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治社会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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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民社会；政府压力；价值体系；公民意识

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作为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是指围绕共同的利益、目的和价值上的非强制性的行为集体。它是一种与自然状态相对立的社会形态，是人类文明产生以来社会群体不断衍化的阶段性成果。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公民社会逐渐从政治国家的概念中分离出来，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概念，在这个意义上看，它又是与国家统治及其相分离的一个群体组织，具有着与其不同的特质。它主要表现为公民对自身生活组织的参与与建构，逐步实现非政府性社会自治状态的生活模式。

它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在公民社会中确立了自治准则。在这一个准则的框架下，其逐渐排除了政府微观规制的可能性，减少了政府对社会领域公民生活的过度干预，这样的一个准则是在公民社会中民众心理的认同机制。同时这也为社会中公民的自治行为提供了制度上的基础和保障，奠定了公民社会存在及发展的合法性。

二、在公民社会中存在着多样的社会团体和组织。在实现了上述第一方面的准则保障的情况下，社会团体或组织的出现则成为了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必然趋势。公民的具体的权利的实现和保障要靠一定的社会团体的组织力量。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社团充当了传播公民意识的媒介的角色。

三、公民的参与是公民社会得以建立的重要条件。任何组织或团体的存在都离不开特定群体的支持，同样在公民社会中，公民积极的参与是社团机制运行下去的必要支撑条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公民的参与过程也是公民意识塑造和表达的过程，这成为了公民社会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

明确了公民社会的内涵和特征之后，结合我国目前的国情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公民社会在社会转型时期有了初步的发展，但在整体上看仍与发达国家有着相当的差距，这需要我们充分的认识到公民社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意义并对其作出科学的研判进而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减轻政府压力，缓解我国“大政府小社会”，社会机制缺乏自主性和积极性的格局

（一）目前我国政府管理成本过高，公民社会的建立可以缓解这一局面。这一方面与我国众多的人口资源和复杂的社会关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另一方面这也是我国在公民社会构建方面有所欠缺的表现。社会力量得不到有效的发挥使得政府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财政预算与支出来维系稳定的社会秩序，在某种程度上说这可以达到社会稳定的状态，因此政治统治的目的能够得到有效的实现，但从长期来看，这对于培育公民意识，建造公民社会有着较为不利的影响。

（二）公民社会可以有效的解决政府管理效率偏低的问题。在国家过度干预社会的情况之下会出现社会积极性缺乏弹性的状态，伴随而来的是经济、文化等层面的社会问题。公民社会通过公民自治组织的调控与监管可以有效避免政府信息不畅通造成的政策不对口的问题，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增强政府管理的效率。这对于节约政府管理成本，搞好我国的民生问题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公民社会的建立可以促进政府机构的改革。在转型时期政府一直在倡导建造“服务型政府”，这个目标之所以在推行过程中遇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民社会的相关机制没有得到切实的发挥与执行。当公民社会发展成熟之后，政府的相关机构的职能会出现很大程度上的转变，这对于精简机构，转变政府职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公民社会有助于建立运行有序的社会秩序

（一）公民社会可以促进公民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自我管理是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征，这与公民社会所倡导的社会形态结构是相一致的。在公民社会思想价值体系的引导之下，国家成员趋向于寻求自治途径来实现自己的利益，维护自身的权利。在宏观的政府统治的角度看来，这种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正是政治改革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要前提。

（二）公民社会使得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更加具有针对性。社会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引起的，因此政府需要推出相应的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使得政府不得不面临如何正确认识把握相关信息，进而推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的情况。公民社会则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一障碍，这源于公民社会自身特有的信息机制，任何脱离于社会组织自身的机构都无法在这个层面上掌握比公民社会的运行组织更为对称的信息，因此在现今的国内环境和制度安排的背景下，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也是使得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更具针对性的不二法门。

（三）公民社会的信息反馈机制更加灵活。结合上一层次的难题来看，公民社会的信息反馈机制对于政府政策的推行意义重大，公民社会则可以建立起这样的信息沟通机制，具体为：政府输出政策，政策进入公民社会，在运行过程中会出现两种结果，效果良好和出现问题，这时候需要把运行结果反馈到政府政策输入机制里去，当出现问题的政策回馈到政府层面之后，政府就会更新相应的政策以满足公民社会的需求，实现社会运行机制的良性循环，通过这一机制的运行，政府政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会得到相应的提高。

三、公民社会对于公民树立公民意识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促进公民有效的吸收政府的政策。公民社会是以法治国家为基础的，在法治国家的框架范围内，公民对于政府政策的了解和吸收程度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政府需要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机制，另一方面，公民社会的建立使得公民意识得到了相应的提高，这对这一环节的构建起到了带动作用。

（二）有利于促进公民建立“权利本位”思想。中国的历史传统中“义务本位”的思想色彩浓厚，尤其是当公民与政府处在对立的立场的情况下，公民往往认为自身自然存在着某种不特定的义务，这使得其在理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上遇到了问题。当然这与先前的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有关，但公民社会的建立可以从根本上逐渐的瓦解这种心态，建立起“权利本位”的思想，让公民意识到自身的权利也同样占据着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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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1986年开始，连续实施了5个五年普法规划，现在正是第六个5年普法规划（2011～2015）的实施阶段。近30年的普法教育，使公众对法律的内容和作用有了广泛的了解，但是这种了解是远远不够的，要想真正实现法治，公众在了解法律内容和相关知识基础上对法治理念的信仰更为重要。大众传媒具有构建、引导社会意识的功能，作为媒体从业者的记者在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记者本身的法治思维更是发挥着直接的影响作用。

记者因职业的关系比一般公众更早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并且自觉地以宣传法律知识与培养社会的法治意识为己任。不能不说的是记者在进行法治宣传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布道者，另一方面也是接受者，记者自身的法律水平会随着各种类型的与法治相关的报道得到普遍提高，而记者法律水平的提高对他们对法治的理解将起到积极的作用。随着各政法院校法制新闻专业的毕业生逐渐进入新闻媒体，参与到法治新闻的采访制作环节，法治新闻在法律知识和规范的传播方面越来越准确，作为社会法治意识基础的法律知识普及的工作已基本进入良性传播的阶段。关于法律的常识和基本规范的认识是形成法治思维的基础，这部分工作也是构建社会法治意识的前提。对此，无论是记者还是公众，在意识上都是自觉和统一的。

但是公众法治理念的形成远比通过普法教育让其了解法律规范要困难得多，这不是某一个个体的认识水平的表现，而是一种社会意识的形成。社会意识是相对于社会存在的社会精神生活的总的概括，是由各种不同的情感、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构成的复杂的系统整体。社会意识是一个集合的概念，社会的法治意识是一个社会的公民总体关于法治的认识水平的体现。一种社会共识的形成是一个文化心理的塑造过程。这种文化心理的塑造有各种渠道，学校教育、人际交流、大众传播等都可以对其产生影响。大众传播对社会意识的影响也是通过多种形式进行的，可以是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也可以是新闻传播。作为一种有一定专业色彩和政治意味的社会意识，法治意识的形成与新闻传播的联系尤为密切，在某种意义上新闻传播甚至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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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正义 法治 法治保障 

 

一、正义的基本内容 

(一)古代中国的传统学说中的正义界定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古代的众多经史子集中,从未出现过正义这个名词,从而该词无论从中国哲学史还是伦理学史中都未获得过某个定义式的范畴。但是笔者认为,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无论从国家统治还是学术领域内都被儒家思想所占据,那么应该说有关正义的思想可以从仁与礼这组概念中获取。 

先秦儒家实行以仁和礼为基石的狭义正义观念。因为从儒家的视角看来,君臣之间,父子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具有一定的身份上的差异化格式型伦理关系,也就是所谓的“贵贱有序,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在仁、礼和正义这三者关系中,也呈现出一种倒等腰三角形的样式。礼作为一种外在约束规范,旨在为正义提供制度保证;而仁作为一个人的道德准则,其在内心起到激励作用。 

