得更加紧密。人们投入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时间、精力逐渐增加，使得夫妻共处的时间缩减，感情沟通和信息交流的机会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夫妻的情感交流，为家庭冷暴力埋下了隐患。

(三)经济因素

夫妻双方收入的变化，引发夫妻的家庭权力之争夫妻双方的经济收入状况，直接影响了他们在家庭中地位。现代社会的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独立工作的比例越来越高，其经济地位和家庭地位不断上升，女性控制家庭主导权的欲望日益增强，这就与传统的男性家长权威发生了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常常表现为言语冲撞和精神对抗。一方面，女性经济地位的确立意味着传统性别神话的解构，当代女性致力于建构男女平等对话的家庭互动模式，也迫使男性重新审视男女关系。然而，在传统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下，不少男性还是难以完全摆脱大男子主义的观念，甚至拼命想要维护自己正在失落的权威。当家庭纠纷发生、妻子不随其意，有逆反情绪或反抗行为，男子便认为这破坏了自己的家庭权威形象，危及了自身的户主地位，迫于法律的约束不能使用身体暴力的情况下，以漠视、疏离等方式作为惩罚手段来达到控制妻子、捍卫大丈夫“尊严”、重塑自己的家庭权威、巩固自己家庭地位的目的。另一方面，知识女性经济上的独立，提高了她们的自我意识和家庭地位，使得女性能够挺直腰板做人。对于在男女平等的呼声中成长起来，并且依托经济支撑而摆脱了被支配境地的当代女性来说，她们有了维护自身权利的底气，一改传统女性软弱的特质，不愿意主动让步以求和解，反过来，还可能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另外，一些女性为了强化自己的家庭地位，也时常成为家庭“冷暴力”的制造者和升级者。一场没有硝烟的家庭决断权、发言权、指挥权的争夺在无声无息中悄然进行着。于是，在权威与反权威、控制与反控制的对峙和较量中，“冷暴力”不断升级。可以说，“冷暴力”的产生是与妇女地位的上升联系在一起的，是男女双方家庭权利之争的产物。

(四)文化因素

文化程度的提高使家庭暴力的形式由“热暴力”转为“冷暴力”随着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文明程度不断增强，处事更理性，守法维权意识也在增加。人们开始顾忌“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古训，在处理夫妻矛盾时有意识地尽量避免采用拳脚相加的粗暴方式，而采用一种冷落、漠视、疏远对方的冷暴力形式。所以说，发达城市和知识分子家庭更容易发生冷暴力，冷暴力是一种“文明病”。随着社会的发展，跨地婚姻、跨国婚姻已经越来越多，各地的人文习惯差异很大，一起相处的两个人，如果没有办法接受对方的文化背景，就很容易出现隔阂，如果没有及时沟通就会造成语言交流的降低甚至暂停，最终出现冷暴力。

(五)心理因素

工作压力的增加，调试能力的相对不足引发心理健康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拥挤的生存空间、复杂的人际关系、快节奏的生活和无休止的竞争，使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压力大大增加，心理动荡明显增多。很多人过着双面人的日子。在公司老板、同事面前谨慎、谦和，不能发泄的不快只有在下班后带回家，在家里可以肆无忌惮的宣泄，可以不说话、不做事、发泄不满、借机撒泼耍赖、恶语相向，这样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在最熟悉的人面前释放自己人性中最隐蔽的一面。

(六)法制因素

相关滞后的立法及法律意识的增强助长了家庭冷暴力的发生

1．目前我国法律对冷暴力无明确规定，预防和制止家庭冷暴力的惩罚措施还仅限于道德的层面。遭遇冷暴力的受害人如报警，警察也因找不到根据无法治安处罚;如到法院提出离婚，并请求赔偿，在取证时又会遇到困难;我国《婚姻法》中规定的家庭暴力虽然包括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暴力两类，但《刑法》对精神上的家庭冷暴力并没有相关规定，形成了法律漏洞。这使得家庭冷暴力超然于法律，不受拘束，这也是造成家庭“冷暴力”上升的重要原因。

