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认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态环境认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生态；森林经营；措施

1 人类生存环境日趋恶化

1.1林草植被遭到破坏、生态功能衰退、水土流失加剧、土地沙化严重

每年有206.7万公顷的有林地遭到破坏而严重退化，每年有114万公顷有林地逆转为无林地，疏林地和灌木林地。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高达367万公顷，占国土总面积的38.2 %，荒漠化土地面积为267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27.9 %，而且每年还以2460公顷的速度在扩大。

1.2江河断流、湖泊干枯、地下水位下降严重

湖泊水位连年下降，江河径流逐年减少，我国最大的河流――长江的水运事业也受到严重的影响，黄河在27年间出现断流21次，最长时间达3个月，华北平原由于地下水位严重超采，出现了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的地下漏斗。

1.3酸雨、二氧化硫、烟尘危害逐年加重，大气环境污染程度居高不下

我国大气环境污染仍以煤烟型为主，主要污染物为总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硫。在我国600多个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 %。据1997年世界银行统计，仅中国每年因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4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 %。

1.4珍稀野生动物栖息地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

目前我国濒危或接近濒危的高等植物达4000～5000种，占我国高等植物总数的15 %～20 %，经国家确认的我国珍稀濒危重点保护动植物已分别高达258种和354种，进50年来我国约有200种植物和10多种野生动物已灭绝，还有400多种濒临灭绝。

1.5矿产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导致一些地区地质灾害频繁发生

据有可比资料的青海、陕西、宁夏、黑龙江、内蒙古统计，1999年因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的土地破坏面积比1986年增加了1.2倍，其中对林地、草地和耕地的破坏面积分别增加了22 %、24 %和155 %。同时，我国是地质灾害多发生的国家，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点数十万处，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数十亿元。

2 森林经营过程中应掌握以下几个方面

2.1要理顺计划管理、资金管理的关系

不能以从国家林业局争取的资金编制生产计划，要依照基层林业生产单位的生产能力、林地情况、苗木情况、劳力情况的由下而上进行编制，克服计划上的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浪费。

2.2要加大造林工作力度

造林成败关系到后备资源的总量与质量，应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要做到适地适树，细致整地、良种壮苗、顶浆造林、加强抚育管护。针对畜牧业发展迅猛的趋势，应设专人看护新植林地。同时，应加大雨季容器苗补植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做到造林一块、成林一片。使森林资源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量增加、质量提高。

2.3加大森林抚育工作力度

森林抚育的重点是增加人工林的透光面积，虽然人工林透光成本大，但这是改善林分状况、提高林木质量的最佳途径。天然林抚育要克服单纯取材，应以培育森林后备资源为重点，要突出向培育复层林、混交林、针阔林、异龄林方向发展，要保护好杨、桦、柞、水曲柳，尤其是珍稀树种要有针对性的进行保护。对于林地内较大的天窗、空地不论是乔木、亚乔木、还是灌木一定要予以保留，以维持生物多样性，克服传统的“卫生好”“通风好”的片面营林生产理论。真正提高森林抚育的作业质量和林木生长量。

2.4要科学经营森林

要根据森林分类经营的要求切实抓好林种结构、树种结构和更新方式的调整。林种、树种结构的调整不仅关系到今后的林业产业结构调整，而且关系到如何解决营林生产投入多、产出少、周期长、见效慢的问题，在更新方式上，要解决长期以来以人工更新为主营造纯林的模式，应适当增加营造混交林的比例及人工促进天然更新的比重，最终形成经济效益、生态效益都好的人工混交林、人工天然混交林。

2.5要实现合理采伐

主要是调整森林主伐和森林抚育的比例。应适当降低主伐比例，加大森林抚育的比例。笔者认为对于基层林业单位的病腐木、枯立木、风折木、雪压木为防止林业有害生物的滋生蔓延，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积极下发采伐许可证。这样既控制了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又杜绝了林木的浪费。

2.6实行有效的封山育林

封山育林不能流于形式，要把封山育林当作一项重要的系流工程，全面规划、规模封育、完善和健全封山育林工程项目管理制度，责任落实到人。在封育期间对林间空地要采取一些技术措施，如补植、补播、抚育等。真正做到封育结合、以育为主，最好、最快的恢复森林，使其生态功能得以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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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老子与史怀泽都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在自然观、认识论与实践观上，他们的生态伦理思想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各自特质:老子偏重于法自然之道与无为之行来保护自然生态资源，而史怀泽则较注重发挥人在敬畏与保存生命的完整性中的主观能动性。

老子是中国古代的圣哲，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思想集中体现在《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中，他的学说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阿尔贝特·史怀泽(又译阿尔贝特·施韦泽)是当代西方具有广泛影响的思想家，他创立的以“敬畏生命”为核心的生态伦理学是当今世界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史怀泽敬畏生命伦理思想的基本含义是:不仅对人的生命，而且对一切生物的生命，都必须保持敬畏的态度。

老子和史怀泽的生态伦理观在东西方历史上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分析和研究二者的异同点，对促进当今世界的生态环境保护运动，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拟从生态自然观、认识论和实践观三个方面，对老子与史怀泽的生态伦理思想进行比较研究。

一、整体主义自然观与万物平等论

首先，整体主义是老子和史怀泽生态伦理思想共同的自然观基础。

老子从“道生万物”的本体论角度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道法自然”与“天人合一”，并进而建构了他的整体主义自然观，即人与自然都是“道”循环系统中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是以类相从、共生共存的整体，在生存价值和权利上是平等的。在老子对“道”的恢宏博大的论述中蕴含着幽深邃密的生态伦理思想。“道”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范畴，老子不仅用“道”来揭示宇宙万物的演变，把“道”视作天地万物的本原(或本体)，而且还把“道”当成天地万物运动的规律，以及人类行为的准则。“道”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性，是一种无规定的混沌性存在，并非空无。“道”同时又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是人的精神生活与自然存在所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是对万物天性与人类本真状态的回归，是人类理性的自我超越与精神状态的自我提升。“道”为宇宙本原，天地万物都是由“道”化生的。“天、地、人本同一元气，分为三体”。因此，天、地、人等宇宙万物不仅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而且人与自然万物之间有着共同的本原和法则，正所谓“道通为一”。在老子看来，“道”是贯穿天地人物的，它既是一，又是一切。“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老子·第三十九章》)。“道”生一，一也可以代表“道”。这种推崇“一”或强调人与自然统一以及“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观点，同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在自然观方面是十分相近的。老子以“道”为本，“道法自然”和天地人一体的思想，反映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就是把人与天地万物视为并列的关系，要求破除以人类为中心的观念，即既承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又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应成为一种对立、紧张的关系。人的创造活动不应无视自然之理，更不应凌驾于自然之上，而应当顺应自然、遵循自然的客观规律。这一思想告诫人们应通过热爱自然、尊重自然秩序、保护生态环境、消除人类中心主义，最终回归到人与自然融洽无间的和谐状态中。

把伦理的范围扩展到一切动物、植物乃至整个自然界，是史怀泽敬畏生命伦理生命观的重要特征，也是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史怀泽认为，道德的直接目的在于调整人与人、人与其他生命之间关系，在于重建人类自身以及人类与自然界一切生命之间的新秩序，从而促进和保证人类及自然界一切生命的存在与发展。敬畏生命伦理的精神正在于建立一种和谐、互助的新秩序。史怀泽认为，“实际上，伦理与人对所有存在于他的范围之内的生命的行为有关。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史怀泽认为，体验到对一切生命负有无限的责任，只有这种普遍的伦理才有思想根据，我们不能对人与人行为的伦理自满自足，它只是产生于普遍伦理的特殊伦理。我们不仅与人，而且与存在于我们范围之内的一切生物存在着联系，对一切生命予以尊重，关心它们的命运，这比起只涉及到人的伦理学来说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和活力。敬畏生命的伦理将道德的范围延伸到所有生命，是具有独特内涵的新伦理学。史怀泽还认为，只有人作为最高的生命主体，才能意识到自然界生命之间整体依存的关系，摆脱物种间利己主义的视界，“只有人能够认识到敬畏生命，能够认识到休戚与共，能够摆脱其余生物苦陷其中的无知”。将所有的生命都视为休戚与共的整体，都是道德关怀的对象，它促使所有的人尊重生命，把保护、繁荣和增进生命的价值看作道德的根据，给予所有的人以真正人道的帮助，给予所有生物以道德关心，从而更新了传统伦理学的内涵。在自然观上，史怀泽尽管主张人与其他生命休戚与共，但其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在自然整体观上却没有老子的思想深刻、丰富与系统。

其次，万物平等相依的观念。

老子认为，生态系统是由平等的自然万物相互依存而构成的一张相互联系的生态之网，这张网非常严密，环环相扣，是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的宇宙演变过程中形成的。老子并不将人的行为独立于自然之外来看待，而认为自然是一张有秩序的网，人类只是这张秩序之网中的平等成员。“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第二十五章》)。老子把人与物同视，认为他们都处于同一“域”中，统一按照自然的规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而相互依附、和平共处。自然万物之间没有价值贵贱、大小、高下的分别，万物都各有其独特的价值，它们之间是平等的。正如庄子所言:“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老子对人的伦理要求不仅涵盖人与人的关系，也涵盖人与其他生命的关系，进一步延伸到整个自然界，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都是可尊贵的对象，这也正是现代生态中心主义的基本伦理原则。老子在生态实践上所作出的行为选择就是无为。

