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对能源的影响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气候变化对能源的影响，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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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世界银行 气候变化 清洁能源 碳基金

中图分类号：X21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At present， various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security problems caused by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keep emerging.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nancial development agencies in the world， the World Bank has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national emission reduction， climate change adaption and clean energy development.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function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World Bank at first and then analyzes and makes a prospect of the investment strategy and development trends in the future combining with the main ways of dealing with climate change.

Key words the World Bank； climate change； clean energy； carbon fund

当今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气候变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世界银行作为一家国际发展机构，在推动世界减排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分析和掌控世界银行的投资策略、投资方向对各国制定和实施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以及规划和实施减轻气候变化的大型项目建设有重大意义。

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成立于1945年12月27日，1946年6月开始营业，作为全球重要的金融组织之一，其设立之初主要是从资金和技术两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其设立的目的是帮助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繁荣，消除贫困。世界银行由两个机构组成：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①与国际开发协会（IDA）。世界银行与世界银行集团（The World Bank Group）的概念不同，后者除世界银行外，还包括国际金融公司（IFC）、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以及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是联合国系统下的多边发展机构。

气候变化是个全球性问题，对世界各国都会产生深远和不可估量的影响，特别对于较贫困的国家，因受自身技术、资金、以及认知水平的局限，形势更为严峻，气候变暖引起的环境和能源危机将极大的阻碍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因此，在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可能引起的不利后果的过程中，世界银行不得不承担更多的责任，以实现自身的宗旨和使命。同时，世界各国对能源、资源行业投资方向的决策特别是煤炭行业的政策将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项目建设和投资产生深远影响。

世界银行第十二届行长金庸在2013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记者会上指出，2014年是气候变化的行动年，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为适应气候变化和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而努力。关于气候变化，他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碳价格，他认为政府必须给污染（例如引起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二氧化碳）定价，应该尽可能早的通过税收或以市场为基础工具给碳定价。二是呼吁逐步淘汰对有害化石燃料的补贴，将补贴资金转移到清洁能源的投资上。三是对金融监管机制的期待。与碳相关的系统性风险需要通过经济上的价格信号解决。由此可以看出世行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是积极而且主动的。

世界银行主要通过资金、技术和人力方面的投资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除了从战略上对气候变化提出合理建议，在实践中，为了抑制全球变暖过快增长的势头，世界银行利用自身优势，对具有减排能力的国家和企业进行投资，通过政策激励鼓励他们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此外，在世界银行的《发展和气候变化战略框架》中包含了对今后行动的一些规划和展望：技术方面需要以发展低碳经济为目的，开发和完善新型低碳技术，如促进CCS技术的成熟；资金方面不仅要拓宽融资的渠道，更多的发挥私营资本的作用，而且要规范融资市场，创造良好的资金环境；政策方面要形成一个全民共识，领导层制定合理的气候行动方案，各级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积极响应落实等。

当前，要避免气候变化带来最严重影响，有两种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长，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能源需求仍在持续上升。为了应对能源需求和碳减排的双重挑战，清洁能源将是能源产业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世界银行在投资和促进清洁能源发展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并将每年增加20%的投资资金用于促进新能源项目的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进程中，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亟待发展的低碳技术以及投资激励都需要一个稳定的资金流作支撑，世行一直致力于通过建立一个全球管理框架以推动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之同时也有助于实现增加经济和就业机会的目的。将清洁能源作为发展重点，加速发展中国家低碳经济的发展和能源的可持续利用是当前世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的重要战略。

在适应气候变化过程中，国际上可选择的资金来源主要有气候投资基金（CIF）、国际发展协会以及2010年国际金融集团（IFC）发行的2亿美元的“绿色"债券（也称绿色基金）。其中，气候投资基金（CIF）的影响面相对较大，它的资金来源是世界银行、非洲发展银行、欧洲建设发展银行、美洲发展银行四大银行，通过赠予和贷款两种形式，对非洲、亚太地区、欠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南美和中美地区的适应气候变化活动提供资金支持。气候投资基金由清洁气候基金和战略气候基金组成。这里，需要尤为注意的是战略气候基金，该基金是为适应气候变化挑战的现存项目的扩展及新的试点项目提供融资。②这对清洁技术和项目的建设和运行有着重要意义。例如，CCS项目的商业化。（为了实现2050年二氧化碳排量减少50%的目标，CCS项目作为目前最具潜力的二氧化碳捕集和封存技术，它的应用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战略气候基金对CCS大型示范项目的投资，可以加快CCS技术的大规模推广和利用。）

世界银行一方面可以协助发展中国家解决能源需求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帮助他们建立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从各种渠道获得资金，包括碳融资。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履约机制（JI），这些资金被用于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项目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的排放额交易活动。在世界银行的清洁技术基金的支持下，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等14个中等收入国家将大幅增加对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主要在太阳能、风能或地热开发方面寻求可靠的补充能源。2014年2月7日，世界银行气候投资基金对萨摩亚的气候适应试点项目（PPCR）资助1460万美元，气候恢复项目正式启动，主要用于加强沿海资源和社区项目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世界银行认为，应对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开展：首先，帮助发展中国家向低碳发展道路转变。具体包括发展可再生能源、开展节能行动、提高一次能源的使用效率；其次，推动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如碳捕集和封存技术（CCS）、生物燃料转化技术等；第三，防止滥砍滥伐，土地管理不当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率”达到大约20%。此外，滥伐森林对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和贫困地区人口的自然资源都造成极大威胁。目前，世界银行正致力于与合作伙伴建立“森林碳基金”，帮助国家运用碳融资信贷，有力地打击滥伐滥砍行为。第四，应对气候风险。不断加剧的天气变化使得洪水和干旱等灾害频发，对于贫困人口来说，如何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至关重要。世行首度提出气候风险机制的概念，并最先在拉美、南亚等地区推出应对气候变化的保险方案。这些经验今后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推行。

从全球范围来看，建立全球性的碳减排机制是今后应对碳排放问题的必然选择。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不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个别责任，它跨越了国家和的限制，是需要全人类共同应对的课题。世界银行正在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积极开展减排行动，在防止地球变暖和环境恶化的过程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随着世界银行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清洁能源活动的不断开展，必然会带动更多的国家和组织投入到这一事业当中。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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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近年来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暴雪、飓风、洪水、干旱……各种极端气候影响在世界各地频频上演。全球气候变暖还引起冰川崩塌消融、海平面上升、粮食减产、物种灭绝。是谁在吃掉地球?怎样才能有效遏制全球气候变暖趋势?

来自印度的三位学者，从不同角度为同学们阐述了气候变化的原因及气候变化与能源使用之间的关系。Soumya Dutta教授表示，全球气候变化主要是由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大量温室气体而造成的。现在的气候灾难，主要在于我们对能源的使用和选择。

实际上，人类是从近200至300年才开始使用这种化石燃料。虽然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总是声称有很多新能源比如核能源等已投入使用，但实际上我们80％的能源使用依然依赖于化石能源。这无疑加重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最终导致气候变化。除了对气候的影响，化石能源使用对水系统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如果继续这种能源使用状态，不尽快改变化石能源的使用比例，将严重超出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不能超过350PPM的国际标准上线。

没有哪个国家在GDP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还能保证环境污染不增长。据绿色和平的研究报告介绍，我国正在使用的能源70％主要依赖于最肮脏的煤。燃烧煤炭给全国带来的环境污染、健康损害等经济损失，占到2007年GDP的7％!

目前，人类正在不断地超越环境安全的界限。即使使用再生能源，也不是说我们就能解除能源使用危机了。因为要制造这些可再生的能源，同样需要消耗很多能源和金属。这种不间断的能源使用，也导致了地球能源的匮乏。

“碳预算”是西方国家制定的计算碳排放量的一种办法，现在很多NGO也在采用这种方法进行碳排放分析。它的意思就是，按照剩余碳含量的密度，我们每个国家都会分到一部分碳排放的量。经济发展不应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能源革命离我们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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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环境公约；气候外交；博弈；合作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4-0086-01

1 中美的气候外交表现

1.1 中国的气候外交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域广阔的国家，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快，能源消耗量大，碳排放量迅速增加，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排放国。长期以来中国都积极参加和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的协定。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中国以100%的努力推动大会进程，使得会议成果《哥本哈根协议》坚定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原则和框架，特别是“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发达国家强制减排。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愿意为推动全球气候变化的解决承担与自身相对应的责任，在本国经济发展中大力发展环保产业，承诺自愿减排。

1.2 美国的气候外交

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和较大的温室气体排放体，其态度和政策不但极大地影响着气候变化在国际政治议程中的位置，而且从根本上影响着国际气候变化机制的建设，而美国在《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和批准问题上就采取了两面手法，试图以此来应付国际社会压力，推卸其承担温室气体强制减排义务的责任。200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巴厘岛会议结束后，美国作出了曲解“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解释，通过曲解这一原则美国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承担同等的责任。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访华时在题为《应对能源与气候变化的挑战：两个国家的故事》的演讲中表示：“我承认是发达国家最初导致了气候变暖，犯了错误，但发展中国家大大地加剧了这一状况。”即使美国承认了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还不忘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为其错误买单，与发达国家共同承担，减轻甚至抵制自身的责任。

2 中美气候外交的博弈分析

2.1 经济利益之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条亘古不变的真理体现在中美气候外交的本质上。中美在气候外交的直接交锋表现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2009年12月18日，奥巴马公开坚持中国承诺的碳减排必须接受国际监督。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以多数票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其中一项规定比较引人注目――自2020年起美国将在国内推动“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计划的基础上，对来自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这一规定使得美国有权对未执行碳减排政策的国家所生产或制造的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从而使中国的外向型企业成本增加，进而在竞争力被多征收的关税抵消的情况下使得这些企业倒闭或转型，削弱中国的整体出口能力。而中国又有发展低碳经济的需要，美国有明显的环保技术优势，中国的企业进行设备和技术更新使得中国对美国的进口不会下降。这就使得美国可以任意扭转中美贸易逆差，成为强迫人民币升值之外的另一手段。这种新的气候外交模式对中国来讲是一种全新的挑战。

2.2 发展权之争

气候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权的问题。《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提出“我们确认，消除贫穷、改变消费和生产格局、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基础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压倒一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根本要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声明：“注意到历史上和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部分源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仍相对较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排放中所占的份额将会增加，以满足其社会和发展需要。”都指出了发中国家在气候变化中有一定的发展权。总理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提出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50%，在谈判中表示“自己同样是工业化以来发达国家大量排放温室气体的受害者，在这一问题上，不能只看总量，不看人均，只看现在不看历史，发展中国家应对与西方国家一样享有发展和增长的权利。”只有美国等发达国家正确看待历史排放，勇于承担责任，拿出足够的诚意和决心才能最终促使气候问题得以解决。

