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的方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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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政治价值　政治体制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1)05-0110-08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实就是要实现一种“包容性增长”，这种增长不仅是要“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社会财富，不断为全体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而最重要的是“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最终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那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政治价值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内在逻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折射出怎样的政治价值变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究竟意蕴哪些良善的政治价值以及这些良善的政治价值之间的内在逻辑与实现的根本保障是什么等，这些都是本文要尝试探索与回答的问题。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离不开政治价值的支撑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战略提出的现实依据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各项事业尤其是经济上取得了堪称“奇迹”的成就，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也产生一些问题和代价，其突出的表现就是经济社会的不均衡发展，人们没有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资源环境矛盾突出，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严重。这都直接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威胁着政治与社会的稳定。然而正如刘易斯所指出的那样，“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样，经济增长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经济增长可以在不产生任何不利条件下实现，那么人人都会完全赞成”。他还指出，“由于经济增长有其实际的不利条件，人们根据其对利弊的不同估计对经济增长采取不同的态度。他们可能不喜欢同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而喜欢在稳定的社会中盛行的那种态度和制度。或者即使他们适应增长社会的制度，他们也不可能喜欢由稳定社会转变为增长社会的那个过渡过程；因此他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增长带来的好处与增长造成的动荡的代价是不值得的，或者增长应当逐步实现，这样社会就有尽可能长的时间来适应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变化”。当然，经济增长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经济增长的好处并不是财富增加了幸福”，虽然在现实的社会中这往往是人们幸福的基础，关键是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增加了人们选择的范围”，进一步来说就是“增加了人类的自由”。但是，刘易斯也认为，“经济增长只是许多好事中的一件好事，我们可能会做得过分一些。过分的增长既可能是造成下列现象的原因，也可能是系列现象造成的结果，这些现象是:过分追求物质、过分的个人主义、人口的过分流动、收入过分悬殊等。社会决意提高增长率，使其高于目前的水平，并不一定明智；如果它们这样做，他们会得到很大的好处，但是也会在社会和精神方面付出很大的代价，可能的得是否超过可能的失，这必须尽量根据每一种情况分别加以估计”。不难看出，根据刘易斯的论断和逻辑，与其说经济增长的代价是经济增长方式本身导致的，倒不如说是由人们对经济增长的普遍价值取向所塑造的，而人们的这种普遍价值取向往往又是由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其实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同时“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进一步来说，人们的这种普遍的价值取向就是政治价值，毕竟政治价值“通常表现为基本的政治理念与原则，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高度概括”。

那么政治价值是如何塑造经济增长的具体绩效的呢？对此诺思通过分析经济变迁与信念的关系给予了很好的解答。在诺思看来，经济变迁就是指“人类拥有的物质财富的变化。从广义上讲不仅可以量化为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的变化，市场活动带来的人类财富的变化，而且可量化为非市场经济活动所反映的人类财富的变化――这个方面虽不能精确地度量”。可见，经济变迁反映了经济增长的绩效，也内蕴着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显然也是一种经济变迁的过程。而诺思利用心理学的成果把意识作为关键变量，强调了意识的重要层次的信念与经济变迁的内在逻辑。他指出，“信念是建立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的基础的关键，它既包括个体拥有的信念，又包括那些形成信念体系的共享信念”。而信念其实就是一种坚定的信仰和终极的价值取向，反映了特定的政治价值的内容。进一步来说，政治价值何以支撑经济变迁并塑造着经济增长的绩效呢？这就在于任何经济结构或经济形式中都嵌入了特定的政治价值。诺思就指出，“经济市场的结构反映了制定游戏规则的那些人的信念。他们制定规则，以达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也就是说，某种市场类型)，不管他们的目的是制造垄断还是建立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他们的信念可能是不正确的，会产生出乎意料的结果)”。关于这一点，德国学者柯武刚和史漫飞指出，“不管人们的背景和文化是什么，绝大多数人，在选择范围既定的情况下，都会将若干极普遍的基本价值置于高度优先的地位上，甚至不惜为此损害其他较个人化的愿望。这里所说的价值就是人们通常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它们构成了人为行为的强劲动力，它们对人的日常行为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而且“价值影响有形经济现象的方式类似于无形的DNA携带染色体信息的方式，染色体信息传递着我们全部有形的物质性、生物性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价值是经济变迁的内在灵魂，它为经济变迁提供了价值支撑并直接规制着经济变迁的走向和具体的绩效。进言之，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离不开政治价值的支撑。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折射中国政治价值变迁

既然政治价值塑造着经济变迁的具体绩效，政治价值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价值支撑，那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必然折射出政治价值的变迁。理解了政治价值变迁的特征，也有助于理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逻辑。正如诺思所言，“我们的任务是解释历史上及当前演化的各种信念体系，不同的信念体系会对结构、组织和社会的经济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当演化的信念体系创造出一个‘良好的’人造结构，能够处理个人和社会面临的新奇经历，也能够很好地解决新的两难问题时，经济发展就能成功”；反之，经济发展就会失败。

为了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探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折射的政治价值变迁之前，我们也有必

要追溯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价值的主要特征。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之后，“物质困难仍使全国大多数人处于极端贫困状况”。但是，“在1957年后的一段时间里认为只要集中全国人民的力量，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可以实现‘”’。然而，“‘’在很多方面是延安精神的翻版。它强调平均主义、试点方法、思想热情、发动群众，以及运用组织和意志力来实现技术上‘不可能’的目标。‘’藐视技术上的限制以及就此提出忠告的专家。它的精神被恰当地概括在一句重要的口号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最终正如后来的一些中国作者所言，为了‘多、快’的目标而牺牲了‘好、省”’。不难看出，这个时期政治价值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在经济发展的方式上强调群众运动的力量而忽视了经济自身的规律，在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上强调平均主义和绝对平等。这种政治价值对绝对平等的过分强调使经济发展丧失了必要的激励和效率，人的自由发展也就丧失了基础；同时，这种政治价值对群众运动作用的过分依赖，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其初衷就是要把人作为最终目的，但是无序的群众运动却使个体淹没于整体之中并完全丧失了自我，从而使人异化为工具，这与把人作为目的的初衷是根本相违背的。这种政治价值取向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伟大工程的启动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对这种政治价值的反思与超越，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动的中国经济改革，主要是因为他认识到了中国大幅落后于东亚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所蕴含的危险……并且认识到中国必须找到一种能使生产增长的途径，这是难倒当时所有社会主义经济体的一个目标”。改革开放之后，不仅把经济发展上升到一切工作重心的高度，而且在经济发展的方式上也开始注重了经济自身的规律，并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抛弃了绝对平等的政治价值取向，而且正视了适当的差异的重要意义，于是“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成为新的政治价值的核心取向。这种政治价值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显著的，“自1979年以来，改革已经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提高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准”。但是人们改变贫穷落后心切却使这种政治价值目标发生异化，经济发展目标的追求就简化为政府对经济增长的速度的追求，依赖要素量的扩张促进经济增长是基本方式，GDP总量是主要的政绩衡量指标。然而，在这样的对数字目标的片面追求中，不仅使人们开始陷入了对“物”的依附，“把获取物质生活条件和物质财富当作首要的直接的目的，而把人本身纯粹当作一种获取利益的工具和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而且也忽视了社会公平，忽视了经济发展成果与社会财富的共享，忽视了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正如《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所分析的那样，“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中国决策者确定的发展目标非常狭窄，他们把实现经济的快速综合增长作为最优先考虑的问题，这种压倒一切的目标使得决策者们不愿意冒某些增长风险，去支持其他一些目标，如使收入分配更加合理或加强环境保护等”。这些都导致社会矛盾冲突层出不穷，并危及社会和政治的和谐稳定。

同样，作为对上述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和政治价值的反思与超越，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就开始在不同的场合强调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进入本世纪以来党中央又先后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这些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政治价值的变迁，从而开始关注人的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取向即是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与保障人民的权利，正如虞崇胜先生所言，“人的全面发展是政治文明的最高境界”，特别是由人构成的政治文明主体建设的终极目标就是“文明社会的建成”，从而“真正实现每个人的发展与全社会所有人的发展的高度统一”。科学发展观则强调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无疑是之前的政治价值所规制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批判与反思，尤其重要的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也即强调了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发展。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则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价值主张来规制现实，更是体现了一种新的政治价值主张。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使人们共享发展成果从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发展的最终目的和根本政治价值取向，即“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类幸福”，但是“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之间的关系不是自动生成的，这种关系‘不仅要依赖经济增长的数量，也要依靠经济增长的质量与分布状况’”。也正如常修泽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要抛弃‘人本工具论’，树立‘人本实质论’，真正替‘人’着想”，“要由不完全的、基础性的人本，向全面的、高端的人本渐进式提升”，从而把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政治价值的核心取向。

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意蕴的良善政治价值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折射出政治价值变迁即从强调经济增长速度和物化目标转向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经济发展成果的公平正义分配，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当然，这从整体上揭示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意蕴的政治价值。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体意蕴的良善的政治价值以及这些政治价值之间的内在逻辑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笔者以为，人的独立尊严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意蕴的首要的政治价值；而人的自由发展不仅是人的独立尊严的应有之义，也是后者实现的基础；社会公平正义则是人的独立尊严与自由发展的基本要求；人的民主参与是人的独立尊严与自由发展的根本保证。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追求人的独立尊严