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原则将伦理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生命，并否认高级和低级的、富有价值的和缺少价值的生命之间的区分，要求爱和尊敬一切生命、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生命达到其最高度的发展。史怀泽的生命平等观与老子的观点是十分相近的。

值得一提的是，将老子的生态整体观与万物平等观相比，老子强调循自然之道而行，在对自然的无为之中彰显自然万物的整体性与平等性;史怀泽则更加注重充分发挥人在保存、促进、爱和尊敬生命中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说，老子的生态整体观具有自然中心主义的倾向，而史怀泽则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

二、生态认识论

从万物平等的整体主义自然观出发，老子与史怀泽在生态认识论上有着各具特色的见地。

老子的生态认识论是建立在对自然生态规律运行之常的基础之上的，主要体现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的知常、知足、知止与知和等。老子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天人合一，法自然之道，在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保持生态平衡。老子主张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要知自然运行之“常”。“知常日明。不知常，妄作凶”(《老子·第十六章》)，这里的“常”，就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人在认识自然的时候，关键是要认识和掌握自然的客观规律，有节制地取舍自然所赐之物，才不会受到自然的惩罚，从而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发展。老子反对对自然资源的过多索取:“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老子·第四十四章》)过多地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和贮藏必定会导致严重的损失和浪费，所以知道满足就不会招致危险，适可而止，才能使自身生命保持安全长久。“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第四十四章》)，只有在知足、知止的前提条件下利用自然资源，才能保持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自我净化、自我修复等功能上的协调。老子希望人们去认识自然规律，遵循自然法则，强调“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老子·第五十五章》)，懂得了自然的和谐，了解了自然的规律，才能维持自然的和谐平衡状态，只有这样才是明智之举。

自然规律是老子生态认识论的客观基础。史怀泽则认识到，要从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保护和促进自然生命。在史怀泽看来，只有人能够认识到敬畏生命，能够认识到休戚与共，能够摆脱其余生物苦陷其中的无知，只有人类才能意识到敬畏生命这一自然世界存在发展中的大事，充分体现了人在敬畏生命中的主导作用。“伦理就是敬畏我自身和我之外的生命意志。由于敬畏生命意志，我内心才能深刻地顺从命运、肯定人生”。史怀泽认为，人若不懂得敬畏生命，就难免会陷人利己主义之中，利己主义膨胀就必然造成屠杀生命的恶果，就会让生命生活在黑暗之中。因此，“只有体验到对一切生命负有无限责任的伦理才有思想根据”。而一旦敬畏生命的伦理准则确立起来以后，那么人们由于对生命怀持敬畏之心，就会与一切存在于我们范围之内的生命发生联系，对一切生命予以尊重，并关心它们的命运，在危难之中救助它们。这与只涉及人的伦理学相比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和活力。“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与宇宙建立了一种精神关系。我们由此而体验到的内心生活，给予我们创造一种精神的、伦理的、文化的意志和能力，这种文化将使我们以一种比过去更高的方式生存和活动于世。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成了另一种人”。史怀泽从敬畏生命的伦理出发，对评判道德上善恶的标准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

从思想认识的渊源上说，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导源于他对耶稣基督教教义的体悟。史怀泽对生命的怜惜是发自内心的，这种内心的理念来源于宗教伦理，主要是耶稣基督教，耶稣基督教有“你不应杀生”之类的教义与戒律。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史怀泽本人所描叙的有关他小时候用弹弓打鸟之事看出，当他用弹弓装上小石块并拉紧准备射向鸟时，由于受到极度的良心谴责，他把小石块射向了旁边，正在这一瞬间，教堂的钟声响起，并回荡在朝霞和鸟儿的歌唱声中，这是教堂召唤信徒的“主鸣”之前半小时的“初鸣”，但对史怀泽来说，这是来自天国的声音，他扔下弹弓惊走了鸟儿，让它们飞回自己的窝巢。 可见，老子的生态认识论是建立在对知常、知足、知止与知和等自然规律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史怀泽对生命的敬畏之心导源于哪里呢?史怀泽本人没有直接论述这一点，只说是我们内心使然，如果追问这种怜惜生命的内心渊源，用史怀泽自己的解释就只能是耶稣基督教神学了。

三、生态实践观

为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循环性和平衡性，老子的生态实践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主张以“慈”利物。“慈”是老子提出的一个道德范畴，老子说:“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老子·第六十七章》)慈的本质是要宽容，要有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胸怀。“慈”是天之道，是自然的本性，将“慈”引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就是要求人类效法自然之道，生长万物是为了让万物更好地成为它们自己，而不是将其据为人类己有;协助万物是为了让万物按自然的本性生长繁衍，而不是自恃其功;规约引导万物也是为了使万物完善自己，而不是要控制和主宰万物。这种态度，体现了人以自然为师，无私心、不居功和不主宰的宽怀。老子的“慈”超越了对人的生命的关注，进一步扩展到其他物种，甚至包括无生命之物，有利于保持生态系统中物种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二是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消费采取从“俭”的原则。老子认为，治人事天只有做到了“莫若音”，才是“长生久视之道”。老子为何选择俭音的生活?老子认为过度的物质追求不符合自然之道，并且不会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败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第十二章》)。圣人“为腹不为目”，就是说圣人只追求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反对为了娱乐而进行的种种消费。因为人一旦身心役于外物，就会背离自然本性，“行妨”且“发狂”，失去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愉悦。“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第四十六章》)。人类要想从自然界获得安全持久的满足，就要真正做到对资源的消费要知足，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要知止，要“去甚、去奢、去泰”(《老子·第二十九章》)，消除对自然界掠夺性、贪欲性和极端性的行为。

三是以“无为”来实现对自然资源的保护。老子力图通过消除人的主体性的“妄为”来达到人的生存活动与客观规律的统一，他的“自然”、“无为”论，就是力图要解决这一矛盾，使人类的生存活动既合人的目的，又要合客观规律，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无为”并非不为，而是不妄为。只有不妄为，才能顺应自然的发展，从而达到更好的“为”。“无为”要求人们“法自然”。所谓“法自然”，既是依从事物的自然本性去发展，又是顺从事物自身的逻辑去发展，因此，“自然”既属于人的价值世界，即它为人的自由本性提供了根据，具有合乎目的的性质，反映人类要求过自由生活的愿望;同时又属于客观的事实世界，即它代表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和必然趋势，反映着世界的事实状态。“法自然”将这两者有机地融为一体，人类要获得自由，就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自然法则。道之本也是和，故遵循自然之道也就是崇尚自然的和谐有序、平衡发展。

在实践观上，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主张对生命给予爱，对生命承担责任和主动地去帮助生命。史怀泽认为:“在本质上，敬畏生命所命令的是与爱的伦理原则一致的。只是敬畏生命本身就包含着爱的命令的根据，并要求同情所有的生物。”“敬畏生命的伦理是无所不包的爱的伦理，是合乎思想必然性的耶稣伦理。”人类还应积极担负起对生命的责任，“把伦理规定为敬畏生命，即奉献给生命。即使敬畏生命这个词太普通，听起来不够生动，但它所表达的内容永远留在思考过它的人的心中。敬畏生命使受其影响的信念富有活力，使它再也不放弃自己的责任。就像水中的螺旋桨推进船一样，敬畏生命也这样推动着人”。“面对伦理的冲突，人只能自己作出决定。没有人能为他确定，保存和促进生命的可能性的极限在哪里。在对其他生命最高责任感的指引下，他必须单独对此作出决断。……我们绝不可麻木不仁”。敬畏生命的伦理是作为道德实践主体的人的一种内心责任，是人的一种内在的必要。通过与印度生态伦理的比较，史怀泽认为，敬畏生命的伦理不只是印度伦理无同情地不杀生和不伤生，而是要更进一步地对动物充满同情和帮助。“印度思想对动物的同情是不完整的。它只要求人不杀生和不伤生，却不要求人用行动去帮助生命，其原因在于，不杀生的基础不是热切的同情感，而是否定世界和人生的不行动原则的一种伦理应用”。在史怀泽看来，不杀生只是消极被动地对生命的同情，而不是积极地去帮助生命。

由此看来，老子和史怀泽在对生命的“慈”和爱与责任上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只不过老子更多的是要求人们遵道贵德，秉持对自然万物慈、俭和无为的态度，在行动上消极被动地适应自然运行规律;而史怀泽则较注重人积极主动地从爱与责任的伦理层面出发，去帮助和敬畏生命，保护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协调。

此外，从老子和史怀泽生态伦理观产生的时代背景来看，老子的生态伦理思想产生于农耕文化时期，自然生态环境处于较好的人类社会历史早期，没有经过工业文明的洗礼。在这么古老的时代，老子就意识到了遵循自然规律和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可见其视界之高远，实在令今人赞叹与折服。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是经过人类工业文明的洗礼之后产生的，他充分认识到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极端重要性，也看到了在现代社会，要保护环境、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发挥人在环境保护中的主体地位和具有决定性的主导作用。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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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创新研究

一、可持续发展对农村环境保护的意义

可持续发展为我们全面审视已有的农村环境保护法律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一）可持续发展对于主客体关系的重构为突破传统的法律二元结构进行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提供了认识论基础。

（二）可持续发展所体现的多元化视角为农村环境保护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二、农村环境可持续发展概况

