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化案例范文
时间：2023-12-21 17:17:5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全球气候变化案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全书共分为3部分，共14章。第一部分 治理的气候变化关键理论，含第1-4章：1.全球气候政府治理；2.气候治理行为者网络理论与实践；3.“硬币”的第三面：全球气候政治的领导权和治理；4.气候治理的局限性。第二部分 气候治理案例：理论与实践，含第5-11章：5.自由主义的气候治理；6.碳排放计算；7.家庭智能电表与能源治理；8.跨国生物能源循环治理和转移的合理性；9.气候变化世界中移动物种的管理；10.森林碳测量；11.气候治理的安全性：预防和准备。第三部分 未来方向，含第12-14章：12.全球气候政策的兴起和衰败；13.气候变化的多样性；14.反思与出路。
Johannes Stripple是瑞典隆德大学政治科学学院的副教授，他的研究兴趣是与全球环境政治相关的国际关系理论，最近在《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国际研究综述）， 《Global Governance》（全球治理）， 《Critical Policy Studies》（政策研究评论），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全球环境变化）等国际著名杂志上发表了欧洲和国际气候政策、碳交易、可更新能源以及气候管控下碳汇和场景预测等研究成果。
本书通过总结气候治理领域最新成果，如碳交易、森林碳测量以及能源消耗，重点定位在气候变化社会和政策研究领域，试图为气候变化在社会秩序研究领域提供新的视角。本书适合气候变化领域的高年级研究生以及社会科学家阅读，也可为对全球环境政策与环境治理感兴趣的机构、政策制定者和相关研究人员提供参考。
篇2
【关键词】全球气候治理；研究进展
一、全球气候治理成为新研究热点
2009年备受期望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没有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国际气候制度遭受了重大挫折。之后，2010年的《坎昆协议》、2011的"德班平台"避免了气候制度的一败涂地，多边的国际谈判得以延续，并在2012年和2013年的气候谈判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联合国机制下的政府间多边协议模式的有效性仍然备受质疑。对此，各国学者在既往国际气候制度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利用新的视角、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来认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形势，解释人类行为与气候制度间的辩证关系，为气候制度设计合理可行的方案。而"全球气候治理"就是这样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一）"全球气候治理"研究文献数量徒增
2010年以来，以"全球气候治理"为研究视角或主题的文献数量明显增加，"全球气候治理"已然成为国内外国际气候制度研究的热点和焦点，且理论化趋向明显。据谷歌学术搜索结果显示：2010年，以"全球气候治理"为主题或题目的英文研究文献数量分别为24篇和12篇，比2009年增加了100%和500%。从中国知网国内文献检索的结果看，2010年之前，以"全球气候治理"为主题公开发表的文献可谓凤毛麟角， 2010年，国内以"全球气候治理"为关键词和题名的文献分别从2009年的0篇激增到23篇和8篇，全文中出现"全球气候治理"一词的文献则超过了历年总和的两倍强，高达90篇。
（二）"全球气候治理"涵义辨析
"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目前尚处于发展过程中，并未形成完整的、清晰的、统一的学术界定。在2009年前的文献中，"全球气候治理"多指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国家行为体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而采取的集体行动 。在2010年以后的文献中，"全球气候治理"成为上述转变的"代名词"，多指"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治理" ，是包含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多层次的、分散化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行动 。
二、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问题向度
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后，国际气候政治的重大转变引发了国际气候学界"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热潮。其中，一些新的重大问题被提出来：
（一）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
在国际结构"解构"下，学界开始以气候变迁议题作为适用的分析主轴，对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形成、机制、作用和影响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旨在更好地认识非国家行为体如何促进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的良性互动，来弥补国家在推进全球气候治理时的不足之处。王金梅认为，非国家行为者更能以维系国际社会正义、抑或全球生存利益为主要目标协助谈判，成为实现国际气候治理目标的重要一环 。陈淑蓉认为知识社群利用提供客观的知识证据影响国际谈判内容和议题的进程 。Frank Biermann认为，新兴非国家主体"在政府间机制外的跨国机制、公私合作机制和市场机制等新的治理机制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
（二）全球气候治理的结构变化和重构
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后，欧美学界开始将目光转向对全球钱气候治理结构的研究上，通过分析全球气候治理的结构形成、特点、变化、因素、影响等问题，旨在改革或者重建全球气候治理的结构。例如，Frank Biermann分析了全球气候治理结构特点，认为其是垂直的超国家、国际、国家和地方等不同的规则制定和执行权威层次不断细化和分散化（多层次治理）；且是水平的不同规则系统并行作用（多极治理） 。Michele M. Betsill认为结构是治理的元层次，并指出全球气候治理结构的分散化趋势 。Fariborz Zelli认为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是碎片化的，表现在它包括不同机构、机制和其他形式的原则、规范、管制和程序，它不仅指那些以应对气候变化为主要任务体系（如联合国气候机制），还指那些涉及气候变化但主要关注别的问题的体系 。Harro van Asselt对从国际和一国内两个层次对分散化治理结构进行了分类，并分析了国际、一国内分散化结构的优势和弊端，以及这种结构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Cinnamon P. Carlarne发现随着国际安排上升到全球治理，并且密度和范围不断增加，学者们越发意识到个别制度安排的治理行为经常重叠或相互补充。作为一个特别的议题，治理被认为是在一个或多或少的水平结构体系中各种相关制度互相作用的结果。由此，学者们逐渐转向对"机制复合体"（regime complexes）、"制度复合体"（institutional complexes）和治理"架构"的探讨 。
（三）全球气候治理的有效性
面对传统国际气候制度的在执行中的困难，有效性问题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热点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研究者试图从两种进路展开讨论。第一种是传统的"国内-国际"，即将气候治理作为"自变量"，以各国气候政策、立场对全球气候治理效果的影响分析为主题。李惠明将15国聚类为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积极"领导者"、"拖后腿者"、处于中间地位及情况较复杂者 。傅聪从动机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解读促使欧盟致力于领导国际气候谈判的深层原因 。第二种是从"国际-国内"视角来讨论全球气候治理效果问题，将气候治理作为影响行为体政治、经济、社会的"自变量"，研究其对一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包括衍生出的"制度内嵌"、"规则内化"和"规范传播"等问题。例如，马建英从"从跨国性的规范和制度力量、非政府组织、跨国利益集团、国际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体系等视角来探讨国际因素的内化现象" 。谢婷婷以美国推出《京都议定书》为例，引入"行为体策略"概念，分析了国际规则内化过程中受阻的形式和原因 。
三、全球气候治理理论发展
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全球气候治理研究具备了不同于国际气候制度的新的问题向度，需要相关理论的新发展给予支撑。
（一）国际政治学理论
在传统的国际气候制度研究中，特别是国家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分析上，国际政治学发展出了丰富的国际关系理论，其中代表理论单一理性人模式、国内制度模式、社会学习和理念模式及"双层次博弈模式"。随着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的推进，有学者通过引进新变量、新视角对原有的理论进行了补充或改造 。有学者在原有国际关系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分析框架 。
（二）制度经济学理论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成为研究全球气候治理制度变迁的作用机理、制度"内化"的主要渊源。杨春瑰提出，基于气候治理的国际气候谈判与合作的制度自生成开始就以不断演化的形态特征发展 。马建英运用结合系统论及制度变迁理论将中国参与构建国际气候制度过程中面临的"制度压力"和对国际气候合作中的"利益认知"作为解释国际气候制度在中国内化的关键动力因素 。
（三）全球气候治理结构理论
海外学者更加关注全球气候治理的结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框架。其中有代表性的理论有：分析折中主义理论（analytical eclecticism），主张抛开传统的理论流派与范式的学术争论，通过更多地剖析和研究具体的经验案例来发掘、梳理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 ；多中心治理理论（polycentric governance theory），分析了分散化治理的优点和成本，它引导特别注意个别机构的规模和不同规模治理系统的运作，认为多中心、多层次系统可以产生集体行动，比统一机构，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或"京都议定书"进程，更为有效 。
四、结论
在问题意识上，全球气候治理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与以往国际气候制度研究相较有明显区别。学者研究不再局限于"一个公约、一个议定书"制度框架和各国政策立场间的互动关系，而是将视野扩展到上述互动关系外的"全球""治理"上，并将全球气候治理看作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有机体"，并试图回答如下问题：1）治理主体问题，试图为全球气候治理勾勒一个清晰的"权力谱系"，以此来解释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实践的动力来源。2）治理结构问题，注重对其结构、新的权力形式以及网络的研究 。3）治理机制问题，包括公私合作、市场机制等新机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以及机制替代等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全球气候治理"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其研究方法有几种倾向：一是折中主义分析倾向，亦即抛开传统的理论流派与范式的学术争论，通过更多地剖析和研究具体的经验案例来发掘、梳理和发展理论的解释力；二是系统研究方法逐渐显现出更强的解释力；三是有些新的学科及理论参与到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中来，例如，制度经济学、全球行政法理论等。
尽管目前"全球气候治理"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完整的理论框架，但随着气候治理实践和研究的发展与互动，其将会形成具有解释力和指导力的理论框架。于此相比，我国学者开始更多关注国际气候制度发展与国内应对气候变化治理间的互动关系、国际制度规则"内化"和有效性等问题。在方法上，除了国际关系理论外，开始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框架来分析问题。同时，对于"全球气候治理"，仅在"非国家治理主体"和"气候制度内化和治理有效性"等问题上能够看到"全球气候治理"这一主题的影子。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加强"全球气候治理"的主题研究，用好这一概念，增强学术话语权。
参考文献
[1]葛汉文：《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际机制与国家》，《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年第3期，第72-76页.
[2]Michele M. Betsill， The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Prepared for the 2012 Spring Workshop on Public Policy Process （WOPPR） series on "Digging Theories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Management"，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Colorado-Denver. 28 March，2012.
[3]同上.
