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的建议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应对气候变化的建议，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1.气温变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气象条件影响作物的分布、生长发育、产量及品质的形成。气温升高将缓解本地区农业生产光照有余，热量不足的矛盾，积温增加，延长作物的生长季，减轻霜冻对作物的危害。同时，气候变暖扩大了农业生产布局，作物的种植北界北推、上界升高。气候变暖对蔬菜生产十分有利，有利于保护地栽培，缩短蔬菜淡季的时间，丰富人们的菜篮子。但是，随着气温的上升，将大大增加土壤的蒸发量，加重干旱程度。同时，暖冬可造成农作物病虫越冬基数增加、越冬死亡率降低，将增加来年的虫口密度，增加病原菌的繁殖能力，使农作物受害的几率增多，危害期延长,会加重农业病虫害的危害程度【3】。

2.降水量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根据气象与环境监测资料分析表明,气候变暖干旱发生频次增加。海拉尔地区干旱化趋势在近10年不断加剧，降水减少和气温升高是干旱产生的主要因素。春季（4~5月）干旱，土壤墒情差，影响农作物播种与出苗。生长季（6~8月）降雨量影响农作物产量，造成农业减产。2001年，夏季降水量为最少年，发生了春夏连旱【4】；2004年入春以来，气温偏低，光照不足，3～5月，海拉尔平均气温与历年同期接近，但阶段气温偏低，尤其进入5月中旬，平均气温与历年同期相比低2.6℃,5月下旬比历年同期低0.4℃。5月份日照217.8小时，比历年同期少80.8小时，减少27%。低温和日照严重不足，致使海拉尔区设施蔬菜及马铃薯等大田作物播种延后半个月左右，农作物生长期缩短，影响了作物产量。5月26日、6月2日大风，致使海拉尔区189个大棚被刮坏，6360亩油菜、6230亩小麦田种籽被刮出，两次风灾共造成经济损失308.18万元【5】。

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

根据气象与环境监测资料分析表明,近60年来,海拉尔气候有明显变暖的趋势,尤其20年来气温升高明显;平均降水量有减少的趋势，未来水分亏缺状况会加剧,尤其是生长季的降蒸差会更大,水分亏缺是限制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气候变化引起的作物种植结构和种植制度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水分状况。若本地的水热变化不同步，热量资源增加的有利因素很可能由于水分的缺乏而无法得到有效利用。所以，海拉尔农业发展面临一些瓶颈：一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还比较落后，抗灾能力不强；二是极端性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越来越多，越来越重，防灾避灾压力大；三是土地流转滞后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素质下降，新技术推广难度加大；四是免耕播种、座水种、地膜覆盖、喷灌等旱作节水技术等增产效果显著，推广势在必行，但又因投入不足，推广面积还不大。

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建议

海拉尔区按照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合理利用气候资源,及时调整作物种植比例和最佳适应性布局,减少粮食生产的风险,已成为当地农业生产面临的主要问题。笔者就如何合理开发利用气候资源，科学规划，调整农牧业产业结构以及防御和减轻自然灾害的影响，提出了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建议：

1.调整农业结构和布局，改革种植制度。合理的调整农业结构,提高农业水分利用效率是解决水资源短缺,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减缓干旱化趋势,增加农业抗旱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今后，要适当增加玉米等抗旱作物种植面积；采用免耕播种等防灾抗灾、稳产增产的技术措施，合理利用农业气候资源，防御农业气候灾害，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2.选育和推广适应气候变化的作物新品种。选育优良品种是农业应对气候变化最根本的适应性对策之一。引进、培育并大力推广良种和高新技术，提高作物自身的抗逆性，以增强农作物适应气候变化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3.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是农业抗灾减灾的有力保障。从长远考虑，要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从而提高对气候变化的应变能力。

4.大力发展节水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气候变暖和干旱将使水资源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应大力发展节水农业，加大节水滴灌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优化整合国家农机购置补贴、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建设资金，加大财政扶持和政策倾斜，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5.建立及强化农技推广体系，提高科研成果的转化率。通过健全农技推广体系，做好先进生产技术综合配套的应用，加快良种、精量播种、节水滴灌、测土配方和病虫害综合防治等实用技术的综合集成应用，确保粮食生产的高产、优质、高效。

6.加强农业灾害性天气的中长期预测和预报。气候变化导致气象灾害的多发性、异常性日益突出，因此，提高气象灾害监测预报的准确性和灾害预警的时效性成为当务之急。各地政府部门应遵循趋利避害的原则，根据气候变化情况合理安排粮食生产；加强应急反应能力建设，提前做好预防工作，提高人们防灾减灾的意识。

篇2

一、以推进经济与农业经济发展为基础

气候变化与经济及农业经济发展是一种互联互制关系。气候变化通过对环境因素的改变影响和制约经济及农业产业的发展；而经济及农业产业的发展水平又决定了对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建设的财力支持水平。气候变化制约发展，而不科学的发展又会使气候向着制约发展的方向改变。因此，正确处理气候变化与经济及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在科学、协调、可持续发展框架下，通过经济发展增强实力来加强适应能力建设，以应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同志曾指出，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但归根结蒂是发展问题。关注和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积极的适应和减缓措施，不断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的层次和水平，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上，我们应该努力寻求面对现实的可持续发展途径，通过振兴经济，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在经济发展中，坚持科学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改变不可持续的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坚持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统筹兼顾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及农业发展的关系。在农业发展方面，现代条件下的农业从生产规划、资源投入及利用到产后加工全程，都应充分估计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适应措施，规避风险。

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及其产业性质，无论气候变化的速度和强度如何演变，农业都必须无条件地面对；农业增产增效是不容逆转的客观要求。因此，在与天奋斗的同时，促进农业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并加强对可能愈演愈烈的不利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建设，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农业发展的大势所趋。

二、以建立健全组织机构为保障从事任何一项事业都离不开组织保障。早在1990年，我国政府就成立了跨部门的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1998年，在中央国家机关机构改革过程中，又重组了该协调小组。

由于机构调整和人员变动，2003年，经国务院批准，又成立了新一届的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为了积极应对新的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国际、国内形势，2007年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体制方面又作出了重大调整，威立了由总理任组长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使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实现了体制升级。在进一步完善了相关体制和机构建设的基础上，我国政府成立了共有17个部门组成的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在研究、制定和协调有关气候变化的政策等领域开展了多方面卓有成效的工作。农业是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弱质敏感性产业，而且这种趋势还将与日俱增。在新的严峻形势下，应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加速完善各地区各部门相关体制和机构的建设，快速提高中国农业的适应能力。在具体行动上，有专家建议，应加强领导，建立领导协调机制，把如何适应气候变化纳入各级农业部门的计划和规划中，并逐步落实。目前，涉农方面的应对气候变化的组织机构在各地区还较少，难以胜任全局性的适应与协调工作。这就需要国家有关部门予以相应的政策引导与财力支持；建立形成覆盖全国各地的应对气候变化组织管理网络，以适应新的形势，促进农业产业的发展。

三、政策措施与法律法规方面

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这已是多年来众多人士的共识。现代条件下气候变化对农业产业的影响已愈加严重。正确的政策导向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下的农业生产，不仅能确保农业产业科学、依法从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这也是应对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建设的重要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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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气候变化；人口控制；生育权

一、气候变化应对措施中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缺失

20世纪7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多起历史罕见的极端气候事件，1974年联合国第六次大会要求世界气象组织对此展开研究，气候变化问题开始进入国际视野。目前国际社会主要是采取技术措施、经济措施从减缓和适应两方面应对气候变化，人口数量因素完全未被提及。但事实上，人口增长已经成为影响气候变化的重大因素之一，全球人口从今天的约68.0亿人增至2050年91.5亿 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温室效应的显著增加，进而影响气候变化。

首先，人口增长有助于增“源”减“汇”，从而削弱了目前应对气候变化减缓措施的实施效果。因为要满足人类快速增长的需求,人类就必须向大气层排放更多的温室气体。赵白鸽博士 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介绍了两组数据，一组是近百年来世界人口每增长十亿人所需的时间，另一组是同一时间里全球人类活动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动态变化，指出这两组数据呈现了极大的相关性，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类活动的频繁，温室气体排放也大幅增加。又因为，人口增长意味着粮食需求的加大,这必然会引起农牧业生产的扩大,也就需要更多的耕地。而这些新耕地的主要来源就是开垦森林和草地，进而就会导致森林碳汇的减少。同时，人口增加还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废弃物被排放到海洋中，特别是一些废油漂浮在海面上,抑制海水蒸发,使海上大气变得干燥，从而减少海面潜势的转移,导致海水温度变化增大,使海洋失去了调节气温的作用。森林和海洋作为地球上最主要的碳汇,它们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的下降,也增强了地球的温室效应。

