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体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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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重度子痫前期；围术期；液体治疗；血液动力学变化；剖宫产

[中图分类号] R71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3）12（b）-0077-03

子痫前期的血压升高，血容量相对不足和血液浓缩等病理生理学改变对孕妇的循环系统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围术期。通过对重度子痫前期剖宫产妇围术期的中心静脉压（CVP）和桡动脉有创动脉压（ART）等血液动力学指标的连续动态监测，探讨液体治疗的合理性和安全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1年6月～2012年1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以下简称“我院”）40例重度子痫前期的择期行剖宫产术的产妇，所有患者均符合第7版《妇产科学》教材[1]关于重度子痫前期的诊断标准，均无椎管内阻滞禁忌证，美国麻醉师协会（ASA）Ⅰ～Ⅱ级，本研究经过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并通过，所有患者及家属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患者年龄20～40岁，身高155～170 cm，根据体液治疗的种类分为晶体组和胶体组，每组各20例；晶体组患者的平均年龄（29.5±4.6）岁，孕龄≥34周，平均身高（160.8±7.9）cm，平均体重（52.1±5.2） kg；晶体组患者的平均年龄为（30.1±4.2）岁，孕龄≥34周，平均身高（159.7±8.2）cm，平均体重（52.5±4.9） kg。两组患者的年龄、身高和体重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全部纳入标准的患者40例，麻醉前开始液体治疗，晶体组给予乳酸林格液，胶体组给予6%羟乙基淀粉酶，速度为500 mL/h，均采用右侧颈内静脉前入路法，行深静脉穿刺置管和桡动脉穿刺，分别连接Utah DPT-248型换能器调试后，在SpaceLabs监测仪上显示连续动态值。各组患者均于腰L2～3间隙行腰硬联合麻醉，鞘内注射0.5%布比卡因1.3～1.4 mL。

1.3 监测指标

监测并记录两组患者的CVP、ART、心率（HR），记录时间点为：入室平静时、椎管内麻醉后5、10 min时、胎儿娩出时、子宫体肌注缩宫素20 U时、缝合子宫时（子宫已出盆腔）；缝合腹膜时（子宫已入盆腔）、术毕时、麻醉后1、2、4 h和6 h时。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1.5软件包进行统计，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中心静脉压的变化

麻醉前，两组患者平静时的CVP与麻醉后5、10 min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组间比较，麻醉后10 min时，胶体组[（5.3±0.5）mm Hg]（1 mmHg=0.133 kPa）高于晶体组[（4.7±0.5）mm H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2.2 桡动脉有创动脉压变化

胶体组ART[（115.0±13.5）mm Hg]高于晶体组[（100.0±10.8）mm H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3 讨论

正常情况下，女性妊娠期血容量比非妊娠期增加35%～40%，而子痫前期孕妇的血容量仅增加16%，其血容量不足，对容量变化的耐受性较差[2]。本研究显示，椎管内麻醉后两组患者的CVP和ART都有很大变化（P < 0.05），但是，随着胎儿娩出，CVP和ART又逐渐升高，接近入室麻醉前的水平，一方面可能是椎管内麻醉后，阻滞区域的容量血管扩张，导致血液回流骤降，循环波动较大；另一方面，胎儿娩时充血的子宫收缩使300～500 mL血流进入产妇循环，加上孕妇孕期心排量增加50%，致使心排量恢复[3]。这个结果与Auler等[4]应用flotrac/vigileoTM系统连续监测剖宫产妇心排量的结果相一致。麻醉10 min后，胶体组CVP [（5.3±0.5）mm Hg]高于晶体组组[（4.7±0.5）mm Hg]（P < 0.05），而且胶体组ART [（115.0±13.5）mm Hg]也高于晶体组[（100.0±10.8）mm Hg]（P < 0.05），这可能是因为麻醉前的液体治疗，如6%羟乙基淀粉酶对椎管内麻醉引起的回心血量减少所致的低血压的有效纠正所致。

本研究发现，椎管内麻醉作用时间，0.5%布比卡因为4 h，麻醉后1、2、4 h和6 h的CVP、ART与入室时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此时麻醉作用对患者容量负荷的影响减小甚至消失，也就是说，液体治疗对麻醉效应消失后的CVP和ART的影响不大，容量负荷增加不明显，没有产生肺水肿的可能，不会对患者产生潜在危险。说明了合理的扩容治疗是安全有效且持久的方法，对整个围术期的循环稳定有积极作用[2]。至于晶体液体治疗的作用，在本研究中显示作用不大，这与晶体液扩容对消除剖宫产手术椎管内麻醉引起的低血压是无效的这一结论相似[5-8]。而胶体液，如6%羟乙基淀粉酶注射液，可以适当应用于子痫前期患者围术期的液体治疗，是安全有效的，但是其具体用量，还待进一步研究探讨。这与张双全等[9]麻醉前6% HEAS对妊高征患者适量扩容是安全有效的结论相符。

综上所述，重度子痫前期剖宫产妇围术期，容量负荷的变化主要发生在麻醉后至胎儿娩出前。围术期液体治疗，可以保障术中循环稳定[10-12]，特别是胶体液的应用是安全有效的，对围术期容量负荷的影响不大，对维持子痫前期患者围术期循环稳定有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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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结束的巴黎气候大会通过《巴黎协定》，就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行动做出了制度性安排，成为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继《京都议定书》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又一个新的起点。

《巴黎协定》将极大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推进世界经济低碳转型。在新的形势下，我国也必须进一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实施，加快经济转型的步伐，以适应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进程，引领世界低碳发展的潮流。

一、积极适应《巴黎协定》确立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机制

《巴黎协定》确立的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制度框架，主要体现为在全球控制温升长期目标下的各国自愿合作行动。首先，协定中确定把未来全球温升控制在工业革命前水平的2℃以下，并努力控制在1.5℃以下。为此，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必须尽快达到峰值，到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源的人为排放与汇的清除之间的平衡，即实现温室气体的净零排放。而实现这一目标则以各自制定国家自主决定贡献（INDC）目标和行动计划为基础。

为保证全球长期目标的实现，一方面要加强各国减缓行动和支助的透明度，另一方面则是每五年进行一次全球行动的总结或盘点，以评估实现协定宗旨和长期目标的集体进展情况，促进各国进一步更新自主贡献目标，加强行动和资金支助力度，以缩小和弥补与实现全球控制温升长期目标之间的减排缺口。

协定体现了《公约》中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区分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责任和义务，并将该原则体现在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和透明度等各个要素之中。在减缓问题上，协定明确要求发达国家应当继续带头，努力实现全经济绝对减排目标，而发展中国家则应当继续加强其减排努力，鼓励其根据不同国情，逐渐实现全经济绝对减排目标。

《巴黎协定》的实施将对我国带来新的挑战和艰巨任务。

新的国际气候制度虽然不是“自上而下”对各国施加强制的减排任务，使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国情、发展阶段和各自能力提出有力度的自主决定贡献目标和行动计划，全面统筹经济发展、改善民生、保护环境与减缓CO2排放之间的关系，不至于使限控CO2排放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刚性制约。但另一方面，全球实现控制温升不超过2℃（甚至1.5℃）目标，全球未来总的碳排放空间将受到严重制约，必须大幅减排，世界各国都会面临碳排放空间不足的挑战。在保护地球生态安全和全人类生存发展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下，世界各国的自愿合作行动也都必须不断加大力度，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体现出为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责任担当，从而加快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低碳转型。

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和碳排放大国，未来减排目标和效果将备受关注。全球紧迫的控制温升目标，使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已不可能再沿袭发达国家以高能耗和高碳排放为支撑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在当前《巴黎协定》实施“自下而上”自主减排机制下，必须自觉加快经济低碳转型，形成促进低碳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决不能固守传统的高碳发展路径。

《巴黎协定》所确定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长期目标和行动计划，将极大地促进世界经济的低碳转型。实现全球控制温升不超过工业革命前2℃目标，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必须尽快达到峰值，到2030年需由2010年的500亿tCO2下降到400亿tCO2e，而按当前各国INDC目标汇总后，2030年排放仍将上升到550亿tCO2，到2030年距实现2℃目标下的排放情景尚有约150亿tCO2的减排缺口。因此需要各国共同努力，不断更新和强化各自INDC目标和行动。各国都要实现发展与降碳的双赢，就必须加快发展低碳经济，促进发展方式的低碳转型。由于能源消费的CO2排放占全部温室气体排放约三分之二，因此全球低碳化发展的核心即在于推动能源体系的革命性变革，要大力节能，提高能源效率，控制能源消费量；同时加强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在保障能源供给的同时减少CO2排放。

二、加快推进国内能源革命和经济发展方式的低碳转型

巴黎大会之前，我国提出有雄心、有力度的国家自主决定贡献（INDC）目标，包括2030年单位GDP的CO2强度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达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以及CO2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等目标，既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特征，又展现了付出极大努力的积极行动。我国当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能源需求和CO2排放在一定时期热杂泻侠碓龀ぁ

要实现“发展”和“降碳”的协调共赢，关键在于提高单位能耗和单位碳排放的产出效益，也就是较大幅度降低单位GDP的能源强度和CO2强度。所以我国提出单位GDP的CO2排放“强度”下降目标，有别于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下降目标。但从减排力度上看，我国今后单位GDP的CO2强度每年下降速度要保持在4%以上，发达国家虽然是总量绝对减排，但由于其GDP增速缓慢，根据其INDC中总量下降目标折算其单位GDP的碳强度下降速度，基本上都达不到4%，尚低于我国下降的力度。

我国提出2030年左右CO2排放总量达峰目标，即意味着在强化“强度”下降目标的同时，要进一步控制CO2排放总量的增长，实施“强度”和“总量”的双控机制，促进CO2排放达峰。其后进一步再实施与发达国家类似的排放总量下降目标。

实现CO2排放的峰值，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转折点，这意味着届时经济增长而化石能源供应不再增加，两者实现完全脱钩。这也意味着国内资源和环境严重制约形势的根本改变，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国内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我国2030年左右CO2排放达到峰值时，要早于发达国家CO2排放达峰值时的发展阶段，届时潜在经济增长率仍将保持着相对较高的水平，所以也必须持续保持较高的GDP的CO2强度下降水平，需要更强有力的节能和能源替代力度。

2030年左右CO2达峰后，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能源需求仍会继续有所增加，但能源总需求增长将依靠增加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供应满足。因此，实现2030年非化石能源比例达20%左右目标，是对CO2排放达峰的重要支撑。据测算，2030年非化石能源装机将达约13亿千瓦，相当于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而且仍需继续以年均6%-8%的速度增长，在满足新增能源需求的同时，加快替代原有化石能源消费存量，促进CO2排放量的绝对下降。我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速度和规模都将是发达国家所远不能及的。

当前我国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升级、产业提质增效，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和行动的实施。“十三五”期间加大产业结构调整，钢铁、水泥等高耗能原材料产品将达峰值，煤炭消费量也将达到峰值，单位GDP能源强度仍将保持较快下降的趋势。到2020年，单位GDP的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幅度将达45%-50%，超过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对外承诺的40%-45%的下降目标，这也将为完成2030年比2005年下降60%-65%的INDC目标奠定基础，并为将来不断更新和强化INDC减排目标创造条件。当前要以积极的INDC目标为引导，加快经济转型和结构性改革，发挥CO2减排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协同效应，实现经济发展、环境改善、节能降碳的协调共赢。

