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暴力现象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网络暴力现象，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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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当下传媒制造新闻现象的反映与批判

《搜索》中的记者陈若兮认为这条新闻有巨大的价值，因此围绕叶蓝秋事件刻意制造新闻，引起公众舆论，制造网络暴力。但是她这样的做法让我开始担忧记者的职业道德素养，让我开始质疑记者报道新闻的根本出发点。新闻与生俱来的基本特点是真实和新鲜，在现代社会，新闻真实，迅速的要求决定了新闻工作的方向，塑造了新闻媒介以及新闻工作者的品格。①作为受众，我们的生活中每天都接触各种各样的新闻，现在的新闻更新速度不再像以往以天的单位更新，尤其是现在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我们的新闻更新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在这些新闻报道中，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一直工作在第一线，他们为获得新闻线索和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在努力的寻找和挖掘新闻线索，这让我不禁想问一个问题：当今新闻可以忽略客观真实性吗？物极必反，同样道理，我们的记者在新闻采访中，如果一味的追求新闻线索和新闻的新奇、吸引眼球性，弃被采访者的个人隐私和自己的职业道德素养于不顾，这种情况下，不仅新闻的真实性值得质疑，记者的个人品性和职业道德也值得我们质疑。就像影片《搜索》中，陈若兮把不让座事件的主人公叶蓝秋很多私人隐私都挖了出来，并且晒到了自家媒体的网上，只是为了换取网民们的点击率，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陈若兮在影片中，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所谓的收视率，把一件“公交不让座”的事情，大肆渲染，利用网民的“愤青”心理，制作新闻热点。原本叶蓝秋的道歉本应该是不让座事件后续真实的报道，记者应播出道歉视频帮助叶蓝秋澄清事实。然而陈若兮对事实的掩盖便是变向的制造新闻。她已经背离了新闻工作者的最基本的职业道德素养。我们的记者和网民又一次成为了悲剧事件的最终罪魁祸首，为最后叶蓝秋自杀埋下了伏笔。

2 网络暴力事件中受众的心理分析

《搜索》中的被搜索者叶蓝秋从独自扛着自己身患癌症的事实，到最后结尾的“被自杀”又让很多人震惊。叶蓝秋的死，可以说也是死于我们的网友的口诛笔伐，也可以说死于我们的记者的纠缠和无底线的“人肉搜索”。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网络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近年来，出现大量网络暴力事件，从“虐猫”事件，到“艳照门”事件，再到“范跑跑”事件，先是在网络上引起大众关注，接着继而发起排山倒海的“正义”讨伐，给当事人现实生活带来了困扰，给受众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像这些“人肉搜索”不断在网上爆料别人隐私，实际上就是不断给被搜索者施加压力，也就是一种网络冷暴力。那么产生网络暴力现象原因有哪些呢？

2.1 娱乐时代话语权的改变

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过渡后，群众话语权在娱乐时生了重大改变，人们的认知能力逐渐弱化，甚至模糊了身处媒介环境下的我们言论职责。由于网络这样的新媒体出现，与传统媒体不同的是平民增加了话语权。近年来，媒体出现的新闻娱乐化现象越来越突出，而且在网络这个平台上表现的更是淋漓尽致。在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里，受众可以充分发泄自己的欲望，对他人隐私的窥视和好奇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在《搜索》中，当叶蓝秋不让座视频被放到网上，引来了网民们互动评论，各种各样的评论铺天盖地。以至于后来网友们把叶蓝秋的工作单位，小学母校等隐私的东西全给暴露出来，甚至网上爆料叶蓝秋是小三，这些都让网上受众满足了自己的娱乐和狂欢诉求，并且获得了自我实现的成就感。

2.2 网络中的群体极化倾向很严重

网络中的群体极化倾向具体表现在网络中，网民们一开始就有某些偏向，在网上通过交流，人们便往这种偏向的方向移动，最后行成了极端的观点。正如凯斯桑斯坦言所说：“毫无疑问，群体极化正发生在网络上。讲到这里，网络对许多人而言，正在极端主义的温床，因为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网上轻易频繁地沟通，但听不到不同的看法。持续暴露于极端的立场中，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会让人逐渐相信这个立场。”②网民这个群体中易激动，非理性的特征导致了群体认同。《搜索》中网友们对于叶蓝秋不让座这样的行为大加谴责，他们认为让座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我们应该去给老人让座，在这场网络暴力中，网民们对叶蓝秋的行为已经听不到不同的看法了。从这件已经发生的“不让座”的事件中，大部分网络受众自以为站在所谓正义的立场上，已经形成一边倒的趋势，对于叶蓝秋进行谴责谩骂，给予叶蓝秋巨大的社会压力。

2.3 大众的从众心理

法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也写到“在既定的条件下，并且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一群人会表现新的特点。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会转到另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群体心理。”③勒庞还认为，群体中的个人会表现出明显的从众心理，“这种从众心理让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和绝对谬误。”③影片《搜索》网民表现出了从众心理，当媒体信息传播者提供给他们叶蓝秋不让座信息，让网友一边倒的谴责，被媒体给操纵。由此可见，从众心理也是导致网络暴力发生的原因。

搜索，表面上搜索到的是叶蓝秋，实际上搜索的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态度，它展现了人性的善与恶，也让从事新闻行业的人能够学会自我反省，应该如何引导社会舆论，如何用新闻工作者客观的平等的视角去对待社会上的人。不容置疑，《搜索》是当代社会不可多得的一部作品，它唤起人们的，是最深刻的思考，最触碰心灵的共鸣。

注释：①李良荣.新闻学概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25.

②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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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语言暴力；成因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8-0051-02

一、引 言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网络在信息传递和人际交往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随之而来的一些负面影响也日益凸显，其中“网络语言暴力”的泛滥更是引起普遍的关注，而对于“网络语言暴力”概念的界定以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也成为相关研究的一个热点，本文即拟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二、“网络语言暴力”概念的界定

关于“网络语言暴力”的概念，首先涉及到对“语言暴力”的认识。对此，有着不同的定义方式。一种意见比较中性，仅从语言的形式特点作出某些界定，认为“语言暴力”（violence language）是指“激烈的语言或者用语言来表达激烈的、强烈的、有力的语言”。而另一种观点则不仅注意到了语言的具体表现形式及特点，同时对这种语言所带来的后果也进行了认定，这种意见认为“语言暴力”就是“使用嘲笑、侮辱、诽谤、诋毁、歧视、蔑视、恐吓等不文明的语言，致使他人精神上和心理上感受到痛苦或伤害”。

这种差异也影响到对“网络语言暴力”的定义，而笔者更倾向于后者的界定思路，即认为：所谓“网络语言暴力”，是指以网络为基本载体，以语言霸权的形式通过直接或间接对他人使用谩骂、诋毁、蔑视、嘲笑等语言，造成他人人格尊严、精神和心理健康遭到侵犯和损害的行为。

关于这一概念还需作两点说明：

首先，有的研究者认为“暴力”是一个中性词，而“语言暴力”也分两种，一种是正义的暴力，一种是非正义的暴力。这种观点笔者不能认同，持这种意见的人把针对丑恶现象所作的“批评”与“语言暴力”直接等同，这是错误的，其潜在的逻辑是当目的正义的时候实现它的手段或形式是无关紧要的。但笔者认为，程序的正义与目的的正义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对丑恶现象所作的“批评”并不必然采用“语言暴力”的方式加以呈现，而且，如果它采用了“暴力”的形式反而会降低其批评的力度和可信性。

其次，有人认为“网络语言暴力”施加于虚拟空间，其所针对的对象本身也多为虚拟存在，所以这种让人不快的“伤害”依靠自己的修养和漠视等主观因素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和释放，恐怕也谈不上实质性的伤害。

这一看法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网络语言暴力”并不会因为其载体的虚拟性而减少其对被施予者的“伤害”，而网络中广泛流行的“人肉搜索”使其所针对的对象本身由“虚拟”变为“现实”，再加之网络所具有的广泛影响和号召力，在某种程度上反倒强化了这种“伤害”。

三、“网络语言暴力”的成因

（一）网络自身特点

关于“网络语言暴力”泛滥的原因，有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网络自身的某些技术性特点是重要因素之一，比如网络世界的开放性和虚拟性使对他人肆意的谩骂和攻击不受传统的监督和审查，随之而来的不受惩罚的心理暗示导致网民道德责任感和约束力减弱，人性中某些弱点暴露无遗。当然有从网络管理、网民素质等方面所作的分析，大都言之成理。

本文认为，除此之外网络群体藉由“集体心理”获得的力量感也是导致网上“语言暴力”泛滥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者指出，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在网络世界中出现了许多形形有着不同心理和利益诉求的网络群体，它们是因持续的上网活动而聚合在一起，并因各类共同或相似的兴趣爱好而形成了一定的集体心理的网民集合体。而处在一定“集体心理”状态中网络群体的个体成员首先感觉到的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感，法国学者勒庞《乌合之众》一书中即指出：“即使仅从数量上考虑，形成群体的个人也会感觉到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1]”而网络空间的延展性更使这种力量感迅速膨胀，与此相随而至的是对本能的某种放任和不加节制，因为集体是无名的，因此不须为之负责。在此情况下，对他人的语言暴力就自然获得了某种不受惩罚的心理暗示。

与在“集合体”中感受到的力量感同时存在的是群体压力（group pressure）对网民语言选择所产生的影响，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当一个群体中的个体在思想或行为（包括语言行为）上与群体所表现出来规范和模式发生冲突时，个体成员为了求得与集体趋同会感受到程度不同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一般会迫使个体作出群体所接受或认可的反应。

具体到网络语言暴力中，一旦在讨论中语言暴力的“场域”形成，参与语言暴力未必是全部网民真实语言态度的反映，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出自与群体保持一致的心理动机。这里最为吊诡是，当群体在带给个体以安全感和力量感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个体也为群体所胁迫和绑架从而成为群体语言暴力的牺牲品。

（二）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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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传播环境；社会失范；治理对策

互联网在近几年得到了迅猛发展，已成为人们传播信息、学习、工作、生活的重要渠道。然而，网络的发展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弊端。比如虚假信息在互联网上肆意传播，给公众获取有效信息造成误导；网络作为一个开放领域，许多个人信息极易在不经意间被曝光；网络暴力事件更是令规范网络传播环境成为迫切需要。对此，笔者认为应该通过网站强化日常自我审查、法律法规界定维权范围、个人增强保护意识入手，进一步规范网络传播环境。

