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商品经济的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商品经济；广告传播；视频传播

人类社会生产的商品除了基本的消费使用目的以外盈利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充满竞争意识的商品经济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商品经济已经演变为集产品、宣传、竞争为一体的综合型经济，更新换代快、同类产品数量多。

商品生产者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使其能占有一席之地想尽一切办法，借助一切可以利用的传播媒介绘声绘色的宣传自己的产品这种发展过程逐渐形成了一种可称之为的“广告艺术”是商品经营者激发消费、促进市场营销、谋取利润的重要手段。由此而言广告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市场促销的一种有力手段，是随着传播媒介的发达、市场经济与销售学理论的发展和广告制作技术的提高而不断发展的。

一、在我们这个时代，绝大多数的商品都是通过广告的方式接触到顾客广告是沟通商品与消费者的重要媒介。

无论是一住多年的住房还是几秒钟下肚的饮料难以计数的商品.随之而来的是难以计数的广告。大街上街道两旁广告板成行成排车身广告穿梭在马路中央到了晚上.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广告充斥着城市的每个角落走进超市、商场面对的是雪片似的各类打折促销的传单在家中信箱里总是塞满各类直销传单甚至于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走也会有人把广告扔进车筐里任何一份报纸或者杂志都离不开大大小小的各类广告打开电视无论什么节目都会有一定时间段的插播广告在网络上各类网络广告更是时时地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在屏幕上；广告不仅应用于商品宣传也应用于电影、音乐会、展览会、运动会、演讲会、旅游业等等为内容的宣传……广告已涉及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在引导消费、繁荣市场、塑造流行文化与价值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的重要行业之一。

我们的广告设计应体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日新月异的变化和人民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体现社会卞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对广告的污染将产品的宣传与丰富文化生活和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有机结合起来也要与美化环境的工作结合起来。广告设计者除了要有一定的造型和装饰技能还必须具备广泛的文化修养，丰富的社会知识，懂得商品心理学，对生活时尚和时代节奏有敏锐地感觉，才能更准确地设计出群众喜闻乐见、易于理解的广告宣传。

从视觉的角度来讲，在我们这个时代广告已经成为城市环境中最有影响力的视觉流行文化，你穿什么衣服、喝什么酒、开什么样的车、住什么样的房子买什么品牌的电视等等很多方面，大都是通过观看、收听广告后才能做出决定，于是广告在潜移默化之中塑造着我们的外观与心灵。不良广告所传递出的消极堕落的价值观、人生观、低级趣味却毒化了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与儿童的心灵，给社会、家庭、学校等方面带来负面影响。如何能在满足商业目的的同时让广告体现出正确的价值观、审美观、艺术格调、人生的智慧感已成为有责任感的广告设计者的新思考与努力方向。

二、从环境的角度看富有个性化的景观形象使城市形象具有特色在现代化的城市环境中，合理的、有特色的户外广告可以提升城市形象和人民的生活水平。

但是现阶段一些企业基于狭隘的商业利益考虑，户外广告与城市景观的冲突正在加剧部分户外广告设置存在着与空间景观不协调，视觉效果凌乱与建筑物功能类别、性质不符占用人行空间灯光照明影响行人安全制作的材料、工艺较差；广告的位置、方向、密度的选择等问题，均缺乏科学性与环境意识广告从业人员的职业水准与素质的普遍偏低使得户外广告灯箱、路牌的设计缺乏合理性与美感不同程度的损坏着型代城市的形象。从规划角度来看众多户外广告灯箱、路牌的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彼此互相千扰、冲突缺乏从城镇景观的整体高度出发的科学规划事实上只要集中城市规划、景观设计、工业造型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广告设计等诸多行业专家协同作业.就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户外广告与城市景观的协调问题科学合理的设置户外广告，恰当的把户外广告和不同城市环境结合起来构成不同区域的城市广告环境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系统化的城市广告文化。

篇2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特殊阶段，其商品生产也具有特殊性，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把商品经济生产的一般条件，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及其结合，资本及运行变成了极端的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高度私有化，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生产的前提雇佣劳动，是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分离，它的创立造就了大批的具有人身自由，却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占有大量资本的资本所有者，资本的所有与劳动分离，必然出现资本的所有者购买生产的另一个要素劳动力的特别劳动形式，形成资本对劳动的剥削。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在封建社会末期小私有制商品生产者分化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资本家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以价值增值为生产目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而且也是私有制商品经济的最高形式。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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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形态 经济逻辑 计划经济 逻辑矛盾 结论

关于计划经济：历史结局还需逻辑结论

由社会主义国家信奉并实践的计划经济作为在一定历史时期具有重大影响的经济形态、经济体制或者说经济运行方式，先后宣告结束。近年朝鲜、古巴也宣布“改革开放”，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变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看来计划经济的历史实践行将结束，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内容。

但是，如何看待这种“历史终结”？计划经济的终结是不合时宜、不服水土、还是不合逻辑？换一种说法，就是如何看待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关系？由于计划经济在记忆犹新的现代经济史上曾经具有相当的时空影响，作为一种理论构想有其思想源流，更由于计划手段在现代国家的经济生活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计划或者计划经济的问题在今天仍然是现实话语。由于现代经济问题的错综复杂，乱象丛生，市场经济还没有达到理想状态，也不可能到达理想状态，甚至在经济生活中市场失灵无效的状态成为市场软肋，计划又是观察这一问题的重要角度。因此，在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对诸如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讨论显得复杂多样，也是很正常的。就我们要讨论的计划经济在历史舞台上日渐式微以至消失的客观现象，人们的评判观点莫衷一是，大相径庭。这反映出：一是计划及计划经济现象本身的复杂性；二是对其认识的过程性，有待于从更高层面去作出逻辑结论。

关于计划经济：不同经济形态的历史表现及逻辑比较

（一） 不同时空下经济形态的历史表现

人类经济活动史表明人类社会存在过自然经济、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三种经济形态或者说经济运行方式。从微观角度去观察，自从私有制和国家产生以来，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计划经济的经济因素和形式，在人类经济生活中是同时并存的，构成一个国家或社会经济的整体。但是从宏观角度去观察，三种经济形式或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一个社会或国家的经济总体中所占的比重和地位很不相同。一般认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漫长历史上，自然经济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此一时期的经济形态从性质上就被称为自然经济形态。而在奴隶制社会以来的自然经济形态中，作为经济形式的商品经济或计划经济的成分，就已经存在，只不过从数量、比重、地位上都是从属性质的。此时社会占主导地位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给自足是自然经济最基本的特征。自资本主义社会以来商品经济便取代自然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自此以后的经济形态便被称为商品经济。在商品经济形态下，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成分仍然存在着，只不过处于从属地位。强大的商品经济并没有消灭或者排除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相反在整体经济中包容着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商品经济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交换经济，经济活动不仅是为了生产者自我满足，而且是为了交换而进行的。计划经济如果把它看作一种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和调控，或者说国家和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活动的话，它由来已久，自从有了国家，国家发挥经济职能必然会产生计划经济因素或形式。但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在经济总体中，国家主导的经济活动始终不占优势数量和地位，长期经济史没有出现计划经济形态。而计划经济理论是在18-19世纪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中初步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都有各自的计划理论，其它学派如马尔萨斯也有计划经济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提出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构想的时候，提出了其影响很大的计划经济理论。在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按照计划经济理论构建计划经济的制度、模式和经济形态。世界上凡社会主义国家都先后创建计划经济模式，但在计划经济形态下，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消灭自然经济、商品经济的成分。虽然计划经济的推行者试图用计划经济、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要消灭自然经济、商品经济的所谓资本主义的尾巴，但是并没有真正达其设想。计划经济的显著特点是国家（政府）的计划、指令、管制成为经济运行的枢纽，国家的经济活动尽力按照一套计划方案和蓝图来实施，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成分都被国家大大削减，甚至一度试图将其消灭。但是计划经济形态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昙花一现，其历史时空最为短暂，其中玄机需要揭示。

（二）不同经济形态的基本逻辑比较

经济活动从最一般意义上讲，是人类满足自己吃穿住行用等经济需要的能动活动。人类通过自觉的目的性的活动满足对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需要。经济活动服从和服务于人们的经济目的。经济目的，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性价值，经济产品是经济活动的产物，是经济活动的客体性价值。人的能动实践活动是架通二者，实现主客体统一的中介。因此，目的性原则是经济活动的首要原则，从目的到活动到手段，人的经济活动是人的经济目的与经济手段之间通过人的劳动活动形成的能动的平衡关系。传统经济（自资本主义以前）由于较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是一种相对短缺的目的和手段的平衡关系，但仍然总体上处于平衡状态，因为经济平衡与人自己的平衡能力直接相联系。而现代经济以来由于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过剩性的平衡关系（尽管在资本主义早期存在的是相对过剩，实质短缺），但经济总要维持一种平衡状态。因此，经济活动的一般逻辑就是遵循实现经济目的一定的经济平衡状态。

