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制度的核心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司法制度的核心，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建构以司法权为核心的权利救济制度

在当今的中国，利益多元化及其冲突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邻里之间的相邻权纠纷、学生与学校对簿公堂、职工与单位的纠纷、球队与协会的管理权争执、动迁户与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对抗、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行政诉讼、医患关系的紧张等等，这些现象直接地反映出了中国社会利益之争的白炽化程度。如何有效地抑制社会矛盾，解决权利纠纷，尤其是遏制暴力性的利益冲突的出现，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国公民的救济权利的重要地位，重新审视我国现有的权利救济体系设置的合理性以及权利救济观念的文化缺失。大体说来，我国权利救济制度应该有三个方向：

第一，将救济权确立为一项基本人权类型。通俗地讲，权利救济是指私人权利受到私权力或者公权力侵害发生纠纷后，所形成的权利矫正、利益恢复的方式方法。西方法律谚语形象地说：“没有救济就没有法律”。按照世界人权公约的逻辑，救济权在人权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1948年发表的《世界人权宣言》第8条申明：“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1966年通过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3款要求缔约国承诺：保证任何人之权利或自由遭受侵害后获得有效救济，公务员职务侵害亦不例外；权利保护由主管司法、行政或立法机关裁定；权利救济由主管机关执行。

简而言之，在世界范围内，救济权在人权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法庭成为解决权利冲突、利益纠纷的最有效、最重要和终极性场所和机制。

第二，反思权利救济文化缺失。在法理层次上，法律界似乎并没有重视到救济权与人权的逻辑关系。正是救济权与人权关系的模糊性认识，才导致了中国司法改革和法院现代化在制度设计上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支点，中国的司法改革没有被置于公民权利救济这个宏大叙事背景和语境之下。中国权利救济文化的缺失，集中于正式制度的缺失。虽然，中国权利救济文化并不缺少救济意识，但是，保证受害权利有效矫正或者恢复的机制恰恰是松散的、非正式的，因而往往缺乏实效。权利救济制度建构的不完备，根子在于权利救济文化模式有不健全性，长期以来，一些传统的思维和作法阻碍着权利救济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在今天，中国权利救济文化模式正在展现出一种新的变迁趋势：权利侵害矛盾消解转向外部化，即从私了到打官司；转向和平化，即从暴力复仇转向正当程序；转向制度救济，即从清官救济转向规则救济、从领导重视转向平民主义立场；转向常规救济，即从运动战、攻坚战转向日常治理和疏浚。

第三，建构司法中心主义下的权利救济制度。受权利救济文化模式的影响，中国权利救济制度还保留着两个特征：一是注重所谓的具有东方特色的调解制度，这种调解制度包含了民间调解、单位调解和政府调解三种主要模式。二是注重非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被人类经验认可的主流权利救济制度是司法中心主义下的诉权模式，但是，我国更看重调解和制度。也就是说，我国虽然有多种权利的救济制度，但是没有形成核心制度，没有形成司法权为中心的权利救济制度体系，而是形成了司法审判、行政裁决、民间调解、政府、单位调解、当事人私了并驾齐驱的权利救济制度框架。

篇2

【关键词】少年；少年司法制度；反思

在美国，1899年伊利诺斯州《少年法院法》的颁布，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至今，少年司法制度已经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并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基本制度之一。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于1984年11月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这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在我国的诞生。此后，少年法庭因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和支持，并在我国各地得到了成功推广。1988年7月，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犯合议庭”改建为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这使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少年立法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少年法庭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少年司法制度从地方性制度转变为全国性制度。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初具规模，在保护少年合法权益、治理少年犯罪等方面起到了积极和重大的作用。但是，与国外少年司法制度百余年的发展历史相比较，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还欠缺成熟和完善，近几年来还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1.现状

目前来说，现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处于在困境中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少年法庭普遍面临案源不足、人员和机构不稳定等；另一方面，少年法庭受到一些质疑，因为少年犯罪问题仍较严重，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陷入困境。具体来说，存在以下缺陷：

1.1相关立法与现状脱节

制约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主要因素一直是少年立法的不健全。我国已经制定了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于少年案件尚无专门的实体性和系统的程序性的法律法规，出台的一些有关司法解释，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总体上说，这些规定欠缺对少年成长状况的研究，并没有充分反映出少年特殊的身心特征。

1.2少年法庭的设置问题

少年审判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核心制度，少年法庭也是少年司法系统的核心机构。我国少年法庭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改革和实践，探索出了许多成功的审判方式，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建制上的混乱，目前我国的少年法庭有二千多个，但由于我国没有《少年法庭法》，因此少年法庭组织形式混乱；受案范围的混乱，因为少年法庭在我国还属于一种新生事物，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受案范围混乱的现象，大部分基层法院的少年法庭只管辖少年犯罪案件，但也有一些少年法庭受理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身心健康、人格尊严的保护案件，故在其运作机制和工作方式方法等方面都要靠司法工作人员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适当扩大受案范围有利于强化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效果，但有些地方却是缺乏实际考察全盘皆收；我国现有少年法庭均是设置在普通法院之中，少年司法工作的人、财、物均由普通法院所调配。普通法院对于审判人员业绩，往往是以办案的数量来衡量。但由于我国目前少年法庭所受理的案件基本是少年刑事犯罪案件，而这类案件的总体数量不多，又需要少年法庭工作人员投入更多的精力、爱心和财力，其工作量很难以审理案件的数量来衡量。因此，与其他法庭相比，少年法庭难以摆脱浪费人力、物力、做与审判工作无关的事情等诸多质疑。

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首先应表现为组织独立。将少年法庭设置于普通法院内的组织形式，会强化少年司法制度与成人刑事司法制度的类似性。正如我国台湾地区李茂生教授所指出的：“于组织设计上，以专庭的方式进行少年保护事件以及刑事事件的处理，此不仅是无法培育专业人才，尤甚者，透过人事交流、任命的方式，少年司法与成人刑事司法的类似性会更为强化。”［1］

1.3具体制度上的问题

少年司法制度至少应包括对少年犯罪被告人羁押、预审、、审判、辩护、管教等“一条龙”的工作体系。我国目前少年司法一条龙工作体系的构建还很不完备，具体存在以下问题：

1.3.1少年的刑事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

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而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审讯少年时却很少通知法定人到场，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督措施，对少年诉讼权利的侵害便成为经常发生的现象。

指定辩护人制度也是我国刑法对少年诉讼权利的保障措施，但是实践中由于这种法律援助是免费提供的，缺乏国家保障的措施，一些指定辩护律师不能像委托辩护人一样认真负责地行使辩护权利，而是敷衍了事，有的辩护人甚至基本不会见被告人，有的辩护人阅卷后也只是敷衍几句辩护词了事，有的辩护人发表答辩意见后不再对被告人进行教育，十分不利于对少年刑事诉讼权利的保障。

1.3.2不公开审理与公开宣判的矛盾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二款规定：“14岁以上不满16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16岁以上不满18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但第163条第一款同时规定“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刑事诉讼法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案件的公正审理，便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但同时由于宣判的公开进行，就使少年犯罪案件的审理结果予以公开，使少年被告人暴露在公众和媒体之下，不利于对少年身心及其成长的保护。之前的不公开审理没有了意义，同时破坏了法律条文的内在逻辑性。［2］

1.3.3刑事污点保留侵害少年权利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8条规定：“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判处非监禁刑罚、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假释或者刑罚执行完毕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4条规定：“未成年犯罪人刑满释放后，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但实践中，少年一旦被定罪量刑，即被视为有刑事污点，刑事污点的保留，对少年来说意味着社会地位下降，某些权利丧失，道德名誉受损，在学习和日后的工作、生活等诸多方面会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这些现状势必打击了少年想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回归社会的信心，也可能是重新犯罪的诱因。而又犯新罪时，则有可能构成累犯，累犯则是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即使不构成累犯，该刑事污点也会作为酌定从重情节，量刑时势必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对少年而言，刑事污点的保留是很不利于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

2.反思

如前所述，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能成为我们不建立这种制度的理由。事实证明，少年司法制度无论对于青少年犯罪的预防还是一个国家整体犯罪预防战略的实现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笔者尝试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做出以下建议。

2.1加强少年司法制度立法

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在刑法总则中专章规定少年刑事责任，把少年实体法的内容规定在专章中；另外将对少年案件的诉讼程序和执行从现行刑事诉讼法典中独立出来，专门制定一部《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法》。原因如下：我国目前的少年立法规定及很多制度都处于尝试阶段，制定少年刑法时机还不成熟。正如有学者认为“为了满足法院处理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急需，一个最快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修改刑法典的同时，单设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处遇专章，待条件成熟之际再制定独立的《少年刑法》。”［3］而诉讼程序是将实体法规定的罪与刑与个案相结合的过程，执行是落实实体法内容的步骤，执行的效果和刑罚目的与任务的实现有着重要关系，并且对少年的执行过程中有许多程序问题需要解决，因而笔者认为制定一部集诉讼程序与执行于一体的《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法》是必要的。

2.2创设少年法院

少年审判机构是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最早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也是从法院系统开始的。可以说，法院系统的建设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中之重，其创设的意义是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契机和动力。对于少年法院的创设也是近年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讨论的热点，理论和实务界对在我国建立少年法院问题的探讨，无疑将大大推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的进程。笔者认为，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建立少年法院正是少年司法制度独立性的进一步展开。

2.3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来源于英国，是指在对少年进行逮捕、讯问、拘留和控告时，如果没有合适的成年人，如律师、法定人等在场，对少年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将不得被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法律中虽然没有“合适成年人”的用语，但是也有要求成年人参与的法律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14条第2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1条第四款规定：“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人到场，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还没有建立强制的成年人介入制度。

因此，笔者认为应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由于少年身心发育尚未成熟，他们需要由父母、监护人等合适的成年人在场照顾其身心健康，协助他们与警察及司法机关进行沟通，维护其合法权益。

2.4指定辩护制度

从法律的规定上来看，我国的指定辩护只适用于审判阶段，即只有法院才有为少年指定辩护人的义务。笔者认为，对少年的法律援助不应当仅限于审判阶段，而应当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且为少年指定的律师，最好懂得少年心理学的基本知识，懂得对少年犯罪者进行教育的方法。［3］辩护人还应着重查清以下内容：少年被告人的真实年龄；少年被告人的犯罪目的和动机，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惯犯，如果是共同犯罪的，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犯罪结果的危害程度。

2.5审判不公开制度

审判不公开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少年犯罪案件或者有少年的案件时，审理过程和判决结果不向社会公开。这是人民法院审理少年犯罪案件和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重大区别之一，是少年刑事诉讼案件必须坚持的原则。少年犯罪案件审判不公开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有利于审理的顺利进行，防止少年因为公开审理而情绪激动，心理压力大，使其在法庭上难以准确表达意愿；另一方面则是从保护少年的长远发展考虑，防止其因为广泛的曝光而产生羞辱感丧失生活信心，并难于重新融入社会。

2.6刑事污点取消制度

法国、德国、瑞士、俄罗斯、日本等国的司法和立法实践表明，刑事污点取消制度对于预防少年犯罪和重新犯罪具有明显的效果。因此，在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少年刑事污点消灭制度，既顺应了世界刑事立法潮流，也将会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充实少年的刑事司法制度。

有刑事污点的少年是否悔罪，改过自新，在法定时间内是否遵纪守法、表现良好，是消灭其刑事污点的本质条件。刑事污点的消灭必须是在该污点经过一定的时间后才能进行。基于此，笔者建议对被判单处附加刑的在罚金交纳后，被判处缓刑的在考验期间期满后，六个月至一年；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刑罚的和被宣告有罪但免予刑事处罚的，在刑罚执行完毕后或判决生效后过1年；被判处3年以上5年以下的，刑罚执行完毕后2年；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后过3年;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后过5年。如果有立功表现的等，少年法庭可以根据少年本人的申请，在消灭刑事污点的期限届满之前提前消灭该刑事污点。但在刑罚执行期间或缓刑考验期间是不能允许宣告消灭刑事污点的。少年的刑事污点消灭后，其罪刑记录一并注销。

2.7少年刑事诉讼暂缓判刑制度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江苏、上海等少数省市的少数基层法院少年法庭，在审理少年刑事案件时开始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对少数少年被告人试行暂缓判刑。但我国现行刑法对暂缓判刑并无规定。笔者认为，收监执行刑罚对于少年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而暂缓判刑制度则通过社会力量的帮助，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对犯罪少年进行教育改造，促其悔过自新，同时，这种不确定的状态下的考察，又对少年犯有约束力和危机感，可以起到刑罚的同等效果，因此我国应建立少年刑事诉讼暂缓判刑制度。

少年司法制度作为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重要的基本制度之一，作为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之一，应当受到极大的关注。虽然我国目前少年司法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但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通过不遗余力的努力，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将逐渐完善起来。

【参考文献】

［1］李茂生.《我国设置少年法院的必要性》，载台湾《军法专刊》，第43卷第8期.