为实现全球长期减排目标，巴黎大会决定各国于2020年前制定并提交本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以共同努力实现全球长期目标。我国当前也正在研究和制定2030年能源革命战略和中长期低碳发展战略，需要和《巴黎协定》的长期目标相结合，超前部署，以适应全球能源变革和经济低碳转型的潮流，在世界范围内低碳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发挥主动和引领作用。

三、探索并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新模式

《巴黎协定》确立了在《公约》指导下确立的以各国自愿和自觉的合作行动为基础的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新制度框架。一方面体现了世界范围内对于“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和地球构成紧迫的可能无法逆转的威胁”的空前共识和合作应对的共同政治意愿。另一方面，机制设计上体现激励各国“自下而上”地确立有雄心的目标和行动计划，而非“自上而下”强制性分配责任义务，体现了摒弃“零和博弈”的狭隘思维，转向“共和博弈”的合作共赢。协定中各方利益诉求都得到了平衡反映，谈判各方也都体现了建设性和灵活性，体现了全球和全人类共同利益与各方自身利益的协调和平衡。新制度框架也旨在推动各国经济的低碳转型，促进应对气候变化与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协调统一，实现“发展”与“降碳”的双赢，同时强调各国在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共同合作，促进各国间的合作共赢。

《巴黎协定》的达成，意味着国际气候治理模式的新转折，也开启了世界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新起点。

日渐紧迫的地球生态危机对人类社会的切实威胁，任何国家、团体和个人都难以独立应对，也不能独善其身，全球和全人类共同命运取决于世界各国共同的合作行动。建设全人类命运共同体，各国自愿和自觉地采取行动，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成为全球道义的制高点。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各国都需要承担和国情、发展阶段和自身能力相称的国际义务，体现为人类共同利益的责任担当。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继续率先减排的同时，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的支助，在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互惠共赢的合作进程中，发达国家多一些共享，多一些担当，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应对能力，有利于推进全球合作进程，实现《巴黎协定》确立的控制全球温升幅度、保护地球生态安全和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

主席等150多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巴黎气候大会开幕式并作重要讲话，为巴黎气候大会成功提供政治推动力，也展现了世界各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强烈的政治意愿。主席讲话中，不仅就“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做了全面阐述，而且提出要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作为一面镜子，思考和探索未来全球治理模式，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创造“三个未来”。即各尽所能、合作共赢的未来；奉行法制、公平正义的未来；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未来。我国积极推动巴黎气候大会取得成功，就是以提出的新理念为指导，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个成功范例。关于全球治理理念和模式的探讨，将对落实《巴黎协定》后继的谈判和合作进程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也会在其他领域的全球治理中有重要影响。

《巴黎协定》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机制和新进程，均有待于从2016年开始的后续谈判中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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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气候变化对园林行业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环境剧变，必定对园林的内涵和形式、园林植物的设计理念甚至园林行业产生影响。气候变暖、干旱缺水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使设计者在作园林规划设计时不得不考虑放弃大面积的水体，选择抗逆的植物种类，在生态景观方面合理搭配乔、灌、草。此外，园林规划设计还要考虑植物的季相变化、海平面的上升、降雨过多导致的洪涝灾害等诸多影响因素。以往，园林尤其是中国园林，非常注重美学、艺术及文化的相互联系。可是，在全球气候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特别是在面临着气候变化给城市和生态环境带来灾难的情况下，园林规划设计的内涵正发生着变化，目前生态环境在园林规划设计的考虑因素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许多设计者在进行园林规划设计时不再只是考虑园林对小气候环境的调节和改善作用，而是更多地强调园林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的局地作用和全球性功能。例如，在许多城市规划建设或因气候变化引起的灾后重建中，都会采用生态分析(ecologicalanalysis)的方法来协调园林与气候之间的关系。此外，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危机的出现，很多违背自然规律、忽视气候变化、破坏原生态环境的设计理念正在逐步被取代和摒弃。例如，为了避免因开发所引起的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对原有场地的自然恢复机能的破坏等，在进行园林植物设计时，更加偏重于对原有植物资源的保护，而尽量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开发。

二、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园林及园林专业教育的作用

园林植物作为园林的四大要素之一，其所形成的空间场地是城市环境中最有生命力的构件之一。AlanBarber博士在《绿色基础设施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了园林绿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理念。园林在城市中的作用包括景观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尤其是在降低空气和路面温度、增加空气湿度以及减少噪音等改善和调节气候变化的方面，园林的生态效益更加显著。同时，园林的生态效益已延伸到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发挥着特殊作用的诸多方面。例如，水文保护、碳的储藏和固定、污染的控制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等都与植物及绿色空间密切相关。而且园林的四大要素植物、水体、土壤等都具有良好的碳储存潜力，甚至于超出大气的储存能力，所以园林在回收和储存CO2方面发挥着直接的作用。碳汇既包括自然碳汇也包括人工碳汇。人工碳汇方法，在碳的捕获和固化过程中常常需要消耗大量能源，甚至还会排放部分碳。而在自然碳汇方法中，尤其是城市的自然碳汇方法中，园林植物及其生长的园林空间是很重要的一种类型，是一种不会消耗外界能源的碳汇方法。研究表明，合理的植物搭配可以显著提高种植地土壤的碳和氮储量。由此产生的所谓战胜气候花园(ClimateVictoryGarden)，就是将不同根系种类、不同生长深度和不同生长速度的植物进行合理的搭配，从而使园林植物的固碳功能和固碳效果达到最大化的一种典型的碳汇式园林设计。这种将固碳作为导向的园林设计在减缓气候环境变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是一种必然趋势。因此，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园林规划设计师作为城市建设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在对城市环境进行创造的过程中，应该更多地关注场地的现状，更加注重对原有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以及对原有场地的自然恢复机能的保护，从而减少过度开发对原生环境状况的破坏或影响;同时，还应通过立体绿化、空中花园等规划设计，增加城市的园林绿量和绿地面积，降低城市的热岛效应，从而有效发挥园林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所起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2个主要作用。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建设生态城市过程中，园林规划设计既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也肩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因此，对承担着培养园林专业人才重任的高等农林院校来说，必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对园林专业人才的要求，及时调整和完善园林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园林规划设计必须根据当地的地理环境、气候因素及经济发展变化，改变传统的设计思路。这就要求园林专业的人才培养不仅要注重园林的基本要素和技能，而且要增加一些有关气候变化、节能减排、汇碳固碳以及低碳经济、低碳社会低碳园林的新知识，从而培养出能够适应低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复合应用型园林专业人才，进而使园林专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通过人才培养发挥其在生态与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保护、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节约型园林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园林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调整

(一)人才培养目标的提升高校培养专业人才的目的是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园林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必须牢牢把握人才市场的需求变化，把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作为人才培养的根本目标和任务。但是，目前许多高等院校尤其是高等农林院校仍把园林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在培养园艺师、美化师等层面上。而且，园林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仍在沿用20世纪的传统模式，教学环节的组织和安排也大多是围绕绿化、美化建设开展的，专业教学仍偏重于单一地探讨建筑、植物、水体等园林的各组成要素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仍未摆脱就园林论园林的局限。这导致所培养的园林专业本科生知识面较窄、设计理念落后和动手能力较差，从而难以适应目前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新形势。很长时间以来，我国的园林科学一直是依托于高等农林院校发展的，所以大多数高等院校确定的园林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都是培养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复合应用型园林专业人才，规定所培养的人才要具备园林规划设计能力、园林工程施工与管理能力、园林植物种植与养护管理技能以及景观生态学等方面的知识，要能够从事景观设计、园林工程招投标与预决算、园林工程施工与管理、园林植物栽培与养护、花卉生产与管理以及林业等相关工作。但是，目前园林的功能已从原来的以绿化、美化为主转变为以节能减排、固碳储碳、改善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等为主，园林行业的发展方向已由造园转变为建设生态园林、低碳园林和节约型园林。而且，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园林被赋予了更多的新的内涵，并与许多领域(包括花卉、林业、景观设计、城市规划)相关联，而这些领域与全球气候变化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因此，现代园林学已发展成为一门交叉性极强的边缘学科，且涵盖面极其广泛。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园林专业的发展要顺应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等大环境的要求，尤其是园林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要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有所调整，即拓展园林专业的内涵，进一步提升园林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在社会环境对园林的需求已经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园林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应对建设生态园林、低碳园林和节约型园林这一园林行业的发展方向有所体现。因此，园林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在原有基础上有所衍生和提升，规定所培养的人才不但要掌握园林及其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知识，更应该掌握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和全球气候变化紧密相关的低碳、节约、生态、碳汇等方面的新理论与新技能。

(二)课程体系结构的优化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社会对园林专业人才的要求有所提高。因此，高等农林院校应紧紧围绕园林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目的对课程设置和教学安排进行调整，尤其是课程体系结构的优化应在注重园林基本理论和造园技能的前提下，增加和强调与全球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的生态园林、低碳园林及节约型园林等方面的理论和方法。

1.增设有关生态园林、低碳园林、节约型园林的专业基础课和选修课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危机对每一个行业来说都是一种挑战，对具有减缓气候变化功能的园林行业来说更是如此。为此，园林的相关理论知识一直在不断更新和拓展。因此，园林专业所培养的人才除了要掌握传统的专业理论和基础知识之外，还应主动学习和了解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的知识，熟知该领域的知识前沿和信息动态，尤其是要了解气候变化对园林的影响。只有这样，园林专业所培养的人才才能在未来尽快地适应就业环境和岗位要求，并有能力开拓新的领域。因此，甘肃农业大学紧密结合时展的需求，在2013年对园林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了调整，按照生态园林、低碳园林和节约型园林建设对园林专业人才提出的新要求，适当增加了与生态园林建设尤其是低碳园林和节约型园林建设有关的专业基础选修课，设置了生态园林节水园林植物资源利用等课程，使专业基础课在园林专业课程体系中所占的比例由原来的62.13%提高到68.2%。对与全球气候变化息息相关的高等农林院校园林专业来说，从充分发挥高等农林院校的学科和专业优势出发不断更新和丰富相关的专业知识内容，不仅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知识层次，使他们能够在园林专业人才济济的就业市场上脱颖而出，而且符合园林行业和园林专业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

