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的核心问题范文

时间:2023-12-21 17:20:42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态学的核心问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生态学的核心问题

篇1

关键词:中小学生价值观;生成性教育;策略研究

一、中学生价值观教育中存在的不足

中国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和家庭结构的变迁对学校的价值观教育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和挑战。但目前许多学校的价值观教育并没有完全有效地回应这一问题,同时学校中原有的价值观教育本身在教育内容和方法上依然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教育内容没有较好地适应社会变化的要求。对中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能不能坚持与时俱进,使价值观教育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是价值观教育有效性的关键。梅平乐与刘济良认为中学生价值观教育效果不够理想的深层原因在于价值观教育内容时常脱离社会现实和学生的实际生活。不少学校没有对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内涵进行分析研究,在进行课堂讲授时常常忽视了中学生的特点与要求,使很多学生认为价值观课空洞无味,抽象无用,不能有效地结合价值观课程的内容来理解生活中的具体问题。

(二)忽视了价值观教育的特殊性质。价值观教育的困难之处在于很难仅仅通过教育和宣传将价值观念植入人心。目前在价值观教育实践领域中大多采用价值灌输的方法,这种方法来自知识能力教育,但价值观教育在性质上和一般的知识能力教育不同,它是一种精神培育,在价值观的教育中应该更加强调人文关怀和受教育者的积极思考,而这正是我国中学生价值观教育中所缺乏的东西。

(三)价值观教育中的主体性存在问题。受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在我国价值观教育中,占主体地位的不是学生,这实际上限制了中学生在价值观教育中的主动性。中学生处在价值观的形成时期,在这个时期他们对人生和世界的很多基本问题开始进行思考,如果不能在这一阶段促进他们思考的积极性和引导思考的方向,会对他们的价值观形成造成不良的影响。

二、提高中学生价值观生成性教育的对策与建议

中国当前的中学生教育需要回应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文化和家庭等方面的变化对中学生价值观教育所提出的挑战,增加了学校在中学生价值观教育中所要承担的任务。而要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学校针对当前的情况和中学生的特点来积极转变教育观念,在价值观教育的内容与方法上作出适宜的调整。本文在此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与建议。

(一)在教育内容上。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价值观教育体系在中国文化与价值观多元化这一背景下,应通过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价值观教育内容来提高价值观教育的有效性。在具体内容的设定上,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成员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集中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部分,决定着整个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方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许多内容是我们对中学生进行人格教育的主要源泉,因此我们要重视传统文化教育,在教育中培育中学生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情感。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也要教育中学生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必须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而这两方面正是体现具有色的价值观教育的内容源泉。

(二)在教育方法上。促进教育方法多样化和灵活性在传承我国中学生价值观教育实践中呈现出来的合理模式的同时,积极借鉴国外价值观教育模式合理要素,将二者进行有机的结合来对当代中学生价值观教育开展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模式创新、教育方法创新。教育者要根据价值观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教育规律、教育目的和教育法规,选择与教育对象相适应的教育形式与方法,用更为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来代替长期以来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模式,起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作用。学校应从中学生的实际特点出发,探索更多的切实可行的教学新方法,以提高中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同时,学校要组织学生进行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价值观的教育既要注重理论知识的教授,也要注重学生社会实践的参与,这样才能避免其在教学中出现空洞抽象的问题。

(三)在教育对象上。要尊重和包容学生群体中的多样性特点教育者应在对中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中学生群体中的价值观和形成价值观环境上的多种差异,做到因材施教,促进师生在价值观教育中能够进行高效的互动。根据孙琦和郑钢的研究,不同性别、年级和城市的中学生在价值观三因素上均有显著差异,并且由于其家庭成长环境的差异独生子女在价值观的形成上也异于非独生子女。

总之,在当前的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学生的价值观教育要提倡宽容和理解,尊重学生成长的权利,并对中学生群体中价值观多元化承认与尊重,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学生的想法,提高价值观教育的实际效果。

参考文献:

篇2

曾永成:10多年前刚开始把与生态思维联系起来时,不少人以为是牵强附会,过度阐释。其实,只要认真读了的原典,特别是《巴黎手稿》和《自然辩证法》,就会看到深刻而丰富的生态思维就存在于这些文本之中。这些深刻的生态思想本来就是学说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在人类面临生态危机的情势下,这些内容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凸现出来,无可置疑地彰显出引领人类克服生态危机的指导意义。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以负责任的严肃虚心的态度,尽可能全面而充分地发掘这些宝贵的思想财富,通过尽量准确深入地阐释并介入实践,将其转变为人类解决当下问题的生态智慧。

学界的发掘和阐释路向各有不同,我则主要着力于把这些概念和观点的生态思维内涵揭示出来。比如“对象性”这个概念,就具有极为重要的生态思维内涵。马克思说过,一切感性的存在物都是对象性的存在,都是以他物为相互依存的对象的。正是对象性使万物互相关联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人的主体性和作为人的对象化活动的实践,都是建立在对象性的基础之上的。审美关系也首先是一种特定的对象性关系。引申开去,首先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也是以对象性为基础的。可见,被很多人所忽视的这个概念,不仅是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的核心观点,而且昭示了对世界万物生态关联的基础意义。从对象性观点出发,马克思说的“自然界的人的本质”也就很好理解了。正因为自然界本来就具有“人的本质”,人才可能从自然中生成,并且与自然界发生对象性的关系,自然界才可能成为人的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曰在此基础上,也一来,说自然界是人类的母体和家园,是人类生存的根基,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等等,才从根本上得到回答。这些概念对于生态美学也极为重要,比如“自然界的人的本质”这个观点就可以解开自然美这个理论死结。

对上面提到的这些概念和命题的生态内涵的阐释,是我的《文艺的绿色之思》和《回归实践论人类学》的重要内容,这里就不一一说到了。

艾莲:好的。在对这些具体概念和观点进行深入发掘和阐释的基础上,您还从整体上将其概括为人本生态观,并由此衍生出人本生态美学的构想。在“生态”之前一定要加上“人本”二字,使一些人认为您仍然坚持的是生态主义所反对的“人类中心主义”,大不了也只是一种“浅绿”观念。对此,您是怎么考虑的?

曾永成:我不赞成一切生物在生态面前一律平等的所谓“深绿”观念。道理很简单,生态系统本来就是由不同的生态位构成的,而且生态系统本身也是不断迁化变异并在生成的过程之中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为人类的命运来研究和解决生态问题的。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中关于“历史之谜”的论述,不仅把人与自然的对抗和人与人的对抗作为“历史之谜”的基本内容,而且明确地把“为了人”和“通过人”结合起来。这说明,积极解决两个对抗,实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解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解,其目的是为了人,其手段是通过人。在这里,目的和手段高度统一。这就意味着,在生态问题上,人类也只能自己救自己。而两个对抗的克服和两个和解的实现,就是人类的真正解放。其间的道理很清楚,人的生存和发展要以自然生态为本,而自然生态问题的解决也要以人为本——既是价值之本,也是实践之本。克服生态危机的唯一可靠的实践主体只能是人自己。在“生态”之前加上“人本”,正是为了突出生态对于人的重要性,也突出了人为了自身解放而努力的责任担当和能动性。我以克思和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核心内容和根本精神。

篇3

关键词:工业污染;生态工业园区;景观生态规划;景观安全格局

正文

绪论

1.1工业活动带来环境污染问题

从人类出现至环境工业革命为止,是早期环境阶段。这个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均处于环境承载范围之内。然而,伴随人类科学技术进步、城市发展和物质财富增加的是如影随形的环境污染。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引人注目的“世界公害事件”可以看出,人类在享受工业革命带来的喜悦成果的同时,也深受科技进步这把双刃剑的痛苦。工业活动是造成污染问题的主要根源,自工业革命以来环境治理主要集中在工业环境治理。“末端治理”,即先污染再治理的方法在早期应用以后被发现导致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资源日益短缺的局面。人们在对其经济发展过程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认识到,不改变长期沿用的大量消耗资源和能源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单靠事后的环境补救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1.2生态工业学解决环境问题

生态工业学为人类指明了未来工业发展的方向,而生态工业园区作为生态工业实践的最主要形式,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以丹麦卡伦堡工业园为代表展示出其在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优势。生态工业园区以其极高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得到人们的青睐,成为世界范围内工业园区的重要发展方向。

生态工业园区规划

2.1生态工业园的内涵

生态工业园区(EIP)是以生态工业和循环经济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工业发展的新的良好模式,也是循环经济在区域层面上的一种重要的运作方式,是依据工业生态学原理、循环经济理念和清洁生产要求而设计建立的一种新型工业园区,它通过物流或能流传递等方式把不同工厂或企业连接起来,形成资源和副产品共享互换的产业共生组合,建立“生产者一消费者一分解者一生产者”的物质循环方式,使一家工厂的废物或副产品成为另一家工厂的原料或能源,寻求物质闭路循环、能量多级利用和产生废物最小化。自世界建成了第一个生态工业园区后,随着生态工业园的概念的提出和清洁生产、生态工业等在实践层面的推广,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人们认识到,生态工业园不仅减少工业体系对环境干扰的效果明显,而且在降低成本、提高企业效益方面也大有优势。工业生态园区的建设引起了各国家的广泛关注,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2.2生态工业园的规划

建设生态工业园需要依托当地的资源优势,以循环经济和工业生态理论等为指导,拓展主要行业内部以及行业间的产品代谢链和废物代谢链,形成完善的生态产业链网,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最大限度减少污染物排放。在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区域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和环境管理体系,建成基础设施完善、结构优化、布局合理、配套完整的生态工业园区,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三者的协调发展。

从上图表中不难发现,生态工业园的规划建设是以物质能量的循环利用为基础,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标,以应用工业生态学为手段的,整个园区的规划建设虽然目的是为了在实现工业生产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护生态环境,但实际情况却是在规划中丝毫没提对园区本身和园区所处区域整体的生态环境的规划,接下来,笔者将从景观生态规划的学科理论角度重新分析规划,试图探索出一条生态工业园区规划的新路,作为对传统生态工业园区规划的一种补充。

景观生态规划

3.1景观生态规划概念

景观生态规划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可以把景观生态规划理解为:是一种以多学科知识为基础,运用生态原理和系统分析技术,为科学地管理和最佳利用土地,保证人、植物、动物及其赖以生存的资源都有适宜生存或存在空间的土地利用规划。景观生态规划也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理解是景观规划的生态学途径,也就是将广泛意义上的生态学原理和方法及知识作为景观规划的基础,实际上是景观的生态规划,其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在19世纪下半叶,苏格兰植物学家和规划师Patrick Geddes(1854~1932)的先调查后规划和美国景观之父Oimsted及Eliot等在城市与区域绿地系统和自然保护系统的规划。直到20世纪60年代Mchang的设计遵从自然的景观规划途径,当然也包括80年代迅速崛起的景观学在规划中的应用。景观生态规划的狭义理解是基于景观生态学的规划,也就是基于景观生态学关于景观格局和空间过程水平过程或流的关系原理的规划。在这里,景观更明确地被定义为在数平方公里尺度中,由多个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所构成的、异质的土地嵌合体。

生态工业园区景观生态规划设计

4.1生态工业园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原则

(1)整体优化原则

整体优化原则是以系统综合平衡作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核心,将园

区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进行规划,将工业生态系统的思想贯穿于园区的工业生

产、居民生活等各个方面。

(2)空间异质原则

空间异质性是园区自然景观环境良性发展,便于维持和管理的核心问题之一,异

质性有利于抗御内外干扰,实现自然体系的波动平衡。

(3)以人为本原则

以人为本原则强调的是园区建设不仅要重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更要注重

对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将高科技工业园的建设最终落实于公众生活环境质量的改善

上。

(4)因地制宜原则

景观环境的规划必须注意因地制宜、繁简得当,并突出地方特色,不可一味追求

“完善”而添加各种枝节,致使整体设计主次不分、特色不明,降低了可行性。要根

据生态系统分异性原则,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提出分区建设和管理方针,突出重点。

4.2生态工业园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目标24

(1)合理利用与保护自然资源

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就是合理开发利用高科技工业园中的山、林、田、河、湖、城等环境资源,适当保留丘陵和湖泊,保护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建立起景观环境生态

安全格局,以园区内的自然组分作为生态环境质量的控制组分来建设,维持和恢复生

态过程及格局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2)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园区的生态环境建设要以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为重点,通过绿化设计、水土保持、

道路建设等手段,促进园区结构布局、组织功能与自然景观环境的协调一致,实现园

区自然环境生态的良性循环,创造独特的高科技工业园区形象。

4.2生态工业园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内容

生态工业园区作为一个空间区域单元,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因此,在生态工业园总设计时,要根据景观生态学原理,从景观管理和设计基本原则入手,对生态工业园的土地使用、建筑、基础设施、视觉效果、环境质量、绿化、土壤、水文、景观、照明、交通和周边环境等多方面加以考虑,合理地协调建成异质的“斑块”、“廊道”状分布,使各组分间合理配比,构建集经济、生态和美学价值于一身的景观。

参考文献:

[1]韦亚权.生态工业园区的规划与设计研究.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5.