［2］温小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中诸多问题之探讨》，《中国刑事杂志》2000年第5期.

［3］康树华.《论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第3期.

篇3

【关键词】少年；少年司法制度；反思

在美国，1899年伊利诺斯州《少年法院法》的颁布，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至今，少年司法制度已经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并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基本制度之一。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于1984年11月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这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在我国的诞生。此后，少年法庭因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可和支持，并在我国各地得到了成功推广。1988年7月，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犯合议庭”改建为独立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这使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少年立法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少年法庭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少年司法制度从地方性制度转变为全国性制度。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初具规模，在保护少年合法权益、治理少年犯罪等方面起到了积极和重大的作用。但是，与国外少年司法制度百余年的发展历史相比较，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还欠缺成熟和完善，近几年来还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1.现状

目前来说，现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处于在困境中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少年法庭普遍面临案源不足、人员和机构不稳定等；另一方面，少年法庭受到一些质疑，因为少年犯罪问题仍较严重，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陷入困境。具体来说，存在以下缺陷：

1.1相关立法与现状脱节

制约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主要因素一直是少年立法的不健全。我国已经制定了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于少年案件尚无专门的实体性和系统的程序性的法律法规，出台的一些有关司法解释，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总体上说，这些规定欠缺对少年成长状况的研究，并没有充分反映出少年特殊的身心特征。

1.2少年法庭的设置问题

少年审判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核心制度，少年法庭也是少年司法系统的核心机构。我国少年法庭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改革和实践，探索出了许多成功的审判方式，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建制上的混乱，目前我国的少年法庭有二千多个，但由于我国没有《少年法庭法》，因此少年法庭组织形式混乱；受案范围的混乱，因为少年法庭在我国还属于一种新生事物，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受案范围混乱的现象，大部分基层法院的少年法庭只管辖少年犯罪案件，但也有一些少年法庭受理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身心健康、人格尊严的保护案件，故在其运作机制和工作方式方法等方面都要靠司法工作人员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适当扩大受案范围有利于强化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效果，但有些地方却是缺乏实际考察全盘皆收；我国现有少年法庭均是设置在普通法院之中，少年司法工作的人、财、物均由普通法院所调配。普通法院对于审判人员业绩，往往是以办案的数量来衡量。但由于我国目前少年法庭所受理的案件基本是少年刑事犯罪案件，而这类案件的总体数量不多，又需要少年法庭工作人员投入更多的精力、爱心和财力，其工作量很难以审理案件的数量来衡量。因此，与其他法庭相比，少年法庭难以摆脱浪费人力、物力、做与审判工作无关的事情等诸多质疑。

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首先应表现为组织独立。将少年法庭设置于普通法院内的组织形式，会强化少年司法制度与成人刑事司法制度的类似性。正如我国台湾地区李茂生教授所指出的：“于组织设计上，以专庭的方式进行少年保护事件以及刑事事件的处理，此不仅是无法培育专业人才，尤甚者，透过人事交流、任命的方式，少年司法与成人刑事司法的类似性会更为强化。”［1］

1.3具体制度上的问题

少年司法制度至少应包括对少年犯罪被告人羁押、预审、、审判、辩护、管教等“一条龙”的工作体系。我国目前少年司法一条龙工作体系的构建还很不完备，具体存在以下问题：

1.3.1少年的刑事诉讼权利得不到保障

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而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审讯少年时却很少通知法定人到场，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督措施，对少年诉讼权利的侵害便成为经常发生的现象。

指定辩护人制度也是我国刑法对少年诉讼权利的保障措施，但是实践中由于这种法律援助是免费提供的，缺乏国家保障的措施，一些指定辩护律师不能像委托辩护人一样认真负责地行使辩护权利，而是敷衍了事，有的辩护人甚至基本不会见被告人，有的辩护人阅卷后也只是敷衍几句辩护词了事，有的辩护人发表答辩意见后不再对被告人进行教育，十分不利于对少年刑事诉讼权利的保障。

1.3.2不公开审理与公开宣判的矛盾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二款规定：“14岁以上不满16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16岁以上不满18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但第163条第一款同时规定“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刑事诉讼法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案件的公正审理，便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但同时由于宣判的公开进行，就使少年犯罪案件的审理结果予以公开，使少年被告人暴露在公众和媒体之下，不利于对少年身心及其成长的保护。之前的不公开审理没有了意义，同时破坏了法律条文的内在逻辑性。［2］

1.3.3刑事污点保留侵害少年权利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8条规定：“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判处非监禁刑罚、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假释或者刑罚执行完毕的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4条规定：“未成年犯罪人刑满释放后，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但实践中，少年一旦被定罪量刑，即被视为有刑事污点，刑事污点的保留，对少年来说意味着社会地位下降，某些权利丧失，道德名誉受损，在学习和日后的工作、生活等诸多方面会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这些现状势必打击了少年想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回归社会的信心，也可能是重新犯罪的诱因。而又犯新罪时，则有可能构成累犯，累犯则是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即使不构成累犯，该刑事污点也会作为酌定从重情节，量刑时势必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对少年而言，刑事污点的保留是很不利于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

2.反思

如前所述，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能成为我们不建立这种制度的理由。事实证明，少年司法制度无论对于青少年犯罪的预防还是一个国家整体犯罪预防战略的实现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笔者尝试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做出以下建议。

2.1加强少年司法制度立法

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在刑法总则中专章规定少年刑事责任，把少年实体法的内容规定在专章中；另外将对少年案件的诉讼程序和执行从现行刑事诉讼法典中独立出来，专门制定一部《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法》。原因如下：我国目前的少年立法规定及很多制度都处于尝试阶段，制定少年刑法时机还不成熟。正如有学者认为“为了满足法院处理大量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急需，一个最快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修改刑法典的同时，单设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处遇专章，待条件成熟之际再制定独立的《少年刑法》。”［3］而诉讼程序是将实体法规定的罪与刑与个案相结合的过程，执行是落实实体法内容的步骤，执行的效果和刑罚目的与任务的实现有着重要关系，并且对少年的执行过程中有许多程序问题需要解决，因而笔者认为制定一部集诉讼程序与执行于一体的《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与执行法》是必要的。

2.2创设少年法院

少年审判机构是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最早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也是从法院系统开始的。可以说，法院系统的建设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中之重，其创设的意义是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契机和动力。对于少年法院的创设也是近年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讨论的热点，理论和实务界对在我国建立少年法院问题的探讨，无疑将大大推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的进程。笔者认为，少年司法制度要从成人司法制度中独立出来，建立少年法院正是少年司法制度独立性的进一步展开。

2.3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来源于英国，是指在对少年进行逮捕、讯问、拘留和控告时，如果没有合适的成年人，如律师、法定人等在场，对少年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将不得被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法律中虽然没有“合适成年人”的用语，但是也有要求成年人参与的法律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14条第2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1条第四款规定：“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人到场，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还没有建立强制的成年人介入制度。

因此，笔者认为应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由于少年身心发育尚未成熟，他们需要由父母、监护人等合适的成年人在场照顾其身心健康，协助他们与警察及司法机关进行沟通，维护其合法权益。

2.4指定辩护制度

从法律的规定上来看，我国的指定辩护只适用于审判阶段，即只有法院才有为少年指定辩护人的义务。笔者认为，对少年的法律援助不应当仅限于审判阶段，而应当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且为少年指定的律师，最好懂得少年心理学的基本知识，懂得对少年犯罪者进行教育的方法。［3］辩护人还应着重查清以下内容：少年被告人的真实年龄；少年被告人的犯罪目的和动机，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惯犯，如果是共同犯罪的，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犯罪结果的危害程度。

2.5审判不公开制度

审判不公开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少年犯罪案件或者有少年的案件时，审理过程和判决结果不向社会公开。这是人民法院审理少年犯罪案件和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重大区别之一，是少年刑事诉讼案件必须坚持的原则。少年犯罪案件审判不公开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有利于审理的顺利进行，防止少年因为公开审理而情绪激动，心理压力大，使其在法庭上难以准确表达意愿；另一方面则是从保护少年的长远发展考虑，防止其因为广泛的曝光而产生羞辱感丧失生活信心，并难于重新融入社会。

2.6刑事污点取消制度

法国、德国、瑞士、俄罗斯、日本等国的司法和立法实践表明，刑事污点取消制度对于预防少年犯罪和重新犯罪具有明显的效果。因此，在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少年刑事污点消灭制度，既顺应了世界刑事立法潮流，也将会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充实少年的刑事司法制度。超级秘书网

有刑事污点的少年是否悔罪，改过自新，在法定时间内是否遵纪守法、表现良好，是消灭其刑事污点的本质条件。刑事污点的消灭必须是在该污点经过一定的时间后才能进行。基于此，笔者建议对被判单处附加刑的在罚金交纳后，被判处缓刑的在考验期间期满后，六个月至一年；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刑罚的和被宣告有罪但免予刑事处罚的，在刑罚执行完毕后或判决生效后过1年；被判处3年以上5年以下的，刑罚执行完毕后2年；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后过3年;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服刑期满后过5年。如果有立功表现的等，少年法庭可以根据少年本人的申请，在消灭刑事污点的期限届满之前提前消灭该刑事污点。但在刑罚执行期间或缓刑考验期间是不能允许宣告消灭刑事污点的。少年的刑事污点消灭后，其罪刑记录一并注销。

2.7少年刑事诉讼暂缓判刑制度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江苏、上海等少数省市的少数基层法院少年法庭，在审理少年刑事案件时开始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对少数少年被告人试行暂缓判刑。但我国现行刑法对暂缓判刑并无规定。笔者认为，收监执行刑罚对于少年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而暂缓判刑制度则通过社会力量的帮助，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对犯罪少年进行教育改造，促其悔过自新，同时，这种不确定的状态下的考察，又对少年犯有约束力和危机感，可以起到刑罚的同等效果，因此我国应建立少年刑事诉讼暂缓判刑制度。

少年司法制度作为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重要的基本制度之一，作为保护少年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之一，应当受到极大的关注。虽然我国目前少年司法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但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通过不遗余力的努力，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将逐渐完善起来。

【参考文献】

［1］李茂生.《我国设置少年法院的必要性》，载台湾《军法专刊》，第43卷第8期.

［2］温小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中诸多问题之探讨》，《中国刑事杂志》2000年第5期.