第二，人口增长使各个国家特别是不发达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减弱。随着人口不断增加，休耕期正在缩短，加剧了土壤退化和沙漠化，粮食产量下降，于是迁移在所难免。例如，卢旺达在其应对气候国家方案中就提到，人口数量增长使适应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加剧。由于人口快速增长，高密度人口区过度开发土地，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土地侵蚀和滑坡。于是，人们开始从北方人口最稠密的省份向东南亚人口最少的省份迁徙。这些迁移人口使得新的区域土地荒漠化的风险增加。同时，淡水短缺也是伴随人口增长的典型情况，通常由于气候变暖淡水供应减少，污染水平上升也会影响淡水供应，但人口增长会日益增加对淡水的需求，所以人口增长使得人类对淡水供应的适应能力减弱。比如孟加拉国在应对气候国家方案中就强调了海平面上升和人口增长对淡水供应的双重影响：由于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和地面下沉，在河口海水入侵合并进入地下水使得淡水供应能力下降。而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和由于经济发展不断增长的需求压力，将进一步降低淡水供应相对可能性。所以，人口增长加剧了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所致的自然灾害的脆弱性。

综上，可以看出其实在气候科学界已经普遍承认人口变化的规模和速度以及增长结构是气候变化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中也指出：“在20世纪最后30年里，单位GDP和人口增长是全球排放量增加的主要驱动力。”但是为什么在国际法律文件或气候变化谈判中一直没有将控制人口数量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之一呢？西方世界的质疑声或许能回答这个问题。

二、控制人口数量应对气候变化的理论之争

2009年11月18日联合国人口基金了主题为“人口与气候变化”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该报告从人口增长的角度，探讨气候变化与人口稳定、性别和年龄构成、人均收入等因素的关系。同年12月10日，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主任在哥本哈根建议，将人口问题写进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成果文件。以上两事件合在一起被认为是国际社会首次将气候变化和人口数量联系起来，但这却没有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推崇，反而迎来了西方世界的广泛质疑。原因很简单,因为控制人口增长被认为是一个困难并负有争议的措施。主要的批评观点如下：

（一）缺乏科学上的确定性

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家Frank Furedi，他在英国著名网络杂志《刺》上发表文章 阐明两点主张：第一，人口规模和气候变化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他举例说越多人使用土地其结果往往是土地被更好的管理，而土地破坏严重的地区却是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如萨赫勒地区）；第二，人类不是简单地排放二氧化碳，制造污染，消耗资源，他们也创造和改变生存环境，把目光局限在“自然限制”人口增长上，社会将脱离继续寻求创造性的方法解决贫穷、饥饿、资源不足等问题的轨道。

实际上，主张一是指人口数量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具有科学上的不确定。根据人类目前的认识水平，科学上确实不能证明人口数量和气候变化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2009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承认，人口增长对排放的影响是复杂的，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人口增长和温室气体排放量提高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但是，国际环境法公认的风险预防原则正是专门针对科学上尚未得到最终明确证实，且如果等到科学证实时才采取防范措施为时已晚的环境风险而制定的。根据风险预防原则的要求，即使目前不能确定人口增长直接导致气候变化也应该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积极应对。主张二则是人口与资源关系乐观派的翻版。古典经济学家西蒙在《没有极限的增长》一书中认为，随着人口的增长，所消耗的自然资源必然增加，这将迫使人们推动技术进步，寻找更多的、更廉价的资源，借此消除人口增加所带来的资源压力。而新的资源往往比老的资源更便宜也更丰富。所以，在人类历史上，人口增长是同资源增长而不是资源减少联系在一起的。这一观点初看似乎有点道理，其实则不然。因为，技术创新的原动力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不是或主要不是由人口因素所引起的资源短缺，而是由其它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所决定的。所以，人口的增长、资源的短缺并不一定导致技术创新，相反很有可能阻碍技术创新。这是由于工业社会中的技术创新是以节省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特点的，这点与利用大量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经济不同，它难于由人口众多产生出来。因此，在解决资源危机的技术进步和减少人口增长率这两种方式中，更方便、有效的是后者。英国“理想人口” 智囊团组织就提出，应对气候变化――一个简单的被认为是比科技发明更好的投资。

（二）对人权的侵害

该观点是目前西方世界的主流观点，也是控制人口数量一直不能被接受为应对气候变化良方的根本原因。在西方，生育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神圣的权利和义务，很少有人敢于公开支持运用法律政策等国家权力控制人口增长。而中国的人口政策是最常被抨击的对象。西方某些人以20世纪60、70年代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些负面失实报导为依据，强调以国家强制力控制人口数量，就是在没有得到孕妇完全同意的情况下为其进行绝育手术等违反人权的手段。2009年12月12日，Maurice Vellacott在加拿大《金融邮报》发表了题为“应担忧人口减少，不要担忧人口过多”的文章，他认为中国当初根本不需要实行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是一项以减少中国人口为目的的国际战略阴谋。文章说包括中国在内，面临的不是人口过多，而是人口太少，人口太少将引发很多经济问题。

以上这些以人权为借口，攻击、指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观点，实属不切实际之言论，是对人权的片面理解和对我国国情的认识不足，也是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误解和偏见。我国计划生育是通过控制人们的生育行为消除和缓解利益冲突，反映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就是消除和缓解人们享有的生育权自由与人口增长导致气候变化加剧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我国，一家多生育一个孩子，就会多占一份基本的生存资料，获得比其他家庭更多的利益。但一国总的资源数量是有限的，所以每个公民的份额就会相应减少。该原理推广到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也是一样的，一国人口数量越多就意味着越多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更多的人口红利，也就相应获得更大的经济发展利益，于是每个国家都想获利而不愿控制人口，导致气候变化加剧。可地球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如果每个国家都放任人口增加，终有一天会超过地球承载能力，导致人类的灭顶之灾。所以，避免人口增长导致气候变化加剧是人类生存权的需要。生存权作为首要人权，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权利，与凭借本性是同义的。而生育权是公民权的一种，是生存权的具体应用，所以当公民生育权利与基本生存权相冲突时，政府有责任在整体上对个人生育行为加以引导和适度控制，进而从根本上保障人权。所以，中国通过控制人口数量应对气候变化不仅不是对人权的践踏，反而是保障人权的重要措施。

三、控制人口数量应对气候变化的现行法律政策及其完善

除了中国的计划生育以外，印度、巴西也都有控制人口的法律政策，另外，世界上40个最不发达国家在向全球环境基金提交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方案中，有37个国家确认了人口迅速增长或加剧了气候变化的影响或阻碍了适应的能力，这些都为控制人口数量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国际层面以及发达国家却一直没有将控制人口数量纳入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在法律政策层面几乎呈现空白状态。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可以从国内、国外两方面努力，逐步实现控制人口增长应对气候变化：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使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我国于2007年6月4日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详尽阐述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原则、成就、目标及相关政策和措施。这是我国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文件。根据该方案，我国将实施计划生育，把有效控制人口增长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之一。中国实施30年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少出生了4亿人口，按照目前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4.57吨计算，中国如今每年减少18.3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同时，也必须承认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居于世界首位，人口总量大是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增加的重要原因。只要有人，就会有温室气体排放。 因此，今后我国应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工作力度，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在巩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解决流动人口、富人名人、涉外婚姻的计生工作难题，同时也要配合其他有效手段，如增加妇女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完善生殖健康服务体系和其他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在农村，要让老百姓永远不再为养老、看病担心。这样，农民养儿防老的观念自然就会发生转变。计划生育工作要以人为本、以家庭为基础、以社区为重点，逐步改变群众理念，最终从国家控制转变为群众自愿优生优育。

在国际层面，今后我国应该充分利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等重要场合，反复重申控制人口数量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并且建议将以下具体内容写进气候变化会议的成果文件：关注气候变化和人口发展的相互作用；优先开展对相关数据的研究和收集，以提高对于气候变化过程中的人口动态的全面系统理解；对各国政府的建议性措施，如自愿计划生育，加强对妇女教育，完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推广现代避孕手段避免意外怀孕等等；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要求各国政府逐步在本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和其他国内立法中体现控制人口数量的法律政策规定等。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的成员国，尽管他们人口总数不大而且增长速度不快，但是他们的温室气体高人均排放量决定了，其每减少一个人，温室气体减排量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减少5至6个人。因此，强调发达国家控制人口数量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由于和法律传统不同，我国并不会要求发达国家推行强制计划生育或基于义务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可以变通为基于权利的方法实行人口控制，如利用各种宣传教育、经济刺激的手段传导：这是对人民福利需求的反应，而不是对全球人口过剩国际关注的反映。

总之，没有人是真正的“碳中性”，因此，每一个人都是气候变化问题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必须以某种方式成为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全人类需要在每一个温室气体影响因素方面共同努力，这当然应该包括对于人口数量的控制。对于欠发达地区，人口数量已经占到目前世界人口的五分之四，控制人口增长是其应对气候变化措施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领域；对于发达国家，“应该对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百分之五十负责”，所以，也没有借口拒绝控制人口数量。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必须采取计划生育政策，不论这些政策是基于义务还是权利、强制还是自愿，但是必须有所行动。

参考文献

[1]根据《2009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预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数量低水平是79.59亿；中等水平91.50亿；高水平104.61亿。

[2]赵白鸽博士时任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国际人口方案管理委员会主席。

[3]《赵白鸽：中国人口管理经验将为应对气候提供实践》，载2009年12月12日中国新闻网?id=2332380.

