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现象范文
时间：2023-12-21 17:3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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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C91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4—0029—06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体制的成功转型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中国社会很快进入到产品丰富的时代，居民消费力也随之以惊人的速度得到发展。20世纪60、7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有代表性的十几种高档耐用消费品（彩色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等），不到20年的时间已经在我国城乡基本普及。进入21世纪后，社会的消费热情持续升温、场面更是蔚为壮观，私有住房热、高档居室装修热、私有汽车热、名牌服装热、海外旅游热、各类五花八门的奢侈品热，等等。可以说，“不到十年，人们获得了新的传播方式，新的社会话语词汇和新的闲暇方式，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真是一场消费的革命。”因此，不少学者认为，源于西方社会的消费主义潮流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领域，中国已经具备了消费社会的诸种特征②。然而，与上述消费狂欢场景相对照的是，我国居民消费率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还有下降的趋势。2000-2009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从46.44%下降到35.30%，而同期世界中等以上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率大多在60%以上，欧美发达国家达到或超过80%。同时，在我国城市中还存在着一个规模相当庞大的依靠领取最低生活保障费生存的社会群体，而在农村，特别是西部地区很多农村居民才解决了温饱问题，距离“小康”还有较长的道路。这表明，我们还没有出现西方式的大众消费社会。
那么，该如何解释出现在中国社会中的消费主义现象？作为一种价值观，消费主义理念是否已经蔓延到社会的各阶层？以及，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当下消费主义现象又负荷了怎样的社会文化意义？等等，基于此，本文将在回顾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就如何判断消费主义在中国的发生，以及“消费主义”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殊表现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回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一、当代中国社会“消费主义”的研究
所谓消费主义，也称“消费主义文化”（culture of consumerism），是兴起于二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有关消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对物品的绝对占有和追求享乐主义为特征。近20年来，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这种盛行于西方的生活方式开始对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造成显著的影响。在经济发达地区首先出现了以追求时尚、品牌、品位为目标的消费热潮，消费者越来越注重商品的符号意义，消费也更多的具有了“享受”与“浪费”的意味。针对发生在消费领域中的这一新现象，国内学者从不同学科角度加以广泛关注，相关研究主要见于文化研究和社会学之中。
以包亚明为代表的一批文化研究学者以“上海酒吧”为观察对象，描述和分析了世纪之交上海的消费主义文化现象，从消费空间流变的角度阐释了中国大都市的消费主义所寓含的政治和社会意义，揭示了消费主义具有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和“话语的再生产”功能。文化研究学者多采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立场，吸纳了波德里亚等西方后现代学者的分析概念，如“拼贴”、“符号消费”、“超现实”等，形成了消费主义研究的文本分析路径。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以电影、服装、广告、大众文化读物等作为研究事项，试图揭示消费主义文化造成了传统意义的丧失，以及商业资本对大众文化的操纵，等等。这些研究更多地具有文学批评的色彩，但在系统的实证研究方面有所不足，难以提出针对中国社会条件下消费主义现象的研究命题。其中也有部分作品将“消费主义”以及“消费社会”当做可以随意摆弄的符号和随意张贴的标签，导致话语苍白和内容空洞。
相比之下，社会学研究者关于消费主义文化对中国城乡社会日常生活领域的影响的经验研究更具有学理性，也更具有本土化意义。黄平先生是最早关注西方消费主义文化对中国日常生活方式影响的学者之一。他认为，消费主义的“需求”是被创造出来的，并在无形中把越来越多的普通人都卷入其中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它使人们总是处在一种“欲购情结”之中。针对中国的情况，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假设：具有消费主义文化特色的生活方式已经开始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再向农村逐渐推进，由有教养有资产的社会阶层向其他社会阶层逐渐推进，并使整个社会处于震荡、脱节、焦虑的状态。
循着这条思路，陈昕在1993—1996年对京津地区城乡进行了“消费主义倾向”问卷调查与访谈。他将消费主义的表现概括为三个方面的主要特征：（1）消费的高档、名牌倾向；（2）消费的广告效应；（3）消费的符号象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设立了测量中国人消费主义倾向的指标体系。通过数据分析，他得出结论，我国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消费主义倾向，而且这种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色彩的文化已经开始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城乡社会追求西方发达国家代表性的高消费生活方式正在逐步发展成为普遍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对符号象征价值的消费正在成为人们的主要消费选择，甚至超越了对商品使用价值的考虑；大众传媒的渗透以及西方国家、城市、高收入群体、知识分子的示范作用推动了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扩散。”
另一个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是由郑红娥进行的。郑红娥通过对南京和镇江城市居民消费观念的调查发现，中国目前居民的消费观念是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以及保守与先进等消费观念相互交织、相互并存的。现阶段的中国主要存在六种消费观类型：节俭消费观、后现代消费观、大众化消费观、成就消费观、发展消费观、追求现代物质生活消费观（其中包含着消费主义消费观）。对于陈听的研究，郑红娥提出了疑义。她认为，陈昕用三个方面指标代表消费主义有其不合理之处。消费的高档、名牌倾向能否作为消费主义指标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人们看中消费品的高档和品牌也许是出于消费品质量好和与自己的收入和社会角色的“期待”相匹配的考虑，而不仅仅是完全或主要出于炫耀的需要。以消费的广告效应作为消费主义的指标也要客观分析，广告是工商业社会推销产品的必要运作方式，并不必然导致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中国社会的广告完全可以在促进人们合理生活的目标指导下进行。同样，消费的符号象征意义在任何社会形态中都存在。之所以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出现了消费主义现象，是因为人们对消费的符号象征意义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人们对消费品的购买不是为了“存在”而是为了“占有”。
但郑红娥在自己的实证调查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她选用了“国外名牌比国内好”、“穿不同档次的衣服表明他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别人有高档消费品，而我没有的话，就会被人看不起”、“人生的成功在于地位和时尚”、“人要讲面子，在人际交往中要舍得花钱”、“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人活着就应该充分地享受生活”等消费心理作为消费主义的测量因子。其中，将消费视作攀比、地位认同的重要手段应该是消费主义文化的特征之一，但是，用其余的测量因子表达消费主义在效度上同样存在问题。国外名牌同样可能与质量相关，“面子”问题是我们民族长期的文化心理，“人靠衣装、佛要金装”似乎自古而然，而“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在中国的语境下不能笼统一概而论，不一定等同于西方的消费主义，比如，目前普通工薪阶层绝大多数是依靠借贷才能圆住房梦，但很难说就是消费主义价值观的驱使。
事实上，关于消费主义的实证研究本身就是一个难题，仅就概念而言，“真实需求”与“虚假需求”、“正常的消费欲望”与“不正常的消费欲望”从来不存在一个先验的标准，将其简单地量化往往矛盾重重。更重要的是，在国内已有的实证研究中普遍存在一个将本属于正常的消费行为归类为消费主义的倾向，无论是居民对耐用消费品需求的增长，还是对物质生活条件改善的要求，都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不能简单地贴上消费主义的标签。这里所讲的“具体情况”就是着眼于中国社会特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区分不同社会主体的消费特征，在借鉴相关概念工具和研究方法时注重阐释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也就是说，要在具体而真实的时空环境中充分关注批评实践的社会条件。
二、判断中国社会消费主义产生的基础和条件
判断消费主义在中国的产生，只有以我国既有的政治经济条件为基础，以消费主义的特质为准绳，才能准确区分当代中国社会的消费现象是属于合理消费还是过度消费，并进而区分人的正常物质要求与过度的占有行为。
1 必须结合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条件以及消费行为实践，方能认清中国消费主义的状况，从而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由于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及传统文化和现实的差异，中国社会中的消费主义现象与西方社会有许多差异之处。从经济发展方式来看，西方社会经历了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的渐进的发展过程，因而，在消费模式上经过了一个从大众消费（主要是家庭耐用品）逐步过渡到以追求时尚、风格为主的后现代消费的过程。也就是说，西方消费主义是在生产力水平极高，大众基本生活有充分的保障的前提下出现的。但是，中国的情况不同。我们是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同时出现了后工业化状况。因而，在消费水平和消费模式上存在着与西方社会不尽相同的情况。一方面，我们的生产能力、技术、水平在总体上还不能够与发达国家同日而语，在城乡还有相当一批群体不能被纳入到西方式的大众消费行列。另一方面，形成反差的是，在大中城市，特别是南部和东部沿海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不仅消费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很快，而且，许多从前没有的消费如雨后春笋般的一夜出现，令人目不暇接。比如，圣诞节消费，情人节消费，分期付款消费，甚至零首付消费等等，尤其是奢侈性消费的势头愈演愈烈。据《世界奢侈品协会2011官方报告蓝皮书》称，2010年2月至2011年3月底，中国奢侈品市场消费超过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一，全球近三分之二的奢侈品牌进入中国。可以说，贫困、温饱、小康、富裕的共存，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追求炫耀性消费、奢侈性浪费的“共时性”是中国社会消费领域的一大“特色”。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消费主义不是在大众层面发生的。尽管我国社会大众的消费力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不断增长，但奢侈性消费、排他性的过度占有消费在大众中还缺乏物质基础，也未形成普遍的市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住房、医疗、子女教育费用的提高，我国城乡普通居民的预期支出远远大于预期收入，在生活消费上普遍表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现象，直接导致了目前国内消费率的下降。住房、医疗、子女教育费用是必需的消费，满足这些需要对于大多数城乡居民来说尚且艰难，消费主义又从何而来？显然，仅仅依靠一些调查问卷了解居民消费意向并由此判断中国城乡出现了巨大的消费主义浪潮，是不足信的。
另外，中国目前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中产阶层，中国社会的消费“大众”也远比西方消费社会研究中的“大众”所包含的意义要复杂，中国社会所呈现的消费景象与西方社会相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含义更为复杂。分析中国的消费主义现象需要把握消费的社会和文化属性，因为消费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影响下进行的。脱离尘世的或者鲁滨逊式的消费只是小说家的虚构。尤其在现代社会中，消费过程总是受到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制约，消费的社会属性表现十分明显。可以说，消费绝不是单纯的购买和使用现象，而是社会、经济、文化、道德、审美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时代的一个缩影。所以，要在中国特定的社会体制与文化语境中认识中国的消费主义现象。
2 要认识和把握消费主义的特质，必须区分合理消费和消费主义，区分人的正常物质要求与过度的占有行为