篇3
关键词 气候变化；政策；治理结构；管理
中图分类号 C9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2-0008-05
气候变化问题是全球性、综合性的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往往是应对性的、被动的，缺乏前瞻性和主动性，缺乏灵活性，国家相关机构也尚未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因此，我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和管理应该并可以更为积极、主动。
1 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地球气候正在发生着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重大变化。1861年以来的观测记录表明，全球平均地表温度逐渐升高，20世纪可能是过去1 000年中增温最大的100年，其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增加了0.6±0.2 ℃，增幅最大的两个时期为1910-1945年和1976-2000年。伴随着气候变暖，气候的其它重要方面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例如，与过去的100年相比，20世纪70年代以来，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事件更加频繁、持久，并且强度增大；某些地区，如亚洲与非洲，干旱的频率和强度在最近数十年都有所增加[1]。
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第二部分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陆地生态系统、淡水生态系统、沿海地区、海洋生态系统、人类健康、人类居住、农业、粮食保障、能源等各方面都有着显著影响[1]。
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之一。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已被列为全球环境问题之首，气候变化政策更是各国政府、国际社会、学术界、企业界，乃至社会大众所广泛关注的政策焦点。
气候变化政策涉及到一国的能源政策、产业政策、环境政策、自然保护政策等多个方面，影响到产业发展、能源、环境、贸易、科技、外交等诸多领域。同时也对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和前景影响重大。一般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现实的减缓CO2排放的技术措施主要在于提高能源的生产、转换、利用各个环节的技术水平，以及发展不排和少排CO2的替代能源技术，这些措施从根本上符合中国长远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2]。良好的气候变化政策可以从最大程度上保障经济发展目标与环境保护目标的协调和统一。
气候变化政策是国家的国际环境政策和环境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签署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环境政策制定、进行环境外交的重要标志。我国不但是最早签署该国际公约的国家之一，更是在该公约原则下所制定的《京都议定书》的积极倡导者和响应者，在美国宣布退出该议定书之后，在俄罗斯左右摇摆、举棋不定之际，于2002年宣布加入《京都议定书》，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和谈判中，始终坚持代表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态度积极、务实[3]。
2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我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时有着一贯的策略。中国的气候变化策略可以概括为7个方面：①从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气候变化的重要性；②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参与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活动；③推动履约进程，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④加强宣传，提高中国形象；⑤以可持续发展政策和措施为基础，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出积极的贡献；⑥提高公众保护全球气候的意识，建立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⑦加强气候变化科学研究，提高中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活动的能力[2]。中国已经将气候变化问题提升到了一个较高的高度，并在策略上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中央政府把气候变化政策视为可持续发展政策的一部分，特别是视为能源消费和经济发展政策的一部分。可以认为，我国从一开始就没有把气候变化当作一个孤立的问题对待，而是把它作为整个发展战略中的组成部分。这种角度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问题，即对其重要性的定位不清晰，进而导致缺乏明确的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政策。
第二，在参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议方面，中国有着鲜明的立场。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中国进行国际谈判的基本原则。长期以来，各国在发展权和环境权的关系上有着严重的不对称性，多数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工业化的时间迟于发达国家，从历史责任上看累计排放量较小，并在较长时期内面临经济发展等重大挑战，因此发达国家在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基础上获得较高程度的发展后，理应承担更多保护环境的责任。从人类长远的利益出发，中国政府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都大力支持温室气体的减排；但从公平的角度出发，中国政府也明确主张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各国之间“有区别”的责任，强调履约进程中国家利益的维护。
第三，重视气候变化方面的科学研究。1978年世界气候大会召开之后，世界上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开始活跃。尽管我国的气象学和气候学研究基础较好，但关于气候变化的研究相对滞后，1987年中国国家气候委员会的成立，以及1990年中国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的成立，大大地推动了我国的气候变化研究[4]。我国的气候变化政策积极推动该领域的科学研究，体现在经费的支持和国际合作的广泛开展上。
第四，我国把气候变化问题作为环境外交的重要部分。气候变化是全球环境问题中最为突出的问题，由于其全球性特征，必须通过国际合作方可实现减缓目标。我国在国际气候谈判方面较为积极[5]，强调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并希望藉此树立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积极负责的国际形象。
第五，诉诸公众，把温室气体减排的方向定位于“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转变。一方面，这表明政府重视公众参与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忽略以下事实：减排的主要责任应在那些温室气体排放大户，即耗能企业。对于企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应负的责任，在现行的政策中尚缺乏明确规定。
综上可见，我国目前的气候变化政策是基于这样一种定位，即：气候变化问题首先是一个国际问题，是一个自外而内的问题，而应对气候变化首先是为了配合各国的努力，其次才是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因此，除履约和科学研究之外，在涉及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方面缺乏明确而有作为政策。此外，强调气候变化政策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有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性，但这样也会导致一种倾向，即有可能忽略气候变化政策的独特性。由于气候变化政策在减缓和适应两方面的不明确，政策与实施行动之间缺乏具体的联系，从而影响了政策的可操作性。概括起来，我国的气候变化政策注重了全球范围环境与发展的公平性以及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致性，但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前瞻性。
3 中国气候变化的管理体制
3.1 中国气候变化决策和管理机构
在中国，政府、学术界和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都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目前已经建立了一系列专门的机构和组织以应对气候变化，并通过十多年的谈判锻炼了一批既掌握国内政策又了解世界情况的队伍。
早在1990年，中国政府就在当时的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下设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由当时的国务委员宋健担任组长，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原国家气象局。1998年，在中央政府机关机构改革过程中，设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由当时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任组长。2003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新一届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正式成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担任新一届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组长，一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担任常务副组长，外交部副部长、科学技术部副部长、中国气象局局长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担任副组长。协调小组的成员单位财政部、商务部、农业部、建设部、交通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局、中国科学院、国家海洋局和中国民航总局均派出有关负责人担任协调小组成员，并指定了各部门的联络员。除商务部派出一位部长助理外，小组成员均由部级和副部级官员担任。
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是中国政府关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跨部门议事协调机构，其主要职责是讨论涉及气候变化领域的重大问题、协调各部门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活动、组织对外谈判、对涉及气候变化的一般性跨部门问题进行决策。对重大问题或各部门有较大分歧的问题，报国务院决策，以指导对外谈判和国内履约工作。根据协调小组的分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负责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对策的总体协调工作，外交部牵头负责有关气候变化的对外谈判工作，中国气象局牵头负责有关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在过去的几年中，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在研究、制定和协调有关气候变化的政策等领域开展了多方面工作，为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指导。
在国家机构方面，除了最直接的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之外，还有一系列机构涉及到气候变化问题的管理。其中，科技部、水利部、农业部、教育部、外交部、国土资源部、国家林业局、中国气象局、国家环保局、国家海洋局等国家部委都设置了一些下属机构，可以对口处理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问题。例如，国家气象局的科技发展司专门设有气候变化处，主要职责包括拟定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法规、战略规划等。其他的一些部委，在机构的设置上虽然没有明确标识出气候变化的主题，但它们在处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一些事务上，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例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能源局即担负着提出能源节约和发展新能源的政策措施的职责，这类职责和气候变化息息相关。
3.2 研究机构
气候变化的研究机构在揭示气候变化机制、分析气候变化对我国的影响、提出科学的适应和响应措施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气候变化治理结构中的重要一环。
科研机构中，以中国科学院、国家气象局、气象科学院、国家气候中心、中国林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为主体。中科院系统中又以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遥感应用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地质与地球物理所、大气物理研究所、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海洋研究所、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地质与地球物理所、地球化学研究所、水土保持研究所、地球环境研究所、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等机构为主。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都有气候变化方向的研究机构和人员。
高等院校也是我国气候变化研究方面主要力量的一部分，其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兰州大学等院校于此方面开展了较多研究。
其中，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是较早进入气候变化研究的单位，早期在大气环流模型研究方面有世界公认的成绩，近年来，在东亚季风、水文循环和气候分析方面也有着重要贡献；国家气象局及其所属科研机构在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的数次评估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科院植物所领导的气候变化对陆地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受到了广泛好评；清华大学主持的气候变化国家报告是我国气候变化研究中的一份重要文献。此外，中科院地理所关于碳循环研究的陆地生态系统通量观测网络现已成为国际通量观测网络的一部分。
