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范文
时间：2023-12-21 17: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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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教育管理信息化的主要任务是建设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即建设覆盖全国各级各类教育的学生、教师和办学条件基础数据库，管理信息系统和决策服务系统。
建立学校、教师、学生三大基础数据库，在全国实行学生和教师“一人一号”、学校“一校一码”，为每一名学生、教师和每一所学校及其资产建立全国唯一电子档案。
今年年底前，完成全国学前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等数据入库。
年内全部建成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主要对学生学籍、转学、升学等业务进行信息化管理，通过全国联网实现对全国中小学学生动态监管。
7月31日，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在京召开全国教育管理信息化工作视频会议，系统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教育管理信息化工作，加快推进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确保今年取得突破性进展。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出席会议并讲话。
袁贵仁指出，教育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的基础和先导工程，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支撑和保障。教育管理信息化是教育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好国家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学生、教师和学校办学条件的动态数据，对于提高教育服务水平、支撑教育科学决策、加强教育管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袁贵仁强调，要突出重点，狠抓落实，进一步加强教育管理信息化工作。一是着力建好基础设施。要以国家、省两级数据中心建设为重点，逐步构建全国联网的教育管理信息化基础设施体系。二是建立学校、教师、学生三大基础数据库，动态更新基础数据，建立数据质量安全责任追究制度，切实保障数据准确、完整、安全。三是推动平台在国家、省、地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五级的应用，做好教育经费预算安排，学生资助计划、营养餐计划等重点工作动态监管，政务校务公开，教育政策、热点问题科学分析和风险预测等工作。四是理顺工作机制、加强队伍建设、加大经费投入，全面落实保障措施。
篇2
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上，首先有二元论与一元论的区分。二元论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各自构成不同的法律体系，两者虽有密切的联系，但彼此不相隶属。”一元论则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组成一个普遍的法律秩序。当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规定发生冲突时，二元论认为应该适用国内法，而一元论中有分裂为两派，即国内法优先说和国际法优先说，国内法优先说以耶里内克、佐恩、伯格霍姆和奥康奈尔为代表，伯格霍姆认为“国际法是法律，但是，一切法律都出自国家的意志，攻击法的法律效力在于国家意志的自我限制。”
国际法优先说以凯尔森为代表，他认为“国内法和国际法同属于同一法律规范体系，整个法律体系是由高低层次之分的，是一种所谓金字塔式的体系结构。在金字塔的顶端，是一个被预定的“基础规范”，即“条约必须遵守”。这是国际法的效力根据，也是整个法律体系的效力根据，因此，国际法在整个法律规范体系中，处于效力等级最高的优越地位。”自然协调论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是协调一致的，一个体系并不高于另一个体系。”“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归根到底是国家在国内如何执行国际法的问题，即如何履行国际法上的义务。”这些理论的缺陷早已有学者对此作出质疑，在此不再赘述。
一、利益协调论的内涵
近年来，以教授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在充分吸收以往观点的合理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即“利益协调论”。他们从“法律旨在调整或协调不同利益冲突”的论据出发，得出“国际法体现、调整国际社会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国内法体现、调整国内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关系”的论点，进而得出“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本质是一种利益关系，即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国家自身利益的关系”的结论。其次，又从“支撑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利益的获取、分配和交换主要在国内社会层面展开”的角度论证了“国内社会利益是人类利益的主体和基础”这一命题。
“国际社会利益具有相对独立性”，是说世界上现有国家后有国际社会，因而先有国家利益后有国际社会利益，国际社会利益是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其存在的合理性在于更好地保障国家利益的实现。这一点无异于人们从原始散居到群居，从单一部落到氏族或从近代民族到建立国家。从“追求利益是人类进步的动力”的论据出发，得出“政府行为必须以国家利益为导向，政府行为的目标就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利益协调论”将国际利益分为三类，即国际社会根本利益、国际社会一般利益和国际社会特殊成员间的利益。
对于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也称全人类的根本利益，一般表现为国际法上的强行法，包括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则、合作惩治国际犯罪的规则，对于这类规则的适用，“利益协调论”认为其利益具有强制性，因而当国内法的规定与强行法抵触时，国内法无效。对于国际社会的一般利益，即国际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一般通过以下四种方式协调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一是维护一般国际法的普适性和缔约自由;二是强化国际法中的保留制度;三是建立国际法退出机制;四是建立国际法纠纷解决机制。
综上可见，国际社会的一般利益具有普适性，倾向于使更多的国家加入条约，但其在形成和分配时不具有强制性，是可选择的或协议性的。“国际社会的特殊利益是指国际社会特定区域内的成员或国际社会特定成员间通过缔结国际法所结成的利益”它只对缔结它的成员国有效，即对于条约的缔约国而言，如果国内法与条约的规定发生冲突则应适用条约;对于未缔约条约的国家，适用国内法的规定，条约不具有约束力。相应的，“利益协调论”也将国家利益分为三类，即国家根本利益、主要利益和次要利益。
“如果国际法的宗旨和目的与某一国家的根本利益相一致，改过便会修改或废纸与有关国际法相抵触的国内法，或者积极缔结或加入有关的国际法并加快国内立法来保障有关国际法在国内的实施。”国家主要利益在协调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时也同样表现出与此相同的两个方面。
而国家次要利益在协调时，则主要表现为“当国际核心利益或主要利益与国家次要利益具有同一指向时，国家次要利益让位于国家核心利益活主要利益;当国家次要利益与国家核心利益或主要利益不具有同一指向性时，国家在维护其核心利益或主要利益的前提下保护其次要利益。”在实践中这一点主要体现在解释一致原则。
对于利益协调论，有以下几点疑问：第一，是否可以从“法律旨在调整或协调不同的利益冲突”的论据出发得出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本质的结论?首先，将法律关系的本质归结为一种利益关系本身就将问题简单化了。诚如教授所言，“利益是社会主体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对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需要。利益是法律形成和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法律则是对利益的确认、界定及分配。”
但是法律不仅仅是对利益的确定，法律还应包含对价值的估量。所以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远比一种利益关系复杂，还应受到一些社会的甚至宗教价值的引导。即使将问题简单化地处理，从利益协调的角度出发，也不能得出国家法与国际法的关系本质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与国家自身的利益的观点，这就好比不能从宪法是调整国家机关之间以及国家机关与公民之间的利益，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利益而得出宪法与民法之间的关系本质是一种利益关系，即国家社会的共同利益与公民自身的利益关系一样。再进一步说，即使承认，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本质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与国家自身的利益的关系，那么既然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的利益，必然是一国所确认的，也符合该国的自身利益，那么二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又何来冲突之说呢?
第二是“国内社会利益是人类利益主体和基础”这一论断的合理性，虽然“国内社会仍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是某些国际利益似乎更符合人类利益，例如对人权的保护，对的打击。而且这一观点是否与“利益协调论”后面所说的当国际根本利益与国家利益有冲突时，应强行适用国际法相矛盾?第三是强调国际法存在的合理性是旨在维护和扩大国内社会利益，追求利益是人类进步的动力是否构成一些国家以维护本国的国内利益为由而损害国际社会利益或其他国家的国内利益的理论依据?然而，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7条明文规定，“一当事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规定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义务。”
这项原则表明，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内法不符合国际法，导致有关国家遭受损害，就在国际上引起承担国际责任的结果。所以，“至少有一条原则已得到各国的普遍首肯，即国家不能以国内法为理由来违反或规避国家应尽的条约义务。这一原则在国际法院、国际常设法院、常设仲裁法院的判例中得以确立。”其次，“利益协调论”所说的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笔者更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一种社会规范—普适的价值，是人类社会所公认的价值取向。二、法律规范协调论的提倡
近年来，浙江大学法学院李龙教授和武汉大学汪习根教授提出了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法律规范协调论。二位教授声明，他们“无意创建什么流派，如果非要对这种观点进行简约归纳不可，便可姑且称之为‘法律规范协调说’”。
李龙教授和汪习根教授先是从方法论与本体论的角度对“一元论”、“二元论”、“自然协调论”提出了批驳，接着提出“法律规范的和谐一致是准确把握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理论起点，法的内在特质的普遍性与形式特征的共同性以及社会对法律体系融合协调的基本要求，决定了国际法与国内法必须且只能在法律规范的统领下和谐共生、协调一致。”“具体表现为，首先，从规范上看，既可以是单一规范之间的一致，也可以是由个体规范组成的规范群的调适，还可以是规范性法律文件间的妥协。
其次，从方式上看，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律的协调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两者互为立法和司法的直接效力渊源，或者互为常设法律规范与适用法律规范时的参考与借鉴材料，前者可称作为法律效力的渊源，后者可称作为法律成长的事由。”李龙与汪习根教授认为，法律价值的善恶与否是理性地判别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基本标准，“无论是国际法在国家主权范围内产生法律效力或法律实效，还是国内法对国际法的影响与制约，都离不开一个根本的识别标准——法律价值的良善性。现代国际社会日益走向法治化，法治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而法治之法只能是‘良法’，‘恶法亦法’的价值观与法治社会格格不入，早已为时代所唾弃。
