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对社会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学对社会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我国农村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与障碍

1.二元经济格局迟迟不能改变

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由于中国经济特有的生产要素禀赋特征、经济体制特征，三次产业的演变不同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首先是中国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二元结构特征迟迟不能转变和消失，虽然农业占整个GDP的产值比重不断下降(降到10%以下)，但是农业吸纳的就业人口比重仍然居高不下(近50%)，使得三农问题在中国长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其次，服务业的发展大大落后于工业的发展，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长期缓慢，无法吸纳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工业中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劳动力的转移。

2.农业资本投入不足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一份报告显示，2003年用于农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仅为11.5%，这与我国农村拥有9亿农民相比不成比例。同时，由于农村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减弱了农村吸引社会投资的能力。从农业信贷规模发展情况来看，农业信贷规模有所扩大，但是农业贷款占银行贷款总额的年均比重不到3%，农业企业和农户贷款相比之下比较难。国务院在1996年便出台了《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但实际上农村建设、发展的信贷资金很难到位，而且农村大量资金外流现象严重。

3.农村劳动力质量与边际产出较低

建国后，为优先保证工业建设所需资源，我国建立了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这一方面使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也为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制造了制度性的障碍，造成了我国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受城乡分割治理的影响，我国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较城市而言要低得多，教育投入更是不足；同时，由于薪资待遇的城乡差异大，农村人才难以回流。于是便形成一种悖论，贫穷的农村越需要人才，却越是难以获得人才。人才短缺造成新农村建设中智力支持的缺位。农村普遍存在的高素质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源短缺现象，导致农村劳动力的质量与边际产出较低。

4.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较低

目前我国的农业科技贡献率为48%左右，而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70%—80%。从整体来看，我国科技自主创新实力薄弱、核心技术缺乏，农业科学研究多数仍属于“跟踪式”、“模仿式”或“转化式”研究。表现为：一些出口创汇农产品品种和重大技术装备仍主要依赖进口；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不健全，科技成果转化环节薄弱，很多成果不能变成现实生产力；农民科技素质总体不高，对新技术的吸纳能力不强，农业科技普及不普遍；农业科技投入总量偏低，创新与应用体系建设有待加强，农业科技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还没有根本消除。

二、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建议

1.政府应加大农业发展的资金投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

要实现农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政府必须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针对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中水资源严重匮乏的现状，政府应出巨资兴建和维护水利设施，在干旱时期通过蓄水工程或人工降雨等方式为农户提供价格低廉的农业用水，解决干旱地区农业生产的缺水困难。政府还应定期拨款改良土质。虽然我国农村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农户拥有几十年的土地经营权，但对于土质的改良等生产要素的资金投入，政府仍然有责任负担部分投资费用。此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准确、快速的信息对于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各级政府可以有线电视网络为基础，尽快建立上下畅通、灵敏快捷的信息网络体系。同时，全面开发利用国内外信息资源，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加入因特网，让农民通过因特网充分利用社会信息资源，推动农业发展。

2.构建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为新农村建设全力提供资金支持

近年来，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增加较多，但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和农村发展的客观需要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要坚持以服务“三农”为宗旨，加快金融业立法，确保农村金融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运作，努力构建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要以市场化为导向，在充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并稳步推进包括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邮政储蓄在内的农村金融机构改革，支持并鼓励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组织的发展，合理分工，适度引入竞争机制，全面构建多层次、高质量的农村金融体系；要以商业化为要求，努力拓展农村金融业务，探索支农的新方法、新途径，优化信贷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强盈利能力，努力促进资金回流；要借鉴发达国家农村金融的先进经验，逐步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覆盖全农村的农业保险体系，提高农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3.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促进农村科技进步

21世纪农业的竞争，说到底是农业科技尤其是高科技的竞争。改革目前我国农业科研与推广相脱节的体制和机制，政府应专门拨出经费，形成农业教育、科研、科技推广三位一体的科技服务体系。各地区应设立至少一所农业技术学校(推广站)，承担本地区农民的技术普及工作。技校还应承担起当地农业科研任务，把科研成果及时用于当地的生产中，提高技术转化速度。此外，技校科技人员还应深入田间地头，随时解决农民生产中存在的技术问题。通过三位一体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逐步提高我国农民的素质与技术水平。另外，继续加大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与扶持力度，全面推行九年义务教育，着力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与技能。

4.逐步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要以新型工业化道路为指引，努力提高工业化的速度与质量，系统带动城市化；要以提高城市化质量为核心，科学规划，大力促进结构升级与产业集聚，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要加快城镇住房、就业、医疗及社会保障等多项制度改革，优化生活环境；要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实行城乡平等的劳动力就业政策，强化法律约束，切实规范劳动力市场，保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做好失地农民的补偿及社会保障工作，切实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

篇2

【关键词】 体型；生长和发育；因素分析，统计学；性别比率；学生

【中图分类号】 R 179 R 161.5 R 339.3+5 R 19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8)03-0249-03

Sex Difference of Socioecnomic and Natur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Physical Development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YIN Xiao-jian*,JI Cheng-ye,LI Shi-chang.*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Huadong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fine and clarify the gender differences in undergraduates'physique caused by socioecnomic factors and geographic factors. MethodsThere were 2 524 undergraduates (male, 838; female, 1 686) taken as subj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que development and income per capita, urban-rural origin, latitude, atmospheric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were analyzed. Rrsults Factors such as urban-rural origin and income per capita influenced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physique more greatly than latitude, atmospheric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did. Male students'body weight and BMI were more greatly affected by urban-rural origin and income per capita.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latitude, atmospheric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exerted greater influence on male students'body weight and BMI than on female students, where-a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ody height caused by these factors. ConclusionThe gender difference in physique caused by socioecnomic factors is greater than that caused by natur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Key words】 Somatotype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Factor analysis, statistical; Sex ratio; Students

男女体格的差异在出生时就表现出男婴比女婴略大的倾向［1］。出生后，除青春发育的短暂时期外，男性的体格均大于女性。体格的性别差异虽然被认为主要是由于遗传因素造成的，但环境因素的影响也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2-6］。Malina等［2］指出，社会经济因素明显对男性的体格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对女性却几乎没有什么作用。Bogin等［3］提到虽然不同的社会经济因素对男性体格的发育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对女性的影响作用却要小得多。2000年我国学生体质与健康报告显示，中国汉民族学生(6～22岁)的身高及体重几乎各年龄阶段均为男生高于女生［4］。在自然环境因素方面，Hass等［5］指出高海拔对男婴出生体重的影响比女婴要大；Schutte等［6］提到低海拔出生的儿童向高海拔移居时，男女身高及体重均减少，但是，男孩比女孩减少的量要大。

有研究表明，我国大学生的体格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7-8］，这些地区差异主要与城乡、气温、纬度、民族等有关。本研究将探讨社会经济及自然环境因素对我国大学生体格的影响，并比较性别的差异。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上海市某大学2001 年9 月入学的全部新生2 990 名，剔除不满17岁、体育系、生长发育有缺陷、有疾病史的学生以及少数民族学生,获有效样本2 524名(男生838名, 女生1 686名) 。

1.2 方法

1.2.1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于某大学定期健康检查卡及学生家庭情况登记卡。纬度［9］、气温、降水量［10-14］及海拔［15-17］是研究对象进入大学前居住市(县)政府所在地的数据资料, 气温及降水量均采用年平均值。

1.2.2 体格发育指标测量 使用无锡衡器厂ZT-120型数码体重-身高计，每次测定前均对器材进行校正。身高精确到0.1 cm,体重精确到0.1 kg。被测定者均脱鞋、身穿内衣测量。调查员均为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

1.2.3 方法 分析家庭人均收入与男女体格的关系。体格指标是指一年级入学时学生的身高、体重及BMI［体重(kg)/身高（m2）］。出生地域是大学生入学前的家庭住所。以这个住所为基础，将出生地域的属性划分为城乡、纬度、海拔、气温及降水量5个因素。

1.2.4 统计分析 单因素分析: 每一种因素对体格造成的性别差异根据男女比(男性/女性)进行分析与讨论。有关城乡因素是城市与农村的体格差的比。有关人均收入、纬度、气温及降水量是根据一元回归方程得到的体格增加量的比。

多因素分析: 以身高、体重以及BMI作为因变量，城乡因素、家庭人均收入、纬度、气温及降水量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根据多元回归方程的回归系数的比来分析体格的性别差异。身高及体重采用Z分进行分析。分析模型为以下5种：

模型1因素=城乡，家庭人均收入

模型2因素=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纬度

模型3因素=城乡，家庭人均收入，气温

模型4因素=城乡，家庭人均收入，降水量

模型5因素=城乡，家庭人均收入，纬度，气温，降水量

以上统计处理均采用SPSS 12.0版。显著性水平以P＜0.05为标准。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由表1可以看出，女生家庭人均收入显著性高于男生，但男、女生的自然环境因素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2 男女大学生体格发育的单因素分析 身高城乡差的男女比为1.89,随着平均收入的增加身高增加量的男女比为3.00,纬度、气温、降水量分别为1.31,0.99和1.33。总体来说，与城乡及家庭人均收入因素相比，纬度等自然环境因素的男女比较小。体重及BMI也显示了同样的倾向。见表2。

2.3 男女大学生体格发育的多因素分析 身高模型1～4的城乡因素及人均收入(家庭社会经济因素)的男女比要比纬度、气温及降水量(自然环境因素)大。模型5的城乡因素及人均收入的男女比要比纬度、气温及降水量的要小，但对纬度、气温及降水量男女双方总有一方在统计学上无意义。体重尽管也显示了同样的倾向，但对于人均收入来说，所有的模型均表明男女间差异不同时有统计学意义。BMI虽然也与身高显示了同样的倾向，但城乡因素及人均收入男女生间差异不同时有统计学意义。见表3。

城乡因素及人均收入对身高、体重及BMI产生的回归系数比均大于1，表明对于男性而言，随着因素(社会经济)的变化增大，其对体格的影响也增大。纬度、气温及降水量的回归系数比，身高与1接近，体重及BMI在1～2的范围之内。因此，随着因素(自然环境)的变化造成的体格的变化，就身高而言，男女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体重及BMI男性略微大于女性。

