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科技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现在，中国的互联网金融、海外的金融科技都呈现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它们的边界不断与传统金融的发生冲撞，由此产生如何平衡创新与合法合规的监管难题。

在中国，仅仅三年时间里，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就经历了从监管真空期、舆论一边倒的“软法监管”到14部委联合的“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以致不少海外人士认为，中国的互联网金融监管实践对金融科技的监管方法论提供了绝好的启示与参考。的确，中国互联网金融的跃进式实验所产生的经验与教训，为世界各国制定金融科技的监管政策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研究样本。

监管启示

中国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对金融科技的监管，至少有以下三点启示：

一是科技驱动金融发展不是金融科技或者互联网金融的“专利”，监管理念不应发生跳跃式波动。以唯物史观看，互联网金融经历了互联网技术在传统金融体内孕育、验证、发展、成熟进而外溢到互联网公司等非金融机构的连续演变，那么监管理念的变化也应连续，针对传统金融部门的监管理念既不应照搬到金融科技上，也不会完全与金融科技的实际脱节，这对矛盾是对立统一的，不会产生谁颠覆谁的结果。

二是科技再“炫”，也会不改变金融科技或者互联网金融是金融中介的事实，监管部门应有定力。金融科技也好，互联网金融也罢，其从事的活动都是金融中介，发挥的功能都是金融功能，“科技”、“互联网”只是表象，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是问题的实质。诸如国内学者、媒体与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一起鼓吹的“软法监管”就是典型的避实就虚，严重影响了监管部门的监管定力。

三是金融科技与互联网金融往往从“小而无视”直接到“大而不倒”，监管与市场应持续有效沟通。“余额宝”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就从籍籍无名的小型货币型基金迅猛发展成数千亿规模的大型公募基金，这种指数级别增长的能力表明，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能够实现超常规发展，其规模从初创时期的被监管部门“小而无视”直接变成“大而不倒”，监管部门则经历了“看不起”、“看不懂”到“看不住”的尴尬过程。

监管挑战

“轻资产”对现有的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体系提出了根本挑战，凡是那些实质承担信用、市场、操作风险暴露的金融科技，理应保有一定的自有资本，否则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会由全社会承担（中国的P2P跑路就是很好的教训）。但是，如对金融科技提出与银行、证券、保险等一样的监管资本要求，则会很大程度上抹杀金融科技的创新能力。

其次，“高创新”对现有的金融创新评价机制带来了挑战，会增加无谓的监管成本。金融科技的创新机制与频次均完全不同于传统金融，现有的产品及业务创新评价方法、流程是否还适用于金融科技，取决于监管部门投入的监管成本有多大，但金融科技创新的高失败特征，就会导致监管部门为此投入的监管成本多成为沉没成本，本质还是由全社会埋单。

再次，“上规模”即是直接从“小而无视”到“大而不倒”，对金融稳定、市场竞争、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带来了全局性影响。特别是网络经济中的竞争性垄断特征，即金融科技巨头的垄断源于技术垄断、生态垄断，这类垄断具有脆弱性与暂时性的特点，一旦破坏性创新技术出现，原有的垄断力量就会消失，市场将暂时失序，直到新的垄断者出现时市场才能恢复秩序。

这一特征在我国的第三方支付市场表现最为明显。除了支付宝、财付通等少数几家支付机构占据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外，上百家支付机构生存艰难，违规现象严重，市场几乎失序。故而，监管既要保证公平竞争，还要适度容忍垄断，既防止“赢者通吃”，还要维持“赢者吃大头”。

最后，由于金融科技公司追求快速通过网络效应的“临界值”而导致的“低利润率”，是免费金融服务、赔本赚吆喝的金融“异象”的根源，这会直接驱使金融科技公司“重规模”、“轻风险”、“抢先跑”，使得金融领域蕴含巨大的未知风险。这需要监管部门从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与行为监管相结合，从现场监管为主转向非现场监管为主，提高金融监管的科技实力。

用科技监管金融科技

要应对上述的监管挑战，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改进监管的同时加强科技监管的力量。正如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Andy Haldance所言，随着金融服务产业越来越多的使用科技，监管部门也获得了机会以评价之前无法测量的金融风险，并使得风险管理全局化、全体系化成为可能。

的确，金融服务业大规模的使用科技是“道高一尺”，监管部门也必须充分运用科技手段才能实现“魔高一丈”。

事实上，全球的金融监管部门都在达成这种共识并在行动。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委员会已经成为香港政府FinTech领导小组的成员（FinTech Steering Group）；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ASIC）推出了与初创型科技金融公司联合办公的“Innovation Hub”计划；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计划投资2.25亿新元用于FinTech研究。中国也召开了数字货币座谈会，成立了数字货币研究小组。英美等主要发达国家的监管部门提出了监管科技（RegTech）的构想，主要是监管部门的技术系统直连每个金融机构的后台系统，实时获取监管数据，运用“大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等技术手段完成监管的报告（reporting）、建模与合规等工作。

具体而言，监管科技的应用体现在以下四点：

一是监管资料的数字化。即将与监管工作相关的全部资料，包括影像、音频、图片、文字等进行数字化处理与存储。

二是预测编码（Predictive coding）。即将被监管对象的一系列非正常行为数字化标记后，视作一串离散信号，利用前面或多个信号预测下一个信号，然后对实际值和预测值的差进行编码，这适用于监管部门遇到一些缺损数据，如影像、音频等，辅助判断是否要对被监管对象进行关注。

三是模式分析与机器智能（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即运用模式识别与智能化的研究成果，将计算机视觉和模式识别，图像和视频处理，视频跟踪和监控，鲁棒统计学和模型拟合等先进技术运用于判别、抓取、分析监管对象的非正常行为。

四是“大数据”分析。即要消除监管与被监管之间的“信息孤岛”，运用先进算法、网络科学等方法侦测范围更加广泛的全网络中的可疑金融交易与行为，并进行追溯，找到可疑的被监管对象。同时还能分析整个金融网络的特征，以修补网络的脆弱性。

篇2

中图分类号：F420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创新性的金融系统支持。针对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服务中存在的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内涵及其本质特征，并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在发展规律，提出通过金融创新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具体思路和建议。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 金融系统 金融创新

问题的提出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先导产业。继2010年10月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之后，2012年5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并表示在当前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金融系统是其中重要的构成部分。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社会资源配置的枢纽，是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杠杆。科技创新需要有金融的助推，科技创新必需与金融创新有机结合起来。然而，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一个新概念，对其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的认识还有待深入探讨，在如何具体通过金融创新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上，理论界和实务界仍需进一步探索。

基于此，本文首先分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内涵及其本质特征，并针对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的现状，提出通过金融创新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思路和建议。

战略性新兴产业内涵及其特征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政府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确立后危机时代国家竞争优势而提出的产业发展策略。《决定》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是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具有市场需求前景，具备资源能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新兴产业，并规划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七大产业发展方向。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未来经济增长的先导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换起着决定性的促进、导向作用，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引导科技进步的能力，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脉和产业安全。理解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抓住两个关键词：战略性产业和新兴产业。战略性产业是指关系到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生死存亡而必须重点发展的产业；这些产业的发展水平关系到国家根本竞争力、国家安全、国家战略目标实现，影响着一国或地区的国际地位。新兴产业是一个产业发展的阶段性概念，它代表了那些处于产业生命周期起步阶段或成长阶段的产业。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

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具备战略性产业和新兴产业的特点，使得该产业中的企业具有高风险、高投入和高成长三大特征。

1.高风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风险主要来源于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由于新兴产业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起步期或成长期，这一阶段产业内的新技术层出不穷，技术创新活动较为活跃；但技术发展路线还不成熟，技术之间的替代频繁发生，技术发展存在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即使是相关产业中的大型成熟企业其现有的资源和能力优势，也无法保证能准确预测和掌控技术的发展方向，甚至有可能会导致企业过度锁定而失去在新兴产业中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领先于市场需求，往往是涌现的新技术创造了消费者的需求，因此新技术和新产品能否获得市场和消费者的认可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即使产品能够获得市场的认可，但新产品的市场接受过程较慢，产品推广时间长，难以在短期内收回投资，也提高了投资回收的风险。

2.高投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投入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起步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主体是中小企业，大多处于技术开发与试验阶段，虽然企业融资规模小但数量众多，整个行业的融资需求量大；另一方面，成长阶段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由于新兴产业缺乏成熟的配套产业，原材料和零部件短缺且价格高昂、商业模式不成熟、市场开发的难度较大，企业面临巨大的初始启动成本和推广费用，对资金的需求量相当大。

3.高回报。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市场前景、扩散效应，这类产业的产业链长、覆盖面广，投资一旦取得成功，其获得的收益将极为丰厚，而且投资介入越早，收益就越高。

上述特征，对金融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市场机会。

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服务现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社会资源配置的枢纽，是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杠杆。金融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性已得到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广泛认同，然而由于观念、制度和机制等方面的原因，金融体系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实践中也显现出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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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技成果转化 融资机制 融资模式

科技成果转化的基本内涵

（一）科技成果转化的系统构成

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技术经济行为。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这个过程不仅涉及到科技成果的供需双方、政府、中介等各个环节，还受到一系列外部因素的影响，如：全社会科技意识、经济政策、金融政策等。从系统构成和结构角度来看，以下几个子系统是科技成果转化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科技创新子系统、企业需求子系统、科技中介子系统和环境系统等，以上各个子系统之间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存在非常复杂的关系，科技成果要想形成一个高效率的转化机制，它们之间就必须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将科技成果转化系统看作一个整体，其主要功能就是最大程度、最高效率地促成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不断满足企业发展需要，适应消费者需求，促进社会发展。

（二） 科技成果转化的特征

1.价值的综合性。高校和科研院所作为科技成果的生产者，同时还承担教学的任务。教学与科研互动是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个特征。一些新知识、新方法、新观点等会产生于科技成果创造及转化过程中，这些作为重要的教育资源可以为高等院校或科技机构利用，不断拓宽教学视野，对高校学科及专业建设起到良好促进作用，这就体现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教育价值。经过中间试验放大等环节，科技成果被现有企业吸纳甚至催生出一个或一批高科技企业，这就体现了科技成果转化的经济价值。此外，“863”、“973”等国家项目，均是从国家战略层面出发，关乎国家主权和国计民生，这就体现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政治、社会及文化价值。