（一）农村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理念综述

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的国家战略，其发展理念已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在可持续发展的行动层面上也有着明显的进展和成绩。在可持续发展的地域层次上，农村在我国占有重要的地位，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和优先领域。自1994年我国政府颁布《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以来，农村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农村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广泛的领域，涉及面非常广，而且内容复杂、系统庞大，村镇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任重而道远。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农村环境立法，就要对现行的农村环境保护法律进行更新和完善，实现社会、经济、环境三方面的协调关系。

（二）农村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理念三原则

农村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应贯彻平衡性、持续性和协调性三项原则，平衡性原则是指城市环境的发展不能建立在牺牲农村环境利益的基础上，环境保护不仅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更要保护好农村居民的环境利益，作到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持续性原则就是指在人口与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下，必须运用环境经济学原理，在经济、社会与环境、资源之间，寻求合理的动态平衡的临界点；协调性原则是指为使可持续发展这个系统达到整体功能的最优，必须协调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使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

三、农村环境可持续发展立法对策

（一）修改现有法律法规

构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制体系，首先要将相关现有法律法规进行清理、修改，以求协调一致，第一，修改宪法，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环境权，作为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立法依据；第二，继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作为综合性环境基本法，但要淡化污染防治色彩，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理念，增加有关农村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规定，增加综合性的农村环境保护条款，以完善农村环境和资源保护基本法，使《环境保护法》真正成为关于污染防治、自然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合理利用的综合性基本法律；第三，修改环境与资源保护单行法，如《水污染防治法》中的排污费的规定，《农药管理条例》中对于农药使用造成污染法律责任的条款，《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法》等法律法规中不适合农村环境要求的规定，使之与农村环境保护相结合。

（二）填补农村环境立法空白

第一，弥补现有农村环保法原则性强、不易操作的缺陷，逐步制定和完善有关农村化肥、农药、农膜污染防治，规模化养殖污染防治，固体废弃物处理以及小城镇开发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建立相配套的农村环境单行法律规范；第二，抓紧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产业发展等滞后领域的立法，抓紧制定资源有偿使用、生态环境补偿和公共环保工程设旅布拌服务等方面法规，通过法律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平衡发展；第三，根据国内外情况，制定出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与农村环保接轨的环境标准，最后，借鉴国外环保法制经验，将农业环境法制与国际环境立法接轨，重点应对农产品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搞好农产食品安全的法律保护。

（三）构建体现农村特点的环境制度

除了继续完善、落实三同时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许可证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等环境法的基本制度外，还应构建体现农村环境保护特点的法律制度。

1. 确立农民参与制度。作为农民环境权表现之一的农民参与制度，是指在农村环境保护领域里，农民作为权利主体有权通过一定的程序和途径参与环境管理和环境决策等活动，使得管理和决策符合农民的切身利益，在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中，农民对于农村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治理中必须享有参与的权利，并且在参与过程中合理的利用农村的环境资源，通过农民的参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可行性，降低发展成本，从而更好的提高经济效率。

2. 建立农村生态补偿制度。目前，农村环境遭受外来侵害严重，而我国的环境政策的原则和制度中，对于城市和农村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异向转移不公平现象有所补偿的政策就是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和排污收费制度，但上述原则和制度，实质上并没能对这一不公平现象予以补偿，现实中，城市整体上并没有付给农村一定的补偿费用，建立农村生态补偿制度，成为新农村环境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在农村，生态补偿主要停留在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上，这仅仅是生态补偿制度在农村实践得比较成功的一部分，重点应继续扩大生态补偿的适用范围，建立与生态补偿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补偿主体、受偿主体、补偿标准以及补偿资金来源等，以确保补偿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3. 完善农村环境产权制度。经济学领域有名的公地悲剧案例从法学角度讲，环境资源产权关系的不明晰，是导致农民权益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受到侵害的一个重要因素，环境资源的消耗者、生态平衡的破坏者以及良好环境的侵害者的外部不能内化，以及环境作为一个公共性的权益问题而致使环境保护行为存在严重的搭便车现象，这些都是需要明确农村中的产权主体方有可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完善农村产权制度是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又一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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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然观；人与自然关系；失衡；根源

自然观指出人与自然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与自然界是内在统一的，自然、人、社会是有机整体发展的，并认为违背自然规律是人与自然对抗的认识论根源，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根本途径。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经济增长基本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工业发展模式上，一些地区以环境为代价实现经济增长，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人与自然关系逐渐异化。从自然观来看我国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种种现象，可以总结以下几种根源：

一、认识论根源

人和自然的关系，从认识论方面理解，就表现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古代中国人有“天人合一”的观念，可见古代人没有将人与自然割裂开来的思想，当然也就不会把自然当作异己的客体去加以征服。马克思自然观也主张，人与自然是统一的，人、自然、社会是共同发展的。当代社会，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主导和人文精神的缺失使得人类对自然资源需求的过度膨胀，导致了一系列的自然生态问题，这就反映了主体和客体的严重分离。

一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主导。有的学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在于其主体主义预设，即认为可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划分为主体和客体，而人是宇宙间仅有的主体，其它一切存在物都是毫无灵性、毫无神秘性可言的客体。”从这一点出发，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居于核心地位，自然则被看作是可以恣意利用的人类附属物。远古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的认识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对于很多自然现象人们都不能解释，所以在价值观念上就表现为自然崇拜。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支配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越来越强，人类支配自然界的规模越来越大，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人对自然的关系也由对自然的崇拜转变成对自然的占有。

二是人文精神的缺失。随着科学技术迅速进入生产领域，大工业第一次大规模地、富有创造性地实现了人与机器作用的结合，使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以空前的速度不断推进。科学技术使人类感受到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实惠，从而使人们对科学技术推崇备至。于是科学文化占据了人类文化的中心，而人文文化的阵地逐步陷落，“唯科学主义”思想逐渐突起。其实，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科学技术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但也正因为科学文化的支配与人文文化的缺失，使人类丧失了自己的人文精神，变得心灵空虚、陷入了机械、世俗、实用、唯利可图的思维。这种唯科学主义的思想加剧了人类对自然的破坏。

改革开放后，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我国对经济政策做了极端化、片面化的理解，“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肆虐，基于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和人文精神的缺失，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问题的不断加深，阻碍了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二、经济根源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私有制社会中，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基础——劳动异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同自己相对的异己世界的关系。进入工业社会，人类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用一切手段掠夺自然，使有限的自然资源更加紧张，进一步加剧人与人的对立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一是经济效益的推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都在尽可能地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处在优先地位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30年来我们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首先，经济总量发展迅速。改革开放30年来，GDP年均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3倍多。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的位次由1978年的第10位上升到目前的第3位。其次，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1950年只有62亿元，同时，以2008年为例，该年突破了6万亿元大关，2008年底达到1946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由此可见，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人们尽可能地对自然开发和消费，最大限度地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不可避免的带来了我们生态环境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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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经济伦理；藏族；传统文化

近年来，关于人类的另一种伦理——生态经济伦理受到广泛关注。这种伦理既是对传统伦理的继承和发扬，也是一种被时代赋予新内涵的伦理观。这种伦理有其产生的行为根源，是人类对自身行为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同时也体现了人类对人口、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渴望。藏族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生态经济伦理，对保护青藏高原藏民族的繁衍、生存具有一定导向意义，从藏族传统文化的视野剖析生态经济伦理，对于更深刻理解生态经济伦理及其内涵有一定的意义。

一、生态经济伦理及内涵

自美国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寂静的春天》一经问世，便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关于发展观念上的争论。而其后的《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等著作，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和形成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人类在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反思，是对“理性经济人”、“帕雷托最优”、传统发展观的挑战和革命。

针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频频发生，人类为满足自身的需求，始终处于对自然的“主宰”地位，而无视自然的生存权利，直到人类受到大自然的报复，人类的环境意识才被唤醒，生态运动由此兴起，并不断发展壮大。生态经济伦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生态经济伦理。

早在1923年A.施韦兹曾提出尊重生物的伦理学（《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在他的伦理学中，道德的基本原则：“善就是保护生命和发展生命，恶就是毁灭生命和妨碍生命”；人对其周围的所有生物负有个人责任。后来，A.莱奥波尔德从生物伦理学发展并提出《大地伦理学》（1993），提出了两个决定性概念：第一，伦理学正当行为概念，应扩大到对自然界本身的关心。第二，道德权利概念，应扩大到生命和整个自然界，赋予它永续存在的权利。

生态经济伦理是适应当代人类发展的生态经济的新时代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经济伦理。这种新经济伦理熔铸了生态伦理学、经济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环境学、生态学、环境文学、环境社会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社会科学学科的丰硕成果，代表了当代人类从道德视角审视和关注人—社会—环境关系所达到的一种新的道德视角境界：它立足于追求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三重价值的有机统一、协调和平衡，把全面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它的终极道德关怀，体现了人类在生态危机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不断追求道德文明的执著和智慧。生态经济伦理基本特征是：生态经济伦理意识的特殊性，生态经济伦理关系的独特性，生态经济伦理实践的特别性。生态经济伦理具有导向、调节、效率、教育、激励的功能。生态经济伦理的深刻内涵是：第一，生态经济伦理强调环境忧患意识的重要性。第二，生态经济伦理追求平衡、和谐的道德境界。生态经济伦理的平衡是指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处于协调、统一的状态。具体来说，首先，生态经济伦理要求人类在经济活动中尊重和维护地球生态平衡；其次，生态经济伦理呼吁人类在经济活动中自觉维护人类经济系统的内部和外部平衡；最后，生态经济伦理要求人类在经济活动中有效地平衡各种经济协调手段。第三，生态经济伦理的根本价值观是可持续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生态经济伦理对传统农业经济伦理思想和工业经济伦理思想的继承和超越可以归结到一点上，这就是它崇尚一种全面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道德理想。其实，生态经济伦理所关注的本质是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作为一种经济伦理，生态经济伦理既具有一切社会道德现象共有的一般本质、特征和功能，也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道德现象的特殊本质、特征和功能。