2.拓宽知识领域，更新授课内容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最明显的后果是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在这一背景下，为了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低碳概念应运而生。低碳的核心内容是减少碳排放和降低由此带来的后果。这就涉及到碳源和碳汇的概念。所谓碳源，就是向大气释放CO2。所谓碳汇，就是从大气中捕获并储存CO2。而建设生态园林、低碳园林和节约型园林的理念正是在提倡低碳这一大背景下提出的，因为低碳园林、生态园林和节约型园林的建设正是从减少碳源和增加碳汇2个方面入手的。因此，高等农林院校园林专业的教学内容要对园林最初的天人合一，设计结合自然的设计理念重新进行评价，在专业课程内容中增加与低碳、节约、碳汇、生态和气候变化等相关的内容，并开设生态园林、低碳园林和节约型园林方面的专业课和公共选修课，以拓宽园林学科的知识领域。以甘肃农业大学的园林专业为例，目前主要从园林植物和园林规划设计2个方向设置专业选修课。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和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对园林需求的不断提升，园林的主导功能已经有所改变。因此，园林专业如果仍从园林植物和园林规划设计这2个方向进行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的编排，就很难满足园林行业的发展要求。例如，园林植物方向的课程设置如果仍把重点放在植物识别和栽培上，课程教学内容仍以植物的形态特征和栽培管理为主，那么与当前外部环境对园林植物的主体功能进行转变的要求是脱节的。再如，园林规划设计方向的课程设置如果仍把重点放在园林的功能分区和对园林原场地的改造上，课程教学传授的设计观念仍沿用传统的理念，那么就会导致设计出的作品过于理想化风格化和表面化，与实际要求严重脱节，以及无法考虑气候变化的因素和体现当前所提倡的建设低碳社会的理念。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建议，无论是课程还是教学内容的设置，园林专业都应摒弃陈旧、过时的知识内容，增加生态园林、低碳园林、节约型园林和绿地碳汇等方面的新理论和新概念，从而使学生掌握园林的碳汇功能、碳汇树种选择、碳汇树种配置、低碳材料选择、生态环境改造等方面的知识。例如，在园林绿地规划课程教学中，在讲授园林绿地功能时，要强调园林绿地的碳汇功能;在园林植物课程教学中，要讲授固碳能力强的园林植物种类的选用，在讲授植物配置时，要介绍能够提高园林绿地固碳能力的落叶乔木与常绿灌木的搭配、速生树种与慢生树种的搭配、常绿植物与色叶植物的搭配等知识;在园林建筑课程教学中，要提倡能够减少园林绿地碳排放的减源模式，要介绍可再生能源的应用、低碳材料的选用、废弃材料的再利用、雨水的资源化利用等知识;在园林植物养护管理课程教学中，要增加降低园林绿地养护管理的碳排放、延长园林绿地的使用寿命等新内容;在城市生态学课程教学中，要增加有关低碳城市建设的内容，包括如何降低园林自身的碳排放、降低城市热岛效应、减少建筑能耗等内容。

3.在课程和教学内容设置等方面体现不同属性园林专业的特点目前，我国的园林专业发展很快，许多高等院校都开办了园林专业。但是，在不同科类和不同性质的高等院校，园林专业的属性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工科类高等院校的园林专业以建筑、城市规划为主，农林类高等院校的园林专业以园林、观赏园艺为主，艺术类高等院校的园林专业以环境艺术为主，而综合性大学的园林专业以城市规划为主。由于各类高等院校的发展定位以及办学条件和特色不同，所以对园林专业的理解各异，进而导致各类高校所确定的园林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也各不相同，有的甚至差异很大。因此，笔者建议，园林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在保证与全球气候变化这一大背景高度契合的前提下，也要与各类高等院校传统的学科专业优势和办学特色紧密结合，在增设有关生态园林、低碳园林和节约型园林的知识内容时，兼顾到不同属性园林专业特色的体现。例如，高等农林院校的园林专业在设置课程和教学内容时，可以侧重于与植物相关的碳汇和低碳内容;工科类高等院校的园林专业在设置课程和教学内容时，可以考虑从建筑和城市规划等方向增加有关低碳和节约的内容;艺术类高等院校的园林专业在设置课程和教学内容时，可以考虑增加与环境有关的内容。总之，园林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并不意味着趋同化，只有保留不同属性园林专业的特点，才能培养出更加符合当今低碳社会和低碳经济发展需要的多元化专门人才。

(三)实践教学的调整

1.在实践教学中增加有关生态园林、低碳园林和节约型园林建设技能的培训内容园林专业培养的人才除了要掌握丰富的理论知识之外，还要具有过硬的综合技能，特别是要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此，甘肃农业大学园林专业在近几年的教学计划修订中，增加了实践教学的比例，使实践教学所占比例提高了6%左右;同时，不断深化实践教学改革，根据课程间的关联性合并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实验，并增设了具有创新性的综合实验，特别是增加了能够体现生态园林、低碳园林和节约型园林理念的实践技能培训内容。例如，开展以节约型公园设计、低碳居住区设计、低碳建筑材料选择、园林植物碳汇功能比较、园林绿地土壤碳储量调查与分析等为内容的实践技能培训。只有通过这些技能培训，园林专业学生才能在景观规划设计理念、植物配置和材料选择等方面紧跟时展的步伐，从而满足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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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气候变化对农业资源的影响

1.1气候变化对热量资源的影响

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域温度呈现升高趋势，温度提升最明显的地区是华北、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在将来各种气体排放的影响下，以冬季变暖情况最为突出，这主要在于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多导致温度升高。1.2气候变化对光资源的影响

当前我国平均白天时间正在逐渐变短，减少幅度最显著的地域是华北和东北地区。辐射减少也许是因为火山喷发、城市建设和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等方面的因素影响，由于辐射的减少导致农作物的光合作用减弱，以至于农作物不能有效地利用光资源。

1.3气候变化对水分资源的影响

我国年平均降水量改变趋势不显著，但地区降水量波动很大，华北、东北和西北东部呈现出下降趋势。在将来各种气体排放的作用下，降水变化分布相对稳定，年降水增多明显地区是华北、西北和东北地区。由于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导致温度升高，进而造成农作物需水量增大，在其他气象因素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华北地区不同作物的需水量由于温度升高而变化的情况会有所不同，但越来越紧缺的水资源将会影响农作物的产量。

2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生长发育的影响

温度是影响农作物生长速度的主要因素，温度的变化决定了生长期的长短。温度升高，其生长速度相对增加加快。据调查发现：平均温度增长1℃，水稻生长期平均减少7.6d。但温度增高对不同品种水稻的生长作用是不同的。温度升高对冬小麦影响最大的阶段是其生长前期，对后期的影响很小，导致春季生长期提前，拔节期影响最为显著，抽穗以后各生长期影响较少，冬季生长期和全部生长期显著减少。通过研究冬小麦的生长情况，在土壤不缺水的条件下，黄淮海地区秋冬季温度升高，播种期到开花期过程变短，开花期到成熟期过程有所增长，播种期到成熟期整个生长期的过程变短。总之，气候变化让农作物生长期变短，并且对生长前期的影响高于对生长后期的影响。

3气候变化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产量上，由于全球气候变化正负效应的不一性。当前主要解决办法是使用气候模型与作物模式相关联，对作物产量可能遭受的影响制定解决方案。在模拟未来气候环境条件下，温度增高，作物生长速度加快，生长期变短，不同品种水稻产量会受到不同的降低。温度升高造成小麦生长过快，生长期变短，春小麦产量降低程度也会高于冬小麦。由于不同地区未来降水量变化不同，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雨养冬小麦产量会有所增加，而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春小麦产量会有所降低。

4气候变化对品种布局的影响

在温度升高的影响下，人们可以通过改变种植环境、替换产量较高的中晚熟品种来解决产量问题，以确保产量的增加。在温度升高的影响下，在不考虑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对作物生长的影响的基础上，东北地区玉米不同品种种植区域会呈向北移动的趋势，在受温度影响较大的区域可以考虑用中晚熟品种代替早熟品种，缩短玉米的生长期；干物质含量增多，能够提升东北区域春玉米产量。东北区域不同品种的玉米可种植区域呈向北扩张的趋势，小兴安岭能够播种极早熟玉米品种。所以，在温度升高的影响下，会利于喜温和晚熟品种的播种，进而能够增加作物产量。

5气候变化对作物生产潜力和气候资源利用率的影响

农作物生产潜力是判断农业气候资源状况的主要根据，其生产潜力的大小决定于光、水、温3种条件的状况和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据调查发现，温度升高对热量丰富地域作物产量的影响呈现为下降趋势，辽宁地区将来因温度升高超过了玉米生长的适宜气温，作物生产潜力呈降低趋势；但东北地区另外两省通过播种晚熟品种，使生产潜力呈上升趋势。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光、水、温3种资源的分配不均是导致生产潜力下降的重要原因。河北地区降水量逐渐下降，虽然光、温资源可以满足作物生长所需，但是冬小麦的产量在逐渐降低。将来气候变化明显限制春玉米的生产潜力，而降水量变化造成的影响会高于温度变化影响，降水量变化趋势对其影响作用会更加显著。当前全球很多地区农业气候资源利用率较低，我国光能利用率、热能利用率、水分利用率和综合利用率在全球仅处于中等水平。

6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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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气候变化；水文水资源；相关影响

气候变化引起的温度、日照、区域降水量方面的变化会产生不同程度上的环境问题，应及时得到有效的解决。从宏观角度上来说，需要从环境保护的视角出发，从环境方面引起的变化着手。

1、气候的变化对全世界的水文水资源产生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暖是已经存在已久的环境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二氧化碳排放量过多所引起的温室效应。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南北两极的冰川层开始逐渐融化，导致了海平面上升的情况发生。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的整体温度是过去一百年前的1.5倍，达到了历史新高，随着气候的逐渐恶化，这种情况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除此之外，海洋水也由于气候变暖的原因形成了海平面上升的局面，并且降水量也有所上升。这些恶劣的环境问题出现的原因在于全球变暖对于大气系统的影响，导致了大气中的含水量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这也能够解释某一区域的暴风雨天气但另一区域却极度干旱的形成原因[1]。

2、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径流的影响

气候变化也是加剧这些问题发生的速率的一个主要原因。其中，水文水资源方面的径流量所受到的影响是最为明显的。

2.1对年径流量变化的影响

从地理环境方面进行划分，我国水文水资源大可以分为七个流域，从相关数据分析中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受气候的影响，南北方的水体径流量是处于不断变化的趋势的，并且径流量是维持在增减平衡的状态下的，但从整体上分析，是成呈持续下降的趋势。综合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对环境有所影响的诱因能够看出，淮北一带是水文水资源受到影响情况较严重的地区，与之对应的是黄河地区，其水流量在受到影响之前就没有过高的情况出现，所以这一地区的降水量不会有所增加，反而在大气环境的影响之下有所减少[2]。综上所述，能够看出水文水资源的年径流量有所减少是一定会发生的。

2.2对径流分配区域的影响

就我国而言，由于全国大部分都处于亚热带季风地区，全国范围的水文水资源径流量会有不同程度上的差异。径流量发生变化的时节主要集中于下半年中的七、八、九月，自此，全国大部分地区开始进入汛期。气候变化对于气候较为湿润的地区的影响并不大，产生差异影响的主要集中在半干旱以及干旱地区，从以上分析能够看出，水文水资源的径流量受到的影响主要是气候变化所导致的。

2.3对西北山川径流量的影响

从地理环境上进行分析能够看出，我国西北地区的地势较高且地形较为复杂，冰川融化时产生的水是此流域的主要水来源。气候变化导致的全球变暖问题，使冰川融化的进程加快，夏季的降雨量达到了峰值，使得此流域的径流量形成了集结速率加快的情况。而降雨量较少的季节，河流的径流量下降的速度则有所加快，前后的这样的一个差异会对此流域的水生物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气候变化引起的水文水资源的径流量的变化已经形成，与此同时，水文水资源的感知能力有所加强，能够及时感应到外界所带来的恶劣影响，所以，流域内的水文水资源的修复能力则需要加强。

