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的定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大众传媒的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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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众传媒、传播方式、发展历程

一、传播学、媒介与大众传媒的涵义及发展历程

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媒介向传播范围扩大化，传播效率提高化的趋势发展，不断满足了人们在信息化世界里获取信息的需求，在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根据传播特点及历史时期，传统大众传媒传播方式可以分为原始传播方式、手抄传播方式、印刷传播方式、电子传播方式四类：

1、原始传播方式

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们的生存只能依靠自然，而不能改造自然。这种情况迫使人们必须进行交往活动，所以原始的信息传播在原始社会占有重要地位。火、图腾和舞蹈是人类社会较早的信息载体，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了当时人们远距离、长时间传递信息的迫切需求，也是古人传递信息，抒感的主要方式。但用这些媒介传播的时效性和准确性难以得到保证，所以逐渐被其它载体所取代。

2、手抄传播方式

印刷术尚未发明之前，人类主要通过手抄的形式记载和传递信息。手抄传播无论在信息传播的准确性，还是时效性上相对原始传播方式而言都有质的飞跃，其中丝绸、甲骨、竹片、石头等都是手抄传播的主要载体。由于其局限性，虽较之前动作、行为传播有所进步，但在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上的弊端阻碍了信息传播的大众化的推进过程。

二、现代大众传媒的涵义及优势

近几年来，网站、博客以及最近一年多才出现的微博等形式的现代大众传媒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现代大众传媒的嬗变使得之前人们被动接受信息的状况得到改变，由单向的交流形式转化为双向互动的精神交流形式。伴随着信息传播迅速、接受信息便利的优势，现代大众传媒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总的来说，现代大众传媒相对传统大众传媒具有以下几方面优势：

1、时效性强

现代大众传媒突出的优势就是时效性强。在传统大众传媒占据主导的时代，虽然不断的在传播时效性方面做出改进，比如电视新闻频道全天滚动播放以掌握最新的动态等，但由于传统媒体采集信息、制作专题以及新闻的成本很高，且由于电视、广播等媒体作为专门的机构，有严格的流程要求以及人员配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大众媒体很难达到人们对信息时效性要求的标准。伴随着卫星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地任何时间所发生的事件，通过网络图片、文字甚至视频的形式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现代大众传媒的出现在提高信息传播速度的同时，也使人们了解实时政治、全球经济、各地文化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大大提高。促进了各种文化的交融，推进了全球一体化进程。

2、传播信息量大

如今，人类已经被拥有超强运算能力的计算机带入了信息爆炸的世界，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中，都可以通过网络成为信息源，各种信息各种思想交汇在一起，便形成了信息的大海。如今谷歌、百度等公司的发展，使网络搜索功能逐渐强大起来，你可以随时随地检索到全球所有图书馆的书籍目录和各种专业的学术期刊甚至公司的商业数据资料，这十分有利于大众对各类知识的掌握和自身素质的提高。

三、现代大众传媒表现形式及特点

以互联网为依托的现代大众传媒最早诞生于上世纪 60 年代末，上世纪 90 年代迅速普及。在我国，近十年得到迅速发展，截止去年 6 月份，我国网民数量已经突破 4 亿，超过我国人口比例的 25%，普及率超过 31.8%。5现代大众传媒的出现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特别是伴随着网站、博客以及微博等传播形式出现，现代大众传媒时效性强，双向交互性的特点得到进一步的体现，给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网站定义及特点

网站（website）是指因特网上一块固定的面向全世界消息的地方，由域名（也就是网站地址）和网站空间构成，通常包括主页和其他具有超链接文件的页面。网站是由 html 文件（也就是网页）组成的，可以这样说，我们是通过浏览网页来解读网站的。个人或者组织可以通过网站这个载体提供相关的服务，获取相关的信息以及公开有关的信息。目前，网站主要有官方网站、门户网站、个人网站三类，功能也有所差异。官方网站主要是网络上对主办者所持有网站约定俗成的一种称谓，它带有权威性，体现着网站主办者的意见和利益，比如各级政府网站；门户网站是指通向某类综合性互联网信息资源并提供有关信息服务的应用系统。

2、论坛定义及特点

论坛，BBS 的英文全称是 Bulletin Board System，翻译成中文就是“电子布告栏系统”的意思。早期的 BBS 的性质和学校的布告栏类似，起消息的作用，唯一不同就是可以通过网络传播。直到人们将苹果计算机上的 BBS转移到 pc 机上以后，BB 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近些年来，由于科技的发展以及受众者努力，BBS 的功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现在，通过论坛不但可以随时取得各种最新的信息，还可以和网友进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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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影像化传播;民众知识;影视民俗;大众文化传播

有关民俗学的发展前景，是今年我国民俗学界颇为关注的热门话题，为此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程做出评价、把握是重要的。仲富兰在《中国民俗文化导论》一书中指出中国民俗学存在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缺陷：第一，理论准备不足。我国民俗学的孕育是在本世纪初，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因此就使得先驱者缺乏长期完善的理论准备。第二，肇始于文学却又未能跨出文学的视野，民间文艺的研究代替了民俗学的研究。第三，解放以后，民俗学长期备受冷落，同时又受到前苏联民俗学体系的深刻影响，长期徘徊不前。第四，从世界范围民俗学理论产生的背景来考察，中国传统的民俗学，无论是研究主体和客体诸层次，都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1]任骋文在《民俗研究》中提出了民俗学研究要有“从‘民俗’到‘民识’”思想转变。他提到中国民俗学界一直停留在“民间古俗”的学术取向上而没有真正意义的“民众知识”的学术取向上来，所以倡导民俗文化研究者应当正确认识民俗文化内涵的理解，加深对“民间的知识”即“民俗”的理解[2]。

一、影视传媒与民俗文化的现状与问题

(一)“民俗学影视”与影视民俗

最早对“民俗电影”(folklore film)作为民俗研究题目的应用可追溯到1934年在英国电影研究所在《民俗》学刊上所发的征稿启示，其定义是“有关民俗的非商业电影”。在美国，最早的民俗纪录片可溯源到1935年，但直到1970年代，“民俗电影”作品才得到民俗学界的认可。谢尔曼(S.Sherman)在1977年提出了“民俗电影”这一概念，在其《记录我们自己：电影、录像与文化》(1988)一书中进一步论述了“民俗学电影”的概念，并兼用了folkloristic film(琼斯1988)一词。

在中国民间文艺协会研究部副主任黄凤兰女士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民俗影视》一书中，提出了影视民俗学的概念[3]。她认为，影视民俗学是指以影视为手段，对民俗事项进行客

观记录的一门科学。在张举文博士的《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一文中，提出了要为民俗学影视与影视民俗正名的观点。他认为“民俗电影”应理解为“民俗学电影”的简化，提出影视民俗指只存在于影视作品中的想象的民俗，是被制作人创造或改造的模仿民俗的表演[4]。汤拥华在《民俗影视何以为学?——评黄凤兰著》一文中对“影视民俗学”这一理论概念的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从一大堆以民俗为主题的影视片中，我们只能归纳出民俗学的问题和影视学的问题，怎样用影视的手段表现民俗文化的问题[5]。透过这些论著，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民俗事象与影视结合已成为必然。艺术地表现民俗事象已经成为民族与民俗的不可或缺的文化现象，同时，公众的接受与实践又体现了民俗的最基本的娱乐功能。

(二)表现方式

用镜头来记录民俗文化，这决不是简单的机械复制，而是影视工作者通过动态的富有表现力的影像，再现民俗的原态以及民俗文化、民俗心理支持下的民俗事象的文化意义。

在黄凤兰女士的《从民俗影视片的特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文中，着重强调了民俗影视片对于民俗文化的表现力——真实地记录与再现[6]客观自然的影像纪实，能真实地体现民众作为文化主体，对自身民俗文化的阐释和解读。

此外，在罗未玮的《影视作品中的民俗“在场”》文章中，依据民俗的两种存在形态——文化的和生活的，探讨了民俗在影视作品中“在场”的两种形态，即民俗作为文化符号在场与民俗作为记忆因子在场[7]。

(三)存在问题

第一，本体论危机。这一问题。有相当部分民俗文化以非物质的形式存在，属于无形的思想、观念等内容，比如说“龙牌会”这种属于民间信仰之类的民俗活动，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和对民俗文化理解的偏差，很难通过影像完整地保存全部信息，而成为一种“机械复制”。第二，缺乏语境关注和“两张皮”现象。黄凤兰女士在《新时期中国影视民俗学的现状与问题》中着重对当今的民俗影视制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析。第三，阐释的理论导向。张文举在《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中提出在探索理论和方法时，要思考认识论和反思人文本质。

二、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在国际合作日益加强、范围日益扩大、节奏日益频繁的形式下，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及不同领域的多种力量交流、互动、协商或妥协的结果。