国内学界对于“消费主义”的主流理解主要来自于法国社会学家波德里亚的观点。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说，消费主义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在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更多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很多学者受此影响将“消费主义”定位为“被不断刺激起来的欲望”，但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它无法区分消费主义与人们的合理消费需求，因为所有的消费都包含了人的某种欲望，都有人的正常心理反应的成分在内。我们认为，消费主义不仅仅是一种价值理念，也是一种强调占有的行为实践，其核心内涵在于过度的占有和消费。或者说，消费主义是一种融观念与行为于一体的生活方式，通过这种消费生活方式，人们获得社会身份与文化的认同。
消费主义与人的合理消费有着重要的区别。首先，消费主义强调物质主义至上，以过度占有和消费物质财富为满足，因而常常造成浪费性消费，包括占用大量物质财富不消费或很少消费，合理的物质消费则是以满足身心健康需要为原则的消费，与过度占有和浪费无缘。其次，消费主义强调享乐主义至上，过分追求纸醉金迷的生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类的理想，但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必须与一定的社会条件相适应。消费主义所强调的享乐至上是以自我为核心，而不顾及这种自我满足给自然界、社会和人类造成的不良后果。再次，消费主义忽视商品的实际效用，更多地把商品当做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在非理性的奢侈消费和炫耀消费中肆意显示等级分化。过分的炫耀性消费和竞争性消费不仅会影响到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也给各个社会成员带来较大的心理压力，导致普遍的社会焦虑和社会排斥。
因此，在考察中国社会中的消费主义现象时，不能不厘清消费主义的内涵，盲目将消费主义范畴扩大化，甚至将社会大众对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的追求，以及文化传统造就的消费方式统统视为消费主义加以贬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穿着讲究品牌和式样、购买家用汽车、进行社会交往与人情消费等，都是正常的消费行为，不应受到批评。当然，这里有个“度”的问题，这就是个人和社会的消费能力。超过个人或家庭支付能力的高消费，以及一个社会超越资源环境能力进行高消费，都是过度消费。在一定的“度”的范围，人们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不仅是合理的，而且还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当代中国消费主义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性
如上文所述，如果按照西方消费社会的硬性标准来衡量，中国还称不上“消费社会”，消费主义也难以在中国形成气候。消费水平取决于人们的富裕程度和收入水平。从反映一国居民富裕程度的人均GDP来看，早在1890年，美国人均GDP达到3396美元（按1990年国际美元折算），到2004年已达到39709美元，而中国在2004年人均GDP刚过1200美元。同时，由于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和人口总量的影响，人均GDP并不能反映中国东西部以及城乡之间的真实收入差距水平。比如上海2005年的人均GDP为6389美元，北京为5504美元，分别是同期全国人均GDP（1703美元）的3.75倍和3.23倍。但是，在中国社会，消费主义确实大有愈演愈烈之势，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推动了中国消费社会的进程，“消费主义”在中国社会又有哪些特殊性呢？
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消费主义主要存在于高收入阶层以及一些特殊群体（可以统称为“精英”阶层）之中，但有由高收入阶层向中等收入阶层扩展，进而影响全社会的趋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柳欣指出，自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拐点，新一轮的经济周期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以高收入阶层为主要消费者的房地产和汽车等资金密集型行业成为主要的增长点，这些行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钢铁、能源和建材等行业投资的迅速增加。柳欣还将当前以高收入阶层为主要消费对象的经济结构形象地概括为“口服液经济”，这是指经济增长主要靠富裕阶层对“奢侈品”的消费来拉动，而多数的普通收入阶层在消费结构中居于相对次要的位置。
当前，构成“精英”阶层的主要有三类群体：一是各级党政机关中的高中级官员和重要行业中的国企管理者，其家人、亲属及与之有亲密关系的人也构成这一特权群体；第二类群体是处于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行业中的私企所有者、管理者以及投资者；第三类高收入群体是国企中、中外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受雇的会计师、职业经理人，律师、医生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士，这一群体常被称作是“新兴的高收入白领阶层”。他们受惠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扩招，并且大部分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或是海归人员。这些社会新贵阶层的“精英”属于社会的高收入群体，他们是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消费主义的实践者。
对于第一类“精英”而言，体制性的漏洞造就了公权权力的过于集中，以及权力向利益的转化，从而形成了腐败性消费的基础。这既是中国消费主义的一大特殊表现，也是中国消费主义的一大特色。它包括党、政、军干部中的某些腐败分子及其家庭，用非法所得进行的奢侈性消费，以及他们在生活和公务活动违反规定的公款消费。掌握公共权力官员的奢侈消费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直接用公款奢侈消费，其中许多是以“职务消费”、“集团消费”的名义进行的。凡是可以开出发票的奢侈项目，或者可以变相获得报销凭证的奢侈项目，公款消费都可能大摇大摆地平入平出。公款吃喝、旅游司空见惯，甚至公款赌博也屡见不鲜。第二类是用公权获利进行奢侈消费。将公权转化为资本，谋利进行奢侈消费，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与公款消费扯不上任何干系，但它与公权却有着必然的关联。握有公权的部分政府官员，他的任何奢侈消费，诸如出国旅游、打高尔夫球、购买高档商品等等，都有人为其“埋单”，都有人为其“刷卡”。“埋单”者出钱为某些政府官员奢侈消费，都会得到公权的高额回报。
对于第二类暴富“精英”阶层中的很多人而言，炫耀性消费、奢侈性消费和浪费性消费已是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最近几年，中国的奢侈品消费成几何级数增长，2011年中国奢侈品市场价值达到全球奢侈品销售总额的25%，位居世界第二。全球的奢侈品大公司都瞄准中国市场，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富豪群体格外热衷于奢侈消费。这是在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5，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的背景下发生的。另外，一些暴富群体常常与“权贵资本”、“裙带资本”相结合，大量进行排他性的过度占有和消费。如在一些发达城市占用大量土地建造豪宅，违规建造高尔夫球场等等，这种典型的排他性占有和消费往往具有侵犯公众利益、浪费社会财富、加剧社会不公的特征。
篇2
[关键词]绿色农业；绿色消费；绿色认证
[作者简介]张平(1967―)，男，江苏宜兴人，湖南工学院社科部副教授，湘潭大学在读博士；杨丽萍（1968―），女，内蒙古人，湖南工学院经济管理系副教授。（湖南湘潭41008）
21世纪是一个“绿色”的世纪，安全、优质、营养、无污染的绿色食品将成为消费主流，发达国家的绿色食品占总消费量的60％以上，消费量年均递增率为25－30％。绿色消费的内容非常广泛，不仅包括绿色产品，还包括物资的回收利用，能源的有效使用和对生存环境的保护等，可以说涵盖生产行为、消费行为的方方面面。它有三层含义：一是倡导消费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二是在消费过程中不造成环境污染；三是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向崇尚自然、追求健康方面转变。当今，工业的发展，环境的破坏，已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反映在消费行为上便是绿色消费浪潮的兴起。
西方绿色消费大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初。其形成原因与环境问题的全球化密不可分。二战后，为了满足对农产品，特别是粮食市场信息的需求，在广泛采用现代农业先进技术的同时，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也大为增加，结果使农产品供应总量得以显著增长，农产品自给率达到80％－90％，部分产品出现过剩。然而，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造成的环境污染等副作用也显而易见。为缓解这一问题，西方国家开始采取降低农产品价格，实行农地休耕，减少化肥和农药施用量，提高农业产品质量，保护生态环境等措施。西方的绿色农业也由此应运而生，虽然有浓厚的传统农业色彩，但在发展中却融合了现代管理思想，进行规范化生产和经营。
经过30多年的发展，绿色生活正成为国际环保高水准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热点。在德国，现有绿色农业企业6000多家，占全国农业企业的1．1％；经营面积达30多万公顷，占农用土地的1．8％；其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为2％－3％，农户往往以一业为主，多种经营，产品主要是粮食，其次为水果、牛奶等。凡绿色农业产品均贴有专门标志，通过常规渠道或专营小型市场进行销售。由于绿色农业产品的产量一般较常规产量低30％－40％左右，为保持效益，其价格则高于普通产品约2－3倍。由于绿色产品的开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产品发展十分迅速。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球开发的绿色产品仅占新产品总数的0．5％，到90年代初期已上升到9．2％，增长18倍。德国绿色产品类别更超过全国商品种类的30％。
我国的绿色消费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有一定市场需求。消费的“绿化”，迫使农业采用更生态化的技术，保证产品对环境和人体无害。（2）是消费维权国际化的需要。国际消费者联会从1997年开始，连续开展了以“可持续发展和绿色消费”为主题的活动，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和绿色环保组织的极大关注。2000年国际消费者联会第16届世界大会通过了“可持续消费”的决议，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已纳入到国际消费维权新潮流中。（3）是解决维权热点的需要。当前，由于污染有毒有害物质，消费者健康权益受损的情况十分严重。（4）有农民自发的积极性。生产者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忧虑，成为我国绿色农业强大的内在动力和生命力。（5）有政府和社会的支持。我国的绿色农业虽然是农民的自发行为，但政府仍然给予直接或间接补贴。此外，一些热衷于绿色农业的工商企业和社会团体也给绿色农业的生产和经营在基础设施和服务方面予以不同形式的资助。
然而，目前我国的绿色消费制度仍不完善，当务之急是：
首先，要加强环境教育，强化“绿色”意识。21世纪经济的主旋律将是绿色经济，绿色产品、绿色消费、绿色市场是绿色经济的重要特征，也是生态文明及可持续发展对经济生活的具体要求，国际社会衡量环保的标准，主要不是看该政府的承诺，而是要看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因此，必须加大宣传力度，树立绿色消费意识。
其次，要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我国绿色产业产值1997年为522亿元，1998年为562亿元，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7％。必须顺应时代潮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发展绿色产业。由于绿色产业涉及范围广，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联度大，市场前景广阔，因此，应立足当前，放眼未来，面向国际国内市场，确定绿色产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重点。
第三，建立绿色产业的风险投资机制。由于绿色技术投入多、风险大，企业不愿意也没能力承担技术开发带来的风险。因此，必须建立合理的风险投资机制，开辟多元化融资渠道。
第四，加强绿色认证工作。1995年4月由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标准化组织开始实施《国际环境检查标准制度》，要求企业产品达到ISO9000系列质量标准，欧盟也随后启动了名为ISO14000的环境管理系统，没有达到这些标准，就不予市场准入。ISO14000是国际性标准，适应于一切企业的环境管理体系，它实行的以预防为主的办法，它要求企业实行全过程的控制，通过采取无污染和只造成轻微污染的工艺即所谓的“清洁工艺”，达到杜绝环境污染的目的。如果寿命周期中每一个环节都能通过评定，改善环境影响和减少环境的负荷，这个企业便可称为“绿色企业”，应授予相应标志，所生产的产品无疑也是“绿色产品”，也应该获得某种标志。我国绿色农业的最大特征是政府适当引导和扶持下，农户自觉自愿地从事绿色农业生产，社会和企业以各种形式给予支持和赞助。在具体的管理和生产程序上，各方面已形成这样的共识和发展模式：由政府依据法令法规和标准，批准质量认证机构；认证机构负责进行各个环节的质量检查验定；由农户自发并自愿地按有关标准进行生产。绿色农业生产以农场为单位，整体必须符合绿色农业生产标准：一是农民由常规农业转为绿色农业生产，必须经历2－3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及以后生产中不得使用任何化肥及农药，保证产品出自有机生态环境。二是严格控制生产过程。农户从事绿色农业生产的一切活动，必须有详细记录，再由认定机构的检查员审查认可。检查员有权随时对生产过程实施检查，发现违规，轻者罚款、重者取消其资格。因此，资格和产品认证是我国绿色农业的关键，也是政府对绿色农业的有效管理措施。
[参考文献]
[1]牛新国，杨贵生．略论生态资本[J]．中国环境管理，2002，1，18－19．
[2]梁世夫．农产品清洁生产分析[J]．经济师，2002，4，72－73．
篇3
关键词：物质主义 奢侈品消费 炫耀性消费
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明显提升了人们收入水平，同时催生了人们的物质需求，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的选择行为产生了较大的变化，价格作为一个因素在消费选择中所发挥的作用已日渐减小，销售体验等新型词汇日渐增多，市场消费行为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