3.3 国内学会及国际组织的中国委员会
国内的专业学会在促进学科交流、整合科学资源、传达科学前沿信息等多方面都有其独特的作用。在我国成立的多个专业学会中，有许多学会关注的内容涉及到气候变化方面，其中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林学会、中国农学会、中国生态学会、中国海洋学会、中国太平洋学会、中国水土保持学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中国自然资源研究会等等。这些学会通过设立相应的分支委员会和开展相应的专业研讨会，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学术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例如，中国生态学会与美国生态学会(ESA)、国际生态学会(INTECOL)在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及不同地区和类型生态系统的响应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近年来，一些相关国际组织的中国委员会陆续成立，也为我国的气候变化研究和普及做出了积极贡献。1985年，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中国委员会成立，在过去的十年中，WCRP中国委员会在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和协调国内有关单位开展气候变化方面的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促进社会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提升我国在国际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地位等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1988年5月，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中国全国委员会(CNC-IGBP)成立；1988年7月，国际科学联盟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中国委员会(SCOPE CAST CHINA)成立；2004年，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CNC-IHDP)成立。这些国际组织的中国委员会作为学术性机构，从客观上组织和推动了气候变化方面的科学研究和对外交流，为国家管理机构提供了有效的科学咨询，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构建了多个与国际接轨的平台。
3.4 中国气候变化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综上可见，中国气候变化的治理结构已经初具规模，形成了一套较为全面、有效的治理系统。但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3.4.1 缺乏明确的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
从我国气候变化管理机构的构成中可以看到，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是我国气候变化议事协调机构，应担负气候变化政策制定的职责。但实际上，该小组的性质限制了它应该发挥的作用。作为议事协调机构，它的功能定位在议事和协调方面，其决策功能仅限于“对涉及气候变化的一般性跨部门问题进行决策”，而不是对我国气候变化相关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在该小组之外，没有其它专门机构或组织进行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而只能把重大决策留给国务院制定。因此，在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上出现了决策主体的不明确。此外，我国的气候变化政策没有体现在相关法律和法规上，而是在相关人士的文章和讲话中，因此，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目前，与气候变化问题决策和管理相关的中央政府部门主要是参与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的部门。对于其中大部分部委而言，除了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气象部门，其它下属机构很少直接涉及对气候变化事务的处理，这就削弱了相关部门在应对气候变化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即便该部门的工作涉及温室气体排放和对气候变化的适应。个别部门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往往缘于该部门的特殊性。例如，在清洁发展机制为我国造林事业发展提供新的融资渠道的背景下，国家林业局十分重视气候变化问题，成立了碳汇管理办公室，并加强了对涉及《京都议定书》下碳汇交易项目的管理。
在地方政府层面，尚未发现任何针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机构和组织，地方政府作用不明显。事实上，在目前的政策框架下，很难想象地方政府会对应对气候变化产有内生的动力。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许多地方和部门对其中清洁发展机制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技术转移潜力颇有兴趣，这使得地方政府有动力关注气候变化问题，但这种关注并非针对气候变化本身，而是针对CDM这种特定机制及其潜在的经济效益。
3.4.2 科学研究对决策的支持能力不足
尽管我国已经开始重视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但就现阶段而言，研究能力还存在着不足之处。
首先，对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认识不足。经过几十年的研究，目前对我国气候变化的事实已有较为充分的认识，但就我国气候变化未来情景的预测和气候变化对我国的影响而言，缺乏更为具体细致和意见统一的研究。例如，气候变化在我国不同地区究竟有多大影响，对不同的经济部门，如农业、能源有何影响，对东亚季风气候影响程度如何，尚没有十分可靠的预测。美国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分别针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时间阶段定量地进行了计算，相比之下，我国的研究则较为笼统。
其次，气候变化的社会科学方面研究不足。长期以来，我国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多侧重于自然科学方面，从政策、管理等角度入手的研究不够。气候变化问题是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复合型问题，还需要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政策、管理等角度入手进行研究。
再次，科学咨询能力不足。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气候变化科学研究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往往会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实现科学研究为政策制定、实施提供依据。例如美国，气候变化研究已带有一定的“科学政治化”色彩[6]。而在我国，在对气候变化的研究上，由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尚未非常充分，社会科学层面上的研究正在起步，因此，基于科学研究上的政策咨询还非常薄弱。
我国一方面需要加强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另一方面也更需要把科学研究转化为政策制定和外交谈判的支持力量。
3.4.3 公众参与欠缺
尽管我国关于气候变化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力度正在逐渐加大，但目前公众对于气候变化的认识仍是肤浅和匮乏的。人们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大体停滞在对气温升高这一现象的感知，关于气候变化对生活、经济、生态等方面的影响则不甚了了，学术界对于普及这方面的知识似乎也关注不足。一项对农民感知气候变化的调查研究显示，农民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主要是通过气温变化作用于某类指示作物的产量来发生，这种认识是对已发生事件的归纳总结，而不是通过气象部门提供的观测记录获得[7]。人们对气候变化的不了解、不熟悉、不关心以及对气候变化感知的滞后性致使公众在参与气候变化治理时没有能力具备主动性，公众参与的不足使得气候变化治理结构存在一定缺陷。
4 改进管理体制的政策建议
气候变化的政策和管理可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类型。消极的气候变化政策和管理常常具有应对性质，通常是在外来压力下，才采取临时的应对策略，因而不具备主动性；积极的气候变化政策与管理基于大量的科学研究，预先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强调国家参与气候变化治理的主动，反映了一个国家参与气候变化治理的自身需求，因而有着很强的主动性和前瞻性。选择积极的或是消极的气候变化治理，需要经过慎重的思考和权衡，不同的态度也关联到参与国际事务时的国家利益。
针对我国气候变化治理结构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在协调的职能上，赋予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充分的决策权；在现有的组织架构下，将其改为国家气候变化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气候变化方面重大政策，并在政策实施中协调部门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关系；
(2)进一步明确中央政府各部门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以及在执行气候变化政策的具体责任；
(3)结合“十一・五”计划的能效目标，要求地方政府制定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计划，鼓励地方政府结合当地特点，发展出有创新性的政策和做法；
(4)在领导小组下，成立针对气候变化的咨询委员会(包括中国气候委员会)，为政策制定和外交谈判提供及时的政策建议。委员会成员可由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专家组成；
(5)明确企业在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中的责任和义务，制定政策使其担负起相关责任；
(6)发挥事业单位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气候变化方面，加强宣传，加强公民教育与培训。
致谢：本研究是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06年“中国环境执政能力”核心工作组基础研究报告的基础上改写而成。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IPCC.Climate Change 2001[C].Houghton J H，Ding Y，Griggs D J，et al eds.The Scientific Basis，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Ⅰ to the Third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 government Panel on Climate Change.Cambridge，United Kingdo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2] 高广生.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本质和中国应对策略[J].中国能源，2002，(7)：4～8.[Gao Guangsheng.Mitigation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China's Strategy [J].Energy of China，2002，(7)：4～8.]
[3] 高广生，李丽艳.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进展及其核心问题[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2，12(3)：42～46.[Gao Guangsheng，Li Liyan.Process for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and its Essence[J].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02，12(3)：42～46.]
[4] 田广生.中国气候变化影响研究概况[J].环境科学研究，2000，13(1)：36～39.[Tian Guangsheng.Review of the Climate Change Impact Study in China[J].Research of Eevironmental Sciences，2000，13(1)：36～39.]
[5] 唐更克，何秀珍，本约朗.中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国际协议的立场与挑战[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8)：34～40.[Kristian Tangen，Gørild Heggelund，Jørund Buen.Standpoint and Challenge for China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J].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2002，(8)：34～40.]
[6] 曲建升，孙成权.全球变化研究中的“科学政治化”倾向[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04，(4)：78～83.[QU Jiansheng SUN Chengquan.Political Contents of the Global Change Studies：Taking the Policies on Climate of US as an Example[J].World Sci-tech R & D，2004，(4)：78～83.]
[7] 田青，方修琦，乔佃锋.从吉林省安图县案例看人类对全球变化适应的行为心理学研究[J].地球科学进展，2005，20(8)：916～919.[Tian Qing，Fang Xiuqi，Qiao Dianfeng.Research on Human Adaptive Behavior to Global Change in the View of Behavioristic Psychology Indicated form the Case Study of Antu County，Jilin Province [J].Advance in Earth Sciences，2005，20(8)：916～919.]
Towards Proactive Climate Change Policy
QI Ye MA Li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and Center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篇4