我们认为,中国古代社会中传统意义上的正义观,可以解释为:在不平等的起点下,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的平等权利与普遍自由不予认可,只有部分人才能获取所有职位的可能。 

总之,在的语境下,正义这一价值判断无论以基本模式或者道德标准来说都是历史下的产物、生活中灵动。如果不考虑经济基础、具体风俗、文化、地域,那么就不正当、不客观了;我们需要“理解万岁”。 

(二)西方视野下的正义内容 

1.美德意义下的正义观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对师徒对于正义理论的阐述对后世包括近现代西方政治体制产生了不可估计的影响。 

柏拉图对在他的《理想国》中对正义下了这么一个定义:“正义就是做应当做的事。”在这里,正义被理解成为了个人行为符合道德的要求。每一个人都需要按照道德所指示的,诚实地完成社会所赋予其的角色定位,以及完成社会所交付的任务。 

亚里士多德在《尼科马克伦理学》中首次提出了“校正正义”与“分配正义”。他认为,关乎于正义,实际上就是分配正义,涉及物品的分配方式。他的这一观点直至今日,还在被法哲学、法理学学界所关心与讨论。 

2.新自由主义视角下的正义观 

二战后新自由主义的旗帜性人物,约翰·罗尔斯的不朽著作《正义论》是现代语境下对正义理论的最佳的一个注脚。在其中,在无知之幕下的两大正义原则是其著作中最大的亮点: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虽然对于无知之幕还有诸多争议,但是其把自由、平等等价值要素加入正义理念中综合考虑,已经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根据其展开的逻辑顺延下去,正义就是社会的制度安排与权利、义务和权力、责任等实现契合式的吻合,达到一种每一个人都希翼的合理状态。 

二、实现社会正义的途径 

实现社会正义,通过法律这一外在规范主要有两个要素需要重视:立法正义和司法正义。在这里,立法正义是司法正义的基础,司法正义是立法正义的逻辑结果。 

(一)立法正义 

实现社会正义第一要素就是在法秩序中体现正义价值。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法治应当包括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 

1.立法的客观基础 

法律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中的一部分,不可能仅是公民主观上的自源自发的,而需要在经济发展中找寻依据。法律的正义,立法的正当性,合理性理所应当要从物质生产状况、客观条件中解释。由此,我们可以产生出需求理论。只有当法律的形式和内容符合人们的需要,对于现实有了符合人民期待的回应时,法律才具有了正义价值。无论从中国古代所提出的法律应当顺应自然、符合人伦,还是耶林所谓的“法与当时一个民族所达到的文明程序相适应”,抑或是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所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都体现出人民之间不同需求间的融合是法的正义价值的追求。 

2.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法律在社会的运行过程中,由于价值标准的不断变化,法律也应当有相应的调适,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有两组关系就容易发生矛盾、对立和冲突。法律是需要给与公民以稳定的预期;但是社会的不断发展,不断变化中,法律的样式、理念、规则的变动成为一种必然,那么这两者的存在使得正义价值的实现成为了一句空谈。此时,我们应当使得两者相互统一起来。 

法律的绝对温度容易导致社会制约度的下降,从而失去法规范本身所应具备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在制定法律方面,我们认为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视野,以一种动态的、关系化的思维来面对问题,在立法维度上,一种具体和妥协式的方式就能体现出法的刚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那么这样的立法才是完美的,也体现出正义价值,正如科恩所说“生活需要法律具有两种适相矛盾的本质,即稳定性或确定性和灵活性;需要前者,以使人的事业不致被疑虑和不确定所损害;需要后者,以免生活受过去的束缚。” 

(二)司法正义 

法律的正义价值并不仅仅形式上的被体现于立法中,展现在法律中的条文中,法律规定再好,如果不能得到恰当的适用,也无法实现正义,而只能是美丽的纸上宣言;更实质地要体现在现实生活中的法律的适用中。法的正义价值需要在以人为主体和以法为客体的联动中表现出来,价值的实现在乎于主体,在乎于客体,更在乎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上,那么法律实现正义等价值就是体现其根本属性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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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发展 和谐社会 科学发展观

政治可持续发展落实到实践层面就是要通过政治文明建设来推动政治发展。而我国政治发展的主题就是要通过改革逐步实现政治系统运行的民主化和法制化。政治发展本身的复杂性、我国所特有的政治文化、现实国情及所面临的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决定了我国政治及经济体制改革必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政治体制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能否抓住其中的关键问题，并采取正确的改革策略与改革模式，将政治发展逐步引向深入。

政治发展是政治民主化和制度化的过程

任何政治体系都不是静止的，而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政治发展是政治关系的调整和变革。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在特定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利益之间的矛盾运动会不断发生和发展，从而导致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的变革和调整，这种变革和调整的过程就是政治发展的过程。这是一个以经济革命为基础的复杂系统，其最终目标是政治民主化，此过程也就是政治制度化的过程。而以民主政治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直接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制度化水平，并对社会和谐发展起到保障作用，因此，政治发展应具有以下特性：

政治组织和秩序的制度化。政治制度化是指建立健全政治制度的运行程序。美国当代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亨廷顿认为，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程度的高低，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化水平，一个国家只有不断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才能实现政治发展的目标。在现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建立法律的权威性，强化公民的法治意识，实行政治制度化。通过政治制度化，加强各个集团、组织和部门间的相互制约，从而保证社会处在一种有序的运行状态之中，保证社会统治的稳定。

政治的适时性。政治发展就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中，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政治体系。政治体系是由政治结构组成的一个严密系统。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和政治发展方向，受制于各种因素，服从于总的社会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亨廷顿坚持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使政治发展沿着现实道路前进。而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是两难的选择。许多发展中国家选择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而后再进行政治民主进程。因此，政治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要合理地调整其功能，实现其结构的专门化、系统化和一体化，只有这样，才能整合出高效、高质的政治体系，实现整个社会政治结构的最佳配置。

政治变革的能动性。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向政治体系提出新的要求。政治在完成其职能和取得发展方面，既需要稳定性和连续性，也需要适应性和探索性，在现代迅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中，唯有经常的调整和变革才能保持政治自身的一体化。从一定意义上讲，变革是稳定的基础，也是政治发展的动力。所以政治体系要保持其活力和适应性，就必须能主动地变革其政治结构，完善政治功能以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

政治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

全面的政治发展。政治发展理论的集大成者阿尔蒙德和派伊认为， 具体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要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必须做到“全面发展”。既要加强党内民主建设，也要加强人民民主建设；既要与时俱进地着力构建政治制度，完善政治体制，也要调整政治机构的功能，同时加强思想建设，培育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治文化，“使科学发展观成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既要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建设，也要加强人民群众的思想建设等等。以上各个方面，尽管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可能有所侧重，但是总体上看，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宏大工程，只有在结构、功能以及文化等各方面都得到了推进，才能为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贯彻提供强大的政治动力和智力支持。

协调的政治发展。协调主要指经济与政治的协调、渐进性与紧迫性的协调。协调发展，就是要在发展中实现速度与效益、数量与质量的有机结合。必须切实把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在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放在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必须在实现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同时，使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必须辩证地看待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协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不意味着政治发展总是被动的，也不说明二者在时间上必然有固定的先后之分，即只有经济发展了政治发展才会跟进；而且人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有预见性地主动做出某些调整，清除经济发展可能遭遇的体制性障碍。

可持续的政治发展。经过近30年的变革，我国的民主化、现代化已经有了明确的方向和正确的战略，在这样的前提下，政治发展的关键就是把握路径、过程和节奏。一个可持续的政治发展是中国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前提，也是政治文明的基本形式。可见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政治问题。只有选择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模式，才能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共同发展与进步，才能实现政治系统的持续稳定。所以要确保我国政治的稳定，必须全面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支持系统。