2.管理的复杂性。价值的综合性决定了科技成果转化管理的复杂性。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对于生产的科技产品而言，一般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国家或省部级的纵向科研任务，二是来自企业委托或与企业联合技术攻关任务。对于承担来自国家或省部级的纵向科研任务，其管理比较规范，从国家到省再到科研院所，均有现行完善的科研管理体系与制度，管理较为严格，科研成果以理论创新居多。一般而言，纵向的科研任务可以有效地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起来，以先进、成熟的技术或理论不断解决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效率、效果问题。在此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对自有科研成果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于企业或其他单位委托的横向科研任务，对其管理主要通过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来完成。校企通过共建研发中心、研究院等形式，一般采取企业投入经费聘请高校等科研院所技术人员独立完成或和企业一起共同研发的模式，发挥校企各自优势，解决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重要关键技术问题。根据不同的任务，可以建立不同的管理模式。目前，越来越多的高校通过专门中介机构或资产经营公司来管理科研院所的科技活动，对在经营上可能对科研院所带来的风险进行了有效地规避。

科技成果转化的融资机制

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需要不断地进行融资，以满足其发展的需要，也即需要科技与金融的有机结合。科技金融是与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产业化和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政策、金融工具以及服务的总和，它的行为提供主体由政府、企业、市场、社会中介机构等构成，科技金融构成了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以及金融体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科技成果转化阶段的融资机制包括资本形成机制、风险分散机制、信息揭示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通过这些机制的运行，有效地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

（一）资本形成机制

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共同作用着科技成果转化的资本形成机制。金融中介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资本形成机制是指通过政策性金融的引导机制和商业性金融的竞争机制，促进资本的有效配置与形成，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我国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融资过程中，它们的地位先后发生了一些变化，即从以政策性金融支持为主转化为以商业性

金融为主。

在科技成果转化的初创期和成长期，由于许多不确定性的存在，以严格控制风险、获得较高回报、加快资本流动速率为经营原则的商业性金融很少介入到科技成果转化的这些阶段，因而，在这些阶段形成巨大的资金缺口，只能靠政策性金融来充当主导地位。政策性金融机构有政策性银行、科技担保机构和科技保险机构等，这些机构凭借国家的信息和政策优势，在兼顾政策性和商业性运营原则基础上，不断创新相关融资项目，通过较少的政策性资金进行倡导性投资，鼓励更多的商业性金融资本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由于政策性资金介入科技成果转化，给商业性金融传递了一个金融支持信号，商业性金融机构通过不断调整和拓展相关业务，积极开展科技贷款，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当商业性金融对科技成果转化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占主导地位时，政策性金融就会适时而退。

（二）风险分散机制

事实上，银行和股票市场在一定条件下都能完成流动性风险的分散，而且两者没有特别明显的区别。而值得注意的是，普通居民普遍厌恶风险的程度直接影响着金融中介体系以及金融市场体系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当居民非常普遍地厌恶风险时，他们倾向于选择在规避流动性风险更具优势的银行；相反，当居民普遍不太厌恶风险时，他们倾向于选择金融市场来规避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有利于资本的形成，以更好地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然而，在实践过程，更多的居民对风险厌恶程度不会总是太高或太低，往往是随机分布且方差较大，因此，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两种融资体系应该协调发展，缺一不可。

（三）信息揭示机制

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同样共同作用着科技成果转化的信息揭示机制。由于科技成果转化过程是一个复杂、专业的过程，某一个投资者无法具备搜集、处理与科技成果转化相关信息的能力或时间精力，事实上，也无法承担评估转化主体或项目的成本，这就存在科技成果转化信息不对称，造成许多有效资金无法优化配置，这时金融中介机构的规模和专业化优势就体现出来。金融中介机构相对于非科技成果转化主体和项目而言，相对容易获取科技成果转化主体或项目的各种有用信息。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小银行、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机构和政策性金融机构获得相关信息，有效地弥补金融中介在揭示信息过程中存在的瑕疵。 　（四）激励约束机制

金融中介通过与科技成果转化主体所签订的信贷契约等来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约束机制。一般而言，金融中介机构在发放贷款时，都要与科技企业签订相关契约，明确规定贷款金额、贷款利率、还款方式、担保和抵押品、限制性条款以及违约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约束贷款科技企业的作用。在贷款后，金融中介会跟进调查科技企业的经营情况，根据跟踪调查结果，适时取消科技企业的持续贷款、提前收款或给予科技企业更广的还款空间。

科技成果转化的融资模式

（一）风险投资

在科技成果转化阶段，企业很难从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获得研发所需资金，而可以利用风险投资的特征，那就是可以分期在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注入一定的企业发展所需资金，而企业需要给风险投资机构一定的股份或认股期权，以及一定的企业经营或管理权。事实上，风险投资机构深入企业，要求获得一定的企业经营管理权目的不在于控制企业、干预企业的正常经营，而是利用自身经验，对所投资企业经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规范化管理，指导企业经营策略以及发展战略规划的制定、业务伙伴的联系。处于科技成果转化阶段的企业一般采取企业者（或管理层）、风险投资者持股，报酬体系激励性非常强，创业者和风险投资商均与企业形成利益共生关系。特别是对创业者而言，可以激励创业者们积极发挥自己的优势和天赋，为企业发展贡献更多的正能量。同时，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融资过程中的逆向选择行为和通过努力融资后不思进取、损害企业自身利益的行为。从经济角度来看，每一期注入的风险投资资金都会按时间顺序呈规模效应递减的趋势，而风险投资机构所承担的风险也是随着时间顺序不断降低，即注入风险投资资金越往后，越要付出较高的溢价，相对回报也会减少。换句话说前期风险投资机构投资的风险资金由于需要承受较高的风险而可以获得较高的回报或收益，后期风险投资机构投资的风险资金由于承受的风险较低，获得的收益也不如前期风险投资机构的高。因而

，对于风险投资机构而言，因为成功的风险投资项目回报特别高，风险投资机构就算在其风险投资项目中出现多个失败的情况，依然会收到可观的收益。一方面，风险投资机构获得的回报相对较高，另一方面，由于风险投资机构深入所注入风险资金企业，可以及时地发现、化解和降低风险发生率，同时，还可以根据科技成果转化企业的不同发展状况，分期投资不同数额的资金，达到控制资金风险的目的，有效地降低融资风险，节约融资成本。由于风险投资行业特征，决定了它们不会在某一特定的科技成果转化企业一直持有其股价，因而需要设立合理、广泛的风险资本退出渠道和完善的退出机制，以便风险投资机构在所注入风险资金企业步入成熟期后全面退出。

（二）债权融资

债权融资是处于科技成果转化阶段企业进行融资的另外一种重要的融资方式。一般而言，企业债券融资和中小企业打包贷款都是债权融资的有效方式。处于扩张期的科技成果转化企业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拥有较大规模的资产、较完备的业务记录和较高的信息透明度，可以在这一时期开展信用评价工作。同时，处在科技成果转化阶段的科技企业基本上不存在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和管理风险会在这一时期加大。虽然此时的企业达到了商业银行放贷条件，但由于其存在较高的市场风险和管理风险，银行贷款很难被批准下来，因此这一阶段主要还是以债权融资为主，股权融资比重不会太大。

结论

任何一项科技成果的诞生与产业化进程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巨大的资金支持，特别是科技成果的研发和转化阶段，需要金融支持来解决资金支持问题。完善的金融市场能有效地提供风险规避、价格发现、激励约束等功能，保障了科技的发展。为了更好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需要地方政府完善资本形成、风险分析、信息揭示以及激励约束机制，推进风险投资和债券融资两种模式的建立和完善。

参考文献：

1.段世德.论科技金融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的推动[j].西南金融，2011（7）

2.樊星.科技金融理论与实践悖论分析[j].中国科技论坛，2011（3）

3.范柏乃，吴翰，马庆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政策国际比较研究[j].中国科技产业，19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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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科技型企业； 融资特征； 负债水平

一、引言

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风险大的特点以及目前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融资体系的不完善，导致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越来越突出，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和经济潜能的发挥。

国内学者对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成因及对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就实践当中一些具体的融资方式在中小企业的应用情况及显露出的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但是，针对其中的科技型企业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实证研究不足。由于受可获数据的限制，实证研究文章建立在小样本基础上，虽然这些检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选择的主要特点，但是关于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特性目前尚无统一结论。基于此，本文在已有的关于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结构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河北省科技金融信息平台注册的企业，分析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的融资需求特性，并以科技型中小企业数据库注册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试图揭示我国现有的体系在满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需求问题上存在的不足，期望能为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提供一些参考性的建议。

二、河北省中小科技型企业融资特征

2009年河北省科技中小企业单位个数已达19.3万个，为了更好地促进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河北省科技厅、河北省金融学院共同打造河北省科技金融信息服务平台。该服务平台拟建成全省权威性的银企信息申报和平台，互通金融机构业务信息与企业信息，促进资金流向优质科技型企业。截至2012年12月，在平台注册企业已达1 584家。笔者从河北省科技企业信息平台注册企业中筛选出771家有效信息进行了系统分析。

（一）融资渠道：两主两辅的多元化格局特征突出

1.金融机构贷款是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外源性融资的主渠道

提供详细以往融资信息的269家企业中，接受过风险投资的有22家，取得过金融机构贷款的有144家，可以看出，在中小企业的融资过程中，通过金融机构贷款的融资方式占很大的比重。

2.内源性融资在创业初期占比较高

成立期限5年以内的企业资金主要来源于股东自筹和借本单位职工资金。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内源性融资所占比例随着企业的成长而减少。

3.获得政府资助也是科技企业获得资金的来源之一

提供以往融资信息的269家企业中，得到政府资助的有90家。因注册企业多为科技型企业，它们中得到政府资助（如中小企业创新基金、挖潜改造基金、节能贴息、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各类基金）的比率也较大。

4.民间借贷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辅助渠道

提供以往融资信息的269家企业中，接受过风险投资的有22家，采用其他融资方式（包括集资、民间融资、股东自筹、借本单位职工资金、其他企业融资、小额贷款）的企业有15家。