自然经济的一般经济模式或者逻辑可以描述如下：

作为经济活动出发点的我和落脚点的我是统一的，即“我满足我自己。”在外部条件正常的情况下，此一模式可以达到人的经济目的。这一模式实现经济目的的特点是目的与手段的平衡性，包括人自我的平衡性以及自我平衡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平衡；同时表现出满足经济目的的封闭性即小范围内的自我满足；以及满足经济目的的经济性或节约性，即以自我的经济需要确定生产的数量，不进行过量生产，过量生产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是无价值的。

商品经济的一般经济模式或逻辑可以描述如下：

这一模式包含了自然经济“我满足我” 的简单内容，在此之上形成了多重叠加关系，其满足经济目的的特点具有简单性自我平衡之上的复杂社会平衡性，即在此条件下人们的生产仍然包含着为自己生产的目的性或目标性，同时也表现为他人和社会生产的扩大性。表现出满足手段和范围空间的开放性、满足程度和数量的丰富性。但与此同时生产活动自我预见的范围和自我控制的能力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比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大大弱化。商品经济的经济风险、在全社会范围的生产不经济状态（浪费性）也显然比自然经济条件下有所增长。但是，商品经济在逻辑上包含着自然经济，其在正常条件下达到人们最基本的经济目的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而计划经济模式或逻辑可以描述为：

在这里经济活动的直接出发点是国家，而落脚点是人民（我们），二者之间的基本关系不具有统一性；国家成为经济的出发点，也违背了经济活动的最基本的目的是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要，而不是国家的需要。从平衡性来看，国家（或政府）是拟制主体，其数量是一，而国民的数量是多，一和多之间是一种很难平衡的关系。“一”不能代表“多”，“一”不能满足“多”。尽管这里的“一”是超越个人的一个庞大的组织或机构，但是从其主体性、人格性来看，其无疑是“一”。从逻辑模式上显而易见，计划经济偏离最基本经济目的逻辑风险已经是显而易见，其满足经济目的的手段和方法从总体上来说是不足的。这样一种逻辑结论也被计划经济的历史实践证明了。前苏联，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曾经创造了大量的产品，但是直接满足人们衣食住行基本需要的产品却相对短缺；从人们的经济生活水平来看，长期的计划经济中人们的生活质量处于低水平，而这种状态在生产力水平较落后的历史上，在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体制或形态下却是没有出现的。因此，计划经济对基本经济目的的背离性、经济目的与经济手段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平衡关系上严重失衡，成为计划经济不能主导经济生活的根本逻辑根据。

根据上述分析，三种经济形态的区别在于：在满足经济目的上，自然经济是“我满足我”；商品经济是“我们满足我们”（隐含了我满足我）；而计划经济则是“它（国家）满足我们”；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都体现经济目的与经济活动（手段）的统一性；而计划经济在逻辑上却反映为经济目的和经济手段的背离性；在经济目的与经济手段平衡的数量关系上，自然经济是“1人（我）满足1人（我）”，商品经济是“多人（我们）满足多人（我们）”，而计划经济则是“1人（国家）满足多人（我们）”。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都具有这种数量关系上的平衡性，而计划经济则不具有这种平衡性。因此从逻辑上得出，在一定条件下，主导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都能实现经济活动的目的性和平衡性，而主导性的计划经济却会背离经济活动的基本目的性和平衡性。

关于计划经济：在什么意义上宣告终结

如前所述，在一般逻辑意义上，一个国家或社会试图采取主导性的计划经济形态或体制，在经济逻辑上是行不通的。过去社会主义国家既有的计划经济模式试验的失败也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出于基本逻辑问题，在将来的社会（国家）计划经济模式也不会成为未来的现实。因计划经济从逻辑上不能成为一种基本的经济形态，即使在任何现实的经济条件下。

在历史经验和理性思辩之上，对曾经在社会主义国家占主导的计划经济模式及其理论的思考和批判由来已久，不乏真知灼见。在20世纪30年代自由主义者与计划经济论者、国家干预论者之间的争论中，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提出过反对计划经济的经典性思想。哈氏主要从计划经济获取信息的成本接近无穷大，无法分清企业经营失败或过错的责任，甚至人的智力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而计划经济具有低效性，据此哈耶克不相信集中计划经济的模式能够正常运转。而现代制度经济学也运用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经济理论等对计划经济作出否定性评价。学者党国印在《计划经济制度及其理论的历史终结》一文中对提出计划经济的零交易费用假设、利他人假设、人类理性天赋差异假设等三个前提假设，作出辩驳批评，也对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与计划经济的必然联系性提出否定性分析；甚至对“完善计划论”试图把市场交换规律转变为计划者的自觉行为来一个对市场机制的人为模仿进行了批判。

虽然在历史验证的立场和理论分析的立场计划经济及其理论都日趋被归于错谬和荒唐，但本文的对计划经济及理论的否定，不是从经济技术、经济活动假设的角度提出的，而是基于计划经济在经济目的统一性、经济手段的平衡性上存在的基本逻辑错谬和障碍，得出计划经济不能作为一种基本的主导的经济形态正常地存在于人类经济生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而作为一种经济手段，补充性的经济形式和因素，计划的存在既有其经济的现实性，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

1.石齐平.朝鲜与古巴：计划经济模式的真正终结[J].中外管理，2010(10)

2.程慧敏.试论马克思的计划经济思想[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0(4)

3.党国印.计划经济制度及其理论的历史终结[J].开发研究，19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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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体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为社会分工。身份独立，交换自由。民法的契约自由制度是指交换不仅须有身份平等的主体，而且须有贯彻这种平等身份的形式或媒体，使人们能将自己的自由意志充分体现在交换的形式与内容中，从而使产品和社会财产的流转能量大限度地符合人们的利益追求，使人们的经济活动最大可能地接近价值规律的要求。民法这种既直接在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础上产生的，又反过来最直接地促进了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由此可见，民法的确是体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民法本质上是反映商品经济一般条件的法律形式，它调整着商品经济中几乎全部财产所有，财产流转和人身关系在商品经济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首要前提，是商品生产者彼此承认交换的对方是平等和独立的所有者。同时价值规律的作用要求承认每一个商品生产者是独立的私有者，允许他们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自由地开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这种作用反映到人与人的关系上，就表现为他们在形式上完全平等。这种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所要求的形式平等，在商品经济广泛发展，价值规律的作用得到充分显露的社会里，国家为维护统治阶段和整个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条件，自然需要用法的形式予以保障，这种形式就是民法。从民法的权利主体制度，所有权制度，合同制度和民事责任制度来看，它们都是适应商品经济的要求建立起来的。首先，参加交涉的商品必须为交换人所有，即交换者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交换物的所有者，而且，交换者参加交换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对方的商品归自己所有，这就要求在法律上确立所有权制度。其次，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在不同的主体之间进行，由他们作为商品的监护人，相互平等地发生关系。因此，反映商品经济要求的民法，首要的是确立商品生产，经营者或所有者的法律地位，建立权利主体制度。在民法上，能够享受平等权利能力的主体范围，与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从事商品交换的人的范围是完全一致的，第三，商品生产须以不同的社会分为条件。只有不同的具体劳动所形成的不同使用价值，才能作为商品互相对立并进行交换，商品交换的这一特征，反映到民法上，形成合同制度。第四，民法上的责任制度，即保护权利的方法，又表现为用平等方法来保障商品生产者在形式上的平等地位。以上可见，民法的各项基本制度，无一不是反映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要求，贯彻平等原则而建立起来的，民法在本质上是反映商品经济一般条件的法律形式，它调整着商品经济中几乎全部财产所有，财产流转和人身关系。

 