篇4

 

一、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结构的现状及困境

 

少年司法制度的结构就是指组成少年司法制度的各个部分及其搭配组合间某种稳定的联系。根据系统论的观点，功能是系统结构中多个联系互动作用所形成的整体性，稳定健全的结构，有助于发挥少年司法制度的整体功能。一般地，司法制度是由概念系统、规则系统、组织系统和设备系统几方面构成。概念系统就是司法制度的理论基础，不同类型的司法制度，其理论基础并不相同。组织系统就是司法组织体系，它是由各个司法机构和法律授权的专门组织所组成的有机统一体。规则系统是指司法规范体系，包括司法组织规则和司法活动规则。

 

设备系统是指司法物质设施，是司法组织赖以进行正常活动的物质基础，包括法庭、监狱以及其他物质设备。概念系统和规则系统属于“软”系统，组织系统和设备系统属于“硬”系统，司法制度就是一个“软”“硬”皆备的大系统?]一般认为，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少年法庭的建立宣告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因为特定的历史背景、法律依据等因素的考虑，当时的少年法庭实质只是附设于普通法院下的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

 

少年法庭的出现，以其办案的实际效果，雄辩地证明了少年法庭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引起了司法界的重视，并获得了社会的认可与欢迎。少年司法制度自创立以来，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在保护少年合法权益、治理未成年人犯罪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现从司法制度四大组成系统，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现状作些分析。

 

1.关于概念系统

 

联合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控制与矫正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先后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等重要公约，弱化了刑罚的报应观念，强调特殊预防中的教育刑论，重视刑罚的个别化，以轻缓的刑罚或多种非刑罚方法来处理未成年人犯罪，优先适用教育改造措施，不得已求其次才适用刑罚，即使如此，也应和成年人犯罪处罚有所区别。对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价值取向上的变化和对未成年人实行特殊司法保护的做法，显示了对未成年人的刑法特殊保护理念，即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应优于保护社会利益，对未成年犯罪人应重在教育、感化、挽救，而非惩罚。此种理念集中表现在上述国际性条约所确立的保护少年的基本原则之中，即依法保护原则、双向保护原则、相称原则、少年司法社会化原则、减少司法干预原则，倡导行刑社会化和非监禁处理及少年司法专门化原则。我国是上述国际公约的缔约国或参加国，其先进的少年司法理念也为国内立法所接受。如1992年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1999年生效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条规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立足于教育和保护，从小抓起，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及时进行预防和矫治”。上述立法规定表明，我国业已确立了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少年司法原则。从上述分析出发，依据《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丨简称幻匕京规则》，以下同)以及我国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精神，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框架下的少年是指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

 

与《北京规则》关于少年定义略有不同的是，我国关于少年年龄只有年龄上限(未满18周岁)的规定，而没有具体年龄下限的规定，并且在具体使用过程中，少年和未成年人同义，不作区分。 [2]在概念系统上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对少年司法制度独立价值认识不足。时至今日，在许多人的观念中，对未成年人的刑罚观不是站在社会发展之于未成年人特殊保护价值取向上看待，而是以成年人之于未成年人弱势群体的天然同情、怜悯的感性认识来看待未成年犯罪人的处遇，把制度上的要求视为司法者情感上的恩赐，虽然一般而言并无不可，但因社会治安不好严打时，此种价值观往往会导致对未成年人待遇的忽视，走上少年人刑事政策的反面。

 

2.关于规则系统

 

中国目前尚未制定有关少年案件和少年司法的专门法律，对少年案件的处理主要依据是我国研U法>>、研IJ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监狱法>> 等法律有关条款关于少年案件处理的特殊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部门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司法文件，如《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知》、《关于审理少年刑事案件聘请特邀陪审员的联合通知》等。这些法律法规针对少年犯罪人不同于成年人的特点，就少年案件在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执行及矫治方法作了一些不同于成年人的规定，体现了对违法犯罪的少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可以说我国已从实体法和程序法方面基本上形成了少年司法制度规则体系的雏形。但在规则系统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为缺失独立完善的少年司法法律体系。

 

第一，现有法律规范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规定不够完善。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关于少年权益保护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道德、号召性条款多，缺乏法律责任方面的规定，对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没有详细明确的界定。这种缺乏操作性的规定不利于发挥立法对司法实践的规范和有效指导作用，给予了司法者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造成不同法院以及不同法官对同一类型、同一性质的案件作出不同的裁量结果，有损法律的统一性、公正性、权威性，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矫正教育和权利保护。工读教育、收容教养、劳动教养、治安管理处罚等非刑罚处罚措施的规定笼统而概括，可操作性差，而对于未成年人的违法行为和不良行为的处置则根本没有统一的规定，且处罚机关繁杂，易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不利于少年司法目标的实现。[3]

 

第二，没有形成独立于成年犯罪人的少年法律体系。现代世界多数国家针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特殊情况，一般均有专门的立法，如德国制定了 〈沙年法院法〉、印度制定的《儿童法)>、日本制定有《儿童福利法》、《少年院法》、《少年审判规则》等有关少年的专门法规。与此相比，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专门立法很少，有关少年犯罪、少年权益的保护，主要用为成年人制定的法律法规来进行调整，未能充分关注少年犯罪人身心的特殊性，没有对少年实行区别对待、加以特别保护，可以说是不公正、不合理，也是不科学的。如在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定罪处罚适用的是与成年人共同适用的刑法典;对少年刑事案件的审判，适用的是对少年案件诉讼程序规定很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制定了〈铁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互相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矢必和《关于审理少年刑事案件聘请特邀陪审员的联合通知》，但仍远远不能适应目前少年审判的实际需要，如区别于成年人的少年刑事案件独立司法体制问题、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中司法体制的设置问题、对未成年人的民事案件的管辖和审理问题等。[4]

 

第三，现有立法落后于司法实践需要。纵览现有的立法，虽然对少年司法制度有所规范，但无论是数量还是内容都与社会现实的需要不相适应。实践中，有些具有生命力的少年司法做法却没有法律对此作出规定。例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设立的少年法庭、少年案件起诉组、少年案件侦查、预审组等，虽然都有益于对少年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方针的贯彻执行，并已被社会所认可，但没有明确的立法依据。立法上的滞后，导致了司法实践中根据现实需要设立了一些制度，但无法律依据的尴尬局面。

 

3.关于组织体系我国现行处理少年司法案件的专门组织机构主要是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司法行政机关等，它们依照法定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分工协作，分别承担处理少年案件的部分职能，共同形成了少年司法组织体系。在处理少年犯罪案件过程中，各自履行的职能主要表现为：首先由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按照各自的管辖范围立案，立案之后随即进行侦查，侦查终结后，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认为少年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凿，应当追宄刑事责任的，即作出起诉决定，代表国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依法对案件进行审判，发现有罪的，作出有罪判决并宣告相应的处罚措施，这些处罚措施可以是刑罚，也可以是非刑罚处罚措施;最后，由相应的执行矫正机关予以执行对少年犯罪人进行教育改造。

 

组织体系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未成年人司法专门机构的不健全。我国目前没有专门性的少年警察机构、少年检察机构、少年审判机构、少年矫正机构、少年律师机构等。仅就审判组织而言，目前少年法庭的的组织形式大体上包括以下几种：(I)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专门受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c 3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附设于刑庭内，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3)综合性少年案件审判庭。这种少年庭不仅受理少年刑事案件，还受理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民事、行政案件。(;4)在刑事审判庭中指定专人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由于机构设置各异，运行机制各异，缺乏系统性，抑制了系统功能的整体性发挥，从而使得少年司法制度的整体优势无法体现出来，不能很好贯彻教育、感化、挽救、对少年犯罪人进行特别保护的刑事政策。

 

4.关于设备体系目前，我国处理少年案件与处理成年人案件的人员基本上没有大的差异，多为从事成年司法工作的普通司法工作人员，专门从事少年司法工作高素质的人员严重缺乏;少年案件的处理机构与成年人的案件处理机构也没有大的差别，多为普通司法机构，只是在法院内部附设了少年法庭，负责审理少年案件;在执行机构上，设立了少年犯管教所、工读学校等矫正机构对少年犯进行单独关押教育改造，防止少年犯罪人与成年犯罪人关押在一起相互感染。

 

在设备系统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少年司法制度赖以运作的物质条件及高素质的少年司法工作人员的欠缺。在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尚不十分发达，不少地方的财政收入难以满足正常的社会发展需要，司法部门正常的办案经费不能得到充分保证，完善的狱政设施及高素质的少年司法人员严重不足，难以完全实现法律所规定的分押、分管、防止犯罪人交叉感染的良好愿望，也很难达到少年司法的目标。设备系统的不足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从司法机构及人员来看，现行兼职型少年司法机构和人员在工作中，由于司法力量相对不足，往往要身兼数职，需办理大量普通刑事案件，这使得他们常常无暇他顾，无形中影响了对少年犯的跟踪帮教工作;从少年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来看，真正素质高、能力强、理想的少年司法工作者十分缺少，与少年司法工作的高要求很不适应。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丨试行)中要求。少年法庭的审判长应当由知识面广、业务素质好，熟悉少年特点，善于做失足少年思想教育工作的审判员担任;从未成年犯罪人关押、矫正场所来看，囿于经济条件限制，许多关押、矫治场所严重不足，难以做到未成年未决犯、已决犯与成年犯分关、分押和分别矫治的要求，严重影响了教育、改造的效果，使法律规定虚置化。

 

二、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改革出路

 

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自诞生以来，取得了长足发展，对少年犯罪人的预防、保护、矫治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但现有的少年司法制度存有诸多不足，不能很好地满足少年司法实践的需要，也是不争的事实。为此，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的少年司法经验，从少年司法制度结构的四大组成系统方面，完善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

 

1.改革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概念系统我国相关立法虽已将教育、感化、挽救，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等先进的少年司法理念确立为少年司法活动的指导原则，但人们对确立此原则的法理学根据并非十分了解，以至于人们对少年司法制度独立性价值认识不足，认为国家对少年犯罪人的宽大处理仅是出于对其同情、怜悯。此种认识的偏差，不利于人们自觉地贯彻少年司法原则，确保少年司法目标的实现，故有必要明确构建少年司法原则的法理学根据。

 

一般认为，此原则确立的法理学根据主要有：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特殊性、国家亲权理论、刑事近代学派理论等。现具体阐述如下：首先，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特殊性。未成年人由于身心发展未达成熟阶段，思维相对简单，自控能力较差，易感情用事，明辨是非的能力较成人低，易受不良因素影响，进而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鉴于未成年犯罪人生理、心理尚未成熟的上述特点，理应将“不能预谋犯罪”的儿童与那些经过深思熟虑而实施犯罪的成年人区别对待，对失足少年重在教育、感化、挽救、拉一把，促其重新回归社会而不是推一下。另外，少年违法犯罪人对案件处理结果的反应也与成年人有所不同，如果不考虑未成年人的特点，采用与成年人相同的处理方式，就有可能在他们尚未成熟的心灵上，形成一定的心理障碍，直接影响处罚的效果。

 

其次，国家亲权理论。国家亲权，即国家作为一国之家长，是本国内无法律能力者丨如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享有监护权利，承担监护义务，对其进行保护、教育、照管和监护。根据这一原则，政府有代表国家保护少年权益的义务，对一些成长环境不良、生活无助和父母无监护条件或能力的少年负有监护的责任。作为监护人的国家不能只是对自己的监护人进行惩戒，而应注重教育，故国家亲权理论下，对未成年犯罪人应从保护教育改造的角度出发，特殊对待。

 

最后，刑事近代学派理论。刑事古典学派基于客观主义立场，认为人人都是理性人，具有完全的意志自由，行为人实施犯罪是其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所以应依据危害大小承担相应的报应刑，因而古典学派对未成年犯罪人与成年犯罪人未作区别处理。然而，古典学派关于理性人自由意志的假设，很快就被实证学派证明是一种幻想。实证学派通过大量实证事实说明了行为人实施某种犯罪，绝非如古典学派所言的自由意志选择的产物，而是行为人自身、社会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换句话说，犯罪是被决定的而非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既然如此，追宄行为人的责任便不能是道义责任，只能是基于社会保护需要的社会责任，强调不同行为人的危险人格是责任大小的衡量依据，惩罚的目的不在于报应而是另有目的。此时，未成年人才受到了特别关注，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区别处遇获得理论上的支持，才使得区别对待两者成为现实。不过，早期的实证学派过分强调了社会防卫，有过分牺牲未成年人的基本权利之嫌。因此，二战后格拉马蒂卡的社会防卫论以及安塞尔的新社会防卫论对实证学派的社会防卫论作了改进，前者认为不应牺牲个人来保全社会，而应该对个人和社会同等保护，后者认为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核心，以保护个人为基础，以犯罪人的处遇为核心，特别强调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处分。

 