良法标准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可操作的，良法之法既要求形式合理，更强调实质正义，它是‘秩序与正义的综合体’，即当‘法律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iust social order)’时，它才是良法，当决定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究竟应当是互相排斥还是互相关联时，既不能仅凭国际社会成员自身的价值偏好与个体情感，也不能指望存在一个绝对同一的宏大法律结构。只有正义与秩序才是衡量法律之善的尺度，只有当以此为标准去调整个体利益、尊重他人尊严并据以去设计调整各种层次包括国际社会层次的群体生活的共存与合作的适当规则时，国际(或国内)法律规范才是良法，才可以为国内(或国际)法律规范所内化或认同。”
李龙教授和汪习根教授从评价机制的角度看，认为“良法标准以设定界线为前提、依择优舍劣即‘两害相较取其轻，两利相较取其大’的机理发挥功能。作用方式主要有三：①取代。当识别出某一法律规范合于良法价值准则，而另一法律规范却与之背道而驰时，两者之间形成以前者强行替代后者的取代关系。国际法强行法律规范的这种替代功能就是一个典型。②更新。当两类法律规范都符合法律价值准则时，如果其中之一更具有实质正义性与形式合理l生，则成为价值位阶较低的另一类规范完善与更新自我的事实材料。③补漏。当一个法律制度体系中的某一法律规范在另一法律制度中出现空位，良法标准的功能便不在于进行价值评优与取舍，而在于将判别为与之符合的此一法律规范供给于另一法律制度作为另一法律制度的资源基础。”
三、对法律规范协调论的思考
笔者认为法律规范协调说较好地揭示了当国际法与国内法冲突时两者相互地位的问题，首先它不明确地提出国际法与国内法何者具有优越于他者的地位，而是以法律的良善性为标准择优舍劣，这一点符合良法的标准，体现公序良俗的原则。法律乃善良及公正之艺术，法律不仅是对利益的估价，更是对良善价值的保护，只有符合善良标准的“良法”才是具有正当性，才应当为人们所遵守。
对于“法律规范协调说”，学界也提出了质疑：第一，对于违反国际法的国内规范仍然具有法律拘束力这一问题，“法律规范协调论”没有给出定论。笔者认为，按照法律规范协调论的观点，如果违反国际法的国内规范更符合良善的价值，则当然具有拘束力;如果是国际法更符合良善的价值，则国际法具有拘束力，这一假设是应然上的规范，然而实然上不见得每个国家在国内法违反国际法并且国际法更具有良善价值的基础上选择适用国际法，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得出上述的结论。
第二，对良法是否能发挥协调国际法与国家法的功能提出质疑，如教授所担忧“就像一个人，法律规范系统论虽然塑造了良法健壮的‘躯体’，但是，却没有给它安装‘脑袋’，它如何行动呢?又如何达成目的呢?”其实对于一些为国际社会所公认的价值，其良善性是显而易见、不言而喻的，正如李、汪二位教授所言“只有正义与秩序才是衡量法律之善的尺度”而判断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在理论层面上可细化为秩序与自由、安全、平等四个子项，且都“应当在最大程度上与共同福利相一致”。
“在社会意义上，该标准‘包括了防止不合理的歧视待遇、禁止伤害他人、承认基本人权、提供在职业上自我实现的机会、设定义务以确保普遍安全和有效履行必要的政府职责、确立一个公正的奖惩制度等’，在规范层面上，该标准存在于普遍公认的、强制执行的、符合正义与秩序价值取向的那部分法律规范之中。”所以，虽然法律规范协调说没有给出“谁”应当对一项法律是否是良法作出判断的答案，但至少给出了对是否是良法作出判断的标准，依据这些标准，无论是国家还是国际社会，亦或是个人，都会对是否是良法作出最基本的判断，所以这些担心略显多余。
第三，提出“法律规范协调论陷入了自我设计的二力相悖的理论困境中，即一方面它反对其他学派将国际法和国内法区分出优劣，但本身却致力于将二者划分出优劣，并将其整个理论建立在二者的优劣选择之上。”对于这一点的回应，笔者认为，不能将“法律规范协调论”理解为反对对国际法和国内法作出优劣区分，只是反对其他学派如一元论的国际法优先说、国内法优先说和二元论的国内法优先说这种绝对的、事先不经价值判断的区分优劣，国际法与国内法本身并不涉及孰优孰劣的问题，但是一旦以“良法”为标准，则要依据“两害相较取其轻，两利相较取其大”的机理发挥功能。
综上，笔者认为虽然法律规范协调论自身仍存在许多缺陷并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它“把法哲学关于善法与恶法价值问题引入到对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讨论，提出用法律善恶的价值标准来评判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实为一大理论创新，为这一问题的探讨开辟出一条新思路。“二元论”、“利益协调论”也有其合理的成分，相比之下，“法律协调论”则更能彰显“法律乃善良公正之艺术”这一准则。
篇3
一、社会利益是经济法产生和存在的天然基石
任何一个新法律部门的出现都是利益冲突的结果，或者说是既有利益与新生利益发生剧烈冲突后，需要对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平衡的结果。经济法作为一个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所导致利益剧烈冲突的产物。经济法是由于出现了既有法律制度所不能调整的新利益以后，为满足对新利益的调整以及协调新旧利益的需要产生的法律部门。这里的新利益是既不同于个人利益也不同于国家利益的社会利益。社会利益的独立是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原因，只要有社会利益的存在就会有经济法的存在和发展。
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主要运用价值规律这个“无形之手”调节社会经济生活，自由竞争、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成为市场主体遵循的竞争法则，民法成为保护平等市场主体权益的基本法，而民法的法理念是个人权利本位。当时社会利益被视为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要增进社会利益必须以充分实现个人利益为前提，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则必然使社会整体的利益能够实现最大化。在民法“形式平等”的掩盖下，实质的不平等大量涌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垄断的逐步形成，价值规律的作用被大量无序竞争所扭曲，周期性经济危机、战争等不断爆发，导致了自由经济的先天性缺陷暴露无遗，“无形之手”万能的神话像肥皂泡般的破灭了。此时的私人利益不仅不表现为社会利益，而且直接危害了社会利益，经济的外部性也造成私人不愿意在一些社会和经济发展所必需的部门和产业进行投资，私人利益反而要由社会利益为之提供实现的外部条件。另外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和竞争的日趋激烈，带来了如消费者和劳动者的权益保护、产品责任、贫富差别、环境污染等诸多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是必须承认社会利益的存在。因此将社会利益作为一种独立的利益形态，运用特殊的法律手段对之加以保护是国家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在这种背景下，人们重新以社会利益为标准衡量社会利益结构，传统法律秩序依照新的观念进行重整。各国开始运用“有形之手”干预经济生活，以保证整体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发展。民法的契约自由、私权神圣等原则开始黯然失色，法理念从个人权利本位逐渐让位于社会权利本位。作为对民法补充和矫正的新兴的独立的法部门，经济法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并以敏锐和深邃的眼光关注社会本身，社会利益于是成为经济法产生与存在的天然基石。
二、经济法社会利益解析
1.经济法社会利益的内涵
社会利益是一个模糊的利益形态术语。在价值多元化和注重利益协调及规范协同的当今社会，需要对经济法所应有的社会利益作出科学全面的诠释。作为一项法律规范制度，经济法维护的社会利益是指保障社会整体的财富总额得以平稳协调增长，从而带动全社会所有成员个人财富的增长。
经济法所关注的“社会”是指一个控制范围内的社会，这项利益诉求体现的是这个范围当中的成员的整体利益，它既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加减，也不是个人利益的共性提炼，而是在衡量社会权利成员的共同要求基础上，依据公平正义理念由各方利益博弈形成的最终利益形态。经济法视野中的社会利益应是指以社会公众为利益主体的，涉及整个社会最根本的法律原则、道德一般原则及隐藏于它们之后的与时代相适应的公平正义观念，体现社会的平等、正义和秩序的利益形态。其基本内容应包括：公共秩序的和平与安全；经济秩序的健康、安全及效率化；社会资源与机会的合理保存与利用；社会弱者利益（如市场竞争中的消费者利益、劳动者利益等等）的保障；公共道德的维护（这在任何市场经济国家及其任何发展阶段都显得特别突出）；人类朝文明方向发展的条件（如公共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等方面。由此看出，经济法中所涉及到的社会利益主要指经济秩序的健康、安全及效率化，社会资源与机会的合理保存与利用，社会弱者利益（如市场竞争社会中的消费者利益、劳动者利益等等）的保障等内容[2]。
2.正确处理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个体利益的关系
在我国，正确认识社会利益，还必须处理好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个体利益的关系。国家兼有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双重职能，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一般都需借助于国家来实现和维护，在经济法的视野里，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存在着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国家政权的稳定与安全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而社会稳定，经济安全、高速、持续有效发展，有助于国家政权的稳定。因此，人们常将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混为一谈。但是国家作为独立于“社会”存在的一个政治实体，国家利益更多的体现为统治集团的利益，作为一个会异化的权力机器，国家利益不仅不等同于社会利益，有时甚至会损害社会利益[3]。因此，国家作为社会利益的代表虽然具有必然性与合理性，但在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实现过程中，为避免国家借社会利益之名为自己牟取私利，经济法必须严格限制国家权力实现自身利益的领域和范围，不允许国家利益任意扩张侵犯社会利益和私人的合法利益。
而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是对立统一的概念。社会利益的增进以及合理分配必然能够使所有个体利益增进，而个体利益的增进在某些情形下也可以促进社会利益的增进，因而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具有统一性；而社会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也存在对立的一面。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辩证关系表明，社会利益以个体利益为基础，社会利益应对个体利益作出合理的制约。经济法强调对社会利益的保护绝不意味着将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绝对对立，经济法应通过个体利益的最大化、普遍化和持续化来实现社会利益。个体利益的最大化是社会利益的前提，社会利益植根于个体利益，不能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就无法实现社会利益；个体利益的普遍化是社会利益的根本，个体利益的博弈结果，应尽量实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的“帕累托最优”[4]。为此经济法创设了一套保障社会利益的法律体系，在经济法的社会利益获得保障的同时，合法的个体利益也获得满足，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普遍化和持续化，以体现经济法的人文关怀精神。
在处理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个体利益的关系问题上，必须根据我国国情，逐渐淡化“国家本位”利益观的影响，恢复到社会本位的起点，大力弘扬和凸显社会本位思想，而社会利益保障的落脚点是尊重个体利益[5]。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己任的经济法和以维护个体权益为己任的民商法之间不仅不存在对立，而且完全能够互为衔接和补充。
三、经济法对社会利益实现的保障机制
历史和现实表明，即使是最成熟、最有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也不可能对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进行自动修补和矫正，市场机制本身无力解决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个体利益的协调问题。为了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以及实现社会利益，经济法提供了一套相应的制度保障。
1.市场规制法律制度
市场规制法即保护经济主体平等有序市场交易之法，包括市场主体规制法律制度和市场秩序规制法律制度。就市场主体规制法而言，市场准入法律制度确保了市场主体具备相应的经营条件和能力，市场退出法律制度及时淘汰了不合格的市场主体，企业运行中的国家干预法律制度遏制了市场主体滥用私权的行为，弥补了传统私法的缺陷，以规制某些市场主体在运行中滥用私权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行为。就市场秩序规制法而言，竞争法律制度站在社会利益立场上约束具有、可能具有或试图具有市场垄断力的市场个体的市场行为以及损害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运用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来保障竞争秩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及广告法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则强烈表现为对弱势群体——消费者的倾向性保护，以促成公平市场交易秩序的形成，实现社会利益。