[11]姚宗桥：《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性质和表现形式》，载《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5期。

[12]赵白鸽：中国人口管理经验将为应对气候提供实践，载2009年12月12日中国新闻网省略/gn/news/2009/12-12/2014297.shtml，2009年12月16日访问。

篇4

很高兴同大家再次相聚。我对霍华德总理和澳大利亚政府为会议所作的周到安排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前，国际形势总体稳定，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创新更加活跃，人类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环顾我们所在的亚太地区，经济平稳增长，各国联系密切，相互依存加深，共同利益扩大，各种对话合作机制积极活跃，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亚太地区作为全球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与此同时，亚太地区发展中也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世界经济失衡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能源资源压力增大，生态环境问题比较突出。近来，气候变化引起亚太地区各国普遍关注。气候变化事关亚太地区的发展，事关亚太地区全体人民的福祉。

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亚太地区既面临严峻挑战，也拥有独特优势。亚太地区有广泛的代表性，我们占世界人口的42%、世界经济总量的53%、世界贸易的46%。亚太地区有丰富的多样性，既有经济高度发达、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0000美元的发达成员，也有处在工业化进程之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600多美元的发展中成员。亚太地区有很强的互补性，既有在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方面技术先进、资金充裕的成员，也有亟须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和水平的成员。近年来，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为应对气候变化提出一些有益倡议，采取不少积极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凝聚共识、开展合作。这不仅有助于推进本地区可持续发展，而且将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努力产生重要影响。

我们应该本着对人类、对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尊重历史，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务实合作，统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为此，我愿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坚持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事关各方利益，需要各国联手应对。在气候变化上，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开展合作才能互利共赢。发达国家应该正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当前人均排放高的现实，严格履行《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减排目标，并在2012年后继续率先减排。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身情况采取相应措施，特别是要注重引进、消化、吸收先进清洁技术，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发达国家应该履行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承诺，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第二，坚持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只有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才能妥善解决。可持续发展要求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相协调。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停滞发展，或者无视气候变化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都是不可取的。应该建立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优化能源结构，推进产业升级，发展低碳经济，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从根本上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第三，坚持公约主导地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奠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是最具权威性、普遍性、全面性的国际框架。公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反映了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历史责任、当前人均排放上的差异，凝聚了国际社会共识，是开展国际合作的基础。应该维护公约及其议定书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机制和主渠道地位，将公约确定的原则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原则。

第四，坚持科技创新。科技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只有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发展道路，才能统筹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实现良性循环。应该加强研发和推广节能技术、环保技术、低碳能源技术，增加资金投入，大力促进技术合作和转让。应该加强人员培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充分发挥各方积极性，提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保护森林，可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年到**年，中国在人工造林和森林恢复和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较丰富的技术和经验。中方愿同亚太地区各成员分享这些技术和经验。为此，我提议建立“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搭建亚太地区各成员就森林恢复和管理开展经验交流、政策对话、人员培训等活动的平台，共同促进亚太地区森林恢复和增长，增加碳汇，减缓气候变化。我们欢迎亚太地区各成员积极参与这一活动。

各位同事！

中国一贯高度重视气候变化，我们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并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广植树造林、实行计划生育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减缓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作出了积极贡献。**年至**年，中国累计节约能源约8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18亿吨。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累计少生3亿多人，相当于每年少排二氧化碳12亿吨。

中国仍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和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中国的能源需求必然会有所增加。同时，由于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面临着繁重任务。我们将全力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努力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中国提出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到2010年比**年末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森林覆盖率由18.2%提高到20%等目标。为了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将坚持科学发展观，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重要理念，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将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把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统筹考虑、协调推进；将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中的先导性、基础性作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技术、节能新技术，促进碳吸收技术和各种适应性技术；将开展全民气候变化宣传教育，提高公众节能减排意识，让每个公民自觉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作出努力；将继续推动并参与国际合作，积极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相关活动，推进清洁发展机制、技术转让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参与并支持“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计划”等其他合作机制发挥有益的补充作用。

篇5

一、碳关税、碳认证和碳足迹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手段

哥本哈根大会后，全球气候变化已是不争事实。国际社会正着眼于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利用各种渠道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三碳”问题应运而生。一些发达国家以环保技术优势占据减排道义制高点，企图将“三碳”问题由国内引向境外，由国内消费转向贸易投资领域。

（一）西方企业已开始为产品计算碳足迹，为产品加贴碳标签

英国率先在碳足迹、碳标签和碳认证方面取得阶段性进展，2006年初英国连锁超市乐购、博姿等企业在薯片、洗涤液等75种产品上加贴碳标签，标明产品从原料、生产、运输、消费和再回收等环节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从食品、服装到铺路石等已有2 500多种消费品加贴了碳标签，供消费者甄别购买。日本提出产品和服务的“碳足迹系统项目”，在食品、日用品等行业开展关于碳足迹和碳标签的示范。美国一些非政府组织如华盛顿碳基金公司和加利福尼亚气候保护公司分别推出了“零碳证书”和“气候意识证书”，已在饮料、糖等产品上开始加贴。澳大利亚计划未来5年连锁超市的约5%至10%产品加贴“减碳”标签。欧盟推出新的规则对生物燃料的碳足迹衡量做出强制性规定，其“生态标签”则为自愿性的做法。加贴碳标签的覆盖范围已由单一有形产品延伸到酒店等服务行业。

（二）国际组织和部分国家开始低碳产品标准制定和认证

全球三大标准化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和国际电信联盟）已着手推进低碳标准和认定工作，并取得阶段性成果。国际标准化组织了ISO14064温室气体核证系列标准，涉及组织和项目层面的温室气体量化、监测、报告及审查和核证；正在加紧推进ISO14067产品碳足迹评价国际标准。国际电工委员会也在考虑为电工和电子产品制定碳足迹标准。世界资源研究所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正联合制定“温室气体产品生命周期标准”，计划于2010年12月公布。英国出台了世界首个碳足迹评价国家标准《PAS2050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该标准目前已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广。

（三）征收碳关税动议的趋势有所减弱

3月份法国政府被迫无限期推迟征收碳税法案，实际上业已放弃。4月底美国参议院推迟表决2009年6月份众议院微弱多数通过的《清洁能源法案》，目前该法案移交美国环保署进行经济分析。而且11月份中期选举不利，法案通过的可能性更小。欧盟国家中仅有瑞典、丹麦、芬兰三国对本国企业征收碳税，其他成员国均不同程度地反对征收碳税，最终对欧盟进口的区外商品征收碳关税的可能性大为减弱。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普遍反对发达国家以碳关税的名义保护国内产业。

二、碳关税、碳认证和碳标签对国际经贸的可能影响

碳关税、碳认证和碳标签的实施需要碳排放标准的制定和认定。标准是国际贸易的技术纽带，而世贸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鼓励成员在国际贸易中使用国际标准。如果国际标准化组织或发达国家制定的碳排放标准上升为国际标准，其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影响不容忽视。

（一）碳足迹认证、标准和标签更具隐蔽性，可能成为技术性贸易壁垒

世贸组织认为“国际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能为提高生产效率和便利国际贸易做出重大贡献”。发达国家在国内推行碳标准和标签渐成潮流，对其国内生产和消费将带来越来越大的影响。跨国公司在生产环节通过供应链控制碳排放，公众认可和接受低碳和绿色消费。发达国家由于具备较高的技术水平，西方消费者对低碳产品有需求偏好，在碳排放方面有能力出台高于国际标准的国家标准。随着这些国家标准的国际化，未来有可能发展成新型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给国际贸易带来冲击和损害。

（二）发达国家可能以国内产品碳足迹标准为依据核定进口产品碳排放量，作为向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的税基