[2]江伟斌.提升江西工业园区核心竞争力研究.南昌大学硕士论文,2008.

[3]王向东.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研究一以江苏常熟经济开发区为例.上海交通大学,2008.

[4]李玲.苏州高新区生态工业发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5]葛夫财.生态工业园在日本的实践及其启示[J].生态经济.2005(9):107―108

[6]陈波,包志毅.土地利用的优化格局----Fonnan教授的景观规划思想.规划师,2004,20(7):66-67

[8]王建国.现代城市设计理论和方法.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

[9]黄光宇.生态城市理论与规划设计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10] Forman,R.T.T.,1995.Land Mosaics:The Ecology of Land scapes and Reglons.

篇4

曾永成在《走向人本生态美学的三十年》一文中指出院“从1981年到2011年整整30个年头,是我真正从事美学教学和研究的30年,也是我从运用系统原理到运用生态哲学研究审美,最后走进了人本生态美学的过程。”围绕《以美育美》《感应与生成》等所论述的以“节律感应”为核心范畴的感应论审美观,以《文艺的绿色之思要要要文艺生态学引论》等为中心主张的文艺生态学思维,以及《回归实践论人类学》中对哲学、文艺学原典的新解读,可以看作曾永成理论研究走向人本生态美学的三部曲,同时也是中国当代美学和文艺理论建设过程中极富个性特征的代表性著作。作为当代学者的雅范,他在三十多年间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的著作,呈现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审美文化精神嬗变的轨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期以来当代文艺思想研究的时代风貌和精神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史意义。

2005年12月,曾永成所著《回归实践论人类学要要要文艺新解读》出版。他在书中立足于当代语境,摆脱已有的流行性阐述,从实践论人类学对原典进行全新解读,推动了对哲学的重新认知,为文艺理论界提供新的哲学思路与研究视角。

21世纪以来,整体性的人类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受到普遍质疑,市场经济与网络技术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带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失衡以及深刻的精神危机。在新形势下,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需要警惕狭隘化、片面化甚至歪曲化的阐释倾向。这就需要从当今语境出发,立足于21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实际,对及其文艺学原典进行深入解读,与时俱进地加深对原典的认识。只有如此,才能适合新的现实要求,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展现出旺盛的生命活力。

回归实践论人类学,就是从根本上调整对文艺学哲学基础的认识。曾永成关注早期作品中关于人类学的论述,并以之为理论起点,在“生成本体论”和“人本生态观”的基础上,认识到实践和人的“类本质”生成的独特重要性与整合效用,从而阐发其“实践论人类学”内涵,以此作为对哲学原生整体形态的重新认识。“实践论人类学”契合了世界本体的生成论与生态属性,消解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绝对割裂,表现出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以实践论人类学为文艺学理论基础,可以有效避免对原典内容的屏蔽以及某些原则性的误解,更能够接近马克思原典的本意;可以帮助的哲学和文艺学顺利找到进入21世纪现实语境的切入点与适应性,推动对其学理阐释的与时俱进,充分发挥其时代功用;有利于文艺学理论基础的人类学回归,使其以一种更具包容性与整合力、更有价值导向意义的阐释模式展示原典中更加广阔深邃的内在含义。

回归实践论人类学,可以对哲学和文艺学进行“绿色解读”。长期以来,对文艺学的传统阐释大多都从意识形态性开始,很少从人类生命根基的角度阐明文艺需要这一文艺活动的出发点,文艺的功能问题探讨难以深入。曾永成以这个根本问题为切入点,本着实践论人类学的整体精神,对生成本体论和人本生态观进行学理分析,再回归到基于两者统一的实践论人类学解读文艺理论的生态学内涵。他回归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并将其最终落脚在文艺理论的生态学化建设上,在生态思维中建构具有实践论人类学精神的文艺学新形态,将生态论文艺学作为文艺学建设的当代课题。

曾永成以“走向类的融通”为题,论述了文艺学跨越中西文化的思维优势。他指出,文艺学融合中西方文化的思维优势走向类的融通,不仅表现在“艺术掌握方式”论、“更加莎士比亚化”的自然性精神和“性格”与“意境”的类意识通观等具体问题上,也体现在关于文艺需要和功能这个文艺人类学思维和生态思维的核心问题上。由此,文艺学中国化的内在可能性就从原典出发被揭示出来。建设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理论和美学,最好的思想基础还是的实践论人类学及其文艺思想,这为我们展示了最真实的世界图景、最根本的价值观念以及最开放的思维空间。如高云涌在对《回归实践论人类学》的评论中所说院“在由于生态危机而使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的今天,这种基于“返本”进而“开新”的解读,无疑有助于激活哲学和文艺学的内在基因所固有的生命力,有助于使其更加深入而且有力地介入21世纪人类创建生态文明的历史性实践。”

曾永成所著《回归实践论人类学》一书,整体呈现出一个显著特点,即在以往对生成本体论的阐释的基础上,从实践论人类学对之加以更加深入的考察,明确提出对哲学本体论的新理解,即“生成本体论”说,而鲜明地区别于流行的“实践本体论”。

首先,曾永成对马克思理论的阐释与流行的实践本体论不同,认为不仅要如以往的权威性解读一样,强调人与自然通过实践发生的共时态联系,更需要创新性地强调人与自然之间也存在着历时性的生成关系,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前提。实践对于审美活动的意义不在于其是美与审美得以产生的根源,而在于将其从动物的对象性联系提升为主体性的关系。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将这种生物性活动提升为主体性活动,并将主体性建立在对象性的基础之上,以此说明自然与人之间存在历时性的生成关系。而这种联系先于实践,修正了以往实践是审美产生的内在根源的误读。

其次,实践本体论对旧唯物主义合理内涵简单摒弃,对这些已经融入哲学并具有重要理论内涵的观点不予理睬,不可避免地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片面化。而生成本体论重新唤起对马克和恩格斯的自然史观的关注,纠正了实践本体论的这个思维误区,不仅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成性联系,更高度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观点,形成“自然要人”大系统的整体观念。

再次,曾永成从原典出发,对“自然向人生成”进行科学解读,立足于整体性观点形成“生成本体论”主张,对自然本体论、人本体论、精神本体论以及实践本体论等本体论观点加以序化综合,将世界本体解读为不同形态内在联系的生成过程。对哲学本体论的这种生成本体论的解读,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而深邃的视域,既将传统意义上的实践本体论纳入其中,又避免了它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并有利于真正吸收其合理内核和美学上的积极成果。

最后,在生成本体论的整体格局中,实践从审美根源的角色中解脱出来,充当自然、人、精神和历史等诸种形态间能动综合的中介。这打破了长期以来审美本体论所默认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虚妄,体现出自然生态规律对于人类实践的深刻制约性。在生成本体论中考察实践,对于今天的人类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极为重要。

