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工业污染的建议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减少工业污染的建议，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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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污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石家庄

基金项目：石家庄市科技局计划项目：“石家庄市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145790375）；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河北省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项目编号：SQ151117）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4月22日

近年来，石家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以资源的高投入、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日益紧张。因此，对石家庄市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1998～2012年石家庄市环境经济数据的经济计量模型研究，得出了石家庄市工业“三废”排放的EKC，并根据该曲线特点，提出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关建议。

一、石家庄经济与环境现状

石家庄市是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地处华北平原腹地，与北京、天津、济南三大都市几乎是等距相望，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现辖8个区、11个县、3个县级市和1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总面积1.58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038.6万人（2012年底人口）1998～2012年17年间，石家庄市的地区生产总值从656.4亿元上升到4，863.6亿元，实现了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但产业结构变化不明显，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基本保持不变，而第三产业比重提高不明显，一直保持“二三一”产业格局。（图1）

环境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三废”的排放量，第一产业对环境影响较小，第三产业对环境影响最小。近年来，石家庄市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水资源日益短缺，地下水严重超采，地表河流沿途受工业污染源污染；大气污染更为严重，京津冀的雾霾天气已经引起了普遍关注，环境问题日益严峻。

二、石家庄市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计量模型分析

（一）指标量化及计算结果。选取人均生产总值（GDP）、废水排放总量、废气排放总量以及固体废弃物产生总量作为分析石家庄市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水平关系的指标，搜集石家庄市1998-2012年的经济与环境数据，其中GDP采用1998年不变价计算。采用无量纲化方法分别对以上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Mi*=（Mi-Mmin）/（Mmax-Mmin），（i=1，2，…，15） （1）

其中，i表示年序（1998年记为1，以此类推），Mi*为标准化后的数值，Mi为指标初始值，Mmax为指标最大值，Mmin为指标的最小值。

定义人均GDP标准化后的数值为Xi，即第i年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环境指标标准化后的数值为Yij，即单指标污染水平。

由废水排放总量、废气排放总量以及固体废弃产生总量建立综合指标――环境污染水平。用来表征环境污染综合水平：

Yi=■Yij/3，（i=1，2，…，15；j=1，2，3）

式中，Yi为第i年的综合环境污染水平，j为污染物状态类型，Yij为第i年第j种污染物排放量的标准化值。以1998～2012年统计数据为依据，进行计算，结果列入表1。（表1）

（二）石家庄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根据表1中的计算结果，绘制石家庄市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图2、图3）研究时段内石家庄市环境污染状况随经济增长呈现波动变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大体呈现 “倒U形+U形+倒U形”的变化特征，及M形，与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形”不同。其中“倒U形”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的峰值出现在2006～2007年间，人均GDP21，500～24，000元，这个时期的环境污染程度较高；而“U 形”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的低谷出现在2008～2009年间，此时人均GDP为21，800～30，000元之间。这个时期的环境污染程度较低，与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有密切关系。第二个“倒U形”的峰值出现在2011～2012年间，随后开始出现下降趋势，2012年京津冀地区严重的雾霾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市委、市政府也加大环保工作力度，因此出现了环境污染水平有所缓和，但是整体水平依然较高。

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单项指标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别呈现“W形曲线的上升阶段”、“倒U形+U形”即N形、和“倒U形下降阶段”特征，即M 形，从图2和图3可以看出，综合环境的污染与废气排放量的形状基本一致，说明大气污染是石家庄污染的主要污染源。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通过实证研究可以看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只是一个客观现象，而不是一个必然的规律，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EKC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研究结果只反映的是石家庄市这一阶段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局部变化，而不是整体的变化趋势；根据石家庄实际情况，近年来废水、废气排放量有上升的趋势，今后应加强对废水、废气防治和治理工作。同时，逐步降低第二产业以及第二产业中重工业的比例，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使得环境污染水平逐渐下降。

（二）建议

1、加快产业结构转型。环境污染主要来自工业污染物的排放，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加快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才能从根源上改变工业污染的排放源，从而控制工业污染的总量。

2、优化工业行业结构调整，加快技术进步。工业内部的行业结构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工业污染排放量，调整产业结构以及工业内部行业结构，对减少工业污染至关重要。因此，在工业化进程中，必须促进工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加快旧设备的更新换代的能力和速度，推行工业低排放的清洁生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3、加大环保投入。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增加环保投资力度，提高污染治理投资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完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能力，同时发展环境科技，创新环保产业，使环境质量得到进一步改善。

4、加强环境保护意识。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加大环保教育的财政投入，向社会公众普及环保的科技知识，开展环境保护教育工作。推进企业环境行为信息公开化，建立严厉的奖惩制度。扩展公众参与渠道和制度，全民监督污染排放，全民参与环保。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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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业污染场地；环境调查

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污染问题却越发突出，面对这种现状，对区域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一些存在较大污染的工业企业搬离市区，应对日益严峻的城市污染问题。这些污染企业原来的用地，被开发成建筑用地建设了住宅小区等。这些工业企业场地存在很大污染，这就需要对工业污染场地加强相应的调查与研究，采取措施解决，提高工业场地污染治理的效果，以保证居民生存的质量。

1.工业污染场地的分类

1.1无机物污染

无机物污染是工业污染结构中重要的污染类型，非常常见，主要是指土壤环境渗入无机物而造成污染，使原来的土壤地质环境被打破，不断释放一些有毒有害物质，对居民的身体健康造成很大威胁。如重金属Co、Pb、Cu、Cd等都是常见的无机物污染物，皮革制造、化工企业以及冶炼行业等制造业是引发重金属污染的主要企业。

1.2有机污染

有机物污染也是一种重要的污染类型，造成有机物污染的主要原因是土壤环境中有机物进入，并和原来的离子发生络合反应，形成络合物，对土壤结构，理化性质造成很大影响，如农药、环芳烃、苯环产物等是主要的有机物污染来源，有的有机污染物自身存在很大毒性，如苯环产物，这种物质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很多次生有毒有害物质向外释放，对环境的安全造成很大影响。如油漆涂料、农药生产、电子产品等诸多行业都是造成有机污染的主要行业。

1.3复合型污染

除以上污染类型之外，在综合化治理污染过程当中，复合型污染治理难度非常的高。所谓复合型污染，主要是指场地当中污染物的类型有两种及两种以上，而且污染物的含量以及分布规律比较差，在治理上，需要和区域模块充分结合，进行不同应用结构划分，有效治理工业污染场地。当前很多工业污染场地，污染类型都属于复合型，而且多数污染物之间常常出现协同和拮抗作用等，这样一来，使得土壤污染结构越发复杂化，在整理过程，具有较大的难度，处理工作也十分复杂。

2.工业污染场地环境调查工作内容

2.1第一阶段

对工业污染场地环境开展相应调查，第一阶段的工作是有效采集前期资料，这是基础工作的重要内容，任务是对工业污染场地，污染类型情况充分了解与掌握，对场地当中的污染现状做出准确判断。第一阶段工作并不是采集污染场地的样本，只是依照现场相关信息，进行可操作性有关判断，倘若污染场地于新的建设要求相符合，之后再进行相应的调研工作，在实际调查工作当中，主要应用收集相关基础资料，或者深入现场开展踏探以及通过走访进行相应的调研。收集基础资料，是对区域经济发展资料进行翻阅，了解和掌握区域过去企业的性质和类型以及企业的生产规模与持续时间等，这对场地评价可操作性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现场踏探工作主要是对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组织，深入现场开展调研，对污染场地植被生长现状以及空气环境等展开详细的调查。走访形式是对区域居民进行相应的走访调查，通过走访，对厂区过去的企业实际情况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与把握，与第一阶段采集的综合数据充分考虑，对区域环境是否具备重新利用价值做出准确判断。

2.2第二阶段

在对工业污染场地是否具备利用价值确定之后，便需要进行第二阶段污染场地调查工作，此时需要进行结构性采样，来对场地污染物实际种类和含量情况等充分明确，获得相应的数据，更好地指导后期治理工作，在实际应用时，这一阶段工作主要包括初步采样以及详细采样两方面工作内容，前者将工业污染场地进行各个栅格区域划分，并在栅格区域合理的对样品进行采集，一般采样点进行5~10个样品采集，并对采集的样本合理编号，送到实验室开展化验工作。通过化验获得相应数据，了解掌握该区污染物的含量，与国家要求清洁点相符合进行数据对照，并对不确定因素进行分析，区域数据必须要与基本要求相符合，便不再对这类区域开展相应的调查。而与国家有关要求不相符合的建筑区域，还需要开展更加详细的采样调查工作，适当增加采样点，对污染物的深度影响范围和程度展开详细调查，并通过有效的措施进行应对，提高治理效果。

