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概念范文
时间：2023-12-21 17:18:3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气候变化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全球气候变化；植物地理学；植物分布；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12-0188-02
一、教材分析
全球气候变化尤其是近代气候变化对植被、植物资源的影响已经成为植物地理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但目前中国高校采用的教材中普遍缺失对这部分内容。为使学生了解研究前沿、拓展知识面，有必要在植物地理教学中补充这部分内容。全面阐释全球气候变化与植物分区变化的关系，内容应包含三部分：（1）气候、气候变化的概念，气候变化的分类及特征；（2）地质时期尺度上的气候演变与植物分布区的关系；（3）近代全球气候变化趋势下植物分布区变化预测的研究进展。在本教案设计中以第二、第三部分为主要内容。第二部分主要参考武吉华主编的《植物地理学》第二章第二节中“环境演变与植物分布区的变化”；第三部分为作者综合、总结文献而成。
二、教学目标
1.理解气候变化的基本概念、特征、分类。
2.了解气候变化如何影响植物的生长和分布。
3.理解地质时期尺度上的气候演变与现代植物种分布区的重要影响。
4.理解近代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特征，及全球气候变化对植物分布区影响。
5.联系实际，人类应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
三、教学内容的重点及难点
1.重点：不同时间尺度上气候变化的特征及其对植物种分布的影响。
2.难点：近代全球气候变化特征及其对植物分布区的影响。
四、设计思路
1.先概述气候变化的基本概念、分类和特征，再分述不同时间尺度上气候变化对植物中分布的影响，最后联系实际，分析人类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设计问题程序环环相扣，教给学生建立知识网络、理清知识线索的学习方法。
2.注重联系实际，让学生搜集资料并分析近代气候变化的特征及其对植物分布的可能影响。引导他们思索人类应该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变化。
五、教学过程
本文重点分析“不同时间尺度上气候变化的特征及其对植物种分布的影响”这一重点知识来体现设计思路，流程如下：
（一）概述气候变化的基本概念、特征及分类
讲述气候变化对植物分布的影响，首先学生需要明白什么是气候变化。考虑到本课程是对自然地理专业的学生开设，这个专业的课程安排中另有一门《气象学与气候学》中会详细讲述气候学的基础知识，所以这部分内容只需简单明了地带领学生温习一下相关知识点。
（问题设计）以问题引入。师：“昆明号称‘春城’，天气宜人，四季温差不大”和“今天气候不好，出去别忘记带伞”这两句话有什么问题？什么是气候？和天气是一回事吗？以此引导学生对比天气和气候的不同，从而理解气候的概念，并突出气候“多年常见”和“某地区特有”这两个特征。在此基础上气候变化的概念也就呼之欲出，非常容易理解了。
（课件展示）
需要掌握的知识点：
1.概念：天气：短时间的大气过程和现象。当代气候：按照世界气象组织（WMO）的规定，以30年为整编气候资料时段长度的最短年限，每过10年更新一次。气候：指某地区多年间常见的和特有的大气过程和现象的综合。气候变化：气候平均状态统计学意义上的巨大改变或者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典型的为10年或更长）的气候变动。
2.气候变化的分类及特征。（1）从跨越的历史时期来看，气候变化可以分为：a地质时期的气候变化：时间跨度最大，变化周期最长的气候变化；b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距今1万年以来的气候变化；c近代气候变化：最近一二百年有气象观测记录时期的气候变化。（2）气候变化的特征：a全球气候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变化是常态。b时间越长，气候变化幅度越大，如以105年为单位的亚冰期和亚间冰期温度变幅可达10～15℃；而以101～102年为单位的近代气候变化温度变幅
（二）不同时间尺度上的气候演变与植物分布区的关系
地质时期尺度的气候变化对植物种分布区的影响。（探究活动）
材料1：播放多媒体材料“森林之歌——银杉”。师：大家看到的这种美丽植物叫做银杉，是20世纪50年代我国植物学家陈焕镛教授和匡可任教授在广西花坪发现的松科植物的新属、新种。由于银杉产自中国，叶的背面具有两条银光闪闪的气孔带，所以两位教授就把银杉的属名定为Cathaya（“华夏”之意），把种名定为argyrophylla（“银色的叶”之意）。银杉被植物学界公认是世界上最珍贵的植物之一，享有“植物中的熊猫”的美誉。目前只有我国一些低纬度的群山高耸、地形复杂的局部地区，如广西龙胜、四川南川金佛山以及贵州道真县一带有分布。但植物学家们曾分别在北纬62°的原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和法国西南部的第三纪地层中发现过银杉的球果化石和花粉化石。这说明了什么？答：说明银杉的分布区域曾经向北深入到欧亚大陆。师：使银杉“退缩”的原因是什么？答：各种植物有自己适宜的气候条件，银杉曾经广泛分布于气候温暖适宜的欧亚大陆。第四纪冰期的降临，冰期时高纬度地区和中纬高山首先变冷，原有植物一代一代向南方和低处迁移，因此银杉的分布区域向低纬度温度较高处退缩。银杉这个例子说明地质时期气候变化对植物分布的影响。并由此例导出地理残遗分布的概念。这种第三纪时分布很广的植物在冰期时分布范围急剧缩小，至今仍仅保存狭小的分布区，这类情况称为“地理残遗分布”，这种物种叫“地理残遗种”。
材料2：落叶松属在欧亚大陆的分布（示地理替代种类）图（《植物地理学》第39页）[1]。
师：请同学看图，分析为什么落叶松属植物的分布不连续，而是呈现间断分布呢？答：在第四纪冰期来临之际，古气候变化导致落叶松向南扩展；当第四纪冰期结束后，气候回暖又使落叶松转向后方退缩，返回原地时因两地植物已混杂，便形成分布区间断。（课件展示）总结上述材料，可以得出知识点：地质时期尺度的气候变化对植物种分布影响严重，通常可以造成某些物种在山地的间断分布，或者形成新的特有分布的规律。
（三）近代气候变化特征及其对植物分布影响的预测研究进展
（过渡设计）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开始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全球性问题，如自然灾害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资源匮乏等。以“气候变暖”为突出标志的全球环境变化已经引起了科学家、各国政府与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虽然从目前已有的研究结果来看，短时间尺度内的气候波动仅会造成植物分布区呈现摆动趋势，而造不成严重影响。但如果近代气候变化趋势持续下去，未来植物分布所受的影响仍不容忽视。这部分内容利于学生了解研究前沿和热点，在教学过程中主要采用启发发现式教学法。（探究活动设计）课前安排学生分组，搜集近代气候变化相关的文献资料，由各组在课堂上分别总结近代全球气候变化的特征及可能原因。在讨论中学生对近代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特征——温度升高、大气CO2浓度升高达成共识，在此基础上再引导学生思考预测气候变化在未来对植物个体及分布影响的方法，并根据已经学过的植物与生存环境间的关系分析近代气候变化对植物分布的可能影响。师：如何准确评估陆地生态系统对于全球变化的响应，以最大限度地减小全球变化的不良影响是全球变化研究者面临的严峻挑战。目前最常用的预测当代和未来的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的方法是情景驱动影响法。
需要了解的知识点[2]（课件展示）：
1.预测气候变化对植物分布影响的方法：目前最常用的预测当代和未来的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的方法是情景驱动影响法。这种方法常常用50～100年的气候变化情景去驱动生物物理环境变化模型。
2.预测气候变化对植物分布影响方法的步骤为：（1）采用情景假设的方法模拟未来气候变化。（2）在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再根据植物或植被分布与环境因子定量关系来模拟气候变化对植被分布的影响。
3.在分析气候变化对植物分布影响方面，主要进行两个层次分析，一个层次是分析单一植物物种分布变化，另一层次考虑植物群落或植被分布变化。（课后活动）
（1）通过查找资料，分析气候变化的概念形成及影响等（拓展课堂问题）；（2）分组调查近代气候变化对家乡植被或农作物的影响，思考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探究生活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篇2
由于环境问题新兴产生，国际法中并无已有的公约或惯例可以直接援引来解决此类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该类问题的出现导致国际法的空白。针对气候变化问题引发的大规模难民迁移现象最早从引入环境难民的概念开始研究。
一、气候难民的界定
探讨气候变化引发的大规模难民的救助机制，有必要首先界定这类难民的范围，明确气候难民不等同于环境难民。联合国难民署国际移民组织和难民政策小组于 1996年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国际环境诱发移民和大规模移民对环境影响研讨会"，会后发表的《原则声明》中将"环境诱发性人口迁移"分为五类[1]，虽然联合国难民署没有直接使用"难民"的称谓，所谓"环境移民"实际同"环境难民"无本质区别。详细分类见下表：
可见，气候变化引发难民被难民署划分为不可返回性缓发移民，作为环境难民的下属概念。哈佛大学国际人权研究所的Bonnie Docherty在其文章中提出了climate change refugee这一概念，并且在Biermann and Boas提出的环境难民概念的研究基础上批判性总结出气候变化难民的六项要素：(1)Forced migration;(2)Temporary or permanent relocation;(3)Movement across national borders;(4)Disruption consistent with climate change;(5)Sudden or gradual environmental disruption; (6)A "more likely than not" standard for human contribution to the disruption.[2]
本文认为使用上述要素来界定气候难民的概念是可取的。针对第二项，本文认为气候变化导致的难民绝大部分属于不可返回性的，若是可返回性的，在解决的困难程度上相对容易，因此暂定重置为永久性的更具针对性。此外，第四项和第六项要求迫害应当主要由人为原因导致的气候变化所引起，实践中相关机构如果要进行鉴定可能存在一定困难，因此还需要借鉴其他专业技术性较强的机构进行协助鉴定。
综上所述，本文中"气候难民"是指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环境恶化，迫使跨越国境并永久性离开其居住地的人。
二、气候难民可否纳入联合国难民署的保护范围
目前国际法上关于难民问题主要规定于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其中有关难民的定义是国际法上认定难民的主要依据。《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1条第1款(乙)项将难民定义为：
"(乙)由于1951年1月1日以前发生的事情并因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有国籍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不能或者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的人。"
据此，气候难民并不能满足难民署对于难民的认定条件。虽然实践中有国际组织尝试对难民概念进行扩张解释，如1969年《关于非洲难民问题的公约》及1984年《卡塔赫纳宣言》都对"难民"进行了扩展，但是尚未将"环境因素"考量在内。那么基于难民定义产生的背景和运作机制，有无可能扩大解释"难民"定义，使得气候难民被纳入其保护范围?