近观我们周围的消费行为特点，“仿冒奢侈品”“只买贵的，不买对的”随处可见，奢侈品消费人群中除了腰缠万贯富人阶层，不乏工资水平在4000-5000元的白领阶层，而且这部分人已经达到了一定数量比例，人们对奢侈品的推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远观市场研究相关资料，美国贝恩咨询公司2010年10月的报告称，全球奢侈品市场出现反弹的迹象，反弹中中国消费者的贡献巨大，销售额增长了30%，增幅再次雄踞全球各地区首位。然而，推动奢侈品消费的力量存在于何处，消费者为何愿意花十倍、百倍于产品价值或更甚的价格购买此产品，成为极其有意义的问题。
对于个中原因探索的研究较多，答案多集中在对产品品牌文化以及象征价值的分析上，很少从其他维度如物质主义等考虑，且目前国内关于物质主义的相关研究较少。因此，笔者从奢侈品消费现象切入，对导致这一现象的因素之一——物质主义的内涵、构成因素、物质主义的测量进行综述，后针对物质主义与奢侈品消费间关系研究做了简单的综述，一方面加深了自身对物质主义的了解，另一方面也能为同类研究理清思路。
一、物质主义概念的提出
物质主义的概念最早源于哲学领域的研究，哲学意义上的物质主义同等于唯物论或唯物主义。早在公元前540年，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就已经产生了。现代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们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世界上先有物质后有意识，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然而,现代意义上的物质主义已经脱离出哲学中的这一概念，其涵义与之相比则大相径庭。
现代意义上，随着技术的发展，社会的生产效率逐步提高，商品的供给源源不断，现代社会开始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物质主义已经发展成为描述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消费来寻求美好的生活和自身的幸福快乐这类以消费为本的生活方式核心词汇，在宏微观营销领域均得到了众多学者们的关注。现代意义上物质主义的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引起了学者们更多的关注，关于物质主义的定义理论界尚未达成统一的意见。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针对物质主义做出解释，主要的观点有：
篇4
[关键词]财富伦理 异化 物化 技术理性 消费主义
[中图分类号38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6）05-0116-08
所谓财富，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承载体，是人们利益关系的凝结物。因此，财富不仅具有经济意义，也具有社会意义和伦理意义。财富伦理就是指人们创造、占有和安排财富的方式，以及与此相关联的财富生产、交换、分配和使用过程中蕴含的道德内涵和伦理意蕴。它是人类在认识、创造、支配和使用财富的过程中，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特定的观念把握，是社会经济行为的价值依据。财富伦理作为人类对自身行为的一种理性调节，是一种向善的实践理性，它规范和调节着经济利益的分割，既具有现实性基础，又包含着对现实生活的某种理论反思和超越。财富伦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创造财富的冲动力，二是节约财富的抑制力，三是合理运用财富的智慧。财富伦理要求人们从其主体性地位出发，通过创造财富来发展自身的个性和潜能，通过合理运用财富来获得自身的意义和地位，实现自身的价值。财富伦理所要追求的是财富与自然、财富与人、财富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从而推进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近现代工业文明一方面带来了社会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另一方面也由于工具理性的僭越和价值理性的消退而造成物对人的统治、人的本质的异化等。西方社会由于率先进入了现代化，所以西方学者对此认识较早。从理论渊源上讲，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所批判的异化现象，再到卢卡奇所揭示的物化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这些理论对于我们构建先进的财富伦理观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异化现象是私有制条件下财富社会难以避免的命运，也是西方现代性危机的一种深刻表现。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揭示了异化现象的秘密，为我们认识财富社会的伦理缺陷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维度。海德格尔对此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深入到了“历史的本质性”中。
作为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所提出的概念，“异化”对工业化进程的批判意义历久而弥新。马克思对异化问题的研究是从国家问题开始的，他曾指出：“政治国家的彼岸存在无非就是要确定它们这些特殊领导的异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开始从政治异化转向经济异化，接触到异化的经济基础。他说：“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异化主要是指经济领域的异化，但内容绝不限于经济。这使他把劳动与人的异化问题结合起来予以深入的考察，认为异化是劳动的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而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是异化现象的本质。劳动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界独立出来区别于自然界的标志。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劳动起了决定性作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是人之为人的内在本性的体现。马克思指出：“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消费中，物主体化。”人类通过劳动在各个方面发展和完善自己，这是劳动积极的一面。可是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还有其消极的一面。工人创造了财富，而财富却为资本家所占有并使工人受其支配。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的利益本应是一种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本质性的力量，但是劳动的异化却产生了与其对立的资本。这种财富及财富的占有、工人的劳动本身皆异化成为统治工人异己的力量，就是劳动异化。劳动被异化了，人的本性也就被异化了。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综合经济学、哲学相关概念后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从分析中得出：每个领域都是人的一种特定异化，而生产过程劳动的异化是一切异化的基础。在私有制社会里，劳动异化为产品、异化为财富、异化为权力、异化为一切历史和现实的社会关系。在这样的社会里，那些不劳动的社会集团通过各种形式无偿占有他人劳动，并剥夺他人的自。
关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主要内容，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加以考察。
1.从生产结果看，劳动者和他的劳动产品异化。工人是劳动产品的生产者，主体应该是在劳动产品中实现自己并当然的归其占有，但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者生产得越多，他就不得不消费的越少。他越多创造价值，他就越加失去价值，失去品格，他的生产品越齐整则劳动者越不齐整，他的对象越成为文明的，劳动者则越沦为野蛮，劳动越有实力则劳动者越成为无力，劳动越有精神，则劳动者越加失去精神而成为自然奴隶”，这样，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互为正比。“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
2.从生产过程来看，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活动异化。劳动产品不过是劳动活动的结果，劳动产品的异化就在于更为根本的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劳动活动的异化首先表现为劳动是外在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而，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其次，从劳动过程来看，“在这里，活动就是受动；力量就是虚弱；生殖就是去势；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因为，生命如果不是活动，又是什么呢？），就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这就是自我异化”。最后，从劳动结果来看，“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
3.从人的类本质上看，劳动者与他的类本质异化。“这样一来，异化劳动造成如下结果：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的能力――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
4.从人际关系方面来看，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相异化。“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同作为异化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其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正像他自己的生产变成自己的非现实性，变成对自己的惩罚一样，正像他丧失掉自己的产品，并使它变成不属于他的产品一样，他也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同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说来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如果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另一个人。如果工人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另一个人带来享受和欢乐”。这另一个人就是工人通过异化的劳动所生产出来的资本家。由此，马克思得出：“如果说人对他的劳动生产品，对他的生活活动，对他的族类存在疏远化，那么，从这里得到的一个直接的结论就是人和人的疏远化”。
从上得知，人类作为主体通过劳动创造了一个新的现实物质世界，他也在这个世界中丧失了自己本来就应该具有的一切，这就是人的劳动本质的异化。以商品货币作为中介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异化的社会。而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社会是人作为人，按照人的样子来组织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人的本质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而不是商品货币。每个人的生产都是为了满足本质的需求，人们彼此重视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物，更不是物的价值。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虽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性异化进行了批判，但他同时看到了自我异化的扬弃与自我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他们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远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异化劳动在造成了人的奴役和畸形发展的同时，也为人的解放和异化的扬弃准备了物质条件。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人的异化的扬弃是人的解放的核心，在现实层面上他把这一问题转换为消除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期望通过改变财产的占有状况使人的劳动产品对人的统治问题得以解决。因此，“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雇主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同这个劳动的关系。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在此基础上，“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劳动。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蠢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蠢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
可见，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从根本上是以人的生存方式为关注点，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的批判的革命的实践哲学，它不仅为21世纪处于文化危机和文化冲突的批判思想家们提供了养分，而且也为我们建构先进的财富伦理观提供了指导。
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在卢卡奇看来，20世纪人类实践的发展带来了物质财富的空前丰富，也使异化普遍强化，不仅人的具体劳动产品而且许多文化力量如意识形态、技术理性等都成为可以统治人的异化力量。《历史和阶级意识》作为卢卡奇的代表作，确立了20世纪西方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批判的重要主题。