2.3 政治化话语权

未来的国际体系的重大结果性调整的前提和必备条件是经济实力的变化，而未来发展低碳经济的重心是清洁能源和技术。面对愈演愈热的全球气候问题，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框架下参与气候谈判，希望打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及相关组织气候变化的框架和基本原则，维持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继续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在气候谈判主导着全球气候问题的的解决，掌握在国际气候谈判的政治话语权。最近几年美国综合国力有所下降，美国因此需要保持自己国家竞争力不会下降，在气候外交中政治话语权不会被一些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削弱。中国近年来综合国力增强，有在气候外交中提高自身政治话语权的愿望，使之与自身实力相符。中美之间因此围绕着话语权的博弈不可避免。

3 中美气候外交的合作分析

3.1 能源技术方面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能源量大，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高，而中国史当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能源需求量也在不断增长，任何一国的气候政策对双方各自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气候谈判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都符合双方各自的国家利益，而且，在全球变暖，认为因素对本国产生负面影响，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主导地位、技术是解决气候变化的关键方面达成共识。

在能源技术方面加强合作，减少本国单独开发造成的高成本和高风险，符合双方利益。在新通过的《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案》中包括了800多亿美元用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扩大清洁能源技术，推动汽车和燃料技术的制造能力，并建造一个更大、更好、更智能的电网。中国方面，十二五规划中则指出：“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中美都有这样的发展契机和本国政策支持，有共同的走低碳经济、节约资源、降低能源消耗的愿望，有条件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加强合作。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可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框架的主导下，依据自身经济技术优势，在知识产权保护下向中方转让清洁能源技术或者共同合作，开发新能源。

3.2 环境政策方面

在能源技术合作之外，重要的是双方政治上增加互信，，在现有的对话机制之外，设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协定。自1987年始，中美部级之间签订了《中美化石能源技术开发与合作议定书》、《中美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与利用合作议定书》、《中美环境与发展合作联合声明》等主要双边协定，涉及电力、石油与天然气、能源安全等领域。2008年的《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及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下的《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框架》这一副总理级别的协定扩大了合作范围。中美可以适时提高双边交流的层次，在合作的基础上签订元首级别的双边协议，提高两国对合作领域的重视程度，建立约束性的机制，尤其在资金和技术转让方面的，要采取具体行动，不能只有制度化的对话机制。

作为对世界气候外交有重大影响的国家，中美各自的气候外交政策以本国利益为基础，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在国际舞台上出现激烈的碰撞不可避免。但是，全球气候问题是两国面临的重大挑战，气候问题影响之广、程度之深没有哪一国家可以幸免，虽然中美气候外交有些分歧，但量有着共同的利益，在推动气候变化问题解决的道路上，两国未来都会发展低碳经济，在气候外交上合作，共同推动气候变化的问题是必然的。

参考文献

［1］高翔，牛晨.美国气候变化立法进展及启示［J］. 美国研究，2010，（3）.

［2］李海东.奥巴马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与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J］.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9，（6）.

［3］沈敏荣.政府与市场的法律思考［J］. 行政论坛，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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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国际市场需求继续萎缩，全球通货紧缩趋势明显，世界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为应对危机，中国政府按照“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上水平，抓改革、增活力，重民生、促和谐”的原则，迅速出台了扩大内需十项措施，实施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并将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作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治本之策。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每一次大的危机常常伴随着一场新的科技革命，而每一次大的科技革命又带动了新一周期的经济繁荣。在每次技术革命中，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表现为：催生新兴产业，引领新的发展方向，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伴随着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的日益蔓延，人类同时还面临着来自于自然界的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虽然目前由于世界范围内货币流动性严重紧缩，能源价格大幅下滑，但我们决不能认为节能减排的压力减轻了；相反如果我们轻视全球范围内日益频繁的干旱、洪水、雨雪冰冻和燥热火山等极端气候现象，而继续延续高能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将更加加剧世界经济下行的压力。

我们要抓住当前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特别是人们普遍反思过度消费的生活模式的机遇，结合各国拉动国内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抓紧时间，用节能减排和新能源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用清洁环保的创新产品拉动内需，用循环经济的思维构筑区域经济结构，用节俭低耗的行为构建新的生活模式，这将是我们应对危机、转“危”为“机”的最佳作为。因此，研究推广节能减排的新技术，开发清洁环保的新能源，是引领新方向，催生增长点的重大举措。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能源资源有效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密不可分。中国政府把“依靠科技，优化能源结构，推动节能减排”作为“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上水平，抓改革、增活力，重民生、促和谐”的重要内容，充分体现了我们坚持“科技支撑、科学发展”的信心。

在当前形势下，将科技创新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把节能减排和新能源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方面，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在新的起点上形成新的发展机制。这既可以支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又有利于解决目前面临的全球气候变化、能源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诸多突出问题，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今后，我们将致力于推进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加大科技研发力度，提升节能减排和新能源技术领域科技实力。统筹国家、地方和企业科技资源。突破能源高效转化、建筑节能与节能新材料、过程工业能源清洁高效利用、重污染过程清洁生产、固体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与生态工业、环境污染控制与治理等领域的关键技术。攻克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关键技术，实现先进核能、氢能与燃料电池等非化石能源领域重大技术突破，摆脱对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同时，我们还将结合国家产业振兴规划在钢铁、汽车、石化等重点行业领域实施共性关键技术研究、技术装备产业化示范项目和循环经济产业化专项。

第二，加快推广应用先进技术产品，支撑产业振兴，推动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结合国家战略部署，加快推广应用一批能有效促进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的先进适用技术。在农村地区，推广沼气等农村新能源技术，推广农田污染综合治理技术，推广减少农业污染排放与村庄面源污染技术，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支撑。在城镇地区，推广城市建筑与建材、垃圾燃气和发电、公共交通、汽车尾气清洁等先进适用技术，推进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城市建设。同时，组织实施一批以“十城千辆”工程――推广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十城万盏”工程――半导体照明规模化应用、“金太阳”工程――培育新能源产业发展等为代表的科技示范工程，推动节能减排和新能源产业化发展。

第三，完善政策机制，为节能减排和新能源科技创新提供保障。推动节能减排和新能源工作，需要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完善科技和金融的结合机制，推出促进节能环保型高科技中小企业贷款相关政策，积极争取金融政策对节能减排环保型高技术企业的支持。完善科技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协调机制，在政府采购政策中综合考虑能耗、环境和资源利用的成本，对消费产品在能耗、环保和健康方面设立相应的标准，对清洁能源、节能汽车、绿色家电的销售给予税收优惠，实施直接补贴和差别定价政策，加快节能减排和新能源适用技术成果和绿色产品的普及应用。

第四，高度重视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科技创新与技术转让。中国政府一贯重视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应对气候变化。2007年，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工作“十一五”期间的阶段性目标和2020年远期目标。我们将继续组织开展气候变化科学问题、应对气候变化重大战略与政策等基础研究；大力开展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与灾害的影响及适应、气候变化与其他全球环境问题的交互作用等适应气候变化的机制研究；突破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技术、生物固碳技术和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等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关键技术；推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技术开发与转让，建立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的运行机制，提高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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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印度　政策　气候变化

印度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位列第二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欧盟不作为整体进行排序，印度的排放量则是世界第三位。根据预测，发展中国家排放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比重将从2001年的44％上升到2025年的53％。而印度在全球排放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也将从4％上升到6％，年均增长率2.9％。面对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现实和印度温室气体排放水平的激增，印度政府不得不在审慎判断形势的基础上做出适当回应。

一、气候变化对印度的影响

(一)气候变化的直观表现

气候变化对印度的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印度地表温度明显上升。根据印度最新的地区气候模拟系统(RCM)预测，印度年均地表气温到本世纪末将升高3―5摄氏度(在A2预设条件下)或2.5-4摄氏度(在B2预设条件下)，尤其在印度北方地区变暖趋势更为明显；而且高温和低温极值范围显著扩大，这种现象在西海岸和中西部地区将更为突出。二是季风变化明显影响降水分布。印度西海岸、西北地区和安得拉邦北部的季风季节降水量较100年前增加了10％-12％，而东北地区、中央邦的东部、古吉拉特邦和喀拉拉邦部分地区在季风季节的降水量则同比减少了6％-8％。三是极端气候现象逐渐增多，尤其是季风季节降水量的过度集中形成暴雨，常常引发严重的洪灾。沿海热带风暴的发生频率也在逐年增加，并且主要集中在西孟加拉邦和古吉拉特邦。近20年来，印度更加频繁地遭受热浪(极端高温、高湿天气)袭击，以印度北部地区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四是海平面上升。印度专家称2004-2008年间，印度海平面高度累计上升了9毫米，上升速度几乎达到每年2.5毫米，而且近年来海平面上升速度还在不断加快。五是冰川的快速消融，威胁印度的淡水储备资源。1999年，国际冰雪委员会(ICSI)喜马拉雅冰川工作组在报告中指出：“喜马拉雅冰川消融的速度快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如果以目前的速度继续下去，这些冰川将在2035年彻底消失。”

(二)气候变化的深层次影响

气候变化使印度水资源面临危机。印度科学家利用气候模型对2041年到2060年的气候进行了预测。结果显示，印度境内的河流径流量、土壤湿度和蒸散量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在气温升高、降水分布发生改变、地表蒸散量提高的情况下，尽管境内一些主要河流流域的降水量有所增加，但有些河流的径流量反而下降。

气候变化使农业出现减产。印度农业研究所(IARI)的研究结果显示，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印度粮食产量就会减少400万-500万吨。气候变化问题专家克莱恩通过研究发现，如果对于气候变化的预测在2080年变为现实，那么全球农业生产力将比现在降低3％-16％，而印度农业生产力将会降低29％-38％。气温和紫外线的变化也会影响农作物单产量，例如拉贾斯坦邦的高温天气常使水稻、小麦、高粱等粮食作物产量明显下降，2007年袭击印度北方的热浪曾经使旁遮普邦的棉花大幅减产。

气候变化对公众健康的不利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到目前为止，世界十大最致命的热浪袭击事件中有两起发生在印度。1998年和2003年的这两次高温灾害共致4441人丧生。气候变化还影响了热带疾病的扩散趋势、传播范围及其对公众健康的威胁。携带热带病毒的昆虫随着气温升高，逐渐开始向高海拔山区和高纬度地区扩散，造成疟疾等传染病在更广泛的地区肆虐。有研究显示，如果气温升高3.8摄氏度，相对湿度提高7％，那么蚊虫就可以全年在印度9个邦传染热带疾病。