独立与尊严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对同一政治价值目标的不同概括和表述而已，因为所谓尊严，其实就是指“公民的人格独立和完整不受非法的侵害，人们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自主的行动，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他人的尊重和平等的对待，享受各种法律规定的权利，过上体面的生活”。尊严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价值，不仅目前“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而且它也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理念的提出而成为后者追求和实现的政治价值目标。同志在2010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中总结过去一年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时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同年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扩大开放以及建设服务型政府等任务的基础上，再次强调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尊严在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背景下提出显得特别有意义和必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折射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人们并没有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很多人仍然缺乏过上体面生活或者

有尊严地生活的物质基础；同时，人们为了经济增长和获取物质财富而沦为“物”的奴隶，丧失了独立人格与尊严，甚至肆意践踏人的人格与尊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现人的独立尊严应该成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追求的基本政治价值目标。

其实从中西政治文化传统来看，都有着重视人的独立尊严的意蕴。从西方来看，张灏先生在分析西方民主传统产生的文化根源时强调了古希伯来人的宗教(基督教)，这种宗教的中心思想的一部分是“上帝以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因此每个人的天性中都有基本的一点‘灵明”’，“都有灵魂，故都有其不可侵犯的尊严”。而从中国儒家思想传统来看，内圣外王是其主要的价值取向，在张灏先生看来，“儒家的‘内圣’思想是含有超越意识，儒家相信人的本性是来自天赋，因此，在这个基础上，个性永远得保存其独立自主，而不为群性所淹没”，并且“内圣外王”还“视内在心灵生活和外在的社会与物质生活同样重要，对于现代文化重外而倾内的取向，可以发挥调剂与平衡的功能”。显然，这种思想传统在今天仍不失有时代的意义。于建嵘也认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提出，“表明政府已认识到，中国人民在最起码的‘生存权’基本有所保障后，必然会要求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合理、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追问更多的人生意义，为顺应社会潮流，政府的施政目标应从经济发展更多地转向‘人’本身的幸福与尊严”。而这显然正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要解决的价值目标。换言之，财富或财产分配的平等从而带来的整个社会平等，恰恰也是人的尊严实现的必然要求。萨托利就从一个相反的逻辑视角指出，“社会平等，被理解为身份和尊严的平等，因而意味着阶级和财产的差别不再成为差别”。德沃金也指出，“政府将它的公民视为平等者来对待是什么意思？我认为，那与政府将它的公民视为自由、或独立、或具有同等的尊严来对待是什么意思是同一个问题”。因此，尊严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提出与推进所追求的基本政治价值产品。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追求人的自由发展

人的发展是实现人的独立尊严的基础条件，因此，人的发展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追求的政治价值目标。这就在于由“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理念的转变，不仅意味着要促进经济增长数量的累积，还要保证经济增长的质量与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是它还反映了一种发展理念的根本性变化，由注重物化目标转而开始关照人的目的性与人的发展。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理念的提出，“更突出主体的发展，突出主体的地位和价值、作用。不仅包括不同主体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而且包含各种主体发展动力的加强，行为方式的改变，特别强调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关注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增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欠发展群体的发展动力和后劲等问题”。进而言之，“经济发展方式的一切转变既依赖人的发展又为了人的发展，人不单单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手段，更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目的”，甚至“人的发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和最高目标”。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精神的鲜明写照，即“这种发展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并认为“一切发展的最终目的都是人的发展”。在论述人的尊严的含义与实现时指出，“国家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

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将建立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人的发展是“自由人”的发展或言是“人的自由发展”。在笔者看来，自由与人的独立尊严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也应该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应追求的政治价值目标。在伯林看来，其实自由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自由主要关照的是“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内，某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称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别人的干涉”。而积极自由则主要关照的是“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权控制或干涉，从而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成为这种人，而不应该去做另一件事、成为另一种人”。从自由的这种内涵来说，自由的实现与人的尊严是具有高度的内在逻辑一致性的，即自由是一种不干涉别人且不被别人干涉，其实就是一种尊重以及对人的尊严的承认。而德沃金就把“对人的尊重与自由看作是同义语，把对人的平等尊重理解为尊重人们的自由选择，或不干涉个人独立”，显然，与伯林的主张不谋而合。但是这样理解自由还是不全面的，因为考虑和界定自由都是一种向外的取向，而在王世杰先生看来，还应有一种向内取向的角度来理解自由，他说，“国家承认个人自由的目的，在使各个人民得以自由发展其知识、道德、与身体上的优性”口…。也即“个人在行使自由的时候，不得违反国家承认个人自由的目的”，否则仍然是一种滥用自由或言就不是一种自由，如“甘以自己的身体为买卖的目的物”或“甘充他人的奴工”等也都不是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不能说人的尊严可以得到实现。笔者认为这样来理解自由才能完整展示自由与尊严的内在逻辑。并且他不仅指出了作为目的性价值的自由，也内蕴着作为工具性价值意义层面的自由即人们具体的自由权利。正是在后者的意义上，同志在论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背景下人的尊严的实现时就认为首要的就是使“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

自由与发展又是相互促进的，人的发展应该是一种“自由发展”。正如阿玛蒂亚・森所认为的，“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他的这句话表达了两层涵义即“扩展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和主要手段”。从前者来看，发展可以消除制约人的自由实现的障碍即“贫困以及暴政，经济机会的缺乏以及系统化的社会剥夺，忽视公共设施以及压迫性政权的不宽容和过度干预”。这显然把自由看作是一种目的性价值。但同时另一个方面，从后者来看，“必须把人类自由作为发展的至高目的的自身固有的重要性，与各种形式的自由在促进人类自由上的工具性实效性区分开来”，后者“是关于各种权利、机会和权益是如何扩展为人类一般自由，从而为经济发展作贡献的”，其基本逻辑是“因为发展本身可被看作是扩大人类一般自由的过程，所以扩展每一种自由必定对发展作贡献”。在阿玛蒂亚・森看来，这除了要转变狭隘的仅仅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还要依赖于其他的决定性因素，诸如社会的和经济的安排(例如教育和保健设施)，以及政治的和公民的权利(例如参与公共讨论和检视的自由)等，也即相应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制度安排。这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相同的逻辑和价值取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显然要追求人的自由发展。

(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追求社会公平正义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目标是通过社会财富的公平正义分配从而使人们共享发展的成果，最

终实现人的独立尊严与自由发展。而正义其实就是指在“同每一个人的幸福有关的事情上，公平地对待它”，而公平正义主要涉及的是利益的平等分配的问题。当然这里利益分配是广义的，既包括物质财富的分配，也包括各种政治权力、权利、自由等的分配。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按照一般的认识，正义是某些事物的‘平等’(均等)观念”。而关于如何才是“平等”的或“均等”的观念，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也是十分难以把握的，因为“个人各照自己的利益进行论断，而大多数的人如果要他们判决有关自身的案件时，实际上都是不良的判官”，故也就有了“在平民政体中，‘正义’就被认定为分配政治职司的平等”，而“在寡头政体中，却以政治职司的‘不平等’分配为合乎正义。因此，亚里士多德总结道，“正义(法意)对人身有关系；正义的(合法的)分配以应该付出恰当价值的事物授予相应的收受人”。这一点在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表述为按合适的比例进行分配或言把握一种“适度”，他说“既然平等的事是一种适度，公正的事也就是一种适度。然而平等又至少是两个东西之间的平等。所以，公正必定是适度的、平等的(并且与某些事物相关的)。作为适度，它涉及两个极端(过多与过少)；作为平等，它涉及两份事物；作为公正，它涉及某些特定的人。所以，公正至少包括四个项目。因为，相关于公正的事是两个，相关的事物是两份。而且这两个人之间以及这两份事物之间，要有相同的平等。因为，两个人相互是怎样的比例，两份事物之间就要有怎样的比例。因为，如果两个人不平等，他们不会要分享平等的份额。只有当平等的人占有或分得不平等的份额，或不平等的人占有或分得平等的份额时，才会发生争吵和抱怨”。

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是比较契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治价值诉求的，毕竟我们抛弃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但是却陷入了过分强调效率而忽视了公平带来的严重的两极分化的现象――“如果算上那些无法统计的不规范收入，现在全国最高和最低收入各10％的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差距要达到55倍左右”。显然，公平正义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追求的政治价值的逻辑是十分清晰的，因为“如果发展的目的是促进改善人类幸福，那么每一个人都应当能够享受发展的成果，其中包括更好的营养、更安全的生活、有更多的机会获取知识和享受医疗服务，以及更高的生活水平。因此，发展战略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是公平”。但是如何去实现公平正义，或言如何才能在利益分配过程中把握好那个恰当的“适度”却是一个难题，它直接考量着政府能力强弱与政治艺术水平。无论是罗尔斯的政治观还是诺齐克的持有正义思想，都尝试着去构建出一个社会的正义状态，但却都不能尽如人意。我们在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不仅要把正义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价值去追求，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去探索正义实现的机制，毕竟没有正义，也就很难能够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与尊严，也如同志所指出的，“要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而做到这一点，不仅靠经济实力，还得靠社会的公平正义，靠民主法制”。

