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经济的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泡沫经济的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房价收入比　房价增长率　房地产泡沫

一、引言

房地产业的忽冷忽热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近年来，房地产商、各路专家学者、房地产投资者，甚至普通购房者对房地产业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其中，最为关切的问题莫过于有关房地产是否过热、有无泡沫，房地产的价格是继续升还是能有所下降等一系列事关切身根本利益的问题。房地产泡沫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2002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迅速升温，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从2000年开始就处于高位运行态势，在2000年至2007年长达八年的时间内，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7.5％，其中2006和2007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连续两年高达35％和33.1％。在房地产开发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房地产投资总量也呈现急剧扩大之势。2007年我国房地产投资完成28,543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1998年的12.7％提高到2007年的20.8％。同时，我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快速上涨。自2003年以来，我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快速上涨，2004年和2005年分别比上一年上涨了17.8％和14％。在我国政府出台各种措施对房地产进行调控的情况下，房屋销售价格全年上涨势头依然较猛，2007年各季，全国房屋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5.6％、6.3％、8.2％和10.2％。所以在我国房地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房地产投资过热、房价上涨过快、商品房空置率较高等现象。

本文在房地产泡沫内涵和形成机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北京、西安、呼和浩特三地房地产市场有关数据作为依据，选取适当指标对三地房地产市场泡沫进行实证研究，力求从数字、指标、判断标准上来界定三地房地产市场目前的现状如何，是否已出现了普遍性的泡沫，程度如何。

二、房地产泡沫的涵义和产生的机理

所谓“房地产泡沫”就是指由房地产投机因素所引起的房地产价格脱离市场基础的情况，也就是土地和房屋价格极高，与其使用价值不符，长期这样会形成一种表面上的虚假繁荣。

正如下图所示，房地产泡沫的产生是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房地产业的繁荣，所以消费者和投资者对房地产价格上涨形成共同的心里预期。而这种预期引起人们的从众、投机行为。从众行为使得人们购买的资产，并非是自己认为的高价值资产，而是购买能让别人以更高价格购买的资产。正是这种行为，拉动着投资者的类似行动，纷纷购入甚至囤积房产，期待高价卖出，如此反复，推动了地价房价的不断攀升。人们欲望的无限性，诱导投机者不断追求短期能实现的价差收入，对房地产泡沫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造成市场价格过分偏离其真实价值，从而产生泡沫。一旦泡沫破灭，作为抵押物的土地和房产就会贬值甚至大幅缩水，开发商很轻易脱逃，而银行却深陷泥潭。所以银行停止了对开发商和投资商的借贷，结果造成了市场的恐慌，政府调控和管理不当，形成金融危机，经济和社会结构失衡。

三、分析方法及说明

(一)房地产泡沫测度指标的选取

根据房地产泡沫的涵义、成因及统计资料的可得性、可操作性，并借鉴国际通用指标，本文选取房地产价格增长率／GDP增长率、房价收入比这两个指标作为房地产泡沫的测度指标。

第1个指标：房地产价格增长率／GDP增长率。

房地产价格增长率／GDP增长率是测量房地产相对实体经济(GDP)增长速度的动态相对指标，反映房地产泡沫发展的趋势。该指标值越大，表明房地产的发展超出实体经济发展的程度就越大，相应的房地产泡沫形成的可能性就越大。一般认为，当房价上涨幅度是GDP增长幅度2倍以上时，房价的上涨就超出了合理的区间，有泡沫存在。

第2个指标：房价收入比。

房价收入比这个指标最初是用来衡量家庭对房价的承受能力。如果房价远远大于家庭年平均收入，则说明住房价格超过了居民消费水平，房价过高。比较理想的情形是房价与家庭年平均收入的比值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国际上通常认为这个范围是3-6。世界银行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比值一般在4-6间，发达国家一般在1.8-5.5之间。

RR=RP×PS／PI

房价收入比的计算方法是商品住宅平均单套销售价格与居民平均家庭年收入的比值。上式中，RR表示房价收入比，RP表示商品房销售价格，PS表示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PI表示居民平均家庭年收入。商品住宅平均单套销售价格等于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与商品住宅平均单套销售面积之积；居民平均家庭年收入等于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与城镇平均每户家庭人口数之积；商品住宅平均单套销售面积等于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与城镇平均每户家庭人口数之积。房价收入比不仅受到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的影响，而且受到商品住宅结构及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

该比值越高，支付能力就越低。当市场中的房价收入比一直处在上升状态，且并没有存在市场萎缩的迹象，则说明这个房地产市场中投机需求的程度较高，产生房地产泡沫的可能性就越大。

(二)城市的选取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所以像北京这样的内地一线城市，它的房屋销售状况、租赁状况，房地产开发投资情况自然是关注的焦点。它的发展变动吸引着国内外人民的目光，同时也是政府部门、开发商及学术研究人员共同关心的话题。所以北京当属首选城市。

西安，则是西北地区最大的城市，以古都闻名遐迩。西安同时也是我国主要的二线城市。二线城市的产品、配套以及人居教育环境对周遍的城市人口都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而且，二线城市楼市的平均价格趋势和经济是否过冷过热指标，也是能够反映中国地产形势的中坚指标。所以把西安作为二线城市的代表，分析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状况。

呼和浩特，是内蒙古的首府，地处我国北方，素有中国乳都之城。近几年呼和浩特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使消费结构进一步升级，不仅呼和浩特市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的需求旺

盛，而且周边地区的一些人也纷纷到呼和浩特市购房，从而促进了呼和浩特市房地产的快速发展。所以在众多三线城市中，呼和浩特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极具特点，所以把呼和浩特作为三线城市的代表。

所以北京、西安、呼和浩特三个城市分别代表一线、二线、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状况，它们各自有着自己的发展特点和发展趋势。所以它们的房地产市场发展走势也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特点。

(三)数据的选取及来源

自1998年开始，随着福利化分房的结束，住房商品化的开始，我国房地产业进入了持续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与此同时，房地产价格也连续快速攀升。近年来，关于我国房地产泡沫问题的争论不绝于耳，但是一直未有定论。所以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引用1998年到2010年的统计数据，来反映这段时期内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走势，运用定量方法来测度我国一线、二线、三线城市的泡沫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研网数据库和各省市的统计局网站及统计年鉴。

四、实证分析

上文通过分析房地产泡沫的含义及其成因，找出适合测度我国房地产泡沫的指标：房价增长率／GDP增长率及房价收入比。下面根据以上两个指标测度北京、西安、呼和浩特三地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泡沫；根据国际及国内的经验，确定房价增长率／GDP增长率及房价收入比这两个指标的临界值，运用三地房地产行业1998-2010年的数据，分析泡沫问题，得出结论。

(一)房价增长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该指标是根据房地产泡沫的涵义来设计的，用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来反映实体经济的发展，测量房地产相对实体经济增长速度的动态指标，用来监测房地产泡沫化程度。该指标采用实际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代替基础价格的增长率，数据可信度高，而且能反映房地产业发展及房价增长是否以宏观经济增长为基础，更能反映房地产泡沫发展的趋势。该指标值越大，房地产泡沫的程度就越大。对房价增长率／GDP增长率指标，国际上并无严格标准，不过可用以往的房地产泡沫时期的该指标值做参照分析。以亚洲国家为例，日本存在严重的房地产泡沫的1987到1990年间，这项指标的平均值为3.3。而香港此项指标在1986到1996年间平均值达2.4，接近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的水平。1997年8月是香港楼市的高峰期，此项指标达3.6-5.0，表明其在1996年底房地产业相对其实体经济已过度扩张，到了1997年更是出现了明显的泡沫化增长。1958到1993年中国房地产泡沫时期，房价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在2到4.5左右。由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该指标只在很少的年份大于2。处于比较安全的水平。但是如果房价仍然高速增长，从该指标考虑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就可能出现泡沫迹象。

以下是北京、西安、呼和浩特1998年到2010年三地房价增长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对比表：

上表所示是三地房价增长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对比的情况：

北京这个指标大致在-0.5-2之间徘徊，波动不大，只有2005年和2007年房价上涨增幅是地区生产总值增幅的2倍以上，说明这两年北京的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其他年份房价上涨增幅小于地区生产总值增幅的2倍，所以从总体上来看北京商品房销售价格的增长基本上是以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为支撑的，北京房地产市场并未出现泡沫。原因分析，2004年由于国家出台了“121”等强劲的政策来抑制房地产贷款额增长过快，而2004年一过，这一比例又开始上涨，所以2005年显示出北京的房地产市场泡处在沫膨胀阶段，非理性气氛较浓。2005年末地价有所回调，但2007年呈现反弹迹象。2007年以北京、深圳等为代表的一些城市呈现房价绝对水平和增速“双高”趋势。

西安作为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发展从1992年起步，经过1992-1999年的起步、调整上升期，到2000-2002年相对稳定的协调发展期，经历了2003-2007的政策调整、快速提升期，再到2008年-2009年，房地产行业全面调整期。一路走来，已经走过17个年头，西安房地产市场长期以来表现为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即便在多年来全国一线城市房价伴随着政策的调控大起大落时也是如此，这一点从表中也可以看出，西安的大部分年份房价增幅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都在2以内，只有2000年、2001年和2009年超出了2。在2009年西安楼市较为火爆，1-11月的新房成交量为1,120.18万平方米，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

呼和浩特市的房地产市场起步较晚，但是近两年来，呼和浩特市房地产业快速发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表中显示出2009年，呼和浩特的房价增幅超过地区生产总值2倍多，是近十三年来增幅最大的一年，说明了呼和浩特市房地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存在着房地产泡沫的隐患。不过，从总体上来看呼和浩特市的房地产业尚处于健康发展阶段，其他年份的房地产价格增幅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幅均属于理性的涨幅范围内。但是如果房价仍然高速增长，从该指标考虑的呼和浩特房地产市场就可能出现泡沫迹象。

(二)房价收入比

该指标即是根据房地产泡沫成因中的过度投机需求来设计的。由于房价收入比是家庭购房支出与收入的相对比，能消除不同地区房价、不同收入水平对居民购房成本的影响，相对真实的反映居民购房能力，而且计算也比较简便，因而成为考察居民购买能力的一个国际通行指标。看一个地方的房价是高是低，住房究竟是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还是处于一个可接受的水平，国际上有一个通行的计算模式，就是要看这个地方或城市的房价收入比究竟是多少。

当一个地方的房价收入比超过5的时候，国际惯例就认为该城市房屋购买力“极低”；当一个地方的房价收入比超过6的时候，就会被国际上公认为属于房地产泡沫区；当一个地方的房价收入比超过7的时候，就会被国际上公认为“国际房价最难承受的地区”。

以下是北京、西安、呼和浩特三地房价收入比示意图：

从上图可以清晰的看到北京房地产市场的房价收入比均在6以上，所以按这个指标分析北京房地产市场存在严重的泡沫，尤其是在2007年和2008年，房价收入比达到了10以上。分析原因由于大量外来人员的涌入，对住房的刚性需求比较旺盛，同时，在其中趁机投机的资本也比较多，造成了房价的推高比较严重，泡沫风险比较大，即使在泡沫不破裂的情况下，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所以，对于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一线城

市，除了需要打击投机行为之外，还应该尽力去加大房地产开发建设的力度，努力满足居民迫切的购房需求。

北京既是我国的心脏又是国际化的大都市，政策开放以及设施完善，房地产市场自然会受到广泛的关注，但是在这种房价非理性上涨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房地产过热的趋势。这样高的房价收入比显然是不合理的。虽然房地产业的快速增长可能会使地区生产总值呈现出一种非常繁华的景象，但神话一旦破灭，后果不堪设想。经济学者对此忧心忡忡，认为我国目前的房地产业已经形成了泡沫，对我国是一个严重的隐患，这泡沫一旦破灭，就会对我国经济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而西安和呼和浩特两个城市的情况比较乐观。西安房价收入比在2001年之前都是小于6的，2001年后一直保持在5-7这个范围内，2009年达到最高7.49，可以说西安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存在适度的泡沫，西安整体的收入水平和趋于保守的消费观决定了西安楼市的投资需求并不多，大部分买房人仍是刚性需求。还有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国家政策的扶持还有信贷政策的放松导致了西安房价的持续走高。西安的房地产市场一直是稳中有进，小幅上扬，适度的泡沫反而可以推动和促进西安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但是西安房价收入比一路走高，意味着房地产市场中的泡沫度正在堆积增长之中，房地产市场中的投机资本比例也在升高。所以，相关部门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呼和浩特的房价收入比一直在3-6这个范围内徘徊，这个范围是非常符合国际化的标准的，可以说呼和浩特的房地产市场现阶段是不存在泡沫的，属于健康稳定的发展。呼和浩特市的开发热潮刚刚兴起，所以各开发商和投资商都纷纷看好三线城市，潜力很大，发展前景广阔，暂时未出现泡沫。但仍需持谨慎乐观态度，当前蓬勃发展的房地产业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拉动经济增长，也可能产生经济泡沫。

五、结论

1、通过以上房地产价格增幅／地区生产总值增幅和房价收入比两个指标对北京、西安、呼和浩特三地房地产市场运行特征的实证分预期美好，刚性需求强烈需要人口稳定、外来人员较多。而每一次的涨落都与国家的政策短期效应有关，如1998、1999年由于我国处于机构改革、紧缩阶段，2001年国家析及定量评判，从整体上看，虽还没有完全足够的证据证明我国各大城市存在普遍性的房地产，但是北京、西安、呼和浩特三地的房地产市场已经说明了问题，虽然全国尚未形成严重的房地产泡沫，更未达到房地产泡沫破裂程度，但仍存在着较高的潜在的房地产泡沫风险因素。局部地区(比如北京等)确实出现了房地产投机性泡沫，为中国房地产市场敲响了泡沫警钟。近几年来，政府各种调控措施的不断及时出台，如“121号文件”、“国八条”、“8-31大限”、“211号文件”及“国六条”等，房地产市场价格上升之势得到一定遏制，挤压了一定的泡沫。随着国家加大对房地产行业宏观调控，建立健全相应的政策法规来约束房地产的发展速度与方向，严格限制各级政府的缺位与越位行为，加强金融监管力度，打击投机性投资行为，限制国际热钱的影响，可以使我国的房地产业得到全面健康与合理的发展，使已经出现的局部地区的房地产泡沫逐渐消除。

篇2

[关键词]金融　泡沫经济　房地产　股市

随着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逐日明朗化，金融危机在中国造成的痛楚似乎已成为远去的记忆，现在已越来越少人去谈论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未来发展前景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然而，日前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亦是不容乐观的。在经济走出衰退的过程中，中国楼市和股市展现的韧性及增长动力令人侧目，而资产价值膨胀的速度与实体经济的复苏状态存在明显落差，2010年初，中国最新一轮的货币紧缩政策，反映了政府对货币流动性的日益担忧。宽松的信贷政策致使资金流动性充裕，同时也造成了部分资金违规流人资产市场，金融市场发展缓慢、民众投资渠道有限，直接造成了中国资产泡沫越吹越大，尤其是在房地产领域，房价居高不下，各大城市频频出现地王、地价屡创新高，这些因素使得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经济出现泡沫。或预测经济在2010年有可能“硬着陆”。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会计学教授丁远2010年4月24日表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泡沫正在形成。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所遇到的问题，其实是中国经济成长中必经的泡沫经济过程，这些问题都是新兴市场经济向成熟经济转型过程当中所应该遇到的问题，这并不是我国所遇到的独有过程，世界上其他国家在新兴市场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不发达到发达的转型过程中都会遇到泡沫经济。如何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以更好地解决泡沫经济中出现的问题、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实现“软着陆”，对于我国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

1　何谓泡沫经济

根据《新帕尔格雷夫货币与金融大辞典》，经济中的泡沫，指的是某种或一系列资产在一个连续的过程中陡然涨价，使人们形成远期价格将继续上升的预期，从而吸引新的买主的一种状态。泡沫经济指虚拟资本过度增长，资产价值超越实体经济，金融证券、地产价格飞涨，投机交易极为活跃的经济现象。目前，学术界尚未达成对泡沫状态的一致定义，但一些基础性的解释却是共同的，即泡沫经济最直接的表现是资产价格的暴涨和暴跌；泡沫发生的主要载体是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泡沫期间的金融投机活动异常盛行和猖獗；基础经济因素对资产价格变动几乎不会产生影响。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泡沫经济寓于金融投机，若将其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则有利于资本集中、活跃市场、促进竞争、繁荣经济，而当其发展到一定程度，泡沫过多，过度膨胀，严重脱离实体资本额和实业发展需要的时候，必然会因为缺乏实体经济的支撑而破灭。一旦泡沫经济破裂，直接导致资产价值迅速下跌，其影响将波及到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产业甚至国际经济的走势，严重时造成经济崩溃、社会动荡。因此，我们要正确、清醒地认识泡沫经济中的不实因素和投机因素。

