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非遗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保护非遗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义

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华民族继往开来走向昌盛的精神支柱和智力支持，也是维护人类文化的多元，促进世界趋向和谐和平的重要因素。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合法利用，服务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对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说、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深圳市宝安区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早在五千年前祖先们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了灿烂的传统文化。自公元331年（东晋咸和六年）建县始已有1600多年历史。改革开放30年来，宝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随着深圳经济高速发展，许多本土民间传统文化面临失传的危机。如何保护好当地具有民间特色的文化艺术，成为宝安区的一项重要的刻不容缓的工作。

为贯彻落实国家提出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工作方针，2007年9月5日，宝安区正式成立了由副区长任组长的宝安区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并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导小组办公室，配备专职人员负责日常各项组织协调工作。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与申报、抢救与保护、传承与发展，应该是每一个基层群众文化工作者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光荣使命。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已初见成效。宝安区已成功申报了区级名录18个，其中，已入选省级名录的有：石岩街道《石岩客家山歌》、石岩街道《应人石传说》、观澜街道《观澜舞麒麟》、观澜街道《观澜客家山歌》、观澜街道《红釉彩瓷“满堂红”生产技艺》、福永街道《福永醒狮舞》、松岗街道《赛龙舟》、沙井街道《沙井蚝民生产习俗》。新安街道《上川黄连胜醒狮舞》、大浪街道《大船坑舞麒麟》、公明街道《玉律舞麒麟》、 松岗街道山门《传统七星狮》、福永街道《望烟楼传说》、松岗街道《赛龙舟》等。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离不开一方水土的保护，离不开一代代的薪火相传。为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安区充分利用新闻媒体，举办专题展览，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提高全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

每年全国“文化遗产日”期间，宝安区都在《宝安日报》和宝安电视台上刊登和播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专版及专题片，向广大市民进行宣传。2008年6月全国“文化遗产日”期间，还专门将已列入省、市、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制作成活动展板，在区群众文化艺术馆大厅进行展出，之后又在宝安区所辖10个街道进行巡回展出，历时4个月。据不完全统计，累计有5万多人次观看了此专题展览。2012年4月12日，宝安区又对第二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进行公开授牌，并举办专题展览向公众展出。通过广泛宣传，市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不断增强。

宝安区群众文化艺术馆将正式列入省级“非遗”名录的民间音乐《石岩客家山歌》和列入市级“非遗”名录的民间文学《应人石传说》编排成客家山歌小戏《应人石传说》，参加广东省第六届群众戏剧曲艺花会比赛，荣获金奖。宝安区还在观澜、石岩、大浪、龙华、民治、西乡等客家人聚居地区的街道，组建了6支客家山歌代表队，参加深圳市第二届客家山歌艺术节。通过比赛使更多的人了解客家山歌，传唱客家山歌。

此外，区群艺馆还将省、市、区名录的“松岗赛龙舟”、“沙井蚝民生产习俗”编排成舞蹈《龙舟竞渡》和《蚝妹情》，参加深圳市2007年“鹏城金秋”社区文化艺术节比赛，也获得了金奖。每年春节、元宵节和“文化遗产日”，宝安区都组织被列入省、市、区代表作名录的福永醒狮、观澜舞麒麟、大浪大船坑麒麟舞、新安上川黄连胜醒狮舞、松岗山门七星狮等“非遗”项目到广场、社区、工业区进行表演，丰富广大市民的节日文化生活。

开展“非遗进社区”、“非遗进校园”，是“非遗”保护和传承的一个新举措。近三年来，宝安区分别在区群艺馆文化广场、观澜世纪广场和西乡大众广场、松岗第二中心小学、福永怀德社区等地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展示等多项活动，每场观众均达数千人之多。既丰富了市民和来深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又提高人们对“非遗”的自觉保护意识。

三

我国实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级保护制度，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是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措施。区群艺馆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加快我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建设，并按照申报要求进行整理相关图文、声像资料，争取将区内所有的非遗项目全部申报成功。

在深圳市“非遗”保护中心、宝安区“非遗”保护办公室、大浪街道办的指导下，大浪街道文体中心根据街道的实际，全面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特别是入选国家级“非遗”项目大船坑舞麒麟项目的保护。该中心组织专人了解“非遗”项目目前的生存状况、传承人、相关场所、实物资料、相关民俗活动等，掌握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通过文字、相片、音像、数字多媒体等对“非遗”项目进行系统的记录、整理，予以妥善保存，建立较为完善的档案，通过多种方式、渠道对大船坑舞麒麟进行宣传。一是以文化遗产日、重大节庆宣传活动为载体，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麒麟作为吉祥的象征，参加了市举办的“非遗日”、“非遗进社区”等演出、在大浪街道辖区范围内进行社区文化节的演出；二是通过举办展览、开展专题演出等形式，让社会各界充分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是借助《宝安日报》、深圳电视台、《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加强宣传和展示。

宝安区大浪街道文体中心与街道成人学校合作，将大船坑舞麒麟项目及“非遗”有关知识编写成《社区教育教材――大船坑舞麒麟》，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堂、进教材、进校园。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与申报、抢救与保护、传承与发展，是每一个基层群众文化工作者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光荣使命。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对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刘文宁.让我们从亲近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N].工人日报，2006-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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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院校 学科建设 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自觉

一、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保护工作现状及难点

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已然成为一种文化共识。我国非遗工作虽然起步较晚但势头迅猛，从2001年至今我国已有34项非遗项目进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机制；2011年出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截止2014年7月国务院先后印发了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1517项，其中音乐类项目接近半数。这对音乐学科及其从业者的发展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虽然近年来，音乐类非遗项目的保护工作已有了长足发展，但在实践中却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重申报轻保护。就音乐类非遗来说导致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音乐领域专家系统非遗知识欠缺；而非遗专家音乐专业素质不足，两者兼备者有限，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所以音乐类非遗工作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培养一批既懂音乐有具有系统非遗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民族传统音乐研究都把传承危机指向了传承人的缺失，所以包括少数民族音乐在内的传统音乐的保护与传承的重中之重就是有目的地进行传承人的“栽培”，而作为一个国家来讲人才培养的主阵地是学校教育，而基础教育人才的培养又离不开各类高校，所以近年来学界普遍认识到要建立非遗的长效保护机制离不开学校教育的参与。

二、民族院校音乐学科在少数民族音乐类非遗保护方面的优势

近年来，不同性质的高校纷纷根据自己优势提出参与音乐类非遗保护工作的建设性意见：地方性普通综合类高校强调其“地利”优势；高等师范类院校强调其“人和”特色。那么我们作为民族院校音乐专业的优势在哪里？笔者以为，民族院校音乐学科由于其民族教育的特殊学科环境，在少数民族音乐类非遗保护及传承方面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其他院校不能替代的。从保护对象来看，少数民族地区音乐类非遗产保护工作具有相对的特殊性：首先，要熟悉其历史传承与文化背景；其次是要对其民族语言及文字有一定程度的掌握；再次还要精通专业音乐知识技能。而作为民族院校音乐学科几乎得天独厚地具有以上优势：在整个学校的专业设置方面，民族院校都有专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院系，这不但解决了语言的问题也一定程度解决了文化背景问题；其次，有丰富的少数民族馆藏文献资料；再次，有来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生源，这些学生在民族地区成长熟悉包括音乐在内的母语文化，进校后又有系统的音乐专业知识技能的训练，他们毕业后大多回到生源地，成为民族地区音乐艺术各领域的骨干力量，影响着民族地区音乐艺术的发展水平与方向。在此基础上，民族高校在培养方案中涉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教学内容，不仅以培养复合型人才而为独有办学特色；也为民族地区音乐类非遗保护做出应有贡献，这也是民族大学为民族地区文化发展有所担当的体现。

三、当前民族院校音乐学科参与少数民音乐类非遗的现状及原因

当前民族院校音乐专业培养方案中涉及少数民族地区传统音乐（非遗）的内容极少，和普通综合院校一样常将音乐专业院校的培养模式看成范本及目标，越来越被“学院”化，民族院校本来应该具有的民族特色却越来越少。就拿来自民族地区的学生来说，他们大多以“原生态”面目入学，却逐渐被学院化的培养方式同化，入学后不久便“自觉”地认为本民族的音乐同服饰一样不合时宜需要“进步”。

进一步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尽量保持其“本真性”，但高等院校的音乐学科建制早已以西方音乐体系为主，准确地说是德奥音乐体系，其教学内容也是以西方音乐作品为主的，传统音乐的比例越来越少，民族院校中少数民族音乐的成分也是寥寥无几。长此以往我们对自己民族的传统音乐越来越陌生，这种陌生导致了对其“自觉”地疏远。我们似乎已然接受西方音乐先进于传统音乐文化的“事实”。细究起来，这种“自觉”却更多的是源自我们的教育体制及其历史。回顾历史不难发现，1904年废除科举以后，政治改革家们主张效法欧美，建立新型学校，当时把这类学校叫做“学堂”，把学校开设的音乐课叫做“乐歌”课，起初多是归国的留学生用日本和欧美的曲调填词，后来虽也用了民间小曲但数量不多。所以“学堂乐歌”这类最初的学校音乐教育一开始便是以西式为主的，而且这种传统的惯性似乎一直延续至今。然而，当年的先辈们学习西方是“师夷长技”的权宜之计，如今却已粉末倒置。当下要用西方音乐体系的标尺来度量传统音乐文化的优劣，如此以来，只能让传统音乐文化显得不合时宜。这一代代受西方音乐教育成长起来的国人也已然具有西方音乐的耳朵，回过头来如何让他们由衷的认同早已陌生的传统音乐文化？还要谈什么保护与传承。在这种文化环境中，要进行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这对所有非遗保护工作来说都是很难克服的障碍。

最后，要强调的是，不是说民族院校音乐学科不应该有西式的“学院”范儿，而是传统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应共存发展，更何况“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两者之间本来就是统一的。在这种现状下，笔者以为民族院校音乐学科建设中应该增加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内容，并形成系统的培养方案，培养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传统音乐文化接受群体；探索使少数民族地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与高校课堂教学有机结合的思路、方式、方法；为民族高校音乐专业学科进一步体现民族化，探索出可操作的路径，有效地参与到少数民族音乐类非遗工作中来，最终达到双赢目的是迫切需要的。

参考文献：

[1]王静.民族音乐传承与民族高校音乐专业教学改革[D].恩施：湖北民族学院，2008年.

