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的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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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心理学目前还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范式，把它称为一种取向比把它称为一种学科更为合适，更能反映它内部复杂的现状，也更具包容性。生态心理学是一种强调研究动物（人）-环境交互体的动态交互过程，尤其倾向于研究生态环境中的具有功能意义的心理现象的取向。本文通过分析概念转变研究中蕴含的生态心理学思想，深化对生态心理学研究取向的认识的同时，并进一步推动概念转变研究的生态化取向。

关键词：生态心理学;概念转变

一、引言

生态心理学是二十世纪中后期在美国出现的一种心理学改造运动，近二十年来，这一运动对当代心理学的方法论和研究思路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相对于传统的主流心理学，生态心理学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到研究结果的最终解释都提出了一种新的视角去审视，这一点对现代认知心理学实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嬗变有极大地借鉴作用。

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建构主义思潮的兴起，心理与教育领域掀起了儿童相异概念研究的热潮。在研究儿童相异概念的状况后，研究者开始关注儿童相异概念向科学概念的转变过程，概念转变研究也从此得以兴起。概念转变研究旨在揭示儿童错误概念及其转变的规律，是科学学习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国际研究的热点[2]。因此从新兴的生态心理学视角探讨新兴的概念转变研究必然对两者的发展都有益处。生态心理学可以借此更进一步的拓展心理学研究尤其是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使生态心理学的研究范式更趋成熟。概念转变研究则可以通过生态心理学这一新视角的审视，修正发展已有的理论或者提出新的理论，更为关键的是可以使概念研究更多的注重生态性，关注真实课堂中的转变过程[3]。

二、生态心理学的研究取向

生态心理学目前更多的还只是被视为心理学研究的取向，而不是把它作为一门已经独立的学科名称，主要是因为其发展的不成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范式。因此将其看成是一种取向比看成是一门学科更为妥当，更能反映它内部复杂的现状，也更具包容性[4]。

（一）生态心理学的界定

对环境的关注是生态心理学的共识[5]，但按照不同研究者对环境关注程度和方式的差异则可分为两大类：一类理论把环境只看作是研究对象的考察背景，认为环境是影响行为和心理的重要因素，或者认为认知因素决定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性质;另一类则把环境和人的交互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环境和人的认知因素均不能单独起主导决定作用，只有两者交互作用才能决定人的行为或心理。我们可以把包括这两类理论的生态心理学称为广义的生态心理学，而把只包括后一类理论的生态心理学称为狭义的生态心理学。我们一般所指的生态心理学是指狭义生态心理学，根据吉布森和巴克等人的思想，则可以将其进一步的界定为：生态心理学强调研究动物（人）―环境交互体的动态交互过程，尤其倾向于向研究生态环境中的具有功能意义的心理现象。因此，生态心理学的核心思想就是提倡在真实环境中研究人―环境系统的心理与行为的一种研究取向。

（二）生态心理学的指导原则

生态心理学家认为被传统心理学家所分离的两个方面的东西，如行为和心理、行为和环境，在本体论上都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对子，因而在认识论上和方法论上，都不能对它们进行分离地研究和解释。因此从方法论上，生态心理学家把交互作用原则作为首要原则运用于他们的研究中。而为了生态心理学认识和解释研究对象及进行具体研究提供更加具体的指导思想，交互作用原则又衍生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原则。

1.关于研究本身的原则

由于生态心理学认为动物和环境是交互作用的，所以脱离动物的生活环境来研究动物和动物的行为是不现实的，而且这也是20世纪初传统心理学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实际生活背景中研究心理和行为，包括研究宏观环境背景和日常生活背景的心理现象和行为。这种越来越关注实际生活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认知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趋势。国内学者张风琴等人也认为目前“新兴的应用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充分地反映了生态学的整体论思想[6]。

2.关于研究方法选择的原则

第一，把生态效度作为检验研究有效性的一项重要指标的原则。奈瑟将生态效度界定为一个理论或一个实验结果能够说明或预测人们在真实的、各种不同背景中的行为的程度。这个定义强调一个理论或实验研究的实用价值。如何使得研究具有生态效度，简单地说，就是要改进实验设计，将实验设计与自然研究结合起来。

第二，多元方法组合原则。生态心理学家认为，生态效度的提高或主观经验的评估这个目标不能用单一种方法达到，也不可能在不同种类的研究中达到同样的程度。因此，他们主张多元方法，当没有一种单一方法和单一研究能够完成所有的要求时，在不同的研究中，不同方法的组合有助于接近这个目标。多元主义不仅指多元方法，而且还指多元研究设计、多元取样、多元分析、多元变量和多元数据分析方法。

总之，研究方法的选择尽可能适合生态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目的。生态心理学的多元方法组合原则不特别推荐某种特殊的方法，也不推荐将某种研究模式作为一种研究典范和普遍范式，它认为每一种研究都有它自己的特殊方法和技术的组合。

3.关于研究的解释原则

生态心理学认为传统心理学的刺激-反应反射弧假设就忽略了刺激对反应的相依性，切断了刺激与反应的连续性，破坏了刺激与反应的协调性。相互依存性的原则不仅站在二元论的对立面而且站在单向因果理论的对立面，它主张在解释心理学现象时打破传统行为主义主张的单向因果模式。

三、概念转变的研究现状

概念转变是心理与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研究者从不同的背景和视角研究概念转变的过程与机制，提出了基于认识论、本体论和朴素理论的三大概念转变理论，成为后续概念转变研究的理论框架。

（一）概念转变研究中主流理论

1.基于认识论的科学概念获得模型

Posner等人借鉴了库恩、拉卡托斯等当代科学哲学家的思想，将学习者的概念转变与科学的发展相类比，提出了著名的基于认识论的概念转变模型，概念转变需要的的四个条件：（1）对现有概念的不满（dissatisfied）。只有感到自己的某个概念失去了作用，他才可能改变原有概念，当个体遇到对原来的概念所无法解释的事实时，会引发认知冲突，这可以有效地导致对原有概念的不满。（2）新概念的可理解性。学习者需懂得新概念的真正含义，而不仅仅是字面的理解，他需要把各片段联系起来，建立整体一致的表征。（3）新概念的合理性。个体需要看到新概念是合理的，而这需要新概念与个体所接受的其他概念、信念相互一致;与自己其他理论知识或知识的一致;与自己的经验一致;与自己的直觉一致。个体看到了新概念的合理性，意味着他相信新概念是真实的。（4）新概念的有效性。个体应看到新概念对自己的价值，它能解决其他途径所难以解决的问题，并且能向个体展示出新的可能和方向，具有启发意义[7]。

2.基于本体论的科学概念获得模型

Chi等人提出了基于本体论的概念转变理论。该理论认为：在认识论层面，世界上的实体可归属为三个基本的本体论类别“物质”、“过程”和“心理状态”，每一个基本类别下又有若干的子类别，层层散开，构成三颗“本体论树”;在形而上学层面，许多科学概念属于“过程”类别下“基于条件的相互作用”的子类别;在心理层面，学习者倾向于将这些科学概念归为“物质”类别。正是在不同层面上本体论类别的差异，尤其是形而上学层面与心理层面分类的不一致，导致学习者概念的错误。当学习者将概念正确地归入其所应从属的类别时，概念转变即可实现[8]。

3.基于朴素理论的科学概念获得理论

儿童朴素理论发展观主张儿童的认知发展遵循依赖内容的特殊性发展，儿童早期就对某一领域内的理解发生一致的变化，并对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机制。而这些早期获得的对自己的周围环境和世界的非正式的、非科学的“朴素理论”是儿童用以解释周围环境和世界的知识框架和基础结构。通过研究发现，儿童对周围环境和世界的认识是理论性的，是可以与科学家的理论相类比的，具体来说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1）儿童的认识具有理论的性质。这主要表现在儿童能够在这个领域和哪个领域之间做出本体论的区分，例如对动物植物的区分;（2）儿童的认识具有理论发展的特点。例如，儿童在运用自己的朴素理论进行解释世界时会不自觉地排除“反例”，并通过自己的经验来验证自己理论的正确性。（3）儿童同伴群体之间可以形成朴素理论的“科学共同体”，即在儿童同伴群体的相互作用下，儿童各自的朴素理论会在儿童所在的群体中经过“讨论”以及检验最终会达成一种“共识”，儿童会利用这种“共识”来检验或形成自己的朴素理论[9]。

（二）概念转变研究中现有的问题

概念转变理论发展初期，研究者多采用静态封闭的研究方法，对真实情境下的概念转变尚不能进行完满的解释，因此概念转变研究在问题、方法以及视角方面应进一步改进，使概念转变理论更具解释力。在研究问题上，概念转变有待进一步澄清的问题包括：学习者原有的概念像科学概念一样是有结构的，还是基于现象主义的零散知识;学习者原有的概念是被消除、被新概念取代，还是与新概念共存形成多重表征;概念转变过程是剧烈革命的，还是缓慢进化的;概念转变是否与学习者年龄有关;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概念转变研究应注重生态性，关注真实课堂中的转变过程，将认知因素与情境因素相结合[2]。

四、生态心理学视角对概念转变研究的启示

概念转变研究作为认知心理学的热点问题，那么在研究视角与基本研究方法上不可避免的继承了近代认知心理学固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生态心理学视角下的认知心理学研究

最初认知心理学兴起于反对行为主义的“去心理学化”浪潮之中，但对行为主义所持的科学主义倾向则是全盘继承[10]。因此生态心理学对认知心理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实现了真正的变革，主要表现以下五个特点：第一，探索“日常生活的认知”的兴趣与日俱增;第二，关注人类认知中的人体特性和个体内部限制性对日常生活认知影响的生态学研究;第三，对人类认知的个体差异和个体发展差异的生态学研究;第四，将认知加工与“真实生活”条件和个体的建构联系在一起。第五，生态心理学的认知研究采用了许多与之相适应的方法。

（二）生态心理学指导原则对概念转变研究的影响

生态心理学指导原则对概念转变研究的影响可以在以下五个方面展开：从探讨思辨中或实验室中的心理向探讨真实环境中的心理转变;从人的心理内部机制的探求转向对人和环境互动关系的探求;从对理论模型的追问到对理论背景与实验设计之间匹配的关注;从对纯粹事实（是什么和怎样）的关注转向对事实与事实的价值（功能性的）融合的关注;从分析性思维模式为主转向综合性思维模式。而具体的实例结合则表现在以下几点：

1.概念转变研究中概念生态因子

在概念转变研究之初，Posner就已经提出了“概念生态”的理论，认为学生个体的经验背景也会形成一个环境，它也是个体看待世界的方式，包括人们对世界、知识、科学分类及文化和语言的认知与看法[7]。这个生态环境中的不同角度、各个元素（组成因子）都潜在地影响着学生概念学习的进行，决定着学生是否愿意接受新概念或者改变原有的概念，且概念生态的组成因子之间通常是相互关联着，概念生态呈现的是概念与个体心智环境间的关系，任何概念本质都是概念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后续的研究者提出许多概念生态组成因子，包括学习者的文化、语言、历史态度、情感等各个方面。这时的研究已体现出了生态心理学的交互作用原则，只不过强调的是过去现实环境影响的概念生态因子与当下的新概念的交互作用。

2.超于“冷”的概念转变研究

Pintrich等人认为，过于强调认知因素而忽略学习者动机、情感的‘冷’的概念转变理论只能解释来自实验室的研究结论，不足以阐释真实课堂中发生的概念转变。在科学课堂上，学生的学习与科学家的探究是有差别的，科学家的探究以目标为导向，而学生的学习可能是盲目的，当学生不具有掌握取向的动机时，很难对原有概念产生不满并看到新概念的可理解性和合理性。由此，Pintrich提出要超越“冷”的概念转变，将学习者的动机与课堂情境因素纳入概念转变的研究中，动机因素包含目标、价值、自我效能感和控制信念，在概念转变中是潜在的中介变量，课堂情境因素包含任务结构、课堂权威和评价方式，在动机与概念转变之间起调节作用[2]。由此可以见到生态心理学主张的“真实环境中研究”的体现，有利的推动了概念转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避免了失去实际效用的危险。

3.概念转变研究中多维课堂概念转变框架

Treagust等人提出“多维课堂概念转变框架”，包含认识论、本体论和社会/情感三个维度，每个维度构成三角形的一条边，三个维度相互交叉。它们从不同角度部分地解释了课堂中的概念转变：从本体论的角度，教学前学生倾向于将基因归入“物质”类别，教学后学生将基因归入“物质”类别的比例从70%下降到44%、归入“过程”类别的比例从11%增加到47%;从认识论的角度，教学后不同的学生基因概念达到不同的状态，少部分学生能运用基因概念解决问题达到了有效性状态，另一些学生则只能达到合理性状态;从社会/情感的角度，由于与自身密切相关，学生对基因概念的学习具有积极的态度，但教师布置的认知任务没能促进学生的基因概念达到有效性状态，这为多维课堂概念转变框架提供了实证依据[2]。可以看出这里生态化的研究又进了一步，不仅探讨真实课堂教学环境中的概念转变，而且转向综合性思维模式兼容各个理论。

五、结语

在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存在过符号加工论和联结主义的竞争，内部效度和生态效度的争论，根本目的只在于希望获得对人类认知的根本把握。但由于时代局限，人们很长一段时间在机械论世界观指导下忽视人类认知复杂性，试图在抽取环境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实现人类认知的把握[6]。生态心理学取向出现后，提供了一种整体论世界观，使得掌握人类认知本质重新有了可能。因而可以设想，生态心理学所倡导的交互作用原则必将使得包括概念转变研究在内的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带入一条整体多元化的研究途径，并将会取得丰富的成果。（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