（二）金融机构融资方式中地方性银行和当地的信用合作社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在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144家企业中，通过中国银行分支机构贷款的有9家，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分支机构贷款的有11家，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分支机构贷款的有10家，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分支机构贷款的有12家，所以从四大国有控股银行贷款的共42家；通过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贷款的有12家，通过国家开发银行贷款的有1家，所以通过政策性银行融资的共有13家；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融资的有3家；通过华夏银行融资的有1家；通过当地地方性银行和信用合作社融资的共有85家。从数据可以看出，中小企业在以往的融资过程中，通过地方性银行和信用合作社融资所占比重高达59%，所以在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中，地方性银行和当地的信用合作社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三）从融资期限来看，科技型中小企业以短期融资为主

在从金融机构取得融资的144家企业中，其融资用途分布如下：用于资金周转的90家，用于采购原材料的5家，用于产品研发及市场拓展的45个，用于厂房建设等固定资产投资的3家，用于项目建设的1家。通过数据可以看出，企业从金融机构融资资金主要是用于资金周转，其次就是产品研发与市场开拓，其他用途的比例很小。因为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较大，面临的不确定因素较多，所以金融机构对其发放贷款往往是短期性贷款。

三、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取

本研究充分利用在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金融信息服务平台注册的企业，截至2012年12月31日，剔除无效数据和成立时间不足三年的企业后，剩余771家企业，具体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1。

（二）指标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能够描述中小企业融资能力和融资选择的指标。我国股权融资条件比较苛刻，当前中小企业融资主要采用债权性融资，企业债权融资的比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融资能力，因此企业的负债水平可以很好地体现企业获得债权融资的能力。同时由于债权融资难，企业内源融资能力的提升会使企业减少债权融资的比例，减少企业的负债水平，因此可以通过负债水平的降低来判断影响企业内源融资的因素。本文选择资产负债率水平作为评价企业融资能力的指标，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2.解释变量

由于中小企业自身的各种发展能力以及在生命周期中其融资需求呈现出动态的变化，综合国内外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一般认为，中小企业的信贷行为受到其经营规模、企业有形资产数量、盈利能力、生命周期特征、关系能力以及行业特征的影响。基于这些结论，结合我国中小企业的自身特征和科技金融信息平台企业登记的数据，本文将模型解释变量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影响企业外源融资能力的变量，包括企业的规模、企业资产的担保价值、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银企关系；其二是影响企业内源融资能力的因素，包括企业的盈利性、企业的经营状况、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企业自身的积累能力及企业性质；其三是其他有可能影响企业负债水平的因素。这些因素的选择主要依据文献资料中相关研究的成果（如表2）。

（1）企业规模

企业规模越大，越易被社会所了解，企业可能具有更高的管理水平、多元化的经营模式和较小的破产可能性，所以其融资能力越强。本研究选取：总资产、注册资本、销售收入的对数（取对数不改变原来数列的各种函数性质，变量取对数是为了消除异方差，也可减少数据的波动）。

假设1：企业的规模有助于增加金融机构对企业的信任，因而能够提升企业的外源融资能力。

（2）企业资产的担保价值

有形资产是企业获得金融机构信贷的一种保障，企业有形资产越多，金融机构收回贷款的保障越强。本研究采用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衡量企业资产担保价值的大小。

假设2：科技型中小企业资产的有形资产与其融资能力正相关。

（3）企业的盈利能力

企业盈利能力与企业融资能力的关系，现有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在我国，普遍而言，因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相对较难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当企业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并能够通过自身积累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时，一般不倾向于债权融资。因此，根据优序融资理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能够显著地提高自身的内源融资能力，减少对债务融资的依赖。本研究采用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衡量企业盈利能力。

假设3：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能够提高企业自身积累的能力，因此与企业负债率负相关。

（4）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市场竞争力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企业市场竞争力越强对资金的需要越多，同时可以确保银行对企业还款的信心，市场竞争力可以提升企业获得贷款的能力。市场竞争力通过毛利率、销售增长率衡量。

假设4：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能够提高企业的外源融资能力，因此与企业负债率正相关。

（5）银企关系

科技型中小企业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如能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将有助于金融机构加深对企业信息的了解，便于企业获得银行信贷，同时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因此，笔者认为银企关系能够提升企业的外源融资能力。本研究通过企业成立时间的长短衡量银企关系。

假设5：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银企关系与企业的外源融资能力正相关。

（6）企业性质

张捷和王霄（2002）根据对631家中小企业访问调查所取得的数据，检验了规模歧视和所有制歧视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所有制歧视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并不显著。

假设6：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企业性质对其融资的影响不明显。

（三）模型设计

本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影响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能力的影响因素。如果一个被解释变量（因变量）yt有k个解释变量（自变量）xtj，j=1，2，3，…，k，同时，yt不仅是xtk的线性函数，而且是参数β0和βi，i=1，2，3，…，k（通常未知）的线性函数，随机误差项为ut，那么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可以表示为：

yt=β0+β1xt1+β2xt2+…+βkxtk+ut（t=1，2，…，n）

设变量x1，x2，…，xm，y有n组实验数据x1i，x2i，…，xmi，yi（i=1，2，…n），将自变量x1，x2，…，xm代入上式中，可得到对应的函数计算值。

（四）回归结果

对在平台注册企业的信息进行整理，剔除数据不全的企业后，将样本企业2009—2012年的相关数据代入上述模型，使用SPSS17.0软件进行多元线性模型的回归分析，利用最小二乘法来估计回归参数β1和βi，i=1，2，3，…k，寻找最佳模型。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判断是否显著比较Sig是否小于0.05，如果Sig0.05，则系数不具有显著性。大于0正相关，小于0负相关。Sig就是统计学上的p值，其值小于0.05则差异显著，小于0.01则非常显著，小于0.001则极其显著。

（五）研究结论

从显著性的角度看，笔者发现资产担保价值、企业的盈利能力、银企关系与企业性质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是影响企业负债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从回归结果看，科技型企业的银企关系和企业性质显著地影响企业的筹资能力，盈利能力与企业负债水平显著负相关。

1.企业规模

企业规模选定的变量中，经过相关性分析，注册资本与企业的负债水平相关性最差，予以剔除。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与负债水平显著正相关，说明科技型中小企业周转资金的来源主要是银行贷款，反映出科技型中小企业可能更多采用短期流动负债的负债结构。

2.资产担保价值

从分析结果看，科技型中小企业固定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与负债水平显著正相关，说明银行在选择放款对象时，主要看重能否提供抵押。

3.盈利能力

数据结果证实了最初的假设，盈利能力与企业的负债水平负相关，当企业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并能够通过自身积累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时，一般不倾向于债权融资。

4.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从回归结果看，科技型企业的毛利率和销售收入增长率与负债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应进一步通过数据的搜集挖掘其中隐含的信息。

5.银企关系

从数据分析来看，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中，银企关系能够显著影响企业获得信贷支持的能力，存在关系型借贷的现象，这也与当前我国中小企业负债融资途径狭窄，主要集中于银行信贷的现状相吻合。这与德国学者HARHOFF、KRTING的研究相契合，德国的中小企业与银行借贷关系的持续时间与企业贷款的可得性变量之间正相关，与银行的抵押要求负相关。在筹资成本上，有银企相互信赖关系的企业贷款利率比没有这种关系的企业要低。

6.企业性质

从数据检验结果来看，在实际的生产经营中，金融机构比较看重企业的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比合伙企业和个体经营更容易得到贷款资金支持。这与张捷、王霄（2002），李素英、师铁峰（2011）的结论并不相符。这说明目前科技型企业融资能力的影响因素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数据深入分析。

【参考文献】

[1] 张捷，王霄.中小企业金融成长周期与融资来源变化[J].世界经济，2002（9）：63-70.

[2] 李素英，师铁峰.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实证研究[J].会计之友，2011（8）：23-25.

[3] 张卫东.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现状及配套情况调查[J].河北企业，2011（8）：38.

[4] 人民银行景德镇市中心支行课题组. 中部三省中小企业融资实证研究——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分析[J].金融与经济，2012（3）：52-55.

篇5

关键词：人工智能；商业银行；金融科技业务；风险管理

一、我国商业银行金融科技业务发展的相关概述

（一）人工智能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金融科技业务发展的现状及基本特征

根据相关的实践调查研究我们可以看出，随着经济金融行业的飞速发展，市场对于金融科技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而技术创新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认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积极拓宽科技服务范围以此占据市场，实现持续发展。具体而言，商业银行的金融科技业务主要包括信息系统服务、物联网金融服务平台、数字金融与云计算金融以及智能风险管控等内容。通过对人工智能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科技业务发展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将其基本特征进行如下阐述。

第一，技术连带性。众所周知，金融科技所面临的一系列风险不同于普通的经营业务基本风险，其大多是立足于当代性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等的快速发展，通过对先进的资源平台的有效运用开展经营管理活动，因此其面临的风险应当是系统安全性风险。正是由于现代信息技术贯穿于整个经营业务活动过程中，通过移动终端实现风险的扩散传播，因此这样的业务风险凸显出其一定的技术连带性；第二，传导连续性。根据调查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所开展的金融科技服务并没有完全立足于市场发展需求，也没有建立起健全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部分不法分子仍然设置了一系列恶意程序，在系统中植入了木马，这些违法犯罪行为在信息网络中极其常见，这类业务风险在进行传播的过程中主要通过信息平台及多元化的系统，通过横向或纵向的方式进行传播；第三，前置性。这主要是由于金融科技风险的识别分析大多体现在运行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市场只有发现风险因素才会做出一系列正确的判断和防范。在这样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对于先进科技产品的开发创新必须实现风险的前置，在经营管理活动开展之前分析预测可能存在的风险，从而提高管控效率。