1.民俗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学科基础。安德明博士根据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9年和2003年通过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两份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最终确立取代了“民俗”的定义[8]。

2.经过近几年国际、国内多方面的努力，从政府到民间在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目前的保护工作依然存在着明显的缺欠。

3.近年已有不少民俗学者的文章讨论非遗保护理论，但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保护理论，还应该是能给政府和民间提供操作细则的实践方案，它的实践性决定它的生命力，这则是它区别于以往民俗学研究之处[9]。在取得诸多成绩、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的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表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使得这项工作成了一个充满争议和张力关系的复杂的动态过程。

三、民俗文化与大众传播

民俗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民间传承，而民间传承恰恰是前大众传播的文化传递形式，周福岩博士在他的《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一文中表明了民间传承主要体现为一种人际传播方式的立场，并试图通过对两种传播方式或系统从能量、力量及方向等角度所作的功能比较分析达成对民间传承和大众传播在文化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

(一)区别的意义

在民间传承中，需要传递的信号在编码一经结束，就通过人的发音器官或非语言形式的肌肉动作面对面地诉诸于译码者的听觉和视觉。而大众传播则在编码完成之后，经过了一系列对信息进行的技术转化，最后通过媒介完成这一过程的。因而媒介传达的信息(大众传媒)与我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通过人际联系得到的信息(民间传承)的区别就存在于接收效果上的迥异[10]。

(二)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功能

任何文化都离不开传播，民俗文化也不例外。[11]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积极功能包括：第一，大众传媒表述民俗生活，其媒介特性促进了优秀民俗的传承。第二，大众传媒通过报道民俗活动，引起了社会公众和政府职能部门对优秀民俗传统的关注和重视。大众传媒在民俗文化传播中的缺失包括：第一，有相当部分民俗文化以非物质的形式存在，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很难通过大众传媒完整地保存全部信息。第二，大众传媒会由于政策、资金、技术、传播渠道等方面的原因，片面或者歪曲报道民俗文化事象。第三，为了追求画面的效果或叙事的完整，大众传媒有时会导演民俗。

(三)大众传播对民俗文化传承的影响

现代传媒对于民俗传承的积极影响：一、现代传媒为民俗传承提供了革命性的技术手段。二、现代传媒推动了民俗文化的发展、融合和演化。三、现代传媒早就新的民俗。现代传媒民俗传承的冲击与负面影响：一、现代传媒对于民俗的保留大于传承。二、现代传媒以虚幻的民俗替代了现实民俗行为，以文化快餐代替了民俗艺术。三、媒介霸权加速弱势民俗消亡。四、现代传媒的商业化加速民俗的商业化。

(四)展望与对策

在即将迈入数字化的社会的今天，想摆脱现代传媒的影响，保持牧歌式的原生态民俗已经是一种奢望，我们目前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发挥现代传媒在民俗文化传承中的积极作用，尽可能地减少其消极负面影响[12]。首先，从传播者的角度来看，传播人要了解民俗知识，加强自身的民俗理论修养，合理运用传播技术，尽可能地减小商业化对民俗传承的负面影响。其次，作为“民俗人”要主动学习传播知识，掌握了解现代传播的规律，熟练运用各种现代传播技术手段，为民俗传承做贡献。第三，在理论上要加强民俗学与传播学、新闻学等学科的融合，在高校开设民俗传播学、影视民俗学等，加强民俗传播规律的研究与人才的培养。最后，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在覆盖面广泛的媒体上建立公共频道或民俗频道，以生动活泼、雅俗共赏的节目内容和形式在全社会普及民俗知识。

四、结 语

在现代社会里，离开了大众传媒，民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很难开展。今天，要做好民俗文化的传承和扩布、保护和开发，离不开大众传媒的介入和作用，而大众传媒要达到“传通”，实现自己的价值，需要对内容、角度方式进行选择，需要充分考虑并努力适合受众的心里思维习惯，大众传播和民俗文化关系密切。因此，我们要强调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留住民族文化的灵魂，充分调动并利用大众传媒的力量，从民俗文化环境中去开展大众传播活动，从大众传播角度去思考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和推广。

参考文献：

[1] 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导论[M].江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 任骋.从“民俗”到“民识”──略论民俗研究学术取向的转换[J].民俗研究，1999(1).

[3] 黄凤兰.新时期中国影视民俗学的现状与问题[J].西北民族研究，2002(2).

[4] 张举文.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J].民俗研究，2007(1).

[5] 汤拥华.民俗影视何以为学?——评黄凤兰著《中国民俗影视》[J].中文自学指导，2005(2).

[6] 黄凤兰.从民俗影视片的特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江西社会科学，2005(12).

[7] 安德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俗学的两难选择[J].河南社会科学，2008(1).

[8] 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J].民间文化论坛，2007(2).

[9] 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J].民俗研究，1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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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　议程设置理论　政治传播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我国早在1983年就正式确立了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从2003年起，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我国逐渐呈“遍地开花”的发展态势。可以说，新闻发言人的出现是政府在信息传播中扮演主动角色的开始，新闻发言人可作为政府主动介入并积极引导公共舆论从而成功实现新闻执政的切入点与现实手段。

本文希望在对新闻发言人及其所代言的政府与媒体、公众相互关系的探讨中，对大众传媒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新闻发言人的传播学定位进行分析。

一、新闻发言人――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特征

2003年年底起，我国各地纷纷出台新闻发言人制度，目前已有北京、上海、吉林、黑龙江、浙江、广西、重庆、四川、云南等15个省级政府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覆盖了全国近一半的省级行政区。

由此可见，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一种政府行为。现代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完善过程，是公众对现代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诉求过程，这种诉求必然伴随政府行为的民主、责任、透明、效益、法治和无私要求――这是对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诉求，这恰恰也是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建立的必然要求。

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传播学解读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通过议程设置对舆论进行控制，它根据国家的需要、公众的需要以及政治运作过程的需要，设定政策议程，以此影响媒体议程。进而设定公众议程，其中更多地表现了政策议程对传媒议程和公众议程的引导。

1　政府通过新闻发言人制度调控大众传媒

新闻发言人制度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社会调控中的信，息源控制。信息源控制和行政控制一样都属于软性控制。但是，和行政控制有截然不同的是，这种制度一方面既是政府控制新闻传播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政府和新闻界沟通，并通过新闻界和公众进行沟通的方式。它通过信息源的有限性，协调政权、媒体和公众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比较隐蔽地引导舆论和控制信息。新闻发言人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确实是平衡自由和控制的有效尝试。

(1)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信息公开的有效形式

根据先生的新闻定义，对新闻传播过程进行图解，可以拆分为三个阶段：

事实发生(信息源)及时报道受众接受(新闻形成)

显然，构成这一运动过程的是三个环节，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新闻就不存在。换句话说，这三个环节构成了一个完整新闻的全过程。若在新闻形成过程，将新闻这一因素考虑进来，且把新闻形成的过程理解为政治传播的时候，就会发现在“事实发生”和“及时报道”两个环节中，新闻会成了新闻形成的一个新环节，即：

事实发生(信息源)政府新闻及时报道受众接受(新闻形成)

具体到上述政治传播过程来说，实际上政府面对着两个不同层次的信息受众：一是所有公共信息的接受者――社会大众；二是特殊的信息接受者――媒体记者。这两个层次的受众之间的关系是：虽然表面上看，政府新闻会针对的对象是新闻记者，但新闻记者只是新闻会主体和新闻会对象之间的桥梁，新闻记者有权力和义务及时高效地向受众(公众)报道所获得的信息。也就是说，新闻会的对象最终是公众。因此，政府应当看到：一方面，政府掌握大量的行政资源、拥有人民赋予的权威性和调节社会生活的权利，许多政府信息都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政府有责任让满足大众的信息需求，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最大的权利机构，政府是一个十分可靠的信息源。它在公众心目中拥有较高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在信息繁杂和思想多元的今天，对某一问题的认识和看法多样，当人们无法分辨和取舍，更希望听到来自政府权威和统一的解释和说明。这一点在危机时刻和重大问题面前显得格外明显，政府的声音可以让小道消息不攻自破。

(2)新闻发言人制度能充分发挥政府信息的主体作用

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一种政府行为。政府作为体现人民利益、组织社会生活、维护社会秩序、控制社会运行的权力机构，其影响和作用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代表国家的形象，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的枢纽。新闻发言人制度自然是服务于政府职能的，其目的在于协助政府工作，协调政府与传媒、与公众的关系，从而协调社会的发展。

