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现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非遗保护现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目前，法国有1.8万多个文化协会保护和展示历史文化遗产。全法国已划定了91个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保护区内的历史文化遗产达4万多处，有80万居民生活在其中。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将其封闭保护，法国政府采取让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敞开大门，使之成为人们了解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窗口。“文化遗产日”是法国人的首创。每年9月的第三个周末，所有博物馆向公众敞开大门，公立博物馆免门票，像卢浮宫、凯旋门等著名博物馆和历史古迹也在免费开放之列。私立博物馆门票减价，它们可以得到税收优惠。

特色介绍：比利时、法国的巨人和巨龙游行

巨人和龙的模型巨大，近9米高，近350公斤重，表现各种形象。每个传说中的巨人都有特定的纪念日，因此，每个巨人和巨龙一年至少有一次会在某个节日中扮演主角和其它装扮好的演员一起，在吹奏乐器的伴奏下，表演历史情境，或者在街上舞蹈。人群簇拥着表演队伍前进，许多人帮助准备表演的场地。完成这些巨大塑像并维护好它，需要花费好几个星期，各种材料的运用也需要很高的技艺。

意大利：设立“文化遗产周”展示各种非遗保护项目

作为希腊文化重地、罗马文明的中心、天主教的核心、文艺复兴的策源地，意大利保存下来的各类历史文化遗产多得数不胜数。从1997年开始，意大利政府在每年5月份的最后一周举行“文化与遗产周”活动，意大利国家博物馆、艺术画廊、考古博物馆、文物古迹、著名美食文化旅游等原素，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的发展。如意大利的西西里傀儡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立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西里傀儡戏形成于19世纪，随着娱乐方式的增多和电视的出现，此项技艺呈现了衰落的趋势。现在意大利政府在抢救和保护西西里岛傀儡戏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在西西里岛的商店和摊位上到处都可以买到木偶，木偶已经成为西西里岛的著名纪念品，吸引着各方游客。

特色介绍：西西里木偶剧

西西里木偶剧形成于19世纪初期，在该岛平民阶层中获得了巨大成功。它讲述的故事一般取材于中世纪的骑士文学、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诗歌，以及圣徒或江洋大盗的生活，但大部分对白都是木偶艺人在演出中即兴发挥的。西西里木偶剧主要流派有两个，即巴勒莫和卡塔尼亚，主要区别在于木偶的大小和形制，以及操作技巧和各具特色的舞台布景。这种戏剧一般为家庭剧团经营，传统和技艺在内部世代相传。木偶复杂的雕刻、着色和制作，则是请专业的工匠用传统的方法制作。木偶艺人在艺术上一直都试图超越自己并尽力去感染观众，这一戏剧形式反映了西西里人共同的归属。

韩国：国家确定具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给予100%的经费保障

韩国于1962年制定了《韩国文化财保护法》。《韩国文化财保护法》根据价值大小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不同等级，国家确定具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给予100%的经费保障；省、市确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给予50%经费保障，剩余由所在地区筹集资助。韩国政府制定了金字塔式的文化传承人制度，最顶层被授予“保有者”的称号，国家给予他们用于公演、展示会等各种活动以及用于研究、扩展技能、艺能的全部经费，同时政府还提供每人每月100万韩元的生活补助并提供一系列医疗保障制度，以保证他们衣食无忧。

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舆论监督体系完善，确保了各项制度实施的公平、公正。国家成立了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由来自大学、研究机构、文化团体的专职专家以及政府聘请的50多名非专家包括普通群众组成。由各省长、市长及国家文化财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将交由他们论证，委员们将进行项目调研并撰写提交调查报告，通过审议后最终确立国家重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确立的名录要公示一年，期间接受社会民众的监督并听取各方意见，如果没有被公众接受的项目将重新进行调研论证。

特色介绍：宫廷宗庙祭祀礼乐

这种独一无二的礼教祭祀活动，于中国也已不复存在，却出自中国经典古训中的敬祖孝宗思想：在祖先灵魂安息的处所，为之祈求永恒平安。现在的祭祀形式仍沿用15世纪的典籍所记载的程序：主祭身穿礼服，头戴王冠以代表国王，其余等众则着冠冕，捧着盛有食物和奠酒的祭器上供。音乐（锣、钟、弦乐器、长笛）和舞蹈（64位舞者列成8行）按儒经所示，演示出“阴”，“阳”力量的交替对应阵势。象征国王文治功业和“阳”力的舞蹈“文舞”，用祥和的“保太平”音乐伴奏，总是第一舞步向左；而象征“阴”力的“武舞”，用小调音乐“定大业”伴奏，第一舞步总是向右迈出。

日本：选拔认定“人间国宝”并特别扶助

早在1950年日本政府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中，就独树一帜地提出无形文化财（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并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它的范畴和保护办法，而对那些造诣颇深、身怀绝技的艺人和工匠，日本媒体称其为“人间国宝”。从1955年起，日本政府开始在全国不定期的选拔认定“人间国宝”，将那些大师级的艺人、工匠，经严格遴选确认后由国家保护起来，每年发给他们200万日元的特别扶助金，用以磨练技艺、培养传人。日本已有1000项无形文化遗产成为国家级保护项目，其中能、歌舞伎、文乐等3项已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除呵护“人间国宝”外，日本政府还积极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用”创造条件。位于东京皇宫护城河畔的“国立剧场”，是上世纪60年代政府专为歌舞伎等传统艺术表演而修建的一座现代化艺术殿堂，有些演出场次甚至要提前一年预定才能排上。

特色介绍：歌舞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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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问题

七朝古都的开封拥有悠久而灿烂的城市历史，随着中原经济区的振兴以及旅游业的发展，开封又一次站在了腾飞的起跑线上，寻找契机等待复兴，丰富而活灵活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给这个古城打造了生动的城市名片，城市发展也被注入了新的活力。国际上，《保护非物质遗产公约》生效之前，作为试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别于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命名了三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封也于2009年4月开始了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和申报工作。目前，开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工作已经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本文就针对这几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现状与保护现状并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相关概念界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a.口头传统和表述；b.表演艺术；c.社会风俗、礼仪、节庆；d.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e.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二. 开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开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始较早，前期主要是大学、博物馆等一些文化部门的个体行为。比较系统的政府行为开始于2004年，当年申报了第一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项目，后来为了和联合国的“申遗”工作接轨，把民族民间文化改称非物质文化遗产。2005年，开封市又组织申报了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朱仙镇木版年画榜上有名。2008年又有六项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通过了《开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暂行办法》，《开封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评定实施意见》两个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件，开封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和保护有了制度的保障。2009年4月开始，开封市政府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开封市及各县区共获取非物质文化遗产线索131826条、项目8618个，确立县级项目8590个、市级项目3218个。至此开封市目前已初步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2012年10月，开封市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8项，朱仙镇木版年画，大相国寺梵乐、开封盘鼓、开封汴秀、兰考麒麟舞、汴京灯笼张等撂石锁。有5位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传承人：分别是郭太运、释隆江、冯占顺、田爱云、王素华。

开封市现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36项。具体如表1。

通过申报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和保护，很多濒临消失的传统技艺得到了传承，比如锣戏、画锅等。可以进入市场的项目如汴秀、年画、盘鼓、灯笼等，通过“非遗”的名片效应影响力扩大、并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三. 开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现状