2．随着法制宣传和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施暴者意识到实施身体暴力易遭舆论的谴责，可能被诉诸法律，这都不同程度地制约了身体暴力的发生;而家庭冷暴力常常表现为夫妻双方缺乏沟通和语言交流，对对方冷落、漠视，很难界定他是性格孤僻还是有意实施家庭冷暴力的精神虐待;家庭冷暴力所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受害人的心理和精神，精神世界是人的主观意识，缺乏外在表现和测定标准;加上冷暴力是一方消极的方式对家庭成员实施的精神上的伤害，它没有伤痕，不见鲜血，无法作伤情鉴定，没有明显的发展过程，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隐蔽性很强，举证难度较大，让施暴者承担法律责任较难。加上部分人对于家庭冷暴力没有意识到是对自身的巨大伤害，有的认为这不是家庭暴力，使得冷暴力愈演愈烈。

总之，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夫妻更加关注精神生活质量，因情感需要而产生的家庭矛盾日益增多，因此，预防和制止家庭冷暴力，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的私事，而且是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二、预防和制止家庭冷暴力的法律对策

(一)在现行法律中加入冷暴力的规定或制定专门的《家庭暴力防治法》

从目前家庭冷暴力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看，我国出台预防和制止家庭冷暴力的专门法是根本途径。但是介于条件不成熟时可以先在现有婚姻法或司法解释中加入家庭冷暴力的界定、对家庭冷暴力的构成等做出明确规定，使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有法可依。

1．明确家庭冷暴力的含义

目前关于家庭冷暴力的含义有多种看法，笔者认为家庭冷暴力法律上的定义，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家庭冷暴力是一种精神暴力，但冷暴力对人的伤害不同于由于身体暴力或其他侵权行为所导致的精神损害，它不是其他侵权行为产生的附属结果，而是一种直接的、故意的针对受害人实施的精神摧残，冷暴力的直接后果就是使人精神遭受损害。二是冷暴力是一种持续的、反复的对受害者施加的精神暴力，它以消极不作为的方式故意对受害人冷漠、轻视，从而达到使其精神、心理承受巨大压力的损害结果。介于以上两点，笔者认为家庭冷暴力，是指家庭产生矛盾时，家庭成员通过非暴力的方式给对方造成精神伤害，通常表现为恶意诋毁、讽刺挖苦、冷淡、漠视、疏远和放任等行为方式表现的精神伤害。

2．明确家庭冷暴力的构成要件

家庭冷暴力的成立应该具备四个要件①家庭冷暴力的主体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包括施暴人与受害人。家庭冷暴力只能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其施暴人与受害人之间都存在特定的亲属关系，包括父母子女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祖孙关系、婆媳关系等，其受害者往往是家庭中的妇女、儿童及老人等弱势群体。②行为人实施冷暴力时具有主观上的故意。行为人在实施家庭冷暴力时所持的心理态度是故意的，故意对受害者冷淡、轻视、放任、疏远、漠不关心。③家庭冷暴力侵犯的客体为夫妻或家庭成员间的家庭关系。④家庭冷暴力的客观方面表现为消极的不作为。

3．立法条件成熟时出台一部单行的《家庭暴力防治法》

在该法中应将冷暴力作为与肉体暴力和性暴力并列的一个暴力行为予以详细规定，包括家庭暴力行为的表现及法律责任，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国家反家庭暴力的法律保障等内容。目前全世界约有60多个国家制定了单行家庭暴力法。我国专家已经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暴力防治法》，该法的真正实施将成为解决家庭暴力———包括冷暴力在内的家庭问题的有效法律保障。

(二)冷暴力举证责任分配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我国民事诉讼一般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因冷暴力提出诉讼请求时，应向法院提交曾受冷暴力侵害的证据，如病历本、伤情鉴定书、暴力行为的长期性及其伤情是加害人所致等完整证据，才能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而冷暴力的受害人是原告，通常是弱者，冷暴力的私密性、隐蔽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受害者举证更为困难，常常会因举证不能而放纵了施暴者，不利于受害者的保护。采取举证责任倒置，作为受害人的原告对遭受家庭冷暴力而受到伤害的事实举证，被告对原告所受伤害并非自己所为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说，当家庭冷暴力受害人提出受到冷暴力侵害时，如果施暴者不认可自己实施了冷暴力，就得举证证明自己没有实施冷暴力，如其不能举证则认定实施了冷暴力。这样可以使诉讼当事人合理分担诉讼风险，提高受害人受保护的机率。