面对政治信息的特殊受众媒体记者，政府应该了解记者甚至了解记者所代表的媒体的需求，并以满足记者要求来寻求与媒体的合作。美国学者李普曼说，若非借助一种标准作业的方式，那么少数的人(记者)能够顾全这么大的报道范围，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记者常常必须经由别人的“告知”才能完成报道。由于大众传媒以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去报道无穷无尽的新闻，本身就是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要求媒体对所有新闻都以“我在现场”来叙述、以目击者出现在新闻现场是不现实的，更别说相对稀缺的政治信息了。尤其在媒体商业化下，记者的工作和收入越来越不稳定。任何采访成本的增加就意味着记者收入的减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帮助记者，就是帮助自己。政府给记者的“补贴”就是向他们新闻稿。而这些媒体除了付出记者的时间外，没有花费任何采访经费。就获得了新闻。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政府是现代社会中心信息源并希望控制大众传媒以实现社会控制的目的、媒体为满足大众的需求报道政府新闻会并节省了报道经费和精力、大众希望政府信息公开以保障人民知情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发言人为当下政治新闻形成的具有决定性的一环简直是“众望所归”了。

2　大众传媒通过议程设置影响公众

议程设置的理念实际涉及的问题是：传播如何围绕特定的目的设置议题，使之达到影响社会、影响公众舆论的效果，它是传者和受者之间一种相互牵动、相互作用的双向关系。传播媒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以沟通、扩散、宣传、教育、组织、协调、纠偏、排异等社会功能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影响，对人们的思想行为规范实施控制。议程设置是促进媒介更好地行使职责、发挥功能的一种方法。议程设置有三种功能：(1)在信息扩散之前，通过编辑实行限制；(2)通过增加信息量，强化信息环境；(3)对信息进行重新组合或解释。它涉及传播意图和传播效果的统一的问题。是建立在媒体对自身的定位和对受者深刻了解的基础上。

在当代社会，大众传媒参与了“社会现实的构建”。即媒介的传播，影响人们头脑中对社会现实的构想。大众传媒的效果和作用在于引起人们的注意力。大众传媒只要对一些问题给予重视。集中报道。使某些事实从无数的客观事实中凸现出来，并忽视或掩盖对其他问题的报道。就能影响和

控制公众舆论。而人们则总是倾向于关注和思考大众传媒注意的那些问题，并按照大众传媒给各个问题确定的重要行的次序，分配自己的注意力。大众传媒通过调动受众的注意力，安排问题的轻重次序，从而间接达到控制舆论，左右人们的观点和思想的目的。

结合传播学中的守门人理论，可以对信息流动与议程设置之间的关系作如下图解：

来自信息源(S1、S2、S3)的信息(M1、M2、M3)转变成信息(MA、MB、MC)后，才传给接收者(R1、R2、R31。守门人从各种信息中，按照议程设置的需要，选出那些他认为可以传播的信息加以传播。这个模式最有价值的一点是：收到的信息和送出去的信息是不一样的。其不一样的程度取决于议程设置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当代的传媒，没有“注意力”是不行的，但仅仅具有“注意力”也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大力提升自己的“影响力”才能使媒体的活动同社会产生双向互动的“共振”。从而成为推进社会发展的加速器。毫无疑问，新闻发言人制度能够帮助媒介完成这一社会使命。

3　新闻发言人通过提供消息来源引导媒体设置议程

从传播学一般意义来说，“某种消息来源能够为某一媒体设置议程，而某种媒体又能够为公众设置议程。这两个过程是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体现了政府设置政策议题来影响媒体议题，进而设定公众议题，事先对新闻套人政府的定义之后，从而引导舆论。政府选择哪些消息可以，哪些不可以，对哪些媒体，又应该以怎样的口吻，从而表达对媒体议程的左右。消息来源不仅描述新闻事件的发生，更可透过对新闻事件的诠释与评论，而成为新闻事件的“定义者”。由于新闻记者不可能出现在每一个新闻事件的现场，因此与其说一件新闻事件确实发生，不如说这一新闻事件曾经发生或将要发生。这就为新闻发言人留下了“说话”的空间。新闻制度正是通过“观察者”来报道新闻事件的做法。使得那些者在服务新闻界的过程中，也服务了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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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众传媒；负面影响；对策

一.大众传媒概念

针对大众传媒，很多学者给出过不同的定义，我比较认可郭庆光教授的解释：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简单点说大众传播主要是指以报纸，广播，电视及互联网为媒介进行的传播，目的是使人数众多，成分复杂地受众分享传播者所要表达的含义，并试图以各种方式影响他们。

二.大众传媒的特征

1.传播者是从事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专业化媒介组织 。

大众传播都是需要借助特定的传播媒介进行传播，所以传播者一般都是专业化的组织，如报社，电台，电视台等。不是任何人或组织都能成为大众传播的传播者。

2.属于单向性很强的传播活动。

大众传播相对于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来说，传播者和接收者的互动较少，受众一般是被动地接收信息，很少或无法直接反馈一些信息给传播者。

3.受众范围广泛。

由于大众传播是公开的，所以它的受众也是非常广泛的，受众不仅人数众多，分布广泛，成分复杂，而且受众之间也可能是相对独立的，他们彼此并不一定认识，但却有可能是同一媒体的受众。

4.大众传播的信息既具有文化属性，又具有商品属性。

我们接受大众传播的信息都是为了满足我们精神层面的需求，但我们并不是无偿地获得这些需求的，我们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例如：我们看报需要买报纸 ，我们看电视或上网也都需要买设备和交费用。

5.大众传播是一种制度化的传播。

大众传播是一个具有强大社会影响力的社会信息系统，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会把它纳入社会制度的轨道。任何的媒介机构在利用大众媒介进行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时候，都必须遵循一定的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而不能随便传播，不然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三.大众媒体的功能

大众传播产生以来，因其自身具有的独特特点被人们广泛的接受和使用，因为它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积极的作用，正如传播学之父施拉姆总结的其四大社会 功能：

1.环境监测功能。

由于大众传播媒介持续、公开地向社会大量有关自然及社会各方面的信息，报道自然及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使受众及时地了解世界的发展趋势，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行为，使自己能够更好的生存和发展。

2.社会整合功能。

社会整合功能就是使社会各不同部门相互协调以适应环境。例如：大众媒体在曝光三鹿奶粉事件之后，奶农们，其他品牌的奶粉生产商及销售商，消费者们，质监部门，工商部门等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信息发达，结构复杂的社会系统中，要使得我们各社会成员间好好的相处，我们就必须借助大众传播这个有利的工具。

3.文化传递功能。

大众传播媒介不仅承担着将文化从一代人向下一代传递的职责，还承担着跨文化交流的职责，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融合起来，也使我们能够足不出户地了解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文化。

4.娱乐功能。

公众接触大众传媒，除了学习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娱乐的需要。在紧张工作一天后，人们需要放松一下，读读报刊上有趣的新闻，听听广播中优美的音乐，看看电视中令人开心的节目，使疲劳的身心得到休息。

四.大众传媒对受众产生的负面影响

在大众媒体发挥巨大功能的同时，其大大小小的负作用时有发生，概括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从众心理，社会责任丧失

媒体没有独立客观的观点，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一味迎合大众需求，片面追求新闻报道的刺激性、猎奇性、轰动性，人为地制造社会心理恐慌。这些负面影响，直接污染了人的心灵，诱发了人们背弃伦理道德的行为，对个人和社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2.信息庞杂，混淆视听

大众传播的声音来自四面八方，各有其声。对待同一事件站在不同的立场，会表达出不同的看法。对于一个思想不太成熟的人来说，在众多的观点面前他很可能不知道如何辨别和取舍，信息越多，感觉需要的却越少。

3.过度娱乐，降低受众的审美意识

大众传播的内容越来越庸俗化、媚俗化、低俗化。有些电视节目一味最求经济效益，迎合大众的口味，单纯注重娱乐性，夸张的搞笑，无趣的游戏成为他们惯用的手段。网络上炒作的人引来了众多人的跟风和关注，从而迅速走红，这也大大降低了受众的审美意识。

4.孤立受众，疏离人际关系

大众传播使人际关系越来越冷漠。“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局面已形成了。人人都待在家里，有网络和电视就够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几乎很少，更不用说邻里间串串门聊聊天，大家都生活在自己画的圈子里。于是人心的冷漠让社会缺乏了应有的人间温暖。

5.过分占用受众时间

大众传播的娱乐功能占用了大家太多时间，让我们甚至不惜耽误本职的工作，去向他靠拢。我们原本追求自由，却宁愿选择被他束缚。更多的网络游戏不断地摧毁了本该品学兼优的孩子，看美剧看韩剧，让本该出去活动活动的我们，宁愿待在寝室一整天，也不愿出去一步。

6.泄露个人及国家的隐私

随着大众媒介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传媒行业竞争的日益加剧，相当多的信息报道涉及到个人及国家的隐私，由此产生的隐私纠纷案时有发生。