一、虚假信息蔓延，亟待网站强化日常自我审查

互联网的发展速度非常惊人，但目前我国的立法体系还不够完善。所以，互联网上虽充斥着许多虚假信息却得不到有效清理，导致许多网民因为阅读虚假信息而受骗上当的事层出不穷。比如“魏则西事件”就引发了网民对虚假信息的强烈谴责，将如何规范互联网的讨论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魏则西事件”发生于2016年。魏则西是陕西咸阳人，生前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读大二。2014年，他查出自己患了滑膜肉瘤晚期。据魏则西生前描述，该疾病为“一种很恐怖的软组织肿瘤，目前除了最新研发和正在做临床实验的技术，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魏则西的家人带魏则西去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大城市的医院，都被告知没有医治的办法。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魏则西求助了百度，他在百度上搜索到武警北京二院，家人还专程到北京去走访，发现很多人在该医院就诊。此时，求医无门的魏则西便选择相信了百度上推荐的武警北京二院。然而，在接受治疗期间，武警北京二院的医生从一开始对其保证可以活20年到随后告诉其家人只是一个概率问题，最后魏则西通过“知乎”网上的朋友了解到，武警北京二院所标榜的“生物免疫疗法”在国外因为有效率太低，20年前在临床阶段就被淘汰了，而魏则西也因此错过了治疗的时机，最后失去了生命。这一事件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网民纷纷指责百度在不核实信息的情况下就不负责任地虚假的广告，从而使一个年轻的生命错过了真正的治疗手段与时间而殒命。“魏则西事件”折射出的是虚假信息在网络上蔓延所带来的恶果。当下，网络搜索引擎已成为大众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从学生获取知识到普通民众了解社会动态及生活资讯，互联网已经完全构建了一种全新的信息获得体系，从而形成了新的社会形态。然而在这个新型社会形态下，由于立法的相对滞后，互联网上的虚假信息就会影响甚至破坏新型社会形态的稳定和有序发展。当然，互联网的发展也拉近了网民之间的距离，使在现实社会中彼此互相不认识的人能在虚拟空间为“魏则西事件”发声，使其成为一段时间内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并被列入2016年度互联网重大事件之一。笔者认为，面对互联网上不断产生的虚假信息，各大网站应加强日常的自我审查。“魏则西事件”中，百度作为医疗广告的平台，在未对其广告来源以及可信度做一个前期确认的情况下，就大幅度地进行广告宣传，导致魏则西在投医无门的焦急状态下希望能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但未能如愿。正是虚假广告延误了魏则西的治疗时间。因此，各大网络平台应该加强对于广告来源的审核力度，确立广告的认证标准，不能为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破坏互联网秩序。

二、个人隐私暴露，需要法律法规界定维权范围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2017年1月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31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4299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3.2%，较2015年底提升了2.9个百分比。［1］在新媒体逐渐成为话语表达有机构成的环境下，个人隐私问题也逐渐引起业界和学界的注意。互联网暴露隐私、侵犯隐私权的案件已日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互联网暴露个人隐私所引发的事件也成为网络社会失范的具体体现。2016年8月14日凌晨，王宝强在微博上爆料其妻子马蓉出轨，就此网络上掀起了一阵对马蓉及其出轨对象宋喆的声讨。王宝强作为草根明星，在网民心中构建了极具亲和力的形象特征。这次事件，网民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和同情王宝强，并对马蓉以及其出轨对象宋喆的家庭关系、工作关系、受教育程度、社会关系等进行人肉搜索。部分传统媒体也对王宝强离婚案件进行专题报道，一时在网上形成了舆论热点。通常情况下，行为个体出于羞耻感或屈服于习惯，有时为了避免与社会普世规范相冲突，往往会将一些具有个人隐秘性、不易于公开的情况和状态隐藏起来以保护自己。然而，在互联网环境下，许多公众人物的个人隐私权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网民出于猎奇心理、报复心理等复杂的心态，会将他人的个人信息公布在互联网这样一个公共领域，这是对他人隐私权的严重侵犯。许多关于互联网上侵犯个人隐私权的案件由于网友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上而不了了之。面对这样的媒介环境，网民更应严格区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在网上端正自己的言行。“隐私的隐匿就在于使个人羞于见人的东西与不相干的人隔绝，使得自己起码的尊严得以维系或保有内心的宁静。有些个人信息与事项，如生育能力、收养关系、性生活、生理缺陷、心理疾病、大尺度私照、屈辱经历、堕胎流产、未婚先育、婚外情等，与人格尊严直接相关，这一类信息原则上应该被界定为法定隐私内涵。”［2］对于国家而言，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以明确此类违法行为的规制范围及应该采取的惩罚措施。同时，由于互联网的匿名性以及广泛参与性等特点，导致许多违法行为发生时因侵权人涉及范围广泛、难以取证和“法不责众”等实际情况，而无法惩罚相关人员。对此，制定相关具体详细的法律法规显得尤为重要。

三、网络暴力频现，警示大家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网络暴力是一种新的暴力形式。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在网上发表具有伤害性、侮辱性和煽动性的言论、图片、视频等行为，应该被视为网络暴力。而这种暴力则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产生的新的社会失范现象，这种现象警示着公众必须时刻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涂尔干认为，社会失范是指当社会变迁剧烈时旧的规范不适用了，新的规范又未建立起来，或者是某种规范功能发挥受到阻碍，或者是几种规范体系相互冲突，从而使人们失去了行为的规范和准则，不知所措。［3］2016年9月16日18时21分，艺人乔任梁在上海意外身亡。就在乔任梁生命中最黑暗的2015年，他遭遇了两次严重的网络暴力事件。第一次是在2015年7月，江苏卫视的综艺节目《我们相爱吧》播出结束之后，乔任梁作为其节目的演出嘉宾，在节目中与徐璐组成的“慌张夫妇”，他们也成为网友心目中非常满意的节目情侣，大批粉丝甚至希望两人在现实生活中也能在一起，并通过乔任梁的微博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但是乔任梁却发微博称，“原来比荒还要可怕，仔细想想可怕的背后它还躲着可怜但不可恨，只是可惜、爱莫能助、时者、势也”，微博内容似乎在指责网友以及粉丝的“一厢情愿”，这条微博顿时引来了大批网友的指责，并对乔任梁进行辱骂以及人身攻击。另外，在天津塘沽爆炸事件期间，乔任梁发了一条微博，因其中“自取灭亡”“人肉”等词欠妥被网友们吐槽。后来乔任梁删了这两条微博，发了一条“天津，平安”，还向牺牲的消防战士家属捐款100万，然而网友依然通过微博对乔任梁不断进行辱骂。这两件网络暴力事件对于乔任梁的事业以及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许多网友打着所谓“正义感”的旗号，一次又一次对一些公众人物或者是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人物进行道德绑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网络暴力事件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产生的新的暴力形态。由于网络的匿名性以及网络暴力的群体性等特征，导致发生网络暴力事件时很难明确个人的法律责任。面对这样的尴尬环境，网民则需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首先，网民需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低调做人做事。其次，在自己遇到网络暴力事件时，不要急于辩解和争论。互联网上“沉默的螺旋”现象会导致网络暴力事件一方舆论高涨，而网络信息的爆炸以及瞬息万变的特点也会迅速消弭网络暴力事件，网民会被互联网中新出现的热点事件所吸引。因此，就网民而言，出现网络暴力事件时可以选择沉默、不予辩解，并积极取证，待暴力事件结束之后可寻求法律的保护。最后，网民应该克服从众心理，避免盲从，提高自身素质，更加理性、客观地对待互联网出现的各种传播现象。

四、结语

互联网技术的产生不是消解传统媒体，而是改变了传统媒体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在15世纪中期，教士团体为印刷术的发明而竞相庆祝，把它当作一个简单的技术辅助载体，他们那时还没有认识到它会开启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4］同样，在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极少有人意识到互联网的发展将开启一个新的时代，构筑新型的社会形态。而在这个新型社会形态中，不同的社会关系正在形成。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年代正值我国的社会转型期，难免会出现一些与信息传播相关的失范现象，从而动摇原有的社会规范。当前，阻断虚假信息的发散、保护个人隐私权、杜绝网络暴力等必须作为治理的重点，通过努力寻找更加科学有效并切实可行的方法来进一步规范网络传播环境，这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参考文献：

［1］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中国网信网，2017-01-22.

［2］陈堂发.新媒体环境下对隐私权的认知与保护［J］.新闻记者，2013（8）：79.

［3］埃米尔•涂尔干（法）.社会分工论［M］.渠敬东，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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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惊异于互联网改变生活的力量，憧憬着它对民主政治和民主监督的巨大推动力时，网络暴力又向我们展示了它狰狞的一面。自“虐猫事件”后，“网络暴力”现象愈演愈烈，“铜须门”、“史上最毒后妈”、“姜岩事件”、“很黄、很暴力”的事件接踵而至，参与网民数量形成规模，不仅在网络上声势浩大，更对现实生活产生冲击。

从网络民意到网络暴力

不少网站，大到门户网站，小到专业网站，打开后，常会有的窗口显现，或者以“很黄、很暴力”为内容的社会新闻。诸多反道德、反传统、反伦理、反科学的现象、事件被置于网页的重要位置。有业内人士称，网站赖以生存的是点击率，点击率越高广告收入就越多，而性和暴力是增加点击率的主要法宝。

越来越多的网络群体暴力事件正在向刑事方向发展，网络声讨从正义的道德审判转变成对公民人权的践踏。网民的道德审判、恶搞、侮辱、谩骂给当事者心理造成极大创伤，侵犯了当事者的隐私权与名誉权，给其生活造成相当大的不便。

纵观种种网络暴力事件，我们发现，网友们采取的策略如出一辙，将当事人的真实身份、姓名、照片、生活细节等个人隐私公布于众，使当事人承受的精神压力从虚拟的网络社区转移到现实社会中，打破了他们原有的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围绕所谓“川航张敏佳事件”、“虐猫事件”、“铜须事件”及“崔真实事件”，某些网友所发表的言论，已经超越了正常理性，不仅在虚拟空间对当事人进行道德审判，更严重的是，当事人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处罚。而这些处罚的基础，并不是公开的程序，而只是网络舆论的过分压力。

“网络暴力”已经开始挑战传统社会的道德和法律底线，亟须运用法律、文化和道德等手段给予制止，治理网络暴力需多管齐下。

依靠技术治理网络暴力

我国互联网在网民表达事前没有建立“过滤机制”，事后也难以形成“追究机制”，自然就为一些不负责任的极端言论乃至“网络暴力”大开方便之门。在网络的舆论场中，情绪化表达、情绪的极速感染、情绪失控，常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容易导致非理性。