(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追求人的民主参与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是要改变发展的理念，从对物化目标的片面追求转变为以人为发展的目的，从一味地强调效率转变为让人们共享发展成果、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而促进人的独立尊严与自由和发展。那么如何才能改变财富分配不均从而使人们共享发展成果进而使得人们的自由发展和尊严得以实现呢？这就要求“政府当然应当调整发展战略，使之更加重视可持续性和公平性”，进一步说，“要确保新的发展战略得以通过并实施，创造一种制度上的环境非常重要，在这种环境中国家政策不倾向于任何一种特殊利益。要实现这一目标，所有社会集团都必须获得充分的机会参与决策过程。”这样，“如果能够允许社会广泛参与，决策机制将会创造一种能够最有力地抵制来自强权的压力的环境。当所有人的声音在权力的走廊里都能被昕到的时候，政府就会更加负责，更加透明。其制定的政策可能就很少会发生突然而急剧的变化”，且政策的实施自然也就更能体现人民的利益与意志，从而实现和维护人的尊严。不难看出，作为一种重要政治价值的强调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民主与经济发展以及人的自由、发展与尊严的密切关联。具体说来，民主参与本身就是肯定人的自由权利与尊严，而关于民主参与与保证人们共享发展成果和实现正义的关联，阿玛蒂亚・森曾经作了较为权威的论证。他首先举例回答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即对于一个甘愿冒惨死虎口的生命危险去赚一两美元的穷人来说基本生存的经济需要与民主自由权利哪个才是最重要的价值呢？他认为按照这种“二分法”的“方式去看待经济需要的压力，或者理解政治自由的突出地位，是完全错误的”。真正的问题在于“把握政治自由与对经济需要的理解和满足之间的广泛的相互联系”。他力图要证明的是“经济需要的紧迫性加强了而不是减弱了政治自由的迫切性”。我们似乎也可以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自由、尊严和正义的诉求同样迫切呼唤着民主参与的到位。他除了指出民主参与本身对自由、尊严、正义的肯定之外，还试图从两个方面论证民主与人的经济需要满足的关系，即一是民主参与过程中“人民表达并论证他们的要求(包括经济需要方面的要求)以引起政治上的关注”，从而使决策科学化与合理化，一是“在形成‘需要’(包括在社会意义上理解的‘经济需要’)这个概念上”，民主参与也能起到建设性的作用。

从前者来看，“为了公开表达我们所珍视的东西并要求它们得到重视，我们需要言论自由和民主选择”，它的具体运作逻辑是，民主过程的参与和表达，“能够有力地唤起人们对普遍性需要的关注，并要求恰当的公共行动。对于人们的深切痛苦，政府的反应能够通常取决于对政府的压力，这正是行使政治权利(投票、批评、抗议等)可以造成重大区别的地方”，因为“如果统治者不得不面对批评、并寻求人们在选举时的支持，统治者就会有积极性去听取人民的需要”。这样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政府的决策必须反映公众的意愿，避免侵害公众权益，使发展的成果合理公正地为人们所共享，促进人的自由与发展，实现人的尊严；同时人的参与过程也正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与尊严的过程。而从后者看，民主的过程，也就是公众行使自由权利而积极参与的过程，而这个参与过程不仅会“促使政策更有可能对经济需要作出回应”，尤其重要的是“‘经济需要’这个概念形成过程本身――包括对它的理解认识――也要求行使这些权利。可以论证，恰当的理解经济需要是什么――其内容和强度――要求有讨论和交流。政治和公民权利，特别是那些与保障公开的讨论、辩论、批评以及持有不同意见有关的权利，对于产生知情的、反映民

意的政策选择过程，具有中心意义。这些过程是形成价值观念和优先主次的关键”。民主参与的这种品质和功能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意义无疑是明显的，它不仅可以影响经济发展的理念即应以人的自由发展为取向和体现着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可以塑造优化的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模式即使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们所公平合理地共享，更重要的是民主过程本身就可以实现和维护着人们的自由权利和尊严，同时规制政府权力运行，不断地矫正不利于公共利益进行正义分配的政策与行动，从而最终使社会经济、政治在良善价值指引下的进步能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意蕴的良善政治价值实现要求政治体制改革

从政府产生的目的和逻辑看，只有政府所代表的公共权力才能实现良善政治价值。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霍布斯也指出，“我们看到天生爱好自由和统治他人的人类生活在国家之中，使自己受到束缚，他们的终极动因、目的或企图是预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保全自己并因此而得到更为满意的生活；也就是说，要使自己脱离战争的悲惨状况”。也就是说，国家是为了保障人们过上更加美好的理想生活。甚至自由主义精神领袖的哈耶克在论述国家权力的作用时也不得不承认，“他们之所以倡导计划，不再是由于它的生产力高，而是由于它能使我们得到一个比较公正和平等的财富分配。这确实是能够认真坚持要求计划的唯一理由”。但政治权力并不会自动实现这些良善的政治价值，这是因为“国家同人所创造的一切事物一样具有二重性”。这就意味着必须对政治权力进行恰当的配置，使权力运行得到有效的规制，并保证公权不能侵害私权或者发生异化，其实就是政治体制的设计与改革的问题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发展转变所意蕴的良善政治价值实现就要求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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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中图分类号：F014.6；F12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7）01000109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宗旨是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制度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经济发展方式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不同阶段进程中所依靠的资源要素组合方式和发展路径。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发展方式理论旨在研究如何形成良好的经济结构和资源要素组合方式，以更好地适应科学技术、劳动力资源和生产资料等要素结构以及制度、市场环境的演变，最终实现社会发展、生态环境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其核心内容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中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习近平，2015a）。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用其指导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因此，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演进与创新，对于总结已有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初创时期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和揭示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探索未来理想社会的经济关系，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核心内容包括：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制度和私有制，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未来理想社会产品分配实行“低级阶段按劳分配、高级阶段按需分配”原则，社会生产实行计划调节等。这些内容既展示了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目的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也为未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李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演进与创新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阐述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但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运动规律时重点研究了两个方面：一是探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规律，即资本主义物质财富得以迅速增长的原因；二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制度及剥削关系，指出资本主?x社会必然要被未来“人能够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所代替。因此，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规律及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了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基本框架和内容，并集中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1.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理论

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论述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马克思认为，要实现扩大再生产应具备两条基本途径：一是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二是使用资本的效率不断提高（马克思，2009a）。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分为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两种类型。马克思在考察剩余价值流通时指出，资本扩大再生产过程，既可以在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的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也可以在内涵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在讨论企业因固定资产的局部更新而导致生产规模扩大时指出，生产场所扩大表现为外延扩大，生产资料效率提高则是内涵扩大；在论述资本主义农业发展时认为，农业资本家一方面无须施肥，甚至只要粗放耕作，就能长期获得收成；另一方面将资本连续集中投放在同一块土地上进行集约化耕作。综上所述，不论是剩余价值转化还是固定资产更新，马克思把单纯依靠增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数量的扩大生产叫做外延式扩大再生产，把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扩大生产叫做内涵式扩大再生产；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主要是依靠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来推动。因此，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本扩大再生产方式具有由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化的历史趋势。

2.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由外延量向内涵量转化理论

马克思在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描述中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2009b）。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欲，采取一切手段提高其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额。马克思指出，在劳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在价值规律和竞争机制的作用下，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越来越倾向于由外延量剥削转向内涵量剥削。再生产过程中不用增加劳动的外延量，只是增加劳动的内涵量，生产结果也会相同，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则为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由外延量向内涵量转化提供了前提条件。当然，在这种转化趋势下，资本家也不会放弃对工人外延量的剥削。马克思关于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理论引起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的否定，认为马克思用剩余价值率衡量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是致命“错误”，是一个假设的公式。对此，卢森堡批判伯恩施坦对剩余价值率的否定是依附于历史唯心观，把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原则（卢森堡，1984）70170。由此看来，马克思对资本家剥削方式转化的研究，既凸显了他对资本家基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更多剩余价值的无穷欲望的批判，也彰显了其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辛苦劳作而挣扎在生活贫困线的同情以及为广大无产阶级谋福利的价值取向。

3.生产要素及其配置理论

马克思在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虚伪的同时，也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其一，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和转型有巨大作用。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的每次重大进步及其在生产中的运用，不仅能促进经济发展，而且还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由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化的根本力量。他指出，大工业把科学技术和巨大的自然力并入生产过程后，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对此，卢森堡在批判伯恩施坦关于中小企业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无足轻重的错误观点时指出，中小企业是资本主义经济中技术进步的先锋（卢森堡，1984）88，凸显了马克思对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前瞻性认识。

其二，制度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及其结构变迁对经济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作用。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与劳动条件实现分离，促进了经济外延式发展，同时市场调节和竞争规律又促进了经济内涵式发展；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生产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必然阻碍经济发展，并成为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其三，经济结构协调能促进经济发展。马克思看到了资本家为追求个人利益强调个体企业内部生产的条理性，却忽视社会生产不协调性所带来的危害，进而指出社会生产要顺利进行，各个生产部门必须协调。为此，马克思把整个社会生产分为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消费资料两种，进而划分出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并通过一系列数据推演论证了两大部类之间及其内部的协调对社会生产两种补偿顺利实现的重要性。

其四，企业有效管理能提高经济效益。马克思认为，企业生产商品的活动，既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限制，又受社会需求约束，因而加强企业管理以促进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有效结合不仅成为一种必要，而且能为社会有效供给所需产品。

其五，自然环境对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马克思认为，自然资源与劳动力的结合是剩余价值产生的必备条件，因此，自然环境优劣对经济发展影响巨大，级差地租分类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同时，马克思也清楚地认识到，资本家的贪婪掠夺本性和大工业发展给资源环境带来的破坏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其六，发展国内市场和开拓国际市场能有效调节生产要素配置。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起初需要国内市场为其发展不断提供必需的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但在科学技术进步及其在生产中应用的推动下，这种商品经济获得了一种富有弹性的、突然跳跃式的、且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能限制它向前扩张的能力。原料和销售市场的限制，促使资本家不断到世界各地开拓殖民地，形成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世界市场，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内涵式发展。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世界市场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沃勒斯坦，1984），而阿明的边缘资本主义恰恰也说明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世界市场剥削发展中国家对其自身发展的重要性（阿明，1990）。

