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胞病理学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细胞病理学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长期以来,中西医眼科以各自不同的理论及思想体系为主导,都在临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本文试就两种理论作一分析比较,并结合循证医学来展望眼科临床未来的发展方向。

1中医眼科理论

中医认为,眼部是人体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五脏六腑具有密切的联系,其中眼与肝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肝开窍于目,肝受血而能视。《灵枢•大惑论》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精之窠为眼,骨之精为瞳子,筋之精为黑眼,血之精为络,其窠气之精为白眼,肌肉之精为约束裹撷,筋骨之血气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眼睛与十二经脉及奇经八脉有着广泛的联系,脏腑经络失调,精气不能上荣于睛珠、神膏、视衣、目系等部分,易患眼病。筋骨肌肉气血,又分属于五脏,所谓“眼通五脏,气贯五轮”,中医治疗眼底是根据“五轮八廓”脏腑、经络并结合四诊八纲,将眼的各个部位与全身脏腑密切联系起来,进行辨证施治。中医临床治疗使用中药、针灸、点穴、按摩等方法是独特的,是西医所不具备的。眼部与人体全身息息相通,“因视目之五色,以知五脏而决死生”。通过对眼部不同部分形色的诊断,就可知人体脏腑变化,《审视瑶函•五轮不可忽论》说:“脏有所病,必现于轮,……大约轮标也,脏本也,轮之有证,由脏不平所致。”故针刺身体有关部位的穴位可治眼病,针刺眼部穴位,也可治疗人体有关方面的疾病,尤如“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医易同源,中医合理地应用了周易理论指导实践,也为周易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医学阵地,促进了周易学理论的发展,同时使中医理论更富有全息统一、整体协同的特色。中医学中有很多世界上其他医学体系无法企及的东西,本身就是一门独特的科学。

2西医眼科理论

西医认为,眼是由多层次、多性质、多功能的不同组织所构成,眼的组织结构细微,基础理论包括解剖、生理、生化、病理、免疫等方面。眼是由眼球及其辅助器官以及有关的血管、神经构成的复杂结构,位于眼眶中。眼接受外来光的刺激,通过视觉传导,将光的冲动传至大脑半球的视觉中枢,而引起视觉。眼科病理学是以实验研究及结构变化为主的“细胞病理学”,细胞病理学说是1958年德国病理学家创立的理论体系,它是以局部定位观点为指导的,认为“一切病变都是细胞的病变”,当手术后或眼外伤恢复期时,需要更多的能量修复。眼睛的能量直接来源是三磷酸腺苷的分解,能量的基本来源是糖、蛋白质、脂肪在体内的氧化分解,根据生理需要转化成机械能、生物电能、化学能。三大营养物质的代谢过程,所伴随着的能量释放,转移和利用称能量代谢,通过消化、吸收,在神经系统和体液因素的调节下,互相配合,协调进行。今天,随着仪器精度的提高,眼科临床日益精细化,准分子激光手术已经普及,StephemKwok在《眼科生物力学》一文中指出:“(21世纪),手术效果应建立在眼组织生物力学知识之上,逐渐地达到分子工程学技术水平,利用局部组织张力的力学特性来矫正局部组织条件。”[1]正是由于解剖、生理、生化、病理、免疫等基础理论的研究,才能使人工晶体普遍使用,使人工角膜在体内存留的时间较前延长,人工眼的研究也已集中在视网膜、视神经和枕叶皮质刺激器3个方向。这些是中医所无法企及的。

3眼科中西医基础理论的差异

通过眼科两种理论的对比,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思维模式下,东西方对事物的考察方法有着显著的差异。基本思维方式的不同,对基本关系和基本概念理解的差异采取相异的观察方式,从而建立不同的理论和模式,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科学体系,繁衍出不同的眼科医学内容,这是东西方医学的分野所在。中医用整体全方位的方法应用于眼科临床时,就难以同时应用分析分割的方法,也就难以进化到人工眼的研究;西医应用到眼科临床进行分解分析时,又难以顾及到整体,比如曾经发生过眼球摘除术后才发现患者是个孕妇。一种着眼于分析,顾“小”而失其“大”;另一种纵观整体,求“全”却存其“粗”,这本身就是社会的客观存在。当然,中西医理论各有千秋,都在眼科临床实践中各自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眼科两种理论的差异（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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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早期胃癌 内镜 诊断 治疗