气候变化是一个重大的国际问题，它涉及能源利用的数量与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方式，对全球发展的影响深远。如今气候的不断恶化给全球的经济社会发展敲响了警钟，因此扭转全球变暖的趋势，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保护环境越来越被全球所重视。发展低碳经济，采取温室气体低排放措施以减缓气候的变化也成为了全球共同努力的目标。2009年12月7日到18 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超过85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出席了此次会议。在此次会议上签订的《哥本哈根协议》是继《京都议定书》到期后，应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的新的协议，代表了世界各国为合作对抗气候变化所做出的努力。
低碳经济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英国2003年的《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白皮书中。低碳经济是指实现温室气体低排放的同时兼顾经济的稳定增长。英国作为发展低碳经济较早的国家，在低碳审计方面的发展相对较为完善。英国环境审计委员会2009年的工作报告中，明确了低碳审计的动因、目标与内容，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低碳审计框架。
我国在经济稳步发展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的问题，早在2005 年我国政府就相继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节约能源法》、《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循环经济促进法》等重要文件，把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纳入“十二五”规划中，同时，制定了相关的低碳政策措施，包括中央、地方各部门、企业层层分解落实节能减排指标，实行目标责任制；通过信贷、土地两方面的控制来提高环评标准；加大财税工具的支持；推动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示范园区的规划建设等。
二、低碳经济背景下政府绩效审计的目标
明确政府绩效审计的目标是开展政府绩效评价的基础。根据低碳经济的要求，政府绩效审计的总体目标是通过政府的绩效审计监督，促进低碳政策的实施和低碳技术合理有效的应用，以达到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的目的，保证经济社会健康的发展，促进可持续发展。
一般来说，绩效审计的目标围绕所谓的“3E”审计，即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来确定的。经济性是指对一项活动在保证其质量的前提下，将其资源消耗的成本降到最低。低碳经济建设下政府绩效审计的经济性目标主要是指政府是否合理控制低碳项目或产品的财政支出和相关的审计费用。效率性是指投入资源和产出成果之间的对比关系，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得到最大的产出。就现阶段低碳经济建设而言，其效率性目标主要是指保证低碳项目或产品的财政资金的投入产出比例，确保低碳项目实施过程的真实有效以及找出低碳行为低效率的原因。效果性目标强调的是实际效果与预期目标之间的关系，追求效果的最优化。也就是说，低碳经济建设的政府绩效审计的效果性目标与政府低碳经济建设的目标是联系在一起的，主要有低碳政策的实施是否有效果；政府对于低碳的财税减免是否有效；低碳项目或产品是否达到的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的目标；中央、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是否履行低碳责任；低碳财税减免政策是否合理有效；公众对低碳经济建设是否满意等。
三、低碳经济背景下政府绩效审计的内容
（一）完善政府绩效审计的制度规范 首先，需要加快低碳经济建设的政府绩效管理的法制化建设步伐，在相关法律中增加绩效管理的条款。我国从2005年开始就陆续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节约能源法》等相关法律和文件。这些法律和文件虽然可以成为低碳审计理论与实践的依据，但尚不完善，低碳审计没有足够的依据可循。因此，必须完善低碳审计法律体系，加强低碳审计的法律地位，增加政府绩效管理的约束力。其次，建立政府在低碳绩效审计方面的评价原则和评价指标体系，完善绩效评价标准体系。现阶段，政府的低碳绩效审计没有完善的标准可遵循，因而影响了政府绩效审计的效果。完善的政府绩效评价标准体系是保证低碳经济建设效果的关键。最后，制定政府相关机构和人员在绩效管理中的工作制度与规范，明确职责和分工。
（二）建设政府绩效审计监督取向 在进行低碳经济建设时，政府的绩效审计应该考虑环境的因素，把环境审计与政府绩效审计结合起来。要遵循科学性、实用性、可操作性、统一性、灵活性、完整性原则、符合长期利益原则和动态完善原则。
（1）低碳政策制定和执行情况审计。低碳政策的制定情况的审计主要有低碳政策、法规、制度的制定是否科学，是否符合低碳经济建设的目标；相关的政策规定是否合理，如审查相关低碳产品的标准制定是否合理，审查选择的交通工具，材料，设备等是否符合低碳的要求等。低碳政策的执行情况审计主要有低碳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是否与原有的目标有分叉；审查相关的政策是否具有可行性；审查相关政策法规执行的效果，如审查被审计单位在节电，节水等方面的措施是否得力，成效是否显著，审查低碳经济发展中，公众对环境的满意度，以考察相关政策实施产生的效果等。从中发现低碳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予以反馈，促进政策的修订和管理，提高低碳经济的政策法规实行的效果。
（2）低碳项目财政资金的审计监督。低碳经济的建设需要政府的主导。目前，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体系尚未成型，因此，在现有阶段发展低碳经济，政府的低碳政策多为财政支持，财政补贴政策，比如，税收减免，信贷贴息；这些多为直接的资金支持。因此，审查政府为低碳经济建设所投入的财政资金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是政府绩效所需审计的范围。第一、政府部门财政预算方面的审计。一是财政预算的编制是否符合低碳经济建设的要求。二是财政预算中用于低碳项目或产品部分资金的比率。三是财政预算编制的环节是否符合低碳的要求。第二、政府为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资金运用情况的审计。一是审查资金是否是为低碳项目或产品而划拨。这里主要是审查低碳项目或产品与低碳经济建设目标的是否符合。二是审查资金运用是否真实。审查用于低碳经济建设的资金是否真实到位，是否存在挪用等现象。可以使用资金到位率等反应资金是否足额到位的效率性指标。三是资金的使用效果。审查投入了资金的低碳项目或产品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可使用资金的成本效益比这一比率。四是用于政府低碳项目或产品审计费用是否合理。可以使用审计费用占政府在低碳经济建设中投入资金的比率这一指标，用以审查其资金运用是否经济合理。
（3）低碳项目或产品的审计认证。欧美一些国家主要通过税收激励政策来发展低碳经济，通过税收鼓励环保、高效、节能的车辆、使用节能设备、采取节能措施、进行低碳技术开发等。而对这些低碳项目或产品进行税收减免的前提是存在低碳的产品，或开展了相关的低碳项目，存在低碳经济行为与交易。因此，审计人员必须对这些低碳项目或产品进行认证，主要包括是否是低碳产品、低碳产品是否达到相关标准、是否发生了低碳行为与交易等。
四、低碳经济背景下政府绩效审计方法的理性选择
（一）审阅法 审阅法是指审阅与被审计事项相关的内外部文件资料，从中获取有关信息。审阅法是政府绩效审计中最基本的方法，在审计过程中的每个阶段都有广泛的应用。审阅相关的文件资料，有助于审计人员掌握大量有用的信息，有助于审计人员进行下一步的深入分析。在低碳经济建设中，政府绩效审计可采用审阅法审阅相关文件，比如，审阅相关的财务收支计划来审查低碳项目资金的运用情况等。
（二）调查法 调查法是采用特定的调查形式，从特定的群体中采用获取信息的方法。调查法获取的信息方式往往是非交互的，可用于收集题材广泛的数据资料。。具体来讲， 调查法可以分为全面调查、抽样调查、问卷调查、网上调查、自行调查、委托调查等。就低碳经济建设的政府绩效审计而言，主要可采用问卷调查法和抽样调查法，并且可以充分发挥网络等电子传媒的作用。
（三）案例分析法 案例分析法是对抽样调查法的补充。抽样调查法通过从总体中选取一定量的样本，根据对选取样本的调查情况推断总体的情况，获取有关被审计事项的信息。因此，为了获取更多的深层次的信息，可以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对抽样调查的方法进行补充。通过对特定案例的分析，将一般统计数据与深入的案例研究相结合，使审计人员获取充分的推断信息，从中得出比较准确的审计结论。我国在几个地区建立了低碳经济发展的试点，如：昆山低碳示范经济园区等，针对这些试点，可以作为案例，审查其低碳经济发展的情况，从而得出有效的审计结论。
（四）走访观察法 走访观察法师审计人员根据现有资料的缺陷，需要进一步验证其可靠性，而从外部获取信息的一种方法。在政府绩效审计中，审计人员如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供利用或者需要进一步验证相关资料的可靠性，就需要从另外的途径来获取信息。实地观察法可以使审计人员从被审计事项发生的现场获取第一手资料。低碳经济建设中，审计人员可以通过走访观察相关的部门单位来审查其低碳经济建设的效果。
（五）统计分析法 统计分析是绩效审计中用来了解状况、进行分析的常用方法。在评价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时，经常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分析其中各因素的影响、确定其中的因果关系或者找出存在的差距及原因。它以定量分析的形式提供证据，具有客观、准确的特征。获得数据资料的途径可以是检查被审计单位的文件以及政府部门公布的数据、文献检索等。
实施政府绩效审计需要灵活的选择和应用各种方法。以上五种方法可视低碳经济建设下的政府绩效审计的目标选择一种或几种交叉使用。
参考文献：
篇5
该榜单显示，索尼、英特尔、三星电子位列在华外资企业前三名，中国远洋控股、联想集团、中国石化分列中国本土公司前三名。相较于2011年，本土企业得分大幅提升，外资企业略有下降。
中国远洋控股第三次蝉联排行榜中国榜单第一名，系统、综合、详细的信息披露形式和殷实的数据披露是其领先之处。中国远洋继续积极践行全球契约可持续发展领导力蓝图，并与多家NGO合作共同开展扶贫帮困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的活动。
索尼在环境、社会、企业治理三个方面的信息披露中均表现优异，连续两年获得外资企业榜单的冠军。以“2050年环境零负荷”为准绳，索尼根据ISO 14001的标准建立了一套环境管理体系，这一体系包含了索尼运营的各个方面。
本土企业差距明显
在肯定本土企业环境、社会和企业治理领域进步的同时，报告亦通过本土与外资企业的比较分析，总结其可改进之处，指出仍缺乏在确保报告可行度和透明度方面的细节。
统计显示，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供应链管理是两者分差最大的两项。报告认为，中国企业缺乏温室气体减排的具体量化目标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具体行动；缺乏基于企业社会责任指标的供应商选择系统及带动供应商共同履责的项目。
报告发现，只有23%的本土企业制定了可量化的环境目标，在覆盖比例和全面性上远低于外资企业。本土企业的社区项目缺乏多样性，在教育培训项目上差距最为显著。编制报告时，本土企业关键议题的认定机制为17%，低于外资企业的47%。
行业重心与亮点
排行榜同时公布了12个行业的分析报告，通过对上榜企业的研究，探寻出各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重心及亮点。以电信行业为例，报告选取2家外资企业和3家国有企业，分析认为“关注弱势群体、积极开展绿色行动”是其行业履责重心。
报告列举了中国移动引领供应商低碳发展，中国电信开展员工援助计划的案例，指出电信行业履责亮点集中于应对气候变化和关注员工心理健康两方面。
篇6
关键词：公共健康；药品；气候变化；知识产权；技术开发与转让
知识产权保护对气候变化与技术转让影响的问题，在联合国气候谈判初期并未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但是，随着谈判的深入，特别是随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承担Trips协议所规定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义务，以及受到多哈回合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问题谈判的影响，发展中国家逐渐认识到知识产权问题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的重要意义。在气候谈判过程中，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许多涉及知识产权问题的观点和建议，要求在涉及气候变化的技术方面对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进行调整，使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充分、快捷、低廉地获得环保技术。虽然由于发达国家的反对，知识产权问题尚未被气候大会列为正式议题，但是，从哥本哈根大会谈判的进展和结果观察，知识产权问题在未来气候谈判中必然会成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争论的一个焦点。特别是各国一旦就减排义务和减排责任达成共识，那么后期谈判的焦点就会集中在如何落实前期谈判成果之上，知识产权问题就会更加突显出来。
一、公共健康与药品专利议题谈判进程回顾
1996健康行动国际（Health Action International）在德国就“健康与TRIPS协议”召开了第一次非政府组织会议。1998年，世界卫生组织召开世界卫生大会，对其成员国就实施TRIPS协议、限制高水平的专利保护对药品获得的消极影响提出了建议指南，并增强了WHO在贸易领域的行动权利。1999年，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人权发展报告呼吁重新制定全球化规则以使得“为人类而非仅仅为利益”而工作。同时呼吁对TRIPS协议进行全面和广泛的审查，建议对TRIPS协议中的灵活性条款在实践中给予尊重。1999年11月，在西雅图WTO部长会议前夕，技术消费者计划（Consumer Project on Technology）、健康行动国际和医生无国界组织（MSF）等非政府组织召开了阿姆斯特丹会议，发表了《阿姆斯特丹声明》，呼吁WTO就TRIPS协议和药品的获得问题成立一个工作组，就使用强制许可来增进对药品的获取、消除知识产权壁垒、解释TRIPS协议有关数据保护和反竞争行动为限制条款以及促进对新药的研究开发和经费负担等问题寻求方案。 该声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对公共健康与药品专利议题的谈判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西雅图召开的WTO部长会议上，由于遭到发达国家的反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关于公共健康和对基础药品的获得问题并未列入官方议程。2000年，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就《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关于健康权的规定做出了评论，指出了保护国民健康是国家不可推卸的国际责任。2001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也通过决议，指出TRIPS协议对健康权、食品全和自决权造成的消极影响，要求所有国家的政府注意其依据国际法所承担的保护人权的国际义务应优先于经济贸易政策和国际贸易协定。同年11月14日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最终达成协议并发表《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以下简称《多哈宣言》），成为公共健康与药品专利问题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文件。在有关公共健康的问题上，宣言除了继承性地承认知识产权仍在保护新药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之外，也强调了TRIPs的执行应该担负起保护公共健康义务，特别是处理艾滋病的问题，更同意TRIPs不应防止会员采取保护措施以保护公共健康。根据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发表的《部长宣言》以及《多哈宣言》的要求，2003年8月31日，经过1年零8个月的艰苦谈判后，WTO总理事会终于打破僵局，成员方政府一致通过了关于实施专利药品强制许可制度的最后文件，即《关于实施与TRIPS协定与公共健康的决定》。