新加坡早报网也有网民论坛，网民通过邮件发来文章，编辑选择后到网上，它实际上是网民评论栏目。法国费加罗网站，除邀请少量名人开博客外，只有费加罗报电子数据的订户才能开博客，其网络论坛一般在嘉宾回答问题时才开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雅虎、CNN、BBC等境外英文网站未开设新闻跟帖功能，网民讨论归入论坛栏目当中。

2008年1月28日，韩国35家主要网站开始陆续实施网络实名制，登录这些网站的用户在输入个人身份证号码等信息并得到验证后，方可发帖。从长远来看，对论坛、博客施行实名制，一方面保护了网民在网上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另外一方面也让网民知道，作为自然人，要对自己在网上的言行负责。依法治理网络暴力

如何界定网络暴力，“人肉搜索”能否入罪，在法律层面还没有明确答案，但这并不代表现行法律就不能制约网上的违法行为。造谣诽谤、毁坏他人名誉，造成严重后果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侵犯他人隐私权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且刑法修正案已将保护个人信息作为修改的重要内容，同时个人信息也有望通过专门立法获得保护。有法学专家认为：网络暴力所涉及的问题，在《民法》中都可以找到应对，完全不必再引入新法。且网络技术尚在快速变化中，法又怎么立呢?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没有在此问题上立法，看来并非偶然。

对网上违法侵权言论如何管理，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以及提供“人肉搜索”服务的网站应该尽什么样的义务，对违法行为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等，都需要法律进行明确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笼统而简单的规定已成了一些不负责任的网站逃避法律的借口。

如何将网络和现实区分、区别需要建立起合理的网络规则，以机制划清言论自由与侵权的界限，无论你是实名还是“ID”，都必须在同样的法律原则下畅游网络――在不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前提下行使个人自由权利。如此，才能做到将网络暴力化解于无形。

有律师认为，做出不实陈述影响他人的社会评价，就是侵犯名誉权；陈述的是事实，如果没有征得当事人同意，就侵犯了别人的隐私权；“很黄很暴力”事件则直接侵犯了未成年人的权益。这些情况都触犯了法律。此外，“媒体审判”曾经在欧美惹出过极大祸害，因而被严格禁止；目前所谓的“网络审判”也应该引起有关部门重视，网络舆论应有自身的底线。

以德治理网络暴力

网络是虚拟世界，同时也是和真实世界并行、交融的现实世界；互联网的开放性、交互性、匿名性，很容易使有些网民不负责任的言行演化为“网络暴力”，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等合法权益，给他们造成极大的精神伤害和心理伤害，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有网民认为，“网络暴力”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匿名和暴力成本低。一分钟注册一个ID，谁也不知道我是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因此撰文写字的人在网上被骂个狗血喷头是常有的事。不仅仅是名人因网络檄文而承受着巨大压力。

网络虽然是虚拟空间，但并不是自我放纵的天堂，要使上网者重视网络道德，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进而净化网络环境，加强引导是关键。有人说，如果网上总是充斥着非理性和语言暴力，那么理性者和理性的声音就会自觉退场。反之，如果文明、理性的声音占据了网络言论的主流，那么那些惯于使用语言暴力和谩骂攻击者就会退场或者改变其行为方式。

注重发展战略，对于行业的生死存亡、兴衰荣辱来说，具有决定性影响作用；而对此考量的基本标尺，就是看它是否能确立和坚持具有远见卓识的发展战略，并在战略实施和战略管理过程中，随时注意遏制自身因外部环境刺激而可能萌生的“非理性发展冲动”，做到以一种平常、和谐的思想定力来保持实现稳定持续发展，从而规避发展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增长陷阱”。

这亦如国际竞争力理论创始人迈克尔・波特所说，“在影响战略的诸多因素中，强烈的增长欲望可能是最危险的。增长，应该是把事情做好后的顺带结果。有时候，增长的欲望恰恰是危害企业行为的根源。”

构建和谐现实社会

事关“社会公正”的领域，尤以“弱势群体”遭到公权和特权侵害的事件最容易招来“网络暴力”。这是“民意”对尖锐的社会矛盾的正常表达，不化解社会不公，不消除“社会暴力”，“网络暴力”只会有增无减。面对社会不公，“不让说”充其量只是掩耳盗铃。即便是最无理取闹、穷凶极恶的网络语言，也只可能、并且只应该通过民主法治的建设来逐渐“稀释”――要求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良好的法治意识，最有效的手段不是宣传教育，而是建设一个良好的法治社会。令人欣喜的是，我们发现社会各界都在为建设一个良好的法治社会而努力。

互联网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快”与“好”之间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既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更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我们要确立“人本发展”观念，始终把奠定互联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基础、维护消费者利益、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作为发展的追求目标及做好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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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信息异化心理学

[分类号]G352.1

1　引言

正如一枚硬币有两面一样，网络信息一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信息异化问题。信息异化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网络信息原有的优势就不但发挥不出来，反而会使它成为缺陷和弊端更加彰显的扩散器。引起信息异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源于网民的心理因素。由于人的外显行为是受内隐心理支配和调节的，我们可以通过对网民信息异化行为的观察与研究，实现对网民心理因素的本质属性的认识。

2　网络环境下信息异化的心理学机制

2.1　异化与信息异化

“异化”一词，出自拉丁文alienation，具有“让渡、转让、疏远、差异、分离、精神错乱”之意。异化的一般意义是：主体创造了客体，但客体却不受主体的支配，客体变成支配主体甚至敌视主体的力量。20世纪，“异化”这个概念渗透到了包括信息科学技术领域在内的社会各领域之中。

所谓信息异化，是指人们创造了信息，但信息在生产、传播和利用等活动过程中因受各种因素干扰，导致信息丧失原有内涵，反客为主演变成人类外在的异己力量，反过来变为支配、统治和控制人的力量。人们创造了信息，缔造了整个信息时代，但是人对信息以及信息技术的依赖远远超过了预期，人类在试图主宰信息的过程中，最终被主宰的恰恰是人类自己。

2.2　网络信息异化的心理症状

随着因特网的飞速发展，网络世界给人类带来了一种与现实生活完全不一样的心理感受。

2.2.1　“信息迷茫与信息焦虑”浮现于心灵空间　在网络出现之前，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主要是通过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传统媒介。在传统媒介的信息传递过程中，信息要经过严格的把关，最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绝大多数都是有益的“精神食粮”。网络信息却绕开了原有的“把关人”环节，大量的垃圾信息不仅使网络信息环境恶化，也使网络用户对信息的使用效率降低。网络成为信息的万花筒，使许多人在网络信息爆炸的时代无所适从，人们普遍对海量的网络信息感到迷茫和焦虑。

2.2.2　“人格扭曲与网络侵犯行为”充斥于网络虚拟空间　人格是构成一个人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特有模式，它包含了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网络世界的虚拟性常会使人格发生扭曲或异化，难以正确地估价社会环境形势对自己的要求，难以正确地评价自己的行为方式，难以合理地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难以对周围环境的刺激做出恰当的反应。这种人格的裂变将直接导致心理偏差，如社交恐惧、否定和逃避现实等。同时，网络空间中极其容易出现侵犯行为，例如利用互联网危害他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危害互联网运行安全行为，利用互联网传播黄、赌、毒、封建迷信甚至言论，破坏社会秩序等。

2.2.3　“信息崇拜与情感畸形”根植于认知空间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网络对人类的重要性以及人类对网络的依赖性明显提高。有些人“触网”后便陷入了对这种高新技术顶礼膜拜的“信息强迫症”中，网络的工具特性上升为支配使用者的外在强制力量，使得有些人对网络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有的甚至染上了网瘾。许多人常会把现实中的情感转移到网络世界，在网络世界里，他们过度宣泄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希望从中获得安慰、关爱、自尊等。但是长时间对网络的依恋，往往会导致情感的异化，一方面不利于健康情感的发展，增加了情感的随意性、定约性和虚假性，降低了责任感；另一方面，容易导致在现实的人际交往中更加冷淡、麻木、自闭，更加感到孤独、寂寞、空虚和无助。

2.2.4　“信息窄化与符号暴力”遍布网络群体中　网络提供了一个可以对信息进行系统性过滤的环境，在网络群体中选择性的接触特点不断强化接近性的信息传播，出现“信息窄化”。看似个性化的信息受到这种“窄化”机制的制约，使得网络群体中对话、沟通的内容很容易集中于类似的观点。网络是民意表达的有效平台，但它也是滋生“网络暴力”的温床。“网络暴力”中的“暴”事实上不是现实中的暴力，而是一种“符号暴力”。网民用文字、符号来表达自己，追缉、鞭挞讨伐的对象，是网民表达愤怒的一种非理性方式。根据沉默螺旋理论，网络言论缺少制度和道德上的制约，网民在网络发言中的自律程度相当之低，道德失范行为时有发生。网民会受群体意见的影响，对某种不理智意见进行一边倒的支持，利用“符号暴力”宣泄隋绪。

2.3　网络信息异化的心理机制

心理现象是物质世界长期进化所衍生出来的现象，心理的产生根源于物质反映特性的高度发展，心理现象是专门应对刺激而产生的物质反映现象。网络信息异化有其特定的心理机制，笔者认为主要是网民对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反映：

2.3.1　扭曲的价值观　网络以其特有的开放性、隐蔽性、交互性和平等性，深受人们的喜欢。但是，网络的异质性、政府对网络文化的管理和引导不利，也容易产生网络信息异化现象，如鱼龙混杂的网络信息，使得人们的价值观、经验系统发生改变。同时受西方网络文化思想的侵蚀，社会上权钱交易的泛化、财富不正常的聚敛、职业道德败坏等不正之风的严重冲击，扭曲了网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得网络信息异化现象凸显。因此，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畅游，绝不能离开正确价值观的导引。

2.3.2　信息环境因素信息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法律、政策、伦理、管理等方面，信息法律是一种刚性管理，信息伦理是一种柔性管理，信息政策介于两者之间，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净化网络环境的主要内容。目前，信息政策还不能实现对网络的宏观调控，解决信息活动中的矛盾与冲突。网络信息资源空间是一个由信息供给者、信息需求者组成的组织，组织需要合作、协作或协调，因此对网络进行有效管理势在必行。目前对网络行为进行监管的效果并不理想，同时由于适合网络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使得信息环境异常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极容易导致信息异化。