其七，城乡经济融合能有力促进经济发展。马克思明确指出，城市和乡村分离根源于社会分工的发展，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最初的城乡分离促进了当时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合理性和必然性。马克思同时也指出，私有制的存在是城乡关系对立的制度根源，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城乡对立达到最鲜明和最尖锐状态，这种城乡分割带来了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城市病”和“乡村病”。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社会，消除城乡分?x和对立，实现城乡融合，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更有利于保护环境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制度、经济结构、企业管理、自然资源、市场、城乡关系等影响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及其配置的研究，在更广的范围内论述了经济发展的路径，这些论述和他的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理论相结合，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综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初创时期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可以概括为：扩大再生产方式分为外延式和内涵式两种类型，并且由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主张通过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组织管理、市场拓展等提高资源要素生产率，并强调协调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发展循环经济，融合城乡关系，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以期实现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不仅是对亚当?斯密等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批判和创新，而且也揭示了经济发展方式转换的必然性和途径，成为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起源，是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

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发展

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苏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东欧各国以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摆脱面临的内外困境亟须在较短时间内快速发展生产力，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从现实角度形成的以快速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核心内容包括快速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国民经济发展有计划按比例进行、人民是国家主人等。在以快速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方式主要表现为以见效快为特点的外延式发展。但由于实际国情不同，在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也各有自己的特点。

1.苏联东欧各国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

（1）列宁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

“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国内外严峻形势，列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结合过渡时期的实际状况，形成了过渡时期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本质就是使所有劳动者过上最幸福、最美好的生活。但要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物质条件，即社会主义要快速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为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奠定物质基础；二是制度条件，即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剥削制度和两极分化，为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创造制度条件。为此，列宁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其一，论述了消费资料生产对生产资料生产的制约性。列宁提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实现最终要依赖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因为生产消费（生产资料的消费）归根到底总是同个人消费联系着，总是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的（列宁，1984）44 。其二，阐发了劳动者素质提高和加强企业管理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列宁认为，要提高经济效益，就必须提高劳动者素质，重视经济核算，加强企业管理。列宁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虽然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但其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须依赖于消费资料增长、注重科学技术和组织管理、重视经济核算等方面的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中的两大部类、科学技术、组织管理和薄记等思想。

（2）斯大林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和法西斯势力的进攻，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则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以快速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种政治经济学指导下，斯大林主要在两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其一，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斯大林认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其二，重视企业管理、技术和人才。在企业管理上，斯大林认为，没有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是死的东西，有了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能够而且一定会创造出奇迹来（斯大林，1985）45，进而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虽然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出现了一些教条主义，并且在其指导下的经济发展出现结构失调现象，但他的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以及重视技术、人才和企业经济核算等思想，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中的扩大再生产、科学技术、企业管理、人才等思想。

（3）苏联东欧各国学界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探讨

自20世纪60年代后，苏联东欧学界又进一步研究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式。其一，关于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苏联学界认为，经济发展有粗放和集约两种途径。粗放发展要求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投入劳动力、资金和自然资源，这种发展方式在苏联早期采用；集约发展要求充分利用现有生产潜力，不断采用新技术，改进管理，增加设备负荷，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这是在生产水平很高、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使用的发展方式；现实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化过渡是很有必要的（哈恰图罗夫，1981）20。东欧学界则重点讨论如何将扩大再生产的两种类型有机结合起来，以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其二，关于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苏联学界在马克思两大部类协调发展理论的基础上认为，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有相互制约关系。布哈林提出，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要以发展重工业的速度来进行，并重视农业发展，工业的发展要以农业能够有迅速的真正积累为前提（布哈林，1981）279。其三，关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宏观调控与企业管理相结合的研究。波兰学者布鲁斯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宏观调控与企业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相结合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对促进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总之，虽受历史条件限制，但学界还是在两个方面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马克思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一是把马克思的外延式和内涵式两种扩大再生产方式发展为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经济发展方式，并阐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分别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地位；二是把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协调理论拓展到生产实践中，正确处理农、轻、重产业之间的关系，阐明了产业结构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进一步认识到宏观调控和微观调节相协调的重要性。

2.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

（1）毛泽东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

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毛泽东依据中国国情，批判地借鉴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及其经济建设经验，探索出中国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主要内容包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实行按劳分配，人民当家作主等。以此为指导，毛泽东重视经济结构平衡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借鉴苏联经济结构失衡的教训，提出用“统筹兼顾”的方法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毛泽东，1999）186。毛泽东总揽全局，在统筹理顺工业、农业和轻工业之间的关系时，还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以调动国家、集体和个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积极性；并坚持运用“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保持国民经济在综合平衡中发展。毛泽东重视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不仅着手打造技术干部队伍，而且还着手普及科学知识，扫除文盲，把提高农村劳动者文化素质作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前提。虽然毛泽东晚年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错误，但毋庸置疑他的“统筹兼顾”“发展科学技术”等思想发展和拓展了马克思经济发展方式理论。

（2）学界对经济发展方式的探讨

20世纪60年代后，中国学界掀起了探讨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的热潮。一是对马克思扩大再生产方式的理论研究。刘国光在界定扩大再生产方式两种类型的范畴时指出，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区别扩大再生产的外延性和内涵性的基本标志（刘国光，1962）；外延式和内涵式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过程中不是单一使用的，而是交错出现，要根据具体情况和要求将二者结合起来使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向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二是研究国民经济各部门综合平衡的重要性。许涤新、曾启贤等学者在肯定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前提下，着重研究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条件以及消费资料对社会扩大再生产的作用，认为技术进步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决定性条件，但生产资料部门的技术进步要快于消费资料部门的技术进步，因而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在发展速度上要快于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对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都能起到制约和促进作用。三是探讨国民经济核算问题。何建章等（1962）认为，成本核算和资金核算是社会主义企业经济核算的重要内容，因为企业降低生产某种产品占用的资金，意味着用同量的资金可以生?a出更多的产品，能够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益。学界的上述研究，不仅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扩大再生产方式类型及其转化趋向、两大部类协调发展以及薄记思想的认识，而且对于现实中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取消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等都有着积极启示意义。

综上所述，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方式、两大部类关系以及薄记等理论思想：区分了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类型，研究了这两类经济增长方式在现实生产中存在的条件、关系和历史发展趋向；提出了产业结构问题，探讨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综合平衡的重要性；提出了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相结合思想，探讨了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理论成果的取得，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演进和创新，而且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创新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也开始了创新历程：从“经济发展新路子”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到“经济发展新理念”，这一历程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念，也不断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

1.经济发展新路子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审时度势，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伴随着对这两个问题认识的深化，邓小平提出了经济发展要走“质量、速度和效益并行”新路子的思想：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首要体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上；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效益是并行的，经济发展没有一定的速度，或者光有速度没有质量都是不行的；发展经济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邓小平，1993）375。显然，邓小平强调的“快”是以质量和效益为前提的。为了确保速度、质量和效益并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被提上日程，试图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通过竞争机制和价值规律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此外，邓小平十分重视科技教育和企业管理，认为科技和教育是实现速度、质量和效益并行的关键；他提出把企业由行政直接管理改为依靠经济和法律手段进行间接管理，以提高企业活力和运行效益；他还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以利用外国资金、先进技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在当时的情况下，把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效益相结合，展现了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战略性，也体现了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内涵发展的新认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理论。

2.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老一代领导集体探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并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此为指导，把邓小平发展经济的“新路子”拓展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出发展经济要向结构优化要效益，向规模经济要效益，向科技进步要效益，向科学管理要效益（江泽民，1997） 1483；注重依靠科学技术调整产业结构，加强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的密切联系。在农业方面，加强农业科研攻关、先进实用技术推广、农民科技培训和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发展现代农业；在工业方面，合理布局与国民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发展能带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柱性产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促进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出，既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性、必要性和主要内容的新认识，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又一次提升。

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进入新世纪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人的发展学说凸显出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十分重要的一环就是要正确处理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胡锦涛，2005）483。这一新认识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协调投资出口消费、协调第一二三产业之间比例关系带动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由原来的依靠资源消耗转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创新管理上来；进而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措施：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实施这些新措施的目的，就是要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放在提高质量和效益上，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力和培育开放型新经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经济发展的理念、目的和途径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又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4.经济发展新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系列新观念：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加快构建开放性经济新体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性经济。在这些政治经济学新观念的指引下，新的领导集体在继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基础上，适时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其一，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习近平，2015b），即通过系列创新，协调各方面各领域，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生产力发展，为人民群?创造环境优美和共创共享的美好生活。其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2015c）。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必须从供给侧角度强化需求调节和供给调节的功能互补，共同发力，进而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为此，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和措施：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抓好“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化解金融风险，降低企业成本，扩大有效供给，着力补齐短板。这些战略措施的实施将进一步促进人民群众转变思维，深化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紧迫性和必要性的认识，进而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不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还将在更广和更深的层次上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继续创新和丰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理论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提出了经济发展“质量、速度和效益并行”的新路子，拓展了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内涵，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此基础上，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并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开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争在实现供需平衡的基础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良药。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在更高水平上的升华。

总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以来，历经时代变迁和背景转换，其构成内容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但其根本原则和核心内容仍然是生产关系演进与生产力发展的自觉统一，在其指导下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也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得到演进和创新。这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继承性、连续性、时代性和创新性，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的内在联系和互相促进。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创新启示

1.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创新必须根植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理论创新和发展离不开实践。回顾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不少理论创新源自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推动，然后被学界归纳、总结和发掘，抽象成理论，进而被高层决策者采纳，并在发展经济大潮中进行实验和试错，在实验和试错中不断解放被束缚的思想和观念。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亟待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创新。而理论创新根源于现实经济发展积累的经验和转变发展方式的迫切需求，要求我们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出现的新事物和新?L险有清醒的认识，进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下创新和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理论。