[1] 易芳：生态心理学――心理学研究模式的转向[J]，心理学探新，2008，28（1）

[2] 张建伟：概念转变研究模型及其发展[J]，心理学动态，1998，6（3）33-37

篇2

作者简介：张玉强（1980-），男，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民族传统体育。

摘 要：采用分层抽样法抽取安徽农业大学255名在读大学生进行调查和实验研究，试图探讨跆拳道在改善大学生羞怯感和身体自我概念中的作用。经过1学期(15周)的跆拳道实验干预发现，实验组实验后羞怯感总均分显著低于实验前，说明跆拳道干预后，大学生的羞怯感显著低于实验前；在身体协调、体育活动、身体肥胖、运动能力、整体身体、外表、力量、灵活、耐力、自尊和身体自我概念总均分上显著高于实验前；在身体健康因子上差异不显著，但表现为实验后的均分高于实验前。对照组前后测试无显著性差异。用差值的方式来进一步检验研究结果发现，在羞怯总均分、身体协调、体育活动、运动能力、整体身体、外表、力量、灵活、耐力和总均分差值上表现为实验组差值显著高于对照组；在身体健康、身体肥胖和自尊上差值差异不显著，但表现为实验组差值高于对照组；在身体肥胖差值上表现为女性显著高于男性；在羞怯总均分及身体自我描述其他因子及总均分差值上无显著性别差异，但在整体身体、力量、自尊差值平均分上表现为男性高于女性，其他因子表现为女性均分高于男性。

关 键 词：运动心理学；羞怯感；身体自我概念；跆拳道；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2)02-0094-06

The effects of Taekwondo on improving the sense of shyness and the concept of

physical self of college students

ZHANG Yu-qiang1，XU Xiao-fei2

（1.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iton，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efei 230036，China；

2.Psychoeducation Center，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Hefei 230026，China）

Abstract: By applying the stratified sampling method, the authors sampled 255 undergraduate college students in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for investigation and experimental study, tried to probe into the functions of Taekwondo in improving the sense of shyness and the concept of physical self of college students. After a semester (15 weeks) of Taekwondo experiment intervention, the authors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the total average score for the sense of shyness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 group after experiment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before experiment, which means that after Taekwondo intervention, the sense of shyness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before experiment; the total average scores for physical harmony, sports activity, body obesity, athletic ability, physique, appearance, strength, agility, stamina, self-respect and the concept of physical self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experiment; in terms of the physical health factor, the difference were not significant, but the average score after experiment was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experimen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tud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tested before and after experiment. By further verify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by means of difference, the authors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in terms of the total average score for the sense of shyness, and the total average scores for body harmony, sports activity, athletic ability, physique, appearance, strength, agility and stamina,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xperi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in terms of physical health, body obesity and self-respect, the differences were not significant, bu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xperiment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in terms of body obesity, the differences in femal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males; in terms of the total average score for the sense of shyness and the total average scores for other physical self describing factors, the differences were not significant, but in terms of physique, strength and self-respect, the average differences in mal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females, in terms of other factors, the average scores of femal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males.

Key words: sports psychology；sense of shyness；concept of physical self；Taekwondo；college student

跆拳道是一项拳脚并用的综合性体育活动，通过上肢的各种格挡防御和下肢各种步法与腿法的协调配合，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以“礼仪、廉耻、忍耐、克己、百折不屈”为宗旨，注重修习者的礼仪、自觉性、自制性、坚韧性、竞争意识等品质的培养，强调将人类生存意识通过躯体表现出来；基本套路简单易学、武道精神积极向上。此项目的以上要求使跆拳道修炼对大学生应对挫折、提升心理素质有重要帮助，也切合我国《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中提出的大学体育教学的目标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等方面的要求[1]。因此，目前我国大部分普通高校开设了跆拳道选项课，有关跆拳道对大学生身心健康的影响也成了近几年高校的研究热点，乔长泽[2]认为跆拳道训练对大学生的身体素质有积极作用；范海彪[3]、毛瑞秋[4]、刘庆华等[5]研究证实跆拳道运动对心理健康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心理健康与自我概念存在着稳定的相关关系[6]，且羞怯是自我概念的一种核心人格特质[7]。因此，研究跆拳道对大学生羞怯感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另据许廷威[8]研究发现跆拳道对小学生身体自我概念有积极影响。身体自我概念是自我概念的子因子，身体自我概念是个体对其身体范围内的各方面要素的能力感觉，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整体结构，涉及对自己的相貌、性格、身体能力等看法[9]。而针对大学生这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本研究试图以跆拳道项目作为干预手段，探讨跆拳道运动对大学生羞怯感和身体自我概念的影响，以期通过跆拳道的锻炼来降低大学生的羞怯感，提高大学生的身体自我概念，为大学生身心健康的培养和干预提供依据。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选取安徽农业大学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茶与食品科技学院一年级、二年级的255名学生作为问卷和实验研究的对象(皆未曾参与过任何有关跆拳道的练习或培训)，其中男生123人，女生132人；一年级100人，二年级155人；年龄在17~19岁。

1.2 研究工具

1)羞怯量表[10]。

采用Cheek，J.M及Buss，A.H编制的《羞怯量表》(修订版)(Shyness sclale)。该量表包括13个题项，采用Lkkert 5级评分，量表的总分从13分(羞怯程度最低)到65分(羞怯程度最高)；量表的总体信度指标α为0.90，条目之间的评价相关系数为0.39，45天重测信度为0.88。

2)身体自我描述问卷[11]。

采用澳大利亚学者Marsh等人在1994年编制的《身体自我描述问卷》(Physical Self-descriptive Questionnaire，简称PSDQ)。该问卷包括11个分量表，即力量、身体肥胖、身体活动性、耐力、运动能力、协调性、健康、外貌、灵活性、总体身体自我和自尊，共70个题项。采用likert6级评分，问卷主要测量个体对自己身体自我的看法，具有较高的信度和较好的结构效度，该问卷的总体信度指标α为0.87，11个分量表的信度指标α系数0.68~0.87。

1.3 研究方法

1)实验法。

抽取155名二年级大学生(其中男生73人，女生82人)作为实验组，进行一学期的跆拳道教学实验：每周2学时，共15周，合计30学时；教学内容：跆拳道礼仪、步法、正拳、下格挡、中内格挡、上格挡、前踢、横踢、太极1章；为保证教学效果，由同一位专业跆拳道教师任教。随机抽取100名一年级大学生(其中男生50人，女生50人)作为对照组，对照组学生不进行任何有关跆拳道的教学(安徽农业大学大二体育课皆为选项课，所以对照班选择一年级学生)。

2)数理统计法。

实验前，向实验组和对照组同学进行实验前的检测，检验两组大学生的身体自我描述是否处于同一水平，发放“羞怯量表”和“身体自我描述问卷”。实验中，由专业跆拳道教师对实验组进行跆拳道教学，对照组同学不进行跆拳道教学。实验后，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同学进行实验后检测。

两次测评皆用统一指导语，按班级形式集体施测，问卷由被试者独立完成，为了保证测评的真实客观，跆拳道教师不参加施测，由受过专业培训的心理学专业教师施测，为了探讨前后测试一一对应，问卷采用实名制方式施测。实验前总共发放问卷255份，获得有效问卷255份，有效回收率为100%。实验后总共发放问卷255份，获得有效问卷255份，有效回收率为100%。因本研究需检测实验前后差异，因此取前后测皆有效的问卷，共255份。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相关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实验前实验组和对照组同质性检验

本研究从两个方面检测实验组和对照组在跆拳道实验干预前是否同质，一是选取的实验组和对照组同学在实验前皆未曾参与过任何有关跆拳道的练习或培训；二是对实验前测试的数据进行同质性检验，从表1可以看出，实验组和对照组同学在实验前，羞怯和身体自我概念各因子均无显著性差异，表明被试者具有同质性。

2.2 实验组和对照组前后测试在身体自我概念和羞怯感上的差异

1)实验组前后测身体自我概念和羞怯感。

由表2可见，实验组实验前后大学生羞怯感和身体自我概念的变化是非常显著的，在羞怯总均分上差异存在显著性，表现为实验后均分显著低于实验前，说明跆拳道训练干预后，实验组大学生的羞怯感显著低与实验前；在身体协调、体育活动、身体肥胖、运动能力、整体身体、外表、力量、灵活、耐力、自尊和身体自我概念总均分上差异存在显著性，表现为实验后均分皆显著高于实验前；在身体健康因子上差异不显著，但表现为实验后的均分高于实验前。

2)对照组前后测羞怯感和身体自我概念。

由表3可见，对照组前后测数据均分上略有差异，但尚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对照组前后测无显著性差异。

3)实验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在羞怯感和身体自我概念变化值对比。

心理学家认为，大学生处于青春期向青年期转化的时期，处于统一感逐步建立并趋向稳定的特殊心理发展阶段，此阶段的个体在羞怯感和身体自我概念上易波动[12]。所以，为了排除时间差对参测大学生羞怯感和身体自我概念的影响，进一步检测实验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在羞怯感和身体自我概念上的变化值，本研究采用以“后测数据”－“前测数据”的差值进行变化值的比较。

由表4可见，实验前后差值实验组和对照组在羞怯感和身体自我概念的变化值是非常显著的。在羞怯总均分差值上差异存在显著性，表现为实验组差值高于对照组。在身体协调、体育活动、运动能力、整体身体、外表、力量、灵活、耐力和总均分差值上差异存在显著性，表现为实验组差值高于对照组。在身体健康、身体肥胖和自尊上差值差异不显著，但表现为实验组差值均分高于对照组。

2.3 跆拳道改善大学生羞怯感和身体自我概念的性别差异

诸多研究证实，由于男女先天的生理特点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在身体自我概念上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性[13-16]，本研究的前测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为了避免此差异对研究结论造成影响，我们采用以“后测数据”与“前测数据”的差值来探讨跆拳道在改善大学生羞怯感和身体自我概念上的性别差异。

由表5可见，在身体肥胖差值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表现为女性高于男性；在羞怯总均分及身体自我描述其他因子及总均分差值上无显著性别差异，但是在羞怯总均分、身体健康、身体协调、体育活动、运动能力、外表、灵活、耐力和总均分差值平均分上表现为女性均分高于男性，在整体身体、力量、自尊差值上表现为男性高于女性。

3 讨论

1)实验组实验前后大学生羞怯感和身体自我概念的变化是非常显著的，在羞怯总均分上差异存在显著性，表现为实验后均分显著低于实验前，说明跆拳道训练干预后，实验组大学生的羞怯感显著低于实验前；跆拳道是一项对抗性很强的运动，要求用发声增加气势，起到凝神壮胆的作用，同时跆拳道训练注重“以礼始，以礼终”，这就要求习练者要抛弃羞怯，勇于向队友表达自己的情绪，同时，跆拳道训练过程中需相互协作配合，这对于提高合作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降低羞怯感都有积极帮助。目前尚无跆拳道和羞怯感的相关研究，但范海彪[3]认为跆拳道能消除自卑感，提高自信心；亓圣华[17]研究发现跆拳道锻炼能降低中学生的羞怯感，而诸多心理学研究证实自信心和羞怯呈负相关[18-19]，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本研究的结论。在身体协调、体育活动、身体肥胖、运动能力、整体身体、外表、力量、灵活、耐力、自尊和身体自我概念总均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表现为实验后均分皆显著高于实验前，表明跆拳道训练对个体的身体自我概念有积极的影响。这与跆拳道项目本身的特点有关；首先，跆拳道是一项拳脚并用的综合性体育活动，它通过上肢的各种格挡防御和下肢各种步法与腿法的协调配合，促进上下肢的协调发展，提高个体的身体协调性；进而改善大脑皮层各中枢间的协调关系，促进身体上下肢均衡发展，促使个体的外表更健美；其次，跆拳道需要身体各关节肌肉参与，促使身体新陈代谢加快，提高机体水平。因此，自我概念中的体育活动、整体身体和身体肥胖维度上效果十分明显；再次，跆拳道的各种腿法和横(竖)叉练习加强了腿的灵活性，步法练习使全身各器官运动起来，导致运动能力和灵活这两个维度的改善；然后，不论是瞬间爆发的力量还是延续力量，跆拳道的动作要求力度和力量性都很强，故在耐力和力量两个维度上效果较显著；最后，跆拳道运动强调学生在锻炼的同时修炼品行，磨练意志，让学生在比赛中尊敬对手、公平竞赛，在游戏中团结合作、共享快乐，故在身体自尊上差异非常显著。综上原因，跆拳道训练对个体身体自我描述因子及总均分具有积极效用。这与许廷威[8]针对小学生的研究结果一致。在身体健康因子上差异不显著，但表现为实验后的均分高于实验前，这与乔长泽[2]、刘庆华等[5]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是因为身体健康与否是个体长期的认知信念，与先天的遗传条件及后天的个人身体状况自我觉知有关，是长期累积个人认知结论，在短期内无法从根本上改变。