2007年、2008年两年春节，朱仙镇木版年画、汴绣、盘鼓等参加河南省代表团到香港、澳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和交流活动。2009年12月朱仙镇木版年画、汴绣等又走进了宝岛台湾。2011年，开封盘鼓、朱仙镇木版年画、汴绣、大相国寺梵乐等“非遗”项目参加了韩国首尔鼓乐艺术节、第三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等各类对外交流活动，每次交流活动都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开封县、市博物馆朱仙镇木版年画艺术研究中心、汴绣厂、二夹弦剧团、官瓷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也积极进行市场开发，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汴梁灯笼张，是家传的手工制作宫廷式灯笼，原来在市场的占有份额基本为零，现在进行包装，还打算成立一个专门研究开发宫廷灯笼的机构，扩大这个项目的制作规模，引导这个项目逐步进入市场。再如朱仙镇木版年画，现在把它整理成册，和北宋的古钱币合并在一起，作为高档的赠送礼物。这样的开发行为都为这些项目赚得了较高的经济收益。

四. 开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开封市在保护和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出了阶段性的成绩，但是在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下面针对问题进行论述。

（1）重“申报”轻“保护”

经过调查研究，开封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相当火热，也得到了民众的广泛参与。申报工作历经8个月共收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线索131826条、项目8618个，经过汇总整理后确定的市级项目共有3218个。一些项目的申报之初，只关注了“申报业务”而很少涉及遗产申报之后的保护问题，所以从上层领导到基层工作人员只知道如果申报立项而不知道如何后续保护。一些非物质遗产的申报往往从经济角度出发，利用国家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产生的“广告效应”“名片效应”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产业化，拉动销售增长，在只考虑开发的同时忘却了保护。一些不能立即创造经济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杞县杞人忧天传说，申报成功后被人们束之高阁，或是任其自生自灭，从而导致了“重申报”、“轻保护”行为的发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评估体系迟迟未能建立，事实上也纵容了保护工作“不作为”行为的发生。在现行评估体系中，官员的政绩主要体现在申报工作上。申报一项就是一分，看得见，摸得着，可以直接进入政绩考核体系，而申报成功之后的科学保护，由于没有量化指标，所以并未出现在非遗保护工作的评价体系之中，保护得好与不好，均与政绩无关。所以到导致了“重申报、轻保护”现象越来越严重。

（2）专项保护经费不足

开封市文化局副局长葛艳丽曾经指出“开封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度财政拨款预算经费较少，也没有任何普查专项经费”。然而普查项目、制作资料、专家论证都需要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经费。目前，除了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每人每年可获得1万元的补助外，省、市的传承人没有任何经费补贴，一些传承人的生活都难以为继，更不用说去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了。没有任何普查专项拨款，制约了普查工作的正常开展，普查中的不少亮点因投入不足、经费制约而隐没民间。缺少经费使抢救、保护、申报工作举步维艰。

（3）遗产教育普及深度不够

非物质文化遗产浸润着不同时代民众的世界观和社会理想与憧憬，承载着民众的智慧和人类的文明，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就决定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不能只是政府行为或一些传承人的职责，所有的民众都应该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去，否则将失去了文化的根基。而事实恰恰相反，笔者随意访谈几位开封市市民和中小学生，“是否了解开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7成以上的回答“不知道”或“不关注”，很多市民，市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什么都不是很清楚，提到汴秀、木版年画、开封小吃还能说出一二。开封市政府曾多次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展演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起到了宣传和普及的作用，但是这样是远远不够的，短暂的表演和展示只能留下暂时的印象，而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更多的市民了解并参与进来，形成立体的保护网络。

遗产教育应该分为几个层次：中小学的遗产常识教育，大学的遗产美学教育，社会民众的遗产认同教育，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了遗产认识和保护的过程中，形成强大的根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才能够获得长足的进步。

遗产教育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解说系统单一。开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解说系统相对单一，主要以传承人的人工解说为主，而传承人数量较少、年纪较大，时代变革的影响使很多遗产已经失去了依存的土壤，尤其是年轻人知知甚少。同龄人的解说能够让他们迅速产生认同感。而且，只有将解说队伍壮大，口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够迅速得到普及。图片文字视频类解说资料相对较少，在做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时候留足资料做好整理，多印制相关书籍在中小学，公共场合做常规式展示活动。

（4）缺少保护、传承人才

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认为，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本。开封“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大多处于60岁至80岁这个年龄段，基本上都已到垂暮之年。“后继无人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最大瓶颈，往往就是人去世了，技艺就消失了。”木版年画传承人郭泰运已经88岁高龄，他是朱仙镇木版年画荣衰的见证人。从艺75年的郭泰运享誉中外，被冯骥才先生誉为“年画泰斗。至今还坚持在传承文化的第一线。为了传承文化，郭泰运打破行规收了三个与自己毫不相干大学本科的徒弟。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现任开封朱仙镇年画艺术馆馆长任鹤林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弟子，因为“搞年画这样的民俗创作，是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又很清苦”。而年轻人很少愿意从事清苦、寂寞的工作。

（5）过度的生产性开发

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常用的一个模式是“保护性开发”，大部分能走向市场的非遗项目基本都在市场上“自我造血”维持生存。但是一些非遗项目生产性开发过度，进入市场后显现出市场混乱、产品鱼目混杂的场面。

在宋都御街，以经营汴绣、字画的为多，各个商店都无一例外地打着“中国汴绣”、“开封汴绣”字样的招牌。这些绣品，图案以仿古画为主，乍一看，平、齐、光、亮，但若仔细观瞧，同样的图案，线条粗细不一，色彩各异。整个汴绣市场存在的一个现实是，大量“苏绣”冒充“汴绣”在市场中大肆横行，原因是真真的汴秀卖不上好价钱。一些生产汴绣的工厂或家庭作坊唯利是图，减少色次，增大线径，一幅本需要两个月才能完成的绣品，三两天就能赶制出来，这样的绣品“丧失了汴绣的特色，失去了风格和品位”。这样过度性的生产性开发其实直接损坏了汴秀的品牌价值。

2011年，朱仙镇连同开封市区的9家年画作坊，年销量可达到上百万张。乍一看这数字，觉得很繁荣；但一看价格，只能说这种繁荣是一种“虚胖”。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郭太运，他的精品年画一件可卖到上千元，普通的也就是每幅10多元。天义德是清末和民国时期的老字号，张廷旭是“天义德”第四代传人，并且是“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他说，他的普通作品便宜的卖5.5元一张，“礼品”级的能卖到三四百元一件。在另一家“老字号”内，堆积着大量的木版年画，一问价格，一张普通的年画仅卖2元。过多的关注非遗产品和经济利益，忽视传统工艺和文化内涵价值的开发不仅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更是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向了毁灭的边缘。

参考文献：

[1]张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保护[J].青海社会科学.2007年01期.

[2]汪明宇.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型为旅游产品的路径研究——以大型天然溶洞实景舞台剧《夷水丽川》为例[J].旅游科学.2007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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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省级档案信息网；同质化；新媒体；建议

一、档案网站参与非遗档案保护的必要性

（一）加速发展档案网站

档案网站是档案机构服务社会、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扩大档案工作影响力的重要平台。非遗档案中包含的文化是当地文明的浓缩与精华。根据用户需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积极开发、丰富的馆藏资源对档案网站展示内容进行丰富与优化，增加用户粘度，提高档案网站影响力成为地方档案信息网发展的一种趋势。

（二）非遗档案的深层次内涵需要档案网站进行展示

非遗档案文化是一定历史时期特定群体有关档案的行为方式与内涵，是非遗文化总体作用于档案而产生的价值。借助于档案所表现出来的非遗文化价值的深层结构是包含在记载内容中需要进行整合与理解的部分，这些就需要档案工作者进行发掘，易化难以理解的内容，对相关档案内容进行联系，使之成为有机联系的整体。

二、省级档案网站非遗档案参与现状与分析

（一）同一项目的非遗档案分布零散

关于某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虽然众多，但多以单件的方式进行展示，而非遵循非遗保护中的整体性保护原则，以全宗为原则进行保护。以非遗单项目为全宗档案网站数目仅占保存非遗档案的档案网站总数的53.33%，全宗原则是档案管理的基本单位，按全宗整理非遗档案，不论是从某一项目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概念与范围界定――建档――管档――档案开发利用，亦或是通过档案信息网的展示让公众对非遗项目有一个整体的、较为深刻的了解，按照全宗原则对档案进行展示均符合非遗档案的形成规律和特点。不遵循以非遗单项目为全宗的原理，相关的档案难以做到有机的联系。