2.3.3　信息需求过度信息需求是人们为解决各种问题而产生的对信息的必要感和不满足感，是信息消费者消费信息产品与服务的欲望和能力。任何信息消费行为都是在信息需求支配下产生的，先有需求而后有消费。目前，信息与物质和能源一样，被称为一种能够提高竞争优势与发展机会的资源，因此人们总希望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新技术，掌握新技术，具备信息处理、应用能力，进而获得更多的信息。人们总是觉得自己的信息需求得不到满足，逐渐形成了信息崇拜和信息依赖等信息异化现象。

2.3.4　行为强化作用斯金纳的强化理论认为，当某种行为的结果对个人有利时，这种行为在以后就会重复发生；不利时，则这种行为就会减少发生甚至不再发生。人们利用网络搜集信息，起初是正强化起主要作用。网络中的信息帮助人们解决困难，开阔眼界，带给人感官的刺激，满足人们的好奇心。随着所在网络上的时间不断增加，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获取的信息越来越少，不满越来越多，这时，负强化开始起主要作用。人们为了逃避现实中的困难，宣泄心中的不满，反而更加依赖网络，更热衷于在网络中接收信息，明知道被网络信息所统治，却无动于衷，习惯变成麻木，即出现了信息异化。

2.3.5　从众现象从众是指个人的观念与行为由于群体的引导或压力，而向与多数人一致的方向变化的现象。用通俗的话说，从众就是“随大流”。可以表现为在临时的特定情境中对占优势的行为方式的采纳，也可以表现为长期性的对占优势的观念与行为方式的接受。从众现象是一种较普遍的心理现象，任何人都会不同程度的发生从众行为，它不简单地等同于随波逐流和丧失原则。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网民的从众行为比比皆是，例如，许多社会性热点新闻，事实还没有水落石出，网民就开始盲目地跟帖，出现“一边倒”的极端化现象，即从众的信息异化现象。

3　网络环境下信息异化的心理成因分析

3.1　个体心理研究

个人自身内在的心理特性和性格特征决定了他的网上生活风格。理解与研究网民个性心理，将能探究他们在网络中的行为举止，解释多种信息异化的原因。

3.1.1　信息依赖的心理原因　奥地利精神病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将人格分为三部分――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本我即原我，本我无时无刻不在追求快乐，即遵循着“快乐原则”来满足人的各种欲求；超我，是理想化和典范化的“自我”，它代表道德与良知，是人格结构中代表理想的部分；自我，依据理性、常识、逻辑来行动，它处于本我与超我之间并不断地协调两者的关系，使个体心理保持平衡状态，在现实世界指导人的行为。人们为了协调本我和超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常以各种精神防御来化解生活中的问题，即选择自我防御机制(ego defense mecha―nisms)。很多人过度依赖网络，借网络来逃避问题，是将在现实世界期待的、不容易实现的强烈情感从现实世界转移到较容易实现的网络世界，以减轻心理负担获得心理安宁，这样逐渐强化了不良的自我防御机制，于是对网络信息越来越依赖，将网络、网络信息看成是逃避现实生活压力的“良药”。久而久之，就会深陷其中，最后甚至发展成网络成瘾。

3.1.2　信息饥渴的心理原因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可以按其重要性和发生的先后次序划分为生理的、安全的、社交的、尊重的(包括受人尊重和自尊的)以及自我实现的5种。这些需要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从而形成一个层次序列。只有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基本满足后，人们才能进升到另一较高层次的需要，而已经得到满足的需要就不再起激励作用。需要是个人行为的主要动机，行为靠需要来驱使。当需要有了情感的参与以后，它就会成为欲望，同时它的目的性会增强许多。人们在满足各种需要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人们用获得的信息来解答。随着需要层次的提高，人们对信息需求与信息作用的认识不断加深，已经认识到信息不仅仅是一种资源，还能转变为财富。因此，人们对信息数量、质量的需求不断提高，获得的信息越多，反而觉得对信息的欲望越强烈，即出现信息饥渴的信息异化现象。

3.1.3　信息强迫症的心理原因　信息强迫症是指过高地估计了信息对于生活的重要性，如果不主动地去收集信息便会觉得焦虑和紧张，同时出现了强迫的意向，即形成信息强迫症。信息强迫症，在心理学上被解释为“行为强化”。斯金纳的操作性反射原理指出：“强化有正负之分，当一种刺激的增加能增强行为发生频率时，称为正强化；当一种刺激的减少能增强行为发生频率时，就称为负强化。不管是正强化还是负强化，都是为了增加行为发生的频率，这种行为就会经常重复出现”。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信息的利用价值越高，对人们形成的压迫性也就越大。当网民得到一些信息后，如果信息符合他们口味，他们就会继续寻找下去，想寻找更多的相关信息，这是正强化在起主要作用；如果信息不符合他们口味，由于害怕重要信息被遗漏，他们更会继续寻找下去，这时，负强化开始起主要作用。在正、负强化的双重作用下，网民的信息强迫症会越来越严重。

3.2　群体心理研究

人是社会性动物，具有社会属性，如果把网络当成一个社会的话，那么对于网络群体活动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分析某些信息异化现象。

3.2.1　信息窄化的原因　信息窄化的原因主要是从众心理。在网络中，从众的现象十分常见。例如，人们会无意识地选择与自己拥有相同言论的群体，在这种群体中，个体的观点都是相同或相似的，整个群体就像一个“回音壁”。久而久之，在这种群体中，那些被排斥的不同“声音”就会逐渐消失。一旦网络中的群体都向这样的方向发展，那么即使网络中的信息量再庞大，也会因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而失去价值，出现信息窄化。

3.2.2　信息污染的心理原因　造成信息污染的原因主要是去个性化。去个性化(deindividuation)是指个体丧失了抵制从事与自己内在准则相矛盾行为的自我认同，从而做出了一些平常自己不会做出的行为。由于网络的匿名性，网民的身份和行为都得到了很好的隐藏，几乎变成了“隐形人”。同时，网民所处的群体是由若干个体构成的，这就意味着群体的责任被分散，每个人所承担的责任也许只有他在现实生活中所承担的十分之几甚至百分之几。在这两个条件共同的作用下，人们对自我的控制能力及应有的社会责任感都有所降低，出现去个性化的信息异化现象。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网络中肆意制造垃圾信息的人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不对，在他们看来这只是虚拟行为，代表的是他所在的群体，自己根本无须负责。

3.2.3　网络暴力的心理原因　网络暴力的主要原因是群体极化现象。群体极化是指群体成员中原已存在的倾向性得到加强，使一种观点或态度从原来的群体平均水平，加强到具有支配性地位的现象。例如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群体极化现象在网络舆论中表现为民族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两种倾向。网络空间信息的海量性，个人之间信息交换的快速性，使得群体内部成员之间容易出现从众或者众从现象，诸多网民以网络“哄客”的匿名身份躲藏在黑暗的数码丛林里，一旦在群体中“听到”相同的声音，就会更加坚定自己的想法，而且为了在群体中得到赞同，会以更激烈的方式，高举话语暴力的武器，狙击那些被设定为“有罪”的道德猎物，出现“网络暴力”现象。

4　网络信息异化的控制措施

4.1　加强网络道德自律

道德自律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内部机制，与他律相对应，它主要通过人们的内在道德情感、道德观念来调节行为，其来源于康德伦理学。人作为理性存在物具有自由意志，能够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为，网民在网络中应该具有道德自律性、道德责任感和道德义务感，做到“慎独”，这样才能在无人监督下使自己的行为与现实生活中的行为一致。未来的社会是人类由“自在”走向“自为”的社会。可以预言，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将更加自觉地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推动科学技术向造福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前进。

4.2　心理调适与情感疏导

采取心理调适的方法完善个体性格，是解决网民心理问题的最直接方法。通过适当的调适，可使网民增强自信心，树立正确、积极的价值观，能够直面生活中遇到的困难，采取正确的防御机制，避免出现信息异化现象。同时利用心理学的测试工具，可以了解网民真实的情绪、动机、价值取向、情感等。例如向网民提供一组意义不清、结构模糊、没有确定内容的刺激物体或活动，让网民说出其中的意义并进行解释，网民将会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对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推断与思考，尽可能把意义阐述圆满，这样网民就会在无意识中把自己真实的情绪、动机、价值取向、情感、担心等流露出来，有利于网络监管者据此对网民进行有效的引导。同时政府要关注人们的情感体验，经常开展开放的、自主选择的体验活动，使人们不仅在网络上，更可以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感受成功，体验快乐。

4.3　增强意志品质的自制力

在网络环境中，网民的个人利益和愿望常会同他人或社会的愿望与利益发生冲突，这就需要依据公共规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此时，网民的自制力就显得尤为可贵。具有自制力的网民，通常被称为意志坚定的人。网民的意志品质，是在克服信息异化的实际斗争中锻炼和培养起来的，增强自制力，网民将能够完全自觉、灵活地控制自己的情绪，约束自己的言行，增强克服信息异化的毅力，提高克服信息异化的勇气。

篇6

防治校园暴力，这回出招挺细

日前，多部门联合《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意见》不仅明确要“消除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错误认识”，也提出了关注学生有无精神恍惚、推进视频监控系统全覆盖、多次实施暴力学生必要时转入专门学校等具体举措。专家指出，任何情境任何形式的暴力都不允许，必须做好早期发现，惩戒和教育并举，防止受害人受到二次伤害。

欺负弱小、敲诈勒索、言语和肢体伤害……屡屡发生的校园欺凌和校园暴力事件，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安全，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日前，继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之后，教育部联合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部门，针对学生欺凌问题联合《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从有效预防、依法处置、形成合力3个方面，对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提出了要求。

与以往不同，《意见》提出了非常具体的举措，如“关注学生有无学习成绩突然下滑、精神恍惚、情绪反常、无故旷课等异常表现及产生的原因”“禁止学生携带管制刀具等危险物品进入学校”“推进校园及周边地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统全覆盖”“对屡教不改、多次实施欺凌和暴力的学生，应登记在案并将其表现记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必要时转入专门学校就读”“依法追究其监护人的法律责任”等。

事前

消除“未成年人不需担责”的错误认识

《意见》提出，针对欺凌、暴力进行全面教育，强调“消除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错误认识”，意在坚决对欺凌、暴力说“不”。

“在施暴者的心中，欺凌行为常常被认为是可以容忍的。”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咨询师裴涛分析，在这种错误认知的指导下，欺凌和暴力才会屡见不鲜。《意见》明确，任何情境下以任何形式诉诸暴力，都是不被允许的。只有在中小学生头脑中树立“欺凌害人害己”“违纪违法必究”的观念，才能指导他们正确判断身边的欺凌、暴力现象，从根本上瓦解欺凌暴力行为滋生的土壤。