（二）商业银行金融科技业务所面临的一系列风险

首先，信息安全风险。所谓信息安全风险，主要是指在开展金融科技业务过程中，针对可能存在的问题及情况有效识别并警示的安全流程，发生这一风险的主要原因在于相关金融机构及市场并没有立足于金融科技发展的实际需求，对安全信息管理实现事中、事前、事后的有效监测。而这样的风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产品服务的变化而不断更新，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也会根据业务类型的不同而发生转变；其次，信用风险。信用风险主要涉及的是相关的数据交易平台，立足于大数据基础，很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类似于信息错位、數据遗失、泄露篡改等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如果对客户的整体信用程度进行评估可能会存在偏差。这样的信用风险大多存在于金融诈骗行为中，客户为了非法取得信用贷款或是其他金融科技服务，伪造或变造信用风险等级；最后，内部控制风险。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风险主要立足于云计算的基本环境，通过互联网服务实现分布式计算，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将其与金融服务行业及市场进行有效的融合，以此开展集成化业务管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相应的业务机制，其所面临的风险包括数据的准确性、安全性风险以及真实性、合法性。

二、人工智能时代提高我国商业银行金融科技业务风险管理效率及质量的主要策略措施

（一）搭建健全完善的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的信息安全风险管理机制

第一，商业银行应当根据市场风险及市场发展趋势，制定出科学合理的金融科技风险管理机制，明确信息安全的重要现实意义，并以此作为有效切入点，有针对性地在监督管理准则的制定过程中融入算法监测、数据加密等策略措施，实现网络安全法律的贯彻落实。与此同时，商业银行还应当将数据信息的安全性与消费者权益进行融合，共同制定出风险管理体系，通过这样的方式规避金融科技风险，并实现科技业务管理的有法可依、有理有据；第二，商业银行必须基于数据安全建立相应的风险防范体系。具体而言，立足于科技发展的主要平台，建立起相应的金融数据库，并通过平台认证机制的健全和完善搭建起高效的数据风险识别机制，以此实现数据安全管理；第三，众所周知，准入制度及操作准则是减少风险的关键因素。但目前，在金融科技业务发展投入的前期阶段，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创设评估机制，对可能需要使用的服务产品进行压力测验，以此有效识别并预估风险；第四，立足于数据传输的安全性建立起相应的预警机制，采用数据加密等方式方法杜绝互联网犯罪，检测并明确在整个安全事故中当事主体的具体责任及义务。

（二）刨设科学合理的业务信用风险评估审查机制

所谓信用风险评估审查机制，从本质上来讲主要是指立足于人工智能时代，结合大数据技术的基本特征及管理功能，设计相应的环节及步骤，对商业银行可能存在的科技业务风险进行有效的识别判断。通过自动化系统深入分析金融科技业务的信用风险，并针对个人或企业的信用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切实提高综合能力。根据相关的调查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商业银行中的信用服务部门可以通过对现存企业或个人的信息数据进行分析整合，提高其整体传输效率及质量。具体而言，立足于大数据技术及海量数据，通过相应的评估方式方法对贷款主体的整体信用风险进行有效的预计，科学实现分类管理。但这样的方式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对信息数据的质量、深度、广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必须运用相应的数理模型分析信用主体的具体情况。与此同时，信用风险评估审查机制必须注重考核评价的综合性、全面性、系统性，客观公正地对信用风险进行细化分类，并且运用共享机制实现信息数据在商业银行平台的联通互动，以此缩减商业银行的重复业务步骤，实现信息管理的便捷化、科学化、有效化，同时节省了评估成本，提高整体效率质量。

（三）加强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的内部控制力度，制定高效管理制度

一方面，商业银行应当根据自身所创设的业务经营管理范围、业务流程、产品服务，制定出相应的策略措施，对内部流程、操作准则进行有效的界定并且将其作为银行进行经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不断培养并提高商业银行员工的专业能力及综合素养，使其正确看待并灵活掌握商业银行金融科技业务风险的主要类别特征及应对策略措施；另一方面，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的基本环境，商业银行必须建立起完善的业务后台，对庞大的数据信息进行整合分析，并运用一系列硬件设备设施对主体客体进行全面实时跟踪监测，以此规避风险，预防人为操作失误或出于个人私利所导致的内部风险。与此同时，定期组织审查业务发展的具体流程、数据信息传递的真实性、有效性，以此对风险进行预测防范。另外，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内部管控机制必须立足于金融科技服务的整个流程，实现多元化主体的高效对接，通过完善全面的规章制度及策略准则，约束不同企业的操作规范及行为理念。

篇6

    长波理论是研究和分析国际经济发展长周期波动的成因和演变规律的重要视角,本文试着就经济长波与创新周期、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结合的周期性机理进行分析。

    (一)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中,创新具有鲜明的周期性,由周期性的创新所导致的经济发展是不连续和不均衡的,它体现为繁荣和萧条的交替进行。由此,长波周期缘于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周期性变化所导致的经济的长周期性波动,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技术创新的不连续性所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以周期性波动的形式呈现的,而这种周期性波动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联系,周期的产生是因为创新不是均匀地出现而是以集群形式出现。同时,经济长波经历的时间跨度也内在地由技术创新的周期性变化的时间决定,当技术创新和扩散的速度加快时,经济长波周期所经历的时间可能随之缩短。在此过程中,技术创新往往是作为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先导,从而引发经济结构的调整,具体包括产业组织的演进、市场结构的变迁和体制机制的创新。熊彼特关于经济长波起因的解释,是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及其应用和生产技术的突出发展作为各轮“长波”的标志的,从而使经济长波周期呈现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等四个阶段。雅各布?J?范?杜因在其《创新随时间的波动》(1986)一文中考察了截止1973年的经济长波,总结了前三波的各个阶段以及第四波的前两个阶段的主导技术创新及其历时时段(表1所示)。陈漓高、齐俊妍(2004)在其《技术进步与经济波动:以美国为例的分析》(2004)一文中通过对二战结束以来美、日、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波动,并着重对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状况与经济波动进行深入分析,总结了第四轮长波的后两个发展阶段,描述了以汽车和电子计算机为主导的第四轮经济长波(1948~1991),并认为在经济下降期孕育的新一轮技术创新可能会推动经济进入又一轮长波,明确提出正在经历的以信息技术创新和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第五轮经济长波的存在及其第一阶段(繁荣期)开始的时间为1991年。另外,熊彼特还指出每一次经济长波都会产生新兴产业,并且其中的一些新兴产业最终成为国民经济中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同时传统产业受技术创新影响进行大量的改进创新,从而实现产业重组和产业升级。每一次经济长波和一次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相呼应。技术创新推动着新兴产业发展,一旦出现某个新兴产业,高额的利润会诱导大量资本的投入,驱使企业家的需求大量增加,投资紧随而至,新兴产业将急剧发展。而技术创新在关联产业间的扩散、流动,形成新兴产业集群和新兴产业联盟。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奥巴马政府致力于推动新能源战略和发展新能源技术,试图以此为突破口,化“危”为“机”,作为振兴美国经济的主要政策手段,以此发动新的经济、技术、环境和社会的总体革命。欧盟提出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欧盟各国积极响应,如英国的长期目标是实现全欧洲到2020年降低30%的减排,2050年降低60%的减排总体目标;法国考虑创造“零碳经济”;瑞典大力推行“环保车计划”;德国将环保技术产业确定为新的主导产业重点培育;丹麦则在全球率先建成了绿色能源模式,成为世界低碳经济发展典范。日本也重点发展低碳经济,2008年7月29日内阁会议通过了《建设低碳社会行动计划》,致力于以长期目标指导低碳经济发展。印度作为又一发展中大国,近年来也努力通过国家计划统领低碳经济发展,印度于2008年6月30日《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确定到2017年将实施8个国家计划。中国也于2009年提出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当前,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在加紧部署和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许多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和规划。许多省市的地方性规划早已纷纷出台,且选定了重点发展领域。应该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技术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计划的调整和筹划适应了经济周期变化的需要,有可能推动世界经济真正走向复苏和新一轮的繁荣。

    (二)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结合的周期性机理卡萝塔?佩蕾丝(CarlotaPerez,2002)在其着作《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中针对学术界对金融与技术间关系问题的忽略,指出了金融资本在技术创新与经济周期之间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技术革命—金融泡沫—崩溃—黄金时代—政治动乱”这样的顺序大约每半个世纪重来一次,形成一个周期。两百年来这样的技术创新已经发生过五次,产生了五个经济长周期。[4]7-16在佩蕾丝看来,在一次产业革命的发生及其后的经济结构调整、社会制度创新以及金融资本在其中的作用中间,存在着如下的一个阶段序列:一次产业革命的序列开始,即新产业资本的产生(技术革命爆发期)金融资本对新旧产业资本的投入,经济结构的调整期(狂热阶段)由金融危机引起的反思、调整、治理,导致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转折点)金融与产业资本在新的制度支持下的合理的生产应用(协同阶段)市场饱和与技术成熟,埋下新的金融危机的种子(成熟期)下一次产业革命的开始,金融资本投向新技术(技术革命爆发期)。这样的观点看起来有循环论的意味,卡萝塔?佩蕾丝认为,在过去二百年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体经历过五次这样的产业革命长波周期,其中“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增长的节奏和方向”[4]13。而且,技术革命或新兴技术早期的崛起是一个爆炸性增长时期,会导致经济社会出现极大的动荡和不确定性。在由技术创新引发的经济社会的重大演变和革新过程中,金融创新扮演着关键角色。它首先支持了技术创新的发展,继而加剧了技术经济领域和社会制度领域之间的不协调,而这些不协调可能引发冲突的产生和放大。当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协调建立起来后,金融创新又成为技术创新进入展开期的推动力。一场技术创新即将结束,金融创新又会对催生下一场技术创新产生重要作用。佩蕾丝将技术革命引发的经济演化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两个时期是导入期和展开期,各含两个阶段。导入期的两个阶段是爆发阶段和狂热阶段,展开期的两个阶段是协同阶段和成熟阶段,介于两者之间会有一个转折点。如此划分,整个技术变革周期就由爆发、狂热、协同和成熟四个阶段构成。爆发阶段是技术的时代。在这个阶段,旧的技术经济范式已经衰败,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开始形成。伴随着新兴核心技术的商业化和产业化,新产品、新产业呈爆炸性增长特征,此时,金融资本开始介入,金融资本成为促进技术革命的新的风险资本。狂热阶段是金融的时代。在这个阶段,金融资本主宰着技术革命不断引导新范式深入地传播,对新兴技术体系、新兴产业过度融资,出现大量金融资本追逐技术资本,产生资本市场狂热发展脱离实体经济的疯狂现象,并进而出现泡沫破裂和狂热衰退现象。协同阶段是生产的时代。在这个阶段,技术开始缓慢走向成熟的商业化和产业化,金融也受到必要的干预和规制,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之间形成愉悦的联姻,技术创新与金融资本形成相对的协同和一致性的成长。成熟阶段是孕育的时代。在这个阶段,由于技术的成熟和市场的饱和,技术创新的潜力逐步耗尽,技术革命的动力逐渐衰竭,技术创新的收益不断递减;产业接近成熟,利润率下降,使得宏观经济增长出现停滞,甚至进入持续的萧条和衰退周期。此时,金融资本开始退出并寻求新的机会,因而,这个阶段也成为新的核心技术、战略性产业、新兴产业的酝酿和培育期。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结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主要问题也就是由于两者创新主体不一致(金融资本集团与科技生产者)所带来的问题,如创新收益分配不一致、创新激励不充分等。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H: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互动具有一定的历史规律、周期性机理和趋势性特征,这需要探讨由于创新主体不同所引发的创新主体效用最大化问题。