（二）档案信息网站非遗展示同质化严重

一是各等级类目途径同质化。为14个可以找到非遗档案的档案信息网，链接类目级数多为1、2级符合用户查找习惯。连接选项档案文化出现频次为42.86%。展厅出现频次为26.67%。具有地方特色的连接名称仅占全部数量的26.67%，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的是一个区域的文化特点，展示非遗档案是用文化传承文明的过程，在网站各级类目的设计过程中应该融入本区域的特色，而不是于同化。

二是形式与内容同质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档案信息网中的展示形式以文字及其配图为主。总览30个省（直辖市）档案信息网对某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除了江西信息网在“公众互动”这一一级类目下设置了“视频点播”中有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赣剧――《悟空借扇》这一视频的展示，其他各省市非遗档案的展示多为文字与图片相结合的方式。有些只有较长篇幅的纯文字说明。

（三）更新不及时

多数档案信息网将某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上传至其官方网站，就对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停止了跟进与及时更新。举例来说，黑龙江的方正剪纸和上海的女书传说最后更新时间均为2008年，距现在接近10年未有相关方面介绍，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辽宁的满族球类、福建的梅林戏、江西的赣剧――《悟空借扇》、山东的《红嫂》进京汇报演出（京剧）、云南的云南老戏台等。

三、结束语

随着国家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程度的逐渐加强和信息时代不断的前进，我国在非遗档案工作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公民参与程度、非遗档案信息资源整合与开发和新媒体技术在展示中的应用等方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我相信通过从各省（直辖市）档案信息网相关内容的实际调研中发现问题和国内优秀学者的不断探索，我国的非遗档案工作会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

[2]韩英，章军杰.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资源开发.档案学通讯.2011（5）.

[3]戴D，李财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标准体系的若干思考.档案学研究.2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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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对策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几千年的历史长卷中，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价值和审美情趣，展现了中华民族永不枯竭的创造力，是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我国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明确的定义：“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通过对苍南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欣赏和理解，可以领略苍南地方民间文化精华。由此，应对苍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进行深入剖析。

一、苍南县文化概况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回顾

苍南县是浙江省最南端的一个县，有“浙江南大门”之美称。县境介于北纬27°10′至27°41′、东经120°7′至121°7′之间。东南宽80公里，南北长51公里，海岸线长168.8公里。总面积1261.08平方公里。东(东南)濒临东海，西邻泰顺县，西南毗连福建省福鼎县，北与平阳县、西北与文成县接壤。境内有山脉、丘陵、平原、河流、岛屿、滩涂等复杂的地貌类型，兼具山海之利，物产十分丰富。

苍南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即有先人在此繁衍生息，唐宋时人才辈出、文明彰显，现较好保存着赤溪五洞桥、广福寺双塔、金乡卫城、蒲壮所城等诸多名胜古迹和战国时期的原始瓷甑、宋代的青瓷莲花瓣纹瓶等珍贵文物，以及夹缬印染、布袋戏、八仙戏等不可多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县开展民间艺术“十大集成”工作，收集整理大量的民间音乐、舞蹈、曲艺等作品，编印《苍南民间音乐集成》，出版《浙江苍南县正一道教普度科范》《浙南民间民俗音乐选编》等。在全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浪潮的推动下，苍南县近年来积极响应号召，在保护本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并配合社会各界为打造和谐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做出了突出贡献。

苍南党政领导在国内外重视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大背景下，开始把民族文化的保护纳入重要工作的范畴。政府办公室相继出台有关办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规范化。2005年，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县政府下发了《苍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意见》强调了对保护苍南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提出苍南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目标和方针，并对如何建立有苍南县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和协调有效的工作机制做了重要阐述。该《意见》成为了苍南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方针，有效指导了各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开展。2005年以来，苍南县文化部门大力开展民族民间艺术普查工作，按“不漏村居、不漏种类、不漏项目”的要求，对全县民族民间造型、表演艺术及民俗活动进行深入排摸，整理出富有民族民间艺术特色的项目32项，较为全面地了解各类民间艺术的形式、内涵、种类、项目和相关的人文背景，理清各乡镇的民间艺术资源的分布情况，运用录像、录音、图片等视觉和听觉形象的配置，较好地记录和保存民族民间艺术的原始形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规范的档案资料，并落实有关可行的保护措施。项目共32项，其中造型艺术20项、表演艺术10项、民俗活动2项。经过细致的比较、提炼，在梳理、整合、取舍过程中，理出文化艺术特点突兀的7个重要项目：苍南夹缬、苍南布袋戏、苍南渔鼓、苍南矾塑、苍南八仙戏、点色剪纸、蒲城拔五更。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法规宣传教育不到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淡薄。2007年5月25日，浙江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通过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并从2007年6月1日起施行。但社会各界对此知之甚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大多数单位和部门未将此项列入议事日程，普遍认为这只是文化部门的“一家之事”，不知道这是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共同职责，没有在全县上下形成共识，没有在全社会形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力。

(二)保护机制不完备，专业队伍人才缺乏。全县保护工作刚刚起步，组织机构不健全，长效保护机制和保护体系尚未真正建立，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规划至今未制定出台，而现有的工作机制不能适应保护工作“综合性、多部门协作性、专业性、广泛性、长期性”的要求。缺少一支挖掘、整理、研究的专业人才队伍，乡、镇没有专职工作人员，日常普查工作只能临时找人帮忙，其它工作无暇顾及，无力应对。

(三)保护经费难以保障，技术装备严重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没有列入年度财政预算，政府也没有设立普查、发掘、整理、征集、抢救、补助、展演、宣传、培训等专项资金。临时申请的工作经费，常常不能及时足额到位，缺少正常办公经费和技术装备。许多失去市场支撑而又缺乏开发利用潜力的传统绝技，缺少持续的保护经费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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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效;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J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2）02

在5?12汶川特大地震中,羌族聚居区诸多沉积千年的人文历史古迹遭遇了一场空前的大劫难。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损失惨重,中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北川县城在地震中被夷为平地,现存的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资料全被掩埋[1]。这次特大地震给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同时也引起了全国、全世界对羌族灾区的高度关注,使震后羌族的恢复重建工作在两年内全面、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在震后的三年时间里,我国政界、学术界对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恢复重建给予了政策扶持和进行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使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目前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依然如火如荼地开展,而震后恢复重建效果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基于此,课题组多次到羌族地区进行调查,走访了羌区多家文化单位、羌族民间组织与羌族普通民众,最后完成了羌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工作,了解了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与重建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困难,收集了相关意见和建议。本文拟总结调查的现状,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探究解决的思路与方法,为相关部门了解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情况和制定国家层面的保护规划和政策提供支持与参考。

一、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概览

本课题组成员从2010年9月——2011年7月,多次赴阿坝州汶川县、理县、茂县、松潘县、黑水县和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进行全面细致的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调查,并运用文字和录音、录像、照相等现代化科技手段,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全面、真实且系统的记录和归档,记录了一批珍贵、濒危且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发现了一批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资料和珍贵实物。笔者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中国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相关规定,对这些浩如烟海、璀璨多姿的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系统整理发现,截止2011年7月,羌族被列为联合国“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1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计10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计26项,市（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计114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计239项,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目前共有273人。还采取田野调查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称、分布区域、传承人情况、濒危状况、入选各级名录情况、震后保护情况与存在问题等现状进行了调查。因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较多、分布较广、传承人较多,故文中不再过多赘述。下文将对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及其未来的发展进行有益的分析与研究。