(三)冷暴力诉讼制度采取自诉与强制诉讼相结合

家庭暴力造成严重后果通常被纳入虐待罪范畴。依我国《刑法》第260条①规定，虐待家庭成员，告诉才处理，只有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才由公诉机关提起公诉。一般家庭暴力发生时受害人往往顾及子女、家庭或自己在家庭中的劣势地位而放弃追诉，不寻求法律的帮助，这纵容了施暴人的加害行为。笔者认为，对非经常性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家庭暴力，规定为自诉案件较合适;对经常性严重的家庭暴力行为致使受害者精神和心理受到无法弥补创伤的，规定由公诉机关提起公诉。因为经常性的严重家庭暴力即使没有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也严重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利益，国家应该对公民的重大利益进行强制性保护。

(四)扩大证据的形式，受害者可以要求适当的精神损害赔偿

家庭冷暴力具有隐蔽性，其行为的结果通常看不见伤痕，无法做出伤情鉴定，其所针对的对象是人的精神和心理等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这并不等于受害者就无法获得证据。公安机关的报警、接警、出警记录、询问笔录，以及保存的调解书、保证书、担保书、物证;医疗机构保管的诊疗材料、病例、鉴定;未成年子女提供的与其年龄、智力以及精神状况相适应的涉及家庭暴力的证言等，都可以作为证据采信。笔者认为，法院可以根据受害者的诉讼请求以及原被告双方的表现判定给予受害者适当的精神损害赔偿，使受害者得到救济，施暴者得到一定的惩罚。随着我国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提高，家庭冷暴力也逐渐成为较为常见的社会现象，因此在法律上明确家庭冷暴力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并对家庭冷暴力采取相关救济途径和法律对策，不仅可以完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对家庭冷暴力的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可以起到应有的保护作用，而且也有利于从法律上有效地遏制家庭冷暴力现象的发生，减少其可能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危害，从而对社会和谐和安定产生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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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格权 侮辱 网络规制

舒淇在经历了“旧照片”事件之后，重新回归了新浪微博。在之前发生的甄子丹和赵文卓的骂战中，当女星舒淇为甄子丹仗义执言之后，也许怎么也没想到纠葛会蔓延到自己身上。她除了愤怒地一条条删去以往微博并表示永不再登之外，似乎没有任何措施能安慰、救济她受创的精神。本文以此为由头，探讨对网络恶意情绪表达的规制途径。

网络上这种突如其来的攻击随处可见，对象也不仅仅针对娱乐圈名人。“脑残、变态”等各种能想得出的污言秽语都可能因为一言不合而随即排山倒海地压来。此种在网络上表现出的对他人精神恶意伤害的行为，可归纳为“侮辱”的形式。近些年，许多名人打名誉权官司，诉由几乎都是诽谤，偶尔会附带一些侮辱性言论。单为侮辱性言论诉诸法律的，少之又少。究其心理上的原因，笔者认为，一是别人侮辱的前提，毕竟存在一定的根据，所以受害人心中存有一份心虚，想着忍耐为上，以免越涂越黑；二是，一些侮辱言语毫无根据，只是恶狠狠地贬损。被侮辱的人觉得，没有必要和那些满嘴污言秽语荒谬不堪的人一般见识。又或者凭借网络的交互性，直接掀起一场口舌混战顶回去。况且在网络环境中，侵权者的身份往往无法分辨，最后惹得一身腥。所以，仅以侮辱作为唯一诉由的官司在网络名誉权官司中比较少。

一、人格侮辱规制的法律困境

在我国现有法律规范下，对公民因侮辱等形式造成的人格权侵害这一问题的保护力度是不够的。

首先，侮辱行为本身定义性质不清晰，造成对行为人的过错判断困难。侮辱这一侵害名誉的方式与诽谤不同。诽谤涉及言论的真假，而侮辱则无需在乎事实的真假性。因为真伪的证明需要时间和其他的一些条件，为了创造宽松的言论环境，在法律上也赋予虚假言论一定的空间。诽谤官司的抗辩原则，已经相当成熟。而侮辱性言辞则是一种“语言暴力”，其特征就是一不说事，二不讲理。①所以，对他人的侮辱，法律给予容忍的空间是很小的。