民法对商品关系以外的财产，人身关系的调整也是由商品经济决定的(1)在奴隶制时代的罗马，只有家长是完全的私法上的权利义务的主体，可以自由平等地参加商品流转关系。但是，作为商品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的，却不是家长，而是家长以罗马的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的家庭。因此，要维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正常进行，还必须规定家庭成员和奴隶的地位，规定他们相互之间及其与家长的关系，这就形成了罗马私法上的婚姻家庭制度。其中的道理，正如资本主义民法为调整商品经济关系，而规定了作为商品生产，经营单位的公司的内部关系一样。罗马法上最初的继承制度，则是为了保障家长人格的继承，以后才发展为财产的继承，而与所有权相联系。近代资产阶级在继承罗马法上反映商品经济一般要求的私法制度时，仿效罗马法，从而将婚姻家庭法规范包括在了民法中。(2)民法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形式，一旦形成，便有其相对的独法上的所有权制度形成以后，就不仅限于保护作为商品交换的前提和结果的财产所有，而且还用于保护一般的财产所有权。在民法形成以前或民法不发达的社会，财产关系主要用刑法和道德规范调整的，而在民法发达的社会，这种关系则主要由民法调整。(3)民法是为着调整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关系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所体现在平等原则也正是商品关系所要求的。然而，在商品经济社会，平等原则不仅首先渗透到整个经济生活领域，它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还要表现为政治要求，或多或少地反映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社会里，赠与，使用和无偿消费借贷以及有关独立主体人格的关系，必然是一种平等者之间的交往关系，而且往往具有价值因素。例如，赠与，使用和无偿消费借贷合同的标的，有时需要折合为金钱价值，以便接受国家的监督和作为偿还或赔偿时的参考;侵犯人格权，往往也可准予以金钱赔偿劳动人民日常生活中细小的使用和无偿借贷关系，则无须诉诸于法律来调整。

 

由此可见，民法调整商品经济关系以外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也是由社会的商品经济条件决定的。只有产生了商品经济关系，才会有民法，人们才会去研究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理论才会得到完善，立法机关才会制定出更完善的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民事法律行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商品经济越发达，越复杂，对民事法律行为理论的研究就越发展，越完善，越重要，民事法律行为理论对商品经济活动的立法推动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随着商品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和复杂化，法律规定就会显得明显滞后，而立法活动需要有相应的理论依据作支持，商品经济活动的这种发展趋势必然带动民事法律行为理论研究的空前活跃。总之，无论从各国立法的历史沿革，还是从各国立法的现实状况来看，民法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位置，一个社会的商品经济越是活跃，民法的作用越是突出，商品经济关系本身必然包括的人与人之间的主体关系，人与物的财产享有所有权，使用权，承包权，经营权等权利关系，以及商品经济行为中当事人彼此要各自承担的权利，义务的合同关系都是民法的调整的范围，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兴旺发达，不能没有民法。商品经济作为社会必须赖以存在的，民法对其调整直接影响着国计民生。所以说，民法是调整商品交换的最一般的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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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家规划教材 经济与政治基础知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特点

在国家规划教材《经济与政治基础知识》（下面简称新教材）的教学实践中，笔者充分体会到新教材全面贯彻素质教育思想，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劳动者和中初级专门人才需要的实际出发，注重对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一、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的经济

市场是社会生产和社会分工发展的产物，它是和商品经济同时产生和发展的。市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市场是指商品交换的场所，即有形市场。

广义的市场包括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所谓无形市场是指没有固定的交易场所，靠广告、中间商以及其他交易形式，寻找资源或买主，沟通买卖双方实现交换。因为没有固定的场所，所以在这里，买卖或交换的实现过程就是市场。因此，广义的市场就是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既联系又有区别。商品经济反映的是人们进行劳动交换和经济联系的一种经济形式。市场经济则是指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资源配置就是指把有限的资源（人力、物力、财力和土地）配置到社会需要的众多领域和部门中去。在市场经济中，社会资源的配置是由市场机制实现的。市场机制就是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市场经济机体内的竞争、供求、价格等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

二、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1.资源配置市场化

资源配置市场化是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主要表现在：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影响市场价格，价格反映资源稀缺程度。

2.企业行为主体化

企业是市场主体，企业的行为应该是市场主体的行为。

3.宏观调控间接化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必需的。但国家一般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是通过各种经济手段和相关政策，来影响价格、利率、汇率、工资等市场信号，从经济利益上引导企业调节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从而达到宏观调控目标。

4.市场体系完善化

建立健全规范的市场体系，是市场经济有效运作的前提。因此，我们要规范市场行为，加强市场管理，制订市场规划，维护市场运行的正常秩序。

5.市场管理法制化（略）

6.保障制度社会化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搞好市场经济的重要保证。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与商品经济密切连在一起的。因此，它既可以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可以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是所有制基础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

在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有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中有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除了占主导地位的公有制经济还有个体所有制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等非公有经济，它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现有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我国现阶段的个人收入分配结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结构。这是适应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

第一，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地位，劳动者的主任翁地位才能得到体现，最大限度地满足劳动者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才能得到实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才有了根本保证。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实现共同富裕为主要目标。

第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能够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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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法物权体系中的自物权即所有权依旧，而他物权则在发生不断的变化，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至资本主义时期，便产生了一种新型的、为现代商品经济不可或缺的他物权，即经营权。经营权不同于传统民法他物权的显著特征体现在：其一，经营权的主体不再是自然人，而是经济组织，尤以企业法人为主；其二，经营权的客体不再局限于土地及其之上的附着物，而是包括几乎全部的有形物质财产和无形财产，统称之为资产；其三，经营权的行使不仅仅是直接作用于物质资源，如耕种土地、居住房屋、穿行邻地，而是现代广义的资产经营行为；其四，经营权的效益实现不仅仅来源于客体本身，还来源于客体以外；其五，所有权人的利益更为密切地与经营权人联系在一起。

但是，经营权的法律性质依旧是限制物权。就此而言，经营权与传统民法他物权并无二致。

对经营权形成背景的历史分析能给我们诸多有关经营权本质与特征的启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与日俱增，交换途径日益宽广，经营方式愈发多样，尤其是股份公司的产生和大量创设，以社会化的联合生产方式取代了资本主义早期的独资和合伙经营生产方式，无数的社会资金得以集结，庞大的生产要素得以组合，使得资本的所有者日益从具体的生产经营过程中脱离出来，经营者的权利则日趋加强，最终发展为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包含占用、使用、收益、处分诸权能的经营权。

我国民法中的经营权，本来也应该是一般意义上的经营权，即因所有者的出资行为而创设、由企业享有的资产占用、使用、收益、处分权，换言之，只要有设立企业的行为，就会产生企业经营权形成的后果，无论出资人是国家、法人还是自然人，无论设立的企业是全民企业还是集体、私人企业或混合型的股份公司，也无法由谁来具体行使经营权。但由于特殊的原因，现在的经营权似乎已是专就全民企业而言，专为全民企事业而设，专指全民企业的财产权利。这一观念应该改变才好，否则对于我国民法完整物权体系的建立是不利的。

当然，全民企业的经营权的确是最重要、最急需从理论上和实践中给予确定的。

经营权到底能否正确、科学地揭示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财产关系和法律关系？持怀疑态度的恐不在少。从较早出现过的法人所有权、相对所有权、公司所有权等观点即可看出，不少人是主张所有权才是解决国有企业产权关系的唯一出路和最终答案的；经济学界也有学者认为国有企业改革之所以陷入困境，根本的问题就在于不承认国有企业的财产所有权，而不赋予企业所有权，国家与企业的产权关系就是模糊的，就不可能触及企业改革以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性问题。造成这种理解有诸多因素，源于对传统民法他物权的特征表现的认识恐怕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因为传统民法他物权是受到来自于所有者的严格的约束，其对于所有权的从属性色彩殊为浓厚，而独立性特性却不充分，而且往往只限于所有权的一、二项权能，加之传统民法中的所有权却是至高无上、备受尊崇，土地的所有者又往往具有特殊的社会身份，用益物权人在所有权人面前都会自觉卑微三分，所以，如果国有企业的财产权利被定性为经营权这样一种用益物权，人们担心企业的权利不足以抗衡来自于传统体制下政府对于企业的种种干预与束缚，企业仍旧成为不了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所以，唯有所有权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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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转轨经济学 华盛顿共识 激进式变革 渐进式变革

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基本特点主要包括：从经济体制方面表现出来的内容来看，是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而从经济发展模式方面来看，则主要表现为越来越多地依靠于市场机制校正跳跃式发展所形成的社会生产结构，而缺乏经济核算和生产者激励机制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则更多的表现为社会再生产循环的困难程度，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增长方式转变正是从解决这些矛盾的实践中开始的。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两分法，主要是针对计划经济体制排斥经济核算、不注重生产者物质利益等重要问题，从而最终采取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方式。

转型经济学：超越渐进与激进

本文所指出的所谓的转型经济学就是指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经济学视角下的转换，即经济学范式转换。从人类社会有经济这一现象开始，人类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依次经过了多种转化形式：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而随着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很多理论界学者也把知识运营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来运作。因此，可以看出，我国由改革开放以前到现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转型：其一就是经济制度的转型，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其二就是现在理论界一直都在提倡的经济增长方式与人类实践模式的转型，即常见的宏观与微观的相互转型。这两种转型都是局部与整体、个别与一般、微观与宏观的相互关系。本文以转型经济学的两个重要的代表流派为切入点，分析这种部分与整体、个别与一般以及微宏观之间的关系，以此来详细阐述我国经济两分法的走向历程。