二战后，国际社会逐步建立了一套处理难民问题和保护人权的指令、法律和条约，列明了保护范围及具体给予何种法律保护。《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是美国与苏联为逃离敌对阵营迫害的难民提供庇护以达到打压对方为目的的政治博弈。[3]该公约的产生带有一定的时代性和偶然性，单纯就环境问题再次给予各大国救助责任实属难事，因为其无法律上的动机承认"环境难民"为难民，亦无动机提供援助。从该公约形成的历史背景分析在当今国际社会扩大解释难民定义的可行性不大。
其次，从难民署的执行机构来讲，联合国难民署仅是国际援助机构，而非凌驾于国家之上，无任何强制执行力，其开展难民保护工作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使整个难民权利国际保护工作举步维艰，无力将保护范围扩展至气候难民。
最后，从联合国难民署运作机制来讲，经费问题入不敷出严重影响了现有难民救助工作的效率。难民署大部分资金来自于发达国家的自愿捐助，仅不到5%的资金来自联合国的行政预算，且其支出逐年上升，从70年代中期平均每年1亿美元增长到1993年的13亿美元[4]。 难民署对于现有的难民尚且安置不好，对于扩大解释的环境难民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因此将气候难民纳入难民公约给予保护并不是有效可行的途径。
三、 气候难民可否纳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机制予以保护
气候难民问题的引发是由于发达国家早期工业化发展中温室气体的排放所致。近几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就气候变化问题频繁组织国际会议，且参与国广泛。该机构对于气候问题的研究具备较强专业性，其在建立的基金组织及分配各国责任方面很有成效。因此，本文试图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找到解决气候难民问题的依据和思路。
(一)建立保护气候难民机制的法律基础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四条第四款有关承诺的条文规定，"附件二所列的发达国家缔约方和其他发达缔约方还应帮助特别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支付适应这些不利影响的费用。"其中第八款规定，"在履行本条各项承诺时，各缔约方应充分考虑按照本公约的需要采取哪些行动，包括与提供资金、保险和技术转让有关的行动，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由于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和/或执行应对措施所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对下列各类国家的影响，而产生的具体需要和关注：(a) 小岛屿国家;(b) 有低洼沿海地区的国家……" 上述两条明确规定了对于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尤其是小岛国和低洼沿海地区国家的特殊保护措施。本条可以作为设立保护气候变化难民公约的法律基础。召集缔约方发起广泛磋商，由大会主持拟定保护气候难民议定书，并依据公约设定必要的执行机构。其中第七条第二款详细规定了缔约方会议职能，包括设法动员资金，设立其认为履行公约所必需的附属机构，酌情寻求和利用各主管国际组织和政府间及非政府机构提供的服务、合作和信息等。
(二)建立保护气候难民议定书的原则
根据框架公约第七条第五款的规定，其缔约方会议作为本公约的最高机构，可以召集特别会议从而尝试达成初步文件，即《保护气候难民的议定书》，该议定书的订立应当坚持如下两项基本原则：
第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5]，秉持气候难民的保护始终是全球性的责任，是人类共同承担对于环境破坏的责任，在责任的分配和资金缴纳方面仍旧适用框架公约下的这一基本原则。
第二，国际合作原则[5]，《联合国》序言部分以及第一条第三款都提到了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问题的原则。本议定书更应该明确该原则，倡议各主权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为其早期工业化发展历程排放温室气体导致海平面上升给岛屿国带来的威胁承担相应的责任，为主权国家设定有限的接受气候难民的义务。
议定书在实质内容的拟定中，应该关注到重新安置是保护气候难民权利的主要工具，它更侧重于客观有计划的自愿重新安置遭受气候影响的人口，而非单纯的应急和救灾;其次，接纳国必须将气候难民作为永久难民，并给予不低于一般外国人的待遇;最后，该议定书针对的救助对象是团体而非个别难民，在认定程序方面应当考虑集体认定。设立气候难民特别工作组，主要负责该议定书的执行并监督各个缔约国对气候难民的人权保护，负责和其他国际组织机构之间的合作。建议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作为该特设小组的辅助机构，其项下三个工作小组可以提供大量的专业咨询意见和数据统计，协助鉴定审核申请国所受气候影响，难民身份的认定及难民迁移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等。
(三)建立保护救助气候难民的资金机制
有关资金机制值得探讨的一点是依据议定书建立一个新的单独的基金组织，还是在已有的基金组织中设立附属机构比较可行。本文更倾向于借助已有的资金机制，在原有的框架之下增设。具体而言，在框架公约中已经存在一个现有的资金机制，框架公约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兹确定一个在赠予或转让基础上提供资金、包括用于技术转让的资金机制。该机制应在缔约方会议的指导下行使职能并向其负责，并应由缔约方会议决定该机制与本公约有关的政策、计划优先顺序和资格标准。该机制的经营应委托一个或多个现有的国际实体负责。"
目前这个实体就是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简称"GEF")，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旨在保护全球环境的项目资金(包括赠款和贷款) 的金融机构。其所资助的项目包括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七个项目。该基金组织目前运作良好，其项下分管多支基金，平均每年发放大约25亿美元。其中气候变化特别基金，接受自愿捐赠来解决气候变化的适应及其他问题。[6]在全球环境基金气候变化这个项目下目前有两个子项目：项目一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在可再生能源及能源效应等领域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项目二旨在增强对发展中国家气候适应的能力、知识和技术支持。据《全球环境基金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一届会议上的报告》可知，截止2009年，全球气候基金已投资27亿美元支持项目一的发展，约172亿美元在项目联合融资上。
鉴于对上述两个项目的研究考察，本文认为该基金机制的实施效益非常可观，建议应该在气候基金项下再设立第三个项目，作为气候难民保护议定书的财务机制，向经申请鉴定，面临气候问题需要迁移的难民群体提供安置费用。虽然迁移费用是一笔庞大的费用，但是从目前的解决机制而言，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建立气候难民议定书并设立气候难民保护基金不失为解决气候难民资金问题的出路。
作者：王雪梅 来源：青年科学·教师版 2014年10期
篇3
摘 要：我国在历史发展的阶段中，在国际会上已经采取恰当的方式应对气候变化下对推动成像规划理念的转变工作，是当前相关部门值得思考的一个话题。随着成像规划理念的不断深入，一定要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路线，从而采取节约资源以及调节能源两个方面来探讨此话题。
关键词：气候变化；城乡规划；理念转变；分析
由于气候变化作为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个难题，主动应对气候变化，无论是对我国经济发展还是对人民群众的利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也是推动城乡规划理念转变的关键所在。基于此，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合理化建议，提供给相关人士，供以借鉴。
1 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
从应对气候变化的本质上看，应当坚持减缓、适应、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同举并重。应对气候变化同各国发展阶段、生活方式、人口规模、资源禀赋以及国际产业分工等因素密切相关。应对气候变化绝不能仅仅就环境v环境，就能源讲能源，而应该且只能在发展过程中推进，也只能靠共同发展来解决。
需要强调的是，应对气候变化应当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坚持巴厘路线图的授权，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可持续发展。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一方面对于优化能源结构、保护环境、减排温室气体、应对气候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当前，国际能源供需不均衡的区域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甚至于产生国际社会的冲突。各国经济发展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能源市场格局变化与价格波动的影响，因此发展可再生能源也是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是开拓新的经济增长领域、促进经济转型、扩大就业的重要选择。
城乡规划工作者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转变城乡规划理念、调整能源结构的重要性，应当统筹协调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坚持以人为本，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2 以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的理念研究城乡规划理念的转变
2.1 新的发展模式下城乡规划应当遵循的原则
从以往的角度来讲，相关部门在生产的时候大部分都会倾向于怎样控制排放情况的角度进行考虑的，当前在面对气候变化的形势下，笔者建议相关人员要依赖于消费的角度去对新型产业进行不断研究，研制出可以满足未来发展的行业，这样就不能仅仅只对消耗情况引起重视，还需要从消费理念做好深入分析，从而对资源环境问题做好详细的分析。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城市规划的理念来说，应当遵循系统原则的方向发展，并且始终坚持科学的态度，对城市规划的发展做好认真的分析，不管是在编制方面还是在管理工作中，都需要尽可能将消费形式以及政策手段不断优化。
无论是对城乡编制还是在实际施工的时候，仅仅呈现出单一的概念以及原则的认识是不科学的。应当始终坚持科学态度，并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倘若只是倾向于某一单一目标，那么不但不能处理好问题，而且还会存在炒作的嫌疑。在这里笔者建议，系统原则作为城市规划理念的原则，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一定也是系统的。
2.2 清洁生产、绿色经济、概念辨析