二、藏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经济伦理思想

藏族传统文化的体现主要是表现在藏传佛教文化上。文化的功能在于保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功能，知识传承的功能，对人教化的功能，及建构民族心理，塑造民族性格，形成民族传统的功能，以上这些功能都集中体现于藏传佛教文化中。

佛教十善法规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不妄话、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欲、不瞋恚、不邪见。基本囊括了人类的美德。松赞干布根据佛教十善法，制定了第一个法典，即二十法规，二十法规对规范、提高藏民族的道德修养和文明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藏传佛教文化看世界的视角是在普度众生的前提下，世间万物在无贵贱、高低、优劣中平等生存、发展，根据你在前世的修行进入轮回。藏传佛教的核心在于“善”，这种信念遏止了部分人的贪欲与非理，缓解了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追求一种社会和协、稳定的发展。正是佛教文化的精髓与传统文化的相溶性，构成独特的以精神世界为依托的藏族传统文化。这种藏族传统文化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是通过经济主体内在的价值理性（下转第189页）（上接第190页）认同过程和外在行为习惯重复过程实现的，是自觉自愿的无形过程。

如在藏族传统文化中，“三因说”作为认识论与思维方式的基础，奠定了藏族认识世界的方法论。“三因说”体现在藏族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但最根本的是指自然、神（佛）与人的三因相统一。藏传佛教认识论强调的是：“自然生存环境与生命主体依正不二，相依相融；宇宙万物诸法无我，自他不二；自然万物依据各自业力，互为轮回转生，同为一体生命链上的环节；物质生命与精神生命互为融合，心色不二。”突出宇宙万物的统一性、同一性和整体性。在藏族传统文化中，人与其他生物是同生共存的，人与环境是共同发展的。古代藏族人反对对自然的损害，反对挖掘草山，污染泉水，侵犯野生动物。在藏族人眼里，没有任何动物是绝对坏的，由此出现“羊要放生、狼也可怜”家畜与野生动物共生存的景观。在藏族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同生共存的现象不胜枚举，但本质是人类要尊重自然。

从藏族传统文化中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层面上看，藏族传统文化已经原生性的含有生态经济伦理思想，并且这种伦理并非由于外力所致，藏族先民也从未曾经历过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而是藏族传统文化代代传递和积淀的结果，这种传统文化中含有原生性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正是这种思想的引导，使以藏族为主体的青藏高原千百年来能保持较好的生态环境。

法国社会学家佛·佩鲁指出：“经济体系总是沉浸在文化环境的大海之中。在此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共同体文化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尽管未必完全为这些东西所决定”。藏族在青藏高原创造了一种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文化，这种生存文化与自然环境高度适应，其生活方式都是这种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藏族传统文化中存在一些禁忌以示人类对自然的尊重。这种对自然的禁忌，构成藏族文化中的生态经济伦理理念，如对神山的禁忌：禁忌在神山上挖掘；禁忌采集砍伐神山上的草木花树；禁忌在神山上打猎，禁忌将神山的任何物种带回家去……对神湖的禁忌：禁忌将污秽之物扔到湖（泉、河）里；禁忌在湖（泉）边堆放脏物和大小便；禁忌捕捞水中动物（鱼、青蛙等）。还有对土地、对家畜、对鸟类、兽类的禁忌，及打猎的禁忌。这一切禁忌是建立在人类在追求自身的生存时，也必须考虑到对自然权利的维护；其核心是不能触动自然界，保护自然的完整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平稳发展。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念决定了其生活方式不是纯粹为牟利的经济活动方式，而是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基础之上的节俭、适度的生活方式。

正是藏族传统文化中的节制、适度、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活方式，能使生活在生态脆弱、地质复杂的高原民族繁衍至今，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从藏族传统文化中的禁忌和生产方式中可以看出，藏族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态经济伦理思想在于：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保护自然，爱惜环境，保护生态多样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经济伦理思想是追求人与自然协调生存，和谐共处的一种境界，藏族的祖先千百年来依据其生存环境，形成青藏高原藏民族独具特色的游牧文化及农耕文化，但这两种文化的表现方式却统一在藏族传统文化的具体内涵中，即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人类应爱护它们。这种境界早已超越了人类的生存需要，是一种万物皆有平等生存权利的境界。藏族传统文化中的这种珍视自然生命的内涵，是人类尊重自然的结果，在此人类只充当适应自然的角色，而不是“主宰”自然的主人。当然，这种境界并不是我们今天所关注的生态经济伦理，但其中包含这种元素的存在，并且影响着每一个藏族人的生存、生活方式，尽管从这点上来看，这种思想对于保护青藏高原的生态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从产生作用的面上来看，却是关乎我国长江、黄河中下游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刘成武，黄利民，等．资源科学概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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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循环经济；理论研究；哲学分析

“循环经济”是最近几年国内学术和政策研究领域频繁出现的一个学术词语。国内学者对循环经济的理论进行了大量探讨，国家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循环经济的实践。但是，国内生态经济学界、环境经济学界以及主流经济学界对循环经济实质的认识至今仍存在较大差异[1]。为深入揭示循环经济理论内涵，部分学者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如，董艾辉在分析循环经济与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观一致性的基础上，指出循环经济是对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扬弃，也符合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2]。张连国等认为，循环经济的哲学基础有二，即知识论基础与存在论基础[3]。崔胜辉等则从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在内涵和目标上一致性的角度，分析循环经济的哲学内涵和经济伦理观[4]。

应该说，从哲学角度探讨循环经济，既是对循环经济理论研究的丰富，也为哲学研究领域引入了新的研究课题。但从已有研究来看，循环经济的哲学研究在哲学分析与梳理上还不够全面和系统。本文试图从哲学的角度，比较系统地分析循环经济的哲学内涵、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展望循环经济的未来发展。

1.循环经济的哲学涵义

1.1循环经济的产生、发展和目标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循环经济思想起源于人们对自身生活环境和质量的忧虑，也是对上世纪五六十年达国家工业化带来的环境后果的直接反思，主要针对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这种对环境的忧虑逐渐变成一种全球性的反思，环境问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我国从参加1972年斯德哥尔摩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开始加入这个行列。循环经济不仅反思工业化带来的环境破坏和资源耗竭，也积极探寻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方法。循环经济的目标就是提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说新的技术经济范式[5]。这种发展模式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强调通过生产技术与资源节约技术体系的融合，减少单位产出资源的消耗，节约使用资源；通过生产技术与环境保护技术和清洁生产相结合，减少生产过程中污染排放甚至“零”排放；通过废弃物综合回收利用和再生利用，实现物质资源的循环使用；通过垃圾无害化处理，实现生态环境的永久平衡等。在经济层面上，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方式，旨在实现经济增长、资源供给与生态环境的均衡，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社会公平。它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看成社会大众共有的、稀缺的自然资本，因而要求将生态环境纳入经济循环过程中参与定价和分配。它既要求改变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私人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成本内部化；也要求改变环保企业治理生态环境的内部成本与外部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效益内部化。

哲学是实践的哲学，实践性是哲学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循环经济的实践性符合的实践观点。无论是其思想来源和目标指向都是实践，循环经济的理论发展更是离不开实践，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检验和总结。因此，循环经济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或者实践是循环经济的基础或唯一尺度。

1.2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符合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并对认识起决定作用；人的认识的发展总是从感性到理性；认识总要有一个过程，充满着复杂性和曲折性。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正完整体现了上述观点。首先，循环经济在特定时代产生体现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在工业化以前和工业化的低级阶段，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消耗较少，还不足以使人类对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产生像今天这样的深刻后果。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环境和资源的产生足够大的冲击和影响时才可能产生循环经济思想。其次，对循环经济的认识是循序渐进的。人类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到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内涵或全部规律，而且，认识的深化不可能脱离经济和历史发展阶段。最后，对循环经济的认识是能动的认识。这不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也不是对实践的简单反映和被动认识，而是为了应用于实践，改造经济发展的模式。通过循环经济的这些特点，可以较好地理解当前在我国开展循环经济所遇到的种种思想障碍。比如，有人抱怨目前我国生产方式仍较粗放、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较大等。这是事实，但也要注意到，我们不可能脱离我国的历史前提来谈论这些问题。者从来就不是先知先觉的智者，而是实事求是的实践者。在实践的过程中可能会犯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但错误本身并不可怕，关键要遵循规律，对自身发展方式进行反思和扬弃，最终解决问题。毕竟，在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上搞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现成的道路和方法可以照搬。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经济起步、经济总量和人民温饱问题，难以为了保护环境从一开始就放弃经济和工业发展。

1.3循环经济的模式特征符合哲学的普遍联系规律

哲学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正是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孤立地探讨经济问题，或单纯采用经济手段分析解决问题。它要求综合考虑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制定相应政策措施来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公平与进步。循环经济深刻分析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对人与自然和谐模式进行大量有益的探讨。同时，将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作为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加以考虑，既注重分析经济生产领域各个部门、行业及其相互联系，又注重生产流程的各个阶段及其相互联系，还注重生产与生活两大部类在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中的具体情况与相互联系，统筹考虑城市与农村、地区之间、工业与农业、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等在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方面的关系。循环经济在分析问题和提出对策时，也认识到单纯经济知识和经济手段的局限性，强调学科间的联合，强调经济社科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科领域的统筹并重。