尽管国际社会关于碳关税的鼓噪有所减弱，但不排除未来个别国家单边征收的可能性。碳关税的征收需要计算、核定和比较同类产品的碳排放量，国内已经施行的碳足迹标签和认证可为此提供支撑。一旦美国等发达国家一意孤行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而届时又无可适用的国际标准，他们可能利用现有的国家标准来计算进口产品的碳排放量。我国出口产品可能面临高碳足迹标准为基础征收的碳关税，打压我国出口竞争力。

（三）实施碳足迹标准和认证可能对我国制成品出口带来重大影响

目前，碳足迹标准主要以产品生命周期分析为基础，计算产品从原料、生产、流通、消费和再回收的整个周期碳排放。国际贸易意味着更多、更长距离的运输和相应碳足迹增加。按照目前国际产业分工，我国加工贸易比重还可能继续增加。如果整个加工生产过程的碳排放都算在我国产品上，对我碳排放量显然会严重高估。一旦欧美消费者接受了碳足迹标准的理念，他们倾向于购买地理位置更近的产品，这既有助于发达国家实现制造业回归，又削弱了我产品的市场份额。

（四）“三碳”影响跨国投资流向和效率

碳关税、碳标签等将有效阻止碳密集行业生产转移至境外减排立法和碳标准较低的国家，原来以规避国内严格环保立法限制为目的的在华投资，为符合严格的碳标准或躲避碳关税，重新考虑将资金逆向回流至投资来源地。跨国公司可能会采取缩短供应链、减少内部贸易、根据他国减排方案调整海外投资分配等应对措施。此外，欧美通过加大低碳技术研发力度，借以推行严格的碳标准，迫使我国部分制造业企业为规避碳关税或为利用发达国家的绿色技术，在欧美国家加工制造，这会形成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资本倒流，降低全球跨国投资效率。

当然，碳认证和碳足迹标准也是以产品为链条，吸引整个社会在生产和消费环节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对我有弊也有利。通过对产品授予低碳标志，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信息，帮助其在消费过程中进行判断和选择低碳产品，向社会推进以顾客为导向的低碳产品采购和消费模式。随着碳标准、碳标签的推广和低碳生活方式不断普及，与价格和质量一样，产品的碳含量将成为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的第三重要考虑因素，西方消费者会首先形成优先选择低碳产品的消费心理预期，会对在减排方面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我国产品形成不利的环境。另一方面，就国内而言，消费通过流通反作用于生产，低碳消费将倒逼生产厂商更多地考虑开发低碳产品、降低能源消耗，以公众的消费选择引导和鼓励企业开发低碳产品和技术，也有助于我加快向低碳生产模式和低碳经济转变。

三、我国应对“三碳”问题的政策建议

“三碳”衍生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为民众所向，大势所趋。随着国际社会围绕气候变化与贸易的分歧日趋激烈，利益的分化和博弈更加明显，显示做好“三碳”工作的系统性和长期性。

（一）在涉及“三碳”问题的国际贸易规则谈判中，发挥应有影响维护我和发展中国家权益

哥本哈根大会宣言的达成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全面参与和主动引导能力。“三碳”问题可能与发达国家在世贸组织力推的“环境产品清单”谈判相呼应，气候变化可能加速环境产品谈判进程，建议联合主要发展中国家提出碳排放责任与历史分担问题，主导以消费为基础的排放，即发生在生产国内的排放量减去净出口产品中携带的排放量，这比总排放量更能准确地反映出排放责任。防止发达国家实行更加严格的碳足迹标准，迫使我国接受量化减排。

（二）考虑制定适应中国流通发展特点的碳标签体系，以消费行为引导产业转型

建议以食品行业为试点，推出碳标签的自愿国家标准，进一步提高食品安全意识，鼓励公众参与低碳饮食活动，对食品企业形成倒逼机制，引导食品行业自主节能减排，实现产能升级改造。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其他行业推广，同时也可夯实进一步参与国际谈判的国内产业基础。

（三）尝试碳足迹在加工贸易过程中的“压力测试”

中国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成为世界碳的“集中排放场”，出口产品占国内碳排放量约23%至33%。建议按照国际通用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启动测算加工贸易产品的碳足迹量化工作，可首先涵盖进口原材料、国内物流、生产加工、出口制成品等主要环节，找出节能减排的节点，也为反制其他国家可能对我产品征收碳关税打下基础。

（四）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对外援助工作

发达国家在兑现援助资金和无偿技术转让方面缺乏诚意，非洲国家、小岛国和欠发达国家希望从中国获得应对气候变化的更多支持。建议将应对气候变化援助列入我国援外中长期规划重点，通过成套项目、提供物资、人员培训等各种方式增加应对气候变化援助所占比重，对援外项目设计和施工环节增加节能环保措施的考虑，通过援外带动我国清洁能源技术和产品“走出去”，这将有助于我国在“三碳”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及影响力的提升。

篇6

( 一) 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的方法意义

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着力点，需要借助于逻辑严密的立法目的要素所构筑的目的体系，来实现对特定立法目的内容的文本表达。通过应对气候变化基本法的目的条款制定，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予以归纳提炼，形成独具特色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制度模式。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规范化表达的形式逻辑背后，反映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诸多价值理念的平衡与协调。对于立法目的构成要素的不同理解，形成了有关立法目的的不同理论解说。这是因为立法目的在实现过程中，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不同层面来彰显立法的价值诉求，发挥立法在调整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多元利益冲突的调整功能。在气候正义观的影响下，气候变化法得以发挥调整应对气候变化中广泛的社会关系，形成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关系。

法律目的研究作为现代法学研究中一种因应法制变革要求的研究方法，调和了以功利主义价值理念诉求为中心的目的论式的自然法学与秩序构建为中心的实证分析法学二元对立的格局，以修正法律制度的体系结构，使之成为具有开放性、适应性的回应型法，将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统合在制度之中，通过缩减中间环节和扩大参与机会的方式，在维护普遍性规范和公共秩序的同时，按照法的固有逻辑去实现人的可变的价值期望。其意义在于使法律不拘泥于形式主义，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进一步探究法律、政策中所蕴含的社会公认的准则( 价值) 。如果法律强调原则和目的，那么就有了一种丰富的资源可用于批判具体规则的权威。虽然一项规则可能带有官方权威的烙印即通过了法律效力的血统检验但它却被认为是可以按照它对那些利害攸关的价值影响的重新评估。

( 二) 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的层次逻辑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降低社会发展的碳依赖和减少生态稀缺性是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直接目的，在气候变化立法目的体系中处于最低的位阶，这一初级目的使其与其他环境立法、气象灾害防御立法以及能源立法相区别，反映了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正当性，使得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在逐步揭示全球气候暖化的客观事实。气候变化影响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人类不得不思索重塑价值观念，改变原有的价值判断，在未来气候变化的风险应对中调整自身的生产和生活行为。技术、经济、政治、社会之间在气候变化问题的应对中，形成密切的关联。从《京都议定书》的艰难破茧到《巴厘岛路线图》的共识达成，从《哥本哈根协议》的减排责任分担搁置到《坎昆协议》的适应性问题重视，从《德班决议》的风云骤变到里约+20 峰会的《我们憧憬的未来》的绿色发展曙光，这一国际气候谈判的进程折射出事实与规范之间围绕着求真的知识增量和向善的伦理关怀之间的逻辑进路而展开气候变化的社会性建构格局。气候变化在短期难以表现其危害的滞后效应，使得人们从心理上宁愿关心当下所真正感受到的种种风险，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众面临着摆脱贫困的现实发展问题，加之气候变化是伪命题的怀疑论所形成的主体背景观念，往往将人们引入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误区，形成了所谓的吉登斯悖论。

所以，气候变化的社会性建构便承担了破解吉登斯悖论，通过伦理、技术、经济、政治、社会等综合回应，实现价值的重塑与制度的更新，使全社会认识到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并从国家、集体、个人三重维度展开，重新调整行为活动，以适应未来利益格局的社会变迁。实现以多中心、社会利益本位的区域气候变化公共治理，凸显了气候变化应对需要根据一国内部不同区域的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所形成的包括地方政府、私营部门、社会公众等利益主体的多元利益诉求，围绕着气候资源这一公用物的产权配置，灵活运用市场激励机制、行政管制机制和社会调节机制进行利益分配和利益整合。地方政府在制定本区域的气候变化规划过程中，作为多元利益的协调者和引导者，需要根据气候变化的科学情景预测信息和区域发展战略的目标定位，确立区域气候变化公共治理的动态目标模式，因地制宜、因时而异地运用包括碳排放权交易、碳税、自愿协议、公私合作等多种政策工具组合，不断完善有关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管理标准体系，并进行气候政策分析的绩效评估，持续动态地调整本区域的气候变化规划管理的方法和内容，以回应区域气候变化风险所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规制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关系中利益相关者的各种行为。同时，在未知中所进行的综合决策难以确保有效回应气候变化风险，应当通过风险评价和风险管理程序作出科学民主决策，并坚持无悔的原则，通过气候灾害的社会化填补机制和灾害应急响应机制，有效预防和填补因气候变化影响所带来的多种损害，不能因气候变化损害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短期局部恶化而追究决策者的法律责任，需要在承认有限理性的前提下，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