    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结合的演化博弈分析

    为了更清晰地说明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结合的相关假设和观点,本文构建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通过分析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科技生产者与作为金融创新主体的金融资本集团的动态演化博弈过程,探寻促进两者结合的制度框架与政策安排。模型假定条件如下:(1)设θ表示创新主体对创新资源的投入程度,θ∈[0,1],θ=1时表示创新主体完全投入创新资源,为理想状态下的状态;θ=0时表示创新主体完全不投入创新资源。因此,在金融创新主体与科技创新主体的互动过程中,θ值一般为正,且数值不断上升。(2)设Δr表示创新收益,它表示在科技创新收益外溢的条件下,作为金融创新主体的金融资本集团的占优策略,也即Δr要受到θ的约束,同时Δr越大,表示金融资本集团对创新活动的参与程度越大。此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科技生产者可以根据最优策略选择达到效用最大化UP*,最优策略选择为θ*;金融资本集团地方政府最大效用为Uf*,最优策略选择为Δr*。这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科技生产者可以通过多回合了解金融资本集团的行为特征,从而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同时金融资本集团也可以通过这一博弈过程达到自身效用最大化,从而实现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科技生产者与作为金融创新主体的金融资本集团的效用最大化,实现激励相容。这一动态博弈模型很好地解释了科技生产者与金融资本集团推动创新融合的路径选择:在科技生产者行动决策θt的基础上,金融资本集团总是会有一个占优行动策略Δrt,Δrt中表现出了金融资本集团推动金融创新的重要作用和机制———Δrt中带有金融资本集团内部各成员对于金融创新和金融制度变迁的需求。在Δrt的基础上,科技生产者会在下一期行为中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并对占优策略进行修改,在不断推进θ值下降的动因下,科技生产者同时也考虑到了金融资本集团对相关制度创新的诉求,这一诉求在模型中被涵盖到Δrt当中并通过金融资本集团的策略反应出来。因此,科技生产者根据Δrt制定下一期行动策略θt+1,由此不断演化下去,多次博弈在这一机制下,在实现科技生产者与金融资本集团效用最大化的同时,不断创新制度供给,推动整个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整体变迁。

篇7

作者简介：

吴翌琳（1983-），女，广东潮州人，讲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应用统计和创新经济学研究。E-mail：

谷彬（1982-），男，天津武清人，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服务经济学和社会经济统计研究。E-mail：

摘要：

本文构建企业创新系统的三阶段递推CDM模型，基于创新调查与企业财务数据的对接，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机制与过程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引入金融支持变量，考察金融服务与政策支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金融服务和政策支持主要在创新投入阶段发挥作用，引导其他创新要素的流向与集聚；管理要素在创新深化阶段发挥关键作用，是创新能力稳定提升的保证；企业创新更多服从行业规律，创新金融支持应依据行业特征，而不宜具有企业规模和产权类型的偏好。

关键词：CDM模型；技术创新；金融服务；政策支持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12-0045-07

创新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动力和源泉，作为基本经济单位，企业创新在国家自主创新体系中居于基础性主体地位，对于创新型国家建设发挥决定性作用。然而，企业创新是一个动态过程，历经不同阶段的分工协作，涉及多种要素的整合配置，而其中资本和金融居于主导地位，对于其他创新资源具有引领和导向作用。那么，如何通过资本和金融手段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如何聚焦企业创新的关键环节，推动自主创新在企业层面取得突破？本文构建企业创新系统的三阶段递推模型，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过程进行实证研究，考察金融服务与政策环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和阶段性特征，以引导创新资本流向自主创新的关键环节，通过资本的力量激活创新要素，增强企业创新动力。

一、文献综述

政府支持和金融服务在科技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创新风险、市场竞争和资金短缺等因素的影响，企业对于创新活动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技术创新的投资规模和支持力度可能低于社会理想水平。因此，政府通常通过直接拨款资助、金融政策支持和税收减免政策等科技激励政策工具刺激企业的创新活动，促进创新资源得到优化配置。Capron 和Potterie[1]对政府的科技激励政策与企业R&D投入关系的研究表明政府的R&D拨款资助对企业R&D投入有正面影响。而Mohnen[2]在其研究中证明了税收鼓励的显著激励效果。关于金融促进创新的研究，Schumpeter[3]指出良好的银行通过甄别并提供资金给那些最具有新产品开发能力的企业，以促进科技创新。国家层面，Aghion等[4]构建了金融发展与R&D的内生增长模型，发现受信贷约束的经济体（穷国）比发达经济体增长要慢，证实了技术创新以及经济增长率依赖金融深化的程度。企业层面，Canepa和Stoneman[5]基于欧盟创新调查数据，发现金融资金和信贷等要素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这种影响在高技术企业以及中小型企业中更加明显。

国内关于资本投入与创新关系的研究，孙杨等[6]研究了政府资金、企业资金、金融机构贷款和其他方式筹资等不同资金来源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解维敏等[7]对政府R&D资助与上市公司R&D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政府R&D对企业R&D支出具有刺激作用。刘降斌和李艳梅[8]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内陆科技圈四个科技区域科技型中小企业自主创新与金融体系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安同良等[9]通过构建企业与R&D补贴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动态不对称信息博弈模型，研究企业获取R&D补贴的策略及政府R&D补贴的激励效应。朱平芳和徐伟民[10]采用上海市行业数据，分析了科技激励政策对R&D投入与专利产出的影响。李平等[11]基于面板数据对不同类型资本及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研发资本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分别研究不同类型资本对创新投入、创新产出或创新效率三个不同层次的影响。然而，企业创新是一个不断深化的系统过程，是从创新投入到创新产出、再到企业效率提升与市场竞争力增强的完整价值流程。在企业创新的不同阶段，创新资本的需求特征也不同。相对于现有文献孤立地研究不同类型资本对创新投入、创新产出或创新效率三个层次的影响，本文的重要改进是将三个层次统一到企业创新的深化进程，构建企业创新系统的三阶段递推模型，以海淀区企业为例，基于创新调查与企业财务数据的对接，分阶段考察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过程，通过引入金融政策支持变量，研究资本和金融服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和阶段性变化，以引导资本流向企业创新的关键环节，通过资本手段激活创新要素，增强企业创新动力，探索符合企业创新规律的金融支持路径。

二、企业创新系统的三阶段递推CDM模型

（一）理论模型

三阶段递推CDM模型源于熊彼特的创新思想以及Pakes 和 Griliches[12]提出的知识生产函数模型。在此基础上，Crépon等[13]提出分析创新投入和生产率关系的模型框架，将企业R&D投入和生产率的关系分为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对生产率的影响三个阶段，即三阶段递推CDM模型。CDM模型在以往创新与企业效率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企业创新过程的“黑箱”方法，兼容和适用性更高，同时将所有样本都纳入研究框架，避免了以往研究只注重创新样本而导致有偏的问题。

CDM模型以其独特创新理念和模型优势，不仅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典、挪威和芬兰等发达国家得到广泛应用，也被广泛应用于智利、坦桑尼亚和爱沙尼亚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相对而言，此模型在中国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虽有少量研究案例，如Hu等[14]和Jefferson等[15]，但其并未对资本金融要素对于企业创新的重要影响给予足够关注。因此，本文引入资本和金融要素对传统CDM模型进行改进，结合企业创新的具体国情及现实数据状况，构建企业创新系统的三阶段递推CDM模型，其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根据以上分析框架，构建如下方程，以待实证检验。

第一阶段：创新投入方程。第一阶段是企业创新的起步阶段，通过加大创新投入以实现创新效果是企业普遍的发展模式。在此阶段，政府、金融、财政和税务部门通常会给予支持，扶持企业由一般生产型企业进入创新型企业行列。

第二阶段：创新产出方程。在此阶段，企业开始取得前期创新投入的成果，推出新产品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促进创新活动的进一步深化。金融服务和政策支持在此阶段继续发挥作用，但更为主要的是企业经营管理对创新的影响。

第三阶段：创新—生产率方程。此阶段是创新效果充分显现的阶段，新产品的产出为企业带来的不只是企业利润，还有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促进企业从劳动密集型逐步转向知识密集型，实现企业产业的全面升级转型，从而达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的。

（二）变量设置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采用的实证模型具体变量设置如表1所示。

1.因变量

三阶段的因变量设置如下：第一阶段因变量为创新投入（INI），具体表现为企业研究开发支出占销售收入比重，反映企业创新的资本投资幅度。第二阶段因变量为创新产出（INO），表现为企业新产品产值比重，反映企业创新的直接效果。第三阶段因变量为劳动生产率（PRT），用人均总产值表示，反映企业效率。

2.自变量（影响因素）

从上述分析可知，企业创新的多阶段过程受到多个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而本文主要考察政府政策支持、企业金融、企业管理、固定资产、工资福利以及员工素质等六方面对企业创新及其效果的影响机制，各个方面具体的自变量设置如下：

（1）政策支持（POL）。

政策支持是指政府鼓励创新的金融财税政策和直接的创新资金支持，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第一，金融支持政策（FSP）是创