有效遏制校园暴力的发生，“心防”和“人防、物防、技防”同等重要。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程斯辉谈到，在学校安全管理中，物防与技防已受到相对的重视，人防问题也有相应的责任制度规定。这次多部门出台的防治学生欺凌与暴力的《意见》，将学校安全管理视为预防学生欺凌与暴力发生的重要举措，凸显了“心防”的重要性。

《意见》强调，要及时掌握学生思想情绪和同学关系状况，“特别要关注学生有无学习成绩突然下滑、精神恍惚、情绪反常、无故旷课等异常表现及产生的原因，对可能的欺凌和暴力行为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控制”，程斯辉认为，这正是旨在关注师生心理健康安全。此外，应该对学校的优秀学生、贫困生、心困生、留守生给予更多的关注与关爱。

事中

早期发现，监控上下学重要时段与路段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范国睿认为，每一起学生欺凌和暴力事件中，施暴者、被施暴者双方都是受害者。被施暴者一方，身心受到伤害；施暴者一方，人格也会受到伤害。因此，对待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事件，无论是用教育的方法还是法治的方法，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学生的人格与心灵健康。在应对策略上，应当综合运用积极教育、早期预警、现场干预、依法惩处、心理疏导等方式。其中，现场干预一环，是不容忽视的。

那么，校园暴力事件正在发生时，应该如何干预呢？

《意见》特别强调了早期发现的重要性，“重点监控学校周边、学生上下学重要时段、学生途经重点路段，加强对重点青少年群体的动态研判，对学生欺凌和暴力事件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控制，对青少年违法犯罪活动预测预警、实时监控、轨迹追踪及动态管控。”

“早发现，是迅速、妥善应对欺凌和暴力事件的基础和前提。”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耿申认为，学校应聘请专业人员对全体教师和学生家长进行培训，使教师和家长能够从学生的行为、情绪、衣着、用品等方面发现卷入欺凌和暴力事件的迹象，及早发现尚处隐秘期的欺凌和暴力现象，并且实施早期干预，将欺凌和暴力遏制于萌芽阶段。

范国睿指出：“《意》要求，在地方和区域层面，建立学校、家庭、社区（村）、公安、司法、媒体等各方面沟通协作机制，真正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工作合力。”此举意在明确多元主体的共同责任，形成合力，不让欺凌和暴力现象躲过各方的视线。

事后

惩戒教育结合，避免校园暴力扩散成网络欺凌

《意见》指出，“既做到真情关爱、真诚帮助，力促学生内心感化、行为转化，又充分发挥教育惩戒措施的威慑作用。”裴涛分析说：“我们要惩戒和杜绝的是欺凌和暴力的行为现象，而不是要讨伐和清算一个个迷失自己的孩子。《意见》的出发点是我们始终相信，每个孩子都可以通过教育改正错误，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意见》还提出：“对实施欺凌和暴力的学生，要充分了解其行为动机和深层原因，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引导和帮扶，给予其改过机会，避免歧视性对待。”有专家分析，这提示了作为教育管理者，不是要对施暴学生一味批判、恐吓、全盘否认，而是要帮助他们看到自身行为的不合理之处，理解自己施暴行为的前因后果，并学习用更加健康积极的方式实现合理的目标。这样才能惩教结合，立德树人。

面临日益频仍的学生欺凌和暴力事件，世界多国都加强了立法等相关惩戒措施。

2002年，挪威政府总理、全国教师协会、各区反欺凌联盟、全国家长协会和儿童监察员代表共同发表了《反欺凌宣言》，对学生欺凌和暴力实行“零容忍方案”。

2003年，英国政府教育与技能部《反欺凌行动》。多数中小学制定了专门针对欺凌的措施。

2013年，日本参议院审议通过《欺凌对策推进基本法案》。

此外，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也都加强立法，通过制定欺凌行为认定标准和严惩欺凌行为，遏制校园暴力。

范国睿建议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及民法、刑法相关条款，增加“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等内容，使中小学生承担欺凌与暴力的相应法律责任。同时，借鉴相关国家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对于未成年犯罪者，采取非监禁执行，强制其参加一定时间的社区服务；对监护者进行必要的惩戒，以强化其教育、监护之责。

此外，《意见》强调，在报告、宣传及处置等各环节，要“严格保护学生隐私，防止泄露有关学生个人及其家庭的信息”“防止媒体过度渲染报道事件细节，避免学生欺凌和暴力通过网络新媒体扩散演变为网络欺凌”。对此，裴涛认为，中小学生遭受欺凌暴力伤害后会进入心理创伤状态，安全感被破坏，各方面均不稳定。任何叠加的危险，都可能造成更加难以挽回的伤害。必须通过反复确保所处环境的安全稳定，才能逐步恢复正常。因此，隐私保护就显得格外重要。

“虽然传播有警示意义，但我们不能泄露孩子的隐私或揭开孩子的伤疤，使他们受到二次伤害。”裴涛说，“无论如何，要将孩子的身心安全与合法权益放在首位。”

（来源：人民网 记者 赵婀娜/文）

记者调查

三问校园暴力

打开网站，输入“校园暴力”几个字，一大拨视频蹦现在眼前：围殴打骂、被逼、狂扇耳光、强吞秽物……每一段视频都触目惊心。

学校本应是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但是当种种“恶霸”行为不断伤害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冲击社会的道德底线之时，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孩子变得暴戾？将施暴视频公之于众有利还是有弊？到底怎样做才能有效地防治欺凌事件？

一问施暴心理：为何暴力行为频频出现，施暴学生不以为意？

前不久，北京航空旅游专修学院发生了一起校园暴力事件。两名女生在宿舍内遭到多名女同学殴打，导致嘴角撕裂、身体多处受伤。而更令人震惊的是，事发后，打人女生竟在微信朋友圈公然警车和警察照片，并配发“已经对警车免疫”“这次几日游？”等调侃性的文字。

在校@欺凌和暴力事件中，最可怕的，是施暴者的不以为然。有些孩子“天真地”认为暴力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是能够解决问题的；有些孩子想当然地把暴力当作一场“引起关注”或是“树立威风”的方式；还有些孩子主动录制视频上传网络，将暴力行为当作一场“表演秀”……这些现象的出现，折射出的是青少年价值观的扭曲。

“青春期的孩子身心发育不完全，大脑的前额叶还不成熟，加之荷尔蒙激增，所以情绪不稳定、容易暴躁失控、自我调节能力差是常见的现象。这也是导致青少年暴力行为多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首都师范大学心理素质教育指导专家杨芷英认为：“除去生理因素外，更主要的原因则是青少年对施暴行为的认知出现了偏差。而偏差的出现与其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包括家庭、社会等诸多方面。”

“很大程度上，校园欺凌的根子在家庭。”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我们在调研中发现，许多施暴的孩子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或是家境优越，认为不管出了什么事，家长都可以摆平；或是家境恶劣，自己也有过被父母暴力对待的经历。孩子的成长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家长处理问题的方式，往往会引起孩子的模仿。”

“做事不讲程序规则、处理问题简单粗暴、缺乏民主协商意识，诸如此类的社会大环境，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成为校园欺凌滋生的土壤。”储朝晖解释道：“比如电影电视剧中出现的用暴力解决问题的情节，网络游戏里大量的打斗、杀人的情境，这些都会让孩子形成一种‘心理免疫’。也就是说，当孩子接受了、习惯了暴力的环境，暴力对他们就是一种正常现象，一旦现实生活中出现了矛盾，他们就会不自觉地将暴力行为应用到现实当中。毕竟青少年心智发育不成熟，分辨能力不足，很容易产生思想上的混乱。”

二问网络传播：施暴视频是否应该公之于众，会不会造成二次伤害？

与过去相比，发生在网络时代的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有着更易传播、更易扩散的新特点。当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候，一起发生在校园角落里的暴力事件，很有可能在下一秒就会众人皆知。

而施暴视频到公共平台之后，由此带来的传播效果也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效果可能是积极的，人们会对受虐者产生同情、对施暴者加以谴责、提高保护自我意识、告诫自己不可施以暴力等等。效果也可能是消极的，施暴者的引以为傲、叫嚣者的更加嚣张、学生们的主动效仿，诸如此类的问题也会随之而来。

“网络的双刃剑效应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咨询师裴涛说：“在新媒体环境下，有一些视频材料没有经过后期处理，直接把暴力现场展示在屏幕上，甚至过度渲染细节，这些都是应该严令禁止的。

因为孩子们在观看欺凌暴力视频报道时，往往缺少家长或学校的合理引导，这就很容易让身心发展尚不成熟的观看者，成为欺凌暴力的间接受害者。另一方面，这些视频也很有可能造成‘观察学习’效应，引起一部分学生的模仿行为，成为校园暴力的反面教材。”

“校园暴力事件的报道、视频的，目的在‘警示’，而关键在‘怎么说’。”杨芷英认为：“暴力事件可以报道，典型事件也应当通报，媒体可以做道德上的评价，行为上的指导，但一定要注意的是，不要过分渲染细节，不要出现暴力打斗的具体场面，否则便可能适得其反。”

此外，从心理学角度看，青少年遭受欺凌暴力伤害后会进入心理创伤状态，安全感被破坏，各方面均不稳定，任何叠加的危险都可能导致更加难以挽回的伤害。因此，此时的隐私保护就显得格外重要。

裴涛说：“虽然施暴视频的传播具有警示意义，但我们不能期待尚处于精神崩溃边缘的受害者都敢于暴露自己鲜血淋漓的伤口。对受害者而言，身心安全与合法权益的保护应该是放在首要位置的，特别是要防止网络传播导致的事态蔓延，避免使受害学生再次受到伤害。”

三问解决之道：是惩罚不够还是教育不足，防治校园暴力的有效途径何在？

在诸多校园欺凌事件中，“我没成年”似乎成了施暴者有恃无恐的借口。

我国刑法规定，未满14周岁或已满14周岁故意伤害但没有致人重伤的，不能构成犯罪，这类行为均作为一般民事纠纷，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刑事责任年龄起点相对较低，如法国是13岁，荷兰、印度、加拿大、希腊、匈牙利、丹麦是12岁，中国香港和美国纽约州是7岁。

作为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许多国家采取了立法的形式，加大对校园暴力的惩戒力度。“法律的约束是防治校园欺凌不可或缺的一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范国睿建议：“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及民法、刑法相关条款，增加‘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等内容，适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使中小学生明确并承担欺凌与暴力的相应法律责任。同时，借鉴相关国家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对于未成年犯罪者，采取非监禁执行，强制其参加一定时间的社区服务。此外，对未成年犯罪者的监护者也进行必要的惩戒，以强化其教育、监护之责。”