2　中国经济中的泡沫现象

2.1　房地产泡沫

从泡沫经济起于繁荣而终于危机的规律来看，房地产无疑是泡沫的一个核心载体，它不仅具有交易成本低的特征，而且供求关系不易达到均衡。当前房地产的泡沫与货币的流动性过剩密切相关，我们可以通过三大指标来分析和判断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泡沫：(1)房地产贷款增长与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增长的比率；(2)房地产价格增长与GDP增长的比率；(3)房价上涨与家庭年平均收入增加的比率。进入21世纪，中国的房地产持续走热，2007年的房地产价格每月达10％的涨幅，到2008年房价开始出现“拐点”。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每平方米房价已经相当接近美国的平均水平，而美国的人均收入是中国城市人均收入的7倍，中国房屋每平方米均价，相当于一般人三个月的工资收入，这一水平也许在世界上都是最高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还有另外一面，即其在地方政府财政中所起的作用，土地销售收入以及物业销售带来的税收，占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很大一块，因此，他们有很强的动力来刺激房地产市场发展，致使土地以超价格投标。

房地产泡沫通常导致经济过热，建筑空置，代表着永久性损失；同时，房地产泡沫造成最严重的损害，就是人口的变化。高楼价会降低人口出生率，当泡沫破灭的时候，房地产价格下降，低生育水平的文化观念是无法改变的，未来20年，中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以及人口总数下降的局面。

2.2　股票市场泡沫

现代经济学把股票市场泡沫定义为股票的市场价格减去其内在投资价值。股票市场的泡沫程度和规模，一般可以通过考察泡沫绝对额与经济总量、金融资产总量之间的关系得到反映：(1)股市泡沫与GDP的比率；(2)股市泡沫与广义货币M2的比率；(3)股市泡沫与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比率。从2006年开始，中国股市的泡沫倾向愈演愈烈；2007年，股市从998点上涨到6000多点；2008年，股市大幅度调整。股价的波动固然有“资产重组”的因素，但更多的则是投资者基于流动性推动的判断。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股票市场也不例外。上市公司资产运作频繁，家庭储蓄率降低，资金结构日益短期化，致使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新股民和新基民。如果流向股票市场的资金过度充裕，股价就会全面脱离公司的未来业绩，市盈率就会太高，泡沫就出现了，从而引发大幅度的市场调整。

股市泡沫在给市场带来大量资金的同时，也加大了市场的波动，除了会造成再分配的净亏损，还会带来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在股市泡沫中，大部分家庭会损失，而极少数人则赚得盆满钵满，这使得中国财富差距越来越大，将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3　如何应对泡沫经济

资产价格的泡沫化会产生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对于此经济现象的出现，必须正确予以对待与解决。

首先，泡沫经济的出现，导致物价必然上涨。如何对待物价上涨问题，稳定民心，则成为我国政府对泡沫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点。一方面，可通过宏观经济调节的手段来让物价的提高缓慢上涨，但此方法的实施要注意保持汇率机制的稳定、调节好利率市场及信贷控制。同时要找到人民币升值的恰当均衡点，并节制投资，以避免出现隐含产能过剩、国际资本流人和虚假贸易繁荣的问题。另一方面，可适度放开物价，通过经济内部的自由化，加速资产价格泡沫化，缩短泡沫形成过程。其次，扩大内需是解决泡沫经济转型过程的一条重要措施，扩大内需的方法可以是减税，可以是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也可以是增加工资。其中，增加工资是应对泡沫经济过程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工资的增加，一方面会提高老百姓的支付能力，能够应对通货膨胀、应对物价房价的上涨，才能形成资产价格、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在动态中完成低收入向富裕国家的转换；另一方面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从而迫使企业要以增强判断力、提高竞争力的方式来极力适应市场，从而增强了企业建立有效的防范机制以抵御风险的能力。

篇3

关键词：日本； 泡沫经济； 启示。

从 1983 年开始形成并于 1990 年破裂的日本泡沫经济，对日本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以史为鉴，以他国为鉴，避免我国经济发展出现重大挫折，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有必要重新审视日本的泡沫经济生成、膨胀及破裂的全过程，供我国当前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时予以参考。

一、日本泡沫经济介绍。

1. 泡沫经济的形成过程。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经历了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从 1983 年秋到 1987年底，第二个过程是从 1988 年初到 1989 年底。第一个过程可以说是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开端，持续到美国股票市场的股价创下最大暴跌纪录的黑色星期一（ 1987 年 10 月 19 日） 为止。第一，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日本于 1984 年 5 月《关于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的现状和展望》，随后实行了一系列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包括外汇资金可自由转换为日元并可作为国内资金使用，实际需求原则的废除，日元转换限制的废除，使得日本对外证券投资急剧增加，拥有巨额资金的日本公共投资者的投资动向影响到美国的金融和资本市场。第二，《广场协议》和金融缓和措施。1985 年 9 月达成《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海外投资受到巨额的外汇风险和外汇估价损失； 日本政府通过抛售美元、购买日元操作来干预外汇市场和接二连三的调低贴现率等积极的金融缓和措施，引起了国内货币供应量猛增，但猛增的货币供应量并没有通过物价上升（ 流量） 而被吸收，而是急剧扩大了面向不动产的贷款，成了导致存量价格飞涨的原动力。日本地价与物价之比，1959 年 3月为 2.2，1970 年 3 月为 13. 2，1986 年 3 月为25.2，1990 年 3 月则急剧扩大到 68. 2。急剧扩大的面向不动产的贷款，为其后泡沫经济的形成准备了资金方面的条件。第三，个人生财之道的拓宽和小额储蓄免税课税制度的废除。广场协议之后的金融缓和措施改变了货币的流向，人们不再把注意力集中在存款上。以股票形态运用的资金，通过购买股票，在1987 年上半期达 8600 亿日元，下半期继续猛增 4. 58兆日元，全年共增加 5. 45 兆日元。第四，企业生财之道的拓宽和基金的扩大。1985 年以后企业积极地大幅增加金融资产的运用，扩大所谓的生财交易。1986 年以后，在利率下降和股价攀升的形势下，企业改变以往向银行借款的方式，采用在国内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在国外发行附认股权证公司债券等筹资方式。1987 年藉由发行有价证券的筹资比上一年增加 60.8%（ 1986 年增加26.3%） ，但通过权益融资形式以极低的利率筹集到的巨额资金并没有完全用在工业企业的设备投资上，而是被主要用在金融资产上，特别是运用在股票投资上。第五，银行抵押贷款的扩大。银行在土地抵押贷款和股票抵押贷款上加大了力度。从不动产抵押贷款在全国银行的贷款余额中所占的比例分析，1984 年为 17%，以后比例逐年提高，1987 年以后达 20% 左右。股票等有价证券抵押贷款比例也逐年上升，1988 年上升到 2. 5%。1986 年开始的地价和股价的上涨导致借款人抵押能力的增强和账外资产的增加，促进了不动产抵押贷款的有价证券抵押贷款的增加。通过这些贷款筹集到资金的企业，将其大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将来有可能升值的土地、股票、特定货币信托和信托基金，更进一步强化了地价和股价的上涨。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交叉上升，必将伴随着信用创造，成为形成泡沫经济的主要因素。

2. 泡沫经济的膨胀期。第一，企业金融的变化。1975—1979 年度平均和 1980—1984 年度筹资与销售额之比平均均为 2. 6%，1985 年度也不过2. 5% ，但 1986 年度以后逐渐上升，1988 年度为4. 5% ，1989 年度达 6. 2% 。如果企业进行“正常的交易”所需的筹资额为销售额的 2. 6%，则可以看出1986—1989 各年度均超过了正常情况下的筹资。“过剩筹资额”中的一部分被用于实物投资，其余的大部分被运用于泡沫经济的膨胀上。这可从流动资金比例自 1986 年以后急剧增加这一点清楚地看出（ 1983 年为 1.18，1986 年为 1. 71，1989 年为 2. 02） 。企业不仅筹集了过剩的资金，而且其筹资渠道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所占比例明显增大的是附认股权证公司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以发行股票为中心的权益融资。权益融资之所以猛增，是因为只要以期待股价持续上升的资本收益为前提，就可以比银行借款、一般公司债券的借款成本低得多的成本筹集到资金。第二，银行扩大与中小企业的交易。由于大企业利用通过直接金融方式筹集到的大量资金来偿还银行借款，因而日本的金融机构迫不得已将重点转向扩大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交易。中小企业中资金需求旺盛的有流通服务行业、建筑行业、不动产行业、金融和保险行业、租赁行业，上述贷款都是抵押贷款，向这些非金融机构贷款和不动产贷款导致了泡沫经济的膨胀。同时，市立银行不经由中小企业而直接扩大以住房贷款为中心的面向个人的贷款。第三，股票期货交易的扩大。在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影响下，1988 年 9 月起，开始了东京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和大阪证券交易所日经平均股价为对象的股价指数期货交易，更促进了泡沫经济的膨胀。

3. 泡沫经济的崩溃过程。第一，两个谷底。日本的股票市场自1989 年12 月29 日东京证券交易所收盘价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38915. 87 日元） 以来，在一年内股票大幅跌落了两次。第一次谷底是 1990年 4 月2 日的28002.07 日元，从1989 年的峰值跌落28. 05% ; 第 二 次 谷 底 是 1990 年 10 月 1 日 的20021. 86日元，从 7 月 17 日的峰值（ 33172. 28 日元）跌落 39. 1%。第二，三重下跌的结构。1990 年，在到 4 月 10 日为止的时期内，东京股票市场经历了 10次股票大幅下跌，在股价下跌的同时，引人注目的是还出现了日元贬值、债券下跌的现象，即所谓的三重下跌。

二、泡沫经济崩溃的后果与总结。

始于 1990 年的第四季度的美国经济萧条与从1991 年第二季度开始走下坡路的日本经济具有相同之处，那就是以往未曾经历过的以金融部门为主导的经济萧条即复合萧条，这与过去的因有效需求不足而造成的经济萧条不同。这次的经济萧条是在 80年代后半期逐渐展开的金融的国际化和自由化后出现的现象，是金融自由化的归宿，与以往单纯的存货周期造成的经济萧条不同，具有如下特征：

1. 国民财富总值增长的停滞。泡沫经济形成期和膨胀期，国民财富总值以年率 2 位数的速度在递增。但是，泡沫经济崩溃时的 1990 年的增长率猛跌至 3.4%。在泡沫经济的形成和膨胀时期，金融资产的构成比率较有形资产提高得快。但随着 1990 年国民财富总值增长率的下降，有形资产的构成比率提高了 2. 3 个百分点，而金融资产的构成比率则相对下降。与 1982 年有形资产的构成比率超过 50%这一数字相比，其后的金融资产增长率之剧烈是显而易见的。1987—1989 年的贡献度，金融资产为59. 2% ，而有形资产超过 40. 8% 。金融资产中，股票的增长率特别明显。在 1982 年的金融资产余额中，股票余额占 129 兆日元，而在 1989 年的金融资产余额中，股票余额就占了 890 兆日元。在金融资产余额增长 3. 08 倍的期间，股票余额增长了 6. 9 倍。1987—1989 年的股票贡献度达 27. 3% 。在实物资产中，土地的增长率较大。1982 年为 862 兆日元，1989 年达 2. 5 倍。从 1987—1989 年的贡献度来看，土地为31.4%，占有形资产的 40. 8% 的 3/4 以上。土地的增长和金融资产的增长除外的固定资产净额的增长比 1982 年增长 1. 49 倍，期间的国民财富总值也不过增长 2.2 倍。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的国民财富总值是如何因为泡沫经济而膨胀起来的。1990 年是泡沫经济崩溃之年，该年国民财富总值增长率下降 3.4%，低于该年 7.6% 的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这是自 1975 年开始公布国民财富总值余额统计以来首次出现的情形。在实际 GNP 增长率下降以前，由于泡沫经济的崩溃而使得国民财富总值的增长率下降，这一点可以说是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危机的最大特点。

2. 全国银行收益大幅度减少，金融机构丧失媒介现象。1989 年期中结算期正好是泡沫经济的膨胀时期，银行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最高利润，与上一年相比的增长率也较高。但是，进入泡沫经济崩溃时期的1990 年期中结算和1991 年3 月的结算，日本的银行收益均比上一年大幅度减少。在日本，1988 年 4月 1 日的小额储蓄非课税制度的废除与上一年私营化的 NTT 股票的上市重叠在一起，大大改变了个人的资金运用形态。特别是 1988 年，规定利率定期存款自 1954 年开始进行统计以来首次出现大幅减少，而自由利率存款比上一年增加了 6. 97 兆日元。日本出现了所谓的丧失媒介现象，资金开始流向相对有利可图的开放市场。

3. 国际清算银行限制的影响。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也是金融国际化的过程，国际上确定至 1993 年 3月将自有资本比率保持在 8% 以上的国防清算银行限制。国防清算银行标准的特点在于，在计算自有资本比率时，不管是分母的资产总额还是分子的资本，都以一定的方式来决定。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既然难以增大部分的自有资本，那么为维持自有资本比率，银行只好压缩部分的资产，特别是压缩风险比重为 100% 的贷款，从而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减少，并为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进入负增长铺平了道路。由于金融自由化和国防清算银行限制，围绕日本经济的金融框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新框架的调整过程，不可避免地要对泡沫经济部分进行调整，出现金融和证券行业的重组。复合萧条无非是日本为适应这一新框架的调整过程。

4. 日本式信用危境。日本银行业采用成本估价法的会计处理原则，因泡沫经济崩溃而发生的持有有价证券的估价损失就不会显露出来，也反映不出为摊还因不能支付泡沫经济膨胀时期扩大的不动产贷款利息而猛增的银行的坏账且认定坏账的标准也有问题。在日本，若拖延一年以上，可以作为“应收利息”列入，并不将其视为坏账，而且日本的银行其备抵坏账原则上一律采用累积贷款额的 0. 3% （ 不课税） 的方式，不考虑贷款的偿还可能性。因此，日本的资产负债表不能如实反映坏账的程度，而且备抵坏账也有过少列入的倾向。对于那些由于股价的低迷不振而对有价证券的账外资产感到不安的日本银行来说，也难以使银行迈出积极扩大贷款的一步。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国内陷入了长期萧条的深渊。资产价格持续缩水，银行信贷不断减少，国内投资萎靡，企业大批破产，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甚至负增长。日本经济长期萧条迎来了失去的 20 年。

三、对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调控的启示。

泡沫经济的崩溃是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这一新的框架下不可避免的一个调整过程或者说是重组过程，它是金融自由化的归宿。泡沫经济的崩溃导致了实体经济的萧条。政府在采取针对复合萧条的经济对策时，不能仅仅停留在为调整存货的低利率政策和扩大公共投资等以往的对策（ 扩大有效需要的对策） 上，而应当采取调整因金融自由化而产生的不良金融资产的对策，以及尽快恢复信用为目的的金融重组对策，由此来消除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危机。问题的焦点应从有效需求的不足转移到了信贷收缩、金融系统监管上。

1. 中国面临房价下跌、信贷资产质量恶化等多重风险。第一，我国金融体系面临多重风险。我国的金融体系内，由于市场、机构、跨境交易等的交互关系日益加大，影子银行、表内业务表外化与日俱增，再加之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信贷资源分配上占据的角色，都导致或有负债的不断累积，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正不断累积、日益加大。我国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包括信贷快速扩张导致的信贷资产质量恶化、影子银行和表外敞口导致金融脱媒现象增加、房地产价格下滑及欧债危机下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等风险。中国房地产价格的急剧上升与银行对房地产的巨量贷款相迭加，加深了房地产价格回调对我国银行体系的负面影响。房地产相关贷款占我国贷款总额的约 20%，近 30%—45% 的贷款是由房地产抵押担保。房地产价格的回调将降低抵押品的担保价值，在借款人违约的情况下削弱贷款回收比例。与房地产相关的上下游产业也面临巨大的风险。基于现阶段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房价回调引起的经济减速对信贷资产质量将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第二，银行业压力测试结果： 多重风险互动或导致严重影响。根据 IMF 和中国政府共同对全国最大的17 家商业银行进行的压力测试结果，如果其中几项风险同时发生，银行体系就可能会遭到严重冲击，金融危机在我国爆发也不是没有可能。

2. 银行变相推高利率，企业融资行为潜藏着巨大金融风险。第一，表内贷款表外化。次贷危机发生后，由于我国政府为保增长而实施的 4 万亿投资计划，使得银行信贷与之相伴而过度扩张。为防止流动性泛滥，2009 年下半年开始，政府逐渐加大了对房地产等行业的宏观调控，收缩流动性。2011 年开始，人民银行对银行信贷进行数量、价格的严格管制后，金融机构采取各种方式与工具，把表内业务移到表外，传统的银行信贷关系演变为隐藏在证券化中的信贷关系，信用扩张仍然是其核心目标。现在，表外业务已占银行贷款额的 25%—60%，而借款人大多数房地产商，利率在 20%—25% 之间甚至更高。