新调查中的虚拟变量，反映金融支持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第二，税收减免政策（TRP）是创新调查中的虚拟变量，反映税收减免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第三，政府资金支持（GFS）是企业创新资金中政府资金的比重，反映政府对企业创新的资金支持。

（2）企业金融（EFM）。

企业金融是指企业在政府之外通过金融融资获取创新资金，以及将自有资金用于创新活动，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第一，金融机构贷款比重（FIL）是企业创新资金中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反映企业创新对金融融资的依赖程度。第二，自有资金比重（SFS）是企业创新资金中自有资金比重，反映企业自身对创新活动的支持（投资）力度。第三，企业现金流（CFL）是企业现金流占流动资产比重，作为企业创新最直接的资金来源，企业现金流反映企业对创新资金的管理能力。

（3）企业管理（EME）。

企业管理主要通过企业财务指标考察经营管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第一，资产负债率（ALR）用于考察企业财务状况是否稳定，反映企业资金管理水平。第二，成本收入比（CRR）是考察企业盈利能力和成本控制的综合性指标。第三，办公低效性（MIE）是办公费和差旅费之和占销售收入比重，体现企业的办公效率和管理能力。

（4）固定资产（CAP）。

第三阶段创新效果方程的本质是生产函数，因此，企业固定资产投入作为生产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被引入模型。

（5）工资福利（WAW）。

工资福利反映企业的薪酬水平对员工积极性和创新能力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第一，工资水平（WPC）即企业员工人均工资。第二，员工福利（IHA）包括员工人均保险和住房补助。

（6）员工素质（EQA）。

本科以上员工比重，反映员工素质和人力资本对于企业创新的支持。

3.控制变量

为了排除其他可控因素的影响，使模型估计达到更高的精度，本文还设置关于企业规模、企业产权特征以及企业所在的行业特征三方面的控制变量，这些变量的具体设置如下：

（1）企业规模（SCALE），计算方法为企业劳动力人数取对数。

这是在很多研究中常用的方法，国外的研究并不像中国把企业分成大中小型，而是直接使用该连续变量来体现企业规模，方便与各种研究进行比较，也便于直接放入生产函数方程。

（2）产权特征（TYPE）。企业产权特征采用一组所有制虚拟变量反映产权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与现有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并未按照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分类，而是依据不同类型资本在总实收资本中的比重，以超过50%为限确定企业类型，DSCC、DCIC、DHKMTF分别表示企业资本中国有和集体资本、法人和私人资本、港澳台和外商资本超过50%的企业。这是因为企业的资本状况在登记注册之后始终处于变化状态，如果仅以注册时的企业类型判断企业属性可能造成数据失真。

因为这里研究的是企业的金融资金状况与创新的关系，而我们知道，企业资本结构在登记注册之后时时刻刻在改变，所以直接观察各种资本的比率来定义企业类型要比使用其原始的注册类型更能真实地反映企业资本结构的现状，更能准确地反映各类资本主导下的企业不同创新模式。

（3）行业特征（IND）。

企业行业特征反映行业差异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根据数据分析，尽管海淀区创新调查样本涵盖制造业和服务业34个行业，但主要分布在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五个行业，其企业数量占总体比重达68.2%。为分离行业差异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针对五个主体行业设置虚拟变量，参照组为其他行业企业，以考察不同行业的创新特征。

（三）基础数据

关于数据选用，现有研究主要从行业和地区层面展开，缺乏企业层面的微观证据。2007年，国家统计局以欧盟创新调查（CIS4）为基础，开展第一次全国工业企业创新调查，为深入研究中国企业创新状况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海淀区创新实力雄厚，创新要素密集，作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其创新研究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因此，本文数据选用全国企业创新调查的海淀区企业样本，主要关注企业在2004—2006年是否进行创新及创新投入产出的数量和结构特征，共计638个企业样本。同时，为满足进一步细化研究的需要，本文将创新调查数据与企业财务数据进行对接，得到524个有效样本，涉及科技投入、政府支持、金融融资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详细信息，从而扩展了分析研究的维度和深度。

本文样本涵盖海淀区制造业、服务业各个行业，按照创新投入强度在0—10%、10%—30%、30%以上三个区间，将样本分为较低创新投入企业、中等创新投入企业和高创新投入企业三个层次对应的创新产出强度、政府支持、金融支持以及管理效率的水平。基本数据情况如表2所示，从相应的主要指标可以看出，低中高三类创新企业在创新产出强度上差异不明显，以中等投入的企业产出效率较高，政府和金融机构以及税收政策都倾向于支持创新投入强度较低的企业，旨在帮助其提高创新投入，而相对地，较高创新投入的企业同样得益于相对较高的管理效率。

三、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STATA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剔除部分不显著变量，最终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具体估计方法为：对第一阶段——创新投入方程进行估计，得到创新投入的估价值，代入第二阶段——创新产出方程，得到创新产出的估计值，代入第三阶段——创新—生产率方程，从而完成三阶段递推CDM方程的总体估计。

总体而言，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各阶段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在第二、第三阶段的方程估计中，创新投入对创新产出、创新产出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2.395、5.200，两阶段系数差距明显并具有较高的显著性，表明企业创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阶段性特征较强，而三阶段递推CDM模型较好的拟合性适应了这一特征。

1.金融支持聚焦创新投入阶段，引导创新要素的流向与聚集

金融服务和政策支持变量主要在第一阶段——创新投入方程的估计中表现显著，而在第二、第三阶段的方程估计中并不显著，表明金融服务和政策支持主要在创新投入阶段发挥作用，对于企业初始创新能力培育具有重要影响。其中，在政策支持方面，税收减免影响系数为0.038，大于金融政策支持、政府创新补贴的影响系数，表明相对于后两者直接的政策支持而言，税收减免给予企业创新更多的空间和自由度，对创新促进作用更大。在企业金融方面，企业现金流影响系数为0.003，大于金融机构贷款和企业自有资金的影响系数，这是因为相对于金融融资和企业自有资金而言，创新资金流的高效管理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更为直接有效。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金融服务和政策支持的作用主要发生在创新投入阶段，但却通过创新产出方程、创新—生产率方程对创新产出及企业效率发挥重要的间接作用和潜在影响，因此，如果金融政策支持不力，不仅会造成创新初期的创新倦怠和积极性不高，也会对企业长远效率和竞争力的提高造成不利影响。

2.管理要素贯穿创新始终，是创新能力提升的基础和依据

企业管理等内部要素的影响贯穿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全过程。企业管理、固定资产、工资福利和员工素质等企业内部要素在三阶段模型的估计中均表现显著，且影响强度随创新进程呈加强趋势。具体而言，资产负债率对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正影响，对企业效率负影响，表明负债经营可以增加企业流动资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提高。同时，过度负债又会对企业经营造成负面影响，阻碍企业效率的提升。成本收入比及办公低效性两项逆指标对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企业效率均有负向影响，且影响强度不断加强，显示随创新进程的推进优化企业经营管理的意义愈加重要。作为生产函数的基本构成要素，固定资产的弹性为0.299，表明海淀区企业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工资福利对创新投入负影响，对创新产出和企业效率正影响，而员工素质在三阶段始终为正影响。这是因为工资福利作为企业经营成本，会在第一阶段与企业创新投入竞争部分资金，而同时又激发了员工生产和创新的积极性，带来更高的创新产出和企业效率。工资福利和员工素质变量共同验证了提高企业薪酬福利水平、吸引高素质人才聚集是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3.企业创新遵从行业规律，金融支持应符合行业技术特征

本文引入行业特征、企业规模和产权特征三个控制变量，其显著性依次递减，表明企业创新特征更多服从于行业特有规律，而所有制和规模因素影响较弱。因此，金融服务和政策支持应首先考虑具体行业的技术特征，其次才是规模和所有制因素，金融服务和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依据是具体行业的技术特征，而所有制因素的参考意义则相对有限。具体到行业层面，行业虚拟变量在第一、第二阶段为正影响，显示相对于其他行业而言，五大行业技术含量更高，因而保持较高的创新投入和产出水平。而在第三阶段，行业虚拟变量为负向影响，显示相对于其他行业，五大行业的效率优势并不明显，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其他行业更符合当前阶段的比较优势。Jefferson等[15]也有类似的发现：在不考虑行业因素时，外资企业和港澳台合资企业的创新投入强度相对较高，在考虑行业因素后便不再显著。这是由于企业创新的产权特征弱于行业规律，将两者同时引入模型，创新特征则被行业因素充分分离，而在产权方面表现不再显著。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构建企业创新系统的三阶段递推CDM模型，以海淀区为例，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过程进行实证研究，考察金融服务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机制和阶段性变化。研究发现：不同的资金投入渠道对企业创新具有不同的作用，金融服务和政策支持主要在创新投入阶段发挥作用，通过引导创新要素的流向与集聚，提高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管理要素在企业创新深化阶段发挥重要作用，是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基础和保证；企业创新更多服从于行业规律，金融服务和政策支持应主要依据具体行业的技术特征，而企业规模和产权类型不宜作为政府甄选资助对象的考核标准。

总体而言，企业创新从最初创新决策到初创实施、再到技术成熟形成市场竞争力的阶段性成长过程中，由于企业的规模、盈利能力、发展目标、技术创新成熟程度和活跃程度以及抵御市场风险能力都不相同，企业的创新资本需求特征和资金筹措能力等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在整个企业成长过程中，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支持系统提供融资服务，支持企业创新的深入发展，即建立一个支持创新型企业从小到大的连续的金融服务动态机制。中国企业的创新初期需要政府和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通过金融手段与政策环境，引导各类创新要素在企业层面集聚，培育创新的初始条件，增强企业创新动力。同时，伴随企业创新向纵深发展，自主创新的关键环节应向管理要素转变，增强企业创新稳健发展的内生机制。只有构建多层次的金融支持体系，充分整合多方资本优势，才能化解创新风险，推动我国科技创新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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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农村金融；普惠金融；建设银行；裕农通

2017年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三农”发展进一步提升到重要战略位置。2019年国家又了《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指导意见》，就农村金融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银行业也在提供涉农信贷支持、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深化乡镇政务合作、促进农村地区金融建设等方面开启了新篇章。