绿色经济是在生态经济学的基础上，强调人类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资源的相互依赖以及人类经济活动对气候变化的相互影响。在全球经济危机时，联合国环境署呼吁制定全球绿色协议，鼓励各国政府支持本国经济向“更绿“的经济转型（UNEP，2008年10月22日）。一般认为绿色经济是指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通过正确地处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高效地、文明地实现对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从而使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和生活质量持续提高的一种生产方式或经济发展形态。
清洁生产是推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建设的最基础的工作，是长期以来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本质上是在不同角度讨论地球容量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在经济活动中注重防治生态过度恶化带来人类和自然界生物生存环境恶化的过程。无论是清洁生产、绿色经济、低碳经济还是循环经济，都是把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协调起来，通过污染防治、发展可再生能源、节能减排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实现生态文明。
3 能源结构调整和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将主导城乡规划的理念转变
3.1 促进城乡规划的理念转变的具体行动
第一，对经济结构及其能源供应方式加以优化，从而促使其得到低碳生产的效果，利用产业结构调节以及发展形势的转变，能够维持经济增长以及就业机会之间的联系。相关部门应当加大处理好新型产业发展中具有的限制，积极促使新型产业可以在技术上不断创新，最大程度发挥出自身的价值，将低碳能源在总体结构中的比例不断提升，促使城镇化发展中可以使能源效率得以优化。
第二，从建筑发展的角度来看，应当始终坚持以绿色建筑为主的理念。尽可能起到节约资源的作用，灵活使用太阳能等可以再生的资源。相关人员需要对经济政策及其市场体制进行深入探讨，并把新型能源朝着有发展前景的方向发展，最大程度使用区域可再生能源具备的优点，制定切实可行的设计方案，无论是在设计方面还是在材料的使用方面都应当使用可再生资源加以充分利用。
3.2 科学规划、因地制宜、探索和实践我们的理念
随着当前城镇化脚步的日益加快，不管是对城市也好还是对镇也罢，所消耗的能源数量一直上升。处理好城市、镇发展中所产生的能源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并依据城、镇的实际性质以及功能进行确定，对其评估手段以及指标系统加以明确，充分了解城镇生产以及消费的具体情况，从而找到问题原因，给出科学的评价方法，减少资源过度的消耗。积极促使使用新能源的试点工作。不断开发新能源产业，从而建立一个清洁的能源系统，最大程度发挥出城乡规划的价值，有效落实新能源推广理念，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从而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结束语
通过以上内容的论述，可以得知：即使得到主题研究的结果在实际落实中会使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然而从当前的发展形势来看，需要处理好城乡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并鼓舞规划人员行动起来，不断的努力，做好反思，进行深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够妥善面对气候变化下所形成的新挑战，确保城乡规划工作可以达到前瞻的效果，为城乡规划工作的开展创造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1]刘长松.应对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规划编制研究[J].宏观经济管理，2016（01）.
[2]沈发兴，王伟峰，杨扬.国内低碳风景园林发展述评[J].南方林业科学，2015（04）.
[3]王睿，陈筠婷，满宁生，邱一桓.广西农村沼气发展规划途径探求[J].中华民居（下旬刊），20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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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来，中国农业可以归纳为四个字――“靠天吃饭”。这既道出了农业生产的规律，也说出了农民心中的无奈。
农业是中国重要的战略性基础产业，中国的农业事关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粮食安全。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之下，近年来，中国农业正试图打破“靠天吃饭”的魔咒。
近日，由农业部与世界银行共同实施、由全球环境基金资助的“气候智慧型主要粮食作物生产项目”在北京启动。
事实上，气候智慧型农业项目已经在喀麦隆、赞比亚等非洲国家和越南等东南亚地区开始实践，并初步取得了成效。中国加入气候智慧型农业项目，可以让中国农业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应对气候变化，也以更主动的行动保障粮食安全和发展现代农业。同时，气候智慧型农业项目在中国的尝试，也面临着机遇与挑战。
农业的双重角色
在气候与农业的相互关系中，农业具有双重角色。
一方面，农业是气候变化影响最直接的行业。2009年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公布的一份预测结果显示，如果全球变暖趋势得不到控制，2050年将发生全球规模的粮食减产以及物价高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今年的第5次评估报告中也指出，增温2℃或更高，会对热带和温带地区的小麦、水稻和玉米的产量产生负面影响。
“全球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很大，如果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积极应对，那么将有很严重的后果。”江西财经大学国贸学院教授李秀香表示。
为什么气候的变化能给农业生产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李茂松看来，有三大因素。
“第一，农业是有生命的产业，无论种植、畜牧、养殖，对象都是有生命的有机体；第二，农业生产过程具有不可逆性，进入某一生产阶段之后就不能再从头开始；第三，农业生产系统整体上是开放的，并没有自我调控的机制。”
另一方面，农业也是温室气体的重要排放源。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农业各相关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约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在中国，农业生产活动占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1%。
为了更好地应对日益剧烈的气候变化，2010年10月28日，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表的报告中，“气候智能型农业”第一次被提出。
联合国粮农组织对“气候智能型农业”的定义是：能够可持续地提高工作效率、增强适应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可以更高目标地实现国家粮食生产和安全的农业生产和发展模式。
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气候智慧型农业旨在走高产高效低排放的农业之路。
农业部科学教育司副司长、“气候智慧型主要粮食作物生产项目”国家项目办主任王衍亮在项目启动仪式上指出，气候智慧型农业将探索如何在确保粮食安全和农民收入的同时，又做好农业的节能减排。
事实上，为了加强对气候变化的应对，学界曾提出过“低碳农业”“循环农业”及“绿色农业”等多种农业发展模式。
相比之下，气候智慧型农业的发展模式是一个更为综合的概念。“气候智慧型农业是一个更高层面的农业发展形态，是在以前发展理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以更高的标准、智能化应对气候变化的农业发展模式。”李秀香说。
作为一种新的农业发展模式，李秀香认为，气候智慧型农业项目更强调减排性、适应性和高效率。“首先是运用智能技术达到农业减排目的，减少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农业对气候的影响；其次是运用智能技术使农业适应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例如运用物联网、传感及云计算等技术实现对农业生产、储存、加工和销售以及包括气候、土地和水资源等在内的农业生产条件的智能化监测、控制和管理。此外，这个概念还强调了高效的农业政策。”
据悉，在中国粮食主产区试点的“气候智慧型主要粮食作物生产项目”，将通过引进国际气候智慧型农业理念和技术，重点开展减排固碳的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提高化肥、农药、灌溉水等投入品的利用效率，增加农田土壤碳储量，减少作物系统碳排放。
“以前的概念往往只侧重某一个方面，气候智慧型农业是对之前众多发展理念的融合、创新和超越，且更强调智能技术的运用。总的来看，如果智能化工业被称为工业4.0，那么气候智慧型农业就应该是农业4.0。”李秀香说。
国外探索与中国经验
虽然气候智慧型农业的概念提出时间不长，但是在国外农业发达国家，一些应对或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已经开始了探索之路。
以越南为例，其北部地区普遍种植玉米，气候变化致使当地的土壤侵蚀不断加剧，在越南开展的气候智慧型农业项目引进了咖啡和茶叶等多年生作物，借此种方法保持水土。
“IPCC根据全世界的科学研究的现状提出了三个环节。第一是论证，识别气候变化的风险，并且把它纳入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中；第二要分析适应技术，选项识别、风险评估、评估权衡；第三是实施，实施以后再认识。”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林而达表示。
在实践中，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及部分欧洲国家，在农业的减排固碳方面已经颇有经验。
“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往往会采用轮耕、休耕增强土壤的固碳能力，在农田的周围，还会保留农业湿地，同时，间隔耕种也是一种减碳防虫的好经验。”李秀香说。同时，国外也正在探索实施更为高效的农业政策。
“例如天气指数保险政策。”李秀香说，“即把直接影响农作物产量的气候条件损害指数化，以客观的气象要素阀值，如温度、降水、光照和风速等，作为理赔依据。如果发生农业灾情，以往要查清损失后，再给予补偿。实际上，要查明损失十分困难，而天气指数保险则高效得多，譬如若水稻低于-5℃，损失就会发生，那么，天气预报（-5℃）就成了理赔依据，无须损失调查。”
李茂松认为，与国外的经验和探索相比，其实中国的农业文明早就阐释了气候智慧型农业的精髓。“二十四节气就告诉我们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事情，二十四节气名称上就有适应气候变化特征的经验的总结。”
“我们中国有句话叫‘顺天时应地利’，其实这就是气候智慧型农业的含义，不要与自然规律作对，不要与自然为敌，而要趋利避害。”
发展瓶颈
2013年2月，气候智慧型主要粮食作物生产项目获得批准。