1.4循环经济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

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本质，为理解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认识论基础。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范式，强调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代际公平以及国际视野，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思想体现了哲学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既包含科学的逻辑推论，也汲取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正反经验；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态度，也体现了向历史、向子孙的负责态度。循环经济是在环境已遭受重大破坏、资源过度消耗的情况下产生的。根据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消耗的历史教训、现代科学和经济学的推断，如果这种趋势不加以阻止和逆转，造成的后果将不堪想象。但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消耗的趋势并非不可逆转，通过循环经济的途径，人类完全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分析和对比揭示了人类对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体现了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2.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

循环经济的定义是目前国内学者争论的焦点，根本分歧主要在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问题。笔者认为，只有解决本质属性问题，学科的理论基础才能更加扎实，学科才能逐步走向成熟。本质属性问题解决了，相应的内在要求就容易了。前面分析的循环经济哲学内涵已为探讨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作了铺垫。

2.1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

笔者赞同齐建国教授关于循环经济的描述，即循环经济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是中国新兴工业化的最高形式，是通过制度创新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形态[6]。齐教授认为，从技术经济学角度看，循环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微观上，按照著名经济学家乔瓦尼·多西的定义，所谓技术范式可定义为解决所选择的技术经济问题的一种“模式”。宏观上，技术范式可定义为社会生产主导技术体系的基本特征和程序模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形态对应不同的技术范式。在技术层次上，与传统经济活动的“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开放（或称为单程）型物质流动模式相对应，循环经济是“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其技术特征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再生化，核心是提高生态环境的利用效率，本质是生态经济。

笔者认为，在齐教授定义的基础上，还可从哲学高度对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作进一步的归纳和总结。根据的基本原理，人类社会总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演变，每个社会历史阶段都有与其相应的社会形态。因此，循环经济应是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技术范式。循环经济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产生和发展，承载着特定的历史使命。可以预见，循环经济将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进程起重大的历史作用；同样可以预见，循环经济绝不是万能的，不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技术范式的最高形态或终极形式。

2.2循环经济的内在要求

2.2.1特定的时空观念。在我国开展循环经济的理论和政策研究，需要明确特定的时空观念。我国是一个具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21世纪开展循环经济，离不开立足自身现实发展循环经济。要花大力气研究我国的实际，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问题，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胜利。同时，要对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有着足够的心里准备。

2.2.2统筹观点。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统筹的观点和系统的观点。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面临很多问题，但由于资源有限，只能统筹加以考虑。要把握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确定重点领域和优先发展领域，循序渐进，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

2.2.3理论联系实践。发展循环经济要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以此指导实践，然后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理论。如此反复，推动经济与社会向良性方向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是实践的学科，循环经济理论和政策如果只停留在书本中、文件中、口头上，不能在实践中得以贯彻落实，循环经济的目标就会是水中月、镜中花。因此，必须贯彻实事求是的观点，尊重客观规律，努力推进循环经济建设，同时反对把循环经济夸大化、万能化的倾向。

2.2.4公众参与。循环经济涉及全社会的各领域，离开公众参与的循环经济将难以成功。目前，我国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尚有待提高，特别需要在社会上进行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启蒙，通过政府政策宣传，引导社会生产和消费观念。公众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的觉醒将是循环经济得以贯彻落实并取得成功的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

3.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建议

3.1系统的工作思想

发展循环经济特别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要立足现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五个统筹，制定系统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综合协调区域、行业和部门利益，以长远发展和大局为重，抓住主要问题，确定重点领域、优先领域和战略步骤。

3.2制度和技术并重

要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既注重制度层面的政策设计，也注重技术层面的政策设计。加强对现有经济模式、生产技术与过程、管理方法的改进和创新；加强对项目立项进行充分论证以及项目中、后期的评估；加强对节能减排领域重大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同时，开展大量调查，掌握循环经济的动态发展，及时研究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3.3建立长效机制

根据循环经济的不同参与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大学、公众等，制定相应的政策，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同时，探讨建立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有效联系机制，完善政府考核机制和人才激励机制。

3.4自主创新与学习借鉴

既要立足自身国情积极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理论和政策，又要学习借鉴一切有益的国外经济、管理和政策实践的成果；既要发扬自主创新的精神，建立基本技术支撑体系，又要进行必要的技术引进和模仿消化。4.未来展望

发展循环经济是历史的必然。这个必然既凝聚着人类对自身处境的深深忧虑，也包含了对更高级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美好愿望。认为，尽管过程往往充满曲折，世界一直是向前发展的。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循环经济有着自身发展规律，虽然当前还有很多争论，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将促使循环经济研究更快走向成熟。循环经济在中国已经启航，并将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进程长期相伴。尽管道路充满艰辛，但前途是光明的。

参考文献：

[1]李兆前，齐建国.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综述，《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

[2]董艾辉.循环经济的哲学思考，《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第20卷第1期.

[3]张连国.循环经济的哲学基础，《东岳论丛》，2005年3月第26卷第2期.

[4]崔胜辉，洪华生，黄云凤.关于循环经济的哲学思考，《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年10月号（下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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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实践美学中，自然作为与社会实践有内在关联的重要一极被充分关注，而在与社会的弹性关系中，自然作为独立它极本身的相对与绝对的意义，作为有生命的与人类历史相对脱离的自发自为的存在物，以及这一孤立的特征对人类的影响尚未充分阐明。这一问题的产生，与实践美学历史发展阶段的限制和自身发展的尚未充分有关系。这一问题的研究与生态问题的探讨成为实践美学研究的时代性缺失。这一相对的缺失成为生命美学、生态美学、后实践美学批判与超越实践美学的依据。

就实践美学已经形成的整体科学体系而言，生态维度是实践美学有待继续补充和发展的部分，而缺失是相对的。由实践美学的代表著作来看（李泽厚先生的《美学四讲》、《华夏美学》、《美的历程》，蒋孔阳先生的《美学新论》，刘纲纪先生的《艺术哲学》、《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以及新实践美学代表人物的作品），实践美学从实践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发展观等原理与原则的层面均蕴涵生态维度的拓展，但由于历史与现实多方原因未具体展开论述。这首先表现为，具备理论基础而引而不发。1.实践美学代表人物均认为自然是人类诞生的前提，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未能将这个前提（自然物质本源）与实践本体完整地联系起来，正面论及这一先于人类的同时又是相对独立于人类的本源如何构成对人类实践本体的影响、互动与贯穿。而这一前提作为生态意义的影响及其实践本体与此的系统性关联，正是实践美学结合生态整体观需要探讨的部分。2.从原理的层面论述人与物的辩证统一，并以此打下了关于“自然美”论证的良好基础，但是具体论证时往往侧重于人的主体性、主动性的一面，以人的目的、主体性为视点囊括自然，对自然的理解多与“工具”、“手段”、“利用”相关联。而在生态整体的维护中，人类往往必须发挥其作为生态“工具”和“手段”的意义。3.对自然客体的探讨侧重于对主体形成“制约”的一面，成为一种对主体的阻碍性的存在，忽视人类对自然所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从生态整体的眼光看来，自然不仅仅是“制约”、是“工具”，同时又是影响、是培育、是引导，参与创造着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而人类对于自然赠予的回报在于“与物为春，开启自然自身的生命”，让自然呈现自然而然的自由本性。本质力量本身也正由自然对象与对人的影响共同构成，由自然的“制约”转化为对自身的制约。4.对自然作为“规律”的内容有待充实。生态视阈中，自然不仅仅是抽象的“规律”或“物质材料”，而是整体运行的生命，具有自生成、自组织、自发展的能力与目的指向。人不再是唯一积极主动的因素，自然也具有某种相应的积极主动性。5.多强调劳动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强调人与动物的差别，以此确定美感的特点，虽然确立了人与自然的不同、分离的基础，但缺失了人与动物相关联的生态完整的部分，以及共同的自然生态本源，缺失了劳动在实践本体意义上对人与自然的新的沟通。实践美学代表作中也常有因论证社会性而出现的较为极端的、类似人类中心主义的发言，忽视了自身提出的自然的前提，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与此相应，“人的自然化”作为实践美学命题也长期处于被搁置的状态，形成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自然人化”观单向的反生态的误解。

本来就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美学思想，其“自然人化”的观点、人与自然关系的双重性观点、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现实性上表现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观点、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统一的观点等直接与生态问题的探讨相关联；其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生态理论的研究更具指导意义。在以唯物实践观为根柢的实践美学框架内，以生态危机、生态科学共同支撑而形成的生态有机整体观必将以其时代意识进入实践之美与自由的追求与创造，促进实践美学更新自身，进一步扩大视野、优化思维、丰富学理、提升境界，积极参与到“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整体建设的现实当中。

（一）扩大视野。实践美学视阈中的自然既非纯粹野性的自然，也非纯粹驯化的自然，而是历史地辩证发展的自然。生态整体有机自然观作为原有基础上科学与现实的新成就，不仅将扩大实践审美的自然对象的范围，并将借鉴生态中心的内容，丰富实践美学审美经验的方式，提升审美自由的境界。