可以认为《多哈宣言》第一次在世贸组织体制内确认了公共健康权优于私权性质的知识产权，且明确规定了成员方可在适用时采取必要的弹性（Flexibility），比如成员在使用解释国际公法的习惯法规则时，对协议应按照其目标和原则所表达的宗旨和目的来解释。这样就有利于广大发展中成员更灵活地应对发达国家的法律诉求。《多哈宣言》第一次对发展中国家有关公共健康问题的要求做了正面的回应与支持。这为气候变化领域知识产权的谈判提供了实例，在面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时如何做出抉择。但这种实例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有反对意见认为与公共健康领域的药品专利问题相比，气候变化领域的环境友好技术的可替代性更强。这意味着该类技术转让中的知识产权问题与公共健康领域的知识产权问题不具有可比性。就是否具有可替代性或者是否具有公共利益的紧迫性探讨并不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当下更需要关注的是如何纠正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以及相关的国际国内制度的不足和偏颇，以寻求与环境友好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开发、扩散和应用。
二、公共健康与药品专利议题谈判的经验和教训
WTO以及其他场合有关公共健康的谈判有许多经验教训，这对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官员在讨论知识产权和气候变化时有一定的意义。
1.各方利益的协商和让步才能取得谈判的实质进展
在WTO下，就药品是否列入专利保护范围，曾存在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分歧。代表药品使用者的发展中国家指出，TRIPS协定提高了专利保护水平，这种高水平造成了公共健康药品的高价格，而这种高价格又直接影响了药品的获得。处于公共健康的目的，需要通过灵活的政策调整完成药品为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轻易获得。代表制药商和专利持有者的发达国家对该观点持否认态度，认为药品研发的主要动力来自药品专利保护制度，并且药品价格的高低取决于研发的成本和风险。若专利保护力度较弱会使仿制药品泛滥，使药品专利权人无利可图，影响药品发明人的研发积极性，从而导致整个药品市场的发展。最终TRIPS 协议中采纳了对药品实施专利保护的规定。但是由于WTO下的谈判和决策奉行“协商一致+投票表决”原则，这种情况下，成员国自身实力的强弱对规则和决议的影响力得到一定的抑制。欧盟或美国不是总能将其利益最大化于全体成员国利益之上。因为这类经济体和发达国家若想达成有利于其利益的决策，必须顾及到发展中成员国的利益，否则协商若不能一致，将启动投票表决的程序，这时148个成员国席位中的110多个发展中国家席位的否定投票很可能否决前述国家的提案。因此，专利的保护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以确保平衡各方的利益，达成了一些折衷的条款，主要体现在邮箱制度、独占销售权的制度和强制许可制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认可技术开发与转让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作用，也明确了发达国家以优惠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绿色技术的义务。然而，在对技术转让至关重要的知识产权问题上，各国却很难达成共识。国家利益使得气候变化中的知识产权分歧短时期内难于消除。就知识产权对技术开发与转让的作用，不仅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南北之争”，还存在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利益诉求的发展中国家间的“南南之争”。另外，气候变化谈判和决策奉行“协商一致”原则，若有国家反对则无法达成对其有约束力的文件。因此，政治经济利益的挥之不去再加上多种利益诉求的交织，目前技术转让议题的谈判进展缓慢。
2.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不可小视
面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日益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各国政府与一些非政府组织采取了一系列的活动促进公共健康与药品专利的议题在WTO的谈判进程。这些非政府组织采取了多种形式的措施，包括政策建议的准备和，非正式会议的召开和与成员国谈判代表的交流。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极大地推动了谈判进程，政府代表的政策建议开始考虑非政府组织的提议。在90年代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区谈判、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中以及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最后阶段，非政府组织均在积极地行动。由此看，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多变会谈的模式也被广泛认可。值得关注的是，目前的公益性质的非政府组织的生存空间有限，一方面又碍于资金来源的不稳定，另一方面还有可能面临着不被政府认可的问题等。到目前为止，NGO主要还是借助政府来实现组织的发展。政府部门也在考虑是否有必要通过NGO的作用促进政府政策措施的实现。
3.国际组织的合作意义重大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鼓励在国际层面重新认识环境友好技术与知识产权的关系，并且要求各缔约方承诺排除不利于技术转让的知识产权政策。知识产权与商务贸易活动联系紧密，前述条款和决议只有在国际和国内贸易和投资政策的作用下才能得以实现。因而迫切需要有这样一类项目，即能够加快国际国内相关组织和部门（包括WTO,WIPO以及气候框架公约缔约各方等）的合作和交流，以便促进上述条款和决议尽早反映在与之相关的政策措施中发挥它的效用。
在气候变化谈判下，UNFCCC应当与其他国际政府间组织协调工作。尤其是WTO组织，可以支持和参与一些项目，这些项目的目的将是确定和实施以下措施：(1)排除知识产权保护中的贸易壁垒问题。(2)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特别是促进这些国家的创新能力建设。这个过程也需要新兴技术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另外，UNFCCC需要建立一种机制，“信息报告制度”，要求其成员报告为了避免技术转让中的知识产权壁垒而采取的行动。并且这些行动的实施也应当及时报告UNFCCC报告。作为与以上UNFCCC合作的另一方，WTO应当增进其系统内对有关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有关的相关规则的认识，主要包括：(1)排除WTO排除规则中的壁垒。(2)建立并逐步加强鼓励自主创新和能力建设的规则。(3)改革全球知识产权竞争框架，支持发展中国家自主创新，以弥补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能力上的差距。另外，WIPO也已经制订了支持发展中国家自出创新和能力建设的目标，其中致力于解决发展中国家为不平衡的知识产权制度付出的高昂专利获取费用以及为加强这一体系所付出的能力建设投入。
4.技术转让需要现实可行的具体机制安排
技术转让的双边或多边协议并不足以解决问题，技术转让需要更加具体的政策安排。私营部门不会处于社会公益以优先的技术转让协议帮助其他私营部门、发展中国家和政府。私营部门的最大利益是是追逐利润而不是增加竞争。为了刺激私营部门达成技术许可协议，有必要提供财政刺激政策。或者，优先的技术也必须是由政府出面购买或通过专门的项目得以转让。类似上述硬性要求应当在技术转让谈判的磋商中将其落实到最终的协议条款中。一个可以借鉴的成功例子是The Drugs for Neglected Diseases initiative(DNDi)，在这里私营部门和非盈利机构之间建立了技术转让的公私伙伴关系。其中，药品公司方已经通过这种合作模式为进一步的研发积累了一些可供利用的组合技术。尽管关于上述活动还没有标准的模式，但可给予气候变化领域的技术谈判以启示。公私伙伴关系的安排往往发生在性质不同的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例如公共服务性质的机构和私营制造商。公私合作使混合药剂的进一步研发和新产品的上市得到了持续，而公共服务机构也因为这种合作获取了技术，双方达成了双赢。如果新的药物被成功开发，患者是最终的受益者。
公共健康的谈判情况表明：根据发展中国家的观点，零和的谈判不太可能取得进展，关于技术转让的“软性”承诺通常不会取得成果，而且将“平等”诉求作为要求让步的基础是不够的。发达国家的私营部门控制了大多数的制药技术和环境友好技术。发达国家政府不可能“命令”私有部门去转让该类技术。因此，发展中国家不妨集中精力来有效地搭建一个框架，以政府之手巧解市场失灵的困境，促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之间各种形式的共赢经济安排，以此来刺激创新和切实的技术转让，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气候变化谈判中所达成的技术转让承诺应该尽可能的具体而实在。
三、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应对
1.坚持多边谈判途径，加强区域知识产权合作
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倡导双边谈判，其意图是想通过“分治” ，使南北国家之间谈判实力不均衡。另外，当前即使是多边框架下，如WTO，WIPO和UNFCCC，由于利益取向差异尚大，也难以在多变框架谈判下形成南北实力抗衡的局面。本着通过环境友好技术全球扩散和应用以尽早解决气候变暖问题，应尽快加强与环境有益技术转让有关的区域性的知识产权合作与协调，使得同一区域的发展中国家就敏感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尤其是《TRIPS协定》中的弹性条款问题能够形成共识或共同的约束性规则，这样，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单独与发达国家进行双边谈判时，就可以具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和必要的集体后盾，从而有可能坚守住《TRIPS协定》预留给其的政策空间，顶住来自发达国家的强大压力。
2.加强相关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在谈判中提出符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可行方案。
目前有必要加强相关问题的基础性研究，以雄辩的事实和理论为依据在气候变化谈判中有理、有力、有节地提出知识产权议题，以便获得公平、公正、互利、双赢的谈判成果。研究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气候变化问题，应该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会在哪些方面能够对环境有益技术的研发、传播和转让产生哪些具体的不利影响，并在可能的前提下，建立易受知识产权影响的环境有益技术数据库以及案例库。二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充分利用现行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中的灵活性机制，有效避免知识产权保护对环境有益技术的研发、传播和转让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三是在灵活性机制覆盖范围之外，发展中国家还应有哪些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知识产权诉求，以消除知识产权保护对环境有益技术的研发、传播和转让所造成的阻碍。四是从发达国家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和所应履行的国际法义务出发，研究如何通过谈判敦促发达国家接受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知识产权诉求。另外还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由于法律文化与体系的差异，相同的条约规则在不同国家的执行情况是不同的：发达国家法律体系内部已经存在较为成熟的利益平衡机制和例外，因此，看似严格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条约义务往往在发达国家法律体系内效力有限，法律体系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应当谨慎，在对本国的经济发展清楚了解的基础上，提出和接受适当的义务可以避免盲目的谈判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
参考文献
[1]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2.
[2]前引 Ellen’t Hoen文, 第34页。
[3] UN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E/C.12/2000/4: CESCR General Comment 14, The Right to 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Health (Aug 11, 2000).
[4]王硕.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共健康之间的矛盾和调和――从世贸组织相关协议、宣言的角度.时代经贸.省略ki.省略/article/cjfdtotal-sdmj200903019.htm
[5]See Colleen Chien, Cheaper Drugs at What Price to Innovation: Does the Compulsory Licensing of Pharmaceuticals Hurt Innovation? 18 Berkeley Tech. L. J. 853 (2003)
[6]在推进WTO知识产权多边谈判遇到强大阻力的情况下，发达国家起初采取了将谈判场所转移至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下同)的策略，因为发展中国家在WIPO中也齐心协力地提起了“发展日程”，发达国家遂将谈判场所再次转移至双边谈判框架之下：迄今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或其集团都开始纷纷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签订双边投资或者贸易协定的方式，规定比《TRIPS协定》义务还高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实现了其在多边谈判框架下原本无法实现的谈判目标。
作者简介
篇7
关键词 水足迹；粮食；生产；贸易；中国
中图分类号 TV21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6）17-0260-02
Abstract In this paper，water footprint of China′s regional grain production and trade was accounted.The water footprint of gain import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was predicted.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water resources on grain trade.