3 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与纬度、气温及降水量相比，城乡因素及人均收入对男女体格发育造成的差异要大;城乡因素及人均收入对身高、体重及BMI产生的影响男性大于女性，纬度、气温及降水量对体重及BMI产生的影响男性大于女性，但是对身高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Acheson等［18］报道，虽然家庭社会经济良好(根据父母职业判断)男性的身高在各个年龄阶段均比家庭经济条件差男性的身高要高，但女性却不存在这方面。Malina等［2］指出，社会经济因素(根据土地、职业等判断)对男性的体重影响较大，但对女性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与本研究的结果较为一致。

关于社会经济因素对体格产生的影响，Malina等［2］同时推测，就男性而言，社会经济因素的不同通过营养及疾病感染影响他们的生长发育；另外，学龄前儿童(2～6岁)的能量及蛋白质摄入量几乎不存在性别差异，但学龄儿童(7～14岁)的能量及蛋白质摄入量男性高于女性。因此，社会经济状况的差异可能导致男女营养素摄取的差异，进而影响体格发育的差异。Siniarska［19］推测，环境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对女性的体格等的影响比男性要小，可能是由于自然选择原理造成的，因为当时(19世纪)女性的死亡率总体上比男性要高，因此只有那些非常健康的女性才能生存下来。在我国，男女平等的思想虽然已经家喻户晓，但女孩，特别是在农村，如果跟同等家庭情况的男孩相比，进入大学的机会可能要少得多。

社会经济因素主要通过营养及疾病感染影响男女体格的生长发育。与此相比，自然环境因素则主要通过刺激机体的反应来影响体格。Morimoto等［20］提到，无论在干燥还是潮湿的环境中，如果增加温度，女性的出汗率均高于男性，造成这些结果的原因是男女的体温调节机制不同。本研究使用的自然环境因素为纬度、气温及降水量，在这些因素中，气温是温热环境因素，纬度及降水量也是与温热环境有密切关联的因素。它们与体格发育的关系，身高的男女差异没有被发现，体重及BMI的男女差异却被证实。可能与Morimoto等提到的由温热刺激产生的性别差异有关，或者与脂肪代谢产生的男女差异等相类似。

4 参考文献

［1］ VELONAKIS EG, MAGHIORAKOS P, TZONOU A.et al. The relation of birth weight and gestational age to biological, occupational and socioeconomic factors. Clin Exp Obstet Gynecol, 1997, 24(4): 23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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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OGIN B, WALL M, MacVEAN RB.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adolescent growth of ladino and Mayan school children in Guatemala: Effects of environment and sex. Am J Phys Anthropol, 1992, 89(4): 447-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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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SINIARSKA A. Gender differences in body build and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in thepopulation of Yucatan, Mexico. Coll Antropol, 2000, 24(1):101-120.

篇3

在当前，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各行各业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就了另世人瞩目的很好的成绩，研究新世纪劳动关系问题十分迫切，也是十分必要。经济学者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较早，劳动经济学从经济角度、生产角度以及劳动角度分析全部经济行为的内容。从本质上讲，劳动经济学是从人类为了解决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而产生劳动行为的过程。就目前来看，系统研究劳动经济学方面内容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将结合工作实际就浅析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这一重要议题展开讨论，从经济社会方面、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方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社会意义方面展开讨论，系统探究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意义。

二、劳动经济学和国家经济发展关系概述

劳动经济学以及成为我国当前阶段内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在我国，劳动关系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研究内容，还是我国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重要参考和重要研究内容。在当前，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都遭遇到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不断推进，所有国家和个人都将投身于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中去；另外一方面，世界范围所有的发展契机将惠及所有国家和个人。在这个大背景下，只有培养起自己本国的效率极高、技术过硬、研发能力强的劳动人才大军在能赢得世界范围内的人才争夺竞争。所以，研究当前劳动经济学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必要、十分重要。

三、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关系

1．劳动力是经济社会的基础。劳动经济的研究不仅仅是研究劳动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而是动态地研究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劳动行为之间的关系，系统研究具体个人的一身的劳动行为和经济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只有个人价值得到充分的实现，也就是说劳动关系充分合理，才能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实现，才能助推整个国家的全面发展。

2．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众所周知，生产劳动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也是人类社会形成的根部原因，生产劳动活动衍生出人类社会其他所有活动，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决定因素。只有合理地、科学地组织劳动者劳动，实现产品的产出和效益的实现。正确劳动关系的建立，能够促成合理分配制度的制定，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经济的发展。

3．劳动经济学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十分重要。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十分重要，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积极意义，充分研究劳动关系，研究并解决好劳动关系方面的问题，才能构建起科学合理的社会制度。

4．我国政府重视劳动经济的研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发展最终服务于人民，研究劳动关系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切实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意义。只有研究好劳动经济学和我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才能处理好我国当前出现的难度较高的劳动问题。劳动问题设计到具体劳动者的切实利益，解决好这些问题必须从社会角度、政治角度、经济角度全面分析和研究，着眼于现实问题的解决，逐步地解决好劳动关系问题。

5．经济发展促使经济体制的改革。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而当前处于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下一步怎么走，要什么样的经济发展，要什么样的劳动关系，都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只有解决好劳动关系，促使经济大跨步发展，促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抱着我国在各项事业上的建设，保证我国的长治久安。

四、结语

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的不断推进，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好成绩，在很多行业和很多领域内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令世人瞩目。当前我国劳动关系多样，较为复杂，系统研究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在当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结合工作实际就浅析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这一重要议题展开讨论，首先分析了劳动经济学相关内容，进而剖析了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关系，得出相关结论，希望对相关领域研究人员的工作提供一些参考，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笔者水平有限，文章不妥之处之处必然众多，希望广大同行和相关领域研究人员及时指正，不甚感激。

参考文献：

[1]周翔.对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浅析.

篇4

[关键词] 效率 公平 福利经济学

一、功利主义与福利经济学

功利主义，英文为utilitarianism，又译为功用主义或乐利主义，是一种作为道德标准的伦理学说。它产生于近代英国，是伴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形成和发展的。功利主义作为一种伦理思想渊源于古希腊学家伊壁鸠鲁提出的人生目的在于摆脱痛苦和寻求快乐，求乐避苦是人的本性，是人的最大利益。18世纪爱尔维修从理论上对利益原则进行了探讨，为创建功利主义伦理学说奠定了基础。到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边沁和密尔受“求乐避苦”、“人性自由”思想的影响，通过严格的论证，提出了对行为和实践的价值判断应该依据“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从而建立起较为系统的“以行为实际功效或利益作为衡量行为的价值判断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理论体系，正如当代美国道德哲学家弗兰克纳所定义那样，功利主义就是“我们做一件事情所寻求的，总的说来，就是善（或利）超过恶（或害）的可能最大余额（或者恶超过善的最小差额）”，“这里的‘善’与‘恶’，是指非道德意义上的善与恶。”功利主义理论认为，要实现“功利”，只须看中行为的目的和效果，而不用强调行为的动机。也就是说，从求乐避苦这一人生的基本目的出发，得到评价一切事物和一切行为的好坏标准就是：有助于产生功利（快乐和善）的行为和事物便是好的，反之则是坏的，而不管行为本身。这表明，功利主义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别看中效率的数字指标，把结果当成判断一切公平标准。

20世纪初期，特别是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西方国家出现了十分严重的贫富悬殊的社会经济问题，应该如何评价经济体系运行的效果，以及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道德辩护，西方经济学家们经过广泛的论证，提出了种种判断标准，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规范经济学”的典型代表――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结合体，它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确定经济体系是否符合既定的社会目标方面。是以功利主义为其理论基础的。

以庇古为代表的旧福利经济学家将功利主义及其理论运用于经济学中，以基数效用为理论基础,采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用社会经济福利和效用定义了边沁哲学话语中难以准确衡量的“最大幸福”，以“最大选择的自由、最高的经济效率和公平的收入分配”三大社会目标来评价作为经济体系的运行。庇古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①国民收入总量越大，社会经济福利越大；②国民收入分配越是平等，社会福利就越大。由此引申两个福利经济理论：一是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理论，即对于边际社会收益小于边际私人收益的部门，政府应通过税收政策加以限制（征收庇古税）反之，政府应该通过补贴政策加以鼓励，以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二是收入分配最优理论，即当富人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等于穷人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时，社会福利总量便达到最大。

以帕累托为代表的新福利经济学继承和借鉴了庇古等人旧福利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以序数效用为理论基础，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研究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他认为福利经济学应该研究的是效率而不是公平，如果某种经济变化的结果可以在不使他人境况变得更坏的情况下，使一些或至少一个人的情况变得更好时，社会福利就会得到改善。这一衡量社会福利改善与否的标准被称为“帕累托最优标准”。

无论是旧福利经济学还是新福利经济学，他们的基本观点是经济体系运行的价值判断是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社会总福利就是社会中所有人福利的加总，只要GDP总量增加了，经济体系运行就是好的，也就实现了社会中所有人的“最大幸福”，而不必考虑个别群体的利益和分配的公平与否。换句话说，经济体系的运行要增进社会总福利，应该是效率大于公平，效率至上。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功利主义和福利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都是在论证效率的伦理合理性，福利经济学就是功利主义在经济体系运行伦理道德的拓展和延伸。