以曾永成所理解的的实践论人类学作为思维框架进行考察,实践本体论所秉承的可贵的生态关怀与其基本理论内核之间的内在矛盾显露无疑。实践本体论美学追求表达人与自然发展和谐统一,较早意识到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生态危机,表达了生态关怀理念。而实践本体论的基本观点是强调从实践中寻求美和审美的本质和根源,这种片面高扬主体性的实践正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根本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把实践本体论回归到生成本体论,回归到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相融合统一的人本生态观,在实践论人类学中对其加以科学的阐释,乃是实践本体论美学克服其生态关怀与基本学理之间的矛盾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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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着重考察媒介生态学的起源和发展,对媒介生态系统等概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界定,提出了媒介生态系统结构的“六界”说。并对媒介生态学的建构和发展提出提出来一些具有启发性和前瞻性的观点。 [关键词]媒介生态,媒介生态系统,媒介环境,媒介生态学 Abstract: This paper emphasizes on the orig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edia ecology, and deeply studies and defines the concepts of media ecosystem, and then advances the “six-boundary” theory on media ecosystem structure. This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several enlightening and forecasting thou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edia ecology. Key words: Media Ecology; Media Ecosystem; Media Environment; Media Ecology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 庄子《逍遥游》 一、为什么“媒介是条鱼” 媒介是什么?是报纸、广播、电视、电影、书籍、杂志;是通讯、网络、计算机;是手机、是信纸、是工具、是机器、是CCTV、是新闻集团、是时代-华纳……是信息传播的中介。不!媒介是条鱼。 当我们把媒介放在社会大环境下观察的时候,媒介更像是条鱼。这条鱼可大可小,大可以大到庄子《逍遥游》中所描述的鲲鹏:“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背若泰山,翼若垂天”;小可以小得置于掌上,甚至让你肉眼看不见。我在给学生讲解传播学时,常常把媒介比作鱼,信息资源比作水。信息的传播就好比鱼把水和养分从嘴里吸入,经过传播者的选择加工成为信息内容产品,再经过不同的传输渠道传给受众,最终形成的反馈和影响还又回到水里。 按照孔德划分社会学的方法,我们也可以把信息传播的研究划分为传播静学和传播动学。传播静学是指对传播现象的结构性分析,一个传播现象的静态分析就象剖析一条鱼的解剖图;传播动学则是把传播现象放到社会大背景中去动态地观察,就象一条静态的鱼又突然动起来,活蹦乱跳地游弋在江河湖海中。社会中有无数的媒介,象无数条鱼,每天在吸进呼出,循环往复地做着信息处理与信息传播的工作,在维持社会信息系统的大环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鱼,有大鱼,有小鱼,有大鱼吃小鱼,也有小鱼吃大鱼。 媒介和自然环境一样成为一个庞大的环境系统,由媒介系统每天提供的信息,对于人类来说已经成为像水和空气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媒介这条鱼也与其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生死相关。生态环境是万物赖以生存的基础和条件。如同大自然相互制约和依存的生态环境一样,媒体的生态环境也存在相互制约和依存的生态系统。媒介生态学是借助于生态学和环境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延伸和发展。 以往的传播学理论说到底还是对传播现象的一个静态分析,至于对传播的动态研究,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我们国内都是一块尚待开掘的研究领域。正如邵培仁教授所指出的“当代大众传播学关注的是微观的传播过程及其各传播要素之间的工作关系﹐而不太注重大众传播中微观﹑中观﹑宏观系统之间和它们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生态关系﹐更没有积极探索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生态规律 [1]。”媒介生态学这个概念的提出,给了我们研究当代传播现象和动态传播的规律一个很好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这似乎给面对瞬息万变的媒介陷入困惑的大众传播研究投来一道曙光。 为什么我们把媒介看作是条鱼,这里面有几层意义: 首先,我们要把媒介看作是有生命的东西。生命有许多为无生命物质所不具备的特性。能以极高的效率储存信息和传递信息;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和自我复制能力;以不可逆的方式进行着个体发育和物种的演化等等。 其次,媒介是始终处在一种运动状态的事物。媒介传播现象就是在复杂的社会现象,是社会信息系统中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综合运动与传递。 最重要的是,我们既然把媒介看作是有生命的东西,那么,就要以生态的观念来看媒介,就要把媒介放在一个大生态系统中去考察和研究,要保护媒介生态。媒介生态环境的恶化会导致媒介的大量死亡,就像漂在水面的死鱼。实际上,很多媒介已经死掉了,只不过是在某些外力的作用下死而不僵而已。 那么,既然我们把媒介放在一个大的生态环境下进行考察,媒介生态的研究就变得至关重要。在我们展开媒介生态研究的时候,对媒介生态研究的渊源和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应该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确认。比如:最早开展研究的学者有哪些?有什么观点?用什么研究方法?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是什么?是以人类为中心展开的媒介生态研究,还是以媒介为中心展开的媒介生态研究;生态与环境这两个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媒介生态系统是怎样的构造?什么是媒介生态平衡?什么是媒介生态危机?……媒介生态研究有一个复杂庞大的体系,下面我们着重就以上问题进行探讨。 二、媒介生态学的起源与发展 1、媒介生态学研究在我国 应该说,媒介生态学研究在我国的展开,来自于我国传播学者的自觉,不同于传播学研究那样是从海外引进。尽管美国学者开展媒介生态研究和日本学者开展媒介环境研究要比我们早很多年,但似乎国内的媒介生态研究最初的展开与他们并没有什么渊源。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是原发的,而不是引进的,从一开始学者的关心就侧重在媒介的发展生存环境研究方面。国内传播学界的有识之士似乎有不谋而合的共识,邵培仁教授最早发表了媒介生态研究的论文“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等论文开了国内媒介生态研究的先河;张国良教授也开展了媒介生态方面的课题研究;童兵教授在论及中国传媒市场格局的文章中也使用了媒介生态的概念 [2],张立伟等的“入世一年的四川传媒生存环境变化” [3],表现出媒介实物研究方面的专家也对媒介生态问题显示出浓厚的兴趣。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对媒介生态颇有见地的观点和研究。这种研究意向和研究意识,与大洋彼岸的美国学者似乎有一种默契。但媒介生态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研究思路和学科框架还很模糊,需要深入探讨。 2、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起源 从全球来看,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起源应该是在北美。在北美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中,又分为加拿大的多伦多学派和美国的纽约学派。提起媒介生态学,人们通常会联想到多伦多学派和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当然,不可否认由一群多伦多大学的媒介学者们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多伦多学派在媒介生态学理论的早期发展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和著名的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是这个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也应该被认为是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物,当然其代表人物还包括Eric Havelock 以及Edmund Carpenter 等人。但是,美国的媒介生态学者却把芒福德看作是比英尼斯等更早的先驱者。美国学者认为到目前为止有关“媒介生态”理论的第一部著述是美国学者尼斯卓姆(Nystrom)的《面对媒介生态理论:人类传播系统研究理论范式集锦》 [4]。在这本书中,尼斯卓姆将刘易斯. 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技术与文明”的论述作为媒介生态理论的基础。同样地,另一位美国学者昆斯(Kuhns)也将芒福德(Mumford)作为他编篡的“主要媒介生态学者名录”的第一位。因此,他们倾向于将芒福德看作是整个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芒福德也被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和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这两位学者提到,被称为是最早介绍媒介生态的概念和研究传播技术对人类影响的人。 刘易斯. 芒福德(Lewis Mumford)被看作是纽约学派最早的代表人物。纽约学派并不象多伦多学派那样所指的是一所单独的学校,而指的是纽约这个城市中的媒介生态学者的群体。纽约学派早期的成员包括纽约大学的奈尔.波斯特曼(Neil Postman)和尼斯卓姆(C. Nystrom)、哥伦比亚大学的Louis Forsdale、福德哈姆大学社会研究学院的约翰. 库克(John Culkin)、皇后学院的Gary Gumpert 和 Charles Weingartner、曼哈顿的Tony Schwartz等等。纽约大学的奈尔 波斯特曼(Neil Postman)是最早正式提出“媒介生态”概念并将其建设成纽约大学一门课程的学者 [5]。虽然芒福德的确将媒介与传播学、文化、科技和城市放在一起研究,但实际上,他无论是在媒介研究领域还是在传播学领域都没有被视为一个伟大的先驱者。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大众传播和城市化是大众社会研究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谈到技术,芒福德的技术理论对多伦多学派的媒介技术理论是有影响和关系的。 生态学(ecology)是研究生物与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学科。研究范围包括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圈等层次。“生态学”一词是德国媒介学家E.海克尔1869年提出的;eco-源自希腊文,意思是“家”或“生活场所”,-logy意思是“学问”。海克尔在其动物学著作中定义生态学是:研究动物与其有机及无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特别是动物与其他生物之间的有益和有害关系。后来,在生态学定义中又增加了生态系统的观点,把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归纳为物质流动及能量交换;20世纪70年代以来则进一步概括为物质流、能量流及信息流。20世纪30年代,已有不少生态学著作和教科书阐述了一些生态学的基本概念和论点,如食物链、生态位、生物量、生态系统等 [6]。至此,生态学已基本成为具有特定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独立学科。 芒福德将媒介与生态联系在一起,这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很多其他的媒介生态学家仅仅只是将生态学作为了一种隐喻,但芒福德却将人类生物学和科技学上的一些习惯转化为了研究过程中具体的、可行的方式。而在芒福德之前把生态与人类文化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学者是戈德斯(Geddes)。戈德斯的思想对于芒福德和英尼斯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戈德斯(Geddes)是一位苏格兰的生物学家,他的理论涉及到了植物学、生态学以及古生物学、社会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人类学、宗教研究、城市学等等诸多领域。戈德斯的“人类生态”的观念在芒福德历史研究方法的形成和他的兴趣范围的确定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7]。“人类生态学”是戈德斯(Geddes)思想中被人们常常提及的一个。 多伦多学派的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同样也受到了戈德斯的影响,戈德斯对那些芝加哥学派的著名人物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戈德斯(Geddes)也通常被看作是纽约学派和多伦多学派之间联系的桥梁。戈德斯的“人类生态学”理论的论题在芒福德早期的作品中反复出现 [8],并且成为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一书的中心主题 [9]。甚至有学者认为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是戈德斯而不是芒福德或英尼斯 [10]。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英尼斯和芒福德的思想里,媒介环境的概念都已经产生并且明确了。 不少学者往往对媒介生态学的一些论点有所误解,草率地以科技决定论一词来作否定。例如,传媒生态学创始人之一的麦克卢汉的理论,从六十年代起,就一直受到西方马克斯主义学派学者的抨击,不断的攻击其理论没有考虑到传媒的政治经济背景,缺乏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的认识媒介。当然,这些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之批评是有些道理的。但是,我们必须认清,这些批评者提出的问题,是政治学或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而不是传播的问题。 3、国际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进展 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媒介生态学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研究各种媒介的符号和信息本质以及传送特性,从人类传播的结构和过程来解析文化的形成、延伸和变迁。媒介生态学者所研究的问题大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例如﹕在人类还没有文字之前,他们是如何处理信息的?对当时的人来说,什么是重要的信息?基于什么理由他们会如此定义?当时的人是如何去建立其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认同?什么是他们的历史观和知识论?文字的产生、新媒介的产生对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认同有什么样的冲击? 兰斯.斯瑞特(Lance Strate)与凯萨.曼孔卢姆(Casey Man Kong Lum中文名:林文刚)是现在美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兰斯(Lance)的研究着重在媒介生态思想的研究;凯萨(Casey)的研究着重从人类传播的结构和过程来解析文化的形成和变迁,并且他的研究以中华传媒与文化研究为中心,以各种传媒的发展和其符号、信息特性为依据,来分析历史、政治、社群、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他们在2002年4月在《新泽西传播学杂志》上主编了一本有关「媒介生态学的学术渊源的专辑,该专辑中的七位学者主要围绕媒介生态学研究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11]。 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在日本也很早就受到关注,六十年代,最早提出“信息产业”的梅倬忠夫就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展开对信息社会的研究的。不过,日本学者倒是一直没有准确地使用“媒介生态”这个概念,而更多地用的是“媒介环境”,由于信息科学和社会信息学在日本比较盛行,使得日本的媒介研究也多少带有信息科学的色彩。在媒介环境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东京大学的社会情报研究所和在九十年代末成立的新领域创成科学研究科的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其中,2001年出版的由月尾嘉男和滨野保树、武邑光裕合编的《媒介环境原典1851-2000》 [12]一书是比较有价值和份量的媒介环境研究著作。 三、 媒介生态系统的“六界” 媒介生态系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1、媒介生态系统(media ecosystem) 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最核心概念是媒介生态系统。生态系统(ecosystem)是指由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环境共同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生态系统一词是由英国植物生态学家坦斯利(A.G.Tansley)提出的 [13]。生物群落由存在于自然界一定范围或区域内并互相依存的一定种类的动物、植物、微生物组成。生物群落同其生存环境之间以及生物群落内不同种群生物之间不断进行着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并处于互相作用和互相影响的动态平衡之中。这样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就是生态系统 [14]。 媒介生态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媒介系统、社会系统和人群,以及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媒介与个人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受众生态环境;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媒介制度与政策环境;媒介与媒介之间的相互竞争构成了媒介的行业生态环境;媒介与经济界之间的互动关系则构成了媒介的广告资源环境。媒介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在现实生活中,城市和区域也在变化,变得移动化和虚拟化。媒介变了,环境变了,媒介与社会、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也将发生变化。媒介生态系统的变化会影响到媒介的工作方式和受众的接受方式。媒介生态系统变化也会导致社会生态系统的一系列变化。 媒介生态系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大小不一,多种多样。小如一滴湖水、培养着细菌的瓶皿、小沟、小池、花丛、草地,大至湖泊、海洋、森林、草原以至包罗地球上一切生态系统的生物圈。媒介生态系统具有多种层次,多种结构,可以作各种不同的划分。按照人类活动范围可分为村落、城市、区域、全球、宇宙等媒介生态系统。媒介生态系统的基本单位一般以城市或区域来划分。应该是基于某个区域或城市范围内的媒介个体、媒介种群以及媒介与个人、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我们经常把“媒介生态”和“媒介环境”的概念混淆在一起,难以分辨。那么,这两个概念是什么关系呢?笔者认为,媒介生态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媒介环境则是一个相对中观的概念,有时这两个概念又是交叉的,我们采用“媒介生态环境”这个概念也许更恰当。环境是相对于中心事物而言的。与某一中心事物有关的周围事物,就是这个事物的环境。环境科学研究的环境,是以人类为主体的外部世界,即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的综合体,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媒介环境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生活环境和传播环境。对于媒介自身的生存发展来说则是媒介的生态环境。它在宏观上研究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社会经济发展和媒介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微观上研究媒介环境中的媒介变迁、转化和传播规律,探索它们对人与社会的影响和作用等。媒介环境和媒介生态两个概念的区别是:前者着眼于媒介环境的整体,而后者侧重于媒介彼此之间以及媒介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媒介环境和媒介生态两个概念很相近,但前者突出人类在媒介环境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2、媒介生态系统的构成 媒介是多样化的和大量的,媒介生态系统的划分方法也是多样的。地球上的媒介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书籍、通讯、网络、计算机等;每天运行在邮电系统中的邮件有数以千亿计;每天发行的报纸也数以亿计;人类拥有的电话有数十亿部;更有数十亿台电视供人们收拾节目;数亿台电脑连着因特网在不停地进行着信息处理和信息交换。媒介的种类则更多,它们具有多种多样的形态结构,它们的传播方式也变化多端。 由于媒介变化太快,媒介概念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大。我们可以按照媒介的发展分为早期的“新闻媒介”到“大众媒介”,到“传播媒介”,再到“信息媒介”的概念,还可以按内容分为新闻媒介、娱乐媒介、通讯媒介和网络媒介;也可以简单地分为纸质媒介、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介。报社是媒介,报纸也是媒介;电视台是媒介,电视机也是媒介;到底哪个是媒介呢?看来,每种媒介的分类方法都有不周全之处。 在媒介生态学中,我们可以参照生物学家的办法来划分媒介系统。生物学家根据生物的发展历史、形态结构特征、营养方式以及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等,将生物分为若干界。当前比较通行的是美国R.H.惠特克于1969年提出的5界系统。中国生物学家陈世骧于1979年提出6界系统 [15]。 在这里,我们提出一种新的媒介系统划分法是:我们可以按照媒介在社会信息系统的传播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把媒介生态系统划分为六界:媒介符号系统、媒介资源系统、信息处理媒介系统、信息储存媒介系统、信息传播媒介系统和信息接收媒介系统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有时会使这六界媒介系统之间相互转变和融合。