7.加大贫富差距

大众传播在改良人类信息环境的同时，也产生了信息鸿沟，使得受众的信息差距和经济差距不断拉开，越是富有的地区受众接受和享用信息越快捷方便，而贫穷地区由于环境受限差距也会逐渐拉大。

五.针对大众传媒负面影响的对策

1.受众应加强自身的媒介素养

受众面对大众媒介传播的各种信息时，应该能够辨别真伪，区别好坏，区分现实环境和虚拟环境，而不是被动接受所有信息，除此自外，受众不仅是媒介的使用者，而且也是媒介的生产者，应当主动的维护良好的媒介环境，绝不利用大众媒介发表不良信息。

2.用法律制度规范媒介环境

我国应加强对报纸，电台，电视以及互联网的管理，特别是对互联网的管理还存在着很多缺陷，应当建立更细致，更具体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媒介环境。

3.媒介自身应构建传媒系统的内部和谐

传媒自身的健康、科学、有序、和谐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大众传媒首先应构建传媒系统内部的和谐，继而协同国家及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重要子系统共同构建和谐社会。

4.媒介应发挥主流媒体的作用

面对庞杂的信息，主流媒体应当发挥其自身的作用，创造有利的主流意见环境，正确地引导社会舆论，及时纠正错误和扭曲的舆论，引导舆论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5.建立传媒内容健康的监督机制

针对大众传媒的内容低俗化和庸俗化，有关部门要负起责任，建立起来传媒内容健康的监督机制，过滤掉传媒内容的糟粕，给大众一个健康的文化环境。

结论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在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影响人们思想观念的因素复杂多样。大众新闻媒体掌握和传递信息越来越迅速，已成为引导社会舆论的重要力量，直接而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影响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运行。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加强舆论引导工作，同时也必须对大众传媒给大众心理的负面影响加以足够重视。（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郑州校区））

参考文献

[1] 王辉，浅谈大众传媒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中国市场[J]，2009.5

[2] 杨晓明.四书五经现代版[M].成都：巴蜀书社，1996：1-2.

[3] 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79.

[4] 张苏敏，郑春勇.浅析大众传媒对中国社会价值观念变迁的作用

[5] 洪淑瑜，大众传媒对高中生心理的影响及对策 《当代小说（下半月）》[J]2009（ 4）

[6] 樊浩，大众传媒与社会控制[J]，新闻出版与交流[J]2000（5）

篇5

本文拟对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进行简单的综合介绍，重点选择在传媒研究历史上有过重大突破和影响的研究机构及其研究成果，并希望借此能为国内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路。

1.早期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对大众传媒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有声电影开始盛行之际。由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缜密与理论的贫乏成正比。社会科学的用途，不在于从根本上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大程度地维护现有制度的稳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则无关紧要。因此，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Veblen）和米尔思（C.WrightMills）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

2.英国的文化研究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匾囊彩悄岩猿降摹?BR>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分析，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霍尔不但谈到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汤姆逊（E.P.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伯明翰文化研究从一开始?腿妨⒘似淅砺酆头椒ㄗ试瓷霞蟪傻脑颌摺?BR>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态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批判与传统精英文化倡导者所持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亦即西方社会政治上左与右的区别。传统文化精英对大众流行文化采取的态度是无视和蔑视，手段则是隔离或消灭。威廉斯等则把大众传媒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起源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也登上了学术这一“大雅之堂”，成为原来只针对经典严肃文本的文艺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等才被后来者们推举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对开始对英语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词源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探讨，从词义的变化中把握社会的变迁，反之亦然。英语中culture一词，从原来的拉丁词根发展而来，并延伸出种种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为英语中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当culture从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众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为“文化”，也才有了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说法。但是，对当代文化研究来说，以上culture的两个定义一个过于狭窄，一个过于宽泛。学者们因而试图在这一窄一宽之间找到更为确切的说法。目前比较为人接受的一种定义认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包括言说、物品、行动、事件等等。其实，这个定义本身也有过于宽泛和含糊其辞之嫌。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导致了后来的文化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展和杂乱无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逐渐盛行并变异，使得企图对这一领域进行整体综述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70年代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磺芯镁龆郏?0世纪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论不约而同。在研究实践中，则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达到一种社会批判。譬如，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中产生的、的亚文化的关注，隐含了对英国社会阶级压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达到对男权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批判。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过后，蜕变成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开始被成批生产和仿制，并逐渐成为英语世界高等学院中又一门专业“学科”，其实际社会批判功能也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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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英国的文化研究从80年代中开始在英语世界里流行起来。在美国，素以实证经验主义为方法论依据的传播研究主流，受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岛国的理论冲击，因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繁荣”。澳大利亚由于引进英国的研究人员，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文化研究热。近些年内，英语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论坛，除了原来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欧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国出版发行。这都说明文化研究领域正在试图超越英语世界，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展开。然而，英语世界中新近的一场文化研究热，在过多地关注当下流行文化现象的同时，忽略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对各种压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与其说是本领域研究的发展深化，不如说是学术市场对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功能，经常被表面上的喧闹所淹没。其中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动放弃了对深层社会批判的追求，反而对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谓反抗霸权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随意夸大。这种形式上的文化激进，其实已经蜕变成实质上的政治保守了。（未完待续）

注释：

①目前国内较常见的经验研究是所谓的受众调查，但是这种调查经常由商业目的所驱动，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

②研究结果由H.J.Forman论编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个是英国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学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讨论电视的到来对儿童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另一例是美国传媒研究史上经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80年代初期英语世界大众传媒与传播领域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与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讨论，讨论结果发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专号“本研究领域中的争鸣”（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

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编辑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

篇6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Veblen）和米尔思（C.WrightMills）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

2.英国的文化研究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匾囊彩悄岩猿降摹?BR>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分析，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霍尔不但谈到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汤姆逊（E.P.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伯明翰文化研究从一开始?腿妨⒘似淅砺酆头椒ㄗ试瓷霞蟪傻脑颌摺?BR>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态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批判与传统精英文化倡导者所持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亦即西方社会政治上左与右的区别。传统文化精英对大众流行文化采取的态度是无视和蔑视，手段则是隔离或消灭。威廉斯等则把大众传媒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起源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也登上了学术这一“大雅之堂”，成为原来只针对经典严肃文本的文艺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等才被后来者们推举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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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报纸 健康传播 综述

“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提出来的。他认为，现代后工业社会已经进入一个高风险的时代，风险的产生来自政治、经济、伦理、卫生、科技、文化、科技、文化、大众传媒等诸多领域，并且相互重叠、相互交叉，又无法截然分开。在诸多的社会风险领域中，公共健康领域的风险爆发，在现代社会表现得日益突出。从各类传染病的每年递增，到突发性食品安全和食物中毒事件频繁发生，再到环境污染、生化危机、心理问题导致的自杀等等与健康相关的问题层出不穷。健康传播这个议题也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进入新世纪以来，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危机将公共健康领域带入了人们的关注视野。在这场危机中，人们反思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大众传媒在危机中的表现。以张自力为代表的国内诸多学者，纷纷将健康传播作为一项重要议题来研究，《健康传播与社会》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健康传播研究专著。张自力在他的另一本著作《健康传播学——身与心的交融》一书中指出，医学专家通过大量研究统计表明，在遗传生物因素、行为生活方式因素、环境因素、医疗卫生条件四类影响人类健康的主要因素中，行为生活方式的因素占到60%以上，因此，健康传播有了重要意义。

随着社会的加速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进一步的跃升和提高。人们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开始将目光越来越多的聚焦在生活品质上，而健康则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笔者从以下两方面对健康传播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总结。

一、健康传播的基本概念综述

什么是健康传播？对于它的界定不同的学者有自己不同的见解，学界也一直缺乏一个全面、完善又得到广泛认同的定义。参考研究学者的观点，健康传播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定义：

从传播内容的角度定义。“健康传播是一种将医学成果转化为大众的健康知识，并通过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以降低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有效提高一个社区或国家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为目的的行为（Rogers 1994）。”这个定义重点关注向人们传授有关健康的科学知识，通过改变态度和行为来达到促进健康的目的。1996年，Rogers重新对健康传播做出定义：凡是人类传播的类型涉及健康的内容，就是健康传播。此定义简洁明了、通俗易懂，为更多人接受。

从传播功能的角度定义。1993年，美国CDC对健康传播的定义是：健康传播史在受众研究基础上，制作和传递健康信息与策略以促进个人和公众健康的行为。1996年出版的《健康传播原理与实践》一书，对健康传播有了更加简洁的定义：健康传播是指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传播媒介和传播方法，为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而制作、传递、分享健康信息的过程。还有的研究者更进一步将健康传播定义为：以“人人健康”为出发点，运用各种传播媒介渠道和方法，为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的目的而获取、制作、传递、交流、分享健康信息的过程。健康传播，是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重要手段和策略。