二、道义主义与福利经济学

道义主义与功利主义在道德价值的判断是截然不同的，它主张人与行为道德与否，不是行为的结果，而是行为本身或行为依据的原则，即行为动机正确与否。凡行为本身是正确的，或行为依据的原则是正确的，不论结果如何都是道德的。道义主义强调的是道义义务与责任的神圣性及其履行这种责任与义务的重要性，强调人们道德的动机和义务在道德评价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经济领域和实践中，道义主义和功利主义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一个健全的社会生活中，应当是经济的合理性和伦理合理性的统一，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功利主义强调效率，而道义主义则强调公平。康德说“义务是从良意志出发的绝对命令要求不涉及行动的内容和后果而只关注行动的动机，只要人有善良的意志，即使没有好的效果也是善的。人最终是社会的主人，经济，政治，文化及其他一切的发展都是围绕着人这个主题来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在经济发展中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难以预料的情况。所以，经济的发展会造成两种结果：第一就是经济上收入分配的合理和社会生活中人们对经济合理性的认同；第二是经济上的收入分配不合理及人们对此的社会合理性的不认同。一般来说第一种情况就是经济学的最初假设所达到的，但这是不可能的。在社会生活中更多的是第二种情况的出现。福利经济学一直在寻求经济上合理的方法，但是对于社会意义上的合理的处理却一直找不到好的办法而只能在经济计算中去寻找，这是福利经济学的一大缺陷。这时候道义主义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功利主义和福利经济学是强调以利益作为激励手段发挥作用，但是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不仅要有生存享受物质生活条件的需要，还要有享受社会公平等的精神需要，这种社会公平的实质就是道义主义所倡导的伦理合理性。因此，当福利经济学的价值判断融入了道义主义的伦理公平性后，对于我们解读和研究社会经济体系运行的“效率与公平”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方法。

三、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的效率与公平

市场经济制度是增长、均衡经济利益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增长、均衡经济利益的基本功能是靠制度安排保证的。健全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个人、企业、政府有各自的定位、功能和活动范围。作为市场经济下的微观主体，是摆脱了行政依附的、能够为自己的各种选择负责的，相对独立的人。各微观主体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规则从事自己的活动，谋取自己的利益。这是一个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过程。资源的有效配置是最大的经济利益增长、均衡。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微观主体与社会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和谐，它们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通过公正、公平的市场交易，实现经济利益的增长、均衡。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是有效率的制度体系。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效率是指资源的有效使用和有效配置。基于个人主义，经济学的“效率”是社会和谐的最佳境界。任何一个人以损害别人为代价的财富增进都不符合帕累托最优定义。效率和公平是人类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公平与效率相互相成、相互促进。一方面，公平是效率的根本保证，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另一方面，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和动力，没有效率，也就没有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体系，不能把公平和效率对立起来，只有通过制度创新，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效率，才能最终实现公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公平，不能也不可能建立在生产力不发达的低效率的基础上。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是公平的制度体系。公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基础地位，是支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柱。没有社会的公平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公平从来就含有伦理学的意义，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有不同的公平观和不同的公平标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的公平应该是机会公平兼顾结果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体系，就是要建立一种促进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的利益协调机制，完善人们的公平观，提升人们的公平感。在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下，和谐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制度是增长、均衡经济利益的重要力量。从生产角度看，通过制度构建，妥善处理速度和质量的关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合理确定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把经济的较快发展，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摒弃拼投入、拼资源、拼环境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把加快发展建立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基础上，维护发展的可持续性：从交换的角度看，市场经济的交换制度要体现；维护和发展交换权利，通过确立微观主体的市场主体地位、保护微观主体的交换权益、维护契约关系、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从分配的角度看，和谐社会的分配制度一方面要通过合理实施“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民众投入社会生产、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合理的税收制度、转移支付制度等实现社会财富的再次合理分配，扶助社会的弱势群体，防止贫富差别的过度扩大；从消费的角度看，和谐消费也是增长、均衡经济利益的重要力量。促进消费与生产密切结合，真正体现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消费直接也是生产。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促进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的协调。要有效地引导、限制、调节人们的消费方式，倡导合理、健康、节约消费，限制过渡消费。

四、结语

人类社会的目标的指向是更好的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从而就必然的要求活动既具有价值上的合理性有具有认知上的正确性。两者在现代的集中表现就是以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出现了诸如贫富悬殊拉大，拜金主义等等不良经济现象。这些现象的实质，我们都可以从效率与公平的层面上进行解读，而整个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可以说是为了我们更好的进行这些解读并为我们解决问题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和现实的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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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国杰 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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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英]亚当・斯密:杨敬年译:国富论(上册).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篇5

家庭经济学的出现扩大了经济学家的视野，同时也将人们的视线重新拉回到经济的微观基础——家庭。家庭的经济功能，家庭的经济性质以及家庭制度的演化过程，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着转型，这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许多民营家庭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中国的家庭与西方的家庭在功能、结构、性质上都存在着不同，因而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家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对象，值得进一步研究。但是国内经济学界目前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作有深度的分析，因此本文将试图对这个问题作一个最初步的探讨，进行文献的梳理工作。

对家庭的研究，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社会学，西方学者的论述都更充分些。他们从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家庭制度演化角度入手，对核心家庭的性质与功能进行了分析，其中集大成者是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Becker的获奖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即新家庭经济学已经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Becker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分析了家庭行为被认为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中国正在加紧现代化的脚步，这个大社会背景使得中国的家庭结构，家庭功能正处于急剧变化之中。一方面，现代化的冲击使中国家庭源远流长的家文化受到强烈冲击，另一方面，中国特定的家庭结构和家庭文化，使得中国的民营经济发挥了强大的功能性作用，灵活而又有很好的适应性，顺应了中国经济发展。

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将中国家庭的经济性质，和它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和评析，发现其中一些结论性的问题。

2.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家庭从其经济性质和功能上来说是生产的组织和机构，是一种经济制度，这一点是由Becker揭示的(1981)[贝克尔：《家庭论》，1998年第一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社会学研究家庭的起源和演化，而经济学对家庭的讨论中更多的是从家庭生产、家庭消费和家庭保险这些方面来论述。分析方法有新古典分析法(Becker)，交易成本法(Pllak)，制度分析法(Ben-Porath)等等。

国内对这方面的论述比较少，对中国家庭的经济性质研究往往和家族制企业相联系。

2.1国外研究现状

2.1.1关于家庭的论述

“经济学”一词起源于希腊语中的OIKOS，意为家庭。但是家庭作为经济学词源意义上的鼻祖和社会的细胞却一直徘徊在经济学殿堂的大门之外，并没有被纳入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内。长期以来，个人与企业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中被当作是市场活动的两大主体而充分重视，并在此研究基础上发展出了一整套完整而严密的经济学理论。家庭的行为和偏好被笼统地细化为个人的行为和偏好，而家庭内部的问题更是被经济学家当作是非市场问题或者是社会问题而一笔带过。在贝克尔之前虽然也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因为缺乏严密的论证或者强有力的方法论支撑而只能一再搁置。

1976年，Becker发表了《家庭行为的经济分析》(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这是他对后来所谓的“新家庭经济学”理论的首次完整阐述，以后，他又出版了一部更加综合的著作《家庭论》(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这本被公认为新家庭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中译本只有短短400页，但却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上的意义，它意味着家庭也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组织而得到了重视。

Becker后，家庭经济学的思想星火燎原，许多经济学家把兴趣和好奇心放到了家庭经济的研究上，其中比较著名的经济学家有：N.Tomes、 KevinMurphy、RobertHauser、RobertA.Pollak、Chiappori、Rosenzweig和YoramBen- Porth等等，他们分别对家庭的性质、家庭的内部分配以及利他主义等不同的方向进行了不同的研究。

Becker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把家庭的功能分为生产、消费和保险三部分。家庭就像企业一样，夫妻双方通过订立一份把他们长期结合在一起的契约，避免了交易费用，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家庭成员之间彼此了解、互相信赖，这就大大减少了监督和管理费用。因此家庭也就变成了一个有效率的经济单位。

YoramBen-Porath从身份确认的角度分析了家庭交易的特征。他认为家庭也是一种制度，家庭中存在着明显的财产权转移现象，因此，家庭和市场一样也是交易的场所[YoramBen-Porath:TheF- connection:Families,andFirmsandtheOrganizationofExchange，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1980.3.]。与市场不同，家庭契约最主要的特点是家庭关系嵌入于一群身份确定的合作者之间，失去了这种身份上的确认，也就失去了家庭契约的意义。在契约结成之后，为防范风险，人们通常选择的做法是进行保险，而保险恰恰是市场失灵的经典解释和家庭契约的可能优势。虽然因为存在着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无论是保险还是家庭契约，都不能100%地防范风险，但是，两者都至少说明了身份确定的必要性。

Pollak的观点是把家庭看作是一个组织，有其自己的结构，特别是把婚姻看作一个“治理结构”。 [RobertA.Pollak:ATransactionCostApproachtoFamiliesandHouseholds,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Vol.XXIII(June1985),pp.581-608.] 因此他对家庭生产和保险的分析是从交易成本出发的。他认为，家庭生产的产品有些可以市场化，有些不能市场化，不能市场化的产品提供的就是保险功能。尽管保险可以从市场中获得，但是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没有办法消除，即使政府有强制的标准。而家庭治理在其经济行为上的的优势表现在激励、监督、利他和忠诚四个方面。

2.1.2关于中国经济中家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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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是指在国家的环境管理中的事前控制机制，是通过计划、规划等行政管理手段，采取防范性措施，防止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各种社会活动对环境的损害。“预防为主”是针对环境的特点和国内外环境问题的解决的主要经验和教训提出的。环境污染与资源破坏一旦发生往往难于消除与恢复，甚至不可逆转。如果事后再进行治理，从经济上来说往往要耗费巨资。而且环境问题时空上可变性大，问题的产生上有缓发性和潜在性，这些特性在次生环境问题上表现得尤其突出，再加上科学技术发展以及人类认识问题的局限性，人类对环境的损害活动造成的长远影响和最终后果，往往难以及时发现与认识。但当问题出现，往往已无法挽回，或者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这种情况要求人类活动必须谨慎注意对环境的长远的、全局的影响，防患于未然。源头控制。源头控制是基于“末端治理”局限性考察的基础上提出的环境保护理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对社会的关注领域逐渐扩大，生态环境问题在各个领域开始备受关注。20世纪80年代国际社会“末端治理”兴起，同时人们吃惊地发现，尽管某些地方环境污染的剧烈程度有所减轻，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也在全球范围全面爆发，并且与日俱增范围不断扩大，已影响到经济增长、人体健康、文明延续、政治稳定等社会发展的所有宏观和微观层面。总结历史和反思现实，末端治理的致命缺陷显而易见。末端治理是一方面犯了“脚痛医脚，头痛医头”的错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末端治理既不能完全处理废弃物，又在处理废弃物的同时消耗着资源。在反思生态环境问题现状，分析“末端治理”的局限性的过程中，“源头和过程控制”应运而生，其目的是对环境负责，防患于未然，将环境污染降低到最低水平。次生环境影响评价就是本着“源头控制，预防为主”的环境保护理念，而建立的一项基本制度，是一项事前预防制度。通过这项制度的实施，不仅可以将一些环境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还可以对一些可能的环境问题事先制定出预防机制，应急预案及替代方案，对环境问题做出全方位的预测与防范，减少环境问题。