转贴于 媒介生态系统的“六界” 一界 二界 三界 四界 五界 六界 媒介系统 媒介符号系统 媒介资源系统 媒介管理与规范系统 信息处理媒介系统 信息传输媒介系统 信息接收和储存媒介系统 科技 数字化 网络化 宣传部 硬件、软件 光纤、卫星 芯片、纳米 文字、图片 广告、读者 新闻出版署 报社 发行网 新闻纸 语音 广告、听者 广电局 广播电台 电波 收音机、磁带 图、声、文 广告、收视 广电局 电视台 微波 电视机 图、声、文 广告、收视 广电局 有线电视台 光纤电缆 电视机 图、声 广告、观众 广电局 制片机构 发行网 录像机、VCD 图、声、文、数字 广告、使用者、消费者 电讯局 计算机 因特网 计算机、芯片 图、声、文 广告、收视 广电局、电讯局 卫星电视台 卫星折射器 电视机、芯片 图、声、文 广告、观众 文化部 制片厂 电影院 胶片、VCD 图、文 购者、读者 新闻出版署 出版社 书店 书 3、媒介生态学的主要任务 第一,探索全球范围内媒介生态变化的规律。媒介生态环境总是不断演化的,媒介形态变异也随时随地发生。为使媒介生态环境向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避免向不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就必须了解媒介生态环境变化的过程、基本特性、结构形式和演化规律等。 第二,揭示人类信息传播活动同媒介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信息系统,媒介系统为这个巨大的信息系统的运转提供了支持和保障的子系统,其中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内容资源的生产等。人类通过生产和消费信息的活动,不断影响社会环境也不断影响媒介系统。环境既是媒介的产品的消费者,又是媒介的资源。正如美国传播学家德弗勒和鲍尔.洛基奇(L.DeFleur and Ball─Rokeach)指出的:媒介生态关系的形成“一方面在于目标﹐另一方面在于资源。生活在一个社会的部分意义就在于个人﹑群体和大型组织为了达到个人和集体目标,必须依赖其它的人﹑群体或系统控制的资源,反之亦然。”[16] 人类生产和消费信息资源的过程是异常复杂的,但必须使社会的信息资源足够丰富和信息传输渠道保证畅通,整体的社会环境才能保持相对平衡。因此,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必须列入媒介环境发展的内容,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的决策必须考虑传播规律和媒介生态环境的要求,以求得人类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第三,探索媒介生态环境变化对人类生存的影响。媒介生态环境变化是由媒介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以及它们因素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因此,必须研究信息媒介技术的发展变化以及进媒介形态的各种变化。同时,还必须研究媒介生态环境变化同社会信息系统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可为人类提供一个健康的媒介生态环境、控制信息污染和信息生态危机。 第四,研究媒介生态危机和危机信息管理系统。发达国家对应信息危机和媒介生态问题的研究包括几个方面:60-70年代主要是信息爆炸和信息污染的治理;80年代侧重研究信息安全和信息犯罪;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是媒介产业的数字化和全球化所引发的一系列媒介生态环境问题。引起媒介生态环境问题的因素很多,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措施和管理手段,从区域媒介生态环境的整体出发,利用信息系统分析和媒介生态的规律寻找解决媒介生态问题的最优方案。 任何媒介的生存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同类媒介之间有互助有竞争,不同媒介之间也存在复杂的竞争关系。媒介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一定的空间、资源与社会环境。媒介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对周围环境和条件的各种需要,如受众资源、传播技术、广告资源和传播制度等。各种媒介所需要的条件是不同的,这种特性表现为媒介的特性。因此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范围,除媒介系统与媒介种类外,已扩大到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多种类型的社会信息系统。人类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等几大问题都成为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内容。 四、关于媒介生态学发展的思考 2002年11月,笔者去美国参加全美传播学大会,并应美国媒介生态学研究会的邀请参加了他们的学术活动,与几位美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代表学者兰斯(Lance Strate)和凯萨(Casey Man Kong Lum)等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我发现我们与美国学者之间对媒介生态研究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他们的立足点是从人出发,研究方法上以文化研究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为主,但丰富多彩且多元化,研究的面也很广很杂;而我们国家的媒介生态学研究目前的切入点,主要立足于媒介,方法上接近政治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学。以下是笔者关于媒介生态学研究地发展和趋势的一些思考。 1、 媒介生态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如果我们需要对媒介生态学的研究范围进行确认的话,是否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 studies)是吸收了传播学、生物学和生态学的成就和研究方法逐渐发展起来的,是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以及人与媒介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媒介生态学研究媒介的种类、系统结构、功能、行为以及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 媒介生态学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部类:一个部类是以媒介为中心展开的,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问题的媒介生态学;另一个部类是以人类为中心展开的,研究人与媒介环境问题的媒介生态学,可能把这类研究称为媒介环境学更恰当。这两方面的内容构成一个完整的媒介生态学体系。人与媒介环境的研究是把媒介环境作为社会信息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它的运作规律以及人与它的相互关系;媒介与其生存环境的研究则是把对媒介的生存发展影响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人文环境、市场竞争环境等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研究,研究媒介与此之间的互动问题。美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接近于前一种研究,日本的媒介环境学研究也侧重于这种研究;而我国学者对媒介生态学关注和研究则更倾向于后一种研究。 媒介生态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分支学科的展开有多种架构。比如,按所研究的媒介类别分,有报业生态学、电视生态学、网络生态学等。也可以按媒介所处的环境类别分,有国内媒介生态学和国际媒介生态学,美国媒介生态学、欧洲媒介生态学、亚洲媒介生态等。还可以按媒介生态发展的历史分,有古代媒介生态研究和当代媒介生态研究等。还有一些应用性分支学科:如媒介经营生态、媒介生态危机、媒介生态环境管理、农村媒介生态、城市媒介生态等。 2、媒介生态学的研究方法 媒介生态学吸收了传播学、生物学、数学、信息技术科学的研究成果,向精确定量方向前进。媒介研究的一些基本研究方法──观察描述的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法等是在媒介研究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在媒介研究的发展史上,这些方法成为一定时期的主要研究手段。 现在,这些研究方法与一些新的研究方法综合而成现代媒介生态学的研究方法体系。呈现出由定性研究趋向定量研究,由静态描述趋向动态分析。统计调查和计算机的应用,使媒介生态学者有可能更广泛、深入地探索媒介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对复杂的传播现象进行定量分析,从中找出规律。 3、媒介生态学的创新与拓展 媒介生态学研究逐渐向多层次的综合研究发展,一方面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在进入微观领域,涉及个体媒介的传播、经营、管理等各个层次;另一方面,媒介生态系统又越来越全球化,研究也在走向宏观;微观和宏观各层次之间又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具有综合性。 研究深度在不断加深。我们对西方媒介生态学理论的了解也不断深入。麦克卢汉的“媒介是人体的延伸”观点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熟悉的了,而芒福德的“技术就是容器(container)”的观点对于我们则比较陌生 [17]。容器技术是经常被忽视的一种技术形式,与工具和武器是人体的延伸的观点不同,技术即容器的观点与媒介环境和技术系统这些观点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工具、武器和机器是男性文化的符号,“容器”则显示出女性文化符号的特征,有机体和生物学意义上的繁殖是女性文化的特征,同时也是“容器”的特征,从而扩展为建筑和城市的特征。这种理论在芒福德对女性器官延伸的论述中得到体现。芒福德将城市看作是“母性的拥抱”、“容器的容器” [18]。 4、关于学科的交叉 媒介生态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日益显著。例如,由媒介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看,媒介生态学是传播学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交汇点;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来看,媒介生态学又是心理学与统计学的交汇点;在方法论方面,研究环境因素的作用机制离不开社会调查和统计分析,更离不开数学的方法和信息技术;在理论方面,生态系统的概念基本是借鉴生物学,而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研究角度则可说是社会学、经济学等共同交叉的研究。 在《艺术与技术》 [19]这本书中,芒福德提到了科技和生物之间的紧密联系:“人类的技术发明与其他生物的有组织活动之间存在着很多的类似之处:蜜蜂按照工程学的原理来筑巢,电鳗能够产生电压很高的电击,蝙蝠早在人类之前就懂得使用它们的雷达在夜间飞行”。在《技术和人类发展》这本书中,他表达了一种更深层的观点,认为科技是生物器官的一个部分。芒福德认为科技和生物学的融合在后现代文化中既是作为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作为一个美学问题提出来的,科技和生物之间的分离是人为的,是机械化和工业化的结果。使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不是工具、工业或劳动,而是语言、艺术和游戏 [20]。 5、媒介生态系统的保护 世界上的媒介生态系统都受人类活动的影响,社会经济生产系统与媒介生态系统相互交织,实际形成了庞大的复合系统。媒介作为“社会公器”,它在大众传播中的任何生态失控或失衡都会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对已经形成的生态平衡关系造成破坏。因此﹐我们必须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保护媒介生态,否则我们将会受到惩罚。 媒介生态学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保持媒介生态平衡的方法和规律。综合运用系统论、控制论和整体概念,就像系统论所提到的那样: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现象是部分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结果。控制论却是将其研究的重点放在如何通过传播和反馈来达到控制的目的。加强对社会信息系统的认识,搞清媒介生态系统结构以及媒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从生态整体出发,对媒介生态系统“人为地施加有益的影响,调节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达到系统最优结构和最高功能,以实现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和最大的生态效益。[21]” 6、确立我们的媒介生态观那么,我们怎样对待媒介生态呢?确立怎样的媒介生态观呢。媒介生态的基本观念有一些是人类共通的,比如生态系统的理念,互动的理念,生态平衡的理念等。确立正确的媒介生态观念,对于化解媒介生态危机,正确而科学地管理媒介系统,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媒介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邵培仁教授曾提倡要树立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媒介生态的整体观、互动观﹑平衡观﹑循环观、资源观。他认为,不这样就会破坏媒介的生态资源,进而危害人类的精神家园和社会的文明进步,最终也使媒介失去了自身的奋斗目标和用来与社会进行交换的资源。[22] 芒福德在他的颇有争议的“庞大机器”理论也提到媒介生态的观念问题。“现代的权力国家实际上仅仅只是古代“庞大机器”政权——军队系统的升级和放大而已,只是一部完全由人组成的劳动机器而已,只是组织人力去修筑金字塔的埃及法老而已”。芒福德指出古代与现代庞大机器最为重要共同特征是“隐藏在古代和现代庞大机器之下的意识形态是为了加强权力的规模与扩大控制范围,而毫不顾及生命的需要与意义”[23] 。芒福德在他的一生中时时刻刻都在反抗着这种意识形态。 在我国,媒介生态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目前研究思路和学科框架还很模糊。北美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已经积累了一批成果,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借鉴和启发。但是,我们未必一定要走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路子,北美的研究思路与理念和我们之间有不小的差距,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媒介生态学研究正在探索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并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我国的媒介市场正企盼着文明的媒介生态。童兵教授对我国媒介生态状况的改变充满了乐观:“随着入世后保护期的缩短,政府角色的逐步转换,中国新闻法制同国际法的接轨,受众对传媒需求的变化,一个文明的媒介生态和更为开放的传媒市场的新格局必将在人们的期盼中呈现。目前这种前景已端倪初现” [24]。 最后,我要再次强调的是我们要有保护媒介生态的意识。要把媒介看作是有生命的东西,要以生态的观念把媒介放在一个大生态系统中去考察和研究。总之,媒介是条鱼,是有生命的东西,很神奇,也很脆弱。不是木头,不是石头,不是机器,不是工具,你记住了:媒介是条鱼! 注释: [1] 邵培仁:“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新闻界》2001年第5期。 [2] 童兵:“入世一年的中国传媒市场新格局”,a.com.cn/ 2003-1-6 [3] 张立伟 李之侠 杨飚 邓斌:“入世一年的四川传媒生存环境变化”,chinese.mediachina.net/index [4] Nystrom, C. (1973). Towards a science of media ecology: The formulation of integrated conceptual paradigms for the stud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system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viersity. [5] Lance Strate and Casey Man Kong Lum, Lewis Mumford and Ecology of Technics, 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ume 8, Number 1, Spring 2000. [6] R.达若著,张绅等译:《生态学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兰州,1981。 [7] Novak, F. G., Jr. (Ed) (1995). Lewis Mumford and Patrick Geddes: The correspondence. London, EnglandL Routledge. [8] Mumford, L. (1934).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9]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NY: Mcgraw-Hill. [10] Kierk, G. S. (1983). The nature of Greek myths. New York, NY: Penguin Books. [11] 林文刚(Casey Man Kong Lum):《什么才是华人传通问题:中华传媒生态文化史初探 》comm.nccu.edu.tw/nl22_4.html [12] 同注[11] [13] Lance Strate and Casey Man Kong Lum, Lewis Mumford and Ecology of Technics, 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ume 8, Number 1, Spring 2000. [14] 月尾嘉男和滨野保树、武邑光裕 编:《媒介环境原典1851-2000》,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4月。 [15] 蔡晓明、尚玉昌 编著:《普通生态学》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16] 涂长晟:“生态系统”,《中国大百科全书》2002年版。 [17] 陈阅增 葛明德:“生物学”,《中国大百科全书》2002年版。 [18] [美]德弗勒﹑鲍尔-洛基奇﹕《大众传播学诸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年﹐第339-340页。 [19] Mumford, L. (1967).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I: Techn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NY: Harcourt and World. [20] Mumford, L. (1961).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New York, NY: Harcourt and World. [21] Mumford, L. (1952). Art and technics. p.17,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2] Mumford, L. (1967).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I: Techn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NY: Harcourt and World. [23] 孙彦泉﹑蒋洪华:《生态文明的生态科学基础》,《山东农业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24] 邵培仁:“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新闻大学》2001年第4期。 [25] Mumford, L. (1970).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II: The pentagon of power.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26] 童兵:“入世一年的中国传媒市场新格局”,a.com.cn/ 20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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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教育生态学 综合英语 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1(a)-0125-02