2.3第三阶段

第二阶段，数据调研工作完成之后，便需要开展第三阶段的调研。在此阶段主要工作内容是补测基础情况，与第二阶段样品采集过程当中，受到人为因素和保存环境因素影响，造成的一些失误，会造成检测结果失效。这就需要在第三阶段开展补测工作，更好的保证数据分析结果的精准性，并充分考虑第二阶段调研数据，针对工业污染场地实际情况予以详细的风险评估，依照需要对场地开展详细的测量，获取全面精准的数据，保证监测结果的精准性。

3.工业污染场地环境调查工作存在的问题

3.1评价标准有待完善

在客观评价工业污染场地污染现状时，必须要在相应的评价标准下科学规范的进行。当前在一些区域污染现状评价过程当中，主要根据GB15618-1995《土壤环境质量标准》进行评价，这类标准主要是评价农业用地污染监测，然而，对于工业污染场地应用时，仅仅可以作为参考，无法进行区域环境监测。工业场地污染物类型呈现不断增多的趋势，不仅要进行常规污染物监测，同时结构当中还有一些挥发以及半挥发有机物存在，倘若仅仅针对土壤污染物含量开展相应的监测，会对结果的精准性造成不利影响。同时，复合型污染物成为当前污染物的主要类型，过去应用的传统监测标准，无法全面综合地进行权重分析。一些企业在开展污染物检测过程中，常常应用单因子污染鉴定方式检测污染物现状，很多污染物生成时，还衍生出其他类型的污染物。如有的污染物对土壤造成污染时，会有络合物形成于土壤中，这些衍生物对环境造成的影响非常大，但是相应的评价标准却比较缺乏，影响评价结果的客观性。

3.2调查周期较长

在上文中已经提及，在对工业污染场地环境调查过程当中，主要的阶段包括三个，各个阶段工作内容存在很大不同，必须要分段进行相应的调查，能够有效确保调查工作的科学有序开展。消耗很多时间成本，特别是面对一些严重的污染问题，或者工业场地当中存在很多污染物，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周期。第二阶段也就是初步采样于详细采样阶段内容非常繁多，在完成初步采样之后，需要多次采集相关样本，并展开全面，综合性的评估工作，并进行多次数据补测，使工业污染场地环境调查应用周期不断延长，结合过去的工作经验进行工业污染场地环境调查，有的调查周期能够达到五年之久，由于较长的调查周期对于工程建设工作形成很大影响。另外一些污染场地区域是长时间遗留问题，开展多次数据调查工作，会使调研费用大幅增加，政府部门对调研活动进行精心组织，拨款却存在周期性，无法确保相关费用及时的拨付，对后续工作开展也形成很大限制。

3.3样品分析成本较高

在样品鉴定机构选择过程当中，应当对国家统一规定的机构进行选择，同时还应当选择经过CMA认证试验室，对于样本数据展开详细分析，综合性的进行研究检测时，应当合理的进行处理，如进行过筛烘干，称量干重，分装样品等。对于工业污染场地环境调查工作而言，由于需要大量的采集样本数据，极大地增加了样本采集消耗时间，而且近年来，污染场地污染物种类呈现不断增加趋势，处理样品过程步骤也变得越发繁琐，导致成本投入不断增加。为了更好地控制相应的成本投入，一些企业会利用对样本采集数量进行减少的形式来控制成本投入，这样一来极易引发污染区域分析数据结果不准确，导致后续修复工作，需要更多的成本消耗。

3.4调查工作重视程度较低

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在工业污染场地环境调查工作当中，相应的应用体系也在逐步完善和提升，但是在工业污染场地环境调查工作实际依然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调研方式以及统计调研数据方面没有明确相应的模板，数据调研的完整性，导致制订后续方案过程当中，难以将科学的依据提供出来，还有很多企业不重视工业污染场地环境调查工作，导致调查工作停留于表面，虽然投资成本减少很多，然而对后续施工却造成很大影响，衍生出很多土地污染问题，这就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进行修复，使企业经济损失进一步增大。

4.工业污染场地环境调查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4.1完善评价标准

借助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可以更好地保证评价结果精准性，为制订修复方案提供更加科学的参考，在工业污染场地环境调查工作当中，必须要按照土壤环境评价标准进行，我国各地有着非常大的土壤性质变化，地区的不同，土壤当中各种元素存在很大的含量差距，对国家土壤环境评价标准统一的进行制订，却无法适应于各个地区土壤具体状况。所以国家环保部门，应当鼓励各省市区与自身实际充分结合，考虑环境污染特点以及土壤天然背景值，对于生态系统安全，社会发展现状以及经济可承受能力，还有对人体健康方面的影响，综合性的全面考虑，并对土地使用功能予以充分分析，对地方土壤环境评价标准自行制订，推动地方性土壤环境评价标准出台，更好地推进工业污染场地环境调查工作顺利进行。

4.2构建动态调查模式

加强动态调查模式构建，有效控制和减少工程调研周期，使场地利用价值进一步增强。目前在场地调查工作当中，我国依然处于摸索阶段，对于工业场地环境调查工作认识的还非常肤浅，特别是对于一些污染物的迁移分布没有充分的了解，投入工业污染场地污染物调查的技术手段还十分有限，所以应当认真遵循分阶段方式对工业污染场地开展详细的环境调查工作，同时样品采集以及分析也是工业污染场地环境调查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确保数据获取的精准性，全面性，才能进一步增强其法律效力，在完善的步骤实施下，对工业污染场地环境调查报告认真书写，才能为后续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全面的数据参考。但是分阶段调查模式需要投入很长的时间，而且成本投入也非常的大。伴随当前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实时测量技术与设备也获得了巨大提升，如便携式x射线荧光仪和PID、GC/MS等在工业污染场地环境调查当中发挥的巨大的作用，同时还有地震波、钻孔技术、电子技术等实时地球物理探测技术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利用这些技术手段，可以更好地开展工业场地污染物环境调查，保证调查工作实效。

4.3做好场地水文地质调查

对场地水文地质情况展开充分的调查和研究，可以更加全面掌握场地污染情况，为后续修复方案确定提供有效的指导，针对一些严重污染的场地，如果单单依靠水文地质资料的收集，无法保证场地调查工作需求，必须要深入现场，对土壤及地下水样品展开全面收集与分析，并对场地水文地质情况展开详细调查，获取全面详实的信息数据，为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4.4加强相关人员的技能培训

对有关技术人员强化技能培训工作，可以使其操作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调研工作开展过程当中，必须要科学合理的有序进行，而且还应当对相关技术人员加强培训，提高其综合技能与素养，满足工业污染场地环境调查工作需要。

5.结语

在工业污染场地环境调查工作当中，应当对评价标准不断完善，通过动态调查模式应用，控制和减少调研周期，加强水文地质调查，并扩大工作人员培训工作，及时解决工业污染场地调查过程当中各种问题，保证调研结果精准性，这对提高场地复用价值有着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建忠,工业污染场地再开发利用的思考与建议[J].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19,39（7）：55-57.

［2］李雪俊,工业污染场地修复技术、现状及展望[J].河南科技,2019（16）：147-149.

［3］张丽芬,污染场地环境调查现状及存在问题探讨[J].环境与发展,2018,30（8）：31-32.