卢卡奇认为，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明白，商品拜物教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即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的问题”。“商品形式向整个社会的真正同质形式的这种发展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才出现了。”“我们的目的在于把物化作为构成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现象来理解。”卢卡奇通过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研究分析指出，这种商品拜物教现象正是现代人的物化现象，它使人的关系变成一种物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卢卡奇给物化下了一个定义：“人自身的活动，他自己的劳动变成了客观的、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某种东西，变成了依靠背离人的自律力而控制了人的某种东西”。“工人必须作为他的劳动力的‘所有者’把自己想象为商品……这种自我客体化，即人的功能变为商品这一事实，最确切地揭示了商品关系已经非人化和正在非人化的本质。”
对于物化的表现，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还表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不过，经济物化是根本。经济领域中物化主要表现为人的数字化与原子化。人的数字化亦即人的符号化或抽象化。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依据商品本性和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机械化体系。他论述道：“人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在他对劳动过程的态度上都不表现为是这个过程的真正的主人，而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人失去了主体性和能动性，人自己也变成一个专门固定动作的机械重复。他进一步指出：“一方面，劳动过程越来越被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以至于工人同作为整体的产品的联系被切断，他的工作也被简化为一种机械性重复的专门职能；另一方面……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甚至他的心理特性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立地被客体化，以便能够被结合到合理的专门系统里去，并在这里归入计算的概念。”人的原子化即人与人的隔膜、疏离、冷漠是经济物化的另一重要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人们之间的有机联系被割断，人各自成为孤立的、被动的原子。“生产过程被机械地分成各个部分。也切断了那在生产是‘有机’时把劳动的各种个别主体结合成的一个共同体的联系……生产的机械化也把他们变成了一些孤立的原子。”“个人的原子化只是以下事实在意识上的反映，资本主义的‘自然规律’遍及社会生活的所有表现。”于是，“隐藏于直接的商品关系之后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同应当真正满足人们需要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已经退化到人们既不能认识也不能感觉到的程度了”。“把一切‘人的’因素从无产阶级的直接存在中除掉，另一方面，同样的发展过程逐步地把一切‘有机的’东西，把一切同自然的直接联系从社会形式中排除出去”。人只是作为一种可以再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活的工具和物品出现，在“人的哲学”的背后，“人”已经丢失了。
应该指出，文化是多维的，人的价值和需要是多层次的。我们除了真理，还需要善和美；除了现实的物质利益，还需要理想。人是目的，技术只是手段。在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必须恢复人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使人真正成为技术的主人。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如果没有坚实的物质生产力基础，人的全面发展便只能是一句空话。但同时，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和西方技术理性的批判理论启示我们，必须注意和尽量避免过分追求科学技术可能导致的人的物化和异化，否则，不仅人的全面发展无从谈起，生产力的发展也必将因环境的恶化和人的主体性的丧失而走向无发展的增长。这也是现代先进的财富伦理观应当承担的使命。
四、消费主义的伦理困境
消费是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层次，消费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既不能过度超前，也不能严重滞后。消费主义是一种视消费为生活目的和意义的来源，并把消费作为人生最高目的的消费观和生活价值观。消费主义产生于西方社会普遍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而后随着福特主义的产生，消费主义逐渐成为一种“大众消费”观念。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消费主义这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滋生蔓延。
什么是消费主义？霍尔克认为，现代消费主义的特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欲望的形成超越了“必需”的水平；第二，欲望具有无限性；第三，人们产生了对新产品的无尽渴望。贝尔克认为，消费主义（或消费文化）指的是这样一种文化，其中大部分消费者强烈地渴望物品和服务，这些物品和服务因其非功用性理由而被看重，如：地位获取、挑起妒忌和寻求新奇，等等。格罗瑙则认为，现代消费是由对快乐的欲望所引起的；现代消费者本质上是享乐主义者。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的过度生产造成资源耗费，庞大的消费主义刺激消费欲望，生活的意义仅仅是购物，生活的社会功能和意义在于奢侈的、无益的、无度的消费功能。凡勃伦认为，“要获得尊荣仅仅保有财富或权力还是不够的，有了财富还必须能提出证明，因为尊荣只是通过这样的证明得来的”。这种消费主义价值观念的证明是通过有闲、炫耀型消费等来实现的，这种有闲和消耗财物的消费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浪费。马尔库塞也认为，就消费而言，它的意义本在于给人一种更幸福更满足的生活，而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消费主义消费，它已经背离了本来的意义，被赋予了其他意义。
由上可见，消费主义就是一种视消费为生活的目的和意义的来源，并把消费作为人生最高目的的消费观和生活价值观。其实，消费主义就是一种现代消费欲望形态，消费主义的诡秘正在于它的“大众性”。齐格蒙特・鲍曼认为消费主义消费使“被迫行为”变成了“上瘾行为”，“禁欲主义”转向了“享乐主义”，“公民”转化为“消费者”。斯蒂恩斯也认为，如果说古代社会也存在消费主义，那么，现代消费主义不同于古代消费主义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大众现象。
从消费主义的产生和形成来看，它出现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相对过剩的时代，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资本的世界性扩张而滋生蔓延。从本质上看，消费主义是资本逐利本性的内在要求。莱斯利・斯克莱尔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化所需要的价值系统就是消费主义的文化霸权，全球资本主义在第三世界以向人们推销消费主义为己任。有关消费主义成因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资本操纵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根据这一范式，资本为着自身增值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借助广告和大众媒体等构成的文化产业，创造了有关“幸福”“快乐”和“消费”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主导权，人为地刺激和制造了各种虚假的需要。马克思认为，工业的宦官为了攫取黄金鸟，不惜想方设法激起消费者最下流的欲念，然后让消费者主动、乖乖地从口袋里掏钱。消费者每次在虚假的需求获得满足并短暂快乐的同时，也再生产了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与异化劳动的条件。并且，消费作为资本控制劳动力的机制，在使人们获得虚幻的“快乐”和“自由”的同时，恰恰使得他们失去了真正的快乐和自由。
消费主义的伦理困境就在于：为了永远无法满足的贪婪和欲望而进行无节制地占有和消费的消费主义，在实践中导致浪费性消费空前盛行，盲目消费有增无减，奢侈消费泛滥成灾。如果任凭这种价值理念及其所主导的消费方式蔓延，势必会腐蚀、损毁人类社会存在的根基，最终导致人类社会大厦的倾覆。
首先，消费主义必然加剧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危及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人类对各种自然资源的掠夺呈现出非理性的疯狂和贪婪，远远超出了地球生物圈所能承受的限度。当今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物种灭绝等一系列生态危机，正是消费主义造成的恶果。并且，西方消费主义的盛行，是以世界经济和政治体系发展的不平衡、不公正为前提的，在他们奢华享受的背后是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和落后。发达国家一方面通过不平等贸易攫取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和经济手段把生态危机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当世界上都在为全球气候变暖这一异常现象而采取措施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在穷国与富国的攻防战中，却仍然在长期资金援助和自己的减排目标上没有任何松动。环境正义基金会发表的一份报告警告称：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在未来40年，10%的全球人口，约为5亿到6亿人，将面临沦为“气候难民”的危险，他们届时将被迫迁往其他国家。目前全球已有2600万人因为气候变暖而开始搬迁。同时，全球气温升高迫使大部分陆地物种向两极和高山地区迁徙，但许多动植物无法实现这一点。这说明工业文明虽然成就了一个时代，但也可能在毁灭我们的未来。
其次，消费主义必然加剧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紧张和冲突。消费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拜物教、占有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混合物。消费主义把消费作为唯一追求，势必会无限制地占有一切，造成人与物的关系的异化，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导致社会道德规范的严重扭曲。同时，由于地球资源是有限的，消费主义还会加剧穷人与富人、现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消费不公和紧张关系。
最后，消费主义必然造成人的自由性和超越性的泯灭。人是一种自由和超越的存在物。当一个人把生活目的及其价值的实现都局限在物质消费上时，他所关注的只是个人的物质享受，必然放弃自己应有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成为单向度的人。“我们再次面临着发达工业文明的一个最令人苦恼的方面：它的不合理性的合理特点。它的生产力和效率，它增加和扩大舒适面，把消费变成需求，把破坏变成建设的能力，它把客观世界改造成人的身心延长物的程度，这一切使得异化概念成了可怀疑的。人们在他们的商品中识别出自身；他们在他们的汽车、高保真度音响设备、错层式房屋、厨房设备中找到自己的灵魂。那种使个人依附于他的社会的根本机制已经变化了，社会控制锚定在它已产生的新需求上。”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认为，消费主义消费观念引导大家把最大限度的消费、享乐作为自己生活追求的目标，“他们贪婪地消费着这一切，吞噬着这一切。世界成了填充我们胃口的巨大物品――我们则永远在期待，永远在希望，也永远在失望”。
篇5
[关键词]异化消费；虚假需要；消费批判；制度批判
生态学的消费价值观，是在对生态危机形成根源的深入分析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作为重要的分析工具和中间桥梁，将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方式和政治制度联结起来，最终使对生态危机的批判转化成为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并以此为基础勾画出了社会发展的新形态。
一
在生态学的理论体系中，“消费”作为联系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桥梁，构成了其理论演进的重要基础。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危机的趋势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因此，需要对异化消费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才能揭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本质和根源。
西方生态学理论家认为，异化消费是异化劳动合乎逻辑的对应现象。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因而使人们逐渐变得越来越依附于消费行为。正如本·阿格尔所说，“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具体而言，人们在单调、乏味、无聊的工作中，无法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因而是不自由的。于是人们便把注意力转向了消费领域，试图通过消费行为来补偿劳动中的这一不足。因为在消费领域里，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任何想要的东西，人可以作为一个积极的主体参与其中，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因而仿佛是自由的。在异化的条件下，消费变成了人们逃避劳动痛苦和不幸的避难所，幸福被等同于消费，幸福的大小则取决于消费物品的价值和数量。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消费成了一种病态行为，一种对物品的无度索取和占有。世界上的一切，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都进入了人的消费范围，成为人的消费对象。然而诡异的是，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消费更多、更新和更好的商品和服务，人们只能通过更高强度的异化劳动来获得更多的金钱，从而满足自己永元止境的欲求。因而，在当代，消费异化已成为各种异化的集合点：在经济上，它与劳动异化互相支持、互相促进，成为劳动异化得以继续存在并发展的重要条件；在政治上，它消解了人们的斗争意识，增加了人们对制度的合法性认同，从而支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延续。