从传播层次的角度定义。健康传播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传播活动，具有多层次传播的特征。“以传播为主轴，借由四个不同的传递层次将健康相关的内容发散出去的行为”。美国学者Burgoon从四个层次之一的人际传播层次出发，认为：健康传播是患者和医疗提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诊疗室里无数的人际传播活动。与此相对应，学者Jackson这样定义健康传播：健康传播应以大众传媒为信道来传递与健康相关的资讯，以预防疾病、促进健康，其中又包括健康营销和健康政策制定。

从传播情境的角度定义。我国学者张自力在其著作《健康传播与社会》一书中是这样定义健康传播的：是一种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下，以传递健康信息、普及健康知识为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

综上所述，虽然各国学者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对健康传播给予了不同的定义，尽管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答案，但是对于拓展健康传播的研究具有极大意义。

二、健康传播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健康传播起源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美国心脏病专家杰克·法奎尔（Dr. Jack Farquhar）和传播学者内森·迈克比（Dr. Nathan Maccoby）借助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可言力量开展了著名的“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被公认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20世纪80年代，由格雷·克里普斯（Gary Kreps）和索恩坦（Thornton）合著的《健康传播：理论与实践》出版，是第一部有关健康传播的专业书籍；1985年，在美国弗迪尼亚州詹姆斯·麦迪逊大学召开了美国健康传播研究发展史上的第一次专业学术会议——“医学传播会议”（Medical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1989年，《健康传播》（季刊）（Health Communication）问世，标志着健康传播从学术上走向成熟，成为当时唯一一份研究健康传播的专业期刊。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健康传播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逐步进入完善阶段。1996年，全美另一份重要的传播研究专业学术刊物《健康传播季刊》（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创办。

我国的健康传播研究。作为中国研究“健康传播”领域的知名学者，张自力将我国健康传播的研究议题进行了九个具体研究方向的细分，几乎涵盖了目前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所有议题，分别是：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研究，组织健康传播研究，以医患关系即为核心的人际健康传播研究，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研究，健康传播的外部环境研究，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艾滋病、安乐死、同性恋、器官移植等特殊议题的研究，健康传播史的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健康危机的传播研究。

三、报纸的健康传播研究

国内外关于健康传播的文献比较多，但对于报纸这一传统媒体的健康传播研究却相对较少，国外的报纸健康研究更是寥寥无几。研究基本都以个案研究的形式出现，其中涵盖了党报、都市报及专业类健康报的健康传播。这样的研究分为两类，一类研究对象就是宏观的报纸健康报道本身，另一类是报纸健康报道范畴中的某一微观议题报道研究。

梁琪和莫扬在《中国报纸健康传播特点研究——对6家主流报纸健康新闻的内容监测解析》一文中，通过对《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北京青年报》、《新民晚报》、《健康报》、《健康时报》等6家报纸在2005-2006年间的健康信息，对我国报纸的健康传播基本状况和特点做了描述和分析，其中涵盖了党报、都市报、专业类报纸，得出食品安全是我国报纸中最主要的健康话题、我国一贯重视对传染病问题的报道、我国主流报纸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健康情况的关注、在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进行全方位的报道等结论。

梁伶俐在《〈大河健康报〉健康传播研究》中从版面内容、稿件编排、议题设置、报道方式等方面进行研究，提出报道同质化、受众互动差、软文医疗广告多等问题，并针对问题从传播渠道、外借经验、内练素质三方面给予了建议。

刘瑞英在《江浙沪晚报的健康传播比较研究——以〈扬子晚报〉、〈新民晚报〉、〈钱江晚报〉为例》中对三份报纸在版面设置、传播内容、议程设置、传播方式等方面进行区别探讨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扬子晚报》成熟、完善又独具特色，《新民晚报》传统、简短精悍又科学实用，《钱江晚报》相对弱势、却不乏亲民。

李健在《北京都市报健康传播研究——以〈京华时报〉、〈新京报〉为例》一文中运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对北京都市报的健康传播现状进行了总结梳理，得出健康报道数量偏少、报道版面所集中于本地新闻版面、报道位置占优但篇幅较短、报道内容多集中于公共卫生领域、消息来源以官方为主、报道多以传递知识的中性立场为主等结论，并指出了北京都市报健康传播存在的问题，如知识的传递多于理念的培养、以零散的健康消息为主，缺乏系统的健康传播策略、报道模式陈旧并缺乏组织健康传播等形式的互动、患者个案的报道框架单调等，在相应策略上作者也给予了深入思考，其中综合运用社会营销策略、大众传媒配合组织、人际传播以及注重高品质固定报道版块的打造是比较新的观点。

在国外的报纸研究上，以刘萍、楼旭东的《〈纽约时报〉健康报道现状及启示》为代表。作者分析了《纽约时报》目前的现状，对我国报纸健康传播提出了“四个求”的新启示，分别是在健康报道数量上求多，在报道内容上求广，在报道形式上求变，在报道技术上求新。

以上研究均属于宏观研究范畴，此外，报纸健康还有许多微观的关注点。例如，毛林涛在《健康新闻报道研究》中用一章阐述了我国媒体艾滋病报道的研究；张璇、张立强在《上海市报纸糖尿病健康传播研究——对4家主流报纸糖尿病报道的内容监测分析》中就是以糖尿病这一微观议题为研究对象，另外还有罗元的《健康传播视角下的报纸烟害报道研究》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秦美婷博士曾作过《台湾健康传播之研究：以〈民生报〉1985-2005年肺结核、艾滋病、非典型肺炎、禽流感议题建构之内容分析为例》一文，给众多研究者提供了借鉴。

健康传播作为大众传媒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新兴方向，有着广阔的前景和研究价值。进入新媒体时代，网络成为人们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传统媒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在时效性、互动性上稍逊于新媒体，但是纸媒必须看到自己不可比拟的优势，在权威性上做文章，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参考文献

①张自力：《健康传播学——身与心的交融》.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②陈小申：《中国健康传播研究：基于政府卫生部门的考察与分析》.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③帕特丽夏·盖斯特-马丁、艾琳·伯林·雷、芭芭拉·F.沙夫 著，龚文庠、李利群译：《健康传播：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④张自力：《健康传播与社会——百年中国疫病防治话语的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⑤[德]乌克里希·贝克 著、吴英姿、孙淑敏 译：《世界风险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⑥阿特休尔 著、黄煜、裘志康 译：《权力的媒介》.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⑦米光明、王官仁 主编：《健康传播原理与实践》，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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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道德恐慌；后现代语境；大众传媒；受众

一、后现代语境下“道德恐慌”定义的嬗变

道德恐慌在后现代语境下的意义，与以往研究者相比有诸多变化。后现代的反传统特征消解了现代社会中的许多传统文化和文化范式 ，作为消解现代的有力武器和推动力量，大众传媒首当其冲。如今，大众媒介文化往往也与这种后现代化不谋而合，尤其是通俗媒介文化逐渐走向低俗，充满了新奇、短暂、娱乐等元素的特点，反映出和后现代主义同样的特征。

而所谓道德恐慌，是指描述人们在对社会异常行为进行道德终极归因时，认为异常行为的增加是由于“道德”这种最高级的亲合力的缺失而出现的一种较强烈的焦虑心态。 然而，后现代传媒时代的“道德恐慌”则明显地不同于其他时代。它决不仅仅是由于“异常社会行为”的增加，出于维护现有秩序的动机而产生的“道德恐慌”。大众媒介的后现代性从社会文化结构内部及营造大众新的意识和话语上，都消解着真实社会的现代性。因此依赖在社会文化结构上的道德元素，也常常受到威胁和恐慌。

由此一来，在社会现实与虚拟图像等构成的现代媒介社会，人们的生存状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产生后现代传媒时代的生存状态所导致的“道德恐慌”。文化失范所带来的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和对大众认同感的迷茫让置身其中的人们产生更多不安、焦虑、失落的情绪。尤其是那些处于时代交替和技术告诉发展的断裂之处的人们，他们已经习惯了原有的社会秩序、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便往往造成信仰的缺失、认同感降低、道德的焦虑。

二、大众传媒对“道德恐慌”影响的持续性

随着自媒体的兴起和网络媒体疯长时代的到来，一些学者提出在媒介环境下的“道德恐慌”已经有所好转，部分被贴标签的弱势群体也会利用自媒体进行辩论，维护自身的利益。然而，我们应该看到，无论自媒体时代如何发达，议程设置理论下的媒介控制仍然存在，媒介根据自身组织架构和利益传播异化的问题也仍未解决，因此媒介责任感仍需加强。