20世纪90年代初,普通高校开始创办独立学院。独立学院一方面是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高等教育自身探索体制改革的尝试(戴林富,游俊,2006)。独立学院也称“三本学院”,生源质量介于普通本科与专科之间。国家教育部2000年颁布的《高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要求21世纪的英语人才应该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宽广的知识面、一定的专业知识、较强的能力和较好的素质。我国独立学院综合英语教学也参照了该大纲的要求。但是独立学院英语专业课程不仅要符合普通高等学校英语专业的要求,还要在英语人才培养上有自己的独特性。因此,综合英语的课程也要符合英语人才培养的独特性。独立学院英语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和其他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是有区别的。除了要培养学生良好的语言知识,更要培养他们的技能和工作能力,帮助学生将来面向市场,找到适合的工作。因此,对学生的要求不能和对一本,二本院校的学生一样,以培养学生的学术为主或者培养高尖端的口译员为主。独立学院要培养学生有一技之长,发展学生的专门用途英语,如会计英语和文秘英语。并和当地的企业合作,为学生提供实习基地,使学生在学中用,在用中学。而独立学院的综合英语教学就是要朝着这个目标,不盲目跟从其他高等院校,而是结合学生的特点,和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价值环境,找准教育定位。目前独立学院的综合英语教学面临的主要问题有:(1)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定位不准确;(2)教学理念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课堂模式传统单一、课程教学形式传统老套、教学内容与实际应用脱节;(3)独立学院英语专业学生基础薄弱,学习态度不够端正。该文将运用限制因子规律、教育生态位、耐度定律和最适度原则、花盆效应四个原理,从确定教学目标,创设生态化教学环境,创建真实性教学资源并设计情景化教学活动几个方面,对我国独立学院英语专业综合英语教学改革提出见解。

1 教育生态学

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和哲学家Haeckel提出生态学这一概念,指出它是研究生物体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学科(刘森林,2008)。生态是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黄远振2007)。根据生态学的观念,生态系统内的因子有机相连、相互作用,具有能量转换、物质循环代谢和信息传递的功能(孙芙蓉,谢利民,2006)。197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LawranceGremin首次提出了“教育生态学”的概念(陈坚林,2008)。教育生态学是一个新兴的交叉研究领域,其主要特点是应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探索教育规律(邓小泉,杜成宪,2009)。与自然生态一样,教育也是一个由多种因子有机相连的生态系统,生态因子对教育的发展起着促进或抑制的作用。学者们依据生态平衡、协同进化的原理和机制,研究教育与其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机理和规律(唐淑敏,2012)。生态教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教育过程中生物个体和群体“生命”的成长状态。吴鼎福,诸文蔚(2000)提出,教育生态学包括限制因子规律、耐度定律和最适度原则、花盆效应、教育生态位原理等11个基本原理。从教育生态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把综合英语课堂教学看成是“英语课堂生态系统”。在这个课堂生态系统中,有需要知识,需要成长的学生;勤劳和有技术的教师;还有适合学生学习知识的环境和各类动态因子,如教学资源,学生之间的关系等。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遵循生态学的规律,创造出良好的课堂环境,让学生能充分地吸收知识的养分。

2 独立学院综合英语教学的生态平失衡以及应对策略

课堂生态是由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价值环境构成的复合生态环境。生态平衡是指一定时间内生态系统中的生物与环境之间、生物个体与种群之间,通过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使他们相互间达到高度适应、协调和统一的状态(范国睿,2000)。从宏观层面来观察,我国独立学院综合英语生态因素失衡主要表现在:没有准确的教学定位,盲目跟从其他高等院校的教学模式;应试教学目标与学生全面发展失衡;教与学的失衡;课内学习与课外运用的失衡。

2.1 找主导性限制因子,提高综合英语教学质量

生态学的限制因子是指达到或超过生物耐受限度的因子。1840年,李比希研究了各种化学物质对植物的影响后发现,谷类作物的产量通常不是受它所大量需要的营养元素的限制,相反是受那些微量元素的限制。当植物所需营养物质降低到这种植物最小需求量以下时,这种营养素就会限制这种植物的生长。教育生态系统的限制因子定律以此为基础,又表现出一定的特性:(1)所有的生态因子都可以成为限制因子,因子量过多或者过少,都会产生限制作用;(2)有机体能对限制因子的作用产生适应机制,把限制因子变成为非限制因子(关文信,2003)。总的来说,现在课堂教学有三大主要限制因子:社会环境、教学理念和学生的学习态度(陈旗敏2008)。以下将从三个方面具体提出提高综合英语教学质量的办法:

2.2 把握教育生态位原理,确定教学目标

生态位是指一个群落中,每个物种都有不同于其他物种的时间、空间位置,也包括在生物群落中的功能地位。从教育生态系统的角度,每个学生在学校或者班级的生态环境中,都处于相应的位置,都有自己的生态位。综合英语课堂教学过程中的生态位,指生态系统中教师和学生这些生态因子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生态位主观上是受自身的知识、能力、性格等因素的影响;客观上会受到周围环境、他人评价,尤其是教师或其他成人的评价的影响。

独立学院专业学生的特殊性需要教师和学生们共同找准生态位。由于独立学院学生的高考录取分数均低于一本和二本分数,学生们英语基础薄弱,从入学起普遍都有自卑的心理。许多同学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如亲戚朋友对他们消极的评价。他们变得敏感而且脆弱、学习积极性不高、目标不明确、学习动力不强。班上的同学说出消极的语言,其他同学也会受到影响。如班上学生说,许多用人单位不招收独立学院的毕业生,英语专业的三本毕业生就业更难。学生的心理也影响他们上课的情绪。这时教师要多鼓励学生,做好情绪的疏导作用。而不是忽略学生的自卑心理,继续灌输学习知识。教师也要调整教学设计,做到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先从培养学生信心开始,并进行耐心疏导。并让班级中积极乐观的学生带动内向懒惰的学生,营造出积极向上的班级学风。培养学生积极的学习态度和人生态度,是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扫除学习障碍的首要任务。

2.3 遵循最适度原则,创设生态化教学环境并创建真实性教学资源

谢尔福德在1911年提出耐度定律。该定律是指一个生物能够出现,并且生存下来,必须依赖于一种复杂条件的存在。而如果要使一种生物灭绝,只要使其中的一个因子超过它的耐度即可。最适度的“度”是生态因子质和量的统一。教育生态系统也遵循该原则,对周围的生态环境和各种生态因子都有自己的适应范围和区间。

目前我国独立学院综合英语教学制约了英语专业学生的发展。传统的重输入、轻输出,重笔试、轻交际的的教学模式学生扼杀了学生对英语的兴趣。表现在学生上课昏昏欲睡,课堂表现力不强,学习效率不高。学生抱怨英语难学,学习的知识在现实生活中不会运用。目前的教学模式已经成为了限制学生吸收知识养分的因子,并一再挑战学生的忍耐度。教师的教学理念落后,教学形式单一,课堂上只有教师在照本宣科,独唱大戏。台下的学生只是观众,缺少参与互动的机会。因此,教育生态学要求教师遵循耐度定律和最适度原则,为学生创设最适度的生态化教学环境,包括物理环境和学生的心理环境,给学生充足的养分。综合英语课堂设计始终要以学生为中心,在课堂活动设计上考虑学生认知能力和语言水平,提高课堂活动的参与度。教师要平衡语言输入与语言输出的关系、笔试和交际的关系、教与学的关系,和学习书本知识和实际语言运用的关系。保证语言输入的真实性和多样性。语言输出入的真实性外语资源体现在教学材料和课堂言语活动两方面。教学材料不能仅限于课本,还要拓展到其他真实的语言材料,如外国网站,外文原版小说,外文电影等等。课堂言语真实性要求中教以准确的英语授课为主,汉语解释为辅,为英语语言输入提供准确性。并聘请外籍教师参与综合英语课堂授课,为学生提供真实的语言语境,与中教合作,进行教学互补。语言输入的多样性指丰富的课程资源,利息的多种形式,如文字、声音、图形和影像等。要用提问的方式让学生多思考,注重引导和鼓励学生进行语言产出。注重和学生的互动交流,不要抓住学生的语言错误不放,要多肯定学生的思想。把综合英语看成一个整体,听说结合,读写结合。听力为口语提供语境,口语产出为听力加深理解并巩固所学,并加入学生的创造,丰富口语的语言形式和内容。读也为写提供语境,而写作也更能使学生理解阅读内容,并结合学生的创造力,产出更好的文章。

2.4 摒弃花盆式的局部环境,创造真实情景语境

花盆是一个半人工、半自然的小生态环境,在空间上有局限性,还要人为地为之创造适宜的环境,一旦离开这个小生态环境,个体、群体将会失去生存能力。花盆种不出万年松。学生在封闭、半封闭的教育群体或教育系统中孤立地学习书本知识,学习的效率低,知识汲取的养分也少。摒弃花盆式环境,把学生至于开放式的教育生态环境中,才能实现与外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使学生得到生存与发展(刘森林,2008)。开放式的生态系统首先要求教师要有开放的教学理念。教师要给学生一杯水,就应该有一桶水,而且是一桶活水。如果教师也只是在一个花盆生态系统下吸取的养分,他们的定向思维就会决定课堂生态系统营养的稀少。因此,学校首先应该为教师提供进修的机会,提高教师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先为教师提供开放性的培训系统。其次,英语教学要把引导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社会,强化课内知识与课外语用的练习,注重课堂教学与外界社会的互动(单岩2007)。笔者认为,教师并不一定要真的走出课堂,在社会中授课。而是可以通过创造真实的情景语境,如利用多媒体播放外文影片和纪实片,带领学生阅读简易版外文小说,让学生间接体验外国的历史和文化;邀请外国留学生到课堂与学生互动,一起做游戏,做roleplay,让学生直接体验真实的语境,把所学的词汇和语法,真正运用到与外国人交流中去。学生变被动学习为对知识的主动探索,把课堂土壤延伸到更丰富的外部真实世界中。

3 结语

教育生态学为综合英语教学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它强调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综合英语教学就是一个教育微观生态,它应该是动态的,自由和谐的。而这种和谐生态环境的创造需要教师更新教学理念,在课堂中促进各种生态因子相互作用并发挥功能;找出主要的限制因子,找准独立学院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定位,减少学生受外界不良环境的影响;采取多鼓励少责备、小步子慢爬坡、低起点多反馈的教学策略,努力为学生创造开放式的真实情景环境,培养学生的自信,让学生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能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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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旗敏.教育生态学视野下的课堂教学[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1).