但是，在我们对施暴者强烈谴责、严肃处理之余，也要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有些施暴者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受害者。这些孩子或是迷失在暴力的情境之中、或是得不到正确的情绪疏导、或是本身也是暴力的受害者。而要从根本上杜绝校园欺凌和暴力，教育应当承担起更为重要的责任。

“τ谟泄暴力行为的孩子，不要另眼相看，而应该用爱的教育，让孩子成为积极向上、充满友爱精神的人。”北京石油学院附属中学校长孙玉柱说：“此外，通过教育引导、事前疏导的方式，将暴力从源头上掐灭格外重要。作为学校，应该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法制教育，让学生懂规则、明事理、主动拒绝不良行为。作为家长，则应以身作则，以建设性的方式与孩子沟通交流，而不是张口就骂，抬手就打。”

（来源：《人民日报》 记者 丁雅诵/文）

观点聚焦

终止校园暴力要标本兼治社会学校家庭须齐心

《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亮点颇多，不仅对预防校园暴力的保护机制提出了新的思路，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监护人追责等环节也有明确表述。

近年来的校园暴力事件，可谓五花八门。一些施暴者为了炫耀或者其他原因，还将视频传到网络上，花季少年的这等嚣张和无所谓，不得不令我们深思：孩子们到底怎么了？我们该怎么办？这次《意见》的出台，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顽疾。

校园暴力的发生，首先体现的就是青少年法律意识淡薄，暴力实施者不懂法，受害者缺乏维权意识，相配套的心理疏导、心理教育要么没有，要么就是摆设。除了对学生的惩处和教育之外，本次《意见》加强了对家长的问责制度。父母是孩子模仿学习的第一对象，不少施暴学生就来自于暴力家庭，未成年学生对他人的人身和财产造成损害的，要依法追究其监护人的法律责任。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教育中有几个问题极为突出：一是校园暴力事件的施暴方往往得不到有效惩处；二是在一些学校，老师对成绩差的学生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导致一些所谓的“差生”被边缘化，他们往往消极地看待社会，对周围充满破坏情绪。

篇7

[关键词]校园暴力；社会转型；法社会学

[中国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2008年10月，就在这个月里发生了三起“弑师案”，尤其是10月28日在中国政法大学的课堂里发生的“弑师案”，更是让国人瞠目，让世人震惊。曾经被视为世外桃源的校园，被视为纯洁无暇的师生伦理，在皇帝的新装被撕裂之后，出与世俗社会毫无差异的残忍与暴力。当案件发生后，无论是官方的反思还是社会的质疑主要聚焦于我们当前的师生关系和教育问题。毋庸置疑，我们确实应当检视早已紧张却被忽视的师生关系和教育问题，但我们却不能停留于此，我们甚至不能停留在如何给受害人一个正义的判决，我们需要追问的是究竟什么因素才是校园暴力的真正根源。只有揭示校园暴力的真正根源，才能有针对地进行犯罪预防与社会控制。

一、校园暴力原因的一般理论

有关校园暴力的原因论在我国的研究中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流派，而是更多借鉴西方犯罪原因论以解释中国的校园暴力问题。在有关西方犯罪原因论的理论中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类，即个人原因论和社会原因论。个人原因论又区分为生物人类学的理论和精神动力学的理论。前者把犯罪的原因归结为天生的生理结构和基因结构，后者把犯罪的原因归结为个人的心理因素和性格特征。而社会原因论把犯罪的根源归因为特定的社会环境，但在社会原因论中又区分为祉会夏常状态理论、文化传递理论、冲突理论、标签理论等。其中，社会反常状态理论把犯罪归因于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之间的极度紧张；文化传递理论认为犯罪是在社会文化传递和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冲突理论注重社会中各个次群体之间的关系，犯罪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强者与弱者的关系，社会中强大的群体能够把弱小群体的许多价值观和行为定义为违规；标签理论则认为犯罪是相对的，任何行动和有此行动的人只有当被别人标志为犯罪时，才成为违规。在个人原因论和社会原因论之外，还有比较典型的二元原因论和三元原因论，前者把犯罪的原因归结个人原因和社会原因两方面，后者从个人原因、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三个方面分析犯罪。可以说，以上理论是以个人原因论和社会原因论为基本模型发展出来的复合理论。

研究犯罪的原因是探寻犯罪规律，制定犯罪预防与犯罪控制的依据和基础，而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对犯罪原因论的不同理解则是各种刑事法律和政策存在本质性的差异所在。尽管西方理论对中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但西方有关犯罪原因论是建立在西方犯罪问题的社会事实之上，而且即使是在西方，有关校园暴力犯罪的原因论也是建立在一般的犯罪理论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依凭西方理论来解释和应对中国问题，而应该建立在中国社会实践的基础上，连接中国经验和传统，发展从中国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因此，在有关中国校园暴力问题的研究上，我们也不能局限于用西方理论给犯罪问题盖棺定论，而是从中国社会实践，展示中国校园暴力的真正根源。

二、“弑师案”的社会学本质

跳开西方各种犯罪原因论，我们回到案件本身，追问“弑师案”之所以被社会关注的本质所在，这是厘清校园暴力犯罪真正根源的前提。

(一)挑战师生伦理的极限

“弑师案”之痛并不在于其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甚至并不在于处于花季的青少年成为了杀人犯，其刺痛社会神经的是受害者和加害人的独特社会角色。作为受害者的社会角色是教师，而作为加害人的社会角色却是学生，这两个本为一体的社会角色却叠加在不断发生的命案之中，无疑挑战了早已陷入争议的师生伦理极限。

在我国的社会文化中，尊师重教业已成为中国文化血脉中的传统，也是儒家文化的精髓所在。传统中围是以家庭伦理为基础建构了整个社会的秩序伦理，对师生伦理而言，主要体现在“尊”和“严”两个方面。所谓师之“尊”，表达了长幼尊卑的差序伦理，既从师，就要“尊”师，这也意味着要“遵”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很形象地表达了中国文化中的师生伦理关系。所谓师之“严”，表达了中国传统“师道”之基本精神，即为教之严，管之严，罚之严。“尊”与“严”合而为一，相互建构了中国文化的师生伦理。然而，在当今中匡l社会，曾经合为一体的师道“尊”“严”，逐渐被剥离，没有“尊”谈何“严”，缺乏“严”也无从“尊”。当前社会喷涌而出的却是层出不穷的师生冲突，并逐渐演化成具有标志意义的“杨帆门”和“辱师门”，直至不绝于耳的“灭师门”。

(二)挑战社会关系网络的极限

人作为社会性动物，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在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社会人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在同一社会关系网络中，不同社会角色相互依赖，也不断冲突，而不同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角色冲突程度反映了社会关系的紧张程度。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似乎都矛盾重重，关系紧张而微秒，甚至在充满亲情伦理的家庭关系网络中，也已经危机重重，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转型过程中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而当前影响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最为主要有劳资关系和干群关系，这是中国当前社会矛盾的核心聚集地，也是国家对犯罪现象进行社会控制和法律控制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把最美好的希望寄托在被视为“世外桃源”校园，成为社会精神的避风港。因为他们认为校园里师生没有利益冲突，没有俗世纷争，因为校园是铸造精神的花园。但是“弑师案”把社会震醒，原来连最美好的师生关系所构筑的社会关系网络都岌岌可危。

(三)挑战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极限

青少年犯罪问题在我国越来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不仅是因为青少年犯罪是主要的犯罪群体，而且青少年犯罪量也再不断攀升。一方面，青少年犯罪率远远高于其它年龄层的犯罪率是各国的一个普遍现象，而且在我国，青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在全国刑事犯罪中的比例始终维持在70％以上。另一方面，青少年犯罪量也不断攀升，根据2007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成果，指出“十五”期间青少年犯罪总体数量呈上升趋势，未成年人犯罪增长迅猛。其中全国法院判决的青少年罪犯5年间增长12.6％，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增长情况更加突出，5年间上涨68％。更为重要的是，当前中国青少年犯罪呈现犯罪成员低龄化、犯罪形态团伙化、犯罪手段暴力化、犯罪方式智能化等特点。更显现了我国青少年犯罪问题突出和严重。

而“弑师案”的不断发生，表明了青少年犯罪所呈现出的一个新特点，即青少年犯罪群体从边缘群体向中心群体的扩展，从局部问题青少年向青少年整体扩散。一般而言，在青少年犯罪群体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青少年群体中的边缘群体，即城市和农村中的无业、失业、失学、留守青少年群体，这些人群构成青少年犯罪的核心群体。而深处校园中学子，往往被视为祖国

花朵、国家未来的栋梁，尤其是大学生甚至被视为“天子骄子”，似乎犯罪与这些群体无缘。但是，不被关注的、发生在校园中的青少年犯罪早已显现，而且已经越来越突出，越来越严重，从职业学校、到正规学校、从中小学到大学，几乎覆盖了整个学生群体，犯罪程度也绝不亚于社会青少年犯罪。而“弑师案”的不断发生，只不过是以最为极端的方式显现了严重的青少年犯罪问题。

三、校园暴力的社会根源

既然“弑师案”显现了在中国语境下已经恶化的校园犯罪和颇为严重的暴力问题，那么我们也应该在中国语境中探寻校园暴力的社会根源。尽管与成年人犯罪相比，暴力的生理学、心理学等因素更显得重要。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固然不可忽略，但作为社会问题的暴力犯罪归根结底还是社会化的结果。

(一)社会变迁与社会结构的张力

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迁。社会不仅分化为复杂多样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而且这些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逐渐向两极化的方向发展。这也使得原来潜在的社会矛盾凸现出来，两极分化所激发的社会矛盾也变得尖锐而难以调和，尤其当法律制度及各种公共政策难以跟进时更是如此。甚至国家的制度不仅不能调适社会矛盾，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激化了社会矛盾，使得犯罪问题在转型时期就变得更为严重。因此，可以说当代中国的社会犯罪主要缘于社会分化中社会结构方面无以化解的紧张。而暴力的社会深层根源也在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引起的群体性失范。