Key words water footprint；grain；production；trade；China
随着世界经济与贸易的全球化，全球水资源分布不平衡状况日益凸显。伴随着农产品的贸易，其过程中消耗的水资源也进行输入与输出，这为缓解水资源匮乏、合理配置水资源利用提供了可能。水足迹理论目前已成为系统评价产品生产过程中水资源消耗的方法指标[1]，在农业生产及贸易领域有着广泛应用[2]。本研究采用水足迹理论方法，量化我国粮食生产与贸易过程中的水资源流动，预测未来情景下的粮食进口水足迹，为探讨水资源对粮食贸易格局的影响提供理论与方法支撑[3]。
1 数据来源与计算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小麦、玉米、水稻和大豆4种作物为研究对象，探讨2000―2011年我国粮食贸易水足迹转移的基本规律。各省份4种粮食的虚拟水含量来自基于CROPWAT模型模拟的WFN水足迹数据库[4]，各省份粮食进出口量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2001―2012）。在计算进口国外粮食所产生的水足迹流动时，由于本研究考虑本国粮食贸易所节约的本地水资源量，其虚拟水含量采用本省的虚拟水含量数据，而不采用对应粮食出口国的参数。为简化结果，本研究将我国分为六大区域（图1）。
1.2 水足迹计算方法
水足迹的计算方法参考水足迹协作网（Water Footprint Network，WFN）的《水足迹评价手册》[1]。水足迹定义为产品生产过程中消耗淡水资源总量，包含绿水（Green water）、蓝水（Blue water）、灰水（Grey water）3个分量。为便于区分，单位质量的水足迹在本文中称作虚拟水含量。本研究中，粮食进口对应的水足迹取正值，粮食出口对应的水足迹取负值。
1.3 情景模式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IPCC开发的SRES情景预测未来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我国粮食供需状况。在该情景中，设计了4种未来可能的社会经济发展框架：A1（假定全球性合作，迅速采用高新技术，全球人口趋于稳定）、A2（假定区域性合作，对新技术适应较慢，全球人口持续增长）、B1（假定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全球人口趋于稳定）和B2（假定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区域性）。国家气候中心对IPCC SRES情景的降尺度分析结果显示：与中国未来发展最接近的发展情景是B2；而与中国的发展状况差异最大的情景为A2，但可将其用来评估在最不利的发展状况下气候变化的影响。本文选择A2和B2情景[3]，预测未来我国的粮食供需状况。
2 结果与分析
2.1 我国不同区域粮食生产及贸易水足迹
根据WFN[4]的研究，我国不同区域的不同作物生产水足迹存在着较大的空间差异性，北方作物生产主要以灌溉为主，南方主要以雨养为主。通过对我国不同区域粮食进出口的水足迹进行核算（表1）可发现，不同区域之间粮食贸易水足迹差异较为显著，且同一区域年际间变动也较大。总体上看，我国粮食进口水足迹远高于出口水足迹，我国是粮食水足迹净输入国。东北地区的出口水足迹远高于其他区域；华北地区虽然是我国粮食主产区，然而由于人口集中，粮食生产仍不能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粮食进口水足迹远大于粮食出口水足迹；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南地区也是主要粮食水足迹的进口和出口区域，进口水足迹亦远高于出口水足迹。
水足迹最大输出区域东北的出口水足迹由2000年的125.79亿m3降低至2011年的13.02亿m3。水足迹输入主要集中在华北、长江中下游、华南等区域，其中华北的水足迹输入近年来有明显增高趋势，由2000年的182.36亿m3升高至2011年的687.36亿m3；长江中下游的水足迹输入由2000年的73.00亿m3升高至2011年的507.20亿m3；华南的水足迹输入由2000年的31.46亿m3升高至2011年的365.69亿m3。
近年来，我国粮食进口水足迹呈上升趋势，而粮食出口水足迹呈波动下降趋势（图2、图3）。总体来说，我国近年来通过大量的粮食进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本国的水资源压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绿水在粮食进出口水足迹中占主导地位，在报道年份内进口绿水占进口总水足迹的83.2%，出口绿水占出口总水足迹的66.5%。有效降雨在粮食生产及贸易中的地位不容忽视。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水资源状况不一，通过作物优化布局，优化粮食贸易结构，合理利用绿水资源，能够有效缓解本国的水资源压力，实现粮食生产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2.2 未来情景下我国粮食贸易水足迹
如上所述，粮食进口水足迹占粮食贸易水足迹的大部分。为了进一步探究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我国通过粮食进口缓解水资源压力的潜力，采用IPCC开发的SRES情景预测分析方法，选择其中的A2和B2情景，预测未来我国在2020年、2050年和2080年的粮食进口数量，进而核算未来情景下的我国粮食进口水足迹。
预测结果如表2所示。在未来最有可能发生的B2情景下，如果单考虑CO2的肥效作用，且技术进步，则粮食进口水足迹最大，即通过粮食进口降低我国水资源压力的潜力最大。在该种模式下，到2080年，我国将每年通过粮食进口节约大约549.5亿m3的水资源量。而在A2情景的雨养农业模式下，如果无技术进步，我国到2080年通过粮食进口可节约大约318.0亿m3的水资源量，这是最保守的预测值（即在未来最不可能发生情景下的最低值）。通过粮食进口，我国在2020年、2050年、2080年实现的间接节水量分别为436.72亿～525.76亿、448.59亿～580.03亿、397.71亿～588.51亿m3。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采用基于虚拟水的水足迹计算方法，量化了近年来我国粮食贸易的水资源流动状况。结果表明：我国粮食生产北方主要以蓝水足迹主导，南方以绿水足迹居多。我国粮食进口水足迹远大于出口水足迹，且在近年来呈上升趋势。绿水在粮食贸易水足迹中占主导地位。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我国通过粮食贸易间接节约水资源仍存在较大空间，可通过技术进步等途径实现。
本研究只关注我国粮食进口与出口环节的水足迹流动情况，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粮食调动造成的水足迹流动并未包括在本研究的范畴之内，而该方面相关的研究已有报道。另外，由于当前相关数据的缺乏，本文并未区分不同国家与我国之间的粮食贸易及水足迹流动情况，且并未考虑水足迹对应的环境影响[5-6]，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对上述问题进一步深入探讨。
4 参考文献
[1] HOEKSTRA AY，CHAPAGAIN A K，ALDAYA M M，et al.The water footprint assessment manual：setting the global standard[M].Enschede，Netherlands：Water Footprint Network，2011.
[2] 徐长春，陈阜.“水足迹”及其对中国农业水资源管理的启示[J].世界农业，2015（11）：38-44.
[3] 熊伟，居辉，许吟隆，等.两种气候变化情景下中国未来的粮食供给[J].气象，2006，32（11）：36-41.
[4] MEKONNNEN MM，HOEKSTRA，AY.The green，blue and grey water footprint of crops and derived crop products[R].Water footprints of nations.Value of Water Research Report Series No.47，Netherlands，Delfe：UNESCO-IHE，2010.
篇8
关键词:低碳经济风险投资分析预测
一、引言
“低碳产业”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产业。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低碳经济”、“低碳技术”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低碳技术涉及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部门以及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正是因为“低碳产业”的可持续性优势,走向低碳化时代是大势所趋。一直以来,人类对碳基能源的依赖,导致CO2排放过度,带来温室效应,对全球环境、经济,乃至人类社会都产生巨大影响,严重危及人类生存,这比经济危机更为可怕。解决世界气候和环境问题,低碳化是一条根本途径,也是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2007年12月3日,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为全球进一步迈向低碳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继此之后,“低碳产业”在世界范围内开始普及,低碳行业的公司企业也像雨后春笋般涌现,不少投资者见其发展迅猛频频将手中的资金投向该行业,其中不乏大型的机构投资者。
二、低碳经济模式研究文献综述
在《低碳经济的若干思考》一文中作者阐释了低碳经济的内涵和发展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发展势态。并指出近年来我国在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循环经济、节约能源、提高能效、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可再生能源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对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确实进行预测和分析后,作者提出了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相关措施。
什么是低碳经济,为什么要发展低碳经济,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条件如何,怎样发展低碳经济。《低碳经济研究综述》一文就中国如何既遵循经济社会发展与气候保护的一般规律,顺应发展低碳经济的潮流和趋势,同时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国家利益,寻求长期和短期利益的均衡的角度对中国发展低碳经济进行了分析,旨在引导中国低碳经济迈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同样是对低碳经济的研究,《低碳经济与环境金融创新》一文跳出了低碳经济本身,将低碳经济与环境金融联系起来,从环境金融的角度,总结了国内外研究与实践经验,探讨了环境金融创新的各种途径,并针对我国实际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作者就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如何实现环境金融的创新提出了一些见解,对低碳经济和环境金融的相互促进做出了贡献。
在《中国的低碳经济选择和碳金融发展问题研究》一文中,作者提出低碳经济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面对低碳经济时代的要求,我国必须尽快构建与低碳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碳金融体系,包括金融市场体系,碳金融组织服务体系和碳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几大方面。作者支持目前中国碳金融的发展只能说是初露萌芽,发展相对滞后并存在诸多问题。
对低碳经济的相关文献进行研究和综述后,低碳经济的发展是大势所趋,但如何科学地发展低碳经济,如何将低碳经济同其他行业合理的结合,如何引导投资者正确地投资于低碳行业,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研究的是低碳行业的风险投资,通过对目前低碳行业风险投资的分析及预测,希望能科学地引导低碳行业的发展。
三、低碳经济模式下的风险投资现状分析
