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化差异的理解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文化差异的理解，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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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李安；中西文化差异；融合

中图分类号：J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0-0101-02

一、李安电影对“家”理解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李安从第一部电影《推手》开始，就喜欢用“家”这一主线来表述故事。看似固定在某一地点上的“家”，其实渗透着中西方关于“家”这一文化载体的不同内涵。其“家庭三部曲”的主要场景，大多体现在中国式的家庭中。中国家庭注重的是“同堂”的传统，这是一种“家国天下”的体现。然而在西方国家中，“家”主要以夫妻为主体，其子女成人后大都各自组建自己的家庭，强调个体的独立性。《喜宴》中，儿子伟同并未跟父母住在一起，二老飞到美国参加儿子按照西方习俗举办的婚礼，母亲为没有举办中式婚礼而落泪。“家庭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饮食男女》，更是表现了中国传统的家庭文化。在中国家庭文化中，饮食占据重要位置，餐桌上的所有事物都渗透着中国人的传统和文化渊源，一双筷子、家人围坐着一张桌子吃饭、先老再幼等诸多“规矩”，都有可追根溯源的文化内涵。

而在《冰风暴》里，美国家庭中“子女自由”得到了充分体现，一个想要严厉却力不从心的父亲正好诠释了西方崇尚自由的家庭观念。子女并不因家庭的存在而有较强的集体思想，他们有独立的选择，不是家庭必然的附属，这种观念使本该有的家庭温暖被忽略了。西方家庭中，父亲对于子女的管教显得束手无策，人们遇到困难时首先是怀疑和不信任，对自我的满足和对自身的认同使家庭关系显得脆弱。直到生命消逝，人们才从自私中醒悟，决定相互温暖和依赖，最终得以自救。影片最后“回归家庭”的团圆结局，正是李安在影片中反衬西方家庭文化中缺少亲情和爱的表现，呼吁“家”的重要性。

二、李安电影对“父”与“子”关系理解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父亲作为家庭的主要成员，他与下一代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家庭文化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在中西方文化中，“父”与“子”的关系显然大为不同，李安对于这种差异有自己的理解。中国的家庭文化中，家主为“父”，即“父权”，这是中国的传统。在李安的电影中，大多有父亲这一角色。最早的“家庭三部曲”其实也叫“父亲三部曲”，这三部电影中都有父亲这一典型的家庭角色，虽境遇不同，但他们均为传统的中国父亲。三部电影中的父亲分别是太极大师、大厨等，在各自的领域受人敬仰。不管是从《喜宴》中伟同为迎接父母到来而改变家中摆设，特别换上了父亲的书法作品，还是从《饮食男女》中父亲每周为家人相聚所准备的饭菜，都可以看出在中国文化中，父权是家中唯一而带有专治性质的，就好比“君权”，父亲在家中的地位最高，具有儿女和家族命运的决定权。《卧虎藏龙》中玉娇龙的父亲从未露面，但李慕白却充当着这种近似父亲的角色，坚持想要引导玉娇龙走向正途。

在西方文化中，由于家庭是以夫妻为单位组成，中国文化中的“父权”就不存在了。《冰风暴》中的父亲一直想要严厉管教子女，却总在管教之后心生不忍，就这样反反复复，再加上追求自由平等的社会文化，导致父亲无法建立权威的现象，更没有“家中父为大”的局面。《喜宴》中，艾伦在提到自己父亲的时候，随意的口气和长久未曾见面的事实，也证明了其父在儿子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

李安电影里中国传统文化中父亲是威严的，且受到子女的仰望，而在西方文化中父亲似乎是一种挑战、反叛，甚至带有“弑父”的情节。比如说《绿巨人》中，当儿子得知自己是父亲的实验品之后所做出的行动，能看出李安所表达的中西方文化中父子关系的差异。

三、李安电影对爱情理解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卧虎藏龙》《理智与情感》这两部影片从“理性”和“感性”的角度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待爱情是保守的，而西方文化对待爱情和婚姻的态度是自由的。《卧虎藏龙》中，俞秀莲对李慕白的情感来自外界的压力，直到最后他们的爱恋才被彼此放到明面上来承认。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父命为大”，直接掌管着儿女的婚姻大事，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这种情况被普遍延续。

再看《理智与情感》，同样是阶级化严重的“封建社会”，面对父母安排的婚姻，两位女主角的爱情完全取决于自己的主观思想。大姐较为理智和克制，妹妹较为热情和直率，两人选择的恋爱对象和情路的坎坷，大多也是来自于社会的等级划分和现实的阻碍。但从本质上来讲，这些阻碍与《卧虎藏龙》中玉娇龙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四、李安电影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凸显与融合

（一）李安电影将中国古典美学融入好莱坞。李安在台湾的生长经历和在美国的求学过程，注定他是属于世界的。李安进军好莱坞，他的影片运用了好莱坞典型的叙事结构和单一的线性情节，在受众的观影体验上符合西方人的审美。中国传统文化对他儿时的熏陶，使李安站在国际的舞台上，把中国的古典美学融入到西方的叙事方法中，向全世界观众灌输着中国的文化和古典的美感。

李安电影镜头的运用如同中国国画的渲染手法，讲究中国古典美学寓情于景的含蓄，也讲究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他总是通过细节向观众述说着镜头表面下的深意，与此同时，李安也喜欢长镜头的环境描写，把人物所处的大环境用一种大景别的长镜头慢慢表现出来，观众不知不觉地走入他所描绘的世界。如《断背山》中用大景别的长镜头表现两个牛仔的放牧环境，蓝蓝的天空、延绵的绿色山脉、满眼的星辰、流淌的河水，两个牛仔无聊的生活，在这样一种自然柔和的氛围中滋生出的爱恋，是可以被大多数人理解的。异曲同工的安排还出现在《冰风暴》中，冰风暴在短时间内打破了人们的生活，它所带来的冲击和破坏，似乎是在这种冷漠的社会背景下酝酿已久的。而在《绿巨人》中，绿色基调奠定了影片的悲剧性和压抑感。

李安喜欢没有声音的画面，并且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电影，在没有台词的画面中，凭借演员扎实的表演功底，加上环境所表现的情感基调，两者合二为一所表现出的张力和内在的情愫，正是李安所喜爱的。

（二）李安电影汇集了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反思、交融。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早已显现，李安作为一个导演，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并在电影中体现出来。从第一部影片《推手》开始，李安就以客观、理性的态度来表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既传承中国的传统美学，也对中国封建思想进行批判；既表现西方的开放和自由，也在用一种审视的眼光公正看待问题。“家庭三部曲”的故事均发生在具有典型中传统文化“父权”的家庭中，却也在有形和无形之中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推手》中，父亲与儿媳之间的摩擦，起因便是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双方无法相互理解，直至最后矛盾升级，父亲离家出走。《喜宴》中，父母来美国参加儿子的婚礼，却不知道新娘是“假”的。西方开放的恋爱环境，同性恋已被社会逐渐接受，相比中国传统的恋爱观来说是无法理解的。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冲突显而易见，但反思和交融在李安电影中得到了很好体现。比如《喜宴》中，李安对人们在闹洞房中的表现是坚决批判的。《冰风暴》中，李安对于西方的性自由观念，以及“派对”等也是持批判态度的。《推手》中，儿媳开始学习太极，以及父亲偶尔去儿子家小住，表现了西方人在接受中国的文化，同时“退一步海阔天空”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化解了家庭中的尴尬。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喜宴》《饮食男女》以及李安的其他影片中。

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中国视角的“家庭三部曲”，还是西方电影的《理智与情感》《冰风暴》等，传统观念都在某种程度上被瓦解，再被重塑，中西方文化在李安的电影中冲击碰撞之后，大多重组，最终走向平衡。

（三）李安电影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理解对中国电影发展的意义。不管是赞赏的眼光还是批评的声音，李安电影在国际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作为华人导演，能站在奥斯卡领奖台上的并不多，且受到观众如此推崇的更是屈指可数。李安的经历造就了他对于人性的思考和对文化融合的探索。李安的电影在西方引发了“中国热”，或者说是世界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这是一个被接受的过程，是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毕竟并不是所有华裔导演在影片中表现出的中国元素，都会被西方乃至全球的观众接受和吸收。

李安在好莱坞的大环境中，秉承着中国传统的文化内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对于文化的公正和客观的诠释，是他被世界接受的主要原因。有部分中国观众对李安持完全批评的态度，这一部分人认为，在很多中国题材的电影中，李安运用了好莱坞的叙事手法，并且对传统中国的再现有失水准。比如《卧虎藏龙》中，李慕白最后对俞秀莲“莎士比亚式”的告白。但是，这种方式使得绝大多数西方观众深刻体会到两人之间的情感，并且感悟到中国武侠世界儿女情长的无奈和神圣。

李安于中国电影的发展来说，最大的意义是他在思考和探索之后找到的平衡，一种影片外化的中西方文化的平衡，更是内在的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所要达到的平衡和融合。

参考文献：

[1]张靓蓓.十年一觉电影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莫娃，付慧敏.阅读李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金洪申.家庭伦理与爱情伦理协奏曲――李安电影综论[J].电影文学，2007（02）.

[4]黄文杰.李安华语作品解读[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3（03）.