2.宏观经济调控法律制度
宏观经济调控法是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理论为基础的规范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体系，它以正义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的实质正义、社会利益的实现、经济和谐运行及有序发展作为自己追寻的目标。宏观经济调控法着眼于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宏观调控追求实现的如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充分就业等目标中本身就包括了社会利益的重要内容[6]。因此宏观调控法以法律方式规范宏观调控权的行使，保证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进而实现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具体法律制度包括：产业调节法、固定资产投资法、金融法、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法、产业政策法等。上述立法表明，国家作为谋求社会整体利益的机器，在确立了社会整体发展目标基础上通过法律的形式将调控方式手段法律化，形成对全社会的约束力，集合全社会的力量促进社会的发展。
3.社会分配法律制度
社会分配法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社会财富总量的增进最终须体现为社会成员个体利益的增进，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也是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实现的必需环节。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分配法体现的社会利益观应表现为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增进的最终目标——促进社会成员个体利益的均衡与合理增进。社会分配法主要调整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关系，再分配是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在社会范围内所进行的分配。分配不公可能损害弱势群体利益，影响社会稳定，不利于社会经济的持续良性发展。社会分配法律制度具体包括：财政法、预算法、税法、社会保险法、社会救济法、社会福利法等。如何公平配置和保障分配领域的社会利益，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而又不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这就需要社会分配法必须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以发挥其应有作用。
4.经济公益诉讼制度
篇4
一、对民营企业涉及国家利益的活动进行国家审计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一）是适应我国改革开放新形势和保护国有资产与国家利益的需要。
随着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混合经济的形成，民营企业的资产来源渠道也呈多元化趋势，除了私人投资转入和正常的借款外，还有财政无偿或有偿资金的投入，或国家控股商业银行、国家独资银行大量贷款的投入，或税收“跑、冒、滴、漏”形成，或土地划拨和优惠出让形成，或保险费、环境污染治理费未付出而形成，或通过变相的非法集资而形成，或因其他种种原因导致的国家利益的进入而形成。
在上述民营企业来源渠道多元化的资产中，除私人投资转入外，其余资产均牵涉国有资金的投入或出借，要么涉及到国家利益，要么牵涉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损也会间接或直接国家利益）。因此，国家审计机关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根据党的十六大“依法加强监督和管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的精神，为了保护国有资产、监督有关经济法规执行、保护国家利益，就应该对民营企业涉及国家利益的经济活动开展国家审计。
（二）是加强国家审计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高层次经济再监督职能作用的需要。
众所周知，我国的经济监督体系由低到高分为三个层次，包含管理控制、财务监督、内审监督在内的经营决策管理型监督属于第一层次的经济业务监督，税务、财政、工商、、海关、商检、卫生、技术质量监督、社会审计监督、环保监督等属于第二层次的专业经济监督，国家审计监督则属于第三层次的高层次的综合经济监督范畴。三个层次的经济监督的关系是既有明确职责分工又互相合作。如果第一、第二层次的（涉及国家利益）经济监督某些环节不到位或失灵，国家审计监督则可按其高层次职责，对前述第二层次的所有经济监督进行再监督，对第一层次的经济监督可根据国家审计的立场和利益方向进行有重点有条件有选择的监督。
我国经过二十年左右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民营企业日益壮大。显然，作为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中监督保障系统和信息反馈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的国家审计机关，针对政府行为已大量涉及民营企业的情况，只有对民营企业涉及国家利益的经济活动进行国家审计或国家审计调查，才能全面发挥国家审计的高层次再监督职能。
（三）是促进财政支出合理、税收完整和保护国家财政利益的需要。
一方面，接受了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农业产业化资金、退耕还林资金、国拨技改专款等财政专项资金的民营企业，专项资金是否专款专用，是否被挪用、浪费、是否合理、有效，不仅需要主管部门与财政部门的检查，也必须要有国家审计。
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虽为国家做了很大贡献，但是，民营企业偷税、漏税的现象也很严重，民营企业的税收增长空间还很大。如果仅仅依靠税务系统内的税收稽查局对税收征管局所辖民营企业进行稽查，由于是系统内稽查，独立性比国家审计必然欠缺得多。反偷税、漏税需要一个有力的游戏规则，那就是对权力自由调控度进行限制，而且要有税务监督之外的再监督，即要有国家审计等外部监督的制约。
（四）是防范金融风险和保护国家金融利益的需要。
，大量的民营企业需要的大量贷款均来自国有独资银行或国家控股银行。民营企业贷款是否有绩效，在国有独资银行或国家控股银行的贷款金额是否已占资产总额的较大比重，是否资不抵债，是否存在偿付危机。是否诚实守信，银行能否真正按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三性”贷款，作为商业银行主管部门的人民银行的稽查，由于稽查监督人员来源的系统封闭性、利益与荣辱的一定程度的相关性，显然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比国家审计要差。目前已成立的银监委，很大程度上将会行使国家审计的职权，但是毕竟不能代替国家审计这种制度安排。
民营企业大量在国家银行贷款而又不接受国家审计或审计调查，可能对国家金融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假定：假如作为第一、二层次的银行内审稽核或人行、银监委、国资委等部门的监督失灵，那么国家审计机关作为一个独立的高层次的经济监督机构，将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职能作用。
（五）是发现粉饰账务、权钱交易、经济大案要案等国家与集体经济利益流失现象的重要渠道，从而促进廉政建设。
据发现，有的民营企业账面上年年亏损，但陡然间却有利润有资金拿来进行更多更大的投资。其现象是因为利益驱动做假账即所谓粉饰账务，但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独立的高层次的经济再监督，即国家审计监督这种制度安排。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国企改制、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银行信贷的非正常现象中，国家与集体经济利益流入的目的地较大程度地表现为民营企业。因此，不能抓“公”放“私”，审“公”不审“私”，为治理腐败留下一个死角，为腐败分子留下一个“一般逮不住”的侥幸心理。
（六）是促进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国家法规得到有效执行和保护劳动者利益、未来者利益、国家可持续发展利益的重要手段。
企业现行核算没有真实反映环境污染情况以及恢复或补偿环境损失所发生的费用情况，没有体现环境退化的损失费用等外部不经济行为。少数民营企业存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无视《环境保护法》、肆意污染环境的现象，给未来者的生存环境带来巨大灾难或挑战，侵犯未来者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同时，在民营企业目前大量存在不遵守《劳动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失业保险条例》等劳动法规的情况，不缴、少缴、欠缴社会保险费，侵犯劳动者权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无论是侵犯未来者权益还是劳动者权益，都会最终侵犯国家整体利益，尤其是国家可持续发展利益。因此，对民营企业涉及国家利益的经济活动进行国家审计，就会对保护国家可持续发展利益有利。
二、对民营企业涉及国家利益的经济活动进行国家审计的对策思考
为了较好地对民营企业涉及国家利益的经济活动进行国家审计，初步考虑采取以下对策：
（一）修改《审计法》，明确规定：对民营企业涉及国家利益的经济活动应当进行国家审计
据《审计法》和《审计机关专项审计调查准则》有关规定，国家审计或调查的对象是按被审计单位性质即经济成分来划分的，而且审计职责主要是对国有资产或依法授权的资产进行监督，审计对象未提及民营企业。但从现实看，审计领域已突破了《审计法》审计对象与职责的规定，比如，经济责任审计或少量对民营企业涉及国家利益的经济活动进行延伸审计等情况。由此而来，国家审计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对民营企业涉及国家利益的经济活动进行国家审计按目前的《审计法》是不能找到依据的，或者说是不合法的。
针对前述情况和延伸审计权力得不到强化、延伸审计取证的“第三方”不一定配合的现实，新的《审计法》将不再按单位性质确定审计对象，而按国家审计立场、利益方向、应有职责加以确定，并要明确规定：国家审计机关应该对民营涉及国家利益的活动进行国家审计或调查，民营企业应当积极配合。
根据形势的变化，《法》、《税收征管法》经多次修订，已将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纳入其规范，而与《会计法》、《税收征管法》同类的《审计法》则没有。只有修改《审计法》，才能适应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才能在对民营企业涉及国家利益的经济活动进行审计时避免出现审计进场受阻、审计缺乏依据、审计对象与职责矛盾、审计意见或审计决定不合法或效力不充分或产生法律争议的尴尬。
（二）对民营企业涉及国家利益的经济活动进行国家审计或调查要突出审计重点，并要落实处理处罚权限与程序
对达不到重要性水平的民营企业可以忽略或采用审计简易程序，对达到重要性水平的涉及国家利益的经济活动的民营企业才进行国家审计或调查。一般地，应该对以下六类大中型民营企业进行国家审计：一是对接受了财政无偿资金、财政有偿资金等各类专项资金的；二是对享受税收优惠较多或纳税情况较差的；三是企业职工较多而参与保险费缴纳情况较差的；四是接受了国家银行贷款较多的；五是接受了国家土地划拨或优惠土地出让而土地收益较多，有可能国家利益的；六是提供公共服务或参与国家高新技术或接受产业政策优惠等有可能影响国家利益的。
同时，要落实相关处理处罚权限与程序。一般地，国家审计机关对民营企业涉及国家利益的经济活动进行审计查证后违纪违规的处理，由审计机关建议被审计单位主管部门或专业部门处理。但建议主管部门或专业部门的处理处罚往往因为得不到主管部门或专业部门的支持或缺乏保障措施而流于形式，审计权威性递减，国家利益受损。因而，在未实行全面审计结果公告制度之前，国家审计可增加责任追究和代位处理处罚权，即当审计处理处罚建议在限定时期内得不到有效落实时，审计机关就有权代替主管部门或专业部门进行处理处罚，并追究有关当事人的责任。
（三）转变国家审计机关的观念和民营企业的观念
第一，树立大审计观念，按照“财物资产+人力资产+环境资产=债权人权益+所有者权益+劳动者权益+未来者权益”的新的会计恒等式，积极开展对民营企业涉及国家利益的经济活动的国家财政资金审计、环境审计、社保审计等方面的审计。
第二，树立高层次经济再监督观念，既要避免与财政、税务、银监委、内部审计、社会审计部门无效重复，又要有强烈的再监督意识。
（四）加强宣传，树立良好的审计环境
部分民营企业对国家审计的本质、特点、作用不了解，甚至是惧怕的或反感，甚至于认为国家审计是拈错拿过、“吃拿卡要”。个别民营企业在其门上挂上某某市重点保护企业的牌子，错误地认为是“四防”：防偷抢、防工商技监、防纪检监察、防国家审计（延伸审计）等。其原因除了对民营企业涉及国家利益的经济活动出现法律上的国家审计不作为，除了国家审计对民营企业接触较少甚至未接触，民营企业对国家审计产生误解，除了国家审计机关“一审二帮三促进”的作用未发挥出来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家审计对自身的改革、宣传不到位。因此，必须加强宣传。
当然，对民营企业涉及国家利益的经济活动进行国家审计，也有许多问题值得注意，比如，审计资源是否足够，多大重要性水平的民营企业纳入审计范围，民营企业的正常工作是否会受到影响，怎样处理好国家审计与社会审计、内部审计的关系以及国家审计监督与其他经济监督的关系等。
「
[1]柴楠。修改《审计法》的八个理由[J].审计信息与，2003（6）
[2]陈清峰。公共财政框架下环境审计初探[N].中国审计报，2003-06-18.