政治发展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首先，政治改革是政治发展的基本途径。从根本上说，政治发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引起的，因此，它是一个客观的有规律的过程。只有当社会基本矛盾引起利益关系和力量对比的变化，并转化为进步阶级、阶层或集团变革旧秩序的政治实践时，政治发展才能得以实现。从主体与客体的交互作用来看，政治革命是政治关系的质变过程，导致政治制度的新旧更替；政治改革是政治关系的量变或部分质变过程，促成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完善。总之，政治发展就是政治系统丧失稳定再重获稳定的过程。因此，政治改革并没有严格的逻辑可以遵循，而是要根据政治发展的具体情况来应对。

民主政治是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利益关系和政治统治是政治民主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决定着政治民主的性质。为了平等实现统治阶级成员的政治权利，并协调其内部利益关系，还必须完善必要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的完善过程，就是政治民主的发展过程。随着人们利益诉求、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日益多样化，唯有通过政治发展，才能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这个意义是说，民主政治不仅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也是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切实把握好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不仅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路径，而且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目标。二者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补充。由于现代社会的政治稳定是动态的、发展的，所以政治稳定的实现与维持都离不开政治发展的推动。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已经确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不仅提高了人民生活的水平，而且改变了人民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生活。当然，毋庸讳言，与经济发展的速度相比，我国政治发展的速度比较缓慢。目前，在社会处于“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复杂局面里，我国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这一发展目标必将对我国政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把握好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对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根据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经验，今后我国政治发展既不能不顾社会发展的历史，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发展的模式，也不能不顾社会发展的现实，走激进式的政治发展进程，而是应该紧密结合我国和谐社会的建构进程和实际，通过渐进的政治发展实践，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真正实现在政治稳定中推进政治发展，在政治发展中巩固政治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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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品德与社会；小学生；法制意识

小学生正处在长知识、长身体，初步形成世界观、人生观的阶段，在思想认识上也越来越成熟，非常善于想象，敏感又好奇，喜欢模仿，但是相应的辨别能力较弱，导致其非常容易受到不良环境的影响，而出现违法犯罪。针对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充分发挥品德与社会学科的优势，有效提高小学生的法制意识，促进小学生的健康成长。

1.基于教材资源优势，树立小学生的法制理念

在小学阶段开设品德与社会学科，可以有效提高小学生的法制意识。同时在编排教材内容的时候，设置了很多的法制教育内容，均是根据小学生的心理特点、年龄、知识水平、认知情况等进行编排的，其内容非常贴近小学生的生活，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和实效性。比如，在三年级的课程中，设置了《我和规则交朋友》这一主题，并且将其分成三个板块进行讲解，分别为《规则在哪里》、《规则有什么用》、《我们给自己定规则》。可以从学生比较感兴趣的游戏入手，在小学生具备的生活经验基础上，利用一些游戏，让小学生可以亲身体会、了解相关规则，并且初步建立规则意识与规则概念。同时也可以从家庭、社会生活、学校这三个方面，展现不同的规则，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学生可以亲身感受相应的规则，并且深深体会到生活中处处有规则的状态，进而形成相应的规则意识，树立一定的法制观念，明白规则、法律对社会生活的重要性。

所以，老师在开展品德与社会学科教学活动的时候，一定要遵照教学规律，结合学科特点，利用一些小学生熟悉的实例，对教材中存在的法制素材进行深度的开发与挖掘，以点带面，进行全面的扩展，让小学生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法制教育，并且将其和学科教育进行有效的融合，促进小学生的健康成长，同时，让小学生形成一定的法制观念，知道利用法律武器保护、约束自己，养成知法、懂法、守法的习惯。

2.注重课堂体验，提高小学生法制意识

在小学教育中，课堂教学是开展法制教育的重要场所之一。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老师可以运用小品表演、辩论会、情景模拟等方式，有效激发小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热情与兴趣，让小学生可以对法律知识进行一个系统的理解与学习，有效增强小学生遵纪守法的程度。比如，在学习《马路不是游戏场》这一内容的时候，老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一个关于交通安全知识的竞赛，让学生在竞赛中，对交通安全设施、交通安全标志等进行了解，同时对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一定的了解，并且找出其中和小学生密切相关的内容，在小学生理解有关法律法规的同时，还可以对自身的一些交通行为进行反思，明确自身是否完全做好了“守法”。又比如，在学习《做个聪明的消费者》这一内容的时候，老师可以设置相应的情景，让小学生明白在买到不合适东西的时候，可以进行退货，或者拨打“315”电话，通过这样的情景设置，让小学生可以充分了解到消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利用自身的掌握的知识，进行一定的解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小学生的法制观念与维权意识。

3.时事政治与学科优势相结合，提高小学生法制素养

在开展品德与社会学科教学活动的时候，一定要重视生活实践、时事政治和学科优势的结合，这样才可以有效提高小学生的法制素养。

首先，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教育主要就是来源于生活，并且运用到生活当中；在生活中进行创造，并且在创造中展开生活。因此，在开展教学活动的时候，老师一定要引导学生进行细致的观察，了解身边发生的一些新鲜事，同时，结合小学生的实际生活经验与知识背景，收集相关的法制教育素材，在社会实际生活的基础上，在课堂教学中应用一些生活实例，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小学生法制素养的提高，进而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学会做事。比如，在学习《我们的民主生活》这一内容之后，老师一定要从最常见、最接近的事情着手，联系本班班级干部选举、优秀学生选举等实际活动，通过参加、讨论、分析等形式，让小学生了解到选举的神圣性，并且明确自身的选举权利，让小学生可以真正了解到民主选举的作用与意义，进而提高小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民主意识，同时为小学生的社会民主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又比如，在学习《规则在哪里》这一内容的时候，老师可以在上课之前引导小学生对身边的规则进行了解，如，学校中的规则、家庭中的规则、商店中的规则、马路上的规则、社区中的规则等，这样就可以有效拉近小学生和规则之间的距离，让小学生可以体会到规则和生活之间的联系，进而可以自觉予以遵守，提高小学生的规则意识，进一步强化小学生的法制素养。

其次，在开展法制教育的时候，不仅只是对法律知识的教育，还要有效增强小学生的法律意识，提高小学生的法律素养。在品德与社会学科的教学过程中，不仅要重视课上与课后的教学，还要加强学生对时事政治的关注，了解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一些普遍问题，尤其是要引导学生对《焦点访谈》、《道德观察》、《今日说法》、《法治在线》等栏目进行关注，通过相应的分析与讨论，有效提高小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进而完善遵纪守法的行为。同时，通过对时事政治的关注、分析、讨论，让小学生对事件进行发言，初步形成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促进小学生的健康成长。

结束语：

总而言之，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小学生的法制意识，是一项长期的教育工作，一定要加强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实现小学生法制教育工作的全面展开。在开展教学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加强对学科特点的分析，采取有效的教学方法与手段，激发小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小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进而有效提高小学生的法律意识，促进小学生的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罗辑，邵晶.加强法制教育，营造平安校园[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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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后现代法学大行其道的背景下，法律领域的客观性、普遍性、确定性等现性主义价值观念遭遇了空前的冲击。不断强调法律领域的主观性、禾确定性、差异性、不可预测性等等。在法律解释领域，由于不断地引介哲学解释学的观念，法律界人士开始利用哲学解释学的资源。哲学解释学不承认客观重构的可能，强调作者独立于文本和自我立法，造成法律解释的任意。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国内外诸多学者在质疑声中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法律领域的客观性问题，然而，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法律领域客观性问题进行梳理，对于反思当下中国的法治具有知识性的贡献。