[2]张北北.高校传承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谈蒙古长调[J].北方音乐，2014，（12）.

[3]田青.拾起金叶[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4]沈洁.音乐教育中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现状初探[J].艺术探索，2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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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逐渐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人们都在积极讨论怎样才能更好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场讨论中旅游开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利用旅游开发能够继续保持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单纯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部分陈列在博物馆供人欣赏并不能感受到其真正的内在精神。旅游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短期性的特殊生活方式，是旅游者在旅行和暂时性停留中所引起的一切现象和关系的总和。适当的旅游开发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功能得到延续，并促进社会的整体发展。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及特性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在国际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明确定义的组织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社区、群体或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实践、表演、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实物、工具、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同时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作出了具体的界定，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②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③表演艺术；④传统手工艺；⑤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在国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明确定义的是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具有权威性且代表中国政府意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该办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物、器具和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并指出其范围主要包含：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及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通过对国内外主要的代表性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可以看出，虽然在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的具体叙述上有所差别，但只是中西文化表述上的差异，在实际所包括的内容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都认为应该包含一个国家的民间传统和民俗礼仪等，注重在一个国家发展中对于其主要文化的一种传承和体现，这对于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对其进行旅游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大量的研究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主要体现在：（l）传承性﹙继承与发展的性质﹚；（2）存储上的易逝性（指容易遭到破坏和遗失）；（3）利用上的可持续性（指价值不因物理损耗而减少）；（4）地域性（指有地域上的限制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上述主要特征之外，还具有综合性、艺术性、多元性等特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进行全面综合的把握，有利于更深入地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藏着珍贵的文化内涵，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旅游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文化行为，旅游者靠文化去与自然景观交流，与人文景观对话，没有文化的旅游是苍白乏味的旅游。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不但能更好地促进旅游者与旅游资源的交流，也能更好地提升旅游者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旅游资源

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民间传说、口头传统、民间歌舞、地方戏曲、民俗节庆还有传统手工艺品等各个方面，内容丰富多样，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是一定地域内人们智慧的结晶，文化内涵丰富，旅游价值高。这为区域旅游资源的开发奠定了基础，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可以促进人们更加深入地体验地方传统文化的精华，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传承与发展。

（二）旅游开发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渠道

民族民间文化是旅游产业开发的关键生长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某种程度上说比物质类遗产更为珍贵，因而受到旅游者普遍欢迎，能够为旅游经营者、为社会带来巨大的旅游效应和经济效益。为了发展旅游，为了拉动经济，或多或少都会促使各级政府以及旅游经营者们自觉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都将促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存得到宣传、交流、创新，能够扩大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增强他们的保护意识。

（三）旅游可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

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将这些文化遗产引入到旅游开发中，不仅成了弘扬和传播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而且还培育和扩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受众群体。如南京夫子庙秦淮观光带，把绮丽的秦淮风光和独特的秦淮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不仅大批的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而且众多的专家学者也纷纷加入研究行列。

（四）旅游开发可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挖掘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能够充分体现其文化、经济与社会价值。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旅游开发而成为旅游产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和发展，便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其次，通过产品交换，实现经济价值的转化，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旅游开发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被人们认可和接受，被社会所了解和欣赏，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知名度提升，最终实现其社会价值。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构想

（一）认真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

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就应该全面了解和掌握各地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要对所在地的全部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进行实地详细普查，并建立非物质文化名录体系。要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现代高科技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地整理记录，进行分类建立档案和数据库，作为旅游开发的有形可视资源，对下一步作出合理的旅游开发提供信息上的方便。

（二）创新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强化旅游者的切身体验

对于民间音乐舞蹈的旅游开发，可以从服饰、道具、形式、内容、风格上加以创新，以更好地适合现代广大观众的口味。对于传统戏剧和曲艺的旅游开发，首先要充分发挥编剧、导演、表演者的创新能力，依靠成功的再创作提升传统戏剧的文化地位和艺术魅力。对于迄今仍有感染力的经典作品，则要通过在文化上赋予时代的活力并在技艺上的精益求精，使之焕发出新的光彩，以求吸引更多的观众。

（三）在旅游开发中要突出原生态性，精心设计旅游产品

旅游产品的设计应该突出旅游资源的特色和个性，满足旅游市场需求。按照合理布局、重点开发、开发有据、开发有序的原则，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原生态基因，在旅游开发中，要充分利用其独特的原生态性加以创新来设计旅游产品。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多样性，我们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规划与开发时，要突出它最具特色的重点开发，注重合理开发与保护。

四、旅游开发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一）旅游资源调查评价过程中应该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调查和保护

旅游资源调查是进行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旅游发展规划编制的基础工作之一，是进行资源评价的前期工作，为后续旅游产品开发提供前提条件，在旅游开发的整个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旅游资源调查评价阶段可从两个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保护，一是在调查时注意对非物质文化资源的搜集，二是建立一套适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评价体系。应该重新研究一套指标体系来评价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通过全面评价非物质文化遗产使人们更深刻认识到它们的价值，意识到它们的珍贵性，从而增强人们的保护意识，最终达到保护的目的。

（二）制定旅游发展战略时应该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就应从宏观的指导思想上予以重视，将其纳入旅游开发的体系与有形的物质遗产作为一个整体来保护，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依托于有形的物质而存在，其本来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制定发展战略时应本着系统性、整体性、全局性的原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此对于开发者必须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我们的民族甚至是国家的重要性，意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在做发展战略规划时要有一种责任感，把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成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不仅要保护非物质文化本身还要保护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不仅要保护与无形文化遗产创造有关的个体文化还要保护社会群体文化形态。

（三）旅游项目设计中应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旅游项目设计是整个旅游开发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也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有力的手段。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他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不同，旅游开发者在设计旅游项目时就必须改变以前的固有模式创新出适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笔者认为在项目设计中让民间组织参与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来，做到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和谐发展。当地民间组织对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更充分更深刻的理解，也对它们有深刻的感情，他们不仅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有价值的意见更会以实际行动来保护，而他们其实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的一部分，让他们参与到项目中本身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的一种保护。

参考文献：

[1]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53

[2]周俭，于莉.遗产利用与社会发展———江南水乡古镇遗产再利用的项目研究.城市遗产保护与研究，2004（8）

[3]别金花.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与保护一以上海为例.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9

[4]王鹤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及其知识产权的界定.武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知识产权”.国际研讨会，2007

[5]连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悖论与新路径.艺术设计坛，2005，（1）：14

[6]王群.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的现状及保护对策.民族艺术研究，2005，（5）：67-74

[7]黄萍.数字化管理协同功效实证研究———以“数字九寨”为例.旅游学刊，2007，（8）：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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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传承

从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来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充分认识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面临的形势，充分认识到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繁荣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明确保护的目的，保护是为了更好地传承，要理清保护与利用的关系，不片面追求经济价值， 不在没有采取有效保护措施的情况下盲目开发，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保护的目的，才不会造成开发一个破坏一个的恶果。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重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传统文化的宝贵记忆，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独特的意义，因此它值得我们珍惜、呵护。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几千年来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具体体现；再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证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最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促进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情感联系，是民族交流和相互了解的重要渠道。

二、如何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并发扬下去

（一）建立健全法制法规，加强执法力度

政府可以通过知识产权这一渠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到法律的保护范围内，不断完善当前法律法规，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立法者可以根据我国非物质文化遣产和知识产权属性的基本结构特征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和规范。明确划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主体、客体及内容，并将它们法律化和规范化，这样才方便对它们的管理和开发。对即将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要严格要求申请程序，并将之规范化、法定化，明确拥有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对于某些特殊的菲物凄文化遗产，政府可以通过强制性手段进行保护。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用权，包括法定许可制度、一般许可制度、特殊许可制度二类，并且对使用者应当承担的相应的义务微出明确规定，只制定法律法规而不实行是远远不够的，执法者要行动起来，运用法律武器束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增强执法机关的执法力度和执法水平。各级行政部门应当各尽其职，熟悉相关法律法规积极展开保护行动，让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行政部门的保护圈内得到很好静传承和发扬。重要的是，执法人员在工作中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二）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行动

尽管现在国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进行归属人管理，但是广大人民群众也同样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和保护者。广大人民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抢救产生极大的影响力，没有入民群众的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能得到最好的保护。政府要通过宣传、教育等途径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让全民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动中，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各种人民世代相承的，是群众生活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植于民族土壤中，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三）认真做好“文化遗产日”宣传活动