[3]喻立纯。国家审计应介入非国有经济监督[J].中州审计，2002（9）
[4]陈清水。以案为例看税法[J].审计与理财，2003（2）
[5]上海市审计学会课题组。国家审计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研究[J].上海审计，2002（4-6）
篇5
我在《发展中国家在主权问题上的当代选择——中国对外战略问题思考之一》与《国家主权的层次分析》两篇文章中，对国家主权研究另辟蹊径，尝试用层次分析法进行较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以求摆脱主权问题的理论困境。现就上述研究进行综合，提出国家主权的层次理论，尚祈同行斧正。
国家主权困境的根源
国家主权与民族国家相伴而生，随着当代世界民族国家体制的形成，主权成为世界各国的本质特征，主权平等原则成为国际关系的基石。但是，迄今为止，在国际关系中主权平等原则屡遭破坏，强国和大国践踏弱国和小国主权的事端频频发生，难以禁绝，其根源何在呢?对国家主权在国际上陷入的这种困境稍加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主权在体系层次上与国家层次上的意义是不一致的。国际体系对主权的规定是抽象的、平等的，任何民族国家都是主权国家，一律平等，因而体系层次上的主权是同质的。如果体系对主权的质的规定性能完全贯彻，那么在国际社会中有关主权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事实上，这种主权在法理上、形式上的平等受到实质上不平等的冲击。这是因为在国家层次上，主权实现存在着巨大差异。在体系结构和进程中，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它们的主权处于脆弱状态，而霸权国家利用其力量优势，奉行扩张性、干涉性对外政策，否定体系对主权的规定。因此，主权在国际上面临两股力量的冲撞，一方面国家(在当代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为落实体系对其主权的规定性而努力，这就是国家间的平等、独立、互不干涉内政;另一方面霸权国家践踏体系层次上主权规定性的本质。这就是主权陷入困境的根源所在。既然主权的困境来源于体系和国家间内在的结构性紧张，而且，从原理上讲，这种结构性紧张是现存国际体系所固有的，因而彻底消除是不可能的，我们对此不应抱有幻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无所作为。根据上述对国际关系的层次分析，我们完全可以在体系与国家两个层次上作出极大努力，以大大缓和这种张力。一方面，我们要坚持体系对主权的质的规定性，通过强化国际法与联合国的基本准则，加强有关的保障机制和制度建设，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世界格局多极化，反对霸权主义等措施，来进一步落实主权平等的原则;另一方面，在国家层次上，我们寄希望于力量的平衡，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力量对比趋于平衡，以及发展中国家力量的整合，只有逐步纠正世界力量的失衡状态，才能使主权的困境不断得到缓解。此外，在国际关系分析的第三个层次——国内层次上，国家主权也陷入了某种困境，这就是国内民族或地区的分离势力的挑战，但这种挑战不是针对主权本身的，它们或者是为了使自己取得主权地位，或者为了认同于另一个主权实体，它们要否定的是本国的主权实体，并不要否定主权原则。而来自国际上对国家主权的挑战则不同，它们对上述两者都构成威胁。总之，国家主权处于内外夹击之中。
确立刚柔相济的新主权观
在我们进一步用层次分析法剖析主权内涵之前，先强调有关主权的几项原则:(1)主权平等的普遍原则;(2)国家利益决定主权的原则;(3)主权理论必须随着历史发展而发展的原则;(4)国家在主权问题上的选择，必须与变动中的国际环境相平衡的原则。总之，民族国家的存在及其利益是它在主权问题作出选择的内在动力，国际环境嬗变是这种选择的外在动力。国家在主权问题上的选择有其时代特征。当代特别是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深刻变革的历史条件已经形成，一个密切联动的国际社会呈现在世人面前，世界或区域整体性发展趋势日益增强，当代世界生产力的空前飞跃，充满了跨国冲动，扩大了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的范围、深度和合理性，为世界各国编织了一张相互依存的网。全球问题的出现又强化了世界依存网络。在这种新的国际环境下，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一切要素都在跨国界流动，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普遍建立起全面的互动关系。人类发展的局部性与封闭性正在走向终结。封闭型的民族国家形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世界生产力突飞猛进所造成的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形势，也不能适应在许多方面必须进行全球治理的世界形势。虽然，迄今为止，这些历史条件的变化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主权的本质和地位，但是，主权国家必须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应当以新的思维，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国际关系，把全人类和地球的命运置于中心位置，洞悉世界各国除了以共同的责任感，明智和建设性的方式，非排他性、独占性的利益追求，共享整体性与多样性发展的成果之外，别无选择。在这种情形之下，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发生了根本变革，国家行为也有了新的生长点。国家利益不再单纯依靠封闭式的自我努力，而是在开放式的互动性的国际关系中求得实现。国家利益的内涵开始深化，这突出地表现在国家间在不同领域和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日益增多的共同的、普遍的利益，包含着共同受益或共同受害的因素。国际合作甚至国际一体化逐步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生存和发展方式。这种互动关系的实现是以利益和权力的让与为条件和代价的。例如为了参加某个国际组织而必须接受它的条件和规则，有关国家间领土、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调整，通过国际条约在武器控制、基本人权保障、环境与卫生指标等方面承担义务，它们往往涉及国家主权。在这些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上，世界各国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创新实践，现在必须在理论上作出阐述。因此，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确立新的主权观有其必要性。
为此，必须对主权内涵进行层次分析。主权的本质
转贴于 和内核是对内最高统治权及其对外独立权，它在主权中居于核心地位，是一种核心权力，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本源。就国家人格和主权最高属性而言，主权是绝对的，抽象的，排他的，不可分割的，不可放弃的，这在全面的国际一体化和民族国家消亡之前是不会改变的，而具体的主权权力则不同，它们是主权授予的下属权力，是主权的派生权力和具体表现，它们是相对的，具体的，可以自主限制的，可以自主让渡的。这种划分旨在为新的主权观奠定理论基础。 实际上，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主权的实践活动中已经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一方面，世界上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或已经在本质上放弃主权，美国是如此，欧盟各国也是如此，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对于作为弱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主权是它们的强大武器，在国内反对国家分裂，在国际上坚持主权平等不仅为了自身的利益，也是为了保证国际关系实现民主化。因此，在涉及主权本质的问题上，世界各国的态度和立场都是刚性的。
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在当代的国际大趋势下，采取了柔性的态度，以自主适应的姿态，对具体的主权权力进行自主限制或自主让渡。这种自主选择，虽然历史上也有，却是偶然的、少量的，而在当代成为必然的、普遍的现象。它集中地体现在国际一体化进程中和发展中国家身上。
这种对具体主权权力的自主限制与自主让渡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双向性和互动性。国家间或国家与国际组织间彼此享有某种权利和承担某种义务。这不是单方面的让步，是为了有所得而有所失，得必须大于失，其起因和出发点是通过国际间互动来获取国家的更大利益或根本利益，国家利益始终是主权的中轴和判断标准。这种在平等互尊基础上的协商谈判，互让互利，正是尊重主权的表现。
如果双向性向单向性蜕变，即在外来强大压力下自主行动向非自主行动转化，主权就会被剥夺，国家根本利益会受到损害。
第二个特点是独立自主性，即国家是在主权平等条件下独立自主作出决策，其目的和宗旨是坚持和强调主权的本质，而不是削弱与放弃主权。主权的国际意义就在于国家的独立自主。这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说明。
其一，国家在主权问题上作出的选择既然是自主的，就意味着它是行使主权的结果，是自愿作出的并且符合国家利益原则，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充分体现了国家主权的本质内涵，是主权权威的表达，表明国家行使主权的完全自主。
其二，诚如汉斯·摩根索所言:“国家限制自己行动自由的法律义务和数量本身不影响它的主权。影响主权的不是法律限制的数量，而是它的性质。但是只要有一项影响到这种权威的法律规定，它本身就足以破坏这个国家的主权。”确实，在主权问题上的自主选择有一个“度”，即不能超越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独立性。只要把握好这个度，国家就不会因此而丧失主权。换言之，决定主权丧失与否的不是国家自主限制与自主让渡的数量，而是它们对主权本质所产生的影响。从本质意义上来说，国家并不是彻底放弃这些主权权力，只是两者有所分离，只是共同行使这些权力，即在某种国际框架、机制或机构内政策协调或集体决策，必要时国家也可以收回这些权力。在这方面，欧洲一体化具有典型意义。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成员国对主权问题的处理，事实上一直在坚持主权的本质和自主限制与让渡主权权力、坚持国际体系对主权平等的规定性和正视国家行使主权能力的差异性这两个方面总体上保持着良好的平衡关系。成员国选择一体化这条自主限制和让渡主权权力的道路，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并实现其主权。拥有欧盟委员会内一半票数的弱小成员国能够通过集体的力量否决大国提出的任何有损于它们关键利益的方案通过，从而有效地共同行使这些主权权力。
其三，国家在主权问题上进行自主限制和自主让渡的必然结果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即以必要的妥协和让步为代价，充分利用当今世界所能提供的各种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代价，走向可持续发展和繁荣，这最终无疑会强化国家的主权地位。
简言之，主权理论应当是一种发展的理论。当代的主权理论应当是一种层次理论，它指明了国际体系层次上主权平等的同质性与国家层次上主权实践的差异性，以及国内层次上民族与地区分离势力的猖獗，造成了主权的困境，它把主权的内涵分解为作为主权本质的核心权力和其派生的各项具体的主权权力，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坚持和维护主权的本质，而各项具体的主权权力可以灵活地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加以自主限制，或自主让渡，其目的是要更好地维护主权的本质，使之成为我们在与全球化和谐共进中的根本保障。我们需要一种刚柔相济的新主权观。
篇6
一、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法律特征
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是在二战期间反轴心国联盟中占核心地位的大国，在战时反法西斯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可以说“大国一致原则”从一开始就成为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建立和有效运作的政治基础；拟定于二战结束之时，首要目的即结束战乱并确保历史不再重演，“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仅作为规范世界秩序的原则性规定与其宗旨相呼应，也是人类对于武力使用进行法律规制的巅峰。因此，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最终构想是使战争既不可能也不合法――通过安理会的“大国一致原则”使之不可能；通过禁止除出于自卫必要外的一切武力使用使之不合法。为此从实体与程序两个角度，就集体安全的实质要求、成员国的基本义务、集体安全体制的组织结构及其职能划分、强制措施实施规则等各个方面对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进行了全面规定。
二、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中法律与政治的平衡
就一种观念而言，集体安全是各国联合起来解决争端的一种承诺，而无论各国国内自身的利益关切如何。当外交方法失败，各国就诉诸集体性安全措施，以联合使用武力的方式解决争端捌。依据，成员国政府已然放弃了一些行为自由，授权安理会以自己的名义裁断国际情势，采取集体措施，并有受上述裁决法律约束的义务；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及来自各方的对于安理会履行职权时施加影响。这必然与作为国际社会基础的国家的权利产生一定的冲突。联合国成立至今，尤其是冷战时期的历史事实似乎也一再向世人证实了这种矛盾。在当今时代认为法律能够解决国际安全这一高级政治的宏观问题的看法似乎不太合时宜。我们曾经将依靠法律规则与组织机构防止战争的信念称为是“形式主义”，或者更糟，“拘泥于法律规定”，因为该信念完全忽视强权政治、国家利益的现实，具有乌托邦的特征。
战后相当多的顽固评论都坚持法与国家利益是不相一致的，集体安全体制依据的规则终将不及国家利益，尤其是强国利益对国家行为的指导性。事实上，二者并没有这么矛盾。