气候变化导致自然灾害频发。根据联合国1994年灾害报告，印度是世界上灾害发生密度最高的十个国家之一。印度沿海各邦，特别是东海岸的古吉拉特邦极易遭受风灾；12％的国土易发生水灾；28％的土地容易受旱。气候变化使这些地区遭受自然灾害侵袭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例如，降水强度和降水量增加可能诱发更多洪水灾害，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于2001年指出，南亚地区极端降水的强度可能会提高，而印度洋海水升温则可能导致马哈拉施特拉邦、卡纳塔克邦、安得拉邦、奥里萨邦、古吉拉特邦和拉贾斯坦邦发生更多的旱灾。

二、印度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目前，印度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政策尚未系统化，相关的政策规定散见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的某些法案和法规中，如《印度环境法》、《印度能源法》、《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等。这些法规和指导意见在把遏制和扭转气候变暖趋势作为目标的同时，更加重视保障印度的社会公平、扶贫问题和经济发展权利。在印度政府看来，唯有通过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才能增强国家和民众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因此，印度气候变化政策是在经济和环境压力共同作用下的妥协产物。总的说来，印度对待气候变化问题时倾向于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出发，强调责任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反对以牺牲自身发展利益为代价达成有关国际协议。在此笔者归纳总结出印度关于气候变化的十项基本政策，内容如下：

(一)印度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承担相应的国家义务

气候变化的根本原因不是发展中国家目前的排放水平所致，而是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排放积累形成的历史问题。因此，联合国气候公约规定发达国家必须大幅降低排放水平。依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京都议定书》给附件B国家制定了不同的减排目标，即综合减排目标是较其1990年水平降低5％。而且，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减排目标本身没有约束性。印度认为其应当承担的义务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温室气体减排问题，印度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和上限，只能保证其人均排放量不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二是气候变化的适应问题上，不能只把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关注重点放在削减排放上，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同样也是其确保印度国民福裕的主要义务。

(二)制定减排目标的基础是遵循公平正义原则

尽管联合国气候公约强调了公平与正义，但是这还没有对以后的谈判和磋商结果产生重要影响。该原则涉及气候权利的划分和区别责任的承担。但是印度政府认为，《京都议定书》签订后的国际磋商与谈判偏离了公平正义的主线，仅仅是在纠缠短期减排目标、实施方案、指导原则和运行机制上。毫无疑问，制定减排目标具有相当的紧迫性和现实性，但是这个目标必须建立

在公平分担的基础上。而且印度政府还认为，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中必须跳出数字游戏的局限，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针对发达国家的约束性中期减排目标作为长期规划的考量因素，这才能使公平正义原则得到真正的体现。

(三)不接受任何约束性减排目标

印度决不接受欧盟、日本和美国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应承担20％-30％约束性减排任务的要求。印度深信约束性减排目标将会伤害其经济增长，削弱国家的扶贫能力。拒绝约束性减排目标并不意味着印度不做任何形式的减排努力，印度会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规划确立适当的减排方案。印度环境部长在2009年9月明确表示，印度准备给自己设定一个非约束性的减排目标。事实上，印度目前对外公布的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的确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西方发达国家施加的巨大压力以及中国宣布40％-45％的减排目标的双重影响下，印度已经宣布到2020年将排放强度在2005年基础上降低20％-25％，但是该声明实质上并没有撼动其非约束性排放目标的立场底线。印度将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这条底线。

(四)发达国家必须忠实并切实地履行气候公约规定的相关责任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印度向来对发达国家承担的书面义务和实际履行的责任都感到非常不满。其理由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京都议定书》签订后许多发达国家不仅没有兑现减排承诺，而且排放量不降反升，例如美国在1992。2007年间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了20％(美国未加入《京都议定书》)，日本增加了11％，加拿大在1990-2004年间排放增加了27％，澳大利亚增加了25％。因此，印度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之前同中国、巴西和南非起草了一份联合声明草案，呼吁发达国家在2020年之前把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至少减少40％。二是发达国家至今未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在印度看来，温室气体减排、气候变化的适应措施、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是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四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彼此不可分离。所以，缺乏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的任何解决办法都是片面而失衡的。印度对支持的提供方式也有进一步要求，即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应当是单纯和额外的，既不能被当作援助加以对待，也不能采取市场机制的手段来实现。如果没有满足上述条件，印度便不会认可发达国家忠实并切实地履行了公约责任，自然印度也不存在做出更大让步的空间。

(五)制定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发展战略，避免贫穷者和弱势群体成为气候变化的受害者

贫困是导致部分民众对气候变化异常敏感的根本原因。由于他们缺乏必要的经济和技术资源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所以极端气候现象、相关自然灾害已经对其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例如，近年来在印度高温事件中丧生的大多数都是穷人和老人。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一方面将包括穷人、农业人口、低种姓人群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进一步推向社会边缘，另一方面也加重了印度政府的扶贫压力，拖累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印度新的发展战略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底层民众，将提高其生活水平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作为主要目标之一。

(六)加快利用可大规模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

不管是通过发展替代能源，还是减少使用化石燃料时的碳排放，技术都将成为降低排放的一种主要途径。尽管先进技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已经获得公认，但基于可行性、经济性和专利限制等方面的考虑，这些主要来自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先进技术还无法在印度得到普遍应用。不过，印度政府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致力于替代能源，尤其是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究。在中央政府非常规能源部的组织下，印度风能、小水电、生物质能和热电以及光伏技术的应用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甚至在风力发电方面超越了中国，装机容量达8696兆瓦，居世界第四位。风电装机容量到2012年将新增6000兆瓦，占印度全国装机总容量的6％。按照印度政府的计划，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到2013年将达到1000兆瓦。

(七)研发具备生态可持续性的高效率、低成本技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在向发达国家引进低碳技术遭遇种种障碍的情况下，印度政府格外重视本国的技术研发能力。这些技术不片面追求高精尖，重在实用、高效和低成本。在印度能源效率部和科技部的综合协调下，诸如印度技术研究所、印度科学研究所在内的各研究机构、实验室和大学纷纷建立和开展低碳技术的研发项目。节能照明设备、用于灌溉和发电的低速风轮机、电动汽车、摩托车和三轮车用四冲程发动机、生物燃料、垃圾发电、煤层气以及煤变油的多级加氢等各项技术，都能达到高效、低成本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的，所以也成为印度科研部门当前的研究重点。

(八)建立新型市场机制，促进可持续发展

世界资源研究所最近的报告称，按照目前的势头发展，到2030年印度的能源需求将翻番。如果在提高能效方面进行适当的投资，如100亿美元，每年将可以节约1835亿度电，印度经济因此将获益无穷。基于这样的预测。印度的节能产业将形成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商机，建立相应的市场机制以指导和规范投资成为必要。此外，《京都议定书》确立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实际上也是一种市场化运作形式，允许发达国家以向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投资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方式来冲销其排放配额。自从1996年碳市场建立以来，全世界碳市场的交易规模和市值迅速膨胀，到2007年已经达到64亿美元。虽然印度反对以市场化机制实现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但这并不妨碍其采取务实的做法。截至目前，印度在争取到的全世界32.83％的CDM项目的同时，其碳市场的发展速度也快得惊人，增速甚至超过了IT行业，不仅吸引了6.5万亿卢比的投资，而且到2012年便可创造20亿美元的收入。

(九)调动市民社会、地方政府、公私经济在内的所有力量参与实施国家气候变化政策

首先，印度政府采取措施引导社会进行低碳消费。如从2010年开始强制实施能效评级，先期对部分家电和照明设备的能耗进行标示认证，并在半年后将几乎所有电气设备纳入评级管理。印度能效局(BEE)此举的目的在于提醒、指导和调动包括消费者、企业、商业机构在内的全社会选择更有利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绿色设备，提高国家气候变化政策的实施效果。其次，印度还通过立法方式强制某些机构和企业采取节能措施。例如2001年《节能法》规定，中央政府和邦政府须在某些情况下宣告某些机构和企业为高耗能单位，并可要求其委任专人负责节能管理、公布能耗信息及采取节能措施、遵守能耗标准等。此外，政府还有权禁止生产、销售、购买和进口不符合节能标准的设备。再次，印度政府通过信息技术、教育、培训的方式提升全社会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印度于1982年建立了公开的环境信息系统，向决策者、议员、工程技术人员、研究人员和普通公众提供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各种信息资源。各个政府部门则组织相关的培训和教育项目，如农业部负责向农民传授合理处理人畜粪便以及如何借助简易设备(如太阳灶)来利用清洁能

源的知识，以有效降低农业生产生活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十)在联合国气候公约(UNFCCC)机制下保障发展中国家的权利。促进科技研发、资金支持、技术转让领域的国际合作

印度在气候变化领域开展国际合作有两个基本出发点：一是抵制发达国家向其强加约束性的减排要求，保护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权利。联合国气候公约认为，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必须首先承认“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印度通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增进交流和理解，强化上述共识，集体应对和处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矛盾和对立。2009年11月28日，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与77国集团代表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前夕达成一致协议，反对由发达国家提出的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约束性减排目标。二是积极敦促发达国家承担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的公约义务。2002年第八次成员国会议的《德里宣言》再次重申了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当然，CDM为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提供了市场化运作模式，但这与印度的期望值还有很远的距离。通过项目合作与能力建设来实现直接的、不附加条件的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才是印度与发达国家开展气候领域合作的根本目的。

三、印度的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

为推动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落实，并确保经济发展的促进措施能给气候变化带来正面影响，印度总理委员会于2007年制定了《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该计划是印度气候变化政策中一份具有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其重要性在于从国家层面将应对气候变化与促进经济发展两项任务结合起来，以相容共生的态度处理发展与气候变化之间的矛盾。不过，这项计划具有明显的片面性，主要反映在计划本身只将重点放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上，而对减排目标这样的实质性内容却只字不提。

(一)选择低碳化道路

《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印度政府希望就气候变化问题采取更加积极的姿态。该计划确定的八项国家使命分别涉及太阳能利用、提高能效、可持续的人居环境、水资源、可持续的喜马拉雅生态系统、绿色印度、可持续的农业以及有关气候变化的战略知识。完成这些使命可以看做是印度整个气候变化政策所设定的中期目标，其实现不仅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从本质上讲还不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最终答案。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使命大致可划分为积极应对措施和消极适应措施两大类。前者包括太阳能、能源效率和可持续人居等三项，是国家行动计划中反映印度选择低碳化道路的主要内容，简述如下。

1.太阳能利用：太阳能不单是作为可再生能源利用的一个子项，更被赋予了一定的扩展性，即促进并整合其他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综合利用，例如生物质能和风能。印度打算通过热能发电和光伏发电两种方式利用太阳能，并在第十一个和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逐渐形成规模，在城市、工业和商业设施的覆盖率达到60％-80％。这项雄心勃勃的使命意在使印度用20-25年时间把太阳能发展成有相当竞争力的能源产业，商业效益要足以抗衡化石燃料的影响。