这一过程性正义的实现就是体现气候变化立法本质特征的中级目的。保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权益，维系生态系统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这是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根本目的。这一根本目的折射了气候变化立法的法学方法论意义，既划清了气候变化法学与气候伦理学、气候政治学、气候经济学、气候社会学等相邻学科的界限，又阐释了气候变化法横跨公法、社会法、私法三大法域的气候变化法学研究范式。其中，气候变化法律关系主体的法益、权利、义务和责任，成为气候变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法律表达的核心话语概念逻辑。而对生态系统和社会秩序稳定的气候安全价值选择，反映了气候变化立法的秩序价值，围绕着秩序价值的应然规则设计，以义务和责任的分配为表征的义务本位论成为气候变化立法的规则逻辑起点。

为了保障气候安全，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及其所带来的现实损害，义务和责任的配置，从根本上保障气候变化法律关系主体的多元利益和权利。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之间的交互复杂的作用涉及广泛的领域，气候变化立法在分配义务和责任的同时，必须重视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当局在内的公共行政部门、包含企业、行业协会在内的私营部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有关专家、媒体以及包括非政府组织、特殊贫困弱势群体在内的公民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所享有的受到法律保护的法益和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包括劳动就业权、环境权、健康权在内的集体性的社会权及包括表达权、知情权、参与权在内的自由权。其中法益包含了权利之外，为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利益，体现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气候变化法益的广泛性离不开社会法与公法的共治互动，同时私法作为有益的补充，服务于利益的协调与共进。

二、国外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条款的目的论解析

立法者在起草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文本中，对立法目的条款的技术表达，反映了立法者所采取的立法目的理论。英国2008 年《气候变化法案》的立法目的在于，以1990 年为基准，到2050 年，通过国内及国外的行动，使温室气体减排80%; 到2020 年，使温室气体减排34%; 建立每五年为一时段的碳预算体系，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控制首次制定的三期碳排放预算为20082012，20132017，20182022，2009年5 月前必须制定完成。政府必须向议会报告完成预算的政策和计划; 设立气候变化委员会，为政府提供碳预算标准的建议，向英国议会提供目标进展、政府预算执行情况的年度报告。政府必须给予反馈，以确保每一年度预算完成的透明度和可问责性; 引入碳排放交易体系，借助市场激励机制限制排放或鼓励排放实体进行减排; 制定适应气候变化条款; 通过财政激励机制减少国内废物产生并使废物再回收;促使生活垃圾分类集中处理; 修改2004 年《能源法》关于可再生运输燃料义务的条款以及制定关于气候变化的其他条款。从英国气候变化法的立法实践中来分析其立法目的条款的实证法目标定位在于四个方面: 一是为英国在中长期减排行动方面设定可行性的并量化的具体减排目标，履行英国在气候变化应对中的国际法律义务; 二是通过构筑气候变化国家体制，明确议会、政府、气候变化委员会的具体责任和义务; 三是为国内适应气候变化立法确立了综合性的制度框架，使得适应气候变化领域的立法能够在综合法的体系内不断完善; 四是重视通过综合立法实现对相关气候变化领域立法的清理和完善，采取包裹性立法的方式，实现立法对气候变化应对的动态调整。

另外，韩国2009 年2 月公布《气候变化对策基本法》第一条立法目的表述为: 由于地球暖化导致气候变化及对全球环境的冲击，须积极促进科技发展、环境保护和关联产业能力提升等，尽量减少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并建立气候变化之基本对策，以利社会发展，及让国民们有健康和舒适的生活。其目标是为追求人类的永续发展。英国和韩国的综合性气候变化基本法虽然在立法目的表达上各有特点，相比之下，英国气候变化法的立法目的更加注重规范性和实用性的立法技术表达。但在立法目的的价值诉求和目标定位方面均体现出了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减缓气候变化和适应气候变化，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全球性和区域性的气候风险; 二是确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体制，有关机关依法行使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权力，通过引入市场激励机制、公众参与机制使得国家的气候变化政策和法律在区域气候变化风险的应对中，平衡和协调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利益冲突，实现区域性的气候公共治理; 三是保护社会各主体在气候变化风险应对中的合法权益。由此，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具有三方面的目的: 通过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应对气候风险; 注重国家气候行政过程性的风险管理，调整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多元气候利益关系，实现区域气候公共治理; 保障社会、生态的集合性气候权益。结合这三个方面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进行不同形式的组合，并可以得出两种主要目的论的理论观点。

( 一) 一元论

这一学说直接阐明气候变化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应对气候风险而确立有关气候变化应对的一整套管理体制机制框架。在一元论的指引下，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目的是为减缓气候变化和适应气候变化提供一个战略、政策规范框架。一元论反映了气候变化立法目的与管理目的的耦合。在应对气候变化法颁布之前，有关气候变化应对领域相关的法律与政策是由多种不同程序、不同理念、不同政策目标、不同立法目的的法律、政策组成的。气候变化法的出台，为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管理提供一个框架结构，对已经颁布的立法和政策进行清理与整合，为整个气候变化应对提供综合的相互关联的基础。

一元论实际上属于实证法秩序建构的立法目的论。该理论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义务为本位，重视规则的系统性和内在合理性。英国2008 年《气候变化法案》的立法目的是为改善碳管理，促进本国向低碳经济转型和鼓励低碳商品投资提供一个长期性框架。在此种综合性立法中，明确具体的减排目标，设立气候变化委员会，建立气候变化风险的评估和管理机制等方面，为以后相关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所涉及的诸多领域的一揽子立法完善提供基础性的制度安排。英国气候变化综合性立法重视通过立法目的的实现来促进现行相关立法的完善。其立法目的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元的，在一元目的之下，由众多目的要素构筑形成目的体系，目的多元论将目的要素也看做独立的目的。基于目的哲学关于一和多的关系之理解，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应定位于保障气候安全。这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核心价值取向。透过可持续发展、气候正义的多元化、复杂的社会时空场域的映象，气候变化问题的提出以及应对，都是为了使得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在巨大的不可逆的气候风险和气候影响下能够得以延续，将有关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所造成的不利后果予以避免或是降至最低限度。不管是主动适应，趋利避害还是减缓或避免气候变化损害，都是为了谋求气候安全这一最本源最基础的价值理念。

这一价值理念本身就可以作为价值性目的写入立法目的条款中，成为元规则。其他工具性目的是为了实现价值性目的而存在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目的要素都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或者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附随效果而已。直接目的、中级目的和终极目的的划分使得一元目的得以从上中下三种层面梳理出来。而这一逻辑元规则正是贯穿于气候变化立法体系的精神要义和规则原点。笔者认为，尽管一元论并未否认立法目的是由价值性的目的要素所影响，但这种对气候正义的理解过于单一片面，没有详细论及在气候利益冲突之下，安全、公平、效益不同气候价值冲突的协调需要在更高的价值协调方面实现具体平衡，气候安全的片面强调会忽视不同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殊性。

篇7

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能源结构优化以及应对原有粗放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已成为近年来中国政府的工作重点。为此，政府相关部门（如环境保护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在行政管理方面，不断加大淘汰落后产能、企业节能减排等系列强制性措施的力度。

而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多轮次国际谈判和磋商的过程，也从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我国相关措施的开展进程。同时，相关国际经验和合作框架也给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具经济和市场效益的思路。

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政府在碳排放权交易方面的积极探索。2014年10月15日，由安永和碳信息披露项目（CDP）联合的“2014年CDP中国100强气候变化报告”指出，“碳排放权交易作为一种灵活的减碳措施，与淘汰落后产能和企业节能减排等强制性行政措施形成良性的互补。”

系列强制性行政措施

自国务院2010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以来，淘汰落后产能进一步扩大深化，工作考核制度和工作分工不断完善，淘汰落后产能行业从“十一五”初期的13个扩大到2012年的21个。

2011年至今，工信部共公布了8批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共计涉及企业7885家。从2010年起，工信部开始公布淘汰落后产能的年完成情况，更准确、即时、全面地跟踪淘汰落后产能进度，完成情况透明度不断提高。