在信贷严控政策下，房地产商对资金的依赖推高了利率，并导致大量中小企业难以获得信贷支持。第二，上市公司及大企业的融资行为搅乱信贷市场并可能导致巨大金融风险。一是上市公司及大企业通过从资本市场低成本融资后再转贷给利率更高的其他资金需求者以赚取利差，变相开展了商业银行的存贷业务。上市公司及大企业的过度融资、发债，说明在我国通过债券募集资金的方式及用途、流向等方向存在较大的空白监管领域，特别是对募集资金的流向，缺少严格的监管手段。大规模资金流向信贷领域的背后则是监管的空白。由于上市公司及大企业的过度融资，导致了信贷市场资金不足，而委托贷款或商业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其根源都来源于对借贷高收益的追捧。二是“影子银行”带来巨大信贷风险。通货膨胀引起存款相对较低或负利率，形成了培育表外业务的肥沃土壤，相对高利率的信托产品使大量的居民储蓄转而流向高利率的信托产品及其他理财产品； 商业银行为避免信贷风险和相关的责任追究，也将信贷客户大量集中在大中型国企特别是垄断国企身上，但由于这些国企的新项目大多并没有太多效益，国企承贷的大量贷款，最终变相地再次以高利率贷放出去，从而造就一个个的规模巨大的“影子银行”。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通过把巨量的资金持续不断地注入房地产市场及其他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不仅继续吹大了国内的房地产泡沫，同时也将巨大的金融风险注入了国内的金融系统。三是大批中小企业盲目依附高利贷。泡沫经济的根源在于资本没有流向实体经济之中。高利贷背景下的中国同样如此。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大量从事实体经济发展的中小企业具有大量的资金需求，但由于信贷领域中大量的信贷资金流向房地产业等泡沫经济领域而没有流向实体经济最需要的地方，致使中小企业别无选择只有选择高利贷。在实体经济领域利润率远低于高利贷的高利率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积聚了较大的经营风险，而这也可能导致由高利贷形成的信贷危险的扩大与爆发。

四、防范信贷风险，防止我国金融危机发生的建议。

1. 稳妥积极地处理好人民币汇率问题。第一，要完善汇率政策与制度。我国 1994 年开始对外有汇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有管理的兑换。1994 年 1 月 1 曰，人民币汇率并轨，形成了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当时的人民币汇率为： 1 美元 = 8. 70 元人民币。1996 年，我国取消了经常项目下的汇兑限制，12 月 1日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 2005 年 7 月 2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告，着力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我国的汇率制度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单一盯住美元，而是形成了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1996 年，中国实现经常项目下的完全可自由兑换，2006 年 3 月宣布要实现资本项目下的“基本可兑换”。中国没有如同日本那样，为简单迎合外部需要而对外汇市场加以干预，而是通过对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的推进，独立自主地采取适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汇率管理制度和形成机制。应该说，汇率在处理外部失衡时具有较大的政策效果，对于来自外部的任何关于我国汇率的要求，我们应采取冷静的态度，坚持汇改的自主性，独立自主地形成我们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第二，要积极稳妥地调节国际收支特别是贸易结构的失衡问题。目前我国的国际收支、对外贸易存在着严重的失衡问题。与美国形成了大量的顺差，而与其他贸易国家则形成了较多的逆差，产生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这使我们一方面面临以美国为主的汇率升值的压力，另一方面与其他国家的过量逆差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给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带来种种难题。在我国前外汇储备超万亿美元、贸易顺差较大的情况下，适当扩大石油、黄金等战略物资的进口，增加国家战略物资储备，改变外汇资产投资和管理方式，有利于解决我国顺差过大、缓解外汇升值压力。

2. 引导合理预期的形成。国民经济的连续高增长，预期人民币持续升值意识的加强，上市公司业绩的提升，房地产等经济领域的过度火爆，使部分投资者沉醉于资产价格的上涨，推动了泡沫经济的发生并可能导致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巨大灾难。由于人们的预期通常超过资产价格的上涨，形成经济学中的“羊群效应”、股价暴涨暴跌，日本股市及房市在 20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表现就是现实的例子。为使投资者作出“理性预期”，我们要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升信息供给的效率，向市场提供的信息要更加充分、及时、准确、廉价，使人们能获得低成本的、正确的、充分的信息，形成资产价格的正确预期，以防止泡沫经济形成，阻止泡沫经济破裂可能带来的毁来性灾难。

3. 加强金融监管，防止泡沫经济形成。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与该国的金融自由化有很大的关联，由于在金融自由化进程中，政府放松了对金融的管制，加之金融监管体制的不完善，容易使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异化，加大投机行为，刺激泡沫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我国入世后，金融自由化程度得到提高，金融创新步伐也日益加快。我国当前金融监管的重点应该是金融主体、金融资产和金融商品的价格。金融主体的监管即对企业、个人、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的行为进行监管，特别是对金融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机构的监管。对金融资产和金融商品的价格监管，主要是利率、汇率、证券价格的监管，防止金融资产和金融商品的价格的大幅波动。

4. 综合运用各种工具，引导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综合运用各种工具，引导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首先要控制投机资金流向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目前，各金融机构推出形式各异的金融产品吸引客户，为投机资金进入证券和房地产市场提供了多种可能。由于我国金融监管技术和监管手段还不够完善，我们要加强对投机资金进入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的控制，规范金融机构行为，监控资本市场上的异常变动，避免投机资金流入引发资产价格的过度上涨。国内银行信贷及金融产品的创新，刺激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与繁荣。开发商通过大肆“圈钱”、“圈地”刺激了房地产泡沫的膨胀预期，而投机者利用信贷资金或金融杠杆进行的投机炒作加大了房地产的泡沫膨胀。我们现阶段必须坚定不移地做好房屋的限购政策的落实，通过对房地产开发贷款、土地储备贷款、住房消费贷款、商业用房购房贷款等的严格限制，严格把关，运用政策的、经济的、行政的甚至法律法规的手段，保证房地产市场的逐步去泡沫化。如果能向韩国等国家那样逐步过渡到一个家庭只能拥有一套住房，则在房地产上的投机行为将得到有效控制。

5. 汲取日本泡沫经济及华尔街的教训，提高服务意识，加强内部风险控制。世界经济发展出现的诸多问题，都是金融闯的祸，金融业是第三产业，它只能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但金融业的过度膨胀和发展，使金融业与实体经济日益分离，成为虚拟经济日益膨胀的推动力，并促进了泡沫经济的膨胀，尤如饮鸩止渴，它本身成长也必将为其的贪婪付出巨大的代价。金融机构要加强内部风险控制，抵制过度投机和所谓的金融创新，明确其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的服务部门，它本身不能创造财富，只能参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6. 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风险。金融自由化以及全球规模放宽管制，无疑从根本上动摇了凯恩斯经济政策，从而使资金再一次为中央政府所控制，为避免一国的萧条而采取有效的政策就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局限于一国的凯恩斯经济政策将难以奏效。经济的剧烈动荡已经从一国经济转移到了世界经济，左右世界经济的力量已经从商品、劳务的生产以及贸易方面转移到了国际性的资金流动方面。各国要加强金融在贸易、投资等多领域的合作，充分控制巨额资金的世界规模的流向，共同抵御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1］［日］宫崎义一。 泡沫经济的经济对策： 复合萧条论［M］。 陆生华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日］水野和夫。 金融大崩溃之后的世界变局［M］。 刘姝含译。 太原： 山西出版集团，2010.

［3］［英］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 高鸿业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

［4］［澳］米契尔。 合理预期理论———理论、运行和政策［M］。 余永定译。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

［5］张圣平。 偏好、信念、信息与证券价格［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6］王自力。 反金融危机———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7］李建军，田光宁。 九十年代三大国际金融危机比较研究［M］。 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2.

篇4

关键词：经济形势；危机；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4-0001-02

一、中国今年经济相关情况

面对近年来国际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但是在2009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仍然迅速。以下是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数据情况[1]：（1）农业生产继续稳定发展，粮食实现连续六年增产。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3 082万吨，比上年增长0.4%，连续六年增产。油料产量预计增长5%左右，糖料下降9%左右。肉类产量保持稳定增长，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7 509万吨，增长5.0%。（2）工业生产逐季回升，实现利润由大幅下降转为增长。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1%，增速比上年回落1.9个百分点。工业产销衔接状况良好，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达到97.67%。1—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5 891亿元，同比增长7.8%，比上年同期加快2.9个百分点。在39个工业大类中，30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3）投资持续快速增长，涉及民生领域的投资增长明显加快。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4 846亿元，比上年增长30.1%，增速比上年加快4.6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94 139亿元，增长30.5%，加快4.4个百分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30 707亿元，增长27.5%，加快6个百分点。（4）市场销售增长平稳较快，部分产品销售快速增长。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 343亿元，比上年增长15.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9%，实际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2.1个百分点。（5）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价格全年下降，年底出现上升。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下降0.7%。其中，城市下降0.9%，农村下降0.3%。（6）进出口总额全年下降，自11月份由降转升。全年进出口总额22 073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3.9%。全年出口12 017亿美元，下降16%；进口10 056亿美元，下降11.2%。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1961亿美元，比上年减少994亿美元。（7）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就业形势好于预期。全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18 858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 175元，比上年增长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 153元，比上年增长8.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5%。全年城镇就业人员比上年净增910万人。年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49亿人，比第一季度末增加170万人。（8）货币供应量增长较快，新增贷款大幅增加。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60.6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27.7%，增幅同比加快9.9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22万亿元，增长32.4%，加快23.3个百分点；市场货币流通量（M0）38 246亿元，增长11.8%，回落0.9个百分点。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40万亿元，比年初增加9.6万亿元，同比多增4.7万亿元。

二、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形势

1.国际经济形势对中国的影响。首先，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减速对中国产生较大影响，美欧经济下滑对中国出口的不利影响已经比较明显。其次，各国反向货币政策，使利差格局发生变化，中国货币政策调控难度加大。2007年以来，美国步入降息周期。2007年9月18日，美联储将保持14个月的联邦基金利率从5．25％下调到4．75％，此后为缓解次债危机的影响，美联储分别在10月31日与12月11日将联邦基金利率各下调25个基点。2008年1月美联储在有史以来首次在8天之内连续大幅度降利75个和50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至3％。3月，美联储继续降息75个基点，至2．25％的三年最低点，4月30日再次调整为2％。最后，美元对欧元等主要货币贬值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人民币升值风险也有所增加。此外，次债危机期间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更趋复杂，中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动性明显增强。同时，国际石油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和灾后重建的需求拉动，使控制通胀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2]。

2.国内经济形势分析。首先，中国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经济增长的动力依然强劲。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4%，2009年增长8.7%，同时，偏快的经济增速得以减缓，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的风险基本消除[3]。其次，投资和居民消费增长，较高的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出现回落，在世界经济增长普遍减缓、物价快速上涨的情况下，中国的GDP跑赢了CPI，而包括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内的大部分国家，物价涨幅都大大高于GDP的增幅。此外，财政收入增长，经济效益仍维持较高水平，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外贸顺差过大矛盾缓解，农业保持良好势头，都表明中国经济形势总体来说是好的。

但是，中国经济仍面临严峻的考验。物价上涨的压力很大，在世界各国物价普遍上涨的情况下，中国的CPI也一直冲高，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压力。同时，部分行业，如汽车、钢铁、建材、机械等，经营都出现困难，特别是中小企业。据有关统计，2008年一些地方已经有10%~20%的中小企业出现倒闭。部分领域投资增速下滑过快，出口下滑偏快，证券市场过度调整等也对中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产生较大影响。

三、应对危机的措施

危机总是层出不穷，借鉴以前危机处理的经验，对中国度过经济发展的危险期也有很大的帮助。下面笔者将从亚洲金融危机和日本泡沫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借鉴作用出发，提出一些对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建议。

亚洲金融危机主要发生在泰国、印尼、韩国等国，这些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中，资产价格上升形成了一定的泡沫经济，大量吸引短期国际资本影响了经济的稳定性，国际投机资金针对其经济金融中的漏洞开展了大规模的冲击， 终于在1997 年爆发了金融危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使中国面临了外部需求不足，就业压力加大，发展模式受到质疑的困境。1998 年下半年开始出口总额同比下降。加之当时正在开展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产生了大量离岗人员，危机的冲击加大了就业压力。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危机国家有相似之处，这种发展模式也受到怀疑，具体表现在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金额1998 年开始下降[4]。目前中国宏观环境与亚洲金融危机时的不同在于：一是经济的外向度大大提高，对外需即进出口的依赖增加；二是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20 世纪90 年代时国有经济仍占中国国民经济的绝大部分，当前民营经济等的比重已大幅上升；三是房地产、汽车市场的变化。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房改政策的正式实施，商业银行开办住房、汽车等消费贷款，都对经济复苏起到了较大拉动作用。目前房地产市场已经比较成熟，增速将放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低于刚过去的十年；汽车市场仍有较大潜力，但增速也将逐渐降低。总体来看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将大于亚洲金融危机。借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采取的应对对策，中国采取了以扩大内需为主的政策，高调推出了4 万亿元的投资计划，货币调控转为宽松，目前收到了一定成效。但危机仍未结束，中国的应对将是长期的。未来政策选择一是要区别当前与前次危机的具体情况，二是吸取之前的经验教训，在解决即期问题的同时，从长远出发，解决经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泡沫经济是一种复杂的经济失衡状况，会给经济发展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泡沫经济造成日本经济不景气，至今尚未完全脱离困境。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与当时日本经济形势极为相似：一是经济增长率连续四年在10％以上；二是贸易顺差扩大，资本流动性过剩；三是人民币面临升值的巨大压力；四是房地产价格超常上升。对此，我们应以日本的泡沫经济为戒，避免重蹈它的覆辙 [5]。亚洲金融危机和日本泡沫经济对中国当前经济形势的警示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实行稳中偏紧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应是稳健的，过度扩张或突然收缩都有可能对国民经济产生破坏性影响。在日本泡沫经济形成的过程中，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在泡沫经济破灭的时候，突然收缩的货币政策又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今后，为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还需采用加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票和加大窗口指导等措施，逐渐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完善中国的货币调控机制。其次，对股票市场进行调控。乐观的预期使当时的日本人不断把资金投向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在泡沫经济形成的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前中国的股民对股市也有着“合理”的预期，认为股价下跌也只是暂时的调整、震荡，肯定还会回升。中国股市的各种制度尚不健全，投机盛行，这就决定了股市具有更强的心理特征。政府作为宏观调控和权威信息机构，有义务通过经济和行政手段，理顺股市行业秩序，对股民进行正确的投资引导，减少投机行为。最后，规范房地产市场。日本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为防止产生房地产泡沫，必须进一步规范中国的房地产市场。（1）加强对金融机构资产运行情况的监管。严格规定金融部门向房地产贷款的比例和房地产抵押贷款融资的比率，紧缩信贷总量。（2）严格审查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条件，降低融资比率。加大对抵押物和信用担保方的核实力度，建立一套全面评估贷款方的风险监控体系。（3）严厉查处“”的违法行为，如对低价出让土地、高价炒卖房地产等扰乱房地产市场价格秩序的行为要予以曝光，并严肃查处，谨防出现新一轮的“圈地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寻租行为。

此外，出口方面中国目前经济外向度高，对外需依赖大，目前出口下降比较大，为扩大出口，可以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放缓人民币升值步伐，甚至人民币做一定程度的贬值。同时，实现出口目的地多元化，出口商品多元化，保证出口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2009年中国经济数据全文[EB/OL].http：//省略/rollnews/finance/201001/t20100121_5505618.htm.

[2] 曲凤杰.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及其对中国影响[J].国际贸易，2008，(6).

[3] 董春杰.关于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思考[J].理论学习，2008，(12).