［4］武华梅.某工业污染场地重金属健康风险评估研究/2018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科学技术年会论文集（第三卷）[C].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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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业治理成本；出口；能源密集型产品出口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1286

1引言与文献综述

近年来，我国的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份额的占比是逐年上升的，2015年，我国外贸出口总额占比较2014年提高了15%。但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我国外贸出口增速有一定程度下滑，环境成本已被很多企业纳入生产成本中的一部分。国外学者Walter认为环境污染控制成本仅占出口商品中很小的部分，因此不会对出口商品流向产生影响。Cole和Elliott（2005）运用H―o―s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发现环境规制对于净出口的影响并不明显。一些学者认为“波特假说”缺乏经验实证分析，认为环境规制是不利于出口贸易的。Carraro和Siniscalco（1992）构建了开放型经济模型，认为国内的环境法规与标准最终会使企业丧失利润空间。那么工业污染治理成本对我国出口贸易尤其是对能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有怎样的影响？

2变量、数据与模型的选取

本文根据国内外相关文献关于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分析，再结合本文的研究需要，确定本文的最终模型为：

lnExp=αlnIpc+βlnfdl+γlnlabor+ηlnexrate+θlntech+ε（1）

本文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出口贸易额（Exp）：出口贸易额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出口贸易规模，能直观反映我国出口贸易的增长；实际利用外资（fdI）：本文选取数据为2000―2014年的年实际利用外资额，预测其与我国的出口存在正相关关系。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工业污染治理成本（Ipc），数据为我国的年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取对数。劳动力投入（labor）为我国出口贸易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本文以三大产业的就业人数表征劳动力投入数量，预测系数为正。汇率水平（exrate）也是影响一国出口的重要因素。本文数据取2000―2014年美元兑人民币的年平均标价表示我国的人民币汇率水平，预测系数为正。tech 为技术进步水平，预计系数为正。本文所有数据均采取对数形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系数值均表示弹性系数。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3计量结果分析

计量过程及结果。根据模型的设定，本文根据模型（1）采用逐步回归的方式，对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做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见表2。

表2显示了逐个加入有关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从模型2到模型5核心解释变量工业污染治理成本显著为正，这一结果符合“波特假说”。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增加会促使企业生产清洁型产品，提高资源利用率，并且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有利于减少企业环境排污税收等，创新带来的收益增加有利于增强我国的出口竞争力。在控制了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劳动力投入，汇率水平，以及技术进步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弹性系数为12244，表明在其他条件既定情况下，当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增加1%时，我国出口额增加12244%，当加入实际利用外资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弹性系数为05762，进一步控制劳动力投入的影响后，这种影响结果缩小到04782，再进一步控制汇率与技术进步因素，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弹性系数显著分别为05599，05393，表明我们所观察到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影响我国出口贸易额的差异，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劳动力投入，汇率和技术水平的差异。本文研究发现实际利用外资，劳动力投入，汇率水平及技术水平对出口的影响均为正向，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出口的影响显著为正。

4结论和政策建议

证结果表明，工业污染治理成本每增加1%，我国出口额将增加约05%。相比而言，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对出口呈现显著的正效应，劳动力投入对出口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基于上述结论：第一，要重视对工业污染物的治理投资，尤其是加大对能源密集型产品的污染治理投资。加大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所带来的创新收益效应大于成本增加效应，会刺激企业进行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促进企业生产效率和能源资源利用率的提高。第二，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程度大且影响显著，我国政府在创造条件吸引外商投资时，要重视工业生产环境问题，提高我国能源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增强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Cole M A，R J R ElliotFDI and the Capital Intensity of “Dirty” Sector： A Missing Piece of the Pollution Haven Puzzle[J].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5，9（4）：530-548

[2]杨庆容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8

[3]杨雪峰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出口影响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3（6）：40-4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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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环保；现状；建议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14.065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乡镇工业和畜禽养殖等行业对农村环境带来的污染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日趋严重。农村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进而关系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农村环保工作，彻底解决农村环境问题，改善农村环境质量。

1 农村环境现状及产生主要原因

1.1 群众对环保工作的参与度较低

农村环保工作不仅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齐抓共管，更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目前，环保各项政策的宣传力度不够，部分群众对农村环保工作的认识不够深刻，自我约束力不强，主动参与度不高，主观能动性较差。

1.2 地方政府重视力度不够

目前，对工业造成的污染认识较高，而对农药化肥污染、农村畜禽养殖污染、生活污水处理、饮用水源保护等方面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够、污染防治的投入严重不足。特别是受“重经济轻环保、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发展轻生活”等思想的影响，严重影响了国家有关环保方面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使环保法律法规得不到有效的执行，从而制约了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农村环境得不到明显的改善。

1.3 农村环保工作管理体制存在缺陷

一是政府及相关部门责任不明晰。当前，农村环保工作仍然依靠环保部门的“单打独斗”，认为是环保部门的责任，但具体工作中需要农业、水利、城管等有关部门的通力合作。二是乡镇缺少环保机构和专职环保人员，以致环境监管“鞭长莫及”。三是农村环保经费投入不足。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工业制造业、畜养殖牧业、三产服务业的剧增，农村环境面临着许许多多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投入大量的治理资金。但只有少量的资金也分散在政府的相关部门，难以从整体上进行统筹考虑，难以进行高标准的“顶层设计”，导致个别项目存在规模小、效率低，甚至重复建设的问题，很难让农村的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1.4 农村环保缺乏科技力量

农村环境保护工作涉及面广量且较复杂，存在于社区生活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秸秆还田利用、土壤污染防治等多个方面，需要大量科学技术的推动和支持。即使建设了生活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等污染治理设施，但由于缺少必要的专业人员，导致设施运行效率较低，远远达不到治理的要求。

2 加强农村环保工作的建议

农村环保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形成合力。农村环境得到不同程度的破氖俏颐撬面临的严峻现实问题，务必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彻底改善农村环境，使其逐步走上良好生态环境的轨道。

2.1 科学编制农村环境保护规划

政府成立农村环境整治领导小组，明确各部门职责，结合农村环保工作实际情况，科学制定长期环保发展规划，并严格按照规划要求，逐步实施环境治理项目，促进农村环境质量的逐步改善，还农村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2.2 注重农村饮用水源地保护

农村饮用水源地的保护工作，关系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科学合理的设定各个农村饮用水源地保护区，通过围栏进行保护，并在显要位置竖立标志牌，提醒广大农民自觉进行保护，防止各种污染物的对其造成污染。开展经常性的农村水源地环保专项整治行动，对重点水源地内的企事业排污单位加强监管，对达不到环保相关要求的要坚决取缔，确保水源地的饮用水安全。

2.3 科学制止农村工业污染

不仅要对现有的工业污染进行严格的管理，而且要对新建项目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等，坚决杜绝新污染源的产生，坚决取缔“小散乱污”企业，全面淘汰污染重、能耗高等不符合环境规划要求的项目。

2.4 注重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和综合利用

按照畜牧养殖规划，对分散养殖户，要加强政策引导，变分散为集中，在养殖区域内建设模化养殖场和养殖小区。利用国家资金扶植政策，切实做好规划内的沼气和堆肥项目建设，对因养殖产生的有害物质进行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不仅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而且带来经济效益。同时推广农村使用清洁能源，减少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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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发展模式粗放并缺乏有效环境监管，导致工业污染场地数量多、潜在环境风险高，管理形势十分严峻。相比于水、大气污染防治而言，工业场地污染防治面临着认识与能力不足、法规标准缺乏、责任难落实、资金无保障等诸多困境。本文针对当前我国工业场地污染防治存在的困境，在借鉴发达国家与地区污染场地管理的历史经验和我国部分地方省市实践探索的基础上，研究提出基于“防新增、明已有、治突出、控长远、净开发”策略的综合污染场地风险防控体系的路线图构想，并设计提出具体实施且亟需开展的重点工作。

关键词 工业场地；污染防治；土壤修复；风险防控

工业污染场地是指经过调查和风险评估后，确认污染危害超过人体健康或生态环境可接受风险水平的工业场地。工业污染场地主要是由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跑、冒、滴、漏”及三废排放的长期累积、废水废液偷排、漏排、固体废物的不规范堆存处置以及突发环境事故造成的。相对于大气、水的污染防治而言，场地污染防治在我国是一新兴领域，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面临法规、管理规则、责任、资金、技术等一系列问题，亟待开展顶层设计，系统地开展场地污染防一控一治工作，切实保护和改善土壤环境质量。

我国工业场地污染现状

废弃工业场地数量巨大，土壤环境问题突出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以及国家化解产能过剩矛盾、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及老工业区整体搬迁改造等工作的部署实施，大量工业场地被废弃或用于商业开发。据不完全统计，2001-2014年，全国有十多万家企业关停或搬迁，遗留下大量重污染的搬迁企业场地，相当一部分属于污染场地。2014年4月《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结果显示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在调查的81块工业废弃地的775个土壤点位中，超标点位占34. 9%，主要污染物为锌、汞、铅、铬、砷和多环芳烃。

工业污染场地环境危害突出，治理修复难度大

工业污染场地危害集中表现在危害人居安全、危害职业安全、污染生态环境、影响社会稳定四个方面。工业污染场地环境安全隐患突出，给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危害，同时也影响了国家产业布局调整和城镇化建设，已成社会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导火索。近年来陆续出现了关停搬迁企业场地再开发时施工工人中毒、兰州自来水污染、关停搬迁企业原址新开发小区业主集中抗议等一系列危害公众健康、饮用水安全及社会稳定性的事件。与此同时，一些污染物在土壤中不像在大气和水体中那样容易扩散和稀释，很难自行消除，且具有累积性和不可逆性。若不及时采取风险防控或治理修复行动，随着时间推移，存在场地污染范围扩大、变深的风险，将对生态环境和人民生命财产构成威胁，未来的治理成本也将逐年增加。