[5]胡智锋.影视文化前沿[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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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外语；教学；文化素质；英语沙龙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2-0316-03

教学大纲是教学所要遵循的根本大法，但是就文化这个侧面来看，大纲中未明确文化教学的内容、目标、方法或要求，这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遗憾。大纲对听、说、读、写等知识性学习与技能性训练的指导非常成熟且完备，而对文化学习方面显然未予充分重视，或未提到议事日程中来[3～4]。

不讲文化，语言教学就显得干瘪枯燥毫无魅力与美感可言；讲文化，现实上又缺乏一定的指导。我们只能对大纲进行理解与深化，领略大纲的精神，在不违大纲原则的情况下，结合学校实际和学生专业特点，制定适合本校的文化教学指导原则，确定教学内容、目标及基本要求。这样就能切实地把语言课上得鲜活，上得有情趣，有深度，从而促进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经验丰富的教师上课时能够做到有张有弛，游刃有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教材有着深入的理解，他们在课堂上能够充分的调动学习的积极性，活跃课堂就是因为他们对教材的深刻品读，一个词汇、一个语言点、一个文化现象他们都可以凭借个人的积累在课堂上深入展开，充满着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教材中通常不会也不可能把涉及到的所有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都详细的罗列，这要求教师针对班级的实际有的放矢地对学生感兴趣的重要文化问题进行拓展和补充。在有必要的情况下，教师还可以开发文化学习方面的补充材料或教材，满足学生的文化学习需求，同时需要教师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5]。

1.尊重文化差异，建立平等的文化观。文化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大学是传播文化的中心，一定要有广阔的胸襟去欣赏、包容不同的文化。文化本无优劣之分，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独特的魅力。有平等才有对话和交流，要承认，尊重，欣赏这些存在的文化差异。与本民族文化进行比照，进而取长补短，不断的丰富本民族文化，在与不同文化不断交流中发展本民族文化。

2.提高教师综合文化素养。外语教师有着跨文化的身份，教师文化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教学质量。教师的文化素养包括学科文化素养和教育科学素养。学科文化素养包括学科知识和文化。教学的文化含量越高，语言理解越深入。教师一定要从自身人格塑造、审美、文化修养等等方面不断完善和充实自我，做一个文化人、学术人、合格的教育者。

3.充分发挥外籍教师作用。一个合格的外籍教师能够尊重教学规律和学生发展规律，同时他们有着对本民族文化方方面面的深刻理解与熟练把握。因此，外籍教师常常能弥补中国教师在外语词汇运用、外国文化理解等方面的不足。中国教师与外国教师可以相互交流，交换不同看法，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中国教师可以向外国教师学习他们语言运用中的长处，外籍教师也可以向中国教师了解他们不熟悉的情况，相互协作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

4.重视与文化相关的教研、科研活动。科研与教研能够极大地指导教学、促进教学，引领教学走上科学高效的发展之路。文化教学领域内的科研与教研活动尚明显不足，除了文化涵盖面甚广，不宜驾驭，不宜评估等因素外，对文化教学重要性缺乏足够认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文化方面的科研、教研活动能够接示文化教学规律，更好的指导教学实践。反过来教学实践又会为教研、科研提供及时的反馈。促进教研和科研活动的展开，从而形成以科研和教研促进教学，教学为科研提供支持的良性循环[6～7]。

5.文化教学经验的总结与交流。教师要对教学进行不断的反思，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总结教学经验。同事之间的交流可以活跃思维，激发思考，弥补个人因经历、视角等差异而带来的不足。文化教学有很多不同于知识性教学的特点，理论与实践方面还没有形成成熟的体系，这就使得经验的总结和交流更为重要。

发挥学生主体性：

1.从关注中国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文化开始关注文化差异问题。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与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接触自然会获得新鲜的体验和不同的感悟，从而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从关注中国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文化入手，关注文化差异问题更容易，更直接，在和谐的氛围中相互交流更有利于拉近同学彼此的距离，从中获得对不同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2.主动与外国人交往。与外国人的交流和互动是我们在自己国家获得第一手的异域文化资料的捷径，对于中国语言学习者来说，精通本民族语言的外国人是一种稀缺的资源，这一点从外国人在中国受到的待遇上就可以看出端倪。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这个礼仪之邦热情好客的传统，另一方面外国人对其母语语言和文化的把握自然是外语学习者无法比拟的。在与外国人交往的过程中，可以发现更多文化差异，这种发现远比从教材中读到的知识来得直接，因而印象深刻持久。

3.培养自身文化敏感性。学生是否对文化有敏感性决定了他们辨别文化差异的可能性，同样一种文化现象对于有文化敏感的学生和对文化不敏感的学生会呈现出巨大差异，外语学习中缺乏了对文化的敏感则不会有文化辨别能力，极易导致盲目排外或自身母语文化丧失。学生自身对文化的敏感程度直接决定了他们对文化差异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对文化敏感程度低则不易发现不同文化间的行为差别，而对文化敏感程度高就如同有着敏锐的眼光和超常的嗅觉，不会遗漏文化差异的任何蛛丝马迹。外语学习的跨文化性决定了外语学习者必须具备敏锐的文化敏感性，来理解语言，顿悟文化。学生对文化的敏感需要教师的引领和指导，更需要自身的积极努力。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大胆开拓，细心体味，增强主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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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差异;国际市场营销;影响

在跨国企业进行国际市场营销中，由于受语言的歧义、对双方行为方式的不同理解、民族的排他性、不同的审美倾向等文化差异影响，各国要遵守不同的文化，因此，在国与国之间跨越一种文化环境进入另一种文化环境进行营销过程中，对文化差异加以科学地分析和研究，寻找减少和避免文化冲突的方法，采取一定的对策保证国际市场营销过程的顺利进行，是国际市场营销的重要意义。文化差异对国际市场营销的影响大体可以分为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一、文化差异对国际市场营销的积极影响

(一)文化差异为国际市场营销创造了更多的市场机会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的生活习俗、市场状况、技术条件、信仰传统等，往往能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市场机会。如由于伊斯兰教禁止妇女在公开场合露面，以前照相机在沙特阿拉伯的销售非常困难，但后来有家企业针对这种独特的宗教文化，研究开发了“宝丽来”快照相机。使用该照相机可以私下给妻子、女儿照相，并在家中自己冲洗。因方便、实用的优点，“宝丽来”相机在沙特阿拉伯深受欢迎，很快就流行起来，且逐渐受到其他地区消费者的喜爱，一度成为全球相机市场的新宠。可见，文化差异可以为企业开发新产品带来灵感，企业在跨国经营和营销时应认真研究不同目标市场的文化特征，分析其中的文化差异，加深对文化差异的理解与认识，从而在目标市场上寻找新的市场机会。

(二)文化差异有利于国际市场营销人员进行市场细分

市场细分是企业选择目标市场的基本方法，目标市场是以市场细分为基础和前提的，只有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市场细分，企业才能根据不同细分市场的需求特征提供相应的产品。在国际市场营销中，文化是企业市场营销活动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以文化差异为依据进行市场细分，有利于企业识别不同市场上的文化偏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如坎贝尔公司根据文化差异将美国国内市场分为南部市场、西北市场、西南市场、西班牙后裔市场、费城市场等不同类型，然后针对不同市场的需求特征和消费偏好，研发了数十种不同的产品分别在不同地方加以推广，取得了很好的市场效果。

(三)文化差异有利于企业形成国际市场营销的“文化垄断优势”

文化差异可能导致企业国际市场营销的障碍，但很多情况下企业背后某种特定的文化差异在异质文化市场上会因其独特性、新颖性而赢得当地消费者的关注，甚至偏爱。因为，这种异域的文化是独特的、陌生的，对目标市场的消费者往往充满了诱惑力，能给人以新鲜感，带来他们在本国熟悉的文化氛围中无法得到的满足。这就使企业形成了国际市场营销的“文化垄断优势”，得以借助文化的力量，推广自己的产品和品牌，并获得丰厚的利润回报。如全球快餐大王麦当劳公司在拓展海外市场时，面临着来自世界各国的文化差异，依然将其“快餐文化”成功地辐射到全球市场，在与美国文化迥异的亚太地区，也拥有四、五千家连锁店，且销售量占全部销量的16%以上。在中国，一度出现过很多在店面装潢、食品种类、定价、促销活动等方面都与麦当劳相似的快餐店，但大都经营惨淡，难以维持，关键原因正在于其文化的差异性。

(四)文化差异有利于加深企业对国际市场营销的整体环境的认识与理解

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及重大影响能使企业意识到国际市场营销环境的复杂性，促使企业积极主动地去分析和研究其他环境因素，如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法律环境、技术环境、自然环境等，加深对国际市场营销整体环境的认识。例如企业对目标市场的文化体系有了深入的了解之后，就会对其政治法律体系产生清晰的认识，因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往往是在该地道德文化和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制定的，深受文化的影响，是社会文化规范的条例化、制度化，国际市场营销中政治法律环境的差异在本质上是文化差异，政治法律方面的营销障碍归根到底还是文化障碍。