一、农村金融发展现状

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是一个渐进演变的过程。当农村人口增长率超过城市人口增长率，而城市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加速发展，那么剩余劳动力就会向城镇转移，农业发展就会产生停滞，从而影响工业停滞(袁航，张金山，2018)。费一拉模型发现，金融是工业农业部门实物交流的附着物(许月丽，翟文杰，2015)。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农村金融是核心。早期的储蓄部门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村镇银行、农业银行等主要根据国家要求吸收储蓄，为城市化建设发展积累资本。因此，城镇的发展会抑制农村发展，从而出现“金融抑制”，导致城乡发展不均衡。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虽然对农村各部门有信贷支持，但支持力度很小，支持范围也有限。近年来，国家主张发展普惠金融消除贫困，在出台系列政策与措施后，农村金融经济也取得了一定发展。截止2019年6月末，全国乡镇银行业金融机构覆盖率95.65%，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99.20%，比2014年末提高了8.10百分点；助农取款服务点82.30万个，涉农贷款余额34.24万亿元。农村金融能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主要原因有：

(一)国家政策发展变化国家提出普惠金融发展战略后，要求全面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强化金融监管，广泛动员银行业、保险业为农村农户提供金融服务的普及和优惠以促进农村金融经济发展。同时，通过货币信贷政策、差异化监管政策、财税政策三大政策促进普惠金融业务发展。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实施定向降准、完善存款准备金率优惠政策、发挥对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的资金投向、利率传导功能来强化正面引导作用。差异化监管政策主要采用强化监管考核，通过对小微企业、涉农贷款的差别化监管指标体系的建立将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金融服务纳入监管评价体系来约束负面作用。财税政策方面：准予银行税前扣除涉及普惠金融业务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对符合银行条件的支农支小信贷利息免征印花税、增值税、设立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等。

(二)国有银行战略发展变化受国家政策影响，各大国有银行纷纷将“三农”业务发展纳入自身战略发展规划，并作出相应发展对策与金融工具的创新。将农村市场发展作为其自身经营发展新的利润增长点，主要是由于银行业金融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而原有的市场份额占比增长缓慢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带来进一步业务竞争；另一方面普惠金融作为当下金融推动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和谐发展的新特征新要求，也是商业银行顺应市场竞争的必然途径。大中型银行深化了普惠金融事业部机制和内部考核指标，调整贷款政策、贷款利率向小微企业、农村农户倾斜。例如，工、农、建、交行相继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采用“补贴”定向激励普惠金融业务、将互联网与普惠金融业务结合发展；对电子渠道业务适当减免手续费等。

二、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必须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才能更好得发展我国农村金融经济。主要有以下：

(一)农村人口发展变化农村经济发展中，人口因素是主要影响因素。目前农村正面临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常住人口规模缩减、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等问题。主要是由于实施计划生育措施及城乡人口迁移造成。目前来看，农村人口总量占比在40.42%(2018)，从城镇、农村老年人口数量对比来看，60岁以上农村老年人口数量远超过城市老年人口数量(第六次人口普查)。我国经济已经逐渐步入银色经济时代，老年人口总量庞大，且半数以上的老年人居住在农村，因此，人口老龄化挑战将会在农村地区首先出现。如图1所示。

(二)农村经营单位变化农村中规模经营是农业产业化的主要影响因素。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2016年)，我国农业经营户超2亿，农业经营单位204万个，农民合作社总数179万个(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为主的农民合作社91万个)，农业经营户20743万户(含规模农业经营户398万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人员31422万人。从普查结果看，近年来我国农村“三农”情况发生了积极变化：农村整体环境得到较好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水平阶段性提高，农业基础不断稳固，农业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进步离不开农村金融业务的服务与支持，金融作为工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附着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近年来，由于国家宏观调控，各类政策、补贴措施向“三农”倾斜使得农村经济发展。由图2可见，各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年开始都在逐渐提高，其中，东部地区提高最快，西部地区较缓。未来全国农村居民对于金融服务、金融产品的需求增长也成为必然。如图2所示。

三、建行“裕农通”在农村金融中的应用

商业银行在经营中一直秉承“二八”定律，往往忽略长尾客户。在国家提出普惠金融战略后，建设银行提出“第二发展曲线”与“长尾客户”经营理念，将普惠金融应用到基层客户群体、弱势群体中，让绝大多数居民能够享受金融服务所带来的福利与收益。在农村金融服务支持中，建设银行主要通过以下两点来发展：

(一)金融科技支持普惠金融发展金融科技是传统业务延展向普惠金融业务的重要实现手段，并且逐渐成为银行核心竞争力的标志之一，不但能大大节约经营成本，还能扩大金融服务范围，同时提升客户体验。在农村经济发展、社会问题解决中，金融科技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传统商业银行在农村的物理网点布局往往有限，这使得较偏远、边缘地区无法享受基础金融服务，影响农村经营单位的生产经营也影响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金融科技利用大数据分析、精准画像、互联网科技等功能连接城镇与农村，通过提升基础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农村经营单位融资效率、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等渠道实现城乡协调区域发展。过去，建设银行发展小微企业(含农村经营单位)的业务经营管理按照大型企业管理模式进行。但小企业分布散、数量多，在经营过程中资源占用较大，消耗大，且不能得到合理利用。建设银行以金融科技支撑业务平台的方式经营，通过使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结合各分行区域特色推出了多种互联网自助信用贷款、理财保险、支付结算等产品，其风险可控、企业融资效率高。因此，通过金融科技赋能金融产品，根据客户需求、行业特色、风险成本创新金融产品，使金融服务可得性得到持续提高，同时降低资本获得成本。

(二)创新“裕农通”发展农村金融业务“裕农通”是建设银行在未设立网点的地区，与当地第三方合作而设立的助农金融服务点，主要为城镇周边农村及偏远地区客户提供支付结算、理财保险、小额存取款等金融服务，同时也进行助农扶贫商品交易活动。“裕农通”以普惠金融、乡村振兴为指导思想，通过使用互联网大数据、金融科技、数字金融等手段来实现农村金融服务的普及，改善农村居民生活，促进农村金融经济发展。例如，“裕农通+(农村电商、智慧政务、特色产业、通讯商)等多种创新合作模式。随着支付手段不断创新，大多数农村也实现移动支付，因此老年群体就迫切需要改变原有思想观念，在面对老年群体的业务处理中，“裕农通”也能以简便、易懂易操作获得老年群体的青睐与赞美。建设银行通过“裕农通+农理念，结合各地乡镇、村头设立服务点服务地方农业企业，农业个体经商户，乡镇农村居民；通过创新适用农村环境的信贷产品、理财产品、保险产品实现降低农村金融成本，达到城乡金融服务交叉渗透，人人享受金融服务的目标。另外，“裕农通”通过平台也能将国家政策，金融欺诈等金融知识普及到农村，扩大农村居民金融知识，比如开设裕农学堂，让金融赋能乡村振兴充分走到农村中去，实现人人金融知识普及。截至2019年6月末，建设银行拓展“裕农通”服务点累计24.4万个，覆盖全国31个省市区，乡村覆盖率超过33%。建行定点扶贫村覆盖1291个，除西藏个别高海拔、极度艰苦地区外，建行定点扶贫的31家分行已实现全覆盖。

四、国有商业银行农村金融业务发展对策

农村金融经济发展依然是发展之重，未来“三农”发展依然需要以地方政府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逐步实现城镇村一体化，产业人叉渗透，彼此推动。可以采用城镇向农村辐射，农村围绕城镇发展模式。打造如养老休闲产业、养殖种植业等能够充分利用农村资源的产业，通过产业吸引人才，人才发展农村，产业调节农村人口数量、年龄比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另外，经济发达地区应鼓励农村优生优育，放开生育政策，增加农村人口数量。金融监管部门可以降低涉农贷款利率，扶贫再贷款，降低融资成本。作为开办农村金融业务的国有银行，一方面承担普惠金融社会责任，积极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教育，防范金融欺诈；另一方面通过金融科技+、数字普惠等手段积极参与农村金融经济建设、信贷投放，金融投资产品配置，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普惠程度。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细分金融需求创新自身特色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各类经济主体金融需求呈现差异化、个性化特征。首先，商业银行可以根据县城、乡镇、村落不同地域具体情况，以及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不同需求，采取不同策略。比如，在经济发达的乡镇，各类专业市场、农业产业园、科技园、新型工业化基地的新兴农业主体将是未来的潜在优质客户，商业银行可以依托其为合作服务点，为其提供丰富全面的金融产品以支撑其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同时向周围农户辐射金融服务产品。其次，根据各村特色、人口数量及人口年龄结构比重提供与之相匹配的特色服务。服务可以突出亲民、效率等特点，可以联合农村村落精英(零售部、卫生诊所等)共建惠农服务点，利用“熟人社会”，以定位农村网格模式，采取1人服务多村落手段等。

(二)金融产品设计差异化农村金融经济基础薄弱，创新发展的信用模式落后，很多村劳动力缺乏，农产品可担保范围小，信贷可得性差。国有银行应当针对不同层次金融需求和不同类型服务渠道，有侧重地开展并创新差异化金融服务。根据农村经济体不同特征，可以采用多种模式协同创新。设计出发点可以根据农村经营体、农户资产负债特征采用信贷产品或组合产品。国有银行应承担起健全推动农村征信体系建设的的头雁功能，保证农村信贷资金安全性，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对于县域清洁生产、节能环保、新能源等制造项目，可以利用绿色信贷政策、排污权、碳排放权抵质押等金融业务支持。在面向中高端农户，可以依托惠农服务点提供农户贷款等特色服务。比如，与地方农业信贷担保公司合作，对符合政策支持的专业农业企业提供批量化融资支持；对优质专业大户、产业链上下游农户可通过建立“白名单”推出专项小额无抵押信用贷款；针对农村种植大户，示范企业可以采用“信贷+保险、信贷+期货、信托、理财产品等。