经济学理论基础

为了经济发展却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这在本质上与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相悖的。在经济学领域，社会的发展的考量主要以工业上正常成本的投入与产出为分析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将社会发展的考量推到更广阔的领域，将环境因素纳入到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以经济学的投入产出理论分析环境—经济问题。投入产出分析理论是经济学中的基础分析理论，即对经济系统各部门间的数量依存关系进行研究，以确定国民经济部门错综复杂的联系和再生产重要比例关系的方法与技术。在环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突破传统的成本观念，将环境污染、资源损耗及改善环境、维护环境等内容纳入国民经济成本中，进行投入产出分析，已成为人类、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传统思想对于生产和经营中所产生的问题，如将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随意处理，很少将处理这些废弃物、污染物的费用计算在成本中。就我国而言，由于市场经济制度尚不完善，市场经济自身弊病自发性、盲目性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以追求最大利益为出发点所导致的。对利益的追求使得大多数生产者和经营者在发展时忽略环境成本，这种成本通常被他们以“外推”的方式，以损害人类健康、生态系统的形式转嫁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对整个社会是一个负效应，因而又被称为“外部不经济性”。为了扭转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的老路，必要的制度建设成为必然，次生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建立，就是对预期存在的环境、生态影响进行全面、战略性的评价活动进行制度化、法制化规制，以实现降低环境治理增加的经济损耗———外部不经济性的法律保障。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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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现代化;道德基础

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往往强调要道德干什么,有市场经济就够了,市场经济会在竞争中自然产生出道德机制、道德规范来。有人把道德定义成:道德的行为就是不能给你带来眼前好处的行为。市场经济有没有必要谈道德,经济学阵营中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否对呢?道德的重要性突出到怎样的高度?有人将道德定义成:凡是理性的考虑都不会做的那种事。只要是考虑效用函数极大化,就绝对不会干的那类事中,有一类事叫道德行为。当然还有非道德的事也可能处于非理性范围内。我们是将道德作为一次事件来考虑。这就不必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纠缠于:到底道德有没有必要,道德是否是一个交易的结果,是个充分竞争的行为之后自然就会产生道德规范,还是先有道德规范才有交易这样一个问题。

在一个市场社会(不是市场经济)里,需要不需要一个包括对产权的尊重、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自我约束等等的道德基础?我们知道道德与理性是对立的,是非理性的,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道德行为发生?道德是否是作为社会的基础存在呢?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这些问题。

一、社会的形成与道德危机的产生

(一)完全自私自利的群体不会产生社会

在传统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基础上讨论这么一个问题,一群充分理性的自利的人,是为自己的利益牟利的。但他们如果仅仅在自私的意义上是充分理性的,仅仅是自私的一群人,那么所有的其他人都只是他们的工具,是他们达到自私目的的一种手段。别人是我的工具,同样你也是别人的工具,你的生命、你的财产、你的幸福都是他人利用的工具。在这样一群人中可不可能有市场社会,答案是很明确的:不可能。在一些政治哲学著作中,也都体现了这一观点:即便是一群自利的人,如果他们完全是自私的,那就是野蛮人,就没有文明社会。

(二)乡土社会的形成

在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中都认为社会是文明社会状态。而一个文明社会或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就意味每个人都必须尊重他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占有权利。道德共识的意思就是人们相互间有一个起码的尊重。这个尊重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在欧洲进入启蒙时代之前的时期,并不显得很重要,因为分工不发达、社会规模小,秩序扩展得还不宽泛,所以就一小群人而言,他们之间的共识比较容易达成。在这种情况下,不会产生现代社会的萌芽,只是一种前现代的共识:我们面临同样的生存问题,我们拥有几乎同样的生存手段,也就是我们拥有同样的效用函数,那么我们就是一家子。这就是从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形成的前现代社会。

(三)道德危机的产生

当进入现代的时候,前现代社会开始瓦解,黑格尔等思想家认识到了道德危机,或者说是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是从分工开始的。分工以后,人们的知识结构就局部化而固定在了所分工的工作上,人们在具体环境中积累知识,那么每个人判断事物的经验、知识积累就与在其他方面分工的人产生了差异,从而价值判断就会产生差异,利益就会有冲突。有机的意思就是指文明的人虽然是分工的,但他们通过交易、通过市场贸易互相尊重这种有机的关系,并结成个互相依赖、互相依存的社会。因此,在分工的现代社会,人们也能找到共识和基础,这个共识就是制度,是非道德的,因为它不是依赖于共同的前现代的共识,而是依赖分工制度。这个时候,道德共识就会出现问题,生活在其中的思想家们感受不到革命和推动革命的道德基础的危机。在道德基础开始瓦解的时候就会有革命,革命无非是道德共识不能达成的产物,是一种极端的手段。

(四)西方学说对中国人的影响

中国人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要么沿着英美的思路,提出一些适合中国的问题或中国式的问题;要么就受到欧陆哲学的影响,包括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提出中国式的问题。所谓中国式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关心的是中国,立足于中国的前途、中国的命运,考虑的是中国人所考虑的问题。也就是问题意识是中国的。像国有企业改革、农业发展问题、关贸问题等等一些很细致的现实问题。在和外国人谈论问题时,问题意识很重要,问题意识只能是本土的。现在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问题意识的,在许多学者提出一个政策或一个理论中完全看不到问题意识。当然,一些海外的学者也是没有这种问题意识,而只是隔靴搔痒。如果有了这种问题意识,并在这里面提出正确问题,在求解时再参照一些其他社会、其他民族的历史过程、经验,回到西方去看(因为很多学问都是西学)时,就会出现几种倾向,一部分人就到欧陆哲学中去找一个合适的参照系、一个启发,经过启发后回来独立地求解中国式的问题;另一部分人是从英美传统中去寻找启发;还有一些学术训练比较全面的人综合考虑两方面的传统,同时还有问题意识,这三者兼得是不容易的。

二、经济社会要有一个基础的道德共识

(一)自由的概念

1.在欧陆传统里,卢梭有一个看法:田园诗式的野蛮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是充分自由的。因为那时候人少地多,从树上摘果子就能吃,也就是完全没有资源稀缺性,没有对于稀缺资源的竞争关系,所以那时也许是非常美好的,像田园诗式的浪漫的,在这样的标准下,每个人是非常非常自由的,他不必考虑其他任何人与他的竞争关系。但是由于经济学家看到的资源稀缺和对稀缺资源的竞争,产生了残酷的以他人作为手段的生存方式,这时候人就开始不自由了,那么每一个追求自己充分自由的人,如果对自由无限地要求下去,一定会逻辑地把其他人作为自己生存的手段。

2.自由是相对的。每个人都认为自由是好事,可对自由的程度每个人的认识并不一样,你可以追求很大程度的自由,以致追求到你认为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你自己,这就是所谓积极自由的态度,如果你追求的个人自由那么广泛,那么彻底,以致你的主观意志、个人意志的充分自由体现出来后,结果就是你控制了其他人,你把所有的人都作为达到你的个人意志的工具,解放你自己的一个工具,这就很可怕了。总之,这一套是属于政治哲学的内容。这一套之前是属于道德哲学的内容,只有在这两套体系成型之后,我们才能谈到所谓经济生活,经济生活才有一个规矩,才有每个人都在服从的一套规范,都在自己相应的网眼里自由地活动,同时,也充分地信赖其他人也在他自己的网眼中活动而不越轨。

(二)道德事件的发生

1.在欧美国家有一个道德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这样的说法,在中外都是适用的。不同的文明社会时间、历史、地理差别很大,但都有这样的思想。因为你不服从这一条,你就结不成社会。我们知道欧美有这样的一个斯多葛推理:理性的人不会理性地去做错事,去伤害他人,因为他会理性地推断如果这样做,别人也会反过来伤害你,这就非理性了。这就是理性推理中可以推导出来的道德黄金律。

由此,从欧陆哲学中衍生出来了一种看法就是:真正的自由,也就是自由意志意义上的自由,应该是由普适主义或普遍主义原则来保证的。这就涉及上面提到的用正确推理原则得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规则。

2.今天我们现实生活中面临着道德滑坡的局面,在我们将抽象的理论用来解释现实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中国社会里,什么是道德行为。就是每个人要把自己特殊的环境考虑清楚,你是这个环境的中心,然后按照你确定的理想模式去处理各种关系,去与别人博弈,一直处理到符合你理想模式的程度。你的理想模式就是你的道德准则。这种情况下,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从乡土中国到一个现代市场社会的过渡时期,由于我们缺乏强有力的普遍主义原则,怎样才能形成道德共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本来就缺少普遍主义原则的社会,一旦走入市场经济或现代的分工社会,那么原来赖以维系社会的家庭联系就被冲烂了,血缘关系就被淡化了,那么与血缘关系联系的前现代化的共识就瓦解了。而我们又没有宗教生活,没有一个从中世纪带来的遗产,就是把上帝变成法就完事,使社会有一个自然秩序的条件。所以就变成了无法无天的情况,人们就开始追求最眼前的经济利益,用钱来指导人的行为。这时你没有道德准则了,你从小到大,没有人告诉你什么行为是道德的,道德是教育出来的,是一点点在传统中熏陶出来的,可我们的传统正在巨变,正受到冲击,每一个人都开始失落。