2.在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创新和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理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以及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发展环境的变化，以往通过需求侧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及其实现路径已显得力有不逮。因此，应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东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内容为指导，结合新常态下国内外经济格局的演变及其发展趋势，把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思路，从注重短期数量发展转向注重长期质量、速度和效益并行的可持续发展，并力求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进而创新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为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可靠的、有效的、科学的、新的路径指南。

篇3

关键词：经济发展生态政治生态环境经济增长

十七大首次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意味着我国把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标明了我国政府在政治治理模式上的倾向和变革。这为我国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和谐统一奠定了基础，也为我国的政治工作，以及政治体制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因此，建设生态型政治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相互统一的，也是势在必行的。

生态政治的形成与发展

当今世界各国均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所引发的生态危机问题，谋求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各国政治建设关注的重点。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辩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政治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经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全球性生态危机对全人类构成巨大威胁时，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然要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即生态政治发展观。

随着工业化、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规模化发展，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就掀起了生态政治运动。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来不断壮大生态政治运动，至今方兴未艾。20世纪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可见，由于生态政治运动的推进，世界各国都逐渐把环境问题纳入政治范畴，并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也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政治生态化与可持续发展

环境问题的产生与政治有关，环境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政治制度的建设。如果环境问题解决不当，可能就会引发政治动荡。可见，环境问题日益政治化，政治建设日益生态化。二者不能孤立发展，而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

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带来政治生态化。政治生态化的内涵在于政治的可持续发展。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具体讲，它包括以下内容：

（一）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

政府通过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通过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素质，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中国的历史证明，政府决策行为的生态化将是生态型政治体制的核心。

（二）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

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对政府决策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其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生态环境的教育宣传活动等方式对政府的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因此，政治生态化中广泛的公众政治参与及意识的增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它有助于监督政府的职能，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这一基本环境生存权利，从而改变“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传统消极观念。

（三）建立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

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其直接后果是各种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随着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过去那种“狭隘生态利益”的观念已经不再符合时代的需要。因此，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即全球伙伴新关系极为紧迫。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它能够推动世界各国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也能够推动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以利于各国经济的持续性发展；它能够根据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合理分担各国对环境保护所应承担的责任，以确保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

（四）政治教育生态化

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政治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化就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全人类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识上来，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环境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现代政治教育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教育生态化时代。

我国生态政治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一）公众的环保意识偏低

公众的环保意识高，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就高，环境也就能得到更好的保护。但是，公众的保护意识与社会生产力密切相关。生产力水平低下时，人们首先面临的是生存需求，发展经济摆脱贫困就成为优先考虑的事情，而环境保护则被摆在次要位置。另外，公众的行为取向必然影响企业和政府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方面的价值取向。公众环保意识偏低，会使得企业本着利益最大化原则去全力发展生产力而置环境保护于不顾；公众优先发展经济的价值取向，也必将使政府一心只为经济发展着想，而不必顾虑由此带来的环境影响；公众的环保参与意识较低，不能形成民间环保组织，那么环保体系建设就失去依据，环保部门的行为缺乏制约，政府的社会环保行为缺乏监督，环境保护成了政府主导型而非社会主导型，社会环保需求既不能有效形成，也不能有效实现。

（二）政府优先发展经济倾向明显过强

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都把经济建设当成头等大事，当成政治任务。这样，“经济增长指标”就成为评价各级政府领导人政绩的主要依据，当权者自然倾向于加强本地区的经济建设。但环境保护与此不同。环境保护是一项公益性事业，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很大，经济效益尤其是直接经济效益不明显，并且效益的回收期较长。因此，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发生矛盾时，各级政府中的大多数领导都会倾向于优先发展经济，而对环境保护的立法、执法缺乏力度，致使那些严重污染的环境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理，环境管理制度方面也存在诸多的缺陷，从而形成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局面。

（三）脱贫致富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比较尖锐

虽然贫困不是造成环境问题的唯一原因，但是，不恰当的摆脱贫困的方式必将造成环境破坏。我国一些地区为了摆脱贫困，不恰当地利用自然资源发展工业化程度很低的工业项目，从而造成环境和资源危机的情况。也就是说，脱贫致富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这一矛盾解决得好，必将有利于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解决不好，必将阻碍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从而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设置障碍。

生态政治建设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启示

（一）选择正确的社会发展道路

一直以来，在经济增长利益观的影响下，我们只注重如何改造和利用自然、发展社会，没有注意到保护和发展自然的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迫使我们反思传统的社会发展观，寻求一条新的社会发展道路。可以说，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道路是摆脱目前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的必然选择，是生态环境危机对社会发展模式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新形式的环境决定论，它决定了我国的政治道路必将选择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型政治道路。

（二）提高公众的生态意识

要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环境，首先要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着力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即通过传播环保法律法规，普及环保科学知识，把生态意识贯彻到日常生活、工作和生产活动过程中，培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世界观。只有生态文明的新理念深入人心，人们才会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自觉践行生态文明；其次，加强宣传教育，形成全社会热爱环境、保护环境的良好氛围，努力提升全民环境伦理道德水准，自觉约束自身环境行为，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及相应的生活方式。

（三）对市场体制和政府干预进行政治经济分析

市场体制有优化配置资源、保护环境的一面，但同时也有不利的一面。实际上，市场体制相对于环境保护存在道德失灵、自然资源管理失灵、自然价值定价失灵。为此需要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干预，但是，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对环保市场失灵的干预也存在失灵现象，政府对经济的宏观干预也存在不利于环保的方面。因此，在强调政府干预校正环保市场失灵的同时，要求政府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完善和强化有益于环保的政府干预。总之，应该将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和政府干预的宏观调控有机的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调节市场的基础作用，以保证人类在经济活动中保护环境。

（四）促进经济与社会的统筹协调发展

总理在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上指出，做好新时期的环保工作，关键是要加快实现“三个转变”，即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这三个转变是我国从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升级的实质性操作，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任务，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健康、有序、持续发展的历史性转变。

参考文献：

1.肖显静.生态政治—面对环境问题的国家决策[M].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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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发展与政府创新”诸多热点问题的研讨综述

当前我国政治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什么？进一步推动政治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地方政府创新蓬勃发展的动力来自哪里？这些问题在近日召开的“政治发展与政府创新”学术研讨会(由北京市政治学行政学学会和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联合举办)上都得到了深入探讨。现将有关内容综述如下。

当前我国政治发展仍处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过渡的艰难过程中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政治形态向现代政治形态转型的过程中，我国的政治发展呈现出以下特征:国家与社会由原来的一体化到二分；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主要不是建立在强力基础上的人治，而是建立在权利基础上的法治；公共权力从私人理性向公共理性迈出初步步伐；政治体系内部的结构功能在逐步调整，部分实际权力在由党内向政府转移；政治体制的制度化、法律化程度在提升，政治体系的规则化水平在提升；在利益分化、利益冲突加剧，社会多元化情况下，公民的自主程度在发展，公民政治参与的数量扩张，但质量还较低。

与会者认为，虽然我国的政治发展呈现出以上诸多方面的可喜变化，但总的来说，当前我国正处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攻坚阶段。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举世瞩目，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腐败现象蔓延，社会贫富差距扩大趋势明显，政治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瓶颈。

有学者分析指出，回顾我国的政治发展历程，我国经历了由1954年宪法确立的两权分立到实际政治过程的权威主义，再到目前向民主化回归的循环式发展过程。总的来说，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一个“至关紧要的时期”，这是一个利益博弈的时代，因此，也处在权利与权力博弈的时代。总体态势是，权利与权力明显地不平衡，公共权力过度扩张，因越位和缺位而侵权，权利往往处在被侵犯的境地。中国政治发展仍然处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过渡的艰难过程中。

当前我国政治发展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中国的民主模式

与会者认为，当前我国政治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中国的民主模式。中国从1949年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来就独创了自己的民主新模式，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长期稳定的领导，实行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虽然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基本确立，但是还很不完善。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其中，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前提是党的领导，保证是依法治国。但由于受照搬苏联模式和我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做到三者的有机统一，实际上实行的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模式。党的领导由前提变成核心，由党代表甚至代替人民当家作主，缺少法律制度保证，以至犯了很多错误，造成了很多灾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历史经验，端正思想路线，提出要实行党政分开。因此，当前迫切需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促使民主模式逐步完善。

关于中国政治发展路径的思考

对于如何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中国的政治发展，与会者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有益的见解。

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包括党内民主、党际民主、人民民主三个方面。因而，完善民主模式，加快中国政治发展，可以从上述三个方面着手。

有学者指出，有序政治参与的不断拓展，有利于推动我国的政治发展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过渡。有序政治参与可以有许多渠道和途径。当前，开发我国政党制度的潜能是拓展有序政治参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从执政党角度看，要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尊重党员权利，调动广大党员有序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克服眼下普通党员往往容易被边缘化的状况；认真贯彻落实2005年和2006年关于我国政党制度和人民政协的两个5号文件精神，畅通体制内有序政治参与渠道。

有学者专门对我国政治发展中的执法趋利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当前贯彻落实反腐倡廉战略方针、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执法趋利。执法趋利严重危害社会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敌。乱象根治的途径:在政法机关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尤其是公平正义的理念；站在反腐败的战略高度来审视执法的种种乱象；彻底解决司法机关吃“皇粮”的问题。