在促进企业节能低碳行动方面，通过《千家企业节能行动实施方案》（2006年）、《关于印发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2011年）等政策性文件，国家发改委等中央部委已陆续开展了多个行业的重点耗能企业节能行动，超过一万家企业被强制纳入方案。

同时，近年来实施的低碳省市和低碳工业园区政策，这引发了全国性的低碳城市摸索，从节能减排力度和覆盖范围上对上述文件中提及的“万家企业”进行了补充。

作为市场机制的碳排放交易权

作为创新解决方案，碳排放权交易是强制行政措施下的市场机制，其灵活多样的履约途径和潜在的金融开发潜力让其备受关注。目前，国内7个试点省市碳市场已全部上线，强制纳入2247家企业，总配额量超过12亿吨二氧化碳。

上述各试点管控范围和强度一方面反映了该试点省市的经济增长特征和现有产业结构特点，反映了7个试点的能源结构情况，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在试点期不同阶段，试点市场对不同产业/企业和不同能源类型的偏好程度和管控进度。

2014年，7试点中仅5个，深圳、上海、北京、天津和广东，执行了管控企业2013年排放量的履约。履约情况一方面突出反映了各试点的机制完善程度和体制建设现状，另一方面也考验了管控企业对碳约束的认知程度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首个履约期突出显现了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问题：1）不理解碳排放权交易原理及机制，观望和消极应对情绪严重，2）没有建立统一的温室气体数据收集及处理体系；3）没有建立应对气候变化内控及决策体系。短期来看，这使企业被动接受政策变化，增加生产运营成本；长期来看，将降低企业竞争优势，影响投资者信心。

CDP报告发现与建议

从淘汰落后产能和企业节能减碳行动这两个强制性行政手段，顺利过渡到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手段相辅相成，这给企业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同时也使自愿信息披露具有别样的意义。企业应抓住机遇，有计划地系统披露环境信息，把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性措施和成果与利益关联方分享，通过互动，提升其在公众中的形象和声誉，增强投资者信心。

在分析中国气候变化、低碳发展、环境保护和能源安全等一系列可持续发展议题的同时，“2014年CDP中国100强气候变化报告”还展示了CDP中国100强企业在碳管理、气候变化风险与机遇、以及信息披露方面的绩效表现。

根据此次报告问卷的回复情况来看，企业逐渐意识到披露信息环境的重要性，所披露的企业数量和回复质量上升速度也极快。回复企业从2013年的32家增加到2014年45家，增加40.6%。42家企业还通过其他途径如企业年报、其他合规性文件等披露了应对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的表现。

另一方面，随着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开展不断深入，纳入企业范围进一步扩大。45家调查企业中，超过13家（29%）企业被纳入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中，16家（36%）企业纳入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

企业对气候变化的认识，集中表现在其气候变化风险识别深度和战略制定成熟度上。相较往年，此次报告中企业识别的风险和机遇数量均有明显增加。2014年，回复企业共识别出25个气候变化风险，19个气候变化机遇。96%的企业识别出潜在的对企业业务经营、收入或支出可能产生影响的气候变化风险，56%的企业识别出了全部风险。

尽管如此，从回复结果看来，节能减排项目和应对气候变化举措在碳减排结果上一致，但绝大多数企业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在目标、组织结构和战略层面上并未统一。可以看到的是，一些企业正尝试把这两个目标及其应对措施统一起来，但现阶段结果并不理想，企业仍需做出更多努力。

篇8

关键词 气候特征；气候变化；烤烟生产；应对措施；贵州开阳

中图分类号 S16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7）12-0236-01

烤烟是开阳县主要经济作物，其对自然环境和气候的变化比较敏感。近年来，随着我国烤烟生产不断发展，种植烤烟效益也不断提升。因此，要想取得烤烟作物高产及稳产，就要全面了解开阳县的气候变化，并综合分析气候变化对烤烟生产的影响，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不利影响，保证烤烟优质高产。本文结合开阳县气温、光照、降水等气候特征，探讨气候资源对烤烟生产的优势与不足，并提出了相关的应对措施以及气象服务建议，以期进一步推动开阳县烤烟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增加广大农户的经济收入。

1 开阳县气候特征

1.1 气温

通过对开阳县历年温度的统计分析可知，由于受到开阳县独特的地理位置的影响，开阳县气温变化整体上有上升趋势，但是上升幅度比较小；春、冬、夏季风交替，气温回升缓慢，寒潮频繁，天气多变，气温波动大，呈现出四季分明的特点；年平均气温保持在一个较舒适的水平，非常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尤其是有利于烤烟的生产。开阳县的历年平均气温13.0 ℃，最热月是7月，平均气温为22.3 ℃，极端最高气温为33.7 ℃；最低气温出现在1月，平均气温为2.3 ℃，极端最低气温为-8.0 ℃，≥10 ℃的年积温为3 562.7～4 278.2 ℃，开阳县气温总体上情况相对较好，与该地区的经度以及纬度特征相符。

1.2 降水量

开阳县降水量基本上可以满足当地农作物生长要求，但是该地区的降水量特征大体表现为夏季降水最多，其次是春季、秋季，冬季降水量偏少。开阳县年平均降水量为1 161.6 mm，但是分布不均匀，夏季降水最多，平均降水量为529.5 mm，几乎占全年平均降水的1/2。因此，开阳县降水主要依靠夏季降水，这种降水分布不均会对烤烟生产造成一定影响。

1.3 日照和无霜期

开阳县全年无霜期224～295 d，对烤烟生产是非常有利的，同时年平均日照时数为898.1～1 084.8 h。从这些条件来看，开阳县具备了烤烟生产的优质高产条件，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烤烟优质高产将不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干扰而产生波动。

2 气候变化对开阳县烤烟生产的影响

2.1 气温变化条件有利于烤烟生产

烤烟喜温，在≥10 ℃的年活动积温

2.2 降水可以满足烤烟生长需求

当降水量分布合理时，月降水量100～200 mm就能够满足烤烟的生长需要。成熟期最适宜降水量为100 mm左右，若降水量过少，烟叶含糖量低而烟碱与含氮化合物含量太高；若降水太多，日照不足，造成烟叶太薄且不易烘烤，烟碱含量低，香气平淡。开阳县降水量能够满足烤烟生产的需要。

2.3 日照时间以及较长无霜期有利于实现烤烟优质高产

烤烟喜光，充足而不强烈的日照可以使烟株生长茂盛，有利于生长出优质烤烟。开阳县充足的日照时间给烤烟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其无霜期基本可以满足烤烟生长周期要求。因此，开阳县日照时间及无霜期长为当地烤烟优质高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2.4 灾害性天气影响烤烟的产量与品质

农业气象灾害会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利影响。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加剧，开阳县出现暴雨、干旱、大风、冰雹、霜冻等灾害性天气频率增加，制约着烤烟正常生长，影响烤烟的产量与品质，严重时甚至会绝收[3-5]。对于开阳县的烤烟生产来说，气象灾害已经成为阻碍烤烟生产的关键影响因素。

3 应对措施

3.1 提供精细化气象服务

应不断提升天气预报准确性，做好农业气象服务工作。一是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对烤烟进行科学种植；二是做好灾害性天气的预警预报工作，使烤烟种植户提前做好准备，降低灾害性天气对烤烟生长造成的影响；三是加强农业气象灾害防御知识的宣传，提升其防灾减灾意识，让农户可以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利用科学合理的措施抵御灾害、减少损失。

3.2 加强人工增雨防雹

冰雹和干旱是制约开阳县烤烟产量与品质的重要因素，应优化人影炮站布局，在开阳县北部乡镇烤烟主产区增设人影作业炮站，加强对冰雹、干旱等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警，及时开展上下游联动联防作业，以有效减少冰雹灾害带来的损失。

3.3 加烤烟生产的科学管理

科学种田已经成为现代化农业发展趋势，应该结合开阳县的气候变化特征，充分利用气候条件，采取先进的栽培以及管理方法，使烤烟生产从种植方法、栽培方式以及单位面积产量上均实现质的飞跃。另外，为了降低气候变化对烤烟生产所造成的危害，可以对烤烟品种进行改良或者优化生产结构，以有效应对暴雨、干旱、大风、冰雹、霜冻对烤烟带来的危害。

4 参考文献

[1] 黄廷炎，沈长华，邱泉成，等.南平市烤烟生产气象条件分析与气象服务[J].亚热带农业研究，2009（3）：188-192.

[2] 杨仕贤，张好艳，张春红，等.气候变化对新安烤烟种植的影响及对策[J].现代农业科技，2010（14）：276-277.