我国《民法通则》101条，将侵害名誉权的行为概括为：任何人因故意或过失对他人实施侮辱、诽谤等行为，致使他人名誉遭受损害。在理论上，侮辱可以分为表示侮辱和态度侮辱。前者是指以表示意思、表示否定价值的意思，而后者则指依周围之情势，而可推知否定价值之意思者。②舒淇遭遇的事件既可划为表示侮辱的类型。网络匿名者贴出她早些年的不雅照片，虽然话不多说，但侮辱否定之意明显。但更多情况下，侮辱性言辞的判断是极端困难和模糊的。

其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只有在侮辱行为造成一定影响的情况下，才能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而王利明教授认为，此处所说的造成一定影响，并非指造成了受害人严重的损害后果，而主要指影响了受害人的社会评价。③侮辱只有扩大到被第三人知悉，造成了受害人广泛的社会评价降低，才能真正够得上是侵害名誉权，否则，只能算是两人之间交流不合而带来的荣誉感、自尊心的伤害。对于名人来说，由于本身的社会效应大，他人对其名誉侵犯造成的影响还较容易判断。例如舒淇一案，因为她本身作为“明星”这一公众人物的特性，使得别人对其是否被侮辱的判断简单易得。但若是两个普通人之间发生类似事件，被侵权人的社会评价是否降低的判断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弹性很大。

第三，目前我国公民人格权遭受侵害后，请求获得抚慰性救济很难。我国法律还规定，公民的人格权被侵害，其救济手段除了恢复原状，赔礼道歉等责任方式外，还可以适用损害赔偿的责任形式。④这两种方式的并行，体现了对受害人权益的全面保护。在一些情况较轻的侵犯名誉权案件中，可以仅仅采取前种救济手段，使得官司能较容易地解决；而在受害人的人格权遭受严重侵害的情况下，要求金钱赔偿，即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方式获得救济，则是必要的救济手段。

可见在我国，公民在人格权侵权官司中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其前提条件是确定公民的人格权遭受侵犯。而精神损害赔偿由于本质上是对公民遭受的人格侵犯的一定救济，在确定具体赔偿标准上虽存在计算方法，但仍没有固定标准，这也是在有些名誉侵权案件中受害人开出天价精神损失费的缘故。综上所述，当公民因被侮辱进行申诉时，是否在实际上损毁了名誉权难以精确判定，并且因为精神损害本身具有不确定性，难以用市场价格进行计算，所以在现阶段，公民仅仅是因为自身感觉遭受人格侮辱是较难成功（只是通过推理的判断）并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批准的。并且，很多时候，获得的救济也远远不能起到抚慰的作用。《海淀区人民法院关于媒体侵权案件的调研报告》中提到，“我们发现，在2005年之前，法院判决媒体承担赔偿责任的数额平均值较低，对精神损害赔偿金很少支持，多数仅是象征性的判赔几千元……2005年后，媒体侵权案件的整体判赔数额才有所提高。”⑤关注度较高的媒体侵权案例的赔偿尚且如此，那如果只是两个普通人之间的官司，大概很多情况均会以赔礼道歉甚至庭外和解解决。

最后一点，是网络时代的特殊产物。相比较线下世界传统地侵犯他人人格的方式，网络上对他人精神恶意伤害的方式更加多样。有些侵权方式可能并不是通过直接施加在受害人身上，而有些超出了现行法律条文规定的权益类型，如网络欺凌的出现。在这种状况下，凡是索求精神赔偿需要以确定人格权遭受侵犯作为条件，则渐渐有些不合时宜了。

二、对人格侮辱规制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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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超越这种直观的感觉，对这种现象做进一步的追问：不同传播平台的差别是由哪些因素促成的，哪一种媒介传递的信息更接近世界的真实，它们对于信息接受者（受众）的传播效果又有什么不同？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决定了一个人对于媒介传递的信息的态度，也决定了一个品牌传播者对于不同媒介的价值认知和利用方式。而以上所问的这些问题的理解程度，正是在学术上被称为媒介素养的东西。