篇5

【关键词】虚拟经济特征发展阶段影响对策

虚拟经济是一种突破实体经济固化模式的新的经济活动模式。目前世界上虚拟经济发展的总规模已经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良性的虚拟经济运转能够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经济的飞速发展;反之则可能发生过度膨胀而引发泡沫经济问题。加强对虚拟经济的研究,充分发挥它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促进作用已经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虚拟经济的内涵及其特征

(一)虚拟经济的内涵

虚拟经济的概念是由马克思的“虚拟资本”概念衍生而来的。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已经指出虚拟资本本身并没有价值,只是实物资本的所有权证明,是“实物资本的纸质复本”。国外对虚拟经济内涵的界定一般有三种:一是叫虚拟经济,指的是股票、债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二是可以称为数字经济或信息经济,是指以信息技术为工具进行的经济活动;三是指采用计算机仿真技术建立经济模型,进行实际经济运行过程模拟的可视化经济活动,即用计算机模拟市场来进行经济政策的模拟等。

国内对虚拟经济的研究始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当时主要是从金融安全的角度,沿着马克思对虚拟资本的分析来讨论虚拟经济。目前,国内学者对虚拟经济的研究大都还是界定在虚拟资本的范畴上,其中研究内容最全面、影响最大的是成思危和刘骏民。成思危认为对虚拟经济的研究不应只局限于经济学或是金融学,可以通过多方面的研究相互促进,互相<优麦电子商务论文>补充。他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的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简单的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即虚拟经济是利用股票和债券及金融衍生物等虚拟资本直接用钱生钱的经济活动。虚拟经济的产品是各种金融工具,虚拟经济的工厂是各种金融机构,虚拟经济的交换场所是各种金融市场。刘骏民认为虚拟经济是以资本化定价为行为基础,具有内在波动性的一套特定的价值系统。整个经济系统可以看作是一个价值系统,这是经济活动的本质属性;它由两个系统组成:一部分是价格系统,是成本支撑的系统,即实体经济系统;另一部分是资产价格系统,是观念支撑的系统,即虚拟经济系统。刘骏民认为虚拟经济一般包括金融、地产、无形资产和其他呈现出资本化定价方式的各类资产的经济活动。实体经济则是指各种物质的、精神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流通等经济活动。

虽然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虚拟经济的概念,但是作为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经济运行方式,它的快速发展以及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活动的一种重要的制度环境。

(二)虚拟经济的特征

虽然虚拟经济不是现代经济的产物,但是虚拟经济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运动形态还是得益于经济全球化、货币虚拟化以及各种金融产品的诞生。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比,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

1.虚拟性。所谓虚拟性是指虚拟经济中的虚拟资本没有实际资本的生产内容,它们的交易是在虚拟的运动中完成的。只是以价值符号作为交易对象,而不是实物交易。此外交易信息的传播也是以虚拟的信息在虚拟的过程中进行的。因此,虚拟性是虚拟经济的最根本、最突出的特点。

2.高流动性。实体经济是以具体的事物为交易对象,交易活动的实现需要时间和空间作为条件。在虚拟经济中以虚拟资本为交易对象,交易活动只是价值符号的转移。而且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互联网成为虚拟经济交易的最好的平台,更极大的提高了虚拟经济的流动性。

3.高风险性。虚拟资本价格的决定不像实体经济的产品价格决定过程一样遵循价值规律。影响虚拟资本的价格决定因素很多,而且变化无常。随着虚拟经济的发展,其交易的产品和规模都在不断的扩大,各类风险资金大量注入,甚至“全民炒股”盛行,虚拟资本交易更加复杂和难以把握,大大提高了虚拟经济的风险性。

实体经济相比,虚拟经济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这是由虚拟经济自身的虚拟性特点所决定的。虚拟资本的交易取决于虚拟资本持有者和参与者对未来虚拟资本所代表的权益的主观预期和供求关系。这些更多的取决于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行业前景等许多非经济因素,又大大增加了虚拟经济的不稳定性。5.高投机性。风险与投机作为两个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特性而客观存在。正因为虚拟资本价格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一部分风险偏好者得以利用“贱买贵卖”获取利差。另外随着信息产业和网络市场的迅猛发展,巨额资金划转、清算和交易都可以在瞬间完成,这为投机又创造了技术条件和可能。

二、虚拟经济的发展阶段分析

虚拟经济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虚拟资本在经济环境变化中不断发展和运动的结果。虚拟经济的各个发展阶段必然对应虚拟资本不同的特点。纵观虚拟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可以将其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虚拟经济的初始阶段。与这一阶段对应的是闲置资本的货币化和借贷行为的中介化过程。在人们把暂时不用的闲置货币直接让渡给急需资金的使用者的借贷过程中,贷方获得利息收益的行为便是虚拟经济活动的雏形。由于个人之间借贷规模小、风险大等局限性的存在,银行这一中介机构便应运而生。银行以吸收闲散资金再向资金需求者发放贷款的方式促进资本的流动和转化。同时由于借贷成本的存在,企业等金融机构又会选择债券、股票等其他方式进行融资。所有这些融资方式的出现都意味着虚拟经济的社会化。

2.虚拟经济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各种有价证券逐步流动形成自己的交易市场,突破了原本的虚拟资本因为缺乏流动性而难以向生息资本转化的障碍。有价证券可以按照预期的收益自由买卖,而且在证券、外汇等交易的基础上又衍生出许多金融衍生产品,如期货、期权等,虚拟经济的规模迅速扩大。此外在股票、债券大规模发展的基础上,又出现了证券资产化,即是以一些有价证券为抵押发行新证券或是将稳定的收入流,如住房、汽车等抵押贷款证券化。这类证券化资产的出现,更加强了虚拟经济的虚拟性特征,提高了原有证券的信用等级或者避免了资金的长期积压,达到提高资产流动性的目的。

3.虚拟经济的成熟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各国经济<优麦电子商务论文>间的依存程度大大提高,虚拟经济的规模不断扩大。各国的金融市场逐步集成,国际间的金融联系也更加密切。由于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出现了网络银行、电子货币、电子商务等,这些因素都使得虚拟经济更加发达和无形化。此外,国际金融领域兴起的金融创新浪潮也使得虚拟资本的交易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虚拟经济的发展日渐规模和成熟,已经脱离实体经济,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领域存在。

三、虚拟经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双刃剑”一词是对虚拟经济作用的最好形容。因为虚拟经济既是遵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产生,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可能给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甚至毁灭性的破坏。

(一)虚拟经济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1.能够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虚拟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为社会上的大量闲置资本增值创造了途径,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实体经济的资金需要,为实体经济通过抵押贷款或者直接融资提供了便利的渠道。证券市场的频繁交易,一方面降低了证券投资者对利息和红利的要求,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也锻炼和增强了上市公司的投资能力。

2.提高了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虚拟经济通过市场的力量自动调节资金流向,虚拟资本总是从低效益的企业、行业或地区向效益高的方向流动,带动社会资源按照效益最大化原则不断重新分配和组合,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通过虚拟经济中的资产重组等产权交易活动,实现资本在不同部门间的再次优化配置,提高全社会的资本利用效率。

3.有助于分散企业的经营风险。企业通过股权分散、股票交易等虚拟资本运作方式,使企业的投资主体多元化、社会化,减弱了企业的所有权转让和处置可能给公司治理产生的影响,增强企业经营的稳定性。虚拟经济可以使很多具有高风险的实物资产转换为较为保险的金融资产;虚拟资本的多样性、可转换性和高流动性又使企业能够以比较低的风险成本实现实物资本存量的积累。另外,企业也可以通过虚拟经济所传达的直观有效的信息,及时处理可能由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经营问题。

4.繁荣国内金融市场,推进国际经济和金融一体化进程。虚拟经济的融资渠道宽、方式灵活、成本低、周转周期短等特点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这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金融支持。发达的实体经济也必然会带动金融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当今虚拟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游资的存在,便利了国际贸易融资,缩小了各国在参加国际贸易活动中的差距,推动了国际经济和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发展。5.缓解社会就业压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自身创造了许多新兴的职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另外虚拟经济也直接带动了实体经济中第三产业的发展,对整个社会GDP的增长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进一步改善了全社会的就业环境,对于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

(二)虚拟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1.对实体经济的运行产生不利影响。一方面,虚拟经济会增加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投机性。虚拟经济中的各种虚拟货币的投资本身就带有风险性,但因为这种投机活动具有能够以较少的保证金垫付实现很大倍数交易额的“杠杆效应”,很多人仍会为追求巨额利润参与其中。另一方面,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会减少进入实体经济的资金。降低对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虚拟经济市场中潜在的利润收益吸引了大量资金投资者进行炒作和投机,导致资金滞留在二级市场或衍生工具市场而不能进入实体经济领域,使实体经济的可支配资金和资金利用率下降,甚至导致实体经济的萎缩。

2.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发展极易促生“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就是虚拟资产的价格,由于过分乐观的预期,脱离其自身的价格基础和社会物价水平畸形上涨,进而导致社会中大多数商品的价格也脱离其价值上涨,形成虚假的经济价值,造成虚假的经济繁荣,给人们以错觉,这种错觉通过对虚拟资产的投入又不断地通过虚拟资产的上涨表现出来,于是经济就像泡沫一样膨胀。当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运行相对独立的发展时,极易加速扩张,引发经济泡沫,当虚拟经济扩张达到一定程度,泡沫在经济中的成分不断加重,资产价格普遍大幅度偏离或者完全脱离由实体经济因素决定的资产价格时,会导致泡沫经济,泡沫经济的产生又会进一步导致资金更多的流向虚拟经济领域。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遭到破坏,金融系统的风险加剧,进而导致货币危机、资产市场泡沫经济的破灭和金融机构的信用危机等,造成宏观经济的持续衰退。

3.虚拟经济会加剧经济体系的不稳定性,使国际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加大。虚拟经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优麦电子商务论文>的发展,发达国家的企业与金融机构不断推行全球化战略,发展中国家也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各国的经济相互渗透,经济的相互依存程度不断提高。虚拟经济的虚拟性特征往往导致虚拟资本与实物资本严重背离,虚拟资本数量和价格的变动造成人们虚拟财富的剧烈变化,极易引发盲目投资和突发的大额买卖,对一国的经济乃至世界经济掀起大的动荡,导致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四、发展虚拟经济的相关对策

从世界范围来看,虚拟经济的发展已经处于成熟阶段,但是我国的虚拟经济发展仍处于发展阶段,因此要借鉴国外成熟的经营和管理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本着发展中规范、规范中发展的原则,研究虚拟经济的运行机制和特点,建立虚拟经济系统风险的监测机制,科学把握虚拟经济发展的“度”,充分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促进作用。

1.继续努力发展实体经济,为虚拟经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虚拟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是以实体经济为前提,因此在发展虚拟经济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面对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竞争和替代影响,必须完善实体经济的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在企业改革、金融政策、宏观经济调控等方面采取相关政策措施,提高创新能力,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向内涵式转变,增大实体经济的盈利空间。同时,要兼顾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比例关系,实现协调发展。

2.完善资本市场,推动金融创新。虚拟经济是以虚拟资本为交易对象,虚拟资本的发展状况对虚拟经济的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我国作为金融化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品种匮乏是重要的问题之一。在资本市场的发展中一方面要放松金融管制,拓宽投融资的渠道和来源,推进多层次金融市场建设;另一方面要鼓励金融创新,增加金融交易品种,扩大资本市场容量,逐步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此外,完善法律法规建设,规范市场参与者的行为等保障措施也是资本市场建设中应当注重的问题。

3.加强虚拟经济风险性管理,建立风险预警体系。由于虚拟资本的高风险性、高投机性和高流动性,以及虚拟经济的高度预期性和复杂性,使得对于虚拟经济的调控十分困难。因此,必须建立起系统的虚拟经济预警体系进行监督,防止大规模泡沫经济的发生。系统风险的指标有资本合宜指标、资产质量、还款能力、稳健性管理指标、盈利指标、流动性指标和市场风险敏感指标等。通过对各项指标的量化分析,建立有效的预警监控体系。针对虚拟经济中存在的风险投机交易行为加以限制,加强网络安全防护措施,确保虚拟经济的健康发展。

4.要建立健全稳定、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金融泡沫和金融风险的出现往往是由经济制度不健全、经济主体行为异化、金融市场运作不规范所引起的。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是保证虚拟经济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要转变宏观经济管理的理念,逐步取消金融管制,建立和完善法制体系、监管体系和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完善金融机构内部监管,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审慎监管原则,提高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另外,通过强化国内监控和国内外金融组织合作的方式,防止由于国际游资动荡引发的金融泡沫膨胀。新晨

篇6

关键词：土地本位制 土地金融化 泡沫经济 启示

20世纪70至8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日本房地产市场形成了“土地神话”这一神奇的现象，日本土地价格大幅上涨并不断向其他领域传导，最终泡沫经济破裂并引起了长达10年的经济衰退。目前，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房地产市场的金融化程度不断提高，也存在类似的以“土地财政”为核心的房价和地价循环持续上涨的过程。因此，以比较和借鉴的视角，对中国和日本在这一特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和政策操作进行研究和反思，对于促进中国房地产市场及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和防范泡沫风险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日本“土地本位制”催生的“土地神话”

20世纪70至80年代是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对土地的需求不断增加，日本的土地价格出现了长期快速上涨的过程。由于土地价格长期持续单边上涨，久而久之在日本民众中产生了一种类似于“幻觉”的错误观念，即认为在日本这样一个国土资源狭小的国度，土地的价格只会上涨，不存在下跌的可能。但在当时，日本的地价已经远远高出了其可以利用的价值，只是在财富效应的作用下，大量资金涌入导致了日本地价的虚假繁荣。认为“土地的价格绝对不会下降”这一在事实上并不存在，但在民众中根深蒂固的观念，被称之为“土地神话”。

日本作为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担保物在日本银行体系的运行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土地作为一种重要的抵押品，更成为日本经济金融运行的核心。据日本大藏省的统计显示，1980-1990年的十年间，日本年均新增贷款中，近60%的贷款是以土地为担保发放的。因此对于日本经济而言，土地在社会资金配置中处于核心地位，各种资金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土地这一抵押物开展的，这种现象被称为“土地本位制”。

土地本位制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土地所具有的融资担保属性是“土地本位制”的前提和基础

由于日本的大量贷款是以土地为担保进行的，随着土地价格的不断上涨，日本企业获得的贷款数量不断上升。大量企业将获得的贷款又通过各种渠道再次投入到土地的炒作中，使得土地的价格出现了循环式的上涨过程。这在战后资本不足的情况下，使很多日本企业获得了大量的贷款支持，支撑了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这一过程能够得以维系，其必要前提是土地价格会永远上涨，否则，日本的金融体系就将面临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在当时的环境中，日本金融界坚信“土地神话”的存在，因此逐渐把土地价格上升的预期加入到担保评价因素中，据此来评估贷款。这进一步巩固了“土地神话”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

（二）金融自由化导致的银行风险偏好上升，进一步巩固了“土地本位制”

20世纪70 年代，日本逐步放松对金融的管制，大幅降低了国内企业进入股票市场融资的限制，许多优质企业转向股市融资，因此出现了金融“脱媒”现象，银行业的利润率也开始下降。同时，为了应对日元升值导致的经济低迷不振，日本央行长期保持低利率，使银行利差不断缩小，由此导致大量银行贷款流向风险相对较高的中小企业，土地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了重要的抵押品。这一方面增加了对土地和股票的需求，资产价格进一步上升，另一方面为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后出现大量银行坏账埋下隐患。

（三）汇率改革进一步强化了日本的“土地本位制”

1985年，迫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日本政府被迫签订了“广场协议”，由此开启了日元大幅升值的过程。1985年6月，1美元兑换250日元，但到1987年末，已经上升到1美元兑换120日元左右，升值达50%以上。受日元大幅升值的影响，日本的工业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1986年日本工业出现了负增长。为了缓冲升值对日本产业的冲击，日本中央银行放松了银根。日本的货币供应量M2增速从1985年初的约8%增加到1987年的12%，增加了近50%；日本央行从1986年到1987年短短两年的时间内连续5次降息，将官方贴现率从5%降到2.5%。

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大量资金进入到以房地产和股票为主要标的的资产市场，带动了房价的进一步上升，而房价的上升进一步提升了土地的市场价值和担保价值。当时，日本银行界将土地视为没有风险的抵押物，因此，无论企业的规模与性质，以土地为抵押进行贷款申请，可以轻松地获得银行的贷款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土地等同于银行的信贷额度，这更加刺激了企业对土地的追捧，土地在日本经济体系中完全处于核心地位。

“土地本位制”下日本泡沫经济的膨胀及破灭

在大量廉价资金的带动下，日本房地产价格飞速上涨。1986年，东京房地产价格上涨62.2%，1987年上涨106.20%。除东京外，横滨、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这5个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在1988年后也快速上升。按照当时东京的地价水平计算，东京的地价已经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土地价格的快速上涨也带动了股票市场的大幅上涨，日经225指数从1986年开始上升，到1989年末达到38915点，是1985年广场协议时的3.1倍。此外，土地融资担保功能的进一步加深，使得大量的企业放弃主业，转而进行土地炒作。在大量资金的作用下，日本的土地价格继续快速上涨。而伴随这一过程的是住宅及商业用房价格的快速上涨。这产生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大量以工薪收入为主的日本居民没有能力购买价格超出自己收入数倍的住房，特别是在东京等大都市，高达年收入数倍的高价住宅将大部分人挡在了购房大门之外，造成了日本社会的不稳定。二是商业用房价格的高企，使得大量在日本投资的企业成本大幅上涨，在某些较大的城市，其办公租金的价格占其成本的近一半左右。土地的高价格成为外国企业进入日本的障碍。至此，以土地为核心的日本经济泡沫已经严重影响了日本经济运行，导致经济运行中的风险不断加大，社会问题不断增多。

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开始采取措施，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首先是紧缩货币。日本央行从1989年5月起连续提高基准利率，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将基准利率从2.5%升至6%，并且从1991年4月开始实施对以土地作担保进行融资采取总量限制。在紧缩性政策的作用下，土地价格从1991年开始下滑，到当年已累计下滑50%，“土地神话”宣告终结。由此，金融机构的许多贷款转化为不良资产，资产质量急剧恶化，金融体系受到严重打击，信贷急剧萎缩，最终导致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十年的衰退过程。