一、导言

在后现代法学大行其道的背景下，法律领域的客观性、普遍性、确定性等现性主义价值观念遭遇了空前的冲击。后现代主义代表着反现代主义、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的价值理念，强调法律领域的主观性、不确定性、差异性、不可预测性，等等。在后现代思潮之下，法律活动俨然演变成了一场游戏，甚至出现了诸多与法治终极目的不符的异类，不断挑战着人们对法治的信仰。司法裁判是解决社会纠纷，实现社会正义的终局方式，司法裁判领域恰恰是现代主义的重灾区。几乎司法裁判领域的所有因素都被解构了，法律本身被质疑为不确定，法律解释遇到了“只要有理解，理解就不同”的尴尬，裁判事实成了法官任意打扮的小丑，判决结果受到了法官“法感”的左右。

法律的不确定性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此前法律的确定性是公认的正确命题。机械法学是法律确定性的最佳代表，机械法学排除法官的一切主观臆断，扮演着自动售货机的角色。此时法律领域的客观性似乎得到了坚固的维护。但自由法学打开了封闭的大门，承认世界的不可预测与人们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法律不再是确定不变的规约，而是法官可以解释的材料。语言哲学和后现代思潮的冲击，法律的确定性或者说客观性被进一步击溃。从法律概念到法律结构，法律的确定性与客观性被完全地解构了。美国现实主义法学派的代表们将法律的不确定推到了顶峰，从规则到事实都遭到了怀疑。

在法律解释领域，由于不断地引介哲学解释学的观念，法律界人士开始利用哲学解释学的资源。前理解、效果历史、视域融合、对话等词汇不断进人法律解释的视野。遗憾的是，哲学解释学不承认客观重构的可能，强调作者独立于文本和自我立法，造成法律解释的任意。本体论的解释学过多加强了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学术倾向，忽视了法律解释客观性的追求。对于事实的客观性问题更是缺乏保障，从客观事实让位于法律事实，从法律事实让位于法官事实，都反映了事实的主观化趋势。

如果这些学术思潮发生在法治发达的西方国家，至少有完善的制度与优秀的法官保障法律解释与裁判在一定程度上的客观性。但这一切如果发生在法治建设中的中国，后果将是难以想象的。在人治传统久远，法治脆弱的中国，法律的权威尚未建立，基本的现代法治理念还函待普及。在这样的背景下，盲目地解构法律与司法裁判是危险的。当前，不是去过分强调司法裁判领域的主观性，而是需要树立人们对司法裁判领域客观性的信心。不是将法律解构的体无完肤，而是要人们获得踏踏实实的正义。所以，在后现代思潮的学术背景下，结合中国法治的发展阶段，必须坚决地站在维护法律解释与裁判的客观性，维护法治的现代立场。“法律本身是否具有客观性，以及法律诊释有没有客观性，这是法治命题能否在理论上成立的前提。”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是在逆潮流而动，甚至是老生常谈，但笔者坚信在中国语境下，捍卫法律解释与裁判的客观性势在必行。

二、法律领域客观性的挑战

对于客观性的挑战可谓来势汹汹，本文没有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一一地展示，只是勾勒了挑战的主要脉络。目的是知识上的系统化，期望为客观性的拯救有一个指南的效果。

日本学者来栖三郎的言论最激进和最具代表性:“法律家是何等霸道!常驻以客观性之名，主张自己所为之诊释是唯一正确的客观解释。然而，在他人看来。法律家是何等的悲屈!彼等竟然以为依据的法律即可以将人类生活规范无遗;又倘若不做此想，便会感到心境不宁，从而法律家是何等虚伪不负责任!总是将主观想法隐藏在客观背后。

在西方，自由主义法学派在批判法律客观性或者确定性时，是以概念法学为靶子展开批评的，耶林和赫克论述了概念法学的幻想和法律推理的部分不可能，颠覆了法律逻辑自足的体系。现实主义法学派更是有过之无不及，卢埃林是“规则怀疑论”的代表，坚持反对法律的预测性，主张法官能动地创造法律;弗兰克是“事实怀疑论者”，认为法律适用中事实无从捉摸，受法官的偏见左右。批判法学派从语言学进行解构，加强了对法律的怀疑。

肯尼迪从规则内在矛盾角度解构法律，哈斯纳斯从法律原则的内在矛盾瓦解法律，最终的目的是得出法律不确定的结论。社会法学派通过引人社会学因素，将法律逻辑自足和事实的确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颠覆。哲学解释学的兴起，本体论的解释学过多地加强了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学术倾向，忽视了法律解释客观性的追求。

在中国，近年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法律不确定，案件事实的模糊性等呼声不绝于耳。面对复杂的司法环境，司法能动主义的声音也在响起，法官面对法律时的姿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似乎有超越法律之嫌，法律的客观性也受到挑战。所以，笔者以为在当下坚持克制主义的司法立场，维护法律和法律解释的客观性，最终实现客观的裁判尤其具有实践意义。

三、法律领域客观性的拯救

(一)法律文本客观性问题

安德瑞·马默(Andrei Marmor)认为，与法律有关的客观性涉及两个方面:适用于当下个案的法律规范本身是否是客观正确的;法律理论能否摆脱主观和偏见，获致方法论意义上的客观性。

波斯纳认为历史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法律客观性观点。一是本体论上的法的客观性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法律是实实在在地“就在那里”的什么东西。第二种是科学意义上的法的客观性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虽然人们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但如果他们有科学的世界观，可以对法律问题达成一致的意见。波斯纳对这两种客观性持温和的怀疑主义态度，波斯纳通过运用反基础主义与怀疑主义的实用哲学方法质疑了本体论和科学意义上的法的客观性理论。波斯纳提出了交谈意义上的法律客观性理论，即“合乎情理”。“交谈意义上的客观性”强调对话、协商过程，但不以形成共识为必要，试图限制法官的悠意，努力发现法官行为中的可预测因素。“交谈意义上的客观性”的理论基础是实用主义哲学和法律活动理论。同时，波斯纳认为道德哲学对于建构“交谈意义上的客观性”并无多大意义。他认为道德哲学无助于法律难题的解决，在具体案件审理中更没有什么用处。

马默坚持法的客观性是综合的。包括语义上的客观性、形而上学的客观性和逻辑上的客观性。语义上的客观性是指特定类型的陈述可以在语义学意义上是客观的，即使这些陈述所描述的客体毫无真理性可言。形而上的客观性，意味着真理性，谈论中的陈述之真理性在于这个事实，即存在一个客体，且其特性与该陈述的描述相符合。逻辑上的客观主义认为一个特定种类的陈述是客观的，当且仅当该类型中的任一和每一陈述有确定的真值。逻辑上的主观主义者否认将真值赋予他对此事主观主义者的那类陈述的可能。

哈特指出法律规则由日常语言构成，而语言存在“意思中心”与“开放结构”两部分，“意思中心”指语言的外延具有确定的中心区域，而“开放结构”存在着边缘地带，所以，法律既是确定的又是模糊的。哈特坚持客观主义立场，认为法律可以具有一个无可争议的意思中心，在意思中心可以具有法律本身的客观性与解释的客观性。在边缘地带，道德判断、政策影响、利益衡量等诸多主观因素将进人这一领域，法律的客观性将受到一定的冲击。

德沃金是法律客观性的坚强捍卫者，他将法律区分为“明确的法律”和“隐藏的法律”，前者是那种印有文字的文件，而后者是一种法意，只有通过诊释才能获得。德沃金把法律作为一种解释性概念，认为法律是一种建构性解释活动的结果。因为法律规范总是以法律体系中的原则、政策、道德、普遍信仰、学说以及观念等为文化背景，基于相同的背景，人们完全可以知道或者大体知道法律所设定的权利义务。在各种因素的扶持之下，法官可以为每一个案件寻找到唯一正确的法律答案。在法律的整体性概念中法律的客观性得以保存。德沃金通过自然解读、内在者的立场和反思平衡的方法阐述了道德客观性，从整体性法学而言，其间接地维护了法律的客观性。