[3] 戴林富,游俊.创新独立学院人才培养模式刍议[J].中国高教研究,2006(1).

[4] 邓小泉,杜成宪.教育生态学研究二十年[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9(5).

[5] 范国睿.教育生态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6] 关文信.西方教育生态学理论对课堂教学监控的启示[J].外国教育研究,2003(11).

[7] 黄远振.生态哲学视域中的中国外语教育[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7.

[8] 康淑敏.教育生态视域下的外语教学设计[J].外语界,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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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孙芙蓉,谢利民.国外课堂生态研究述评[J].国外中小学教育,2006(4).

篇7

德鲁克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写于1966年,充分体现了德鲁克作为管理学大师的远见和洞察力。至今,仍常读常新,被奉为管理学经典之作。德鲁克自谕是一个“社会生态学家”,毕生致力于研究社会生态系统中“人、组织和社会”这三个最重要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探求三者间的和谐发展之道。正是在这本书中,德鲁克极富前瞻性地提出,现代企业组织与泰勒所处的工业时代已经相去甚远,其突出标志就是知识工作者的大量出现,进而成为主导社会组织发展的最重要力量。

与工厂‘工人不同的是,知识工作者的管理和绩效衡量都遇到了巨大挑战。德鲁克把那些“促进机构有效运转、负有行动和决策责任的知识工作者”都称为管理者。这样的管理架构就像越南丛林中的游击战土一样,每一名士兵都是指挥官,因此,每位知识工作者也都是管理者,他们中每个人的创新能力、行动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决定了一个组织的绩效。然而,在知识企业中,知识管理者的工作又如此难以监督,因此组织的效率往往取决于成员对自身能否进行有效的管理。此后的几十年中,德鲁克都在丰富和发展这一思想,并提出了现代组织管理核心在于“自我管理”的理念。

德鲁克这一管理思想也是对于传统管理学的反拨。在上世纪60年代,有效管理者被认为是“天生的”,有着某些一般人无法拥有的“个人才能和特质”。德鲁克则指出,有效的管理者没有一个是天生的,管理的有效性是可以后天习得,而且是源于某些管理习惯的。德鲁克在这本书中提出了有效管理者的“四大天敌”:一、管理者的时间往往只属于别人,而不属于自己;二、像所有人一样,管理者也容易墨守陈规;三、只有别人使用管理者的贡献时,管理者才具有了有效性;四、管理者身处组织之内,组织绩效却来自组织之外(如客户购买产品或服务形成企业利润等)。

针对管理者面临的种种现实困境,德鲁克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他关于提高管理者有效性的五点著名建议:一、善用时间;二、目标管理,而非工作本身,注重对外界的贡献;三、善于发挥自己和别人的优势;四、要事第一;五、善于做出有效的决策。今天,这五点建议已经被引为经典,广泛引用。

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说,他最喜欢的一本书就是德鲁克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不知读了多少遍”。而海尔的“日清工作法”(日事日毕,日清日高)等管理方法都得益于德鲁克“管理无奇事”等大师智慧的点拨。作为一代管理学宗师,德鲁克生前常常不忘提醒他的信徒们:管理不在知,而在行,诸如此类的经典管理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个世纪。

篇8

素之一。在对这一教学环境进行生态化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一种以认知

主体为核心的生态交互模式,以期优化这一教学环境。

关键词:大学英语网络教学;教学生态环境;建构主义;生态交互模式

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1-5795(2012)03-0062-0004

大学英语网络教学因其某些特点和建构主义的概

念相契合,因而被众多研究者所关注。关于“大学英语

教学”、“网络教学”和“建构主义”三者之间的结合点

以及相互关系频繁出现在众多研究成果中,比较具有

代表性的是丁刚等人(2003)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

为进一步将建构主义应用于大学英语网络教学的实践

奠定了基础。

网络教学环境是一种虚拟的教学环境,其由于主

导一主体时空分离和人一机交互模式等原因而与传统的

课堂教学模式相区别,但是由于其以“学生生命发展”

为主旨,能够“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求,尊重学生的

内心情感体验,引导学生树立积极探索的学习态度,激

发英语学习持久的内在动机,培育良好的英语学习兴

趣,形成有效的学习策略,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

能力和效力”(高凡、张媛媛,2010:199),因而也是一

种生态化的英语教学环境。与此相应的教学模式将学

习者作为环境中的有机体,通过对人、环境、人与人之

间、人与环境之间研究来揭示影响学习者学习效果的

多重因素和复杂的关系,因而学习者的“学”是我们研

究的核心问题(Anderson,1991:7)。同时,建构主义

所提倡的学习环境实质上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学

习环境”(乔纳森等,2002:2),与这一生态模式相似,

因而可以借助建构主义学习观指导对网络教学生态环

境的研究。

1 大学英语网络教学环境——服务于“学”的

虚拟教学环境

“教”和“学”是教学活动中双向互动的两个过程,

通过对两者基本规律的研究,顾日国(2005:6)发现,

从理论上来说“教服务于学”、“教的职能是助学”,但

“从社会集团层次上讲,由国家提供的正规教育迄今为

止可以说是学为了教的教育”。网络教学则不然,某种

程度上来说,它实现了“基于学而教”这一理想,是一

种个性化的教育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知识(信息资

源)是数字化的,学生之间及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往是

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进行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象

是人一机交互的模式。对单个的学习者而言,除他/她

之外的一切学习因素都是虚拟的,学习者对计算机的

操作似乎就是对信息和交互对方的操作,因而其主体

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彰显,虚拟学习环境的其他因素

都是为学习者的“学”而服务的。这一体系看似有主

体性发挥泛滥之嫌,但实际上却在其对学习者的“框束

功能”和“机遇功能”的合力作用下可以平稳发展,并

且,网络虚拟环境更有利于“变框束为机遇”(顾日国,

2005:8)。

2 大学英语网络教学环境中的生态问题

2.1 教育生态化

教育生态化是指将生态学的相关原理运用到教育

研究中。“生态学”的概念被引进教育研究始自美国学

者Lawrence Gremin。1976年他在《公共教育》一书中首

次提出了“教育生态学”这一概念。我国学者刘森林

(2008:33)认为:“教育生态学研究教育与其周围生态环

境(包括自然的、社会的、道德的、生理和心理的)之间相

互作用的规律和机理,其核心内容是教育的生态平衡。”

教育中的生态问题研究既有关于整体教育模型的假设

(顾日国,2005),也有针对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生态化

环境设计(刘森林,2008),还有关于“教育信息生态学”

学科构建的构想(朱永海、张新明,2008),总体来说都

是围绕优化“教学环境”来展开的。在本世纪初由Tudor

和Leather两位学者将生态学概念引入到了外语教学环

境的研究中(刘森林,2008:33;高凡、张媛媛,2010:

199;魏晶,2010:70),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上述研

究即是分别针对外语教学中的不同生态问题而展开的,

分别涉及教育生态系统中的主体问题和环境问题。

2.2 生态化的网络教学系统

随着教育科学不断发展,尤其是信息网络时代的到

来,虚拟的网络教学环境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其中的

生态问题也为人们所关注。魏晶在研究中指出,“多媒体

网络生态课堂环境是一种动态的生态系统,系统中的因

素包括生物因素和环境因素。这里的生物因素是学习者

和老师。”陈琦和张建伟(2003:92-94)将学习生态系统定

义为“由学习社群及其物理的和虚拟的学习环境构成的

自成一体的实体”,其基本构成包括“学习者/学习社群”

以及“他们所学习和生活其中的学习生态环境”其中学习

环境指的是信息资源、技术工具和社群一学习过程中

可能发生交往的人,包括教师、同学。

从以上研究中我们发现,生态化的教学观强调教

学过程中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强调个体发展的平

衡性及个体发展与其他个体、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之

间的相互联系,体现了“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

思想,同时还体现了“人本主义”的教学理念。在网络

外语教学实践中,通过合理的教学管理,虚拟教学环境

可以在“平衡一不平衡一平衡”的动态平衡中不断发

展和优化,并与传统课堂教学相互补充,共同致力于促

进学习者英语学习能力的全面提高。

2.3 大学英语网络教学生态环境与传统课堂生态环

境相比的优势与不足

与传统课堂生态环境相比,网络生态教学环境既有

其无可比拟的优势,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因而还不能彻底

地取代前者,在具体大学英语教学实践中两者只能优势

互补。从生态学角度来看,网络英语教学环境具有以下

优势:①网络信息资源丰富,且时间充裕,弥补课堂教学

在有限时间内的信息“资源缺乏”的局限;②多媒体及网

络信息技术保证“多种渠道输入信息”(魏晶,2010:71),

学生接触信息的方式也多样化,创设了一种“多样性”的

信息生态环境,另外对语言学习来说,可以实现听、说练习

的反复操练,巩固学习效果;③学习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时

间及学习进度相对自由地安排学习时间,学习自主性加

强;④学习者之间可以有效地通过协作交流实现资源共

享,在讨论中实现问题解决,实践一种“开放式”学习,并

且在这种学习环境下“学习者学习效果和人力资源的利

用达到最大化”(张立新、李世政,2008:6);⑤网络教学

环境有利于实现“个性化”和“差异性”教学,体现了关注

“教育过程中生物个体和群体‘生命’的存在状态”(高凡、

张媛媛,2010:199)的理念;⑥在网络环境下管理者(教

师)可以有效跟踪学生的学习过程,并及时对环境中的不

利因素进行监控和引导,使系统平衡发展。

网络英语教学环境中也存在一些影响系统平衡、有

序发展的不利因素,具体表现为:①对学习者自主学习

能力要求较高,在监管缺失或不力的情况下会导致学习

“漫游”,影响学习效果;②对学习者有一定的多媒体及

网络技术要求,如果达不到则直接影响学习效果;③信

息资源分布不均,并且“信息污染”会导致学习环境的

“生态危机”(张立新、李世改,2008:5);④由于学习者

对网络教学环境的不适应而导致交流、协作活动不能有

效进行;⑤当个别学习超出一定范围时管理者(教师)

便不容易再对整体教学程序进行设计和评估;⑥长时

间使用计算机会导致学习者视觉疲劳,甚至影响身体健

康;⑦在目前的大学英语教学实践中,尽管多媒体网络

英语教学在听说、阅读、翻译与写作的教学上成效显著,

但在词汇与结构和完形填空教学方面与传统课堂教学

相比没有突出优势(金成星、李新国,2010:67)。

针对网络教学中的优势和不足,并结合大学英语

网络教学实践,我们认为提倡“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

建构主义的学习观和学习环境理论可以有效地帮助解

决其中的某些问题,优化网络教学生态环境。

3 建构主义理论下的大学英语网络教学生态

系统

3.1 建构主义理论下的知识观、学习观和教学观

建构主义是目前众多应用于教学实践的理论之

一,是认知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张建伟、陈琦,1996:

75)。尽管流派纷呈,在教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众多

的建构主义者的观点仍然是一致的,形成了独特的知

识观、学习观和教学观。

建构主义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主体与客体相互

作用的结果,是不能传递的,而只能由学习者建构起来

(Jonassen,1995:9)。因而与此相适应的教学观认为,

教学的作用并不在于直接传授给学生知识,而在于给

了学生有效的活动机会,学生在活动和互动过程中、在

问题解决过程中建构自己的知识(陈琦、张建伟,

2003:91)。因而“学习”也被认为是在一定情境下,借

助其他人的帮助,即通过人际间的写作活动而实现的

意义建构过程(何克抗,1997:4),是一种社会性、相互

性的合作学习(Skehan,1999)。

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对大学英语网络教学最

具有实践意义的是它所提倡的学习环境。众多的研究

者认为,“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建

构主义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意义建构”是目的

也是核心;“情境”,特别是真实情境是“意义构建”的

必要前提(王湘玲等,2002:21);“协作”、“会话”则是

方式和手段。何克抗(1997:5)在研究中提出了与建

构主义学习理论以及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相适应的一种

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由教师

起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的作用,利用情境、

协作、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

极性和首创精神,最终达到使学生有效地实现对当前

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的目的。”这一模式突出了学习者

在意义建构过程中的主体性和主动性、教师的主导作

用以及教学中情境、交流的重要工具性作用。它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语言课堂教学过程中以教师为中