3.如果按正常的状态,即便在一个特殊主义社会,也先有一个道德的基准,在这个参照系之下,人们知道向道德方向去努力,就是文明化的过程,而现在我们似乎不是这样,而是有点野蛮化的过程,因为,没有人去指导,人们完全是看怎么自私就怎么来了。人们只是靠理性驱动,他的利益函数、效用函数,力求在目前最大化,今后的事也不想了。严格地讲,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事是要经过多次博弈的,就是说一个充分理性的人应该考虑到无穷远的未来的收益,然后将它折现到现在使效用最大化,这个最大化就有可能是道德性的行为,也就是顾及他人的行为,因为如果毁掉了名誉,以后就没办法与人合作。但我们处在过渡时期,未来贴现值不确定,以致没有人考虑。结果每一个人都越来越短视,所以就会看到我们社会目前的假冒伪劣,这都是不要未来名誉的行为,一个规范的社会不会有这种现象。如果你顾及名誉,你就吃亏,以致生存不下去,结果就很危险了。一旦出现了这种道德风险,影响破坏了互相信任的关系,如果这种道德风险代价太高,没有一个机制来平衡它,那就是逆淘汰,那么最后这个社会里都是坏人,那些稍微好点的人都生活不下去。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坚持这种标准,那就没有贸易、交换、信任可言,市场在这个意义上就崩溃了,结果这个部落几十年以后就会自然消失。

三、市场经济社会的发展改革与道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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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社会学，“经济人”，方法论

人与社会是社会科学各科共同关注的问题，但不同的学科对二者有着不同的观察角度与认识，经济学和社会学尤其如是，甚至其作为学科的分野，与其说是从关注领域的不同，不如说是在于观察维度的差异，或曰方法论上的差异。对“人”与社会的不同的预设可以说是构成二者方法论上差异的根本所在。在学科的界限开始日益模糊的今天，社会学与经济学也在逐渐相互借鉴对方观察世界的角度，修改与完善自己认识的前提预设，从而也形成许多跨学科的“研究规划”与“准学科”领域，使认识更加全面、真实。本文回顾了经济学与社会学方法论背后隐含的对“人”及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的前提预设，在此基础上思考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相互借鉴的意义。

一．经济学与社会学方法论中关于“人”的不同前提预设

经济学已经发展为一个较为成熟的学科，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到凯恩斯革命，再至现代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学派，主流经济学经历了几次革命，有了很大发展，但所有这些理论的背后，都没有离开一个从古典经济学分析开始便确立起的前提，也即其最根本的方法论原则：经济学的出发点是个体主义心理学的，并且其对人的认识有一个理性“经济人”的前提假设。

“经济人”的概念被归认为是从亚当·斯密开始，体现“经济人”思想的《国富论》出版的时代（1776年），正处于英国工业革命的背景，斯密对这一理性、利己的经济人模型的运用与其对自由放任经济，国家不干预政策的主张是分不开的。其实经济人思想的形成更早可以回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在人文主义运动中，“利己”被作为人之本性就有被宣扬[1]，启蒙运动中，理性受到了更大的重视，人的价值与尊严也被提到更高的地位。作为启蒙思想家之一的斯密，其着作中之以人的利己性、理性为出发点，其实是对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个人参与权力的一种强调（蒋自强、何樟勇,1998），因为在理性经济人基础之上，国家的放任不干预、一个自由竞争的环境，才最可以使社会秩序得以确立，他指出“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亚当·斯密,1996,252页）

“经济人”在被发展成为经济学精典的基本假设后，主要包含了这样一些内涵：一是人的自利性，每个人要为自己打算；二是利益最大化原则；三是人的完全理性假定，即人具有完备的知识和计算能力、对面临的一切备选方案具有完全的信息、具有完全内在一致的偏好会做出能更好地满足自己的偏好（或至少不会比现在更坏）的选择。“经济人”在发展中逐渐成为一种建立数学模式的工具，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有了这种确切的、模式化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才使经济学能够向数学化、精确化的成熟学科体系迈进；但同时也不应忘记，在“经济人”产生之初，或者在斯密的“经济人”中，这样一种假设的思想是深深根植于对个人自由、不干涉政府、自然演进的经济秩序的追求的价值判断之中的。

社会学则恰恰产生于一个不同的思路。它作为学科的确立要晚于经济学，起源于19世纪的实证主义。19世纪30年代，正是法国大革命的时期，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描述到：“在欧洲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在1815年至1849年之间那样普遍地恐惧——和希望——革命的”。社会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社会处于剧烈的变革之中，革命后动荡的社会中对于社会秩序重建的需要变得十分迫切，侧重于普遍规律与秩序研究的学科——社会学，创建起来，而其作为一门学科在19世纪下半叶的发展则主要是当时一些社会改革协会所从事的工作在大学里的制度化（华勒斯坦，1997，20页）。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接受了实证主义信念，并将社会现象同自然现象相类比，将社会也看作一个有机体，社会现象被看作完整社会体系中相互联系的某种功能，他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而不是简单个人的组合，不能从分析其构成的个人（如经济人）的方法来分析社会整体；至正式确立社会学学科地位的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更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社会事实，是先于个体的实在，外在于个人意识，并强制性加于个体意识之上的。在迪尔凯姆，人之于社会，正如细胞之于人，社会一经产生，也就成为与个人不同的一个更高的独立的层次，与个人服从不同的规律，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迪尔凯姆提出，一种社会事实只能由另一种社会事实来解释，而不能还原为个体层次理解。

虽然在19世纪末，西方文明走向一个新的人文主义，反实证性的历史主义和人文主义成为社会学中的另一个传统，但对秩序问题的关注以及实证主义的继承，使社会学的研究更多地还是在整体层面展开，组织、制度、结构、角色的概念是社会学主要关注的对象。正如亚历山大（2000，8页）概括的，“社会学家之所以是社会学家，是因为他们相信社会模型的存在，社会模型是由个人构成但又独立于个人的社会结构。”在社会学中，实证主义的基于整体主义立场的研究将社会模型视为先于任何具体个人行动的存在，任何个体行动都受到先前存在的结构导向力量的作用；反实证主义的理论更多基于个体主义的立场，但也常常基于承认社会中存在超越个体的结构，只是认为这结构是行动者在个体不断交往中创造出来的。个人特质与人性都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都在社会过程中不断变换，被剥离出的是场景和与此相应的身分角色，个体只是这些社会场景中各种身分的集合体（汪丁丁,1998）。

这样，一方面，产生于对社会秩序建构的实际需要中的社会学更多关注到制度、社会结构等的实体性以及社会条件对个体行动的制约，人被放入社会关系和结构中去理解，沿承于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从宏观到宏观，以整体概念解释整体概念的方法很大程度左右了社会学研究者的思维，对这一点在西方社会学70年代后的反思中也开始提出批判，认识到社会学忽视“人”的因素，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不足；另一方面，经济学恰恰相反，它始终以“经济人”假定为出发点，以基于个人的微观分析为基础，自边际主义革命开始，引入了其特有的分析工具，将导数的概念引入经济学研究，以后发展出各种的数学模型，日渐走上数学化精确化的道路。而这种假设中的“人”，是很模式化的、一致的、理性的“生物人”，且与市场经济密切相联的，其与现实世界中人的不相符也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受到了诸多挑战。概言之，关于经济学与社会学对“人”的观察点，如果借用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先生在经历了几十年实地研究后对社会学研究作出的反思：社会学过于“只见社会不见人”（，1992），那么可以说经济学始终是只见模型的“人”不见真实的人。

二．回溯在社会学与经济学学科分立之初

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1997，4、8页）中指出，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出现于十九世纪，但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从学科结构中反映出的思想多元化才在大学确立。在早期的学者，如斯密、马克思、韦伯的研究中，并没有严格在后来所说的独立学科的框架中工作，他们都关注个人以及社会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问题，其思维方法也是较为综合的。

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在斯密的原着中，其实并不是完全理性、自利的。首先，斯密的确接受了孟德威尔把人的自利性看做社会发展动力的看法，但他并没有认为人的行为唯一地被自利性引导着，他的《道德情操论》便论述了人的道德方面，在斯密，人是利己心与同情心共存的。第二，关于斯密对“经济人”理性的界定。哈耶克指出：“亚当·斯密及其信徒们根本没有作此假定（完全理性假定），要说他们认为懒惰、目光短浅，恣意挥霍是人的本性，只有通过环境的力量才能迫使人经济地或谨慎地调整其手段来实现其目标，或许更加符合事实”（哈耶克，1989，11页）。斯密指出“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受到的两方面约束，一是来自于人本性中的内在道德约束；另一方面是来自于外在法律的约束。其实，在斯密眼里，人具有自利性和社会性双重本性，在古典经济学里面原本没有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对立。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和社会学家韦伯（其主要教授职称都是经济学职称）。（汪丁丁，1998）。

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是方法论上个人主义的。韦伯继承了伏尔泰人的自由意志的观念，但在研究态度上又坚持实证主义科学程序的客观性，他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个人主体的社会行动，而将个体化与类型化的方法结合起来，并将意义理解与因果说明结合起来。韦伯解释社会学中的“社会行动”，是“行动的个人赋予其行为以主观意义，行为考虑到他人的行为，并且在其行动过程中也是以他人的行为为目标的行动”，这表明在韦伯的研究方法中，首先，其出发点是个人主义的，个人及其行动是研究的基本单位；第二，个人赋予行动以意义，这种意义是主观的，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人自觉地（理性地）意识到的行动的目的和价值；第三，行动以他人为目标，是将社会关系考虑在内的。也就是说，这种行动是社会中的行动。可见，韦伯的研究中，个人及其行动是被作为基本出发点的，他对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始终遵循方法论个人主义，如同“国家”、“人民”、“社会”这样的抽象概念在韦伯并没有实际的意义，他认为人的社会行为有规律性，但是没有独立于主观意识之外的社会规律，只有通过理解人的行为可以找出社会现象的规律并对人的行为加以预测。

早期研究者所持的人性的双重态度以及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逐渐被极端化了，也构成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野——前者日益极端地坚持人的自利本性原则，后者日益极端地坚持社会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制约原则（汪丁丁,1998）。而在学科界限日益模糊的今天，社会学及经济学家又重新认识到这种极端走向的弊端，均开始对自己学科的方法论或前提预设进行反思。

三．经济学对“经济人”预设的修正与发展

在经济学界，“经济人”的假定近年来遭到了多方面的批评而被不断修正，这主要来自对“利益最大化”、完全理性、完全信息等的质疑。

1.关于人性：针对经典“经济人”的完全利己主义，20世纪20年代起，行为科学家们分别提出了实利人、社会人、成就人和复杂人等人性假设，提出人性是复杂多变的，不仅仅要追求经济利益。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为获得一种无形资产或满足自己更高层次的需要，人类的最终利己目的则可以表现出利他主义的行为，西蒙指出，“这种利他实际上意味着明智的利己”。这些努力力图使“经济人”这种抽象的人更接近于“真实的人”。