沃尔豪特(Donald Walkout)在价值客观性上区分了德国的理念论(idealist)和经验主义的看法。前者指价值的客观性就是超越个人的控制;后者在三个层面上主张客观性:方法论上的客观性，认识论上的客观性，形而上的客观性。

就国内而言，陈金钊教授在《拯救客观性—关于法治方法的理论探索》一文中，虽然主要面向法律解释的客观性问题，但他认为法律解释客观性的前提是法律本身的客观性，如果法律本来有客观性，法学又提高一些基本方法的话，那么人们就可以得到法律诊释的客观性。秦策将客观性分为法律的客观性和司法的客观性。把法律客观性当作司法客观性的前提条件和上位概念来理解。另一种是把法律客观性大体当作司法客观性的同义语来使用。蔡琳认为价值客观性包括以下部分:客观性需要排除私人性和情感知觉，必须超越个体;客观性意味着公共性并非否定场域的依赖性，可以基于一定的社会公共意识而存在;要求主体间性，体现于解释和论证的客观胜之上;法律涉及的道德是公共道德，私道德才良准有共识。

其实，不论学界关于法律客观性有多少的界定，笔者认为的法律的客观性就是法律本身具有确定的含义，能够为人们所预期。换言之，法律具有可预测性，能够指导人们的行为，并根据这种预期安排自己的行动。这样界定的客观性更具有指导司法活动的现实意义。 (二)法律解释的客观性

在《法律的概念》一书中，哈特涉及到法律解释相关的内容，“哈特的法理学中与法律解释问题最相关的是他提出的法律开放性特质的论述，企图在形式主义法学和规则怀疑主义之间，开出一条中庸之道。哈特坚持一种客观主义的立场认为具有内在观点的人们通过阅读法律规则，可以确定地找到规则语言的意思中心，从而做出客观的法律解释。他认为通过承认规则，可以将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区别开，确立法律的独立体系，在经过法律自身的意思中心，法律解释能够保障客观性。

德沃金主张“建构性的解释”。这种解释分为三个阶段，在前解释阶段，人们凭借经验确定法律解释的客体;在解释阶段，解释须为其客体之主要内容提供一般的确证;在后解释阶段，解释者要调整自己为客体实际上要求什么的感觉，以更好地为第二阶段的确证服务。德沃金提出“内在观察者”的观点，认为从内在参与者而言，法律仍然在法官的责任心之下获得唯一正确的法律答案。作为内在参与者，法官不在超脱世外，其有法律和道德上的责任去发现“隐藏的法律”，正确地对待规则、原则和政治道德等。在整合性的解释背景下获得唯一答案。站在外在观察者的立场上，容易引发主观与客观的争论，但是内在的视角可以消解主观与客观的争论，解释者作为实践者，解释就可以避免任意。

波斯纳主张“交谈”意义上的客观性，强调解释上的说服力。认为法律推论的最终标准不是逻辑上的精确，也不是超越的道德真理，而是法律思考者在具体语境中理想交流的共识。他赞同客观性是法律判决的一种文化属性和政治属性，而不是一种认识论属性，无论法律具有什么客观性，这种客观性都处于文化的统一性，而不是形而上的实体和严格的方法论上的。也就是说，文化与政治越是同质的，形成共识的可能性就越大，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也就越高。波斯纳认为使美国法律更加客观的唯一方法就是法院和立法机构在文化和政治上更加同质。他认为前提越是一致，就越有可能遵循三段论模式来进行法律推理，因此，法律就会表现为客观、非个人化。同样的道理，客观的解释是以存在一个文化解释团体为前提的。同时，他还认为效率可以为司法判断提供中立而客观的准则。

贝蒂是立足方法论研究解释学。为了维护解释文化传统经典中传统意义的客观性，贝蒂严格区分了“解释”与“含有意义的形式”。解释是理解主体的行为，“含有意义的形式”则是意义客观化的存在。贝蒂认为含有意义的形式是精神的客观化，即意义和意义的载体是吻合的。一切解释都是对含有意义形式的解释，通过解释，把握这种形式中包含的含义。贝蒂的解释学为文化传统经典解释理论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

德国法学家科殷认为“在进行法学解释时，解释的前提也是客观的态度，客观的态度在法学里尤其重要，但是，倘若歪曲条文，按照主观的派别目的进行解释，恰恰是众所周知地被视为严重违反法学家的职业伦理之一种。哈贝马斯认为“规范主义的思路始终有脱离社会现实的危险，而客观主义的思路则淡忘了所有规范的方面。这两个方面的紧张关系，可以被理解为我们的一种提醒:不要固执于一个学科的眼光，而持开放的态度，不同的方法论立场(参与者和观察者)，不同的理论目标(意义诠释、概念分析和描述、经验说明)，不同的角色视域(法官、政治家、立法者、当事人和公民)，以及不同的语用研究态度(诊释学的、批判的、分析的等)，对这些都要持开放态度。

在政治实践中，客观主义法律解释与三权分立的思想十分契合。在西方本来就存在着“法院作为忠实人”的政治传统。孟德斯鸿的分权学说认为，法官仅仅是宣布语词的喉舌，他无法减轻法律的力量也无法缓和法律的严格。汉密尔顿认为法律的解释权应该属于法院，但是也担心法院以主观意志代替客观判断，可能以一己的意志代替立法机关原意的情况。法官对于法律文本的解读不是法官的意志和世界观，而是法律或立法机关意志的集中升华。

陈金钊教授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认为法律解释的客观性是法律解释的原则之一。其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主要包括法律本身的客观性和法律解释方法的客观性。与哲学诊释学相比，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主要表现为合法性和诊释共同体的认可。合法性就是解释结果与法律文本设定的规范意旨一致，解释主题表达了对法律的忠诚。解释共同体的认可就是职业群体中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无论哪种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客观性，都具有司法克制主义的倾向，而克制主义可以维护法治的稳定。法律解释客观性论述的角度并不尽相同，法律解释客观性主要是一种法律解释的姿态，即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不随意地解释法律，坚持司法克制主义的立场，达到法律解释结果的客观。

四、结语—反思中国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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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和深刻领会执法为民理念的科学内涵，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树立执法为民理念，要突出强调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为了人民，就是要把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检察工作的根本宗旨，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作为政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到检察实践中，就是要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第一考虑，把人民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要恪尽职守，预防和惩治犯罪，保证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民主权利不受侵犯。反贪部门要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做好预防和惩治犯罪的工作，使犯罪分子得到及时、有效的惩处。要根据社会发展的形势变化，及时把握人民群众不断变化的利益诉求，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贡献。

2、一切依靠人民

走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当前，检察工作仍然需要走群众路线。只有走群众路线，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才能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了解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要求和愿望，了解人民群众的利益所在；才能使检察工作符合人民群众的实际要求，才能有效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才能树立检察机关和检察干警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检察工作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与配合，无论你的侦查设备多先进、无论你有多充足的警力、无论你有多充足的经费，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不支持、不配合，检察工作就耳不聪、目不明，就无法解决破案难、取证难、追逃难等问题。当前，一些地方发生犯罪案件，无人报案、无人作证、无人提供线索，于是一些干警就产生了畏难情绪，觉得群众工作不好做，甚至抱怨群众觉悟低。这说明我们的一些干警还没有真正掌握走群众路线的方法和本领，没有了解到人民群众的真实想法，没有把群众工作做到位。我们的干警在接待当事人时，一要注意态度，二要注意方法，要将心比心，认真考虑群众的立场、观点和利益。

二、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理念，认真做好本职工作

执法为民是党和人民对检察工作的根本要求，是检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广大检察干警要真正落实执法为民的各项要求，要在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严格要求自己。要作到立足本职，严格执法、公正执法。