中日房地产金融化及其发展比较

深入分析日本以“土地本位制”为核心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形成、发展和破灭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观察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运行轨迹和其中蕴藏的风险，并从日本应对政策的得失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一）中日房地市场运行比较分析

1.从市场膨胀的程度来看

与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房地产市场类似，中国的房地产价格自2005年开始上涨以来，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正常的运行轨迹。虽然近两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目前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平均在15-16倍左右，即使部分二线城市也在10倍左右，已经远远超过了90年代初日本泡沫全面膨胀时期8倍左右的水平，也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3-6倍的合理区间。最重要的是，在房价持续上涨的惯性下，公众对房价继续上涨的预期正在逐步形成。近几年，政府出于控制房价过快上涨的目的，通过各种行政手段对房价进行控制，但是在每一次放松之后，都是房价报复性上涨的过程。无论是刚性需求的作用，还是投资投机，需求急剧扩张的背后，都是以房价会继续上涨这一基本的思维为前提的，这与日本“土地神话”在公众中不可动摇的地位有着惊人的相似。

2.从土地在房地产市场中的作用来看

与日本的“土地本位制”相似，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存在着以“土地财政”为主要特征的运行体系。在中国“土地财政”的背后，是以“土地财政”为支撑的政府融资平台的膨胀，“土地财政”所产生的现金流收入成为维系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一个重要支点。根据审计署公布的审计结果，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达10.7万亿元，其中融资平台债务4.97万亿元，占46%左右，在10.7万亿元贷款中，银行贷款约占80%。更重要的是，地方投融资平台普遍依靠土地折价注资，或以土地抵质押举债融资，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对地方平台，特别是城建类平台的投融资活动具有明显的支撑作用，潜在风险具有显著的系统性与关联性。而通过地方投融资平台的运作和房地产市场等一连串环节，土地融资的杠杆率被显著放大。

3.从房地产市场的运行环境来看

中日两国的房地产市场的运行环境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失衡。日本房地产泡沫形成和破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广场协议”后，随着日元的持续升值，在汇差和资产升值的双重作用下，大量的资金涌向了房地产市场领域，日本的货币政策几乎丧失了独立性。同样，伴随着中国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过程，中国的汇率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升值。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提出再平衡战略，抛出“中国为汇率操纵国”的言论，欧洲也同样希望通过出口摆脱经济危机。与2005年7月汇改时相比，截至2012年12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31.7%，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升值21.4%和28.8%。随着汇率持续升值，外汇资金大量流入，并广泛投资于房地产等资产市场。截至2012年末，我国外汇占款余额25.85万亿元，比2005年末的7.12万亿元增长了近4倍。虽然中央银行通过一系列手段回收流动性，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的流动性泛滥，推动了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

4.从货币政策操作来看

中日两国都经历了以低利率为主要特征的宽松货币政策通道。持续的低利率政策被认为是日本泡沫经济的一个重要推手。从中国的情况来看，从1997年开始，中国经历了两个持续性的降息周期。一个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一年期贷款利率由1997年末的8.64%下调到2002年2月的5.31%，并且一直持续到2004年；另一个是为了应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一年期贷款利率由2007年末的7.47%一年内5次下调，降到2008年末的5.31%，并且一直持续到2010年10月。由1997年开始的第一个降息周期持续了5年左右的时间，与当年日本的降息持续时间基本相同，这轮长达5年的降息过程成为了2005年房价启动的一个重要货币条件。虽然房价在2008年末到2009年初经历过短暂的回落，但从整体上看，这一轮房价上涨一直持续到2010年。面对着房地产市场的持续膨胀，从2010年10月开始，央行再次开启加息通道，从而使房地产价格下行压力加大。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与当年的日本一样，低利率加剧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膨胀，而货币政策的收紧成为房地产承受下行压力的重要事件。

（二）中日房地产市场金融化程度对比

在土地本位制的支持下，日本房地产金融化程度不断加深。在泡沫时期，日本房地产及其相关领域的融资总和达到了银行融资总量的25%，特别是许多房地产相关融资，是经由政府监管不到的“住宅金融专业公司”、“住宅地产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的。据野村证券的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包括银行贷款、信托融资等对房地产领域的融资占房地产投资额的比例一直维持在30%左右。其中80%左右的房地产融资是以土地为抵押物开展的。这不但加速了房地产泡沫的膨胀，而且在泡沫经济崩溃后导致不良债权问题更加严重。

从中国的情况看，近年来，中国住房金融市场发展迅速。截至2011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占全部贷款的20%左右，与日本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相当。同时，还有部分贷款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途径最终流入了房地产市场。最为重要的是，在目前中国的信贷运行体系中，土地和土地上的不动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了获得银行融资的一个重要条件，成为了事实上中国式的“土地本位制”。借鉴野村证券的研究方法，我们对中国的房地产金融化程度1进行了简单的测算（见图2）。由图2可见，2000年以来，中国房地产金融化水平一直保持在30%左右，2007年以来出现持续上升的趋势。2010年以来，更是快速上升到40%以上的水平，甚至超过了日本的金融化水平。特别是，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在测算中国房地产金融化水平时，只考虑了银行贷款和部分信托资金，并没有将通过政府融资平台、民间借贷等其他各种隐性渠道进入到房地产领域的融资统计在内，如果加上这部分资金，目前中国的房地产金融化程度已经超过了日本，估计达到50%左右。根据部分上市银行的财报估算，在银行信贷融资中，以土地及房产为抵押物的融资占融资额的70%左右。

对中国金融宏观调控的几点启示

（一）改变以“土地财政”为主要特征的房地产市场运行体系

“土地财政”是推动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膨胀的一个重要制度根源，也是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潜在来源。土地财政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制度根源，因此，应从制度层面改变这种“地方财政”收入格局，其根本的出路在于通过市场的力量缓解地方政府的资金不平衡问题。如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市政债等市场方式进行融资，考虑将可以产生稳定现金流的经营性资产及目前大量存在的平台贷款进行证券化，形成可持续的资金循环机制，构建多元化的财政收入格局，避免对土地收入的过度依赖，消除地价、房价循环上涨的怪圈。

（二）适度引导公众预期，避免出现预期推动的房地产价格上涨

日本地产泡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众对日本的房价、地价形成了稳定预期，长期以来深信“土地神话”，所以即使发生了房地产价格暴跌，日本银行界仍不相信情况会长时间持续。因此，应积极引导市场预期，通过“窗口指导”、货币政策宣誓效应等途径，合理引导社会公众形成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的理性预期，避免出现中国式的“房地产市场神话”。

（三）汇率、利率等宏观政策的制定必须要审慎，要充分考察其对整体经济的影响

在日本“土地神话”和泡沫经济的产生过程中，汇率制度的改革以及利率的调整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低利率环境催生了土地价格的不断上涨和经济泡沫的不断膨胀。因此，在制定汇率、利率等重要宏观经济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其对其他经济领域的影响，审慎选择政策的出台时机，并协调各种政策间的搭配，避免引起经济的波动。

（本文属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单位意见）

注：

1.房地产金融化程度是按照野村证券的相关指标，运用中国的数据计算得出，公式为：房地产金融化程度=（银行资金来源+信托资金来源）/房地产投资资金总额。

参考文献

1.袁钢明：《日本经济泡沫兴败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国际经济论》，2007 （04）.

2.项卫星、李宏瑾、白大范：《银行信贷扩张与房地产泡沫：美国、日本及东亚各国和地区的教训》，《国际金融研究》2007（03）.

3. 张 铭：《银行信贷与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国际金融研究》，2009 （4）.

4. 伍戈：《对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目标的再思考 》，《宏观经济研究》，2009（8）.

5. 汪利娜：《我国土地财政的不可持续性 》，《经济研究参考》，2009（42）.

6. 徐建国：《低利率推高房价：来自中国、美国和日本的证据》，《上海金融》，2011（12）.

7. 宋凌峰、叶永刚：《中国房地产行业宏观金融风险研究――基于金融稳定的视角》，《经济管理》2011（12）.

8. 徐滇庆、于宗先、王金利：《泡沫经济与金融危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版.

篇7

关键词：金融经济 经济泡沫 相关探究

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当下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其中一体化建设的进程与城市化建设的规模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推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金融经济市场的现状不容乐观。当下社会经济正在不断的发展，这就使金融工具和金融衍伸工具等金融经济产物也被融入到整个现代经济社会之中。这会使市场经济向自由化、价值化和国家化的方向发展。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类似与泡沫一样的经济表现形式在金融经济大潮中形成的可能性逐渐的增大。当下经济泡沫的辐射程度和影响范围都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广。从此趋势来讲的话，在现阶段的金融体系发展形势的推动下，对经济泡沫的处理问题上有着一定的不可预见性。致使经济泡沫问题以股票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形式体现在当下的金融体系当中的。关于在现代金融经济中出现泡沫问题的根本原因及经济泡沫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找到相应的对策并能正确的解决此类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在确保现代金融经济稳定高效发展的同时也能使经济泡沫对整个金融建设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针对经泡沫的问题做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

一、现代金融经济中产生经济泡沫的原因

随着科学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状态下的金融经济发展趋势上来看，社会经济建设在发展的过程中把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偏离性的问题过高的加以虚拟了，这往往会导致金融经济体系中的泡沫问题常常出现的最主要原因。在当下的金融经济市场中，虚拟经济在市场行为上占着较主导的地位，但实体经济在这种形势下的发展就会受到重重阻碍，其主要表现出了挤压、限制以及反弹等多种行为。挤压、限制以及反弹等行为导致了最终结构在在于金融经济体系当中那部分由虚拟资本而创造的虚拟价值是远远高于同等条件作用之下现实资本所创造现实价值的。这就使得在金融经济市场中的发展态势只是看起来较为良好，但实质上则像泡沫一样不堪重负。

在经济泡沫问题的背景作用之下，我们应该重视其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现代金融市场飞速发展的今天为什么还会出现经济泡沫现象而且还会朝着延伸的趋势发展呢？在针对这一问题的时候，应该从问题的本质上去思考和探究，并且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因为经济泡沫所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其中不充分信息、非理性预期收益以及交易费用行为都较为复杂，在对金融工具和金融衍伸工具的使用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现代金融经济市场的运行是在实体经济与当发展状态相背离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当下金融市场中实体经济的根本决定性基础是成本价格并非金融市场当中预期定价经济模型的参照依据，这就会导致金融经济市场的泡沫问题时常发生。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经济泡沫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代金融经济的建设和发展，金融市场中的资本集中也离不开经济泡沫的推动。但是经济泡沫现象本质上固然是虚拟经济的一大构成部分，所以经济泡沫所带来的安全隐患也是值得思考的，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整个金融经济市场的稳定运行。经济泡沫问题形成并发展的原因就是社会因素和约束机制。

（一）社会因素

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经济建设的环境较为宽松。在经济建设宽松且低风险的环境下使越来越多的人对资金炒作更加的关注起来。这也是商品经济的周期性萧条时期以及金融市场银行存款利息下调的双重作用。在商品经济的周期性萧条时期以及金融市场银行存款利息下调的作用下，使消费者的投资以及消费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满足。经济市场中的闲置资金在这种刺激性方式的作用下会全部投入金融市场当中那部分增值保值潜力最优化的资源当中，这就会经济跑的快速发展和蔓延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二）约束机制因素

在当下金融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下，对经济泡沫问题的约束机制相对不健全且相应的调整措施落实的不到位。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上来讲，应该对金融经济当中那部分表现出潜在泡沫经济可能性的投机活动进行一定的监督和管理。但是对于投机活动中贷款问题的监控机制也没有加以完善，工作人员会将投机所产生的虚假繁荣作为金融经济的一大成果，这就会使经济泡沫蔓延的趋势越来越大、越来越广。

二、经济泡沫为什么会备受关注

经济泡沫问题无疑是当下全球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经济问题。针对经济泡沫出现的原因，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泡沫理论是在许多新兴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的，经济泡沫理论集交易费用、不充分信息、非理性预期和外部性等概念综合为一体的具有前沿性的一项经济学课题。

随着当下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金融不断的创新改革以及金融衍生工具和交易的相继问世，这都使得实体经济和金融交易有了进一步的脱离和相对的延伸，以上这些金融交易对当下的金融结构有着较大的冲击力。

价格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实体经济是通过一定的成本定价的一种经济模型。众所周知，金融经济是通过相关预期定价产生的一种经济模型。

经济泡沫在现代金融经济的进程和发展中起着一定的作用并产生着其自身的价值，但是在经济金融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今天，经济泡沫问题始终当下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三、现代金融经济中经济泡沫的表现形式分析

对当下的金融经济市场而言，经济泡沫的典型表现形式主要是指股票经济泡沫和房地产经济泡沫两种。

对泡沫经济本身而言，股票市场泡沫是由股票市场和投资价值之间的差额所共同构成的，股票市场泡沫和经济泡沫在整个现代金融经济中所表现出的金融资产总量、经济总量以及泡沫绝对额指标大小均是密切相关的。众所周知，价格在供求关系上是占着主导地位的，价格的这种特性在金融经济市场当中的股票市场上也是同样的。如果流向股票市场的资金太充足的话，那么股票中所体现的票面价格和发行公司之间的关系就在经济泡沫的掩盖下以市盈的趋势表现出来。根据我国当下的股票市场发展趋势，由于受股票投资行为迅速发展的影响，其中一些投资者利用金融经济市场中的主体力量和社会力量相融合并向使其前不断发展。根据对上述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我国股票的发展在当下泡沫经济的背景下需要确保对股票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的相对标准化和规范化。

针对房地产的经济泡沫问题，其此种表现形式包含了供求关系相对失衡和交易成本相对低廉等特性。众所周知，房地产是现阶段经济泡沫的核心载体之一，经济泡沫是否真正存在、经济泡沫的程度是怎样的，对于这类问题我们应该加大关注力度。当下阶段的房地产有以下发展趋势：房地产价格正在逐渐的上涨，这使得工薪阶层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才能买得起住宅。但是几年前兴建的写字楼却还没有完成相应的销售指标。从生产要素构成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密集型相对较高的人口和相对匮乏的土地资源将会产生房地产经济泡沫的现象，并且会使房地产泡沫现象不断的发展。

四、针对现代金融风险提出的几点防范建议

（一）政府和相关部门应该采用刺激性政策的退出机制手段

房地产市场有着自身的局限性，其主要包括无形性的市场需求和有限性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不断的升级。政府应该在当前的这种趋势下对信贷和引导信贷的投资渠道进行适当的收紧，并在房产业上要考虑刺激性政策的退出机制手段。当下的中国房地产行业已经对银行进行了“捆绑”。如果在这个时候对房地产泡沫的处理不妥当的话，那么就会造成房地产价格的大幅度下跌且银行也会有很多坏账产生，这对经济发展和银行的影响都是十分重大的。所以，政府要适时考虑实行刺激性政策的退出机制手段，在退市上要慢收慢缩。

（二）适时的调控房地产的预期，在房价的非理性上面要进行严格的控制

众所周知，房地产行业是中国影响中国经济的关键性产业，其在当下经济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但是当下的房价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这就使得房地产行业的潜在危险性扩大。虽然国家在房地产行业中已经对其进行了相关的调控和管理，期间也颁布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我们应该重视政策的连续性，这样就可以以短期的政策暂时的代替长期的政策。所以，对房地产预期进行重视才是执行政府职能的重要体现。

（三）适当的加息和增加投机的成本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对流动性管理的这一方面上，在对流动性进行回收的同时，应该考虑到准备金率之外的费数量化货币政策，这样才能对通货膨胀等状况进行良好的抑制以增加房地产投机的资金成本。

（四）对土地的财政政策进行合理的调整

在土地的供给方面我们应该一大调整力度，在当前的财政体制和当下征地制度的基本框架之内，我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收入的依赖已成为中国房地产调控中的一大难点。为了实现对土地财政政策上的突破，我们应该加大对征地制度的改革，并且要有针对性的改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状况。中国的总体经济需要进行根本的改革，房地产改革对中国的总体经济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从房地产调控所引发的一系列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转化。同时也重建经济增长动力以促进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五）对资产短期经济过剩形成的经济泡沫进行有效的抑制

资产的短期经济过剩是危机到来的前兆，无论是在成熟市场中还是在经济繁荣的新兴市场中，这无疑不是一个好现象。由于当下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都是十分复杂的，杠杆、低利率、衍生品创新过度等都有可能造成金融危机的爆发。其更有可能造成房地产和股市价格的起伏不定，甚至还会出现高危泡沫的经济现象，致使经济崩溃和萧条。