(三)智慧农村生态金融构建针对农村经济环境变化与农村居民的日常增长的生产生活金融服务需求，选取设计贴近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金融服务方案。例如利用委托点或自助银行提供基础金融服务，如转账、缴费(日常水电费、社保费用的缴纳)、小额取现、保险、理财投资等服务。例如，建行山西分行推出“裕农通”普惠金融服务平台后，覆盖全省行政村2.5万个，实现行政村100%全覆盖。另外，山西分行与省政府合作开发的智慧政务平台“一部手机三晋通”APP中涉及254项高频民生事项移植到“建行裕农通”APP中，将“裕农通”服务点作为农村“智慧政务”服务点，实现农村居民在农村即可办理社保缴费、报销收费、异地就医等政务服务，大大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

五、结语

篇9

关键词：融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阶段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在世界高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的今天，高新技术产业在经济竞争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成为推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以江西为例，目前共有1个国家级和2个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共占有全省高新技术产业51％的企业、61％的产值、56％的增加值；其中，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企业数量、总产值和增加值均占全省的三分之一强，成为江西高新技术产业的“领头羊”。

一、高新技术产业融资渠道的主要特征

本文涉及的高新技术产业是指江西省内的、经省科委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批准入区的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工业产品生产、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性的企业总称。高新技术产业同传统产业相比有着明显的特征，主要是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与多阶段等，因此其融资渠道也有着特有的规律。一般认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分为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等四个阶段。在种子期，由于没有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资金的需求量不大。主要资金来源以自有资金为主，如个人积蓄、家庭和朋友、个人投资商、富有家庭的集团投资等，其中个人积蓄是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方式。在初创期，由于企业已开始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自有资金开始显著增长，但资金需求量增长大于自有资金的增长，且此时风险很高但收益很低，很难申请到金融贷款和获得风险投资，因此这一阶段的资金来源以企业自有和政府投入为主。在成长期，高新技术企业已经初具规模，技术风险较低，经营风险和市场风险逐渐降低，企业基本形成了核心能力，随着市场的拓展，企业的盈利数额迅速增加，但面临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市场的进一步开拓、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的提高、管理的完善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如果此阶段得不到持续的资金供应，就会失去高速成长的机会，甚至有可能停止增长，或被其他公司合并或收购。因此，除企业自有和政府投入外，还必须引入风险投资。因为成长期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阶段，符合风险投资的要求。所以，在此阶段的资金来源以企业自有、政府投资和风险投资为主。在成熟期，高新技术产品在市场上占较大份额，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公司的价格得到市场确认。这样，企业就可以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也可以在证券市场上多渠道融资，所以在此阶段融资渠道更呈现出多元化特征。

二、江西高新技术产业融资渠道实证分析

由发展阶段的特征可以看出科技投入度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技术实力作为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部分。而科技投入是企业获取这种实力的起点，特别是R&D(人力资本)投入是高新技术企业取得和维持其战略竞争力的根本。事实上，R&D投入也是衡量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开发潜力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拟以江西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其数据，对企业的研发现状进行分析，试图解释企业研发投入现状的原因，并提出改善这种状况的对策。

对江西33家高新技术产业的统计资料，将科技活动经费来源分为四类：企业自有、政府投入、金融贷款、风险投资。在这里将科技活动经费近似认为科技投入，而把科技产出定义为技术收入、新产品销售收入、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三者之和。

首先对企业自有、政府投入、金融贷款、风险投资与科技产出之间的相关性利用SPSS软件进行检验。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显著性水平为0.01时，企业自有、政府投入、风险投资、金融贷款都通过统计检验，并都呈现出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同时，我们也发现科技产出与企业自有、政府投入、风险投资、金融贷款的线性相关关系依次减弱，简单相关关系依次分别为0.993、0.930、0.919、0.903。通过这一点说明，影响江西高新技术产业产出的主要因素是企业自有和政府投入。(表1)

下面以科技投入为待选自变量，以科技产出为因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了降低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减少由于多重共线性给回归方程带来的影响，在自变量引入过程中采用了逐步筛选法。从表2中可以看出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的次序：首先是企业自有进入回归方程，形成模型1；然后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第二个自变量政府投入，形成最终的回归规模型2。(表2)

从表3可以看出，随着自变量不断引入回归方程，调整的R2不变，回归方程的估计标准误差在不断减小。同时，从F值的相伴随概率看，每个都小于显著性水平0.05，说明这些自变量的引入对因变量的解释都有比较显著的贡献，他们应保留在回归方程中。因此，自变量企业自有、政府投入与因变量科技产出确实存在线性关系，可以建立回归方程。(表3)

根据表4，回归系数的p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可认为相应的自变量能够较好的解释因变量的变化。(表4)由此可得回归方程是：

科技产出=625.501+16.689×企业自有+7.822×政府投入

可见，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企业自有资金增加1单位，科技产出平均增加16.689单位：政府投入增加1单位，科技产出平均增加7.822单位；这说明江西高新技术产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企业自有资金和政府投入。而金融贷款和风险资本却被排除在回归方程之外，这说明它们还没有成为江西高新技术产业融资来源的重点。根据这一特征，本文认为江西高新技术产业目前还处在初创期。该阶段是很难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因此该阶段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是通过自有资金和政府投入来获得。

三、政策建议

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特征、动态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不同风险等级、信息非均衡的程度，高新技术企业在特定发展阶段，将采取不同的最优融资策略，以达到企业融资成本最低，从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根据江西高科技产业现状，提出以下建议：

1、优化企业资本结构。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资金中企业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的比重合计超过82％，而风险投资仅占2.3％，这种融资结构与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要求不符。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江西高新技术产业还处于创业阶段，在这一阶段应以风险资本为主。因此，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增强江西高新技术产业的债权融资能力，以解决企业创业期大量资金缺口问题，进而提高企业的融资效率。

篇10

一、我国农村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与障碍

1.二元经济格局迟迟不能改变

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由于中国经济特有的生产要素禀赋特征、经济体制特征，三次产业的演变不同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首先是中国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二元结构特征迟迟不能转变和消失，虽然农业占整个GDP的产值比重不断下降(降到10%以下)，但是农业吸纳的就业人口比重仍然居高不下(近50%)，使得三农问题在中国长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其次，服务业的发展大大落后于工业的发展，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长期缓慢，无法吸纳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工业中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劳动力的转移。

2.农业资本投入不足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一份报告显示，2003年用于农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仅为11.5%，这与我国农村拥有9亿农民相比不成比例。同时，由于农村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减弱了农村吸引社会投资的能力。从农业信贷规模发展情况来看，农业信贷规模有所扩大，但是农业贷款占银行贷款总额的年均比重不到3%，农业企业和农户贷款相比之下比较难。国务院在1996年便出台了《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但实际上农村建设、发展的信贷资金很难到位，而且农村大量资金外流现象严重。

3.农村劳动力质量与边际产出较低

建国后，为优先保证工业建设所需资源，我国建立了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这一方面使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也为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制造了制度性的障碍，造成了我国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受城乡分割治理的影响，我国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较城市而言要低得多，教育投入更是不足；同时，由于薪资待遇的城乡差异大，农村人才难以回流。于是便形成一种悖论，贫穷的农村越需要人才，却越是难以获得人才。人才短缺造成新农村建设中智力支持的缺位。农村普遍存在的高素质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源短缺现象，导致农村劳动力的质量与边际产出较低。

4.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较低

目前我国的农业科技贡献率为48%左右，而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70%—80%。从整体来看，我国科技自主创新实力薄弱、核心技术缺乏，农业科学研究多数仍属于“跟踪式”、“模仿式”或“转化式”研究。表现为：一些出口创汇农产品品种和重大技术装备仍主要依赖进口；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不健全，科技成果转化环节薄弱，很多成果不能变成现实生产力；农民科技素质总体不高，对新技术的吸纳能力不强，农业科技普及不普遍；农业科技投入总量偏低，创新与应用体系建设有待加强，农业科技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还没有根本消除。

二、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建议

1.政府应加大农业发展的资金投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

要实现农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政府必须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针对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中水资源严重匮乏的现状，政府应出巨资兴建和维护水利设施，在干旱时期通过蓄水工程或人工降雨等方式为农户提供价格低廉的农业用水，解决干旱地区农业生产的缺水困难。政府还应定期拨款改良土质。虽然我国农村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农户拥有几十年的土地经营权，但对于土质的改良等生产要素的资金投入，政府仍然有责任负担部分投资费用。此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准确、快速的信息对于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各级政府可以有线电视网络为基础，尽快建立上下畅通、灵敏快捷的信息网络体系。同时，全面开发利用国内外信息资源，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加入因特网，让农民通过因特网充分利用社会信息资源，推动农业发展。

2.构建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为新农村建设全力提供资金支持

近年来，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增加较多，但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和农村发展的客观需要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要坚持以服务“三农”为宗旨，加快金融业立法，确保农村金融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运作，努力构建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要以市场化为导向，在充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并稳步推进包括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邮政储蓄在内的农村金融机构改革，支持并鼓励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组织的发展，合理分工，适度引入竞争机制，全面构建多层次、高质量的农村金融体系；要以商业化为要求，努力拓展农村金融业务，探索支农的新方法、新途径，优化信贷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强盈利能力，努力促进资金回流；要借鉴发达国家农村金融的先进经验，逐步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覆盖全农村的农业保险体系，提高农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3.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促进农村科技进步

21世纪农业的竞争，说到底是农业科技尤其是高科技的竞争。改革目前我国农业科研与推广相脱节的体制和机制，政府应专门拨出经费，形成农业教育、科研、科技推广三位一体的科技服务体系。各地区应设立至少一所农业技术学校(推广站)，承担本地区农民的技术普及工作。技校还应承担起当地农业科研任务，把科研成果及时用于当地的生产中，提高技术转化速度。此外，技校科技人员还应深入田间地头，随时解决农民生产中存在的技术问题。通过三位一体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逐步提高我国农民的素质与技术水平。另外，继续加大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与扶持力度，全面推行九年义务教育，着力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与技能。

4.逐步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要以新型工业化道路为指引，努力提高工业化的速度与质量，系统带动城市化；要以提高城市化质量为核心，科学规划，大力促进结构升级与产业集聚，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要加快城镇住房、就业、医疗及社会保障等多项制度改革，优化生活环境；要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实行城乡平等的劳动力就业政策，强化法律约束，切实规范劳动力市场，保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做好失地农民的补偿及社会保障工作，切实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