媒介素养，初看起来是一个很学术化的词语。其实，说白了就是人们对于媒介、媒介环境、媒介与现实世界之间关系的了解和认知水平。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要想充分利用传媒，获取信息或者是传播信息，都必须对媒介的功能、价值和影响力有较为充分的了解，否则，就容易走极端，或者是盲从，或者是坚拒。而从企业的形象塑造和品牌传播角度来看，企业管理者和品牌推广部门对于媒介功能价值的认知，更是做好外部媒介资源管理工作的基础；而对于一些政府部门来说，则决定了他们以怎样的态度看待舆论监督、民意表达和舆情危机。

媒介素养提升从认知全新的传播环境开始

通常情况下，媒介素养的内涵被概括为认识大众传媒、使用大众传媒、对大众传媒的批判三个部分。通俗地讲就是，对诸如大众媒介是什么、大众媒介能为我做什么、大众媒介的信息都是可信的吗等问题的认知和理解程度。而对于这些问题的认知是与时代密切相关的，过去对媒介的理解放到今天就未必合适，特别是在这样一个以技术进步为主导的剧烈变化的时代。

在以互联网、数字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媒体时代，因为网络上对于媒介的批评时有所闻，许多网民在消除了对于传统媒介的神秘感之后，对于媒介的传播价值和社会影响力有了更切近实际的认知。也就是说，在网络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网民，他们的媒介素养比起他们的前辈来有了显著的提升。尽管如此，我们对于中国公众的媒介素养现状还只能保持谨慎的乐观。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虽然人们对于大众传媒的认知和批判意识比过去有了显著的提升，但是，对于如何使用大众传媒却知之甚少，甚至有很多错误的经验。

毕竟，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大多数人对于媒介是缺乏了解热情的。因为，对于政府部门而言，传媒，不管是报刊还是广播电视，都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舆论一律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如果说要媒介发挥舆论引导作用的话，主要也是将党和政府的意见有效地传递给广大公众，并且用这种意见统一思想；对于企业而言，传媒是学习党和政府政策方针的重要平台，企业信息通过本单位通讯员的手转化为媒介传播的信息，这叫企业宣传工作；而对于广大公众而言，大众传媒是一个神秘的存在，它们怎么运作，怎样将事实转化为新闻传递给大家，除了少数跟传媒有关联的人们之外，大多数人将传媒的声音当做党和政府的声音。

这种状态的改变源于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从报纸到广播电视都启动的实质性的市场化进程。除了党报党刊之外，一大批依靠市场生存的大众传媒蓬勃发展，它们为了争取传播面和影响力的最大化，尝试着尽可能满足广大受众的多种需求，这种满足是从消除自身对于受众而言的神秘感开始的。读者日、广场直播室、电话连线、观众面对面等等活动司空见惯，公众在媒介自我展示中了解媒介、熟悉媒介。

在传统媒介的变革不断走向深入的时候，新媒介的发展更是摧枯拉朽，媒介的传播功能逐渐显现，无论是舆论监督，还是企业的广告，抑或是个人的意见表达，都是对这一功能的充分利用。当人们对于媒介的认识越来越接近其本来面目的时候，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等，便成为信息接受主体能否善用媒介的基础能力了。

媒介素养缺失引起的媒介关系处置不当

媒介素养的缺失最直接的表现是对于媒介运行方式和运行状态的无知。现实中，这种无知可以导致两种行为：一种是无知者无畏，根本不把媒介放在眼里，叫嚣着“打的就是记者”的那些人，属于这一类；一种是无知而生神秘，神秘而生恐惧。对于媒介能躲则躲，实在躲不掉则想尽一切办法打发记者，所谓“防火防盗防记者”是也。就媒介应对和企业形象的塑造而言，恰当而有效的媒介沟通是所有传播活动的前提。而要做到恰当且有效，就必须解决企业领导者和品牌传播者对于媒介的无知。