首先，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个令人迷惑的概念，谁的利益？怎样决定这些利益？谁来决定？国家如同个人一样，处于一个部分重叠、部分矛盾的利益网中。基于政治、社会、经济、地区、种族差别等的不同利益集团，其生存需求与发展欲求必然互有侧重，甚至有时彼此矛盾。许多情况下，我们发现特定国家所谓的“国家利益”不过是国内某些利益行为体的诉求表现。而选择一种利益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则又是一项以规则为导向的行为，由相应的国家机构通过一定的国内法律程序来实现。
其次，作为整体行为体的特定国家，假设的整体利益与其思想文化、历史传统和地缘政治等因素密切相关，更多地涉及特定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及长远利益。在当今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无疑是任何国家，包括强国在内的整体国家利益的最核心要素。出于控制武力使用的目的，任何国家，包括强国都不得不重新定义安全，不得不改变其考虑重点以更多地关注正义问题，不得不更多地关注长远利益，不得不在发动单边行动之前先行协商谈判。
再次，不难设想这样的情况：成员国与特定国之间有特殊利益关系，保护此利益关系似乎要比单纯地履行条约义务重要得多。这与国家行为逻辑密切相关：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无论其在遵守集体措施规则基础上获得的理性的、可计算的长期利益有多少，都不能抵消眼前因服从集体安全大局所造成的直接的危害或损失。
最后，所有国家都就现状享有不同程度的既得利益，并由此在巩固国际法律体系以帮助维持国家间复杂关系中享有不同程度的既得利益。各国在能够利用其可能拥有的力量并将原本只是潜在的利益转化为实际利益上利益相对。因此，武力的拥有对于保护及促进一定范围内的国家利益是有意义的。
事实上，集体安全体制中既有法律规则、也体现了政治现实；全球集体安全体系具体体现在一个建设性法律框架中，联合国被视为是一个平衡现实主义权力的同盟。
三、联合国集体安全法的规则缺失与实践完善
在国际关系领域，当产生后，法律规则才真正确立。包含了某些法律的基本原则，并赋予其强制实施的机制。联合国成立至今，在联合国体制之外的和平谈判、对权力的过度依赖以及美国影响的增长等都表明当前法律的削弱及政治的崛起。一方面仍然是关于武力使用规则的最权威法律文件，没有任何人或政府因其适用上的不足就否定其法律效力并取消或修改相关规定；另一方面没有人会认为条文本身就是集体安全法的全部，制度的缺失、法规的不严密以及现实的挑战使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步入困境。
为什么安理会在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消极惰怠？为什么相对于海湾危机，安理会在非洲的表现却极不活跃、又颇为无效？问题在于，否决权的实施从某种意义上说优先反映了强国、大国及其联盟的特殊利益，以其为核心的集体安全法之程序规则根本无法避免制裁目标有所选择的弊端；而现有的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无法在安理会失效或陷入僵局的情况下有所作为。
篇7
读书能获得知识;但更有用的知识对世界的认识却只能通过研究各种各样的人才能获得。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高中必修二政治知识，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欢迎阅读!
高中必修二政治知识1政府的权力：依法行使
政府依法执政
1、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表现。
2、政府坚持依法行政，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就是体现对人民负责的原则。
3、政府依法行政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提高行政管理水平的基本要求。
4、依法行政的意义：
(1)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的权力和自由;
(2)有利于加强廉政建设，保证政府及其公职人员不变质，增强政府的权威。
(3)有利于防止行政权力的缺失和滥用，提高行政管理水平。
(4) 有利于带动全社会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5、为什么依法行政建设法制政府?
① 由国家性质以及政府性质决定，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
② (第4点中4个有利于)
③ 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基本途径
④ 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6、提高政府依法行政水平还要做到：
(1) 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以严格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2) 建立权责明确的执法体制，促使行政权力授予有据、行使有规、监督有效;
(3) 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促进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和文明执法，不断提高执法能力和水平;
(4)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努力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审慎行使力 科学民主决策
1、政府行使权力的环节：决策、执行、监督等。
2、提高决策水平的措施：
(1)不断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2)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使决策能够更好地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爱惜民力。
高中必修二政治知识2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
世界多极化
1、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是当今国际形势一个突出特点。
2、世界正在形成若干个政治经济力量中心。
3、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是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同盟军。
4、意义：是时代进步的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由于世界多极化建立在多种力量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基础上，因而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和国际关系民主化。
5、称霸和反霸的斗争将长期存在，这是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基本因素。
国际竞争的实质
6、国际竞争便现在各个领域，经济、文化、军备、人才、科技竞争等。
7、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这最终决定本国在国际中的地位。
8、世界多数国家都以发展经济和科技作为国家的战略重点，努力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力图在世界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
9、我国的应对：发展才是硬道理。
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跨越式发展，尤其要着力于发展科学技术和提高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积极才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高中必修二政治知识3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主题
和平问题
1、和平问题是指维护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问题。
2、世界和平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3、.维护世界和平将给各国经济发展和其它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创造必要的前提。
4、总体和平、局部战乱，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认识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
5、世界人民面临着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艰巨任务。
发展问题
6、发展问题是指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问题。
7、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经济特征。
8、全球发展的最突出问题是南北发展不平衡。
9、和平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10、和平是发展的前提条件。
11、发展经济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
贫困和落后是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
建立国际新秩序
12、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解决和平与发展的主要障碍。
13、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必要性：必须坚决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改变旧的国际秩序，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新秩序。
而且这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有效途径。这对于每个国家来说，都是维系其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外部条件。
14、内容：
1) 要保障各国享有主权平等和内政不受干涉的权利
2) 保障各国享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
3) 保障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
4) 保障各个民族和各种文明共同发展的权利。
15、各国应做到以下几点：
1) 政治上互相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2) 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进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
3) 文化上相互借鉴、，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
4) 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推进世界和平稳定;
5) 环境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辨析：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越快，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就越大
(1)、这个观点是不科学的。
(2)、一个国家能否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而一个国家对外政策是由国家性质和国家利益决定，并不是由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决定的。
(3)、经济繁荣，且致力于维护世界与发展，不称霸的国家，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才更大。
(4)、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阻碍。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越快，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威胁越大。
高中必修二政治知识4我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国家利益
国际关系
1、国际关系：国家之间(最主要)、国际组织之间以及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
2、内容：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军事关系等。
3、形式：竞争、合作和冲突是最基本的形式。
国家利益
4、国家间出现分离聚合、亲属冷热的复杂关系，主要是由各国的国家利益决定。
5、含义：国家在独立与生存、稳定与发展及国际参与等方面所追求的目标。
6、国家利益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维护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制定和推行对外政策的依据，是对外活动的目的。
7、国家利益决定国际关系，国家间共同利益是国家合作的基础，而利益的相悖则是引起过渐渐摩擦或冲突的根源。
国家力量
8、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
9、是主权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捍卫本国利益，实现国家目标和影响别国的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作用和影响的重要尺度。
坚定维护我国利益
10、国家利益主要内容：安全、政治、经济利益
高中必修二政治知识5国际社会的成员：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
主权国家：
1、当代国际社会中，主权国家是最基本的成员，是国际关系主要参加者。
2、三种类型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
3、人口(基本)、领土(发展不可少的条件)、政权、主权是构成主权国家的基本要素，其中最重要的是主权。