中国中部地区的两个产粮大县――河南省叶县和安徽省怀远县成为了该项目在中国的两个示范区。本项目利用世界环境基金的510万美元，项目县按1∶5配套，项目总资金为3143万美元。
据悉，项目从2015年年初正式实施，为期5年。目前，叶县和怀远县已经开展了项目的筹备工作，在地方农业部门的网站上，该项目的移民安置政策框架、环境保护实施规程以及病虫害管理计划文件已经公布。
今年3月，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对叶县和怀远县两地进行了深入调研，了气候智慧型农业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估报告》。报告指出，在叶县和怀远县分别划定的5万亩项目区内，所涉的社会因素较为复杂，可能将面临劳动力女性化和老龄化、村级组织化程度低、科技意识和环境意识不高等制约因素和潜在社会风险。
针对项目开展可能面临的障碍，报告提出了以开展培训、加强技术服务、采取激励措施、明确资源分配为主要原则的十几条对策。
气候智慧型农业项目对粮食安全、节能减排和气候适应“三赢”提供了新的途径，但是项目在中国真正的生根发芽，还面临着切实的挑战。
“现在主要的问题一方面在于农业智能技术人才短缺，技术推广和综合利用跟不上。”李秀香说，“另一方面，农村气象预报设施以及智能技术设备普遍较少，仅防灾减灾都难应付，若实现智能生产与管理则更难，这也正是发展气候智慧型农业的桎梏。”
“一家一户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状态，也对气候智慧型农业项目的推广有一定的束缚，不过现在土地确权之后，土地能够向大企业和大经营户集中，对发展气候智慧型农业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李秀香表示。
链接
中国粮食主产区的气候智慧型项目
本项目由环球基金会（GEF）出资，中国农业部和世界银行组织实施，符合GEF的第5个操作计划的目标（即克服提高能效和节能方面的障碍），将通过推广农业主要投入品节约技术和农业土壤固碳增汇技术促进中国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有效降低主要农业投入品的投入，实现高效使用，进而实现农业N2O等温室气体减排。
项目包含的活动针对提高农业粮食作物生产减排和增加土壤固碳碳汇以及促进农业减排增汇技术的广泛应用。项目将与环球基金和联合国开发计划资助的终端能效项目（EUEEP）以及中国政府正在推行的“农业农村节能减排”的政策相得益彰。项目建议方在开展能力建设活动时将与EUEEP的相关活动协调。项目还将与参与农业节能增汇技术研究开发和农业节能减排技术政策设计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紧密协调。
该项目选择我国主要粮食生产区，确定安徽省怀远县和河南省叶县为项目区。安徽省怀远县为水稻―小麦种植模式，项目村12个，初步确定水稻和小麦面积均为5万亩。河南省叶县为玉米―小麦生产模式，项目村28个，初步确定的玉米和小麦面积均为5万亩。
项目内容
1.技术示范与应用
2.政策应用与创新
3.知识管理
4.激励机制与能力建设
5.项目监测与评估体系
篇5
关键词：风景园林；气候适应性；综述
中图分类号： TU986文献标识码： A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适应性研究不断涌现，风景园林领域也不例外。
在理念认识层面，最早有美国麦克哈格1992年在其著作《设计结合自然》中详细的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并提出以生态原理进行规划操作和分析的方法。[1] 近几年，有张卓予（2009）[2]、包满珠（2009）[3]、赵彩君（2009）[4]、胡承江（2011）[5]、杨锐（2011）[6]等讨论了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强调了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在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方面的作用。
在设计方法研究层面，有冯潇（2009）的博士论文《现代风景园林中自然过程的引入与引导研究》总结了风景园林中引入与引导自然过程的原则与方法。 [7]赵彩君（2010）在其博士论文《城市风景园林应对当代气候变化的理念和手法研究》中通过对理论的总结，以及技术手段、设计手法的阐述，将科研成果、设计实践和应对策略相结合。[8]（美）奇普·沙利文（2005）的《庭园与气候》按照传统上用以解释现实世界本质的四元素“土”、“火”、“空气”、“水”划分为四个部分，展示了过去伟大的建筑师和设计师是如何利用这些元素来创造微气候的。[9]柏春（2009）在《城市气候设计 城市空间形态气候合理性实现的途径》书中提出“城市空间形态气候合理性”的概念，并从这一概念出发，建立一个关于城市气候学与城市设计学交叉研究的体系、框架以及实现途径。[10]冷红（2009）在《寒地城市环境的宜居性研究》一书中提出寒地城市环境宜居性建设的科学理念和设计方法。[11]荆其敏、张丽安（2012）《设计顺从自然》本书主要介绍了设计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提出设计顺从自然、设计顺从气候、设计顺从地形地貌、设计从土从石、设计从风从声。[12]
在应用理论研究层面，按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类型来看，有谭刚毅（2003）[13]、赵彩君（2011）[14]、王建华（2008）[15]等对传统园林气候适应性及各气候应变措施进行了研究； 何海霞（2008）[16]、郭虓（2012）[17]等对民居院落气候适应性进行了研究；在居住区规划设计研究中，有张亭（2005）[18]、郑洁（2005）[19]、朱俊华（2011）[20]、刘姝宇（2010）[21]等总结了居住外环境气候设计的方法及策略；在校园规划设计的研究中，有冒亚龙（2010）[22]、李帅（2010）[23]、宣怡（2012）[24]等探究适宜地域气候的生态校园规划与设计的原理和方法,提出了校园规划布局结合地方气候等规划与设计策略；对于城市公园规划设计的研究有冷红（2011）[25]、阎晶（2010）[26]等探讨城市生态公园的规划设计的策略与具体方法；谭晓红（2004）[27]、肖锐（2012）[28]、梅洪元、代阳（2012）[29]等从气候角度出发对街道的绿色设计方法进行了研究；对于广场规划设计的研究有毕晓莉（2011）[30]、刘伟毅（2006）[31]等提出了广场的气候适应性设计策略；周瑞祖1996）[32]、程静静（2010）[33]、陈玉玲（2010）[34]、唐芳、张秋钤（2011）[35]等对于风景区进行了气候资源评价的研究，并提出了开发利用的建议。
根据以上研究发现，近年来，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研究界深刻地认识到了气候与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对于不同类型风景园林规划设计项目中的气候适应性设计应用理论都有所研究，但是针对气候适应性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方法的研究相对欠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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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这个全新的产品是荷兰银行继上月推出国内首款挂钩于IPOX（首次公开发行）指数篮子挂钩结构性存款后，再次领导市场，紧抓市场脉搏，为中国投资者提供的又一创新的投资工具．荷兰银行上月推出第一期IPOX指数篮子挂钩结构性存款，获得良好市场反馈后，银行于4月29日再次隆重推出产品第二期IPOX。
荷银气候变化与环境指数挂钩标的外汇理财产品是属到期保本型结构性存款，是与荷兰银行今年三月推出的全球首个气候变化和环境指数挂钩，使投资者可直接追踪专为解决气候变化与环境恶化的相关上市公司的股票表现。
此指数透过度量各个分支行业的市值变化以反映行业的发展，每个分支行业于指数中的比重亦反映其对经济的重要性及增长潜力。本指数中分支行业的公司专注以下范畴：
1.通过再生能源产业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2.通过水务与废物管理提供洁净的土壤与水源。
3.通过使用触媒转换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供更清净及较少毒素的空气和水源。
荷银气候变化和环境指数覆盖八个分支行业各最多四家公司，最多共有三十二只成份股。指数每半年根据各分支行业的市值变动作出调整，以充分反映每个分支行业的实际增长情况。
气候变化与环境指数是组成荷兰银行生态市场业务平台的一部分。荷兰银行私人投资产品部亚洲区主管兼香港区全球市场主管黄集蔚先生解释说：“气候变化为本行客户带来新挑战、新机遇和风险。生态市场结合本行所有相关产品范畴，荷兰银行借此开发不同方案以协助客户控制有关风险及从这些新机遇中取得利益。”
篇7
关键词：温室气体减排;气候变化;页岩气;谈判策略
中图分类号：F11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4000805进入21世纪，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世界各国正努力采取多种措施，以减少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威胁，推动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由于一直以来气候变化议题都具有“全球性、政治性、长期性、不确定性”等显著特点\[1\](P267-268)，这使得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格外复杂和艰难。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机制的重要平台，气候变化谈判不仅事关全人类的命运，而且还与谈判各方的经济政治利益密切相关\[2\](P111-120)。然而，从哥本哈根到德班，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形势和舆论氛围悄然生变，直接影响各国温室气体减排的政策取向和谈判策略。本文在梳理德班气候大会主要进展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情况、新动向，提出我国更好地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增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对策建议，为构建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提供支撑。
一、“德班气候大会”的主要进展
2011年底，第17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以下简称“德班会议”）在南非德班召开。虽然会议期间出现了加拿大退出《京都议定书》等事件，但总体而言，与会各方表现出更为理智的态度和务实的谈判策略，按照“巴厘路线图”推动谈判的意愿也比较清晰。经过反复磋商，德班会议取得了一定的积极进展。从中方的角度来看，德班会议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基本实现了“三个坚持”，即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坚持双轨制的谈判模式，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二是对《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达成妥协，这无疑是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三是启动绿色气候基金，在减排资金安排上有所突破；四是在2010年坎昆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减排技术、能力建设以及透明度等方面的机制。另外，德班会议还对2020年后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公约》的实施进行了深入讨论，并设定了相关进程。然而，德班会议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会议未能全部完成“巴厘路线图”的谈判，坎昆协议和德班会议成果的落实也尚需时日，而发达国家自身减排以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的政治意愿仍明显不足，这成为影响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合作的主要障碍。