西方生态学理论家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无限生产、异化消费和虚假需要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的无限生产是最初的推动力和源泉，虚假需要和异化消费既是其结果，又是从内外两个方面形成新的推动力，它们以整个地球生态系统作为支撑，互相推动、交融并进，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生存的动力。具体而言，在资本主义无限扩张的动力的推动下，为了防止生产出现“过剩”，维持资本的继续增殖，消费变成了新的生产力。消费成为生产和销售的唯一目的，生产者的利益在于最大限度地提高消费者的需求，不断地将奢侈品转化为“必需品”。此时的生产不但为利润而制造消费品，而且还必须同时为利润而创造需要。需要不再是源于人的内心，而是变成完全由外部制造出来的虚假的东西，消费成了需要满足的唯一方式，并变异为生产扩张的内在动力。
在生态学者中，最早也是最系统地论述异化消费与异化需要的是莱斯。他在其著名的《满足的极限》一书中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马尔库塞的“虚假需求”和“异化消费”观点，尖锐地批判了现代工业社会把需要的满足等同于无休止的消费的观念。莱斯认为，我们必须把人的需求问题看作是生态相互作用的更大系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指出，现代工业社会中人的需要被系统地导向了商品消费领域。人们在快速变化的商品和服务中不断地重新定义他们的需要，并且用不断增长的消费来补偿其他生活领域，特别是劳动领域遭受的挫折，并最终将消费与满足、幸福等同起来。然而，数量众多的新商品，在承诺满足需要的同时也相对从前的商品提升了不满足的感觉。需求和商品之间快速的相互作用带给个人的是一系列持续变化的满足和不满足感。换句话说，“这样的社会被经济层面上激增的财富与个人层面上的匮乏的体验之间的永恒矛盾所困扰。无论多么勤勉地或多么成功地寻找到不断增长的资源和能源的供应，也不能解决这一矛盾。”总之，对商品的疯狂消费并没有使人变得更快乐，反而变得更痛苦和迷惑。因此，他强调，对于这种传统来说，最重要的是改变表达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方式，在消费领域以外的其他活动领域如生产领域中寻找人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本·阿格尔认为，理解社会变革运动背后的、在解决严重制度危机过程中产生的基本原理来说，需求理论是必不可少的。而所谓的异化消费的特征就在于：“(1)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由于以广告媒介而变得十分复杂；(2)人们把关注于消费当作满足需要的唯一源泉。”为了不断刺激人们去消费，资本借助了广告这一强有力的工具，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由于以广告为媒介而变得十分复杂，同时人们则把需要的满足几乎完全等同于了消费。然而，人的需要是无止境的，但无止境的物质王国则是不可能实现的。随着能源和物质资源的成本不断上升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永远过着物质丰裕的生活的期望必然会破灭，而这又将促使人们审视自我的需求和价值观，反思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于是，变革的力量将在这种被阿格尔称之为“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中应运而生。
总之，生态学以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消费现象及其后果的批判为基础，通过揭示生产、消费、需求、商品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最终找到了异化消费及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将消费批判纳入到了其制度批判的体系之中。
二
生态学者之所以重视对消费问题的研究，不仅因为其是造成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通过对消费实行操纵和调节，大大延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而这正是生态学研究和批判的重点。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对消费的控制过程及其造成的社会和生态后果，他们将异化、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认为异化和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应有的逻辑所致，从而将消费批判与制度批判结合起来。这也成为了生态学与其他西方绿色政治思潮区分开来的根本标志。
他们认为，异化消费在马克思所在的时代不曾出现，它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国家为了防止经济危机普遍实行干预和调控的背景下产生的。资本主义已设法将经济危机的趋势转移到消费领域，正是通过对消费实行操纵和调节，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从而延缓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
首先，无限生产与异化消费互相促进，通过大量消耗商品和服务，为资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而这正好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必需的，它为资本主义再生产，为维持较高的利润率、转移经济危机创造了条件。福斯特在《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资本追求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主要是为了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其生产出来的产品不是为了实用的需要，而主要是为了满足由市场力量所产生的那些虚浮的消费需要。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的利润增长和扩张需要，厂家不断制造出新奇的物品和服务，并通过广告和文化灌输等手段不断地制造虚假需求，迫使人们不断地购买、不断地消费，从而大大增强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依赖性，稳固了资本主义统治的经济基础。
其次，消费异化掩盖了社会的差别和矛盾，瓦解了人们的斗志，从而增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这是异化消费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现代主体作为一个消费者，无论是他的需求还是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都是由资本主义商品体系结构性地规定了的。因而，人们一旦陷入了物质至上的“虚假需要”，便会把自身的需求与商品体系“一体化”。这种一体化集中表现为“需求的一体化”，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延续和发展，需要大量消费它所生产的产品，现在它成功地把这种需求转化为普通人自身的需求，社会的需求变成了个人本能的需求。这种需求的一体化又产生了利益的一体化，一旦个人把自己的需求与商品体系结合在一起，他们便不再能否定这一体系，因为这无异于否定自身，这样他就彻底失去了挑战既定社会秩序的能力。这一动态过程使现代资产阶级找到了新的统治合法性依据，统治者通过向个人提供几乎是源源不断的商品，不仅使统治者、资本家过着丰裕的生活，而且使工人和他们享受着看起来同样的产品和服务，工人阶级在平等的假象中被同化和融合了，对这个制度的反抗要求消失了，统治者通过对消费实行控制成功地延长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寿命。
然而，无限扩张的资本主义和有限的生态系统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矛盾冲突。在生态学者看来，生产的无限增长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预示着人类资源极限的快速到来，以及生存环境的无可逆转的破坏。因为消费经济是以现代工业和技术为发展基础的，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无止境的物质欲求，它专注于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不断地向“自然界”透支，其结果是人类将为维持这种增长方式和生活方式所造成的环境、能源和生态后果支付必要的代价。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这种经济无限增长模式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给资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它们便因此成为了资产阶级极力倡导的“理想类型”，从发达国家辐射到发展中国家，进而成为了全球所公认的最佳发展模式。“不消费就衰退”成为了当今社会似乎无懈可击的道德逻辑，消费甚至成为了当代社会的一项公民义务。然而，地球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当今世界，充其量只占全球人口1/5的工业发达国家消费的原料、能源及其它资源占世界产量的4/5，如果把这些国家所具有的人均资源、能源消费水平推广到全球所有居民，将对自然环境产生巨大压力，以至于造成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因此，“正是在发达国家中被不同程度地制度化，并通过经济高压和意识形态灌输在其它国家被提升为普遍理想的高集约市场秩序的社会实践，要为对地球上可利用资源的严重剥夺负责；为依赖于能源密集型的农业而生活的人类现在的生存状况而负责；为向生态圈排人大量的有毒物质而负责。”
由此可见，生态学一直主张将异化、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异化和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应有的逻辑所致，因而要克服这种异化和危机就必须粉碎这种逻辑本身。他们立足于的立场和方法，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特性，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与人的异化和生态危机之间的必然联系。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具有双重矛盾，其中第二重矛盾是指生产力、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其原因在于，资本的本性是追求无限的经济增长，必然不断地进行自我扩张，但是自然界本身是无法进行自我扩张的，这就意味着追求无限增长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必然会受到生态制约，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生态危机。因此，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反生态性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生态上具有不可持续性。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中则用“物质变换裂缝理论”来说明这种必然性。“物质变换裂缝”就是指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以追求利润为基础的掠夺式生产方式，其结果必然会造成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物质和能量交换过程的中断，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在《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一书中，福斯特更加明确地肯定生态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领域。本·阿格尔则通过阐述当代资本主义维系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变化，来揭示生态危机的必然性。阿格尔指出当代资产阶级通过向人们许诺提供不断增长的财富和商品，并控制和引导人们的消费需求，使人们沉溺于商品消费之中，从而维系了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具有不断扩张的趋势，进而产生生态问题。
三
关于如何消除人的异化(包括异化劳动、异化需要和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的问题，生态学认为，只有从生产和消费(需要)两方面入手，从经济运行和制度框架两个层面着眼，通过社会结构变革和价值观重塑的双重变革，创造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和人的异化问题。
莱斯在《满足的极限》一书中，着重论述了这种摆脱异化和危机的途径问题。他认为尽管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但人的能力也是多方面的，人的多方面能力的发挥与人的真正满足和幸福是一种正相关关系，人的多方面的能力完全可以满足人的多方面的需要，根本用不着非要由过分专门化的商品和服务来提供。因此，我们需要把注意力从消费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创造出一种能促进人们在其中直接参与与满足自己需要有关活动的环境。他主张通过非等级制的、以全体为基础的联合体结构来组织劳动，使每个人在自由和自主的条件下决定自己的需要，使每个人的能力都得到全面实现，使一切个人的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真正满足具有丰富的意义，由此实现表达需要和满足需要方式的彻底变革。
在制度层面，他通过批判地分析穆勒的“稳态国家”思想和伊利奇的“交往社会”等传统替代方案，提出了要建立一个替代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即把工业发达的各个国家的社会政策综合在一起的社会，其目标是减低商品作为满足人的需求的因素的重要地位和把按人口平均计算需要的能源及物质减到最低限度。”他同时强调，较易于生存的社会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作为社会变革的一个有力的动态阶段重新改变社会政策，使其抛弃幸福的量的标准，而采用质的标准；它并不总是以增长、稳定或下降的经济形势为特征，而更迫切的是重新配置资源和改变社会政策的方向，使满足需求的问题不再被完全看作是消费活动的功能。在这个社会中，有一系列消除贫困的相关政策，不会让人们回到过去那种以穷乡僻壤为特征的艰苦环境中去；在这个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商品和市场交换，只是消费不再是满足需要的唯一方式，人们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拥有选择权；在这个社会中，仍然需要科学技术并享受其成果，只是科学技术也由集中化、垄断化的使用方式走向分散化。