具体到校园暴力的根源，社会变迁所带来的结构性的张力也是非常明显。相对社会青少年而言，校园青少年看似被社会影响程度较低，校园可被视为隔绝青少年犯罪的屏障。但事实上，社会分层所带来的结构性压力很容易通过家庭和学校传递到校园青少年群体，而且青少年学生群体本身就是社会分化在个体生活中的投射和缩影。可以说，从校园青少年的心理到行动无疑也是社会化的结果。尤其重要的是，学校的社会结构也在社会转型中发生了质的变迁，原有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教育模式转变为以职业伦理为基础的教育模式，教育的社会功能也从原有传递价值秩序的学校转变为传递职业技术的学校。以此相随的是，学校与老师、老师与学生的关系结构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这些结构性变化带来了学校教育中的学生与老师、与学校甚至整个社会的矛盾，构成校园暴力的社会动因。

(二)表征文化与内在文化的冲突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主导的社会改革大量吸收以西方为样本的现代制度，但这些制度引入中国后却有一个长期性的本土化过程，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尽管我国社会现代化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我看来，还处于初级的表征阶段。即制度逐步引进，现代化制度框架基本完成，但支撑现代制度的文化和社会基础还没有形成。与此同时，以中国传统为支撑的内在文化始终支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而决定中国人的行动逻辑。而两种不同文化所预期的社会行动总是相互矛盾，使得社会行动与社会预期发生了错乱。难以调适社会文化与制度冲突，最终导致了转型时期中国犯罪现象的井喷。

对校园暴力犯罪而言，也是表征文化与内在文化相互冲突的结果。在建构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语境中，表征文化传递到了包括教育在内的各个社会系统之中。我们建构了民主治校、依法治校的教育制度，建构了师生平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相互平等的表征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学校教育以服务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为基本目标来塑造人才，传播以现代社会为基准的知识。但在教育的社会实践中，在学校管理和学校教育中，内在文化却主导了教育实践的行动逻辑。以家庭伦理秩序为基础建构的师生伦理继续主导了当前的师生关系，学校的管理也充满了“父爱主义”情结，使得制度的表达与社会实践发生了背离。而正是这种背离聚集到学生身上，不断加深了学生对学校教育直至整个社会制度的敌视和叛逆。“弑师案”只不过是表征文化与内在文化的冲突所引发的青少年学生对抗制度的一种极端表达。

(三)社会关联与社会控制的断裂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推进的社会改革逐渐解构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以此重建具有现代意义的秩序与文明。这就使得原有的社会关系纽带逐渐断裂，而这些社会关系纽带所承载的社会功能也在逐步消失。具体而言，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由两个最为基本组织的构成：一个是家庭，另一个就是单位。以家庭为根本的伦理秩序一直是传统社会的基石，而单位则是时代的社会基础。可以说家庭和单位不仅构建了中国社会的关系网络，也是其社会控制的基础。而社会转型却在某种意义上解构了这一社会关联，把处于家庭中的人和处于单位中的人推向了社会，成为了社会人。然而新的社会关联并没有形成，原有社会控制又在不断弱化，甚至消失。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化、一体化的法律控制机制并不完善，使得社会越轨和犯罪问题更显得突出和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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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违法犯罪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大学生违法犯罪凸显其数量递增，犯罪率上升，领域扩大现象，从统计可以看出，刑事犯罪中70%是大学生犯罪，青少年犯罪中大学生犯罪占到了17?。而且，大学生犯罪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当前国内的整个犯罪体系中青少年犯罪占到约80%，青少年犯罪每年新增加15万，年平均增速达到了2%～3%，增长态势非常显著。另据资料显示，某高校在校大学生犯罪率2001 年比上年上升300%，2002 年同比上升120%[1]，一串串的数据彰显出从这些数据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大学校园里的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越来越严重，呈明显出上升趋势。

二、犯罪行为危害性强，暴力犯罪增多

目前我国教育考试体制的弊端，学校、家长不重视品德教育，片面追求应试成绩，忽视了理想、信念、品德教育，造成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严重错位，对人生及社会的认同发生错误。在家中，家长把子女奉为掌上明珠，骄横霸道，为所欲为，心理健康严重受损。正处于活力旺盛期的大学生，争强好胜、思想偏激、容易冲动、易走极端，情绪、情感很不稳定，情绪化严重，自控能力较差，同时缺乏道德观念的约束，法制观念淡薄，其犯罪往往手段极其残忍，情节极其恶劣，呈现出残酷性、暴力性特征，令社会震惊，最典型的案例当数震惊全国的马加爵故意杀人案，其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社会影响非常恶劣，引起了整个社会对大学生犯罪的更多关注。

三、大学生违法犯罪类型的典型性

从我国的相关资料和社会现实情况分析，当前我国大学生违法犯罪的类型主要集中在侵财型、暴力型、性犯罪和网络犯罪。

1、侵财型案件比例高，代表性强 大学生违法犯罪主要表现为盗窃。据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调查显示，盗窃案件约占大学生犯罪总数的50%，个别高校高达60～70%[2]。因此在大学生整体违法犯罪中侵犯财产型犯罪占很大比例。大学校园的小偷小摸现象经常出现，小到纸笔文具、课本、参考书、校园一卡通，大到钱包、自行车、手机，甚至笔记本电脑……。另外，抢劫、抢夺、诈骗、侵占、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的行为也时有发生，只是比例不大，但也应引起警惕和监控。

2、人身伤害型案件比例较高，危害性强 大学校园内打架斗殴、故意伤害、杀人、抢劫、等人身伤害行为比较集中。据某监狱对大学生在押犯的罪名统计，抢劫罪占23.95%，故意伤害罪占8.06%，故意杀人罪占4.79%，罪占3.90%。暴力型犯罪占所调查总数40.70%，占有极其高的比例[3]。根据司法部门的最新统计数字，以人身伤害犯罪（20%）和性犯罪（5%）为代表的暴力型犯罪占到大学生实施的各类违法犯罪总数的25%以上。这类案件在高校内屡屡发生，严重妨害了校园安宁和大学生的学习、生活。

3、性犯罪案件时有发生，伤害性强 大学生的年龄普遍在18～25周岁之间，生理发育渐趋成熟，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大学生对性普遍持开放态度。据调查，有近50%的大学生对婚前同居行为表示“可以理解”。少数大学生对待婚恋问题不够严肃，有的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4]。同时，过去性违法犯罪，其主体几乎都为男性。但近几年女大学生主动参与、实施性违法犯罪的情况很普遍，在违法犯罪的学生中，性违法犯罪占21.9%。当前对待大学生性违法犯罪问题，更需要重视、科学引导。

4、网络犯罪不断增多，辐射性强 当前，90%以上的大学生都上网，网络已成为大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进行网络盗窃、网络传毒、网络传销、利用网络窃取国家安全机密和危害国家信息安全的案件时有发生。利用网络宣传违法信息，下载和传播信息的情况也时有发生[5]。近年来，利用网络进行违法犯罪的案件快速增长，有些大学生常常利用网络作为违法犯罪工具。因此，大学生利用网络实施违法犯罪的案件数量还将继续增长[6]。

四、共同犯罪现象突出

大学生青春期这种乐于合群、容易结伙的心理需求，往往使其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讲究一些哥们义气，拉帮结伙。在青少年违法犯罪中，约60%～70%属于共同犯罪。尤其对远离父母的外地学生，以加入所谓的团体为靠山，致使合法自我保护之风被扼杀，而且在团伙中极易造成犯罪心理的互相感染，一旦个别人有不良动机或犯罪意向，在从众心理影响下，便会出现连锁反应，造成群体效应。

五、大学生犯罪趋于社会化

高校是半社会化的场所，是大学生进入社会的一个缓冲时期，当前高校是开放的，必然会受到来自社会大环境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它既是社会政治的"晴雨表"，也是社会违法犯罪的"晴雨表"。社会中某些违法分子利用大学生的心理弱点进行渗透，致使其违法犯罪具有内外勾结和相互交融性。据某高校统计，该校2001年大学生所犯刑事案件中，有27%都与社会上的不法分子有关[7]。大学生违法犯罪呈现出社会化倾向，大学生违法犯罪的预防更加困难。

六、大学生违法犯罪时间的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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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要求各地各中小学校针对发生在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的校园欺凌进行专项治理。

群殴、羞辱并拍成视频上网传播……校园暴力事件频频升级，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是什么让花季少年变得如此暴戾？我们的学校、家庭教育怎么了？笼罩在学生头上的暴力阴云如何驱散？

较普遍的一种观点认为，立法、惩戒机制和教育机制的缺失，使国内校园暴力长期以来停留在道德层次，没有上升为法律议题。但是否采用重典进行惩罚，引起业内人士不同看法。一系列问题值得社会反思。

校园暴力不计后果

“同学是被人在厕所捅死的。”

近日，一则在重庆市彭水县当地论坛上的帖子，因为涉及到“校园”“死亡”等词，迅速在网络上传播。

死者为彭水县桑拓中学初中二年级16岁男生赵英（化名）。一名同学介绍了当时的情况，事发时，教学楼三楼的一个厕所被人挡着不让进去，“赵被堵在厕所里面，至少有三个人围殴他”，最后被人持凶器捅伤致死。

赵英的班主任证实，确有学生被殴打致死，事件发生在今年4月28日下午1点左右，系学生之间矛盾引发。

“被捅学生的胸部有大片血”，事发后，四五名学生抬着被捅伤学生去了最近的医院，“但人最终还是没了”。

暴力伤害同学并非此案独有。

距离重庆一千多公里之外的安徽，在一起校园欺凌事件中，同样是十几岁的孩子，因为恋爱纠纷，将酒精泼向同学，并点燃打火机。

“我从背后抓住她一边的肩膀，将酒精从另一边的脸部、肩膀浇下去，看到她蹲下去尖叫，我慌了，用打火机点了两三次才将她的头发点燃。”

今年5月9日，安徽省合肥市某中学学生袁某在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受审。

袁某这样回忆作案经过――他的同学马某不同意与自己谈恋爱，被一再拒绝后，袁某很不好受，就网购了酒精。

2015年8月15日，在安徽建筑大学校园内，袁某点燃了泼洒在马某身上的酒精，致使马某面部、前胸、后颈等部位被烧伤。

鉴定结果显示，马某的损伤程度属于重伤二级。

案发时，马某未成年，袁某刚满18周岁。

公诉机关指控袁某犯故意伤害罪。庭审中，袁某因多次顶撞受害人母亲，被公诉人当庭训斥。

马某案发时尚未成年，其母作为法定人出庭，提出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赔偿共计292万余元。

16岁至18岁施暴者超65%

针对近年来不断曝出的校园暴力事件，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妇女儿童权益刑事司法保护课题组就校园暴力刑事案件作了专项调研，并对2013年至2015年各级法院审结生效的100件校园暴力刑事案件进行了梳理。