（一）华盛顿共识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急剧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时期，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认为的实行紧缩的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的限制，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方式，在当时均得到来自于世界银行的大力支持，即“华盛顿共识”。后来这些观点又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随着全球化的日益盛行，“华盛顿共识”从而形成广泛的社会认可。

“华盛顿共识”在最初的时期，受到了来自于国际金融组织的热烈欢迎，其中的很多政策都是以经济学的教科书知识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认为，国家经济的转型必须依靠三大支柱的支持：即价格的自由化、私有化、宏观经济的稳定化。价格的自由化也就是在本国经济中实行自由价格，让市场价格能在经济中起引导作用，并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私有化的支撑与实行可以使最大的市场主体—企业产生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激励效应，稳定化主要是指宏观经济在价格上的持续稳定性，使价格体系能够随时对市场上不同的商品稀缺起调剂作用。“华盛顿共识”还认为，国家经济在转型中一旦引入市场体制的改革，将很快收获利益，生产效率也会大幅度提高。因此，转型必须是激进的、爆炸式的发展模式。

（二）制度经济学对转型经济的观点

制度经济学研究是主要以制度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制度对国家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以及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又是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和发展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各发展流派在不断的发展完善，而制度经济学在现当代的转型经济学发展领域里是一支特别引人注目的经济学分支。它强调立足于个体间的互动经济关系来解释其所产生的经济活动，它最先确立了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以此经济关系作为研究的重要起点，并反过来确定以一个总量的标准如何对整个经济活动做出一定量的安排后果这一研究思路。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的领域中，颇为引人关注。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现代微观经济理论中所提供的制度经济学这一特殊角度的基础上的。当前在西方国家对制度经济学做出很大贡献并同制度经济学共同发展的经济学家主要包括：科斯、诺斯、威廉姆森等。这几位学者认为：市场之所以能够充分的发展主要是依赖于足够的制度建设。在经济学中最前沿的理论是现代微观经济学，这一理论包含了市场信息不完善这一特点。所以，市场良好、持续的运作必须依靠市场提供的完备的信息，这样才能使市场的经济主体对一切信息了如指掌。反之，不完善的市场信息将无法保证市场良好作用的发挥。

反思：转型经济学的两种改革道路

回顾我国30多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历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性表现为1979年底召开的以后我国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第二阶段是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时所提出的在我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三阶段是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的我国改革目标，即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三个阶段被形象地誉为中国经济的三座里程碑，更是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改革开放的开始阶段即改革实践过程的设定阶段、双轨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形成和渐进式改革道路发展的确认阶段、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的阶段。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是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经济改革理论必须是以指导改革实践、服务于改革实践为研究对象的一种规范性理论。

（一）经济改革理论

经济改革有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即经济改革理论这个基础性要素，社会在对待经济体制改革的态度一般是首先强调利益关系，但是并不受自身利益决定，更取决于人们对经济改革所采取的根本措施是否符合社会公正性的判断。换言之，亦即社会公众对社会问题中的公正性的某些基本价值，即国家意识形态的认识。而一旦当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发生变化，那么必将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的变化。这就表现为经济改革理论研究要受到经济实践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在各个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由于段性特征不同，相应也有不同的理论出现，但由于理论本身还存在着一定的反复性，势必导致经济改革很难从时间上来划分出清晰的、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

纵观我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和我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必须沿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来发展经济，这点已经在我国学术界得到了共识。这个过程不仅是对原来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大胆突破和扬弃的过程，更是对市场经济重新认识的过程。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普遍认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三大特征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这也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对社会主义制度属性的定义。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以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形式和体制模式的高度，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的关系、价值规律和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剖析，得到结论：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仍旧是商品经济。同时，还进一步提出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从而摒弃了传统的计划经济观点。而对于我国公有制的改革理论探索，始终贯穿于经济改革和体制转型的整个过程中。对于这方面的理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所有制结构上，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只能是单一公有制的理念，提出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局面必须是混合经济的共同发展，对社会主义发展的经济制度进行了重新定义；第二，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对原来传统的国营经济形式进行了否定，提出了多种公有制形式的观点，并使股份制逐渐成为一种公有制的全新形式；第三，在所有制关系方面，面对从宏观到微观企业财产组织层面的发展这一主要问题，提出了两权分离的具有较强实践性的理论。并引入了西方经济学对于产权的理论和方法，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和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研究和实施，最终解决了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问题。

如果从收入分配这一社会现实来看，这一改革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按劳分配的平均主义观念，并在很大程度上对效率以及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给予了关注。同时还对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提出了理论思考，充分地肯定了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和劳动力市场是现实存在的，并提出了要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紧密结合起来的经济体制。

（二）商品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

30多年的改革开放，让理论界对经济体制的发展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经济改革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是通过经济改革理论的发展而奠定的理论基础，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启动和局部突破提供了重要以及必要的理论基础。其实这一商品经济理论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初期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原型，这就是所谓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的学术观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学术界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理论。以市场取向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济改革理论是建立在改革开放全面启动的基础上的，并根据当时的经济体制运行的实际问题而提出的，是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彼此之间关系的一种深入探索，并具有倾向性和过渡性。

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依赖于我国农村的和非国有经济体制的迅猛发展，我国一方面在实行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又在借鉴国外的经济理论，使得我国的经济理论由改革初期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内容，转变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要取向的改革内容。市场经济理论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更加突出了市场的本质、市场的有效调节以及市场经济在发展运行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还充分肯定了市场的主导可以决定大量的经济活动这一社会现实，并对生产要素应该进一步商品化、市场化给予肯定。这一过渡性的改革理论为我国更进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随着西方比较经济学的引入，以经济改革理论为理论基础，理论界重新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着不同的经济体制模式，明确将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划分为宏观调控、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微观基础企业主体这三个互相有机结合的层次。经过多达十几年的经济改革理论和社会实践的探索和激烈辩论，我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逐渐被确立起来，即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

结论：我国经济转型的两分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由原来的农村经济改革转移到了城市国有企业的经济改革，并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铺开。经济改革的理论研究重心已转移到了经济改革的战略如何选择的问题上。这一理念主要包括：改革目标的探索、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经济改革的基本策略以及主要步骤等问题的涉及和选择。

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传统的社会文化、思维模式、风俗习惯、道德观念等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着改变，但是这种改变是需要在一段漫长的时间积累中培育和引导的。更主要的是，这些内容上的经济体制是与正式的经济制度的变化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的。总之，经济改革理论是与经济实践互相作用并不断发展的，它向前迈进的每一步都是由于随着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入遇到的需要解决的新问题而提出的，那些不能按照传统的理论来解决的实际经济问题都将是理论发展的新起点。

参考文献：

1.莉.转型经济学的“转型”：超越渐进与激进的两分法.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2）

篇8

消费结构包括消费需求、消费水平、消费方式和消费品的类别与比例等项，能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

一、人口压力与人口流动所造成的消费需求结构对商品经济的作用

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动因是消费的需要，人口作为社会生产活动的主体，既是生产力的构成因素和生产关系的体现者，又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一个社会、一个地区的人口，一方面依存于经济，为经济水平所制约，另一方面也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其中人口的消费需求与生产结构的性能密切相关。

在生产工具简陋的古代农业社会，生产的增长一般依靠充足劳动力的投入，即劳动密度的增加，因此经济繁荣往往以人丁兴旺为标尺。江南地区的开发得力于西晋末年开始的具有先进劳动技能的北人南下。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外地人口的涌入，江南人口急剧膨胀，北宋时人稠地狭的矛盾已初露端倪，逮至明清阶段人地关系的紧张愈演愈烈。就全国范围看，明代人口最多时达一亿左右。清乾隆在位的60年间连续突破两亿、三亿大关，道光年间竟增至四亿。而偏处东南一隅的江南地区人口高度集中，雄居全国之冠，据推算：明代全国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数为19人，而浙江是114人（相当于全国人口平均密度的600％），南直隶为48人（相当于全国密度的250％）；其中，苏、松、嘉三府，每人平均占田数仅4亩左右，存在首大量的剩余人口。①］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口或劳动力过剩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必需，且成为经济和社会运行的拖累，往往需要通过移民、扩充军队、兴办公共工程等非生产方式来暂时消化一部分过剩劳动力。明清时期，北方的过剩人口很难解决，而江南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较为成功地化解了这一难题，避免了因人口过剩而导致的流民动乱。