“低碳经济”提出的大背景,是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能源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其诱因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不止是烟雾、光化学烟雾和酸雨等的危害,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也已被确认为不争的事实。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是国际社会应对人类大量消耗化学能源、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引起全球气候灾害性变化而提出的能源品种转换新概念,实质是解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低碳经济定义的延伸还含有降低重化工业比重,提高现代服务业权重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内容;其宗旨是发展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本特征的经济,降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中碳循环的影响,实现经济活动中人为排放二氧化碳与自然界吸收二氧化碳的动态平衡,维持地球生物圈的碳元素平衡,减缓气候变暖的进程,保护臭氧层不致蚀缺。广义的低碳技术除包括对核、水、风、太阳能的开发利用之外,还涵盖生物质能、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领域开发的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它涉及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汽车等多个产业部门。
当前世界面临的一个最大的环境问题就是全球气候变暖,而其原因正是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现在人们已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已开始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进程。工业正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一个重要来源。而想要减少工业排放二氧化碳,发展低碳行业无疑是一种解决之道。低碳行业泛指任何以低碳排放或者致力于减少碳排放为特征的行业,如可再生能源发电、核能、能源管理、水处理和垃圾处理企业。这个行业是符合保护自然的规律的,因此具有很光明的前途。在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低碳行业产值不降反升,表明这个行业正是一个很有潜力的行业。
哥本哈根会议虽然未能达成成果,但低碳环保风潮已经在风投之间劲吹。正如前面对低碳行业的分析,低碳经济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主要特征,以此为中心衍生出较多的投资主线,主要包括:节能、减排、清洁能源领域。中国现在很多新的产业都跟这些领域有关。而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将发展方向往这些领域方面靠拢。经历了金融危机后的风险投资再度热了起来;而比风投更热的,则是低碳经济。根据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CVCRI)对556家风投机构的调查显示,2009年VC对能源环保领域共投资了35亿元;VC投资的项目中,每10元钱中就有1.1元投向了能源环保领域。在很多的风投机构看来,节能环保、新能源等既属于产业政策扶植范畴、又对经济周期不敏感,这种低碳行业特殊的特性也是迎来风投广泛关注的原因。
历时3个月、访问了556家风险投资机构后,民建中央下属的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CVCRI)得出结论:2009年中国VC/PE市场募资、投资规模均逐步回升,迎来了复苏和发展。CVCRI指出,由于经济的复苏和创业板的推出,2009年下半年的投资热情增加。上半年投资案例数为229个,占总案例数的38.10%,投资总额为120亿元,占全年投资总额的40.43%;而下半年的投资案例数为372个,明显高于上半年,投资金额也占到了全年投资总额的59.57%。另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便是低碳能源环保行业的崛起。据CVCRI数据,2009年风投对能源环保的投资项目数为99项,总金额为34.99亿元;仅次于狭义IT行业的135项和43.29亿元,成为继传统行业、狭义IT行业之后的第三受宠行业。另外更加值得关注的就是556家风投机构将能源环保行业评为了最具投资价值行业。其次是医药保健和消费服务行业;而传统产业、狭义IT则甚至没有进入前十名。2009年度风险投资总额为315.34亿元。除此之外,不少风司也对低碳行业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总裁王一军表示低碳经济是大势所趋,而核心则在于节能减排和发展新能源。以我国过去走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来看,节能减排在技术、推广等领域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中国对石油的需求日益增长也在驱使着新能源的发展。
对于“两高六新”的公司,即具有成长性高、科技含量高、新经济、新服务、新农业、新材料、新能源和新商业模式的公司,是风投关注的重点,而这些特点也是低碳行业所具备的。基于上述对低碳行业前景的分析,对于低碳行业的风险投资无疑成为了一个热点话题。但凡是投资都存在着风险,众多的投资者在投资低碳行业之前也会对该行业的众多上市公司进行综合评估,通过行业数据和公司相关的各方面指标选出最具发展潜力和盈利能力的公司进行投资。
在对低碳行业风险投资概况进行综述之后,从投资价值的角度将低碳行业和其他行业进行比较,图2是2009年统计的最具投资价值行业分布情况,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低碳能源和环保列居首位。
四、低碳经济模式下的风险投资前景预测
前面通过对低碳行业的风险投资数据和图表的分析,低碳经济模式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可持续发展潜力受到了投资者们的青睐。风险投资是众多投资方式的一种,风险投资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权益投资,投资者们为了获得公司上市和退出时的高额收益,还要为初创期的公司提供技术支持。前面说到了低碳经济模式的可持续性发展优势,这一点是风险投资决策时的一个主要决策因素。所以,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风险投资者涉足低碳领域,既促进了低碳行业的高速发展和繁荣,同时也为风险投资者提供了一片全新的投资领域。由于低碳经济是一种绿色经济,不仅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也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所以,在今后几年中政府必将会持续出台相关政策推动低碳经济在我国的发展,这些政策也将为投资者的资金进入低碳领域敞开了大门。综上所述,在未来几年里,风险投资与低碳经济模式的结合将是投资领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08EYA002)]
参考文献:
1.冯之浚,周荣,张倩.低碳经济的若干思考[J].中国软科学,2009(12)
2.王仕军.低碳经济研究综述[J].开放导报,2009(5)
3.任卫峰.低碳经济与环境金融创新[J].上海经济研究,2008(3)
篇9
>> 大气科学（水文气象）专业水力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 大气科学（水文气象）专业水文气象导论和水文学原理课程建设研究 水文气象学 立足水文气象专业，优化水文测验实习 水文气象学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管理 试论防汛抗旱水文气象综合业务系统的运行管理 海洋水文气象预警系统的设计方案 浅谈电力工程与水文气象的联系 《海洋水文气象保障》课程案例库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中尺度数值大气模式WRF在水文气象领域的研究 山洪灾害防治中水文气象测报预报警报应用对策分析 基于微信平台的珠江口水文气象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浅议宁夏沙坡头水利枢纽北干渠续建改造供水工程跃进渠一期水文气象 基于印度奥里萨邦马哈拉底河水文气象监测的通信组网方式研究 姜夔“文气”初探 煤矿特色水文专业实践教学环节设置与改革 职业学校专业设置初探 应用技术大学专业设置初探 职业中学数控专业的设置初探 高师本科小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初探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2]雷Wen，查尔斯A.Lin.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J].水科学进展，2003，14（5）：667-674.
[3]董李勤，章光新.全球气候变化对湿地生态水文的影响研究综述[J].水科学进展，2011，22（3）：429-436.
[4]尹茂祥.莫拉克台风重创台湾[J].两岸关系，2009，（09）：12-13.
[5]http：///a/20100712/001008.htm
[6]王艳兰.2007年6月7日大暴雨定量降水精细化临近预报初步探讨[J].气象研究与应用，2007，（S2）.
[7]王国安.可能最大暴雨和洪水计算原理与方法[M].北京：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
[8]李国芳，王燕，顾鹤南.考虑降水预报的三峡入库流量概率预报模型[J].水电能源科学，2008，26（4）：43-46.
篇10
税收制度可以成为改变行为的有力工具。因此尽管环境税在25年前并不为人所知，但如今它却被广泛用于协助对抗气候变化。世界各国的征税范围从碳排放交易、塑料袋，到能源消耗、汽车和废弃物处理等，五花八门。
对于“环境税”或“绿色税”至今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统一定义。不过联合国、经合组织和欧盟已经达成比较统一的定义：
一种以物理单位作为税基的税种，事实证明对环境造成了具体的负面影响。环境税可以分为四个类别：能源税、交通税、污染税和资源税。这几种税既不能与租金相混淆，也不能与环境保护服务的购买相混淆（经合组织 2005年）。
目前最有代表性的政策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工具，例如碳排放权交易计划。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2007年发表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中总结到，事实证明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绝大部分涉及监管、可交易的污染许可证以及碳税（IPCC 2007）。以碳税为例，可以大幅减少商业碳燃料的使用，提供转向可持续能源的价格激励，从而有效对抗全球变暖（Turkenburg 2000）。如果在20年或更长时间内逐步实施，并与其他政府政策手段相结合，碳税很可能推动向可持续替代性能源的稳步过渡。
不过更广泛的环境税又会如何呢？它是否能够实现行为上的改变，在影响环境的同时也能大大充实政府金库？各国政府如何在推出新的环境税的同时继续向前发展？在金融环境动荡的今天，企业和公众是否会继续支持环境税？环境税是否会被看作是单纯增加税负的工具？
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本报告所使用的“环境结果”或类似用词是指减少碳排放，或者采取措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很多环境问题都具有本土性，而本报告关注的则是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
世界各国的环境税
许多国家政府已经通过向能源消耗、垃圾处理以及交通运输等领域征收环境税的政策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比如：
瑞典，通过税收减少能源消耗，并为可持续或可再生能源提供补贴或免税；
1990年，芬兰成为第一个推出碳税的国家；