阿格尔则明确指出，“生态学的目的也是双重的。它要设计打破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社会主义的未来。过度生产将通过分散工业生产和降低工业生产的规模来克服；过度消费将用向人类提供有意义的、非异化劳动(这种劳动是小规模的、民主管理的生产者联合体的劳动)的办法来克服。”他认为变革的希望就蕴含在“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中，这种辩证法指的是：在工业繁荣和物质相对丰裕的时期，本以为可以真的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情况发生危机，而这不管愿意与否无疑将引起人们对满足方式从根本上重新进行评价。他特别指出，“这一过程一般具有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步骤：(1)生态系统无力支撑无限增长，从而将需要缩减旨在为人的消费提供源源不断商品的工业生产；(2)这种情况将需要人们首先缩减自己的需求，最终重新思考自己的需求方式，从而改变那种把幸福完全等同于受广告操纵的消费的观念；(3)对需求方式的这种重新思考可以使异化消费变成我们称为‘生产性闲暇’和‘创造性劳动’的现象。”人们将不再把这种劳动看作是获得应用于未来消费的财富的源泉，而可以在生产活动中实现自己的愿望和价值。
阿格尔进一步提出，要用“分散化”、“非官僚化”和“工人管理”等具体措施来克服异化消费及生态危机。他指出，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既适用于技术(生产)过程又适用于社会和政治过程。通过使现代生活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我们就可以保护环境的不受破坏的完整性(限制工业增长)，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从性质上改变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他认为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是两个相伴而生的概念，“凡在有技术分散化形成小规模技术的地方，劳动过程的民主化都起因于工业组织的非官僚化。离开了一个就没有另一个。”另外，通过对南斯拉夫的工人管理和工人自治的经验的考察，阿格尔提出应把强加的资本主义控制转变为自我施加的工人管理。他进而提出小规模、非官僚化、集体组织的生产将成为目的本身，而这些只有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同时具有必要性程度的非官僚化)的制度下才能实现，从而最终将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双重目标与传统的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目标联系起来，形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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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物化 卢卡奇 科学技术 和谐社会
一、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卢卡奇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普遍的物化,经济活动、政治和意识形态都处于物化状态,人也从外在到内在都被物化了。消除物化的主体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消除物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一概念是卢卡奇在没有看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情况下,直接从《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发掘出来的。由于商品形式是资本主义普遍的社会形式,物化成为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他从物化的哲学分析入手,展开了对直接的物化现象――劳动异化的批判。
卢卡奇将需要的彻底异化称为“物化”,并视其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以往的历史表明无限制地追求物质财富是人类的一种现实的生存状态,然而问题在于物欲是否即人类的本性。马卢卡奇说:“历史的本质正在于此,如果加以固定化,那么一切都会变成假象,历史是不断变革的形成人类生活的客观形式的历史。因此,不可能通过以一种经验和历史的方法来研究各种特殊形式的连续的现象,来理解这些特殊的形式”。在一种形式下固定不变的、被认为是绝对真理的东西,在另一种形式下终将消亡。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物化”的新的社会形式。
社会主义不仅要满足人的需要,它更深刻的本质在于:改变人的需要。在社会生产力获得较大发展后,人类的自然需要是有可能被充分满足的,而需要中传统的社会性因素则是永远无法满足的。[3]因此,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消除物化,使人类最终建立起一种朴素的生活方式。
二、物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
“物化”似乎是市场经济和现代工业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结果。它的不断膨胀和物化关系的普遍化,严重侵蚀着社会机体的健康,因此,必须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克服和超越物化的羁绊,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1.社会中的物化现象
时至今日,物化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一个非常普遍和严重的问题,物质主义的泛滥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物的依赖关系成为整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关系,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人和物的关系发生了颠倒,物质变成人生追求的目标。物质到任何时候都只是实现人生目的的手段,相对于人的幸福和全面发展而言,物质永远处于附属和次要的地位。然而在当今社会,对物质财富的追逐成为人们普遍的生活目标,人们陷入了对物欲的无穷无尽的追逐之中,变成了物质世界的奴隶。
第二,人的价值和精神的物化。由于物在人们生活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人的价值与精神就不可避免地被淡化和边缘化了。在物化的社会中,人的价值追求完全屈从于市场的引导,市场决定着人们的价值趋向,人的价值被客体化了,物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惟一标尺。
第三,人际关系的物化。人是社会性动物,健康合理的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是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基本需要。在物化的社会里,人际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变得迷惑不清甚至难以捉摸了。
2.物化现象的危害
物化的扩大必然带来许多消极的影响,使社会追求的价值目标走向单一,导致公民社会的平面化和庸俗化,产生一些十分不利的社会后果。
第一,物化的泛滥导致了消费主义的流行,大量社会资源浪费。消费主义表现了人的的恶劣倾向和不加控制,满足的是个人的暂时私欲和虚荣心,集中体现了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是十分有害的。
第二,在劳动发展过程中,商品的发展、工具理性的扩展,导致和促进人的物化和主体性的沦丧,而且生产力的发展也必将因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和主体性的丧失和社会的物化而走向增长的极限。
第三,物化和消费主义的盛行是造成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使人们的良好生活环境遭到破坏。
第四,从某种意义上说,物化增加了社会腐败现象滋生,导致了大量社会不安定因素。物化使人的生活目标发生极大的错位和扭曲,社会上拜物主义盛行,物的观念在许多人的心中占居了主导地位。
三、针对物化现象采取的措施
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有力措施,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出现的问题,促进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
1.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提高社会成员的精神文化水平。
2.提倡财富伦理。进一步推进财富公益化进程,逐步使全体社会成员认识到一切财富来源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回归于社会的道理,树立理性的财富观,崇尚朴素、节约的简单生活,更多地追求精神生活的富足。
3.强化以人为本的社会观念,确立人在社会中不可取代的首要地位,摒弃以物为本的传统思想。随着社会发展方式的变化,物本思想已经被逐步淘汰,以人为本的观念迅速成为未来社会的崭新观念。
4.提倡科学文明的消费方式,建立公平公正的消费伦理。鼓励适度消费、文明消费、绿色消费,培养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维持人类需要和自然环境的平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
参 考 文 献:
[1]陈爱华:关于卢卡奇物化理论的解析,高校理论战线,2000,(10).
[2]李亚斌:卢卡奇哲学思想的轨迹中国哲学研究,199512
[3]李东宁:《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及其当代意义》,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
[4]寇鸿顺:试论卢卡奇物化理论对马克思异化学说的创造性发展,许昌学院学报,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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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虽然没有对“消费异化”概念作出界定，但他曾明确的阐述过生产、消费、需要以及人的本质的关系。他认为真正的生产与消费都应是人的本质的体现，都应当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消费异化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提出的，他们继承了马克思的消费观，并各自将“消费异化”的观点进行了引申。马尔库塞提出了“虚假的需求”这个重要概念。他认为，凡是为了满足虚假的需要而进行的消费都是异化的消费。但他却未界定过什么是真正的需要，这给他的消费异化理论留下了令人诟病的漏洞。弗洛姆则认为，消费的行为应当是一种具体的人的行为，包括我们的感觉、身体需要、审美感――这就是说，在消费中我们是实在的、有感觉的、有感情的、有判断力的人；消费的行为应当是一种有意义的、有人情味的、创造性的经验。可见，他主要是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消费异化的，他强调人在消费过程中的主体性与创造性。
生态代表本?阿格尔认为，异化消费是人们为了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他认为消费异化是由劳动异化引起的，无节制的过度生产与消费最终会导致生态危机。
后代表让?鲍德里亚则提出了符号异化理论，他认为在现代消费社会中，人们在消费过程中不再注重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注重其符号价值。人们通过拥有商品符号价值的高低来辨别人在社会阶层中的位置。
从以上对消费异化概念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很多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定义了消费异化概念。我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消费不仅仅是满足人们生存的手段，同样是人们彰显个性的方式。人们消费商品时不止注重其使用价值，同样注重其符号价值。但不管怎样消费都应当有“度”，真正的消费应当是人的本质的体现，凡是只为了满足欲望而进行的消费，把消费当作目的的消费都是异化的消费行为。
二、当代中国社会消费异化的成因
按照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社会制度的变化必然引起人们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变化，当代中国社会消费观念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消费异化正是对社会制度变化的一种反映和折射。而作为后发展国家的中国，其消费异化的成因又与西方消费社会不同，具体如下：
首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显著提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生产力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中国从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变成了一个物质过剩的社会。在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人们的消费只是满足生存的手段，不可能出现消费异化现象。因此，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是当代中国社会消费异化产生的前提。
其次，国家消费政策的指引。伴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物质极大丰富，我国也开始出现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等问题。为此，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消费的经济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国民的消费价值观产生影响。国家消费政策从抑制消费变成了鼓励消费，消费者的消费价值观也开始从崇俭向崇奢转变。
再次，人的精神危机。往往社会的转型会伴随着不同程度的精神危机。人们会出现价值的困惑，道德的失衡以及信仰的迷失。中国的社会转型正在最艰难的时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建立但并不完善，市场的规则导致了人的价值观被金钱观所替代，而消费能力代替了生产能力成为证明人的价值的标准，这种错误的价值观是导致消费异化的关键。