2.4对径流系数的影响

河流所在区域的湿润程度是受水文水资源的径流量所影响的。由于不同地区的气候不尽一致，使得气候在变化的过程中也会产生对水文水资源有所影响的因素。一般来说，地区内的湿润情况基本上是通过径流系数呈现的，径流系数升高，说明这一区域内较为湿润，反之，区域内的径流系数下降，则说明这一区域内较为干旱，湿润度低。综上所述，水文水资源的径流系数是受气候变化所影响的，有关人员从径流系数的变化上就能够看出所测定区域内的水文水资源的详细情况。

3、气候变暖对水文水资源系统的影响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过多是全球变暖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全球变暖也是水文水资源受到影响的主要原因。

3.1对水文水资源质量的影响

人们生活于同一资源之下，其中大部分的资源是共享的，一旦资源受到不同程度上的破坏或影响，就能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有所影响。全球变暖，导致全球温度成上升趋势，这样的形势在某一程度上使能够促进农作物的生长的：由于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半干旱、干旱区域的降水量有所增加，充足的水资源是农作物茁壮成长的有利条件。与此同时，不能忽视的是全球变暖所带来的恶劣的环境问题，气候变化导致不同程度上的干旱以及洪涝灾害频繁发生，水文水资源也受到了影响，使得人们的生活不能够维持稳态。可见，气候变化所引起的环境问题的影响大部分是恶劣的，其范围之广且不能够避免也使得人们对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识越来越强[3]。

3.2对区域敏感性的影响

区域内的湿润程度也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湿润度较高的地区，其径流量会生成敏感度，且敏感度较高，湿润度较低的地区，其径流量的敏感度则相对来讲较低。气候变化在影响着我国流域内的径流量的敏感性，且敏感性在发生着不同程度上的改变。

3.3对用水供求的影响

气候变化也会影响着大气环流，其体现形式反映在降水量的数量上，人们的生活会受到影响。城市方面对于水资源的需求较大，气候变化导致区域内的降水量不能达到平衡，且全球变暖带来的气温上升的情况会加速水资源的蒸发，使得对于城市方面的供水量有所下降，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影响。不仅如此，在经济方面，由于降水量的影响，使得一些利用水资源较多的企业会形成资源供给不足的局面，影响企业的发展[4]。在进行资源开发时，需要注意到可能会对环境有所影响的方面并避开这些方面或改善措施，这样才能够做到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

总之，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我国有关部门需要采取相应措施加强水文水资源工作来应对气候变化，也需要注意到气候变化对于水文水资源的影响。为了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加强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我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

参考文献

[1]刘昌明，刘小莽，郑红星.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影响问题的探讨[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8（2）：21―27.

[2]张利平，陈小凤，赵志鹏等.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的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进展，2008（3）：60―67.

[3]曹丽青，余锦华，葛朝霞.华北地区大气水分气候变化及其对水资源的影响[J].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32（5）：504―507.

[4]范广洲，吕世华，程国栋.气候变化对滦河流域水资源影响的水文模式模拟，（2）：模拟结果分析[J].高原气象，2001，20（3）.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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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气候变化；应对政策；公众认知；中美比较

0、引言

近年来极端恶劣天气频发，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破坏，造成数以亿计的经济损失。科学研究认为，气候变化的趋势主要是气候变暖。近100多年来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升高了0.3℃～O.6℃，海平面平均升高了10～25厘米。而导致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化石燃料的燃烧、大规模的工业污染、森林砍伐以及土地用途改变等种种人类活动造成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积聚。这些气候变化现象及其引发的后果越来越引起人类社会的关注和各国政府的普遍重视，关于气候变化的研究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科学家们在科学层面上的探讨，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气候变化带来的有关政治、经济以及伦理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富国是否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负有特殊的义务，发达国家是否对很大比例的历史排放负有责任，排放所产生的成本是否已经不成比例地降临在穷国?世界各国应如何公平地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和义务正成为热议的话题和争论的焦点。

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气体排放量最多的两个国家，根据目前的国际谈判情况，两国都面临着巨大的碳减排压力。中国进行碳减排的重点在于转变高耗能的生产方式，美国进行碳减排的重点则在于转变高消耗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中国和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如何，采取的政策与措施是否积极有力，对于国际社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两国政府的态度与应对措施对国内民众关于气候变化的认知也有着极大地影响，民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应对行动选择，直接影响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落实与实施效果。因此，比较中美两个碳减排大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分析两国公众对于气候变暖的认知情况，发现存在的问题，有利于为两国制定合理的减排政策提供依据，有利于促使两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1、中美两国应对气候变化国策的比较分析

尽管气候变化问题存在诸多争议，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各国应该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各个国家根据自身利益以及气候变暖的现状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了若干国策。美国与中国是世界上两个碳排放大国，这两个国家碳排放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影响着整个世界碳排放的趋势，而两国推行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也有所不同。

1.1　摇摆、消极的美国气候变化国策

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法律与政策实体。政策制定的主体有联邦政府与州政府。联邦政府在制定气候国策时表现出了摇摆不定，在减排与经济发展两方面的比较中选择经济发展优先于应对气候变暖的战略。具体表现为：①早年美国在推进全球气候问题的对策研究上相当积极，1992年美国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成员国，并且成为第四个批准该框架公约的国家。②1997年7月25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伯瑞德一海格尔决议，标志着美国进入气候变化政策的消极时期。该协议的中心思想是美国将拒绝签署任何与《公约》有关的协议。2001年3月28日，小布什政府宣布退出《京都协议书》。自1997－年2005年，美国联邦政府鲜有法律或政策的行动，美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总体上处于最消极时期。③2005年，俄罗斯加入《京都议定书》，美国感受到了来自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际压力。同年的卡特丽娜飓风等严重自然灾害也使得美国开始重新审视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严重影响。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推出《气候安全法》，其目标是2005年的排放量作为2012年的总量的控制目标并逐年减少。④奥巴马政府就职后，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奥巴马政府内外政策中仅次于推动美国经济尽快复苏的优先议程。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表明美国的气候政策迈出了积极一步。

1.2　持续、积极的中国气候变化国策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碳排放总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碳排放总量第一的国家。中国碳排放国策是世界瞩目的焦点。中国在气候变化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国际上普遍认为中国的减排对于全球控制气候变化的进程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在减排国策的制定上一直持积极的态度。①1993年1月5日中国批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公约》推动了中国各职能部门间政策协调的发展。自《公约》于1994年生效后，中国政府以认真负责的态度，积极履行在《公约》下做出的承诺。2002年8月，中国核准了《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议定书》生效后，中国又建立了清洁发展机制(CDM)领导和管理体制。中国专家积极参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为相关报告的编写作出了贡献。②中国认真履行本国在《气候公约》和《议定书》下的义务，于2004年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并于2007年6月《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在《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中国提出了到2010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目标，即：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政策措施取得明显成效，到2010年比2005年降低20％的能源密集度。③2008年6月9日，中国央行公布的国内排放贸易计划，包括从温室气体排放到水污染的每一项，加快国家对“绿色”推动增长的初步轮廓。“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显示，中国“十二五”时期将着力发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在节能减排中的作用。中国政府面对气候变化，在国际上积极参与支持国际合作，在国内组织筹建应对气候变化的组织机构，并主动采取政治、经济手段等一系列的措施和行动应对气候变暖。2中美两国公众应对气候变化认知差异性比较分析

2007年，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美国促进委员会(AAAS)以及非营利组织组成的工作组撰写的报告《气候素养：气候科学的必要原则》中正式提出“气候素养”这一概念，即指个人或者社会团体对气候的理解，该理解包括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和气候对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一个具有气候素养的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理解地球气候系统的主要规律原则；知道如何科学的评估哪些关于气候的信息是正确的；有目的的了解并与其他人交流有关气候和气候变化的问题；对于有可能影响气候的问题，能够做出有效和

负责的决定。国民气候素养的形成一方面依赖于教育的实施，另一方面决定于政府推行的政策、态度及大众媒体的导向。

如上节所述，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国策方面有较大的差距，那么这种差距在两国民众的气候素养上是否有所体现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们通过一些调查数据来进行分析和判断。美国的调查数据来自于乔治梅森大学与耶鲁大学的联合小组(以下简称“联合小组”)和皮尤研究中心的问卷调查，中国的数据来自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问卷调查。“联合小组”于2011年4月23日至2011年5月12日在美国做了关于气候素养状况调查。调查涉及1010人，样本的总有效率为95％。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于2009年9月30日至2009年10月4日开展相关的问卷调查，调查涉及1500人，样本的总有效率为95％。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于2011年3月18日至2011年4月20日对网民、大学生以及县域居民开展了调查。对于网民与大学生采取网上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于县域居民采取实地问卷调查的方式。参与调查的网民为3599人，问卷总有效率为96.97％；参与调查的大学生为6750人，问卷调查的总有效率为98.15％；参与调查的县域居民为1513人，收回有效问卷763份。

2.1　中美两国公众对于气候变暖的认同度极其相似

有关气候变暖的问题最早出现在文献中是19世纪末。对于气候变暖的问题，科学界争论不断，两国公众是如何认识这个问题的呢?调查结果见表1。中美两国公众对气候变暖持肯定态度的人数比例惊人的相似。中国公众赞同气候变暖的比例为65％，美国公众赞同气候变暖的比例为64％。持否定观点的民众比例差距较大，中国公众认为气候没有变暖的比例为8％，而美国公众持否定观点的比例为18％。

2.2　科学结论对美国公众关于气候变暖的认知影响更大

2.2.1　科学家的结论对美国公众认知的影响程度高于对中国公众认知的影响程度

应对环境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由于全球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使得决策者在应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得不向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寻求建议。调查结果见表2。美国公众非常相信科学家确认全球变暖的比例为21％，中国公众非常相信的比例为10％，美国公众相信程度要远远高于中国公众。由此可知，美国公众关于气候变暖的确切认知主要来自于科学家的结论。原因是：一方面美国政府较早以前就非常重视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也得到了很多权威性的结论。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为了推行其保守的气候政策，采取有目的系统性行动操纵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及结果，而不是采取行政手段，使得美国公众得到了更多的来自科学研究的信息。

2.2.2　欧美严寒对美国公众关于气候变暖的认知有所影响

自2009年末到2010年初，欧美各国先后出现暴雪、暴雨等极端天气，这是继2009年11月中下旬出现严寒天气之后，西欧部分地区和美国东部又出现降温天气。这种极端天气现象的出现对于气候变暖的观念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调查结果见表3。美国公众对气候变暖持非常怀疑态度的要高于中国公众10个百分点。可见切身感受会影响人们对于气候变暖的认知。但我们还要看到，尽管经历了严寒，仍有23％的美国公众对气候变暖一点都不怀疑，这个比例高于中国公众13个百分点。说明美国公众对于科学结论的信任程度非常高。

2.3　中国公众对于碳减排政策的支持比例远高于美国公众

有关对碳排放政策的支持情况调查，结果见表4。美国公众支持实施碳减排政策的比例为50％，反对的比例为38％，不知道或者中立的占12％。而中国公众支持碳减排政策的比例为76％，远高于美国公众。选择反对的比例为3％，远低于美国公众。调查的结果表明中国碳减排政策得到了更多的公众的支持，政策制定的空间比较大，而美国政策制定受到的阻力则会比较大。因此可以看出，美国碳减排政策的出台将会是个漫长且困难重重的过程。同时也可以看出奥巴马政府虽然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但是要想通过参议院达到2020年削减以1990年为基础的碳排放量4％的目标是非常困难的。