我国工业污染场地管理面临的困局

目前工业污染场地带来的看不见或潜藏的风险已经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加强污染场地管理势在必行。但是，我国工业污染场地环境管理处于起步阶段，目前面临诸多难题。

工作基础薄弱

我国政府、企业和公众对于污染场地问题的严重性、风险防范的紧迫性及任务的艰巨性普遍认识不足。现有环境管理制度及日常环境监管中对场地风险防范考虑不足，缺乏场地环境监管体系及相应的配套措施；企业缺乏场地主体责任意识，日常生产中缺乏场地污染防范措施，存在超标排放、偷排漏排、固体废物堆存处置不规范等现象；公众对场地危害认识不足，难以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我国污染场地还处于底数不清、状况不明阶段，管理部门对污染场地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类别、污染程度、扩散范围、治理状况、开发再利用情况等都缺乏了解，大体呈现开发一块管一块的被动应对状态，工作基础薄弱。耗时5年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限于财力只能对大尺度的士壤污染状况有所反映，对于个案性很强的场地污染获取的信息有限。

基本制度缺失

我国至今尚未有一部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项法律法规，场地管理相关规定文件多为意见、通知，且条文多为原则性、粗线条式的描述，法律强制力不够。环境管理部门缺乏管理依据和管理手段，监管受限。

污染场地管理的基本制度缺乏上位法支撑，场地污染的责任判定体系未细化，责任追究缺乏操作性；污染场地底数不清，缺乏污染场地档案备案及清单动态管理制度；缺乏可持续的资金筹集机制，无法保障场地调查评估与治理修复工作的开展。

监管不明，产业发展无序

在污染场地管理方面，监管主体、监管层级和各自监管责任不明确，污染场地流转、再开发缺乏多部门联合监管机制。地方污染场地再开发管理实践中，环保、规划或国土部门是污染场地监管主体的情况均存在，管理部门多元但缺乏有效的联合监管机制；在管理层级上，省级、市级甚至县级环保部门负责场地治理修复监管的情况也都存在，监管水平差异明显。场地管理与环评、环保验收等现有制度缺乏有效衔接，尚未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

在场地修复行业管理方面，缺乏对从业单位和从业人员资质和信用的管理，缺乏适用的技术、设备、药剂，加之起步阶段法规政策和技术标准的不健全，行业呈现大企业恶性竞争，小企业能力不足，从业者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的乱象，治理修复变身污染搬家工程，严重影响了环境修复战略新兴产业的健康发展。

技术支撑薄弱

20 14年7月起5项场地系列环保标准开始实施，调查、评估、监测和修复方案编制等过程有了原则性指导，仍然缺乏风险筛选值、修复验收、修复环境监理、长期管理、修复技术筛选与评估等方面的标准、规范、导则等技术文件，污染场地技术标准还未形成体系，尚不足以支撑场地调查评估与治理修复实际工作的开展。

场地调查评估技术力量薄弱，行业从业人员经验少，专业素质有待加强：缺乏技术、经济可行、成熟的污染场地修复技术，现有科研成果与管理、应用脱节，治理修复设施和药剂国产化率低，修复技术筛选体系未建立，缺乏污染场地治理修复示范工程，现有的技术支撑难以满足污染场地风险管控工作全面开展需求。

责任难落实，修复资金无保障

责任难以界定，尤其难以追溯历史污染者，是污染场地风险管理工作所面临的最大困境。现有的污染防治法规体系中，对于界定场地污染者尤其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场地污染者，污染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义务以及修复过程和结果的法律责任认定问题均无明确规定，再加上我国企业多经历产权变更或改制重组，“谁污染，谁治理”在污染场地管理中很难落地。

污染场地的治理修复需要全面考虑受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的治理，耗资巨大。目前我国的环境保护法规体系尚不能保障污染场地修复工程的经费筹措，缺乏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对于一些高地价的城市，高昂的场地修复费用被消化在土地流转的费用中，由地方政府、开发商和购房者共同埋单。对于低地价、历史遗留的无主场地，这种方式将难以适用。

场地污染综合防治的路线图构建

场地污染防治总体思路设想

工业场地污染防治核心工作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从新建、在产和退出角度严防工业企业新增场地污染；二是保障污染场地再开发的环境安全；三是控制已有且暂不开发的污染场地环境风险，优先开展位于环境敏感区场地的污染阻隔和治理修复。

基于以上考虑，提出以下工业场地污染综合防治工作的总体设想(图1)：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以改善土壤、地下水环境质量和建设良好人居环境为目标，以产业转型升级和优化城镇布局为契机，坚持一个核心，用好两个抓手，围绕三条主线，强化四重保障，落实五项策略。即：以构建一个综合的污染场地风险防控体系为核心，以落实责任体系和社会监督为两个抓手，以在产场地、闲置场地和再开发场地环境管理为三条主线，以推进法规制度建设、创新市场机制、强化科技支撑、加大信息公开为四重保障，以“防新增、明已有、治突出、控长远、净开发”为策略，逐步实现工业企业场地污染状况得到有效遏制，历史遗留的高风险污染场地和环境敏感地区场地污染得到初步控制，新增城市建设用地环境安全得到切实保障，防一管一治统筹，扭转我国场地污染被动应对的局面。

具体实施建议

加强场地污染防治工作需标本兼治，分轻重缓急推进。立足于“防新增、明已有、治突出、控长远、净开发”的基本策略，建议从以下五方面逐步推进工作，落实场地污染综合防治体系。

一是建章立制，推进管理体系构建。加快“土壤污染防治法”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编制，实现法规政策和体制机制上的突破，加快责任界定及终身追究、资金筹集、场地流转强制调查评估、多部门联合监管、污染场地档案、修复环境监理、第三方验收、修复场地后期管理、场地信息备案及信息公开等基本制度建设，初步建立污染场地环境管理框架体系和基本法规制度。

二是排查摸底，锁定优先管控对象。筛选易造成场地污染的高风险行业类别，以其为重点排查对象，针对在产及拟搬迁企业场地和已关停、搬迁、破产企业场地，分类、分步开展场地环境污染状况排查；形成潜在污染场地清单，构建污染场地动态管理信息系统；基于场地环境风险初步评估建立污染场地优先管理名录，对环境风险较大的场地集中资源优先采取风险防控措施。

三是着眼预防，加强在产企业监管。严格对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皮革制品、造纸、石油煤炭、化工医药、化纤橡塑、矿物制品、金属制品、电力等高风险行业在产企业的环境监察和环境监测，督促企业建立完善的包含污染预防、事故应急和风险评估的场地污染预防预警体系。监督落实已有环保政策要求，排查环境风险源，加强在产企业监管，防范新增场地污染。

四是试点示范，促进行业能力建设。选择有基础、有意愿、有成效的地区，开展污染场地综合管理试点工作和治理修复示范工程，建立相关体制机制、管理制度和政策措施，提升污染场地环境监管能力；开展污染场地调查评估、治理修复、修复监理、修复验收等方面的培训，提升从业单位及从业者专业素质，推动社会主导的行业规范化管理工作；提出有利于污染场地环境监管的相关金融、税费、价格等经济政策，促进技术标准体系的构建和国产化技术、设备、药剂的研发推广，推动场地修复行业发展。

五是重点启动铬渣、POPs及位于环境敏感区的场地风险防控工作。针对环境隐患大，影响群众健康的历史遗留铬渣场地、POPs场地和位于饮用水水源地、自然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的污染场地优先启动风险管控工作。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从源头减少铬渣、POPs等环境隐患大场地的产生和加重；针对当前不同规划用途、不同风险程度的场地分类指导，分级管理，将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资金用于最迫切需要风险管理和修复的场地；土壤、地下水统筹考虑，开展治理修复示范工程，以试点先行引路，以点带面整体推进环境隐患大的污染场地的风险防控工作；实施铬渣、POPs等环境隐患大的场地治理修复后的后期风险管理，有效保障环境安全。

主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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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谢剑，李发生，中国污染场地修复与再开发[J]．环境保护．2012 (2-3)：15-20．[3]骆永明，中国污染场地修复的研究进展、问题与展望[J]．环境监测管理与技术．2011 (3)：1-6．