2.提高工业能效：工业是印度最大的能源用户，占总消耗量的42％，同时它还是温室气体排放的第二大来源，占总排放的31％。2001年颁行的《节能法》为改进能效提供了法律依据，该法规定对九种高耗能产业实行定期考核，敦促其遵守相关能耗标准。政府也通过调整补贴的办法来引导部分企业主动实施节能改造，如化肥行业等。此外，通过改用液化天然气、技术升级换代的办法也可提高能效。估计到2031年，工业生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因此减少6.05亿吨。

3.建立可持续的人居环境：交通运输、商业以及住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相当惊人，成为印度第三大温室气体排放来源。因此，这项国家使命将通过在居家和商业机构推广节能、处理固体废物和鼓励城市公共交通等方法来确保人居环境的可持续性，降低碳排放。一方面，政府要着力进行节能公共宣传；另一方面，还要积极开发包括节能建筑、材料、设备、照明在内的各种产品。如果按照印度《节能建筑规范》的要求，建筑能效将可提高50％。对于城市固体垃圾，印度政府将进一步提高其回收利用率，这样也能达到降低碳排放的效果。鼓励城市公共交通是解决现代城市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而导致出行量提高的最好途径。此外，印度政府还打算采取扩大生物柴油、压缩天然气使用范围、报废老旧车辆、推行更严格的车辆排放标准等综合措施。

4.其他措施：毫无疑问，上述三项国家使命将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和逆转气候变化趋势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它们涵盖的范围和所起的作用仍不够全面，因为作为温室气体排放首要来源的电力行业必须被纳入国家行动计划。目前，印度发电行业所用能源中有66％是化石燃料，而且这其中又有55％是有效利用率极低的煤炭。在这种局面未来50年内可能都无法改观的情况下，利用高新技术和替代能源改造电力行业显然更切合实际。这些措施包括：推广能提高煤炭燃烧效率的超临界技术和煤气化联合循环技术；建设以天然气为燃料的电厂；为核电项目开发快中子增殖和钍为燃料的热核反应堆；降低输变电损耗率；发展水电；开发其他可再生能源。

(二)提高气候变化适应能力

适应性措施、策略和政策可以帮助减轻无法逆转的气候变化带来的许多影响。据相关统计数据，印度目前用于提高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的开支超过GDP的2.6％，主要用于农业、水资源、卫生保健、海岸基础设施和极端气候现象等领域。国家行动计划在选择低碳化发展道路的同时，也对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该计划确定了五项国家使命，分别为水资源利用、可持续的喜马拉雅生态系统、绿色印度、可持续的农业以及有关气候变化的战略知识，均与提高印度国家和民众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直接相关。具体而言，提高水资源管理能力能够帮助印度抵御强降水和干旱造成的影响；维持喜马拉雅生态系统、防止冰川过快融化、保护生物多样性能为印度提供稳定的淡水资源和生物资源；提高森林覆盖率、保护雨林的生物多样性，逐渐改变人们把森林作为燃料来源的习惯；加大对旱地农业、风险管理、信息共享和生物技术的关注力度，提高农业生产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保障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加强气候变化领域的科学研究和知识积累，建立和完善印度气候数据信息库，开发气候模型，以便准确预测气候变化趋势和极端气候现象。

印度政府为了提高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还针对极端气候加强了灾害应急管理措施。例如，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中把灾害应急管理的重点放在防灾、减灾和备灾工作上。采取三项具体措施确保防灾、减灾和备灾工作的实际效果，即在基础设施建设的设计中提高抗灾设计等级、加强灾害应急通讯网络的建设、强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灾害应急管理中的责任分工。原本主要由政府承担的灾害应急管理职责现在已经分配给企业、媒体、非政府组织和民众自治组织等社会力量。政府把灾害教育提到战略高度，大大提高了民众的意识和抗灾能力。此外，中央和地方政府还通过法制和能力建设来推进灾

害应急管理水平的提升。

四、中国与印度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开展双边合作的探讨

中国与印度具备气候合作的良好基础。中国与印度同为发展中大国，而且代表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利益。这决定了中国与印度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根本立场是相同的。正如印度学者苏迪尔・切拉・拉扬博士所说，印度完全支持77国集团和中国的立场：《京都议定书》附件一的国家应履行它们在《京都议定书》和《巴厘岛行动计划》中的承诺，提出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目标，同时向非附件一的国家提供技术和财务援助，帮助它们降低碳排放量。不仅如此，中印两国在气候变化中也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包括国内经济高速发展对能源需求旺盛、能源结构不合理、高度依赖石油进口以及煤炭等低品质能源所占比重偏高等。这种同命运、共患难的局面为两国合作寻求解决办法提供了前提和强大的动力。

中国与印度目前开展的气候合作总体上积极而健康，而且取得了实际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印在气候公约框架内为汇聚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做出了表率。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四个主要发展中国家在哥本哈根峰会上共同提交了一份草案，反对发达国家提出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这种同呼吸、共进退的统一战线是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最好武器，同时也能帮助发达国家清醒地认识到在气候问题上不存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单边格局。二是两国在2009年10月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合作达成了广泛协议，包括温室气体减排、技术转让、提高能效和可再生资源利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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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低碳经济；制度治理体系；温室气体减排法；市场机制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5－0013－04

一、引言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联合国气候框架协议(UNFccc)在1992年被采纳了。随后，京都协议在1997年12月11日被采纳，并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实施。其主要特征是，它赋予了附录1中38个成员国家和欧盟温室气体(GHG)减少排放的义务。在2008―2012年间，相对于1990年，温室气体排放减少5.3％(1997年第三条)。它们又可分为发达的经济和技术的国家和正在转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前者为附录2国家，比如英国与德国；后者如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六种温室气体包含在京都协议中。澳大利亚由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相对于1990年，排放目标为108％。中国台湾没有京都协议的义务，但它每年与能源相关的碳排放量呈增长趋势，达到了全球的1％。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资本密集阶段，在国际分工的背景下，中国正在变成“世界工厂”，其投资规模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其它地方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中国贡献了世界GDP的5％，按照购买力平价是14.5％。国际能源署的参考大纲指出。中国的主要能源需求到2030年将达到3819Mtoe。2010年以后将超过美国，因此，虽然中国有较低的人均能源使用率和CO2排放量，但中国的能源政策对于国际能源的供求有重大的影响。

二、四类不同治理机制比较

在产业与公司的转型中，有两种理论与研究：一是战略管理文献，二是政治经济文献。前者大体上以公司为中心，将产业结构和公司特征的相对影响作为公司业绩的驱动力，对竞争力结果的解释集中在公司的能力与策略上。而后者是以国家为中心，国家和制度在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传统研究集中于解释东亚，特别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奇迹。两类文献均被认为是产业和企业在应对竞争性压力的活动转型的有力解释。这两类文献是互为补充的，用来管理气候变化的决策制定与塑造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制度体系。由此形成四种不同的治理机制，如图1所示，横轴右边是通过价值链整合的维度，左边是通过市场力量的合作。纵轴上边表示通过国家干预的合作，下边表示通过市场力量的合作。第一象限是联合治理，第二象限是国家治理，第三象限是市场治理，第四象限是公司治理。

这四种治理制度的特点分述如下：

第一，联合治理，以德国为典型。特点是：(1)依赖大小公司的混合，采纳创新实践，减少生态足迹，但也发展创新技术、服务与产品。(2)公共或私人部门的研究首创，集中开发新产品和服务，为这些组织寻求改变气候变化机会。(3)政府规制部门加强这些活动的合作。依赖目标综合、规制服从，使用动态反馈，寻求创造气候变化机会。(4)跨政府和产业部门的组织间结构的发展。鼓励信息流动，在国家内促进气候变化创新的扩散，作为更新成熟经济部门，向“碳约束世界”变迁的手段。

第二，国家治理，以荷兰与瑞典为典型。特点是：(1)国家用来支持讨论和达到一定的目标，把主要的相关利益人集中一起决定和工作，达到气候变化目标。比如，贸易机制和碳税。(2)各个产业规制目标的建立和设定，单个公司报告要求的实施。(3)依靠国家层面的污染控制、废物处理、回收与非物质化的政策，实现产业和社会的生态现代化。(4)鼓励产业从污染活动中退出，把这些污染活动转移到其它国家或地区。

第三，市场治理，以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为典型。特点是：(1)依靠最低的服从标准，公司被鼓励达到这些标准，因而公司会将这些可持续活动作为成本。气候变化主题和温室气体减少被忽略。(2)假如公司追求各自的公司气候变化活动，这些是管理选择的结果，就是说，通常气候变化与温室气体减少的能力依靠经理和公司的发展特权。(3)公司与产业从事气候变化活动是其自愿参加政府或产业资助的活动结果。(4)公司与产业的主要活动焦点是游说和影响政府结果和保护获得资源。

第四，公司治理，以美国为典型。(1)总体上依靠公司在影响气候变化和承担社会责任上，通过其经济活动，起主导作用。这种活动的动力来自市场、名誉损失和股东积极主义等。(2)焦点在于，通过使用供应链和能力创造来自气候变化的动态竞争优势和能力。(3)通过公司活动影响和决定一系列的政策和实践，包括最小标准、获得资源、污染、能源减少和污染控制，就是说：公司将转移污染活动到规则与标准不太严格的地区。(4)正如市场治理方法，把围绕气候变化的能力发展和更加广泛的持续发展问题留给各个公司选择。(5)气候变化和减轻方式上的知识扩散留给了公司，并建立在可持续创新的竞争性的公平上。

三、澳大利亚与中国台湾的经验

京都议定书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机制系列，使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治理体系，通过公共政策的混合、产业创新、公司层面的策略变化和碳市场价值的创造，以此管理气候变化活动。

澳大利亚是一个采用市场治理体系的例子，澳大利亚在1992年12月30号批准了UNFCCC，但在1997年没有批准京都议定书，原因在于它认为美国、中国和印度没有参加，该协议是不完整的。取代京都议定书，联邦政府于1998年制定了《国家温室战略》(NGS)，它强调了气候变化的一体化方式，要依靠国家、各州、当地政府和促进产业、社区的参与来考虑气候变化问题。政府倡议的自愿项目有《绿色挑战》(1995―2005年)，新的项目《绿色挑战附加》(2005年至今)。但这些自愿的和市场导向的活动并没有明显减少全球变暖的严重影响。在2006年2月，澳大利亚政府内阁宣布采纳《气候变化行动计划》，但仍然没有迹象表明采用国家单一的规制体制在短期内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与传统的游说集团不同，出现了一些新集团，为产业调整考虑气候变化。这些大公司取代了绿色或其它环境组织，寻求影响任何碳税或排放贸易机制