（一）议程设置理论下的媒介控制依然存在

议程设置的开山之祖麦库姆斯早已提出自己的质疑。他指出，在关于“议程设置理论终结”的担忧中，有两个主要的假设有待检验。

假设一，许多人上网并经常到各种网站去寻求新闻、信息与评论。这个假说首先涉及到数字鸿沟问题，即当下社会中的信息富裕者与信息贫困者之间的差异 。虽然现在网络普及率很高，数字鸿沟正在逐步克服，但它并未消失。同时，也有数据证明相对于印刷媒体，网络媒介的注意力甚至更为集中。

假设二，与人们接触各家传统媒介上大同小异的议程不同的是，人们在网络上接触到的议程会高度分散。 媒介融合时代许多媒体为在媒介经营中实现“整合经营”，便采用在不同渠道传播基本同样内容的方式，从而分摊新闻生产成本。然而，麦库姆斯认为这不过是在高度联合的组织结构中加入一套雷同的系统而已。此外，除了经济与组织因素影响网站议程外，新闻实践的职业规范也强有力地影响着议程。

（二）商业目的和意识形态控制导致的传播异化仍然存在

所谓传播异化，可定义为在传播过程中媒介为追求商业利益或制造意识形态等目的，以设定的媒介逻辑进行传播，并出现了道德丑化、社会暴力、危机化等传播现象。 传播异化带来的“道德恐慌”问题的主要归因仍在媒体自身。

首先，媒介为追求商业目的偏好越轨信息等负面新闻。媒介作为机构有自己的目标、规则、惯例及控制机制，除了为社会生产信息产品外，其自身运营是首要问题，具有商业属性。因而，许多时候媒介将自身出卖给了商家、企业，以消费主义、精英文化的价值观念解构着社会，制造“道德恐慌”的沃土。其次，霸权主义意识形态控制下媒介自有限。马克思曾将媒体与社会阶层相联系，认为媒介是意识形态的工具。社会媒介被控制在社会控制阶层的手中，媒体在这种主控结构中没有自，受到意识形态控制并企图制造共识。

商业目的和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大众媒介，当新闻素材满足于以上要求时，他们按照自身的媒介逻辑进行材料的组织、呈现，尽管用了不同的传播形式，但最终目的仍然是服务于自身机构的目标。如此一来，社会责任论对于大众媒介而言便形同虚设，由此造成的“道德恐慌”也必然只会有增无减。

三、自媒体时代受众对“道德恐慌”的影响

麦奎尔曾指出，新媒介，如计算机游戏与互联网，也会引发某种程度的恐慌，因为据称他们可能会对（年轻的）使用者造成毒害。 自媒体传播中受众传播内容的娱乐化倾向、话题丰富性特征，以及面对社会问题争论所带来的群体分化，也可能造成“道德恐慌”的加剧。

（一）受众的娱乐化和主动性为“道德恐慌”制造机会

与传统媒体相比，自媒体时代的传播内容丰富而琐碎，文本碎化而随意，不具有权威性，传播具有娱乐性和主观性。默克罗比和桑顿曾说，大众媒体把道德恐慌当作普通的报导模式，在社会中煽动公众的焦虑；小众媒体激烈地反唇相讥，竭尽全力捍卫自己的文化群体…… 在中国现存的环境中，公民新闻、公共新闻发展缓慢，自媒体时代媒介传播内容的娱乐化和受众心态的看客化，都预示着理论家所预想的“小众媒体激烈地反唇相讥”的状态是难以达到的，舆论大旗仍掌握在传统大众媒体手中。

此外，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媒介工具的极大丰富，传播效率、速度、内容丰富度都得到了极大提高。网络，已为传统媒体提供了巨大的素材库。而对于有可能引起道德恐慌的负面信息，通过网络也扩大了自己的传播范围，提高了时效性。此时，受众的主动性为大众媒介提供了制造商业利润的话题和机会，增加了社会性事件引起“道德恐慌”的机率。

（二）受众的差异性导致的群体分化强化“道德恐慌”

根据社会差异论假设，由于信息不对称及受众素质不同，个体受众对同一个社会事件可能存在不同的看法，甚至想法相对。置身自媒体时代，尤其面对社会道德事件和违秩序的问题，这种差异性可能因讨论的激烈呈现极端情绪，导致社会阵营的分化并形成强、弱势群体，而且在两者之间，也开始流行盖棺定论的“贴标签”行为。根据标签理论的界定，在人们变成越轨者并持续成为越轨者的过程中，给人们贴上标签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它不仅影响他人对一个人的看法，也影响该人的自我意识。 当社会控制文化也已受到后现代性特征的瓦解时，贴标签已不再是媒体、道德卫士的特权。

强大的“民意”在讨论是非、价值观问题之余，暗中形成强大的群体压力影响道德事件中的涉事双方。强势群体通过“贴标签”带给弱势群体的压力，也是现行媒介景观下的“道德恐慌”。这种网络上的民间讨论往往比大众媒介更偏激，讨论话题也会成为新闻生产线上的美料，加剧事件恶化和群体恐慌。

四、结论

在后现代环境下的大众传媒仍无法摆脱商业目的与意识形态的控制，媒体对于引发社会“道德恐慌”具有难以抹消的责任；而自媒体时代受众的主动性、娱乐性也预示着某种道德恐慌的危险。因此，弱势群体应防范这种“符号化”歧视，话语权的拥有者，也要警惕以“道德卫士”的名义对他人“扣帽”，进而减少道德恐慌的发生。

参考文献：

[1][6]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四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2]刘砚议.后现代传媒语境下的“道德恐慌”[J].当代传播，2004(3).

[3][4]麦库姆斯，翻译郭镇之，邓理峰.议程设置理论概览：过去，现在与未来[J].新闻大学，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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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视觉文化消费文化培养理论被迫成熟拟态环境

一、当代传媒文化的特点及突出现象

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很多，不同领域对文化的定义不同，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B.Tylor，1832-1917)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符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他主要强调了精神或社会心理层面。吉尔兹将文化定义为:“人类为了传达关于生活的知识和态度，使之得到传承和发展而使用的、以象征符形式表现的、继承性的观念体系”。这个定义，强调的是文化的符号性和象征性。

就传媒领域而言，传媒文化是象征符的集合，包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如精神层面的社会制度、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及习俗等，物质层面的如传播媒介、传播机构、乃至传播“情境”等。传媒文化区别于文学和艺术等精神产物，有其功利性，大多不具备珍藏价值，其品位取决于受众，缺乏早期传媒的“精英意识”和思辨特性。为迎合大众口味，它甘于简单化、商业化，及同质化。

传媒文化是这个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传播运行的血液。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科技的进步、经济的演进同样影响的传媒文化;反之，新媒介的不断出现、信息的传播也制约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随着传媒科技的进步，传媒文化由印刷文化演进到视觉文化，而经济形式由过去的工业形式到消费社会，传媒文化呈现出消费文化的特性。而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矛盾加剧，媒体自身的发展也出现了兼并潮，让媒介文化出现了霸权特性。

1.视觉文化

视觉文化区别于文本文化，其传播载体不是传统的印刷物，而是各类机器媒介系统，包括从早期的电视、电影到现在如电脑、电子看板等视频载体，乃至受广大青少年喜欢的PSP、手机等掌上电子产品。呈现模式也从黑白、到彩色，从2D到3D。符号不仅仅是文字，更主要的是动态图像。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指出:“我相信，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形成知识的印刷和视觉的相对比重中却存在着对一种文化的聚合力的真正严重的后果。印刷媒介在理解一场辩论或思考一个形象时允许自己调整速度，允许对话。印刷不仅强调认识性和象征性的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强调概念思维的必要方式。视觉媒介—-我这里指的是电影和电视——则是把它们的速度强加给观众。由于强调形象，而不是强调词语，引起的不是概念化，而是戏剧化。电视新闻强调灾难和人类悲剧时引起的不是净化和理解，而是滥情和怜悯，即很快就被耗尽的感情和一种假冒身历其境的虚假意识。”“整个视觉文化因为比印刷更能迎合文化大众所具有的现代主义的冲动，它本身从文化意义上说就枯竭的更快。”

而因为视觉媒体传播内容的形象性，它的符号内涵也更为广泛，其暗示意义往往在不经意中传入受众的心理，并在反复传播中获得受众的认可、甚至模仿。对电视影响的研究以伯格纳的培养理论最具有代表意义，其核心意义是:传媒文化可以培养、建构受众的世界观。研究组发现在1967年和1968年的黄金时段节目大约有80%以上的节目中包含一次或二次以上的暴力事件。伯格纳通过分析大量的样本发现，看电视多者会比看电视少者觉得这个世界更加丑陋而卑劣的。