第四，广告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殖民”与渗透。随着当代中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当代中国广告也逐渐的市场化、消费主义化。广告从商品信息的提供者变成了符号意义的生产者以及新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的引领者。伴随着大型跨国广告公司的入驻，广告所传播的消费主义文化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却无人问津。可见，广告消费主义价值观对我国国民消费价值观的建立起着重大的作用，是导致当代中国社会消费异化的重要原因。
三、当代中国社会消费异化的特点
与西方消费社会不同，中国属于后发展国家，开始现代化的过程较晚。因此，当代中国社会的消费异化是改革开放后才慢慢开始出现的。我认为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消费异化程度不同，总体呈上升趋势。
（1）消费异化程度与人均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消费异化现象多发生在收入水平较高（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这些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高，有较多的金钱用于自由支配，加之大城市与国际接轨，消费场所多，消费主义价值观念较为普及，国民的消费异化程度相对较高；反之，在贫穷山区的农民往往自给自足，收入有限，加之消费场所、娱乐设施少，因此不易发生消费异化现象。
（2）消费异化程度与社会阶层结构有间接关系
陆学艺认为，当今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已经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结构，转变为由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科技专业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十个阶层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由于当代中国社会还不是典型的消费社会，因此我国还未出现明显的消费分层现象。但往往社会阶层地位较高的人更可能处于消费分层的上层，社会阶层地位较低的人更可能位于消费分层的下层，而位于消费阶层上层的人更易出现消费异化现象。
第二，未富先奢的异化消费。当代中国社会还在社会转型期，社会阶层结构仍呈阶梯状的金字塔结构，离现代化国家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相差很远。在西方消费社会，消费的中、上层主要由白领阶层构成，但由于当代中国特殊的社会阶层比例结构导致了在消费阶层的上层和中上层，蓝领阶层成员的人数曾超过白领阶层成员人数。这就形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消费异化的又一大特点，未富先奢。
第三，青少年成为消费异化主力军。青少年没有经历过改革开放前的艰苦岁月，并从小就受到西方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渗透，在多元化的社会中成长。因此，青少年的消费行为更多地表现为感性消费、时尚消费、符号消费、浪费消费、从众消费、面子消费等，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消费异化的主力军。
四、当代中国社会消费异化的表现形式
如前所述，当代中国社会的消费异化有着自己的表现形式，如面子消费、符号消费、炫耀性消费、奢侈品消费、时尚消费、超前消费、感性消费、浪费消费等。但深入分析便可知，蕴藏在这些异化消费形式背后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面子”心理。中国人由于受到传统人际关系的伦理道德影响严重，比西方国家的人更易受到所处社会结构相关群体人的影响，更加在意别人对自身的看法与评价。因此，在消费过程中，往往为了争脸、要面子和礼尚往来，而过分注重商品给他们带来的符号价值。“面子消费”是蕴含了中国消费文化的一种消费行为，但超出了正常范围的“面子消费”，便是异化的消费行为，是极为不可取的。
炫耀性消费、奢侈品消费都是人好面子，为了显示其经济实力的异化消费形式，这些人往往把消费当作证明身份、地位的方式，而不是人的本质的体现。符号消费是指人们消费商品的目的不是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追求商品被赋予的符号价值。人们购买广告中的商品不仅是购买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同样购买了它所属品牌的文化。而超前消费是花今天的钱，享受明天的生活，很容易让人在享受的过程中忘记了自己的预算，过分脱离自己收入水平进行超前消费更会导致个人长期的入不敷出，增加人的精神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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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范式
一．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范式
（一）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要旨在于放弃现代性的基本前提及其规范内容。在后现代主义艺术中，这种放弃表现在拒绝现代主义艺术作为一个分化了文化领域的自主价值，并且拒绝现代主义的形式限定原则与党派原则。其本质是一种知性上的反理性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和感性上的快乐主义。
（二）后现代主义范式
形上物理学、达达主义、反形式、游戏、偶然、无序、技穷、无言、过程化即兴表演、参与、反创造、解构、对立、缺席、分散、文本间性、修辞学、句法、平行关系、转喻、混合、表层性、反阐释或误解、能指、反叙事的野史、个人语型、欲望、变化、变形的两性同体、精神分裂症、差异性踪迹、圣灵、反讽、不确定性、内在性。
二．后现代主义的时代背景及代表人物
（一）起源
后现代主义是把后工业化社会作为时代背景。在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晚期现代主义开始吐弃不断增长的自我指涉的形式主义的例子，这种形式主义否认抽象艺术在社会框架中有任何持不同政见者的功能或意义。
（二）代表人物
罗伯特·文丘利论建筑的思想直接针对现代主义与前卫艺术理论，另一个领军人物是奥利瓦。还有许多自我评论艺术家，如谢尔曼、杰夫·孔斯、史坦巴哈等，都公开声称后现代主义立场。对现代与后现代特征加以比较而有深度者，当数伊哈布·哈桑和利奥塔德。
三．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
（一）多元共生性。
与现代主义强调的中心性和一元性相反，后现代注重对立面的消失。就艺术而言，后现代视域不再强调文学和哲学的对立，小说和非小说的对立，艺术与非艺术的对立，或文学与其它艺术的对立，相反，它认为小说与非小说、文学与哲学和其它艺术、叙事类作品与非叙事类作品，正好可以通过互参性和差异性而互释其意义，并通过差异而表现出独立不倚的特质。
（二）思维的否定性。
后现代思维向度强调怀疑历史，怀疑终极价值，怀疑意义的本源性和确定性。他们保持相对主义意识，认为借助于最新科学成就的时髦词汇，并不能表达本质的特殊现象，因为世界是永远发展的，它的意义是在理解和解释中不断生成的，它永远不可能受制于任何一种单一的体系或论断。
四．后现代主义范式的应用
（一）理论应用
1.反本质主义
反对将事物都化约归纳而寻绎出现象背后的本质或表象背后的深度，将所有复杂现象都万中取一地抽取本质。注重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众多复杂多变、此起彼伏的现象，认为现象重于本质，边缘重于中心，宽容精神重于独断态度，开放的民主氛围重于垄断式思想控制的权力话语。
2.反权威主义
在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思想、知识、审美和传媒，都不再是知识专家和知识精英的特权，真理也并不是知识分子所独有的理念，而是人们走向自由和解放过程中能够获得的资源。
3.反启蒙主义
后现代主义力求打破这种工具理性启蒙，强调以一种非理性的、情感性的、人文的差异性去打破同一的整体性，通过把握变化中的不变者，辨析流动中的恒定者的思想方法，去获得信息社会中真正的智慧。
（二）旅游领域的应用
1.景观设计、园林艺术
长久以来，在历史长河中渐渐演变形成的园林、街道、四合院、牌坊、宗教圣地等等城市形态，作为完整表达城市建筑和城市意象的符号系统，被拆除销毁，进而威胁到城市整体景观的延续性与可持续发展。有意识地保留这些传统，将能更富有地方特色。在协调历史文化遗迹保护和现代化城市景观建设方面、在改善城市风貌方面以及在城市中心区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作了探索，并给予合理的变化和延续，留给我们很多思索与启示。
2.历史与复古主义——对于传统的回归
隐喻与装饰——对于文化内涵的挖掘
人性化——充满创新和情感的设计
3.主题餐厅、主题公园
反常规，突出特性的餐厅，如日本主题餐厅依潮流度身定做重视故事性菜单设计有倾向性、动漫版魔法学校餐厅、优雅版维多利亚女仆咖啡店、监狱餐厅、汽车餐厅、两人情侣餐厅、宠物餐厅、运动餐厅等。
4.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影响下的后现代旅游观
（1）后现代旅游的价值（目的）
后现代旅游是对现代旅游在休闲、交往和审美中表现出来的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的严厉批判后提出来的一种旅游新主张，它的实质是以一种开放的、随心所欲的、游戏的心态对待旅游中的多元文化、多种选择和多种路径来破解现代旅游的公共性，剥掉其商业化的外衣，回归到旅游的本来面目，重建休闲、交往与审美的经验论本质，在对外界不可预知的尝试中体验生命的色彩，从而重建旅游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旅游价值（目的）上，后现代旅游进行没有深度的平面尝试，既不再追求或消解旅游背后的形象意蕴，也不再关注稳重的文化深度。
（2）后现代旅游的消费倾向
消费需求的情感化、消费内容的个性化、消费价值的体验化、消费方式的主动化、消费意识的绿色化、消费动机的求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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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主义；信息网络；嘻哈文化；霸权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7-0138-03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新技术革命带来的通讯工具和交通工具的现代化，以及冷战结束后各国政治经济关系的日益密切，促使各国各地区之间的来往更加密切。国家民族间彼此独立存在已经不是现在发展的主流了，地球正在一步步地完成一体化的文化大融合。作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全球化以让人难以捉摸的方式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可谓当今世界最典型的时代特征。我国社会必然也要面临全球化这个重大历史现实，无法规避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世界多元文化的融合、多元价值观的凸显，无不彰显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精神。所以，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大融合是当今时展的显要特征，是未来一个发展趋势。到底什么是文化全球化呢？文化全球化是全球化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是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从孤立走向沟通、整合的过程，包含文化融合和文化冲突两种文化发展趋势的一种全球性的文化变革[1]。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文化全球化的现象屡见不鲜。从肯德基、麦当劳等洋快餐厅的入驻到“快餐文化”在中国的发展，从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到中国的“方块字”在世界各国的流行和孔子学院的发展壮大，都蕴含着文化全球化的意味。那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全球化给中国文化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认为全球性的文化变革给中国文化带来了诸多新颖的文化元素，也带来了许多问题。
一、文化全球化给中国文化带来的新元素
（一）现代消费主义文化
现代意义上的消费主义文化是西方现代化的产物，起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伴随着生产力的飞跃和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美国主流社会的生活价值观也随之转变，多数中上阶层倾向于攫取更多的财富来进行更奢侈的超前的消费，这是一种区别于传统节俭消费观的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
伴随着“地球村”时代的到来，打上美国社会烙印的现代消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日益成为一种超越国界、种族和文化界限的全球性意识形态。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经济的飞速增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人们对物质追求的狂热和能力被空前释放，于是消费主义文化在我国逐渐获得了现实的生存土壤，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方式也不断与世界接轨。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80年代，消费文化初见端倪，新的消费时尚涌起，喇叭裤、披肩发、迪斯科等时尚，自西方和港澳地区传播过来。尽管这些消费时尚还略显幼稚和单一，遭到冷遇，但也表明此时的消费观念已经有所突破，消费开始被用来表现自我的与众不同。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对国际市场参与的日益加深，各种国际名牌商品大量涌入国内，商品极大增加，这时的人们在追求富裕生活的同时也开始追求消费所带来的心理满足，比如炫耀的心理。进入21世纪，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真正融入了国际市场，此时消费得到鼓励，国家不断扩大内需，以消费促进生产的观念逐渐形成。可见，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中国社会的消费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基本需求的物质消费过渡到彰显个性的心理需求消费乃至超前消费，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意识形态在中国得以建构[2]。
（二）信息网络文化
20世纪80年代，科学技术快速前行，随之而来的高科技信息发展产业一步一崛起，特别是网络的广泛覆盖，使整个世界被网络严密覆盖，各国人民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本质上看，信息化是一种社会及文化变革，代表着社会文明的变迁和新的文化类型的诞生。它使得人们跨越时空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将地球上所有地方都紧密地融合，推动“地球村”概念的实现，至此不同的文化理念彼此渗透，全新的信息伦理话题也随之而来。