中图分类号：R735.2； R47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33（2014）01-0008-05

早期胃癌是指局限于黏膜层或黏膜下层、但不论是否伴有淋巴结转移的胃癌。根据日本胃肠道内窥镜学会和日本胃癌学会制定的标准，早期胃癌在内镜下还可分为隆起型（Ⅰ型）、平坦型（Ⅱ型）和凹陷型（Ⅲ型），其中平坦型又可分为浅表隆起型（Ⅱa型）、浅表平坦型（Ⅱb型）、浅表凹陷型（Ⅱc型）和混合型。2000年WHO在国际肿瘤组织学分类中明确对包括胃和结、直肠等肿瘤统一采用上皮内瘤变（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取代原来所用的异型增生（dysplasia）[1]，并将上皮内瘤变分为低级别和高级别：低级别包括原上皮轻度和中度异型增生；高级别包括原上皮重度异型增生和原位癌。采用上皮内瘤变这一术语能更准确地反映癌前病变在发展为浸润性癌之前上皮细胞形态学改变的本质及其科学的概念，从而更正过去由于长期混用重度异型增生、癌疑、原位癌、局灶癌、黏膜内癌或癌变趋势等术语所引起的治疗过度及其不良影响。

中国每年死于胃癌的患者数约为22.7万人，患者的早期诊断率不到1/10，早期胃癌手术率低于5% ～ 10%[2]。早期胃癌的预后良好，5年生存率达90%以上，而进展期胃癌的5年生存率仅为30% ～ 40%[3]。因此，胃癌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对提高胃癌治疗的疗效、降低死亡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各类新型消化内镜不断出现，对早期胃癌的诊断和治疗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早期胃癌的检出率稳步攀升，内镜下微创治疗也已成为可能。

1 新型消化内镜

1.1 超声内镜（ultrasound endoscope）

1980年美国首次报道应用超声与普通内镜相结合的检查方法在动物实验中取得成功，开创了超声内镜技术在临床的应用。此后，超声内镜器械不断发展和完善。经过20多年的临床实践，超声内镜技术越来越成熟，应用范围也不断扩大。超声内镜是目前消化内镜中最有发展前景的新技术，可分为超声微探头和大探头超声内镜（即线阵式扫描和扇形扫描）两种。

超声内镜术（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 EUS）可分辨胃壁各层结构，既能判断病灶部位和范围，又能了解肿瘤的浸润深度。黏膜内癌表现为黏膜层或黏膜肌层增厚、结构模糊、欠规则、缺损，但黏膜下层清晰、规则、连续。黏膜下癌表现为黏膜肌层和黏膜下层层次紊乱，两者分界消失；黏膜下层增厚、中断；黏膜下层内较小低回声影，但固有肌层清晰、连续、完整。在评价胃癌的浸润深度方面，EUS的总准确率为83.1%。EUS对黏膜癌、黏膜下癌和浆膜癌的诊断正确率分别为80.4%、78.8%和60%[4]。

1.2 电子放大及染色内镜

染色内镜由日本学者于1966年研制，近年逐渐应用于国内临床，是诊断早期胃癌的常用方法。染色内镜分为化学染色和电子染色两种。化学染色是将某些染料（如美蓝或靛胭脂等）配制成一定浓度的溶液，通过口服、直视下喷洒或静脉注射后再进行内镜检查，从而提高对胃肠道早期肿瘤、癌前病变的检出率。内镜下对可疑病灶进行靛胭脂或美蓝染色可清晰显示癌灶的表面形态、范围和大小，有助于良、恶性鉴别，且可使活组织检查取样更为准确，对手术范围的选择亦有重要意义[5]。