[4]姜林，钟茂生，张丽娜，等．基于风险的中国污染场地管理体系研究[J]．环境污染与防治，2014，36 (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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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陈梦舫，我国工业污染场地土壤与地下水重金属修复技术综述[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4 (5)：327-333。

篇6

(一)绿色公共投资产出效应计量分析

1．绿色公共投资产出效应分析的理论方法

根据对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主要是国内研究文献来看，绿色公共投资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产出效率，以绿色公共投资和国民经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来测算。而且，产出效率的衡量主要有以下有三种不同思路:

(1)可以用生产函数法，把绿色公共投资作为一种投入，按时间序列拟合回归分析法直接测算;

(2)把人均GDP的增长率分解为资本一产出比率的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之和;

(3)用绿色公共投资生产率来测度，经济增长率可近似分解为绿色公共投资生产率增长率与绿色公共投资增长率之和。

2．本文采用的绿色公共投资的理论方法

本研究将采用国内外学者普遍采用的生产函数法对绿色公共投资的宏观产出效应进行度量分析。利用2004－2010年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从而分析绿色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有多大贡献。本研究主体采用的也是此类方法，部分根据本研究所采用数据的具体情况进行变更，但不影响其主体结构。本文的生产函数回归模型如下:GDPRit=Ai+αlnGGIit+βlnLit+γTIMEt+δWESTi+θMIDDLEi+μit其中，GDPRit代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Ai常数项，代表广义技术水平;GGIit代表绿色公共投资额，ln表示对其取对数;Lit为就业人数，ln表示对其取对数;TIMEt为定义的时间变量，TIMEt=1，2，3，4，5，6，7;EASTt、MIDDLEi、WESTi为定义地区变量(根据中经网上地区分布来区分东、中、西部);α、β、γ、δ、θ分别代表，GGImit、Lit、TIMEt、WESTi、MIDDLEi的边际产出系数;μit为误差项。

3．样本数据

(1)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DPR)数据。采用2004—2010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的28个省、市、自治区的国内生产总值(现价)以及2004—2010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的28个省、市、自治区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2004年=100)计算各省、市、自治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2)就业人数(L)的数据。采用2004—2010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28个省、市、自治区的年末从业人员数。

(3)绿色公共投资(GGI)的数据。根据前人的研究，本文采样时主要包括环境污染治理公共投资和森林营林国家投资这两大项。

绿色共投资额=环境污染治理公共投资额+工业污染源治理公共投资额+森林营林公共投资额，绿色公共投资额利用CPI指数(2004年=100)进行指数化处理。其中，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又分为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三项。

(1)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包括燃气、集中供热、排水、园林绿化、市容环境卫生;利用2004—201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中的28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其计算公式为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投资额=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中的国债资金+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中的中央财政专项资金。

(2)工业污染治理项目投资额，包括治理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噪声、其他;2004—2010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的28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其计算公式为工业污染源治理公共投资额=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总额—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额中的自筹资金。

(3)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额，包括新建、扩建、技改中的“三同时”环保投资额。根据本文查找数据过程来看，本文认为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额是已经被纳入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中，故不作重复计算。森林营林投资额源自2004—2010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各省、市、自治区的公共投资数据。其计算公式为森林营林公共投资=森林营林投资额中的国家预算内资金=森林营林投资额中的国债资金+森林营林投资额中的中央财政专项资金。

4．计量分析

回归结果表明，拟合优度R方和调整后的R方分别高达0．972450和0．971725，残差平方和为较小数值15．0918，可见模型的拟合程度比较高;F统计量为1341．312远大于临界值F0．05=2．21，线性关系非常明显。在T检验中，LNGGI、LNL的T统计量大于临界值T0．05的值，而且，LNGGI、LNL、T、C的P值都很小，在接受的范围之内。具体回归模型如下(括号内为T统计量):GDPRit=2．285194+0．46191lnGGImit+1．477330lnLit(11．59164)(11．74179)(42．49865)+0．145198TIMEt－0．479694WESTi－0．186112MIDDLEi+μit(12．26056)(－9．101471)(－3．643975)R2=0．972450F=1341．312总体来看，回归效果比较好。其中，绿色公共投资的产出弹性为0．462，对GDP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其产出弹性小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1．48。可以看出，绿色公共投资的产出效率低于劳动力，绿色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小于劳动力投入。

(二)江西省绿色公共投资效应对比分析

至此，本研究已经证实:绿色公共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成正相关关系，并且，基于本研究数据，其产出弹性为0．462。但是，对于中国每个省份的具体情况，我们还不是很了解，下面，根据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自治区的特殊情况，故不作考虑)的具体情况，江西省与其他27个省、市、自治区进行比较。近年来，江西省的绿色公共投资的相对量与绝对量变化江西省从2004—2010年期间，绿色公共投资额和人均绿色公共投资额的变化趋于一致，都是总体呈现上涨趋势，绝对量有所增加:绿色公共投资额在39．5－42．5亿元之间波动，而人均绿色公共投资额则在92－100元之间波动，2004－2008年呈明显上涨趋势，但是2009年有大的下降，2010年有所增加。但是，从图1可以看到，三大比重没有显现上升趋势，反而有弱微的下降趋势，相对量下降。根据人均GDP、人均GI、人均GGI、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进行聚类分析将28个省、市、自治区分为3类，江西省处于第2类，与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黑龙江、安徽、湖北、湖南、云南、陕西、青海省归于一类。

二、结论与相关建议

(一)实证分析结论

1．从回归结果可以得出，我国绿色公共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具有显著影响，其产出弹性可观。

2．江西省绿色公共投资额和人均绿色公共投资额绝对量呈上升趋势，而江西省绿色公共投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地方财政决算支出以及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相对量没有增加，反而有轻微下降。

3．江西省绿色公共投资额和人均绿色公共投资额相对于其他省份而言处于低位。2010年江西省绿色公共投资额和人均绿色公共投资额在研究的28个省、市、自治区中分别以41．035亿元和95．790元排名13、18位，处于中、后阶段。江西省绿色公共投资额与第一名江苏省144．255亿元相差100亿元，是其28．44%，不到三分之一;江西省人均绿色公共投资额与第一名北京市433．152元相差337．360元，是其22．11%。

4．江西省绿色公共投资额占地方财政决算支出以及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较其他省份也低。从表2(按绿色公共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降序排列)可以看出江西省排在第9位，而在绿色公共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江西省却只高于少数几个省份，位于倒数。

(二)可行建议

加快生态江西建设、实现绿色崛起，鉴于绿色公共投资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江西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政府就应转变公共投资结构，增加绿色公共投资支出。江西省从绿色公共投资方面应该尽量做到:

1．不断健全和完善环境保护体系和政府绿色投资监管评价体系，加强技术创新，引进先进生产模式，减少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创建以生态文明为特征的现代工业文明。

2．扩大造林面积，增加植树造林投资额，不仅是绝对量上，还要在相对量上有所增加。森林植被是经济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经济、社会、自然的生态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功能，因此，切实保护森林植被、不断提高森林覆盖率是根治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森林营林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和权力，政府加大森林营林支出，为实现绿色经济发展奠定绿色基础。

3．引进能源科学发展技术，不断发展清洁能源，加强节能减排工作，增加财政支出用于激励企业减少排放、降低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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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城镇；环境污染；治理对策；生活垃圾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2）22-0153-041　概述

近些年来，我国的小城镇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但是在小城镇的建设中，人们往往只注重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赢得了经济的胜利，造成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小城镇相对于大中城市来说整体经济实力较弱，经济承受能力有限，一旦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其治理的难度更大、代价更高。

2　小城镇存在的环境问题

2.1　水环境污染现象严重

乡镇企业的工业废水大多就近排放，虽然排污的绝对数量不大，但大多不经过处理，给小城镇的水环境造成较大的危害，并且其污染的类型也逐渐趋于多样化，给废水的集中治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全国乡镇工业污染源调查公报》显示，全国小城镇乡镇企业废水COD排放量占全国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比重接近50%[1]。有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小城镇废水处理率仅为27%[2]。养殖业未经处理的废水排放也成为一种污染源。

2.2　大气污染令人担忧

乡镇企业一般集中在交通便捷的小城镇周边，局部地区乡镇工业废气已经影响到小城镇居民的生产生活。主要污染源为一部分未经改造的工业锅炉、窑炉排放的烟尘、粉尘以及化工企业排放的有毒有害气体[3]。近年来，随着小型工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特别是楼房取暖锅炉的增多，使得原来大气质量较好的县城和广大的农村地区的大气污染在同步增长，大气环境质量不断恶化。同时，作物收获期秸秆的焚烧也会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4]。