二、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的成效

汶川地震灾后不久,国家政府、各级文化部门、社会各界特别重视震后羌族文化的恢复重建,并投入了大量恢复重建资金,震后羌族文化恢复重建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重建方案》提出的目标基本实现,羌族震后文化研究热度和文化发展步伐明显超过了震前水平,实现了一个大的跨越。震后羌族文化恢复重建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一）颁布羌族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法规

汶川地震后,各级政府非常重视羌族文化抢救和重建工作。2008年5月21日四川省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北川羌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为抢救和保护震后北川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法制保障；2008年6月5日四川省文化厅提出的《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初步重建方案》,为保持羌族文化原生态提供了基本思路；2008年6月8日国务院公布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条例中有7处涉及文化遗产保护；2008年9月19日国务院颁发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中,明确地把保护和抢救羌族文化列为重要的内容,其中包括保护羌族的碉楼和村寨,保护有羌族特色的设施,以及保护和重建羌族的博物馆、民俗馆等等。可喜的是,2011年四川省人大常委会表决批准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已从2011年7月1日起施行。这些抢救、重建、恢复羌族文化的政策、法规,为完成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重建工作,为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步入有序的保护发展轨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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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3-0122-04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少数民族智慧的结晶，在其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关于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民族学、教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渗透与交叉性的研究居多。笔者检索了“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3个主要数据库2005—2013年的相关文献，其中，以篇名“少数民族非遗”共检索出文献135篇，分别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出120篇，在“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出12篇，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出3篇。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围绕在研究中理论界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进行综述和简要评析，力图呈现理论界对该命题的研究状况及研究特点。

一、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概念界定

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概念，对其进行界定的学者不多。韩小兵将目前有关“少数民族非遗”的几种主要学理解释归纳概括为以下三类：一是“综合文化体系”说，主要指产生并流传于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与各少数民族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传的综合性文化体系；二是“表现手法特征”说，特指由少数民族创造的，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法，依靠特定民族、特定人的展示而存在的“活”的遗产；三是“公约定义套用”说，是“非遗”的下位概念，是指被各少数民族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

上述三种说法中，“公约定义套用”说较为常用，即少数民族非遗是非遗的分支，在内涵与范围两方面与非遗的内在意蕴相同，而在其特征等方面更注重表现少数民族的特色与风格，是借助特定物质载体和表现形式所表现的该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信息利益。

二、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特征与价值

（一）少数民族非遗的特征研究

对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总体特征，覃志鹏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在文化变迁与传承中显露自己特有的时代特征，具有现实生活性、民间地域性、以人为主要载体、生态性与濒危性等特征，这些特征要素互相关联，有机地存活于民族群体之中，体现了丰富久远的文化蕴涵[2]。韩小兵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具有活态遗产性、民间传承性、环境依存性、口传身授性等非遗的一般特征，同时具有源生主体归属上的特殊性，即归属于相应的少数民族，而且与汉族非遗存在表象与特质差异，即在表现形态上更具有多样性，普遍具有异于主流文化的构成要素，具有更强的濒危性[3]。还有很多学者针对特定地域的少数民族非遗特征进行了研究，除具有共性以外，大多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

（二）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研究

对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张世均从总体上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在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建立和谐社会、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价值；在丰富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容、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与民族的审美、艺术价值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在科学认识与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科学价值；在民族旅游资源利用和旅游产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价值[4]。郭剑英，余晓萍从地域的角度指出，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非遗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主要有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旅游价值[5]。

三、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综合来看，主要集中于保护现状和保护措施两方面的研究。

（一）保护现状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政府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非遗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面临一些困境。汪立珍认为，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末，我国少数民族非遗挖掘保护工作隐藏着不足与缺憾：一是挖掘保护工作没有一个系统持续的计划，断裂现象十分严重；二是挖掘保护的方法、手段单一 [6]。乌丙安指出，相对说来偏重于文化表现形式类遗产的保护，对民间传统的文化空间类遗产的有效保护有所忽略[7]。陈莉指出，虽然我们已开始着手对少数民族非遗进行保护，但还是有许多被改造成文化消费品，失去文化遗产的内在精神，进而在保护中走向消亡[8]。覃志鹏指出，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实践存在着许多问题：保护意识淡薄；不但保护主体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而且不时出现单纯的保护文化碎片现象；竞争力在比较中呈现不断弱化的趋势；相关法制建设相对滞后[2]。

（二）保护措施研究

关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措施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五个研究视角：

一是从总体上提出保护举措。祁庆富指出，存续“活态传承”是衡量非遗保护方式合理性的基本准则[9]。乌丙安认为，民俗文化空间是非遗保护的重中之重[7]。覃志鹏提出了树立保护意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逐步实现产业化等重要举措[2]。罗正副提出了对无文字民族非遗保护的思路和方案[10]。赵艳喜提出了非遗的整体性保护理念，即涵盖非遗本体、相关环境和人这三项要素，从历时性和共时性（时间向度和空间维度）对非遗进行的综合、立体、系统性保护[11]。张晓萍、李鑫基于文化空间理论的视角提出，传承与发展非遗的有效途径是符合时代特征的“动态保护”[12]。吴兴帜从文化生态区的理念出发，探寻了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道路，为非物质文化能够继续活态的、原真性的存续提供一种方法论视角[13]。韩成艳认为，非遗的保护必须落实在特定社区[14]。

二是从立法方面提出保护举措。祁庆富指出，立法是抢救与保护口头与非遗的根本措施[9]。黎明认为只有通过法律手段调整涉及少数民族非遗的社会关系，依法确立与制定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正确方向和措施，才能真正地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15]。王培新指出，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法律保护应遵循拯救第一、分层次保护的原则[16]。高燕对少数民族非遗的自治立法进行了研究，指出自治立法应当坚持传统文化保护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平衡的立法价值取向，注重动态保护与静态保护的结合，根据自治层级和民族地区实际，科学合理选择立法模式，并加强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衔接[17]。周超指出，社区参与是非遗国际法保护的基本理念。还有一些学者针对特定地域少数民族非遗的法律保护提出了一些思路[18]。

三是从保护主体的视角提出针对传承人的保护举措。如今，依靠传承人进行非遗保护，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尹凌、余风指出，非遗传承人是完成非遗保护这一使命的重要文化因子，并针对目前传承人保护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从保护传承人到培养继承人这一创新思路[19]。郑土有指出，在非遗保护过程中，在对核心传承人进行重点保护的同时，还应该重视“群体”传承人的培养，而“群体”传承人培养的核心是儿童，在这方面日本的做法值得借鉴[20]。郎玉屏指出，传承人是少数民族非遗有效传承的首要因素，要增强少数民族青少年民族认同，使其愿意并欣然传承本民族的文化[21]。陈静梅、文永辉基于贵州的田野调查，提出了传承人的分类保护举措[22]。

四是从教育传承视角提出保护举措。汪立珍认为，把少数民族非遗纳入教育体系是保护、开发、传承少数民族非遗的重要手段与途径，并从教育思想、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方面提出要特别注意的问题[6]。吴正彪指出，少数民族非遗要得到科学的传承与保护，民、汉双语教育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23]。普丽春也指出，学校教育是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并提出了一些具体观点[24]。张丽萍认为，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参与非遗教育传承，既是非遗传承的需要，也是高校职能体现的需要，并提出了几条高校加强教育传承的具体措施[25]。

五是从其他角度提出保护举措。一是数字化保护举措。蔡群，任荣喜、邱望标认为，采用数字化多媒体技术，如通过对文化遗产相关的文字、图像、声音、视频及三维数据信息进行数字化保存、组织和存储来实现对遗产的保护，可以实现对贵州非遗的快速有效地保护[26]。二是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保护举措。叶建芳认为，保护民族地区非遗是民族博物馆的主要职责与功能，应通过各种方式抢救、保护、创新和发展民族非遗[27]。李树林提出，民族地区图书馆应责无旁贷承担起保护非遗的使命，发挥自身优势，应用现代科技手段，普查采集、保存利用、传播展示非遗，实现人类民族文化遗产资源的共享。胡芸、顾永贵就如何做好民族民间非遗档案管理工作进行了讨论[28]。