2)本研究进一步用差值的方式研究跆拳道在改善大学生羞怯感和身体自我概念上的作用，研究发现，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前后差值在羞怯感和身体自我概念的变化值是非常显著的。在羞怯总均分差值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表现为实验组差值高于对照组，再次验证了跆拳道训练在帮助大学生降低羞怯感上有积极效果。心理学家认为羞怯感产生于儿童阶段并伴随终生，处于大学阶段的学生，心理特点上表现出明显的“镜像我”，是羞怯感“泛滥”的重要时期[12]；目前尚无用差值的方式探讨跆拳道改善个体羞怯感的相关研究，但韩磊等人[20]研究发现积极性人格对大学生羞怯感具有良好的改善作用，而跆拳道训练的心理特点正是培养大学生的积极人格，这也从侧面验证了本研究的结论。在身体协调、体育活动、运动能力、整体身体、外表、力量、灵活、耐力和总均分差值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表现为实验组差值高于对照组。目前尚无用差值的方式探讨跆拳道改善个体身体自我描述的相关研究，但张玉强等人[1]研究认为锻炼态度对身体自我描述有正向预测作用，而锻炼态度和锻炼行为具有较高一致性；另外，孙延林等人[15]研究发现体育锻炼对身体自我描述有积极影响。在身体健康、身体肥胖和自尊上差值差异不显著，但表现为实验组差值均分高于对照组；程龙等人[21]研究认为，在大学生身体自我概念的各因子中，自尊、身体肥胖和身体健康的得分率排在前3位，属短期内不易提高的因子，原因可能如下：首先，现阶段大学教育从一定程度上讲仍为精英教育，能考上大学的学生都是经过层层挑选出来的社会上相对优秀的孩子，是社会的骄子；独生子女增多，很多学生所求即为所得，久而久之，也就养成了自尊心相对较强的现状[22]。其次，随着生活条件的大步改善，部分学生表现出营养失衡与营养过剩，导致身体肥胖率增加。再次，随着社会的发展，大部分人都非常注重生命质量，重视生命的延长和身体的强健。

3)本研究继续沿用实验组前后测差值的方式探讨跆拳道在改善大学生羞怯感和身体自我概念上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在身体肥胖因子差值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表现为女性高于男性，说明跆拳道训练后，女性在体型的满意度上不及男性，这是由于跆拳道项目本身的特点和该项目本身特有的灵魂――跆拳道精神所决定的。跆拳道要求习练者要有吃苦耐劳、百折不屈的精神；同时跆拳道在实战对抗时，专业性和危险性都很高，男性的基本身体素质和参与热情都要好于女性；故实验后，男生对自己的身体满意度较高于女生。目前尚无用差值的方式研究跆拳道改善个体身体自我概念的性别差异，但许廷威[8]研究发现，小学生男生在实验后在身体肥胖上的改善度较女生好，这也从侧面验证了本研究的结论。在羞怯总均分及身体自我描述其他因子及总均分差值上无显著性别差异，但在羞怯总均分、身体健康、身体协调、体育活动、运动能力、外表、灵活、耐力和总均分差值上，表现为女性高于男性；基于社会角色[12]的原因，社会大众对男女性在羞怯感上有不同的社会期望，男性更大胆开放，女性被视为羞怯胆小，而在跆拳道项目中强调要敢于拼搏，这对于处于渴望摆脱“既定形象”，表现“特立独行”的青春期女性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另外就运动的参与程度上来讲，男性要优于女性，尤其是像跆拳道这种高对抗性、高体能消耗的运动项目，缘于此，女性参与这种活动后个体身体自我的感受会优于男性。在整体身体、力量、自尊差值平均分上表现为男性高于女性，这也与许廷威[8]的研究结论一致，由于先天生理因素导致男性在力量和整体身体评价上较之女性有绝对优势；另外，性别角色赋予男性“强健体魄”的性别特征，导致男性的身体自尊较女性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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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韩磊. 人格与羞怯的关系：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 心理科学，2011，34(4)：889-893.

篇3

作者张和张锐(2003)在《品牌生态学――品牌理论演化的新趋势》一文中说：品牌生态学自诞生之日起，便在研究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品牌个体生态学；(2)品牌种群和群落生态学；(3)品牌系统生态学； (4)研究品牌圈内各种品牌生态系统间相互作用和联系的品牌生态学；(5)人和组织与品牌圈相互作用和联系的跨学科的品牌生态学；(6)派生出若干个关联的应用学科，如品牌生态工程学、品牌生态系统管理学、品牌恢复生态学等等。

从上述六个方面的研究内容实质来看，比照生态学的研究构架，我们不难发现：上述的(1)和(5)实际上是从品牌个体到品牌圈这个大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可归属为品牌环境生态学研究范畴，因为在品牌中人的作用实际上是品牌的一个决定性的环境因子(象自然界对生物一样人是品牌的选择者)；上述(2)可以按照生态学研究范畴分属品牌种群生态学研究范畴和品牌群落生态学研究范畴；上述(3)和(4)实际上都是研究品牌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相互之间关系，都可归属为品牌系统生态学的研究范畴；上述(6)实际上属于应用品牌生态学的研究范畴，是应用科学，应该不在品牌生态学的研究范畴之内。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品牌生态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在系统地按照品牌生态环境学、品牌种群生态学、品牌群落生态学、品牌系统生态学四个层面来展开研究。

对应生物分类学的界、门、纲、目、科、属、种、个体各个层级，品牌属于哪一个层级，作者向忠宏(2007)认为品牌可看作是植株。如果将品牌定在个体的层级，我们将无法解释现实中许多老品牌仍经久不衰的现象。约翰・菲利普・琼斯(1999)发现：(1)品牌发展过程并不完全遵循成熟后必衰退的规律；(2)品牌的生命周期是一个自我实现的概念，而不是一个自然生长的概念；(3)产品可能会过时，但品牌不一定会随产品而进入衰退期；(4)品牌生命周期学说往往会诱导企业不恰当地将旧品牌向新品牌转移，造成真正的资源损失。

实际上，如果将品牌定在个体层级上，还不只是在品牌生命周期问题上陷入困境，在品牌产品的时空分布和数量变化、品牌间的关系等许多问题上都将陷入困境。笔者认为，将品牌定在物种的层级上是较为合理的。这样，用物种的形成、发展与进化(遗传变异、隔离分化)理论比品牌的生命周期更符合实际，品牌产品的时空分布、数量变化就因类似于种群的时空分布和数量变化而得到理解，品牌间的关系因类似于种间关系而解决。更为重要的是将品牌定在物种的层级，我们就能够系统而全面地借鉴现代生态学的理论为品牌生态学的形成和发展服务。

综观现代生态学的研究构架，笔者认为，其研究的核心构架包括四个方面：(1)概念(内涵与外延)；(2)组织与结构；(3)功能与作用；(4)运动与变化。如果我们将一个品牌定在物种层面的话，那么，品牌种群生态学研究相应地同生态学中种群研究一样，应该从“品牌种群的概念、品牌种群的组织与结构、品牌种群的功能与作用、品牌种群的运动与变化”四个方面来展开。基于以上观点，我们提出“品牌种群生态学研究构架初探索”。

一、品牌种群的概念

(一)品牌种群的定义(内涵)。学习生态学对种群的定义，我们是否可以将“品牌种群”定义为在同一时期内占有一定空间的同种品牌产品个体的集合。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初探。在这里，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是品牌种群?

(二)品牌种群的种类(外延)。一个完整的学术概念，不仅仅要有内涵，还必须有其外延，即种类问题。关于品牌种群的种类问题，首先的要解决的是品牌种群的命名问题。对于品牌种群的命名，可以简单地以品牌名称直接命名，如“海尔种群”，也可以用“品牌名称+产品名称”来命名，如“海尔冰箱种群、海尔洗衣机种群”。二者比较各有利弊，但是，前者简洁、后者复杂；前者易混淆产品结构、后者更能明确品牌的产品特性。

在生态学的种群研究中，将种群按照生物界的分类，将种群分为“动物种群、植物种群、微生物种群”三个大类，那么，我们又如何建立我们的品牌分类系统呢?用什么标准和角度进行分类呢?这同样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考虑根据我们的社会经济统计对于产品的分类来进行分类呢?或者以人的最终消费为标准，将品牌种群分为“消费类品牌种群(居民个人可直接用来消费的产品品牌)、生产资料类品牌种群(生产性企业的生产原材料、辅料等产品品牌)、能源类品牌种群”等三大类。这有待于大家进一步讨论。

二、品牌种群的组织与结构

(一)品牌种群的组成成分。生物种群的组成成分是由同种生物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个体组成。同理，品牌种群的组成成分是否也可以认为是由针对不同目标市场的同品牌产品的不同型号、不同款式的单个(套)产品组成。因为，在同品牌产品中，一般情况下，只有型号和款式的区别。

(二)品牌种群的关联方式。种内关系包括生物的生活方式(单体型生活方式、家庭式或者家族式亲缘型生活方式、社会性或者非社会性集群型生活方式)、生存关系(种内竞争或者寄生性或非寄生性的互利、利他、中性和偏害共生)。种间关系包括竞争、捕食、寄生性或非寄生性的互利、利他、中性和偏害共生关系。

比照品牌学研究，我们发现，品牌种群显然也存在类似的关联方式将品牌产品的个体关联起来形成一定的品牌种群组织与结构。在品牌产品上我们有单体、配套和系列化的产品结构设计与选择问题，这就好比生物的生活方式；品牌产品内部显然有类似的竞争和寄生性或非寄生性的利他、中性现象，如同品牌的“情侣组合、伴侣组合”的单体卖和配套卖实际上就存在竞争关系，再如计算机产品“Intel inside”利他寄生现象。所以我们在品牌种群研究中，就可能存在“品牌种群的生活方式研究”和“品牌种群的种内和种间生存关系研究”及其相关问题进一步的研究。

1.品牌种群的生活方式。品牌种群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品牌学研究中的单品牌策略的选择问题，如宝洁公司的洗发水产品将海飞丝与潘婷分开，主副品牌结构设计问题，如雪铁龙爱利舍和雪铁龙富康，同品牌的伴侣产品设计问题，等等。在品牌生态学中，我们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学习自然界中各种生物的生活方式，并且，举一反三地运用到我们现实品牌经营中来。

2.品牌种群的种内和种间的生存关系。在品牌种群的种内和种间的生存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应该认真研究这些竞争、捕食、寄生性或非寄生性的互利、利他、中性和偏害共生的机制、形成条件以及如何拟态化地运用到我们的品牌经营中来。

生态学将其种间竞争概括如下：(1)利用性竞争；(2)干涉型竞争；(3)优先占取竞争；(4)优势生长竞争；(5)化学竞争；(6)遭遇竞争。这几种不同类型的竞争方式，无疑对于我们的品牌竞争策略的设计会有极大的启示作用，我们能从中领会到什么，就取决于我们的研究。另外，关于竞争的机制和策略等问题，生态学中的“竞争的不对称性原理、竞争排斥原理、生态位与竞争释放的概念”都是值得我们化大力气去进行借鉴性地学习、研究和运用的。

3.品牌种群的结构性状。在生态学中，对于种群的结构，用“性比和年龄结构”两个重要性状进行描述，更为重要的是，可用这两个结构性状对种群未来的数量增长进行预测和分析。在未来的品牌生态学的研究中，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寻找到类似的结构性状指标对品牌种群进行结构性的描述和分析呢?

三、品牌种群的功能与作用

(一)品牌种群的功能与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生态学中关于种群功能与作用的功能群理论。所谓功能群是具有相似的结构或功能的物种的集合，这些物种对生物群落具有相似的作用，其成员相互取代后对生物群落过程具有较小的影响。对于一个复杂的生物群落，最简单的划分法是将所有生物分为3个功能群，即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这个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我们将同行业的企业集群作为一个功能群来看待的话，对于一个品牌的研究，我们应该打开视野，将其放在一个区域性的产业结构中去考量，应该考虑其在区域经济中的功能与作用研究的展开，也就能与产业经济有很好的结合点。

(二)品牌种群的功能与作用的性状描述学术用语规范。另外，种群在生态群落和生态系统中的功能与作用的性状指标，如盖度、重要值、存在度、恒有度、群落相似性系数、优势种、优势度、建群种、伴生种、偶见种、确限度等，都是值得我们站在品牌生态学角度去研究、学习、借鉴和运用的。

四、品牌种群的运动与变化

(一)品牌种群的形成

1.品牌种群的形成内因。对于种群形成的内因，生态学首先将其归结为遗传基因。有的品牌生态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展开了相应的研究。笔者认为，品牌的基因，实际上就是品牌的文化价值的构成，那么，我们在这个问题的未来研究中，就可以通过遗传学的学习与借鉴，展开诸如品牌的基因型研究、品牌的基因变异研究。实际上，美国著名的快餐品牌麦当劳和肯德鸡在中国市场的成功变异，将“普通美国人的工作快餐”转变为“有钱中国人孩子的生日大餐”。这是很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2.品牌种群的形成外因。生态学中，将种群的形成归结为地理隔离、领域隔离、生殖隔离和生态位的隔离。那么，在品牌生态学中，我们的品牌种群形成的外因是什么，有没有类似的隔离条件和机制呢?或者说，我们能否创造这重隔离呢?隔离机制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野，提供了更有实际意义的借鉴，值得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展开。

3.品牌种群的形成过程。种群的的形成过程是沿着独立进化和协同进化两个途径进行的。所谓独立进化是两个地理上和生殖上的隔离的品牌种群各自独立地进化，适应于各自的特殊环境；所谓协同进化是一个物种的性状对另一物种的反应而进化，而后一物种的这一性状本身又是对前一物种性状的反应而进化。

在现实的品牌经营过程中，我们是选择独立进化的路径、还是选择协同进化的路径，笔者认为，如果我们的品牌生态学在这个方面对生态学的有关理论进行学习、研究和借鉴形成品牌种群形成的路径选择理论无疑有益的。

4.品牌种群的形成机制。“物竞天选、适者生存”是普遍认同物种的形成机制，大自然对物种的选择有稳定选择、定向选择和分裂选择三个类型。在实际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对品牌选择的“天”就是消费者，是一个重要的品牌环境因子，顾客是上帝在这里有新的诠释。问题是，对于具体的品牌来说，“天”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品牌定位理论、目标市场的细分理论就可以在品牌种群的形成机制上有很好的结合，关键是如何有机的结合，而不是生搬硬套的结合。

(二)品牌种群的增长

1.品牌种群的增长率的内因。同生态学一样，品牌种群的增长是品牌种群生态学中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的品牌经营最为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做到品牌种群的增长。

生态学告诉我们，种群增长的内因有三个：内禀增长率、年龄结构和密度。其中，最有价值的概念是内禀增长率的概念，所谓内禀增长率是指理想环境条件下、稳定年龄结构的种群所能达到的最大增长率。

对于一个品牌来说，其品牌种群增长的内因是什么?是不是也有一个内禀增长率?是不是也和密度有关?如果有的话，那么，品牌种群的内禀增长率又是什么、它是由什么构成的呢?如果和密度有关，那么，密度是如何影响的呢?是不是也有一个最大环境容纳量(K)的问题?对于每个品牌种群的的最大环境容纳量(K)是如何进行测算的呢?