日本富士能公司的智能分光电子染色内镜系应用光谱分析技术原理制成，能将普通内镜图像的单一波长经红、绿、蓝光的不同组合而产生特定的图像，最大优点在于可提供多达10种不同波长组合的图像处理模式，通过内镜操作部上的特定按键即可快速切换。日本奥林帕斯公司的窄谱成像（narrow band imaging， NBI）、宾得公司的i-scan技术都是目前临床上常用的相类似的电子染色手段。同化学染色相比，电子染色省却了化学染色的繁琐操作，可瞬时染色并在染色与白光之间自由切换，避免染色物质对病灶识别产生负面影响。电子染色提高了对胃肠道黏膜的细微构造和毛细血管的观察能力，大大方便了胃肠道早期肿瘤的诊断[6]。

电子放大内镜采用高像素的电荷耦合器件和先进的电子图像后处理系统，能将内镜图像放大10 ～ 100倍而观察到胃小凹或结肠黏膜腺管开口的形态特征，可实现对胃肠道局部细微形态结构的观察和分类。电子放大内镜结合电子染色技术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对小癌灶、微小癌灶和上皮内瘤变的检出率。最近研究表明，利用NBI结合电子放大内镜能同时改善病灶与周围组织结构、细微血管与周围组织间的对比度，提高浅表病灶的检出率，基本上可达到“光学活组织检查”的目标[7]。

1.3 激光共聚焦显微内镜（confocal laser endomicroscopy， CLE）

将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整合于传统电子内镜的头端便可制成CLE，其工作原理是：在内镜头端整合一个共聚焦激光探头，通过特殊的荧光剂，使用激光激发产生人体局部组织的图像。CLE除能完成标准的电子内镜检查外，还能同时生成共聚焦显微图像，每一个合成图像大致可以代表组织标本的一个光学切面。尤其是在诊断Barrett食管、上皮内瘤变和早癌等疾病时，CLE可以对可疑病灶进行靶向活组织检查，提高病变检出率。作为胃肠道疾病诊治的新技术，CLE被称为“光活组织检查”或“虚拟活组织检查”，其应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已在对胃肠道肿瘤的早期诊断中显示出优势。

CLE作为第一种形态学与组织学相结合的胃肠道疾病诊断工具，可提供胃肠道活体肿瘤细胞和正常黏膜细胞的高质量图像。尤其是清晰的细胞和细胞核形态图像，足可与传统的细胞病理学图片媲美，能仅依据图像即迅速作出体内组织学诊断。诸多临床研究证明，CLE与常规组织学检查结果的相符率甚高。CLE可以观察胃表面及黏膜下的细胞和亚细胞结构，如对隐窝结构、黏膜细胞、杯状细胞、上皮内炎性细胞、毛细血管和红细胞等进行高清晰度的观察，还能对表层黏膜细胞250 μm深度的固有层进行观察，对早期胃癌诊断有较高的价值[8]。

CLE作为一种新的内镜成像技术，在内镜检查中融入了免疫学和染色体学的成就，可以在体内进行表层下细胞及亚细胞水平的组织学诊断并指导靶向活组织检查。由于其特殊的“智能”活组织检查方法，避免了盲目的活组织检查取样，为体内组织学研究提供了快速、准确的诊断工具，有助于及早发现肿瘤。有研究表明，CLE对癌前病变和早期胃癌诊断的特异性及敏感性都非常高。作为高危人群早期胃癌筛选的一种新手段，CLE的靶向活组织检查方法对胃癌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1.4 固有荧光激发内镜（intrinsic fluorescence excitation endoscopy）

当用1种波长的光（如紫外光）照射某种物质时，该物质的基态分子吸收能量被激发至激发态，在自激发态再返回基态时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射出较照射光波长更长的光，这种光被称为荧光，这种发光现象被称为光致发光。利用光致发光诱导内源性荧光光谱（即自体或固有荧光光谱）诊断胃癌已于近年受到广泛重视。