(五)文化差异有利于企业在国际市场营销中塑造品牌的独特个性

品牌个性是最能深入人心、最有价值的品牌属性，一个品牌只有具有独特的品牌个性，才能与竞争对手区别开来，体现自身的特色与魅力。品牌个性中所蕴含的文化能否得到消费者的认同，能否引起消费者的共鸣并使其产生好感，对于企业品牌形象的塑造、竞争能力的提高都十分关键。而文化差异的存在，使企业得以从不同市场的文化特征出发，塑造不同的品牌个性，形成独具魅力的品牌特色。如可口可乐在中国市场上既注重其“快乐共享”这一品牌理念的推广又不断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到自己的品牌个性中，不仅推出了中国人都熟悉的泥娃娃“阿福”的特别包装，而且在广告中刻意将可口可乐与贴春联、放鞭炮、过大年等富有中国特色的情景联系在一起，以本土形象拉近与中国消费者的距离，品牌的亲和力大大增强。

二、文化差异对国际市场营销的消极影响

(一)文化差异的无形性构成了国际市场营销中难以觉察的营销障碍

“鱼在水中畅游，但感觉不到水的存在”，人类也一样。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以及不同的区域与种族，都存在相应的文化，人的一切行为都深深打上了文化的烙印，但在行动时人们却不会意识到是文化在支配着自己。可见，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无形的。同样，不同国家与地区、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也具有无形性，令人难以察觉与把握。所以很多企业在国际市场营销进程中，往往能注意到目标市场上的政治法律、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并主动调整企业的营销战略以适应市场的需要，却忽视了文化差异这一关键因素的影响，导致营销决策的失误。 如可口可乐公司刚在香港推广其饮料“雪碧”(原名“是必利”)时，在包装标示、定价、饮料口感等方面都做得很成功，与当地消费者的收入水平、饮食习惯相适应，也符合有关的法律法规，但市场一直不景气。公司经过调查发现问题出在品牌名称上，“是必利”的语音在香港人眼中极不吉利，后来公司针对香港居民的中华文化背景及汉语言文化的特色，启用了现在的品牌名称“雪碧”，才扭转了局面。

(二)文化差异的长期性构成了国际市场营销中难以逾越的文化壁垒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日益加快，电子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已经将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用加拿大教授麦克卢汉的话来说，就是“世界正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一个比村庄大不了多少的世界”。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处的仍然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文化便是这多元化世界的重要区分因子。虽然，人们在相互交流与碰撞的过程中会互相吸收对方的优秀文化，部分地放弃或修正自身的文化，但是，正如美国哲学家咯兰所说，人或多或少可以改变自己的服装、政治观点、宗教、哲学等，但却无法改变自己的祖父。作为千百年知识经验积累的结果，文化具有长期性，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民族在某些方面的文化差异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会成为国际市场营销难以逾越的文化壁垒。如穆斯林是禁止饮酒的，所以无论是法国的葡萄酒、苏格兰的威士忌，还是德国的啤酒，在穆斯林国家都没有市场。

(三)文化差异加大了企业国际市场营销调研的难度

营销调研是企业获取市场信息、科学认识市场的重要手段，是企业把握市场机会、制定各项营销策略的基础和依据。

在国际市场营销的调研过程中，文化因素的影响非常重要，关系到调研方式的选择与调研内容的确定等一系列问题。首先，文化差异决定了企业在不同市场的营销调研方法是不同的。如在中国，企业可以通过问卷或当面询问的方法直接向消费者了解其收入水平、婚姻状况、年龄等信息，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对这方面的隐私都不太在乎，而在西方国家，人们对此却十分敏感，一般不愿向外人透露，企业需要通过有关服务机构或政府管理部门才能获得这些资料。其次，文化差异会对国际市场营销调研的内容产生影响，使调研内容更加复杂。企业不仅要了解目标市场上的市场竞争、消费者需求、营销渠道等基本情况，还要深入调查其文化体系的特征，对消费者的影响以及对企业产品和品牌的推广可能存在的文化障碍等，比单一文化环境下的营销调研需要了解更多、更为复杂的信息。

(四)文化差异会在国际市场营销过程中产生沟通障碍

跨国企业在国际市场营销中，要与消费者、政府、媒体、经销商等保持良好的关系，进行有效的沟通。而由于存在文化差异，不同的民族性格、不同的思维方式、处理问题的不同方法、对文化意义符号的不同理解、不同的政治文化导向及宗教信仰等极易导致沟通障碍。如日本有喜欢用Yes(可以)的习惯，说No(不行)在日本人心中是无能的表现，同时也非常不礼貌。因此他们在商务谈判中即使对于不同意或不能办的事情也会频繁地使用Yes，使其他国家的人难以理解他们的真正意图。沟通障碍通常会阻碍国际市场营销的顺利进行，。

(五)文化差异不利于企业在国际市场营销中的内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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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教学时，教师要注意英汉语中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词汇

如动植物词汇、颜色词汇、地名词汇、数字习语等通过对比分析英汉部分词汇的文化内涵，展示中西方文化差异西方人重理性和逻辑思维，汉民族重悟性和辩证思维，通过让学生了解这种思维习惯上的文化差异。体会其对语言表达方式的影响 进而学习英语语法，减少中国式英语的错误 ，在传递文化知识的同时，教师还要培养学生用英语思维的习惯，以英语思维模式学习英语 排除母语文化和母语思维的干扰，按西方人的观念和思维进行有效的交际，教师要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鼓励学生广泛收集适合自己的阅读材料，如各类报刊，文摘 杂志等，通过大量的阅读 学生可以开阔眼界，有助于在深层次上对异域文化有所了解，教师可以借助此幻灯片，娱乐电影等，增加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度 。

2.英语教学应注意中西方文化差异比较提高英语教学效果

交际能力不但包括对语言形式的掌握 而且包括对语言使用社会规则的了解和熟识 ，英语教学中教师应遵循语言分析和文化比较相结合的原则 注意对比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 要让学生认识到不同的语言不但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而且在交际规则上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学英语的学生不但要了解而且要深入学习英语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 风俗习惯 交际规则，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的知识，与此同时 教师还必须不断引导学生加强对本国文化的学习。使他们逐步提高对本国文化的认识，在比较中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把握二者之间的差异，从英语教学中如何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避免文化冲突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们与西方的交往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很多文化方面的冲突，直接影响到了跨文化交往的效果，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们极有必要在实际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具体措施如下：

2.1 授课教师要转变观念在我国目前的教学体系

外语教学多半只在课堂上进行，教师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如果教师只把重点放在语法和词汇教学上，学生就不可能学会语言的实际运用，也无法获得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因此，授课的教师必须要转变自己的观念，切实认识到文化冲突的危害性和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同时，教师还要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综合文化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把握英语文化知识教育的量与度，以及教学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2.2 改进现有的教学方法一直以来

小学的英语教学侧重点都放在了语言知识的传授上，而忽略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改进教学方法，在质和量两个方面对课堂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加以控制，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外还可以举办一些专题讲座，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培养出具有较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改进教学方法时，一定要使新的内容与学生所学的语言知识紧密联系，并与语言交际实践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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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语是从语言中提炼出来的短语或短句，是语言的核心和精华，也承载着各自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文化信息。在测试中，中英文化差异较小的习语如“Longhairandshortwit.”“Killtwobirdswithonestone.”学生的翻译正确率都比较高，分别为63.9%和87.6%。但是当碰到中英文化差异较大的习语或短语时就感到不知所措，如“Donotteachfishtoswim.”“Twoheadsarebetterthanone.”“aluckydog”“greenhand”“ayesman”等的错误率都超过了60%，有的甚至快达到了90%。我们知道，翻译习语一定要了解习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能望文生义，例如“Donotteachfishtoswim.”从字面意思上看，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要教鱼游泳”，但是它要表达的含义却是“不要在能人面前逞能”，与之相应的汉语习语便是“不要班门弄斧”。“Twoheadsarebetterthanone.”应译为“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从总体上看，中西文化差异小、语言反应相同的情景，对我国外语学习者来说困难就较小一些。而文化差异较大的题往往是学生学习中的难点。在遇到这类问题时，学生往往不知所措，一般会借助本土文化去处理这些异文化中的问题，其结果往往出现交际障碍，导致交际失败。这说明中小学生对文化知识背景了解不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不够强，因而不能自觉、恰当地根据目的语文化的知识来调整自己的语言产出，容易在跨文化交际中产生失误。这同时也说明我们基础英语的跨文化意识培养存在着问题。

二、跨文化意识培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为进一步了解基础英语教育中的跨文化意识培养的实际情况，笔者利用暑期教师集中培训机会，对本市的部分中小学教师进行了多次访谈，并对本市8所学校（包括重点和非重点的初中、高中）的105位中学英语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对访谈结果和调查问卷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基础英语教育中跨文化意识的培养主要存在着以下两个问题。

1.教师对自身文化修养的重视不足。教师自身文化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文化教学的质量，影响着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培养。英语教师必须广采博览，不断学习和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才能适应跨文化意识培养的教学需求。但是在调查中笔者发现，教师对自身的文化修养重视不足。例如，在问及平时阅读英文报刊杂志等的情况时，105位教师中只有11人每天必读，而几乎不读的教师有19人。由此可见，在基础英语教育中，有相当一部分英语教师对自身文化修养不重视，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受传统的语法翻译教学法的影响，多数教师只重视学生语言知识的掌握，不注意学生文化意识的培养，当然也就不关心自身文化素养的提高；其二，在中高考指挥棒的无形压力下，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只惦记着要花大量的时间来讲解句子结构、语法要点，课后还要安排大量的巩固练习，因此，很少有时间考虑语言的文化意义和学生的实际语言运用情况。另外，很多教师由于平时的工作量大、教学压力大，很少有时间和精力去注重自身文化素养的提高。