最近几年，网络的高速发展，以及高科技的手机网络，带动了一大批网民的发展。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加强了人们与外界的联系，足不出户便知天下大事已成为可能。殊不知，信息网络已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信息网络文化对人们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共在，尤其是对青少年的影响颇深。信息网络一方面向青少年传播了大量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信息，但另一方面网络中存在的不良信息也影响着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道德观念。对信息网络的过分依赖，也会削弱青少年的价值判断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
（三）嘻哈流行文化
嘻哈文化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并以强劲的势头迅速登上全球流行文化的舞台，风靡美国乃至全世界。加之借助网络等载体传播，嘻哈文化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种跨种族、越国界的全球性流行文化。
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非常严重，美国黑人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权，将与生俱来的才能融入艺术，以此来展示自己的不满，逐渐地这种黑人艺术表现形式在经过融合演变就有了现在的嘻哈文化。因而嘻哈文化这种艺术文化形式被人们认为是一种由心而生的无畏的人生理念。而它的发展也打破音乐固定形式并影响到人类的生活和情感，甚至融入到娱乐、商业，甚至政治等领域。
20世纪90年代，嘻哈文化传入亚洲，第一个被冲击到的就是日本的漫画界。漫画里的涂鸦理念就来自于这里。中国内地紧随香港、台湾之后，近十年来，嘻哈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时尚风向标流行于大、中学生中间，它迎合了青少年挑战传统、追求自我的愿望。
嘻哈文化走进中国，与中华文化相融合，被中国化，向着具有中华文化色彩的方向不断发展。比如在说唱音乐领域，嘻哈音乐和中国创痛文化的融合，不只是用中文的歌词将嘻哈音乐表现出来，还要转变含义以及思想层面，更多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更多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民族情感。另外在街舞的影响下，我国年轻人无法在单纯模仿的层面上就停驻不前，逐渐结合了中国特色，把各种形式的中国文化融入其中。尤其是国人健身意识的普及，年轻人将街舞文化带入了锻炼身体的活动，形成了现在一种特色健身形式。
二、文化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
与机遇并存，文化全球化也饱含着挑战。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认为，就现在全球的文化分布来看，西方主要信奉天主教，东方秉承的孔子思想，中亚、阿拉伯地区信奉伊斯兰教为主。他坚定地说：“将来世界的冲突会是文化引发的，假如还会发生战争，那么会是全世界关于文化的战争。”[3]全球化的迅猛推进，在推动了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发展与进步的同时，破坏力极强的因素也侵蚀着我们的生活，它突破人们传统的思想理念，扰乱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并且，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的冲突一定会有强度的差异，所以文化差异和侵入是处在发展阶段的国家值得重视的问题。
（一）文化冲突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的连续传承至今的文明，其倡导的和谐、大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理念都是人类社会最为重要的价值观。然而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如今的中国正被各种差异文化冲击着。带有西方文化色彩的价值观，将给我们的文化带来新鲜的元素，中国人的价值观更为多元化，致使传统文化的根基开始松动，传统道德观念受到强烈的冲击，人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逐渐呈现西方化的趋势，因此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建立起与全球化进程相一致的道德体系。
（二）文化渗透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主导者，在国际经济、政治中处于强势地位。某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借助这种显赫的地位，通过很多方式，将自身的文化理念逐步入侵进其他国家，同时对他人的文化进行贬低踩踏，腐蚀其人民的思想意识，想要这些国家首先归顺于自己的思想，成为自己文化的殖民地，从而一步步地统治全球。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同样也是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实现其狼子野心的重要目标，我们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时刻警惕，万不能陷入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圈套中去。
（三）文化殖民
从我国的历史来看，文化殖民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在100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中，西方列强为了真正实现征服中国，不仅采用鸦片输出等不平等贸易、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等方式，同时进行思想文化的统治。这些让中国人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让他们滋生了恐洋和崇洋的心理。
在现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文化殖民成为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谋求殖民扩张的新形式，他们打着全球化的幌子，对我国进行再一次的文化殖民。西方的文化思想逐渐融入了中国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国人的理念慢慢地在没被察觉的情况下发生了转变，崇洋等现象开始出现并且不断地扩散开来[4]。文化殖民现象比比皆是，从衣食住行到人际交往，从言语表达到生活方式，如今情人节、圣诞节等洋节比传统节日更加受到年轻人的关注，为了过节势必精心筹划一番。好莱坞大片比中国影视更加吸引人的眼球，一有新片上映，人们便争先恐后涌入电影院一睹为快，票房成绩一片飘红。在微博上炫富、“拼爹”成为一种彰显个性的表现方式。更有什么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等言论，实在滑稽可笑。这些现象说明在西方文化殖民的攻势下，中国出现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人生价值迷失，现实生活中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盛行。
在全球化时代的大背景下，在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前提下，当今的中国在西方文化浪潮汹涌扑来的势头下该如何游刃有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务之急，要建立起与全球化进程相一致的道德体系，全面推进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使之深入人心。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大力发展经济、重视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决不可忽视精神文明的建设，忽视人民大众对文化日益增长的需求，强基固本，让西方的腐蚀性和破坏性文化不可趁虚而入。培植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劲力，激发人们心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向全世界散发出千年文化的魅力，使中华文化成为世界文化舞台的一支不可低估的力量。当然，我们还应彰显出兼容并包的文化气象，扬弃地对待西方文化浪潮，博采众长，集百家之大成，给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元素。
参考文献：
〔1〕刘东超.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批判[M].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11.
〔2〕刘登阁.全球文化风暴[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06.
篇10
关键词：虚拟经济；诞生；精神现象
虚拟经济和当代精神现象都是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意识形态，他们的关系只能是相互作用，但是虚拟经济的诞生和当代精神现象之间的关系就不仅仅是相互作用的关系。
一、虚拟经济的诞生
随着经济的发展，从1970年开始，就出现了一种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经济形式，那就是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在地位上是等量齐观但并不是同根同源，虚拟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实体经济发展下的产物。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具有的内在矛盾随时经济的发展一步步激发。这时候，成为主流思潮的就不再是已经走向衰落的凯恩斯主义，取而代之的是新自由主义。在新自由主义下，金融市场凭借本身的特征给实体经济输送货币，带动资本的流通，慢慢成为克服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主要方式，进而就居于主导地位，资本主义也就进入了虚拟时代。实体经济把资本投入市场追求剩余价值，但是资本具有趋利性，在市场竞争中都势必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也就是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并把最大化的剩余价值又最大化的把它转化为资本。这样的背景下，任何人之间就只剩由资本和剩余价值连接起来的一种利害关系，人所具有的尊严也建立在裸的冰冷的金钱交易上。在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时候，利益直接受到损害的就是资本家底下的工人，加倍的对工人进行剥削。在这样的条件下，市场需求就远远落后于资本的增长速度，必然导致更大的危机到来。为了尽可能掌控出现的危机，凯恩斯主义这时候就增加在公共事业上的投入，增加市场的购买力。但是当政府公共部门的开支变多了，势必就直接的导致民间资本的变少，导致出现“滞胀”现象，这个情况下，通货膨胀率持续上升，并与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同时共存。这样情况下，新自由主义通过加快资本流通的新的金融手段掌控局面，让资本主义进入了虚拟经济时代。
二、虚拟经济与当代精神现象
伴随人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活动，也在产生一些社会精神现象；不同的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导致了不同的精神社会现象，也就是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精神现象。就如虚拟经济诞生的时代背景一样，虚拟经济是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来的产物，虚拟经济理所应当是和社会精神现象的发展一致的。但是虚拟经济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在适应当代精神现象的同时，一方面在改变当代精神现象，另一方面也在被现存的精神现象所改变。
（一）金融符号拜物教的出现
虚拟经济创造财富的大小和虚拟经济所负载的社会关系之间存在关联性，因为在这种关系力量之下，才使得这些仅仅是一个符号、一个数字的虚拟东西能够对剩余价值进行掌控。[2]人们不断的产生出了一种对类似这样的金融符号莫名的尊崇，渴望这种金融符号带来的神奇力量，便出现了当代精神现象的一种：金融符号拜物教。当代经济在发展，科学技术都在蓬勃发展。虚拟经济在发展中，不停的借用已有的电子通信系统来实现其目的。仅仅凭借这些基础设施就能实现对各个地区，实现跨区域的、跨国际的对银行业务，保险业务，房地产业务，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进行操控，实现短时间内的利益最大化。市场便发挥“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让市场价格出乎意料的变动，伴随其中一部分人的一夜暴富同时，有一部分人的财富可能在瞬间就烟消云散。这个现象的出现，把资本的内在矛盾分化，也就是把剩余价值的权利和资本进行了分离。
（二）品牌拜物教的出现
在经济发展的今天、资本发展的同时，又在消费中衍生出了另一种因为虚拟经济引起的、属于当代的精神现象—品牌拜物教。现如今，人们把消费当做他们社会交往的一种符号、能显示出社会地位的符号。也就是把金融符号的狂热追逐在消费上就演化成了对品牌的追逐。每一个商品的品牌都凭借自己超强的营销技能实现对品牌符号的掌控，品牌的作用就是对消费者的购买力划分不同的等级，将消费者分成具有不同价值观的群体，让整个社会都被品牌网络力量所支配，达到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在发达国家是这样的表现，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却是另一番景象。商家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在迎合品牌拜物教的时候，大规模加工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渐渐地，人们购买的不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更多的是对产品品牌进行消费、对其中隐藏的社会地位进行购买。
三、结束语
虚拟经济的诞生是在当时一定的精神现象中发生的，虚拟经济的诞生也是符合当时的精神现象才得以实现从诞生到现如今它的发展都如鱼得水。虚拟经济要想发展好，制造出更少的泡沫经济，让经济得以健康良好运营，它必须通过或许是改变当代精神现象、或许是通过接受当代精神现象对它的改变。
参考文献：
[1]周莹莹,刘传哲.我国虚拟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投资扩张效应影响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36(03):2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