这一视野的拓展，首先表现为自然视野的扩大和对于自然认识的深化。实践美学从前对于“自然规律”的笼统阐述将被生态整体生命观所充实完善。在生态学看来，包含人类在内的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周流、动态连贯、优先于个体的总体生态网络。在这一整体特征之下又蕴含生动发展的各类组成要素（较适者生存，张力聚力，松散的偶然，网络限度，化丑为美的循环，变易发展的中和等），这些要素共同规定了人与自然不可分割的共存性。就自然而言，其范围由从前外在于人类、被改造的僵硬局部性存在扩大到包括人类自身存在的整个生态系统；其性质由不同于人类的仅有物质属性的“规律”认识对象上升为与人类生命存在相同的、并包涵人类的自然生态生命整体，这一整体生命贯穿人与社会和自然整体的关联，并将成为人与社会研究中不可回避的前提与对象。这一整体中的自然既属于人类，更属于自身，既有可被人类认识的规律，更有人类永远无法完全参透的生命最终指向（在生态整体的意义上，自然生命流程的运行和指向具有生态学所界定的“目的性”，为一种关联人类目的又具有特殊独立性的“客观目的”，即蕴涵生态系统质的生命整体发展取向）。生态整体观还自然以先于人类的本源性，以及一直存在的自为性、自我延续性。这一外在于人类的自然生态他者生命超越人的精神性存在之上，以其相对独立的客观主动性力量构成对于人类生活的重大影响。相应的，对于生态整体中的人类而言，必须与之共存的生态自然划定了人类主体性发挥的性质与限度。生态视阈中，自然不再是无限的时空而是有限的存在，包括自然量的有限与和人类张力关系的有限（资源的总量与质量有限，人类个体发展的有限，系统整体均衡的有限）。所以自然视阈的扩大，又表现为对客体自然可利用可扩张范围的缩小。自然环境中的人类，要维持与外界的联系，必须在相互关联的系统中受到自然动态结构的生态极限的束缚，保持在其系统价值的限度内。对于生态自然有限与无限的了解，重新规定了人类种种可能性的范围，在这一范围中，人类不仅仅是目的，同时也应该是自然生态达至平衡的手段；自然规律不仅仅要合于人类的目的，人类目的更要日渐深广地合于自然生态生命的规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不仅仅是单向的“自然的人化”，更是人类主动合于自然的“人的自然化”。“人的自然化”将有助于我们重新摆正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成为生态非中心之中的正确中心。

自然视阈的扩大，同时构成实践美学自由领域的扩大、审美境界的提升。刘纲纪先生曾认为，“在人类之前，未经人的实践作用的自然界当然也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但它不是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发生了现实关系的物质。……这个在人类实践范围之外，尚未同人类实践发生关系的‘物质’，无疑也决定着作为自然物来看的人的动物生理的存在条件，但它不能决定着人的意识状态，因为它还未通过实践反映到人的意识中来。”[2]现在生态问题让我们认识到亘古的自然依然存在，它不仅影响着人的动物生理的存在条件，而且将决定着人们意识状态的改变、审美观念的更新。在这一点上，生态中心主义所追求的超越人类一己功利的自然观值得实践美学参考、借鉴。“人的人化”是实践美学追求的人真正成为人的境界，是立足现实的基础上人的潜能自由充分的发展。当代生态整体观将继续充实这一发展，继人的社会性超越之后，将人类族类整体对于自身的超越作为自由理想新的内涵。在生态视阈中，理想人格的自由境界必定在与人类――自然的共同体关系中实现，自我实现同时也意味着所有生命潜能的实现，自然他者的自由保持愈充分，人类的自我实现就愈充分，精神的链接就越深远。实践美学的生态维度将力求融汇万物的生态尺度，以自然它者的自由来验证人类自身的自由，将自然它者的整体生命目的置于超越一己目的的位置，在与自然最为深切广大的沟通中探求更高层次、更广空间的审美境界。

时代生态危机，科技与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类对于生态力量被动与主动的体验，给予我们对人类生存状况更为深入与全新的启示，这一启示将促进人与自然更高层次上的融合，并为实践美学以及相关的“自然人化”的研究扩充新的内容。同时，对于实践美学自身而言，其传统研究的视阈和范围也将充分拓展，从以艺术为中心的研究扩大到题中应有的涵盖历史与现实、自然与人生的多极范围，成为一门真正面向生活并介入审美现实创造的实践的学说。

（二）丰富学理。生态问题是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对实践美学而言，对整体生态系统规律与目的的生命理解，将成为新的思想依据，改变对自然传统的认识，形成“人类目的合于自然规律”、“人类手段合于自然目的”的思维转向。实践美学的生态维度研究，将以“人的自然化”向度为重心，探讨人与自然完整的沟通，实现“自然人化”命题时代辩证的转化。

作为以实践为本体的美学，其生态维度将由实践本体――物质生产劳动出发，着重阐释劳动沟通人与自然的方面。从前学者们对于劳动实践本原的解释，常常侧重于人类通过劳动使人独立于自然、分离于自然、区别于其它自然物的方面，并以此为基础张扬主体性、突出社会性。生态维度的研究则将重点放在劳动在区分人类的同时，产生了的人与自然的关联，即人类第一次以属人的性质与自然达成的新的实践意义的关联。在“自然向人生成”、“自然界的人化”、“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等伟大命题中，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自然的本源性，另一方面更体现了生产劳动是人类在真正属人意义上与外部自然相结合的起点。劳动让自然成为人类“无机的身体”，而这一无机的身体正是生态“大我”彰显的空间，将人类的发展与生态它者紧密关联。这一来自实践本体的关联，将在时代生态背景下进一步昭显美学“类存在”、“类意识”的品质，一定程度上克服对象化与自我确立、存在与本质、自由与必然的分离，深入人与自然、人与人矛盾分裂的核心，对人类的主体性从生态的视角重新加以规定，在人与自然的历史互动中建立以和谐共处为中心的思想形态。

人类与自然互动共生的实践本原，必然引发对于自然生态价值的探讨。在生态学家的世界中，在以生态系统的稳定繁荣为阈限的范围内，价值不以人类为中心，凡与生态整体相关、能够维护整体健康发展的部分，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这一整体观超越了人们以往仅仅将非人类生命体看作“工具”、“资源”的片面认识，肯定所有物种对于生态系统的价值，以及由此而来的内在固有价值。人，人类社会，人的生存的发展是生态问题的主要起因与终极目标，而这一问题必须在人类与自然的共存、共生、共赢中得到解决。作为人与自然交流的起源，实践视阈中必然能够扩展生态“大自我”的整体主义价值观念。实践价值以合理的生态价值为基础，肯定自然万物的价值，尤其是超越其工具价值之上的自为价值，以生态他者价值的自由实现确定人类生存、发展与自由追求的价值的实现。

与已有本体论与价值观相呼应，实践认识论也将扩展新的重点，以自然作为自为它者的存在，真正确立对万物尺度的认知。虽然认识只能是人类的认识，但真正属于人的认知必然能兼及万物的尺度，按照他者的尺度来建造。然而在这一建造当中仍然有一个尺度重心区分与合理运用的问题。如果缺乏对于外在于人类的自然生命存在的确认与尊重，在否定自然生命内在固有尺度与目的性的基础上实现人的目的，那么任何物种的尺度也将只是人的尺度。生态整体主义以其多极存在、系统平等的价值观清晰划定了人与非人类生命各自明确的生态位，以及在整体系统中不可替代的功能区分，在这一基础上物种的尺度将不再是人类尺度可以随意改造的对象，人类的内在尺度的实现亦不得超过生态整体张力的范围，必须在充分肯定对象固有尺度的基础上实现万物共有的目的，让万物成为它自身。“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老子》六十七章）生态实践以及生态整体观进一步澄明了尺度认知的内涵，并将促进人与自然生态共同尺度的实现，真正做到“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3]

以生态整体认知为基础，实践辩证的方法必将包括人与社会与自然全面整体的关联。在人与自然双向对象化的互动构成中，物种尺度的生态合理性、危机背景下的生态优先性将成为重点探讨的对象。自然的客观主动性、客体向人类对象化的现实、规律对于目的的划定是实践的生态辩证法理论固有的方向。对于实践本体论美学，生态视阈中人类主动的“自然化”，即更高层次上的“自然人化”，这一思维与存在、历史与逻辑的同一，即为美学实践观中贯穿主观与客观、艺术与现实的真实的辩证法。

在全面吸收人类生态思想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经过美学自身特性的探索，实践美学一定会再次呈现崭新的生命形态与精神风貌，不仅在生态文明的建设中发挥切实的作用，而且能够超越文艺中心的视野，与科学美学的思维成果相互融通，最终成为马克思所期许的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有机统一的一门科学。

（三）参与实践。古往今来，自然生态环境不仅是人类物质生活的家园，更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家园。当今生态环境危机让“自然”的主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衡量人类物质能力、理性能力、审美能力的新的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对应时代生态问题，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美学生态审美观，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而迫切的需要。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付出了生态环境破坏的沉重代价，加之西方工具主义观念、消费主义时尚的流行对中国生态环境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在市场经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本”同时并举的当下，如何协调经济增长与生态平衡、市场竞争与环境代价、超高消费与生态良知之间存在的矛盾成为生态科学与理论研究者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这一课题的研究，既离不开物质生产实践的经验概括与总结，也离不开优秀传统思想的深入发掘，更离不开科学世界观的指引。作为以唯物实践观为基础、全面研究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的美学，中国实践美学将始终“密切关注当代美学的变化和中心问题，不断发展创新，作出与当代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及广大人民群众审美需要的新变化相一致的回答，以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4]