主权作为国家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最高权力，是一个国家的生命和灵魂。
4、国家主权两个特性：对内国家最高权力的至高无上;
对外国家最高权力的独立性。
5、主权国家基本权利：独立权、平等权、自卫权、管辖权。
义务：履行不侵犯别国，不干涉他国内政，以和平方式解决其国际争端等义务。
国际组织
6、国际组织：一些国家、地区或民间团体，处于各种特定目的，通过签订条约或协议的方式，建立了由一定规章制度的团体。
7、国际组织也使国际社会主要成员，主要机构、职权、活动程序以及成员单位的权利与义务，都已正式条约或协议为依据。
8、国际组织的作用：促进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交流和合作;
协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调解国际争端，缓解国家间的矛盾，维护世界和平;等等。
联合国
9、联合国：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取得胜利的产物。
191个成员国过，国际社会中最具代表性的世界性、政府间的国际组织。
10、宗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合作与发展。
①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② 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
③ 促进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民福利性质的国际问题
④ 作为协调各国的活动中心。
11、原则：各会员国主权平等，履行规定的义务，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不得对其他国家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集体协作，不干涉任何国家内政，确保非会员国遵守上述原则。
12、作用：
① 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实行人道主义援助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② 有局限性。如何适应国际形势发展的需求发挥更大的作用，联合国面临诸多挑战，其改革任重道远。
篇8
海外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海外延伸，是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的海外利益是世界强国的标志之一。《中国海外利益蓝皮书・2016》提出，中国海外利益的发展经历了起步、丰富和拓展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利益突破传统地域的限制，迅速向海外延伸与拓展。中国海外利益体系主要包括海外经济利益、海外资源利益、海外制度利益、海外文化利益和海外安全利益。
书中还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海外利益的内容发生了三大变化：一是中国海外利益的性质和范围发生了巨大变化，迅速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安全、能源、文化等领域；二是中国海外利益由原来单纯的地理空间扩展到国际制度层面，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程度更深，在调整既有国际机制和创建新的国际机制过程中中国的作用越来越大；三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互联互通为发力点，构建基于基础设施、制度规章和人员交流三位一体的全方位链接，构建沿线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一带一路”陆海兼顾、东西统筹、南北呼应、双翼齐飞，是新时期中国维护与拓展海外利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两只“翅膀”。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中国国力的提高，中国海外利益的发展面临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同时势必造成中国海外利益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也同步增长。拓展与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要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从国家战略层面加强国家能力、国家关系、海洋强国、国际形象和国际制度等五个方面的建设。其中国际制度建设是当下的重中之重。《中国海外利益蓝皮书・2016》一书指出，国际制度是指在国际关系某一特定领域行为者在认识上趋于一致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主要以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和国际惯例的形式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国际制度能力是国家在国际社会参与、改革、构建和实施国际制度的能力。国际制度框架内的投票权、决策权、话语权、代表性及其相关的权益，既构成国际制度参与者的海外制度利益，又是实现和维护海外利益的重要手段。中国可以通过四个路径拓展海外制度利益，即参与国际制度、改革国际制度、创新国际制度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作为国内第一部以中国海外利益为主要内容的蓝皮书，《中国海外利益蓝皮书・2016》有创新性、系统性、战略性和时代性这四大特点。迄今国内外尚无关于中国海外利益的成熟著，一些研究论文也只散见于贸易、投资、资源能源、国际金融、国际制度、国际法等相关论述，本书的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是为创新性。本书从中国海外利益的概念、发展历程、主要内容、面临的主要风险、维护战略与策略等方面对中国海外利益进行了系统性研究，确立了研究框架，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是为系统性。书中认为，中国的海外利益已经凸显为未来10年?30年影响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以及中国国家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议题，并就此提出了政策建议。是为战略性。书中提出，中国海外利益已经进入到拓展阶段，一是“海外中国”迅速成长，二是国际制度利益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三是中国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中国在拓展海外利益的进程中向世界提供的最耀眼的公共产品。是为时代性。
篇9
关键词：俄罗斯；国家定位；外交政策
中图分类号：D85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07)03-0039-03
作者简介：郭鹏程（1972-），男，辽宁鞍山人，助理研究员；张明霞（1982-），女，辽宁沈阳人，国际关系专业2005级硕士研究生。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不断调整，新的国际格局正在形成。面对如此形势，苏联解体后其主要“遗产”的继承者――俄罗斯不得不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所带来的各种危机和困扰。俄罗斯能否重新崛起，成为世界政治中强大的一极，关系到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俄罗斯如何进行国家定位以及如何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外交政策，也成为它在未来发展道路上所必须考虑和首要解决的问题。
一、冷战后俄罗斯国家定位难题
一国如何对自身的国际地位进行定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是指一国对于自身性质、实力、地位以及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等属性的一种总体概括和认同［1］。从历史上看,每当俄罗斯发生重大历史事件并使原有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断时,其国家定位的问题便凸现出来。苏联解体及东欧剧变后,俄罗斯进入转型时期，关于俄国家定位的争论也不绝于耳。总体来说，争论主要是围绕着俄罗斯是欧洲国家还是欧亚国家，在转型中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做什么样的国家这两个问题而展开。
(一)俄罗斯是欧洲国家还是欧亚国家
俄罗斯究竟是欧洲国家还是欧亚国家,这可谓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从地缘环境上看，俄罗斯横跨欧亚两大洲，既属于欧洲，又属于亚洲，因此可以称得上是欧亚国家；但如果要从国家的社会意识、人文精神、价值取向等方面来看，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则应划为欧洲国家。在俄罗斯社会中，俄罗斯属于欧洲国家的思想一直是主流观点,在俄罗斯的历史和现实中基本处于统治或半统治地位。亲西方派学者雷诺夫曾明确表示:“如果我们不奉行向北约、欧盟和整个西方战略接近的政策,如果我们不以西方和欧洲大西洋的价值观为基准,俄罗斯就会面临被边缘化的威胁。”但问题是，俄罗斯不能完全融入西方世界，从现实的国际关系中我们也看到了俄罗斯在欧洲所面临的尴尬处境。俄罗斯著名的亲西方自由派经济学家亚辛就此指出：“俄罗斯想奉行与西方实现一体化的政策,但是我们作为西方的敌人却不够危险,作为朋友他们却不需要,我们敲西方的门,他们却要我们走开。”不能完全意义上地融入欧洲，是俄在现阶段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欧洲国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随着亚太地区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中作用的逐步提高,俄作为欧亚国家的分量正在逐渐加重,俄社会的主流意识也逐渐改变着对俄归属问题的看法，即由目前的欧洲国家向欧亚国家转变，并且在对外战略中开始更多地与亚洲国家展开接触与合作。因为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意识到只有通过发展与欧洲和亚洲国家的平等交往和合作,才能谋取和维护俄自身最大的战略利益。
(二)做大国、强国是俄罗斯的自我定位
长期以来俄罗斯人的大国观念根深蒂固，从彼得大帝时期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庞大帝国，到苏联时期两极体系中的重要一极，俄罗斯人始终将自己的国家置于独一无二的地位，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世界事务中都要发挥主导作用。独立之初，维护苏联时期的大国强国地位依旧是俄罗斯的外交核心。因此在对外战略上，俄罗斯仍以世界大国、强国自居，在科索沃战争等一系列国际热点问题上多方插手、积极主动介入，常常处于同西方尖锐对立中。但这一时期俄罗斯政策中的大国主义情结与现实中的国际地位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差距，因此常常力不从心。正如俄罗斯后来有人在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时所指出的，“俄罗斯的失败部分是由于对外部世界理解不准确造成的，是不恰当地确定重点、对自身能力估计过高造成的。"
普京主政后,开始注意修正叶利钦时期的错误, 着手对俄外交政策进行重新评估和调整，在国家国际定位的问题上更加务实,逐步摈弃昔日世界强国的冲动。在2000年7月的国情咨文报告中，普京又对俄罗斯的未来做了明确定位：“俄罗斯惟一现实的选择是选择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确立牢固和权威的地位，这种地位应在最大程度上符合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大国、当今世界的一个势力中心的利益。”所谓“权威地位”和“一个势力中心”的含义，就是“多极世界中的一极”。这种定位使俄罗斯放弃了恢复苏联式超级大国地位的幻想,更加切合现阶段国内外的新形势，这也为俄罗斯制定科学合理的对外政策奠定了基础。
二、俄罗斯外交走向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外交一再发生重大调整，从亲西方的大西洋主义到东西兼顾的双头鹰战略，俄罗斯一直在探索着适合本国国家发展的对外战略以求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但事实上却走了不少弯路。
(一)亲西方的大西洋主义
大西洋主义也称西方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就是要“回归欧洲、回归西方”，倡导的是西方的文明和价值观。对于大西洋主义者而言，他们更加认同俄罗斯属于欧洲国家的国家定位，认为俄罗斯“从来不曾属于东方，东方的历史与我们的历史毫无共同之处”［2］。因此俄罗斯应该全面仿效和融入西方。俄罗斯独立后，叶利钦为了快速恢复国家经济,使俄尽早融入西方社会,奉行大西洋主义的外交政策。他认为：“俄罗斯要想在国际事务中占有一席之地,只能加入最充分发展的民主国家行列,这样才能占有历史和地理给自己确定的在这些国家中应有的地位。” 正是凭借这样的认识,这一时期俄罗斯基本上继承了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外交思想，将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作为对外政策的核心,并且致力于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制定如此政策的最终目的是希望通过这些行动能够从西方国家谋求到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同时，既加入西方大国俱乐部,又保持自己的大国地位。但是事与愿违，俄罗斯在外交政策上的步步退让却没有得到所期许的回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视俄罗斯为异己，采取防范、削弱、限制、融合的政策。在援助俄罗斯的问题上，更是不肯轻易解囊：西方国家首脑会议1992年和1993年先后两次宣布向俄罗斯提供240亿美元和434亿美元的援助，但这些援助，或都附有苛刻的政治、经济条件，或利息太高，俄罗斯真正得到的援助屈指可数。