其实，媒介素养的缺失不仅仅存在于一些企业管理者中，一些政府部门的管理者也因为对于全新媒介环境下不同媒体的传播特性缺乏了解而产生了“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式的媒介素养缺失。公众对社会、对政府的关切，不再像过去那样通过给报纸、电视台等传统媒介写信的方式表达了，网络上的论坛、博客、微博等交流平台成了他们传递信息、发泄不满、寻求帮助的重要渠道。众所周知的“华南虎”、“躲猫猫”、“钓鱼执法”、“宜黄强拆”等，都是先通过网络向外传播，随后才有传统媒介跟进的，这些借助新型媒介与传统媒介互动而让一个事件迅速在全国传播的舆情动态说明，如果再以僵化的眼光看待全新媒介环境下的信息传播模式，可能带来的问题就不仅仅是某一位官员丢掉乌纱帽的问题，它们对于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的伤害、对于社会稳定造成的危机也许更为严重。

有人将一些政府官员应对媒介和网民的方法概括为“封、捂、堵、压、瞒”五字诀，一些官员以“防火防盗防记者”的口诀应对记者；还有一些人滥用权力，甚至动用暴力手段，“叫嚣打的就是记者”，漠视民意，打压舆论，为某些地方和单位违规行为“背书”。而对于一些企业而言，因为手里没有掌握行政管理的权力，所以对于媒介的粗暴应对方式与一些官员的做法不一样，他们的软硬两手就是，或是想办法用经济手段收买意志薄弱的媒介工作者或媒介机构，或者是用强力手段驱赶记者，以最粗暴的方式应对媒介的信息获取和信息传播。

社会在改变，技术在进步，媒介环境在变化，对于媒介的认知也需要与时俱进。换言之，所谓媒介素养的缺失，有时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人或组织对于媒介知识的一无所知，而是这个人或组织还以10年前甚至30年前的媒介特征来理解和利用现阶段的媒介，结果自然是“刻舟求剑”了。

“第二媒介时代”的媒介素养与组织的声誉管理

“第二媒介时代”的概念是由美国媒介文化研究学者马克・波斯特首先提出的。他认为“在电影、广播和电视中，为数不多的制作者将信息传送给为数甚众的消费者，播放模式有严格的限制，但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先期介入以及卫星技术与电视、电脑和电话的结合，一种替代模式将很有可能促成一种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的系统的产生，大众媒介的第二个时代正跃入视野。”第二媒介时代的本质特征就是双向沟通和去中心化。以网络为例，近两年在中国影响日益广泛的“微博”平台，与以前开通的“博客”、“播客”等一起为公众和接受信息提供了渠道，每一个网民既是受众，也可以是传者，每一个个体成员都成为媒介构建的网络世界的公民。

“第二媒介时代”的到来让人喜忧参半，一方面，及时、互动、海量的特征让人们对于世界的感知更为快捷、细致、丰富；另一方面，人人都是传播者的特色让网络传播缺少了传统媒体的“把关人”角色，碎片化成为网络信息的主要呈现方式，信息的品质和深度受到影响，各种肤浅娱乐、虚假信息、搞笑文字、恶搞图片等在网络上肆意传播。这一现象引起业界专家学者和政府管理部门的关注，一些规范网络行为的新要求成为网络自律组织的旗帜，政府部门也了相关法律政策。然而，真正让网民理性而有效地利用互联网等新型媒介形态，公众的媒介素养提升成为关键。

对于企业管理者和品牌推广人员而言，提高媒介素养的作用还不止于上面提到的公益价值，它还是提升企业形象和品牌推介效果的必要知识基础。因为，网络时代的负面信息传播可能对于企业的伤害远远快于传统媒介时代，以前，一条负面信息造成的企业品牌或形象危机，只要在2天时间内有效应对就可以控制住局势，如果应对得当还可以化危机为转机，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危机应对的黄金48小时。但是，在微博等网络社会媒体上，信息传播呈“节点传播”、“去中心化”的特征，如果发生负面信息传播，那么，即便是在2小时以内也不一定会有效转化危机，实现良好的控制效果。这犹如关闸止水，如果只有一个闸门，就非常简单；如果有无数互联互通的闸口，你怎么能保证每一个闸门都不漏水呢？

这一现状警示我们，要想在“第二媒介时代”实现有效的组织声誉管理，尽量减少舆情危机对于组织品牌和形象的伤害，就必须对于现阶段信息传播的方式和规律有清醒且到位的认识，有利用技术手段掌控信息流动状况的能力，有第一时间改变和引导舆情生成路径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