加强宣传，营造保护氛围。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媒体上开设专栏，不定期刊登、在人口密集处发放宣传单、举办展演、展览、培训班等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知识，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扩大知晓面，广泛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种类及保护重要性，增强全社会的保护意识，动员社会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相关“搜遗”活动，有效的提高了人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保护意识。

三、深入研究，加大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特征，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键是传承和发展，而传承和发展的前提，是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在研究中保护，在保护中传承。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但在研究方面却相对薄弱和滞后，使保护缺少科学和理性的观照，给保护工作带来了不足和失误。各级政府要加大研究方面的投入，成立研究机构，整合大专院校、科研机构、非遗保护单位、社会民间团体的专家学者资源，为他们搭建一个平台，以便他们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序传承和科学保护提供有力的决策参考和专业指导。同时要大力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工作，挖掘其深厚的文化底蕴，组织力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科学认定、鉴别、分类，以利于对一些重要的保护项目进行深入研究，延伸和深化保护工作。

四、结束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保护，需要我们列入常规并长期坚持保护。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应当继续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针，从保护、传承、培训、宣传几个方面开展工作，将继续精心组织，广泛开展群众文艺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普查搜集工作，抓理论调研，做好民族民间艺术资源普查工作、抓辅导培训，更好的做实做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一步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促进人们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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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18号）、《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和《关于加强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甬政办发〔20*〕155号）精神，进一步加强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工作，现结合*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及文化空间。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各民族智慧和文明的结晶，蕴含着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又是地域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见证和载体，为后人留存了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对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促进文化新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深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区的文化生态发生着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传承后继乏人，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二）指导思想。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要求，积极构建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加大保护力度，强化保护意识，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中华文明、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人民群众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中的重要作用。

（三）总体目标。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工作原则，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有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使我区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传承和发扬。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要工作任务

（四）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要将普查摸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性工作来抓，统一部署、深入推进。在充分利用已有普查工作成效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了解和掌握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运用文字、影像等多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并把普查成果汇集成册，以供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和传承参考。

（五）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认定、保存和传播。要组织辖区各类文化单位、科研机构及专家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理论研究，注重科研成果和现代科技的运用。组织力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科学认定、鉴别真伪，制订和落实保护方案。经区政府授权的公共文化单位等可以征集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资料，并予以妥善保管，防止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和资料流失。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展示，有条件的街道可设立专题博物馆或展示中心。

（六）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由区政府批准公布，并报市政府备案。要制定科学、严谨的评审标准，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进行认定，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每两年评审公布一批，申报评定工作由区文化行政部门组织实施。

（七）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要重视建立以人为本、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对列入各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采取命名、授予称号、表彰奖励、资助扶持等多种方式，鼓励和支持代表作传承人（团体）开展传习活动，并充分利用高等院校、文化机构等已有的研究成果，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专业人才的培养。有条件的街道，可在学校、企事业单位等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保护以口传心授为主的传承方式，结合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传承后继有人。

（八）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试点。要研究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律，在已经开展普查的基础上，可选择具有独特历史文化价值、处于濒危状态、且工作基础较好的项目作为单项保护试点，针对性地制定保护标准和保护措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且较为集中的区域，也可探索实施综合保护试点。通过试点，积极总结符合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际的经验和办法。

四、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

（九）建立协调有效的保护工作机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列入重要工作议程，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规划，明确保护范围、保护措施和目标。进一步充实调整区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委员会下增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统一协调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文化行政部门要切实做好本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规划、评审和管理工作，加强对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协调指导；宣传、发展改革、财政、工商、民族宗教、建设、规划、环境保护、国土资源、教育、科技、旅游、体育等部门要紧密配合，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各自职责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广泛吸纳有关学术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和行业协会等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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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齐齐哈尔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调查与思考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2 ― 0084 ― 02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积累起来的文化精髓，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基础。

齐齐哈尔市已有800年建城史，是历史上最早的黑龙江省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也是最早的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地区是个多民族居住区，积淀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世代居住在嫩江、黑龙江流域的土著民族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族等，还有明、清时代的流人都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这些遗产的抢救、保护是传承中华文明的必然要求，是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必然要求，也是丰富城市文化内涵，建设历史文化名城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近期笔者对齐齐哈尔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进行了调研，形成调查报告如下：

一、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和内涵，全面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方面的重要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当今我国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发展经验,深入分析自身发展阶段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其内涵丰富,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蕴含着深刻的指导意义。作为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标识,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密码。坚持科学发展观,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切实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

1.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络，是有效开展保护工作的前提条件

自2006年齐齐哈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以来，积极有效的组织开展了本辖区的普查工作。并及时召开各县（市）区文体局局长、文化馆馆长参加的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各县（市）区成立相应机构，指派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并将省、市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要求传达下去，抓好落实。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建立了切实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网络，目前全市有克东、依安、富区梅里斯等9个县、区都已成立了非保中心或办公室；昂昂溪、建华等县区设立了专、兼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人员。

事实证明，正是这些科学有效的保护网络的建立，才使齐齐哈尔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常、有序的进行。

2.市级保护中心完善运行机制，履行职能，是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手段

为了进一步开展对齐市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2006年3月以来，齐齐哈尔市有关部门对该项工作非常重视，在全省地市级城市中率先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于2006年9月18日正式挂牌，办公地点设在齐齐哈尔市市群众艺术馆。并由市编委批准，配备了三名专职业务干部，装修改造了100多平米的接待室、资料室、办公室。建设了数据库，收集整理了65项有申报保护价值的资源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自保护中心办公室成立以来，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信息库、制作了舞蹈、器乐、剪纸等40余卷艺术档案。并整理制作了相关的图片、文字介绍、光碟等完整资料。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担负着对上组织申报和对下业务指导的双重职能，是上级保护中心和基层申报单位之间的纽带。这个中间环节工作的成败，直接影响了一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成果。

3.认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人员培训，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队伍

2006年9月齐齐哈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筹备期间，举办为期两天的齐市各县（市）区乡镇文化站（文体中心）骨干培训班，并聘请省保护中心专家讲课，向他们讲解了挖掘、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特色文化的相关知识，使基层文化干部对国家文化部等决策部门关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保护工作的各项指示精神有了进一步了解，并对搜集、整理、申报的相关程序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培训，共有29人参加了培训；2006年10月市文化局组织召开了全市各县、区文化局长、文化馆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来自全市16个县区的32位文化局长，文化馆长参加了会议，会议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义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做详细的介绍；2006年10月8日我市组织17名基层骨干参加了省保护中心举办的第一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培训班。

专业人才的匮乏一直是困扰各项文化工作，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大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使更多的专业干部尽快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专业知识是极其迫切的。齐齐哈尔市采取的办法是省、市两级培训相结合的形式，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对各县、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专职干部的两轮培训。虽然时间较短，但是这些专业干部回到工作岗位后都能根据市保护中心的要求在工作的同时加强自学，现在都已经初步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工作方法，并成为实际工作中的骨干力量。

二、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创新应该与时俱进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继承和发展，就是为了促进人类的文化创新。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要发展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只有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在全社会形成一个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大环境，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个良性的传承土壤。

1.在挖掘、整理保护项目的基础上认真组织申报工作，全力争取国家对保护项目的各项支持

自齐齐哈尔市非物质保护中心成立已来，做了大量的普工作，已搜集整理了20项名录，其中有哈库麦勒、乌钦两项入选第一批国家名录；罕伯岱民歌、古驿道站丁习俗、鄂温克瑟宾节、齐齐哈尔木板书四项入选第一批省级名录，这四项省级名录正在申报第二批国家名录中。

2.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性项目普查工作

在市保护中心普查的65项资源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龙沙区的北大仓传统酿造工艺；富区的达族婚礼、后库勒满族花棍舞、达族萨满舞、传统医药、罕伯岱达族传统舞蹈；克东县的克东腐乳传统工艺、满族刺绣、剪纸；富裕县的三家子村满族民俗文化、满语教材；讷河的鄂温克民间文学、鄂温克族口弦琴等都是历史悠久，极具保护价值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齐齐哈尔市已经完成了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性项目普查工作。第一、二批市级保护名录已由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正式公布，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进入专家评审阶段。并在2007年11月17日召开了国家级名录哈库麦勒、乌钦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余位专家到会，进行了研讨，并即将将学术研讨成果结集出版。

3.加大资金投入

2006年齐齐哈尔市政府投入资金三万元，用于改造和装修市非保中心办公室及增添内部设施。在申报国家、省级名录过程中，各县、区政府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都能根据项目需要投入挖掘、申报经费。其中梅里斯在申报哈库麦勒和乌钦这两个国家级项目中投入资金2万元；富区申报罕伯岱民歌和木板书投入2.90万元；富裕普查申报站丁习俗投入资金2.85万元；讷河申报瑟宾节，市财政投入资金5.30万元。这些政府资金支持基本保证了挖掘、整理、申报工作的顺利完成。

资金困难是困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又一难题。在齐齐哈尔市申报第一批国家级名录和第一批省级名录的过程中，由于资金短缺，申报项目书的制作和申报光盘的制作都很不理想，只能凭借申报项目的独特性和历史文化内涵来争取专家评审组的目光。在具体保护过程中，很多老艺人、传承人的声像资料因为相关设备短缺而无法完整纪录下来。相信这中情况并非齐齐哈尔独有，全省甚至全国的基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都面临着同样的困难。