江南地区的可耕土地在北宋时即已开发殆尽。可是，一定量的土地能够养活的人口量有一定的界限。在以机器、化肥、大规模的农场经营为标志的近代农业兴起以前，挖掘土地潜力的主要方式是强化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收益。但劳动投入的增加也并不单意味着使用更多的劳动力，相反由于劳动技能的熟练和改进使生产率得到提高，将大量农业劳动力从固定数额的土地上排挤出去。江南农产之利，全在水田，因此江南人民千方百计地提高稻作集约化程度，如推广双季稻、稻麦连作、棉豆间作等，发展了多元性的农业结构。由于中国小农经济以农业和家庭手的结合为特征，提供手工业原料的经济作物得以迅速推广——当然也与经济作物的收益高于粮食作物有关。集约化耕作需要一定的农业投资，又往往须现金支付，而清代江南农家耕种十亩，还要“雇工以助之”，更需相当数额的资金，所以不得不依赖家庭手工业收入来补充。与生产经营的多样化相适应，专业化亦有所提高。个体小生产者基于生产条件的差异和个人技能的专长、或专门从事粮食生产，或专门种植经济作物（种棉、植桑等），还有的离开土地后专职人事丝、棉等家庭手工生产。生产经营的多样化与专业化带有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的性质。与商品性生产相适应，并且由于人口依然大量过剩，众多无地或少地以及土地瘠薄的人弃农就商，或兼事货殖作为副业，如徐光启所云：“南人大众，耕恳无田，仕进无路，则去而为末富、奸富者多矣。”②］

上面所述都加剧了江南工商业人口和半工商业人口比重的上升，这类人口多向新型的工商业市镇集中。城镇中的工商业者与市场联系密切，他们队伍的扩大无疑促进了商品交换与生产的发展，而且江南城居地主、官绅数量的庞大及其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也成为商品市场经济高涨的一个动因。

二、消费主体、消费水平对商品经济的

明清江南地区的生活消费水平较前有很明显的提高，平均水平也高于同时期其它地区。然而，在商品市场经济的旋涡中，各个消费主体由于本身经济能力与所处的经济环境不同，其消费水平呈现出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与生产结构、经营相关联。

实际上，明清江南人口的绝大多数仍然附在土地上，即便那些游离出来的工商业者，也与土地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割不断与土地联系的脐带。个体农户的多种经营还是以种植粮食作物的农耕生产为主体，尤其在肥美的水田地区，主要种植稻作，兼种棉、桑等经济作物，粮食基本自给自足或半自足。少数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农家，口粮也多取自本地，交换行为基本在市镇这类地方小市场完成。以粮食种植为中心、以糊口为目的的生产规定了消费水平的低下和简单。一般人家大都以织助耕，家庭手工业的大小直接关系到消费水平的高低，“女工勤者，其家必兴，女工游惰，其家必落；正与男事相类……且夫匹夫匹妇，男治田可十亩，女养蚕可十筐，日成布可二匹，或纺纱八两，宁复忧饥寒乎？”③］这种配合紧密的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结构的商品化发展，不仅解决了庞大人口的基本生活消费问题，而且多余产品大量进入交换领域，输出埠外。但是，商品化生产的发达并没有使江南人民突破“低消费”的界定。就连植桑、养蚕、缫丝、织造专业化、商品化程度很高的湖州来说，广大专事副业或手工业的个体家庭，仍然是靠换取粮食以维持生计和交纳租赋以保障简单再生产的进行。鲜有财富的大量积累，故时人有曰：“湖丝虽遍天下，而湖民身无一缕，可慨！④］

当然，与单纯的经济下“低消费”不同，明清江南地区的“低消费”具有相对性。况且，消费本身及其影响已逾出本区域，从而加强了小农经济对市场的依赖性。

农村以小农经济为中心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完全解决严重的劳动力过剩问题，大量剩余劳动力转化为比较固定的工商业者，并汹汹涌入城镇，成为市镇勃兴的重要因素。明清时期密如星斗的市镇，聚集了以工商者为主体的大量人口。基于农工产品比价的“剪刀差”以及前资本主义商业的高额利润，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高于四乡。随着市镇多方面的城市功能的增强，特别是零售商业、铺坊手工业、饮食业和酒楼、茶肆、妓院等行业的蜂起，加上大量地主、士绅的迁入，使得市镇行政管理复杂化，官吏队伍遽速壮大。这些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凭藉经济、实力，消费水准高得惊人，高档奢侈性消费品的猛增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但中小工商业者的生活用品基本来自本土所产，他们所从事的商品性生产的发展主要缘自外地市场的需求。市镇市场繁华绚丽，零售店铺鳞次栉比。可是，城市零售商业并非执行流通任务的职能商人资本，而是一种“不执行职能或半执行职能”的“杂种”⑤］，仅能说明消费服务环节的流畅而已。至于饮食、服务、娱乐业更与社会再生产过程无缘。市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差异所造成的多重导向促使江南经济商品生产的种类多样化。

苏、杭等江南大城市的消费水平总体上又高于市镇。因其城市功能在明清时出现有利于商品经济的转化，在较大程度上克服了政治中心官宦性消费的弊端，所以消费水平上升的重要意义表现为占有城市人口多数的一般工商业者经济能力的提高。明代苏州西北阊门至枫桥是进入苏州的主干通道，这里列肆二十余里，居民数万计。东北半城皆居机户，“比户皆工织作”。生产技能和生产率远远高于市镇和乡村的工商业者。较为丰厚的经济收入是消费水平上升的基础。清人钱咏追记明代苏州商贸盛景：“吴中五方杂处，为东南一大都会，群货聚集，何啻数十万家。”⑥］这些来自外地和本地的富商大贾累资数万、十万、百万计，由于商业资本在江南极难转向产业资本，便大量消耗在奢侈性消费中，由此刺激了商业的过度繁荣，也有利于贩运贸易的兴旺、高档商品生产的增长，并进而为广大的手工生产者和小商人提供了大量生存、经营机会。商业和服务行业的繁荣消化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而使社会秩序较为安定，使工商业的发展获得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另外，一些原来官宦性消费极强的江南行政城市即府治、县治的平均消费水平也源于商品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城市功能变动而得到提高。首先，工商业人口的数量增加，改变了人口的比例，扩大了城市规模。如松江旧城狭窄，方圆不及九里。明隆庆、万历间，人口骤增，居民稠密。来自四乡、外地的农村过剩人口汇集在府城周围。四郊十里左右，人口不下二十万，大多数从事工商职业。府城东、西门是商业、手工业麋集区。万历年间，东城“男人制鞋”“轻俏精美”，“率以五六人为群”，“列肆郡中，几百余家。”西门外，有暑袜店百余号，远方客商争来购买。这些工商业人口的多样性、复杂化的较高消费来自市场，交换的扩大又反过来刺激生产结构的商品化程度。这样的消费显然与官僚、军队、士绅、城居地主及其仆从的庞大消费有别。此外，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略，即当时租税折银现象也促进了市场交换的繁荣，尽管其中因商品作为租、赋转化物的不纯性而使交换掺杂着大量水份。

与物质消费提高相适应，江南城乡不同层次的文化消费也有了相当可观的提高和转变，当另文述及。

三、消费品结构、消费行为结构对商品的

依照“物的有用性”即使用价值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消费行为可大致划分为一般性的日常生活消费与奢侈性高消费。

在消费品总量中，一般日常消费品质量的提高和比重的增加，意味着社会经济正常、健康的和进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物质生产水平低，但由于阶级、等级、职业差别和财富差别的悬殊，享有特权或财富的“非生产者”的奢侈性消费畸型地膨胀，其对市场的依赖性尤其促使长距离贩运贸易的片面发展，由此影响到生产结构里劳动、资金的投入集中于奢侈性用品的生产，从而相对削弱了日常生活用品的生产。高侈奢消费行为还使劳动和资金流入商业、服务、娱乐业领域，浪费了大量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扩大再生产的各种机会。

奢侈性消费品与一般日常用品的界线不是一成不变的。明清江南地区某些原属高档消费品的商品降为普及性的一般生活用品，这是一个可喜的征兆。如棉布衣饰在唐时仅为权贵服用，迄及，“凡棉布御寒，贵贱同之。”⑦］至清时，“江南一带，康熙间，常服尚多用布。”到嘉庆间，已是“以布为耻，绫缎绸纱争新色新洋。”⑧］棉布作为日常用品，其庞大的消费需求有力地推动了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棉纺织业的发展。丝织业中也存在相似的情形，如包头绢行、改机行，都是生产与民间消费有关的日常服饰品，包头绢为创织细软的纱代替高级品的精纱，而改机则是把原属高级品的缎或纱改织成较坚实的绸，以利在民间扩大销路。这类日常用品范围的扩大、数额的增加、质量的提高，有利于产品结构摆脱前资本主义的性质。