美国通过税收措施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并为风能、太阳能、生物燃料和其他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推广提供税收抵免。总统奥巴马在近期的美国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中更进一步加强了这些措施的效力。美国政府目前也在制定新的气候变化条约，并引入“配额-贸易”计划；
中国对生活和商业垃圾处理征税，并对废水处理进一步征税。同时也对那些减少用水量的企业提供所得税补助。中国财政部正在起草针对污染企业的环境税征收计划；德国对交通排放征税，直接根据排放水平计算；
澳大利亚早在1986年就对化肥进行小额征税。虽然并没有带来大量的税收，但却对化肥的使用类型和用量产生了影响；
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2012），丹麦5.9%的税收来自环境税。目前为止，是欧盟各国比例最高的，也是无可争议的世界之最；
英国实施了一系列环境税，其中包括气候变化税，这是一个针对向使用“应征税商品”（主要是电、气、煤）的商业用户征收的税种，以及针对向垃圾填埋场倾倒垃圾的个人和机构征收的垃圾填埋税。
表1 欧盟25国环境税在财政总收入中的占比
环境税的致命缺陷
环境税的致命缺陷在于政府官员将其作为“万灵药”。税收向环境税的调整既不能解决环境危机，从长期来看也无法显著增加财政收入。
尽管人们关注环境并对市场化环境政策抱有高涨的热情，但在过去的15年中针对污染活动和产品的征税仍然很低，未有明显增长。
以欧盟25国为例。1997年环境税占比还不到财政总收入的3%，仅为2.7%。截至2010年这一比例更低至2.4%（见表1）。
税基发生了重大改变，将重心移至环境税的做法很可能不具有长期可持续性。这是因为，这种税收如果在减少排放和普遍污染方面取得成功，同时也就破坏了本身的征税基础。通过减少污染缩小税基，环境税的收入就会越来越缩水，给决策者制造难题。因此摆在政府前面的路或许是构建平衡、广泛的税收基础，同时更多地依赖法律监管降低污染程度。
环境税能否达到环保目的？
环境税是增加财政收入的有效手段，同时又极富争议。绝大多数决策者目前都认为，有效的现代税收制度应该将“谁污染谁付费”作为原则之一。
为了真正发挥环境税的作用，必须对污染者进行惩罚，对较少破坏环境的行为予以鼓励。因此环境税应该以环境标准为依据，也就是代用产品、流程或燃料造成的相对破坏，从而刺激污染者转而采用对环境破坏较少的产品。这些税种应推动开发新的、对环境破坏更少的产品。不过环境税仍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
积累的资金是否应该用于开展环境工程？
能否用征税来矫正和改变行为？还是直接惩罚“不好的”环境做法？
通过征税来达到环境结果是否不如监管更为有效？
利用积累的财政收入
一些人声称，环境税是一种隐形税，榨取纳税人的同时却不产生任何环境利益。公众并不都相信政府会以中立的财政立场实施这类税收——相反，他们将之看做“隐形”形式的税收，给其它优先政治活动提供资金（Ekins 2009）。然而环境税的收入就一定要用于造福环境吗？
如果使用得有效，此类税收的收益不仅可以创造巨大的环境收益，还可以造福其他领域。但收入使用也带来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也就是公众和企业是否买账。只有政府对创造有利的环境结果做出全面承诺，并至少使用相当比例的收入，环境税才可能取得成功。
ACCA警告说，反对将环境税单纯地作为增加税收的手段。各国政府需要保持企业和公众对政府政策的信任，在增加财政收入和实现环境税政策的目标——环境保护的问题上掌握平衡。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必须达成某种理解，加强对环境问题更加长远的投资。试想一下，我们都认为政府应该会为银行业提供支持，但他们有时候却不愿花少得多的钱支持可再生能源项目。
全球协调
除此之外，鉴于气候变化威胁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一定要确保环境税以全球为基础，从而避免生产商将活动从实施环境税的国家转移到尚未实施、或者实施力度较轻的国家。因此ACCA呼吁此类政策必须举全球之力。如果缺乏国际协调，环境税非但不能降低全球污染程度，甚至可能导致结构性失业、丧失国际竞争力。
环境税的影响
环境税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其真正的环境影响往往无法确定。各方对评估环境税措施有效性的直接经验少之又少。
对于此类税种的环境影响评估开展得不多，部分原因在于很难将税收影响和“一篮子政策”中其他内容对消费和生产的影响相区分。而缺少排放数据、衡量税收对技术变革长期影响的措施，也加大了衡量环境有效性的难度（OECD 2001）。
ACCA建议，各国政府可以考虑实施并监督流程，提高此类税收的透明度和有效性。如果产生意料之外的结果，有损于企业竞争力，政府也必须尽快加以解决。
经济衰退与环境税
眼下各经济体正在竭力保证就业和收入，政府尽量避免经济衰退产生各种短期附带影响。因此解决气候变化的需求面临被忽视的风险。
金融危机对环境保护事业、公众和企业对环境税的支持都会产生影响。
但经济困境实际上也凸显出：转向低碳经济是有好处的，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会提高，碳排放会减少。归根结底，就是解决能源成本——改善能源绩效不仅能减少资金浪费，还能增加现金流。
减少碳使用量也能为企业创造竞争优势。即便是在金融危机期间，消费者也会将环保作为购买的重要决定因素。消费者乐于见到企业不断加强环保资质。比如，37%的美国人表示自己甚至会抵制那些做出误导性环保表态的企业（Cone 2007）。在英国开展的一项调查也显示，62%的消费者表示环境问题依然会影响自己的购买决定（Carbon Trust Standard 2012）。
金融危机让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连连遭受重创。经济放缓的严重性正在影响税收，公共赤字和债务剧增。一些国家的增长潜力，甚至政府征税能力的负面影响都遭到质疑。进一步说，如果此次金融危机中发生的负债和责任被暂时掩盖起来、却在日后不得不面对，公众一定不会原谅那些政客。
所有这些都令环境税越来越受到青睐。各国政府纷纷将目光投向环境税。但是他们既要抗拒诱惑，不要将环境税作为填补经济衰退导致税收减少的亏空，又要认识到衰退期很难向选民兜售环境税的现实——在这两者之间掌握好平衡。
ACCA建议，这些措施不能实施得过于鲁莽，更不能抛开其他更有效的解决办法而一意孤行。我们还要考虑，环境税在经济衰退期间是否能够顶住压力？企业，还有个人，是否更倾向于减少污染活动，并因此对这种税的收益造成比增值税等其他税种更大的不利影响？
其他解决方案
环境税确实有改变行为的潜力，但是在实现环保结果方面可能并不奏效。
通常很少以成本效益分析来支持进行税收代替其他可行措施；当一种基于税收的方法得到青睐时，这种方法与其他措施之间的匹配和重复程度并不总是显而易见。
以下措施也应该纳入考虑范围之内。
监管措施
很多国家针对环境问题实施了监管措施和标准，必然赋予了一定程度的成果。但是其成效始终取决于实施和执行的严格程度。很多人认为过多的监管会导致监督成本过于高昂，在情况转变时难以快速应变并且会妨碍经济发展和削弱竞争能力。在某些情况下，要求所有公司同样地改变他们的行为，其效率可能不如其他机制。
有力的论点仍是，如果某件事出错，最简单的处理方法就是将其禁止。例子包括英国在内的数个国家强制要求所有新车安装催化转化器和推出法规禁止使用氟利昂，都被视为当务之急。ACCA认为，环境税要取得成效，必须在一个有力且考虑周详的监管制度的支持下实施并且要具备“良好科学性”。
自愿协议
自愿协议可以被视为一种更为灵活的机制，它可以在增加生产商责任的同时，为可以提高效率的单个解决方案留有余地。自愿协议有多种潜在的好处，包括激鼓行业在立法前积极主动的做法、减少监管数量和管理成本以及更快地实现环境目标。
但是相比环境税，环保协议已经不再是“灵丹妙药”了。它们必须与一系列政策工具一同使用，即作为立法和环境税的补充。
碳交易-市场解决方案
碳交易可以与环境税一同使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是最佳案例。虽然第一阶段仅仅是小幅地降低排放，但第二阶段（2008~2012年）将降低容许排放的上限，因此预计将会更大程度地降低排放。ACCA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全球碳市场。一个运转良好的全球碳市场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实现减排。碳市场可以设定一个总排放量上限，从而更能确定可实现的环境结果并建立一个为私营部门带来确定性的价格信号。
虽然全球碳市场会带来一些变化，但是在缺乏明确领导的情况下，这种变化可能会姗姗来迟。例如在美国，奥巴马总统向市场和投资者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碳市场将成为未来几年的一个增长领域和政府的工作重点。全球其他政府也应该予以效仿。
在没有全球解决方案的情况下，我们将看到二氧化碳生产过程只会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环境税更低、监管力度更小的国家。这种情况被称为碳泄露，有些人认为这一现象已经发生并且大批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从美国向中国转移的情况将会延续。一个不包括中国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碳交易体系只会加剧这种生产转移并可能会导致发达国家减少本国工作岗位（出口工作机会）的不良反应。
税收激励
也可以通过鼓励公司和公众采取正确的行动，使用例如降低可持续产品增值税等措施实现环境目标。美国的刺激法案采用了类似的措施。例如，今年购买太阳能电力系统的人可以获得该产品30%的退税。在很多国家，使用节能锅炉或窗户整修他们房屋的个人可以获得税收鼓励和税收抵免。和其他政府一样，日本政府为购买丰田新普锐斯混合动力轿车的个人提供免税，日本国会批准为使用13年或超过13年的旧车置换环保汽车提供现金退税。
补充措施
我们需要政府运作的公共信息宣传活动来影响和加快行为变化，尤其在例如提高建筑能源效率、汽车燃油效率以及在推出最低效率标准的同时推出能源税等问题方面。政府传递的这项税收措施将会持续很长时间的信号鼓励人们采取行动。
政府直接投资
随着金融危机的延续，很多政府以财政刺激的形式为他们的经济体注入巨额资金。这就是为什么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也必须应对金融危机。由于相比之前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大的利益对基础设施和新技术等进行投资，并且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政府正在寻求大规模的投资，因而在应对气候变化时直接投资的方式被越来越多的采用。ACCA支持这种方式。归根到底，全球金融危机和环境挑战都是由自私自利的人类行为造成的。不顾一切代价寻求经济增长的做法不能再继续下去，ACCA建议政府通过实施鼓励环境投资的措施应对经济衰退，并且最终采取一个更加可持续的方式发展经济。
设计未来的环境税
环境税的设计必须能够有效地运作，并且税收水平必须与环境破坏的成本相匹配。就设计未来环境税而言，ACCA向政策制定者提出了很多建议，包括以下内容:
跨国界应用
通常环境税的目标是企业。虽然企业基本接受和支持他们需要响应气候变化问题的事实，但是他们对环境税通常存在负面情绪。其原因是，如果环境税没有均衡地实施，那些位于征收环境税的国家的企业相比那些没有采取可比措施国家的企业将处于劣势，从而进一步提高成本和增加企业负担。此外正如之前所提到的，如果企业将被征税的行为从一个需征税的国家搬迁到另一个不需征税的国家，环境的损害依然在继续，那么在某些国家实施这样的税收政策没有太大的意义。因此需要全球协调。
同时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并不仅限于企业行为，例如根据英国政府（能源与气候变化部，2012）的数据，英国产生的二氧化碳（CO2）中27%直接来自于诸如房屋供暖等的个人行为，而另外的28%来自于道路交通，每个英国家庭每年由于使用能源产生6吨左右的二氧化碳。因此降低碳排放的责任不能由企业单独承担。
征求意见
要使这一流程产生效果，政府必须在政策改变或推出新税种的政策决定之前以及在整个设计和实施阶段广泛征求税务专家、企业和其他主要利益相关方的意见。
结果的衡量和分析
政府也需要确保实施结果得到彻底的分析，并且在出现意料之外或破坏性后果的情况下愿意修改或取消政策。
增强意识
另一部分对环境税的挑战是企业意识。如果一家公司上缴环境税，但是并未意识到环境税的存在，那么这家公司将不太可能改变其行为。因此澄清什么是环境税和这个税种的目的变得至关重要。
ACCA建议对环境税做出调整，使它们更加明确和透明，并通过全球协调减少企业负担和确保实现真正的环境效益。在实施一个新的环境税种前，ACCA建议全球各国政府作出以下评估：
针对环境目标实施的现有环境税的效果；
可能更有效的其他方法，包括监管或自愿协议；
相比其他政策措施，环境税能更有效地实现规定的环境目标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