2.改革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规则体系如前所述，我国少年法律体系存有严重不足，亟需完善，这既是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要求，也是实践的迫切需要。我国是 €11：京规则》的参与制定国和缔约国，该条约要求成员国“应努力在每个国家司法管辖权范围内制定一套专门适用少年的法律、法规和规定，并建立授权实施少年司法的机构和机关。” “应当充分注意采取积极措施，这些措施涉及充分调动所有可能的资源，包括家庭、志愿人员及其他社区团体以及学校和社区机构，以便促进少年的幸福，减少根据法律进行干预的必要，并在他们触犯法律时对他们加以有效、公平及合乎人道的处理”。被称为“法官妈妈”的尚秀云针对我国当前少年法律规定的不足，曾发出这样的呼吁，“在审判工作中我迫切地感受到我国应该有适合审理少年犯罪案件的实体法和程序法。

 

我们国家对犯罪的孩子仍然用的是成人法，只不过在条文中有一些对未成年人罪犯实行从轻、减轻处罚的规定。我们非常希望能有自己的少年司法制度，这对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首先，构建独立于成年人的少年法律体系。我国现有不少学者业已提出了建立我国少年法律体系的见解。有的学者主张制定一部综合性的少年法典;有的学者主张在现有刑法典基础上，单设少年犯罪的特殊章节，条件成熟时再制定少年刑法、诉讼法、法院组织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有的学者主张为与〈颇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相配套，可以分别制定《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法》和《未成年人犯罪处罚法》，构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少年法律体系。上述观点表明我国学者关于应该完善少年立法已取得了共识，存在分歧的只是采用何种法律表现形式。笔者以为少年立法重要的固然是内容，但形式也是应该慎重考虑的。

 

我国目前有关少年的立法就是一种分散式规定形式，这种形式使得少年法律显得过于分散，系统性不够，未能突出少年司法制度应有的独立性、重要性，不便于人们掌握运用少年法律保护少年人的合法权益。此外，此种分散形式使得少年司法规定缺少应有的总的指导原则总领全局，不利于少年法律体系构建的和谐统一。鉴于此，笔者以为第一种主张是妥当的，第二、三种主张存在的缺陷和我国目前少年法律体系存在的缺陷未有二致，故不足取。在具体制定我国综合性的少年法典时，可资借鉴德国少年法院法的立法模式。该法详细规定了少年法院法的适用范围、指导原则、少年违法行为及其后果、少年法院组织和少年刑事诉讼程序、执行和行刑等少年犯罪案件的实体和程序问题。

 

其次，完善少年法律对少年权益的保护规定。如前所述，我国少年法律对少年权益的保护规定，存在多方面的不足，需要完善。在刑事实体方面，应明确规定少年司法工作的基本原则、宗旨与目的，强调保护处分为主，刑事处罚为辅，奉行优先保护少年原则;根据未成年人自身特点，明确规定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管制、拘役刑罚及过于严厉的死刑(包括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对未成年人不适用，因为此类刑罚对犯罪未成年人来说要么改造效果不大，可能造成交叉感染，留下犯罪记录，影响其重返社会，要么处罚过重，有违国际轻刑化趋势与教育保护的少年司法原则;对未成年犯罪人应增加相对不定期刑及前科消灭制度的规定，以便更好地发挥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功能;在缓刑适用上应作出与成年人不同的特别规定，缓刑条件不应过于严格，有助于提高对未成年人的缓刑适用率，切实贯彻非监禁化的少年司法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从轻、减轻处罚的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增加规定的可操作性，减少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对少年权益的侵害;建立适合未成年人自身特点的刑罚裁量与执行制度，扩大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种类等。

 

在刑事程序方面，建立少年刑事案件的专门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制度，由少年警察、少年检察、少年审判、少年矫正等专门机构和人员行使相应职权，采取与成年人不同的方法，如在调查少年犯罪行为的同时，注意调查少年犯罪人出生曰期、生活环境、成长过程、社会交往以及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审查其犯罪事实和犯罪动机;在审理上，采取不公开的形式，与成年人分开审理，审理时必须态度诚恳等;在处理上，对未成年人贯彻宽大原则。在执行方面，建立起一套包括监禁、缓刑和假释的未成年罪犯的刑罚执行制度体系，以满足教育、挽救未成年罪犯的需要。

 

再次，扩大少年法庭对少年案件的受理范围。由于国外大多数国家使用广义的少年概念，所以少年司法制度的管辖范围是宽泛的，不仅包括违法犯罪少年，而且包括 “需要监督的少年”和“需要照管保护的少年”，如日本的家庭裁判所管辖的少年案件是非常广泛的，从对象来看，包括犯罪少年、触法少年和虞犯少年;从内容来看，包括应受刑事制裁的刑事案件、未构成刑法上的犯罪、构成刑法上犯罪但不应受刑事制裁的保护案件和危害少年福利的成人案件。我国少年法庭受案范围仅限于少年刑事案件的局面不利于充分发挥少年法庭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教育，故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在少年司法制度建设方面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将少年严重不良行为和违法行为纳入到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围之中，适用严格的少年司法程序进行处理，加强对少年人教育、感化、挽救，避免行政机关处理过程中的随意性。这与《北京规则》确立的减少司法干预原则并不矛盾，因为适当扩大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围，目的主要在于加强对少年教育保护，这与《北京规则》减少对少年司法干预的精神是一致的。

 

最后，加快立法步伐，满足现实对法律的迫切需要。我国关于少年司法的许多规定，处于规章、行政命令的层次，缺乏权威性和统一性，如公安部《看守所条例》;有的处于试行、暂行阶段，没有进一步总结定型，上升为法律，如1986年司法部颁发的〈沙年犯管教所暂行管理办法丨试行)》;有的还没有相应的、配套的、完善的、可操作性的法规，如〈沙年犯罪立案、侦查、起诉法>> 等;有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已时过境迁，无法适用了，如1954年〈傍动改造条例》等。对于此类规定，应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完善，通过法定的立法程序将其转化为法律。另外，对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富有生命力的做法，应该加紧调研，尽快将其成功的做法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解决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

 

3.改革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组织体系和设备体系少年司法制度有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狭义少年司法制度仅指少年案件审判制度，广义的少年司法制度包括少年审判制度、少年警察制度、少年检察制度、少年监狱制度、少年律师制度、少年调解制度、少年仲裁制度和少年公正制度等。从多数国家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来看，大体经历了由狭义的少年司法制度向广义的少年司法制度过渡的阶段。目前，人们对广义少年司法制度具体范围认识存有差异，但多数国家认同对少年刑事被告人羁押、预审、起诉、审判、辩护、管教一条龙的少年司法体系。我国对此可以借鉴，设立与少年法庭相配套的少年警察、少年检察、少年辩护、少年矫治等制度，积极发挥少年司法制度在预防少年犯罪、教育保护矫治少年犯罪人的整体作用，实现少年司法制度既保护少年合法权益，也保护社会利益的双重目的。在两者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优先保护少年犯人的利益。另一方面，立足于少年的特殊性，从本土资源出发，建立合理的少年审判评价体系。尽管现代司法制度要求法官独立，居中裁判，保持一种“超然”的姿态，但少年司法制度却要求法官积极主动的参与少年审判，法官要承担对少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少年犯的调查、教育、帮教、回访、解决就业、升学等职能。

 

少年法官审判职能的扩大化正是少年司法的特殊性所在，这种特殊性必须得到相关配套制度与措施的保障。在现有以成人模式为主导的司法制度下的法官评价体系之下，少年法官所付出的成效显着的辛勤劳动不但得不到肯定，反而受到是否超出法官职责范围的质疑。现行法院的目标管理制度无法合理地评价少年法庭审判人员的工作，这已严重影响到少年审判工作的发展。少年司法制度迫切需要突破寄身于成人司法模式下的格局，凸显其特殊性与独立性。为了解决目前少年司法制度所存在的矛盾及其发展问题，考虑到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水平不一的实际状况，在组织体系方面，建立一种多元化的少年司法制度格局应是改革的出路。可以考虑在有条件的地方创设少年法院，当然寄希望通过创设少年法院来解决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但她至少给我们一种预期。

 

为了确保上述制度的有效运作，随着经济发展，财政收入不断增加，可对少年司法制度建设加大投入，建立起与上述少年司法制度相配套的硬件设施，比如少年犯管教所、少年犯羁押所、独立的少年法院等，实现对少年犯人分押、分管、分审;加强对专门少年司法人员的培训工作，使其了解少年司法与成年人司法的不同，明确少年司法工作的重要性与复杂性，胜任少年司法工作并热爱少年司法工作。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设立了少年法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值得我们借鉴。

 

参考文献：

 

[1] 李亚学。少年教养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

 

[2] 康均心。法院改革研对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 田幸。建立少年法院的几点设;til J].青少年犯罪问题[李亚学。少年教养制度比较研究[Mj .北京：群众出版社

篇5

司法的中国特色

中国司法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存在着“本土化”与“普适化”碰撞和平衡的难题与困境。中国的司法改革既应借鉴域外成功经验，同时又必须保持足够的独特性，应当在合理借鉴和扬弃继承、遵循司法规律和保持自身特色之间取得平衡。但问题是如何识别司法的规律和司法的特色。识别司法规律、识别可传承的优良司法传统和打造自身的司法特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和困难的事情。

中国司法发展具备自身特色，主要是本文由收集整理由于以下因素：第一，司法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而政治制度的发展包括了复杂多样的可能性。第二，中国司法的发展历史和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司法必须具有自身特色。第三，国情决定了中国司法必须坚持特色。第四，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司法发展必须探索自身的特色。第五，司法制度的选择具有政治主体性和自组织性。

确立中国的司法特色，只能以中国的社会实践、需要直面化解的社会矛盾、有效回应当代中国民众的司法需求为基本参照，体现出政治适应性、文化衔接性、实际有效性。具体来说，中国的司法应具备以下特色：第一，司法的中国特色必须能够与司法的世界通行规律兼容和衔接，这需要借助具体的司法制度和理论进行逐一甄别。第二，政治上能够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捍卫国家主权。第三，中国地域的广阔性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尤其是随着社会发展民众对司法充满的更高期待，决定了中国的司法应当尽力体现高效、便捷。第四，司法的直接目标应当能够在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之间取得平衡，能够满足民众实质正义的心理期待。第五，顺应法治发展潮流，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目标的实现。

在打造中国司法的特色这一进程中，存在多维的进路和视角。核心问题是如何合理协调司法职业化和司法政治化之间的关系。合理平衡和协调政治化的司法与技术化的司法、专业化的司法与大众化的司法、克制化的司法与能动化的司法，是形成中国特色司法的重要路径。

篇6

一、面临的价值判断：诉讼效益抑或未成年人权益

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直接孕育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一开始就注重对犯罪的惩罚方面，针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设计理念始终是刑罚中心主义，刑事诉讼程序更多地追求诉讼效益。但是，纵观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确实在人权保障、庭审方式、权利救济等方面有巨大进步。面对未成年人这个特殊群体的犯罪，面对二元的价值诉求，司法机关该如何体现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如何凸现这些需要特殊保护的权利？是完全遵照传统刑事诉讼的指导理念推进程序运行，还是根据未成年人的特点进行适当突破？是否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诉讼权益就可以对法律规范的适用进行调整？在这二元价值冲突中，寻找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打击刑事犯罪的诉讼价值的平衡点，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已成为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

二、必须正视的冲突：法律规范面临的适用难题

总体来看，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的规定相对比较粗糙，可操作性不强，适用时除了面临一些内部程序上的检视与质疑外，还有诸多刑事司法体系外部的问题亟待解决。如果这“一内一外”两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造成规范与实践的冲突，并最终导致规范的虚置和适用无序。

（一）法律规范的局限性是冲突产生的根源

社会在不断发展，人的观念也在不断变化，法律与事实、规范与实践之间的不和谐性是固有的，这是由法律规范的局限性决定的。即使是“新出炉”的法律规范也不能保证与当下的社会事实完全符合，也不能保证在实践中毫无障碍地适用，这种困境已经开始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中显现，必须通过后天的矫正和完善予以解困。

（二）相关制度未进行细致规定是产生冲突的直接诱因

笔者结合实践反馈，主要以以下三个制度的适用情况为例进行说明：

1.未成年人附条件不制度。该制度的设立是恢复性司法的具体体现，有助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从具体操作层面看，法律规定在“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但实践中发现，不同的办案人员及办案风格，对于同样的案件可能出现不同的量刑，从而导致该制度适用上的随意性。同时，法律对所附“条件”、考验期内未成年人的矫正方式及撤销后程序设计等方面都未加以细化，给制度适用带来困难。