四、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开发利用

少数民族非遗的开发利用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

（一）总体思路研究

陈廷亮认为，对少数民族的非遗资源的开发利用，只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方针，适度合理进行开发利用，不但能使少数民族非遗产生经济效益，而且对其本身的活态保护与传承也大有裨益。并选择湘西、湖北少数民族非遗为例，强调指出，少数民族非遗的产业开发没有也不能是一个统一的模式，应该根据不同类别的非遗制定不同的开发模式[29]。

（二）旅游开发研究

对于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的关系研究，很多人认为旅游开发破坏了少数民族“非遗”的生态环境，也有人认为适度的旅游开发可以促进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肖曾艳认为，旅游开发可以促进遗产保护，遗产保护好后反过来可以提升旅游开发层次，从而形成旅游开发和遗产保护的良性互动[30]。周丽洁指出，非遗的保护已不再是静态的抢救与整理，并以湘西地区为个案说明以旅游为媒介，在尊重旅游者、旅游目的地民族成员意愿的原则下，文化重构是保护非遗行之有效的路径[31]。陈炜、杨曼华在剖析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关系的基础上，结合当前西部地区非遗旅游开发的实践，指出对非遗旅游开发进行适宜性评价是应时之需，符合各利益相关体的需要[32]。

对于非遗的旅游开发应采取保护性开发模式，这一点学者们都达成了共识。张博、程圩指出，实现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遗的保护与开发，必须了解非遗的特性，并基于其特征分析，提出了非遗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33]。黄继元指出，云南非遗旅游开发中存在过度开发、碎片式开发、孤立式开发等一系列问，必须采取“完善建立管理机制和政策法规监督体系”、“加强理论研究和科学规划”、“重视人这一核心载体的保护和提高”等一系列对策[34]。王汝辉以四川省理县桃坪羌寨为例，对非遗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特殊性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可持续利用的对策[35]。韩富贵在研究非遗保护传承和旅游资源开发的契合点基础上，探索性地提出了基于旅游资源开发的非遗生产性保护模式，即“专题展演”模式、“沿途文化生态保护区”模式、“主题公园”模式、“旅游纪念品开发生产”模式[36]。

（三）其他开发利用途径研究

在非遗其他开发利用途径的研究中，李昕认为，西部地区丰富的非遗是文化产业发展重要的文化资本，探索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途径是极其重要[37]。王松华认为，在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利用过程中，通过产业化的手段寻求非遗在新的环境下传承与传播的市场空间，并借市场化的机会扩大规模与集聚资金，实现非遗存续与发展的良性循环[38]。谭志国以土家族为个案，针对非遗本身所具有的可位移性和可展示性的先决条件，提出了会展项目保护与开发这一新模式[39]。

五、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个案研究

近年来，也有很多学者分别选择一些个案进行了研究，一类集中在具体某个少数民族的非遗研究，一类集中在具体某一类型非遗的研究。在第一类研究中，学者们主要结合各个民族自身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非遗特点、类型进行研究，并在探讨其保护现状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保护对策。在第二类研究中，主要采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动态分析路径，将非遗进行民间工艺、民间美术、民间舞蹈、民间音乐、文化空间、民间文学等门类划分，选择其中的某一项具体个案，结合相关的田野调查，探讨该项非遗传承保护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变迁原因，并提出一些具体的保护和发展举措。

六、研究述评

从以上研究综述可以看出，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已经成为学界们关注的热门问题之一，而且其研究现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从观点上来看，少数民族非遗是非遗的分支，在内涵与范围两方面与非遗的内在意蕴相同，但更注重表现少数民族的特色与风格。不论是哪一类少数民族非遗，都是有着生命力的活态文化，其保护不是要把它封闭在一个既往的历史时空点上，也并非是一种书斋里的历史研究或者仅仅给博物馆提供某种展品，而是文化建设系统工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要在既不改变其按内在规律自然衍变的生长过程，又不影响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尽可能寻找开发式保护途径，而且要逐步构建起完善的保护体系。

2.从研究方法来看，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是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并存。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是一个理论和实践意义都很强的论题，大多数学者能充分契合这一特点，既能广泛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旅游学的相关理论开展研究，而且非常注重田野调查，并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指导。

3.从研究对象来看，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既有从宏观视角，以整个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为研究对象；也有从微观视角选择具体某一个少数民族或是某一具体类型的少数民族非遗进行个案研究。

总之，目前我国关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与开发的理论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与实践工作相比，相对概念化和程式化的研究还显得有些滞后，真正有创见的、富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甚少。今后，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实践，通过跨学科的互动与对话，拓宽视野，努力提炼出富有创新性的理论和方法，使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走向纵深发展。

参考文献：

[1] 韩小兵.少数民族非遗概念界定及其法律意义[J].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10，（4）.

[2] 覃志鹏.论少数民族非遗保护[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3）.

[3] 韩小兵.中国少数民族非遗法律保护基本问题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0.

[4] 张世均.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7）.

[5] 郭剑英，余晓萍.非遗价值评价——以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为例[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4）.

[6] 汪立珍.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教育[J].民族教育研究，2005，（6）.

[7] 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中国非遗保护的重中之重[J].民间文化论坛，2007，（1）.

[8] 陈莉.非遗的保护与开发利用[J].贵州民族研究，2007，（2）.

[9] 祁庆富.存续“活态传承”是衡量非遗保护方式合理性的基本准则[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10）.

[10] 罗正副.文化传承视域下的无文字民族非遗保护省思[J].贵州社会科学，2008，（2）.

[11] 赵艳喜.论非遗的整体性保护理念[J].贵州民族研究，2009，（6）.

[12] 张晓萍，李鑫.基于文化空间理论的非遗保护与旅游化生存实践[J].学术探索，2010，（6）.

[13] 吴兴帜.文化生态区与非遗保护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1，（4）.

[14] 韩成艳.非遗作为公共文化的保护——基于对湖北长阳县域实践的考察[J].思想战线，2011，（3）.

[15] 黎明.论我国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法源问题[J].民族研究，2007，（3）.

[16] 王培新.我国少数民族非遗法律保护原则[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3）.

[17] 高燕.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自治立法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7）.

[18] 周超.社区参与：非遗国际法保护的基本理念[J].河南社会科学，2011，（2）.

[19] 尹凌，余风.从传承人到继承人：非遗保护的创新思维[J].江西社会科学，2008，（12）.

[20] 郑土有.非遗保护中的“儿童意识”——从日本民俗活动中得到的启示[J].江西社会科学，2008，（9）.

[21] 郎玉屏.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非遗传承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10）.

[22] 陈静梅，文永辉.轮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的分类保护——基于贵州的田野调查[J].广西民族研究，2012，（4）.

[23] 吴正彪.论双语教育在传承与保护少数民族非遗中的重要作用[J].民族教育研究，2010，（2）.

[24] 普丽春.论学校传承少数民族非遗的教育[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0，（1）.

[25] 张丽萍.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教育传承非遗分析[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2，（1）.

[26] 蔡群，任荣喜，邱望标.贵州少数民族非遗的数字化保护方法研究[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4）.

[27] 叶建芳.民族博物馆与民族非遗保护——以广西民族博物馆为例[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2）.

[28] 胡芸，顾永贵.如何做好民族民间非遗档案管理工作[J].中国档案，2008，（5）.

[29] 陈廷亮.湘西少数民族非遗开发利用的可行性与基本模式分析[J].民族论坛，2009，（10）.

[30] 肖曾艳.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的阶段性互动分析——以湖南虎形山花瑶乡的非遗为例[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8，（2）.