同时，回顾过去20多年来的谈判历程可以发现，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一直是步履蹒跚，各方矛盾和纷争不断，谈判主导权争夺激烈。由于约束力有限，一些通过反复讨价还价艰难达成的减排方案在各国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在谈判机制和模式上，发达国家力推“并轨”，以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最终达成单一的协议，进而使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则坚持“”谈判，坚守“巴厘路线图”的原则\[3\]（P9-16）。这表明现有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机制越来越显现其局限性，迫切需要创新谈判机制，以推动气候变化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如何破解欧盟、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之间及其与三个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巴西、印度之间的利益纠葛，避免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沦为国际政治新格局的博弈工具，是未来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机制创新的核心和关键所在。
尽管德班会议及其取得的成果对维护现行的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机制具有积极作用，但在欧债危机、“页岩气革命”、“弃核风潮”等因素的影响下，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温室气体减排的整体氛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与哥本哈根会议前后的“喧嚣与鼓噪”相比，“气候变化”的话题不再热得烫手，而是似有转冷的迹象。在法国等主要发达国家，有关德班会议的报道很少见诸主要媒体，这与哥本哈根会议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些科学家和政治家将气候变暖由一个边缘概念变为全球主流共识的努力似乎正面临新的挑战和质疑\[4\]（P36-37）。碳捕获与封存技术（CCS）应用前景不明朗、相关研究资助力度减弱、公众关注度下降等因素，使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全球减排资金机制和技术应用的不确定性加剧。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7月第12卷第4期杨丹辉：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动向与我国气候谈判策略二、“后德班时期”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动向（一）在欧债危机和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影响下，发达国家资金支持受限
篇8
摘要：本文研究了工业低碳发展的理论、现状和趋势，尤其侧重工业经济增长同碳排放的“脱钩”和峰值问题，研究结论认为我国工业当前正处于从“相对脱钩”向“绝对脱钩”的过渡期，工业碳排放可能在2025年左右到达峰值。
关键词：工业；脱钩；气候变化；碳排放
引言
2014年我国提出到2030年左右全国碳排放达到峰值的目标和2016年11月《巴黎协定》的正式生效,标志着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进入新的阶段。我国工业能源消费占全国70%左右，加上工业过程排放后，工业总体碳排放占全国比重在80%左右，要实现全国达峰目标，关键在于2030年前尽快让工业碳排放达峰。另一方面，“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速总体呈下降趋势，经济结构出现大的调整，工业占全国经济的比重出现下降，服务业拉动经济增长的趋势更加凸显。同时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持续增长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经济的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高消耗、高排放、低附加值的低端工业品需求正趋向饱和，低消耗、低排放、高附加值的高端工业品需求在快速增长，这迫使工业供给侧进行改革，工业进程由中期向后期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外在要求和工业发展阶段的内在变化，为推进我国工业从高碳发展模式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变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这种形势下，工业低碳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亟待理清。本文从工业低碳发展的理论、现状、趋势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并重点研究了“脱钩”和“峰值”两个关键问题，以期对推进我国工业低碳发展提供启示。
一、工业低碳发展的理论
（一）工业低碳发展的目的
工业低碳发展源自气候变化问题，是从经济角度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内容，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工业发展由高碳模式向低碳模式转变，即改变工业且增长且排放温室气体的不可持续模式，为工业且增长且不排放或少排放温室气体的可持续模式。工业低碳发展的这一目的，在理论上被称作工业增长和碳排放的“脱钩”。“脱钩”用于表示通过某种方法改变两个或多个变量原本之间的相关关系，被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20世纪末期德国Wuppertal研究所开始用这一概念研究资源利用效率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提出若在50年内把提高全球和发达国家资源利用效率4倍和10倍，可实现经济增长资源利用的脱钩。2000年，OECD开始用脱钩概念分析农业政策同贸易的关系，很快这一概念开始在交通、能源、资源、环境等多个研究领域应用。
（二）工业低碳发展的特征
工业低碳发展具有三个特征，源于工业对气候变化问题三个特性的反应。一是气候变化的累积排放。人类活动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增多并影响气候变化，这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过程。或者说，今天的气候变化问题，不完全是今天人类活动的碳排放引起，而是因为长期碳排放的积累导致。这种积累尤其在工业革命后，随着发达国家率先开始工业化，燃烧化石燃料排放碳的规模逐渐增大，经过长时间积累，才导致今天的气候变化问题显著，这就是累积排放问题。
因为累积排放，过去人类活动的碳排放影响现在的气候，同样现在人类活动的碳排放，也影响未来的气候。二是气候变化的外部性。气候变化从出现就是全球的，即无论在哪个地方有碳排放，都会影响全球的气候变化，而且这种影响还是长期的。这就是外部性问题，所以要应对气候变化，单靠任何单个或几个国家和地区，是不现实的，必须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努力才能产生效果，否则一个国家和地区努力降低碳排放，另一个国家和地区毫无节制地进行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的效果就会打折扣。虽然气候变化具有外部性，但这并不能僵化地就认为，为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每个国家都要承担相同的责任。这就涉及到气候变化问题的第三个特点。三是气候变化的关联性。气候变化的关联性是指气候变化问题同环境污染、经济发展等问题紧密关联，不能割裂，不能把气候变化问题从这些问题中孤立出来，单纯看待。碳排放引起的气候变化问题，同污染物排放引起的环境问题，很多都有共同根源，如燃煤既排放二氧化碳，同时也排放二氧化硫，所以有时候减少煤炭使用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也减少二氧化硫的排放，气候变化同环境污染的这种关联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正关联性，即减少碳排放的同时也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另外，由于化石燃料当前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紧密相关，而且这种关联更复杂，即碳排放和经济增长没有“脱钩”的情况下，减少碳排放会影响经济增长，而碳排放和经济增长“脱钩”的情况下，减少碳排放不会影响经济增长，这里涉及到“脱钩”理论。由于气候变化具有关联性，所以控制二氧化碳排放，要考虑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区别对待，不能脱离经济发展基础，孤立、空泛地谈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气候变化的累积排放、外部性和关联性，导致工业低碳发展相应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可持续性，即低碳发展必须考虑碳排放的累积排放问题，具有可持续性，不能让当代人的碳排放影响到未来的气候；二是全球性，即低碳发展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自己的事情，而是全球都应该追求的先进发展模式，需要在一个切实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下实现；三是脱钩，即低碳发展使经济增长和碳排放实现了脱钩。
（三）工业低碳发展的模式
从发达国家发展的经验看，工业低碳发展遵循从高碳模式，经过稳定模式，向低碳模式转变的路径，这种分阶段变化体现了工业化和城镇进程的不同特征，总体呈现倒“U”型趋势。这一趋势符合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的一般规律。20世纪5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库兹涅茨在分析收入不平等和人均收入的关系时提出：收入不平等现象随着人均收入水平增长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曲线关系。到了90年代，研究者借用库茨涅茨曲线来研究环境质量同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并发现环境质量开始随着收入水平增加而恶化，但当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后，环境质量又会随着收入增加而改善，即环境质量同收入水平之间也存在倒U型关系。从碳排放看，环境库茨涅茨曲线揭示了工业低碳发展的一个重要概念，即碳排放峰值问题。根据环境库茨涅兹曲线，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如图1中的A点，工业碳排放水平也较低，但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也即工业发展水平的提升，工业碳排放水平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剧；当工业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也就是说人均收入达到某个临界点以后（有时候这个临界点表现为一个区域值），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工业碳排放水平就开始下降，表现为工业碳排放水平逐渐减缓，如图1中的C点，高碳排放压力逐渐得到改善，整个工业呈现低碳化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拐点”是最为关键的，在拐点之前，碳排放会随着工业发展而不断增长，在拐点之后，碳排放会随着工业发展而不断减缓，这个拐点正是工业碳排放的峰值。