任何荧光物质都有其特征性的荧光光谱。荧光光谱又称荧光发射光谱，是指选用适当波长和强度并固定不变的激发光照射荧光物质、通过荧光监测器和记录仪记录下来的荧光强度对荧光波长的关系曲线。利用荧光物质荧光光谱的特征和荧光强度对物质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方法称为荧光光谱分析法。

荧光光谱分析可分为外源性和内源性荧光光谱分析，其中后者是指不引入外源性荧光物质而直接检测物质自身（生物组织、培养细胞以及血清、胃液等体液）在激发光照射下发射的荧光，又称自体或固有荧光光谱分析。自1979年Kuma等报道用氩离子激光（488 nm）照射肿瘤组织可以观察到波长622 nm的自体荧光以来，内源性荧光光谱分析因其不良反应小（不需使用光敏剂、不会损伤正常细胞的生理功能且不会影响肿瘤组织的生理状态）而备受关注[9]。

国内、外的大量研究表明，肿瘤与正常组织的自体荧光光谱存在差异。固有荧光激发内镜采用激光光源通过光纤直接与内镜及导管结合，进入腔内，所收集的荧光经图像增强仪与光学多导分析仪转换，再用计算机进行分析和判断，现这一技术已被广泛用于食管癌、胃癌、胆管癌、肺癌、膀胱癌和喉癌等肿瘤的临床诊断及研究中[10]。在放大内镜直视下，对微小或可疑病变可经内镜钳道插入荧光探头，激发和收集局部被激发的固有荧光，对提示恶变或可疑恶变部位有目的地进行多块和多方向的活组织检查，大大提高了胃肠道早期肿瘤的检出率。

2 早期胃癌的内镜下治疗

胃肠道早期肿瘤的淋巴结远处转移率很低且病灶往往很小，这就为其在内镜下切除和根治提供了可能。内镜下黏膜切除术（endoscopic mucosal resection， EMR）和内镜下黏膜下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是目前用于早期胃癌的主要内镜下微创治疗方法。

2.1 EMR

EMR由“剥脱活组织检查术（strip biopsy）”发展而来，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胃肠道病变如早癌和癌前病变的治疗中。EMR是一种微创内镜技术，明显优于传统外科手术，并且可将切除的完整的大块病灶提供病理组织学研究。

日本胃癌学会制定的《胃癌治疗指南（2004年4月版）》规定的EMR指征为：①病理类型为分化型腺癌；②内镜下判断癌细胞的浸润深度限于黏膜层；③病灶直径≤2 cm；④病变局部不合并溃疡[11]。

EMR的步骤为：①仔细观察病灶，通过放大染色内镜明确病灶范围。②在病灶外侧5 mm处作标记。③黏膜下注射，若病灶抬举良好可以进行EMR；若病灶抬举不良，提示病灶已浸润黏膜下层，应转外科手术。

EMR的缺点是：对贲门及胃角部位的病变手术较为困难；对>2 cm或不规则形态的肿瘤难以一次完整切除而往往需要多片切除，易导致较高的病变残留及术后复发；对合并溃疡疤痕的早期胃癌往往需要手术治疗[12]。

2.2 ESD

1994年日本学者竹越孝发明了尖端带有陶瓷绝缘头的新型电刀（insulated-tip knife， IT刀），使内镜医师对较大的胃肠道黏膜下病变进行一次性完整切除成为可能。1999年日本Gotoda等[13]首先报道了使用IT刀进行内镜下胃肠道病灶的完整切除，ESD开始应用于临床。此后，随着ESD相关器械的不断更新和进步，ESD技术逐渐成熟、完善。与外科手术相比，ESD的住院天数以及致残和病死等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率均大大降低[14]。目前，在日本和韩国等国家，ESD已经成为黏膜内早期胃癌的标准治疗方法[15]。

在日本胃癌学会2010年制定的胃癌治疗规范中，ESD的治疗指征是：①表面未形成溃疡的分化型黏膜内癌；②表面已经形成溃疡、但病变直径≤30 mm的分化型黏膜内癌；③病变直径≤30 mm的分化型黏膜下癌；④表面未形成溃疡且病变直径≤20 mm的未分化型黏膜内癌[16]。