实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展同俄罗斯的关系往往是别有用心的，其最终目的只是削弱俄罗斯,遏制其恢复强国地位。美国人始终认为,“帝国的冲动在俄罗斯始终存在,美国根本就不把俄罗斯看作是一个和自己平起平坐的强国,在美国人的眼中,掐头去尾的俄罗斯已下降到贫穷的和依赖别人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地位。”［3］
尽管如此，俄罗斯人心底的强国意识却丝毫没有因为国力的急剧削弱而受到影响，反而更为强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不能满足俄的要求，甚至不顾俄的国家利益,同时俄倒向西方的政策又使其疏远了与传统盟友的关系，进一步缩小了俄的国际影响力。至此，叶利钦所奉行的亲西方的大西洋主义终于激起了俄罗斯上下的强烈不满。这就迫使叶利钦不能不对外交政策作出一定的调整。
(二)东西兼顾的双头鹰抉择
实际上,从苏联一解体,俄罗斯国内对于亲西方的大西洋主义的外交政策就有不同意见。1992年3月, 叶利钦的高级顾问谢尔盖・斯坦克维奇就曾经撰文,要求重新考虑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他认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必须特别注意加强在东方的阵地，优先考虑同东方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俄罗斯科学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西塔良院士也指出，“ 俄罗斯在发展同西方合作的同时,也应该大力关注亚洲方面(包括印度和中国)及近东各国”。从1992年末起,俄罗斯从地缘政治利益考虑，开始逐步调整其对外政策, 将目标转向东方，在外交上既注视西方，也注视东方以保持东西方平衡。即东西兼顾的双头鹰战略。1993年4月30日,叶利钦正式批准出台了《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其中确立了“俄罗斯要实行欧亚平衡外交的方针,欧亚平衡外交原则是强调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保证俄罗斯在世界影响力的平衡中，在调节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多方面进程中,起着与其大国地位相适应的作用。其实质是以其惟一与美国抗衡的核威慑力量和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地缘政治中的优势为后盾，对其国家利益和安全利益重新认识和进行战略定位，以东方外交促进西方外交,积极与西方抗争,发挥与欧亚大国相称的作用,努力使其成为多极化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同时,俄罗斯在外交实践中也开始进行调整:从1992年底到1993年初,叶利钦相继访问了中国、印度,重新定位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1993年1月,俄副外长访问了朝鲜并与之进行磋商,延长《苏朝友好互助条约》；1993年2月,俄与蒙古签订了《俄蒙友好关系合作条约》及《俄蒙军事合作协定》，与越南续签了《使用金兰湾基地的协议》，与古巴签署了《确定双方发展互利关系的备忘录》等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俄正在奉行东西兼顾的双头鹰式外交战略，开始重新重视对东方国家的外交。
综上所述,尽管俄罗斯的对外政策由亲西方的大西洋主义调整为东西兼顾的双头鹰战略，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外交的中心就会在东方。俄罗斯人深知要在国际社会中站稳脚跟并恢复其大国地位,首要的是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支持,并且俄罗斯国内经济的发展也同样需要实力雄厚的欧美国家的帮助。正如评论指出的：“从总体上看,俄罗斯此时依然将国家的经济利益作为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放在首要位置，加强与传统盟友及中国的关系,也仅是其对外政策的策略性调整, 主要目的不过是增加与西方国家谈判的筹码,同时也是对西方国家感到失望的一种本能反应。”［4］
2000年3月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后，开始承认俄罗斯只是地区大国的现实，并从这种认知出发，采取了务实、灵活的新外交政策。这种新外交政策是对国家利益进行重新审视和认知的结果，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永远都是最大程度地实现当前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的国家利益。2000年出台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已经把维护国家利益中的经济利益放到了外交的首位。在外交实践中,普京既改变了叶利钦执政早期俄罗斯所奉行的 “一边倒” 的亲西方外交政策,也舍弃了其执政后期为显示大国地位而不顾国力广泛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的做法,确保其活动范围主要集中于涉及其切身利益的领域,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俄罗斯进一步加强与独联体的合作，团结独联体各成员国。俄开展东西方平衡外交,在东方加强与中国、朝鲜、印度等亚太地区国家的战略协作；在西方增强与欧洲的联系,突破俄美关系僵局,确立了与美国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而在北约东扩、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等自身无能为力的问题上，采取较为温和的低调处理方法。 但是在关系到国家安全、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方面,如在车臣问题上俄却毫不让步，并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国家的根本利益。
参考文献：
［1］刘军.全球化背景下的俄罗斯国家定位［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
［2］恰达耶夫.哲学书简［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197.
篇10
国际私法就是在适用与限制外国法的过程中产生与 发展 起来的，是限制和适用外国法的对立统一。在分析适用外国法制度的基础上，揭示国际私法相关 法律 制度的基础——国家利益，各个国家无论是限制还是适用外国法，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在国际私法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要把维护国家利益和促进国际 经济 交流与合作结合起来。
关键词：限制；适用；国家利益；外国法；国际私法
所有法律都会表现出一种价值上的判断（value judgments），也就是对社会中的特定问题应该如何解决的看法。[1] 国际私法是调整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的部门法，它主要调整国际私法关系。但是国际私法对私法关系的调整是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即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发展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从国际私法的起源和发展趋势来看，虽然国际私法涉及到外国法的适用，但是国际私法对外国法的适用和承认同样受制于一国主权和国家利益，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际私法是对外国法的限制和适用的对立统一。
一、国际私法的起源
在近代意义的主权观念及主权国家产生以前，正像沃尔夫所指出，西塞罗所处的罗马时代，他们认为，“除了我们的市民法外，所有其他的市民法是怎样的粗制滥造和几乎达到可笑的程度，是难以想象的。”“他们拒绝采用外国诉讼人本国’的特定法律，显然这是因为，如果这样做了，也许要造成法律的退化。”[2] 自12世纪以来，随着罗马帝国的解体，在欧洲形成了许多城邦国家，各城邦国家除继续适用罗马法以外，还制定了许多城邦法则，城邦之间的法则各异。此时欧洲地中海诸国，由于经济的发展和 交通 的便利，如威尼斯、热那亚、弗罗伦萨等城邦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十分发达，产生了大量的民商事交往。当时的意大利法学家巴托鲁斯(bartolus)为适应这种新形势的发展需要，提出了“法则区别说”(theory of statutes),他主张把法则按不同的顺序分为三种：即关于人的法则、物的法则、关于行为的法则；进而指出：住所地法为人的法则；物之所在地为物的法则，行为地法为行为法则。不同性质的法则调整不同类型的涉外民商事关系，他指出：用住所地法来调整当事人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方面的法律冲突，用物之所在地法来调整不动产物权方面的法律冲突；用行为地法来调整行为方式方面的法律冲突。他首次提出了法则的域内效力和域外效力的问题。他反对严格的属地主义的法律适用原则，主张内国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适用有关的外国法律，这就是最早的国际私法理论。[3] 沃尔夫曾深刻地指出，冲突法“在中世纪时代的意大利城邦产生时，人们曾经认为它是超国家的法律；那时佛罗伦萨、波罗尼亚和摩德纳没有个别的国际私法体系，它们有着同一法律，这个法律是所有的城邦所共有的，而且出自同一的渊源。”[4]
19世纪以来，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调整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法律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变化。一是调整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的部门法——国际私法本身更加完善。除了原有的冲突规范外，产生了大量的实体规范。在实体规范中有统一实体法——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也有各国的调整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专门的实体法。二是，统一实体法的产生的发展有的已经从国际私法之中分离出去形成了很多部门法。如国际投资法、国际贸易法。
从国际私法产生和发展的 历史 来看，国家私法的产生和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作为内驱力的。在国际私法产生以前，在处理涉外民商事关系之时，要一国的统治者或法院去承认并适用与自己的规定不同的外国法是很难想象的。国际经济贸易发展到了今天，在处理涉外民商事关系时，如果认为还有完全拒绝承认和适用外国民商法的国家同样是不可想象的。国际私法的发展历史是对外国法的限制与适用的历史，是不同集团（包括国际组织、国家、城邦等）利益博弈的历史，是一部法律价值协调史。国际经济利益成为主权者制定国际私法的主要考虑因素。由于人类社会还是以（主权）民族国家为主要形式生存和发展的。因此，各个国家的利益需求不可能完全一样，有时候也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为了在国际经济贸易交流中减少成本，各国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制定了国际民商事交易规则。这种妥协在客观上减少了各国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对抗和冲突。
二、国际私法的几种典型学说分析
1、胡伯(huber)的“三原则”
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荷兰的工商业经济在西欧日益强大,特别是当荷兰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建立荷兰共和国之后,为了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自由经济,对外殖民扩张的需要,同时要求其利益在法律上能够得到保障和摆脱封建的割据状态、绝对属地主义的束缚。在此背景下，胡伯提出了“三原则”说：(1)任何主权者的法律必须在其境内行使并约束其臣民,但在境外则无效;(2)凡居住在境内的人,包括常住的与临时的,都可视为主权者的臣民;(3)每一国家的法律只在其本国领域内有效,但根据礼让,行使主权权力者也应让其在自己境内保持其效力,只要这样作不损害本国家的主权和臣民的利益。他的这种主张提出了国际私法的一项重大原则,就是承认或者不承认外国法的域外效力,适用或者不适用外国法律,完全取决于各国的主权考虑、取决于国家利益。
2、意大利孟西尼的国籍法说
意大利的孟西尼于1851年在都灵大学发表了题为《国籍乃国际法的基础》的著名演说,把民族权力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提出了法律适用上的国籍法学说。他主张应给予国籍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并作为国际法的基础,每个人都应适用其本民族的法律.其学说可以概括为三项原则：第一,国籍原则,即人的身份能力,亲属关系和继承关系等应适用当事人的国籍国法；第二,属地主权原则,即以公共秩序为目的的法律,应当适用于居住在该国境内的一切人；第三,意思自治原则,即物权,债权等财产法律关系,可适用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律。这样，他确立了国籍原则、国家主权原则、自由原则，法律的选择适用正是在国家利益、个人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同时，他也指出，某些法律既可以适用于外国人，又可以适用于本国人，不过，也有例外，这个例外就是公共秩序。
3、柯里的“政府利益分析说(governmental interests analysis)”
1963年,柯里(brainerd currie, 1912-1965年)教授在他出版的《冲突法 论文 集》一书中提出了“政府利益分析说”。他认为，在冲突的双方中只有一方有政府利益。所以,在审理涉外案件时,如果只有一个国家有合法利益,就应适用这个国家的法律；如果两个国家有合法利益,而其中一国为法院地国时,则无论如何应适用法院地法,即使外国的利益大于法院地国的利益；如果两个外国有合法利益,而法院地国家为无利益的第三国时,则可以适用法院地法,也可以适用法院依自由裁量认为应适用的法律。十分明显,柯里是赞成尽可能适用法院地法的，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法院会认为自己的国家在案件中有“合理的利益”，从而排除外国法的适用，那么冲突法就不起作用了。.柯里的“政府利益分析说”遭到了广泛的批评，英国学者莫里斯曾指出:柯里“试图抛开法律选择规范的做法,就像要抛出一个自动飞回的飞镖”。[5]
三、国际私法的基点——国家利益