2.品牌种群的增长率的外因。种群变动的外因是环境的变化。那么，品牌种群种群增长的外因是什么?可以简单地认为是品牌生存的环境。那么品牌环境是什么?它是如何影响品牌的数量变化的呢?当然，这个问题可以放在品牌的生态环境中去研究，但是，这是与品牌种群数量增长有关的重要问题，是必须展开研究的。

(三)品牌种群的生态适应

生态学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值得我们在品牌生态学中借鉴和运用的，这就是生态适应的概念：生物对生态环境变化所作出的有利于生存与发展的适应性变化。在种群的层面，生态适应有生活史策略、趋同适应和趋异适应策略等。

1.品牌种群的生活史策略。所谓生活史策略就是面对不同的自然环境，生物在生活史上形成了两种类型的生态适应策略，k-对策(k-对策是以“质”取胜的对策。)和r-对策(r-对策是以“量”取胜的对策)。笔者认为，k-对策和r-对策的概念，对于品牌经营来说是最为重要的品牌生态适应启示。这个概念启示我们，在品牌的设计和面对不同的环境与变化中，我们是以“量”取胜、还是以“质”取胜?我们根据什么样的环境指标进行选择?又如何进行选择?在品牌种群的设计上，k-对策者和r-对策者在产品和品牌设计上有是如何在性状上进行组合的呢?无疑，这也是品牌生态学无法回避的问题。

2.趋同适应和趋异适应策略。趋同适应是指不同种类的生物，由于长期生活在相同或相似的环境条件下，通过变异、选择和适应，在形态、生理、发育以及适应方式和途径等方面表现出相似性的现象。趋异适应是指亲缘关系相近的同种生物，长期生活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形成了不同的形态结构、生理特性、适应方式和途径等。趋异适应的结果是使同一类群的生物产生多样化，以占据和适应不同的空间，减少竞争，充分利用环境资源。趋异适应和趋同适应同品牌学研究中的“差异化战略”和“跟随战略”类似。那么，在这里，就是一个有机结合的研究问题。

参考文献：

[1]张，等.品牌生态学：品牌理论演化的新趋势[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3，(8).

篇4

一、行政生态学与生态行政学的产生

行政生态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高斯于1947年发表的文章《政府生态学》中正式提出“在行政领域进行生态学研究的诉求”，强调了外部生态因素对行政管理的重要指导意义。美国弗雷得•里格斯于1961年正式发表了《行政生态学》，他正式将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行政问题的研究当中，使得行政生态学真正演变成为一门系统性学科。然而，生态行政学的产生则是顺应了历史和环境的发展。20世纪中叶，由于生态危机日益严峻，世界各国政府逐渐开始重视生态环境问题，作为一门拥有交叉性和边缘性的学科，生态行政学因此而逐渐产生。

二、行政生态学和生态行政学的比较

随着行政生态学和生态行政学的相继产生，学术界对二者的探索和争议也越来越多。行政生态学和生态行政学，虽然二者只是在名称上存在语序颠倒，但是，实际上，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不同和差异。

(一)内涵不同。关于行政生态学的内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王沪宁认为，行政生态学是一种透过生态学的视角去研究一种生命主体与其外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论和方法。简而言之，就是运用生态学的研究方法来模拟行政系统的运行环境，研究行政系统与其环境的一种理论方法。这个理论认为行政系统在运行过程中，既不能离开自然环境，也不能离开社会环境。它更加强调环境对行政系统运行的重要性和影响力。由此可见，行政生态学的内涵是指一种有关行政系统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它的实质是对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的一种借鉴和运用。关于生态行政学的内涵，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界定。高小平认为，生态行政学是一门在生态学科学的前提下，行政主体为了缓解生态环境问题所引发的人类生存危机问题而研究如何开展行政行为的科学。生态行政学的研究目的在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缓解生态破坏所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在生态行政学中，并不存在对生态学概念和方法的借鉴和运用，生态行政学更强调的是追求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

(二)研究内容不同。行政生态学的研究内容着重于研究行政系统与其所处的外在环境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生态行政学着重于如何创造一个国家的行政系统使其适应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需要。总体来说，二者的研究内容各有不同。

1．行政生态学的研究内容。一是行政系统所处的行政环境。行政环境包括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等;二是行政系统本身。行政系统包括多个方面的系统，比如:个体系统、团体系统、整体系统等。行政生态学认为，在研究一国的行政之时，不仅要研究该国行政行为的具体方式，还应该立足社会的大系统，从各个方面来研究行政。

2．生态行政学的研究内容。一是宏观的决策管理，主要是按照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生态环境角度出发，出台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和措施。二是微观的监督管理，主要是在宏观决策管理的总体性指导下，侧重于开展执法监督层面的经常性的管理工作，主要目的在于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三)定位不同。行政生态学的定位是一种偏向于生态主义的行政学，生态行政学的定位是一种倾向于环境保护主义的行政学。行政生态学是一种生态主义的行政社会学，它是一门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交叉性、综合性、边缘性学科，生态行政学是一门环境保护主义的行政学，也存在一定的交叉性和综合性，定位更倾向于环境保护主义。行政生态学充分体现出生态学研究方法在行政系统中的运用，而生态行政学则充分体现了生态学与行政学的有机结合。

(四)研究意义不同。行政生态学和生态行政学的研究意义各不相同。行政生态学是将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和观念运用到行政学的研究过程中，它实际上是一种行政学研究和发展历程中的有关方法论的改革和创新，将生态学的相关理论、方法引入行政学，在此，“生态”是研究的方法，而“行政”是研究对象。行政生态学的研究和发展，为世界各国的行政研究提供了很多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生态行政学的研究主要是为了应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运用“行政”系列手段来达到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目的。在生态行政学的研究中，“行政”是研究方法，“生态”是研究的最终目的。

三、结语

行政生态学与生态行政学在概念、研究内容、定位和研究意义等方面各有不同、各有侧重。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充分发挥二者对于行政学发展所产生的重要推动和促进作用。一方面，可以通过研究行政生态学，运用生态学的手段和方法促使国家行政系统与其外在环境实现平衡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研究生态行政学，运用行政的手段和方法，不断改进和完善国家的行政系统，使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二者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谁也不能离开谁单独进行发展。在实际的发展研究过程中，各国政府应该根据本国政府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比较和借鉴，也可以对二者进行综合运用，以实现政府行政系统的发展、完善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的双重目的。

作者:李玲 单位: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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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沪宁．行政生态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28

篇5

关键词：心理学；生态学；生态心理学

一、生态学

生态概念的雏型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公元前三世纪的雅典学派首领赛奥夫拉斯图斯，他在其植物地理学著作中已提出类似今日植物群落的概念，不过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1851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自然选择学说，强调生物进化是生物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引起了人们对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的重视，更促进了生态学的发展。生态学这一概念是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6年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生物体与周围环境（包括生物环境和非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它有自己相对独特的研究方法，后来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概念及方法的引入而使其逐步完善。由于它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而备受关注。生态学本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强调环境对人类生存的影响，其核心是协调、适应、共生。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征服自然导致的环境变化成为人们研究和学习的重要课题，包括环境化学、环境物理学、环境医学、环境地学、环境管理学等环境学科成为较新的学科。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及环境的恶化，生态研究的视角逐步从生物和环境的关系拓展到人类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世界发展的关系上。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态学吸收了数学、物理、化学工程技术科学的研究成果，向精确定量方向前进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生态化系统理论最早是有美国心理学家UrieBronfenbrenner在其论文中提出的，其定义为：研究一个积极主动并不断成长的人类个体和最近近景（即发展的个体所生活的环境）的变化的性质之间的相互适应，并且这一适应过程受到了不同环境间关系的影响，也受到了包含这些不同环境的更大的情景的影响。

二、生态心理学和心理生态学的崛起

生态心理学是生态学与心理学的结合，结合的结果催生了生态心理学和心理生态学这两个新兴学科。生态心理学是从生态学的出发的研究，是考察生态环境、生态危机中的人的心理行为问题。但是，所谓的心理生态学则更进一步去考察反过来的问题，也就是从心理学出发的研究，去考察心理生活过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这是把人的心理生活看做是包容性和完整性的生态系统。（葛鲁嘉）生态心理学萌芽于20世纪40年代，格式塔心理学家库特勒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创办了《心理生态学》期刊，他开创了心理学生态化研究的先河。其理论核心是巴克和吉布森为代表的理论范式。他们的思想基础是：生态心理学以一种研究动物（或人）与环境的动态交互过程，尤其是具有功能意义的心理倾向或取向。然而生态心理学的发展并非一帆分顺，它在主流心理学蓬勃发展时却备受冷落，它的种种长处被暂时地遮蔽。只是当主流心理学敗于解释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化的心理现象时，由于生态心理学采用生态效度实验法和自然主义研究法相结合的策略，它就把自身更贴近生活、贴近社会、易于解决实际为题的优势展现出来，此时它才从边缘地带渐渐回到关注焦点。由于生态学反对孤立、片面、割裂地认识与思考，而强调联系、整体、协调、适应、共生地认识与思考，它与其他学科的结合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课题，拓展了各自学科研究的疆域。例如，生态翻译学已成为目前翻译学研究最热门的科目。随后诞生的生态心理学和心理生态学都在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发展和壮大。80年代年伴随着国际心理学学会的创建和《生态心理学》的创刊而走向完备，生态心理学自身含有广义和狭义之区别，而我们通常提到的是狭义生态心理学。在这一阶段生态心理学完成了其最重要的理论构建，尤为可贵的是，生态心理学相关原理被应用到认知心理等领域，扩大了生态心理学的影响力和应用范畴。生态学和心理学及生态学和翻译学等人文学科的结合较晚，但是它们自从诞生之日就显现出勃勃生机。因为心理学形态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包括宗教形态、哲学形态、常识形态、科学形态、类同形态、资源形态等等。人的心理存在即体现在个人的心理存在，又体现在民族心理和社会心理存在上。个人心理如同它们的细胞，个人心理的延续、发展、变化汇集成它们的存在与变化。细胞与整体本身就具有生态学含义。因此，心理学本身就该具有生态观，心理学树立自己大科学观，不仅仅和它们紧密相联，而且充当各个学科生存、发展和避免极端的根苗。例如，西方的科学危机及人文危机可以说是一种心理上的危机，包括李约瑟等人极力主张儒家和道家思想对危机具有积极的修正作用。同样，各个学科在发展到一定时期出现瓶颈时，只有心理上的认识性转变才能使其走出泥潭。从宏观的角度，科学学科和人文学科往往体现的是人和自然的身心关系，而人的心理世界和文化世界是塑造和创造的关系。各个学科（尤其是人文学科）无论如何发展变换，它们的存在或生存首先需要人们的领悟和认知，这时人们摈弃了“眼见为实”的传统认定生存或存在的方式，而是用“心灵”感受到它们存在的意义。然后，人们对在此基础上归纳出本质的、基础的、具有原理性的东西进行筹划和设计。在领会和筹划之后，学科并未自身具有生存或存在的可能。为了进一步掌握学科脉络和实质，人们需要对它们进行阐释，只有这样学科本身的生存空间才能极大地拓展。因此，各个学科都与心理学有着通达的联络，深受心理学的指导和统筹，它们本身和心理学在根源上就是动态地互涉关系。他们的存在心理学是可以提供各种思维方式的源泉或根苗，它对人们认识物质世界和文化世界是像“水和阳光”一样的源泉，促使各个学科的蓬勃发展。根苗、树枝、树叶形成了生态链，心理学和各个学科演变成学科群落。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生活便利。1994年，UrieBronfen-brenner和StephenJCeci根据个体发展受到生物特性和环境力量相互作用的影响，从而把这种观点概括为生物生态模型。运用生态学原理及方法能够较好地协调人和自然、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学科的发展。这样，自然科学的发展逐步带有生态学倾向，同时也促进了心理学的生态化思潮的发展。科学技术过度发展带来的危机和隐患首先反映在社会心理学领域。

三、生态学带来的研究方法

生态学为一些人文学科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式。尽管它还没有形成成形的研究范式，但它带来的是新的研究取向和趋势。生态心理学由于吸收了生态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改变了心理认知范式，使认知过程达到单一到多维，从横向到横纵交融、平面到立体的提升。许多学科领域和研究领域，例如哲学、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翻译学等等，专题类地被划为某一特定的研究范畴，它们之间的关系被界定和固定。因此，它们只好在固有的疆界内进行研究和探讨，往往是只知道此在，忘记了彼在。生态学则强调彼此之关联，即强调心理学的存在，又重视与其横纵关联的学科关系。首先，它强调共生、互惠、整体的思想方式，建构出宏大的视野来对心理学进行探索。其次，心理学的相关概念和对象可以在其他学科中找到证据和证明、逻辑和启迪、方法和验证，强化了各个学科间的互通和互融。再次，用生态学中进化论隐喻心理学与其它学科的共同“动态发展”，促进了心理学不断上升、不断促进、不断协调、不断融合、不断多样化、不断复杂化的发展。心理学生态化研究，既可以维护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又可以借以生态伦理来规范和协调“与心理学相关学科群落”。心理学生态化即有责任协调心理学内部各方向的关系，又有责任平衡各个学科与心理学的关系。心理学生态化讲求的是心理学诸方面所形成生态的整体性、层次性、关联性、协调性和系统性，强调的是心理生态的平衡和共生。另外，生态化研究改变了割裂的静态研究方法，促使心理学研究具有动态范式的性质，为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及心理学与其它学科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动力。

参考文献：

[1]BronfenbrennerU.TheDevelopmentEcologyofHu-manDevelopment.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9.