2.情况调查制度。未成年人情况调查制度是刑事司法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一项新举措，但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适用困境。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68条只是规定了调查主体和调查范围两方面的内容，而关于调查方式、手段、措施，调查启动的时间，调查人参与诉讼的方式、时间、诉讼地位、权利、义务等诸多重要问题均无明确规定。这一方面会使情况调查工作存在重复调查和相互推诿等情况，另一方面基于各个调查主体角色本能的不同，在调查内容方面可能各有侧重，造成调查结果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必将引讼各方相互质疑、争辩，使情况调查制度难以发挥其积极作用。

3.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该制度的出现基于“少年权益最大化”理念，但规范设计上的笼统必将给实践带来困惑：在侦查阶段遇到一时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年龄，或通过鉴定发现该犯罪嫌疑人年龄在18周岁上下的情形时，侦查机关是否应当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对于知道或应当知道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司法机关在讯问时未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的，取得的证据是否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可见，统一适用标准的缺失将可能出现“同案不同办”的现象，使该制度在实践中的效力大打折扣。

4.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该制度在适用中存在的困难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缺乏操作细则，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涉及户籍、学籍、档案等多部门，操作起来比较复杂，犯罪记录封存难以一蹴而就；二是未成年人前科评价体系应当包括刑事、民事、行政甚至社会非规范性评价，但该制度中设有但书条款，授权有关单位依法查询，有可能造成犯罪记录的外泄，使该制度无法在社会评价体系中获得实质效力。

（三）机构专门化的不同步将减弱规范的适用效果

为有效解决原有司法机构设置和工作模式制约未成年人工作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2006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这两个司法解释中，在机构模式上都要求设置专门工作机构或工作小组，条件不具备的也应指定专人负责。虽然“两高”通过司法解释细化了机构专门化或人员专业化的规定，但从全国情况来看，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的落实情况参差不齐，一些地区的法院至今没有单独设置少年刑事审判庭，公安、检察机关没有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处理机构。还有些地区虽然设立了机构但并无独立的工作地位，如目前有些地区检察机关的未检部门只有公诉权而没有审查逮捕权，不能独立地行使其专属工作职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机构建设步伐的不同步，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在侦查、批捕、审查、审判、羁押服刑和矫正帮教等阶段，不同参与方在工作理念、适用标准、执法方式上的差别很大，各部门各单位间缺乏统一规范的沟通平台，难以形成工作合力，直接影响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在实践中的适用效果。

三、利益的权衡与选择：四大指导原则

如何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并保证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有效适用，在社会观念中得到认可，这是各级司法机关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笔者认为，要解决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中规范与实践之间的价值冲突，应以下基本原则为指导：

（一）严格依法原则

法律必须得到普遍的尊重和遵守，这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所谓严格依法原则，是指各级司法机关应当严格执行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这既是司法机关贯彻程序法定原则、落实程序制裁理念、确立刑事诉讼法权威的重要表现，也在根本上迎合了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将未成年人特别程序单列为篇的根本动因。

（二）细化区分原则

实践证明，未成年人犯罪有其特殊性，承认这一点，就需要制定特殊的刑事司法制度，要有专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对未成年人实行非刑化、轻刑化、非监禁化的司法保护，不仅可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保证法律对他们处理的公正合法性，同时也有助于对他们的教育、感化和挽救。因此，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引下，应当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行有别于成年人的刑事司法制度，如实行“宽严相济、以宽为先”的刑事政策、有限的定罪范围、不完全的刑事责任、减弱的刑罚制裁、刑罚为辅的干预手段以及专门化的处理机制和程序。

（三）适度扩张原则

适度扩张的对象专指未成年人的权益。无论是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还是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制度规定，均有一定可扩充的空间。例如，在未成年人出庭作证问题上，针对启动程序、出庭范围、询问方式、保证机制等方面并无具体的规定。笔者认为，可以由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活动中基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需要，作适当的制度尝试。但要注意的是，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活动中权利的扩张及探索必须以严格依法原则为基础，在不损害法律规范权威的前提下进行。

（四）最佳效益原则

一般地讲，一定效益的产生或获得总是以一定成本的支出作为前提和代价，在规范与实践之间产生冲突时，有必要对各种选择进行成本权衡，选择最佳效益是人类行为的重要原则，也是解决价值冲突的核心原则。对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理解，至少应当涵盖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应当关注未成年人本身的愿望或要求，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个体理解，而不是作为家庭或者学校的附属部分；二是在未成年人利益与其他个体利益甚至局部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考虑未成年人生存、学习需要。如关于未成年人作证问题，既不能片面考虑未成年人利益而拒绝全部作证要求，也不能为实现一个具体案件的公平正义而损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而应在两者间寻找平衡点，尽可能在保证未成年人不受伤害的情况下参与庭审质证（该原则已经在“未成年被害人证人一般不通知其出庭作证”的司法解释中得到了体现）。

四、对接体系的构建：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之策

对法律规范的理解不应是对抗性的，而应该是合作性的；对法律规范的适用不应是擅断性的，而应该是合法性的。法律规范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两者之间的对接是运用法律解决社会冲突事务的必要途径。

（一）以司法解释为路径

相较于法律规范严格且需时日的过程性操作，我国司法解释具有灵活、务实、针对性强的特点，运用得当可以巧妙地化解规范与实践之间的冲突。例如，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未成年人出庭作证制度、前科消灭制度及情况调查制度的规定较为笼统，曾引来学界和实务界人士的热烈探讨。2012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针上述三项制度在实践中的困惑和问题，对其适用范围、操作程序等方面作了进一步完善和细化，在推动制度规范顺利实施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由此可见，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发展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开了一个好头，但完整、完善、高效的制度的建立仍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探索，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充分重视通过司法解释的管道来达到理想与现实、规范与实践之间的对接，充分发挥司法解释功能，寻求正义实现的科学路径。

（二）以改革探索为方向

通常来讲，规范与实践的关系是先由立法机关出台法律规范，再由司法机关去适用法律。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实务部门调研工作的广泛开展，许多地区的司法机关开始主动进行一些改革探索，然后再推动成果的政策化、制度化。因此，可积极探索未成年人犯罪司法工作新途径，大胆地进行改革试验，是司法机关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不断进步的努力方向。

（三）以辅助制度为补充

近年来，各地司法机关均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实践中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积累了大量成熟的经验，形成了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如情况调查、暂缓判决、法律后果二元化、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污点消除、社会观护及社区矫正等，其中一些制度已经被纳入到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应当适时将另外一些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形成的、较为成熟的经验充分吸收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中去，如法庭教育、圆桌审判、心理辅导、亲情感化和简案快审等，通过赋予未成年人更多的诉讼权利及保障措施，满足未成年人犯罪审判及教育惩治的实践需要，推动我国建立更加完善、系统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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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力;概念;来源;提升路径

法律需要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司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具无可替代之地位。法治即法的治理，需要以司法作为后盾。那么，司法如何发挥其后盾功能?这就要求司法功能的实现不仅需要以司法审判权、司法强制权的硬性手段作为保障，亦需以司法权威的软性手段作为支撑。纵览世界各法治国的司法权威提升路径，不同法域国家在此问题上呈现出不同的生成样态。是故，树立和提升司法权威对于推进本国法治建设而言实有必要。

一、司法权威的概念及来源

司法权威，亦称司法公信力，通说是指司法机关具有合法的权力和令人信服的威望，或公民内心信服法制和切实维护法治的动力。司法权威是在司法权运行下所具有的权威，其依凭司法权，通过纠纷解决机制，发挥其在社会关系调整中所具有的权威性。与司法审判权、司法强制权不同，司法权威并非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而是通过公民内心自发作用而产生。进而梳理自发作用的产生来源，首先应根源于法律之权威，因为如果法律属于恶法而不具备权威，该法将因不再被人们内心所信服而为人们所自觉遵守，亦不再会有司法权威的存在。其次，法律权威源于司法的中立性、公正性。公正不仅是法的价值之一，而且也是人类永恒追求的价值取向，而司法的公正性正是由司法的中立性特点所保障，故只有在法律程序下保证不偏不倚的形式公正才能获得案件处理的实体公正。概言之，只有确保司法公正方能树立司法权威。再次，司法权威还来源于司法最终原则。作为“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救济，无论涉及民事、刑事抑或行政案件，任何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处理失效的争议事项都能通过司法程序予以解决。其建立在最高权威性上的解决纠纷的能力，是任何其他纠纷解决机制所无法比拟的。正因如此，在崇尚法治的国度也必然会重视司法调整社会关系功能的作用，进而依靠司法权威性和强制性之合力共同维护法律秩序稳定。同时，司法权威的有效生成有赖于科学、合理司法系统的建构完毕。由于司法系统并非孤立的独立领域，而是从属于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因而，若想发挥司法权威的实效，则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配套制度和保障制度。而在这所有的保障制度中，最为核心的莫过于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体系。其固有的逻辑应该是:因司法具有公正性、中立性、专业性、终局性等特有属性，构筑司法权威因此必须围绕司法独立性进行展开。同时，由于各法域国家在存在司法制度差异。因此，只有植根于本国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司法制度的实际，才能形成本土化的司法权威。

二、司法权威的树立与提升路径

树立和提升本土化的司法权威需要立足于本国社会状况与司法制度之实际。但是，其探索路径应不拘泥于正向建构，也可在对司法权威丧失反面教材的反思中找寻答案。不仅如此，司法权威的本土化过程，还需要从细微之处入手并通过司法制度的顶层设计加以保障，并通过程序性的审判活动和实体性的判决文书中表现出来。具体而言，司法权威的树立与提升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确保司法的独立性。1688年英国议会的决议标志着英国成为最早推行司法独立的国家，由此，司法独立开始成为司法特征的主要特征之一。随后，美国也通过联邦宪法的形式对司法独立做了制度上的设计。至此，司法的独立作为一项原则为其他法治国家所仿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8条规定:“法官享有下列权利:(1)履行法官职责应当具有的职权和工作条件;(2)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3)非因法律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4)获得劳动报酬，享受保险、福利待遇;(5)人身、财产和住所安全受法律保护;(6)参加培训;(7)提出申诉或者控告;(8)辞职”。由上可见，我国宪法及相关法律明确了司法权独立于其他国家权力、法院独立与其他权力机关。第二，确保法律内在的正当性。上文述及，正是司法权威与司法公正密不可分，故而导致人们对合乎道义的法律更会有心理期待。因为立法的质量的衡量标准，首先需要判断法律的制定有无必要性、可行性，其次再判断该法律的制定过程有无遵循公开性和民主性。如果法律制定到修改的每一个过程都由民众知晓或直接间接参与，这将很大程度上保证法律内在的正当性，从而使更多的民众自发的服从，司法权威也当然得到提升。第三，提高裁判的说服性。这是对法官素质与裁判质量所做的要求。因为法官是司法实践的主要执行者，因此其应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深厚的法律功底、高超的法律技术。同时，以判决书的说理性为代表要素的裁判质量是一国司法水平最平面化的检验。因此，加大判决书说理篇幅，既更能检验法官的职业素养，也可提高裁判的说服性。第四，确保司法裁决终局性。实际上，不以终局性为面向的的司法是毫无权威可言的，反而令人认为是“走过场”或者成为“形式工具”。如果司法实践中时常陷入终审不终或裁判生效但判决得不到维护和尊重情况的话，那么，司法权威仍终将难以得到确立。因此，确保司法裁决的终局性的关键之处仍是确保尊重司法判决的既判力。总之，法律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其作用的发挥不仅仅只由国家强制力来保证，更重要的是应通过民众的内心认同来确保。因为正是这种社会公众发自内心的自觉遵守比依靠国家强制力在实现法的价值上有效的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切实树立和提升司法权威，才能更好的提高国家的法治水平。

［参考文献］

［1］谭世贵．中国司法制度(第三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2］卞建林．我国司法权威的缺失与树立［J］．政法论坛，2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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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日本司法考试改革