2.课堂中的文化导入和文化活动不充分。要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必须要导入文化知识，使学生有足够的文化积累。文化导入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能否把它与课堂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但是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很多英语教师在课堂内的文化导入不充分。

（1）教学中欠缺文化因素。文化因素包罗万象，存在于课堂教学中的各个环节，如课前问候、课堂操练、课后道别，又如教师和学生的着装、眼神、手势等，都可以作为文化因素教学的内容。但是，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学生对英语语言知识的掌握上，忽视文化因素的教学。调查中我们发现，105位教师中有83位教师的文化因素教学在课堂教学中的比例不足30%。在问及每个单元的教学目标是否含有文化意识目标时，74.3%的教师回答“有些单元有，有些单元没有”，没有意识到文化意识的目标应该渗透于各个单元的语言学习之中。还有个别教师没有把文化意识列入英语教学目标中。

（2）文化比较侧重不当。学习两种文化，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比较法。既要在比较中发现两种文化的巨大反差，刺激学生的好奇心，又要在比较中寻找两种文化的相似处，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进而获得一种跨文化交际的文化敏感性。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很多英语教师仿佛只对差异感兴趣。在中西文化比较时，83.8%的教师选择“更注重两者文化差异的比较”，9.5%的教师“更注重两者文化共同点的比较”，只有6.7%的教师在文化比较时既注重文化差异的比较，也注重文化共性的比较。由此可见，教师对“文化比较”的理解存在着偏差，过分强调了文化差异的比较，而忽视了文化共性的比较。

（3）学生课堂语言交际活动不足。传统的外语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以知识为中心，已经不能适应当代外语教育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目标。我们认为，现在的外语课堂应该是一种活动性和交际性较强的教学组织形式，要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就应让学生多体验、多锻炼。然而实际情况却不尽如人意，在一堂45分钟的对话课中，25.7%的教师只留给学生5分钟的对话训练时间，19.0%的教师给学生10分钟的时间，29.5%的教师给学生15分钟的时间。在问及课堂中采用角色表演、话剧扮演等真实场景模拟训练的课时占总课时的比例时，42.9%的教师回答是十分之三，而41.9%的教师回答这种课只占了十分之一。可见，教师在课堂上并没有给学生留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具体的语言交际活动以培养他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对文化的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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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西方文化差异英语教学文化导入教学效果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滋生于人类生活的整个过程,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受到经济、政治、地域及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文化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从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将文化上升到思维方式的层面,将其看成是一个民族有别于另一个民族的东西,所以文化的差异,不仅是文化本体和文化形态或产品的不同,更是一种模式的差异。

一、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

1.哲学渊源层面上的差异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思想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更注重和顺应自然节奏,遵循自然规律,同时也形成了守旧复古、循规蹈矩、求实中庸的思维方式,而不善于对自然的探索和科学的追求。西方哲学的源头在古希腊,强调天人相分,以求实求知为主旨,西方民族的个性自由、民主精神得到了充分发展,同样形成了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探索自然的品质。

2.思维模式层面上的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推崇朦胧、写意、含蓄,强调在和谐中体悟达观。西方人的思维方法从最初就把着眼点放在大本大原问题上,注重由一般到特殊的演绎逻辑推理。中国人习惯从整体中看个体,善于把握整体,合二为一,注重平衡,异中求同;而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则表现出逻辑片面性,强调理性,习惯从个体中看整体,喜欢化整为零,一分为二,注重分析,同中求异。

3.价值观与交往行为方面的差异

西方人所持有的是独立的自我观,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西方人在交际交往中注重个人隐私和独立,总是从个体的立场出发,强调个性。而中国人所持有的是依附性的自我观,这种自我观没有相对稳定独立性,因此中国人非常重视参与,以及个体与团体的关系,注重集体荣誉感。

二、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

语言和文化是共生的、互依的,两者息息相关。语言不但是文化重要而突出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文化的载体,同时还是文化的产物。二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在词汇教学时,教师要注意英汉语中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词汇,如动植物词汇、颜色词汇、地名词汇、数字、习语等,通过对比分析英汉部分词汇的文化内涵,展示中西方文化差异。

西方人重理性和逻辑思维,汉民族重悟性和辩证思维。通过让学生了解这种思维习惯上的文化差异,体会其对语言表达方式的影响,进而学习英语语法,减少Chinglish(中国式英语)的错误。

在传递文化知识的同时,教师还要培养学生用英语思维的习惯,以英语思维模式学习英语,排除母语文化和母语思维的干扰,按西方人的观念和思维进行有效的交际。教师要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鼓励学生广泛收集适合自己的阅读材料,如各类报刊、文摘、杂志等。通过大量的阅读,学生可以开阔眼界,有助于在深层次上对异域文化有所了解,教师可以借助此幻灯片、娱乐电影等,增加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度。

三、英语教学应注意中西方文化差异比较,提高英语教学效果

交际能力不但包括对语言形式的掌握,而且包括对语言使用社会规则的了解和熟识。英语教学中教师应遵循语言分析和文化比较相结合的原则,注意对比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要让学生认识到不同的语言不但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而且在交际规则上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学英语的学生不但要了解而且要深入学习英语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交际规则、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的知识。与此同时,教师还必须不断引导学生加强对本国文化的学习,使他们逐步提高对本国文化的认识,在比较中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把握二者之间的差异,从而达到准确理解和正确、灵活运用英语的目的。

1.分析和掌握文化差异的本质

语言不可能脱离文化而存在。虽然语言因文化不同而不同,但我们只停留在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表面现象上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深入学习文化差异的本质,才能达到准确的理解。如果英语教学只是简单地罗列一些文化差异现象,而没有深入到差异的本质并对学生作出解释,学生就不可能做到对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只能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阶段。所以讲清“为什么”是十分必要的,这就要求教师首先将表面某些零碎的差异现象系统化,并引导和帮助学生分析这些看似零散的差异现象的内在联系,然后通过分析差异现象找到其本质。如此循序渐进地学习,学生才能逐步学会适时、适宜地把握语言环境,熟练运用各种交际手段。

2.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现今,越来越多的英语教师认识到,英语教学的主要目标是在教授英语的过程中逐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指的是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所需要的能力或素质,它至少包括三方面的能力: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语用能力(Pragmatic Competence)和跨文化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其实,跨文化交际学的本质就是一种文化比较,关注的核心就是文化差异,因此其研究成果就是帮助学生找出造成语言表面形成差异的深层原因,从而在英语教学中指导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因此,在搞好英语日常教学的基础上,教师要有目的地在教学中渗透一些交际文化背景知识。可以让学生进行一些辅的课外阅读,或组织观看英语原声电影,运用网络将相关的社会文化内涵渗透到学生心中,让学生尽可能地触摸到原汁原味的英语世界。同时,为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练习机会,在课堂上用纯英语教学,创造一些英语听说氛围,通过创造模拟情景,使学生身临其境、反复练习,形成良好的英语语感,增强学生在实践中的应对能力。

在英语教学中忽视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教学将会直接影响教学质量,影响学生交际应用能力的提高。教师唯有注重提高学生对语言背后所蕴含的文化背景、社会知识的了解,才能真正让学生在语言学习运用中立于不败之地,最终达到英语教学的目标。

参考文献:

[1]John C. Condon & Fathi S. Yousef.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M].Bobbs: Errll Educational Publishing, 1997.

[2]Scollon,R.& Scollon,S.W.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A Discourse Approach [M].Blackwell,1995.