报告显示，校园暴力犯罪案件涉及的罪名相对集中。针对人身的暴力伤害比例最高，其中故意伤害罪占57%，故意杀人罪占6%，寻衅滋事罪占10%，、侵财犯罪各占12%，聚众斗殴罪与绑架罪分别占2%、1%。

从犯罪者的年龄来看，在100起案件涉及的159名未成年被告人中，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被告人有55人，占34.59%；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被告人104人，占65.41%。

报告显示，持凶器作案、造成人身伤亡后果以及作案后自首、达成谅解协议的比例较高。

在致被害人重伤的32起案件中，免予刑事处罚2件，占该类案件的6.25%；宣告缓刑的22件，占68.75%；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4件，占12.5%；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的2件，占6.25%；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1件，约占3.13%；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1件，约占3.13%。

致被害人死亡的35起案件中，宣告缓刑的8件，占22.86%；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1件，占2.86%；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的4件，占11.43%；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12件，占34.28%；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10件，占28.57%。

孩子缘何如此暴戾

校园暴力事件频发，一个疑问油然而生：是什么原因竟然让十几岁的孩子对同学拳脚相加？

有媒体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校园暴力案件的直接诱因往往是同学间偶发事件或平时恩怨等琐事，因碰撞、口角、玩笑，还有经济纠葛、情感纠纷，甚至一个眼神等偶发、微小事件都能点燃青少年们的“暴脾气”。

“校园暴力的主要原因有家庭、学校、社会、自身及制度设计等因素。”海南省社会心理学会会长岳筱雯表示，不少家庭教育易走两极端：要么要求不严，使孩子养成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个性；要么管教过严，严重挫伤孩子自尊心，使孩子变得偏激、自卑。来自留守、离异等特殊家庭的孩子，更易形成孤僻、冷漠等不健全性格。有一些学校教育模式功利性明显，忽视学生品德教育、法治教育，这些都为校园暴力埋下隐患。

与此同时，少儿不宜的暴力电视节目、游戏、书籍等劣质文化腐蚀孩子们的心灵，使孩子潜移默化地被暴力文化“武装”了头脑，严重影响了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还有社会黑恶势力向校园渗透，一些学生有他们撑腰，更加肆无忌惮。

岳筱雯表示，中学生心理正处于建立自我个性的阶段，好奇心强，叛逆心强，缺乏独立评价能力，自控力差，极易在外界诱因的驱使下激发冲动，且遇事不计后果。未成年学生因具有这些生理、心理特征而特别容易成为校园暴力的主体。

16岁以下施暴难追其刑责

一名遭受过校园暴力的孩子家长表示，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在孩子受到伤害后，只对施暴学生处以停课检查处分，虽然施暴学生也被责令道歉，学校也承诺会对施暴学生好好教育，但如此轻的惩罚能否让施暴孩子真正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其他孩子的安全又如何保证？

我国刑法规定，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只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等八种犯罪承担刑责。这样的法律设计让他们有恃无恐。而且，在民事责任方面，校园暴力施暴者的监护人仅仅是赔偿医药费、赔礼道歉，也不能引起他们的充分重视。

我国现有《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法》等多部法律，都立足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但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并无系统、完善的立法。有专家称，对于触犯法律而未被的未成年人的惩戒，也只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很少付诸实施。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黑河中学校长费聿玲看来，保护未成年人的相关法律仍有很大的完善空间，应制定“校园安全法”、“校园暴力防范与处理条例”等相应的法律法规，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的相关条款，细化校园暴力行为的法律法规标准，针对未成年人的特点进行特殊保护和教育，通过法律手段对校园暴力行为进行干预和惩罚。

四川省律师协会监事长施杰刚认为，校园暴力事件对涉事双方来说伤害都非常大，对于未成年人不宜轻易动用刑法。对于学生，更多的应该是引导和监管。如果用过于严厉的法律来约束，可能会给孩子的成长和人生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

家庭学校共同培养健康人格

惩戒校园暴力，处罚轻了不足以威慑，重了又担心影响涉事者一生，出路究竟在哪里？“我觉得还是要从教育反思。” 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张陟遥说，在学生学习成长阶段，健康的人格、精神心灵教育，知识的增长和成绩的提高同样重要，校园暴力频发，很重要的原因是人格教育、人格培养的缺失。

张陟遥认为，好的人格教育先从学生的道德品质培养开始，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培养人格和品格健全的人，如遵守公共道德、倡导友爱精神、团结互助、具有社会责任感等。“拥有积极的心态、健康的心灵，这是学校教育应该解决的问题。可应试教育在我国实施了很多年，很多学校对教学的要求很高，忽视了学校的教育功能，在德育工作、心理健康工作及健全人格培养方面做得很不到位。”

“培养健康人格，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同样重要。”扬州苏北医院心理专家杨杨认为，家庭教育缺失的孩子，性格、心理上多少会有问题，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和心智的完善。家长们过度重视分数而忽视德育，认为只要成绩好，其他都不重要，对于一些可能影响学生身心健康的问题动辄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处理。因此遇到挫折时，走极端的学生越来越多，动辄采取暴力方式处理同学间细微的矛盾。“所以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应调整教育本位问题，真正将学生的人格培养和人品提高作为本位。”

此外，在关注孩子心理健康的同时，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也要注意网络传媒的不良影响。有专家提出，应该采取有效的监管和防控措施，开发和推广绿色网络软件，积极正向教育、引导未成年学生健康使用互联网，综合运用技术、行政和法律手段，全面加强网络管理。

链接

他山之石

日本

日本文部科学省加强了对教师进行预防校园暴力的培训，增加了学校辅导员和护理员的数量，以帮助学生处理各种问题。同时，允许学校对那些给同学带来身体或心理伤害的学生停课，并为此制定了更加明晰的指导原则和程序。

澳大利亚

建立了政府支持的组织和网站，如“反暴力网络组织”和“澳大利亚无暴力计划”，以帮助学校了解暴力现象，为学校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教师培训的指导大纲。澳大利亚政府通过增进师生们对社会正义问题的理解来解决校园暴力问题。

以色列

以色列为解决校园暴力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要求学校建立全校范围的反暴力政策，并对在职教职员工进行培训。调查发现，暴力现象发生最多的是在放学后的走廊和厕所，或教师监控不力的时间段。很多学校采取的办法很简单，如增加警力，保证照明，让父母接送孩子，休息时间在走廊上安排更多教师等。

美国

在美国，校园暴力被称为“欺凌”。校园暴力在6年级至8年级初中阶段最严重，高中时逐渐减少，但依然存在。学校对暴力十分重视，每年开学时，会培训教师如何处理暴力事件，并发放指导材料。对学生也会有预防性的教育，告知他们学校的有关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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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恶性评论；道德修养

网络作为一种平台与工具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们在通过网络获取信息、进行沟通交流、完成其他工作的同时，也成为各自表达自己对某些事件看法与意见的主阵地。网络评论可以分为三种，即积极评论、消极评论和中性评论。消极评论也称恶性评论，主要是指网民对于社会上发生的事件给予反面的评论，甚至对于事件的主体进行人身的、地域性的攻击与谩骂。

网络恶性评论表现

语言不文明现象比比皆是。网络作为一种公众的、开放性的平台，为广大受众提供了一个表达自己观点的舞台。但是作为一个虚拟世界，它也在网民表达自己观点的同时，为其戴上了一张面具。因此有人在发表评论的时候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评论中的互相攻击。网络平台不像其他纸媒，受众只能阅读，很少有人能够直接参与。网络作为一种公众交流的平台，使普通人有了平等的话语权。人们可以在网络管理者授权的范围之内，自由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从而实现了信息传播的对称性。不过，与此同时，它也使一些非理性的声音获得了表现的舞台。

随心所欲的口水战。网络对于公众的开放性和平等性、互动的即时性、对多元化主题的评论，在使普通受众可以自由平等参与的同时，也使网络评论内容随着网络主体的变化而增加不确定性。这种评论的随意性，随着网络水军的出现而愈演愈烈。网民出于自身的利益或某种商业利益，不断地、大量地发出毫无意义的口水帖，其中甚至夹杂着大量的人身攻击、肆意谩骂。

网络恶性评论现象成因

第一，网络世界是个虚拟的世界。这也导致网络世界产生了匿名性、隐蔽性、随意性、开放性、间接性等特点，这使得网民可以躲在电脑屏幕后恣意妄为，而得不到有效的监督。

第二，网民自身道德修养水平低下以及法律意识的不足，是发生网络恶性评论的重要原因。我国互联网至今未能实现实名制，这使得部分网民可以在网络上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他们可以以网络为面具，通过网络发泄自己在实际生活中很难表达的情绪或无以释放的各种压力。

网络评论的主体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的社会成员。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可能会遇到各种挫折，从而对现实环境产生不满。加之每个人的认知能力不同，所以可能会对一些社会问题的认识产生错误的判断。网络刚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发泄个人情绪最好的平台。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中，没有人知道电脑前面坐着的是什么人，因此网络便成为人们发泄情感、展示自我的绝佳地点。通过研究发现，网民的这种心理也不一而足，包括追求另类、传播逸闻趣事、盲目求快等心理。

由于网民自身教育水平、道德修养水平不同，导致他们在解读新闻事件的能力上也有很大的差别。一件事情发生之后，多数网民往往只从自身角度和利益出发，缺乏全面思考问题的能力；只从新闻报道事件出发，而不能全面了解事情；往往对一些敏感词语感兴趣，而不从事件本身出发；对于社会上某些群体从旧有印象出发，而不能就事论事。

第三，在我国，网络虽不是新生事物，但毕竟它产生的时间不长。政府对于网络的管理尚显不足，尤其是对于网络媒体以及网民行为的法律法规制定工作滞后。另外，我国法律法规缺乏对事前的预防，而且事后也通常反应迟缓。这对于快速发展的网络来讲，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反差。

网络恶性评论的社会影响及危害

首先，网络恶性评论污染了网络环境，对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少年产生了恶劣的影响。青少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还未最终形成，网络恶性评论极易对其产生负面影响，使其形成歪曲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其次，网络恶性评论极易导致网络暴力，使被攻击者形成巨大的心理及社会压力，甚至产生悲剧性后果。影响较小的比如任达华、金庸、余秋雨等多名名人“被死亡”，严重的像包括韩国女星崔真实在内的一些人，由于不堪网络谣言的困扰，即使诉诸法律也是徒劳，最终选择了自寻短见。[1]

最后，网络恶性评论易引发缺少理性和缺乏清晰度的激愤的社会情绪，而这种情绪又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操纵利用，从而产生以暴易暴的社会心理，最终诱发现实暴力，产生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网络恶性评论的解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