的制定与构建，保持竞争力。联邦政府不设定排放目标，而依靠产业和公司的行动，政府对研究进行支持，并设立了一个组织准备在2011年建立碳排放贸易市场。澳大利亚愿意为选择性的协定谈判，它是《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关系》的成员。

中国台湾是采用国家治理体系的例子。从1989―2004年，中国台湾影响碳排放的主要产业是高速公路、钢铁和石油化学工业。中国台湾的温室气体(GHG)减排法案规制的温室气体与京都议定书相同。但是，与能源相联系的气体占中国台湾GHG排放的85％，该法案主要集中在CO2排放减少上，它包括六章共28条，各章分别是总则、政府的责任、减排测量、教育与促进、惩罚等。各章内容包括：(1)目标、术语和胜任的当局。(2)形成人之间的减排任务力量；发展GHG减排和促进计划；建立GHG排放目录，帮助有目录、注册和自愿减排的产业；能源、产业和结构政策的回顾与修正；当地胜任的官方。(3)注册和指定来源的报告；建立GHG排放绩效标准；实施上限贸易的条件；新来源或现存来源扩张的规制；检查。(4)教育和公众参与；绿色可获得；能源供应量的责任；公民的责任。(5)没有目录和报告的惩罚；错误报告的惩罚；对上限与排放标准不服从的惩罚；宣传后一年起作用。法案刺激了部委间实施减排努力的工具应用与机制实施，它作为岛内一体化和决策机制，也是连接国际组织间活动的桥梁，减少了国际压力，从而减少了在减排政策的相对不确定性，健全了岛内的GHG的政策机制。

四、中国的低碳经济治理进程与借鉴

提高城市化是中国的一项优先政策，城市化被决策者们认为是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因此，中国的“十一五”规划将城市化率在2010提高到47％。中国在国际上积极获取能源资源已经超过美国，成为CO2最大排放国(2008年)。因此，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的减缓已经成为中国的关键优先政策。而且，污染是中国城市区域的另一个主要考虑因素。在中国，能源考虑在城市的规划中一直都受到较少关心。中国有两种形式的规划影响城市能源：一是在所有政府层面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通过五年计划体现出来；二是与建设部相关的实际发展。纵向看，一些其它关键的变化在城市能源和C02排放中出现了，一是工业部门份额下降和商业、交通部门份额的增长；二是直接烧煤份额的下降，而电力和石油份额增长了；三是较清洁燃料的增长、主要是天然气，这些转换对于许多城市都较慢。经济增长和能源强度(Energy intensity)在提高和加深CO2排放中起着关键作用。过去的几年，由于第三产业发展的放慢，过分依赖燃煤经济，CO2强度的改善明显下降或在一些城市变成负数。为了减少碳排放，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制定碳减排法规，指导国内经济活动

法律议案的提出与发展完善是碳减排迈出的成功一步，未来的碳减排应集中于电力工厂中，减少煤的使用和相关的排放；能源安全问题应该被包含在法案中，法案也应该与其它现有的法律整合，达到互补的效果。

2.负的外部性内部化，建立激励机制

污染与环境破坏具有一定外部性，结果是市场机制不能使商品供求达到社会最优。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来支付污染成本的后果，以及污染出现的时间框架取决于需求的价格弹性，如果替代产品存在，那么将会导致污染产品需求的大幅度减少，从中期来看，厂商看到了与这些污染较少商品的赢利机会，将会投资于这些物品和技术的开发。因此，促进生产和消费类型向低污染商品的转型。这不是成本恶化，对环境破坏的正确定价可能是竞争优势的基础，这种优势通过创新产品、过程和技术，满足全球市场的需要，并有可能产生新兴部门和集聚。

3.弥补市场失灵，建立公共碳基金和公共研究，促进技术突破与转移

技术在应对可持续能源未来的需求上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范围内急剧减少C02的目标需要技术的突破。中短期的解决方案在有充分的实施政策和激励时可以做到，但长期巨大的变化涉及高度不确定性和大量的投资，由此，公共研究和融资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在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公共融资应该剔除扭曲的政策和壁垒，提供智能建筑，覆盖这些投资的风险。发展新的融资机制，加强现有技术的部署，提升对具有大的减排潜力技术的论证。利用通讯工具，加强社会参与，促进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扩散。建立可持续的能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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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温室气体减排;气候变化;页岩气;谈判策略

中图分类号：F11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4000805进入21世纪，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世界各国正努力采取多种措施，以减少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威胁，推动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由于一直以来气候变化议题都具有“全球性、政治性、长期性、不确定性”等显著特点\[1\](P267-268)，这使得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格外复杂和艰难。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机制的重要平台，气候变化谈判不仅事关全人类的命运，而且还与谈判各方的经济政治利益密切相关\[2\](P111-120)。然而，从哥本哈根到德班，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形势和舆论氛围悄然生变，直接影响各国温室气体减排的政策取向和谈判策略。本文在梳理德班气候大会主要进展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情况、新动向，提出我国更好地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增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对策建议，为构建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提供支撑。

一、“德班气候大会”的主要进展

2011年底，第17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以下简称“德班会议”）在南非德班召开。虽然会议期间出现了加拿大退出《京都议定书》等事件，但总体而言，与会各方表现出更为理智的态度和务实的谈判策略，按照“巴厘路线图”推动谈判的意愿也比较清晰。经过反复磋商，德班会议取得了一定的积极进展。从中方的角度来看，德班会议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基本实现了“三个坚持”，即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坚持双轨制的谈判模式，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二是对《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达成妥协，这无疑是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三是启动绿色气候基金，在减排资金安排上有所突破；四是在2010年坎昆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减排技术、能力建设以及透明度等方面的机制。另外，德班会议还对2020年后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公约》的实施进行了深入讨论，并设定了相关进程。然而，德班会议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会议未能全部完成“巴厘路线图”的谈判，坎昆协议和德班会议成果的落实也尚需时日，而发达国家自身减排以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的政治意愿仍明显不足，这成为影响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合作的主要障碍。

同时，回顾过去20多年来的谈判历程可以发现，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一直是步履蹒跚，各方矛盾和纷争不断，谈判主导权争夺激烈。由于约束力有限，一些通过反复讨价还价艰难达成的减排方案在各国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在谈判机制和模式上，发达国家力推“并轨”，以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最终达成单一的协议，进而使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则坚持“”谈判，坚守“巴厘路线图”的原则\[3\]（P9-16）。这表明现有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机制越来越显现其局限性，迫切需要创新谈判机制，以推动气候变化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如何破解欧盟、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之间及其与三个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巴西、印度之间的利益纠葛，避免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沦为国际政治新格局的博弈工具，是未来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机制创新的核心和关键所在。

尽管德班会议及其取得的成果对维护现行的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机制具有积极作用，但在欧债危机、“页岩气革命”、“弃核风潮”等因素的影响下，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温室气体减排的整体氛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与哥本哈根会议前后的“喧嚣与鼓噪”相比，“气候变化”的话题不再热得烫手，而是似有转冷的迹象。在法国等主要发达国家，有关德班会议的报道很少见诸主要媒体，这与哥本哈根会议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些科学家和政治家将气候变暖由一个边缘概念变为全球主流共识的努力似乎正面临新的挑战和质疑\[4\]（P36-37）。碳捕获与封存技术（CCS）应用前景不明朗、相关研究资助力度减弱、公众关注度下降等因素，使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全球减排资金机制和技术应用的不确定性加剧。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7月第12卷第4期杨丹辉：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动向与我国气候谈判策略二、“后德班时期”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动向（一）在欧债危机和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影响下，发达国家资金支持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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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京都时代/气候治理/中国/战略选择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签署到《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再到后京都时代谈判的艰难之路，中国在国际气候治理过程中的受关注程度以及自身在国际上的地位都与日俱增。中国所持的气候变化谈判立场取决于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程度。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认识的不断深化以及国际谈判经验的不断积累，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通过分析中国气候变化决策模式和影响因素，本文认为，在当前阶段，中国必须以和平方式拓展发展空间，以发展低碳经济应对后京都时代的挑战。

一、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治理面临的挑战

气候变化是一个典型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伴随着全球环境保护的制度化趋势，建立公平有效的国际气候治理机制已成为当今世界政治的主要议程之一。如果从1990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算起，迄今为止，国际气候制度的演进大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90年启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到1992年签署该公约，再到1994年该公约生效，这一阶段主要从法律上确立了国际气候治理（公约）的最终目标和一系列基本原则。第二阶段，从1995年公约第一次缔约方会议讨论制定第一个议定书开始，到1997年京都会议达成《京都议定书》，再到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一阶段首次为附件I国家（发达国家与经济转轨国家）规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量减排目标，并引入排放贸易（ET）、联合履约（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三个灵活机制，在防范全球气候变暖方面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由于《京都议定书》所约定的减排目标非常有限，且目标执行年限也只到2012年，因此需要考虑《京都议定书》以后即“后京都时代”或“2012年以后”的国际气候协定。第三阶段，从2005年11月后京都时代气候谈判启动，并在2007年底达成巴厘路线图（Bali Roadmap），这个过程何时完成还留有很大的悬念。由于各国利益诉求迥异，全球协调应对气候变暖还面临诸多挑战。

（一）各国利益诉求迥异，难以形成政治共识

后京都时代国际制度框架必须公平地反映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诸如责任、能力和减排潜力。尽管各种方案设计均有其理性基础，但协议的达成是一个通过谈判形成共识的过程。国际气候制度的走向主要受到科学认知、政治意愿和经济利益三个方面的综合影响。各方都试图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发挥自身的影响力，同时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在妥协中为打破僵局寻求一条可行的解决途径。①可以说，任何一方的立场变化或战略调整，都会对“后京都时代”谈判的走向产生重要的影响。

当前，国际气候政治呈现出群雄纷争、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欧盟、美国和中国的人口数量、经济总量、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在全球均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在参与谈判的众多缔约方之中，其地位可谓举足轻重。欧盟作为气候谈判的发起者，一直是推动气候变化谈判最重要的政治力量。欧盟一方面担心全球气候变暖危及欧洲“冬暖夏凉”的气候环境；另一方面，由于欧盟人口稳中有降、经济成熟而稳定、技术和管理先进、欧盟能源消费需求也相对饱和，因而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大力推进气候变化进程、维持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符合欧盟的战略利益。以美国为首（包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国）的“伞形”集团是国际气候舞台上另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美国地域广阔，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不及欧洲。虽然美国拥有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实力，技术和管理水平也很高，但美国人口增长较快，同时他们不愿意改变其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因而能源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