2.4　中美两国公众对于气候变暖的原因认知存在较大分歧

在问及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时，中美两国公众认知存在较大差异，见表5和表6。我国公众中有27％的受访者认为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因素造成的，73％的人认为是由于人为活动带来的，其中36％的受访者选择了温室气体排放，有24％的人选择大气污染物增多，13％的人选择了城市化。美国公众中47％的受访者认为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这个比例远远小于我国。而有35％的人认为是由于自然因素造成的。

2.5　中国公众对于重要的气候政策更为了解

为了考察公众对国家气候政策了解程度，我们设计了“您知道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内涵吗?”这一题目对我国公众进行测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我国在国际社会进行气候谈判时中国维护本国利益的一个基准点，是我国国际谈判的基础。相对应的，美国在碳减排方面最重要的原则是“总量控制与交易”。我们用“您知道什么是‘总量控制与交易’吗?”这一题目测试美国公众的政策了解程度，结果见表7。美国公众对于非常重要的气候政策“总量控制与交易”表示不知道的比例达到55％，而中国公众中对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表示不太了解或根本不了解的人仅为17％。有46％的中国公众对于这个原则表示知道很多。由此可见，中国公众在对国家气候国策的了解程度要远高于美国公众。

3、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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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政治多极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谁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谁能掌握绝对的话语权，与国家的实力密切相关。经济的快速发展保证了国家教育、军事、科技的发展以及国力的增强。各国快速发展的同时受到环境的制约，所以环境问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行使国家的重要因素。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和第二大国，中国和美国于2013年4月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共识，成立气候变化工作组，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在气候变化、能源与环境方面不断加强合作。这是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新体现，是两国经济发展的共同需求。气候大会讨论的焦点议题———减少碳排放来源于各国科学家研究证明气候变暖主要由人类活动造成，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温室气体———CO2的产生。过去的100年间全球平均气温已升高0．74℃，而升高到2℃是科学家们认为目前生态系统能够承受的一个警戒线，预计可能在2050年达到。为了避免达到这一临界值，将2℃折算成碳排量，每个国家就要减少碳的排放量，并根据各国的历史责任制定各国的减排任务。2014年12月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次缔约方大会和《京都议定书》第十次缔约方会议在秘鲁利马开幕。会议为2015年的巴黎协议铺平道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基本政治共识，初步明确了2020年后各个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的协议。然而，发展中国家主张，2015年巴黎协议应包括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多个要素，发达国家始终强调减缓，并一再弱化其他要素，企图让发展中国家承担超出自身能力和发展阶段的责任。各利益国之间的气候博弈一直没有停止。

二、我国中小学气候变化教育概述

各国政府采取了大量努力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但民众对气候变化的认识仍有不足，尤其在气候变化教育方面，不仅缺乏必要的教材、师资，目前也还没有全面的气候变化教育政策和战略。［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国际议程中的一项重要议题，其中教育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核心举措之一，不仅要促进公众对气候变化的理解，还要在学生中普及基本的气候知识，帮助学生了解气候的变化。［2］我国为提高青少年环保意识和能力做出了不懈的努力，颁布和启动了系列法规、方案、项目，以推进气候变化教育工作的进行。从1996年起开始创建绿色学校，2003年由教育部颁布试行了《中小学环境教育实施指南》，2007年了《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案》。为开发气候变化教育资源，培训优秀的气候变化教育教师，2010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与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启动了“中英气候课堂气候变化教育资源合作项目”;为提升中小学生对气候变化的认识水平以及教师教育水平，2011年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实施了“中国中小学气候变化教育项目”。

三、全球气候大会的启示

从哥本哈根到华沙，从京都议定书到巴厘岛路线图，世界各国间的气候谈判是环境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发展问题，是以环境问题为媒介的政治较量、经济博弈。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谈判的焦点是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界定。各国既已就“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达成共识，就应在此原则上履行自身的责任，但是在华沙气候大会上，日本等发达国家争相降低承诺的减排目标，反而要求主要发展中国家承担超出其应尽义务和能力的减排指标。与此同时，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集体失语，西方新闻媒体不去敦促他们，反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出诸多职责和要求。这种偏袒的根源何在?西方发达国家为何集体失语?气候大会带给我们的思考不仅仅是气候变化的表面现象，总结历届气候大会关注的焦点、争论的症结，有助于我们有针对性地培养中学生对环境问题的理性认识。

(一)气候问题的解决依赖世界各国

全球性气候问题的解决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3］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制定以来，世界各国都为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做出了各自的努力。对气候问题的责任认定成为各国解决问题的矛盾焦点，对气候问题的责任认定也正体现了各方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诉求。如何让各国达成统一认识或各自做出一定妥协是解决气候问题的关键。尽管各国由于种种原因在气候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各国仍然有意愿通过气候谈判寻求各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要解决气候变暖这一全球性问题，只有各国都拿出诚意，积极参加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气候谈判，认真履行符合自身发展阶段的责任与应尽的义务，为减缓日益严重的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做出应有的贡献，才有可能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

(二)气候变暖是发展问题

国家减灾委专家委主任秦大河院士认为，气候变化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问题出现在发展进程中，就应该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远未完成，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尤为艰巨，这些国家不应该也不可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采取超出其责任和能力的措施。［3］对于少数发达国家，其掌握先进的绿色能源技术，在资金和技术上帮助发展中国家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可以实现促进双方经济增长、解决全球气候问题的共赢局面。对于发展中国家，碳排放就意味着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受限制地排放。相反，正是因为面临能源和环境的压力和挑战，发展中国家应加快掌握新型环保科技，使用新能源，降低能耗高、产值低、高污染的工业生产比例，走可持续发展的强国之路。各国都应该积极开发新技术、新能源，精打细算地利用排放空间。谁能占领新技术、新能源，谁就有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强国。

(三)气候问题是经济问题

全球气候变暖是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而气候变化又将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美国、欧盟、日本、中国等国家和经济体都参加了这场气候战争，所有的国家在温室气体的减排上都持支持的态度，但前提是不能损害到本国的经济发展。［4］美国推崇碳排放交易机制，是从其经济利益出发。欧盟对气候变化问题一直持较积极的态度是因为其较早调整了经济和技术结构，在清洁能源和环保技术的使用方面占有优势。作为碳排放大国，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作为人口数量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为自己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承诺尽到应尽的义务，履行应负的责任。如何利用气候谈判为处于国际、国内双重压力之下的中国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对危机中的我们无疑是个考验。从长远利益考虑，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交流，发展低碳经济，实现减排目标是我国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转型的良好契机。

四、利用气候变化问题建立服务于人才培养的环境教育模式

中国要努力提高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机制的合作能力，包括提高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水平，提高参与具体规则制定的能力，尤其是提出新的全球性、科学性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公平方案的能力。［5］对于青年学生，环保观念固然重要，而通过对新技术、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及节能减排等行动来保护环境则是未来环境教育的发展趋势。青年学生的探索创新能力以及环境科学素养对于国家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以世界气候大会作素材进行中学气候变化教育不仅能开阔青年学生的眼界，提高其环境素养，更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研判能力及应对复杂事物的能力。我们的一些做法是:

(一)与科研单位联手进行师资培训和创新型人才培养

利用自身附属中学的优势与高校等科研单位联合，探究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如我校参加了由高校相关院系、科研院所等与高中项目学校联合开展的“雏鹰计划”，学生利用实践活动课程时间及节假日，到高校或科研院所学习“雏鹰计划”开发的“先修课程”，利用高校优秀的科研团队、先进的硬件设施、前沿的科学理念，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注重教师的继续教育和专业素质培养，学校定期选派相关专业教师出国进修和参加国家级、市级培训、会议交流，到大学听报告讲座及定期请环境教育专家学者到学校开设讲座。一批青年骨干教师参研或主研可持续教育项目、中小学气候变化教育等项目，在项目研究中磨砺成长，从而打造出一支综合素质过硬、能驾驭学科发展的名师加学科带头人，及中青年结合的环境教育师资队伍。

(二)以气候知识为教育主线，紧密结合社会时事，培养敏锐的触觉

世界形势风云变幻，青少年需要与时俱进，与世界接轨，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要，才能有效应对未来世界的挑战。因此，我们要以气候变化教育为抓手，培养具有创新思想、创新观念及创新能力的创新型人才。青少年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社会责任感，气候热点问题能引起他们的高度关注，同时也有助于唤醒其主人翁意识。适时进行气候变化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敏锐的洞察力及辩证思维;广泛开展各种宣传、科普、发明比赛等环保活动，将培养“环保理念”渗透到每年的各项主题活动中，能使学生在参与活动的热情中潜移默化地形成环境保护素养，提高其社会责任感。

(三)以教学为载体，多学科渗透，充分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

结合各学科内容，开发气候变化教育校本教材，利用多种形式、多种手段将环保理念、环保知识渗透到每门课中。利用有效的学习方式教会学生掌握环保的技能，不仅在教室里讲授，还可安排到实训基地学习以及举办相关的讲座、研讨、辩论等。将书本知识与课外知识相结合，多学科知识综合利用，使知识获取与知识运用相结合，自主学习与教师指导相结合，改变知识获取的单一途径，同时提高知识转化效果，让知识在科学探究中得到实践;锻炼学生的学习能力、创新意识、实践能力，促进其综合素质的发展。

(四)用形式多样的课外科研活动促进气候变化教育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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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气候变化；时间偏好；不确定性；技术变迁

中图分类号 F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1-0019-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04

大量科学研究发现，人类的许多活动，如发电、交通运输、砍伐森林、工农业生产等都是温室气体的重要来源。由于许多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可在大气中残留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它对气候的影响具有极大的滞后性。即使温室气体排放量未来能逐步稳定下来，其对全球温度的影响也将是巨大的。因此，温室气体排放及其引致的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等问题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由于气候变化与经济系统之间密切的内在联系，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分析自然成为了众多经济学家的研究热点。

从经济学本质来看，气候变化问题主要涉及外部性。标准的外部性理论指出在确定性条件、完全竞争以及单一政府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征收庇古税、采取科斯提出的产权分配以及直接管制等手段加以解决。但全球气候变暖是在较大不确定性和市场失灵条件下的跨期国际间协调的集体行动问题，该问题涉及面广、跨度长，且更加复杂。

气候变化问题作为一项全球性挑战，同时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性。从温室气体排放量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温室气体排放所承担的历史责任不同。发达国家现期排放量所占比重较大，而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可能随着经济发展而大幅增长。从气候变化的未来影响来看，如不对温室气体加以控制，环境恶化问题会对各国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发展中国家的情形更为糟糕。因为受到低收入和资本有限的约束，发展中国家要平衡增长与气候变化的关系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因此，要遏制全球气候进一步变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参与和合作是必需的。而要推行一种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避免“搭便车”现象出现，就要在气候变暖的后果、各方的责任、激励机制等问题上达到共识。为形成有效可行的国际协定，所有国家必须了解减缓气候变化对于其增长、产业竞争力、安全、公共财政及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减排成本对增长可能带来的冲击，减少其对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前景的负面影响[1]。可见，气候变化的经济学研究进展对于各国制定可行的减排政策，促进气候政策的国际间协调，有效平衡经济增长与气候恶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1 国外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分析的研究概述