心、教学内容以易于进行系统阐释的语法知识为主、互

动、交流不足而导致“哑巴英语”现象普遍存在等问题

的不足,因此被后来众多的语言教学研究者所接受,并

被应用到问题研究的实际中,本论文也基本赞同这一

模式。

3.2 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优化大学英语网络

教学生态环境的模式

建构主义的学习环境所关注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

与教学生态环境所关注的问题相契合,尤其是建构主

义所倡导的教学模式对改善和优化网络教学生态环境

中的一些不足之处具有指导意义。

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大学英语网络生态教学系

统的设计应以学习者为中心,通过其与周围环境的互

动来完成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保证这一过程

顺利进行的条件是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指导下学习

者与学习环境中的各构成因素——包括信息资源、技

术工具和交往社群——之间形成一种生态交往模式,

主要包括三种形式:①认知主体问生态交互;②认知主

体与认知工具间生态交互;③认知主体与客体问生态

交互。

认知主体问生态交互,指学习者与助学者之间的

交互。这里的助学者包括教师以及学习者,在建构主

义所倡导的“合作学习”中,每一位个体学习者都是其

他学习者的助学者。通过教师的指导和学习者之间的

协作、交流,信息资源可以有效地得以共享,“每个人既

分享外界的知识,同时又共享自己的知识,既是知识的

‘消费者’,又是资源的设计者、知识的‘生产者”’(陈

琦、张建伟,2003:93),保证了教学生态系统中的“能

量守恒”。

认知主体与认知工具间生态交互,即一种积极健

康的“人一机”交互模式。建构主义认为,多媒体网络

技术是协助学习者进行意义建构的最理想的“认知工

具”(陈琦、张建伟,2003:92),但是它不能替代主体自

动完成意义建构。无论网络的功能多强大,它必须服

务于人的认知需求,符合人的认知规律。生态平衡的

学习系统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的,学习者应当合

理、正确地利用多媒体网络技术服务于学习活动,提升

自己各方面的技能,而不是成为网络的奴隶,被网络所

牵制。一方面长时间面对计算机工作会对人的健康造

成威胁;另一方面,沉迷于虚拟的网络环境会造成人与

真实社会环境的隔离,不利于其身心健康发展。这些因

素都会导致网络教学环境的“生态危机”,只有克服了这

些弊端才能营造一种健康的“人一机”生态交互模式。

认知主体与客体间生态交互,指学习者与信息资

源的生态交互。网络资源虽然信息量大,但分布不均,

且质量参差不齐;而且“信息污染”严重,导致网络信

息环境不安全,资源利用不够优化。另外,建构主义并

不是普适的,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适合于在网络环境

下进行“意义建构”,例如,词汇和结构等学习内容不

太适合在网络教学环境中建构。同时,由于学习者受

到自身的多媒体网络应用技术能力的限制,以及把握

信息、对信息进行整理、分析能力不强,也会导致对网

络教学环境不适应,不能有效利用资源。因而监控网

络信息环境和及时进行技术指导一定要落实在网络教

学过程中,才能保证其顺利进行。

最后,教师在具体的教学设计中还应注意以下问

题:①教师应组成教学小组对网络教学环境进行管理,

形成“多对多”的教辅模式,并且依照每位教师的专长

对教学内容及活动板块进行分区管理。这样可以确保

教师在每个领域的指导能力上都是合格的,符合学生

智力发展的“最近发展区”理论。②要做到多媒体网

络教学和课堂教学的有效结合。如前所述,这两种教

学模式在目前教学实践中不可相互替代,只能优势互

补。教师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一定要做到从实际出

发,针对教学内容的性质合理安排最合适的教学模式。

③在网络教学环境中,教师作为指导者、管理者既要

“在场”又要“隐形”。网络信息环境客观要求教师必

须在场,而创设“真实”交际语境的现实又要求隐去教

师“权威”的干涉,使交流自然、自发。理想状况下,教

师自身也以“学习者”身份参与交流、讨论。

4 结语

相比于传统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建构主义视角下

的网络教学突出了情境、协作、交流等理念,同时也为

语言的实际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持和交流平台,达到了

“交流尽在指间”。在网络教学生态系统中,“生态平

衡”与“生态危机”共生,只有转弊为利,化解危机使生

态系统不断达到新的平衡,才能有效优化环境,保证学

习者健康、全面发展。通过对这一虚拟环境和建构主

义的学习理论的研究,我们发现两者都关注于以学习

者为中心营造和谐的学习环境。以建构主义学习观的

具体内容为指导,我们提出了大学英语网络教学生态

篇9

关键词:流域;生态补偿;地理学

当前,随着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环境保护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生态补偿问题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生态补偿问题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提出的一个较新课题,从国内外生态补偿的相关研究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生态补偿的内涵的解释;[1-5]第二,生态补偿的理论研究;[6-8]第三,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9-12]流域是完整的地理与生态系统区域,是实施生态补偿的典型单元。流域生态补偿是生态补偿应用领域的拓展,体现生态责任和生态利益分配正义,是调节流域社会公平、建立和谐社会、实现流域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经济手段。[13]地理学科具有区域性和综合性的学科特点,其在流域生态补偿研究中具有特殊作用和地位。因此,从地理学角度分析流域生态补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1 流域生态补偿的地理学理论基础

1.1 地理环境整体性理论

地理环境整体性是指地域系统内各组分及要素在地理空间上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形成的内部相对统一的整体,主要表现在一个要素(组分)的变化将带来另外一个要素(组分)的变化,这些变化又受到整体的制约。整体性不仅是地理环境的基本性质之一,而且也是地理学的基本原理之一。[14]国际上所说的“生态补偿”主要是指:通过改善被破坏地区的生态系统状况或建立新的具有相当的生态功能或质量的栖息地,来补偿由于经济开发或经济建设而导致的现有的生态系统功能或质量下降或破坏,保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15-16]显然,从这个概念来看,它是把生态系统做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其中的一部分受到破坏,必然影响其他部分。为了保持其整体的平衡,通过人为的其他手段来实现补偿很有可能和必要。

1.2 人地关系协调论

人地关系协调论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理论,指一定生产方式下从事各种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人,有意识的同自然进行物质交换,与自然界诸要素有规律结合,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流域生态事关人与流域生态环境的和谐相处、区域间协调发展、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等问题。流域生态补偿现已成为协调被破坏了的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重要措施,它试图通过政策、财政、税收等手段来协调流域上游地区与下游地区、环境受益区与受损区及自然环境系统与社会人文系统之间的关系,是人地关系协调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人地关系协调论也是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理论之一。

1.3 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是环境保护的压力与经济增长的动力这样两种力量的妥协或矛盾的统一,它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核心是发展;第二,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协调;第三,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协调;第四,环境保护与人类发展的协调。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对流域内的水资源、森林、草原、湿地等进行有效保护,协调部分与整体、当代与后代、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使代内与代际之间拥有同样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权利。因此,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是在可持续发展理论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1.4 地理区划理论

地球表层系统的各要素最主要的特点是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不均。因此,作为地理学工作者,对地理空间按照需要进行区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以地域分异规律、发生统一原则、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综合因素和主导因素相结合等原则进行。在流域生态补偿过程中,必然涉及到流域补偿主体与客体的地理空间区划,因此,区域内的统一性和区域间的差异性是指导流域补偿空间规划的基本思路。

2 流域生态补偿的几个关键问题

2.1 生态受益区与受损区的区域界定问题,即“谁补谁”的问题

划定流域生态补偿主客体的地理范围,判断生态补偿机制中的受损区和受益区是生态补偿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谁受益、谁补偿”是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因此,在生态补偿开展之前,确定生态补偿的主体,明确生态补偿中受益区和受损区是生态补偿中的关键问题。在划定补偿区域的过程中,研究生态受损区所提供的生态服务基本特征、地理方向(或地理路径)、分布范围或基本分布格局,得到受损区与受益区的基本事实,进而界定流域中的受损区和受益区。

是流域生态补偿过程中区域划分的一个基本方法。如在确立受益主体时,可根据获得水资源补给(包括生态需水)、大气质量改善等关联分析,得到“直接受益地区”,根据碳循环和其他物质循环的相对均衡、同一景观区域内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完好程度和自然生产力(总量)的增加,判断“间接受益地区”,据此承担不同程度的补偿责任。

2.2 补偿标准的计算问题,即“补多少”的问题

建立生态补偿的量化评估指标体系,计算相关补偿费用。在流域生态补偿的过程中,必然产生不同区域为确保主体生态安全而与其自身经济发展的矛盾,受益区和受损区之间补偿额度多少一直是双方争议的焦点。目前对生态系统的价值评估没有统一的方法,在学术界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只有建立起科学的、全面的、可行的计量模式,对生态系统中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等进行相应的经济评估,并以此为依据制定相应的生态补偿标准和出台相应的政策与制度,才是协调各区域公平与共同发展的根本途径。建立生态补偿的量化评估指标体系就是要将生态系统的产品及其生态功能转化为人们明显感知的货币值,这不仅能较好地反应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本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为生态补偿提供了可以依据的合理标准,为生态补偿的实施提供有效帮助。

2.3 补偿途径的选择问题,即“怎么补”的问题

流域生态补偿的途径有很多,主要有资金补偿、实物补偿、政策补偿、项目补偿和智力补偿等。这些补偿途径各有利弊:前两者在补偿中的优势是让被补偿方拥有较大的灵活性,方便快捷,属于“输血式”补偿,但很有可能转化为消费性支出,不能从机制上保障补偿真正能够起到保护生态的作用,并有可能造成被补偿区对生态补偿的路径依赖,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而后三者是将补偿资金转化为技术项目或是政策支持安排到被补偿方(地区),从而增加落后地区发展潜力,形成造血机能与自我发展机制,使外部补偿转化为自我积累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17]这几种补偿方式属于“造血式”补偿方式,这种方式见效慢,周期长,且很难直接用货币进行量化,操作不便。因此,在流域生态补偿的过程中,如何根据不同的区域特色选择合适的补尝途径十分必要,也是事关生态补偿能否成功的关键。 3 地理学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关联点

流域生态补偿的研究涉及到生态学、环境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当然也离不开地理学科的支撑,地理学者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寻找到地理学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关联点。

3.1 主体功能区划与流域生态补偿

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要根据资源承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从全局利益出发,将我国国土空间划分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等四种功能区,并对不同功能区在发展重点、政策支持及业绩考核等方面区别对待,采用不同的标准。对于限制和禁止开发区而言,必然导致发展机会的丧失、公共物品的流失,甚至还要承担相应的生态恢复和建设的额外成本支出。基于此,为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在主体功能区划的过程中实施生态补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主体功能区划背景下实施生态补偿其自身的特点和内容:首先,这种机制建设应重点考虑于区域之间的利益不平衡,各类主体功能区是问题的主体。其次,由于主体功能区这一区域类型的独特性, 政府的作用显得十分重要。生态补偿的目的是要弥和区域间生态、环境和经济利益的不平衡,重点回答谁来补、补给谁、补多少、怎么补等核心问题。[18]区域外部性、空间格局(自然、经济)、区域本底的性质和区域结构(产业、人口、就业等)等方面是分析生态补偿问题的重要地学基础要素,生态补偿核心问题的解决必须以这些地学要素的基本特征为基础。[19-20]

作为主体功能区划分依据的流域而言,其整体性很强,上下游彼此关联度很高,并且受行政区划的影响很大。因此,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必须以地理学思想为指导,充分讨论流域不同功能区之间的空间差异,分析这种空间差异的总体特征和基本格局,并从地理运动与过程、地理要素禀赋的价值计算等方面进行科学分析,从而建立和完善主体功能区之间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3.2 新经济地理学与流域生态补偿

早期的主流经济理论忽视了空间因素对经济影响的重要性。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通过空