（二）《京都议定书》模式与第三条道路的博弈

在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谈判启动艰难，其关键在于《京都议定书》模式用之不易，弃之可惜。作为妥协的产物，《京都议定书》兼顾了各方利益，具有可操作性。尽管是总量定式的独木桥，但有关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制度的设计，2/3以上均是京都模式的延续或对其的修订。《京都议定书》业已生效，公约/议定书会议（COP/MOP）可能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进展，将在欧盟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推动下，经过修正而得到延续。②欧盟在公约框架之下积极推进后京都时代的谈判进程，其实就是延续总量控制加排放贸易的京都模式。欧盟在2007年春季首脑会议上已经明确提出，2020年要在1990年的水平上实现减排20%的目标，并在巴厘岛气候变化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发达国家应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较1990年减少25%～40%的目标。

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后，没有任何重返京都机制的迹象。美国出于其国际战略考虑，不论如何修订，只要发展中大国没有参与减排或做出限排承诺，只要是京都定式，它均不会重返京都格局。而发展中大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之中，它们会明确反对任何具有约束力的排放限制。发展中大国和美国、欧盟之间的三方博弈，微妙地影响着后京都时代的国际气候进程。

（三）缔约方会议：国际气候治理的最终出路

根据《京都议定书》的有关规定，目前的这种格局将只能维持到2012年，全球急需尽快达成一项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新协议。第二阶段减排承诺谈判意味着谈判重点将转向更严格的国际气候制度构建。

“巴厘路线图”只规定了2009年前必须完成相关谈判，并没有就2012年后的温室气体减排设定责任。至于2012年之后各方应承担什么样的减排责任，则要留待2008年、2009年分别在波兰和丹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解决，这为未来的谈判留下了悬念。可以预计，在推动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推动建立2012年后发达国家减限排目标方面，由于关乎各国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谈判一定会困难重重，可能会有多次反复。在涉及发展中国家承担具体义务方面，谈判将会更加激烈。

二、中国气候变化战略的优先领域

中国的气候变化决策是以对经济利益的判断为基础的，而且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经济利益的内涵也不断扩展。由于国内各决策部门之间利益的高度一致性，中国对经济利益的维护主要通过外交谈判来完成，其政策的制定也随着认识的深入而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在后京都时代谈判阶段，中国的战略目标主要有三个：一是争取和维护中国的发展空间；二是促进国内的可持续发展；三是树立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中国独特的国情和面临的挑战要求中国必须明确气候变化战略优先领域：通过维护发展中国家间的团结争取和维护发展空间；通过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现最大现实经济利益。

（一）积极参与气候谈判，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团结

中国在国际气候治理进程中的地位同参与其他国际制度相比是完全不同的。在经济领域，国际经济制度的规则主要由西方制定，中国加入这一制度基本上只能是适应它，西方占据着主导权。中国对其进行改造、修改其规则非常困难，作用也相当有限。而正在建立之中的国际气候制度却不同，因为它刚刚起步，尚未成熟，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来完善。尽管发达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科技实力而具有一定的主导优势，但在其发展演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大的发挥作用的空间。

作为拥有全球性影响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全面加入发达国家所主导建立的国际气候变化制度体系的同时，还要积极致力于发挥大国的制度构建作用，使国际制度处于正常有序的运转状态和利益分配的公正状态，在相对公正和稳定的国际合作中维护和促进中国日益全球化的国家利益。可以肯定的是，无论面临多大的国际压力，中国必须继续积极参与气候公约的谈判进程，不断增强参与的程度，提高参与的能力，力争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中国参与气候变化领域国际活动及履约谈判的首要任务是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及可持续发展而争取应有的发展权，为中国未来的和平发展争取必需的排放空间。

（二）在清洁发展机制方面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较，中国最初对CDM持谨慎的态度，进入CDM市场也相对较晚。尽管从2000年（比《京都议定书》生效时间早5年）开始就开展CDM项目，但中国直到2002年8月才核准《京都议定书》，直到2004年6月CDM的国家主管机构才建立，中国国务院到2005年10月才颁布《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③

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为CDM项目的大规模和快速开发奠定了法律基础，CDM国际市场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据世界银行的粗略计算，发达国家若要在2012年前如期完成《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减排任务，至少需要通过CDM项目购买25亿吨以上的二氧化碳当量（其他种类的温室气体按照其全球增温潜势折合成二氧化碳）的减排量。作为充满经济活力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具有很多有利条件实施CDM项目，如技术能力强、国家风险低、比较容易获取项目投资等。专家估计，到2012年，中国将占据全球CDM市场近50%的份额，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收益能达到数十亿至百亿美元以上。④

（三）积极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中国的气候战略是以能源发展为中心的战略，这是由总体经济发展目标所驱动的。虽然中国一直反对为发展中国家设定强制性的温室气体排放限制目标，但这不表明中国不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虽然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中国“十一五”规划中的首要目标，但很多障碍有待克服。这些挑战决定了中国在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方式以及中国的国际气候谈判立场。

中国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实际上已经做了不少努力。1990-2005年，仅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和提高能源效率，中国累计节约了约8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减少18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制定了“十一五”期间节约能源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具体目标，即到2010年，我国单位GDP能耗要比2005年下降20%。这一措施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比很多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下承诺的减排量都要大；也比美国政府提出的到2012年美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2年下降18%的目标还要雄伟。⑤这足以显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勇气。如果这一目标能够实现，仅这一项行动，就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12亿吨以上。⑥此外，中国在发展风电、水电、生物质能发电、太阳能利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节约资源和能源等方面采取的措施必将实现巨大的温室气体减排量。

三、小结

中国在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怎么强调也不过分。面对即将成为世界上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现实。中国备受国际社会瞩目压力巨大。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关系到中国发展模式与能源安全、经济竞争力与对外贸易、国际地位和国家形象，必须统筹考虑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以积极姿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

中国的气候变化决策取决于对经济利益的判断，而且随着对气候变化认识的不断深入，经济利益的内涵也不断扩展，并上升到了地缘政治的高度。由于中国国内气候变化决策的集体性和部门间利益的一致性，中国的经济利益主要通过外交谈判来维护，其途径是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团结。这一点在后京都时代谈判中尤为重要。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没有温室气体减排或限排义务，通过开发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符合中国的现实经济利益。虽然在现阶段中国还没有能力和条件承诺强制性温室气体限排义务，但中国采取了许多力所能及的措施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也有助于国内的长远发展。（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 H.E.Ott，et al，South-North Dialogue on Equity in the Greenhouse：A proposal for an adequate and equitable global climate agreement，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Technische Zusammenarbeit（GTZ）GmbH Postfach，May2004，http：//。

[2] 潘家华：《后京都国际气候协定的谈判趋势与对策思考》，载《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5年第1期，第10～15页。

[3] 庄贵阳：《为下一步谈判留下悬念》，载《科学时报》，2007年12月21日。

[4] Robert D.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3，1988，pp.427-460.

[5] [美]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45～646页。.

[6] 吕学都：《全球CDM市场发展与中国MGD碳融资》，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开发合作项目”启动会上的发言，2007年2月6日。

注解

① 陈迎：《全球气候变化政治较量升温》，载《人民日报》，2007年12月7日。

② 潘家华：《后京都国际气候协定的谈判趋势与对策思考》，载《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5年第1期，第10～15页。

③ 见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网，http：//。

④ World Bank，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in China：Taking a Proactive and Sustainable Approach，http：//.

篇9

为了实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英国政府在其“气候变化计划”中,提出了一项实质性政策手段,即气候变化税。其实质是一种“能源使用税”,计税依据是使用的煤炭、天然气和电能的数量,使用石油产品、热电联产和可再生能源均可减免税收。该税征收目的主要是提高能源效率和促进节能投资,并非是为了扩大税源,筹措财政资金。其税率按电当量计算,气态燃料为0.15p/kwh(p为英便士,1便士约为0.15元人民币),燃煤1.17p/kg(相当0.15p/kwh),液化石油0.96p/kg(相当0.07p/kwh)、电力0.43p/kwh。自2001年4月1日开始向工业、商业及公共部门(住宅及交通部门、居民除外)征收。

2005年英国率先建立了3500万英镑小型示范基金,制定了《减碳技术战略》,在2007年预算中宣布将支持建立第一个二氧化碳捕捉与封存技术(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的大规模示范项目。2007年5月的《能源白皮书》更是确定了计划的细节,宣布开展一项竞赛。英国政府为这场CCS竞赛计划设定的目标是2014年实现大约90%的捕获和埋存比例。根据该计划,英国政府对CCS示范项目的成本资助可以达到100%(不包括电厂建设成本)。英国政府在继2003年能源白皮书之后,2006年10月30日,受英国政府委托,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现任英国政府经济顾问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Nicholas Stem)领导编写了《气候变化的经济学:斯特恩报告》(简称斯特恩报告),对全球变暖的经济影响做了定量评估。

2007年,英国成立了气候变化办公室(OCC),负责制定气候和能源策略,并处理跨部门的策略协调问题。2007年3月,英国通过《气候变化草案》,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关于气候变化的立法,主要内容包括:碳财政预算提供目标管理,建立气候变化委员会,为英国2050年达到温室气体减排量60%的法定目标出谋划策,给政府在排放交易方面提供更大的权力等。2007年出台的英国建筑能源法规要求定出非常强制性的日程表,要求英国2013年以后所有公共支出的项目、住房必须达到零能耗,这归结起来叫第六级标准,任何私人的建筑都必须在2020年后达到零能耗。

2008年2月24日英国首相布莱尔发表了题为《英国政府未来的能源――创建一个低碳经济体》的白皮书。宣布了到2050年英国能源发展的总体目标: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着力于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新的商机和就业机会;同时在支持世界各国经济朝着有益环境、可持续的、可靠的和有竞争性的能源市场发展方面英国将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先导。

2008年5月,英首相布朗指出,低碳技术是继蒸汽机、内燃机和微处理器之后第四次技术革命,英国希望能够率先在碳捕集和封存技术上成为全球商业化规模示范的国家之一,英国也希望在近海风电装机容量方面占据世界领先地位。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促进低碳经济转型,英国于2008年10月份成立了能源和气候变化部(DECC)。该部整合了原来由商业、企业及管制改革部(BERR)负责的能源策略制定职能,以及由环境、食品和农业事务部(DEFRA)负责的气候变化应对策略制定职能。该部的主要任务就是引领整个英国向低碳经济转换,另外还负责国家能源安全以及确保能源使用的高效和经济性。

2008年11月26日,英国议会通过了《气候变化法案》,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而建立具有法律约束性长期框架的国家,并成立了相应的能源和气候变化部。按照该法律,英国政府必须致力于发展低碳经济,到2050年达到减排80%的目标。