上世纪末进行的日本战后第三次司法改革以司法改革审议会提出《日本司法改革审议会意见书――支撑21世纪日本的司法制度》的报告为标志。报告中对此次司法改革的任务列出了三条，其中第二条即扩充法曹（日本称法官、检察官、律师为法曹三者）规模是本次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是扩大法曹规模的中心环节，也是选拔精英法律人才的关键，决定了国家法律人才整体素质的高低。

日本司法考试制度的渊源

日本当代的司法考试制度发端于明治维新以来的法制近代化过程。经历了二战前制度草创形成期、二战以后司法制度的确立期，经逐步发展最后形成了当代日本司法考试制度的基本模式。

二战前日本司法考试制度的形成。明治维新后，日本建立近代司法制度，实现了法制近代化。在近代司法制度形成过程中，日本首先将分散的司法权收归中央，并改变了行政权和司法权不分的权力结构，建立独立的法院体系，制定司法程序法，培养了专业的司法人员，在此制度背景之下，日本近代司法考试制度逐渐形成。

1872年，日本司法省制定了近代第一部统一规定法院制度的《司法职务定法》，形成了近代日本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律职业的雏形。1876年司法省公布《代言人规则》，由于限定了代言人的资格条件和考核标准，日本建立了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法律职业考核制度。1893年又制定了《律师法》，将律师资格限定为通过律师考试的男子。从此，日本律师职业考试制度被正式确立下来。①可见，二战前的司法考试制度是为二元法律职业制度服务，是在法律职业内部分层的结构中建立起来的。

1886年，日本制定《文官考试试补及见习规则》，根据这个规则，法官和检察官统称为司法官，属于文官一种，原则上担任高等文官要在文官考试合格的基础上进行实习方可任职。至此，日本近代历史上开始正式确立了法官、检察官的考试录用制度。

二战后日本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二战后日本新宪法确立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并强化了司法权的独立地位。根据新宪法的精神，有关司法组织的一系列法律相继公布，在这些法律的规定下，法院不再是日本天皇绝对权力的工具，完全从行政权力中独立出来，检察厅也从过去法院中分离出来。经过民主化改造的司法制度要求建立独立的法律职业家队伍，建立完善的法官身份保障制度。1949年5月，日本国会批准了法务省提出的法律案，公布实施了《司法考试法》。1956年在第二次考试中的笔试中除了论文式考题以外，又增加了短答式试题。1958年国会对司法考试法进行修改，除了增加短答式考试阶段外，还扩大了选择科目范围。二战后日本司法考试制度通过上述改革，改变了过去法曹选拔培训双重标准，建立了经过改造后的、统一的一元司法考试制度和法律职业共同体。

二战以前日本政府一直重视对法官、检察官的培养，在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二元司法考试结构下，律师资格考试比较容易，律师职业又一直被置于司法大臣和检察官的监督之下。②二战前司法考试制度结构构筑动因不是为了形成共同体的意识，而是为了实现国家近代化政策。二战后日本建立了通过统一司法考试和对司法考试合格者进行统一国家培训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消除了二元的结构，确保了司法的一体性。

日本旧司法考试制度的特点

二战后建立的司法考试制度经历了数次修改，到了60年代才基本稳定下来。80年代末，司法考试制度基本达到选任高素质法曹标准的目的。就其实施现状而言，具有以下的特点。

首先，司法考试由专门的司法考试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和实施。该委员会由法务省的法务次官、最高法院事务总长以及由律师联合会推荐并得到法务大臣任命的三名律师组成，主要任务是代表法曹三方对司法考试进行宏观管理，决定有关司法考试的重大决策，制定司法考试规则。

其次，考试覆盖科目多、难度大、周期长。司法考试包括两次考试，第一次考试是对考生基本教育水平的检验，具有大学本科毕业文凭的考生可以免除第一次的考试。第二次考试的内容主要是法律科目，这是司法考试的重点所在。最后一关是口试，由司法考试考查委员主持，内容主要围绕论文式考试中涉及的7个科目展开。考试的周期比较长，通常第一次考试的报名时间从考试年度的前一年末就开始。经过一年的考试，只有在最后的口试中过关的人才最终取得进入司法研修所研修的资格，经过这样一系列的层层筛选，司法考试制度选择出一个经得住考验的预备法律职业家队伍。③

再次，日本司法考试报名人数多，通过率却极低。1970年以后到90年代，每年报名参加司法考试的人员达到了2万人以上，但是录取人数限制在500人左右，那么最终的合格率一般都在2%左右。

最后，考题的形式多、涉及的内容全面。从考题的形式来看，可以分为口试和笔试。笔试又分为侧重于考察考生基本知识和反应能力的短答式考试和侧重于考察考生逻辑思维能力及对案例熟悉程度的论文式考试。

日本司法考试制度在选拔精英法曹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形成了对司法具有统一的理解、具有相同素质的法律职业共同体队伍。但是，由于司法考试过度限制合格人数，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如考试过度偏重于“法律技术者”的选拔；录取数量少，导致优秀人才的流失；考试使法学教育偏离正常的轨道。随着司法考试的发展，技能化倾向日渐突出。与之相应，出现了许多针对司法考试面向考生开设的补习学校。

日本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

针对上述司法考试的弊端，改革司法考试制度被提到议事日程。1991年4月，根据法曹三者达成的合意，国会通过了《部分修改司法考试法的法律》，并于1992年1月1日开始实施。修改的主要内容包括：取消原来论文式考试中非法律选择科目，将七个考试科目减少为六个。特别是附带决议中提到：为了便于国民获得法律服务，要确保适当的法曹人数和保证其质量；应该由“法曹养成制度改革协议会”进行改善司法考试、法曹培训制度的协商；对于法曹选拔培训制度与大学教育制度的关系以及司法研修所的应有状态等问题，要在大学有关人员和法曹三者的协作下进行探讨。1995年改革协议会中设置了“法曹人数问题研究小组”和“司法考试制度研究小委员会”两个专门的委员会，并提出了中期报告。1997年法曹三者协议会在接受中期报告的基础上，对司法考试制度与法曹培养的根本性改革问题进行了协商，达成了“关于司法考试制度与法曹养成制度的合意”。根据这一合意，法务省于1998年向国会提交了“关于部分修改司法考试法以及法院构成法的法案”，并获得了通过。同时，《法院法》也作了修改，将研修的期间缩短为一年半。

为了实现法曹人数扩大的目标，充分发挥高等院校法学教育的优势，如何形成包括法学教育在内的立体法曹选拔、培训制度成为司法改革的重要议题。为此，法科大学院的构想成为应运而生的法学教育制度。为适应法科大学院的设立及教育体制的转换，司法考试制度也必须作相应调整。考试的内容要立足于法科大学院的教育内容，不受原有科目的限制，通过报考者对多种多样复杂案例的解决方法、预防纠纷的方式、制定解决问题计划等的论述，判断其是否具备了开展法曹业务活动所需的知识、思考能力、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等。

日本司法考试制度改革后面临的课题

如前所述，由于仅仅依靠现行司法考试制度无法选拔出适应社会需要的优秀法律职业者，经改革后的法曹培养将以法科大学院为核心，由“点”的选拔转变为“面”的各方面有机结合的体系，这是改革以来司法改革审议会所坚持的一贯方针。但目前的相关资料显示，有近60%的法科大学院的毕业生无法通过司法考试，如何解决他们的出路至今没有专家学者提出好的解决方案。

另外，与司法研修体制接轨也存在问题。有必要探讨司法研修所自身的改革政策，以适应司法考试人数增加的趋势。法科大学院的法学教育、司法考试、司法研修等一套制度就是为了培养法律人才，通过一次司法考试是否能成功筛选出精英法律人才还值得商榷，这种理想的制度成效如何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检验。（作者为广东商学院法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广东商学院校级科研项目“司法考试制度之中日比较研究”成果，项目编号：07BS82001）

注释

①房村精一：“司法制度の沿革”，《法律のひろば》，1987年第40第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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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英国；法国；少年司法制度；比较；借鉴

[中图分类号]D916，7

[文献标识码]A

2007年10月15日至10月27日期间，笔者随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代表团一行应法国巴黎大区南戴尔检察院、英国皇家检察院和爱丁堡地方检察官办事处的邀请，访问了在少年司法制度上颇具代表性的法国和英国，并对两国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制度和处罚原则作了粗略地了解。

一、两国部分地区少年司法制度的特点

(一)法国巴黎大区少年司法制度的特点

我们第一站去的是法国第九十五个省――南戴尔，也是法国最年轻的一个省，它隶属于巴黎大区，但法国省的概念比我国省级行政单位要低。在与南戴尔检察院几名行政长官的交流中，我们了解到了法国巴黎地区一些少年司法制度的特点：

1、设有专门的未成年人办案机构和人员

法国的司法制度属于大陆法系，其检察官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对刑事案件是否需要进入诉讼有决定权，有权指挥警察进行侦查。所以体现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亦是如此，有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检察官，负责一个地区或省份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与之相配套，也有专门的法官审理此类案件。南戴尔检察院就有5名专门负责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检察官。法国早在1912年就设立了青少年法院，并颁布了少年保护观察法(1954年改为少年犯罪法)，而且法律对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程序和实体都有特别的规定。法国刑法把犯罪行为按严重程度划分为三类：违警罪(其又具体分为五级)、轻罪和重罪。少年法庭负责审理最严重的违警罪案件(即第五级违警罪)和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所犯的轻罪案件以及实施犯罪行为时不满16岁的少年所犯的重罪案件。

2、司法和社会职能衔接准确到位

在访问和交流的过程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法国的社区矫治体系与司法运作体系的无缝链接，真正体现了新社会防卫论在法国启蒙、发展的成效。对于未成年人涉嫌违法犯罪的案件，警方一经受理经过初步聆讯后，即向负责未成年人案件的检察官报告情况，然后警方根据检察官的决定作出是否需要暂时羁押、是否需要进入刑事诉讼或采取其他保护处分。在这一过程中，检察官可以直接将案件作出分流处理：对于第一次犯罪或犯罪情节较轻的未成年人，尽量采用和解的形式，且处理结果一般不记入个人档案。在检察官作出分流决定后，警方将该未成年人移交社区矫正人员跟踪观护；如果事件较为严重的就要被暂时羁押和聆讯，法官便开始介入，正式进入到刑事诉讼的程序中。这类未成年人一般将会被定罪。且随着法国检察官权限范围的扩大，更多的检察官走出办公室，直接参与有关国家政策的制订、进行社区犯罪行为和不良行为预防等社会活动。

3、充分体现对未成年人的非刑罚化和非监禁化理念

法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为13―18周岁。以我们所访问的南戴尔省为例，该省所受理的案件中，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占总数的19％，且13―16岁的少年犯罪占很大比例，犯罪低龄化特征明显。因此在处置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中始终贯彻的原则是“尽量做到针对每一个不同的未成年人有不同的解决方式”，以避免未成年人重犯率。对进入诉讼的未成年人，非刑罚化和非监禁化的少年司法理念的在处置过程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如仍以南戴尔省为例，在2006年，该省未成年人犯罪中被判监禁刑的仅约占10％。

(二)英国苏格兰地区少年司法制度的特点

由于历史的原因，英国的本土分为苏格兰、英格兰、威尔士三部分，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得苏格兰和英格兰在司法体制和法律体系上有着很大的区别。苏格兰的法律一般被归入为大陆法系，英格兰的法律却是英美法系的代表。而我们此次访问的爱丁堡地方检察官办事处位于苏格兰的首府，其法律体系带有浓重的大陆法系特征，与我国的法律体系有较多相似之处，但其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却与我国迥然不同。

1、未成年人犯罪是否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由地方检察官决定

苏格兰的检察官在整个侦查过程中起到主导、指挥和决定作用，因此，未成年人犯罪是否有必要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决定权被赋予了地方检察官，这与法国的检察制度相类似，但亦有不同之处。苏格兰的未成年人预防和处置犯罪的体系被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聆讯程序，一个是指控程序。儿童聆讯程序1968年建立并使用至今，经过近40年的运作已较为完善，它不是一个被提起指控(检举)的过程，也不会进入到法庭阶段，涉案的未成年人会受到经过专业培训的社工或志愿者的帮助。但这一过程与地方检察官有着密切的合作，由地方检察官在警察受理案件后，作出决定是采用聆讯还是提起指控程序。如果地方检察官觉得该未成年人的行为较为严重而决定提起指控，则将进入到刑事诉讼的系统中。但与法国所不同的是，8―16岁的儿童不会被定罪，仅有16―18岁的未成年人可能被指控犯罪。