但明清江南地区消费行为的两极分化依旧严重，并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奢侈性消费益发炽盛。康熙“盛世”之时，唐甄根据在苏州一带亲历，描绘了城乡、贫富人家消费和经济水平的巨大差距，“行于都市，列肆焜耀，冠服华朊，入其（农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蜎体不申。”⑨］广大生产主体的消费能力低下，表明他们缺乏经济实力进行扩大再生产。

明清江南奢侈性高消费是在商品经济广泛发展的背景下形成的，这究竟与市场交换和生产结构有什么关系呢？

四、奢侈性高消费风气对商品经济的影响

在日常消费品商品性生产增长的同时，明清江南的奢侈性高消费品也与日俱增。消费行为的“尚奢”风习迷漫于大、中、小城镇以至乡村，见诸当时士大夫充满愤慨和忧患的议论，张瀚写到：“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赴焉……”⑩］尚奢耻俭还引起社会道德风尚的变化，徐献忠认为：“今天下风俗，惟江之南靡而尚华侈，人情乖薄，视本实者，竞嗤鄙之。”［（11）］

以尚奢、薄情为特征的消费、道德风气的嬗变大抵以嘉、万时期作为一个转折点，“正、嘉以前，南都最为醇厚。”［（12）］许多“百不见一二之”的现象伴着明中叶江南商品经济的高涨层见叠出。“传者谓：弘治时，世臣富；正德时，内臣富；嘉靖时，商贾富；隆万时，游侠富。”［（13）］商品经济的发达引动了奢侈性消费的膨胀和社会风气的商品化。

产自江南的直接与商品生产有关的高档商品主要是精致昂贵的丝织品。高档丝织品工艺复杂，不仅需要手工精细的熟练操作，而且需要劳动分工和协作，这裨益于生产的集中化，因而丝织行业中的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相对多一些，还出现了生产关系的某些变动。但大体上还是依靠熟练劳动力的劳动投入，精益求精，如此紧密的内部组织结构抑制了生产分工和协作的社会化。这种生产奉行质量竞争的原则，不同于实行价格竞争的“合理化”生产——后者以改进技术、扩大产量、提高劳动效率为标志，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的竞争、经营方式。悠久的丝织业日益变为生产高、精、尖产品的产业，不能促使整个生产结构的革命性变动。如同英国传统的毛纺业一样，既有强大的生命力（丝绸在近代国际市场仍有极强的竞争力），也有顽强的惰性。在历史上，生产技术、生产关系的变革总是出现在新的产业上，如近代英国是在新兴的棉纺工场里最先使用蒸汽机，从而揭开了产业革命的序幕。

江南以丝织品为主的高层次消费品远销全国及海外，同时各地及海外的珍稀产品也大量的汇入江南市场。这决不仅仅在于富贵人家消费水平即购买力的提高，亦与尚奢竞侈的普遍风尚相关。城乡中、小人家很多贷钱购买金银首饰，竞为华侈。在苏州，“不论富贵贫贱，在乡在城，男人俱是轻裘，女人俱是锦绣。”［（14）］

奢侈性消费刺激了商业、服务业的发达，可以消化大批过剩劳动人口，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一定的益处，清人顾公燮，体察到了这点，“自古风俗移人，贤者不免。山陕之人，富而若贫，江粤之人，贫而若富。即以吾苏而论，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也。”又议论道：“治国之道，在于安顿穷人。……苏郡五方杂处，如寺院、戏馆、游船、赌博、青楼、蟋蟀、鹌鹑等局，皆穷人大养济院。一旦令其改业，则必至失业，且流为游棍，为乞丐，为盗贼，害无底矣。”［（15）］然而，这种前资本主义性质的“第三产业”脱离了物质生产力水平。盛宴酒会、住宅园林、珠光宝器、陈设装置、纳妾宿妓、婚丧嫁娶的挥霍铺张，以及过度的民间信仰、风俗节日等方面的消费对生产和商品生产的意义几乎都是消极的。其对商品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负面作用主要表现以下方面：

加剧市场畸型繁荣，浪费巨大社会财富。高消费的主体多为享有特权的官僚贵族、城居地主、富商大贾及其奴仆队伍。他们的资财源于生产者的剩余产品，多是租税的转化形态，如官俸即取自政府征收的田赋杂税，以及各种法外收入。他们所购置的高档奢侈性产品不管是本地所产还是靠长途贩运进来的，价格都远远高于价值；加之他们的收入很多不是来自亲身生产，必然不甚计较商品的真实价值，如此一来一般生活用品的价格与高档消费品的价格之差距大得惊人。况且庞大的仆从队伍也是消耗社会财富的重要因素。明清奴婢制度十分发达，男优女婢、青楼妓、舆夫佣仆，数量壮观，“大家僮仆，多至万指。”［（16）］“人奴人多，今吴中仕宦之家，有至一、二千人者。”［（17）］这些奴婢或半婢身份的“雇工人”多用于家内服役，属寄生性消费人口。另外，活动在江南的外地商人和高利贷者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身份，更为穷奢极侈，挥霍无度，时称：“大抵吴人滥觞，而徽入导之。”［（18）］因本土地贫瘠、田赋沉重而难投资地产的徽商，其自身的家庭生活颇为节俭，但却在盛宴酒会、纳妾宿妓、娱乐游戏等社会化的消费上不惜挥金如土。这也限制了商业、高利贷资本可能向产业资本转化的量额。由各色富贵人家及其附从人口所造成的奢侈性高生活消费，使明清江南市场带有畸型膨胀的病态，尚奢风气滋长、蔓延、辐射到一般庶民地主和中小人家的日常消费习俗上，即便外出打工糊口的行帮中，许多人也把血汗钱糟蹋在酒肆、赌场与戏馆中。这种靡然风行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短期消费方式，严重损害了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资本积累。

江南本地富户中，地主型居多，生活消费主要来自田产，有的也兼营商业、高利贷业。但由于地权可移动性的“软化性格”，土地买卖在商品货币发达的气候里更为频繁，因此稳定的田产收入得以权力所带来的财富收入作保障，故而最终强有力维持奢侈生活的后盾是权力。江南士大夫如林如云，享有官衔和功名的士绅，包括现任官僚、致仕吏员以及生员、监生，各恃自己的权势，兼并土地。宦海沉浮，风云变幻，故江南田地多易其主。因此，科举入仕、破财捐官，用超经济的手段以保征经济利益的现象在江南地区尤其普遍。在这方面，殊为瞩目的是占据明清江南商人资本市场最大份额的徽商、晋商等商帮的“政治性消费”。许多徽商虽以微本起家，恪守职业道德，兢兢业业，惨淡经营，可一旦拥有一定的资财后便不惜血本勾通官府，谋求特权以赚取更多的利润和减少经济的与非经济的搔扰、盘扣。大一些的徽商大都经营受官府扶持和控制的盐、茶贩运业和典当业，颇具官商色彩。政治性消费的另一目的是抬高社会地位，炫耀门第。徽商还积极参予江南地区修路筑坝、赈灾救贫等公益、福利、慈善事业，博取盛誉。此外，徽商等外地商人效法江南仕宦人家，将大量资财用于捐官和扶植乡族子弟科举入仕，不独因为权力是财富的矿藏，还如汪道昆所言：“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驰儒而张贾，既侧身飧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张一弛，迭相为用。”［（19）］本来可以作为有力的经济力量的大量资财消耗在政治性的无谓投资上，这种物质财富的“异化”消费遏制了向产业资本转化的欲望。

五、全国及海外消费结构与明清江南商品的互动

从明清江南市场的超区域辐射功能的视角，可以看到江南商品经济的及其特点与全国的消费需求、消费结构互为制动、密切关联。由于各地的生产、生活水平普遍低于江南地区，使得江南以棉布、丝帛为主的农、副、工产品遍销全国及海外，而销售路线的不断转移避开了某些地区生产发达后阻滞江南产品进入的障碍。这就使得江南日常用品商品化生产因为有广泛的市场需求而具备了持久的生命力，可同时也抹煞了生产技术突破性革新的要求。

国家维系庞大的官僚、军队等财政供给除来自赋税外，也部分地与江南市场发生直接、间接的联系，如“领织”、“市买”即是如此。特别是军队所用的棉布多是购自江南市场。封建国家这种巨大的军政消费需求对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另外，皇室、贵族、官僚和各地的地主、富商以及少数民族首领的奢侈性高消费需求，了消费结构的比例和性质，对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这种作用如同前面的江南富贵阶层消费需求所产生的效果一样，弊大于利。此外，海外市场对江南产品的消费需求，基于明清政府对海外贸易的禁止和限制，以及以农立国的大陆国家的特点，对江南商品经济结构的影响是偶发的、扭曲的、微小的。而不似近世之初的西欧国家由于海外市场对高档消费品需求的扩大引起日用消费品生产的增长，由此出现商品经济结构的革命性变革。