2.3　农用化学物质的使用

为了片面地追求农作物产量，小城镇所用的化肥农药数量呈逐年增加的趋势，过量的化肥不能被作物所吸收，残留在土壤中，随着降雨事件的发生进入地下水中，造成了严重的地下水污染。荷兰Neeteson等人关于氮肥施用量与氮素淋溶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氮肥的施用量超过150kg/ha后基本上不增加产量，只是增加NO3-的淋溶量；而氮肥的用量超过200kg/ha后，氮素的淋溶量直线增加，可使水的NO3-含量、永久硬度和矿化度升高[5]。磷肥可以造成水体的富营养化。农业部调查显示，我国地膜残留量占使用量的21.8%，由于地膜残留的影响，使得蔬菜平均亩产减少1.8%～10.4%，小麦亩产减少1%～9%[6]。

2.4　生活垃圾随意堆放

随着小城镇建设速度加快，城镇人口不断增长，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由于受“重建设，轻保护”传统观念的影响，加上缺少生活垃圾收集和无害化处理的必要设施及资金，导致大量生活垃圾未经处理随意堆放或只是简易填埋，大量宝贵的耕地被占用。填埋产生的大量渗滤液还造成了水体和城镇周围农田土壤环境污染，产生的沼气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潜在的威胁。

2.5　小城镇耕地面积锐减

小城镇为了发展经济，急于征地扩张，建设用地乱占滥用农业用地，使得耕地面积锐减。同时，由于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加上废水、废气处理设备不完善，污染了其周边的空气和水源，致使土壤肥力急剧下降，目前我国耕地土壤有机质比1990年下降了35%[7]。在耕层较薄的地区，一次降雨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每年流入黄河、长江的泥沙量分别为16亿t和5.2亿t[8]，水土流失不仅带走了大量的氮、磷、钾等养分，同时也造成河床、湖床的淤积及耕地面积锐减等一系列生态问题，给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巨大危害。

2.6　小城镇规划杂乱无章

我国的小城镇大部分是在农村居民点上发展起来的，发展初期缺乏科学的规划，建设布局混乱，土地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同时工业企业和住宅区混杂，使得工业污染很容易影响到周边的区域，加大了环境治理的难度。

同时，大部分小城镇片面追求经济建设，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重视不够，所以在小城镇建设的过程中，产业发展的布局和规模并没有建立在区域生态承载力和环境容量的基础上，从源头上埋下了小城镇环境污染和自然生态破坏的隐患。据有关方面资料显示：我国小城镇60%以上的地区系雨污合流且无污水处理设施，25%以上的小城镇住区道路铺装率较低[8]。

3　治理对策

小城镇处于城乡结合部，既有城市环境问题，但又与大中城市不完全相同；既有农村环境问题，但又与农业环境保护不完全一样。小城镇的环境问题复杂多样、涉及面宽，如何在保证小城镇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需要综合分析，针对小城镇的不同条件采取不同的治理措施，因地制宜地搞好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

3.1　对污染物采取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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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长江三角洲；博弈分析；一体化管制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2-0100-02

1 长江三角洲工业污染的现状

1.1 工业是长江三角洲区域的主要污染源

长江三角洲区域，是指在长江入海而形成的扇形冲积平原上，以上海为龙头，由浙江的嘉兴、杭州、绍兴、宁波、舟山和江苏的苏州、无锡、镇江、南京等16个城市所组成的城市带，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总量规模最大、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板块。2004年度统计数据表明，长江三角洲区域占全国土地的1%，人口占全国5.8%，但创造了18.7%的国内生产总值、全国22%的财政收入和18.4%的外贸出口。但是拉动GDP增长的几乎都是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工业污染的排放量（尤其是江浙两省）所占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表1），工业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主要污染源。

长江三角洲的能耗在不断上升。上海1992年能源消耗总量为3656.92万吨标准煤，2004年上升到7266.85万吨标准煤，整整翻了一番。江苏和浙江的情况同样如此。1995年至2003年，江苏的煤炭、原油和燃料油的消费量分别增长了93%、65.9%和63.4%。据推算，整个长江三角洲2010年能源消耗将达到4.3亿吨。与发达国家相比，苏、浙两省的单位GDP能源消耗大约是日本的6倍、美国的2.2倍、韩国的1.8倍。特别是大规模发展加工工业，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等正威胁着长江三角洲经济和城市的良性发展。

1.2 水污染和水质型缺水严重

由于太湖，长江，东海以及错综复杂的水系把长江三角洲各方联接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该地区水资源非常丰富，江、河、湖往往跨行政区域分布，这些水资源为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也同时遭受这些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的污染，并且，一个地方的污染会影响到整个区域。京杭运河长江三角洲地区段、太湖、长江下游段、钱塘江段等水资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以太湖最为严重。2007年5月底，太湖水域大规模暴发的蓝藻再一次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环境恶化敲响了警钟，也暴露出长江三角洲地区环保合作机制存在着严重的漏洞。

调查显示，除长江，钱塘江干流的水质保持良好外，长江三角洲地区其余中小河流的水质污染均很严重。大多数城市河流都存在比较严重的有机物污染问题，水质均远劣于V类标准，出现季节性的或终年的水体黑臭现象。

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为775立方米，相当于全国水平的1/3，尤其是上海和苏中南地区，人均拥有当地水资源仅为246立方米，458立方米， 加上水体污染的加剧，都已进入缺水城市的行列。江苏2004年与1999年相比，工业废水排放量增长了31.0%。

1.3 大气污染加剧，酸雨频繁

近年来，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大气污染未得到明显改善，形势反而更加严峻。整个地区被酸雨所覆盖，酸雨发生频率达75%以上，成为全国酸雨的高频率地区，且酸度高，PH值常小于4。据2006年环境公告，浙江酸雨污染仍较严重。公报表明，省控测站降水PH年均值都在5.60以下，全省平均为4.30，比上年下降0.08；平均酸雨率为91.6％，比上年下降了0.3个百分点，32个省控城市中有25个为重酸雨区。个数与上年持平，其余7个为中酸雨区。

1999年至2004年，上海的废气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增长了72.7%和17.4%；工业废气排放量增长了46.9%，二氧化硫排放量增长了32.9%。

2 区域污染的博弈分析

2.1 “囚徒困境”格局及其成因

长江三角洲区域在经济上的一体化进程，从博弈论的角度看，也是一种合作联盟博弈格局。而在经济发展中，各方都没有注重其在生态环境上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方都采取“画地为牢式”的环境保护策略，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长江三角洲区域的污染，更不利于长江三角洲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与经济上的合作博弈格局相对比的是，在环境保护中，长江三角洲各城市陷入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矛盾的“囚徒困境”之中。长江三角洲的各个城市可以看成是个体理性的代表，从污染治理成本和收益上，各方不仅考虑自己对环境保护的支付，也考虑其他相关城市对环境的支付，显然对于单方来说，简化为两种治理与不治理的情况，最终达到纳什均衡，单方都会选择不治理。而由“囚徒困境”格局产生这种纳什均衡的结局，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密切联系的各城市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来说，是不利的。

2.2 博弈分析――以公共水体为例

我们假设以长江三角洲区域的一公共水体，如太湖为例来分析。在上述“囚徒困境”格局中，如果各个城市之间可以达成攻守联盟，如果这种同盟有外界力量保证实施，那么这种博弈就是合作博弈；如果各个“囚徒”之间没有外界力量保证同盟能够实施的话，那么这种博弈就是非合作博弈，博弈的结局如我们分析简单囚徒困境一样是纳什均衡，即各个利益主体会选择从各自利益出发的不合作治污。

假设公共水体周围有n个城市，每个城市都可以自由使用水域中的水（这里忽略水体上下游污染的不同质性），如果水被污染，则城市需要将其处理后才能使用。假设如果有k个城市污染此水域，则城市的水处理成本是kc（实际情况下，各城市的这部分费用由自来水厂等供水机构承担）。城市排出的水被污染的话，他们可以在排放前加以治理，达到排放要求，设治理成本为b，假设0

E={1，2，……，n}表示为该水体流域的n个城市集合；VE表示n个城市的总和收益；P表示i城市的收益；Vi表示i城市不与任何城市结盟的收益；SE的一个联盟；V′i城市i在结盟S下的收益。在无政府监管或监管不严的情况下，由博弈的知识可知：