2008年年12月1日,根据英国《气候变化法》创建的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正式成为法定委员会,负责就英国的碳预算水平、实现碳预算的政策措施等向政府提供独立的咨询和建议。委员会于当天提交了其第一份相关报告――《创建低碳经济――英国温室气体减排路线图》。报告详细阐述了英国2050年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原则、方式和路径,提出了一个涵盖2008-2022年三个五年期碳预算的未来减排路线图,并分析了其可能给英国带来的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2009年第一季度,英国相继推出3项重大低碳战略。2009年3月英国商业、企业和管制改革部(BERR)委托独立研究机构 Innovas Solutions 出台《低碳和环境产业报告》,对全球低碳和环境产业进行了全面翔实的分析。报告认为,即将来临的绿色产业革命将会涉猎全球各个领域,将对低碳科技、产品和服务产生大量需求。以《低碳和环境产业报告》等研究报告为依据,2009年3月6日,英国商业、企业和管制改革部提出《低碳产业战略远景》。《低碳产业战略远景》指出,全球势必要转向低碳经济,低碳不仅能推动经济新一轮的增长,有助于走出目前的经济衰退,而且也是英国产业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

2009年4月,布朗政府宣布将“碳预算”纳入政府预算框架,使之应用于经济社会各方面,并在与低碳经济相关的产业上追加了104亿英镑的投资,英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公布“碳预算”的国家。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达林在公布财政预算的同时,也宣布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碳预算。而要完成这项特殊的预算,低碳的绿色能源推广是重要一环。根据计划,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应中要占15%,其中30%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相应温室气体排放要降低20%,石油需求降低7%。新能源推广是完成任务的关键,而风能利用是英国新能源利用中的一大重点。英国还推行“政府投资、企业运作”的模式,促进商用技术的研发推广,占领低碳产业的技术制高点。同时,运用多种手段引导人们向低碳生活方式转变。英国正在运用多种手段引导人们向低碳节能的生活方式转变。根据要求,英国所有新盖房屋在2016年要达到零碳排放。

2009年6月17日,英国正式公布了发展“清洁煤炭”计划的草案。主要对象是以煤炭为燃料的火电厂,要求英国境内新设煤电厂必须首先提供具有碳捕捉和储存能力的证明,每个项目要有在10到15年内储存2000万吨二氧化碳的能力。对此,政府会考虑给予相关财政激励。

2009年6月26日,英国能源和环境变化部题为《通向哥本哈根之路》的报告称,低碳经济对英国和全世界都有益处。《通往哥本哈根之路》概述了英国的基本立场:如果不对气候变化加以抑制,英国的经济繁荣、环境和安全将面临巨大的风险。英国现在正面临着严重的洪灾风险,这会给农业造成严重影响,会导致更极端的夏季高温,同时还会给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和交通网络带来更大的压力以及经济衰退。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气候变化不仅威胁到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安全,还会引发食物和水资源短缺、扩大疾病传播范围和不断增加的气候难民等诸多问题。然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也必须抓住良机。英国认为,低碳经济不仅关系到气候变化的长久大计,也是摆脱当前经济衰退的一剂良药。在英国,英国一直得益于新型低碳技术和绿色产业的巨大创新潜力,低碳经济及相关产业每年能创造超过1000亿英镑的产值,并为88万人创造就业机会。英国还着力将“低碳经济模式”向全世界推广。

2009年7月15日,英国又公布了详尽的《英国低碳转型》国家战略方案。英国商务大臣彼得・曼德尔森说,全球低碳产业的价值达3万亿英镑并在不断增长。《英国低碳转型》方案表明政府会支持并确保英国在这一产业中处于领先地位,“我们决定通过制定清晰的政策,使英国同时在经济和环境两方面受益”。《英国低碳转型》方案是英国到2020年的行动路线图,它要求所有方面都向低碳化方向发展。它综合考虑了能源安全、产业发展和适应气候变化等多方面内容,是对气候变化挑战的有力回应。这份《英国低碳转型》方案涉及能源、工业、交通和住房等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同时出台的配套方案有《英国可再生能源战略》、《英国低碳工业业战略》和《低碳交通战略》等。2009年4月,英国已经拨款4亿英镑用于研发低碳技术。据预测,全球低碳经济市场价值达3万亿英镑,到2015年可为英国提供120万个就业岗位。在交通方面,到2020年使新生产汽车的二氧化碳排放标准在2007年基础上平均降低40%。在接下来两年中投资3000万英镑,生产大量低排放的公共汽车。在英国主要大城市中安装充电基础设施,为电动汽车提供方便。为新能源汽车提供每辆2000到5000英镑的补贴。在住房方面,到2050年将来自住房的碳排放几乎减到零。由于住房基本是现有建筑,所以主要采用节能改造的方式,计划投资32亿英镑用于住房的节能改造,对那些主动在房屋中安装清洁能源设备的家庭进行补偿,预计将有700万家庭因此受益。《英国低碳转型》方案将有力地促进传统产业的低碳化升级改造。其中《低碳工业战略》指出,政府将在政策倾斜、产品采购、教育培训、标准化和资金投入等方面予以制造业全面支持,包括软件、制药、化工、发电、汽车、航空等领域,协助解决低碳工业发展的瓶颈,打造创新氛围,包括改变机制、消除壁垒和支持研发等。《英国低碳转型》方案还首次提出如下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政府机构,各部门必须建立自己的碳预算,排放超标将受到处罚;二是农业,支持将各种垃圾用于生物质发电。

英国政府还于2009年7月15日《英国低碳转型计划――国家气候能源战略》,对低碳迁移的具体任务目标进行了部署。该计划规定:到2020年,英国碳排放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34%。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计划规定到2020年,绿色行业工作机会要超过120万个;对700万个家庭住房进行绿色改造;支持150万个家庭自产绿色能源;40%的电力来自低碳能源;原油进口减少一半;新生产汽车的排放在现在基础上减少60%。

英国政府在对“低碳经济”产业化进行深度研究基础上,制定了《低碳产业战略远景》,指出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走出当前经济低迷状态的重要措施,也是着眼未来的战略决策,英国应当抓住全球在向低碳经济转型过程中创造的巨大商机,实现经济的重新崛起。《低碳产业战略远景》强调英国应当围绕4个方面加快实施低碳产业战略。一是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商业、消费者以及公共服务成本。二是重视可再生能源、核能、碳捕获和储存技术、输电网等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将其作为未来英国发展低碳产业的重要方向。三是使英国成(下转第28页)(上接第23页)为全球低碳汽车开发和生产领先者。四是通过提供技能、基础设施采购和研发、示范和政策的部署,使英国成为低碳经济商业中心。

2009年11月,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公布了能源规划草案,明确提出,核能、可再生能源和洁净煤是英国未来能源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大力发展风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草案决定重启核能发展计划,批准了10个新核电站。2009年12月1日,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了题为《智能电网:机遇》的报告,宣布将大力推进智能电网建设。报告提出,2020年前,将4700万个家庭普通电表全面替换为智能电表。英国还成立了智能电网示范基金,在未来5年内为智能电网技术研发提供资金支持。

为了帮助英国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英国工党政府在2010年3月24日启动一个20亿英镑的“绿色”投资银行计划。英国财政大臣阿利斯太尔・达林(Alistair Darling)表示,该计划有望在5月6日进行投票表决。他同时表示,希望获得更多的投资,以便促进持续18个月经济萧条过后经济的发展。

目前,英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市场为基础,以政府为主导,以全体企业、公共部门和居民为主体的互动体系,从低碳技术研发推广、政策发挥建设到国民认知姿态等诸多方面,都处在了世界领先位置。从某种程度上讲,英国已突破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最初瓶颈,走出了一条崭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为英国实施低碳计划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许多国家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纷纷转移精力、削减投入甚而放松减排要求的情况下,英国却宣布启动了一项“绿色振兴计划”,尝试以低碳经济模式从衰退中复苏。

篇10

作者简介：许光清，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气候变化管理。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编号：11XNI017）。

（1.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北京 100872；2.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

摘要 本文首先总结了气候变化意识的定义和内涵，认为气候变化意识包括对气候变化的原因、影响和应对措施等问题的认知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两部分。其次基于问卷调查的数据，统计了企业管理人员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的各项问题的得分率。在气候变化的认知方面，受访者对于气候变化的原因的认知水平比较低，对于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和中国政策的认知水平非常低，对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的认知水平比较高，对于适应气候变化的各项措施的认知程度则有明显的差异；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方面，大多数受访者愿意在日常生活中采取行动减缓气候变化，也有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企业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利益相关方之一，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主要的推动力是强制性的标准和法令的执行以及经济激励政策的引导，中国企业已经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主要是节能减排取得了明显成效、淘汰了落后产能、开展了清洁生产及循环经济等。

关键词 企业；气候变化意识；认知；行为意愿

中图分类号 P46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7-0062-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7.011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工商业的重要议题，作为社会责任的履约者以及气候变化的利益相关者之一，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

国内外学者开始意识到气候变化背景下企业受到的影响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邓梁春认为气候变化本身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国内行动都将对企业产生影响，气候变化还将使得企业的原材料投入、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的价格产生变化，从而影响到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同时也是企业实现生产运营方式和产品服务市场战略转型的重大机遇［1］。潘家华等认为企业界之所以越来越重视气候变化问题，有其内在原因。第一，企业已经或者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措施的限制，提前行动可以规避因气候变化以及监管措施变动所可能带来的风险；第二，越来越多的公众也开始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因此，采取积极态度有利于企业迎合社会舆论，体现社会责任，树立良好商业形象，增加无形资产；第三，关注气候问题有利于企业实现技术创新，保持和提高核心竞争力；第四，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带来了新的商业机会［2］。

国内也有研究已经意识到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企业界在企业战略层面上的欠缺，如姜克隽等认为，中国企业对气候变化和低碳经济的认识起步较晚，大多数中国企业还没有从战略角度来思考低碳发展问题，也没有以全球视野来研究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3］。碳信息披露项目中国报告发现，从总体上看，中国企业多数还是将气候变化视为风险，尤其是将其视为政府的政策要求，被动应对，但也有部分行业的龙头企业采取了更积极主动的策略［4］。

近十几年来，国内外有关公众气候变化意识的调查非常多［5-12］，但这类调查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公众的研究，而对于作为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主力军的企业，专门的调查研究非常少。

气候变化意识属于广义的环境意识的一部分，是伴随着人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和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而产生的。气候变化意识也主要包括两方面的涵义，其一是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水平，其二是应对气候变化的自觉程度。企业管理人员的气候变化意识主要指企业管理人员做为企业决策、企业行为的主体时的气候变化意识，不完全等同于其做为普通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13］。