2．最大化假设：行为经济学派莱宾斯坦提出X（低）效率理论，认为个人的努力或行为不是一个常量，与压力相关，通常情况是：由于动力（也可能是压力）不足，人们只是把一部分精力用于作出合理决策所必需的信息上，而让决策同时也依赖于习俗、惯例和道德规范等方面，并不努力追求极大化。（杨春学,1997）。

3．对理性假定的修正：制度学派创始人凡勃仑将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学分析，认为生物本能只是人的经济行为的原始根源，真正决定行为的主要力量是“制度”。新制度经济学用“有限理性”取代了“完全理性”，指出来自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机会主义行为，以及制度的约束等对完全理性判断的制约。提出用“满意解”代替极大化的追求。诺斯更将意识形态引入个人预期效用函数，强调意识形态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弥补产权结构的不完全，对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构成约束[10]。

4．对经济人应用范围的扩充：发端于本世纪50年代的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人的概念扩充到了非经济分析。它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经济行为还是政治行为，其结果都应从人类个体的角度去寻找原因，其行为的基础都是利益的互换；另外，人的本性是一样的，无论处于什么位置，追求私利与个人效用的最大化都是最基本的动机。布坎南将此归结为三大要素，即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人的经济学和交易政治学。

对“经济人”假设的修正说明西方经济学已开始注意到人不单纯是一个经济动物，而且还具有情感、道德伦理观念，并受到社会规则的制约，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新经济人”的概念（杨春学,1997），一方面，把经济人模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非经济行为领域的分析，从而揭示出“经济人”的某些实际行为特征；另一方面，结合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新的学术成果来修改新古典经济人模式中的完全理性预设，发掘出约束经济人行为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深层含义。但应当指出，从以上分析的“经济人”假设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经济学对“经济人”的所有修订始终是站在对经典“经济人”假设加以约束条件的立场上的，它使一部分经济学家开始考虑一些他们不曾考虑到的有关因素或领域，使“经济人”的概念更为丰富，而不是否定“经济人”模式；恰恰相反，对这一概念的修正本身构成了经济学自身发展的基础。“经济人”仍是全部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假设与出发点。

四．当代社会学方法论中的新趋势

二战以后社会学中心由欧洲转移到美国，便与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结合在了一起，实用主义将世界看成开放的，其特征是不确定性、选择性、创新及可能性；其关于人的概念，不再是服从自然规律的客体或独立于社会过程的旁观者，而是行动者，通由与其他行动者组成的环境的互动而成为其自身。社会学中心移至美国后，40到60年代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一直占据主流，他对社会学理论全面回顾之上试图调和实证反实证主义、个人与整体等的对立，建构起以意志为起点的社会行动理论，并引入了功能分析模式作为社会学的分析工具。帕森斯过于庞大的理论构架使其流于空泛，60年代后在对其批判的基础上形成了理论多元化的局面，再次围绕实证主义人本主义展开争论。符号互动、现象学、俗民方法论、交换理论等微观及更具人本主义倾向的社会学理论开始得到发展。人本主义的社会学强调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偶然性，人的自由意志、能动性、非理性受到重视，“理解”的方法与“价值”问题被提出。

7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学表现出一种衰落，以法国、德国和英国为代表的欧洲社会学家对美国追求普遍主义的思维逻辑提出质疑，从不同程度上批判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更加采取带有强思辩色彩的人文主义方法论，以一种新的方法论个体主义，显示出主体哲学、文化解释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张扬生活经验与行动实践的多样性，关注人们的情感、认知、理性等领域，注重通过理解、解释来剖析社会现象和建构社会理论。70年代末80年代以来社会学理论的“新综合”以“综而不合”为特征，即更承认社会科学对象的复杂多变，不再试图创造一个单一的中心性理论，而存留多元化的综合。

五．经济学与社会学视角的相互借鉴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学是以个体主义的心理学为出发点的，“经济人”概念的发展很好体现了经济学的方法论特性；而起源于对社会秩序关注的社会学，个人的自主性被放入“秩序”中理解，各种理论围绕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展开。在学科发展中，一方面，经济学对人的认识从全智全能、信息完全、无制度约束的“经济人”到将人看作社会的、有限理性的、受制度与文化约束的有选择的主体；另一方面，社会学开始反思自己宏观整体的方法论的不足以及对人主体性重视的不够，出现面对复杂社会的多元化的理论综合。那么，基于经济学与社会学对人与社会认识的不同视角，二者能够相互借鉴些什么呢？

首先，个人主义与社会实体性的立场：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是对西方长期以来所奉行的个人至上主义哲学的方法论的反映,其背后是一种对个人自由观的坚持与功利主义的哲学基础。社会学70~80年代后也出现了更多人本主义倾向，开始更加关注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看到“人”是社会秩序的“活的载体”。但可以看到，这两种个人主义的视角还是有所不同的，经济学的个人主义不仅有实证角度的含义，即将社会问题都归结为个人面临的可选择方案及其选择；还包括了规范角度的含义，即含有价值判断的意义，每个人都有决定自己行动的权利，应该将权力交给个人自身来做判断，人类的无知是绝对的，任何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克服个体理性有限性的最佳办法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地、充分地参与经济活动，让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方向上“试错”。而能保证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参与经济活动的最佳体制就是市场经济体制（蒋自强、何樟勇,1998）[11]。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在逐渐向人文主义回归，人的主体意义与个人独立、自由的观念是时代必然的潮流，“只见社会不见人”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与解释当代的社会是不够的，只反思到人在社会结构构建中的作用也是不够的，社会学在承认社会是实体有其运行规律的同时，在认识社会实体中体系因人的行为而发生效用之上，还需要反观到社会的目的，即个人的需要与个人的主体性本身，更多借鉴经济学与政治学等其他学科成就，使社会学理论不会流于空泛，而更具有实际意义。

但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对个体理性、自利性、极大化原则的强调，已经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在群体之中理性的个体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将社会利益看作个人利益之和的假设已经被事实所批判，因为个人行为的理性最大化决策往往会产生集体的非理性。现代制度经济学派引入了制度因素，试图用搏弈理论来协调个人与集体的理性，但其所谓的制度约束主要是指产权制度，引入数学分析一些新的参数。社会学对于制度的研究却非常丰富，它对于人的认识始终是将之置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中来看的，并强调社会独立于个人存在的实体性，其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不是简单个人的加合。经济学对制度结构的忽视为社会行动者提供了一个非现实的或虚伪的唯意志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的个人主义理论并没有使自由成为现实，“它忽视了社会结构对自由的实际威胁，同样也忽视了社会结构对自由可能提供的巨大支持”（亚历山大,2000），这恰是社会学所能提供的。

其次，经济学对人的认识是抽象的、理想化的、表述明确的，这使得经济学方法是数学模型化的，其发展是继承与修正性的，是不断深化人们的思维的过程。而社会学注重人的复杂性、非理性，方法是描述的、模糊的，理论是综合而且是多元综合共存的，其发展使人们的思想与认识得到丰富。经济学的理想化及统一的数学语言使其学科一脉相承，从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的发展最可以看出它学科的继承性，其发展的累积性。社会学理论则由于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常常缺乏逻辑性，尤其是对于前提条件的忽视，使许多研究的根基就不明确，难以对话，更缺乏继承性。社会学实证主义的范式中，随计算机与多元统计分析技术的发展，定量分析的应用也日渐广泛，但这种定量化只是利用了统计技术，其前提假设仍不清晰。所以，看到人理性的一面，适当取舍与精确化所观察问题，尤其是明确研究的前提假设，是社会学应当从经济学中得到借鉴的；而社会学则为经济学对人性认识的丰富提供了可能。

最后，无论经济学还是社会学，在其学科制度化的过程中，总是导致了对现实的某些重要方面的排斥，回思学科分立之初，无论斯密的“经济人”还是韦伯对社会经济的研究，都包含了对人性本身的意义的思考，和强烈的对社会现实的关怀。目前对客观性的一种偏见是将客观性与绝对的价值中立等同起来，其实韦伯便认为研究中要将人的行为与其价值目的联系起来考察，他也不回避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其研究过程中的“价值中立”便是与立题和结论应用中的“价值相关”结合在一起的。同样，传统理性经济人，是建立在人的自由权利强调的基础上的，与经济管理中从生产者积极性调动的角度对“人的因素”的强调不同，后者是功利性的，人被看成了工具。当然，这并不是说要返回古典废除学科分工，但从其历史发展来反思与借鉴是有益的，它使理论的发展更具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董建新，1999：《“经济人”的界说、理论分析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亚当·斯密，199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出版社，

布洛克，1997：《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出版社

华勒斯坦，1997：《开放社会科学》，三联出版社

亚历山大，2000：《社会学二十讲》，华夏出版社

汪丁丁，1998：“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社会学研究》，2：1-11

，1992：“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中国人的行为与观念》，天津人民出版社

哈耶克，1989：《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诺斯，1997：《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出版社

篇9

[关键词]斯密　经济自由　限度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1)05-0066-06

丹尼尔・贝尔等思想家普遍赞同，“经济学是与现代自由主义及其基本信条结合在一起的”，即经济学上存在着一种自由主义的价值导向。这种价值导向实际上是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以来的一种主流价值导向，是由古典经济学派提出并倡导的。古典经济学派确立了一种自由主义的经济价值导向，并将这一导向实际运用于国家的经济政策之中，同时成为社会成员普遍遵守的一种价值规范。将经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源头归为斯密是得到普遍认同的。卢森贝就认为，斯密为自由主义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他说:“斯密完成了下列几种功绩:(一)他为这个思想安排好了一个理论基础；(二)他把这个思想作为自己的历史研究的基础和自己对于过去一切经济学说的批评的基础；(三)他以这个思想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经济政策和所谓国家经济的理论。”今天，在随金融危机而来的对自由市场制度反思的潮流下，对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价值观进行解读与审视极具现实意义。