Vi=P-kc (0

这样的情况下，城市的收益会随着k的增大而减少，但这并不是所愿意看到的，于是在利益一致的目的上，形成联盟S，都必须按照联盟的要求排污前加以治理或按照协商进行集体治理，于是：

V′E=P-(k-k′)c-b (0

k′为联盟S成员数。现实状态下一开始会存在k′

由于在一体化管制下，k′n，这就使得联盟中各个城市只是投入治理污染的费用nkc，相比于在无联盟限制状态下，投入处理水成本 要小得多。

nk′c-nb>0(6)

理想状态也即我们所追求的总效用最大，如果在n个城市形成统一治理污水的联盟，并且建立在互相协同合作的基础上，对各城市来说，他们就能获得帕累托最优。

公共水域的研究，扩展到长三角湿地生态系统的其他方面，如大气，土壤，只有在合作保护机制下，才最有利于长三角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 长三角地区区域污染的一体化管制政策探讨

3.1建立跨区域管制监督机构，加强各方在水、大气等污染中的合作

在前面我们已经证明，各个城市要达到合作博弈的帕累托最优，必须要有外界力量的监督和管制。在这里外界力量应该是政府部门，但是由于长江三角洲区域，跨越两省一市，不是属于单一的行政区域，所以要进行彻底的合作，首要之举是要打破行政上的分割，组织跨区域的管制监督机构。这也是在长江三角洲加快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形式下的必要之举。

如果仅是在环境问题出现后，采取处罚之类的暂时性举措，远远不能弥补其所造成的污染损失和生态破坏。只有在组织了跨区域的管制监督机构后，才会有整体的区域规划和生态眼光。在管制机构的推动下，加强区域间在水、大气、固体废弃物等污染治理中的合作，最终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3.2 在一体化合作格局下，完善区域环境监管

（1）逐步推动区域建立生态工业链和实行清洁生产。

传统工业中工厂追求的都是单一产品的效益，采用一种从原料到产品的到废料排放的线性生产方式，以达到单一产品的经济效益最大化。有学者统计，在现有的工业生产中，只有4%左右的资源得到了利用，其余的都被废弃了，未被利用的资源是环境污染的根本因素。

在长江三角洲管制一体化的格局下，推动建立区域性的企业信息交流平台，使资源在空间上优化配置，可能会产生变废为宝的效应，从根本上减少污染物的产生。

清洁生产是对生态工业思想的实践，它是相对于现有技术而言的，所以如果没有区域联合和监管规划，清洁生产根本不可能落到实处。清洁生产的要旨就在于从产品、生产过程、及其构成的整个产业体系，围绕结构生态化重组转型，推动生态产业系统的建设。特别地，针对导致“资源-产品-废物”线性物质代谢模式的核心：产品，实施生态设计，应成为清洁生产的关键。

产品的清洁生产，促进产品生命周期过程中物质流的改观，提高生产的市场竞争力，同时打破现在长三角以加工业，高能耗产业为主，只能用我们的资源为国外打工的局面。

（2）规范环保产业市场，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

环保产业在产生经济效应的同时还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也是改善工业污染的有效方法，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新兴产业。目前长三角的环保产业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水平低，规模小。跨区域的监管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推动环保产业的发展。

跨区域工业污染一体化管制，在很大程度上会增加对环保产业的市场需求，从而有效推动环保产业的发展。通过建立和完善区域环保设施运营资质，环境监测仪器、环境工程设计等认证认可制度，以及与国际惯例接轨的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环境保护产品、环境标志产品及环境技术认证制度，以促进环保产业的健康发展。

4 结 论

长江三角洲区域已成为中国新的生态环境脆弱带，在长三角加快经济一体化的同时，更应重视其在生态上的耦合和密切相关性。本文从博弈论合作博弈的理论出发论证了长江三角洲区域在环境保护上应该采取联盟，将会达到帕累托最优，实现经济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并提出一些管制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安树伟.资源环境约束下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发展［J］.资源与产业，2007，（4）.

［2］钟水映,简新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3］张天柱.从清洁生产到循环经济［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J］.2007.

篇9

关键词：FDI 环境效应 环境污染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与日俱增，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随着FDI的进入，环境污染问题也进一步加剧，因此产生了FDI是否导致了环境污染，污染程度又有多大的疑问。以下将围绕这一疑问展开，并进行相应分析。

一、文献综述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国内学者逐渐意识到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紧密关系，并且从中国层面或是地区层面开展相关研究。福建省作为对外开放的沿海重要省份之一，随着FDI的大量引进，环境也不断恶化，FDI的环境效应问题开始受到广泛关注。

现有研究成果中，方苑（2009）运用1985-2007年福建省的时间序列数据，对福建省FDI实际利用量和工业“三废”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FDI的实际利用量和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之间分别呈现倒N型、U型、倒N型曲线关系。章贵军、付志刚、李妙萍（2010）利用福建省2000-2008年的面板数据构建模型，采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和面板协整分析的方法实证检验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福建省的FDI对环境质量影响效果各异。吴幼华（2009）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发现出口增长是福建省环境污染的格兰杰成因，但外商直接投资序列与福建省环境污染序列存在伪相关，因此不能确定FDI与福建省环境污染的相关性，“环境污染避难所”假说在福建不成立。林美顺（2011）利用1985-2009年的福建省时间序列经济数据，构建了包含能源消费方程在内的四方程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福建省的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工业整体污染之间都存在着 “倒U型”的曲线关系。

由于研究方法、研究数据选取不同，学者们关于福建省FDI环境效应的研究尚无统一定论。这些研究大部分是宏观层面的实证分析，较少涉及微观行业的研究，因此为了更好反应外商投资对环境的影响，以下将利用FDI集中的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数据，通过对工业废水、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与FDI额进行相关性分析，从微观的行业层面来研究FDI对福建省环境状况的影响，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FDI与福建省环境污染现状

1.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在利用FDI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其历程大致分为：第一，起步阶段（1979-1990），改革开放后福建省成为对外开放的第一批省市之一，从设立厦门经济特区开始相继开放各县市，但初期合同FDI额和实际利用FDI额都很小。第二，高速发展阶段（1991-1993）全省以经济特区为龙头，各类开放区为辐射，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开放开发格局，1993年合同FDI额达到113.66亿美元。第三，后退阶段（1994-2000）长三角、珠三角的崛起使得福建省拥有的政治优势不断弱化，加之基础设施落后，经济腹地狭小等原因，对外资吸引力开始下降，同时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也严重影响了其招商引资的发展。2000年合同FDI额只有1993年的37.95%，而实际利用FDI额为1993年的75.70%。第四，稳定增长阶段（2001-2008），入世后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外商投资额大体呈上涨趋势。但2008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使得东南亚、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受创，而这些地区正是福建省吸引FDI的主要来源地，因此FDI额在2008年出现下滑。第五，再次高速发展阶段（2009年至今），2009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标志着海西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福建省迎来了一个新的战略发展机遇期。至2012年3月底实有各类外商投资市场主体2.53万户，其中总投资在1000万至5000万美元之间的外商投资企业有2288户，5000万美元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431户。同年国家发改委《中国区域对外开放指数研究报告》，首次公布了大陆地区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对外开放度的得分和排名，福建省位居第五位，实现又一次的飞速发展。

2.外商投资产业结构分布

与国内其他发达省份相比，福建省FDI产业结构十分不均衡。第一产业投资规模很小且无上升趋势，而第三产业近几年来开始呈现明显增长，外商投资比重由2002年的11.77%调整为2011年的36.42%。FDI集中投资于第二产业，2000年～2011年规模有所浮动，但第二产业合同FDI额所占比重均超过50%，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显然外商在福建省的投资存在着明显倾斜，三次产业发展很不平衡。

从外商投资企业工商注册资本金来看，外商集中投资于制造业，2009年～2011年制造业在外商投资工商注册投资总额中的比重相当高，分别为67.2%，67.9%，66.6%。同时制造业中比重较高的12个行业基本都是污染密集型行业，如纺织，服装鞋帽，塑料，通信机械，化学原料等。2011年外商投资于污染密集型行业的企业达到9448家，占企业登记注册总数的52.99%，创造的总产值达到FDI工业总产值的71.2%。这说明污染密集型行业是外商投资的重要产业，可以初步判断FDI对福建省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当地环境污染。