[3] 黄中艳，张明达.云南烤烟种植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研究[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7）：10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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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技术；发展；建议

[DOI]1013939/jcnkizgsc201650031

气候变化已成为当代社会和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同时，绝大多数国家还面临着改善国内能源结构、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巨大挑战。由于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所占据的优势，较早地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问题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认识到调整和制定新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认识到适应新的国际环境，需要在现有发展模式下求新的突破。

通过发展和应用低碳前沿技术、更替或更新大部分能源基础设施、创造新的商业机会和就业岗位，及早部署并以较低的成本转型，成为各主要发达国家为确立未来竞争优势的基本共识和现实选择。

1国内外研究进展

低碳技术是指以能源及资源的清洁高效利用为基础，以减少或消除二氧化碳为基本特征的技术，广义上也包括以减少或消除其他温室气体为特征的技术。涉及钢材、建材、电力、煤炭、石化、化工、有色、纺织、食品、造纸、机械、家电等工业领域，以及建筑、交通运输、农业、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废弃物处理、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领域。

为了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大力实施低碳技术已经成为全球性趋势，加快低碳技术成果转化、推广应用低碳技术已成为全人类的迫切需求。国外对于低碳技术的应用推广研究相对较早，目前国际上已经将推广低碳技术作为一项重要的节能减排措施。越来越多的国家深刻认识到低碳技术将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美国、英国等欧美发达国家，在20世纪能源危机后就开始关注低碳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建立了专业的低碳技术转化推广体系，出台了相关法规措施，大力推广低碳技术。欧盟2007年年底就提出了战略能源技术计划，制定了宏伟的碳捕集与封存技术发展规划，计划到2020年CCS技术和经济上都可行时，欧洲所有新建的燃煤发电厂都采用CCS技术。早在2001年，英国政府就投资并按企业方式运作“碳基金”，希望能够帮助企业排除由传统的生产模式到低碳生产这一转变过程中会遇到的人力、资金、技术等障碍，降低能源消耗，降低目前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并投资具有顺应趋势和较好市场前景的低碳技术，多元化、多角度地拓宽市场。

中国目前正大力推动低碳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明确提出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应对气候变化；2014年1月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节能低碳技术推广管理暂行办法》中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大力推进节能低碳技术的推广；2015年6月，我国在编写的《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了减碳目标和相应的措施。面对严峻的减排趋势，国家科技部于2014年1月了节能减排与低碳技术成果转化推广清单，涉及19项技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4年12月《国家重点节能低碳技术推广目录（2014年本，节能部分）》，涉及13个行业，共218项重点节能技术；并于2014年8月、2015年12月分别了《国家重点推广的低碳技术目录》（第一批）、（第二批），涉及12个行业，62项国家重点推广的低碳技术。

目前国内一系列低碳技术推广比例偏低，绝大多数技术成果尚处于局部推广阶段，从统计数据来看，绝大多数低碳技术普及率1%左右，个别技术普及率仅约05%，低碳技术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迫在眉睫。

2发展趋势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加快低碳技术成果转化、推广应用低碳技术，在国内实现低碳技术的转让显得尤为迫切。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近年来，我国不断地投入低碳技术新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技术成果，但是目前低碳成果转化、低碳技术推广的比例较低，常见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技术相关信息渠道不畅，企业对技术了解程度不够；企业技术实力偏弱，缺乏外部专家支持；投资成本较高，风险较大，企业有畏难情绪；技术转化资金缺乏。

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低碳发展领域新技术推广和集成服务的手段不足；低碳技术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专业化程度不高；产学研各方面技术资源的整合利用不够充分；与低碳技术创新、转化和推广有关的信息咨询、资源集聚、风险投资等机构尚不健全。

3建议

对应目前低碳技术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比例较低的现状，建议政府主要从几个方面考虑解决目前低碳技术应用存在的困难。

第一，建立多层次的成果转化技术推广体系来支撑低碳技术的推广应用。近年来，虽然我国的科技投入加大，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整体来说，企业缺乏全面的、系统的、具体的、特色的技术服务，政府没有打造各类技术的集成平台，没有集成各方面的技术实力。基于此，政府应该建立多层次的成果转化技术推广体系，为低碳技术应用和产业化提供支持。

建立多领域的协作机制来支撑低碳技术的推广应用。推广技术，不仅涉及技术本身的创新性和可操作性，也涉及经济成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多方面。所以，企业是否接受某项新的低碳技术不仅仅取决于技术方面的指导，还会从经济成本、经济效益、优劣势等多角度，对该项技术的应用前景进行综合的、全方位的考虑。建立多领域的协作机制，全面分析技术所涵盖的减排潜力、成熟度和耗时、成本和效益等多个方面，以此来让企业从自己的实际需求出发，选择合适的低碳技术。

第二，以政策引导和市场调节来强化低碳技术的推广应用。政府利用自己的宏观调控功能，在标准、规范等方面形成知识库储备，逐步制定各类市场准入要求、规则，规范市场，并加以推广。这能够直接指导企业选择合适的低碳技术路径，也对市场的规范和推广有帮助，让企业在应用低碳技术后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

事实上，如果研发了一项新技术，但又不能有效地应用、推广，这项技术就很难发挥出应有的优势。目前，国家级和省级层面的科技系统人员经过多年的能力建设，已具备相应的意识、知识和能力，但主要是由基层应用低碳技术，如果基层人员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基本概念都不清楚，甚至企业畏惧谈“碳”，这将非常不利于低碳政策和技术的应用。通过对各省、市、县的相关人员及重点能耗企业的负责人进行系统培训，将有利于提高基层的重视程度、意识和能力，也有利于提高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水平。低碳技术的有效应用与推广能够使相关领域的创新成果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加强低碳技术应用与推广的研究对于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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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适宜、稳定的气候是人类在地球上得以生息繁衍的必要条件。近200多年来，人类的某些活动导致了地球气候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非自然的变化，气候变化已成为一个引起全球高度关注的公共性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在国际上需要各国携手应对，在国内则需要强化区域的合作。本文从立法，组织建设、机制建设等角度入手，分析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的现状和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气候变化；区域合作；法律；机构；机制

一、概述

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是一个世界各国人民密切关注、共同面临的具有紧迫性的生态难题。气候变化问题已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以及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产生了显著的有害影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条对“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其中“气候变化”是指除在类似时期内所观测的气候的自然变异之外，由于直接或间接的人类活动改变了大气的组成而造成的气候变化。由此可见，气候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自然原因，二是人类的某些活动。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温室气体的排放。《京都议定书》附件A规定了六种减排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氟化硫。就对全球升温的贡献百分比来说，二氧化碳所占的比例最大，约为55%。[1]因此，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控制和减少也就成了世界各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首要目标。

地球的生态系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环境、能源问题具有外部性和公共性，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跨域界、跨行业、跨部门、跨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的工程。任何地方都不能以行政区域的划分为理由而“独善其身”，“以邻为壑”，尤其在气候减排问题上更不能“单兵作战”、“各自为政”，因为一方的节能减排的努力很大程度上会被另一方的“不作为”或“少作为”抵消掉，由此陷入此消彼长的局面。一方温室气体的过量排放行为也会对生态系统整体产影响，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它地区的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

国内区域一体化的趋势十分明显，目前已形成了一些比较成熟的区域，如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域、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区、东北三省地区、西部、中部等较为成熟和稳定的区域。在各大经济区内的各区域间地理位置相邻，在自然条件、文化政治、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等许多方面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便于以区域为单元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有效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加强区域合作以及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机制。

二、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的现状和问题

“作为共同体的成员，一个人对他的伙伴成员负有责任，他不仅要使共同体的利益优先于他的自我利益，而且要竭尽所能做一切有助于增进共同利益的事。……”[2]与人类无尽的需求是有限的，资源总是十分有限的，资源的集中和优化无疑是一种策略。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加强区域合作，联合应对既是一种策略，也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但不可否认，国内在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低碳转型还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更是有一些有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影响着区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主要有下：

（一）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处于没有法律调整和指引的状态

我国在能源领域上的法律法规众多，颁布了《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虽然在方向上有利于减少和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直接或间接推动节能减排工作，也有关于国际合作和部门协作的规定，但鲜有关于国内区域合作、协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规定。既缺少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宏观和原则性的法律规定，也缺乏在具体领域上进行区域合作的细化性的规定。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区域合作的法律调整方面存在滞后和空缺。虽然修订后的《大气污染防止法》第五章以专章的形式规定了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治的制度，但该法没有把二氧化碳等一些对气候影响较大的气体列入调控的范围，无疑大大制约了该法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作用。