[31] 周丽洁.非遗与文化重构——以发展旅游背景下的湘西地区为例[J].求索，2010，（4）.

[32] 陈炜，杨曼华.论西部地区非遗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社会科学家，2011，（2）.

[33] 张博，程圩.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遗保护[J].人文地理 2008，（1）.

[34] 黄继元.云南省非遗旅游开发研究[J].旅游研究（季刊），2009，（4）.

[35] 王汝辉.非遗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特殊性研究——以四川理县桃坪羌寨为例[J].贵州社会科学，2010，（11）.

[36] 韩富贵.基于旅游资源开发的非遗生产性保护模式研究[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1，（1）.

[37] 李昕.非遗：文化产业发展重要的文化资本[J].广西民族研究，2008，（3）.

[38] 王松华.产业化视角下的非遗保护[J].同济大学学报，2008，（1）.

[39] 谭志国.土家族非遗会展活态保护新模式探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

[40] 马宁.羌族非遗的现状及保护对策——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Research review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DENG Xiao-yan1，2

（1 South-Central Nationaliy University ，Wuhan 430074，China；2 Hubei Economy college，Wuhan 430205，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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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省级档案信息网；新媒体

一、省级档案网站非遗档案参与现状

笔者通过对全国30个省、直辖市与自治区档案信息网逐一调研，发现档案信息网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三个问题较为突出。首先同一项目的非遗档案分布零散，关于某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虽然众多，但多以单件的方式进行展示，而非遵循非遗保护中的整体性保护原则，以全宗为原则进行保护。其次档案信息网站非遗展示等级类目、形式与内容展示形式同质化严重以及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信息更新不及时，多数档案信息网将某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上传至其官方网站，就对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停止了跟进与及时更新。

二、档案信息网非遗档案信息用户分析

（一）浏览型用户

这是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社会上的各个群体均有可能成为浏览型用户，这类用户多是利用信息组织的成果去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在利用过程中了解地方文化甚至是旅游资源。不对组织成果进行二次深度加工。在利用过程中要求成果的形式有声有色，查找方式以及页面设计人性化、易于理解。使组织成果有声有色，增强档案信息网站进行宣传与利用的力度，借此来夯实群众基础。

（二）研究型用户

研究型用户类型有大致可以分为社会学、经济学、档案学等从相关学科角度开展研究的研究人员、非遗所属类型行业的人员、非遗保护人员等。以上这些人群中以从相关学科角度开展研究的研究人员为主，他们具有高学历、丰富的信息检索能力和使用经验，对非遗档案信息成果的质量、多样性等方面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该类用户使用档案信息成果的目的一般是为了达到某些目的或是完成任务，注重对自己有用信息的搜寻。他们强调信息搜索高效和有用性。

三、档案信息网站加强非遗档案建设对策

一是增强档案信息网中非遗档案展示实用性与趣味性。根据用户分析所得到的结果，优化非遗档案成果展示方式，提高网站友好性，增强用户实用性。档案信息网站是文化宣传平台，透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可以展现一个地^甚至是整个民族的文化、价值理念，此类型的档案承载着基本文化基因、社会意识与民俗民风，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国家和谐社会的建设、个人与族群的身份认同弥足珍贵。在档案网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进行组织的过程中加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标示，一方面可以增加浏览者的重视程度，增强对于本地区文化的了解与热爱程度；在另一方面方便专业研究者索引。非遗档案检索提供多种渠道如类别、体系、区域、年代 、信息存储载体等多种人性化的检索途径，避免专业性检索使用户产生距离感。检索结果以地图或时间轴等趣味性形式进行呈现。增加互动交流栏目，如点播、游戏、论坛、讲堂等。获取日常家庭保存的非遗档案保护的技术与方法，全民参与。

二是以系统性内容建设构筑非遗档案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增强非遗档案整体性要重视档案积累长期性与系统性和尊重全总原则。档案信息网区别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的最大特点就是档案信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始记录，内容更为真实、准确。档案馆可以利用自身优势与传承人合作，指导传承人对其积累档案进行整理，在民间征集非遗档案。全宗原则在非遗档案收集、整理、管理与利用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理论原则，在此原则的指导下，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同一项非遗各个档案之间的有机联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传承性等特点，遵循了整体性以及以人为本的保护原则。增强档案网站对每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表现力与感染力。在一定时期内对同一非遗项目相关档案进行简单编辑与汇总，对网站中信息进行二次加工，避免信息冗余，降低用户获取某一项非遗档案信息的难度。

三是新媒体技术融入档案信息网站非遗展示。Web2.0时代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用户的交互性，将一系列新媒体技术融入档案信息网站非遗展示，提高用户利用率。根据所要展示的非遗类别丰富非遗档案展示的方式，例如戏曲类，可以在展示的过程中3D展示技术，还原真实舞台效果，这样关于舞台布景、人物服装、造型等相关档案就可以以这种高度还原的方式展现在人们面前，使表现形式更加的生动、活泼。利用VR、AR技术增加趣味性。利用RSS技术使网站和其他站点之间共享内容，完成用户推送信息的量身定做，增强网站粘度，提高非遗档案利用率。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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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美术课程建设；教学体系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概念后，“非遗”的研究和保护在我们国家迅速展开，在高等院校当中同样开启一股研究“非遗”的热潮。2002年10月，《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专家就高等教育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事业中的使命与作用建言献策，呼吁大学教育在越来越多的优秀非物质文化艺术遗产濒临消失的关键时刻，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次会议开启了构建我国“非遗”教育体系的序幕。

自此之后，很多高等院校相继成立了专门的机构研究和保护“非遗”，如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大学、苏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高校相继成立了“非遗”研究中心。同时，一些高校在公共课和部分专业课的授课中尝试性地开展“非遗”课程教学，如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工艺美术专业开设热贡唐卡教学等。特别是2011年国家颁布施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学校应当按照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开展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更是为“非遗”在高校教学中常态化发展奠定了基础。笔者作为广西的高师美术学专业教师，近年来一直尝试把本土的“非遗”美术元素纳入艺术理论课程的教学当中，取得了一些成绩。现就如何在广西的高师院校开展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美术课程教学实践及其模式建设提一些设想，以期和广大同仁为我区“非遗”的发展与传承尽绵薄之力。

一、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概况

广西地处我国东南，是中国唯一的沿海、沿边、沿江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也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份。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以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为主的12个世居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非遗”承载着广西各族人民的生命记忆，反映着他们的传统生活和生产方式，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自治区政府就已经开始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保护和抢修工作，出版一系列少数民族风俗、民间艺术等方面的著作。直到本世纪初，中国的“昆曲”进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上下出现了研究“非遗”的热潮，广西也开始了全面的“非遗”研究和保护工作。2003年，自治区政府启动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1+10”工程，即以建设广西民族生态博物馆为主，以南丹里湖白裤瑶、三江侗族、贺州客家等10个民族生态博物馆为辐射的民族生态博物馆群，努力创建和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模式。2005年，自治区政府颁发《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桂政发〔2005〕47号）中明确提出工作的目标是：“通过全社会的努力，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有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使我区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并得以传承和发扬。”并提出多种途径保护广西的“非遗”。此后，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与广西民族大学合作成立“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并启动“薪火相传工程”，以及“全区公共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业务培训班”“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人才进修学习班”等各种培训活动，进一步加强对本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和传承工作。时至今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二、广西高等学校开展“非遗”美术课程教学的必要性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城镇化步伐的加速，广西许多优秀的“非遗”艺术遗产正面临大面积的消亡，少数民族语言的语境丧失、生态环境的大规模破坏、“非遗”技艺的传承断裂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昨日的“非遗”有可能成为今日博物馆、美术馆中永远的记忆，“非遗”的保护迫在眉睫。