与EMR相比，ESD的优点为：①可一次性切除较大范围的病灶；②可以获取完整标本，有利于病理医师对病变是否完全切除、局部淋巴结或脉管有无转移等情况进行评价；③降低肿瘤局部残留率及复发率[17]。

ESD技术现已推广应用于早期肠癌（包括结肠侧向发育型肿瘤）、早期食管癌和早期十二指肠癌的内镜下治疗。但是，ESD技术是消化内镜治疗中要求最高的微创手术，如未经过规范的系统培训，ESD的并发症也会居高不下[18-19]。ESD的缺点是：对操作者要求高、手术时间较长；手术并发症如穿孔、出血等发生率较高。

2.3 EMR或ESD切除标本的病理学评估

精确的病理组织学诊断是内镜下切除早期胃癌是否成功不可缺少的判断指标。为提高病理学诊断的准确性，在将标本浸泡于甲醛溶液前须展平、染色、测量大小、拍照，并用细针固定标本的四周。以2 mm为间隔连续平行切片，然后对完整切除的标本进行详尽的病理学检查。病理学报告须描述肿瘤的大体形态、部位、大小、组织学类型、浸润深度及切缘、是否有淋巴管和脉管受累等[20]。

手术切除的标本应满足以下要求：每个标本边缘均未见癌细胞，且癌灶边缘距切除标本断端的水平方向距离>1 mm（相当于10个正常腺管的距离）及无淋巴和脉管侵犯[21]。当组织病理检查提示有黏膜下浸润和（或）脉管受累或切缘不清楚时，都应建议进一步进行外科手术。符合治疗指征、切缘无癌细胞可以视为完全治愈性切除；符合治疗指征、切缘可能存在癌细胞为可能治愈性切除；除以上两点外为未治愈性切除。因为分块切除无法进行组织学评估，所以被认为是非治愈性切除。

2.4 其他

对胃肠道早癌还有内镜下微波、氩气刀和激光局部治疗以及腔内放疗和内镜下局部注射化疗药等治疗方法，指征为不能进行EMR或ESD（如有明显瘢痕形成者等）或者由于别的原因不适宜EMR或ESD治疗者。这些方法虽可降低肿瘤负荷却不能予于根治，为姑息治疗。

3 结语

尽管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早期胃癌的检出率已从20世纪70年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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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宫颈癌是妇科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死亡率仅次于乳腺癌。对宫颈癌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预防发病显得尤为重要。液基超薄细胞检测(liquid based thinprep cytologytest，TCT)是目前国际领先的一种细胞学检测系统。主要用于女性子宫颈癌的早期筛查。TCT可以检查出宫颈癌前的最严重病变，从而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治疗。《子宫颈细胞学Bethesda报告系统》[1]是根据2001年第三届国际Bethesda工作会议的要求，由著名细胞病理学家Solomon D及Nagar R撰写完成的，是目前有关子宫颈细胞学分类和诊断标准最新最权威的一套系统，美国85%以上的实验室采用TBS系统。TBS诊断标准作为宫颈/阴道细胞学报告的依据，会议提出了两个术语，即低度鳞状上皮内病变(low 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LSIL)和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high 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HSIL)。该术语的优点是用病变代替了肿瘤，从而能更准确的反映子宫颈病变的实质，因为LSIL并不完全是肿瘤性，多数可自然消退，而HSIL则具有向恶性方向发展的潜能。因此，这两个术语对患者的临床处理具有提示意义。通过8 524例标本的检测，发现TCT应用于子宫颈病变的检查极为重要。充分反映出本地区的发病率，结果分析报告如下。

对象与方法

1.对象：选择2003年3月至2009年3月在本院门诊及住院进行宫颈细胞学检测患者8 524例。年龄18～76岁，平均年龄(46±3)岁。采取自愿原则，选择宫颈细胞学检查。