一、斯密经济自由主义的解读

学界存有一种认识，将斯密看作“自由放任”的先驱，认为斯密所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就是只承认市场的作用，反对政府对市场行为的任何干预。事实上，当我们重新阅读斯密的著作，深入剖析其中的思想内涵时，就会发现，斯密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来就没有予以理想化的描述，而是清醒地看到其中存在的缺陷。如何让现实的市场经济最有效率地发挥其作用？斯密认为，不是无视其现实缺憾，而是应以更为积极有效的措施使市场经济的缺陷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控制。也就是说，所谓市场经济的自由是有前提的，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斯密的这种有限度的经济自由主义价值观可以从如下方面得到反映。

(一)“看不见的手”

斯密坚持认为，市场经济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能够指引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富国裕民的目标。当然，斯密本人并没有对“看不见的手”给予明确的说明，人们通过对他思想的解读，对“看不见的手”进行了许多不同的解释。

1.释义“看不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究竟涉及怎样的经济内涵，国内外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一般有这么几种认识:(1)“看不见的手”是指市场经济机制；(2)“看不见的手”是指市场竞争中的制衡力量；(3)“看不见的手”是指维持社会的伦理秩序；(4)“看不见的手”是社会的自发秩序；(5)“看不见的手”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制度；(6)《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认为“看不见的手”有三层逻辑的步骤，表达的是对经济运行秩序的某种判断。可见，围绕着“看不见的手”的内涵问题，大家并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意见。

无论大家对“看不见的手”的内涵提出怎样不同的意见，无法否认的是，斯密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阐述“看不见的手”的思想的，因此，“看不见的手”显然指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与市场经济相关的某种东西。“我们可以不管斯密本人怎样感觉，他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比喻，就是指以价格为引导的市场经济制度，这是一个经济学的上帝。”

2.“看不见的手”中的自由主义价值导向

“自由”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词汇。其古老在于对“自由”的探讨早已有之；其新鲜在于对“自由”的解释常在常新。无论对自由有着怎样的认识，有一个观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只有人才应该享有自由，但人的行为从来也不是完全自由的。这就意味着，如果承认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区别，那就一定要将人的自由作为我们的追求目标。这是人之为人、人之完善所必然要求的。秉承这一学说传统的斯密，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着相同的看法。自由主义的价值导向是其经济思想的伦理标杆，并鲜明地表现在“看不见的手”中。

斯密思想中有着浓重的自由主义倾向，正如有学者所言，“斯密的自由主义社会科学学说肇始于伦理学”。斯密在伦理观上坚持着传统以来的自由主义倾向，并将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表现与要求予以了发挥，将自由主义贯彻至其经济伦理观。有学者认为，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的讲义的经济学部分中，即已充分地论证了商业的发展与个人自由的关系，特别是经由农业社会向着商业社会的过渡所带来的社会的文明化发展。他基于历史事实，从理论上论证了商业的发展带来了独立的人格，进而产生出近代的自由。我们知道，斯密终其一生赞扬的制度乃是一种商业社会的制度，即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这是无可否认的。在《道德情操论》中，他的“无形之手”是通过富人与穷人之间共享社会财富的社会事实引出的。在此，斯密想要表达的是:富人之所以将财富予以某种分配，这是基于某种交换的基础，或者说是社会劳动分工的基础；而且，商业交换越发达，这只“无形之手”的力量就越强大。到了《国富论》中，斯密实际上是描述了一个发达的商业社会中的财富共享的社会事实，由此引出了“无形之手”。这就是说，商业社会的贸易之所以能够在利己的目的下达到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是基于交换所实现的。交换是市场的典型特征，而市场关系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独立与自由，也就是斯密在其格拉斯哥大学讲义中一再予以肯定的东西。为此，我们可以对“无形之手”作这样的解读:“无形之手”就是在商业社会中培养出来的自由主义精神，这种自由主义的精神自然地、必然地要求市场制度实现私利与公利的统一，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利益的追求。

因此，斯密在“看不见的手”中坚持的自由主义经济观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个人自由地追求自我利益的实现。在斯密看来，每个人都有为着改善自己境遇的努力，这种努力是自然与天然的，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看不见的手”首要保证的就是个人的追求自我利益的自由。其二，实现社会利益的合理价格机制。斯密说:“每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或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斯密所认为的社会利益是什么？如何才能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动机下实现社会的利益？这需要从市场竞争中给出解答。古典经济学派认为，在市场经济中，竞争以价格形式表达出来并代表社会的利益。我

们也可以经验地发现，人们总是倾向于物美价廉的物品。对个人而言，这种物品的生产就意味着能花较少的货币满足个人较大的欲望；对社会而言，就是那些最能有效率地利用资源的生产企业获得了竞争中的胜利。其三，市场的自由等价交换。每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的自利追求，必须通过市场的交换。那么，市场交换是否是任意与随意的呢？尽管斯密从来就没有对市场交换予以任何的限定，然而，没有限定并不意味着取消限定，而是意味着这种限定是不言而喻、无须说明的。这个限定就是:市场的交换是在双方自觉自愿基础上的等价交换。显然，市场交换需要满足的是双方而不是某一方的私利，因此，这种交换必然建构在自由的基础上，必须要遵循某种约定俗成的公认的规则。“看不见的手”所强调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市场自由等价交换规则。其四，自由的市场竞争。斯密从来就不否认竞争对实现个人私利与社会公利之间统一的作用。我们从斯密对垄断的批评中也可以体会到斯密对自由市场竞争机制的赞扬。斯密认为，自由的市场竞争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利益，满足他人利益，同时也是实现国家繁荣的唯一途径。

自由主义价值观决定了，将政府或君主的权限驱逐出经济范畴，“君主们就完全被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当然，斯密并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是主张在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对政府或君主的权力予以某种限定。

(二)政府的责任范围

斯密的完全放任的自由主义思想者的形象是不可靠的。斯密通过对政府责任的规制，强调了社会公正和市场约束的法律、道德机制。倡导市场主义并不意味着认可市场的“无规则”，市场不是一种可以任意脱离规则的东西。布坎南就说过:“只有在法律的、政治的公共机构框架内，市场的运转才成为可能。”显然，这个框架需要政府的作用。

1.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职责

斯密反对政府对经济事务的粗涉，并对这种干涉的危险性予以了强调。他说:“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了。”然而，斯密反对政府或君主对经济活动的肆意干扰，并不意味着斯密完全否定政府在市场经济领域内的职责存在的可能性与正当性。他是在经济自由的总体框架下，对政府有限度地干预经济的前提条件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斯密强调政府有限度地干预的伦理基础就是:社会公正与个人自由。在经济领域内，政府所具有的职责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弥补自由市场经济可能带来的种种不公正。斯密尽管对自由市场经济予以了极大的赞扬，但另一方面，又对完全自由市场经济可能带来的社会不公正有着清楚的认识。他认为，在自由市场机制下可能带来的不公正有如下四种:(1)收入分配的不公；(2)商人和制造业者的逐利破坏了社会的秩序；(3)人们出于逐利动机的行为无益于社会；(4)劳动分工对劳动者的损害。自由市场所带来的以上社会不公平现象，显然纯粹依靠自由市场机制是无法解决的。政府的现实存在实际上就提示了其所应该承担的经济职责，那就是，通过经济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尽力弥补自由市场经济的缺陷。

第二，运用税收等手段调节经济发展。政府不干预市场中的具体经济行为，并不意味着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不承担任何责任。在斯密看来，政府有责任采用必要的税收手段促进经济发展。这些手段有:运用税收政策来调节进出口贸易；运用税收政策调节收入的分配；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基础工程和公共工程的建设。

2.政府在政治领域的职责

斯密认为，在政治领域，政府主要有三个职责。

首先，保护个人权利。将斯密视为“自利”的代言人或者是放任的自由主义者的认识从现实经验层面来看就是有问题的。我们知道，一个社会如果缺乏最起码的公平与正义，无法保障个人的最基本的权益的话，这个社会是无法实现有效率的运转的。而且从斯密著作中我们发现，他对“公正”予以了足够的重视。可以想见，斯密并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一个非道德主义者，在他所谓由“自利”而到“利他”的逻辑推理中，显然有一个暗含的前提条件，那就是:社会给予每个人获得自我权利的保护，社会具有最基本的“公正”。斯密认为，“正义”是自然法则，是自然赋予人的基本权利。“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并早在市民政府建立之前即被认为有权保卫自己不受伤害，有权强迫对已经给他造成的伤害进行相应的惩罚。”每个人有保卫自己不受伤害的权利，有对伤害自己的行为进行还击的权利，而这些权利早在市民政府建立之前就具有了。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很好地利用这一自然权利与法则。由于人的能力的差异，为了维护社会基本公平，就需要政府通过各种司法手段使“正义”法则得以实现。

其次，开办教育机构对民众进行教育。斯密认为，政府有对人民进行教育的职责。为什么需要对人民进行教育呢？“为防止这些人民几乎完全堕落或退化起见，政府就有加以若干注意的必要。”斯密对商业社会充满了赞美，但同时他也清楚地意识到，商业社会的繁荣可能在某些方面带来不良影响。消除这种影响的最佳手段就是教育。

最后，保卫国防安全。斯密认为，“君主的义务，首在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国家安全所具有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经济增长的基本保障。一旦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经济发展必然受到极大的影响。斯密详尽地考察了自有国家以来，国家军事实力、国防安全与国家兴衰之间的关系，认为社会文明越是进步，就越需要强大的国防，国家为此支付的费用也就越大，君主应对此有所重视。