2008年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堂、进教材、进校园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举措，也是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功经验。”针对“非遗”保护的紧迫性，普遍认为当前最缺少的是大量高素质的保护人才、优秀的“非遗”传承人和全社会对“非遗”知识的认知与普及，而这三方面的实现，地方高师院校无疑具备最佳条件，也最适合成为大规模“非遗”研究、保护和教育的主阵地。作为广西的高等院校，长期以来肩负着培养基础教育师资和社会各行业专门人才的重任，高等院校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的变革，将直接影响基础教育和人才格局数十年的发展和成长。开展“非遗”美术课程教学，可以加速“非遗”知识的普及和高素质“非遗”保护人才的培养。此外，传统“非遗”技艺依靠家庭相传和师徒相授的方式，一旦儿女或者年轻人不愿继承，“非遗”技艺的传承就会断裂，如果把“非遗”技艺纳入我区高校的美术专业课程教学，建立完善的教学体系和系统的专业技能训练，优秀的“非遗”传承人数将会不断扩大，并广泛带动基层“非遗”美术课程教学和全社会对“非遗”的普遍关注，从而在根源上解决“非遗”传承人缺失的现状。

2011年颁布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2010一2020）》“总体目标”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广西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西部人力资源强省（区）行列，建成国家民族教育示范区”“广西建设民族教育示范区主要采取以下措施：突出区域教育发展特色；突出民族地区办学特色；突出各级各类学校教学内容的民族特色；突出教育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能。”因此，根据区政府关于打造“国家民族教育示范区”的目标规划，本区高校应该抓住这一机遇，根据自身学科特点和优势，有计划、针对性地开设“非遗”课程教学，加大“非遗”基础知识、实践技能在美术学科教学中的比重，让“非遗”美术课程真正进入人才培养方案，将会对我区“非遗”的保护、传承，特别是对“非遗”的活性和完整性保护产生深远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是地方高师院校凸显地域民族文化、打造教育品牌的必由之路。

目前广西已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共五批，375个项目，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47个项目。和美术学科相关的“非遗”涉及民间艺术、民俗活动、民间技艺、传统节庆等多个领域。

三、广西高师院校“非遗”美术课程教学模式探析

（一）整体规划、统一布局

“非遗”美术课程体系的建设应该纳入本科和研究生教学的整体学科规划中。从学校层面而言，应该把“非遗”纳入公共课程教育体系，在公共必修课当中添加至少一门“非遗”通识课程，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程》等，让学生了解国内、区内“非遗”的分布，懂得“非遗”的内涵、特点、分类，以及“非遗”保护、研究和开发的相关知识，为“非遗”在各个专业学科教学的具体实践与深化奠定基础；从美术学科而言，各个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中，专业核心课程或专业学科基础课程当中至少列入一门“非遗”美术课程，让学生了解国内、区内“非遗”中丰富多彩的美术元素，懂得“非遗”当中服饰、雕刻、绘画、蜡染、建筑、刺绣等多个领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以及承载在这些美术元素上深厚的文化内涵。通过这样的“非遗”课程强化，拓展学生视野，加深地方高校学生对身边的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了解，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非遗”的兴趣。

（二）专业理论课和专业公选课协同渗透

《义务教育美术新课程标准》2001年推出实验稿，首次把美术教学上升到人文教育的层面，同时，教育部推出三级课程管理体系，给地方学校美术课程建设赋予了更多的机动性和灵活性。此后高校美术专业特别是高师院校的美术专业课程设置中，理论课程的比重逐年增加，除了各个具体专业开设的必修课程，如美术学专业开设的中外美术史、艺术概论；设计专业开设的中外设计史、设计概论等课程外，中外建筑史、中国服装史、中国工艺美术史等课程也进入相关专业的课程教学；同时，各个专业还开设了相应的人文类选修课和特色课程供学生选择，比如美学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民间美术、少数民族文化概论等课程。我区高校可以精选一些代表性的“非遗”美术资源，化整为零，有计划、分头进入美术专业理论课程教学中，通过不同理论课程的“非遗”美术教育渗透，从整体上建构起较完善的广西民族地区“非遗”美术课程教学的理论框架，为广西“非遗”美术教材和课程体系的建设奠定基础。

此外，按照《公共选修课管理办法》规定，大学生在四年的学习中必须完成一门艺术类课程的选修。因此，美术专业教师开设全校性的广西“非遗”美术公共选修课，向全体学生介绍和宣传我区的“非遗”美术资源，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所强调的“向公众、尤其向青年进行宣传和传播信息的教育计划”的精神一脉相承。

（三）专业技术课和特色“非遗”传习坊并举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通过“口授相传”这一形式得以传承和延续的，因此，传承人的培养在这一过程中尤为重要。近年来，国家和政府虽然都在尽力挖掘和保护“非遗”传承人，但传承人的濒危和现状的脆弱依然不容忽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形势更为严峻。比如文化部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广西入选25人，其中年龄最大的82岁，最小的55岁，平均年龄71岁，一些独门绝技可能随时面临消亡。因此，地方高校必须利用人才培养优势和专业技术优势肩负起培养本区“非遗”传承人的责任。

从美术学科专业角度而言，应该从四个方面展开“非遗”传承人的培养：一是在美术学或设计专业下设置广西代表性的“非遗”技艺侧重方向。比如服装专业可以开设广西少数民族服饰（瑶族服饰）侧重方向；环艺专业可以开设少数民族建筑（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侧重方向；美术学专业可以开设陶艺制作（坭兴陶烧制与制作技艺）侧重方向，民族工艺（壮锦）侧重方向；等等。二是专业技术课授课中具体的“非遗”技艺学习。比如手工艺课程教学中学习毛南族花竹帽编织、侗族的刺绣、傩面具的绘制等。三是建立特色“非遗”项目传习坊。根据高校的地缘优势和美术专业学科优势，联合地方政府和“非遗”传承人，在高校成立“非遗”项目传习坊，以固定的场所，长期不间断地开展具体的“非遗”技艺的传授和学习，最终形成传授、学习、继承技艺、创作作品并反哺技艺、扩大影响形成规模等良性的传承过程。四是利用美术专业考察课和实习课，在“非遗”集中地建立教育实训基地，定期组织各美术专业学生赴基地开展“非遗”技艺教学实训，亲身感受和体验“非遗”产生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并通过田野调查、访谈等方式整体上认识“非遗”的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

四、广西高校“非遗”美术课程体系建设的关键因素

“非遗”美术课程体系的建设需要系统、科学、合理的规划，需要从培养计划、课程大纲、课时学时等方面精心修订，除了上面的课程构想外，还需要强调几个关键因素和环节：一是“非遗”美术专业教师队伍的培养。没有专业的“非遗”教师团队，“非遗”美术课程体系的建设就成了空话，不但无法传播“非遗”知识和培养传承人，更会扰乱正常的美术专业学科体系，误导学生对“非遗”价值和内涵的认识；二是“非遗”传承人进课堂。“非遗”美术课程体系的建设一定要“非遗”传承人的参与，特别是“非遗”技艺的授课初期必须要“非遗”传承人的亲授，才能保证原汁原味的、鲜活的“非遗”技艺进入高校课堂；三是“非遗”美术课程体系建设中要充分发挥高校的优势和特点，除了“非遗”传承人的培养和“非遗”知识的普及，“非遗”管理人才和科研能力培养也是关键因素之一；四是产、学、研的结合。要把“非遗”的研究、传承与社会发展、时代需求紧密结合，要与当前的经济文化发展接轨，特别是非师范专业“非遗”美术课程教学中，要加强与企业的合作，注重“非遗”项目研发、产品销售、技能推广等方面。