生态整体美的建设是人类对自然以物质生产改造活动为基础的多层累的和谐统一。它一方面是一种外在性的物质存在，需要政治、经济、科技、法律综合协调的解决；另一方面，从更为本质的意义上看，生态环境更是一种内在的精神性的存在，需要思想文化、哲学与美学的支撑。审美指向人类灵魂最深的理想，是人类自由发展的终极导向，是实践的未来建构中自由创造的精神。一直以来，审美始终具有“启真”、“导善”的重要作用，能够融合真的规律、善的目的达到无为而为的理想境界。实践美学视阈中合于规律与目的、或目的合于规律的生态美建设，不止是功利、效用的对象化观念建构过程，同时又是人类主体知识、智慧、意志、情感、个性、想象等全部本质力量的发挥和运用过程。生态审美实践从人类求生存与发展的实践本性出发，切实把握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探讨符合生态规律的审美活动，建立实践的生态约束意识与合理意识，改造价值观、培养环境素质、思想情操、审美情感、塑造生态深层人格，以主体与客体、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展开，以对大自然生机盎然的促进作为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一健康的生存价值观、生态整体观将成为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生态关系时可遵循的原则，推动人的需求和情趣向生态和谐的方面转化，将人们从征服自然、无尽索取的主客对立中唤醒，在人与自然的交融同一中，复活自身沟通自然它者的审美感官，辅助万物而不争，让生态和谐之美重现于大地。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人类通过自己在地球生态系统及宇宙中的角色的体验，让对生态美的自觉追求融化到人们生产实践与日常生活当中，与其它领域共同促进，实现超越世俗生活的深刻转变，在符合生态要求的前提下去创造健康、丰富的新生活，自觉地促进自然生命力的周期性再生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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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设计；生态室内设计；人类中心主义；反思

自古至今，人类生活在自然和人类自身所“设计”的世界中。室内设计是一门很有内涵的学问，它是人类创造和提高自己生存环境质量的一种活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室内设计方兴未艾，但是在全球范围内，各种观念和意识也对室内设计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如生态与环境保护意识、能源危机意识、全球一体化与地方文化保护意识等，它们都将影响着室内设计的研究和发展。

人类社会自从进入21世纪，伴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西方国家提出以一种全新的观念重建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生态室内设计尊重自然，能够充分体现出科学的自然观和伦理观，虽然在我国还是一个正在研究探索中的新课题，既不成熟，也不完善，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说，把生态理念引入室内设计，扩展室内设计内涵，将把室内设计推向更高的层次和境界。因此，对生态室内设计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1 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

近代社会产生的人类中心主义，标志着人类认识论上的伟大成就，体现出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自觉意识。这种观念曾经起到革命性的作用，促进了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从价值观理论知道，人类的伟大实践创造了整个现代工业文明，只不过这种文明是片面的、暂时的。值得提出的是，这种违反自然行为的观念，为人类无止境的改造自然、破坏环境提供了顽固的理论依据，最终导致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因此，人类在建构后工业文明社会时，必须对这种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进行深刻的反思，“非人类中心主义”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利益只是更大的生物圈利益的一部分，人类只是“生物群落”中的一个成员，是“生物公民”而不是自然的“统治者”。人类之外的其他自然物同样拥有其自身内在价值，它们不是仅仅为了满足人类的利益和需要而存在的有效工具。人类不能只从自己的小生物圈出发，只有当人类从整个自然这个更大的生物圈利益出发，人类对环境才会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安全性，整个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才能真正得到保护。由此可见，这种生态意识，已将传统道德考虑的重点从个体主义转向了整体“人类――环境”系统，这个系统将充分展现人类与环境的共存，促使人类与环境在新的更高层次得到平衡和发展。

由于设计观念的不断更新，人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但是面对当今人类生存环境的危机增长及人类对自然资源掠夺、破坏的加剧，现代室内设计所带来的资源和能源的高消耗，以及对环境的严重破坏所引发的生态问题已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它体现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生态室内设计被提到日程上，并且将会逐渐发展成为室内设计的主流。

在室内设计中，设计师从以人为中心的方式来进行设计，例如不惜代价的采用昂贵稀有的装饰材料，忽略了材料在加工和运输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盲目追求奢华繁复的室内设计风格，大量使用不可降解的非绿色装饰材料。这些行为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活环境，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给人们的身心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除此之外，室内设计中色彩规划不合理、照明配置不恰当造成的视觉污染，以及室内物理环境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噪声污染。它们都是室内设计中人类中心主义的具体表现，只有重视这些问题，走出人类中心主义，遵循生态化原则，有效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才能减少对自然的破坏，以及避免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2 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室内设计

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意思是指家或我们的环境。如今，生态学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生态”一词涉及的范畴也越来越广泛，人们常常用“生态”来定义许多美好的事物，例如健康的、安全的、无害的、美好的、和谐的事物均可冠以“生态”一词进行修饰。所谓生态建筑学，是指立足于生态学思想和原理上的建筑规划理论和方法，概括来说，就是用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将建筑及室内外环境作为一个有机的并具有结构和功能的整体系统来看待，以人、建筑、自然和社会协调发展为目标，有节制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寻求最合适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符合生态观的建筑及室内外环境。

保护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是21世纪面临的最迫切的课题。生态建筑已成为当今建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室内设计中的生态问题（生态室内设计）是生态建筑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事实上，室内设计中引发的种种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如不及时解决，极有可能发展成破坏生态和环境的“病疾”，从而增大环境治理的难度。

生态室内设计是生态建筑的重要内容，它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设计，其基本思想是在设计阶段就将环境影响因素和预防污染措施纳入设计全过程，将环境性能作为设计目标和出发点，力求使设计结果对环境的影响最小。从综合角度出发，应该尽可能的将生态环保节能的理念融入到设计中，对照协调共生原则、能源利用最优化原则、废物生产最小化原则、循环再生原则、持续自生原则这几大生态化设计的重要原则，对设计方案做最后修改，力求达到最佳效果。其中，环境要素成为生态室内设计的核心问题，生态室内设计的科技含量重点体现在节能化原则和无害化原则，同时还表现在土地的空间利用、能源的开发利用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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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经济；生态经济；自然生态；循环经济

1传统经济学的弊端

传统经济学（TraditionalEconomics），是指以“经济人”为理论前提假设来研究人类社会各种经济活动与各种经济关系及其发展逻辑、规律的科学，是传统经济运行模式背后的主要理论基础。正如科斯所说，这是“关于私有制度的经济学”，是以“经济人”为基本前提假设，以“市场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济学。传统经济学注重个人，强调利润最大化，把对个人欲望的满足视为幸福感。不论是在100多年前建立的以充分的市场竞争为前提的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无不将“经济人”这一传统经济学特征发挥到淋漓尽致。在长达几百年的工业文明时段中，工业文明给予了传统经济学“自私、理性”价值观的合法性，并使其依托自身发展壮大，成为占据中外话语霸权地位的主流经济学[1]。人与自然本是相互依存、共生的复杂生态系统，这个复杂系统包括社会系统、经济系统、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传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市场经济”限制其对自然系统的认识，忽视自然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基础性作用，让传统经济学成为一门“无根性”的经济学说。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有传统经济学家构建的经济学框架通过改变量等方式解决生活中的经济问题，使传统经济学在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近些年来，社会和科技快速发展，让传统经济学家的这一老旧经济学模型框架失去了对当下社会的“把控”，在这一框架之下的概念和变量也落后于时代。在当下认识论的角度下，自然生态作为整个复杂生态系统中的基础，传统经济学自始至终也没把自然这一变量纳入经济学框架之中，忽视自然、过度利用自然、把自然当作一个巨大的垃圾处理场，无不说明传统经济学在当下发展之中的弊端。

2传统经济学与生态危机

在的剩余价值理论里，剩余价值的产生主要经历“购买—生产—销售”3个过程。购买是指购买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原材料是指“非人为再生产”的资源。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自然资源是基础，脱离自然资源整个过程将无法进行。传统经济学一贯忽视生态，视一切“非人为再生产”的自然资源为免费、可随意获取的，这种“自然免费论”导致无限度地向大自然索取自然资源，忽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虽然取得了经济高效率，但生态系统被大肆破坏，造成严重的生态赤字，在一段较长的历史阶段内一步步加剧人与自然之间的危机。传统经济学追求利润最大化，试图以最小的经济投入谋求可货币化的最大利润和物质福利的这一本质，决定了传统经济学无法解决生态问题。假设一个企业从自然界获取了足够多的原材料之后，很快进入到生产销售环节，并最终能够按照传统经济学的模式获取最大的利润。但为了维护生态平衡，弥补从自然界攫取原材料的损害，这个企业必须拿出利润中的一部分进行补偿。这样一来，成本增加，利润就减少了，与传统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质相违背。作为传统经济学下的理性“经济人”，成本外部化是利润最大化的最优方式。弥补对外部生态的破坏，增加企业内部的生产成本，不符合传统经济学“经济人”的假设[2]。

3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CircularEconomy）从形式上看是封闭的物质循环流经济，本质是一种生态经济学，是以自然生态系统的先在性为前提，遵循生态规律的生态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相比，循环经济学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经济学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