3.环境污染的情况

（1）总体情况

随着FDI额不断增多，环境污染也日益严重，二氧化硫、工业粉尘等工业废气以及工业废水、工业固体废物成为福建省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从整体上来看，1999年～2011年福建省工业废水、废气排放量以及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随合同FDI额的增加而增加，大体呈上升趋势，而工业固体废物由于综合利用率的提高，其排放量逐年下降。为了进一步分析FDI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利用spss软件对1999年～2011年福建省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与合同FDI额进行简单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工业废水、废气排放量与合同FDI额在显著性系数为0.00下，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890、0.889，显示很强的相关性，同时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与合同FDI额的相关系数为0.723，同样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因此可以推断外商投资与福建省的环境污染具有很强的关联性。

（2）地区分布

从环境污染的地区分布来看，福州、三明、龙岩、泉州、漳州四市污染较严重，2011年泉州工业污染情况最严重，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粉尘排放量均居全省第一，分别达到10.25万吨、5.06万吨；漳州工业废水排放问题较突出，排放量占全省比重的48.89%，这一情况与当地对外开放早，吸引外商投资多有密切的关系。厦门市也是属于对外开放早，吸引FDI多的市区，但由于在工业污染治理投入较大，整体污染较少。

（3）产业分布

FDI在福建省集中投资的纺织，服装鞋帽，塑料，通信机械，化学原料等行业产生了大量污染物，从2009年～2010年工业二氧化硫、烟粉尘排放情况来看，除了纺织、皮革、金属、非金属、通用设备四个制造业污染排放量略下降外，其他制造业污染排放均逐年上升，甚至是大幅度上升。其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对环境污染最大，平均工业粉尘排放量达到全省的72.5%，此外纺织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的工业二氧化硫、烟尘排放数量也占全省很大的比例。2010年污染密集型行业总体排放的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工业粉尘占全省排放总量的比重分别为33.56%、53.02%、63.75%，F二氧化硫的大量排放造成酸雨污染普遍，2010年第一季度福建全省23个列入统计的城市中，20个城市均出现酸雨，酸雨频率大于50%的城市有9个，而工业粉尘、烟尘的大量排放使得福建省空气质量不断恶化。

三、启示及政策建议

综上，FDI在促进福建省经济增长的同时对其环境确实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恶化了当地的环境，据此给出如下政策建议：

1.积极引导产业结构升级

FDI在福建省投资存在明显的倾斜，集中投资于污染密集型行业，这种投资结构的不平衡造成了环境的破坏，因此有关部门应积极引导FDI更多的进入第一和第三产业，减少在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特别是非金属矿物制造业等行业的投资，推动福建省产业结构的升级。

2.提高利用外资质量

引进外资时应避免保量不保质的问题，对那些资源利用率低下、高污染的企业坚决不予引进，对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小的外资项目则优先考虑，通过对引资结构的调整，引导企业进行清洁生产和资源循环利用。

3.加强污染治理

建立健全相关的环境保护法规，对重点污染企业进行监控，全面控制工业三废的排放量，加大对超标排放企业的惩罚措施，同时对环境治理情况好的企业予以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参考文献：

[1]方苑.FDI对福建省环境质量影响的实证分析[J]，中国林业经济，2009，（3）

[2]章贵军，付志刚，李妙萍.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的实证分析―基于福建省2000-2008 年面板数据[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研究生论文专刊，2010，（37）

篇10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但人类社会快速发展，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自然资源也逐渐变得稀缺和匮乏。环境破坏及资源短缺致使各国在二十世纪七八年代时开始关注环境资源问题。环境税的实施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实施环境税的国家逐渐增多，全球也掀起了全面“绿化”税制阶段。环境税的体制也越来越完善。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我国也开始注重环境税的开征。因此环境税的实施问题引起了我国政府和专家学者高度重视，公众也开始关注环境税问题。2013年12月2日，环境税方案已经上报到国务院，正在按程序审核中。环境税的征收已经是大势所趋，不容质疑。

二、国外环境税经济影响分析

环境税实施的效应在国外显现的比较明显[1]。下表1是1990到2001年整个欧盟地区的数据。国外在实施环境税之后，因为研究的领域主要是北欧国家，所以平均上来看，CO2的排放量较少了9.7个百分点，整个欧洲降低了9.4个百分点，与其他国家相比，整体降低了12.86个百分点。在短内，CO2的排放量减少了6.02个百分点，从长期来看，CO2的排放量减少了13.08个百分点。效果比较明显。说明了环境税在环境质量的改善方面是很有效的工具。[2]

三、我国环境税经济影响数据分析

1.环境税的设置依据。在我国，环境税刚刚起步，现有环境税收政策尚未完善。我国目前的环境税主要是资源税、消费税、城市建设税、车船税方面体现的较为明显。

资源税的征收对象是自然资源。例如，原油、天然气、煤炭、有色金属及其他非金属原矿等。资源税的征收减少资源浪费，促进企业提高资源利用率，体现了环境保护方面的含义。

消费税是对特定的消费品征收的。特定的消费品主要有高耗能及高档消费品，例如游艇；不可再生和替代的稀缺资源，例如成品油；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特殊消费品，例如木制一次性筷子及实木地板。对以上产品征收消费税，可以减少资源消耗，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

城市建设税增收的税款属于专款专用，主要用于城市建设，维护城市的公共设施，使生产者及消费者生存在一个良好的环境。

车船税即车船使用税，其征税范围主要为摩托车、小汽车、中轻型商用客车、汽车轮胎。这些征收对象类似于消费税中对高耗能消费品的征收，对此类产品征收车船使用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高耗能产品的生产，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3]。

基于以上分析，为了进一步分析即将实施的环境税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宏观经济影响，本文将环境税设置为与环境税相关的税种的相加，即资源税、消费税、城建税及车船税的加总。

2.环境税经济影响数据分析。本文选用的是2001-2010年的数据，而工业的污染程度则是由工业污染总量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得到，主要反映其在贡献GDP的同时给环境带来的危害程度。

本文对环境税与GDP、失业率（UR）、工业污染（PI）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分析的工具是SPSS分析中的Pearson分析，分析结果如下：

从上述分析的结果上来看，（1）环境税与GDP成正比，也就表示了在经济增长，GDP增加的时候，环境税税收收入也会增加，环境税与工业污染程度相关性较高且成负相关，说明环境税的实施减少了环境污染，初步实现了环境保护的目的。（2）环境税与失业率成正比，也就是说环境税的实施会使得失业率增，说明在我国的环境税的“双红利”效应中，环境质量的改善所带了的“绿色红利”效应已经很明显的得到，但是就业率的增加带了的“蓝色红利”效应却没有显现。（3）环境税的征收必然会增加财政收入，如上表4-1中环境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逐渐增加，从侧面反应出，环境税的征收增加了财政收入，为治理环境污染问题及改善资源短缺问题提供了资金支持。

在进行了相关性检验之后，我们需要对上述变量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进行因果检验的前提是上述变量具有稳定性。因此需要继续对环境税、GDP、失业率和污染程度进行稳定性检验。

上表中的检验结果表明，环境税、GDP及污染程度的临界值的绝对值都小于1%的临界值的绝对值，而失业率的临界值的绝对值小于5%的临界值的绝对值。因此该四个时间序列不具有单位根，是平稳数列，且是协整的。

在四列时间序列具有稳定性的基础上，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但是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前提是同阶单整，所以本文对环境税、GDP及污染程度进行了因果检验，设置置信度为5%。结果如下：

从上表中可以得出下列两个结论：（1）GDP增长是环境税增长的原因，但是环境税不是GDP增长的原因。因为经济发展了，税收收入必然会增长。但是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而税收收入只是其中一个而已。（2）环境保护税增长是污染强度变化的原因，但是污染强度变化不是环境税增长的原因。说明环境税的实行确实带了环境保护的效应。

四、我国实行环境税的建议

1.开征环境税以环境保护为核心。环境税设立之初，核心目标应该是环境污染的治理及自然资源的保护，即庇古效应，而不应放在收入循环效应上[4]。在我国，经济机制尚未完善，近期关于收入循环效应很难实现，如数据所显示的，提高就业水平在我国体现的并不明显。但是从长远来看，环境税的实施必然会带来庇古效应和收入循环效应。环境税的实施将会服务我国的“十二五”规划中设立的关于节能减排的规划。

2.实现专款专用及资金的自循环。环境税的征收，确实会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是保护生态环境仅仅靠企业缴纳税收是不行的，需要政府给予财政上的支持。征收的环境税税收收入作为治理环境污染的专门性资金，此外在前期还应加大政府在环境方面的支持力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实现税收收入的自循环。及时网上公布每笔税收收入的去向也是很重要的，加强群众监督，提高群众对环境税的关注度。（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