环境库茨涅茨曲线说明，在一般情况下，工业低碳发展遵循一个倒U型的过程，即工业碳排放从工业化初期开始，呈现增长趋势，到工业化中后期，工业碳排放会出现峰值，之后碳排放开始逐渐下降。这一过程说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发展，同发展阶段紧密相关，在不同发展阶段，工业低碳发展的特征是不同的。例如，一个国家和地区如果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就过渡控制碳排放，很可能导致发展不充分，从而降低生活水平，这样的低碳发展本身也是不可持续的。根据这种阶段性特征，将工业低碳发展分为四种基本阶段。其中，（a）是属于高碳模式阶段，这种阶段处于工业化初期或中期阶段，碳排放随工业化发展不断增加，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正处于这一阶段；（b）是低碳模式阶段，这一阶段处于工业化后期，经过了碳排放峰值，碳排放随着工业化发展而不断下降，实现了“脱钩”，一些发达国家，如英国处于这一阶段；（c）是稳定模式，这一阶段处于工业化后期，即碳排放稳定在峰值阶段，一些欧洲发达国家，如丹麦处于这种相对稳定的阶段；（d）是转型模式，这种阶段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化阶段，即接近碳排放峰值的阶段，如我国当前正处于这一阶段。在工业低碳发展的不同阶段，碳排放趋势和特征不同。
二、工业低碳发展的现状
（一）工业经济增速减缓和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开始下降
“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总体呈现增长速度相比过去减缓，产业结构趋于优化。从2010年到2015年，工业增加值增速从12.6%下降到6.0%，同时在2012年，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这一趋势不断增强，工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开始下降，如图4所示，同时工业供给侧面临改革，煤炭、钢铁等传统工业产能过剩形势较严重，高技术产业保持较快增长速度。
（二）工业能源消费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70%左右
工业是我国能源消耗的最大部门，能源消费占全国的比重始终在70%以上。从“十五”时期开始，工业和全国能源消费保持同步快速增长，2000年到2014年，全国能源消费从14.7亿吨标煤增长到42.6亿吨，工业能源消费从10.3亿吨标煤增长到29.6亿吨，两者都增长了1.9倍，年均增速达7.8%。
（三）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接近70%，工业煤炭消耗占全国50%左右
近年来，天然气和新能源的快速发展，使煤炭占比出现下降，2015年，我国煤炭消费约占能源消费总量的64.4%，石油和天然气约占23.6%，非化石能源消费约占12%，高碳特征明显，“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基本特征短期内难以改变。煤炭也是我国工业的主要燃料和原料，据统计，2012年除电力行业外，工业煤炭消耗占全国的46%，其中焦化约占29%，煤化工占20%，工业锅炉占
（四）钢铁、建材等六大高耗能行业能耗占工业能耗的70%以上
2000年到2014年，钢铁、建材、石化、化工、有色、电力等六大高耗能行业，其能源消费占工业的比重由66.8%增长到73.3%，从2003年起始终在70%以上。其中钢铁行业能源消费增长最快，从2000年的2亿吨标煤增长为2014年6.9亿吨，增长了2.4倍，能源消费约占工业的23.5%。
（五）工业化石能源碳排放占全国碳排放的70%，占工业碳排放总量的85%以上
工业领域碳排包括化石能源碳排放和工业过程碳排放两部分。其中，2000年到2014年，工业化石能源碳排放从24亿吨增加到了65亿吨左右，增长了173%。全国化石能源碳排放量从33.8亿吨增加到93亿吨，增长了175%。工业化石能源碳排放占全国碳排放比例由2000年的70.1%到2014年的69.4%，2014年在工业领域碳排放总量中的占比达到86%。2014年，工业过程碳排放约10亿吨，占工业碳排放总量的14%左右，2014年，工业领域碳排放总量约75亿吨。总体看，在2012年之前，工业碳排放增速一直快于全国碳排放增速，从2012年开始，随着工业经济增速减缓、高耗能行业产能过剩等影响，工业碳排放增速放缓，低于全国增速。
三、工业低碳发展的趋势
从前面的理论分析不难发现，工业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脱钩”，以及发展模式转变的倒“U”型曲线，也即“峰值”，这两个问题关系工业低碳发展的目的和路径。为此本文重点对这两个问题进行研究，前者基于2000年-2014年的数据重点分析当前我国工业低碳发展的“脱钩”程度，后者基于数据模型探讨未来5年到15年工业碳排放趋势。
（一）工业经济增长同碳排放的“脱钩”
1.脱钩指数
根据前述理论分析，工业低碳发展的目的是实现工业增长同碳排放的脱钩。用脱钩概念分析工业增长同碳排放的关系，关键在于如何判断是否脱钩。
2.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工业经济数据和能源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碳排放因子和碳排放计算方法，选用IPCC报告和相关研究。
3.计算结果及结论分析根据表1数据计算我国2000年-2014年计算IGT脱钩指数d。纵坐标用d表示，代表IGT脱钩指数，即工业增长率同工业碳排放之间的响应关系；横坐标用g表示，代表工业增长速度。区域A、B、C分别代表绝对脱钩区、相对脱钩区和未脱钩区。t值表示碳排放强度下降速率，代表政策措施，随着t值增大，表示我国工业花费更大精力和更多政策用于降低碳排放强度增长，如果t值为负值，表示我国工业碳排放强度呈现增长趋势，这意味着工业增长更加注重规模扩张，忽视因工业增长导致对环境的影响。00点到14点，主要处于B区域的右半部和C区域的上部，除了14点(g=0.070,d=1.009)处于A区和B区的边界线上之外，其他各点都没有在A区。这说明，2000-2014年的15年间，我国工业发展整体上没有实现绝对脱钩，基本处于未脱钩和相对脱钩状态，这同我国工业发展的基本现状相符合，过去15年，我国工业总体上仍然属于粗放发展模式。00点到05点，除了01点（g=0.087,d=0.394）和02点（g=0.100，d=0.040）外，00、03、04、05四个点都在C区，而且06-14点的d值都大于零，位于B区。这说明，2000年-2005年，即“十五”期间，我国碳排放增速明显超过工业增速，工业碳排放随着工业快速发展而更快地增长，工业增长模式是一种高度粗放模式。而从2006年开始，即从“十一五”开始，工业发展进入相对脱钩模式，工业碳排放速度虽然随着工业增速增长而增长，但增长率低于工业增长率，这同我国工业发展实际也相符。因为从“十一五”开始，我国节能减排的力度明显增大，粗放式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遏制，而进入“十二五”后，脱钩形势进一步趋好。00点到14点，大体上呈现依次从右下向左上发展的走向，这代表我国工业经济总体呈现，速度逐渐降低的同时碳排放强度缓慢降低（工业增速下降速度快于脱钩指数上升速度，即趋势线的斜率平缓），这一方面说明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有助于实现脱钩，但另一方面也存在问题，无法区分脱钩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政策导致，还是因为经济整体速度下降引起。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在对2000年-2014年三个五年计划期我国工业发展与碳排放脱钩情况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是我国工业整体上呈现从“未脱钩”经“相对脱钩”向“绝对脱钩”转变的趋势，这说明我国工业发展的低碳竞争力正在稳步提高；二是我国工业脱钩过程中伴随着工业增速的下降，而且工业增速下降速度快于脱钩过程，这说明我国工业低碳发展仍需要进一步加大政策力度，加快推进工业低碳发展；三是我国工业发展当前已经处于从“相对脱钩”阶段向“绝对脱钩”阶段的过渡期，这意味着我国工业碳排放峰值出现的可能性已经增大，未来不久的时期内工业碳排放将会实现达峰。
（二）未来5年到15年工业碳排放趋势
在对过去15年工业增长同碳排放脱钩研究基础上，我们进一步通过模型研究了2010年到2035年的工业碳排放趋势。
1.工业碳排放模型
工业能源消耗主要取决于工业经济发展和工业能效水平。工业经济发展集中体现在工业增加值指标，工业能效水平集中体现在工业增加值能源强度，即单位工业增加值的能源消耗量，这个指标综合反映了工业内部产业结构变化和技术进步。测算模型为:E=I×T其中E表示工业能源消费总量，I表示工业增加值，T表示工业增加值能源强度。由这个方程可以推出工业能源消费量增速同工业增加值增速与工业增加值能源强度下降速度的关系，即：e=(1+g)(1-t)其中e表示测算期内工业能源消费量年均增速，g表示测算期内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t表示测算期内工业增加值能源强度年均下降速度。通过工业增加值变化速度和工业增加值能源强度变化速度可以计算出工业能源消费变化速度，然后通过设定基准年，就可以得出不同年度的工业能源消费量。然后根据不同年度的工业能源消费量和能源结构变化，可测算出每年的工业化石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量，工业化石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时间即为峰值时间。
2.模型参数设定
综合考虑“十一五”和“十二五”情况，结合相关规划政策文件，对模型参数设定：（1）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设定2010-2015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为8%，工业增加值能源强度下降幅度设定为19%。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和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设定2015-2020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为6.5%，工业增加值能源强度下降19%。参考世界主要工业国家实现工业化以后经济增长情况，设定2020年-2035年工业增加值增速和工业增加值能源强度下降速度。（2）根据“十二五”能源规划目标及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设定2020年非化石能源比重达到15%，根据《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设定2030年非化石能源比重达到20%。结合当前新能源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突破性进展，2020年以后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量有望持续较快增长，预计2035年达到25%。