五、结束语

随着当下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泡沫中的一些复杂问题主要体现在金融市场资产运行独立性规律的复杂角度之上，并且经济泡沫问题与整个金融系统的内部缺陷相互的融合，在虚假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潜在危机。现阶段的金融体系发展形势的推动下，对经济泡沫的处理问题上有着一定的不可预见性。致使经济泡沫问题以股票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形式体现在当下的金融体系当中的。关于在现代金融经济中出现泡沫问题的根本原因及经济泡沫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找到相应的对策并能正确的解决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和政府应该对经济泡沫问题进行一定的抑制，加大政策的扶持力度的同时并提出正确的引导方式，让我国经济能更好更快的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1]刘玉平.现代金融经济中的经济泡沫分析[N].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2]黄秀华.泡沫经济典型案例分析及金融风险防范[J].经济研究导刊，2011

[3]刘玉峰.张亮.刘丹等.我国房地产经济泡沫的形成机理与区域性特征[N].重庆建筑大学学报，2004

[4]袁钢明.日本经济泡沫兴败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兼论日元升值的正面影响[J].国际经济评论，2007

篇8

一、当前金融市场发展形势

自从中国加入WTO后，我国也就加入了全球化经济的进程中，而世界经济的波动对我国的经济同样会产生很大影响。随着近几年国内经济发展的不断完善，以及国内继续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的继续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并推进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呈现了增长速度较快、就业持续增长、价格基本稳定、国际收支趋向平衡的良好局面。但是，在总体局势良好的情况下，却也存在着诸多危机。首先，各地的投资冲动强烈，财政金融系统性风险加大，到2010年六月末时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就达到了7．66万亿元，其中划分为风险级别的贷款占到五分之一还多;其次，农业基础薄弱，农产品供求脆弱平衡关系将长期危机我国物价稳定大局;再次，房价与居民收入之间、保障房建设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等等。总之，在一向看好的国内金融市场的同时，还要看到其潜在的危机。

二、资金泡沫现象及形成原因分析

在目前我国股市中，国内诸多的股票价格与其内在价值相差甚大，而股市存在泡沫这一事实不可否认。股市走势由于政策和庄家操纵市场的意愿而出现忽高忽低的现象，这也就意味着股市的泡沫更趋于非理性泡沫。笔者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查阅以及统计对股市泡沫问题有以下研究:

2．1货币供应量与股市中的信息不对称性

纵观国内十来年的货币供应量来看，其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市场中随着货币量的增加而致使价格不断上涨，最终构成通货膨胀，造成了资金泡沫的形成。在股市中由于其信息的不对称，投资者则非理性的去判断金融资产价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造成股市泡沫产生以及增长。

2．2资金流动

“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启动下的流动性仍将继续。在2009年时，政府就已经实施了大规模的一揽子刺激计划，而其中诸多的投资项目属于大型项目，需要几年甚至更多时间才能完成。因此，若大幅度紧缩政策不仅会面临着地方政府的抵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推迟项目的竣工期限，则对银行来说则成为不良的贷款影响。则资金流动的现象固然给资金泡沫的增长带来机会。

2．3通货膨胀预期下的投资及投机行为

就目前通货膨胀的预期下，有越来越多的投资以及投机资金愿意进入股市等大宗商品市场。而当前的资产价格泡沫就是因为全球流动性泛滥而造成的，同时也是全球化和中国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就如2011年的金融现状，若当时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刺激退出政策超出预期，如此全球的流动性也将快速降低，同时也会致使资产价格在短期内大幅度下降，最终造成国内的资产价格泡沫“硬着陆”的现象若国内不采取相应的举措。资产膨胀则是资产泡沫形成的基础，也即是在金融市场中，若资产膨胀到一定程度时，在这种虚拟经济下投机导致资产的市场价格高于内在价值。由此，通货膨胀预期下的投资以及投机行为将可能进一步产生泡沫。

三、资金泡沫与金融危机

在金融市场中，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其每一部分均是不可或缺的，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无论是在股市，还是房地产业中，资产泡沫的破裂后果相当严重。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造成了财富中的雪崩效应，也即人们的财富极速缩水。资产泡沫的破裂，财富的消失，失业以及破产随之产生。在其影响下，出现经济秩序混乱甚至陷入了停滞状态。就像股市和房地产，当其出现资金泡沫破裂时，投机者将再无能力偿还银行的贷款，随着量地剧增，银行的不良贷款也将迅速增加，导致了金融机构中的各种体制弱化，其抗风险以及资金周转失灵等问题随即出现。当这种不良的贷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越来越多的银行开始破产。最终会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进而引发金融危机。当然，一种资产泡沫的破裂，其造成的经济衰退将会继续扩展，对其他行业的经济造成影响。因此，在世界这个大的经济体中，任何一个行业的资产泡沫破裂，都将会对整个经济体产生严重影响，而作为贯穿这个大经济体中的金融，也将逐步受到影响，甚至造成金融危机的爆发。

四、资金泡沫的应对策略

4．1调整产业结构与拉动内需并行在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之前，我国也曾是以出口为主的导向型经济体。然而，作为国内主要的出口对象的西方国家，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其自身经济的急剧衰退，从而造成对我国的需求减少，进而致使我国在海外市场上的价格不断降低，最终导致我国沿海大批出口导向型企业倒闭。由此看出，当外部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下，拉动内需成为国内经济发展壮大的必要，同时也是有效的抵御国外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就像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我国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为手段，在当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当然这与我国当时的基础设施不完善有很大的关系。在2010年外需萎缩的局面，以及国内部分产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将更加突出。而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低碳经济，从而能有效的应对产能过剩问题。就我国目前的形式来看，国内巨大的消费群体来自农村，当国内投资接近饱和时，通过拉动内需的措施，对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项目进行投资，从而增强国家的经济发展力的作用。

4．2加强金融监管，推动体制改革创新

就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来看，一个金融体系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提高经济实体的发展质量水平，从而防止资金泡沫的发生吗，而我国的金融市场却不容乐观。笔者认为可以做一下调整。一方面，加强金融方面的监管，特别是对国际上的相关账户的管理，由于我国并没开放资本账户，而国际上的诸多资金却变相由经常账户进入国内，引发资金泡沫的形成，同时由于国内实体经济对这种过剩的流动性经济不能有效的吸收，进而拉大了国内的新产品的价格与其价值的差距;另一方面，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从而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机会与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可以推进我顾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且还可以将资金从股票以及房地产中分流出来。总之，我国的金融机构应该加强对资本账户以及经常账户进行严格的监督，在推动体制改革创新的基础上，从而健全金融市场，从而防范资金泡沫的形成产生。

4．3调整货币政策

作为经济发展迅速的日本，在当年迫于美国压力以及国际经济的协调，同时在国内投资者非理性预期的状况下，由于没能及时对货币政策进行有效掌控，最终造成日本泡沫经济的破裂。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就是迫于国际压力，对内实施宽松的经济政策．而对外日元升值，从而造成日本国内资产泡沫严重，而且此时的日本政府也未选择合适的时机来控制这一现象，最终导致日本泡沫经济的产生和破灭，这也使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20年的经济衰退之中。在2008年中，金融危机过后，我国就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来促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从而拉动国内的经济发展。货币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要关注实体经济，而且还要对金融经济目标的关注。我国经济应该以日本为鉴，充分认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国目前的经济对外依赖性太大，而国外对人民币升值欲望较强，同时其存在流动性过剩，这就需要保持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当然，我国还应在保持自身经济政策独立性的同时，采用有效的适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政策，在我国也已出现资金泡沫的情况下，如股市和房地产行业，更应该抓住避免泡沫风险这个时机，避免重蹈日本经济泡沫经济的覆辙，立足长远，调整国内货币政策，保证我国金融市场健康快速发展。

篇9

一、东亚发展模式概括

东亚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东亚发展模式是指东亚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方式和特点。在20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上半期，东亚国家的经济处于高速增长之中，东亚发展模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但是，从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东亚国家接连爆发金融危机，没有爆发金融危机的东亚国家也存在与爆发金融危机的东亚国家相似的问题，东亚发展模式似乎又变得一无是处。总结东亚发展模式的成功之处和存在的问题，显然有助于包括我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人们对东亚发展模式已作了多种概括，大致有以下几种论点：

1、“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它是指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或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

2、“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体制模式”。即认为东亚模式是指近几十年来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一整套发展措施和体制结构，其最显著的特色是强力政府具有强烈的经济建设意识和强大的导向作用。

3、“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综合的现代化模式”。即认为东亚模式具有许多要点，包括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不断升级和调整的产业政策、温和极权主义与市场原则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强有力的政府公营经济与民营经济相互合作，以及政府同企业界的密切联系与协调、技术引进及其特有的企业文化、较高的国民教育水平、倡导文化多元和民族文化的复兴，等等。

4、“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模式”。即认为东亚工业化地区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它们共同的儒家文化背景，儒家传统是保持东亚工业化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决定意义的天生本性。

5、“东亚模式”是一种“制度模式”。即认为“东亚模式”作为一种制度模式，其特征表现为东亚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是它们致力于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政府理性地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并有效地予以实施的结果，制度是其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取得巨大成效的根本原因，但并没有指出东亚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特点。东亚发展模式具有下述特点：

（1）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东亚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政府与企业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例如，韩国政府在20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扶持一些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的发展，给予这些产业在国内市场的垄断特权，促使这些产业发展成为大规模的企业集团，以实行规模经济的效益并与外国跨国公司展开竞争。

（2）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政府十分重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充分利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推动国内经济的发展。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一方面通过优惠贷款、出口补贴等方式扶助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推动这些企业出口产品，以支持技术和设备的进口；另一方面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实行优惠的税收制度等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同时还从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或商业银行取得各种形式的贷款，以弥补国内投资缺口，加速国内经济的发展。

（3）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东亚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的第3个共同特点就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东亚国家或地区在经济起飞前都是较为落后的国家或地区，他们有着充裕的劳动力资源，但缺乏资本资源，科学技术水平也较低。在东亚国家或地区大规模地引进外资以发展国内经济时，伴随着资本而来的不是最新的技术而是发达国家即将淘汰的技术，所建立起来的不是高新技术产业而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东亚国家或地区依靠劳动和资本的高投入来实现产品的高增长，从而走上了粗放型经济增长的道路。

二、东亚模式值得借鉴的经验

1、后发优势。东亚经济落后国家（地区）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后发优势，引进并模仿先进国家的技术，以较快的速度和较低的成本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目标，这不失为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理想选择。后发国家因其落后，劳动力价格低廉，已消耗掉的自然资源较少，可以引进先进国家大量的过剩资金，以弥补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的稀缺。充足的资金与后发国家充足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相结合，在一定条件下对经济的起飞能够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先进国家在工业化进程的初期阶段所难以具备的。后发国家通过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与装备，不仅可以替代有关技术和装备的研究与开发，使工业技术进步过程大大加快，并避免有关风险，而且可能使其在相对更高的技术层次上开始工业化进程。

2、政府宏观干预经济。一方面是因为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性；另一方面是由于世界经济中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使世界各国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防范风险的任务重大。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发展尤其需要政府的参与，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以增强人们对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以我国香港特区为例，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当国际金融大炒家袭击时，特区政府采取了果断的措施，不惜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汇市进行干预。这种举措似乎与香港实行的“积极不干预政策”相背离，但是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就没有金融市场的稳定。

3、对世界市场的积极参与。虽然美国市场对东亚各经济体的优惠具有个别性和冷战特征，但是不能否认出口导向战略所带来的重要意义。只有对世界市场的积极参与，才能了解市场的需求，并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获得本国无法在短期积累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

4、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如“四小龙”中的新加坡，是个“海岛式”小国，没有发展农业的基础，缺乏自然资源。但是，新加坡在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时就充分发挥了其地理优势，制定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使新加坡这个“袖珍国家”竟成了世界瞩目的新兴工业化国家。

“四小虎”与“四小龙”尽管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有相似之处，但它们并非照搬某种发展战略，如印尼凭借其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优势，实行“石油生产出口推动”战略，在20世纪七十年代世界能源危机期间，获得了巨额石油美元，带动了经济的发展；泰国则坚持“农业工业化”发展道路，实行以农业为依托，推动工业化的方针，用丰富的农产品换回建设所需的外汇资金，为经济起飞奠定基础。

三、东亚模式留给我们的教训

1、对外依赖不能过分。东亚后发展模式过分依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少数发达国家。一是出口依赖。东亚发展中国家 （地区）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龙头是出口业，因此其对外贸易对后工业国家的依赖必然成为其重要的政策选择。可以说，20世纪八十年代韩国和台湾经济增长中的42%和74%完全依赖于美国的工业产品买主。“四小龙”和“四小虎”虽然都大力鼓励出口，但是产品较为单一，相互之间在产品结构上互补性较弱，带有明显的“依附性发展”的内在缺陷，因此不仅在个体上，而且在集体上容易受到世界市场变动的冲击。二是投资依赖。对后工业国投资的依赖成了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唯一来源。从战后至八十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的资金90%以上来自于发达国家，特别是从八十年代起，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只能依靠新的借贷来支付高额利息。三是技术依赖。东亚国家和地区对外引进技术的依赖性极强。东亚国家技术引进的来源是日本、美国、欧洲，其中日本是主要来源。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东亚国家对日本的技术依赖增强，导致产业结构调整受制于日本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在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以信息技术开发为主的产业占据主导地位，而制造业生产出现过剩，使东亚国家日益膨胀的制造业面临出口竞争压力。四是教育依赖。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计，从1995年以来，发展中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培养的高层次人才外流达到70%，无疑严重地阻滞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而东亚国家（地区）在工业化过程中，本国科技和教育严重滞后，长期无法形成自主开发的能力。结果，无论是高级技术人才还是熟练技术工人都严重缺乏。

2、外延式增长，生产力水平提高有限。东亚经济增长普遍依靠投入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过度引进资金，普遍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工业化道路，而不是走依靠科技进步，以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的道路。1970～1990年的20年间，“四小龙”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0%，而同期美国为53%，相去甚远。时至今日，这条工业化道路已经日渐穷途。

3、发展速度过快而造成“泡沫经济”。快速发展并不一定必然产生“泡沫经济”，只是在脱离经济发展的客观基础而过快发展时，才会出现“泡沫经济”。东亚一些国家（地区）在六十至八十年代曾先后出现快速发展，例如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中期的日本及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前期的“四小龙”的高速发展，还有八十年代东盟“四小虎”的高速发展。这些快速发展当时并未立即造成“泡沫经济”，而是后来某些经济领域或部门发展过快而出现不平衡发展时产生了“泡沫经济”，并发展到相关经济领域或部门难以承受时开始破裂，导致经济的某些领域或整体经济出现紊乱或衰退。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其基本原因就是由于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泡沫经济”破裂，特别是“虚拟经济”膨胀、金融业不健全造成的。

4、国际市场的狭隘性与国内市场的开拓问题。酿成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最直接原因在于东亚国家国际市场的狭隘性，未能形成自主的技术工艺战略，以及对国外投资的单一依赖性，而外债偿还困难加之无法保持本地区大多数国家汇率稳定，最终成了引发金融动荡的根源。东亚国家（地区）长期以来忽视进口替代战略，忽视国内市场的工业发展，过度倾斜地发展面向国外市场的出口导向战略。

5、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与发展传统产业的关系。科技落后、人才不足是落后国家的主要原因。但作为落后国家，其比较优势在于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源，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高科技产业对一国国际竞争力的贡献愈加明显。如，何发挥比较优势，提高国际竞争力，就成为东亚各国政府关注的问题。但传统产业的发展与提高国际竞争力之间应当是循序渐进的，急于求成、拔苗助长只能埋下危机的祸根。如韩国为了早日跨入高科技阶段，大规模进行科研投入发展高科技风险产业，大量收买人才，但高科技又不能一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致使企业面临困境，在金融危机中企业制度遭受重创。

篇10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6年我国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包括国有、集体、股份、外资、港澳台资工业企业，总数一共有五十万六千四百多家，其中大型企业有7057家，占总数的1。3％，中型企业有16870家，占总数的3。3％，小型企业有482518家，占总数的95。3％。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同其它所有制类型企业的规模结构相比较，具有明显的趋向大中型化的特征。1996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共有86982家，仅占全国工业企业总数的17％，其中大型企业有4946家，占我国全部大型工业企业总数的70％，中型企业有10817家，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总数的64％，小型企业有71219家，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总数的14％。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大中型企业，同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比较，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构成了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主体，是我国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主导力量。

从工业产值方面进行考察，1996年，我国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总产值为27289亿元，占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总产值的43％，其中国有大型企业的总产值为17282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7。5％，占我国全部大型企业总产值的69％，国有中型企业的总产值为5227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8。3％，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总产值的54％，国有小型企业的总产值为4779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6％，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总产值的16。7％。1996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所创造的增加值为8742亿元，占我国全部工业企业创造增加值的48％，其中国有大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的33％，占全部大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76％，国有中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57。8％，国有小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17。6％。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重要地位，不仅体现为在我国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而且更为明显地体现在创造的增加值方面，包括职工工资、社会福利、资本积累和上缴利税等，国有工业企业创造的增加值比重，明显超过其创造的产值比重，不仅体现了国有企业对全社会的巨大贡献，而且也体现了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相比之下，我国集体工业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96年占全国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30％和28％，股份制经济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5。2％和％5。2％，外商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19。49％和8。5％，港澳台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8。57％和7。32％，除股份制企业的创造增加值比重，与产值比重大体持平之外，集体、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创造的增加值比重，均明显低于其产值所占的比重。①