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来自哪里

与会者认为，近几年来，地方政府创新活动在学术界的推动下，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地方政府创新之所以能蓬勃发展，客观方面的原因是当前我们的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还存在着许多弊病，与政府改革的要求、与理想的状态之间还存在着极大的差距，从而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主观方面的原因是在政府内部存在着创新的动力。总的说来，政府在政治体制方面改革的动力是不足的，这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涉及两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即政治风险和利益损失。当前地方政府对于政府工作进行局部的、微观的创新的动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地方和基层政府领导层的社会责任感；二是地方和基层政府对政绩的追求；三是上级机关的推动；四是学术界和媒体的推动；五是人民群众的压力。

以往的“运动型”政府治理模式亟待革新

与会者认为，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的治理模式呈现出“运动型”的特征。这种“运动型”治理模式的逻辑根源在于对传统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对自上而下行政体制的遵循以及任期内政绩的驱动。在社会转型期，“运动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因行政成本高、治理效果差，易违背法治原则、滋生作风，破坏自发形成的秩序等弊端，已无法对复杂多变、日益专业化的公共事务做出有效处置，从而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政府治理危机。因此，必须实现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变“运动型”的治理为“可持续型”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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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发展 历史选择 “中国梦”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2013年3月1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新当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坚定表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最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任务，它最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发展。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一、政治发展及政治发展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不发达国家走向了独立，经济上逐步实现工业化，政治上也开始自己的发展进程，出现了富有特点的变化。同时，经济学和社会学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研究方式与成果也启迪了政治学学者的研究方式与领域。一些长期局限于研究西方政治的西方学者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思考发展中国家会不会经历与发达国家相似的政治发展过程，力图通过研究寻求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变迁的一般性规律，由此在西方政治学界产生了对“政治发展”以及与之相连的“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到20世纪60～70年代，政治发展研究进入兴盛时期，许多西方学者通过对个别国家政治发展情况的考察，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提出了许多观点和理论，撰写了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形成了以阿尔蒙德、伊斯顿、阿普特为代表的结构-功能方法，多伊奇、卡特莱特为代表的社会过程方法，派伊、亨廷顿为代表的比较历史方法等。

政治发展理论主要以欠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为研究主题，针对欠发达国家如何实现政治进步、社会发展、国家权利分配等核心问题开展研究和探讨，产生了系列研究成果，从而在政治学领域中逐渐形成了以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为主题的“政治发展理论”。在政治学中，“政治发展”从政治活动过程的角度看，是指政治目标的运动或政治运动的方向；从政治变迁结果的角度看，是包括若干不同成分的复合概念，而其中的不同成分又是相互关联的。不管作为过程还是结果，“政治发展”是伴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于社会经济基础的改变而导致的社会政治形态的变化，在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具体体现。

政治发展的内容和方式由于研究者的理解角度不同而各异。例如，亨廷顿给政治发展下的定义是“现代化的政治性后果”。而派伊则在归纳了10种对政治发展的理解的基础上提出：一是政治发展是工业化社会的特征。二是政治发展就是政治的现代化。三是政治发展是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四是政治发展是行政管理和法治的发展，建设有效率的政府是政治发展的中心。五是政治发展是公民的政治组织化程度和政治参与程度提高的过程。六是政治发展是政治的民主化过程。七是政治发展是政治系统获得和运用权力的能力增长。虽然不同的研究者对政治发展的概念有种种不同理解，但这些理解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政治发展的基本内容。对于政治发展的方式，亨廷顿把政治发展的方式分为革命或改革，而我国学者王浦劬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分析方法，提出政治发展过程一般采取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两种形态。

西方政治学家普遍认为，政治发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的增加。政治系统基本的价值目标是满足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欲望，政治系统越发达，广泛深入地参与政治过程的公民就越多。二是政治系统功能的增强。社会的发展需要政治系统的功能不断增强，政府的活动范围和规模也随着政治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扩大。三是伴随政治分化。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政治机构与政党以及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等机构逐渐分化，政治机构内部各部门亦逐步分化，分别承担各自比较确定的任务，彼此间既分工又合作，互相制约，互相协调，使政治系统得以更有效率地发挥其功能。四是政治发展包括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但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会培养起一些共同的特点。如公民具有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有服从合法权威、遵守法律的意识，以及尊重和容忍不同意见的精神。

从西方政治学者对“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可以看出，政治发展的研究难以摆脱研究者价值观的影响。西方政治学者对于政治发展内容和标准的表述，或者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为参照，认为发展就是不发达国家趋向西方国家模式的过程；或者是研究者依据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经验提出的主观构想；或是二者的结合。个别学者甚至把符合西方国家模式的发展称为“积极发展”，把方向与之相反的发展称为“消极发展”。因此，由于西方文化倾向的阻碍，政治发展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但不能从根本上揭示出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发展模式。

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角度讲，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必然要求和带动政治的发展和进步，实现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必然，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带动社会政治的发展，体现出社会政治变革过程。但另一方面，政治现代化作为社会经济现代化的产物，不同经济内容、要求，不同特质的社会形态、特征，必然导致社会政治发展的要求、目标、趋势及不同国家政治发展的模式、道路的差异，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体现。

二、政治发展道路及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

政治发展道路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所选择的模式。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政治发展主要是由经济发展推动的，它与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体现出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同特质。由于政治发展与经济制度、历史传统与文化背景以及其他社会条件的相互影响、制约，不同国家、社会的政治发展方向、形式、特点是多种多样的，不可能只是单一的某种政治发展模式。 在当今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中，形成了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欧洲大陆模式等。就是在这些模式中，具体到每个国家，又根据实际国情、历史传统有不同程度的调整。中国的历史与国情决定了中国必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在鸦片战争之后，为救国救民，实现民族的复兴，必须反帝反封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为此，我国走上革命的政治发展路径。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国的政治变革。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为建设政治繁荣、民主进步的国家进行不懈的探索和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程，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在政治发展上走上了政治改革的路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把最广泛的实施民主、保障和发展人的权利，把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就证明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正确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特点和优势是：

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与群众同甘共苦。

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繁荣、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使国家建设成就斐然、社会发展蒸蒸日上，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三是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建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地方民族区域自治制等充分保障人民民利的机制和制度，使广大人民参加国家管理，行使民利。同时，把“依法治国”作为根本国策，通过进行法制建设，依法管党、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提供了法制保障。

四是开展社会主义先进政治文化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以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目标，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在国家建设、社会发展中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显著的优越性。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日益富强、人民走向富裕、社会文明和谐、公民民主得到保障、法制观念深入人心，国家朝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稳步前进。中国政治发展的成功实践驳斥了西方学者对政治发展的臆想，打破了西方国家企图颠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图谋。中国的政治发展事实证明，在人类现代政治制度发展中可以有多种正确道路同时存在，西方民主政治不是社会政治发展唯一选择。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2012年11月，同志首次提出“中国梦”的概念：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中国梦”的形成过程就是对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进行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过程。近现代到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从中华民族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机、封建社会末期的贫弱到仁人志士的抗争、探索，从新中国的建立到现今的经济腾飞、国家的富强，都是中国人民历史政治发展道路选择的结果。

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任何政党、个人是无法决定的，它体现着历史发展和人民选择的意志。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政党，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脉络，从国家、人民利益出发，顺应时代要求，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历史发展。中国在经历封建社会的发展后，由于当时的世界政治形势和中国自身特殊的特点，没有经历完整的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阶段，缺乏资本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条件。

第二，先进思想的引导和示范作用。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俄国革命的胜利实践，给苦苦探寻强国富民的先进知识分子带来了希望和启迪，揭示了政治发展的新选择。在历经各种救国救民的政治发展道路实践失败的磨难后，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先进社会力量在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顺应了社会需要，将近代中国引上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发展道路。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代表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因此，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必然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去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中国梦”。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在长期探索中确立起来的，其间遭遇了曲折和磨难，但由于这是一条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的道路，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当然，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肯定存在着不少矛盾和问题需要探索和解决，有时可能还会遇到挫折，但这绝不是否定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由，“发展中的问题必须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只要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梦”必将实现。

参考文献：

[1] 徐勇.政治现代化：世界与中国[J].社会主义研究，1988（04）：8- 13.

[2] 张星炜.试析政治发展理论的缘起[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7（02）：105-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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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认清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在社会建设和发展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毛泽东认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邓小平同志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都必须大大加强，决不能削弱”。习近平在十八大上指出，领导干部要带头做好思想政治学习工作，将思想政治教育常态化。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所有工作的“生命线”，不能因为党的工作重点和转移和中心任务的变化而改变，要凸显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解决人们对市场经济的疑虑，明确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不动摇。让人民群众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坚持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完成经济建设任务。第二，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能够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内部矛盾和人际关系紧张问题。第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明确市场经济哦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关系。

二、要不断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解决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做什么”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思想政治教育额基本内容没有变，依然是以“四有”信任为主要目标，但是要事项新时期的市场经济建设所带来的变化，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上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社会上形成了很多心的观念，比如说超前消费观念、理性消费观念等，在思想政治教育当中，要将这些新的观念，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当中，让其能够体现出思想观念的发展特征。第二，要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的年龄、特点等，根据不同的对象的成长规律，给与他们从文明习惯培养 . 到劳动教育、集体主义教育、民主法制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 . 再到理想教育、人生观和世界观教育等，让思想政治教育与其它教育结合起来。第三，要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及特点，确定教育内容的侧重点，比如说工人、农民、学生等，体现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上的差异性，避免在思想政治教育上的一刀切，影响到教育的实效性。