[2]葛鲁嘉.心理资源论析[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40-141页。

[3]胡珍生,刘奎林.创造性思维方式学[M].吉林人民出版社，第135-136页。

[4]葛鲁嘉.心理学研究的生态学方法论[J].社会科学研究,2009.

[5]肖志翔.生态心理学思想反思[M].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6]易芳.生态心理学的理论审视[M].南京师范大学,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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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园林景观；景观设计；生态设计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ecological design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discusses the landscape ecological design program.

Keywords: landscape; Landscape design; Ecological design

中图分类号：S6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前言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面临着诸如人炸、城市膨胀、粮食短缺、环境污染、能源枯竭、贫富不均、生态失调等严峻问题,自然的生态过程受到严重威胁,生物多样性逐渐在消失,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延续受到威胁。应运而生的生态设计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给时代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思路。建立一个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人类新文明,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标志着人类正进入“生态文明时代”。

1 生态设计的概念

所谓生态设计,是指任何与生态环境过程相协调,尽量使其对环境的破坏、影响达到最小的设计形式。景观生态设计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的含义。狭义层面是指以景观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进行的景观设计, 它注重的是景观空间格局和空间过程的相互关系。景观空间格局由斑块、基质、廊道、边界等元素构成。广义层面是指运用生态学(包括生物生态学、系统生态学、人类生态学和景观生态学等)的原理、方法和知识,对某一尺度的景观进行规划和设计,在这个层面上的景观生态设计,实质上是对景观的生态设计。随着行业的发展,生态设计的理念不断地被补充进新的内容。

2 生态设计的特征

2.1 节约资源

现代社会中使用的大多数能源都是由煤、油等材料燃烧产生,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即使一直被认为是“清洁能源”的水电也由于水利设施建设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影响而变得“不清洁”了。园林景观中运用的大量材料都需要从自然界中获取,如大树移栽、开山炸石使城市享用的优美环境却是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生态设计认为,应该采取措施不用或者减少使用资源和能源。4R 原则便是在景观设计中应该遵守的重要原则。预案设计也是值得推广的设计方式,通过景观预案可以使设计方案更加合理,有效地避免浪费。

2.2 加长寿命

现阶段的许多景观作品花费大量金钱建设但是却得不到有效的利用。生态设计有4 个阶段:修理、精炼、重新设计、再思考。日本政府通过生态设计使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了4 倍其至是10 倍,有效地减少了资源和能源的使用,降低了对生态环境的干扰。景观材料的高可靠性、高耐久性也是提高效率的有效方法,因为材料的再循环使用或者处理均需要再次消耗能源, 因此,延长景观材料的使用寿命也是十分必要的。

2.3 地域文化特征

生态设计必须结合地域特征和人文特征:每个地域都有其环境的特殊性和文化的多样性, 许多景观作品全然不顾当地的文脉,一味追求“新、奇、异”;不顾当地的气候盲目引进外来的植物;不顾当地文脉盲目引入外来的文化。在满足了短暂的新奇感之后却无一例外地走向衰落。尊重当地的风土人情,尊重当地的气候地理,可以使景观设计在少费人工的同时使公众获得认同感。

2.4 尊重土地

园林景观是关于土地的科学和艺术。园林景观设计学是一门关于如何安排土地及土地上的物体和事物, 以为人创造安全、高效、健康和舒适环境的科学和艺术。古人之所以能够和自然和睦相处是因为他们总是去顺自然,总是满怀着对自然的敬畏和对土地的热爱。现代人则由于违反了土地景观内在的规律而使环境遭到巨大的破坏。生态设计就是尊重土地,根据土地的属性决定土地的利用模式,许多景观学家重新研究土地的功能、结构和变化。

2.5 遵循生态学原理

各类生态学,包括植物生态学、水文生态学、环境生态学、污染生态学、森林生态学、城市生态学等等都在景观设计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生态学中的整体论、系统论和协调机制更是指导景观设计的根本理论。随着生态学的发展,景观生态学理论逐渐完善并且对大范围景观规划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景观设计中,景观设计师应注重将生态科学技术和景观美学原则相结合,创造出完美的景观作品。

3 园林景观生态设计的基本原理

3.1 景观生态设计的概念

美国景观生态学家弗雷德里克•斯坦纳(Fred- erickSterner)提出,景观是人眼所见各部分的总和,是形成场所的时间和文化的叠加与融合,是自然与文化不断彼此雕琢的作品。它是多种元素的组合,包括田野、建筑、山体、森林、荒漠、水体及居住区等。北京大学的俞孔坚认为,景观是指土地及土地上的空间和物体所构成的综合体。而将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应用于景观设计当中,就产生了景观生态设计。景观生态设计,是指运用生态学原理对某一尺度的景观进行规划和设计,它是把景观作为一个生命系统来考虑。

3.2 景观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关系

3.2.1 景观与外部系统的关系

例如一条城市滨江景观带,可能会遭受台风、暴雨和洪水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同时还会遭受空气污染、交通、人流等人类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风景园林设计师在进行景观生态设计时,需要处理好目标景观与其外部的自然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以期尽可能实现景观生态系统与其外部系统之间达到一种和谐共生的动态平衡。麦克哈格认为,任一场地都必需被视为包含了该场地的较大一级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并且必需根据该生态系统整体面临的问题来处理该场地。

3.2.2 景观内部各元素之间的生态关系

这是一种水平生态过程与景观空间格局之间的相互关系。即水流、物种流(包括动物和植物)、营养流、人流与景观空间格局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景观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景观生态学用斑块、廊道、基质和边界作为景观结构的基本模式。这一基本模式普遍适用于各类不同尺度的景观,如森林景观、农业景观、城市建成区景观、郊区景观、校园景观等。景观中的任意一点,如一片树林,一个亭子,一座小桥,一排行道树,一个池塘等,都将落在这个基本模式之内,或落在斑块内,或落在廊道内,或落在基质内。这一模式为比较和判别景观的结构,分析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继而改变和调整景观提供了一种通俗、简明和可操作的语言。

3.2.3 景观元素内部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

从大的尺度来看,一片森林作为一个森林生态系统,一片水域作为一个水域生态系统, 一片湿地作为一个湿地生态系统;从小的尺度上看,景观内的一个池塘、一小片树林、一条溪流同样可以被视为生态系统。它们的内部均具有自身的结构与物质和能量流的关系。在对某一尺度上的景观进行规划设计时,在这个层面上所要考虑和实现的目标, 是运用生态学原理使各个生态系统内部的结构与物质和能量流尽可能达到动态平衡, 同时与相邻生态系统保持有机的联系。

3.2.4 景观生命体与其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

这个层面的生态关系包含植物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竞争与共生关系;动物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竞争与共生关系;是生物对环境的适应,以及生物个体与群体的进化和演替过程。人也是景观生命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也需要考虑人的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3.2.5 人类与景观生态系统之间的生态关系

任何尺度意义上的景观,特别是城市景观系统,与其关系最紧密的是人类自身。人类的活动和影响自始至终全方位的贯穿于整个景观系统。无论是在时间和物质空间上,还是在精神空间上,均对不同尺度的景观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实质上,上面所述的4 个层面上的生态关系中,均包含着这一生态关系。

4 园林景观生态设计的程序

（1）探求设计场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和机遇；人类面临众多的社会、经济、政治及环境等问题和机遇。景观规划与设计要解决的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2）确立规划设计目标；目标是对未来景观的清晰的描述,目标一经确立, 意味着相关人员或机构已对第一步中确认的问题和机遇给予了确认。目标的确定是解决问题的组成部分。目标的确定依赖于文化和政治系统(如政府机关、规划部门、建设部门、文化教育部门等),但应尽可能使与目标有关的人参与到确定目标的过程中来。

（3）通过分析确定区域尺度；包含各种尺度等级,如区域尺度、城市尺度、特定场地尺度等。每一尺度等级的组织均有其自身的特性,某一等级尺度的整体即为更高等级的组成部分。

（4）对更为具体的规划与设计的区域上发生的过程进行分析和研究；对地方尺度的分析,主要是为了获得对自然过程、人类计划和活动的认识,包括对区域内的物理、生物及社会元素的相关资料的收集。

（5）目标场地的概念及多解方案；这一步需要针对目标场地建立景观概念,并围绕这些景观概念提出多种预景方案,对其做进一步的景观分析。在通常情况下,设计师运用自身拥有的各种知识、技巧和经验,对调查和分析阶段收集到的资料进行综合性的逻辑思考和丰富的想象,从而形成规划区的景观概念。

（6）景观规划；景观规划是将最优秀的景观概念和待选方案综合在一起,这一步是规划过程中的关键。景观规划强调对自然与社会的综合考虑。一个景观规划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多少与本景观规划的人员和机构参与到规划的决策过程中。有许多这样的事例,政府或某一部(局)、某一单位、某一房地产公司突然宣布某一项目的规划方案或规划设计方案, 该规划方案事先未同关系紧密的有关人员协商和探讨, 结果常常会遭到激烈的反对。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是使有关人员参与到规划过程中来,征求他们的意见,并将好的意见融入到规划方案之中。这样做可能会使前期规划耗时更长, 但却能使规划方案成功率比较高,为景观设计的顺利进行打下良好的基础。

（7）景观设计；景观设计是在已定的景观概念方案下,运用景观与外部系统的生态关系原理、景观内部各元素之间的生态关系原理、景观元素内部结构与功能之间的生态关系原理、景观生命体与其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原理、人类与环境生态系统之间的生态关系原理,进行景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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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景观；水景生态化；植物配置

1.扬州沙头镇生态农业观光园玲珑水街南区基地分析

基地位于扬州市沙头镇，地处扬州南郊，南临长江，与镇江市隔江相望，境内长江支流夹江环绕，施港公路和在建的沿江高等级公路穿越而过，水运、铁路、陆路交通十分便利。该园区以沙壤土为主，肥力中上，地势平坦；温、光、水3要素协调，极适宜蔬菜生产；排灌条件较好，灌溉水源直接来自长江，水质优良。园区雨水充沛，光照条件优越，附近无污染性工业企业、无三废排放、无城市垃圾。据监测，大气、农田灌溉水、土壤环境质量分析与评估均为一级。园区内将路、沟、河、渠、堤、坡等进行合理的绿化，田林路综合配套，排灌设施齐全，可以有效地改善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生态效益。其将现代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办成休闲观光旅游的一个景点，一个亮点，充分突显现代农业休闲旅游业发展中的特色和内涵。

2.生态农业观光园的概念

生态农业观光园是生态观光农业的具体形式之一。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美国家，最初多为小规模的观光果园和休闲农庄，逐渐演变至今成为将生态农业与观光旅游有机结合的新型农业形式。因此生态农业观光园可初步定义为以景观生态学、循环经济学、系统科学和环境美学为指导，因地制宜地设计出集农业生产与示范、观光旅游和环境保护为一体，并且具有一定的文化性、地域性和参与性的交叉型农业产业园区。

2.1“生态”的概念

“生态”与“生态学”在英语中属于同一个词语，而最早的“生态”一词是来源于古希腊文中的，它的原意是“居住的地方”和“家”。1869年，德国科学家海克尔[1]首先将生态一词用于科学研究，并生态学的概念定义为“研究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2]。

2.2景观的概念

在欧洲，“景观”一词最早出现在希伯来文的《圣经》（旧约全书）中，用来描绘具有所罗门王国教堂、城堡和宫殿的耶路撒冷城美丽的景色。美国景观生态学家福尔曼和法国地理学家戈德伦认为，景观是指由一组以类似方式重复出现的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所组成的异质性陆地区域，其空间尺度在数公里到数十公里范围。[3]