六、小结

通观明清时期以江南地区为主的全国消费结构在江南商品经济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可以得出带有性的观点。

人口密集的压力是促使商品经济发展的最初、最直接的消费动因。生产的日益商品化、工商业人口的增加和集中，使生活消费愈来愈依赖市场。但消费结构的内部比例依旧不合理。马克斯·韦伯指出：“走向资本主义的决定性作用，只能出自一个来源，即广大群众的市场需求，这种需求只能通过需求的大众化，尤其是遵循生产上层阶级奢侈品的代用品路线，而出现于一小部分奢侈品中，这种现象以价格竞争为特征，而为宫廷进行生产的奢侈品工业则遵循质量竞争的手工业原则。”［（20）］固然与中国传统商品生产相比，明清江南日常生活用品的商品化生产得到广泛的、长足的发展，然而从质量竞争变为价格竞争的新型消费经济没有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反因富贵阶层消费能力的提高和尚奢风气的普遍化，奢侈品的商品性生产恶性膨胀，并进而加剧了交换的过度发达和市场的畸型繁荣。

通过对消费结构的剖析，可以看到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种种规定。城乡普通人家尤其是农户的消费水平相对低下，这主要是因为生产结构里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个体小农经济的生产力伸张度有量与质的限定。由于城乡浑然一体，经济对流极不充分，城乡交换仍旧限于地方小市场上的盐、铁、茶和粮食。城镇市场的繁荣纵然与手工业的壮大有关，但交换重于生产的前资本主义性质一仍旧贯，较大规模的手工作坊、手工工场极为稀少，反映出生产分工与生产力依旧不发达。相反，城镇珍稀奢侈品贸易、土特产贸易以及零售商业、饮食业、娱乐业的发达和市民文化的糜费腐化，说明这种不合理的消费结构受到特定经济形态的制约。在这样的背景下，商品经济的发展就难以出现质的突破，以前的江南商品经济还是没有自行走出中世纪。

注：

①参见从翰香《论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度及其对的》，载于《史》1984年第3期。

②［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9“农事·开垦下”。

③［明］张履祥《补农书》卷下。

④［明］宋雷《西吴里语》卷3。

⑤参见《资本论》第3卷320、327页。

⑥［清］钱泳《履园丛话》卷24下“杂记下”。

⑦［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上卷，“乃服第二卷”。

⑧［清］黄印《锡金识小录》卷1。

⑨［清］唐甄《潜书》下篇上，“存言”。

⑩［明］张瀚《松窗梦语》卷4，“百工纪”。

（11）［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13“风土”。

（12）［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

（13）［清］孙之騄《二申野录》卷4。

（14）［清］钱咏《履园丛话》卷7“臆论”。

（15）［清］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上。

（16）万历《嘉定县志》卷2“疆域志·风俗”。

（17）［清］顾炎武《日知录》卷13，“奴仆”。

（18）［明］王世贞《觚不觚集》。

篇9

傅欣

民法、商法、经济法的相互关系，是近年来倍受法学界关注的一个问题。民商合一亦或民商分立的相左意见频仍，而关于民商法和经济法的共性和个性的争论，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作为规制市场交易和经济运行的互补互动的重要法律部门,是社会主义市场良性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三个法律部门以市场的完善和协调发展为共同的立足点,相互之间存在许多共性和差异,充分认识其相同点和不同之处,对于健全我国经济法律制度,推动市场经济的稳定和高效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对三者之间关系的考察存在多个视角,而选取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为切入点,能够充分揭示问题的实质。此外,经济分析方法的运用,则是进一步深化该认识的有效途径。

（一）商法与民法的关系

商法和民法共同调整商品经济关系，通属私法，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商法大量使用民法的某些原则、制度、规范，同时，属于商法的一些原则、制度和规范也不断的被民法所吸收。众所周知,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它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它所调整的财产关系主要是指财产归属和流转关系,人身关系是指个人非财产关系。而这些都符合庞德所指的个人利益的特征。无疑,民法所保护的利益是个人利益。而商法的主要则是由商事交易习惯形成的商品交换规则,完全可以视为民法的特别法,因此,它所保护的利益也是个人利益。

民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在古罗马时期,商品交换十分频繁。从事交易的人们渐渐需要一个共同遵守的交易规则来维护交易秩序,保障商品流通。于是,商品交换的习惯产生,进而,习惯发展为法。这就是民法的起源。民法既然以保护交易利益为主要内容,因而必须适应商品交换的要求,即人格之独立性——能以自己独立意志从事交易,所有权之确定性和订立契约的自由。

商法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在公元11世纪,商人为保护自己利益,成立了商人基尔特,采用通行的商事惯例解决商人之间的纠纷。在当时,商人是一个特权阶层。他们拥有普遍人所没有的一些商品交易的权利。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商事惯例被长期沿用,最终发展为商法。商法保护的仍是商品交易者的利益。同民法相比,它无非是以更复杂、更特殊的规则来实现其保护目的。因此,大陆法系的主要国家一般认为商法系民法的特别法,两者均以个人利益为保护重心,在诸多方面有重合、交叉之处。

在民法的编篡体系上，大陆法系有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之分。在主张民商合一论的学者们看来，无论民法大量吸收商法的最新成果，还是商法大量吸收民法已有的原则和制度，都是民商合一的重要表现。前者是“民法商法化”的合一论（德国学者李赛尔是代表人物），后者是“商法民法化”的合一论（我国民国时期林森、胡汉民是代表任务）。①而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把并存于同一经济形态下的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和简单商品经济形象的比喻成经济的“高级齿轮”和“低级齿轮”，两者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运行规律。②

关于民法与商法关系有以下几种论述：

一、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

二、反对民法是商法的特别法，但未提出新的见解，希望广大民法学者研究；

三、“民法和商事法规之间是基本法与补充基本法的单行法规之间的关系”③

现分述之。

第一，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此观点认为“民法有普通民法与特别民法之分。······在采民商合一国家的民事单行法，在采民商分立国家的商法，相对于作为普通法的民法典而言，属普通法。我国采民商合一主义，现行民法通则相当于民法典的普通法地位，而公司法、海商法、保险法等均属特别法。遇普通法与特别法均有规定的事项，应优先试用特别法的规定。”④总的说来，商法是民事特别法，它和民法都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民事关系的规范；对市场关系来说，民法提供了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民事行为和民事救济的一般规定，而商法提供各种商事组织和商事交易的具体规则。前者以普遍性、稳定性和原则性著称，后者以技术性、普遍性和灵活性而见长。此一观点指出，“现行民法通则为民商合一之立法。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及技术合同法，虽属商事合同法性质，但仍属民法通则之特别法。海商法、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等，均属民事特别法。”⑤“民商合一所反映的正好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所谓民法的商法化。”⑥

第二，反对把商法说成是民法的特别法。持此论者最有说服力的论据是认为“商法是民法特别法”的模式是一种过时的、陈旧的、落后的模式。在简单商品经济下产生完善的立法模式是不能适应当今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另外，此观点还提出，国际性是商法的天然属性，也是其调整的市场交易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的显著特点；商法纳入国内法后，忽视商法调整对象、调整方法的特殊性，把商法与家庭人身财产关系搅混在一起，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其不合理性不明显，但在世解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其不合理性就暴露出来了。因此认为“不应该将一个具有国际性调整交易关系的法律部门，沦为调整家庭关系的附庸。”⑦

第三，认为民法和商事法规间是基本法的单行法规之间的关系。王利明教授等有这方面的论述，具体可概括如下：

首先，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实际上并不存在商法部门。虽然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公司、保险、票据、破产等方面的立法相应得到了重视和加强，但这些法律规范大多都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商品关系，因而可以视为我国民法的组成部分。我国民法作为调整社会商品经济活动的基本法，是千千万万种商品关系的抽象化的法律现象，而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商事法规不过是民法原则在具体领域中的表现，是民法规范在某些经济活动中的具体化。

其次，“商法本身不可能组成部门法体系，而只能适用民法的一般原则，民法的总则、物权制度、债券制度实际上已对商品经济活动的重要方面都做出了一般规定，对商事法规中的一些问题同样适用。”⑧

（二）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

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是存有争议的。但在大陆法国家和普通法国家,在有商法典的国家和无商法典的国家,在国外和我国争论的焦点是不同的。从总的趋势来说,在国外,经济法和其他法的关系主要是同商法的关系。在我国商法与经济法的矛盾不是很突出。因为,在西方国家中都有较完备的商事法律制度,社会是典型的商业社会,一切都早已商事化。就是有民法典的国家,也由于民法商法化,从而使民商矛盾弱化。而经济法作为一种新型的法律制度,要突破旧有法律部门的划分疆界,从古典商法规范中引申出来的原理重新组合为一个新的整体。这样,在西方社会经济法与商法的矛盾就显得比较突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民法和商法是从横向调整社会经济关系,他们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而经济法则既从横向、也从纵向调整社会经济关系。它们虽然是各自独立的法律部门,但并非纯然无涉,而是应相互配合,相互辅助,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来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单纯以某一个部门法为主体,其必将有害于我国改革开放大业的顺利进行。