结语

总之，构建广西高校“非遗”美术课程体系，既是新形势下对我区“非遗”保护和传承方式的积极探索，又是普及和宣传“非遗”知识最深入、最持久的有效方式；同时也与我区打造“国家民族教育示范区”的目标精神相一致，也是民族地区高校创建本土化美术教育体系、适应本区域社会文化对复合型人才需求的有效尝试。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非遗”的传承和保护是一项长期的、坚持不懈的过程，“非遗”美术课程体系的构建还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与积极参与，需要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艺术学等相关学科的通力合作，才能真正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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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部门开发利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第四章第三十五条规定了相关公共文化机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职责。档案部门作为“记录历史，文脉传承”的公共文化机构，应以《非遗法》的颁布为契机，积极参与非遗的保护工作。留存历史，弘扬文化的同时，进一步提升档案工作的社会关注度和重视度。实践中，很多档案部门都实际参与了非遗保护工作，但其工作领域及重点普遍仅限于非遗档案的建档和保存，工作较为隐性。而“传承和传播”是非遗保护的核心和关键，工作更加显性，在获得重视的倾向性方面有明显优势。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传播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它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珍贵的文化资源。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据初步统计，全国各地现存的非遗项目近90万项之巨。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的认识到，我国非遗的传承和传播在强势、主流文化的冲击下，现面临着诸多问题。笔者认为较突出的问题体现在：一是法律法规尚未健全。我国非遗还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有关管理规范、保护标准等方面的制度尚未健全。二是非遗传承意识淡薄。“申报热情，传承冷漠”的两极分化局面较为突显，多项申遗项目在申报成功后呈现出传承人断层，“绝活”无人问津的局面。三是申遗档案很难得到妥善保护。由于思想意识不足或保管条件有限，大量典籍、实物等珍贵资料难以得到妥善保护，有些甚至已流失或损毁。因此，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重视和加强非遗的传承和传播，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需要破解的课题。

二、加强非遗档案开发利用对档案部门及非遗的传承传播的重要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是指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为保护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形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地记录和收集整理而形成的对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载体的历史记录。①档案部门作为非遗保护的重要公共文化机构，结合其自身特点，突显出非遗保护方面的种种优势。如：档案部门拥有完整的档案管理设备和档案保护设施，可避免资源浪费；档案部门有完善的档案管理与保护制度，可为非遗档案的管理提供保障；档案馆公共服务意识和能力的提高，有效促进非遗保护工作顺利开展等。基于以上优势，很多档案部门都实际参与到非遗保护工作中。例如：南京云锦、金线金箔、金陵刻经、秦淮灯会是南京人耳熟能详的国家级“非遗”，江苏省档案馆已经为这四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部建立档案。又如：2011年9月，云南省通海县档案馆接收洞经古乐和“高台”艺术两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档案进馆。由此可见，档案部门在非遗档案的建档和保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同时，档案部门也应认识到非遗档案开发利用对档案部门及非遗的传承传播的重要意义，我们需要打破传统，转变工作模式，利用馆藏和现有条件，积极开展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

（一）服务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增强责任使命感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的附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建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目的，其中之一就是鼓励公民、企事业单位、文化教育科研机构、其他社会组织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这给档案部门保护非遗的职责提供了政策依据。③另外，《档案法》赋予了档案部门在档案理论科学技术研究、档案保护、档案宣传等方面的组织与指导职责。文化需要记忆，历史需要留驻，做好非遗的研究、宣传、传承和弘扬等环节则主要涉及到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档案部门要将积极开展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工作，促进非遗的传承和传播，视为弘扬和传承人类文明和文化的神圣使命，履行档案部门“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替未来着想”的义不容辞的职责。

（二）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是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工作创新的契机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真实反映了地方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民间传统工艺等显著地方特色。和馆藏的党政机关的文书档案、普通的专门档案相比，非遗档案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其特殊性，有较大的挖掘空间。此外，非遗档案需要更深入的开发利用及全面的管理要求，需要档案部门打破传统观念和工作模式，进行全新的探索和尝试，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开辟创新道路。

（三）通过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促进非遗的传承和传播，进一步提升档案部门的影响力

档案部门不应将对非遗保护工作的重点局限于建档和保存。虽然做好建档和保存是非遗传承和传播的前提和基础，但档案部门应在做好“幕后工作”的同时，还应加大自身工作产生的“绩效”，在非遗的传承和传播上发挥优势，突破创新。档案部门要加强非遗的宣传，展示非遗档案开发利用成果，为非遗的传承和传播工作提出合理性建议及具体措施，在弘扬文化、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等重点工作中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从而进一步提升档案部门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三、非遗档案开发利用的途径

（一）广泛收集，建立非遗档案数据库

收集工作是档案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前提条件。要做好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必先广泛收集能够反映有关非遗的历史起源、表现形式、传承情况等各方面具有珍贵价值的文献典籍、影音资料、实物道具等资料。非遗档案的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民间遗存量大。因此，档案部门要更新观念，多渠道、全方位地开展非遗档案的收集工作。此外，为了更好的留存历史，为历史文化发展历程的认知和研究提供全面的支持，档案部门应在全面系统的记录基础上，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非遗档案数据库，为非遗的宣传和传承提供便利条件。

（二）深入编研，编写文献资料

档案部门应立足馆藏，深入挖掘非遗档案独特的文化意蕴，并对其进行系统整理和考证研究，使其形成具有较高文化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编研成果，充分展现非遗档案的文化魅力。目前，我国非遗资料编研较突出的成果有《十大文艺集成志书》、《中国文化遗产大辞典》、《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地图集》等，均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精华。

（三）加强宣传，弘扬历史文化

积极开展非遗档案的宣传，提高公众对非遗的认知和保护意识，弘扬优秀民族历史文化。首先，档案部门可借助文化机构的公众影响力，联合举办文化艺术节、博览会等现场展示活动。例如：上海闵行区档案馆在2013年国际档案日之际，与相关部门联合举办“城市记忆·经典闵行——闵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特展”。重点展示了马桥手舞狮、江南丝竹、七宝皮影戏等非遗实物展品和档案资料。钩针传承者们还在现场展示了钩针编结技艺等“绝活”，使百姓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④其次，档案部门还可利用社会媒体、网络等众多宣传渠道，推动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例如：江西省艺术档案馆已经建立并开通了全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开开通的第一网——江西省非物质文化保护网，在提高社会公众对非遗的关注程度，推动非遗的保护和传承等方面起到良好的宣传作用。⑤

总之，现在全国各地已形成一股强大的申遗热潮，各部门对申遗工作都给予极大的重视。身兼“记录历史，文化传承”重要职责的档案部门，要高度重视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将其作为工作重点。虽然我们还面临着工作机制、管理经验、资金及人力支持等多方面的困难，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工作可谓任务重、难度高、阻碍多，但只要档案部门开拓进取，全体档案工作者齐心协力，必将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传播做出更大贡献。

注释：

①张惠萍.档案学视角下的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研究[J].云南档案，2012（09）：34.

②摘编自新浪新闻网（来源《金陵晚报》）.四大非遗走进江苏档案馆.2006-7-12.

③王云庆，万启存.守护精神家园——谈档案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性[J].档案与建设，2007（02）：15.

④上海档案信息网.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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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政府[EB/OL].http：///adetail1_79711.htm？aid=197620.

[17]贺子奇.朱仙镇清真北寺研究[D].郑州：河南大学，2010.

[18]百度百科：朱仙镇国家文化生态旅游示范区[EB/OL].http：///link？url=czGq_9QgJkUGVDNteWrIa WQFGwiXVOsHXoSnfO9sEzBn8jfyeldggGiuWYDYZnmOWg5hHjr2 RliQge2rznJK.

[19]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政府.开封县朱仙镇总体规划[EB/OL].http：///adetail1_79711.htm？aid=347077.

[20]朱和平.朱仙镇衰落原因与复兴途径试探[J].许昌师专学报，2000，19（1）.

[21]李秉信，韩俊英.朱仙镇的旅游资源及其开发[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19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