根据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对不同所有制类型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进行比较分析。1995年，国有大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国大型企业的比重为73％，三资大型企业所占比重为11％，集体大型企业所占的比重为8。2％，其中乡镇大型企业所占比重为3。3％；国有中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国中型企业的比重为66％，三资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7。8％，集体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21％，其中乡镇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8。5％；国有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61％和69％，中型企业分别占20％和16％，小型企业分别占18％和14％；三资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27％和32％，中型企业分别占9。6％和8。7％，小型企业分别占63％和58％；集体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6。2和6。3％，中型企业分别占13。6％和12。7％，小型企业分别占80％和81％；乡镇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4。6％和4。8％，中型企业分别占10。4％和9。9％，小型企业分别占85％和85％。从上述数据中可看出，国有企业的生产集中程度和规模经济水平，远远高于其它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体现了国有企业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集体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较低，主要因大批乡镇企业的平均生产规模较小，城镇集体企业的平均规模高于乡镇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的平均规模则介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②

二、“二元”分化趋势及负面影响

尽管我国的国有企业的大中型企业，构成了国民经济的主体和中坚力量，但是，其规模经济水平和生产集中程度，同西方工业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英、美等国国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一般呈现企业规模大型化和生产集中化的趋势，但是，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趋向分散化的态势。这种趋势的形成有许多的经济原因，其中包括乡镇、私人、三资企业的迅猛增长，国有企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从93年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所占的经济比重不断萎缩，工业规模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的趋势加剧，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均面临严重困难，其它各类企业的亏损面也呈扩大趋势，私人、乡镇、三资企业集中进入的产业，多属于所需投资较少和企业规模较小的领域，特别是生产过剩的轻纺、家电制造行业，从而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必然产生严重的社会负效应，包括企业经营困难和亏损状况不断恶化，职工下岗大幅度增长影响社会稳定，银行债权和政府税源遭受重大损失，等等。因此，对于企业的规模结构与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经济效益的种种影响，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来龙去脉以及治理对策。

解放前，我国的私人企业的资本积累速度很慢，难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加速工业化进程。期间，我国利用公有制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优势，迅速建立了一大批大规模工业企业，大大提高了许多行业的生产集中程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八十年代，我国推行了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政策，乡镇、个体和外资企业迅速增长，工业的规模结构开始呈现小型化趋势。我国大中型企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从1971年的51％，逐渐下降到1986年的42％。有人认为上述趋势不符合西方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应该采取组建大企业集团等措施加以纠正。实际上，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上述规模结构小型化的趋势。我国的工业化过程明显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工业化早期，私人企业的特点是规模小而生产分散，经历了数百年的漫长工业化历程，企业规模和生产集中才达到很高的程度。我国通过计划经济建立了一大批大型企业，有利于利用规模经济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但是，社会资源利用过于集中于少数大企业，不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展经济，因此，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存在某些合理性，有利于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八十年代，我国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的同时，各类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仍不断扩大，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数量也迅速增长，从1981至1987年，大中型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96倍，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29倍；化工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26倍，机械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2。34倍，建材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46倍，纺织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16倍。

八十年代我国工业结构规模的小型化，并未对国有企业的发展造成太大影响，无论从固定资产、销售收入或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工业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80至1988年间，国有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增长了134％，企业平均固定资产规模增长了102％，国有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了172％，企业平均销售规模增长了133％，国有企业创造的利税总额增长了95％，企业创造的平均利税规模增长了69％。八十年代，政府对乡镇、三资企业实行了优惠政策，包括“三减两免”的税收优惠和定价、投资等方面的自，乡镇、三资企业的竞争能力相对较强，其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因此，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的活力不足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全面的。国有企业的基数远远超过乡镇和外资企业，因此增长速度略低于其它类型企业是自然的，正如中国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西方企业，人们往往将其归于基数不同而不是所有制方面的原因。80年代，国有企业不仅产值和利税增长较快，而且亏损也保持在较低水平上，亏损额同利润额的比例长期低于10％。1991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56％，国有企业职工人均创造的利税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158％，国有企业职工人均上交利税费总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220％。由于企业承担税收负担的微小差别，就能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国有企业在税负非常不平等的条件下，其销售收入和实现利润仍能大幅度增长，技术水平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不仅为职工提供了大量福利和社会保障，而且从未发生过职工下岗和停发工资现象，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保持很低的水平，这说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实际上很好，仅仅因不平等竞争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绝不应理解为活力不足和效益低下。③

八十年代，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并未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很大影响，是因为尽管规模结构出现了“二元”分化，仍然较好协调了各类企业之间的关系。由于我国的经济改革采取了渐进方式，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的同时，仍然保持了重大比例的计划调节，因此，国民经济始终保持了均衡的顺利发展，从未出现重大的经济比例失调现象，从宏观上保证了各类企业的良好经济效益。我国坚持了公有制企业的主体地位，政府容易协调国有、集体企业之间的关系，采取政策措施干预缓解彼此矛盾，国有、集体企业职工的分配比较平等，职工收入增长保证了旺盛的市场需求，彩电、冰箱等消费品行业虽超高速增长，89年宏观紧缩之前从未出现过滞销。八十年代，我国还实行了“有保护的渐进式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时规定外销比例出让市场很少，87年三资企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不到2％，适度竞争没有冲击国内的民族工业企业，反而通过示范效应激发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当然，我国整体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也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主要是乡镇中小型企业的数量增长过快，仅乡办企业就从77年的13万家，迅猛增长到87年的24万家，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数量的增长速度。乡镇企业集中进入盈利高的制造行业，导致了这些行业出现了市场过度竞争。例如，87年以前纺织行业的经济效益很好，86年行业资金利税率为22％，超过了20。4％的工业平均利税率，但是，到了1988年下降为19％，略低于20。5的工业平均资金利税率，90年代在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的情况下，各地仍在不断创办新的纺织企业，尽管许多中小企业利用淘汰的落后设备，仍能利用税收优惠和地方保护主义生存，最终导致了纺织行业全行业的严重亏损。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变化趋势，具有更为明显的“二元”分化特征。从整体工业来看，企业的规模结构更为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更为趋向分散化。这一时期我国整体工业规模结构的变迁，同工业企业所有制结构变化有密切关系。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大大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和外商独资获得了高速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1991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所占比重为4。8％，1995年迅猛增长到了15％，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比重，也从为91年的不足5％增长为95年的13。2％，国有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则从1991年的56％，下降为1995年的32％，集体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变化不大，仅从91年的33％增长为95年的35％。1995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数量为568万家，占全部工业企业数量的78％，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数量分别占19％和1。2％，但是，国有企业的的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132倍，相当于集体企业的12倍，集体企业的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11倍。八十年代，我国的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的特点，是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占绝对优势，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的比重微不足道，从92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迅速下降，而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则迅速上升，已占全部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左右，个体私有企业的平均规模大大小于国有企业，从而加剧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④

90年代，随着工业规模结构“二元”分化的加剧，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90年代国有企业面临经营困难的性质，同80年代相比也有了较大改变。80年代初，由于“”和“洋跃进”造成的困难，国有企业的亏损面曾经高达20％，但是，通过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82年下降到了12％，85年下降为9％，88年为10％，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亏损率比较低，即亏损总额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较低，82年亏损率仅为7％，85年为4％，88年为8％。1988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为891亿元，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亏损额仅为81亿元。9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以及国有企业所占工业产值比重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下降，许多行业生产过剩和重复建设的状况加剧，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其它各类工业企业也出现了效益滑坡。1995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665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167亿元，下降幅度达到20％，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639亿元，，比较上一年上升了157亿元，上升幅度达到32％。1996，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总额为412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253亿元，下降幅度达到38％，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790亿元，比较上一年增加了151亿元，上升幅度达到23％，甚至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利润与亏损相抵净亏损378亿元，国有工业企业的利税总额，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金额达到137亿元。当前国有企业面临的紧迫问题，已不是80年代的相对活力不足，而是大规模破产的严峻生存威胁。1996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比较1988年下降了64％，亏损总额却比88年上升了9。7倍，亏损面比88年上升了358％，亏损率比88年上升了12。8倍。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小”和企业改制，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继续呈现不断恶化的迹象。1998年，在国内景气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进一步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1998年1至4月份，预算内国有工业的实现利润为负112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433％，亏损总额为339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40％，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国有工业企业的上缴税金也首次出现下降，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1。6％。尽管从国有企业创造的净产值率和利税率来看，国有企业的效益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三资企业，但是，倘若国有企业的严重亏损状况持续下去，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环境中，不可避免将面临大规模破产的生存威胁。⑤

为何80年代工业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没有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很大影响，而90年代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却出现大幅度滑坡呢？关键问题是“二元”结构的实质内容，90年代同80年代相比出现了较大的变化。80年代，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和分散化，主要是城乡集体工业企业的迅速崛起造成的，城乡集体企业仍然属于公有制企业，能够利用公有产权的规模优势和政府扶植，同时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和政策指导，因此，政府比较容易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协调“二元”结构利益矛盾和分工关系，例如，80年代初城市纺织工业同乡镇纺织工业，出现了争夺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矛盾，后来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较好协调了两者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分配，保证了80年代我国纺织工业获得良好效益。80年代，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以经营责任制的创新为主，重新明确界定国有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重点放在调动社会各方面特别是职工的积极性，有效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企业产权改革则通过长期试点逐渐积累经验，避免因产权关系急剧变迁引起经营秩序混乱。八十年代，我国对外开放非常注意保护民族工业，引进外资大多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监督管理数量较少的合资企业，因此，合资企业不仅没有对民族工业造成冲击，而且还通过示范效应传播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80年代我国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较好，我国工业企业的“二元”规模结构，没有影响国民经济的有比例协调发展，轻纺、冶金、机械、电子等行业均顺利发展，国有、集体和中外合资企业均呈现高速增长，各个社会阶层的收入和购买力也不断提高。92年以来，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中，没有正确总结80年代改革的成功经验，出现了忽视市场调节盲目性弊病的倾向，甚至出现了泡沫经济的投机过热现象，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消耗和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必然引起企业经济效益恶化的连锁反应。80年代初轻纺消费品工业落后的情况下，工业规模的小型化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后来轻纺工业经过高速发展市场接近饱和，需要进行产业调整和加强经济基础领域，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以弥补泡沫经济损失，矫正泡沫经济过热造成的严重经济失衡，但是，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大大消弱了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难以采取有力措施矫正比例关系失调。从92年至95年的短短三年中，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3倍，外商和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5倍，政府难以对私营和外商企业进行有效监管，也难以协调各类企业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关系，私营、外商企业不愿进入投资大的基础产业，大量进入80年代末市场接近饱和的加工行业，特别是纺织、轻工、家电等消费品制造行业，大大加剧了重复投资和生产过剩现象，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市场均陷入疲软，工业规模结构和经济效益也不断恶化，企业破产和职工下岗现象日趋严重，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也显著扩大。许多人认为私营、外资企业的产权明晰而且效率高，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尽管国有企业的效益水平确实比以前显著恶化，但是，其单位产值创造的增加值和利税总额，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外资企业，如根据95年工业普查的统计，国有企业单位产值创造的全部税金，超过集体工业企业150％，超过私营工业企业330％，超过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160％。

九十年代以来，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却大幅度下降，已造成了工业规模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倘若国有企业因严重亏损出现大规模破产，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将极大加剧。如上所述，国有企业构成了我国大中型企业的主体，占全国大中型企业占60％至70％，包括小企业的国有企业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一百多倍，不仅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更为先进，对职工、财政和社会的贡献也更大。近年来，各地缺乏有效的改革办法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纷纷廉价出售和拍卖困难国有企业，甚至从出售小型企业发展到中型企业，但是，这种办法并未扭转国有企业的严重困境，反而导致了国有企业效益的进一步滑坡，原因之一是工业规模结构“二元”分化加剧，个体私营和港澳台资企业的规模较小，不愿意进入投资大的基础工业领域，特别是建设周期长的社会基础设施，集中进入生产严重过剩的加工工业，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具有巨大规模，能够不惜代价甚至忍受长期亏损，全面争夺我国关键产业的市场控制权，采取先合资后控股的办法收购国有企业，这样国有企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夹击，无论是中低档消费品和高科技产品，国有企业拥有的市场份额都急剧萎缩，加上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私营和外资企业的税负远远低于国有企业，上述因素造成了国有企业效益进一步恶化，反过来加剧了“二元”分化和经济恶性循环。80年代我国改革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促进了社会各阶层收入的不断增长，但近年来，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三个不利于”现象，大批工厂设备闲置和职工纷纷下岗，97年城镇居民中有40％出现收入下降，社会财产和收入差距出现了显著扩大。随着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结构的“二元”分化，私营、外资企业的比重会进一步上升，私营、外资企业普遍采取各种途径逃避税收，大批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根本不交纳税收，政府进行税收监管的难度大、成本高，从而可能造成政府财政税收滑坡或增长缓慢，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触发财政危机的覆辙。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俄罗斯的国有企业推行大规模私有化后，97年有50％的私有化企业陷入亏损，有25％的私有化企业实际已经破产，80％以上的私有化企业有严重逃税的行为，还有相当多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从来不纳税，97年企业上缴税收不到财政预算一半，俄政府因税源萎缩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甚至军队发工资也需依靠举借高利息外债，正成为酝酿一场新的金融风暴的发源地。当前，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国有企业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即将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负面影响，包括导致产业结构和企业规模结构的恶化，加剧宏观经济波动和政府调控困难，社会收入和财产分配趋向两极分化，国家税收减少和银行贷款坏帐增长，等等。

三、协调“二元”结构关系有效改善经济效益

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国有企业改革，包括“抓大放小”、企业改制、破产兼产、产权重组等等，在推动企业走向市场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并未缓解，而且效益滑坡趋势还有继续恶化的迹象。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战略，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关系经济命脉的大中型企业，同时对数量众多的小型企业放开经营，实行多种形式的改革如改制、重组、出售、承包等等。“抓大放小”改革已经实施了多年，促进了许多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竞争活力，但是，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无论国有大中型企业或小型企业，经济效益依然持续下降，98年实现利润甚至出现了大幅度滑坡。许多人认为对国有小企业放开经营，就能像乡镇、三资企业一样具有竞争活力，实际上乡镇、三资企业的相对竞争活力，也来自国有企业为保证经济协调发展所作的贡献，包括服从了政府的计划调节和产业政策，上缴大量财政税收和承担各种社会义务等等，当前我国面临着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需求萎缩，“二元”结构加剧了比例失调和生产过剩，这种情况下不应简单强调依靠市场调节，放开经营和推向市场并不能搞活国有企业，反而可能导致企业效益和社会失业进一步恶化。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形成了复杂的分工合作关系，大型企业需要依靠众多中小企业进行配套生产，国有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远远超过其它类型企业，这样有利于协调利益关系和降低交易成本，单纯抓少数大企业不利于整体上搞活国有企业，倘若国有小企业因销路不畅而被迫转产或出售，经济扩张时期大中型企业会失去合作伙伴，因无法组织配套生产丧失市场或被迫重新建厂。一些地方出现了大中型企业被政府管的“过死”，而小型企业却过于“放任自流”的倾向。八十年代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一直良好，这说明国有企业的数量多并非是困难原因，政府的适当监督和计划协调有利于企业经营，关键是明确界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协调不同规模国有企业的分工关系和利益矛盾，并且随着市场变化和企业经验积累逐渐调整，防止政府对企业的“过多干预”或“放任自流”。