2.3景观生态学的概念

景观生态学的概念是德国地植物学家Troll1939年在利用航片解译研究东非土地利用时提出来的，用来表示对支配一个区域单位的自然—生物综合体的相互关系的分析。他当时认为景观生态学并不是一门新的科学或者是科学的新分支，而是综合研究的特殊观点。德国汉诺威工业大学景观管理和自然保护研究所的将景观生态学定义为：研究相关景观系统的相互作用、空间组织和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4]

3.规划设计手法

以“生态优先、绿色低碳、三产综合”为发展理念，以原生态乡村风貌为基底，以高效农业产业为基础，以高品质都市乡村休闲度假产业为引领，融乡村休闲、乡村度假、文化体验、情景社交、产业示范、生态涵养等多功能复合，引领都市人群回归返璞归真的乡村自由生活。这是该方案欲打造的主题，因此在规划设计中最大限度尊重现状，充分尊重现状地形、水系、现有村庄、道路尽量保留。设计的风格继承江南水乡的古朴清幽，构景方式随意自然但不失韵味。尽量保留本土文化和植物的原生态。

4.水景生态化

水景生态化是指用生态学的观点来处理水体的造景，水体景观不但要在景观上富于水的情趣，而且要求水体洁净、水生植物和水生动物共生，并且水体景观有可持续性，在较少，甚至没有人工干涉的情况下，水景能得到保持，并且能随水体生态系统的发展而发展变化。[5]在驳岸的设计中较少地加入人工因素，保持自然，这样在其水体驳岸之间形成一个随季节变化而变化的湿地带，在湿地上随水体的深浅不同，栽种不同的水生和半水生的植物，形成生态型的湿地景观，水面上自然式点缀一些浮生植物和其他水生植物，游人可以在水中荡舟探幽。

5.植物配置的生态性原则

在生态农业观光园的植物配置上，不仅要考虑其观赏性更重要的是能创造出适合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景观植物不仅有乔、灌、草、藤本等形态特征方面的差异，其是否喜光，干、湿耐性，酸、碱性适应能力等生理、生态特性也各不相同。因此，在构建生态功能强大的复层植物群落时必须尊重植物自身的生长规律及生态特性，这样才能保证植物正常生长，达到生态效益最大化；此外，植物固有的生态习性决定其有明显的自然地理条件特征，每个区域的地带性植物都有各自的生长气候和地理条件背景，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与周围的生态系统达成了良好的共生关系。因此，在进行植物景观设计时应大力开发运用乡土树种，丰富绿化树种的多样性。[6]在此设计方案中植物配置的种类上遵循生态性原则，采用大量乡土树种，常绿与落叶、乔木与灌木、观叶树与观花树相互搭配，在满足植物生态条件下创造复层绿化。

6.结语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创建生态型社会理念的加强，我国生态农业观光园规划设计已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该方案将秉承“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性原则，提倡自然循环和自然生态，保护好生态环境，把资源开发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可持续发展农业与乡村发展有机结合起米，实现产业化发展和生态环境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通过该农业观光园区的建设，可以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农业资源，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矛盾。

参考文献

[1][美]摩特洛克著，李静宇，李硕，武秀伟译.景观设计理论与技法.大连：大连理工出版社2007—1—1

[2][日]河川治理中心编著.滨水地区亲水设施规划设计，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8—1

[3]宇振荣主编.景观生态学.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03

[4]傅伯杰，陈利顶，马克明，王仰麟等编著.景观生态学原理及应用.科学出版社2009.06

[5]王浩主编.城市生态园林与绿地系统规划.中国林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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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环境生态学 课程建设 教学改革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人口快速增长，农业干旱，农村环境恶化，水旱灾害频发，对粮食安全、社会发展和人民提高生活品质构成威胁。生态环境保护已成为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制约因素。我们对生物科学与环境科学的交叉学科――环境生态学，在解决人与环境和谐发展方面作了实证性的探索。因此，通过课程改革不断推进环境生态学课程建设就颇具现实意义。

一、环境生态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意义

环境生态学是伴随着环境问题的出现而产生、发展的综合性学科，是一门运用生态学理论，研究人为干扰下生态系统内在的变化机制、规律和对人类的反效应，寻求受损生态系统恢复、重建和保护对策的科学。［1］环境生态学是高等学校环境科学专业和生物科学专业的理论基础课，是环境科学与生态科学交叉渗透学科，并与其他学科广为联系，注重生态学基础性的知识与原理在人类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如生态位原理在农业立体种植养殖方面的应用，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理论对生态农业建立的理论支撑，群落生态学对实现生物多样性的阐述和用生态学原理研究、规划城市。但目前的《环境生态学》教材较多偏重于生态学理论的介绍和对生态系统的服务、管理，以及受损生态系统的修复功能表述。其对概念、内涵、原理、原则等内容涉及较多而对具体环境事件的实际应用较少。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课堂教学时对涉及本地区和学生的周边事物给予重点关注。如雨水的资源化利用，解决当前的城市缺水问题和平衡城市的生态环境，农村的环境污染对粮食安全和村民居住环境的影响，如加拿大一枝黄花、凤眼莲等外来物种在中国的生物入侵，厄尔尼诺带来的气候灾害，等等。这样在生态学的概念、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简单介绍后，就可让学生通过自学生态系统的服务与管理、环境污染与环境评价等内容来理论联系实际、书本知识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作一些调研，从而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对于实践性为显著特点的环境生态学来说，学生只有在实验、野外考察中才能对自身周围的环境生态获取最为直观、最为生动的认识。只有不断深入地推进教学改革，不断进行观念更新、教学方法探索、考核制度修订，才能达到使学生反思对生态系统的干扰及生态恢复问题，关注环境污染与生态系统的评价问题，以及受损生态系统的评估与修复问题。

二、以改革创新引领环境生态学课程改革

教学的本质就是文明的继承与创新。教育的继承指的是把人类已知的科学真理、生活常识转变为学生掌握的知识。教育的创新指的是教师要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识和经验总结转化为改在世界的实践能力。所以，改革创新是教学的特质。环境生态学课程更要发挥改革创新的特性，不仅要巩固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而且要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不仅要注重知识的传授，而且要充分发挥学生思维的灵活性，以此来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产生与学习潜能的挖掘。

1.在教学观念上，教师要坚持学习，不断转变观念，创设民主、平等、和谐的探索性教学模式。在课程教学中，教师要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全新教学理念，强化教育的创新与服务意识，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以达到使学生在教学活动中通过自主探究式学习开发自身学习潜能和思维能力的目的。

2.在教学方法上，要强化理论教学的质量意识和实践教学的开放意识，将学生主体地位体现到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各个环节，从而使学生实现由“学会”到“会学”的转变。根据课程内容的特点，教学法分为参与式和多层复合两类。参与式教学法的核心是充分调动教师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积极性，在民主、平等、和谐的教学氛围中实现教师系统指导与学生能动学习的完美结合。教师应依据课程内容提出相关问题并指导学生有针对性地进行自学，然后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使学生发现问题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参与式教学法不仅能调动学生独立思考学习的积极性，而且能提高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通过主动学习达到拓展思维领域、锻炼实践动手能力的目的。［2］环境生态学课程内容实践性强的特点要求在教学中采用应用多层复合教学法。环境生态学课程应用性强的特点要求有大量的实际材料作为教学支撑。因此，环境生态学课程应注重实验指导式、野外直观式等环节，以求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课堂教学与实验教学的有机结合。

3.在教学考核上，建立和完善考核制度，以适应环境生态保护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传统考核方式以期终的笔试考核为主，这容易导致学生死记硬背、老师满堂灌的教育弊端。因此，为适应新形势，必须建立一套综合化的考核体系。综合化考核评定体系就是增大日常考核力度，即将传统的一考定终身变为由日常成绩、课程作业与课业论文和期末考试成绩等诸因素组合成的综合评定体系。其中，日常成绩由考勤、学习态度、课堂作业及随堂小测验组成；课程论文一般在日常教学中根据实际情况实现。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相关生态问题并自拟题目，完成后向同学讲解。课程论文主要根据其理解和完成程度评判；期末考试形式更加灵活，采取开卷、闭卷、口试、演讲等多种形式，可以根据教学内容作不同选择。论知识较多时选择闭卷，应用方面较多时可以采取口试和开卷。总之，要通过建立综合性的评价体系来达到科学评价学生的综合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

三、结语

环境生态学直观、生动的教学改革必将锻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培养自觉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从而造就具有生态意识和满足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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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媒体;公共关系学;生态学范式

【中图分类号】G206.3【文献标识码】A

本论文是在新媒体背景下对公共关系学本体论的一种创新思考。在社会科学中,本体论在很大程度上探讨的是人类存在的本质,在传播学领域,本体论聚焦的是人类社会交往中的本质问题(Littlejohn,S.W.2004),在公共关系学中,本体论探讨的是关于世界观、研究对象和基本范畴等一般性的本质问题。本文选择此研究视角是基于对新媒体的互动性、关系性特征的本体论思考。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从历史上看,每一新媒介技术的出现都激发了人们对传播学研究的乐观想象。从早期的印刷术、无线电、电视、录影机、到现在的无联网和移动通讯,关于新媒体带来的对传播学术研究的种种挑战和颠覆,似乎成为整个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标准叙事。而在我看来,新媒体对传播学研究的挑战和颠覆首先是发生在本体论层次的,这种本体论的转换可能发生在信息传播和关系传播之间,一直以来,传播作为“信息传导”的主流想象,导致传播学对嵌入传播之中的“关系讯息”的忽视。而多年之后,同样的问题又出现在对新媒介的研究上。比如,主导人们对新媒介社会作用想象的,仍然是一些“传导”和“运输”的比喻,比如信息高速公路、电子通道等,这些比喻虽然为人们理解新兴的互联网及其社会功能提供了形象的进路,但是具象的比喻局限了新媒介研究的视野,使得关系传播又一次在新媒体的研究中被边缘化。

随着web2.0技术的实现,使得新媒体的关系特征更加明确,与麦克鲁汉的“媒介即信息”相比,另一个科技哲学家伊德从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出发,将科技视为人类存在的延伸,人与科技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种“体现”的关系,这种关系延伸了、转换了人身体的与知觉的意向性(Don Idhe,1991)。以此科技的“体现观点”观之,新媒体是一种关系媒体,新媒介作为‘关系的居间者[1],分别对人们的社会角色关系、文化关系和情感关系产生深刻而全面的影响”。从关系传播的观点来看待新媒介系统对于人与人之间沟通行为、关系方式的影响,可以把新媒介的研究层面从传播技术层面提升到传播关系的层面;把新媒介传播研究从以技术性的信息传播,引导向以对话性的关系传播为主;把以网站为中心的“信息传播学”,导向以人为中心的“关系传播学”(陈先红,2006)。正如莫伊所说的,新媒体传播所提供的技术沃土已经为我们培育出各式各样新颖的叙事方式,公共关系理论范式的转移和创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1980年代的新媒体时期,是公共关系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这一时期,一个新的词汇“Public Relationships”取代“Public Relations”进入公共关系学者的研究视野,人们开始发出这样的追问:“个体从哪里结束,关系从哪里开始?”、“把关系还给公共关系”、“关系应该成为公共关系理论研究的焦点领域”。在此之前,传统公共关系理论如管理学派、语艺(修辞)学派和整合营销学派都忽视“关系”的核心概念作用,始终是以传播为中心,将研究重点放在public,即对公众的传播策略的制定,传播效果的评估上。在此之后,研究重点开始从“传播”转向“关系-relationships”,即开始研究如何建立、维持和提高组织-公众关系的质量,关系观点的倡导者玛丽.佛格森指出,“以关系为研究单位的组织-公众关系为范式的集中提供最多的机会,它将会加速公共关系领域的理论发展”(Ferguson Mary,1984), 关系管理观点的出现标志着公共关系开始从对民意的操纵转向关系的建立,这是公共关系根本使命的重大变化,也是公共关系理论范式的巨大创新 。

但是通过文献回顾发现,西方的关系管理范式多是以人际传播理论为基础,重点研究组织-公众关系的维度要素、发展过程、功能作用等,基本上局限在比较微观的关系研究层面,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者们一致认为,虽然公共关系理论主流研究典范正在向关系范式转移,但是仍然没有出现权威范式(Lynne M, etc, 2001).本文认为,这种权威范式的缺失正是公共关系学理论框架的缺失,更确切地说,是生态学范式在公共关系学理论建构中的缺失。

当代公共关系理论和实践模型都是以公关在组织-环境关系中的意义和角色为基础的,都具有生态学的特征(James L. Everett, 1993)。从1952年卡特利普和森特提出的调整与适应模型,到格鲁尼格1984年提出,1992年又修改的公共关系实践的对称模型,都是属于生态观点。另外,在公共关系领域先后出现的系统论管理学派、语艺修辞学派、整合营销学派和关系管理学派,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公共关系研究的生态学意蕴,毫无疑问,借鉴生态学思想和方法的理论基石已经奠定。