3.测算结果与分析
根据以上，测算2010年到2035年我国工业碳排放情况，图10表明模型结果，对其进行分析。
一是我国工业碳排放峰值在2025年左右出现。这一结论支持我国2030年达峰目标，表明工业领域通过努力可以在2030年前实现达峰，也说明当前我国工业正接近或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我国已经开始具备条件在工业领域主动控制碳排放。
二是我国工业碳排放峰值约在71亿吨左右。考虑2014年工业碳排放64.7亿吨，以2030年达峰为限，未来15年，我国工业领域大约剩余6亿吨的碳排放余量。对这一余量要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如果按过去15年的发展模式（工业碳排放年均增速约为7%），余量是不够的，因此推进工业低碳发展，主动控制碳排放，解决防止粗放模式的反复。另一方面，我国工业脱钩或者达峰伴随着工业增速下降，考虑到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尚未完成，应防止工业增速过快下降，出现“跳崖式”急转，尽量实现平稳达峰和脱钩。
三是工业能源消费在工业碳排放达峰之后，或者说2030年之后，仍将会缓慢增长。图102010-2035年我国工业碳排放趋势及峰值这说明我国工业总量仍需要保持增长趋势，发展进程远未结束。
篇9
一、国内低碳旅游研究进展
第一，低碳旅游概念分析。侯文亮、梁留科等（2010）认为，低碳旅游不仅是一种新的旅游方式，也是一种管理思想，应在保障旅游者旅游体验的同时降低CO2的排放。唐承财、钟林生等（2011）通过对低碳旅游产生的背景研究认为，低碳旅游是一种能够实现旅游业节能减排与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利益最大化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方式。他们通过分析旅游业的碳排放途径，认为低碳旅游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目的是实现多元素（节能减排、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等）的利益最大化；手段为创新节能技术、开发可再生能源和转变低碳旅游思想；发展方式具有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CO2排放少的特点。张雪松（2011）认为，低碳旅游就是要求在旅游过程中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其内涵是保护生态环境，实质是低碳经济发展方式，强调保护环境而不是享受环境。郑海燕（2011）认为，低碳旅游是一种绿色生态、高效循环、可持续的旅游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提倡低碳技术创新，实行碳汇机制和低碳消费方式。何玮、徐喆（2011）在对低碳旅游概念对比研究后，认为“低碳”是低碳旅游概念的核心，“可持续”是低碳旅游发展的目的；他们认为相比与生态旅游、绿色旅游及可持续旅游等概念，低碳旅游研究对象更加全面、关注对象更加明确、目的性更加广泛以及实际可操作性更强。吴晓山（2011）认为，低碳旅游方式是旅游业今后发展的新出路，是其融入当代人类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必然选择。
第二，低碳旅游与生态旅游、可持续旅游等对比分析。有众多学者在低碳旅游与生态旅游、可持续旅游、绿色旅游等的差异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姜真林（2011）在对生态旅游、低碳旅游和负责任旅游的对比分析中，认为三者的发展背景和目标相同：都是在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逐渐被人们关注的，他们的最终目标都是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他对三者的不同点也做了深入研究，首先三者的涉及范围不同，低碳旅游的范围最广，其次是负责任旅游，再次是生态旅游；第二个不同点是三者的侧重点不同，生态旅游的侧重点是以自然环境为主的旅游区域，负责任旅游主要关注的是旅游利益相关者的“伦理责任”，包括社会伦理、生态伦理和经济伦理三方面，低碳旅游强调的是“低碳”，即实现旅游各利益相关者的较低碳排放，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蔡萌、汪宇明（2010）通过分析可持续旅游、生态旅游和低碳旅游的关系认为，低碳旅游和生态旅游是两种旅游发展方式，都隶属于可持续旅游；两者的指导思想是可持续旅游理念，终极目标是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旅游更加注重的是“自然旅游”，即“生态”，而低碳旅游比生态旅游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和更强的实践性，它更强调的是“低碳”，运用“低碳技术”，建设低碳景观、低碳旅游社区等，结合“低碳消费方式”，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低碳旅游发展策略分析。解智涵、韩军青（2011）通过对翼城县旅游业发展现状及旅游资源分类进行分析，提出了实现翼城县低碳旅游发展的策略：宣传低碳理念和倡导低碳旅游方式，低碳更经济转型，人才培养和强化旅游企业内部管理，低碳景区和低碳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低碳旅游产品创新等。王洁、刘亚萍（2010）通过对气候变化对旅游业的影响分析，认为低碳旅游时我国在气候变化形势下旅游业发展负责任的选择，应该在明确旅游业“碳责任”、树立旅游业“碳形象”、降低旅游业“碳足迹”等方面实现旅游业低碳化发展。蒋小华、卢永忠（2011）通过对云南腾冲的旅游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其发展低碳旅游的基本策略：构建低碳旅游示范区，引导腾冲旅游业整体发展；建立旅游业低碳发展数据库，量化测评旅游业的低碳发展趋势；加大低碳旅游宣传力度等。
二、国外低碳旅游研究进展
第一，碳排放足迹研究。Paul Peeters等（2009）通过对低碳旅游研究认为，全球4.4%的CO2排放量来自于旅游业，并且在未来的三十年内旅游业CO2的排放量每年将增加3.2%；并且指出，全球在应对气候变暖、减少CO2排放的措施中对旅游业的重视不够。Farreny Ramon等(2011)在研究了南极洲的旅游业后发现，南极大陆旅游业的发展不仅对本地，也对全球的气候变化产生了影响；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主要是有运输业造成的，这种影响被大部分人们所忽视；作为统计领域，南极洲旅游业对能源消耗、CO2排放以及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数据仍然缺乏；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南极洲CO2排放的主要来源是海洋巡航，这也体现了气候变化的全球性特征。
第二，酒店及景区低碳发展对策分析。Kostakis等（2011）以旅游酒店为研究对象，在运用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筛选出影响游客对可再生能源的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其主要包括人口、经济、经验、环保意识及信息传播等方面；他们还发现，中年人更愿意为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支付额外的费用，一般情况女性的支付意愿比男性小，同时如果游客具有环保意识并且充分知情，其支付意愿更强。Filimonau Viachaslau等(2011)通过对旅游住宿设施的生命周期评估（LCA，Life Cycle Assessment）,研究发现，酒店在运营过程中实际的能源消耗和CO2的排放量是要比旅游住宿管理机构预期中的要少；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酒店业的能源利用效率也在不断的提高。Boemi S.N.,Slini T.等（2011）认为酒店建筑物的节能和环保性能在其节能减排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他们尝试通过对希腊酒店在节能环保方面的数据进行分析，选取酒店能源消耗影响因子，制订一套对酒店节能环保效果的评价指标。
三、国内外低碳旅游研究对比评述
通过对国内外低碳旅游理论与实践研究现状的分析总计，其低碳旅游的研究的区别主要表现以下几点：
第一，国外低碳旅游研究更具深入性。国外对低碳旅游研究相对更加系统，研究方法和技术模型应用比较普遍，理论与实践研究对象更注重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国外研究的视角越来越多样化、微观化，不仅注重酒店业和航空业等对二氧化碳排放贡献较多的领域的有效控制研究，也更加关注对国际间碳交易、碳税等领域的研究，视野更具国际化。
篇10
2015年12月结束的巴黎气候大会通过《巴黎协定》，就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行动做出了制度性安排，成为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继《京都议定书》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又一个新的起点。
《巴黎协定》将极大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推进世界经济低碳转型。在新的形势下，我国也必须进一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实施，加快经济转型的步伐，以适应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进程，引领世界低碳发展的潮流。
一、积极适应《巴黎协定》确立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机制
《巴黎协定》确立的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制度框架，主要体现为在全球控制温升长期目标下的各国自愿合作行动。首先，协定中确定把未来全球温升控制在工业革命前水平的2℃以下，并努力控制在1.5℃以下。为此，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必须尽快达到峰值，到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源的人为排放与汇的清除之间的平衡，即实现温室气体的净零排放。而实现这一目标则以各自制定国家自主决定贡献（INDC）目标和行动计划为基础。
为保证全球长期目标的实现，一方面要加强各国减缓行动和支助的透明度，另一方面则是每五年进行一次全球行动的总结或盘点，以评估实现协定宗旨和长期目标的集体进展情况，促进各国进一步更新自主贡献目标，加强行动和资金支助力度，以缩小和弥补与实现全球控制温升长期目标之间的减排缺口。
协定体现了《公约》中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区分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责任和义务，并将该原则体现在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和透明度等各个要素之中。在减缓问题上，协定明确要求发达国家应当继续带头，努力实现全经济绝对减排目标，而发展中国家则应当继续加强其减排努力，鼓励其根据不同国情，逐渐实现全经济绝对减排目标。
《巴黎协定》的实施将对我国带来新的挑战和艰巨任务。