[3]Thomas,Elliott Berry.Values in American Culture:Statement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M].The Odyssey Press,Inc.,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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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的含义 

作为一个人们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物质和精神文化综合体，可以将文化界定为：由人类创造的，经过历史检验沉淀下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文化的形成受社会历史、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信仰等诸多因素影响，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由于在特定的生活区域内，影响文化形成的因素存在差异，也导致了不同地方的人群有着不同于其他区域的文化特征和思维方式以及观察世界的方式。 

（二）文化差异的表现 

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客观和主观两个大的方面。客观差异主要表现为自然地理因素的差异。所谓自然地理因素，是指所有能够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地理要素，如地形、气候、河流和湖泊、土壤、动物和植物等，这些因素在各个地域的分布存在很大差异，进而影响到文化形成上的差异。文化差异的主观表现则是人文历史的差异。所谓人文历史上的差异，主要是指人类自身长期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民族、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因素。 

从国际商务实践来看，文化主观差异是影响国际商务开展的主要因素。本文对于文化差异也主要着眼于主观差异分析。国际商务中的文化主观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差异在政策和法律观念上的表现。在国际商务开展过程中，活动双方由于对对方国家政治、经济、法律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缺乏足够的信息和了解，这往往导致彼此会惯性地按照本民族、本国家的文化习俗和观念对商务伙伴的资料进行分析判断，从而忽视文化差异而导致交易过程中文化上的冲突。此外，由于每个国家历史传统、先行的政治制度不同，由此而形成的价值观念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企业在向他国销售其产品时，在某种程度上很可能会因为与意识观念相冲突而遭到抵制。 

2.文化差异在价值观念差异上的表现。对于不同国家和区域的企业，其成员文化背景千差万别、错综复杂。因此，对关于“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评价标准各不相同，即价值观念差异，由此产生文化差异。 

3.文化差异在对信息理解的不同上的表现。良好有序的文化沟通是社会群体、个体之间进行交流合作以及传递信息的重要途径和桥梁。但是，在国际商务活动中，各个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观念和理解方式。因此，企业在开展国际商贸活动中，交易双方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就同一信息出现不同的认知，从而形成沟通上的误会。 

4.文化差异在对文化符号的不同理解上的表现。在文化交流和传播过程中，文化符号作为一个企业、一个地域、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独特文化的抽象体现，是表现文化内涵的一个重要媒介和形式。在现实生活，人们经常使用各种各样的符号来传递文化信息。但是很多时候，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同一符号所表达出来的内涵理解是迥然不同的。比如，红色在中国被认为是吉祥，而在泰国它被看作是不吉利的颜色。 

5.文化差异在风俗习惯上的不同表现。风俗习惯是指特定文化区域内的社会群体在长期历史演变中所形成的对其群体成员能够发挥较强的约束和制约作用的、能够为社会成员所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文化不尽相同，风俗习惯千差万别，这种差异也影响着企业的商务活动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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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差异；商务日语；课堂教学改革

一、关于现有教材

为了适应《商务日语》课程的发展需要，现在各种相关的教材已经被编撰并发行。从现在能看到的教材来看，教材内容涉及经济、贸易、金融、商法、日本社会文化、涉外礼仪等方面的日语知识，这些教材的目的是希望学生通过学习，不仅能掌握日语语言能力，还能读懂涉及经济、贸易、金融、商法等方面的日语并具备一定的翻译能力，具备国际商务交流人才的综合素质，适应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最终实现高校服务社会发展的宗旨。

具体来讲，教材内容的设置囊括招商、询价、报盘、还盘、订货、签约、结算、运输、交接货等贸易实务的所有环节，还有相关商务往来各类书信，即：寒暄、介绍、查询、邀请、交涉、订购、变更、建议、委托、答复、合同、催促、通知、抗议、索赔、保险、慰问、感谢、道歉等写作知识，另外，还有法律知识、日本社会文化、以及国际礼仪知识等内容。综合起来看，教材的内容其实就是一次国际贸易活动从开始到结束的所有内容。

笔者经过对教材的研究和思考，认为《商务日语》课程的教材内容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文化类和实务类。而且笔者认为这两类内容的教学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在开展教学的时候，应该首先开展文化类内容的教学，然后再进行实务类内容的教学。

二、关于文化差异

（一）文化的概念

霍夫斯坦特对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所谓“文化”，是在同一个环境中的人民所具有的“共同的心理程序”。因此，文化不是一种个体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社会经验、受过相同教育的许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

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概念，相关的定义也有很多，广义上来说可以认为文化是人们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这个概念的内涵涉及知识、信仰、道德、法律、艺术、习俗等，是很庞大的综合体。

（二）文化差异的概念

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共有的心理程序之所以会有差异，是因为他们向来受着不同的教育、有着不同的社会和工作，从而也就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文化差异的产生不可避免。

文化差异是所有外语教学和学习都必然会遇到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对教学和学习的影响也是特别大的。据相关调查表明，在某次调查中，17家日企中有15家日企的负责人强调中国员工普遍缺乏对日企管理模式、日企文化的了解。另外，根据吉林省对部分商务日语专业毕业生的调查发现，如果学生能了解一些日本人的思维模式和理念的相关知识的话，就业情况一般都比较理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商务日语》课堂中，我们应该充分考虑文化差异教育的重要性，导入文化差异的内容，引起学生对文化差异的重视。

（三）文化差异的表现

文化差异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但是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会有各式各样的表现。比如语言差异、价值观差异、道德规范差异、思维方式差异等等。这些差异体现到生活和工作中就表现为语言冲突、理解偏差、沟通不畅、误会摩擦等。在商务沟通中，常常会出现因为文化差异处理不当而导致的合作失败或者协议无法达成等严重后果。在企业内部，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之间，如果不能恰当处理文化差异，会直接影响到员工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从而对企业的工作的开展和企业的发展也是一种限制。

三、基于文化差异角度的课堂改革思考

综上所述，对文化差异的认识和文化差异意识的建立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而从课堂教学目的来考虑，把文化差异引入课堂，帮助学生认识文化差异的重要性，促使学生建立正确的文化差异意识是非常有必要而且有深远意义的。在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树立文化差异意识

关于树立文化差异意识这一点，不仅是对学生的要求，更是对任课教师的要求。首先任课教师有这样一个意识了，并且把这个意识导入课堂，给学生一个潜移默化的引导和影响，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慢慢建立起文化差异的意识。比如，在《商务日语》课程中，教师要想办法让学生主动去了解日本这个国家的文化，了解日本人的思维模式，了解日企的经营模式和经营理念等，并且养成比较的习惯，跟本国的文化做一个比较，理解本国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思考在沟通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冲突和问题，并且想出应对的对策。通过日常的反复训练，学生在真正进入社会或者日企之后，对工作的适应过程会缩短很多，遇到的助力也相对减少很多。

（二）开设企业文化环节

在上文中提到，在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主动去了解日企的经营模式和经营理念。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开设“学习日企文化”环节，虽然不能学到很细，但是在这个环节可以教授一些共性的知识和理念，让学生有一些共性知识的储备，然后再引导学生有目的性地主动去学习自己感兴趣的日企的文化。这就无形中要求教师本身要先去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可能会发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教师自身不能一一解决，但是可以把这些问题记录下来，在课堂上提出来让学生去思考，这本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过程。当然，在这个教学环节里，如果可以的话，笔者认为可以邀请一些企业的管理者来进行现身说法。这样的现身说法，让学生更有感触，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探知欲望，效果也会相对显著一些。这就要求社会企业对学校的教学提供一定的支持和帮助了。这对企业和学校教学来说是相得益彰的。企业进入课堂教学，起到宣传的作用，也可以吸引到一些人才的关注，为将来吸纳贤才铺路。学校教学也走出传统课堂模式，有一个体验性的效果，对提高课堂魅力和教学效果都是十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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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英语教学；文化差异；交际障碍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人们的言语表现形式更要受语言赖以存在的社会/社团的习俗、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性格等的制约和影响，我们学习一种语言实质就是学习一种文化。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向中国大学生教授英语就面临着两种文化相碰撞和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屡见不鲜的东西方文化差异就经常成为困扰大学生英语学习的难题，这些文化差异所造成的跨文化交际障碍，使得学生对所学内容难以理解，不易接受，严重阻碍了他们正确得体的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因此，通过分析汉英文化差异，研究如何更好地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1 语言范畴内的汉英文化差异

语言是学习文化的工具，了解该语言的文化是真正理解和运用该文化的语言的重要前提。虽然不同民族的文化有可能存在某些相同或相似的地方，从而产生重叠现象，但更多的是文化差异的广泛存在。汉语和英语仅仅在语言学的范畴就存在着以下几大差异。

1.1 在语音方面的差异

汉语和英语在语音方面最大的区别在于汉语有四声，读起来抑扬顿挫，而英语没有四声，只有轻重音。中国学生受到汉语语音特点的影响，在讲英语时往往是力求把每一个单词都清楚地说出来，这种不论单词重要与否的发音习惯往往使得他们的话语缺乏重点，不易懂。同时，他们自己在听英语时也不易找出话语重点，结果影响了对句子含义的理解。

1.2 在词汇方面的差异

词汇是语言的基本要素，是语言文化的载体，在语言和文化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一些词汇被赋予了独特的文化意义，从而导致一些词汇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理解和联想，如：政治（polices）一词在汉语中是一个褒义词，政治家(politician)是令人尊敬的伟大人物，而在英语中，politician仅指一种职业，不仅不会令人联想到德高望重，反而会令大多数英美人联想到“耍手段”、“弄权术”、“虚伪”等贬义词。松树、仙鹤在中国是长寿的象征，而在西方并没有这种涵义。孔雀在中国象征繁荣、吉祥，在西方则有虚荣、自大的涵义。再比如，“个人主义”在中国更多的是一个贬义词，在西方却受到极大推崇，因为他们将个人尊严看成是高于一切的人生目标，把个人奋斗看成是最宝贵的行为。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英汉两种语言中，不难发现许多看起来对等但是实际意义有微妙甚至很大差异的词汇。如果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在使用时对此不加注意，便会引起误解，导致交际障碍。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风俗习惯存在的差异，有一些词汇在两种语言中是没有对等的词汇的。如：由于中国传统文化高度重视血缘关系、等级间的差异，主张长幼有序、尊卑有序。因此汉语称谓区分得严格而细密，称谓名称比英语中的要多得多，而英语中的称谓除了亲人之间的dad ，mum ，grandpa ，grandma ，uncle，aunt 等几个经常使用外，其它的几乎不用。即使跟外人说话，为了表示礼貌，中国人会根据对方年龄、性别称呼“大爷、大叔、大娘、阿姨”等，而西方人只用“先生、女士”，只有对亲戚才用uncle，aunt 等。