① 苏惠祥主编：《中国商法概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页。

② 同上，第101页。

③ 梁慧星《民法总论》。“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1998年版，第2页。

④梁慧星《民法总论》。“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1998年版，第2页。

⑤梁慧星《民法总论》。“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1998年版，第2页。

⑥梁慧星《民法总论》。“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1998年版，第2页。

篇10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传统法律文化更是独树一帜。自然经济的禁锢，等级制度的藩篱，使得传统民事制度处于夹缝之中，高度发达的刑事法律制度，更使其显得苍白无力。以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是以刑法为中心的法律模式，民事法律是一个空白。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确实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民法，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不论从客观存在的需要调整的民事关系，还是保存下来的法律文本，我们都可以窥见民法之一斑。而中国传统社会的保守性与封闭性、宗法性与伦理性也深深烙印于民事制度之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

一、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

发达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独特气质。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透过多样的法律形式，我们仍可以发现隐于其中的民法精神和独特之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简单化

与罗马法以及后来的大陆法系相比，中国古代的民法极不发达。民事法律制度调整的权利义务内容多集中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而有关物权制度、法人制度、诉讼制度这些在罗马法上发达的制度内容却很少涉及。

中国古代还没有现代民法中的自然人、法人的观念。在民事活动中，多不以自然人为民事主体，而是将宗族团体看作一个独立的实体。家庭事务多以家长为代表，“在家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没有民事主体地位。有尊长在，子孙不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末变法修律。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被打破，国家开始承认土地的私有现象。但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得物权的规定仅涉及所有权、典权，并且极不发达。《清稗类钞》:“典质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最大者为典，次曰质，又次曰押。”这说明当时仅以典质物的大小区分不同的物权现象。

与中国古代的刑法、行政法相比，民事法律制度的内容也极其简单。中国古代刑法的发达程度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从战国李悝著《法经》起，到《大清律例》都以刑法为主。中国古代自夏朝建立即开始制定行政法律规范。现存的《周官》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行政法性质的法典。《唐六典》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典。明清《会典》，内容涉及行政体制、官僚机构、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而民事关系一直被视为无关紧要的“细故”，国家很少干预。

(二)私法公法化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客观上存在着财产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然而传统法律对上述私法关系的调整却采取了公法的制裁手段，即违法违制都毫无例外地规定了刑法性后果———刑罚。以契约法为例，古代法典中虽也不乏有关合同的条文，但制裁手段几乎只限于刑罚。至于合同本身的效力问题，则长期以来听任习惯法支配。例如，唐律关于“行滥短狭而卖者，杖六十”的规定，就“行滥短狭而卖”而言，无疑是有关商品买卖关系中的合同履行问题，因而该规范是民事规范，但是，对这样一种“行滥短狭”行为给予杖六十的刑罚处罚，则显然属于刑法性后果，故而该规范又完全是刑事规范。再如，《唐律疏议·杂律》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契约，违契不偿、负债不还的，要受笞二十至杖六十的处理，债权人向债务人索取财物超出契约规定数量，或债务人向债权人给付数量不足的，均应以“坐赃论”。

民事规范的刑法化也充分表现在婚姻家庭关系领域。《唐律疏议·户婚》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若卑幼不依家长而私自婚娶者，要受杖一百的处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明律规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二十贯笞二十，每二十贯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又规定:“立嫡子违法者，杖八十。”很显然，这些纯属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违法行为，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却被认定为犯罪，并处以较为苛重的刑罚。

(三)法律伦理化

纵观中国历代封建法典，可以发现，法所调整的社会各个领域和各种社会关系，都被笼罩上了一层纲常伦理关系，伦理关系代表古代中国人身关系的全部，一切的人身关系都被纳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伦之中，并以纲常伦理为出罪入罪、轻重缓急的准则，民事领域也不例外。古代中国，贵贱、上下决定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行为；尊卑、长幼、亲疏则决定每个人在家族以内的地位和行为。个人地位不同，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一致。在君臣关系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居家杂仪》有关于父子关系的内容:“凡诸卑幼，事大小，勿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家长有家庭财产的最高支配权，有家政的最高决策权，同时，父又有将子女作为财产出卖之权，父还有主婚权。在夫妻关系中，是一家之主，有决策之全权，妇只可顺从，《礼记·郊特性》:“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夫妻之间是极为不平等的。如《大清律例》规定:妻没有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必须从夫，妻不得有私财，甚至改嫁时不但不能带走夫之财产部分，并且连其从娘家带来的嫁妆亦由夫家作主。

(四)均衡观

中国古代有大量关于均衡的议论。如《尚书·洪范》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老子》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尚中庸，求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并成为传统价值体系中最高的价值原则。在民事领域，更是主张公允适应、不偏不倚、崇尚稳定，注重调和，反对走极端。

例如，中国古代在债权关系方面相当注重对于债务人的保护。很早就有明确限制债务利息的法律，唐宋时法律原则上不保护计息借贷债权。均衡观在财产继承方面反映的尤为显著。自秦汉以后，在财产继承方面一直贯彻“诸子均分”的原则，无论嫡庶、长幼，在继承财产方面一律平等。遗嘱继承在中国民法史上一直被忽视，在被继承人有子女时，遗嘱尤其是份额不均的遗嘱完全不被认可。

(五)多种形式间的脱节

在中国古代社会，习惯法是有适用余地的。习惯法具有属人、属地的特性，而且反映了历史的延续性和浓厚的亲情、乡情，因此，中国古代历代对习惯法都采取默认的态度。但错杂而不统一的各种民法渊源必然存在矛盾之处，两者若即若离。例如，古代社会主张“同姓不婚”。《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凡同姓为婚者(主婚与男女)各仗六十，离异，妇女归宗，财礼入官。”但在山西清源，陕西长安、直隶、甘肃、湖北等地都流行同姓为婚，以至迫使官府认可其合法。再如，“尊卑为婚”，按规定“若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并离异”，也迫于民间禁而不止，最后在附例中不得不规定:“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民便。”在清代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除上述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存在矛盾外，由于立法技术不高和法理上的疏漏，即使在制定法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冲突。例如，为养父母服丧问题，《大清律例》与《大清会典》规定为“斩衰三年”，《礼部则例》则规定为“齐衰不杖期”。

二、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的原因分析

中国古代民法忽视个人，不讲平等，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那就是“不发达”。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文化的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一)经济上:商品经济的落后

古今中外，凡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其民法也较发达，凡是商品经济落后地区，其民法也较落后。商品经济是民法产生的土壤和前提条件。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朝以来，一直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产仅用于自我消费，消费也基本上可以从自然经济中得到满足，个别物品的交换往往以物物相易的方式实现，货币交换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封建统治阶级依靠对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农民被迫依附于地主的土地忍受剥削、压迫，双方根本没有平等、交换可言。自然经济具有封闭性、孤立性、单一性和自足性的特点，它造成了生产者之间的隔离，而不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交往，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不依赖于市场，因此，以交换为纽带的商品经济也就无从发展。商品经济的落后，束缚了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法的发展。

(二)政治上:专制主义的束缚

中国古代的政体是专制主义政体。从秦统一天下建立皇帝制度起，两千年来专制皇权不断膨胀。为了维护专制制度，封建统治者极力维护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基础，严厉打击一切危及国家统治和皇帝安全的行为。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能直接产出生活或战争所需物质的农业，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根本”，而把发展商品生产认为是本末倒置。如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富，主待农战而尊”。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凡事皆须务农，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历代统治者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多方加以限制，阻碍了民事关系的产生。一方面，对有利可图的盐、铁、丝稠、瓷器、茶叶、酒、矿山等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和贸易实行国家垄断，还颁布《盐法》、《茶律》限制私人经营；另一方面，对于民间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给予种种限制和打击。如汉高祖刘邦对富商课以重税，不允许其子孙为吏，唐朝时将工商之人列为百工杂流，同巫师相提并论，宋朝时定商税以比较，明代禁止出境营商，禁止官宦家庭经营商业，否则子孙累世不得为吏，对宦官经商者处罪。

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家国一体”。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到处充斥着君权、父权、夫权，强调家族主义，向来忽视“个人”。在家族时代，家族组织在社会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职能，包括宗教、教育、经济以及现在专属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方面的职能。个人被束缚在家族的身份网络之中。一个人最基本的身份首先是某个家的成员，在家这样一个伦理实体中，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