4．整合资源,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力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006年7月24日齐齐哈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与省民委、省体育局联合主办，市群众艺术馆承办了齐齐哈尔首届“库克塔拉”民族民间原生原创文艺精品展演，集中展示了满族舞蹈、达族舞蹈、赫哲族舞蹈、罕伯岱民歌、大手绢绝活等民族文化遗产精品，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2007年3月，为了配合第二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主题宣传活动，市保护中心与鹤城晚报联合策划了“鹤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景纪录”。先后在鹤城晚报上发题为“奔放的旋律、艰难的挖掘”（罕伯贷达斡尔族民歌）；“郑焕江木板书”及300年，生生不息的“站丁文化”等3篇专访报道，详细记述了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过程和各个项目的特点，在社会取得良好反响。与市电视台《视点》栏目联合策划拍摄了三部专题片：郑焕江木板书、罕伯岱达斡尔族民歌及保护边疆风雅颂（乌钦、哈库麦）。这些主题宣传活动在全市引起强烈反响，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社会上受到广泛关注，从观念上起到了引导全社会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作用。

通过上述一系列主题宣传活动，使全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和其在全市产引起较大反响。

三、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保护工作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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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根。

失去了根，便成了浮萍，随波逐流，不能自己；

失去了根，便成了空中楼阁，随风而来，随风逝去。

文化又是灵魂。

失去了灵魂，如同行尸走肉，任人摆布。

保护文化，就是保护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发展文化，便是维系民族生命的灵魂。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经济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每一个经济符号，都是文化的具现。发达的经济，必然有强势文化的支撑。而强势文化，定然需要发达的经济做保障。削弱一方，就会失衡，就会岌岌可危。

中华文明，是人类智慧的宝库，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中华文化在扬弃中发展壮大。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源泉。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

打造文化品牌，发展文化产业，首先要保护、传承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也是中华民族个性及魅力所在。

在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遗产中，一些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困境。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需要加以重视，许多传统技艺需要传承下去，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迫在眉睫。

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涵盖五个方面的项目：

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中的非物质性的含义，是与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基本需求的物质生产相对而言的，是指以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为目的的精神生产这层含义上的非物质性。所谓非物质性，并不是与物质绝缘，而是指其偏重于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精神领域的创造活动及其结晶。

2004年8月，我国正式加入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的昆曲艺术、古琴艺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以及与蒙古共和国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歌分别于2001年、2003年、2005年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成为世界上入选“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最多的国家之一。

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8项。第一批国家级名录的公布，对建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第二批名录也于日前公布。省（市区）市县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多不胜数，是各地亮丽的文化品牌、招商引资的文化名片，也是发展文化产业的核心成分。

从本期开始，本刊推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报道”，开始“中华文化寻根之旅”。从新闻的角度，以“报道”的形式，传播中华文化遗产，服务各地经济建设，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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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策略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0)03-0073-04

一、从遗产保护利用中的问题说起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拥有7000多年的农耕历史，中华民族的祖先曾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创造出独特而令人瞩目的农业文明。由于不同地区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巨大差异，在我国形成了种类繁多、特色各异、经济文化与生态等价值相统一的农村文化遗产。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城乡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农村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尤其是在新农村建设、快速城镇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经济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许多农村文化遗产正在从我们身边消失。如何保护和利用好这些弥足珍贵的农村文化遗产，并向世人展示人类文明的历史见证，使之不被城镇化、现代化的社会大潮所淹没，是当前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进入21世纪，我国的农村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始得到有关部门的注意，并在逐步采取一些积极措施。但限于人们对农村文化遗产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认识，理论研究滞后，在文化遗产保护的组织管理工作上还明显存在着“部门分割”、“条块分割”的现象，导致具有整体意义的农村文化遗产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在农村乡土建筑及其聚落遗产的保护上，2002年我国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提出了“历史文化村镇”的概念，国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自2003年开始进行“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的评选工作，2008年4月，国务院还颁布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但这些法规文件所保护的对象主要是那些“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农村各地方为了能够成为“名村”、“名镇”，也把保护农村文化遗产的主要工作精力放在历史建筑及其传统村落风貌的保护上。围绕农业生产领域的文化遗产，2002年，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在全世界开展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浙田的“稻鱼共生系统”成为五个试点项目之一，从而引发了国内对相关农业生产领域的文化遗产的关注。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6年10月，国家文化部通过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并在广大城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和保护工作。其中，农村传统民俗、民间工艺、节日等精神文化遗产成为关注重心。由此，围绕农村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自然形成了“历史文化村镇”、“农业文化遗产”和“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三个重心不同又互有交叉的农村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事实上，农村是与城镇相对应的人类生产生活空间，其所含文化遗产各要素相互关联，构成一个完整的统一的整体。早在1964年通过的《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就曾强调：“历史古迹的概念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够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应该看到，农业生产文化、乡土建筑文化及其乡村非物质文化等都是农村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能够整体反映农业文明成果的遗产系统。因此，以农村所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为研究背景，以农村文化遗产研究的整体性、系统性为原则，建立科学的农村文化遗产分类系统，并根据文化遗产的整体性特征实施有效的保护策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农村文化遗产的分类系统及其特征

农村文化遗产是在农村地区赋存的，与农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种类繁多、特色各异、经济文化与生态等价值相统一的文化遗产体系。基于一种理论研究的需要，我们依据农村文化遗产所具有的核心价值的属性作为评判标准，将农村文化遗产划分为农业文化遗产、乡土建筑遗产和民俗文化遗产。整体性、多样性、地域性、动态性等是农村文化遗产的主要特点。农村文化遗产分类系统如表1所示。

(一)农业文化遗产

农业文化遗产是与农业生产活动直接关联的农村文化遗产类型。2002年，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FAO)给“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的定义是：农村与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尽管该定义的内涵非常丰富，而且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在进行农村文化遗产的实际研究时，将农业遗产的研究范畴加以拓展，但该遗产分类仍无法涵盖农村具有整体意义的所有遗产类型。因此，本文认为，农业文化遗产是与农业生产活动相联系的农村文化遗产类型，是系统性的农村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农业生产特点，并考虑到文化遗产赋存实际，农业文化遗产主要包括农业遗址、农业工程、农业文献、传统耕作技术与农具、农业生物品种、传统农业品牌、特色农业景观等文化遗产项目。

(二)乡土建筑遗产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我国建筑学界率先关注到乡土建筑，并以文化人类学等视角开展田野调查。近年来，乡土建筑的保护问题开始得到了政府及有关方面的重视。2005年8月，中国乡土建筑文化暨苏州太湖古村落保护研讨会发表《苏州宣言》，呼吁保护和抢救中国优秀的乡土建筑文化遗产。同年12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明确提出：“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切实保护好历史文化环境，把保护优秀的乡土建筑等文化遗产作为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2006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试点进行，乡土建筑被列为一个普查门类。

那么，究竟什么是乡土建筑遗产?1999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在墨西哥通过的《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Charter on BuiltVernacular Heritage)认为：乡土建筑是社区自己建造房屋的一种传统的和自然的方式，是一个社会文化的基本表现，是社会与它所处的地区关系的基本表现，同时也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因此，从内涵上讲，农村乡土建筑遗产应该以乡村聚落为存在形式，是人们长期以来与当地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相适应

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地域风格的生活建筑遗存及其场景。农村的乡土建筑遗产主要包括特色民居、乡土宗教祭祀地、乡土道路设施、乡土生活设施、乡土文化娱乐场所、乡土建筑小品、传统村落景观等多种类别。

(三)乡村民俗遗产

本文所指的“乡村民俗遗产”涵义较为宽泛，与农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近似。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根据该“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涵盖五个方面的项目：(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公约”还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中的非物质性的涵义，是与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基本需求的物质生产相对而言的。

考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广泛性，并与上文的农业文化遗产、乡土建筑遗产相区别，本文特别使用“乡村民俗遗产”的概念，并将乡村民俗遗产界定为与乡村精神生活密切相关的，以“非物质”或“无形性”为主要存在形式的农村文化遗产类型。在具体类别划分上，尽可能地与国家已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类型划分相协同。乡村民俗遗产的主要类型有乡村祭祀活动、节气与农谚、乡村体育竞技、民间生活礼俗、乡村生活用具、乡村音乐舞蹈、民间文学、民间传统工艺、传统节日等(见表1)。

三、农村文化遗产保护的对策建议

(一)整体保护

文化遗产植根于特定的人文和自然环境，与当地居民有着天然的历史、文化和情感联系，这种联系已经成为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农村文化遗产的保护中，不能只保护文化遗产中的某个类型或某几个类型，而是应该把农村文化遗产系统及其赖以存在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加以保护。例如，在典型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中，不仅要保护好传统农具、农耕技术和农业生物物种，还要保护好农业遗产赖以生存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包括地形地貌、土壤植被、生物景观、村落风貌、民居建筑、民间信仰、礼仪习俗等。认识农村文化遗产的系统性，要求我们在进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规划时，对每一个文化遗产要素都要做仔细甄别和单独评估，在考虑各个要素与整体文化遗产系统联系的基础上，确定其保护的级别并选用恰当的利用方式。

乡村民俗遗产是农村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遗产中最为灵动的要素。农村文化遗产的保护如果仅仅是保护住了几个老宅子和几处其他老建筑，而原有的文化传统、饮食、服装、手工艺等都遭到了破坏，甚至在一个村落完全消失，其文化遗产的价值会大为缩水，长久的保护也将十分困难。反之，要想保护好乡村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要把其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环境保护好，特别是要注意按照整体性要求，保护好文化遗产赖以依托的文化生态。过去几年，重庆市与湖北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上演了一场“川江号子”与“峡江号子”的争夺战。这种“号子之争”现象反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不能正确把握文化空间，将一种文化事象分解为几种文化表现形式分别认定，割裂了完整统一的文化空间形态。类似情况在全国其他地方也普遍存在。包括农村文化遗产在内的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在城乡中往往呈离散状分布，彼此缺少有机联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对它们所具有的整体文化属性认识不足。