1.3 在段落中的差异

由于西方人受到古希腊逻辑体系的影响，他们多喜欢用演绎的思维方式，喜欢先开门见山地提出主题，再列出论点。而中国人则正相反，他们喜欢常用归纳的方式，把次要观点放前面，把主要观点放后面。这一点导致了中西方语篇顺序的不同，英语文章的结构一般遵循从普遍到具体、从概括到举例、从整体到个体的原则，而汉语文章的结构由于受到思维方式的影响喜欢把主要观点放在文章的后面，以达到“画龙点睛”的效果。如果学生对英美人和中国人在遣词造句谋篇顺序的差异不够了解，仍沿用汉语的语篇顺序习惯阅读外刊文章，结果肯定会影响他们的英语阅读能力。

1.4 在语用中的差异

词语的语用意义离不开双语交际的语境，一个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人也可能因为出现语用失误而导致跨文化言语交际失败。现在以汉语和英语中的寒暄语为例说明汉英两种语言存在的语用差异。中国人见面习惯问“吃过饭了吗？”或者问“你去哪？”在汉语的语境中，说话人并不是关心别人是否已经吃过饭了，或者是打听别人的真实去向，确切得说，他只是想和对方打个招呼。但是如果在跨文化言语交际中我们仍然套用此方式，用“Have you had your breakfast/lunch/dinner?”或“Where are you going?” 两句话来和对方打招呼，受话者不但会感到意外，还会以为说话者在间接地邀请他们吃饭呢,第二句话还有可能引起受话人的误解，以为说话人多管闲事，结果必将导致交际失败。

2 汉英文化差异敏感性低造成我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障碍

我国大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低是造成他们跨文化交际障碍的重要原因之一。造成大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低的原因具体表现在:

2.1 习惯按中国人的思维来表达英语，给交际带来了障碍

中国学生学英语时，他们往往习惯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移植到英语表达中去，或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等同起来，根据本族文化的模式、思维定势，来理解、思维而后表达英语，因而常常产生误解。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属于常识性的行为，而换在某个外国的文化背景下，就可能成为一种不合常识的行为；在某种文化下属于礼貌的语言行为，在另一种文化下的人可能理解成是一句带侮辱性的话。

2.2 学习英语缺乏真实的语言环境

学习语言必须要有语言交际的亲身体验。婴儿习得母语是从要吃要喝这些实际生活的需要开始，逐步习得母语的功能和结构规律。我国大学生学习英语缺乏自然习得英语的环境，且长期以来，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大学英语教育还还未彻底改变教学中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学生主动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二是“翻译式”“灌输式”教学方式仍然存在；三是外语实践的量少、内容死、面窄，大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得不到应有的提高。

2.3 我国的外语教学对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重视程度不够

长期以来，在传统的语言教学中，只把语言当作孤立的符号系统传授给学习者，语法和词汇学习当作为语言学习的全部，脱离实际运用。这样教育出来的学生不但反映出接受信息的能力很差，连获取信息的能力也很差，综合交际能力低下。绝大部分大学生完成多年的英语学习，脑袋中也装满了单词和短语，可惜无法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学到的仍然是“哑巴英语”。这就导致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尽管有些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很强，但是语言交际能力却难令人满意，无法达到真正使用英语进行交际的目的。

3 提高大学生文化差异敏感性的措施和方法

针对大学英语教学面临的文化差异和由此产生的学生跨文化交际障碍。笔者认为，应采取如下4方面的措施：

3.1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

汉英跨文化背景知识包罗万象，从广义上讲，它包括英语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艺、宗教、习俗、礼仪、道德、伦理、心理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狭义上讲，日常用语、专有名词、成语典故、民间谚语等和形体语言等。作为一名外语教师，必须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才能适应跨文化交际教学的要求。

3.2 准确把握好教学时机

文化教学应与语言教学同步融合，讲解生词和词组不仅要教读音、拼写和字面意思，还要深入到文化涵义。教师应该以教材为线索，通过日常课堂教学随时提供和补充相关知识。

在英汉文化发生冲突时，应及时进行对比。通过归纳总结和对比分析，使学生了解英汉语言在语言结构和文化上的异同，并将这种差异放置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进行讨论，让学生了解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以及他们所代表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比如，在中国称老年人为“老”是尊敬的表示，可是在西方，“老”却意味着衰朽残年，因此英美人都不服老，所以在使用英语时，我们应该提醒学生用“senior citizens” 而不是“elderly people”来指代“老人”。

3.3 要精心选好教学的角度

应站在英汉两种不同的文化角度上分析看待同一现象。我们在教写作时，从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角度出发，而不是单纯从技巧上训练学生，那么在教学策略上就会更有针对性，效果会更佳。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注意使学生在英语学习时，逐步认知理解容忍这种文化差异，最终成为跨文化交际的成功者。

3.4 把握好合适的程度

文化是分层次的，文化迁移体现在不同层面上。大学英语教学中，文化知识的传授可以尝试从价值观、语境、交际者的非语言因素三个层面对学生进行文化意识的刺激和训练。立足于这三个层面，教师从理论到实际，从抽象到具体，使学生对文化的理解更全面、准确，是文化意识的培养和训练，更加具体和有针对性。

3.5 采取科学的教学方式

文化教学应是渐进地、自然地、启发式、关联地，而不是集中、说教、注入、孤立式地。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应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为目标，以汉语文化和英语文化为内容，还包括其他文化，除高雅文化外，还应涉及大众文化习俗、仪式及其它生活方式、价值观、时空概念、解决问题的方式等深层文化的内容，所讲授的文化信息来源应多渠道，如阅读、交流、大众媒体、实例分析、调查、到目的语国家实践等，多角度介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编写的文化材料，并从汉语文化、英语文化及其他语言文化等多重角度看待英语文化，采用启发式，强调实践，注重学习者的个人参与。

4 结语

跨文化交际能力是语言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经济不断全球化的今天，各国之间的交流日益广泛，提高学生的文化差异敏感性从而达到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并不是容易的事，需要我们广大的外语教师不断得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改进教学方法，切实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使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适应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

参考文献

［1］毕继万.跨文化非语言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邓炎昌.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3］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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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差异；国家文化差异；组织文化差异；并购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2-05；C936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3-05-09

作者简介：张宁（1978-），女，山东单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业理论与实践；李海（1970-），本文通讯作者，男，内蒙古杭锦后旗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组织文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跨国并购中的文化和人力资源整合研究”，项目编号：10BGL020；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2CJY049。 无论国内并购或跨国并购，文化差异都是并购双方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它往往是并购价值创造的重要来源，但处理不当则会成为并购失败的重要原因。并购中对文化差异的分析主要包括两个层次，即组织文化差异和国家文化差异，也有少数研究聚焦于其它文化层次，如职业、职能、行业文化差异。然而，研究者对国内并购和跨国并购中文化与绩效关系的实证检验常常得出混合的、甚至是相反的结果（Cartwright，2006）。本文系统梳理了现有的文献，就三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即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有什么影响，这种影响的过程如何，在哪些情境下这些影响会有所不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展望和一个研究框架。

一、国内并购中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在国内并购的研究中，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往往只涉及一个层次，即组织文化差异，只有少数研究会涉及到其它文化层次，如职能文化的差异（Krishnan et al.，1997）。大多数研究认为，并购双方企业的文化差异对并购结果有负面影响：组织文化差异导致了并购中的冲突（Marks，1982）；文化差异与对对方极端的、负面的评价相关，与并购方成员和目标企业高管团队之间的焦虑和民族优越感相关（Sales & Mirvis，1984）；降低了被并购方员工的承诺与合作（Buono，Bowditch & Lewis，1985）；导致员工抵制进而影响并购协同实现（Larsson & Finkelstein，1999）；与财务绩效负相关（Chatterjee et al.，1992）；降低经理人员承诺及整合过程的效率（Weber，1996）；与目标企业高管团队的离职率正相关（Lubatkin et al.，1999）；限制了信息系统整合所带来的协同作用，负面影响了并购绩效（Weber & Pliskin 1996）；与员工抵制正相关，而员工抵制与并购后协同实现负相关（Larsson & Finkelstein，1999）。然而，Krishnan等（1997）对1986-1988年间完成的147个美国国内并购的研究发现，并购双方高管在职能背景上的差异与并购后的财务绩效正相关，与被并购方高管团队的离职率负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职能文化的差异与并购绩效正相关。而Zollo（2003）的研究则表明，管理风格的不相似与累计超额回报正相关，而管理风格是组织文化的表现之一，即组织文化差异也有可能带来正面影响。

综上所述，关于国内并购的研究中，文化差异主要关注的层面是组织文化差异，多数研究的结论是并购双方的组织文化差异与并购绩效负相关，但也有部分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在于对文化差异和并购绩效的操作不同。

总第437期

张 宁：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回顾与研究框架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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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业 研 究