2、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专门化起步较晚

英国的英格兰、威尔士，少年司法制度已经发展的比较完善，有专门的少年法院和专业的未成年人司法人员。但在苏格兰，虽然有很多专门预防和解决青少年问题的社会组织，如YOT(青少年犯罪特别工作组)，却没有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典、诉讼程序，所有超过16岁的青少年均采用普遍适用的成年人审判程序。但是近年来，由于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和重新犯罪的增加，2003年6月在The Hamiltom(汉密尔顿)建立了苏格兰第一个少年法庭，专门负责审理具有三项罪名以上的严重青少年刑事犯罪案件。其受理的对象范围为16―17岁的未成年人，以及一些15岁的具有特殊情形的未成年人案件。这个法庭的特点是快速审理，大多数案件中的未成年人在其犯罪后的十日内就可以进入第一次开庭，以改变传统案件审理中低效、漫长的审理方式。其次，在法庭审理期间，一直有一名专门的司法官员与未成年人接触，不断地评估未成年人的表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法官作出的判决。同时，该司法官员也给予未成年人最适当的对待和鼓励，以此来达到矫治的目的。由于该法庭的试点比较成功，故2004年6月，在Airdrie Sheriff也建立了一个类似的少年法庭。

3、在诉讼中贯彻全面保护、双向保护原则

在苏格兰有较为完善的保护被害人和证人体系和工作机构，有专门的检察官小组从开庭至庭审终止期间(此期间非常漫长)，负责为受害人提供咨询并在庭审过程中为受害人提供一些机构的资料，如提供刑事司法体系运作的情况，告知案件的进展情况，提前参观和熟悉法庭的环境等。此外，还针对一些家庭暴力、性犯罪案件提供特别的帮助，如帮助舒缓心理压力，寻找避免二次伤害的作证方式等。该机构除了针对个案外，还致力于受害人和证人保护法案的提

起和宣传、告知公众如何行使这类权益。

二、与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制度之比较

1、未成年人案件审理机构的设置存在差异

在法国，检察机关和法院在司法中分别扮演着不同的重要角色，但是，法国的检察机关均设置在法院系统中，按照法院的等级分成若干级。在巴黎地区的基层检察院内有专人负责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基层法院设有专门的未成年人法官，并有专门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法庭，其设置亦不同于成年人法庭。少年法官是法国少年司法体系中的核心人物，其对处于危险境地的未成年人在进行一些家庭、教育、品格情况社会调查后有权委托青少年司法保护所等社会司法辅助机构对该少年本人或其家庭进行教育救助等举措。这种司法保护根据少年本人申请或少年法官认为有必要可以延续到该少年年满21岁(法国法律规定18岁即成年)。

苏格兰检察机构的设立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而英格兰仅在1985年根据《犯罪法》才设立的，因此英格兰的机构和职能是仿效苏格兰的。我们所访问的皇室检察院是苏格兰唯一的公诉机关，除了履行刑事诉讼监督职能外，还对苏格兰慈善活动进行监督。没有专门负责未成年人犯罪的独立检察官，亦不设专门的未成年人法庭，仅设有少量的未成年人法庭，专门负责处理较为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但是其社区预防青少年犯罪和社区矫正功能比较发达，且民间组织的力量要大于政府的直接投入。

上海自1984年全国第一个少年法庭诞生以来，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得到了全面的发展。目前，公安、检察、法院部门都设有专人或专门的机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各个社区也有相应的青少年矫治社工与司法部门相衔接。上海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已进入有序发展的状态。

2、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管辖权存在差异

三地中，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临界点的确定各不相同，法国为13―18岁；苏格兰为16―18岁，而我国为14―18岁。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同，我国与英法两国在对未成年人入罪的范围上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英法两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未成年人定罪的范围比较宽泛，对一些在我国仅为违法或不良行为亦纳入到“犯罪”的界限，如酗酒、逃夜、出入不当场所等行为，即通常所说的“身份犯”。但是在少年法庭受理案件的大类上却是相同，即均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对于儿童保护案件和身份犯的案件是由专门的法院(如法国的少年法院分为少年法院和少年刑事法院来受理的。从检察官的职能管辖上也存在差异。在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的违法及不良行为，检察官是不介入的，一般由警察、学校及社区负责处置，而在苏格兰和巴黎地区，检察官则具有如何处置的启动权。

3、未成年人案件诉讼原则存在差异

从大的概念而言，英、法与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均属于“司法模式”，与北欧的“福利模式”有着许多不同之处。但三国之间，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仍有着差异。苏格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制订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其刑事诉讼的程序参照成年人。除两个试点法庭之外，一般地区的未成年人均采用成人法庭的模式接受审判。按照苏格兰现有的法律，其受审的时间非常漫长，一般从预审法庭开始，将持续6个月左右时间，这漫长的受审及是否定罪的不确定状态，对未成年人身心及行为的及时矫正均有严重的负面效应。因此，苏格兰少年法庭的试点，基本确立了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的两个原则，一是快速，二是有一名专门的矫正官。从法国来看，因为对未成年人的专门立法较早，故其诉讼程序和机构都比较完善。在司法实践中，早就确立了“教育优先的原则”，具体而言，少年法官、少年法庭、少年重罪法庭对被确定有罪的未成年人可以作出的决定有教育措施、教育性处罚和刑罚，优先采取教育措施是所有未成年犯罪审判机构都必须坚持的一项原则。这些措施包括训诫、责令管教、赔偿受害人损失、自由管制、司法保护等。教育性处罚是一种性质介于教育措施和刑罚之间的新型处罚未成年罪犯的方式。其具体方式有强制未成年罪犯参加旨在树立加强其融入社会意识的公民培训(期限不超过一个月)、帮助、赔偿受害人等。我国未成年人少年司法制度虽然起步较晚，但在二十多年的探索实践中，在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实体和程序处罚中均有了一定的经验积累，但在对未成年人保护性措施，或者说在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中还没有真正起步。

三、借鉴与启示

篇10

[关键词] 少年司法；理念；蓝色模式

[中图分类号] C913.5[文献标识码] A

近十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情况不容乐观。未成年罪犯的数量逐年攀升，占全部刑事犯罪人数的比重越来越大，犯罪日益呈现出暴力化、团伙化、低龄化的趋势。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是我国目前当务之急的一项工作。但是，从实践情况看，我们对犯罪边缘少年的介入和预防措施非常欠缺，特别是司法干预措施的介入非常滞后，以至于社会上出现了一批屡次违法或轻微犯罪，但是不够刑事处罚条件的不良少年，公安机关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是等到他们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或者他们的行为性质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事实上形成了“养肥了再打”这一问题现象。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一个少年司法改革建议被提了出来――即降低司法干预的门槛，扩大对罪错少年的管辖范围，将司法干预提前。

本文立足于国际司法制度特别是少年司法制度的横向比较、中国的本土文化和理念的分析以及实证调查的数据结果，阐述对这一建议的不同观点。

一、罪错少年司法管辖及其理念的国际介绍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处于保护未成年人，建立区别于成年人的罪错少年处理制度已成通例。但是，在这看似统一的制度之下，却是实践做法各有不同，价值理念异彩纷呈。

按照解决罪错少年问题的主体，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法庭模式”，主张一般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由法庭按照一定程序进行审理，代表国家有美国、日本和德国。因其处理方式的严肃性，又称“蓝色模式”。

二是“福利治疗模式”，或称“委员会模式”，主张一般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由行政利机构来处理，只有少量严重的刑事案件由刑事法庭来审理，即使审理，适用刑罚的可能性也很小，处罚程度很轻微，代表国家主要是北欧各国，如瑞典、芬兰、挪威、丹麦。因其处理方式的缓和性，又称“红色模式”。

三是“社区参与模式”，强调社区和公众积极参与案件的处理，而国家机构（包括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度。如新西兰，通过运用集体会议制度以及司法协调制度，将大部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从司法程序中转处出来，运用社区资源进行解决。因其处理方式的新颖性和草根性，又称“绿色模式”。[1]

可以看出上述三种模式的价值理念，“蓝色模式”强调司法干预，侧重保护性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红色模式”侧重于保障性的儿童和家庭福利制度的建立，“绿色模式”侧重于家庭、家族和社区等自治力量的动员，公权力的减少介入，倡导自然环境下的问题解决机制的建立。

目前，国际社会以“蓝色模式”为主导，“红色模式”局限在北欧地区，“绿色模式”新近诞生于澳洲，正在对国际少年司法制度及观念形成冲击。

即使同属“蓝色模式”，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做法也不尽相同。英、美等国采取司法广泛管辖制度；欧洲大陆的德、法等国采取司法严格管辖制度；而我们周边的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则采取了司法折衷管辖的做法。

下面以几个代表性国家分别加以介绍。

1．美国司法广泛管辖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创建少年司法体制的国家。19世纪的美国，工业取缔农业，传统的社会模式解体，家庭的形态及其功能都发生变化，对未成年人的教育责任也逐步由家庭剥离出一部分给社会。特别是美国内战结束后，大量的未成年人浪荡街头，未成年人犯罪异常猖獗，但传统的刑事审判体制无力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刑事法官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像成年人一样处罚未成年人，要么不处罚，放之于社会。为此，以朱立叶・拉斯霍普 （Julia Lathrop）为代表的儿童救护者们掀起了司法改革的浪潮。以“国家监护权”以及“儿童宜教不宜罚”为基本原则，1899年在伊利诺斯州芝加哥法院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庭。

少年司法管辖的案件不仅限于少年刑事犯罪，而是泛化到整个少年罪错行为（Juvenile Delinquency），诸如逃学、离家出走、违反宵禁令、持有酒精饮料、有不道德的生活方式、有一些难以纠正的不良习惯等，都构成身份犯罪，受到司法管辖。

2．德国司法严格管辖

19世纪下半叶，德国开始探索未成年人案件处理的合理模式。它最初试图规定以少年福利委员会的形式来处理少年案件，但通过行政体制解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法理上说不通，引起了广泛的争议。19世纪末期，美国掀起的“拯救儿童运动”和“少年法庭运动”波及到德国，德国最终选择了少年法庭模式，放弃了少年福利委员会的模式，后者被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采用。德国于1908年建立了第一个少年法庭，1911年建立了第一所少年监狱。1922年德国制定了第一部《青少年福利法》，1923年制定了第一部《青少年刑法》。 [2]

但是区别于美国的是，德国未成年人的各种违法犯罪案件主要由行政、司法机构相互协作来处理，实行少年法庭受理刑事案件的体例。

14岁以下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少年虞犯、以及其他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等行政性案件集结于少年署统一处理，辅之以监护法院；14岁至18岁的未成年人以及18岁至21岁的甫成年人的犯罪案件都由少年法庭受理，行政与司法两部分权重相当。

3．日本司法折中管辖

日本少年司法体制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的影响。战后，美国控制下的日本在政治、司法等领域进行了巨大的改革。其中，少年司法体制也绝对贯彻盟军总部的强烈意向。新设置了家庭裁判所，少年刑事案件由家庭裁判所与普通裁判所分别按照保护处分程序和刑事审判程序进行审理。并且，家庭裁判所对少年刑事案件行使先议权。[3]1947年制定的《日本儿童福利法》，1948年制订的《日本少年法》，以及1949年制定的《日本少年审判规则》将这一体制正式确立下来，一直沿用至今。尽管受美国20世纪60、70年代少年司法改革运动的影响，日本也出现过少年案件审理程序宪法审查方面的问题，但日本至今没有对这一体制进行大的改动。

日本在家庭裁判所中设有少年法庭，受理案件的范围有少年犯罪案件、少年触法案件、虞犯少年案件。其他情况的未成年人都、道、府、县知事或儿童商谈所所长按照《儿童福利法》规定采取福利性保护措施。[4]由此可见，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围处于英美与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之间。