(二)动态保护

文化本身是由人来承载的，农村乡土文化本身是活的，它不可能一成不变地被凝固下来。许多农村文化遗产除了具有价值突出、原真性和不可再生性等文化遗产的一般特点外，也是一种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是一种“活着的”遗产类型。农村文化遗产保护与更新的目的是保护其历史价值和在新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改变原有的功能结构，使其适应现有的经济结构调整，并促进社会结构的优化，推进乡村的自我更新。同时，农村社区是农村文化遗产的使用者、受益者和传承者，是农村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力量，如何通过建立一种长效机制来有效调动广大农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并将其传承下去，是动态保护的关键，也是当前农村文化遗产保护中难以解决，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浙田被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选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试点项目以来所产生的显著的社会效益，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02年以来，当地通过发展乡村生态旅游，推广有机农业，搞田鱼养殖和销售等不仅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而且传统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传承，自然、经济与社会结构在这里仍旧保持着和谐统一。

(三)原真保护

真实性是自然与文化遗产价值的基础，是进行遗产的科学研究、保护与修复规划及登录与管理的依据。解决原真性问题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敏感话题，一定程度上也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世界性难题。原真性源于“Autllenticilv”，意为原本的、真实的、可靠的、非复制的等等。世界遗产委员会制定的《世界遗产公约实施行动指南》(1997)要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至少应具有《世界遗产公约》所说的突出的普遍价值中的一项标准以及真实性标准”，“要满足对其设计、材料、工艺或背景环境以及个性和构成要素等方面的真实性的检验”。

贯彻农村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保护原则要反对两种极端思想或倾向。一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生态”，主张对农村文化遗产进行“封闭”保存，反对任何形式的商业性开发活动的介入，甚至不主张在文化遗产地修筑道路等基础设施和要求尽量减少与外界的交流。其实，“原生态”的“原”字不该是一个时间概念，正像有学者在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问题时所解释的那样，“在我们探讨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性的同时，保护的并非是其原生的外显形态，而是外显形态背后的原生文化属性。”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相互交流，不断传承，共同铸造了人类文化一个又一个的里程碑。从来没有纯而又纯“原生态”文化，也不会有完全意义的文化“现代性”，农村文化遗产的“原真保护”本质上是要为文化遗产营造出一个更适合它们生长的客观条件，不是要将其封存起来。二是对农村文化遗产的建设性破坏和经营性破坏行为。一些地方的新农村建设，只讲拆旧村建新村；一些拥有一定旅游价值的农村文化遗产被盲目地开发利用，出现文化遗产被不正当地商品化，甚至庸俗化现象。一些被宣传为“原生态”的农村民俗节日被随意变换活动时间、地点甚至活动内容，进行变味的商业表演。这些都不是对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而是对文化遗产的亵渎和破坏。上述问题必须得到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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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产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缺陷；公益信托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4-0172-005

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大国，我国一直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文化领域重点关注的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国的非遗保护更是在国际法层面取得突破，主动与世界融合，加入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11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我国文化建设，包括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目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本形成了制度化、信息化、国际化的较为全面的保护体系。就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遗而言，主要源于上世纪80年代出台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其中明确规定“民间文学艺术和其他民间传统作品的整理本，版权归整理者所有，但他人仍可对同一作品进行整理并获得版权，整理者应当注明主要素材提供者，并根据素材提供者的贡献大小向其适当支付报酬。”[1]。1991年，我国开始研究制定《著作权法》，虽然在制定过程中，关于是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存在争议，但最终立法者还是以《突尼斯样板法》为例[2]，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间文学艺术作为著作权法范畴的一项单独客体。[3]进入新世纪，国家加强了通过知识产权保护非遗的力度，国家有关部委下发了《关于加强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在对老字号进行普查的过程中，同步开展了对老字号传承人确定、资料收集等方面的工作，该项举措当选“2007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十件大事”。[3]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作为专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出台，该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施行，立法层次得到提高。该部法律兼具公法和私法的性质，从行政法保护角度，运用公权力对非遗保护的权利主体、保护程序、信息收集等进行了规定。与此同时也提到“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4

一、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主体缺陷

由于知识产权制度某些内在特征与非物质文化的特点并非天然吻合，导致非遗在寻求知识产权保护时常常无法适用，知识产权在非遗保护中缺乏抓手，保护力度不够深入。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概念与知识产权的主体概念之间存在矛盾。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通常具有明确的权利主体，一般是指创作出作品，发明出专利的人，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固化符合知识产权保护客体方面，往往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很多时候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群体集体智慧的结晶，即使是一个精通某门古老技艺的传承人，也很难说他就是这门技艺的权利主体。[5]因此，运用传统知识产权模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会引发因主体冲突导致的诸多问题：

（一）民事或民事诉讼主体难确定

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下，其保护的对象具有清晰明确的定义，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归属也十分明确。然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是主体自身，还是其对应的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都无法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特定社区或群体成员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社区中每一个个体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所凝结并延续下来的共同智慧和财富，没有一个个体单独可以主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这种权利主体的不明确在实践中最突出的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侵权纠纷中，谁作为权利主体来主张权利，或者作为权利主体主张权利的个人或者集体能否得到法院认可。

（二）独占性与共享性问题难平衡

知识产权属于私权，具有排除他人使用和自我独占的权利属性。如果将“非遗”的权利主体定义为某一个人或某一特定群体，就会与作为遗产的传统文化的共有、共享性产生冲突。目前，法律和实践中的解决手段是确认具有代表性的名录项目和传承人。但是，在法律逻辑上，传承人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人之一或者行权人之一，并不意味着其他主体就不享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显然，传承人是不具有独占性的。如果因为代表性名录项目和传承人的行政确认，就由传承人来限制他人使用而单独享有经过世代前人共同创造和延续的智力成果，显然是不合适的，容易出现各地争权诉讼，引发地域间、民族间的纷争和冲突，不仅对传统文化的广泛继承、弘扬和传播产生障碍和不利影响，也与传统文化作为“遗产”的本质、精神和价值相背离。[6]

（三）经济价值与主体确认难割裂

知识产权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申请人申请知识产权的前提是该标的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这种逻辑关系造成只有具备经济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会有主体去申请知识产权。但是，很多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经济价值，通过市场经济的价值体系难以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这种现状造成了一种两难的局面，越是具有经济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有各类申请人去主张权利，造成主体难以确定或过度保护；越是没有经济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没有主体愿意申请，造成无人申请和缺乏保护。

（四）保护期限与“集体”主体难兼容

知识产权保护通常有期限限制，以著作权法为例，公民的作品，其发表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的保护期限为作者及其死后的50年，如果仅从字面理解，非遗保护的保护期限也只有50年。[7]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主体上往往具有群体性，作为一个集合概念，难以确定50年保护期限的起讫点。

针对上述问题，实践中解决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主体缺陷的主要方法是建立传承人保护制度。传承人保护制度通过行政手段对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人物进行保护，其仅能在某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明确代表人的情况下适用，且这种保护手段主要是防止某非物质文化在短期内消亡，从长远看，随着传承人自身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多，传承人保护的力度就逐渐降低。

此外，也有学者在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基础上，提出创设新的能够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需求的新型民事权利。但是，创造新的权利和权利主体需要对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进行彻底颠覆，立法成本过高，且这种既有私法性质，又有公法性质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能否被正确适用也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以上两种解决思路分析，困扰非物质文化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在形式上反映为主体问题，实质上反映为“共有权与私有权”，“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排他性与包容性”等三个方面。更进一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权利属性上表现为所有权二元化特征，在权利内容上表现为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因此，能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中找到合适的制度安排解决知识产权主体保护的瑕疵至关重要。

二、公益信托制度――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主体创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的规定）关于“信托”的定义，并结合公益信托的自有特征，所谓公益信托，是特定或不特定的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一般是合格的信托公司）的信任，将一定范围内的财产或某种具有财产属性的权利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事先约定，以促进慈善事业、学术研究、社会福利、教育发展、科技进步等公共利益为目的，并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和处分受让财产，并将财产受益分配给非特定多数人的信托。目前，公益信托制度在国内刚刚兴起，是解决受托公共财产管理、分配、运作的有效模式。我国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中，已明确了非遗属于知识产权法的客体范畴，进而也就意味着非遗有财产属性，符合信托法律关系对信托标的财产属性的法律要求。鉴于此， 在知识产权制度中引入公益信托制度，通过公益信托的形式可以有效解决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主体缺陷。具体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中，公益信托制度的优势主要体现在：

（一）信托共有制度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确定问题

公益信托与普通信托一样，具有共有制的天然属性，可以有效解决主体确定问题，具体实现分为三个步骤：第一，公益信托制度的委托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数人，也可以是一个群体或集体，或者是一个开放式的组织（考虑到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组内部，人员会产生变化）。第二，公益信托不同于普通民事委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在法律形式上为信托公司所有，由信托公司作为名义上的所有权人代表真实所有权人行使权力，包括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申请和运作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参加诉讼，主张财产权利，甚至主张精神权利。第三，隐藏在名义所有权背后的受益人表面上享有的是受益权，但实际上享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代表的知识产权。综上分析，公益信托制度通过特定的法律关系安排，保证了在适用知识产权保护时能够由信托公司作为名义上的主体，解决了诉讼主体、维权主体等不确定的尴尬，也使得每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属群体内部的个体都真实地享受知识产权保护所带来的利益和名誉，避免出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不确定带来的不公平。此外，委托人或受益人可以在一个开放式的组织体内自由变动，也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了连续性，不会因某个个体的变动而产生障碍。