从20世纪90年代起，经济学界就开始对是否要采取经济手段来减缓气候恶化、全球变暖展开了一系列讨论。他们通过建立不同的经济模型来比较减排成本和不采取减排措施气候变化对经济造成的损害，从而提出不同的政策结论和主张，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甚至针锋相对的几派观点。其中主要包括以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英国首相经济顾问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为代表的“激进派”；以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丁·魏茨曼（Martin L. Weitzman）为代表的相对“保守派”；以克拉克奖获得者、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戴龙·阿西墨格鲁（Daron Acemoglu）为代表的学者引入了导向性技术变迁因素，得出更为系统的结论，估且称为“综合派”。

2006年10月，受英国政府的委托，由斯特恩主持的团队历经一年的调研时间，了一份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详实报告（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The Stern Review，下文简称为Stern报告），全面阐述了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环境等带来的影响，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Stern报告围绕气候变化问题，运用经济增长理论框架采用成本—收益方法展开了详尽的经济学分析，系统剖析了气候变化与增长的关系，平衡减排成本与气候损害的政策决策，遏制气候变化的政策手段以及国际合作的开展等，得出了许多有益的结论。该报告最重要的主张是与不采取减排行动可能带来的未来损害相比，各国立即采取强有力的减排行动是必要的、合适的[2-3]。

Stern报告以后，引起了众多学者的批判与质疑，其中较为有影响的是威廉·诺德豪斯教授William D. Nordhaus的研究。他对Stern报告的分析提出了强烈质疑，指出该报告提出的应立即采取有力减排措施的结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近似为零的时间贴现因子和特定的效用函数假设。如果根据当前的市场真实利率和储蓄水平而改变假设条件，则该报告较为激进的结论不再成立[4]。马丁·魏茨曼教授Martin L. Weitzman也对Stern报告较为激进的结论提出了质疑。他指出该结论主要依赖于低贴现率的假定以及分析过程中对难以量化的不确定性的忽略。如果对这两大因素重新加以考量，得出的气候政策主张将会明显不同[5]。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Arrow也同样针对Stern报告中对未来远期进行近似于零的贴现因子的设定提出了质疑，但他仍基本认同该报告的主要结论，认为各国应迅速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而不要甘冒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巨大的未来损害的风险[6]。

大多经济学家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争论及其政策主张的分歧主要源于时间贴现因子的设定及对气候变化损害的不确定性的考量上，而对于技术进步对气候政策的内生性回应没有予以充分考虑。戴龙·阿西墨格鲁Daron Acemoglu等学者引入导向性技术变迁（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从全新的视角分析了气候变化政策。他们在环境约束和有限资源条件下将内生的、导向性的技术进步引入到增长模型中，基于不同类型技术（清洁型技术和污染型技术）对环境政策的内生性回应，对不同环境政策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首先建立一个两部门（污染型投入品和清洁型投入品）的导向性技术进步模型，然后在污染投入品生产中引入可耗尽资源进行均衡分析，最后从单一经济扩展到两国模型；从而得出有关遏制气候灾难发生的政策类型，最优气候政策的结构及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延迟实施环境管制的代价，生产污染型投入品是否使用可耗尽能源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国际技术联系、国际贸易对国际间气候政策协调必要性的影响等重要结论。他们认为在两种投入品替代性强度不同的情况下，气候政策主张截然不同[7]。因此，该研究结论更加系统、全面，并对气候政策的国际协调提供了初步的理论依据。

可见，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分析关注的焦点包括：用模型来刻画增长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对技术选择进行经济学分析和建模，计算碳的社会成本以及探讨碳税、市场机制及其它政策安排等方面。而分析的关键在于探讨如何平衡减排成本和不采取减排行动的风险的战略，即对采取不同环境政策所带来的遏制环境退化的收益以及减缓经济增长的成本两方面的权衡比较。因此，面对全球变暖的威胁，国际社会应当作出多大程度、多快的反应，是当前经济学家分析的首要问题。目前国外学者对于各国是否应立即采取大幅度的减排行动，仍存在较大分歧。通过梳理相关最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能厘清不同政策主张背后的原因以及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为国际社会制定更合理的气候变化政策提供有力的理论基础，并为今后的研究指明方向。

2 国外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分析的争论焦点

不同经济学家从各自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出发，基于不同的假设条件、考量因素和模型设定，围绕气候变化问题进行系统的经济学分析，从而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总体来看，相关研究争论的主要焦点在于政策主张（包括减排目标、减排行动的快慢、减排的阶段性安排等）以及减排措施等方面，而政策结论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时间贴现因子和特定效用函数的设定两大关键假设，对不确定性因素以及技术变迁因素的考量等方面。

2.1 政策主张

Stern报告率先提出了较为激进的气候政策主张。报告中指出要遏制气候变化的恶劣影响，各国必须迅速采取有力的大幅度的减排措施。该报告收集了大量关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及其经济成本的证据，并用不同的手段评估了成本和风险，并得出尽早采取有力行动的收益远远超出不行动的经济成本的重要结论。基于标准经济模型的结果，报告估计如果不采取减排行动，气候变化的整体成本和风险相当于每年全球GDP至少损失5%。如果将更大范围的风险和影响考虑进来，损失估计会上升到20%甚至更多。而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来看，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450-550 ppm二氧化碳等价物水平CO2e（当前水平为430 ppm二氧化碳等价物，工业革命前仅为280 ppm二氧化碳等价物），气候变化恶劣影响的风险会大幅降低，即意味着要在205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目前水平上至少降低25%。如果当前立即采取有效减排措施，实现稳定温室气体浓度目标的成本可控制在每年全球GDP的1%左右。如果考虑到效率的提高以及控制环境污染的其它收益，成本还会有所降低。因此，尽管采取长期持续的措施来实施减排，控制气候变化的成本较高，但是从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可看出立即采取有力的行为是十分必要的。

另一方面，根据该报告的测算，若对温室气体排放不加以控制，气候变化将会对增长和发展产生严重影响。据测算，如果当前不采取减排措施，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在2035年可能会达到前工业时代水平的两倍，即全球平均气温至少升高2℃多。长期来看，气温甚至有50%的可能性会升高5℃。这无疑会对自然地理、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即使处在温和变暖的水平上，所有关于气候变化对各地区、部门影响的研究以及其对全球影响的经济模型估算，均表明气候变化将对全球产出、人类生活以及环境造成恶劣影响。显然，所有国家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而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受其影响最深，尽管它们前期排放的温室气体比重较小。由于气候变化是不可遏制的，各国只能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因此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至关重要，比如进行更有效的规划，培育更能抵抗气候变化的作物和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等。

可见不论从成本—收益的对比，还是从对气候变化不加以遏制可能带来的未来损害程度来看，Stern报告都认为各国迅速采取强有力的减排行动势在必行，延迟行动的代价极大。

而该结论与许多早期的经济模型包括DICE模型（Dynamic Integrated model of Climate and the Economy ）、RICE模型（Regional Integrated model of Climate and the Economy）等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8-10]，大多经济模型均支持“气候政策斜坡理论”（climate policy ramp）。Nordhaus认为采取渐进性的全球减排路径是最优的，即起初实施缓慢温和的减排政策，随后在中长期加大减排力度，减缓全球变暖的政策是逐渐紧缩的，最后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650-700 ppmCO2e水平上（这与Stern报告中设定的温室气体浓度的稳定目标450-550 ppmCO2e水平相距甚远）[11-12]。其原因在于资本回报率的变化，目前回报率较高的投资主要在于有形的、技术和人力资本投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害预计将远超过产出，因而转向更为集约型的减排投资更加有效。实施减排的组合方式及时机则取决于成本、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害程度等。相类似地，Weitzman也不赞同Stern报告较为激进的政策主张，认为减排并非一个紧急性的行动。

尽管许多批评者认为由于全球气候变化的成本和损害程度存在极大不确定性，而且这种成本和损害将发生在遥远的未来，因此Stern所倡导的迅速有力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是不成立的；但Arrow认为即使Stern报告中的假设条件存在缺陷，但报告的基本结论仍是合适的。他指出在进行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分析时，要特别注意以下两方面：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通常是不可逆的，且在大气中存留的时间长达数万年；气候变化问题具有全球范围的外部性。因此，现期进行大幅减排与当前不采取行动而遭受可能的风险和损害相比较是福利改进的。

Acemoglu等学者通过引入导向性技术变迁的视角，设立两部门模型，得出当清洁型投入品和污染型投入品的替代性强度不同时，气候政策也随之变化的结论。他们认为当清洁型投入品和污染型投入品有较强替代性时，只要对污染型投入品的生产征收暂时性的碳税（或对清洁部门补贴）就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长期增长，这一结论比Nordhaus更加乐观；当两部门的替代性不够高时，与Stern的观点类似，要避免气候灾难需要永久性的政策干预；但当两部门生产的投入品是互补品时，要阻止气候持续恶化的发生必须以牺牲经济长期增长为代价。同时Acemoglu等也认同Stern报告中，延迟政策干预的代价十分昂贵的观点。他们指出政策反应速度越快，低速增长的转换期就越短，但代价高昂的原因不仅是由于直接的环境损害（与Stern报告类似），更重要是因为政策干预的延迟进一步扩大了清洁型和污染型两部门间的差距，延缓了从污染型技术导向清洁型技术的转变。

2.2 减排措施

在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手段方面，不同学者也有不尽相同的主张。Stern报告提倡全面、多种减排手段并用，并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协议框架的主要内容进行了阐述。

 Stern报告指出由于温室气体主要来源于能源消耗、

① 贴现（discount）包含两个相关但易混淆的概念，其一指货物贴现率，即衡量不同时点上货物的相对价格，又称作资本实际回报率、实际利率或资本的机会成本；其二指随时间推移不同家户或不同代人经济福利的相对权重，又称为时间偏好或时间贴现因子。本文提到的贴现率主要指后者。

农业和森林砍伐，因此有效的减排治理也应从这三大主要领域着手。首先，要减少能源消耗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可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变需求以及推广清洁能源、电力、交通运输技术来实现，这需要各国共同采取有力而审慎的政策手段来进行有效激励。为实现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稳定目标，全球电力部门需要在2050年以前去二氧化碳化率达到至少60%，运输部门同样需要进行温室气体的减排处理。即使可再生能源能广泛地推广应用，预计到2050年化石燃料仍然将占据全球能源供应的一半以上，因而碳捕获和碳储存的广泛应用显得十分必要。其次，非能源消耗，如森林砍伐、工农业环节等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减排也同样重要。对于许多相关节能减排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私人部门起到主要作用，而这需要清晰、长期可靠的市场结构和激励政策。有效的政策选择主要包括三大方面：通过碳税、基于产权分配的贸易或管制手段进行碳的合理定价；推行鼓励低碳技术创新和应用的政策；采取措施减少影响能源效率的壁垒，并通过教育宣传手段告知大众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通过信息交流、讨论和教育手段来改变人们的偏好和行为。

同时，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各国应作出集体回应，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性合作应基于各国对长期目标设定和行动协议框架的共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为国际性合作奠定了一定基础，但各国间仍需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达成国际性共识，并形成更积极的合作协议框架。该框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①碳排放交易，扩大全球性碳排放交易是一种实现减排的有效手段，同时能为发展中国家向低碳发展转型提供资助；②技术合作，通过非正式的协调和正式协议均能提高全球创新投资的有效性，产品标准的国际性合作也是提高能源效率的重要手段；③减少森林砍伐，由于森林砍伐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比运输部门更多，管制森林砍伐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高效手段，应推行大规模的国际性试点计划来探讨有效的管制手段。④提高适应能力，由于最不发达国家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大，发达国家应遵守承诺通过海外发展援助基金为这些国家提供资助，加深他们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识，并资助那些更抗洪涝灾害的新作物物种等研究。