间作用力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均衡分布,将空间经济学引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中,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新经济地理理论与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关系密切,从流域的污染成本计算而言,由于污染的净成本推动力使下游地区的生产成本增加,在利益驱动下要素必然从下游地区流向上游地区,而生产向上游地区集中更进一步地增加了下游地区的污染,从而使经济陷入污染的循环累积陷阱,导致污染外部性下的市场失灵。[21]因此,对流域的上下游实施政府干预性的生态补偿是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政策。在实施流域生态补偿的过程中,因为各级政府发挥的作用不一,政府间的博弈导致利益相关方均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争取利益最大化,导致政府调控失灵,这就要求上一级政府在协调下一级政府(区际)之间的生态补偿政策发挥主导作用。就流域生态补偿而言,中央政府在流域上下游的生态补偿中,可通过财政和税收政策推进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

3.3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流域生态补偿

在流域生态补偿过程中,生态补偿的具体实施者——政府在其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它既要追求资产收益的最大化,同时又要追求环境与经济的协调统一。这种双重身份的角色决定了政府在经济与生态之间的选择十分纠结。因此,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发展机会的竞争等问题是摆在上下级政府及同级政府之间的关键问题。而生态本身公共物品的属性决定了它的尴尬处境,政府尽管有提供公共物品的基本职能,但在现行的政府绩效评价体制之下,它提供公共物品的积极性不高,在生态与经济的选择过程中更趋向于选择区域经济发展。

在流域生态补偿过程中,我们应该充分考虑流域各区域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尤其是要协调好上下游各区域之间的关系,解决好“经济不生态”和“生态不经济”之间的矛盾。当流域内各区域横向之间出现利益矛盾和关系冲突的时候, 上级政府的协调作用非常重要。在上级政府主持下促进流域各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上游地区为下游地区提供了正面的外部作用,并因此从那些区域获得生态补偿,是我国当前生态补偿问题的焦点。[22]

3.4 流域生态系统价值评估与流域生态补偿

科学制定生态系统价值评估体系一直是制定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环节和难点问题。李文华院士认为,广义的生态补偿,应该包括社会公平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对因环境保护而丧失发展机会的区域内的居民进行资金、技术、实物上的补偿和政策上的优惠;另一方面,对为增进环境保护意识,提高环境保护水平而产生的科研、教育费用等进行补贴。[23]因此,在实施生态补偿机制之前对利益相关方进行评估,给出一个可以实施的补贴标准,这就要求我们要准确把握生态系统价值,建立相关的评估体系。目前,国内外的计算思路大体可以分为两种: 生态建设成本核算法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核算法。张伟(2010年)等提出:“地理要素禀赋当量”的测算方式,从地理要素的角度提出了社会生态补偿的区域空间分配标准,这是从地理学角度测算生态补偿的一种新方法。地理要素禀赋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重要,因其空间差异将引起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同样也是生态补偿的根本原因,在具体的社会生态补偿过程中,各地区地理要素禀赋的差异及其对社会公平和区域发展的影响程度,就应该成为实施补偿的重要标准。[24]

综上所述,从地理学角度探讨流域生态补偿是一种很好的途径。流域所特有的综合特征和地理要素的空间差异,决定了其补偿能力、补偿成本和补偿效益存在较明显的空间差异。因此,要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就必须在地理学理论的基础上,探讨这种地理空间差异,并努力寻求具有地理意义的生态补偿方式,这种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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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海德格尔;生态自然观;自然;艺术

当代生态伦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因,在于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遭到了史无前例的蹂躏与破坏,从而导致了自然与人的关系危机,而这种自然与人的关系危机不仅仅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政治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如何理解人、如何理解自然的统领全局性的问题。但是对如何理解自然与人的关系、如何对待和保护自然,则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把环境恶化归因于人类中心主义,因而提出了与之相对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另一种则把环境恶化归因于只关注自然的工具价值而忽视自然本身的内在价值,因此要求人类重视自然的内在价值。这两种自然保护主义思想并未从根本上探明环境危机的真正始因。一如德国哲学家梅勒所言:“生态哲学的初始问题是关于人类中心论和自然的内在固有价值的讨论,而它的核心问题,我认为,是关于自然之异化的问题。”显然,在梅勒看来,仅仅局限于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内在价值的讨论,还只是生态哲学的初始问题,并未触及“自然异化”这一自然哲学的“核心问题”,不过,梅勒的这一核心问题在海德格尔那里得到具体的阐明。

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预见性地洞悉到,现代技术时代的地球已然面临着某种不祥的命运,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将陷入严重的生存困境,因此他曾一度放弃《存在与时间》的写作计划,转向对西方现代技术和欧洲现代性传统的批评和反思,力图把西方人惯有的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偏执,导向至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崭新方向,使人类能够有一个适于居住的自然寓所。海德格尔敏锐地认识到,技术时代的危险是由人随意主宰地球和自然所导致的,人类过分地对自然万物施加其主体性的暴虐,以技术霸权宰制一切,陷人自我主体主义的僧妄之中。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人们的观念,在于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论和“人是自然的主宰”的观点,因此问题的理解必须依赖于对“人的本质”在当下的改变而进行。

一.人类的现当代本质与自然的异化

1.人类的现当代本质

西方思想史长期以来都以人类自身为中心,反映在观念中就是过分强调人类的主体性。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又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康德说:“人就是目的本身,人的目的是绝对的价值”。尼采说“上帝已死”,人的时代已然来临。这种人类自我中心的人道主义逐渐成为人们的主导意,人类成为世界的中心,甚至成为世界的主宰。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凭藉科学技术赋予人类的理性翅膀,人类对地球的宰制和蹂躏日益肆无忌惮。如果说古代哲学家们对人的本质的论断还只是表现出某种理论上的武断,那么,现代的人类已经将这种理论的武断变成了实践意志的任意宰制。诚如海德格尔所说,这是一个祛魔的时代,但更是一个附魔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似乎只有人类想不到的,没有人类做不到的。的确,是人在为“存在者”提供价值尺度,是人在决定:什么东西是存在的和应该存在的以及什么东西将会继续存在。但现代人使用的唯一尺度只是技术和人自身的需要,凡是符合人类自身目的或符合技术需要的东西才应该是现实的。人在实际上成为了这个世的唯一目的,相应地,世界只能作为人的对象,成为人类主体得以显现的中介。这或许可以理解为罗蒂关于“自然之镜”的另一层不曾揭示的隐意:地球不过是照现人类主体性影像的一面镜子。地球因此被作为任意摆弄的玩偶,甚至成为私心膨胀的人类主体随意攻击的对象。自然成为技术的奴隶,所有其他存在者都只是作为工具和对象而存在。当尼采宣称“上帝已死”时,人似乎就取代了上帝,一跃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主人。海德格尔忧心地感叹道:“到处都是脱出了存在的真理的人作为理性的生物,围绕着自己本身转圈子”。无疑,从这点上来说,主体性已然成为新时代人的本质。

2.自然的异化

谈及自然,则不可回避自然的原初及异化。海德格尔认为,在人们把希腊文的自然翻译为拉丁文的自然(natura)时,就把后来的一些因素转嫁到自然的原初意义上,从而把促使自然界或自然物显现的自然当做触目可及的自然物来对待,使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然隐匿不彰。相对于自然物而言,自然是远比自然物更为原始和古老的存在,是自然物得以澄明的本源。自然蕴含在自然物之中并通过自然物表现出来,而自然物被自然所规定并依据自然生成和变化,自然离开了自然物则无所栖身,而自然物缺乏自然也就丧失了自身的规定性。然而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到来,源初的自然失去了自身的庇护,变成了人们可以任意剥夺的客观之物,自然按照人的意志和目的发展,自然的神圣性和自明性不复存在。这种对“自然的祛魅”不但使源初的自然隐而不彰,而且使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和实践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致于人们对待自然的思维方式、目的态度和审美经验中都是用对待自然物的方式对待自然本身。正是在这样历史性的“祛魅”活动中,自然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自然异化了。

自然的异化同时也与人们对待自然的对象性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这种对象性思维把变动不居的现成自然作为自己理论建构的前提,而从不考虑自然的创生问题。人类以把握自然物中不变的东西为目的,所以古希腊哲学家认为只要抓住了变化多端的事物和事物之间的运行规律和结构,就等于说抓住了世界的本原。如果说古希腊时期对待自然的对象性方式与自然的本义还多少有所牵连的话,那么,到了近代,特别是受基督教神学思想的洗礼之后,自然彻底地被理解为人的创造物。海德格尔认为正是由于人们对待自然的方式,使世界进入了图像时代,以致于横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屏障越来越厚重,人们已无法真正接近自在自持的自然本身了。即使人们接近自然,也不把自然当做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生命来对待,而是当做机械的、只有因果关系的物来看待。而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现代技术带给人类生产力的极大解放,物质财富的空前增加,人类生活的空前便捷,现代技术对待自然的态度已成为人类的价值标准和宰制性力量,人类在沉浸于现代技术带给人类的繁华和时尚、文明的生活的同时,却丝毫意识不到自身岌岌可危的现实处境。那么,如何地改善当下的困境呢?海德格尔提出由艺术通向人与自然和谐的途径。

二. 艺术:自然拯救之路

在西方艺术发展史上,艺术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常遭人诟病。虽然不少思想家竭力为艺术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但也难抵艺术“终结”的历史命运。海德格尔却不但力挺艺术在当代社会的价值,而且把艺术看做是关切和保护自然的守护神,是化解人与自然异化的通衢。他提醒人们:“人的本质在于:人比单纯的被设想为理性的生物的人更多一些”。“更多一些”在此不能用加法的方式来理解,并不意味着流传下来的人的定义是基本规定,然后只需再加上某种东西,扩充一下原有的内涵就行了。海氏所谓“更多一些”的意思是:“更原始些而在本质上更本质性些”,即“人不是存在者的主人,人是存在的看护者”。在这种观念的变更中,人并无亏损,而是有所增获。正因为由于人少了一些主体性或自我僧妄,他才真正进入了存在的真理中,或更接近于存在的真理。他获得了这种“看护者”的具有本质意义的赤贫,“而这种看护者的尊严就在于被存在本身召唤到存在的真理的真处中去”。然而,在当时,在对人的主体性的一片颂扬声中,海德格尔的声音显得格外的清冷和孤寂。

既然“人不是存在者的主人,人是存在的看护者”,那么人类应该怎样生活呢?海德格尔引用荷尔德林的诗句“人充满劳绩,但仍诗意地安居于大地之上”,以此表达了他自己对人类本真的生存方式的追求:在大地上居住,即要维护大地。这意味着把大地当作“服务性的基础的东西”来加以保护,把它当作“欣欣向荣的结果实者,它伸展在岩石和五湖四海中,涌现为植物和动物”。海德格尔指出,在现时代,大地恰恰没有在它的本质方面受到维护,而是被无节制地利用和消耗。在技术本质主义的统治下,它被限定在能量和原料的功能上;在“形而上”的道德伦理学统治下,大地成为“荒芜”,它被迫交出“不可能的东西”。这种盲目的过度使用,使世界在坍塌,地球在荒芜,人的所有基本生存条件遭受日益严重的破坏。

为了挽救自然日遭沉沦的命运,让自然如其所是地呈现出来,我们必须事先赢获通达自然的正确方式,海德格尔认为为了赢获通达自然的方式,就必须回归源初的技艺而非今日意义上的艺术(art),使自然在艺术作品中得到本真的呈现。而自然之所以在艺术作品中得以本真的呈现,就是由于技艺虽然是人的一种实践行为,但这一实践行为并非以概念的把握和功利的满足为目的,而是尽量让物自身来道说。正如康德所言:“(艺术)尽管它是有意的,但却不显得是有意的”。就是说,美的艺术必须看上去像是自然,虽然人们意识到它是艺术。正是在此意义上,自然在技艺以其去主体的方式使自然得以如其本然的呈现,达到自然与艺术同一的境地。恰如康德所说:自然是美的,如果它看上去同时像是艺术;而艺术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它是艺术而在我们看来它却又像自然时,才能被称为美的。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的获得以及“艺术”的通达在于摒弃物质功利性的眼光,而使艺术以失其主体和非对象的方式去克服环境恶化的根源——人类中心主义。以整体关联去超度个别存在的短暂,这就是一种诗意的存在。至此,海德格尔已从存在的根本意义上提出了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具有理想化色彩的生态学概念,即“诗意地栖居”。(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冈特·绍依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宋祖良.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3]李学军.重返人与自然的本源关系[J].社会科学集刊.2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