（二）公益信托产权分离制度解决共享性和独占性问题

如上所述，公益信托所有权的初始来源是委托人，随着信托关系的建立，信托便属于受托人“所有”，即委托人享有终极所有权，受托人享有法定所有权。委托人不行使“占有、使用、处分、收益”等四项权能，而以对自己的权益进行持有。[8]受托人行使形式上的所有权，按照事先约定的信托目的，根据具体情况自主决定信托事务的管理。由于信托具有双重所有权的特点，委托人是受托财产的真实所有权人和指定的受益人，而受托人名义上占有资产，成为权利主体。反映在非遗保护中，共享性体现在委托人和受益人层面，集体中的个人所组成的委托人或受益人享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权和受益权，而信托公司作为执行者，在具体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其可以按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自主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事务，而不受委托人或受益人中的单个个体的意志所左右，确保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落入个别利益主体手中。

（三）公益信托制度能够最大化地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西方权益分割理论认为，某一主体绝对地拥有某一财产的所有权能，并不一定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该财产的最大价值和效率。如果将财产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进行合适的分割，能够在独占和共有之间产生新的平衡，并达到价值利用最大化。财产所有权人的独占与在不同的主体之间进行合理安排，会产生不同的经济运行的模式，从而促进更高的配置效率，信托机制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制度优势。反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由于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某一个群体共同所有，且往往这些群体并不具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再运作的能力，而信托的受托人制度通过对受托人忠实义务、审慎义务的规定，塑造了专业、尽职、诚实、守信的财产管理人，可以更好地帮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

（四）公益信托可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逆向选择问题

由于知识产权是在自由竞争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新型财产性权利，因此，知识产权制度天然地倾向于保护那些经济价值较高的智慧。因此，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对于经济价值不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逆向选择效应。例如，与旅游开发联系度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得到较好保护，而少数民族的服装、语言则不容易保存。在这种情形下，公益信托的主体优势则可以避免逆向选择，一方面，公益信托的委托主体更加多元化，既可以是代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也可以是政府有关机构、社会慈善组织、非政府民间机构；另一方面，委托财产的用途也可以是多元化的，可以仅用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开支，也可以适当用于商业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此同时，随着我国信托行业的发展壮大，信托公司的资本实力和盈利水平均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信托公司愈发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很多信托愿意以非盈利的方式受托管理亟须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是其他行业所不具备的优势。

（五）公益信托的监察人制度可确保阳光化、透明化

相比于国家运用行政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或社会机构将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委托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能够动用各类资源帮助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更高效地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在创设公益信托方面，无论是公益信托结构的设立，还是受托人的选任，都需要国家有权机关批准[9]同时，对于公益信托，信托法规定了监察人制度，信托监察人一般是非政府性的第三方组织，具有较高的专业度和社会责任感，能够有效监督信托公司的受托管理行为。除此之外，信托公司由于行业监管比较严格，在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所有的法律文件、财务报表均公开透明、及时监管，避免了行政保护中可能存在的暗箱操作或违法违规情况。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公益信托保护的

实践路径

在文化事务产业化的大时代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标既要贮存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要充分与文化产业相融合，更好地发挥自身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公益信托制度特有的制度安排能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的集体性引致的聚集和规模效应及专业化管理产生的价值放大效应得以实现，符合时代的潮流，能够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双重目标。结合国外公益信托的实践，以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和公益信托制度为例，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托制度保护在具体实践操作时应遵从如下几点：

（一）由代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为委托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委托给信托公司。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前提是权利主体明确，没有明确主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能因为这种制度本身的原因而失去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信托制度可以依据特殊的制度优势，由信托公司作为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所有人明确权利主体，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财产确权和行权。通常情况下是设立公众信托，委托人为一定范围内的公众，具体而言，就是由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内的若干个体或个体组成的组织。对于权利主体不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由国家或社会公益组织在办理相关法律手续或取得法律证明文件的前提下，以保护人的身份作为委托人设立公益信托，在法律层面上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即为公共机构，由公共机构代为行使权利主体的权利，并履行相关义务。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不断传承，在这种情况下，委托人的范围和人数不是确定不变的，因为委托人的数量和范围是开放式的，建议信托公司在与委托人设计合同时，明确经过全体委托人三分之二表决通过，可以变更委托人的范围。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信托法规定委托人的上限是200人，因此，在框定委托人上限时，应当先事先了解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有人范围，如果人数超过200了，可以通过信托中的信托、有限合伙等制度设计进行合法规避。

（二）信托公司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义上的所有人，按照信托合同的约定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笔者认为，为确保公益信托的公益性质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不断传承，应当强制性要求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免受侵害为信托合同的首要目的，其次再考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开发问题。此外，需要注意的是，除了著作权是一经创作即产生，专利和商标权均需要经过申请。因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委托人先申请，然后将知识产权交信托公司，还是直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交由信托公司，由信托公司作为权利主体申请权利需要进一步探讨。笔者认为，为便于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管理，也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委托人的其他财产相分离，充分发挥信托制度的破产隔离制度优势，应将专利或商标权授予信托公司或由信托公司申请。同时，信托公司应当将上述情况向主管部门进行备案登记，并在信托合同中对真正的权利人进行确定。

（三）当信托公司运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收益时，信托公司将收益合理地分配给受益人。如果委托人为某非物质文化遗产群体，则受益分配给该群体或该群体的成员，当委托人为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民间非盈利组织时，则分配给指定的专用账户，专门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此外，尽管公益信托属于非盈利信托，但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中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用是合理合法的，问题在于对于那些经济价值不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应当收取管理费用。笔者认为，国家有关部门应当专门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从基金中支取部分费用用于满足信托公司日常管理所用。当然，从信托公司的社会责任担当角度，国家也应当鼓励信托公司通过自有资金支持非遗知识产权公益信托事业的发展。

（四）由于非遗的保护无固定期限，因此此类公益信托在期限上属于永续型的信托合同。为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能够持续稳定，笔者建议，应当在信托合同中适当加强信托受托人的义务，明确公益信托的受托人未经公益事业管理机构批准，不得辞任，否则将进入黑名单管理。

（五）信托法第六十四条明确规定公益信托应当建立监察人制度，这种监督制度同样适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信托。在监察人的选任上，笔者认为应当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等第三方社会机构的专业作用，对信托公司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程序进行监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运用的结果进行评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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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春田.中国知识产权二十年[M].北京：专利文献出版社，1998，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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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阁霞.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J].武夷学院学报，2012，31（1）：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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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产权保护障碍与对策分析[J].法制与社会，2012，（13）：269-270.

篇10

关键词：遗产运动；遗产政治；遗产认同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1)05―0001―08

近年来，“遗产”似乎在一夜之间成为热点。伴随着一波波的“遗产”申报行动，“世界遗产”、“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陌生又拗口的名词开始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政府直接推动的遗产保护工程，更为学界的遗产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也从20世纪少人问津的“冷门”一跃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从中国知网的检索清楚地看到，2000年以前，与“文化遗产”相关的研究不过300余篇，而从2001―2010年这10年间相关主题论文增长了近20倍。

反观遗产保护的实务领域，这十年也可谓硕果纷呈。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中国昆曲入选；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次大会公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随后颁布了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中国古琴艺术人选；2004年，我国文化部正式推动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和蒙古族长调民歌入选；同年中国政府颁布《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同年，中国政府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8年，中国政府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单及第一、第二批传承人名单；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第五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中国南音人选。

从上述一系列的实务行动清晰可见，在这十年中，中国的“遗产热”几乎是经历了从文火炖肉到星火燎原的巨大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政府分别扮演了国际与国内两种重要的推力，它们的交互作用带动了地方、学者乃至普通民众共同投入和建构了中国的“遗产热”。因此，不能不说，中国当前的““遗产热”是发生在国际遗产运动的语境之中，这一语境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建构过程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一、遗产运动作为一种国家公共资源的政治表述

然而，溯及国际遗产运动的渊源，却并不是仅仅这短短十年历史可以书写。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遗产”的观念，诞生于19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的血与火把原属国王、教会和逃亡贵族私人财产的艺术品转变为了公共收藏，从而建立了公共博物馆(李军，2006：1―18)。可以说，现代公共博物馆从诞生之初就奠定了把原属个人或家庭、家族的“遗产”转换为公共资源的发展路径。“遗产”原初作为“父辈传下的财富”的意义开始被重新表述为“国家的遗产”。

二战后，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新博物馆、遗产中心和国家公园迅速发展。表面上看，它是一种经历战争浩劫和现代化大规模城市建设破坏后文化自觉的结果。然而，学者的研究却发现，实际上，二战后几十年的遗产努力都是致力于拯救地主贵族和上层阶级的遗产，那些被纳入遗产名单的往往是有钱人收藏的名贵艺术品和他们的大庄园(Hewison，转引自Howard，2002：36)。尽管不断延烧的“收藏热”使收藏品的名单从名贵艺术品逐渐扩大到照片甚至是名信片，然而，那些传统的弱势群体并没有因此受益。他们被迫从那些无力维修的旧茅屋搬出，而这些茅屋在经过富有的新主人的重新维修后却成为了值得收藏的“遗产”。当茅屋被赋予“遗产”价值时，贫穷的旧主人却被排斥在了“遗产”所有者之外。因此，“遗产工业”被认为是政府与富有阶层的一种“共谋”，以劝服人民大众为少数人的娱乐买单(Samuel，转引自Howard，2002：37)。