1、严格执法，实事求是

要增强宗旨观念、群众观念，实实在在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在检察工作中，要心中时刻装着人民，人民群众最关心什么、希望什么，我们的工作重心就指向什么；人民群众对哪些方面不满意，我们就重点整改哪些方面的问题。

2、文明执法

文明执法是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对检察工作的基本要求，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进步的表现，是检察机关执法为民的本质要求和外在体现。文明执法，有助于化解矛盾，增强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信任。执法工作遇到大量的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大多数当事人也都是通情达理的。只要检察干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工作做到位，多数当事人都能自觉接受和履行处理决定。反过来，即使案件处理结论是公正的，只是由于干警的工作方法简单、态度粗暴，也往往会引起当事人的怀疑和不信任，从而引发上诉、申诉甚至形成上访。更有甚者，有的干警在工作中，粗暴对待当事人，不但没有实现执法目的，反而激化了矛盾，引起群众不满，影响了执法机关的形象。所以，文明执法，事关重大、意义重大。干警对待人民群众说话要和气，态度要和蔼，办事要热情，服务要周到，考虑要细致。要多给群众提供便利，不给群众增添麻烦。要注意尊重当事人的人格尊严。对待当事人不侮辱、不挖苦、不嘲讽，对当事人要耐心听取他们的陈述、申辩和申诉，不能因自己的主观好恶而影响对当事人的态度。

3、清正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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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基准理论”与合理性审查标准

在20世纪以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恪守传统自由主义立场，强调确保个人自由是宪法的首要任务，拒绝为了保障福利权而赋予个人自由相应的义务。在1905年的“洛克纳诉纽约案”［1］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认为，契约自由属于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正当法律程序”条款所保护的权利和自由，认为纽约州一项旨在保护工人健康的法律所规定面包工人最高工时制，乃是侵害了劳资双方之间的契约自由，因而违宪无效，开启了所谓的“洛克纳时代”。此项判决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批评，认为联邦最高法院无视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社会弱势阶级所处的劣势地位，契约自由和私法自治意味着资本的任意宰割。虽然“洛克纳案”的判决与社会民意脱离，但联邦最高法院仍不改初衷。直到1937年，在罗斯福总统“法院填塞法案”的政治压力下，联邦最高法院才于“西岸宾馆诉帕里什案”［2］中强调契约自由并非绝对而毫无限制的自由，仍须受到合理的限制。它不能损及人们的健康、安全、道德和福利，为防止势力薄弱的妇女和未成年人被迫在较低工资的条件下工作，即使规定最低工资也难说不合理，因此华盛顿州《妇女最低工资法》并没有违宪。此项判决终结了“洛克纳时代”，罗斯福政府的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干预措施也陆续受到后来法院判决的支持。以此为契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38年的“合众国诉卡洛琳制品有限公司案”［3］中确立了所谓的“双重基准理论”，对于涉及民主政治程序的自由权与纯属社会经济事项的自由权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对那些以后者为规制对象的各种社会立法的合宪性审查，采取比前者为规制对象的各种立法的有关审查更为宽松的审查标准。其理由是那些规制社会经济生活的立法，如果法院以自己的社会哲学对抗民选产生的国会多数决定，就可能有悖于民主精神。根据“双重基准理论”，凡是单纯涉及社会经济领域的事项争议，皆采取低度的审查标准，政治部门的社会经济立法几乎都可通过合宪性的检验。然而，此后“双重基准理论”受到了冲击，特别是1970年代以后出现了合理性审查标准宣告违宪的案例，法院不再完全无条件地顺从立法者的决定。那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运用合理性审查标准时，其实际操作模式如何?以及经济管制与社会给付领域是否又存在不同?以下将对其进行进一步分析。在1949年的“铁路快运公司诉纽约州案”［4］中，涉及纽约州规定任何人驾驶的业务车辆都不得登载与其业务无关的广告。换言之，只要该车辆涉及车主的通常业务，而该业务与车辆载有的广告毫无关联或大多无关联，即要受到处罚。纽约一家铁路快递公司拥有1900多辆卡车执行其业务，并同时出售车体外的空间刊登其他公司的广告。因其所刊登的广告与其自身的业务并无关联，从而触犯了纽约州的该项法律。该案的争议点在于车主刊登自身业务相关的广告与刊登其他一般的广告，受到了该法律的差别对待。法院判决认为，车主刊登自身的业务广告所引起的可能危险相比车主刊登其他一般的广告所引起的危险应显得轻微，这种差别待遇乃是实务经验上的考量，超出了法院能力所及，因此该案所涉及的差别待遇并无违反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正当程序和平等权条款。值得注意的是，杰克逊法官在其协同意见书中强调，当诉诸正当程序条款时，必须对人民造成重大影响才可以将所涉及法律宣告无效;以正当程序宣告法律无效会造成无法规制的行为，这是人们所反对的。然而，当适用平等权时，并不无造成政府的无能力，因为平等权只是意味着禁止或管制必须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原则上政府部门必须一视同仁地行使其权力，除非某些合理区别切实与其管制目标相关。如果允许政府部门可以选择一群少数人以实行法律，藉此逃避其政治责任，那就会开启其恣意行为的大门。任何适用于所有这种广告的规制措施，比起只适用于少数者的情形，在制定时要求具有更明确的正当性。在1955年的“威廉姆森诉李光学有限公司案”［5］中，该案涉及俄克拉荷马州法律规定，只有具有证照的光学师、眼科医师或者获得二者之一的书面处方者才能进行配置眼镜或复制、更换镜片以及其他视力矫正措施。如果只是更换镜框或在镜片遗落或破损的情况下，要配置镜片，若未获得以上的处方，一般的眼镜制造商也不得进行上述行为。但是根据同一法律的第三项规定，眼镜贩售商却可以在未获处方的情况下贩售已经装配好的眼镜。本案的争议在于第三项规定的差别待遇，眼镜制造商未获得处方即不得配置眼镜或复制、更换镜片，然而眼镜贩售商却可以。联邦最高法院一致意见认为，同一领域内的罪恶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别，因而需要不同方式的治疗。立法者可以采取“一次走一步”的措施，分阶段地逐步实现其目的。平等权所禁止的乃是造成不公平的差别待遇，而本案尚未达到该程度，从俄克拉荷马州来说，眼镜贩售商的该种行为可能不至于令人担忧，它们与被禁止的行为所引发的问题可能有所不同，因此该法律合乎宪法。在1961年的“麦格万诉马里兰案”［6］中，涉及马里兰州的“周日禁止营业法”规定，禁止在星期天贩售除烟草、糖果、牛奶、面包、水果、汽油、药品、报刊以外的任何商品。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认为，马里兰州该项法律根据商品种类所为的差别待遇是合宪的，因为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允许州政府具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进行差别待遇，只有当差别待遇存在与立法目的的达成毫无关联性时才会有产生违宪的问题，原则上立法行为应该被推定为合宪的，亦即事实上产生某些不平等的结果只要有可想象到的的合理事实，可以使得该差别待遇获得正当理由，即可通过宪法上平等权的检验。从而立法者只有自己找到合理的理由和依据，认为为了民众的健康或者为了增加周日的愉悦气氛，允许特定的商品的贩售是有其必要的。从铁路快运公司案、李光学有限公司案和麦格万案可以看出，在合理性审查标准的要求下，只要社会经济立法的差别待遇是出于一种合法的目的，即可被认为是合宪的。合理性审查标准对何为“合法目的”采取非常宽松的判断标准，法院极力避免对“目的”作任何价值判断，往往对社会经济立法所追求的“目的”进行合宪性推定，而社会立法的“目的”是否具备合法性，其实来自于法院自身的想象、臆测或者是立法者自己提出的说明材料。当立法目的难以确定时，法院就几乎等同于放弃审查，而完全顺从立法者的判断。合理性审查标准下，法院对社会立法的“目的”不作实质性审查，事先推定其具有合法性，而只要社会立法中的差别待遇条款与立法目的具有合理关联，这种差别待遇就不能被认为是违反宪法平等权的。而法院对于立法目的与差别待遇条款之间是否具有合理关联秉持非常宽松的态度，如果不是社会立法中的差别待遇条款属于完全不合理，否则不能仅仅以该项社会立法所采取的差别待遇分类标准不够完善或精确，就认为其违反宪法上的平等保护。换言之，在合理性标准下，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联性，既不需要如严格审查标准那样进行较深入的价值判断，也不要求数理上的精确程度，只要存在所谓的合理性即可。而且法院并不要求立法者负有阐明义务，也不依赖相关的立法材料作为判断的依据，只要凭据法院自身主观臆测的合理性即可通过平等权的检验。然而，正如斯蒂文斯法官所言:“难以想象某一种差别待遇，是无法通过可合理想象到的事实作为其正当化的依据的。如果不要求立法者积极的阐明义务，则无异于放弃审查。”［7］