三、要寻找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形式

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是解决的是“怎么做”的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容和形式之间是一种辨证关系，内容决定了形式，形式对内容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当然，适当形式所起到的是积极的影响，不当的形式起到的是负面的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主要是因为，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自主意识、民主意识逐渐增强，在生活和思想当中追求的是平等与独立人格，盲从附和的现象比较少。同时，人的个性化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些都要求在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上要实现多样化。一方面，灌输教育法仍然是一种比较重要的方法，因为 灌输方法能够让教育的对象在短时间内记住教育的内容，然后在生活当中进行深化理解。另一方面，也应该应用一些新的、先进的教育方法，在教育过程中做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适应当前的教育对象的发展需要。比如说心理咨询法，这种方法是运用心理学原理，采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方式，针对每一个教育对象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教育措施。比如说有的人的工作压力比较大，出现了很多心理障碍，可以通过心理咨询式的方式查找其原因，如果是因为工作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减轻其工作压力的方式，解决其心理障碍。在比如说实践教育法，这种方法是以实践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形式，让教育的对象在实践当中，开拓他们的视野，将知与行结合起来，能够帮助他们将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

四、要解决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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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不连贯的现实困境,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一般集中在政治理论课程学习阶段和辅导员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阶段,这两种教育从时效性来说均是非连续的,从时间跨度来说都是集中式的教育方式,这样就会使大部分学生不能得到更为连贯的思想政治教育大环境,严重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效果。目前实际情况反映出思想政治理论课由于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缺乏吸引力,学生上思政课往往流于形式,逃课、上课玩手机和开小差的情况比比皆是,思政理论课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可想而知。而学生日常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更多是辅导员的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然而按照国家的规定每位辅导员带二百名学生,辅导员在学生空余的时间都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话,那么工作量就实在太大了,就算能顺利完成这么大工作量的思想政治教育也难以达到良好的效果。原因主要是:首先,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应当是一个相对连贯的、完整的和符合学生思想发展需要的教育,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最客观的基本需求,只有具备连贯性的教育方式方法才能真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教育效果;其次,从人思想的发展需要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为了让学生能够在思想上得到政治理念性的教育,那么这个工作必然将是长期的,不能单纯通过几个理论课程和辅导员的几次教育就能实现的,学生必须在长期的教育和学习才有可能对前期建立的三观思想进行修正和完善,用全方位全程跟进的体验式思想政治教育替代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改变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不连贯,教育效果不明显的治标治本的方法。

二、用体验式思想政治教育替代传统灌输式的教育方式,赋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的时代特征

高校思政政治教育开展的形式仍以传统的教育方式为主,这种教育方式主要以教育内容的灌输为主,明显地,传统的教育方式是一种相对不讲究方式方法的教育,它更多地倾向于一种直接面对学生的教育方式,无论是理论课程的学习还是辅导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都是以说教形式为主,缺乏一种生动灵活能让学生更为容易接受的教育方式,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只能对学生进行接受式的教育,这样的教育方式方法注定是接受度较低。加之先进的大学生群体都进入了90后时代,如果继续固步自封不肯采取新的教育手段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巩固多年来积累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根基,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将会被时代所抛弃,也不可能得到新时代大学生的认同和肯定,而体验式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模式、新手段,它不再是单纯的灌输教育,它更多结合了新时代的特征因素,把新时代大学生的特征与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以突破传统的方式去获得更好的教育效果。

三、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能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被接受度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无非两种,一种是政治理论课程学习,另外一种是辅导员的日常管理教育,这两种教育才是多是采取说教的形式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过于单一,特别来自辅导员的教育一般都是以直面引导性教育为主,对学生日常管理的教育手段形式相对单一,严重不符合教育方法的规律和大学生心理发展的特点,学生对其接受度相对较低,这种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并不能对学生的思想教育起到相应的效果。大学生活其实应该是充实的,学生乐在其中,大学生更多是通过在校园生活中与同学进行交流,与老师进行互动去提升自身做人做事的素养,那么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得结合学生的校园生活,结合学生丰富的校园活动当中,用丰富的校园生活去感化和教育学生,学生们可以根据自身的不同特点,结合学生青少年发展的身心特点,通过体验式思想政治教育这种新教育方式,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赋予能与时代相符的诠释。由此可见,体验式思想政治教育并无一个固定的模式,它绝非单一的,也非学生被动接受的教育,它既能满足学生的心理发育特征,还能消除学生对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抵触和反感,从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体验式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应用中,可以结合政治理论课程课堂教学、日常校园文化活动、团日活动和社团活动等等,为了更好地开展体验式思想政治教育,高校可以设立专门的体验式思想政治教育德育基地,对大学生不定期地开展有针对性的体验式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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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60年代非洲大陆各国独立以来，非洲国家的治理与民生的改善，成为一个普遍的难题。当代非洲国家治理问题的特殊性和艰巨性，有其内在的规定性与必然性，必须通过一个漫长的自然历史进程才能逐渐解决各项复杂命题，而这一进程推进顺利与否，还取决于非洲各国治理模式与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是否得当与适中。

 

一

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热带非洲大陆先后涌现出了数十个年轻的国家。这些国家总体上是由原来西方建立的殖民地演变而来的。这些在殖民地基础上获得独立而建立起来的年轻国家，继承了一份十分不合理的外部强加的欧洲殖民统治的政治遗产，在极不合理的殖民地政治基础和边界范围上开始建设自己的现代国家，开始追求国家的统一与稳定，追求国家的一体化与民族融合，这其间所包含的艰难与复杂，远远超出建国时非洲民族主义者的想象。

 

如何由传统的部族氏族社会转变并成长为现代国家，是独立后非洲国家政治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最大挑战与核心问题，而这一进程一开始就因为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介入与干预而走上了一条曲折坎坷的道路。独立后的大多数非洲年轻国家，最初基本上都照搬或模仿了原西方殖民宗主国家的政治体制，包括形式上的议会政体、选举制度、政党制度。但是，这一套制度在非洲的移植与推广往往不尽人意，在当时并不符合非洲大陆的现实需要，也缺乏稳定存续的基础和发挥功能的条件。许多非洲国家在独立之后多因管理无能、权力纷争与部族矛盾激化而陷入政治混乱，在西式议会政体无力维持统治的情况下，国家陷于混乱，唯有靠军人集团来替代。于是在许多国家，军人集团随之冲到政治前台，通过各种形式的政变或战争，变成了国家的实际统治者。20世纪70年代后，非洲大陆普遍建立了军人独裁或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

 

冷战时期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东西方大国在非洲相互争夺，西方国家考虑的主要是如何维护其全球冷战优势。对于西方世界来说，非洲只是放置在其全球战略中才具有意义的，当时西方虽然也期待非洲实行西式政体与制度，但实际的情况是，只要奉行亲西方的内政外交政策，西方对那些非洲国家建立军人政权或集权政治并不太在意。冷战结束后，西方失去了战略对手，开始在非洲大陆鼓吹西式议会体制和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与选举制度，在非洲强力推行仿行西方的政治变革。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在国外因素压力下，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发生普遍的政治变革，再度建立了类似西方现代政体的议会制度与多党竞争体制。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不再是通过军事政变或非宪法方式夺取政权，而是通过公开的选举上台执政。那时，很多西方人相信西式政体及其观念已经在非洲大陆获得确定无疑的正当性身份，必将完全统治这片大陆。

 

然而，非洲的政治发展现实却并没有这么简单，20世纪90年代后的非洲大陆，政治发展依然面临种种挑战。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的民主化变革进程中，非洲国家又都经历了一段长期的不同程度的动荡与混乱，并伴随严重的经济衰退与社会冲突，而且由于缺乏坚实的基础，一些名义上建立了西式民主政体的非洲国家，依然还是保持着类似军人政权的内核。

 

为了进一步推进西式政体及其意识形态在非洲大陆的发展，西方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后通过各种方式，包括提供带有种种政治附加条款的援助，持续地向非洲国家施加各种压力，要求非洲国家继续推进西式政治变革，并把非洲国家经济落后、贫困严重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没有实现更彻底的西式民主、人权与自由，以为只要一实现自由选举，一实行西式民主，非洲的问题就可以通通解决。于是，西方国家在冷战后普遍地奉行对非洲政治进程的“干涉主义”政策，将援助与干预结合起来，并给非洲开出了许多政治变革的“灵丹妙药”。

 

过去数十年，非洲国家也试图探索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寻求建立适合国家发展需要的治理模式，但因国小民弱，这个过程往往受外部力量干预而一次次中断。20世纪90年代以后，虽然多党制成为非洲国家的主流政体，但这并不意味着非洲国家都踏上了国家治理的坦途。现实的情势却是，许多非洲国家虽然拥有了一个多党制的所谓“民主国家”的外壳，但实际情况往往是一党独大或强人政治。在一些非洲国家，一些执政者还发现了只要高高举起“民主”的旗帜，就不但可以维护其权力基础，还能获得西方援助机构的大力支持。而西方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援助机构，则又认为这些国家人权记录尚有“污点”，民主政治远不到位，因而继续以附有政治条件的援助手段向这些国家施压，使这些国小民穷的非洲国家一直处于被动变革其政治体制的盲从状态中。

 

过去许多年，在非洲大陆许多国家，持续不断的选举与政治竞争不仅消耗着十分有限的人力物力，而且在部族政治影响下畸形发展的竞争性政党政治，政治选举往往都带上了部族政治冲突的色彩。在“国家一体化建构”远未完成，人们只有“部族意识”而无“国家观念”的状态下，以部族政治为背景形成的对抗性部族主义的政党，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无论奉行何种主义与意识形态，都往往只从本部族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不是从国家的整体利益高度考虑问题。在政治竞争过程中，部族标准就是是非标准。在此情形下，各部族政党的利益与整个国家的利益往往缺乏汇通与交集，而是相互冲突抵触。而在选举过程中以部族为界的非此即彼式的零和博弈，使参与政治竞争的各政治集团与政党组织，往往都既没有长远的国家发展目标与战略谋划，也缺乏承担国家长远发展责任的远见卓识，只是一味地为了选举而选举。