2013/09 二、跨国并购中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在跨国并购中，文化差异与并购绩效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与微妙，因为实施跨国并购的企业要面临国家文化和组织文化的“双重文化适应”（Barkema et al.，1996）。相应地，跨国并购中文化差异与并购绩效关系的相关研究也往往涉及到国家文化和组织文化两个层次的文化差异（Olie1990，1994；David & Singh，1994；Weber、Shenkar & Raveh，1996；Very et al.，1996；Very et al.，1997；Krug & Hegarty，1997；Larsson & Risberg，1998），但也有一些研究只关注国家文化差异（Kogut & Singh，1988；Calri et al.，1994；Morosini et al.，1998 ； Lubatkin et al.，1998）。国家文化的差异常被称为“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文化距离”假设认为与跨文化接触相关的困难、成本和风险随着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文化差异的增加而增加（Hofstede，1980；Kogut & Singh，1988）。然而，在跨国并购中，国家文化差异有时呈现为一个并购双方致力于克服的障碍，有时却是吸引并购企业的一个潜在的并购成功因素。

（一）国家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国家文化差异对跨国并购绩效究竟有怎样的影响？学者们的观点并不一致。在国家文化对并购影响的早期研究中，Olie（1990）认为，国家文化的差异可以导致组织成员的民族主义偏见。Kogut和Singh（1988）认为，由于整合一个已经存在的外国公司的管理体制的困难，国家文化差异对并购模式尤为重要，国家文化差异与一个企业选择并购方式进入国外市场的可能性负相关。中国的经验证据支持了国家文化差异与跨国并购绩效负相关的观点。阎大颖（2009）通过对2000-2007年非金融类上市企业的跨国并购进行研究，发现国家文化差异越小，并购后的绩效越好。孙俊（2007）分析了电信、家电、机械、能源四个领域中的22个大企业集团的跨国并购，结果显示，国家文化差异对绩效有负向影响。但一些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国家文化差异不一定对并购造成负面影响。例如，Morosini、Shane和Singh（1998）分析了52家意大利和英国企业在1987-1992年间的跨国并购，结果表明国家文化距离越大并购绩效越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公司竞争优势的一个来源，这是由于接触到了不同的惯例，而这些惯例是嵌入在目标公司所在国家的文化中的。Calori等（1994）研究了英国、法国与美国公司之间的75个跨国并购中，国家文化的三个维度（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男性化/女性化）对并购后整合方式（正式的/非正式）选择的影响，结论是公司的控制形式影响了公司的并购绩效，非正式的交流和合作、并购公司经理人员非正式的个人努力都与被并购方态度方面的绩效提高正相关。

（二）国家文化差异和组织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最早同时关注到并购中的国家文化和组织文化的学者是Olie（1990，1994），其研究发现组织文化差异和国家文化差异对跨国并购影响被整合程度所中介。David 和Singh（1994）又把职业文化加入到文化差异的范畴内，认为并购中文化风险来自两个公司间国家、组织和职业文化差异。现有的实证研究大多通过对特定国家的国内和跨国并购进行对比，来分析国家文化与组织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由于选择作为并购绩效的结果变量不同，且研究涉及到国家文化差异和组织文化差异之间的相互影响，或比较这两种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呈现出的结论比较复杂。

在一项文化适应压力对并购后财务绩效影响的研究中，Very等（1996）以社会运动理论（social movements theory）和程序公平理论为基础，指出文化差异未必意味着文化适应压力（acculturative stress），它也可能带来文化适应吸引力（acculturative attraction），而国家文化差异对文化适应压力的影响，要依赖于所涉及到的国家和具体的文化维度；文化适应压力与并购绩效负相关；一些文化问题在国内并购中比跨国并购中更严重，进行跨国并购时不仅要考虑国家文化差异还要考虑组织文化差异。这一有关文化差异的观点在Very等（1997）的研究中被进一步明确。该研究指出国内并购和跨国并购之间没有绩效上的差异，有时国内并购比跨国并购更难，国家文化差异可以对并购绩效有正向影响。

另一些研究关注文化差异对员工态度和行为的影响。Larsson 和Risberg（1998）的研究发现，组织文化差异大的跨国并购实现了最高水平的文化适应，并取得了最高水平的协同效应，其员工抵制程度低于组织文化差异大的国内并购。这可能是由于相比文化差异不受重视的国内并购，跨国并购有更强的文化意识（cultural awareness）所导致，也可能是由于跨国并购有更高的结合潜能和实现这些潜能的整合程度。Weber，Shenkar和 Raveh（1996）对1985-1987年间52家被并购方为美国公司的国内和跨国并购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国内并购中，组织文化差异在并购后整合阶段产生了负面影响，它导致更低的高管承诺和双方的合作；在跨国并购中，国家文化差异比组织文化差异更好地预测了压力和对并购的负面态度，而组织文化差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一个关于国家文化差异与组织文化差异对被并购方高管离职率的影响的研究中，Krug 和 Hegarty（1997）对1986-1988年270家被国内和国外公司并购的美国公司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被国外公司并购的美国公司离职率高于被国内公司并购的美国公司，这是由于跨国的组织和个人差异大于国内公司之间的差异。

综上所述，在跨国并购的研究中，总的来说研究结论不相一致：关注国家文化差异的研究结论的不一致可能与并购所涉及的具体国家不同有关，而同时关注国家文化差异和组织文化差异的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可能原因主要在于文化差异和并购绩效的操作不同，以及对二者关系的中介过程和情境因素的关注不同。

三、文化差异影响并购绩效的机制或过程

深入讨论文化差异影响并购绩效的过程的研究并不多见，大多研究只关注文化差异是否对并购绩效有影响以及有怎样的影响，而倾向于把影响的过程或机制视作“黑箱”。然而，如果只关注文化差异与并购绩效的关系，似乎意味着一桩并购成功与否在其进行并购时已然注定。现实中，并购不是一个一次性的现象，而是一个不断展开和变化的过程，并购之后的公司管理行为、整合过程决定了并购的潜在价值的实现程度（Cyert & March，1963；Jemison & Sitkin，1986a，1986b）。一些研究者引入了一个文化过程即文化适应来解释绩效 （Nahavandi & Malekzadeh，1988； Larsson，1993； Very et al.，1996），认为成功的整合可以依赖于文化整合如何被管理而不是依赖于最初的文化相似性（Schweiger，2002）。并购后的整合过程包括“任务整合”与“人员整合”两个子过程，这两个子过程的互动促进了并购价值的实现，偏重哪个过程都可能给并购绩效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Birkinshaw等，2000）。此外，并购方选择不同的整合策略，会导致并购双方不同程度的接触，进而导致不同程度的文化冲突，即整合策略中介了文化差异-并购绩效的关系（Teerikangas & Very，2006）。

由上述可知，并购绩效并不完全由并购双方的文化差异来决定，并购之后的组织整合过程也会影响并购绩效，如果忽略不同组织在这些动态性因素方面的差异，就会导致研究结果的不一致。目前，大多研究没有深入探讨文化差异-并购绩效的影响过程，少数关注这一影响过程的研究，往往也只聚焦于人员整合过程，忽视了对任务整合过程的研究，更少关注上述两个过程的互动。

四、影响文化差异-并购绩效关系的情境因素

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可能受到以下一些因素的影响：相关度和整合水平（Datta，1991；Larsson & Lubatkin，2001），权力和规模的差异（Larsson & Finkelstein，1999；Schoenberg，1996），被并购方保留的自主性（Haspeslagh & Jemison，1991；Hambrick & Cannella，1993；Very et al.，1997），接管的方式（Hambrick & Cannella，1993；Stahl et al.，2003），并购方先前的并购经历（Finkelstein & Haleblian，2002；Singh & Zollo，2004），行业类型（Weber，1996），并购发生的时间（Walsh，1989；Krug & Hegarty，1997；Weber，1996；Very et al.，1997；lubatkin et al.，1999），多元文化宽容度（Cartwright & Cooper，1993）。这些是相对静态和结构性的变量，它们既可能调节文化差异与整合过程的关系，也可能直接作用于整合过程或并购绩效，在研究中应对这些变量进行控制。相对于这些静态和结构性变量，那些更具有动态性和过程特征的情境变量则只被少数学者所关注。David和Singh（1993）指出在并购过程中，组织可以学习、管理甚至操纵文化差异。在一项纵向现场实验研究中，Schweiger 和 Goulet（2005）比较了并购后的整合中，组织对文化差异的管理和干预，即深层文化学习干预（Deep-level cultural learning interventions）、浅层文化学习干预（surface-lever culture learning）和不实施文化学习干预对有益于并购绩效的员工感知和态度方面的影响，发现深层文化学习干预导致了比浅层和不实施文化学习干预更积极的结果。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中关注的情境因素大多是静态的、结构性的，只有少数研究关注了更具动态性和过程特征的情景变量，即组织学习、管理文化差异的主动行为，关注这些变量对于组织的并购实践可能更具有指导意义。