尽管Nordhaus对于Stern报告激进的政策主张持怀疑态度，但他仍肯定了Stern报告的主要贡献在于选择气候变化政策时综合考虑了经济目标和环境目标，从原则上纠正了《京都议定书》的致命缺陷。对于该报告中提及的多种减排手段，他更侧重于提倡征收碳税的手段。他认为，与总量管制以及《京都议定书》中减排机制安排等数量导向性的手段相比，运用价格导向机制，提高碳排放定价，建立透明可比的全球性碳价信号（碳税等），对于温室气体排放的社会成本内部化以及激励低碳技术的研发十分关键。

Acemoglu等人的研究发现，最优的减排手段包括碳税和对清洁型投入品的研发补贴两部分，因为仅仅依靠碳税来减少碳排放并影响研究投入的方向，会导致过度的扭曲，因此碳税的过度使用是可以避免的。他们通过数值较准，在合理的参数设定以及两种投入品间的替代率足够高时，进一步验证了通过有效的减排措施迅速将技术进步导向清洁技术是最优的，而且最优的气候政策不会减缓经济的长期增长的结论。这一研究对于有些学者关于征收碳税会产生过度扭曲，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观点给予了有力的回应。

此外，他们将一国模型扩展为两国模型，研究发现当世界范围内仅存在国际技术联系而无国际贸易发生时，且两部门投入品间是高度可替代性的，仅仅发达国家（北方）实施环境管制就足以遏制气候灾难的发生。但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若没有全球政策协调，发展中国家（南方）将沦为“污染天堂”，从而导致气候的加速恶化。这无疑为世界各国进行气候变化政策的积极合作与协调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2.3 贴现率和效用函数的假设

在假设条件方面，Stern报告运用R—K—C最优经济增长模型，分析社会决策者最大化无限期内贴现后的消费效用，即社会福利函数的经济路径选择。在该分析框架下，Stern报告设定了近似为零的贴现率和效用函数中的消费边际效用不变弹性，并充分反映了英国当局“政府大厦”功利主义（Government House utilitarianism）色彩，作为全世界的社会计划者，决定着全球应对气候变暖风险的方式。而这种分析用于指导各国家进行气候变化磋商谈判显然不太合适。事实上，各国在进行商讨温室气体减排和责任分摊的磋商谈判过程中，会充分权衡自我收益以及减排投资与其它投资的收益比较。

显然，Stern报告激进结论与其它研究的分歧主要源于贴现率①的假设。零贴现率意味着无限远期的未来世代的经济福利与当代人同等对待；而正贴现率指未来世代的福利与当代人福利相对是缩减的（discounted）。时间偏好无疑是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分析的焦点问题。Stern报告认为设定正贴现率意味着忽略遥远未来的巨大成本，在此假设前提下进行长期决策是不可靠的，因而将实际时间贴现因子设定为每年0.1%。近似为零的时间贴现因子实际上代表着基本的伦理道德标准所提倡的代际中立（intergenerational neutrality），同样是英国政策功利主义传统的体现。而Nordhaus指出零贴现率使得分析气候变化问题时将大多发生在遥远未来的气候变暖损害的贴现值夸大，现期决定对于未来不确定性事件变得更为敏感，从而导致牺牲现期较多的收入（消费）以小幅度地增加未来收入（消费）。从伦理学出发，对代际间时间偏好的设定也有不同的观点，比如Rawlsian （minimax） welfare function劳斯福利函数等，而该报告对其它可能的选择并未加以提及和比较。

同时Nordhaus对于Stern报告中设定的对数效用函数及消费边际效用不变弹性，即不变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弹性设为1）也提出了质疑。在有限时期内，人们等量的消费可视作为拥有相同的福利水平，但研究气候变化问题时我们考虑的是无限远期，不同代人的消费效用存在着极大不确定性。未来世代的各种偏好，比如不同消费的效用水平，与老一代人消费的差别，对不同消费（物质或精神追求）的不同偏好等，为我们建模分析气候变化政策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Nordhaus进而指出Stern报告中贴现率和效用函数的两大假设与现实市场利率水平是严重脱节的。从资本实际回报率角度来看，在最优增长模型框架中，该实际回报率是内生决定于时间贴现因子，消费边际效用弹性和人均产出增长率的。根据Stern报告的相关假定（人均产出长期增长率1.3%），实际利率的均衡水平仅为每年1.4%，与现实实际利率水平不太匹配，相应的全球最优净储蓄率也为现实水平的两倍。事实上，减排决定是基于当前减排边际消费成本与未来减少的气候变化损害的贴现后的边际消费收益的平衡作出的，其中资本实际回报率起着关键作用，但该报告对这种内在联系也并未考虑。

为进一步证实Stern报告两大关键假设的不合理性，Nordhaus通过不同的贴现率和消费弹性设定通过DICE模型进行了校准，证实了Stern报告所得出的激进结论主要依赖于贴现率和消费弹性两大关键假定，进而通过资本实际回报率来产生影响的。其它学者运用模型进行校准的结果也较为类似。例如PAGE模型的发明者Chris Hope根据他的假定条件和贴现因子，模型得出的碳平均社会成本为$43/t（Stern报告测算出的碳社会成本为$350/t），而将0.1%的贴现率带入PAGE模型后，碳成本便提高到$364/t[13-14]。Mityakov运用另外一个关于气候变暖的校准模型，发现Stern报告关于贴现率的假定使得气候变暖损害的现值夸大了8-16倍[15]。

Arrow同样对Stern报告中贴现率的设定提出了质疑，但其观点略有不同。他认为对成本—收益进行估算时，要适当地权衡未来影响与现期影响间的关系，其中时间偏好是关键因素。他同样也指出Stern报告中所采用的近似为零的贴现因子与现实观察到的储蓄率和利率水平不太匹配，但他利用Stern报告中的成本、收益方面的数据，将边际消费弹性设定为2（与当前大多经验证据一致），发现只要时间贴现因子低于8.5%，减排取得的收益（相当于避免气候变化的损害）都会超过气候变化的成本。因此他认为支持立即进行强有力的减排措施以控制二氧化碳（及其等价物）水平的结论对时间贴现因子的取值并不敏感。实际上，贴现因子和边际消费弹性两大假设是通过共同影响资本实际回报率来起作用的，因此，他的观点与Nordhaus的质疑并无矛盾。

2.4 不确定性的考量

由于气候变化损害发生在未来远期，而且存在极大不确定性。Weitzman指出Stern报告的激进主张主要源于低贴现率的假定以及未充分考虑不确定性。同时他认为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贴现还存在很多未解决的问题；关于气候变化政策的研究没有充分考虑到小概率的气候变暖损害的影响，而收集更多关于具有厚尾型概率分布的不确定性的信息，对结构性参数不确定性进行更好的量化是当前研究的首要问题。因此他认为将遏制气候变暖问题简单地概念化成一种最优的消费平滑（consumption smoothing），相当于购买保险来抵消一种小概率的可能发生的大灾难的行为是不妥当的，要将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正式纳入分析框架进行考虑。

Arrow也同样指出对减排收益和气候变化的成本进行估算时，要考虑到气候变化恶劣影响的不确定性及体现风险规避倾向的行为（偏好）影响，尤其是对不确定的未来损害的态度。因此，对气候变化的未来损害的不确定性进行更精准的刻画和模拟，将有效弥补当前大多研究气候变化经济模型的不足，更准确地拟合出气候变化与增长的动态变化，为气候政策的设定与协调提供更切实有力的依据。

3 研究述评与展望

气候变化政策研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其假设条件的设定，各国利益的平衡，效用函数的设定、科学数据的处理、模型的选取与运用、遏制气候变暖政策的未来成本和收益的确定、未来学习与技术进步的前景等方面都会影响决策结果。因此单凭某一个经济模型或相关设定，不可能制定出客观合理的全球气候变化政策，而需要对不同的情境、假定条件和模型设定进行比较和稳健性分析，尽可能较全面地反映气候变化问题的本质。

当前国外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主张争论的核心问题主要在于时间贴现因子和效用函数的设定、对未来损害不确定性的处理以及内生的导向性技术变迁等（见表1）。

时间偏好的高低直接反映人们对当前世代福利与未来世代福利的权衡，低时间贴现因子的设定使得无限远期不确定性的气候变化的损害被无限扩大，从而得出Stern报告中较为激进的结论：立即进行更加广泛且及时的干预是必要的，而且这些干预必须长期存在，从而会减缓经济的长期增长。但以Nordhaus为代表的其它经济学家对其近似为零的时间贴现因子提出了质疑，指出Stern报告中关于时间贴现因子以及消费边际效用弹性（弹性为1）的设定得出的均衡利率水平与实际市场利率极不相符，从而动摇了结论的可靠性。Nordhaus的分析得出了较为乐观的结论：有限度的、渐进式的干预政策是必要的，而且最优的管制政策对经济长期增长减缓的影响有限。Arrow虽然支持Stern报告中要立即采取大幅减排行动的结论，但在模型验证中仍修正了消费边际效用弹性的假设，以保证资本回报率与现实水平相一致。

不确定性是气候变化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评估各种决策的有效性必须充分考虑不确定性程度，较长的时间跨度和可能的各种结果。因此，气候变化的科学、经济及社会后果的综合不确定性使得各国要达成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的一致意见十分具有挑战性。同样地，不确定性也会影响税收、产权分配和管制手段等政策工具的选择。例如，存在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时价格工具或数量工具（税收或配额）的取舍。因此，不确定性的普遍存在意味着采用简单的方式进行未来贴现和效用函数的设定可能有误导性。

导向性技术变迁的引入，使得进行气候变化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时，充分考虑到了传统污染型技术和清洁型技术的未来演进路径与导向性选择，从而得出了更为乐观的结论：在两种投入品替代性较高条件下（较符合现实情境），只要及时对污染型生产采取有效的环境管制政策（征收碳税或对清洁型生产给予补贴），仍可保持经济的长期增长，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的良性循环。这一研究不仅对鼓励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积极采取减排行动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为进一步研究气候政策的国际协调引入了全新的视角和方向。

通过对当前国外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梳理和比较，发现该领域目前仍存在许多待解决的问题，今后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对于时间偏好的设定进行经验验证，使其与市场实际利率与储蓄率水平相匹配；试图将内生性时间偏好引入气候变化问题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中；选取合适的概率分布引入随机变量来刻画气候变暖问题的不确定性，进一步量化环境损害的未来成本或自我修复能力的不确定性；引入内生的导向性技术变迁来深入分析最优气候政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试图运用微观、宏观数据对污染型和清洁型投入品的替代弹性进行估计；建立更为全面合理的两国或多国模型，分析各国气候政策的协调合作，为减缓气候变暖的国际协定的达成奠定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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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Analysis of Climate Change： Review on the Latest Progress in Foreign Researches

ZHANG Juan1，2

（1.School of Economic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4，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Abstract