 

在这种情势下，非洲国家成长的空间日益狭小，政治自主能力的建设更无从谈起。一些在西方民主援助下维持着生存的“民主政府”，也很难摆脱对西方的政治与经济依附。对援助的依赖瓦解了非洲国家自力更生发展的意愿与可能，形成了“援助与依赖”两者间的恶性循环的怪圈。最终，西方主导的国际援助也走进了绝路。独立以来数十年间，各种形式的外部干预严重影响了当代非洲弱小国家的发展进程。总体上看，过去数十年，内外因素作用下的非洲国家政治发展进程往往一波三折，经历种种磨难。缺乏内在自主能力的非洲国家，往往难于保持国家的稳定局面，也难于去追求国家的长久发展战略。

二

就政治与国家形态的发展来看，世界各国各地区在前现代社会所达到的发展水平与表现形式十分不一样，因而进入当代社会后各国所首先要解决的政治发展问题与应该追求的政治发展目标也很不一样，不可能将一种单一的治理模式与理念照搬到世界任何国家去，即便这种模式与理念在它的原生国或母国已经运行得很好很有效，它也未必就可以不作修正和变通地适用于另外一个不同的社会与环境。

篇9

关键词：评价视阈；思想政治；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24X（2017）01-0007-01

一、大学评价视阈下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概述

大学评价视阈下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是从评价视角重新审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过发挥评价手段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性与针对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要改变传统评价方式，不仅要评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与目标达成情况，还要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纳入评价体系，通过多角度评价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观念创新、目标创新、内容创新、方式创新、队伍建设创新等，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注入新活力。

二、大学评价视阈下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思考

（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实现从“唯课程”向“为学生”的理念转变，要将“为学生”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念。同时，学生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要与学生发展前景紧密结合起来，与学生社会适应性发展结合起来，更好地服务于学生。只有秉持“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才能更好地践行“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思想。

（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创新。现代教育视野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要将目标创新作为重要评价内容，实现多元目标的有机融合。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要从单一的课程目标中转变出来，将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人才需求结合起来，培养思想高尚、政治立场坚定的接班人；要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发展结合起来，培养出具有时代使命感与责任感的高素质人才；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个人发展结合起来，促进学生自身更好地发展；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构建起立体的目标体系，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引领作用。

（3）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直接关系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达成情况，高校要进一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使思想政治教育始终保持吸引力。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要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传统内容与时代的有机融合、民族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的融合，从而提升学生思想政治思维高度，拓展学生思想政治视野。

（4）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创新。时代在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也要与时俱进，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创新首先要以传统教育方式为基础。传统教育方式是前人长期教育实践经验积淀的成果，具有普遍适应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还要根据时展特点不断创新，如借助网络阵地、新媒体教育阵地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推动了教育方式的转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抓住媒体阵地，结合大学生的认知特点，构建立体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力与影响力。

（5）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创新。当前教育形势下，教师队伍建设要着力于优化教师的职能结构，培养“一师多能”型教师队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项复杂的教育工作，应着眼于人的思想，因此，教师不仅要具有高尚的思想政治专业素养，还要具有丰富的知识，这样才能将思想政治教育与高校 其他教育结合起来，拓展思想政治教 育的渠道，进一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教育的整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率。

综上所述，大学评价视阈下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思考自身就是一种思维的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只有不断解放思维，摆脱惯性思维的束缚，才能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导引作用，才能不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注入新鲜活力，使思想政治教育始终保持新鲜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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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性，其中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总是对政治工作、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起着保证和服务作用①。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都日趋多样化。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客体、介体和环体也随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由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方式方法及内容依旧还停留在原有的基础上，服务理念也未能及时更新，致使思想政治教育的服务体系也难以适应当前社会发展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性严重弱化直至脱社会发展的后腿。

1、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性弱化的表现

（1）部分思想政治教育服务者服务意识淡薄

新时期，我国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物质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少数思想政治教育服务者在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时，久而久之，进而弱化了服务意识。尤其是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的出现，使得少数人的思想价值观念被扭曲，产生了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观念，弱化了服务意识。少数思想政治教育服务者甚至以自我为中心，顾自己不顾他人及社会，注重追求个人名利，而不考虑一个人的真正价值在于奉献社会、服务社会。部分思想政治教育服务者服务意识淡薄已严重的影响了社会的和谐，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性弱化的重要原因。

（2）思想政治教育的服务内容发展滞后

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内容是一个既相对稳定又不断发展的体系。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概括地说，是要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教育人民，或者说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武装人们的头脑。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的服务内容滞后于经济发展、滞后于国内、国外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服务内容与人们的要求、需求不吻合。加之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对象的思想政治品德状况又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动态性和时代性，因而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当前形势，思想政治教育的服务内容与当前的社会发展要求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内容急需与时俱进。

二、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性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性是一项育人的工作，是中国共产党进行路线、方针、政策等理论宣传的门喉。新时期造成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性淡化、弱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笔者认为，当前主要是由以下原因导致：

其一，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原则不科学。当前少数思想政治教育服务者眼光短浅，一直幻想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原则就是固定不变的，依然沿着旧的思维开展思想活动，始终把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对象当成呆板的或者是死板的。同时，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不完善，法律不健全，经济生活中淡化、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服务性层出不穷，扰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服务秩序，败坏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服务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体系难以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服务缺乏有效服务原则，造成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体系面临危险境地。思想政治教育的服务原则不科学已成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弱化的重要原因。

其二，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方式粗糙。其表现在，一是当前极少数思想政治教育服务者总是以服务我为中心，服务方式就是我说你听、我教你学，我打你通。二是少数思想政治教育服务者根本就不存在服务方式，更多的是盲干、瞎干。特别是一些与领导关系密切的思想想政治教育服务者，他们的服务效果缺乏有效监督下，服务方式仅仅是做在办公室下发文件及通知、甚至更多是粘贴海报，思想政治教育服务者根本不从实际调查服务对象的心理特征及面对的社会环境。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方式不当进而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方式极其粗糙，其客观上也助长了部分思想政治教育服务者采取不当的服务方式，从而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功能。

三、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性的路径

1、确立科学的服务性原则

服务性原则贯穿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始终，遵守服务原则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活动的前提，也是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功能的关键，更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性发展的前进方向。因此，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性应该坚持以下原则：

其一，前瞻性原则。前瞻性是一种超越现实、着眼于未来、具有超前的发展理念。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性坚持前瞻性原则是由感性思维走向理性思维的重要标志，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更理性、更科学、更有针对性、更能适应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而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尤其是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社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思想紊乱、价值观扭曲问题。例如诚信危机、艳照门、山寨文化等。坚持前瞻性原则，思想政治教育者便能增强预测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趋势及规律，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性的发展方向和着力点，从而消除思想政治教育服务的盲目性，消除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不利因素，排除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中的风险和干扰，有效化解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性面临的矛盾，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活动奠定基础。坚持前瞻性原则，这也是对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规律的新要求，也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性的重要保障。

其二，规律性原则。规律是事物之间或事物诸要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及其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②。在全球化视野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服务，最为重要的是要始终遵守思想政治教育服务规律性原则，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服务对象千差万别、参差不齐，每个对象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例如，有的学生学业困难，有的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有的学生智力存在缺陷。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工作者要了解服务对象真实生活情况和真实内心世界。这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为此，思想政治教育服务者应与时俱进、深入探究、认识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规律性，确定服务目标、把握服务原则、制定有针对性的服务方针、采取实效的服务措施、选取适当的服务方式、方法、遵循服务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同时思想政治教育服务者要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走出一条全面服务、协调服务、持续服务的有效路径。遵循以上思想政治教育服务规律性，从而有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水平、服务效果。

其三，创新性原则。创新是当今时代精神的核心，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和社会持久发展的不竭动力[4]。随着经济全球化，网络信息化的发展，网络已深入影响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先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模式已难以适应现实的服务要求。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服务水平，提高服务内涵，就必须要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模式的创新，还需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服务内涵。例如：建立孔子像、马克思像、恩格斯像等，使人们感染思想家的思想理念熏陶，从而潜移默化的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服务作用。同时，更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服务方法。比如，有些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每年带领研究生参观伟人邓小平故居，接受爱国主义教育，通过此次实践活动，同学们追思伟人足迹、感受伟人情怀，接受到了一次很好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服务模式既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功能的优良传统的体现，更是推动思想政治服务内涵的提升。

2、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服务方式

目前，少数思想政治教育服务者在市场经济利益驱动下，甚至在自身能力与素质的局限下，他们采取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服务方式极其粗糙。根本不考虑服务方式要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对象的内在潜能的转化及实现，即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的全面发展，完善自我。因此笔者认为当前要突出以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服务方式：

其一，导向性服务。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必须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服务性作用，更多的是要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作用，引导广大人民朝着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建成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个目标前进。让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这个目标而艰苦奋斗、兢兢业业的工作，使人们的思想活动专注于目标的实现。这种导向服务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服务功能发挥的有效之地。

其二，激励性服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服务者运用一定的方式、方法或手段来鼓励人们去完成某个目的或已确定的目标。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励性服务就是鼓励人们去用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思想武器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实现个人的价值。为了逐步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者必须采取一定的激励方式来服务于此目标。一是物质激励，即通过丰厚的物质。二是荣誉激励，即通过授予荣誉。通过此种激励的服务方式使人们产生强烈的心理冲动，并随时准备去克服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性过程中的种种困难，并用智慧、毅力、勇气来开辟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性的新思路、新途径，从而切实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