2.消费文化

施拉姆在1982年出版的《男人、女人、讯息和媒介》中，明确提出大众传播的经济功能，指出大众传播通过经济信息的采集、提供和解释，能开创经济行为。法兰克福学派指出文化的生产已经和商业密切结合了，文化产品就是消费品，传媒文化就是一种消费文化。通过消费将客体、群体和世界建立联系，鲍德里亚说消费是“一种操纵符号的系统”。传媒文化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自始自终都渗透着商业的趣味和结构，通过吸引受众来获得经济利益。

这种消费文化负载着政治或广告任务，通过逼真的视觉效果、音响形式来吸引公众的关注。在这一隐含的消费意义下，媒体常常在电视中营造出公众向往的场景来刺激公众的欲望。

美国的经验学派提出了受众的“使用与满足”理论，研究了受众通过媒体来满足自己特定的需求，这些“满足”的背后是传媒的消费主义，物质利益悄然改写政治理想和人文关怀等媒介追求，媒介内容开始适应利润增长的需求，是商家和资本的合谋。鲍德里亚指出在消费时代的传媒文化有一个重要特点:媚俗。“媚俗有一种独特的价值贫乏，而这种价值贫乏是与一种最大的统计效益联系在一起的:某些阶级整个地占有着它”。

3.霸权和民主的博弈

经济的发展，政治的角逐及媒介机构的兼并潮，必然带来经济垄断和传播霸权，传播内容不管他们如何标榜客观、公正，常常掩饰不了其意识形态和集团利益，例如，西方社会乐于在新闻节目中常出现的场景，“贫民窟”、“流离失所的难民”、“飞机轰炸的场景”、“激动的政治发言人”等符号，使西方世界把第三世界与贫穷、落后甚至愚昧联系在一起。而忽略第三世界自身独特的文化和民族特性。

但与此同时，传播霸权并不能阻隔来自大众的声音，传媒文化带有消费特性——人人参与。随着IT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的新闻传播方式也不断更新，很多门户网站纷纷开通了新闻讨论渠道，出现了不同过去单向传播模式的双向沟通机制，而这一民主特性从电视播出节目的平民化，到集体讨论的BBS，再到众人参与的微博。这种趋势在以一种扩张的力量在增强。他们以自己的力量在反抗着传播霸权。

因霸权要考虑受众的需求，而受众由于获取信息和传播信息的渠道有限，也要考虑媒体的力量。而这力量不断在发生磨合，形成平衡。

二、传媒文化对青少年心理的影响

1.信息环境环境化

青少年对于社会的认识有片面性，无法达到客观，其对于社会的了解主要来自媒介信息，他们对社会环境的了解正如李普曼提出的“拟态环境”: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合复杂化，人们由于活动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无法对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事物保持经验性接触，对于超出自己感知范围的事物，只能通过大众传媒去了解。大众提示的环境并不是全部的现实环境，而是一种“拟态环境”。换言之，经验不足的青少年对环境的了解更多的依赖于传媒文化。正如前文所述，当代传媒的视觉内容更多的是迎合成年大众的口味，暴力及各类低俗内容频出，在这样的环境下，青少年很难将媒介内容与现实情况加以区分，如果按照日本学者藤竹晓提出的“信息环境环境化”，即人们根据拟态环境来适应环境，则各种拟态环境很可能就演化成现实环境。这也正是美国青少年犯罪率上升与其节目中暴力场景出现频率上升相关。

传媒文化的霸权同样造成青少年对其真实性的怀疑。随着他们的社会实践越丰富，他们会发现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的区别及相似，他们需要不断调整自己对这个社会的理解。而当发现现实与自己想的差别过大，他们往往会有一种焦灼感、甚至逃避心理。

2.偶像崇拜

而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学中提到儿童性心理的发展要经过口腔、、生殖器三个阶段的自恋期，在告别自恋期进入他恋期，如果人格发展正常，就会具有理想人格，符合社会规范。这一过程“移情”、“补偿”起了关键作用。如果不能很好的“移情”，就会陷入“恋父”或“恋母”情结而成为精神病患者，青少年需要一个移情对象，而学习、游戏、偶像崇拜均成为移情对象。而大众传媒具有社会地位赋予功能，在反复播出某个人的“美好形象”时，会逐渐被青少年接受，并成为其追星族。而这种偶像制造功能，又能进一步刺激青少年对其附属产品的消费，来实现传媒的经济功能。而从社会心理角度来说，青少年追星是一种寻找自我、寻找感情投射的幻觉安慰。媒体对偶像的不断推出，并不是如过去宣传英雄和成功人士的传播方式，它所宣传的不在世英雄和成功人士的奋斗历程和精神境界，而是一种或阳光、或忧郁，美丽大方或帅气的形象。因为媒体的目的无非是迎合青少年的心理，而刺激消费。各种选秀节目频频，成功的偶像除了不断展示自己令人赏心悦目的才艺和美丽外，另就是展示自己成名后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刺激的是青少年的欲望。

我们会发现，青少年逐渐将欲望与理想混淆了，或者说他们把欲望放在理想之上，一旦发现自己的理想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时，他们会马上做出调整。他们喜欢说:“我要过怎样的生活。”而不是说，“我要获得什么样的成就。”他们在自我人格完善的过程中变得迷惑，想获知的是如何满足欲望的途径，而不是如何努力来成就自己甚至社会。消费文化的粗线和功利，让青少年变得浮躁而虚妄。而进入社会的各种能力和做人的道理对他们而言变得可有可无。这也是很多青少年步入社会而无法适应的原因之一。

但同时，我们又会发现，因为传播渠道多样化和民主化，相比90年代对四大天王狂的热，现在青少年的偶像追逐多少带点审视的目光，我们会发现在快男、快女的讨论群里总有不少人持有反对和批判态度，在宣传他们“美好形象”的同时，又会出现他们的“难堪举动”。大家对“炒作”一词也日益敏感，对于明星经纪公司的种种策划，他们并不是趋之若鹜。

3.被驱逐的纯真与画面式思维

而在以成年人为信源、信宿为主体的传媒体系中，青少年所获得的信息与他们的年龄所接触到的信息并不相符，无论他们多么具有选择权，但是在不断扩大的传媒环境中，充斥着各种带有商业目的且极具视觉冲击力的传播内容。大众传媒内容的消费主义让其走向媚俗，各种缺乏质量的节目和电视剧不断上演，主持人为取悦观众而大提“前卫”问题，电视剧不顾古典名著的原汁原味，上演各种“”。

美国学者梅罗维茨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媒介情境论”他认为电视这一大众传媒形式促成了社会情境交融，最突出的一点是公私情境合并，原本属于私人领地的事件开始暴露到公众视野里。成年人生活中的“秘密”—平庸、邪恶、暴力、欲望不断暴露在青少年面前。他们不得不去理解本不属于他们理解范畴的事物。种种这些现象很可能会造成青少年的性心理早熟，或潜在的暴力倾向等。

传媒文化的视觉化，让青少年的思维方式也在不断地改变，他们开始走向非逻辑思维模式的后现代，以文本来描述动态的画面，以画面来描绘自己的心情。网络上流传着属于他们的画面感十足的语言:“我泪奔”，“我晕”，“我以45度锐角仰望你”。同时，叙事式的漫画比文字更受追捧。

因为传媒文化的变迁，他们接触到超出年龄的信息，看似有着比过去更加成熟的心理，却又带着种种非逻辑化的“单纯”的思考方式，并以他们的方式思考着、成长着。

4.更多的参与机会

传媒文化的民主特性也在不断发展，虽然网吧禁止18岁以下青少年进入，但是现在家用电脑和手机上网的普及让他们更多的参与到社会信息流中，很多论坛里出现了各种有他们年龄段特色的文字，他们更加乐于展现自我、发表评论。他们在受传媒文化控制的同时，又反过来挑战着成年人的主流思想。如一直以叛逆形象示人的韩寒，从反高考、反成人世界的虚伪和腐朽开始一直受着广大青少年的追捧。他们的声音也逐渐受到重视。

而现在各种电视节目也热衷于将青少年加入进来，早期有有“校园派”的三星智力快车，到现在各种选秀节目。他们开始不断展现着自我。

三、如何给青少年一个健康的环境

青少年因社会经验有限，心理不够成熟，而更加渴望了解这个社会的真实，在面对传媒文化的种种冲击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反应，或激烈、或困惑、或麻木、或模仿，正因为如此，传媒文对他们的影响更值得整个社会的关注。

首先，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比较完备成熟的把关人体制，对于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发展的传播内容要把关，这里说的“把关”并不是让青少年完全杜绝接触各种传媒信息，而是采用一个适度原则，而并非草木皆兵，媒介在对公众公布信息时，要考虑到青少年人群，对成年世界的性、暴力或邪恶事件要加以过滤。学校和家长在青少年已获知的不良信息后，在告知实情的情况下，同样，要尊重青少年的选择权，并对青少年可能产生的偏激心理加以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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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等学校；高校形象；传播；效果；策略。