本文基于作者所做的一项针对企业管理人员气候变化意识的调查，认为气候变化意识包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两部分，其中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包括对气候变化原因的认知、对气候变化全球协议和中国政策的认知、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的认知、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的认知和对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的认知几个方面；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主要包括愿意采取的减缓气候变化的个人行为、各利益相关方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责任分担、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推动力、企业已经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等。

1 被调查者的原始信息

本次调查采用访问调查的方式，时间从2010年1月至2010年8月，共发放问卷380份，收回366份，其中有效问卷358份；回收率为96%，有效回收率为94%。

1.1 性别比例、年龄及受教育程度

在所有的被调查者当中，有男性240人占67%，女性118人占33%。年龄在36岁到45岁之间的占到39%，26岁到35岁之间的占31%，46-55岁之间的占18%。本科及以下学历的占到了近八成，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占近两成，而博士及以上学历的占3%。

1.2 所在企业的基本情况

从被调查者所在企业来看，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居多，分别占到总体的50%和49%；第一产业仅占1%。国有企业占到被调查者的一半，其次是私营企业，占到27%。同时，来自大型企业的占34%，来自中型企业的占44%，来自小型企业的占22%。

1.3 所在工作部门

本次调查所涉及的企业管理人员所属的工作部门的分布如下：董事和监事占17%、技术占22%、销售占21%、人事和财务占29%、其他占11%。

2 企业管理人员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

2.1 气候变化的原因

表1列出了有关气候变化的原因和受访者的正确答题率。总体来说，企业管理人员对于气候变化的原因的认知水平处于中等偏下的状况，平均正确率为44%。58%的受访者认识到全球平均温度上升有90%以上的可能性是人类活动造成的，36%的受访者认识到气候变化是由于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升高造成的，32%的受访者认识到温室气体主要是由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59%的受访者认识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绝大部分是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排放的，37%的受访者认识到人类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也造成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升高。

2.2 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和中国政策

表2列出了有关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和中国政策的基本问题以及受访者的正确答题率。总体来说，企业管理

表1 对气候变化原因相关知识的了解

Tab.1 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es and driving forces

of climate change

人员对于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和中国政策的认知水平相当低，平均正确率只有27%。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国际组织和国际公约，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京都议定书》的三个灵活合作机制――排放贸易、联合履约和清洁发展机制，有35%的企业管理人员选出了正确答案。在被问及《京都议定书》定义的人类活动排放的六种温室气体时，正确率只有25%，大多数受访者将氮气排除在温室气体之外，但很少有人能将二氧化硫排除在温室气体之外。

受访企业管理人员对于欧盟提出的全球升温的安全幅度的答题正确率只有21%。2℃上限属于共同愿景的部分内容，是当前国际谈判的一项重要议题，共同愿景是《巴厘行动计划》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合作行动中列出的要素之一，是一个非常综合而复杂的问题，交织着科学、经济、政治、伦理等诸多因素，与减缓、适应、技术和资金等议题都有联系。无论是欧盟推崇的2℃上限，还是450 ppmv或550 ppmv危险浓度水平，以及3 W/m2或4.5 W/m2辐射强迫的稳定情景，都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表现形式［2］。由于该问题的难度和复杂性，受访企业管理人员的答题正确率偏低是可以理解的。

只有约1/4的受访者正确选出了中国2020年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目标。该40%到45%的目标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并且广泛宣传。受访者对该问题的答题正确率依然很低。由此可见，企业管理人员对于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和中国政策的知识有所欠缺，由于传统媒体、网络和看到或听到的环保宣传活动是企业管理人员了解气候变化问题的最主要的途径，企业

表2 对气候变化全球协议相关知识及中国政策的了解

Tab.2 Understanding of the climate-change related

global agreements and protocols and China’s policies

管理人员了解气候变化问题主要是被动的，自觉程度较低，其气候变化知识缺乏系统性和应有的深度。

2.3 气候变化的影响

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的认知上，受访者的平均正确率达到了60%，远远超出了对气候变化原因的认识和对气候变化全球协议及中国政策的了解。75%的受访者认识到极端气候事件出现的频率增加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65%的受访者认识到局部地区的洪涝、干旱加剧也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64%的受访者认识到海平面上升也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63%的受访者认识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受影响也是由于气候变化，55%的受访者认识到气候变化还会影响人类健康。由于这些气候变化的影响比较直观，也由于近年来中国国内气象、自然灾害频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媒体报道的力度也比较大，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使得受访者对这部分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水平比较高。但是仅仅有35%的受访者认识到气候变化会使粮食产量受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主要分布在第二、第三产业，缺乏对农业领域的直观认识。

2.4 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

在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的认知上，受访者的平均正确率也达到了60%，75%的受访者认识到改变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可以减缓气候变化，73%的受访者认识到植树造林保护森林可以减缓气候变化，66%的受访者认识到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可以减缓气候变化，52%的受访者认识到提高能效可以减缓气候变化。这些减缓措施的认知程度比较高，主要因为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主要分布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对上述减缓措施有比较直观的认识，同时也得力于媒体的广泛宣传。但是，对减缓气候变化的具体技术，仅有约1/3（35%）的企业管理人员认识到推广使用碳捕获与封存（CCS）技术可以减缓气候变化，主要由于该技术的成本过高，很难在现阶段大规模推广，导致其在企业管理人员中的认知偏低。但是该技术做为一项重要的在未来有巨大潜力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在国际社会上已经得到众多政府官员、研究人员、企业界人士的认可，由此可见，国内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对具体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措施还缺乏系统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2.5 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

在对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的认知上，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的平均正确率达到了46%，但是对各项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的认知程度有明显的差别，说明企业管理人员缺乏适应气候变化领域的系统知识，其知识呈现零散化的特点。强化对生态系统的保护是受访企业管理人员认识到的最主要的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有88%的受访者选择了这一项；强化水资源管理和提高气象灾害防御能力也是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认识到的比较主要的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分别有58%和42%的受访者选择了这两项；仅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受访企业管理人员认识到控制沿海地区地下水超采和保护红树林也是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分别有35%和27%的受访者选择了这两项，可见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普遍对海岸带环境与生态系统在气候变化中的脆弱性和我国海岸带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在农业领域，仅仅有23%的受访者认识到选育推广农业抗逆优良品种也是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这与前述仅有35%的受访者认识到气候变化会使粮食产量受影响相

呼应，再一次印证了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缺乏农业领域受气候变化影响及如何适应气候变化的相关知识。

3 企业管理人员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意愿

3.1 愿意采取的减缓气候变化的个人行为

企业管理人员也是社会公民的一分子，首先应当承担作为一个公民的环境责任和应尽的义务。表3显示了受访者作为公民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愿意采取的个人行动。总体上看，分别有86%、84%、77%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非常愿意采取节约用水、节约用电、购买节能产品等行动来减缓气候变化，分别有61%和60%受访的企业管理人员愿意采取低碳办公和减少奢侈品的购买和使用等行动来减缓气候变化。然而，在购买当地当季水果和蔬菜、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尽量减少坐飞机的次数等减缓气候变化的个人行为上，选择肯定会这么做的企业管理人员比例明显下降，分别为40%、39%和28%，这可能与企业管理人员普遍生活节奏紧张、公务繁忙有关，可见当

表3 愿意采取的减缓气候变化的个人行为

Tab.3 Intended individual behavioral changes

in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与工作效率发生矛盾时，大多数人的选择还是以工作效率为主。

3.2 各利益相关方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责任分担

表4是受访者选出的应对气候变化各利益相关方应当承担的责任，可见大部分企业管理人员认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利益相关方。

表4 应对气候变化各利益相关方应当承担的责任

Tab.4 Divided responsibilities of stakeholders

whe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3.3 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推动力

图4是调查中关于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推动力的结果。从图中可知，69%的受访者选择了强制性的标准和法令的执行、61%的企业管理人员选择了经济激励政策的引导，这两项是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主要的原因。

同时，46%的企业管理人员选择了新商机和新的利润增长点的驱动，有43%的企业管理人员选择了树立良好的企业和品牌形象、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需要，有36%的企业管理人员选择了企业管理观念和意识的转变，由此可见，已有少部分的企业管理人员主动将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有机结合，并能意识到气候变化带来的新机遇。

另外，仅有24%的企业管理人员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是国际竞争和开辟国际市场的需要，这可能与此次调查的大多数的企业管理人员来自内向型企业有关，同时也说明大多数的企业管理人员无论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还是在企业发展问题上还没有全球视野；仅有23%的企业管理人员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是由于受到了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这说明了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氛围还比较弱，同时也说明在我国，对企业行为来说，社会公众的影响力很小。

3.4 企业已经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图5是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已经采取的具体措施。从图中可知，57%的企业节能减排成效显著；53%的企业已经提高了能效；有49%的企业已经采取了淘汰落

后产能，39%的企业开展了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另有38%的企业利用了可再生能源。由此可见，中国企业已经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措施主要是节能减排取得了明显成效、提高了能效、淘汰了落后产能、开展了清洁生产及循环经济、利用了可再生能源。

仅有11%的企业申请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虽然CDM项目在我国发展迅速，截至2009年底，我国企业通过参与CDM项目，已获签发的减排量达2.2亿tCO2当量，但是，对大多数的企业来说，由于信息、能力等障碍，或者产业类型、主营业务的不同，并没有从CDM项目中受益，也没有通过CDM项目获得相关的气候变化知识，从而提升气候变化意识。

4 结论与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和总结，并综合多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的观点［14-17］，本文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议，以提高企业管理人员的气候变化意识，从而使我国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

（1）与媒体宣传相结合，对企业管理人员加强气候变化方面的培训，使企业管理人员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更加具体化、系统化。

（2）积极实行促进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激励政策，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鼓励企业进行低碳产品认证、自愿碳减排协议、碳交易、碳中和等尝试，使企业管理人员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的气候变化意识进一步提高，使中国企业从被动迎接气候变化的挑战转变为从企业战略的高度上主动出击。

（3）与节能减排政策相结合，重视强制性的标准和法规的作用，进一步实行可再生能源强制入网、提高能效标准、循环经济立法和试点、淘汰落后产能、关停并转、上大压小等一系列命令控制型手段，促进企业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行动。

（4）积极发挥学术团体和环保民间社团的作用，提高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创造全社会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氛围，充分发挥公众的作用，对企业行为加强监督，从而进一步提升企业的气候变化意识。

（5）通过增加投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各种形式，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新技术行业，创设公平的竞争环境，加强企业创新能力，使企业有足够的能力和潜力主动应对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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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Climate Change Awareness

of Enterprises’ Management Personnel

XU Guang-qing1 DONG Zhi-yong2 GUO Ying2

（1.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