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实行股份制改造，广泛筹集社会资金加快技术改造，促进转换经营机制和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扩大了企业利用规模经济的水平，但是，这种改革形式要求企业具有良好效益，否则难以吸收广泛来源的社会资金，许多地方纷纷对困难企业进行“包装上市”，这种办法欺骗了股民必然影响社会稳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也进行了多年，取得了一些成效如降低资产负债率，但是，这种改革形式的适用范围也有局限性，如吸收多元化投资一般仅适合效益良好的企业，不少地方反映未能明显改善国有企业困难，一些企业甚至还要求退出改革试点。许多国有小型企业推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革，取得了筹集资金和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效果，但是，不少地方具体操作办法往往很不规范，甚至以剥夺劳动权利来威胁强迫职工入股，有些企业通过筹集资金暂时缓解了经营困难，但是，后来因经营不善或市场疲软再次陷入困境，不少职工的长期积蓄也因此遭受了损失。近年来各地虽然采取了上述多种改革形式，仍然未能有效制止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恶化，于是各地纷纷出现了严重的“破产逃债”现象，甚至廉价拍卖或直接赠送盈利的国有企业。企业破产虽然有“优胜劣汰”的积极作用，但是，也会产生相当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市场疲软时会引起强烈的反应，加剧社会失业困难和市场需求萎缩，甚至引起连锁破产风潮和银行信用危机。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上述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连年出现了进一步滑坡，1996年国有企业的实现利润为412亿元，不仅比95年下降了38％，而且比88年也下降了68％，亏损额为790亿元，不仅比95年上升了38％，而且比88年也上升了9。7倍，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1996年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分别比较1988年上升了3。5倍和12。8倍。98年1至4月，国有企业效益滑坡幅度更为令人惊讶，实现利润本身竟变成了负112亿元，比较97年同期下降了433％，亏损额为399亿元，比较97年同期增长了40％，均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严峻的困难形势。实际上，国有企业的困难并不是所有制原因造成的，近年来企业经营困难也不限于国有企业，如95年上市股份公司中有60％效益出现滑坡，其中21％的上市公司盈利下降了50％以上，98年上半年受宏观经济和东南亚危机的影响，沪深上市股份公司的经营业绩都普遍明显下滑，许多地方的乡镇企业也都面临严重的经营困难，但是，由于统计不严格和浮夸掩盖了问题严重性，沿海某些地区的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受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出口市场萎缩的冲击，甚至出现了60％至80％的大面积亏损，但因担心债主追债或维护商誉不敢声张。倘若我们继续将国有企业困难归罪于所有制原因，认为放开经营或企业改制就能够解决问题，很可能因判断失误耽误采取政策措施，及时化解国有企业和其它类型企业的经营困难，导致企业效益加速恶化和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甚至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爆发金融危机的覆辙。

倘若我们未能及时采取新的有效治理对策，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继续持续下去，各地继续推行“破产逃债”和“廉价出售”作法，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将进一步下降，导致生产过剩和市场萎缩不断继续恶化，企业亏损和社会失业的状况将更趋严重，甚至形成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必然引起一系列强烈的连锁负面效应：

1）社会收入和财产分配趋向两极分化，导致社会购买力下降和市场需求萎缩，97年城镇居民中有40％出现收入下降，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市场均出现生产过剩，全国的产品库存积压高达三万亿元，各类企业亏损和职工下岗状况更趋严重，职工下岗人数比上一年增长了40％，许多地方私营、三资企业也大面积亏损。

2）我国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是国有企业，随着国有企业效益滑坡导致银行坏帐猛增，贷款总额中大约20％成为了呆账，银行为避免坏帐被迫缩小贷款规模，进一步加重了企业资金困难和亏损状况，一旦银行因坏帐积累出现了信用危机，广大人民和各类企业的存款都会遭受损失，股票市场也会因经济形势恶化出现崩溃，甚至导致国民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之中。

3）我国国有企业单位产值上缴的财政税收，相当于私营、外资企业的两、三倍，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长期持续下去，国家财政的比重甚至税收的绝对规模，都有可能因税源减少出现大幅度下降，98年1至4月我国的工商税收下降了2％，国有企业效益长期滑坡将会触发财政危机，政府、军队和科教人员将失去工资保证，甚至导致事业单位的大批职工被迫下岗。

4）倘若我们不采取有效措施重振国有企业，私营、外资企业崛起形成的“二元”规模结构，将会导致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类似于我国解放前和许多不发达国家的情形，私营企业的规模水平远低于国有企业，更加难以同西方大跨国公司的进行竞争，外国资本控制国内盈利高的正规产业部门，私人资本集中于盈利低的非正规产业部门，分散在市场夹缝中小规模生产低档的产品，社会财富集中于跨国公司和少数富人，两极分化导致人民贫困和社会购买力低下。社会经济“二元”分化趋势发展下去，还会诱发政治多元化和社会动荡，新兴资产阶级力量薄弱难以维护国家，西方跨国公司也曾屡屡干涉别国内政，国内外敌对势力可能趁机制造国家分裂，从而形成对国家和的威胁。

倘若我们不能及时地扭转国有企业的严重困境，制止国有企业纷纷破产或被廉价出售，防止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趋势，很可能给广大人民造成巨大社会灾难，甚至重演我国解放前和拉美国家的悲剧。我国解放前工业发展缓慢，外国大公司控制了主要工业行业，民族私营企业规模小难以抵抗外国竞争，许多次在外国竞争打击下几乎全军覆灭，如抗战胜利后美国向我国大举倾销过剩商品，上海、天津、北平的民族私营企业有60％破产。拉美国家推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过程中，外资企业打垮了民族工业并垄断了当地市场，西方诱迫推行的非国有化变成了非民族化，外资企业采取不适用技术雇佣人数很少，出现了少量外企高级雇员构成的富裕阶层，以及广大人民构成的社会贫困阶层，贫富悬殊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而且严重阻碍了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外资控制了当地的主要产业和银行体系，本国政府甚至丧失了制订经济政策的。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面临的严重困难形势，并不仅仅是所有制或微观经营的原因。93年以来我国出现了较大的宏观经济波动，经历了泡沫经济、通货膨胀以及长期的紧缩环境。93年盲目的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消耗了大量资源，仅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积压了数千亿元的资金，投机涨价还误导了大量的盲目重复建设，由于国有企业的资产总值不过数万亿元，流动资产所占的比重就更少，因此，泡沫经济的损失仿佛“人体失血几分之一”，必然引起一系列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包括企业严重亏损和三角债拖欠危机。美国29年股票泡沫破灭之后，引起了企业破产风潮和社会失业危机，我国由于国有企业以社会责任为重，不轻易广泛采取解雇、破产的办法，大大缓解了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也为其它类型的企业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西方国家吸取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教训，治理泡沫经济的后遗症一般采取经济扩张政策，适当降低税赋、放松银根和扩大财政开支。我国93年治理整顿取得了很大成绩，有效制止了盲目的开发区热，防止了泡沫经济继续膨胀的危害，但是，此后没有采取特殊措施扶植正常生产部门，以补充其泡沫经济期间的资源损失。我国国有企业以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为重，大大延缓和推迟了泡沫经济的连锁反应，但是，由于长期实行了财政金融“双紧”政策，紧缩银行信贷和压缩基建投资规模，企业销售不旺、资金周转困难，提高税赋消弱了企业的“造血”机制，当前国有企业已无力继续支撑下去了，被迫大规模破产倒闭和大批解雇职工，各地普遍采取破产逃债和廉价拍卖国企的办法，必然引起一系列强烈的连锁负面效应，如银行和众多企业因无法收回债务受到重创，必然导致社会市场需求进一步急剧萎缩，企业亏损和银行坏帐状况也会加速恶化，企业收入和社会财产分配向少数私人倾斜，职工工资和国家税收的份额将会大幅度下降，加重社会贫富悬殊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进一步加快经济恶性循环的过程。倘若上述趋势不能有效地加以制止，延缓的泡沫经济连锁反应可能重新出现爆发，社会失业甚至可能出现急剧蔓延的态势。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因多年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以及亚洲金融风暴的强烈冲击，正处于市场疲软和失业增加的特殊困难时期。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改革思路进行调整，暂缓推行易于引起宏观经济恶化的改革措施，如以资产利益为核心的某些改革措施，包括减员增效、破产清算、出售拍卖等等，否则可能导致市场需求萎缩和社会失业增加，加剧国有资产流失和“二元”结构分化，甚至形成经济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国有企业改革应该继承八十年代的成功经验，以直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营责任制创新为主，产权制度等生产关系的改革则应采取稳妥方式，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需要长期渐进进行，防止急于下放资产处置权加剧国有资产的流失，避免产权结构的过快多元化导致经营秩序混乱，纠正监督松弛造成“权力失控”和“责任虚置”。俄罗斯的产权改革未能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反而造成了严重的经营混乱和“责任虚置”问题，98年俄私有化企业的亏损面竟然高达70%，我们应充分吸取俄罗斯企业产权改革失败的教训。

我们还应重新辩证地认识市场经济的利弊，市场经济有自发调节供求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有容易导致经济比例失调的弊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周期性衰退，造成大批企业破产和大规模社会失业，西方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数百年来，一般每隔十年就爆发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我国改革也难以避免市场调节的弊端，如93年泡沫投机造成物资、土地价格猛涨，仅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占压资金数千亿元，投机涨价还误导企业进行了大量的盲目投资。有些经济学家认为92年出现的“经济泡沫”问题不大，这种观点低估了泡沫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八十年代国有企业的全部亏损额为五百多亿元，而92-93年泡沫经济两年中就造成了数千亿元的损失，比较国有企业十年的全部亏损还要高出十倍以上，这正是为什么国有企业80年代一直效益良好，而近年来却陷入严重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许多善于经营的著名国有和民营企业纷纷陷入困境，都可追溯到92-93年盲目的大举投资和兼并扩张。由此可见，我们绝不可以低估市场经济盲目调节的弊端，其造成的损失完全可能远远超过计划经济的失误，西方数百年来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和战争就是明证。西方国家因泡沫经济破灭出现的经济萧条，必然导致资源浪费和破坏社会生产力，如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仅仅一年中，韩国有70％的私人小企业陷入破产，大量闲置的企业售价猛跌为原来的几分之一。我国93年因泡沫经济过热被迫进行调整后，国有企业具有的各种社会稳定功能，大大延缓了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但是，倘若我们忽视国有企业的社会稳定功能，强迫其推行以资产利益为核心的改革措施，加剧社会经济结构“二元”分化的趋势，延缓的泡沫经济后遗症连锁反应可能重新爆发，甚至引起企业银行连锁破产和社会失业危机。近年来，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如破产兼并、减员增效、出售拍卖等等，但是，企业亏损和银行坏帐状况仍不断恶化，大批企业职工下岗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这说明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市场经济弊端的严重性，探索克服泡沫经济后遗症的有效宏观调控对策。

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各种紧迫经济矛盾，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自发调节，原因是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市场普遍存在过剩，企业和银行采取单纯追求盈利的行为，将会导致国民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美国29年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私有企业面对严重的生产过剩，采取了削减工人和工资成本的办法，商业银行则缩小信贷规模以避免坏债危机，垄断资本趁机对中小企业实行破产兼并，结果导致了社会市场需求急剧萎缩，企业开工不足和亏损状况也更趋严重，出现了严重的企业银行连锁破产风潮，大大加深和延长了经济衰退。当前，我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政策，扩大社会基础建设增加社会有效需求，矫正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严重比例失调，利用大量过剩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以及大量的企业闲置设备和人力资源，用于水利、交通、能源、环保等方面建设，尽快促进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我国贯彻扩大基建投资启动经济的战略，国有大中型企业必须发挥主力军作用，因为，国有企业才能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采取有利于矫正经济失衡的“反周期”行为。无论从工业产值、投资和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大中型企业都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分布在冶金、建材、机械等国民经济的关键行业，能够通过广泛的产业间联系产生强大辐射作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摆脱经济疲软的困境。尽管社会基础建设获得的投资收益较低，私营、乡镇和外商企业一般不愿意进入，但是，政府通过计划调节和国有企业的积极配合，能够重新启动大量闲置的人力、物力资源，帮助矫正国民经济的严重比例失调，通过产业间联系和乘数效应刺激工业生产，企业开工不足和职工下岗状况将明显缓解，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市场需求将大幅度增长，不同类型企业的经济效益都将显著提高，政府税收和银行坏帐状况也会明显改善。我国今后设计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应该坚持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注重协调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才能防止国民经济遭受周期性衰退的困扰。关于政府调节和国有企业的作用，我们不应该受西方国际经济组织的误导。西方国际经济组织从维护垄断资本利益出发，大肆宣传“科斯产权理论”以贬低国有企业，诱迫前和发展中国家推行私有化，导致这些国家民族工业陷入了严重困境，但是，事实上西方三十年代大萧条中，政府曾对濒临破产的私有企业实行国有化，保护了社会生产力并且缓解了经济萧条，二战后西方国家迫于冷战的压力，推行了政府干预和国有化的政策，出现了经济平稳发展的“黄金时代”，相对缓解了经济周期波动和社会贫富差距。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右翼推行的放弃政府干预和私有化政策，导致了工业衰退和严重的社会失业，政府税收减少和社会保障制度濒临瓦解，我们切不可盲目相信西方垄断媒介的宣传，追随垄断资本诱迫推行的灾难性“私有化潮流”。

我国还应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阻止社会经济“二元”分化的趋势，包括扶植国有、集体中小企业的发展，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形成良好协作的关系，加强政府对城乡集体企业的监督和指导，防止许多行业的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状况，协调国有、集体企业的分工合作关系，对私营、外资企业采取鼓励与限制相结合的政策，等等。国有大中型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是，必须有众多国有中小企业进行配合，否则大中型企业难以集中力量，发展专业化生产和提高规模经济水平，被迫重新走“大而全”的发展道路。当前我国进行大规模投资加强社会基础建设，需要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之间密切分工合作，对于国有中小企业不应采取“放任自流”的办法，必须坚决刹住各地廉价出售国有中小企业的风潮，许多国有中小企业是地方经济的支柱，采取廉价卖光国有中小企业的错误作法，地方政府将失去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经济基础。对于陷入严重困难的国有大中小型企业，也不应简单采取破产清算或出售拍卖政策，而应提供特殊的破产整顿保护政策，包括减免税收和暂停支付债务负担，恢复行之有效的扭亏增盈承包优惠政策，以促使企业恢复经营秩序和偿债能力，帮助有效地挽救而不是淘汰困难的企业，防止政府税源和银行债权的重大损失，保护社会生产力和广大职工的利益。采取依靠非公有制的中小企业发展经济的主张，难以搞活国民经济和解决社会失业，因为，这些企业集中在过度竞争的非关键性行业，难以产生启动国民经济的广泛辐射作用，在农村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全部吸纳完毕前，不会舍弃自身利益雇佣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

我国的城镇、农村集体工业企业，不应该将暂时的经营困难归于公有产权，也不应搞“放任自流”或私有化，而应该继承八十年展的成功经验，继续利用公有产权的规模优势，加强职工监督和参与管理的民力，接受政府的政策指导并承担社会义务，促进社区的全面发展和居民的共同富裕。乡镇集体企业应协调同国有企业的分工合作关系，接受政府的计划调节和产业政策指导，避免出现争夺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尖锐矛盾，集中力量发展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项目，纠正许多行业的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状况。我国应该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包括餐饮、服务、小型商业等等，还应鼓励私营经济生产拾遗补缺的小商品，但是，限制进入生产过剩的消费品行业，以免加重国有、集体工业企业的经营困难，还应限制其进入市场潜力大的高盈利行业，以保证国家财政和社会事业的经费来源，以及财政税收的比重不会下降；特别应严格禁止其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以及逃避交纳税收或违反劳动法的行为，还应限制其进入容易产生负外部效应的行业，如破坏矿产资源或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业。我国应对利用外商投资政策进行适当调整，继承以前“有保护渐进开放”的成功经验，吸取92年盲目竞争引近外资的教训。我们应该避免急于求成或粗心大意，纠正引进外资多多益善的惯性思维，辩证地全面衡量外商投资的利弊得失。我们既要考虑到外商投资的正面效应，如引进资金技术和促进产值增长，也要考虑到外商投资的负面效应，如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程度，相应的税收、就业和增长潜力等损失。跨国公司为了保持技术优势和高额利润，往往自己保留高附加值的生产过程，仅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进行原件组装，并且通过转移价格等各种手段逃避税收，因此，为我国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和税收较少，难以通过产业间联系广泛地促进经济增长，一旦通过挤占国内市场冲垮了国有企业，我国将丧失长远的经济发展利益，甚至还会触发社会失业和财政金融的危机。我们应该吸取东南亚过度依赖外资的教训，正视跨国公司控制国内市场的战略企图。我们应该根据不同行业和产品的情况，设计相应的利用外商投资的控制配额限制，利用外资的具体形式和股权比例限制，以及国内销售和出口的比例额度，既要适度利用引进资金和竞争的正效应，也要限制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例如，对于产品成熟但市场接近饱和的行业，较多限制外商投资的数额和股权比例，保证国内企业充分收回长期投资的效益，防止出现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的状况；对于拥有广泛产业联系的战略性行业，应该确保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导地位，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引进外资应以合资形式和国内控股为主，规定重要产品的零部件的国产化水平，适度利用引进竞争的激励和示范作用，严格防止跨国公司冲击和控制国内市场；对于国内暂时无法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为鼓励外商投资容许成立独资企业，但应考虑限制独资企业的数量和投资额，以为国内企业保留充分的开拓市场空间。

总而言之，我们在鼓励各种类型所有制企业发展的同时，仍必须坚持公有制企业的主导地位，纠正某些地方一方面强调发展私营、外资企业，一方面轻视公有制企业甚至搞私有化的错误倾向，正如同志论述我国现阶段的改革任务时，强调不能只讲“初级阶段”而忘记了“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因为，国有、集体企业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是贯彻政府制定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广大人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

注释：

①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

②数据引自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资料。

③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编《统计摘要》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