但事实上,公共关系领域的生态研究成果是比较分散零乱,不成体系的,或者说是比较微观的,这些研究都是从研究单个组织出发,利用个体生态分析方法,研究微观公共关系活动中各有关利益主体的决定及其变化,试图解释组织公关行为与利益相关者行为的互动规律。尽管上述公关研究都从不同侧面涉及到生态学思想,但是很少研究是以整个公共关系活动为考察对象,采用生态系统分析法,研究公共关系活动中各利益主体的相互调整与适应,解释一般公共关系原理、概念、范畴、方法等问题,公共关系学一直缺乏一个能够“一以贯之”的理论或典范,缺乏一个完整的理论架构(Hallahan,1993;Sallot et al.2003)。

因此,本文提出“运用生态学范式建构公共关系理论”这一命题,也就是说,运用生态学范式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来建构公共关系学的理论体系、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提供共同的理论模型和概念框架,形成该学科的理论传统,并规定其发展方向,这不仅是公共关系学理论创新的需要,也是公共关系学科成熟的标志,这对理清时下混乱不清的公共关系学研究,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下面主要从公共关系学的基本假设、研究对象和基本范畴展开论述。

二、公共关系学的基本假设

在公共关系学研究领域,对生态思想的运用非常普遍,生态学由于其所主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生态思想,理所当然成为我们建构公共关系学的基本假设,这一点已经被广泛证明和认可,但是运用不同的生态学范式,来建构不同的公共关系学理论体系,似乎尚未被人们广泛关注和重视。

对公共关系理论建设最有影响的学者皮尔森(Pearson R,1990)曾经提出:“生态思想为公共关系理论建构提供了两种方法:伦理方法和策略方法,这是两种不同的系统思维方法,他们能够引导公共关系学进入两个不同的方向,究竟哪一个方向更适合公共关系学?这是公共关系所面对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选择,这个选择会影响公共关系理论的自我理解力及其未来的命运” 。遗憾的是,这一重大的研究命题因为皮尔森的英年早逝而中断。在此基础上,格鲁尼格进一步把公共关系世界观可分为对称和不对称两种,不对称世界观是以劝说操纵为目的,对称世界观则是以解决冲突和促进理解为目的。

本人认为,我们可以运用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1973)的深层生态学观点,来解释和建构公共关系。他认为,生态学范式可以分为形而下的浅层生态学(shallow ecology)和形而上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两种范式,他们提倡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态价值观 。浅层生态学的思想基础是“人类中心主义”,它主张在不削弱人类利益的前提下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把人类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认为保护资源和环境本质上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而深层生态学的思想基础则是“生态中心主义”,它是从整体论立场出发,把整个生物圈乃至宇宙看成一个生态系统,认为生态系统中一切事务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类只是这个系统中的一部分,人既不在自然之上,也不在自然之外,而是在自然之中。它主张走中间道路,对自然过程做出谦卑的默认,更倾向于人性化的、对环境有利的技术,它把生态危机归结于制度危机和文化危机,而不是技术危机,因此深层生态学的危机处理主张是集中在个体意识的转变上,要求每一个个体改变态度、价值和生活方式,尊重自然,与自然和平相处。举例来说,在解决污染问题上,浅层生态学通常的做法是,用技术来净化空气和水,缓和污染程度;或者用法律把污染限制在许可范围内;或干脆把污染工业完全输出到发展中国家。与此截然相反,深层生态学从生物圈的角度来评价污染,它关注的是每个物种和生态系统的生存条件,而不是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它对人类健康的作用方面。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虽然二者同为生态学范式,并且都是以“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生态思想为基本假设,但是他们的生态学世界观却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如果运用格鲁尼格的对称和不对称世界观来分析的话,不对称假设对应的是形而下的浅层生态学范式,它强调功利型伦理观,遵循功利主义,强调策略方法,侧重对公众的说服,民意的操纵,偏向于微观层面的公共关系;而对称假设对应的是形而上的深层生态学范式,它强调义务型伦理观,强调伦理方法,强调对责任和义务的承担,强调关系的质量,社会整体的和谐,偏向于宏观层面的公共关系。不同的偏向对公共关系学具有不同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其理论差异表现如下图:

本文认为,宏观而言,公共关系学强调“社会组织”这一研究对象的关系论、系统整体论和有机论,组织存在是一个由组织-公众-环境构成的“无缝之网”,组织和公众、环境都是“生物圈网上或内在关系场中的结”,他们都是一个系统整体,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主体和客体之分,所有的整体都是由他们的关系所组成的;公共关系的本质就是一种“关系居间者” ,或者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就是一种“主体间性”,公共关系坚持第三方立场的中间道路,通过伦理方法,通过文化影响和制度改造,追求组织利益、公众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统一,最终建立信任和谐的关系生态。总之,公共关系的目的是要组织“拥抱世界而非征服世界”,是让组织不断扩大自我认同的范围,从个体自我,逐渐转化为社会自我,最终成为“生态自我[2]” ,从而“最大化的(长远的、普遍的)自我实现”,达成组织-公众-环境关系的真善美。

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是“公共性”,通俗地说,就是“第三方立场”。简单地说,公共关系是一种“组织-公众-环境”关系,一种组织与相关公众的沟通对话关系,一种组织与所处环境的研究监测关系,在这种复合性的关系中,公共关系是一只脚站在组织里,一只脚站在公众关系和社会环境中, 既要对组织负责,又要对公众负责,还要对社会负责,属于典型的“一仆三主”,“吃里爬外”型的“关系居间者”。

三、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组织―公众―环境关系

公共关系学的对象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规定了公共关系学的理论框架,规定了这门学科的特有角度,规定了这门学科与其他社会学科的区别与联系,也规定了这门学科开展公共关系实践的方向和主要途径,从而也规定了这门学科存在的必要性。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就对象来说,每门科学一开始就要研究两个问题:第一,这个对象是存在的;其次,这个对象究竟是什么。”

透过目前的公共关系理论,公共关系学研究对象主要存在以下误区:1、模糊性,笼而统之地将“公众”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实际上与社会学发生较大程度的重合,其结果是丧失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而难以获得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合理依据。2、片面性,将公共关系研究范围中的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比如国际上对“关系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公众关系(OPRS)的研究上,缺乏或者忽视对组织-环境关系(OERS)的研究,这导致了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的缺失。3、单一性,孤立地从主体层面、客体层面或者目的层面揭示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比如仅仅是把“单一的组织”、“孤立的公众”或者“有效的传播”作为其研究对象,而没有把“关系”,没有把“组织、公众、环境”作为一个关系整体进行研究。

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传统公共关系理论只是研究组织与顾客、竞争者、消费者等生命系统的公众变量,而忽视了对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非生命系统的环境变量的研究,环境只是作为一种背景出现的,这样就使得公共关系理论限于一种战术层面的微观研究,而无法涵盖宏观层面的战略研究。

最近有研究表明,虽然“环境变量”和公共关系之间的关系很难测量,但是其作为一种战略公众的观点已经被广泛认可,比如,格鲁尼格等人认为,环境对于公共关系确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变量的研究上,对其他环境变量的研究关注较少;而Culbertson 和Jeffers(1992)提出SPE(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这三个环境变量对公共关系实践极其重要;Dejan Vercic则进一步提出了五个影响公共关系实践的环境变量:政治意识形态(主要指民主化程度)、经济体系(经济体制和发达程度)、激进性水平(组织面对压力集团活动的程度)、文化属性和 媒体系统(媒介体制和舆论环境)。 他认为,“环境变量是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国际公共关系知识体系的非常重要的开端,只有当研究超越了对一个国家中公共关系如何实践的描述,把公共关系和其他变量如文化、政治体制、媒介环境等联系起来,真正的理论建构才能够实现”( Dejan Vercic & James E. Grunig,2000)。

识别环境变量有助于提高公共关系研究者的预测能力,也能够帮助从业者制定正确的公共关系战略或技术。但是,如何把环境变量纳入公共关系学的知识体系呢?这又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可以将两个研究对象合二为一:或者把组织-环境关系包括在组织-公众关系的概念里,或者把组织-公众关系放在组织-环境关系的框架内,我认为,无论哪一种表达都是不妥当的,因为从深层生态学的观点来看,组织、公众、环境之间并不是“人与自然”、“自我-他人”、“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不应该被分成“作为主体的组织”和“作为客体的公众或环境”,而应该是一个由组织-公众-环境之间的内在关系构成的社会存在物,是组织-公众-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外在的、偶然性的、派生的,而是“内在的,本质的和构成性的”,因为一个社会组织并非生来就是一个具有各种属性的自足的实体,它与较为广阔的社会环境的关系、与更为复杂的各类公众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等等,都是组织身份的构成性的东西。 社会组织既不是站在组织-公众-环境系统之外,也不是站在组织-公众-环境系统之上,而是在组织-公众-环境系统的场景之中去完成公共关系行为的,这种行为是一种生态的评价和选择。

因此,本文提出“组织-公众-环境关系”这一概念,作为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这种提法并不是主观杜撰的,而是符合以上深层生态学基本假设的,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强调了关系而不是公众是最基本的分析单元,关系是公共关系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第二,强调了组织-公众关系是最核心的构成要素,是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一部分;第三,强调了组织-环境关系是最广泛的存在,是最具影响力的部分。按照“组织-公众-环境关系”来理解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纠正一些模糊的、不确切的、片面的说法,既能够较好地体现公共关系学的总的精神和宗旨,又能够贯串它的全部内容。总而言之,公共关系学就是以组织-公众-环境系统的关系生态管理为研究对象,具体地说,公共关系学就是以组织-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以组织-环境之间的适应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

四、公共关系学的基本范畴:织网、造流、占位

作为学科的公共关系学面临的一个理论难题,就是如何将一盘散沙式的研究主题和兴趣,整合成为一个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框架。纵观当今国内外的公共关系教材,其内容就像一个“社会科学的大百科全书”,几乎无所不包,从伦理到法律,从政治到环保,从历史到文化,从媒体到广告,从品牌到礼仪,从策划到演讲,从……到……,说的学术一点,就是“泛传播”“大文科”的概念,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大杂烩”、“大拼盘”,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缺乏对公共关系学基本范畴的界定。

本文提出,应该在生态学范式和关系过程理论的基础上,来建立公共关系学的基本范畴。首先,生态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基本概念,比如调整与适应,和谐与均衡,生态网,生态流和生态位等,这些概念可以直接为我们所借用。其次,就关系过程理论而言,布鲁姆和格鲁尼格提出的 “关系形成模型”和“关系策略模型”,为我们奠定了宏观公共关系学范畴的基本雏形。如表所示:

在以上两个模型中,布鲁姆用“关系前项”“关系概念”和“关系后项”来描述组织-公众关系的形成。而格鲁尼格则进一步修正为“情境前项”、“保持战略”和“关系结果”,并强调了关系维持的策略 ,这两种模型的共同特点都是讨论组织-公众关系结构化的过程及其分布的影响,以及关系资源的特殊结构和在网络中流动的方式。它类似于生态链中从供应原点的前向关系,通过组织活动流向消费终点的后向关系,这两个理论模型只是强调了一维的“流”的概念,缺乏一种整体关照,不能够涵盖所有的关系管理层面,正如生物学家阿伯瑞希特.梵.哈勒所说的那样:“自然以网络而不是链条方式联结万物,然而,由于人类的语言不能同时处理几件事情,所以,人类只能以链条的方式跟随。”

因此,作者对关系发展三阶段模型进行横向分解,提出“关系资源网、关系传播流和关系生态位”,作为宏观公共关系学的三个基本范畴,从而使关系管理的结构体系更加全面完整:

在组织-公众关系的第一阶段,布鲁姆用“关系前项”定义了构成关系资源的要素,它们是社会和文化规范、集体认知和期待、资源的需要,对不确定环境的认知、合法/自愿的需要。格鲁尼格则用“情境前项”强调了组织-公众关系的六种类型:组织影响公众、公众影响组织、组织-公众联盟影响另一组织、组织-公众联盟影响另一公众、组织影响组织-公众联盟、多样组织影响多样公众等。

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他们所讨论的问题都是“网”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关于生态系统的成员要素和关系结构问题。作者把它称之为“关系资源网”。

关系资源网就是“由组织-公众-环境系统所构成的具有资源配置功能的关系网络”(陈先红,2006),具体的说,它包括两大子网络:组织-公众关系网和组织-环境关系网,其中:组织-公众关系网主要包括组织-员工关系、组织-持股者关系、组织-消费者关系、组织-社区关系、组织-媒体关系、组织-政府关系、组织-竞争者关系、组织-金融关系等等。组织-环境关系网主要指组织与政治、经济、文化和媒体技术之间的关系。按照生态关系的性质,这两大子系统又可以分为合作者关系网、联盟者关系网、威胁者关系网和制约者关系网(见图1)。在这一范畴,公共关系主要研究如何有效地建立与管理关系网络,让各种资源畅其所流,流于其必需之处,止于其当止之地。

在组织-公众关系的第二阶段,布鲁姆认为关系代表了一种信息、能量或资源的交换和转移,具有交换、交易或转移等属性,这些关系属性既描述着系统中的关系,也体现了系统中的结构。格鲁尼格则从关系维持的角度提出了对称性整合战略和不对称性分配战略。

从生态学的观点看,这一关系阶段的主要问题是“流”的问题,是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在信息传递的引导下流通变化的过程,我把它称之为“关系传播流”。