法律往往表现是维护和实现利益的工具，法律以权利义务为机制来协调和分配利益。法律和利益是不可分离的，没有利益的需求和分配，法律就不存在了。耶林认为，法律的目的在于实现社会利益，其手段是通过报偿实现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平衡。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利益平衡是法律控制社会的手段，具体办法是大力提倡工商贸易。[6]从本质上来说，有关国际民商事的法律只不过是维护和实现国家经济利益的工具罢了。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类来到地球之后，要吃穿住行用，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生活需求，于是出现了利益的问题。 “利益”一词源于拉丁语，意为“与人或事有关的，有影响的，重要的”。[7]英国 哲学 家霍布斯认为每一个人的目的都是为着他自己的利益，“自爱心”、“自利心”是人的 自然 本性，是造成历史动乱变迁的根源；18世纪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认为，利益是社会生活中的唯一、普遍起作用的因素，利益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社会矛盾的根源，一切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可以从利益那里得到解释。人们追求利益的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人类社会中不同集团、不同阶层的各式各样的冲突，归根结底是一场利益的冲突。因此，爱尔维修把利益制约社会生活看作是一个不可违背的 规律 。于是有了“河水不能倒流，人不能逆着利益的浪头走”的名言。
国家利益是国际 政治 学中的一个概念，我国一些学者赋予给“国家利益”的定义：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在国际关系格局中生存与发展需求的总和。还有人更进一步表述为：国家利益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开放的国际关系的竞争中认定的物质与精神的生存与发展需求的总和。[8]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国家利益包含着三个要素：即国家主权、不干涉和国家的忠诚。
国家主权原则，是指一个主权国家具有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对内和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主权原则对内表现为国际立法对其境内的一切人、物和行为以及领土外的本国人实行管理的最高权力。主权原则对外表现为国家在对外交往中独立、平等，不受他国的非法干涉，国家之间相互尊重主权，“平等者之间无裁判权”。主权原则是国际私法产生的基础。正是在有关国家相互尊重主权的原则下，才有了各国的民事、经济交往。才有了内国法在适当的时候承认和适用外国法，也有了在一定的条件下承认和执行外国法的判决。这一切的产生、发展都是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前提的。在一个政府主权或者主权不完整的国家，没有真正的司法独立权。无权审理涉及外国人的民商事案件，就没有国际私法。[9]
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是要依靠自身的经济基础的。经济资源是有限的，每一个国家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利用他国的资源、技术，涉外经济交往中的当事人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的。从国际私法的起源来看，国际私法的产生是为了适应国际民商事交往需要而产生的。 现代 社会的竞争，是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为龙头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围绕市场和资源等经济权益的斗争日益激烈，一国的经济发展更容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冲击；而且，由于国际旧的经济秩序的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利用其占优势的经济实力制定对其有利的国际经济规则，并迫使广大发展
四、外国法适用制度的分析
关于国际私法性质，有国内法和国际法两说，笔者认为，国际私法更应归于国内法的范畴，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国际私法主要是国内法：其一，国际私法的立法与运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其二，国际私法最主要的渊源仍将是国内法，而有关的国际条约一般只约束缔约国，至今并不存在约束所有国家的国际私法规范，而在一些国际条约中，国家可以对某些条款作出保留或者借口“公共秩序”拒绝适用；其三，在国际私法的适用和有关 法律 制度设计上，各国往往在尽可能运用本国法的情况下，适当的情况下准予适用外国法。
以下着重论述外国法适用的有关制度：
1、识别（qualification/classification）
识别是依据一定的法律概念，对待决条件的事实情况或有关问题进行定性和分类，把它归入独立的法律范畴 从而援用那一条件冲突规范的认识过程。识别冲突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法院地与有关外国法律对同一事实构成作出了不同的分类，采用不同国家的法律概念进行识别就会导致使用不同的冲突规范和不同的准据法的结果。[10]除了所有权的性质依据物之所在地法这个相当特殊的例子外，“不能说是将法院已经指定了任何一种始终如一的法制议论，它们从判决在依据法院地法识别和依据准据法识别两个极端之间变动”。识别问题不能用一条准则规定下来，应留待法官自由裁量。[11]从国际私法的实践来看，各国法院都普遍依法院地法对案件的事实或问题进行识别。
2、反致（renvoi）
1841年，英国出现了第一个关于反致的案例，即科利尔诉里瓦茨案（colierv.rivaz）在该案中，法院需考虑一个英国国民所立的遗嘱及其6个附件是否有效。对是否采用反致制度，存在着争论：赞成反致者认为，在本国法院按其冲突规范的指定适用外国法时，如果采用反致制度，就可排除依本国冲突法规范应当适用的外国法，使本不适用的本国法得以适用，从而扩大了本国法的适用范围，采用反致符合国家主权原则；反对者认为，通过反致一味地为了扩大本国法的适用，而排除本该适用的外国法，有悖于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这种争论的实质是维护本国主权抑或尊重他国主权。
3、公共秩序保留（reservation of public order）
公共秩序保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共秩序保留”可以排除依国内法或国际私法条约中冲突规范的指引本应适用的外国法的效力及拒绝承认依外国法产生的限制，也包括对内国法肯定的一面，即本国法律中的某些规定，因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基本政策和道德与法律的基本原则，从而必须在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予以适用，无须经本国冲突规范的指引。
首先以法律形式明确公共秩序制度的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其第 6条规定：“个人不得以别的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法律…….如果当事人选择外国法违反法国的公共秩序则不适用。”
公共秩序的含义颇富弹性，诸如公共政策、法律秩序、善良风俗、法律基本原则、社会公共利益等均可称为公共秩序。[12]公共秩序本身是一个含糊的感念，我们不可能要求 政治 制度、社会结构和 历史 文化传统等方面都不相同的各个国家对公共秩序有一个共同的理解。[13]尽管在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公共秩序有不同的表述和理解，但其本质是一国法律和道德的基本原则或该社会的根本利益。[14]
2、法律规避（evasion of law）
法律规避是在涉外民商事领域中当事人为了利用某一冲突规范，故意制造连结点以避开本应适用的准据法，从而适用对其有利的另一国法律的行为。在国际私法史上，法律规避问题引起广泛的关注的是在1878年的法国最高法院对鲍富莱蒙婚姻案作出的判决。法国法院认为，鲍富莱蒙夫人取得德国国籍的动机虽然是为了规避法国法律不允许离婚的规定，因而构成了法律规避，法院判决鲍富莱蒙在德国的离婚和再婚无效。[15]
各国对法律规避进行规定的目的是，如果承认法律规避的效力，必然造成法律关系的不稳定、损害国家利益。
3、外国法的查明（ascer rainment of foreign law）
外国法的查明基于“法官应知法律(jura novit lurita)”的古老谚语。但是由于 现代 社会各国法律众多而且规定不同，实际上法官不可能熟知所有的法律，所以存在外国法的查明问题。对于“外国法”是法律事实还是法律本身问题存在着争议。国际私法实践中，一国法院根据本国冲突规范指定应适用的外国法时，无法查明外国法的解决办法，一般以内国法取代、适用外国法或者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或者抗辩。 五、国际私法的未来
20世纪50年代，国际私法出现国际统一趋势。1951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成为常设国际组织，“私法统一协会”等全球性的国际私法统一化组织也建立起来了。联合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一直致力于国际贸易法的统一工作，先后在国际货物买卖、国际货物运输、国际票据和国际商事仲裁领域制定了一批十分重要的国际公约和示范法，如1980年的《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1985年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等。联合国其他一些机构也分别在不同的领域为国际私法的统一作了不少工作。但是，由于各国的政治 经济 利益的冲突和法律的差异，所谓的统一只是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统一，这种统一的进程注定是缓慢和艰难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它们对国际私法的 发展 提出了诸多挑战：[16]
1、新科技革命对国际私法的挑战
以 电子 计算 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地球成为一个村落，人们的资源共享的能力和机会大大加强。信息技术的的广泛应用已带来许多方面的法律冲突，主要集中在跨国侵权、知识产权和电子商务三大领域； internet的产生与发展对国际私法的现有制度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7]（1）对连接点的挑战；（2）对法律选择方法的挑战；（3）对准据法的挑战； （4）对管辖权的挑战。（5）对国际民事诉讼送达、取证的挑战。
2、全球化对国际私法的挑战
当今人类社会，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人类真正进入了全球共存与竞争的全球化时代，由此而出现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生态全球化、法律全球化等诸多全球化现象。[18]在国际私法领域里，有学者提出了国际私法趋同化问题。国际私法的趋同化对传统国际国际私法的性质、功能、范围和相关制度提出了挑战。[19]其中，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挑战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家主权受到一定的限制、“人权高于主权”日嚣尘上。
在科技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过程中，人们有着诸多的共同利益，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国际私法适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要求，在推动和促进国际民商事交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已成为国际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但是，这只是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的合作，没有共同利益，这种合作与统一是不存在的。在当今世界，由于旧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仍然存在，国际社会的矛盾和对立从来没有停止过。
不可否认，全球化是一种客观的趋势与进程。但是，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限制，主要是一些经济方面的部分主权的让渡，一些涉及到本国经济命脉的领域是不可能让渡的，而且，这种让渡是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主要是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其次，国家主权相对限制的实质是国家主权一定程度的强化。它们之所以能够让渡部分国家主权，正是想以此方法来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分享资源和经济成果，从而发展本国经济，增强本国的综合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要存在主权国家，就存在着利益的冲突，所以国际私法是适用与限制外国法的统一的基础是国家利益。
六、余论
“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法律的冲突归根到底是利益的冲突， 国际私法就是在适用与限制外国法的过程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是对外国法限制与适用的对立统一，是在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基础上的对立统一。在新科技革命发展和全球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国际私法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把维护国家利益和促进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结合起来。
参考 书目：
[1] 邢钢. 国际私法中主权原则.[eb/ol]. 北大法律信息网，2006-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