4．瑞典福利行政机构广泛管辖

北欧国家是高福利国家，也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比较重视行政权力的运用。在前面谈到德国时，提到德国曾最早设想由少年署解决所有未成年人事件，后来受英美影响，改变思路，设立了少年法庭，但其最初的想法在北欧发展起来，典型化表现即为瑞典。瑞典国内设有儿童福利局，管理有关儿童的一切福利事务。不满20岁的少年，有犯罪行为、不良行为，缺乏自制力，乱用兴奋剂与饮酒等都可以由儿童福利局处理，采取各种帮助措施。具体处理情况如下：15岁以下的儿童，不负刑事责任，即使犯罪，也由福利局处理，福利局视其需要程度，可以在儿童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对其个人、家庭进行精神上、经济上的帮助；15岁以上的儿童可以承担刑事责任：15岁至18岁之间的未成年人犯罪的，一般不给以，以福利局处理为主，征求其本人意见采取各种帮助、教育措施，司法机关追究为辅；18岁至20岁之间的未成年人犯罪的，一般，但可以申请由福利局收容。司法管辖权相对于英美、德法国家而言大为缩减，相反，儿童福利局的权力空前膨胀。[5]各种处理方式都以福利色彩浓厚为特色，相对其他国家轻缓得多。

5．澳大利亚自治力量的动员

澳大利亚尽管属于英美法系国家，但是，近些年来，在少年司法制度方面全面贯彻家庭社区参与、司法分流、非监禁刑等理念，形成了令世界各国瞩目的独特模式。

在澳大利亚，犯罪按其性质和严重程度划分为简易审判罪和可予罪。其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处理理念是尽少采取司法干预措施，尽可能通过家庭和社区来教育和矫正。对于实施或被指控实施简易审判罪以及可以经简易程序处理的可与罪的未成年人，他们通过警方分情况予以处理。具体措施包括警告、训诫和青少年司法会议。青少年司法会议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项制度设计，对于已经构成犯罪的青少年，如果其犯罪情节较轻且已经认罪，并有悔过改好的意愿，可以送交青少年司法会议。具体工作由青少年司法局的会议召集人负责。青少年司法会议在召开会议之前必须进行资料准备。一般由青少年司法会议出资雇佣资料调查官进行资料收集并写成报告。调查官由社区内有威望、并有专业知识的人士担任。青少年司法会议由犯罪的青少年、其法定人、其家庭和家族成员、受害人本人或受害人的人、青少年司法局的官员 （会议召集人）、社区里有威望的人、警察等参加。司法会议的结果是制定处理方案。

犯罪情节严重、或尽管犯罪情节不严重但当事人不认罪的必须提交法院。儿童法院受理案件后，按照特殊的少年刑事诉讼程序审理案件，并做出轻刑化、非监禁化的处理。 [6]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罪错少年的司法干预，英美国家是走得最远的，“大司法、小行政”的理念充分体现在其构建的少年司法制度中；日本和台湾的做法是其次的，他们所构建的少年司法管辖制度尽管超越了成年人的范畴，但是其扩大是有限制的，控制在虞犯少年预防的必要限度内；德国的做法是居中的，严格遵守和沿袭成年人刑事司法管辖的原则，以犯罪与否作为管辖的界限；在澳大利亚，司法对罪错少年的管辖是谦抑的，除非是严重的犯罪，否则都尽可能分流出司法管辖的范畴；最后北欧的做法是向另一端走得最远的，司法在面对罪错未成年人时萎缩到只是一项辅助的措施。

二、我国当前对罪错少年的司法管辖及其理念分析

通过与上述代表性国家和地区的做法进行比较，可以说，我国对罪错少年的司法管辖是非常具有独立特色的。

一方面，我国目前对罪错少年的干预和实践做法总体上是符合蓝色模式。对于一般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我们都是诉诸司法程序来审理和解决。特别是年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基本上与成年人一样要对所有的犯罪行为负责，只是从轻减轻处罚。

但另一方面，不同于其他属于蓝色模式的国家和地区，我国司法对罪错少年的管辖是非常谦抑的。如前述分析，蓝色模式国家当中，德国少年司法的受案范围算是最窄的，与成年人基本相当，其他所有国家少年司法的触角基本上都向前延伸，或者到虞犯少年，或者到不当行为少年。而我国目前对少年罪错案件的受案犯罪实际上比德国还要窄。

首先，我国独特的犯罪构成定量化，将相当一部分违法行为非犯罪化。目前绝大部分国家的刑罚典基本上还建立在“犯罪即恶性”、“犯罪是行为”这样一种定性分析的观念之上，数量大小或情节轻重不作为犯罪构成的要件，但是我国刑事立法方面一个独特之处在于犯罪构成定量化，社会危害大到一定程度才是犯罪，结果导致相当一部分违法行为不构成犯罪，从而排斥在司法干预之外。 [7]

其次，刑事责任年龄的阶段性，将一部分罪错少年排除司法管辖。我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再次，特殊少年定罪司法解释，进一步将罪错少年案件剥离出司法管辖。2005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偶尔与发生，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使用轻微暴力或者威胁，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随身携带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钱财数量不大，且未造成被害人轻微伤以上或者不敢正常到校学习、生活等危害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实施盗窃行为未超过三次，盗窃数额虽已达到“数额较大”标准，但案发后能如实供述全部盗窃事实并积极退赃，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盗窃未遂或者中止的，可不认为是犯罪”；“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盗窃自己家庭或者近亲属财物，或者盗窃其他亲属财物但其他亲属要求不予追究的，可不按犯罪处理”，等等。

我国对罪错少年的司法干预制度，反应了我们的一些价值理念。在我们构建新的司法制度之前，反思我们传统的价值追求和导向是有益的。一方面，出于尊重世代沿袭下来的文化和传统，我们应对已有的价值理念予以慎重思考，从而不至于轻易抛弃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我们要特别考虑构建适合于本土、有本土特色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只有清晰了解了我们以往的价值理念，才能识别其中不适当的地方，在我们引入新的理念，推动司法改革时，才能做到顺利衔接和平稳过渡。

限于笔者对我国传统司法制度认识的浅薄，这里仅做粗浅的分析。

首先，强调刑事司法功能的惩罚性，将刑罚定位为最为严厉的国家对个人的惩罚措施。即使对于犯罪少年，刑法的本质不变，只是“从轻减轻处罚”。

其次，认为司法干预的结果是消极的、否定的，而少年儿童是需要关心和爱护的，因此，通过特殊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少年严格定罪制度，将违法和轻微犯罪的少年，剥离出司法管辖的范畴，作为工读教育的对象，从而减少司法干预。

再次，奉行动用国家权力的有限性。认为个人之间的矛盾，个人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绝大部分是可以通过非刑罚的方式化解的，国家和社会应该包容一些人的行为。因此，“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刑事司法集中针对那些严重行为。

最后，尊重家庭、家族等私人生活领域，同时，期待之承担起抚养教育未成年人的责任，国家权力轻易不予以介入。对于违法和轻微犯罪的少年，甚至是严重犯罪但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少年，首先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必要时送工读学校或由政府收容教养。

在国际少年司法理念的背景下，我们来分析我国现有少年司法价值体系的合理性。笔者认为，其中两点是不恰当的。

其一，对于刑事司法的惩罚性认识是不符合“人文”、“科学”的刑事司法发展趋势的。“以调和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为最终目的的社会进化趋势表明，刑罚理论从报应刑论向目的刑论，特别是向教育刑论的转化，犯罪理论由重视犯罪事实的客观主义向注重犯人的社会危险性的主观主义发展，是社会进化的必然结果”。[8]人类刑事审判的历史，从原始社会、封建社会的酷刑主义，到古典刑事学派的“客观行为主义”，到犯罪人类学派的“行为人主义”，再到犯罪社会学派的“行为主义”与“行为人主义”相结合，在这一进化的过程中，人们对刑罚目的的认识已经从形式主义（报应论）走向功利主义（目的论），从片面的旧“社会防卫论”走向个体与社会合一的“新社会防卫论”，从古典刑法学派形而上的罪刑法定主义的保护，走向社会学派形而下的教育刑理论的保护。而我国对刑事司法的价值期望还是徘徊在刑事古典学派的认识阶段，落实于当代先进的刑法理念。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的少年司法改革倒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通过制定特殊的少年案件审理程序和实体处遇规定，构建贯彻教育刑理念的，融保护个体与保护社会于一身的特殊的少年司法制度。这也符合当今国际社会的通例。

其二，对家庭或家族的传统自治力量的信赖已不符合当代中国的社会现状。通过我们几年来对违法犯罪少年群体的家庭情况的实证调查，我们了解到，改革和变迁的社会已经对传统中国的家庭和家族造成冲击，随着人们观点的变化和社会流动的加剧，家族的扶持和约束力量在逐渐土崩瓦解，为未成年人提供基本保障的单个家庭无法抗衡社会的影响，相当的家庭已经不再是温馨的港湾。有的家庭深陷贫困处境，父母无力为孩子提供必要的生活和就学条件，有的家庭父母欠缺教育能力，对待出了问题的孩子有心无力，社会的压力通过成年人传递到儿童，虐待和忽视儿童这样一些问题在逐步蔓延。因此，我们不能再一味按照传统观念来认识当今的家庭，当今的家庭，特别是那些问题少年的家庭已经承载不起教育甚至是抚养他们的责任。出于巩固和扶持危机家庭，国家和社区的外在干预机制是必要的。

但是，另外两点是有其合理性的：

其一，对司法干预的负面效应的认识是合理的。即使我们按照先进理念，建立起保护性的少年司法制度，笔者认为，司法的负面效应还是在所难免。一方面考虑在于我国传统的思想观念的延后性影响，标签效应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另一方面，考虑到未成年人保护和尊重人权的二者权重。司法干预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都是代表公共权力的面目。公共权力与个体权利此消彼长，确立中间的尺度反应了一个社会的理念。犯罪与否即是这样一个门槛，将一个行为认定为犯罪，就意味着要优先考虑公共利益，国家权力通过司法强制力施加于个体，不构成犯罪，即意味着个体权利优先，国家和社会一定程度上要包容这一行为。因此，即使是出于保护的目的，对于犯罪之虞的少年案件的司法受理，以及采取强制性的措施，都是不符合人权精神的。

其二，国家有限司法资源针对严重犯罪，符合治理少年犯罪的规律。首先需要承认，我国的司法资源是有限的，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将有限的资源运用在关键的环节上。按照当代青少年犯罪研究的结论，青少年罪错行为是青春期少年，特别是男孩的普遍问题，随着他们的成长，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可以自愈，逐渐走上正常的人生轨道。真正需要采取措施是他们当中那些形成犯罪习性的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人。

三、改革方向的探讨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更加倾向的改革方向是澳洲模式。其核心价值理念包括：专门的但是谦抑的少年司法制度、健全的家庭福利制度和严格的监护监督制度，以及回归社区的草根理念。

首先，区别于成年人的保护性的少年司法制度是有必要设立的。即使是针对严重犯罪的少年，也应该区别于成年人审理和处遇。

其次，少年司法对罪错少年的管辖应该严格控制在严重犯罪行为。我国现有的少年犯罪门槛的规定可以延续，从而明确少年司法是完全针对犯罪少年的，需要追究其行为责任的强制权力系统。

最后，对虞犯少年的干预是必要的，但应侧重于借助司法以外的传统力量。对我们国家来说，强化和巩固我们传统的家庭伦理和家庭责任是非常必要的，通过家庭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通过司法对监护人的严格监督，将有助于解决目前家庭存在的问题。同时，应当推进（转第56页）（接第61页）社区建设，凝聚邻里关系，提供家庭之外的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环境。工读教育作为问题少年的特殊教育和保护基地，应当立足家庭、普校和社区，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郭翔. 美国的少年审判制度及其特点[J]. 青少年犯罪研究，1988,(7).

[2] 戴艺云.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少年司法制度[J]. 国外法学，1987,(1).

[3] [日]松尾浩也.日本少年审判的现状与课题[J]，夏成译，国外法学.1984,(5).

[4] 福田、大冢仁. 日本刑法总论讲义[M].李乔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5] 朱洪德.世界各国少年犯罪与司法制度概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300-310.522-531.

[6] 孙云晓等.当代未成年人法律译丛(澳大利亚卷). 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