关系传播流是指传播在组织-公众-环境关系发展中是一个永不间断的过程,它在组织内外不断产生、流通和利用,就像一种有源头的“流”。任何一个组织中的关系传播都不是一维流动的,而是多维流通的,因此,作者借鉴人际传播和社会网络的相关理论,提出了一个关系传播流的三维框架:目的维度,性质维度和内容维度。目的维度包括由战略性关系和日常性关系构成的连续统一体,性质维度包括由强关系到弱关系的连续体;内容维度包括从信息流向文化,从文化流向情感的连续统一体。目的维度和性质维度构成了四个象限,而内容维度以三个同心圆置于其中,形成一个立体多维的传播分析框架(见图1)。从目的维度来看, 关系传播流是一个从完全无意识、无计划的日常性传播到完全有意识、有计划的战略传播的变化连续体;从强弱维度来看,关系传播流就是一个从强关系到弱关系的传播变化连续体,从内容维度来看,关系传播流包括信息流,文化流和情感流,具体地说就是由“社会层面”的关系、“文化层面”的关系和“人际层面”的关系所构成的一个传播连续统一体;其中,社会层面的关系体现一种以社会分工信息为主的角色关系;文化层面的关系体现了一种以文化信息为主的价值观关系,人际层面的关系体现了一种情感关系。 在这一范畴,公共关系主要是从信息、文化和情感三个层面来研究维持强弱关系的日常性传播策略和战略性传播策略,主要的研究议题有:各种关系类型的强弱测量和变化规律;战略性关系和日常性关系的实现和转化策略;战略性信息和日常性信息对关系强弱的影响;内向性信息和外向性信息对关系强弱的影响;强关系与弱关系的信息传播模型; 强弱关系的文化传播研究;日常性关系传播中的情感投资模型;战略性关系传播中的情感表达;情感维度与关系结果评估,等等。

在组织-公众关系的最后阶段,布鲁姆的“关系后项”包括目标达成、依赖和丧失自主性以及日常的制度化行为四个结果,格鲁尼格的“关系结果”主要是指所建立的符号关系(如品牌的形成)和行动关系 (如相互控制,信任,满意,承诺等)。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结果都是关于“生态位”的问题,即关系主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位置及其机能,作者把它称之为“关系生态位”。

关系生态位是指一个组织的关系要素及其性质的集合,它是组织-公众-环境之间关系的某种定性或定量的表述,它不仅包括空间概念,而且包括时间概念,它反映了一个组织对关系管理的适宜程度和对公众的吸引力程度(陈先红,2006)。它包括两层含意:一是反映组织-公众-环境关系管理的价值,这是一种抽象的性状描述。比如关系管理是一种花费还是一种投资?关系管理的结果是建立了信任还是促进了合作?关系管理是否增强了组织魅力,增加了社会资本?关系管理在形成、维持和改变社会资本方面扮演何种角色等等。二是反映组织-公众-环境关系管理的结果,即组织在其所处的生态系统中的时空位置。每一种组织在多维生态空间中都有其理想生态位,而每一种环境因素都给组织提供了现实生态位,理想生态位与现实生态位之差就产生了生态位势。关系管理的任务就是一方面帮助组织去寻求、占领和竞争良好的生态位,建立声誉,塑造品牌,能动地去改造环境,另一方面也迫使组织不断地适应环境,调节自己的理想生态位,通过议题管理,危机处理,实现组织和环境关系的和谐发展,使现实生态位与理想生态位之差最小。所以,从公共关系角度看,可以把声誉、品牌、议题、危机看作是某种生态位的具体体现。从功能性质角度看,品牌体现了组织所处的市场生态位,声誉反映了组织的社会生态位;从时空角度看,危机体现了组织在某一时间点的特殊生态位,议题反映了组织在某一时间段进入的空间生态位。可以说,对关系生态位的管理就是对声誉、品牌、议题、危机的管理(见图1)。

因此,本文提出,关系资源网、关系传播流和关系生态位共同构成了公共关系学的基本范畴,公共关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结网”,“造流”和“占位”。

五、公共关系学的理论建构模型

根据社会科学的性质, 公共关系理论模型共分为四层:最高层是世界观层,第二层是方法层,第三层是核心概念层,第四层是理论观点层。世界观体现了理论建构的基本假设,生态思维所提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世界观是公共关系理论建构的共同基础。在这一世界观指导下,公共关系学者可以采取策略方法和道德方法这两种生态方法建构公共关系理论。迄今为止,围绕“传播”和“关系”这两个核心概念,主要理论成果有劝服操纵模型、双向对称模型、调节-适应模型、社区模型和文化调节模型等,如下图:

在此模型中,在图的最左侧,是纯粹以传播为中心的劝服操纵型公共关系,即理性主义的策略型公共关系,其特征就是以传播为中心,以劝服为手段,最终达成利己单赢关系状态,关系只是一种被利用的工具,其代表观点为米勒的“劝服说[3]”。

在图的最右侧,是纯粹以关系为中心的社区型公共关系,即社群主义的伦理型公共关系,其特征是以“建立社区感”为己任,通过积极主动承担社区责任,来减少社会冲突,提升社会关系,它强调关系质量和承诺;强调社会认同感,强调核心价值和信仰的重要性;强调权力和责任的平衡,市民知情权。其代表观点为克鲁克伯格和斯达克的“社区感假设[4]”。

在该图中间的上方,是以传播为核心的双向对称公共关系,即理想主义的对称型公关,在双向对称模型中,组织-环境关系主要是一种研究背景,作为传播的外部变量或者干扰变量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传播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既是伦理的也是策略的。该模型奠定了公共关系的世界观基础。同时也受到广泛争议和攻击,其代表观点是格鲁尼格的“传播管理说”和“卓越公共关系”。

在该图中间的中部,是调整-适应模型,此模型强调了传播与关系的相关性 ,在组织-环境关系的适应与协调中,传播的协调作用改善了组织对关系变化的适应性。该模型仍然是以传播策略为重点,组织-环境关系为调节变量的。其代表观点是卡特利普,布鲁姆的“关系管理说”。

在该图中间的底部,或者说整个区域的底部,是文化调节模型。该模型以关系为中心,把原来处于背景地位的组织-环境关系纳入到一个由组织-公众-环境构成的复合关系生态中,从组织的社会文化角色出发,通过对话和研究,达到伦理和谐的关系生态,其代表观点是陈先红提出的“关系生态说[5]”。

从以上理论模型可以看出,公共关系学将公共关系理论的建构从策略方法导向伦理方法,从强调外在的公共关系技术、手段和策略,到强调内在的公共关系理念、文化和哲学,其目的就是要重新建构公共关系理论体系,还原公共关系建立社会信任,追求真善美这一本来价值。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科学发展是具有历史阶段性的,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某一个历史时期为大部分共同体成员所广泛承认的科学共同体,它表示了一个科学发展阶段的模式,而没有一门学科是完全不变的,正如皮亚杰所说的:“所有学科,包括高度发展了的学科,都是以不断发展为其特征的……任何一门学科都还总是不完善的,经常处于建构的过程之中(Jean Piaget,1996)。”对于正在快速发展的新兴学科公共关系学来说,新媒体时代正好是公共关系理论范式转换的良好开端,而不是终结,所以,本人提出“以生态学范式建构公共关系学理论”,主要是为了引起更深入的思考, 期待更深刻的讨论和更科学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仅以此文抛砖引玉,欢迎批评指正!

注释:

[1]“关系居间者”的概念来自马丁布帛的关系哲学,他认为人是关系的居间者。

[2]“生态自我”的概念来自奈斯,他用生态自我来表达形而上的大写的我,来表明这种自我是在与人类共同体、与大地共同体的关系中实现的。当我们达到“生态自我”时,便能“在所有存在物中看到自我,并在自我中看到所有的存在物”。

[3]米勒把公共关系定义为“竭尽全力用符号控制某些环境的过程”. 见Miller, (1989).Persuasion and Public Relations: Two “Ps”in a Pod Gerald R. Miller. In (eds.) Carl Botan and Vincent Hazelton, Jr. Public Relations Theor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Hillsdale, NJ.

[4]克鲁克博格认为,公共关系是一种建立社区感的努力。见Kruckberg,D.,& Starck,K.(1988). public relations and communicity: A reconstructucted theory.New York: Praeger.

[5]陈先红把公共关系定义为“组织―公众―环境系统的关系生态管理,具体说来,就是社会组织运用调查研究和对话传播等手段,营造具有公众性、公开性、公益性和公共舆论性的关系生态,以确保组织利益、公众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和谐”。参见《公共关系生态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

参考文献:

[1]陈先红.论新媒介即关系,北京:现代传播,2006,3,p49

[2]斯蒂芬.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理论(第七版),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3]邱志勇.数位媒体与科技文化,台湾达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9,P15

[4]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27.

[5]陈先红.新媒介推动下公共关系理论范式的创新. 北京: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06.4: 72

[6]陈先红.公共关系生态论.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6: 138-140.

[7]孟建.中国公共关系发展报告(2005-2006).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6: 271

[8]Ferguson M. A.. Building theory in Public Relations: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Gainesville, FL. 1984, August.

篇10

关键词：景观生态学；理论知识；科学性、前瞻性和全面性

一、前言

根据环境学中的生态和地理学中的景观，景观生态学把生态学对生态系统机能互相作用的纵向研究以及地理学中地理现象的空间相互作用的横向研究结合为一个整体，通过对地球生物圈内多种循环系统和多种循环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以及对景观所在环境的空间结构和结构之间的关系和功能的研究，和对生态学的动态变化以及合理利用和保护的方法与理论的研究。通过课程教学活动使学生掌握景观生态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使学生能够更加全面深刻地掌握和认识景观生态学的发展以及其在土地利用、国土整治、区域规划、自然保护、资源开发、旅游开发以及环境治理等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的应用，借此培养学生的创造、创新意识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景观生态学教学的整体目标

根据全球不同学派的观点和基本理论以及本专业培养人才方式的特点，景观生态学的教学整体目标就是：通过对本门课程的学习，对学生的要求是掌握景观生态学的相关基本概念，对景观生态学的发展过程有初步的了解，掌握本门课程的核心内容及其定义。了解景观生态学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其与地球生物圈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掌握景观生态学的原理和主要理论，了解景观内部尺度、过程及布局间的相互关系，同时还要了解其在在地球资源的循环利用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持的研究等多方面的应用。

三、景观生态学教学内容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景观生态学作为一门最新发展起来的学科，它的理论体系是以地球生态学、地理学和系统研究科学的理论基础作为理论基础建立的理论体系，而且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尺度的景观。鉴于教学内容体系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在构建景观生态学教学体系的过程中必须考虑下列的原则：（1）教学体系前后一致具有统一性；（2）教学体系应该涉及当时最前沿的学科内容并考虑学科内容的基础；（3）构建过程中还应考虑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介绍理论的同时还应介绍相关的实践案例；（4）教学体系的构建过程更得考虑景观的演变与管理间的相互关联；（5）建立系统过程中对于景观功能、景观的空间构造模式以及景观的动态变化的联系。

四、景观生态学教学体系的构建

国家教育部正在不断地提出教育改革方案，为了响应国家的相关政策，本专业也开展了研究型教学模式的研究，在景观生态学教学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我们也应该考虑研究型教学模式就，将它融入到新建立的教学体系中去。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参考国内外各种关于景观生态学的教材以及各种学派的理论基础作为基础，并结合最新的学科发展内容和学科内容的四大模块，遴选出学科的重要知识点，并从教学内容侧重点和教学层次性这两个方面对教学内容进行编排，构建出较为完整的学科教学体系。

五、景观生态学教学构建中的具体问题分析

1.教学内容和课程知识点的优化重组

景观生态学作为一门正在不断发展的新兴学科，随着研究人员的不断深入研究，研究报告也在不断被撰写出来，为了更好地教学，各种最新的教材也不断被出版面试。为了教学的持续延续和发展我们得保证教材的不断更新，这样我们就得建立良好的教学系统。在建立良好的教学系统以后，我们还要遴选出需要学习的知识点，用这些知识点充实教材。知识点就像肉，教学系统就像骨头，只有教学系统和知识点相互融合才能更好地让学生学习知识。

2.运用新技术和新方法

新的科技在不断地被创造，如何将这些新的科技运用到景观生态学中也是一个关键，我们得从教学环节就将新的科技介绍给学生。例如最新的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以及电子科技在研究过程中的运用。同时我们也要勇于接受新的学习方法和新的教学模式，从而让学生能更加主动、更加乐于去学习和掌握知识。因此，如何掌握和运用新技术和新方法成为新的教学系统和方式的关键。只有把握好这个关键，我们才能更好地构建教学系统。

3.面向实际问题，拓展应用领域

无论多么新的科技、新的理论，只有能够应用到实践中去才能创造出更多财富，因此，如何应用到实践中去并将理论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目前，许多的课程教学过程中大多以理论为主，在学习完所有的课程以后学生不能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如何让学生能够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并逐步扩展到应用领域中去。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的实例进行讲解，让学生能够深刻的理解理论如何在实践中运用的。因此，在编写新的教学系统过程中要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写到系统中去。

六、结束语

景观生态学的教学构建中，如何将本科教学与研究生教学之间的层次区分出来是教学体系构建过程中的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总的来说，促进学生自觉地运用景观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去全面深入的分析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是景观生态学教学的一项艰巨任务。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教学系统构建这项任务。因为后者是前者的铺垫和基石，前者是后者延续和发展。（作者单位：河南工业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新晓，牛健植，关文彬，等.景观生态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俞孔坚.生物保护的景观生态安全格局[J].生态学报.1999，19（1）：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