2.标本采集：将宫颈刷插入子宫颈管内并旋转，按常规采取标本，将子宫颈刷立即置入保存液中搅拌、保存，送到本院实验室检测。

3.TCT检查及诊断标准：TCT系统(南京东大迪艾生产);按仪器操作说明制片，将样本制片后放置95 %的酒精固定，巴氏染色，显微镜检查。依据《子宫颈细胞学Bethesda报告系统》[1](TBS)分类标准分为未见上皮内病变或恶性细胞，TBS异常包括非典型鳞状细胞(ASCUS)，轻度宫颈上皮内瘤样变(CINⅠ)、中度宫颈上皮内瘤样变(CINⅡ)、重度宫颈上皮内瘤样变(CINⅢ)，鳞状细胞癌。CINⅠ、CINⅡ、CINⅢ均经过病理活检证实。

4.人状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ms，HPV)检查：对所有宫颈细胞检查异常随访的病例均采取HPV检查，标本试剂采用人状瘤病毒核酸扩增分型检测试剂盒(潮州凯普生物化学有限公司)。聚合酶链反应(PCR)和反向点杂交(RDB)，仪器ABI9600(美国ABI公司)， HybriMax医用核酸分子快速杂交仪(潮州凯普)，检查方法按说明进行。

结果

1.检出率:无上皮内瘤变或恶性肿瘤病变占11.47 %(978/8 524);反应性细胞改变炎症占84.0 %(7 156/8 524)，其中滴虫感染占1.1 %(82/7 156)，假丝酵母菌感染占2.7%(190/7 156)，细菌感染(线索细胞>40 %)占0.9%(67/7156);ASCUS占0.6 %(5/ 8 524);CINⅠ占2.2 %(185/ 8 524)，CINⅠ合并HPV感染占70.2 %(130/185);CINⅡ6例，占0.1 %(6/8 524);CINⅢ占0.012 %(1/8 524);鳞状细胞癌占0.023 %(2/8 524)。

2.不同社会因素妇科宫颈细胞学检测结果分析： 18～35岁年龄组、从事餐饮及娱乐服务员职业、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者TCT异常检出率高于其它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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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鳞状细胞癌占2.3/万(2/8 524)，CINⅢ1例，占1.2/万(1/8 524)，这与发展中国家资料报道的的原始发病率高达100/10万，而发达国家约(4～10)/10万基本吻合[1]。鳞状细胞癌患者2例生活在偏远山村，没进行过宫颈细胞学检查，刮片也未曾做过，年龄较大，早婚早产，多产，等接触性出血时来医院检查，诊断为鳞癌。1例CINⅢ患者和2例CINⅡ患者是饭店服务员，性生活活跃、多，且伴有HPV感染，是发生宫颈上皮内瘤变的高危人群，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职业人群。文化程度低者较文化程度高者发生宫颈上皮内瘤变的发生率高，这应该与文化程度低者早婚、早产、持续HPV感染有关。宫颈上皮内瘤变的发生率南方与北方地区无明显差异，可能与样本数量少有关。20世纪70年代，Richart提出了宫颈上皮内瘤变的概念，认为不典型增生和异型增生的细胞，在本质上与原位癌的细胞无差异，是同一疾病过程，在上皮内连续的不同程度的病变，二者有着共同的病因、生物学特征和自然病程，具有演变为癌的潜能，为浸润癌的前期病变。一般的宫颈癌前病变发展为宫颈癌大约需要10年时间，绝大多数宫颈癌是逐渐变化而不是突变的[2]。CINⅠ癌变的潜能低，常属自限性病变，而CINⅡ、CINⅢ转变为癌的潜在危险高，将CINⅠ称为低级别，CINⅡ、CINⅢ称为高级别病变，又鉴于大多数轻度异常增生CINⅠ能恢复正常，将近50 %的中度异常增生CINⅡ也不再进展，即使是重度异常增生，原位癌CINⅢ也不一定都进展为浸润癌，虽然高级别病变组病变持续存在，或进展为癌的潜能高于低级别病变组，但对于任何个体来说，生物学行为是不可预测的。癌前病变往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可逆的，然后发展成为原位癌阶段，此时期可持续多年，在此期间可以没有临床症状或少有症状，但通过宫颈管的细胞学检查，并经活体组织检查方法可以得出明确诊断[2]。在癌前期阶段癌变的细胞通常不会突破基膜，侵犯间质，更不发生转移，如果在这个时期发现并给予积极治疗，治愈的机会非常高，但当宫颈癌已衍变成浸润癌以后，则发展很快，如果不经过治疗，病人可在2～5年内死亡[2]。