遗产的动机理论则揭示了蕴藏在“国家遗产”背后的政治合法性冲动。人们发现无论是经过大革命的法国还是俄国新政府，都没有彻底地摧毁旧帝国的宫殿及其收藏，而是重新赋予它以“国家博物馆”的意义。包括那些殖民地国家也都从宗主国复制了一个类国家博物馆，甚至在它们独立之后仍旧保留着这一建制并使之成为新国家的一种象征(Howard，2002：37)。因此，“国家遗产，，的诞生本身也昭示着新政权谋求统治权威的合法化和正统性，以获得一种历史延续感。尤其是对于那些曾经是殖民地的新国家来说，这些国家象征既是历史延续性的一种标志，也可以是新国家、新形象的一种宣称。它以社会记忆的旧形式宣称了旧统治权威的“死亡”和新“祖国”的建立。

发端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的“世界遗产”保护运动，不仅把“遗产”概念的内涵极大地扩展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更由于它强调透过“全球性协作保护”的途径(顾军、苑利，2005：1―9)，从而强化了“国家”作为“遗产”所有者的角色。在“现代世界遗产体系”中，“国家主体”与“普遍价值”、“世界遗产”和“专家认证”一起构成了它核心的四个要素之一(李军，2006：6―9)。在此，“遗产”再次被确认为国家拥有的一种“公共资源”。“遗产”只有在被确认为一种国家的“公共资源”表述才有资格成为“世界遗产”，同时，成为“世界遗产”的“国家公共资源”则进一步向世界延伸了它的“公共性”。遗产的公共资源化过程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Adams明确指出，世界遗产的出现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当地团体、国家和国际实体之间复杂交换、竞争与合作的结果(2005：153―154)。换句话说，世界遗产其实是作为一种公共资源进入到权力政治过程中，并表现为这种权力政治的产物。

从另一个角度上说，作为一种国家公共资源的“象征财产”(symbolic estate)，“遗产”从来就不是一个“既定物”，而是一个被权力化的象征符号，是一个被附丽了时代的、政治的、权力的多重价值的社会再生产产品(彭兆荣，2007：4―9)。“遗产”的出现，本身就带有鲜明的选择性。没有遗产能自动地成为“遗产”，只有被人们认知为“遗产”的遗产才成为“遗产”(Howard，2002：147―186)。而这个认知和选择的过程，本质上却是一个众多群体和机构较量影响和力量的过程，在这个较量过程中，决定“遗产”最后选择的往往是社会上的某个重要群体(Harrison，2005：1―11)。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遗产”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遗产经历公共资源化的政治过程。

“遗产”虽然在形式上表现为过去的“遗留物”，但其真正的价值却在于现在和将来。遗产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过时、破坏甚至消失，任何时代的“遗产”都反映着那个时代的品味与社会的价值取向(Howard，2002：46―50)。随着时代品味的变化，“遗产”价值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当国家成为“遗产”的所有者后，对于国家而言，“国家遗产”所体现的时代与社会价值，正是国家所试图引领的潮流和趋势。正因为此，“遗产”具有了社会教育和教化的功能，众多的“国家遗产”单位扮演着社会教育基地的角色，发挥着意识形态教育的功能。

应该说，“遗产”作为一种国家公共资源的政治表述，是现代遗产最重要的特征。遗产运动，从根本上说，是一场遗产公共资源化的表述运动。透过“国家主体”的遗产保护行动，“遗产”被转化为了一种国家的公共资源，具有了国家象征的意义。没有了解“遗产”是作为一种国家公共资源的表述，就无法理解遗产是为何及如何成为“遗产”，就无法把握遗产自身发展的逻辑与结构，更难以对遗产进行合理的阐释与管理。

二、遗产运动作为东西方文化权力政治的表述

大量的研究已经表明，遗产运动常常是东西方文化权力的较量场，各种表述政治、话语权力的竞争汇聚于此。从某种程度上说，遗产运动是东西方文化利益冲突与妥协历史的见证。

从西方公共博物馆诞生伊始，伴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来自“第四世界”的艺术品就源源不绝地流向西方的公共博物馆(彭兆荣，2006)。这些艺术品脱离了东方族群文化的原有语境和地方性知识，而被作为“落后”的“他者”的展示品赋予重新的解释，被作为奇异的商品随意地交易买卖。至于这些文化遗产所包含的、内在的、属于特定东方族群的宗教情感、仪式价值与社会意义，却在有意无意间被遗忘了。

事实上，当前热捧的“非物质遗产”概念的缘起，就与东西方之间围绕西方对东方民族艺术遗产的霸权而进行斗争与反思紧密关联。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就是东西方文化权力政治的结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新概念产生的过程当中，南北方的政治博弈、东西方的文化冲突诸多景象尽在其中。

袁峥嵘等人(2009)从知识产权法研究的角度发现，早在20世纪50年代，非洲、南美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就在国际版权贸易谈判问题上提出，应在国家及国际层面上建立一种特殊制度，以对抗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任何不适当的利用，尤其是那些由域外人士实施的、利用民间文学艺术赚钱但却不给予其发源地人民任何回报的行为。1967年，印度在《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会员国讨论修正案时也提出应把民间文学作品纳入著作权保护。然而，由于主张这方面权利的主要是南方的前殖民地国家，并且这些事项关涉到发达国家长久以来的文化殖民与侵犯，因而最终未能在国际间达成共识。1967年，突尼斯率先把民间文学列入国内版权法的保护范畴，随后玻利维亚等南方国家纷纷效仿。1973年，玻利维亚政府首次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提出建议，要求对民间艺术的保存、促进和传播作出规定，从而引发了耗时16年之久的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论战(巴莫曲布嫫，2008)。直到1989年《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建议案》的诞生，西方的文化遗产理念才初步接纳了东方的无形文化遗产。

同样在这半个世纪当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表述也经历从民俗(folklore)、非物质遗产(non―physical heritage)、民间创作(cultural tradition and folklore)、口头遗产(oral heritage)、口头和非物质遗产(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等诸多变化。巴莫曲布嫫认识到，尽管表面上在“非物质遗产”概念进程中，“民俗”表述一步步地淡出了正式文本，但是，实际上，所有的非物质遗产的概念表述仍旧是围绕着“民俗”这个关键词来铺陈的(2008)。这一系列的变化也映照了国际社会对“民俗”这一表述本身所蕴含的西方文化优越观念的深刻反思，是对西方文化霸权的一种反动。甚至对于后来正式使用于国际公约的“无形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概念，仍有许多来自非西方国家的批评，他们强调“无形文化遗产”这一表述仍然不脱西方中心主义。这种与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并置的提法，鼓励了将有形遗产的保护利用模式移植到非西方的民俗保护，实际上强化了“民俗”作为“物”而非“社会活动”的理念；同时也体现了西方文化传统的视觉中心主义和书写中心主义对没有纪录、没有书写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僭越(李春霞，彭兆荣，2008)。

即便是在“世界遗产”概念的操作中，有关西方文化中心论、过度强调普遍价值的批评仍旧不绝于耳。Lask和Herold(2005：119―131)批评在世界遗产的选择过程中，存在一种过度强调全球化角度的倾向，以致忽略了当地和族群的利益，他们认为世界遗产选择过程有必要加强当地人的公众参与，把他们的意义整合进遗产政策。李安(2006：6―9)在对“世界遗产”概念表述的知识考古中发现，作为“世界遗产”的核心概念之一的“普遍价值”观念，其前身却是欧洲的自由普世主义，它意味着把过去时代的伟大艺术品从私人领域和具体空间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民族国家的遗产，因而也成为所有公民的财富。在这种价值观念之下，把“落后”“他者”的艺术品从其原有的语境抽离则成为了一种合适的、必要的行为，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它代表着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拯救与解放。因此，李安(2006：6―9)认为，在“普遍价值”操作下产生的“世界遗产”，其包含的西方中心论的前提是不言而喻的。

由上可见，国际遗产运动不仅是为后代保护遗产，也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价值交流互动的平台，更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锋、妥协、斗争和反思的文化政治领域。“政治”贯穿了国际遗产运动的始终，无论是“遗产”概念的表述，似乎是“遗产”保护的行动，都被镌刻上深深的“政治”印痕。因此，全球化语境下的“遗产政治”必然也必须是遗产研究探讨的一个核心语词，关于遗产的研究离不开全球化的政治语境。

三、遗产政治中的认同因素

当我们聚焦“遗产政治”时，其实是把我们关注的视野从静止的、孤立的、作为“物”的遗产拉到充满活力的、现实的、复杂的人群关系，关注遗产在当下语境中的作用以及遗产对于特定人群的社会意义。遗产的价值不仅仅是过去历史的遗存，更是特定族群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遗产一定包含着认同，认同也构成了遗产政治最重要的表现内容。特别是当民族一国家作为现代国际社会的基本表述单位，遗产便经常成为一种“民族性”的文化资本与象征，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政治共同体的符号意含，展现了巨大的文化想象空间(彭兆荣，2007)。