随着高等教育产业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处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中的我国高校，在招收学生、吸引稳定人才、争取科研项目、吸纳资源投入、扩大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存在着愈演愈烈的竞争。促使高校逐步重视自身形象建设，并将应用于企业的CIS（CorporateIdentitySystem），即"企业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建设理论和策略应用于高校之中，形成了高校形象识别系统（UIS，UniversityIdentitySystem），通过理念识别（MindIdentity）、行为识别（BehaviorIdentity）和视觉识别（VisualIdentity）三个方面构建高校形象。

从研究与实践的脉络中我们不难看出：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是高校形象建设的目的，高校的理念识别、行为识别、视觉识别是高校形象建设的方法和手段，而对于连接方法、手段与目的之间的渠道的研究，即高校形象传播的研究却是一个空白，在实践过程中也缺乏控制与管理。本文即针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性研究。

一、高校形象与传播的关系

综合多个学者的研究成果，高校形象可以界定为高校在办学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行为特征和精神特征在社会公众中的总体印象和评价。

基于这个定义，决定高校形象的不仅是高校自身状况，如师生数量、教学设备、校园环境等物质层面的状况和办学理念、发展目标、校园文化等精神层面的状况，还涉及到社会公众及自己的师生员工对高校各方面工作的综合评价。而评价的形成必须是以获得相当的信息为基础的。因此，高校形象的塑造离不开高校形象信息的传播。

在高校形象的塑造过程中，传播正是发挥着渠道的作用。没有传播，高校形象就不可能得到扩散。深入认识传播的规律，对高校形象的传播十分重要。

二、高校形象传播的方式与特点

高校要依靠媒介才能传播形象，但是不同的传播方式由于特点、性质、手段的不同，获得的效果也存在着差异。因此，应根据不同的场所、不同的环境，选择适合的传播方式。总的看来，高校形象的传播遵循基本的传播学规律，传播方式主要有如下四种类型：

1、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是指在两者或两者以上面对面进行的或者依托简单媒介如电话、书信、电子邮件等非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信息交流活动。

人际传播的说服能力强，隐含信息丰富，传播方式多样、灵活、简便，反馈及时，可以形成双向互动。同时，人际传播也有其自身的缺点，如传播速度、范围有限，信息容易在不断扩展的传播过程中发生歧变和扭曲。

高校形象人际传播的主体是高校的教职工及其家属、学生及其家长亲朋、校友等。其中，高校的领导，尤其是校长在高校形象的传播过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力。

2、群体传播

群体传播是指一小部分人之间的传播行为。由于群体的构成具有一定规模，靠习俗和伦理来联结，并通过面对面互动来传播信息。所以群体传播兼具人际传播与组织传播的特性。

群体中的个体在遇到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时，往往会因为群体压力而产生趋同心理。有研究表明，群体成员的群体归属意识越强，对群体的忠诚度就越高，对于与群体规范不相容的宣传越能表现出强烈的抵制态度。

在高校的群体组织中，各地校友会、科研团队（同盟）、学生社团（协会）、志愿者服务队、班集体与宿舍具有群体传播的功能与特征。

3、组织传播

组织传播是组织系统按照设定的规范与程序进行信息的交流，对于以组织为主体进行的传播活动，是按照等级管理制度来进行的。组织内部的传播过程主要采用下行传达、上行反映、平行沟通的方式进行。组织传播具有规范性、整体性和严肃性，传播过程中不易发生信息的歧变。外部组织传播则要求组织通过既定的方式向外界信息，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借助大众传媒传播信息。

高校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组织系统，其各级机构保证了信息有效、迅速的传播。同时，高校所属的宣传部门掌控的宣传媒介相对于其他企事业单位来说更为发达，这和高校具有的技术优势和是分不开的。目前，高校可供利用的传播媒介主要包括高校自办的报纸、书刊、广播、电视、网络等，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向社会公众传播的大众传播作用。

4、大众传播

大众传播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通过文字（报纸、杂志、书籍）、电波（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以图像、符号等形式，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表达和传递信息的过程。大众传播具有权威性、舆论性和广泛性，便于树立典范、引导舆论、影响全社会公众的判断和价值取向，其覆盖面广、影响范围大。

高校形象的大众传播，是指高校通过大众传媒对自身的宣传与报道。以高校自身为视角，包括主动报道和被动报道两个方面。

三、决定高校形象传播效果的主要因素

基于传播理论，传播效果的评价有不同的层次。对于高校形象传播效果的评价，在初级的层面上是高校形象的知名度，在中级的层面上是高校形象的理解度和美誉度，在高级的层面上是高校形象的支持度和信奉度。在三个不同的层面上，高校形象信息分别作用于受众的感觉、知觉，作用于受众的思维、情感，直到作用于受众的意志与人格等心理品质，其传播效果由浅入深。

对于高校形象传播效果的取得，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1、传播者的说服力

事实上，传播主体的说服力依赖于一定时间内传播主体的可靠性和权威性。无论对哪一种传播方式而言，传播主体的说服力的获得都具有一定的时限性，为此，传播主体必须时时注意通过保证信息的真实性来维护自身的公信力。

2、传播态度、技巧与内容

平等地对待受众，使其感受到公平与公正，可以削弱说服对象在心理上的反感情绪。要根据受众的性别特征、年龄特征、受教育程度等选择适合的传播手段，要注意传播内容和表现形式的亲和力，贴近受众生活。

3、受众原有的观念

受众原有的观念对传播效果也会产生影响。这种原有的观念将发挥传播中的"先入效应"和"定型效应"，使传播很难在短期内发挥效果。比如，如果公众原来对高校形象的认知是负面的，那么，高校的宣传将很难短期见效，有时甚至适得其反。

四、高校形象传播策略

1、树立教职工的传播者责任感

与其他组织机构相比，高校形象传播主体十分广泛，受众群体的身份、地位、知识水平、心理特征也很复杂。为此，高校在进行形象传播过程中，要注意发挥有开拓精神的学校领导，知名院士、学者、教育专家，成绩卓越校友在高校形象传播中的名人效应；要通过教育培养师生员工的形象意识，引导他们在与各种类型受众的接触中，主动传播有利于学校形象的信息。

2、增强自控媒体的传播功能

自控媒体是高校自办的电视台、广播台、校报、杂志、网络、宣传栏等，从某种程度上讲，其议题设置完全受学校控制和管理，是高校形象传播的"喉舌"。要特别注意自控媒体的公信力、亲和力等问题，自控媒体不能只报喜、不报忧，要认识到适当的负面信息对增强受众免疫力的传播特性，持续增强自控媒体的可靠性和权威性，扩展其在受众中的影响力。

3、争取大众媒体的广泛合作

大众传媒是高校重要的外部公众，高校是大众传媒关注的热点。只有协调好与大众传媒的关系，高校形象的传播才能获得大众传媒更好地的支持。大众传媒有时会不为校方主观愿望所左右，向社会公众传播一些记者采访到的有关高校的信息。高校必须主动向媒介提供新闻线索，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大众媒体投稿，与大众传媒建立长期稳定、融洽和谐的沟通关系。

4、发挥高校形象网络传播的优势

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传播媒介带来了重大革命。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第四代媒体信息容量巨大，能够结合多种沟通形式；成本小，可以实现无国际的传播；指向性明确，具有传受速度和时序的可控性。高校是网络普及率很高的社会群体，同时又具有高科技人才和高知识水平的学生，有能力直接参与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过程，对其进行适当的引导，能将网络传播的优势发挥得更好。

5、重视高校形象的非常态传播

非常态传播与常态传播相对应，是指高校在处理突发性危机事件、出现严重负面事件时高校形象的传播。高校应建立危机传媒公关机制，成立负责信息的公关机构。如遇非常态事件，应尽早公布信息。对危机事件、负面事件要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属于误传、讹传的要及时澄清；属于学校自身问题的要尽快整改，并将整改结果通过相关渠道向公众进行反馈。

6、加强高校形象传播的系统整合

高校形象传播是一项系统工程，包含高校形象的构建、传播与评价全过程，需要高校各个职能部门和师生员工的共同参与。为此，高校须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整合各方面的资源，根据时空的变化对传播策略进行适当的调整，才能在受众心目中树立一个印象深刻、前后一致、不断丰满、并有鲜明特色的良好的高校形象，高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才能逐步提高。

参考文献：

[1]夏晓鸣：高校形象的系统传播（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11。

[2]杨丽娟：高校形象建设的CIS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2006.12。

[3]李一：信息网络时代的组织形象传播（M），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