严格合理性审查标准:手段与目的的合理关联性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法院逐渐强调社会立法的立法手段须实质上促进立法目的，即手段与目的之间必须具有合理关联性。70年代以前仅根据“臆测的事实佐证”或“可想象的立法目的”所彰显的司法抑制实际上就是法院为立法者行为的一种背书。但是从1970年代以后，法院在判断立法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联性时，强调立法必须具有相当的事实基础，并且必须将相关的立法材料提交给法院，而不是由法院进行单方面的推测和想象，法院对于社会立法开始进入了强化合理性审查阶段。必须指出的是，法院所谓的强化合理性审查标准仍然只及于手段而不及于目的，而且手段上的审查要求仍低于严格审查标准。加重合理性审查仍允许政府部门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去选择其所追求的目的。在1969年的“夏皮罗诉汤普森案”［8］中，涉及康涅狄格等3个行政区的法律规定，凡是没有在该行政区内居住满一年的居民，不得提出社会福利金的申请。本案所争议的差别待遇在于同样具有申请资格的人，居住满一年的人可以提出社会福利金的申请，而未满一年者则不能提出申请。法院判决认为，根据一定居住期限所为的差别待遇，侵犯了宪法上所保障的迁徙自由，因此将审查标准提高为严格审查标准，而政府部门所提供的理由如果不是符合急迫的政府利益，就是与差别待遇不具有合宪性的关联。法院多数意见认为，即使采用过去的合理性审查标准，该法律也难逃违宪的命运。因为政府部门所提出法定期限的附加是为了确保公共救助计划的财政健全，因为这样会减少外地穷人迁入该行政区的诱因，以避免外地穷人大量涌入该区，而政府便有较为充足的预算来照顾长期居留的穷人。但是法院指出，虽然该立法的差别待遇对立法目的具有实质性促进，但是禁止外地穷人的迁入并非宪法所允许的目的。政府部门提出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减少那些只为获得较优厚福利的穷人迁入的诱因，但法院认为此目的所排除的群体显然过于宽泛，毕竟大部分移民并非只是为了得到更优渥的福利，而州政府在没有任何证据材料显示新迁入的移民单纯为了获得更优厚福利的目的。更为关键的是，州政府不应禁止那些为了获得更好福利的穷人迁入，法院并不认为当一位母亲为了自身及其子女享有一个新的生活，便要受到低度的评价，其迁入的动机，无论是基于获得更为优厚的福利金，还是基于该州较好的教育设施，都应该受到同等对待。至于政府提出的第三个目的乃是着眼于新旧居民的缴税的多寡，法院认为如果此种目的可以成立，那么州政府亦可基于这一逻辑禁止新移民利用学校、公园和图书馆，并排除对其在治安和防火安全上的保护，而这些行为正是平等保护条款所禁止的。法院虽然肯定州政府维持其财政健全的努力，但是福利成本的降低并不能使此种差别待遇正当化。总之，法院认为州政府所为之差别待遇没有相当的事实基础，且与目的之间并不具有合理关联性。在1973年“美国农业部诉莫雷诺案”［9］中，涉及美国1964年颁布的“食品券法”规定，低收入家庭可以通过购买食品券的方式，从而可享受购买食品的优惠，但如果家庭成员中有无血亲关系的人存在，那么该家庭便无法购买食品券。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认为，该法将家庭成员中有血亲关系的人排除在外的差别待遇违反了宪法上的平等保护。联邦最高法院指出，该法当初规定这一排除条款是为了防止所谓“嬉皮士”参与食品券优惠计划，而在平等权的保障下，仅仅为了不让那些政治上不受欢迎的群体获得利益，不能使一立法目的正当化的。虽然政府所提出的目的意在减少欺诈的情形，但该法已经在其他条文已经就此进行了规范，且在实施效果上，该法条真正排除了并非是那些滥用食品券优惠的家庭，反而是那些确实需要救助的人。因此该法所为的差别待遇已并非单纯的不够精确的问题，而是根本欠缺合理的基础，因而违反宪法上的平等保护。在1980年“美国退休职工委员会诉弗里兹案”［10］中，涉及1974年以前的联邦法律曾经允许在铁路局与曾经在铁路局工作过的职工在退休后可以同时领取铁路局的退休金和社会福利金。然而在联邦政府财政负担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国会于1974年通过法律限制领取双份津贴的主体资格。依据该联邦法律，1975年1月以前不具备领取铁路局退休金的10年服务资格者，就不再能申请领取该退休金;而已退休的人并已在领取退休金的，仍然可以继续领取该退休金，从而依然可获取双份利益。对于那些尚未退休的人员而依据旧法可领取退休金者，只有那些在1974年仍在铁路局工作或者至1974年底其所从事的工作与铁路运输事业有现时相关的人员或已经在铁路局服务满25年的人员方可领取。该法律的争议点在于那些原本依据旧法可申领退休金的尚未退休人员，依据新法便无法领取该退休金。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认为，立法者基于逐步限缩受益者范围的目的，在受雇员工中实行差别待遇，并非宪法上所禁止。问题在于立法者所采取的手段是否出于明显的恣意和不合理，而本案并未发生此种情形。因为立法者乃是为了保障员工之间的相对公平性，对于铁路局在职员工提供退休金。立法者可能认为铁路局在职员工或者从事与铁路事业有现时关联的人，相较那些不再在铁路局工作的人更具有享受退休金的正当性。对于退休的员工提供较为优厚的保障乃是一种合法的目的，而以服务期作分类标准具有合理的基础，手段与目的之间存在“相当的而实质”的关联。而布伦南法官在其不同意见书中指出，合理性审查不应是不具有任何瑕疵的，在合理性审查标准的检验下，该项差别待遇不仅与立法目的之间不存在合理关联，甚而妨碍该目的的达成。因为该项立法的主要目的乃是为了原本有资格的退休金保留其退休金，但在实施效果上造成了1974年前即享有退休金资格者，其退休金被剥夺，因此该差别待遇与立法目的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在1981年“施威克尔诉威尔逊案”［11］中，美国“社会安全法”下的补充性收入保障计划是提供有需要的老年人、盲人和残疾人生活津贴，但是对于在公立精神疗养机构的需受照顾的老年人、盲人和残疾人则不予提供，除非该机构能替他们代为领取联邦医疗照顾基金。该项计划将受益人分为两类，即公立精神疗养机构中的需照顾的老年人、盲人和残疾人与其他需照顾的老年人、盲人和残疾人，前者必须由疗养机构代为领取津贴，而后者可直接领取。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国会对于如何分配有限资源具有裁量的权限，在进行分配时难免会牺牲某些有需要的人，但关于金钱给付的立法行为应受到强烈的合宪性推定，法院不能因为还存在其他更完善的手段存在。即相关的差别待遇无法合理增进立法目的，法院可通过有限的立法资料，推导出差别待遇乃是国会深思熟虑的产物。然而，由鲍威尔等4位大法官参与的不同意见书则强调，在合理审查标准下，判断相关差别待遇是否流于恣意无法脱离立法目的而独立考察，而所谓的立法目的，法院应秉持独立、怀疑的态度。［12］如果该立法目的仅仅凭着政府部门的阐述而没有其他坚实的资料佐证时，法院应要求立法手段与立法目的之间具有“相当与实质性的关联”，对立法手段的要求提高后，同时也是间接地审查立法目的的合理性，而不至于落入逻辑上的错误。因此，在本案中，政府拒绝给予福利金没有合理的理由，因为立法者给予了相同情况的低收入老年人、盲人和残疾人差别待遇，这一未予解释的差别待遇无疑是立法者的疏忽。从诸多案例法院的判决来看，严格合理性审查标准可以说是强度介于合理性审查标准与严格审查标准之间的一种审查模式，它要求当法院采用合理性审查标准时，政府必须承担阐明义务，以检验所为差别待遇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联性。此外，严格合理性审查标准也强化了当代法院的角色。虽然长期以来法院所秉持的司法自我抑制强调对政治程序的尊重，以确保人民将其意见通过选举权的行使体现于公共领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应该完全规避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联性审查，因为手段上的审查可以促进人民意志在立法行为的政治领域中得到更为充分地体现，从而提升政治程序的品质。严格合理性审查标准要求法院评估和判断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合理关联性，而非凭据自身的主观臆断的和猜想的正当性根据。只是关于目的的界定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些难题，无论是法院的主观判断，抑或是通过文义解释的方式推衍出来，其实都包含了法院针对立法事实作某种宪法上的判断。而立法事实的评价并不适宜由法院作出，相关立法所涉及的事实问题也会突显出司法功能上的局限，因此由立法者担负事实阐明义务，不仅可以避免司法判断流于恣意，也具有某种分担政治责任的功能。在严格合理性审查标准下，手段与目的之间必须有切实的关联性，亦即所为的差别待遇必须具有坚实的理由，而法院藉以判断的基础则有赖于政府部门所提出的事实材料，也不再任凭法院的主观想象。严格合理性审查标准在手段要求上的特色，提高了对手段要求的审查强度，赋予了立法者某种立法论证的责任，同时也使得法院的说理、论证渐趋完整。根据立宪主义的精神，现代福利国家的社会性立法应该符合平等权的要求，避免社会立法出现资源分配不公而侵害社会弱者的平等保护权利的情形。在美国法上，传统上法院对于社会立法内容的平等权审查较为审慎，通常尊重立法者的专业判断，拒绝对社会立法进行合法性审查。但是随着福利国家的发展和权利意识的提高，美国法院开始运用合理性审查标准来进行较低程度的介入，其考察立法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联性，但对于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联性持较为宽松的态度，只要差别待遇不属于极为不合理，即可认定为符合宪法。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法院逐步强化了合理性审查的标准，强调社会立法的手段必须实质上促进立法目的的实现，立法内容应该具有相当的事实基础，而非凭据法院自身主观臆测的合理性进行判断，立法机关应当承担具体的阐明义务和论证的责任，从而限缩了立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以确保社会立法的平等权保护力度。