在许多国际遗产研究中，认同因素常常是遗产表述的重要主题。Howard(2003：147)特别指出，遗产管理实践包含着多层次的地理性认同，遗产会强化家庭、邻里、地方、国家乃至大洲、普世层

次上的认同，并且，这种认同因素常常是瞬息万变。在不少关于遗产认同的个案研究中，当地不同利益主体与遗产相关的价值和意义，以及这些价值与意义所反应的遗产与记忆、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常常是讨论的焦点。比如Winter(2005：50―65)通过探究与吴哥新年庆典相关的不同价值和意义，说明对于当地人来说，吴哥不仅是古代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一种活态遗产，当地政府和人民透过推动和参与吴哥旅游，重新表达了柬埔寨最近的历史，以获得新的国家认同。Thompson(2005：90―103)发现在后殖民时代，当地政府更多地把世界遗产地位视为是地方的、国内的，而不是国际的利益，因此他提出遗产表述与解释中存在族群的多样性和民族复兴主义的潜在限制。Wall和Black(2005：156―160)提出，由于遗产管理中存在一种采用自上而下的、理性综合的计划程序的趋势，这种趋势结果造成了国家的、官方的文化在当地文化消费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与此同时，当地人却被排除出他们自己的遗产。此外，由于旅游业常常被视为引进或加剧了遗产地社会变迁的动力，旅游业与当地各利益主体记忆、认同的关系，也受到较多的关注。Van der Aa等人(2005：11―22)以荷兰当地人、旅游业者和环境组织反对参与提名Wadden海作为世界遗产地的例子说明，尽管世界遗产的标签被假定是当地人拥有的一种荣誉，是平衡旅游业者和环境组织的有用杠杆，但是，实际上，由于外来者的遗产分享压力和利益代价比等因素，使当地居民、旅游业者或环境组织都可能成为其反对者。

国内对遗产认同因素的表述多是在遗产实践反思的主题中有所涉及，不少研究者发现国内以文化行政为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动，虽然强化了当地人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身份意识，但是由于这些行动中存在脱离文化主体现实生活的倾向，使文化主体逐渐失去对其文化发展的主导权，从而沦为其文化的“他者”；并且，由于缺乏当地人的文化自觉和利益参与，一些旨在保护文化的实践客观上却促进了多样性文化的“格式化”，加速了当地人摆脱传统文化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带来了当地人的文化认同危机(如方李莉，2006；萧梅，2006；吕俊彪，2009；朱凌飞、胡仕海，2009)。另一些研究者如刘晓春(2008)则把国内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视为全球化过程中地方文化自觉的一种表现，他认为这种文化自觉，其实是地方政府、学者、媒体及商业资本为塑造地方文化形象，而运用地方文化资源来共同想象和建构起来的地方文化身份认同。此外，目前也有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遗产过程的多重认同交织与变化，比如陈志勤(2010)对“大禹祭典”的研究，他细致刻画了大禹祭祀这一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已经衰退、消失的仪式，在地方经济文化的建设中，特别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得到再生和发展的过程，围绕着大禹祭祀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再创造，地方政府获得了民俗文化“所有”的正当性，姒氏宗族等民间力量提升了文化自觉，原属地方的文化一步步地被升华为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正统性认同，成为强化民族国家认同的象征。

可以说，随着近年关于遗产本真性或真实性、原生性、遗产传承人和保护原则的反思性研究的不断深入，遗产认同的主题开始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遗产背后的政治蕴涵也开始得到越来越清醒的认识。正如高丙中(2008)所言，中国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实质上是中国社会重构自己公共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现代性”和“全球化”是造就这一运动的基本要素，“本真性”和“身份认同”则构成了这一运动的主要内容。

四、反思与讨论

综上所述，遗产政治和遗产认同构成了遗产运动重要的内涵。不论遗产以什么样的形式表述和被表述，它总是反映着当下社会政治的阴晴，受当下语境的权力政治关系所影响。当前中国方兴未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绝非历史的偶然，它的出现与全球化、现代化的过程密切相关，与中国社会重建自己文化认同紧密关联。

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民俗、传统或文化遗产，本身就构成一张独特的“意义之网”，深植于地方社会的各种复杂的文化与社会关系之中，并解释着这些复杂关系。在这样一张“意义之网”中，任何一项习俗、传统或遗产都不可能孤立存在，它们的意义悬于“意义之网”，它们是当地人用以表述其世界的象征符号。所谓遗产认同，从根本上说，就是当地人如何表述这些象征符号的价值、功能与意义，以及他们如何理解这些象征符号与其他地方性象征符号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然而，在中国长期的现代化过程中，这些地方性知识不断地被认同现代文化的主流群体所排斥、否定和改造，甚至被建构为一种边缘文化(高丙中，2008)。特别是汉族地区的地方性传统或民俗，在经历不断的新文化运动之后，当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非物质遗产保护实践时，所谓遗产的“本真性”到底是什么?所谓原生性纽带的当地人遗产认同在多大程度上仍然能够与相对封闭的少数民族文化一样保持着较高的一致性?换句话说，作为地方性文化的象征符号，它们对当下的地方社会的社会群体代表什么样的意义?这些意义反映了当下的地方社会内部群体间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当地人对这些象征符号意义的表述是否具有广泛的一致性?遗产认同在地方社会是作为一个划一的整体还是作为一个意义网络而存在?只有从历史和社会变迁、文化整体的视野来理解作为地方性知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才能真正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活的遗产”的价值与意义。

相对于民间仪式、礼俗、音乐、舞蹈及传说故事等非物质遗产来说，地方戏曲艺术被认知为民族文化遗产进而成为一种公共资源，并不是在中国当前的非物质遗产运动中发生和发展的。尽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接踵而至的社会运动中，各种仪式、礼俗不断地被命名为“封建迷信”，而从公共空间和公共话语中排斥出去，但是，千百年来一直与仪式、民俗共生的地方民间戏曲却被选择为应被保护的“民族文化遗产”，并通过一系列的戏改工作使之成为新中国的公共文化。可以说，地方戏曲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遗产实际上始于新中国公共文化建立伊始，而不是重构中国公共文化的现在。那么，当地方戏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时，它的遗产历史是如何影响其当下的二次遗产过程?遗产在特定地方、特定人群中是如何传承、演变的?特定地方群体对这类遗产的认同是如何延续、变化的?这些地方群体是怎样参与当下的二次遗产过程?他们的参与又是如何影响当下的二次遗产过程?可以说，在文化遗产实践过程中，厘清以上这些问题是极其必要和重要的。因为只有真正弄清这些问题，才能完全凸显文化遗产作为人类原生性的文化形态所固有的主体性和整体性特征，从而避免文化遗产保护仅仅停留于遗产的单一属性的层面上，或只是片面强调遗产的资源性特征。

然而，当代遗产运动的政治性话语对“遗产”之所以成为遗产，在认识上存在明显的误区：即过分强调遗产的共时形态以及它的现代价值和意义，对遗产在发生与发展中所表现出的地缘性和历史脉络缺乏全面认识。

从遗产的本质属性上说，任何一个文化遗产都是属于某一个特定族群的集体表述和历史记忆，

“文化遗产”首先应被视为一种“族群性表述”和“谱系性记忆”，以强化某一族群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彭兆荣，2007：22)。可是，在遗产实践的过程中，“文化遗产”却往往被一再表述为某一地方、某一民族、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在政府主导的遗产保护和管理实践中，文化遗产作为一种认同的象征，它的意义在这一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发生转移和转换。

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当代的遗产实践过程，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遗物的保护过程。遗产历史和表述被认知为一种强调和发展文化认同的基础资源，遗产与历史包含有社会建构的功能或文化认同发展的功能(uzzell，1989：92―93，转引自彭兆荣，2007：19)。虽然从表面上看，当某一文化事项被命名为文化遗产则保护和管理必然涉及这个文化事项的全部。然而，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究的是，在保护实践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遗产内容最后都被认知为“文化遗产”，特定“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价值也不是在一开始就具备“公共资源”的含义。它为什么会被建构成为一种具有公共资源内涵的“文化遗产”?这个建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哪些群体卷入了这一“文化遗产”建构的过程?他们是如何卷入这场运动的?他们又如何理解自己在这场运动中的行动的?这一系列过程直接就影响了这个“文化遗产”在当下的语境中是怎样被描绘和解释，它作为遗产的价值与意义是如何被呈现与强调的。

透过对这个遗产认同变化过程的研究，不仅能够详细地呈现现代遗产符号所集结的多重关系网络，从而为进一步辨析文化遗产保护的权利与责任，达到合理的保护规划奠定基础。而且，从认同理论的角度上说，探讨遗产实践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多重认同的关系，对于重新理解认同在不同语境下的转换过程也具有特殊的意义。此外，相对西方和前殖民地国家来说，中国有着与这些国家完全不同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文化处境，它在后殖民时代呈现出来的遗产、记忆与认同关系与那些殖民地的非西方国家之间有什么异同之处?针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扩展国际遗产研究的理论视野，为国际遗产保护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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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军、苑利，2005：《文化遗产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春霞，彭兆荣，2008：《无形文化遗产遭遇的三种“政治”》，《民族艺术》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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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兆荣，2006：《“第四世界”的文化遗产：一个艺术人类学的视野》，《文艺研究》第4期。

彭兆荣，2007：《问辩遗产》，未出版。

萧梅，2006：《谁在保护、为谁保护、保护什么、怎样保护》，《音乐研究》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