新的国际气候制度虽然不是“自上而下”对各国施加强制的减排任务，使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国情、发展阶段和各自能力提出有力度的自主决定贡献目标和行动计划，全面统筹经济发展、改善民生、保护环境与减缓CO2排放之间的关系，不至于使限控CO2排放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刚性制约。但另一方面，全球实现控制温升不超过2℃（甚至1.5℃）目标，全球未来总的碳排放空间将受到严重制约，必须大幅减排，世界各国都会面临碳排放空间不足的挑战。在保护地球生态安全和全人类生存发展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下，世界各国的自愿合作行动也都必须不断加大力度，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体现出为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责任担当，从而加快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低碳转型。
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和碳排放大国，未来减排目标和效果将备受关注。全球紧迫的控制温升目标，使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已不可能再沿袭发达国家以高能耗和高碳排放为支撑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在当前《巴黎协定》实施“自下而上”自主减排机制下，必须自觉加快经济低碳转型，形成促进低碳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决不能固守传统的高碳发展路径。
《巴黎协定》所确定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长期目标和行动计划，将极大地促进世界经济的低碳转型。实现全球控制温升不超过工业革命前2℃目标，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必须尽快达到峰值，到2030年需由2010年的500亿tCO2下降到400亿tCO2e，而按当前各国INDC目标汇总后，2030年排放仍将上升到550亿tCO2，到2030年距实现2℃目标下的排放情景尚有约150亿tCO2的减排缺口。因此需要各国共同努力，不断更新和强化各自INDC目标和行动。各国都要实现发展与降碳的双赢，就必须加快发展低碳经济，促进发展方式的低碳转型。由于能源消费的CO2排放占全部温室气体排放约三分之二，因此全球低碳化发展的核心即在于推动能源体系的革命性变革，要大力节能，提高能源效率，控制能源消费量；同时加强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在保障能源供给的同时减少CO2排放。
二、加快推进国内能源革命和经济发展方式的低碳转型
巴黎大会之前，我国提出有雄心、有力度的国家自主决定贡献（INDC）目标，包括2030年单位GDP的CO2强度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达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以及CO2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等目标，既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特征，又展现了付出极大努力的积极行动。我国当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能源需求和CO2排放在一定时期热杂泻侠碓龀ぁ
要实现“发展”和“降碳”的协调共赢，关键在于提高单位能耗和单位碳排放的产出效益，也就是较大幅度降低单位GDP的能源强度和CO2强度。所以我国提出单位GDP的CO2排放“强度”下降目标，有别于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下降目标。但从减排力度上看，我国今后单位GDP的CO2强度每年下降速度要保持在4%以上，发达国家虽然是总量绝对减排，但由于其GDP增速缓慢，根据其INDC中总量下降目标折算其单位GDP的碳强度下降速度，基本上都达不到4%，尚低于我国下降的力度。
我国提出2030年左右CO2排放总量达峰目标，即意味着在强化“强度”下降目标的同时，要进一步控制CO2排放总量的增长，实施“强度”和“总量”的双控机制，促进CO2排放达峰。其后进一步再实施与发达国家类似的排放总量下降目标。
实现CO2排放的峰值，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转折点，这意味着届时经济增长而化石能源供应不再增加，两者实现完全脱钩。这也意味着国内资源和环境严重制约形势的根本改变，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国内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我国2030年左右CO2排放达到峰值时，要早于发达国家CO2排放达峰值时的发展阶段，届时潜在经济增长率仍将保持着相对较高的水平，所以也必须持续保持较高的GDP的CO2强度下降水平，需要更强有力的节能和能源替代力度。
2030年左右CO2达峰后，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能源需求仍会继续有所增加，但能源总需求增长将依靠增加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供应满足。因此，实现2030年非化石能源比例达20%左右目标，是对CO2排放达峰的重要支撑。据测算，2030年非化石能源装机将达约13亿千瓦，相当于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而且仍需继续以年均6%-8%的速度增长，在满足新增能源需求的同时，加快替代原有化石能源消费存量，促进CO2排放量的绝对下降。我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速度和规模都将是发达国家所远不能及的。
当前我国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升级、产业提质增效，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和行动的实施。“十三五”期间加大产业结构调整，钢铁、水泥等高耗能原材料产品将达峰值，煤炭消费量也将达到峰值，单位GDP能源强度仍将保持较快下降的趋势。到2020年，单位GDP的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幅度将达45%-50%，超过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对外承诺的40%-45%的下降目标，这也将为完成2030年比2005年下降60%-65%的INDC目标奠定基础，并为将来不断更新和强化INDC减排目标创造条件。当前要以积极的INDC目标为引导，加快经济转型和结构性改革，发挥CO2减排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协同效应，实现经济发展、环境改善、节能降碳的协调共赢。
为实现全球长期减排目标，巴黎大会决定各国于2020年前制定并提交本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以共同努力实现全球长期目标。我国当前也正在研究和制定2030年能源革命战略和中长期低碳发展战略，需要和《巴黎协定》的长期目标相结合，超前部署，以适应全球能源变革和经济低碳转型的潮流，在世界范围内低碳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发挥主动和引领作用。
三、探索并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新模式
《巴黎协定》确立了在《公约》指导下确立的以各国自愿和自觉的合作行动为基础的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新制度框架。一方面体现了世界范围内对于“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和地球构成紧迫的可能无法逆转的威胁”的空前共识和合作应对的共同政治意愿。另一方面，机制设计上体现激励各国“自下而上”地确立有雄心的目标和行动计划，而非“自上而下”强制性分配责任义务，体现了摒弃“零和博弈”的狭隘思维，转向“共和博弈”的合作共赢。协定中各方利益诉求都得到了平衡反映，谈判各方也都体现了建设性和灵活性，体现了全球和全人类共同利益与各方自身利益的协调和平衡。新制度框架也旨在推动各国经济的低碳转型，促进应对气候变化与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协调统一，实现“发展”与“降碳”的双赢，同时强调各国在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共同合作，促进各国间的合作共赢。
《巴黎协定》的达成，意味着国际气候治理模式的新转折，也开启了世界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新起点。
日渐紧迫的地球生态危机对人类社会的切实威胁，任何国家、团体和个人都难以独立应对，也不能独善其身，全球和全人类共同命运取决于世界各国共同的合作行动。建设全人类命运共同体，各国自愿和自觉地采取行动，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成为全球道义的制高点。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各国都需要承担和国情、发展阶段和自身能力相称的国际义务，体现为人类共同利益的责任担当。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继续率先减排的同时，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的支助，在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互惠共赢的合作进程中，发达国家多一些共享，多一些担当，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应对能力，有利于推进全球合作进程，实现《巴黎协定》确立的控制全球温升幅度、保护地球生态安全和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
主席等150多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巴黎气候大会开幕式并作重要讲话，为巴黎气候大会成功提供政治推动力，也展现了世界各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强烈的政治意愿。主席讲话中，不仅就“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做了全面阐述，而且提出要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作为一面镜子，思考和探索未来全球治理模式，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创造“三个未来”。即各尽所能、合作共赢的未来；奉行法制、公平正义的未来；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未来。我国积极推动巴黎气候大会取得成功，就是以提出的新理念为指导，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个成功范例。关于全球治理理念和模式的探讨，将对落实《巴黎协定》后继的谈判和合作进程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也会在其他领域的全球治理中有重要影响。
《巴黎协定》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机制和新进程，均有待于从2016年开始的后续谈判中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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