篇9

执法为民最基本的要求是政法机关立足本职，坚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在当前形势下，政法机关全面践行执法为民理念，还要重点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

(一)求真务实

求真务实就是立足实际，实事求是，扎实勤奋地工作，实实在在地为人民谋利益，对人民群众最具体、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要求，要给予最及时、最方便、最大程度的实现和满足。反映在实际工作中，要特别注意防止和杜绝各种形式的乱作为、不作为现象，这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个现实问题。乱作为主要是一些政法机关和干警漠视案件的客观事实，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和实体规定，滥用执法权力。不作为往往表现为不勤政敬业，工作缺乏热情，有警不出、有案不立、案件久拖不决等现象，这实质上是漠视人民群众的疾苦，对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不予理睬。乱作为和不作为都有悖于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全体政法干警要努力打牢执法为民的思想根基，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积极履行法定职责，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切实保护。

(二)甘当公仆

政法干警作为人民公仆，最重要的是在工作中树立和强化服务意识，妥善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的关系。政法机关行使管理职责的根本目的是为整个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人民群众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管理行为只是手段，而服务才是最终目的。对此，绝不能本末倒置。当然，也不能因倡导服务，就放松管理或不敢管理，对于越是关乎广大人民群众切实利益、普遍利益的领域和事项，越是要严格管理、强化管理。

(三)文明执法

文明执法是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对政法工作的基本要求，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进步的表现，是政法机关执法为民的本质要求和外在体现。

文明执法，就是要做到服务热情，多为群众提供便利，不给群众增加麻烦。文明执法，要尊重当事人的人格尊严。文明执法，还必须注意执法者的警容风纪。人民群众对政法工作的印象和评价，往往来自对执法者本身的印象和评价。执法者举止文明，待人平和，仪容整洁，群众就会产生一种亲近感、信任感，每一位政法干警都应加强自身修养，既重视八小时以内的举止文明，也重视八小时以外的生活自律，真正树立起政法队伍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

(四)清正廉洁

践行执法为民理念，政法干警必须清正廉洁，确保权为民所用，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不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执法为民理念是确保政法干警清正廉洁的思想基础。只有坚定地树立执法为民理念，并在工作、生活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防微杜渐，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形势面前，经受住金钱、权力、人情和各种利益的考验和诱惑，确保清正廉洁。

篇10

对当前市场经济立法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是最重要的部分,同时,行政法规在市场经济法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地方性法规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来,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我国的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与此同时,在立法中也存在一些函待解决的问题。如:立法仍滞后于改革;有的地方立法质量还不很高;地方立法中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地方立法从大局出发不够等。这些问题必须根据宪法的原则,以改革的精神,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战略高度,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去解决:L要加快立法,必须进一步统一认识,明确指导思想。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系中,立法要以宪法为依据,进一步解决思想,更新观念,大胆探索,勇于实践,使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紧密结合起来。一些应兴应改的事情,尽可能先立法后行动,开始粗一些,逐步完善起来,用法律引导和推进改革开放的发展,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立法同改革开放进程相适应,避免因无法可依造成的严重损失。

2.要加快立法,必须认真体现党的关于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在制订法律法规中,只有认真体现党的方针、政策,使党的关于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法律化、规范化,使党的主张经过立法变为国家意志,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党的关于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法律化、规范化,使党的主张经过立法变为国家意志,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国家的法律法规相连接,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和权威性。

3.要加快立法,必须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立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制订的法律量大面广,统筹规则,突出重点,急需先立,不断完善。根据中央精神,按照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我国法律地位一律平等的原则,制订规范市场主体法律。其次,为了保障市场主体进行公平交易和正当竞争,应按照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制订调整市场交易关系,维护市场秩序方面的法律。第三,为了使宏观调控、管理和服务依法进行,保障市场正常、有效运转,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应当制订加强宏观调控和促进对外开放等方面的法律。第四,为了在开展公平竞争的同时,维护社会的安定,应当制订、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法律。第五,为了扶持基础产业,保障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应当制订发展基础产业、改善经济环境及其他方面的经济法律。

4.加快立法,必须改进地方立法工作。党的以来的这些法律法规的制订和实施,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了引导、规范、保障和约束的作用。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现有的法律还远远不能满足不同区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目前在地方立法工作中,仍存在责任不清、部门扯皮,法律条文冲突和立法程序不顺等现象,造成立法效率低、周期长、进展慢。要改进这一工作现状,首先要改进地方立法方式,按照有关要求,有些法规草案,可以由政府主管部门负责起草:有些涉及改革和建设全局的法规草案,可以由地方人大常委会或有关专门委员会牵头,组织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起草,注意吸收专家、学者参加地方立法工作,实行实际工作者和专家、学者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