3.1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生态经济学

3.1.1国内生态经济学的兴起

国际学术界对于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学者雷迪尔卡逊在1962年发表了《寂静的春天》，批判了杀虫剂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危害，震惊美国各界，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国内的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一批农林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以农业生态研究为基础，在不断实践和研究中逐步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第一部生态经济学专著是许涤新、马世骏、刘思华主编的《生态经济学》。1980年8月，许涤新在青海省西宁召开的全国畜牧业经济理论论坛讨论会上提出：“要研究生态经济问题，逐步建立我国的生态经济学”。王松霈说“生态经济学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这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客观要求”。沙漠化、水土流失、全球气温上升、生物多样性的减少等生态环境问题登上历史舞台，全世界都面临着自然环境的巨大挑战，是生态经济学兴起的主要原因。山东人民出版社在1995年7月出版了马传栋的《资源生态经济学》，马传栋先生指出生态经济学的宗旨是要探索人类实现资源、人口、经济、社会与生态和环境之间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和对策，为解决中国的环境与发展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3]。

3.1.2生态经济学的内涵

有人认为生态经济学属于生态学，也有人认为生态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但越来越多的人赞同生态经济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1989年，Costanza指出生态经济学既包括利用传统经济学的方式研究经济活动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也包括用新的方法研究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联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认为，生态经济学是一门从最广泛的领域阐述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关联的学科，他视生态系统为经济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二者的共同点是都把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联系作为生态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4]。我国经济学家腾有正认为生态经济学是一门具有二重性的学科，兼有理论和应用，是一门具有边缘性质的学科。生态经济学涵盖的范围包括经济学、生态学、生物学、地理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政治学、生态伦理学、环境经济学等。在人们研究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边缘性质时，往往会遗漏生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性———时代性。目前世界面临一系列生态危机，如生物多样性减少、全球气温上升、酸雨、沙漠化等，并且没有一门学科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生态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下，将新问题的产生和处理纳入到生态经济学，以帮助不同地区出现同样问题时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有效解决问题，以此保持生态经济学的理论活性，使其处于时代前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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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儿童心理世界 理论预设 研究策略

1.引言

随着社会的前进，人们对儿童的精神世界的认识越来越丰富和深刻。如明代的李贽认为：“夫童心者，真心也。纯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也就是说，一个真正完善了的人是怀有一颗纯真童心的，失却童心的人不可能使生命臻于完善的［1］。一些文学作品、电影电视甚至将儿童生活当作成人价值失落后重新寻找人生意义的启示。由此可见，研究儿童心理世界尤其是儿童心理发生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儿童心理发生是指心理的起源和发展，即儿童的心理世界中的各个构成方面从无到有的产生机制。本文主要探讨心理学界中对儿童心理发生的理论阐述，并分析各个心理学流派提示的对儿童心理发生的研究策略。

2.心理学家对儿童心理发生的理论预设

有关儿童心理发生的研究起源于遥远的过去。中世纪，儿童被视为预先成熟的小型成人。以后开始有了对儿童心理发生的观点和理论，有卢梭的天赋论、约翰・洛克的经验论、进化论和习性学流派的理论、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等。

2.1卢梭有关儿童心理发生的理论

卢梭认为，在生命开始的时候，孩子所注意的只是在目前对他的感官有影响的东西；由于他的感觉是他知识的原料，因此要按照适当的次序让他产生感觉。不过，由于他只知道注意他的感觉，因此先给他清楚地指出这些感觉和造成这些感觉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就够了。初生婴儿的动作和啼哭，纯粹是出于机械的效果，其中是没有什么意识和意志的［2］。

2.2约翰・洛克的经验论

约翰・洛克的经验论认为心灵本来是一张白纸，在它上面什么也没有写，也就是早期思想史上的“白板说”。观念是被印在上面的，经验（就是感觉和反省）给心灵以“备料”。他说，全部知识都是后天获得的，没有天赋知识，而且他又错误地假定，他所谓的后天知识是指感觉经验，如此而已［3］。

2.3习性学的理论

习性学家基本的假设是，所有动物生来就有许多生物性的程序化的行为，这些行为是：（1）进化的产物；（2）有利于生存的适应。与弗洛伊德一样，习性学家也认为早期经验非常重要。实际上，他们认为许多特征的发展都有一个关键期。关键期是一个有限的时间段，在此期间，如果发展中的有机体接受到适宜的刺激，就会展示出生来固有的某种适应性的发展模式。过了这一关键期，再给予同样的刺激是没有持久效应的［4］。

2.4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

皮亚杰基于运动活动内化的观点，认为个体的认识源于个体自己的运动活动，心理的东西来自个体运动活动的内化。他提出，婴儿的内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是因为，婴儿的运动活动开始时并不能与外界客体相匹配。婴儿的运动活动与他所作用于的客体还不协调，但最终必然达到与客体相匹配的地步。例如，婴儿把手或手拿着的玩具放进嘴里去吮吸的动作的匹配与协调，并非第一次就能达到［5］。

2.5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发展是一个冲突的过程：作为一个生物体，人具有基本的性和攻击本能，这些本能需要被满足，但在社会规范中这些动机是不受欢迎且必须被限制的。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人格可分为三个部分：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在人格发展中密不可分。本我是人格的心理结构中最大的一块，是人与生俱来的，是人类基本需求的源泉所在。自我是人格中具有理性的意识层次，出现于婴儿初期，它将重新引导本我的冲动，使其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作用于合适的对象［6］。

3.儿童心理发生理论预设中的研究策略

3.1自然观察

皮亚杰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自然观察方法，他用对自己的3个孩子的观察材料和随后采用诊断法对较大样本的研究资料建立了一个充分扩展的理论、系统的概念体系和儿童认知发展的阶段理论。皮亚杰的《儿童智慧的起源》一书记录了皮亚杰对他的3个孩子Laurent、Lucienne和Jaqueline婴儿时期的认真、细致的观察。皮亚杰不仅只是观察，而且创造情境使之适合于他所要做的每个项目的每次操作。材料包括了婴儿2岁前从活动向象征思维的智慧发展。这种方法在现代也很有应用意义。我在一项研究中使用了自然观察方法，以成长日记的形式写了从出生3个月到9个月婴儿的心理世界的各个方面发展状况，并把自己的研究结果和已有研究相对比，发现了很多有意义的比较结果。例如，我发现婴儿从六个月开始就会出现一些词汇，比已有研究出现的时间早；意识的出现是在一岁之前，和国内的一岁之前无意识的定论不一致。

3.2研究儿童感知觉的几种方法

很多理论家都强调经验在儿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约翰・洛克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来自经验，经验即感觉和反省，知觉是最初的简单的反省。

现代儿童发展心理学家所经常使用的研究感知觉的方法有以下四种：（1）视觉偏好法：在这个程序里，研究者给婴儿同时呈现至少两种刺激，观察婴儿是否对其中的一个更感兴趣。（2）习惯化方法：指反复给婴儿呈现刺激物，使得他们对刺激物越来越熟悉，直到对刺激物的反应消失。（3)诱发电位法：给他们呈现一种刺激，通过记录他们脑电波的变化推论其感知觉能力的发展情况。（4）高振幅吮吸：研究者让婴儿吮吸一个里面镶有电路的特殊奶嘴，通过婴儿的吮吸动作，观察他们对被感知的环境的反应。

3.3生态学的方法

习性学家总是倾向于在自然环境中研究被试。生态学关注的是适应或生存、行为的价值及其进化史。对生态心理学家来说，在人为的实验室情境中研究环境影响是没有意义的。相反，他们认为，只有观察发展个体于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才能理解个体如何影响他们的环境并受环境的影响。生态学方法就是指在自然环境中研究被试，比如自然观察方法、自然实验方法。

3.4个案研究

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婴儿日记，是个案研究的范例。弗洛伊德对他的临床病人做了很多不错的个案研究。此研究方法要求在对个案备案的时候，调查者要收集被试的各种信息，比如被试的家庭背景、社会经历、健康记录、学习或工作经历及心理测验的成绩。这些信息中的大部分来自对个体的访谈和观察，但是所问的问题和所进行的观察不能标准化，不同个案之间的差别可能很大。

4.总结与讨论

从儿童心理发生的角度去看，卢梭在他的著作中认为儿童最初拥有的只是感觉，是没有什么意识和意志的。而很多人认为卢梭的整体儿童观是所谓天赋论的观点。他断言，儿童不是装满成人指示的白板，相反，他们是高尚的野蛮人，他们生来就被赋予了一种是非意识，并有一套可以使他们有序、健康成长的普遍进程表。与洛克的观点不同，卢梭认为儿童内在的道德感以及独特的思考、感觉方式，只会被成人的教化所破坏。他的哲学以儿童为中心，这意味着成人理应在儿童发展的每个阶段，即在婴儿期、儿童期、儿童晚期和青少年期都要甘于接受儿童的需求。

习性学理论和进化论理论是很多相通之处的，即这两种理论都从物种进化的角度去理解儿童心理的发生，把儿童心理发生放在所有物种进化中去研究，将人类和其他物种作类比推理。这未免有点“不尽人情”，无视人类的特殊性。但是在习性学家理论预设中的生态学的方法强调把人放在自然生态环境中，是合乎人类的自然本性的发展的。

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几乎是每一位研究儿童发展的心理学家都要推荐和引用的理论。但是他用数学般的逻辑去解释儿童心理的发生，未免让人有些费解。他理论预设中的个案研究和自然观察是很值得推崇的研究策略。精神分析理论对儿童心理发生的理论预设是非常经典的设想，理论预设中的研究策略则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刘晓东.儿童精神哲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

［2］卢梭.爱弥儿――论教育（上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48-65.

［3］［英］阿龙著.陈恢钦译.约翰・洛克.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12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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