五、研究展望

由上述可知，无论在国内并购还是跨国并购中，关于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的研究，都还没有得出一致的、简洁明了的研究结论，其中的一些研究呈现出的结果尤为混乱。为了尽可能厘清、明晰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关注多个层次的文化差异及不同层次文化差异之间的互动。文化包括很多层次：国家、组织、地域、行业、职能和职业文化。跨国并购中双方会面临多个层次的文化差异，然而现有研究大多数只聚焦于一个层次（国家文化差异或组织文化差异），少数研究聚焦于两个层次（国家文化差异和组织文化差异），个别研究关注到其它层次的文化差异（如在职业、职能或行业文化上的差异）。关注不同层次文化差异的研究无法简单地进行比较。此外，并购面临的不同层次的文化以动态的方式相关、相互连通，这导致了研究的混乱：一方面，同时关注多个层次文化的研究中，对于哪些方面分别属于哪些文化领域有些混乱；另一方面，很难去掉不同层次文化之间的连接而分别研究它们（Teerikangas & Very，2006），相应地很难把它们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截然分开；此外，不同层次文化的相互作用和动态性，也增加了衡量它们的难度。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关注多个层次的文化差异，例如涉及到跨国并购的研究，至少应关注国家文化和组织文化两个层次的文化差异；此外，不能孤立地研究不同层次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要关注不同层次文化差异的互动。当然，这样做在具体的研究设计和操作上是有一定难度的。

2.关注文化差异的测量问题。首先，在文化差异-并购绩效的影响的研究中，国家/组织文化差异常作化为不同的衡量方式。其中，国家文化差异或者以Hofstede的国家文化分数来衡量（Morosini et al.，1998；Barkema et al.，1996；Datta & Puia，1995；Markides & Oyon，1998；Krug & Nigh，1998；Weber et al.，1996；Kogut & Singh，1988），或者仅用跨国并购对比国内并购表明存在国家文化差异，并不关注差异的具体大小（Lubatkin et al.，1998；Krug & Hegarty，1997、2001；Larsson & Lubatkin，2001）；而组织文化差异的测量通常使用自我汇报的方式，如管理风格相似性（Chatterjee et al.，1992；Datta et al.，1991；Larsson & Finkelstein，1999；Weber et al.，1996；Weber，1996；Lubatkin et al.，1999；Zollo，2002），文化适应压力或文化相容性（Very et al.，1996、1997），高管团队的互补性（Krishnan et al.，1997）。文化差异衡量方法的复杂性使不同研究之间很难进行比较。其次，测量方式的信度与效度。一方面，现有研究对组织文化差异的测量多采用自我报告的感知到的文化差异，其理由是：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是由其感知而不是“实际”或“客观”的环境决定的（Rentch，1990）；即使间隔10年调查态度和行为的数据，其准确性也不会降低（Gutek，1978；Pettigrew，1979）。一些研究也发现这种方法具有高的信度和效度（Chatterjee et al.，1992；Weber，1995）。然而，回顾性数据的使用会影响研究的内部效度，导致二次感知偏差（percept-percept bias） （Stahl & Voigt，2004）。此外，有研究者认为，组织文化差异的测量只抓住了调查那一刻对文化的“感知”，忽视了这种“感知”会随着并购整合的进展发生变化（Teerikangas & Very，2006）。理想的情况是，应该在并购发生前调查组织文化差异，与并购后的数据作比较。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谈判最终都会导致并购，而且在研究过程中，还会有一些企业退出，获取这样的大样本数据非常困难、且花费很高，所以，现有研究多采用横截面研究，这限制了因果关系的推论。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对国家文化差异的测量大多采用了Hofstede（1980）的国家文化分数，虽然Hofstede的国家文化分数是一种较客观的外部数据，但它的数据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收集的，尽管Hofstede（2010）认为国家文化可被视为“既定事实”，“像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或气候一样稳固”，但基于几十年前的数据预测现有的结果变量，其有效性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由此，未来研究对文化的测量除采取主观方法测量组织文化差异外，应采用客观的外部数据测量国家文化差异，并采取更新的国家文化分数以适应目前的研究。

3.综合多种指标衡量并购绩效。现有研究对并购绩效的衡量方法多种多样，有高管离职率（Krishnan et al.，1997；Krug & Hegarty，1997； Krug & Nigh，1998；Lubatkin et al.，1999；Krug & Hegarty，2001；Schoenberg，2003）、文化适应程度（Larsson & Lubatkin，2001）、员工抵制（Larsson & Finkelstein，1999）、整合过程效率、高管承诺、合作、压力（Weber et al.，1996；Weber，1996）、财务绩效（Chatterjee et al.，1992；Datta et al.，1991；Krishnan et al.，1997；Larsson & Finkelstein，1999；Lubatkin et al.，1998；Morosini et al.，1998；Schoenberg，2003； Very et al.，1996、1997；Weber，1996）等。并购绩效的衡量方法可划分为股票市场绩效，财务绩效以及社会文化整合绩效（socio-cultural integration outcomes）（Stahl & Voigt，2004）。这三类衡量方法各有特点：股票市场绩效反映了投资方对并购影响的短期和长期效果的评估，往往用“超常收益”（abnormal returns）来衡量；财务绩效衡量了相对长期的并购绩效，往往以“资产回报率的提高”或“销售增长”等财务指标来衡量；社会文化整合绩效衡量了并购所引起的员工和经理人员社会文化水平上的冲突和压力的程度，往往以“员工抵制”、“文化适应压力”、“自愿离职率”、“高管承诺”等来衡量，这类衡量方法不同于前两类指标，属于非财务方法。财务类指标和非财务类指标抓住了并购过程的不同方面，并且其衡量的时间、所依据信息的来源的客观性和可靠性也常常大不相同，选择不同的衡量方法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Stahl 和 Voigt（2004）的研究表明，文化差异与社会文化整合绩效负相关，与并购后财务绩效不相关，与并购方股东的非正常回报正相关。由于现有的研究往往只采用一类指标来测量并购绩效，单一的绩效指标难以全面衡量并购绩效，限制了对文化差异影响并购绩效的机制的更清晰的认识，未来的研究应综合多种指标衡量并购绩效。

4.对于新兴市场跨国并购的文化整合应采取动态的、过程的研究视角，以揭示文化差异影响并购绩效的机理。现有研究大多将并购后的整合视作一次性的策略选择，而忽视了整合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整合策略是有可能发生改变的。这一研究倾向与现有研究中并购双方的特征有关。现有研究中，并购方主要为发达国家企业，目标企业或者同为发达国家企业，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企业，较少存在针对并购企业的心理优势。并购方可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整合策略，并且自始至终一以贯之。但当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成为并购方，而发达国家的企业成为目标方时，后者往往存在针对前者的心理优势，抗拒来自被认为劣势一方的文化整合。此时，不论并购方的终极整合策略和目标是什么，在开始阶段的策略可能最好以安抚或妥协为主， 保留目标企业的原有文化，择机再以自己的文化去影响、渗透对方。已有研究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如 Kale，Singh 和 Raman（2009）在比较新兴市场企业与传统跨国并购的差异时指出， 前者整合速度是“渐进式”的。在实践中，中国企业联想的做法值得借鉴。联想的整合是分步进行、循序渐进的，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目标，在获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绩后，才进行下一步的整合。例如其业务整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过联想国际、联想中国并行阶段，而文化整合也经历了联想和IBM两种文化并行以及引入戴尔后的三种文化并行的冲突与融合期，直到形成一种全新的国际化文化。由于新兴市场跨国并购的文化整合要面对所谓的“劣势文化”整合“优势文化”的问题，而现有研究较少关注这一问题，相应地，在未来的研究中应采用动态的、过程的视角，揭示新兴市场跨国并购中文化差异影响并购绩效的机理，这需要更清楚地认识并购的过程和组织维度，方法上则要求更多地采用纵向研究和扎根理论。

六、研究框架的提出

综上所述，未来的文化差异-并购绩效研究应该（1）考虑多个层次的文化差异及文化差异的互动；（2）在结果变量的测量上，综合使用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来衡量并购绩效，以更全面地衡量并购绩效；（3）揭示文化差异究竟如何影响并购绩效，以及其他因素怎样影响文化差异与并购绩效的关系。由于产生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新兴市场国家企业的并购实践，深入探讨这一过程，对于面临“劣势文化”整合“优势文化”问题的新兴市场跨国并购尤为重要。

本文认为：（1）尽管文化差异会给并购绩效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其大小并不能直接决定并购绩效的好坏，整合成功与否才是并购绩效好坏的关键。整合过程包括任务整合和人员整合两个子过程。现有文化差异方面的文献往往仅关注人员整合过程，而忽视任务整合过程。本文认为，任务整合是整合过程中“硬”的、相对“有形”的过程，人员整合是“软”的、相对“无形”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是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文化差异通过这两个过程影响了并购绩效，忽视哪一个过程，都无法全面地认识这一影响机制。（2）组织对文化差异的学习、管理和干预的程度，会影响到任务整合和人员整合能否顺利进展，能否达到预期整合程度，在文化差异-整合过程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然而目前很多研究忽视了这一因素的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关注这一因素，探究企业主动行为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可能对企业的并购实践更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3）文献中所涉及到的其它影响文化差异-并购绩效的因素，如相关度和整合水平、权力和规模的差异、被并购方保留的自主性、接管的方式、并购方先前的并购经历、多元文化宽容度、行业类型、并购发生的时间等，可能是通过整合过程影响并购绩效，也可能对并购绩效有直接的影响，这些因素在未来的研究中应纳入控制变量的考虑范围，再根据研究的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个综合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以期对未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向和选题有所借鉴。

图1 文化差异与并购绩效关系的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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