(三)贸易上的有限度的自由主义

将斯密视为自由放任主义的先知，这是萨缪尔森对斯密的误解。萨缪尔森给予了斯密极大的荣誉，将他与牛顿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但另一方面，给斯密戴上了放任的自由主义者的帽子。他说:“亚当・斯密的最伟大贡献在于他在经济学的社会世界中抓住了牛顿在天空的物质世界中所观察到的东西，即: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斯密所传达的福音是:你认为，通过动机良好的法令和干预手段，你可以帮助经济制度运转。事实并非如此。利己的油会使齿轮奇迹般地正常运转。不需要计划。不需要国家元首的统治。市场会解决一切问题。”然而，通过以上对斯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斯密尽管坚持自由主义的价值导向，但是这一价值导向是要以正义为准则的，也就是说，以正义之名行自由主义之实，保障个人权益，并在此基础上保障国家的权益。可见，斯密的自由主义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主义。“如果像经济史家布劳格所说:斯密有关自利和‘看不见的手’的观点，‘往往被用来表达与他的本意完全不同的东西’，那么把斯密说成反对政府干预的放任主义者，也明显是一种误读。正如罗思柴尔德指出，斯密真正针对的，并非是所有的政府干预，而是会造成特权和不公平的干预。”最为明显地体现斯密的这一伦理价值导向的，就是斯密的贸易思想。

斯密的贸易思想可以称为有限度的自由贸易，原因在于:他一方面坚持了贸易对富国裕民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坚持了一种有范围的自由贸易。斯密认为，重商主义的贸易限制政策从出发点来说，是为了使国民财富得到增加，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只有自由贸易才能解决重商主义管制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自由主义之所以能为国民财富的增长带来益处，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市场制度所必然要求的。然而，斯密所赞赏的自由主义并非是纯粹的、无任何阻碍的自由主义，而是有限度的。斯密认为，需要小心翼翼地实现自由贸易:“人道主义也许要求，只能一步一步地、小心翼翼地恢复自由贸易。如果骤然撤废高关税与禁止，较低廉的同种类外国货物，即将迅速流人国内市场，把我国千千万万人民的日常职业与生活资料夺去。”假如无限度地实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国门猛地一打开，外国产品将向本国倾销。这不仅导致本国工业举步维艰，更为重要的是，它将会影响到国内生产者的就业机会，导致社会财富的减少，由此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综上所述，虽然斯密坚称自由主义的立场，但与公正相比，自由主义显然具有更低的价值。为此，当自由主义影响到社会公平时，就需要对自由主义实现限制。因此我们说，斯密的自由主义是有限度的自由主义。值得注意的是，斯密在自由贸易政策上所采用的限制措施是经济手段干预措施。很显然，斯密反对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任何形式的直接干预，要求将政府干预赶出经济活动的范围。但是，否定政府的直接干预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自由主义。经济手段的间接干预比直接干预有着更好的效果，也是斯密所许可的干预措施。况且，斯密也深刻地认识到，完全的自由贸易是一件难事。“不能期望自由贸易在不列颠完全恢复，正如不能期望理想岛或乌托邦在不列颠设立一样。不仅公众的偏见，还有更难克服的许多个人的私利，是自由贸易完全恢复的不可抗拒的阻力。”

二、斯密自由主义经济价值观的现代审视

斯密在经济伦理价值观上坚持了一种以公正为前提与规制的自由主义。可以说，这是现实经济条件的必然要求。正如后来的萨缪尔森所分析的那样，所谓“完全自由”的市场竞争机制完全是某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有限度的自由可以说是斯密经济价值观的基本内涵。这种自由观体现了斯密对市场经济特性的清醒认识，也反映了其经济伦理思想的基本倾向。基于现实的分析视角，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价值观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有益启示。

(一)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斯密所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从萌芽到开始发展的上升时期，时代赋予斯密的使命和任务就是对这一新兴事物从学理上进行合法化的论证。也就是说，需要以强有力的理论思辨为这一新兴制度给出让人信服的解释。斯密出色地完成了这一时代任务，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可争议的代言人。斯密对资本主义论证与解释的理由之一就是: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因此自由也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我们知道，自由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从人类开始出现主体意识、强调主体地位、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来，就伴随着关于自由的思考。自由成为人们的一种积极价值追求与导向，也成为人类获得主体存在的象征。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才是至善生活，具有更高的价值和本体论意义。以自身为目的就意味着无须待于他物，因而不受手段的限制与约束，具有真正的自由。从人的现实生活来说，显然这样的自由是无法实现的。所以，自由的最终导向归于上帝。人的自由反而成为了不自由。因为人的自由是需要由上帝来证明的。资本主义从上帝那里解放了人类，让自由重新回到了人间。这个解放是由市场来完成并保证的。斯密认为，市场经济保证了人的个人权利的自由发挥，使个人利益得到了完美实现。显然，斯密以个人权利作为其自由观的基本内容，而且，这种权利主要是经济利益。也就是说，只要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并实现个人的经济利益，那就是自由的。市场经济显然具有如此的作用与功能，而资本主义制度则保证了这一作用与功能的实现，因此，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具有进步性。

对于斯密的这一自由观，一方面需要看到它所具有的进步意义，也就是在封建制度、摧毁神权枷锁上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当自由的内容被个体经济利益所取代，人的自由的获得预示着人将进入一种更不自由的状态。正如人们批判的那样，在“经济统治生活”的条件下，“个体现实直接依赖于社会力量并受社会力量的完全塑型。只有在个人现实不再事实上是真实时，个体才被允许显现自身。这也正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给人带来的异化所进行的批判。当然，马克思的自由观并不否认物质生活对于人的自由实现所具有的意义，但是人的自由的条件并不仅仅是富裕的物质生活。自由是“人的全面发展”，物质生活无论如何都不能代表人的全部。因此，要实现自由，必须在物质生活基础上，拥有高尚的精神追求、清明的政治制度、和谐的社会氛围和优美的生态环境。欠缺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视为“自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对斯密“自由观”内容的超越，不再将物质条件的满足视为人的自由的基本内容。

(二)市场经济的自由是有限度的

斯密认为，完全的市场“自由”是不可能的，“自由”是有限度的。这是因为:其一，自由不是社会的唯一价值追求。除自由而外，公正也是非常重要的社会价值追求。当自由与公正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公正显然具有更高的价值地位。斯密对市场可能带来的不公正有着清醒的认识。其二，自由不是随意的。自由是在规则下的自由，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遵守市场的规则。也就是说，市场的自由是由市场规则来保证的。如果没有市场交易的规则，也就无法实现个人的自由，个人利益的实现就没有保障。其三，个人权利是自由实现的前提。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原则是交换，或者说交易，而交换的前提是商品的私有权。我们在市场上只能交换属于我们自己的商品，换句话说，只有产品属于交换者，交换者才能将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成为商品。这就意味着，在市场条件下，没有个人权利就无法实现个人自由。

“自由”作为口号，往往被人们误解为不受约束。现实的自由总是有限度的。然而，当前自由主义的论调仍不绝于耳，并在现实中得以施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浪潮将一些拉美国家推到了改革的风口浪尖。这一新自由主义思潮将“私有化”视为自由的本质内容，并将自由的范围扩大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事实是，忽视了公iE的自由追求并没有给社会带来更大福音，反而造成了更大范围的灾难。拉美地区人均收入下降到70年代初的水平，农村贫困人口达60％以上，城市失业率高达20％，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贫困人口大幅度攀升。前车之鉴，后事

之师。如果我们在经济改革过程中，过于强调市场经济的“自由”本质，忽视自由的限度和公正的追求，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将蒙受巨大损失。

(三)法律规制了自由的范围

既然市场的前提是个人私有财产权，就需要以各种方式来保证个人财产所有权的实现。这就意味着，任何人在市场下的自由行动都不能侵犯他人的私有财产权，自由是有范围的。法律就是自由范围的界限。

从市场经济运行这几百年的历史来看，法律构成了其经济体制的基础与保障。“市场经济”通常具有另一别称――“契约经济”。所谓“契约经济”，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换行为的发生是以契约的形式来保障的。而契约的实行，肯定不是建基于人们之间的某种私密性关系，也不是依赖于人的道德自觉。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大量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契约双方相互之间既不认识也不了解。契约所产生的信任并不是对对方人格的信任，而是对法律的信任。一个成熟的市场机制必定是由一个法制的社会来保证的。斯密自由主义经济观所表达的正是这个思想。一些人恰恰就是忽视了斯密所预先设定的这一社会前提，仅仅是看到了这个前提下的结论，于是就将斯密看作自由放任的先驱。这就是人们常常对斯密有所误解的原因。今天我们重读斯密，就必须看到斯密对法律之于社会公正、个人权利保障的重要作用的认识，要对斯密关于法律与自由的认识予以足够重视，并积极有效地构建社会主义的法制体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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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四十岁=四千万，当北师大的教授都可以这样裸地用金钱的数量衡量人生的价值时，不仅他自己的人格现实到了极致，而且更为我们今日社会的价值观加注了一个清晰而极富证明力的注脚。

北师大崇尚“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而作为“人师”和“世范”的董藩先生要把青年学子引向何方？把人的追求引向何方？四十岁=四千万，就是我们社会的一些人，甚至是以董先生为代表的精英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感知斯言，岂不令人忧愁和心痛？

从生活的物质基础出发平心静气地谈论钱财，确实是人类回归理性的标志，无须大惊小怪，但是，如果非要在生命的岁月与金钱的数量之间画出一个等号的时候，则标志着我们已经把自己的灵魂交还给了天地自然，而仅仅剩下了沉重的物质肉身。

对于董藩的言论，在唾液声中一朝成名，相信擅长于价值考量的经济学家自然认为这样“值”。人生价值如此，规劝和咒骂可能都是多余的，他想出名，你就偏偏不理他，也可谓“上兵伐谋”。何况，董先生以自己经济学家甚至“推动中国发展的几大经济学家之一”的身份，居然视理性为无物，他的教授之门前是否会“有价有市”也着实存在变数。

对一个人口诛笔伐容易，对一个时代的反思与警醒则难上加难。但是，我们必须反思我们的社会，必须为明天确定一个明确的方向。一个社会的发展如何，非唯天命，而在人为！东瀛的核危机应该成为执迷于经济者的当头一棒。经济决定论可以休矣！董先生的“四千万论”，自然更应该休矣！

孔夫子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中国人不是不讲物质上的自立，夫子论人，三十岁就应该有自己的饭碗。只不过，有了自己的饭碗之后的十年去追求什么，夫子和董先生泾渭分明：夫子要人追求“不惑”，而董先生要自己的学生追求“四千万”。不惑，就是要明确生命的价值，透视生命的意义，而不能再执著于名缰利索。于是，孔夫子进一步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 教育如此，夫子为圣人，自然不是自命为人师者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