本研究结果还发现，HPV感染者占1.53 %(130/8 524)，CINⅠ的发病率当中HPV感染患者占主要。资料报道，在一项全世界范围内上千例子宫颈癌研究中，宫颈癌HPV的感染率99.7 %[3]。但是感染HPV的人不一定都患宫颈癌，HPV感染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可潜伏在细胞内若干年，发病不发病与机体免疫力有关，与病毒因素、化学物质、宿主因素和环境因素有关。目前已知的HPV已有70余种不同的类型，大约35种型别与女性生殖系统疾病有关，依据HPV与肿瘤发生的危险高低，人们把HPV分为低危险型和高危险型，低危险型常引起外生殖器湿疣等疾病，高危险型则与宫颈上皮内肿瘤及宫颈癌相关。如果感染了HPV而且出现细胞学改变(如上皮内瘤变)，要进行HPV分型检查，根据其型别来判断发生宫颈癌的危险性。20世纪80年代，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发现了HPV感染与宫颈癌及其前期病变的病因学关联。CINⅠ常由HPV6、2型引起，CINⅡ、Ⅲ则常伴有HPV16、18、31、35型等。联合HPVDNA检测和液基细胞学检测CINⅢ和浸润癌的敏感性可达91 %～100 %，联合检测的阴性预测值超过99 %，多数可达100 %[4，5]。HPV感染是宫颈癌发生的基本因素，其他诸如过早性生活、多产、多、吸烟、服避孕药等都是辅助式诱发因素。我们基本知道了解宫颈癌的病因，只要认真的定期筛查和随诊，就可以早预防、早诊断和早治愈。由于个体差异，在一些早期宫颈癌的女性事前往往无症状，体征也不明显，做一般的妇科检查靠肉眼医生也很难对宫颈糜烂和宫颈癌前病变加以区别，所以宫颈普查为发现早期病变、早期治疗提供了很好的鉴别诊断手段，及时发现，终止其向宫颈癌症的发展，就有望使其治愈率达到90 %以上[6]

本结果还发现ASCUS 5例，占0.059 %。ASCUS可能与炎症刺激、IUD或制片不良有关(3～6个月复查)，也可能与CIN或癌有关，但细胞的异常程度不够诊断标准。ASCUS可能包括HPV感染，但证据不足;还可包括不典型化生、修复、角化不良及萎缩性细胞改变。NCI 2001年第3次会议再次修订了TBS标准，要求更加重视来自细胞学诊断中的ASCUS，它可作为阴道镜检查的最低指征，也可以在液基细胞学的基础上检测高危型HPVDNA。

巴氏分级报告系统已不再能反映当今对宫颈癌的认识，也不能满足对患者进一步检查和处理的需要，TCT学诊断技术克服了巴氏涂片检查方法传统宫颈刮片技术存在的材料太厚、细胞重叠、背景模糊和染色不佳等问题。细胞学诊断是实验室诊断，不是临床诊断，仅仅依靠细胞学诊断，就草率地为患者制定治疗方案，其结果往往是错误的。在临床工作中，详细询问病史，遵循细胞学、阴道镜和组织学活检三阶梯式诊断程序，是减少误诊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Mandelblatt Js，Lawrence WF，Womack SM，et al.Benefits and costs of using HPV testing to screen for cervical cancer[J].JAMA，2002，287:23722381.

2丁华野.病理专家细说宫颈癌[N].中国妇女报，20050818(3).

3Walboomers JM，Jacobs MV，Manos MM.Human papillomarirus is anecessary cause of inrasive cerrical cancer Worldwide[J].J Pathol，1999，189:1219.

4Jonathan S.Berek，Neville F，Hacker.实用妇科肿瘤学[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