篇9

[关键词]气候变化；水资源；应对措施

中图分类号：TU9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42-0236-01

一、 气候变化与水资源的关系

水资源循环系统是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水循化过程中时刻受到周围气候变化的影响。比如，随着全球气温的变暖，水资源循化系统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会对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造成较大的影响，使得降雨因季节地区而存在很大的差异，同时也会影响到水资源的数量。在水资源循环过程，气候会直接影响降雨、蒸发、径流、空气湿度、土壤湿度等各环节。随着气候的变化，在某些程度上加剧了地球表面旱灾、洪灾和其他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会影响到与水资源有关项目的管理和规划。此外，水资源系统的变化也会对气候变化造成较大的影响，人类活动会造成水资源的不断减少，使得周围的空气湿度发生变化，迫使当地气候也随之变化，进一步加剧了气候变暖问题。由上可知，气候变化与水资源存在着相互影响，彼此密切相连的关系。

二、 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

气候对水资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地表径流的影响、对水文循环的影响、对水资源质量的影响这三个方面。

（1）对地表径流的影响

地表径流的大小，不仅仅会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还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尤其是在水资源循环过程，会影响到整个地区的降雨量，使得当地的水资源系统循环难以达到平衡，降雨量与蒸发量失衡，就无法正常对地表河流进行补给，使得整个生态系统出现问题，威胁到地球上生命的生存。因此，只要一个地区的气候发生变化，那么地表径流也必定会受到影响。我国地域面积广泛，跨越了多个自然带，各地的气候差异也很大。当气候发生变化时，会对各地表径流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夏季，我国主要受东南季风的影响各地的降水量明显增加，其主要集中在 7、8、9 三个月，各地的河流特别是处于季风区域内的地区，河流的径流量会急剧增加，此时，我国的大部分地区会进入汛期。相反，在不受季风影响的西北地区或是在每年的冬季，由于受低压的影响，降水普遍会比较少，河流的径流量也会明显减少，甚至某些地区的河流会因降水不足而干涸。

（2）对水文循环的影响

水资源循环系统很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气候变化会整个水循环系统有着显著的影响，当高纬度北半球，降水较多，然而在南部沙漠地区降雨量一般会减少得很突出，对全球水循环系统产生明显的影响。

（3）对水资源质量的影响

水是人们的生活和生产的重要资源。全球气候变暖已经对某些地区的水资源质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最突出的是影响到了当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气候变化会对某些地区的降水量产生很大的影响，使得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降雨量有显著的差异，水资源质量根本就无法相提并论。在某种意义上说全球气候变暖，会增加农业生产。但对于大部分地区，由于气候变化，容易造成旱涝灾害，严重影响当地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此外，由于高温造成的污染物减少的水降解，导致河水的水质下降，无法满足人类饮用水标准。

三、 减轻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影响的应对措施

（1） 进行植树造林，蓄养水源

林地具有很强的蓄水能力，有关水资源管理部门要加强管理，对水源地进行植树造林，扩大森林覆盖率。通过提高森林覆盖率不仅可以很好的蓄养水源，还能有效减少洪涝灾害发生的强度和避免其他自然灾害的发生。与此同时，在地下水径流区域种植植被，增加地下水的径流量，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和水文条件，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

（2）提高对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通过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加强抗旱、节水、保水技术研究，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节水工程，不断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并加强水资源循环系统的降水能力。此外加强对气象服务工作的管理，以提高对不利气候和自然灾害的防御能力，将影响降至最低。如，通过天气预报预测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及时采取防御措施，降低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所产生的不良影响。

（3）加大对水资源管理的资金投入

加强科研研究工作加强科研研究工作，不断加强人工降雨研究工作，提高人工降雨技术水平。同时加强南水北调研究工作，有效调节水资源空间分布不均问题。加强节水宣传和节水教育工作增强国民节水意识，进而起到保护与维护水资源循环系统的目的。同时，通过立法、行政、经济等措施形成良好的节约用水的社会氛围，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

（4）加强水环境管理

据知，河流水质和径流流量、浑浊度之间有着因果关系。干旱区水量少的季节性河流，由于蒸发严重，河流变得浑浊，水质严重下降，加上流量减少、季节变更，更是加剧了气候变化对水生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是无法估计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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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吉娜.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分析[J].科技创新与运用，2015，（2），103.

篇10

关于中国保险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策略分析

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事实。气候变暖增加了天气的不确定性，使气象灾害增加。IPCC的报告认为，气候变暖将导致更激烈或更频繁的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包括洪水、风暴、雷雨、冰雹、暴风雪、森林火灾、干旱、热浪、雷电袭击、海岸侵蚀等。由于森林和灌木是主要的陆地碳汇，森林火灾还会大大增加大气中的碳含量。就全球而言，代价最高的与天气有关的保险损失是由热带气旋（也被称为飓风，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台风）或冬季风暴造成的（慕尼黑再保险，2000年）。从气象的角度来看，极端气候事件热带风暴的严重程度可能不会远远超过每年定期发生的暴雨。不过，它们可以通过实现突破关键阈值使损失大幅增加。也就是说，事件的严重程度即使是小规模的增加，也可能导致损失大幅增加。一旦阵风达到一定水平，整个屋顶会被吹走，或造成树木被刮倒，但低于这个水平可能会损害微乎其微。同样，低于一定规模的冰雹不损害汽车面板，但超过一定尺寸，损害会突然增加。澳大利亚保险集团（IAG）的经验表明，阵风强度增加25%，可以造成的建筑索赔会增加6.5倍。

一、气候变化对保险业的负面影响

保险业是直接经营风险的行业，对于气候变化比任何其他经济部门都面临着更多的风险。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灾害的增加会影响保险公司的许多业务领域。

全球变暖和极端天气事件频繁发生引发的气象灾害使保险公司的承保业务面临巨大的潜在损失。包括财险、健康险、寿险、责任险等大多数承保业务对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是敏感的。在商业财产险方面，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不仅包括直接财产损失，而且包括保单所有人在修复和重新迁址过程的收入损失及额外费用等。农业是对气候和天气非常敏感的部门。农业保险面临的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包括干旱、暴雨、洪水、冰雹、热浪、风暴、野火、虫害和植物病害等，干旱是最普遍的灾害之一。汽车保险对天气也比较敏感，风暴、冰雹和洪水等各种形式的恶劣天气引起车辆事故增加，损失索赔数量往往惊人。对于人身保险来说，气候变化也是影响死亡率和发病率的重要因素。热浪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会增加。气温上升，湿度增大，更多的野火以及更多的灰尘和微粒可能大大加剧上呼吸道疾病（过敏性鼻炎，结膜炎，鼻窦炎）和心血管疾病，特别是对老人和户外作业人员的威胁更大。随着气候变暖，热带疾病可能进入纬度高的地区。企业在脆弱的地区执行任务可能因极端天气关闭，若因气候灾害而遭受损失，可能要付出昂贵的重置成本。如果企业投保了商务中断保险，业务中断损失索赔包括闪电、洪水、野火。

传统上，保险公司依靠历史索赔数据确定未来保险产品价格和承保要求。鉴于极端天气事件有可能变得更加激烈与频繁，带来的巨灾损失频率和损失程度增加，过去的保险定价模型已经不再能够可靠地指导未来定价，并可能会产生误导的结果。这种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可系统地被低估，保险索赔较预期高，从而显著影响该部门的盈利能力和资本充足率。一个单一年份的大额索赔可能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和财务稳定性构成严重威胁，甚至可能使其破产。气候变化也影响保险业的可承受能力和可提供能力，同时减缓其发展速度。把气候学纳入传统的保险定价模型是一个复杂而费时的任务，尤其是目前气候学还不能对极端气候事件发生方式和时间作出准确预测。对于中国保险业来说，随着保险密度和保险渗透率的提高，中国保险业受气候变化影响会放大。

气候变化对保险业的另一个直接影响是其投资业务。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自然灾害可能使保险业资产遭受损失或减值，特别是保险公司直接或间接投资的不动产面临的风险更大。保险业在一些受全球变暖效应影响较大的经济领域的长期投资也面临着同样的风险。寿险业所持有的资产以长期资产为主，对流动性要求比财险业相对较低，所受的影响更大。

二、保险业的商业机会

风险是发展的，保险也是发展的，风险的发展为保险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气候变化给保险业带来的并不完全是挑战。不断变化的气候，以及中国为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进行的经济结构的调整，都给保险业提供了新的商业机会。

在承保业务方面，气候灾害风险加大必将提高投保人风险转移的迫切性，而且清洁能源和低碳经济的发展也产生大量新的风险标的，保险公司可抓住发展机会，提供一系列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保险产品。

在投资业务方面，减缓气候变化的一系列战略举措也给保险业带来投资机遇。当前全球经济正大踏步地向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模式转变，与之相关的技术创新、新能源开发、产业转型将产生巨大的资本需求和基础设施投入，这为保险资金运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三、应对策略

保险业是直接经营风险的行业，处于气候变化威胁的最前沿，因此应当采取积极行动，制定全面的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以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不仅关系保险业自身的发展，同时也是对股东和消费者负责任的体现。通过与同行、客户和政府合作，保险公司可以帮助社会防止气候变化对社会的最坏影响。它们还可以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和行为变化发挥重要的激励作用。

发挥保险的风险保障和社会管理职能。购买保险是减少气象灾害保险损失的一个有效途径，保险公司可以对原有的保险产品进行改进，使之具有应对气候风险功能。由于气候变化将导致极端天气事件影响新地理区域，保险公司可以发现这些变化，及时向新的市场推出覆盖这些风险并价格适当的保险产品。气候变化还将以不同方式影响大的经济部门，保险业要理解其客户不断变化的风险状况，满足其保险需求。保险公司可以发挥保险的社会管理职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气候变化可能对索赔和保险标的修复过程产生影响。巨大的气候灾害可能对理赔流程产生压力，因为保险公司可能无法应付大规模的索赔。此外，灾后被保险人重新建设面临资源紧张，维修成本往往迅速上升。索赔和维修过程存在以更可持续的方式重建的机会。使用环保建筑材料和领先的建筑技术进行重建，既可以防止保险人未来损失，又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遏止温室气体排放造成气候变化，主要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和增加无碳能源的使用。保险公司可以开发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新保险产品。保险业一方面通过为绿色建筑设计、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环保汽车等项目提供新保险产品来规避气候风险，另一方面适应清洁发展机制对碳信用交割担保的需求，开发碳交易保险。碳排放市场增长迅速，但碳排放交易中存在着许多风险，例如价格波动、不能按时交付以及不能通过监管部门的认证等，都可能给投资者或贷款人带来损失，保险的介入可以帮助分散碳交易风险。

对消费者进行激励和引导，鼓励他们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例如对使用小排量混合动力汽车的家庭和个人提供保险费率折扣。欧美国家流行的现驾现付的汽车保险(PAYD，Pay as you drive)，鼓励被保险人少驾驶以减少排放，中国的保险公司也可推出类似产品。收集与天气有关的更全面的损失数据，提高灾难建模的标准。加强与监管机构在考虑气候变化因素的保险定价方面的协调。为了避免在未来的可怕灾难中破产的厄运，保险公司必须严控风险评估、理赔和分保的程序。通过资本市场和再保险市场进一步转移风险。例如通过巨灾债券把保险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通过巨灾再保险将巨灾损失在全球更大范围内进一步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