在法治社会中，法律“是社会控制的最终有效工具”，[3]是社会管理的主要手段。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的合作在完善法律调整机制方面显得较为迫切。我国已制定了一系列较为系统、全面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政策，其中最近颁布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第六章强调要完善区域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把地区划分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同时规定了相应的措施和对策，体现了国家有意识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问题进行指导和规范，但政策无疑具有其局限性，在稳定性、规范性、长期性以及调控的力度上明显存在不足，政策的制定、推行和实施也需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所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宜上升到法律的层面，纳入法治的轨道上才能保持其长期良好的发展。

（二）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缺乏专门的区域协调机构

2007年我国成立了以国务院总理为组长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承担领导小组的具体工作，并于2008年设置应对气候变化司，负责统筹协调和归口管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2010年，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框架内设立协调联络办公室。另外还设立了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作为决策咨询机构。然而这些中央机构均立足于国家的层面，主要负责研究和制订应对气候变化的全国性的战略、方针和政策，主导气候变化的对外合作和谈判等工作，由这些机构对区域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进行领导和统筹明显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

欧盟的经验告诉我们，各项区域和产业政策得以有效实施，专门的区域协调机构是必不可少的。如欧盟成立了区域政策事务部，区域政策委员会，欧盟理事会等区域协调机构。[4]目前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协调体系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缺乏统一的有效的区域常设性协调机构来对区域合作减排进行专职领导和管理。从以往的实践来看，区域合作往往易受当地行政首长的意志和偏好的影响，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执行方面也因缺乏监督而得不到有力的保障。这样往往难以形成合力，从区域的层面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所以有效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就必须在中央层面建立起一个专门的常设性的区域合作领导、协调和推动实施机构，对区域相关合作事务进行专职化管理，促进区域减排政策法律的协调，增强区域减排合作的执行力和作用力。

（三）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协同机制

各地在政策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处于各自为政的混乱状态，同时在执法上既没有统一协调的标准，执法查处的力度也存在较大的差别，甚至两个相邻的地区在执法程度的问题上大相径庭，这样必然会导致减排的效果大打折扣。“以京津冀三地为例，据报道，河北整体各个工业行业的排放标准与北京、天津存在着较大标准，有些气体排放标准甚至相差4倍之多，企业超标排放行为的查处执行力度的不一致也最终导致三地的执行效果相差甚远。[5]

各地政策法律相互冲突、不协调，执法标准和执法力度混乱不一，一方面由于没有开展区域合作和协调的意识，仍然没有突破以行政区划为界限的“单独行政”的观念，没有形成统一的减排合作目标，另一方面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地方官员过度地追求政绩等原因。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建立起有效的区域协同机制来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

三、推进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区域合作的对策

在区域应对气候减排问题的合作方面，要注重完善法律规定、组织机构、协同机制等，才能充分发挥其协同效应：

（一）增加应对气候变化区域合作的法律规定

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体系，增加协作性条款。目前国内要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相衔接、相协调的应对气候变化减排法律体系。对于是否需要在本国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专门性法律，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各国也做法不一。考虑到目前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许多做法和制度都处于摸索阶段，尚未成熟，而且仓促制定一部强制性条款、法律责任条款较多的法律，会加大全国多数企业的经营压力和成本，有可能造成企业不堪重负。因此，建议参照《循环经济促进法》，制定以指导性规范、自愿性规范为主的、强制性规范相对较少的促进性立法《应对气候变化减排促进法》，而且单辟一章规定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的问题，如规定应对气候变化区域合作的原则、主体、程序、权限、方式、监督等问题，为区域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制定框架，体现国家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的宏观导向。同时由于应对气候变化涉及的领域繁多，如低碳产业、绿色建筑、低碳交通、碳排放权交易、新能源开发利用、碳金融衍生产品和低碳技术创新与应用等等，目前已有一些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特定领域的立法，如《民用建筑节能条例》，但应加快相关领域的立法进程，以形成覆盖面广、多层次的国家减排法律体系，并制定相关法的实施细则，细化规定地方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具体领域开展合作的各类事项和问题。

（二）完善应对气候变化区域合作的组织机构体系

我国是单一制的国家，为了，对于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事务，宜由中央进行管理，对于区域事务，原则上应当属于中央事务，应当遵循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决策。[6]因此，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应当由中央的机构来统一领导，在管理机构的设置上可进一步精细化和明确化，以完善应对气候变化区域合作的组织机构体系。

有学者提出以区域为单元，由中央政府设置跨区域的独立的区际行政管理机构来统筹区域性事务，[7]但由于缺乏法律依据，目前不具可行性。可考虑在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下增设区域合作处，并对应不同的区域下设相应区域的专属协调机构，明确其相应的职责。如专门针对泛珠三角经济区的节能减排工作，可在气候变化司区域合作处下设泛珠三角地区应对气候变化协调联络办公室，由该机构专门统筹和主导泛珠三角地区范围内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工作，针对泛珠三角区域的实际情况，研究和制订推动该区域合作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统一指导和长期推动该区域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监督该区域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项目与合作协议的落实，协调解决由合作过程中产生的重大问题或重大争议，等等。这样由共同上级设立与区域相对应的常设专职机构进行管理和协调，一方面既有权威性，有利于降低行政内耗，有效破解地方保护主义的阻力，另一方面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推动区域合作更为高效有力，有利于统摄区域发展的重大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集中把握和回应区域内各地方的各种发展诉求，便于推动区域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协同做好减排工作。

（三）要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区域合作的协同机制的建设

1. 通过协商达成共识的前置程序，推动区域合作各方立法的协调。在2001年美国政府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之后，美国出现了由州长推动的区域性减排计划。纽约州、特拉华州、新泽西州等东部九个州制定了东部九州温室气体减排计划，计划到2020年温室气体的排放水平在目前的基础上削减10%。九个州达成一致后，在各个州内立法并予以实施。[8]美国的经验启示我们，在进行立法前可通过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如联席会议制度，行政协议等方式对区域的减排事项协商达成一致，并将达成的共识转化为地方性的立法，也可以参照东北三省法制协调方式的做法，就应对气候变化的事项建立立法协调的框架，成立联合工作组，对需要立法协调的问题或者合作中的重大事项尽可能先协商探讨，如控制气体排放的目标、排放温室气体的强度标准、过量排放的处罚标准以及新能源合作开发等，达成共识后再转化为各自的地方立法。

2. 注重市场的力量推动区域合作各方法律政策的协同

201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1）》白皮书明确提出“完善碳排放交易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建立跨省区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目前碳排放权已在一些城市展开了试点的工作，在将来时机成熟时，可通过形成碳排放权交易次级区域大市场的方式予以发展完善。尽快探索建立区域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以形成区域一体化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客观上促成各地有意识地加强制度和规则上的协调，最终促成各地政策和法律的趋近或趋同。者认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法律作为上层建筑，最终都是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为相应的经济基础服务。因此，区域一体化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形成，将会对区域不同地方政策法律的协同产生深远的影响。区域碳排放权的运行和实现有赖于各方加强政策立法协调，构建统一的交易制度和交易规则，共同量化和公平分配碳排放指标，从而营造良好的无差异的法制环境。否则，混乱、不协调甚相互冲突至的规则会阻碍人才、资金、资源、技术、信息等在碳排放区域交易市场的合理有序流动，阻碍区域利益的最大化，而对利益的追求将会推动区域加强法制协调，强化区域各方的联系与合作。

3. 加强区域执法合作的机制建设

加强区域执法合作的机制建设，涉及多方面：首先，要加快研究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已经制定国家标准的（如煤矿瓦斯）严格依照国家标准执行，暂未制定国家标准的，要依据区域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制定尽可能一致的标准。当然，一致并不意味着必须完全等同，可以针对各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弹性区间，以便为形成一体化的执法体系打造规则前提。其次，须充分巩固和继续完善现有的执法合作机制，如联席会议制度，信息通报机制，联络员制、案件移送制度等等，尽快建立起区域温室气体排放联合监测和联防联治机制，加强区域联动执法。最后针对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结合本区域的实际，对执法合作的基本原则、基本程序、执法信息的交流、执法合作的监督和救济等事项不断完善相应的操作标准，细化相应的程序性规则，开展多种形式的案件查处合作和联合专项监督检查，共同做好应对气候变化的执法工作。（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项目基金：本文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课题编号：14GWCXXM-31），本文属该项目下成果。

参考文献：

[1] 杨解君等. 面向低碳未来的中国能源法制研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3.

[2] [英]米尔恩. 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化D人权哲学[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52.

[3] [美]庞德. 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89.

[4] 陈瑞莲. 欧盟经验对珠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启示[J]. 学术研究，2009.

[5] 蒋梦惟. 起跑线不同制约区域减排效果 京津冀减排内部差距大[N]. 北京商报，2014-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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