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非遗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保护非遗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特色“非遗”资源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被誉为“民族记忆的背影”。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隶属于柳州市，至今仍保存着独具特色的侗族文化记忆。

若要寻找侗族人的“养心”记忆，非“侗族大歌”莫属，侗族人常说“饭养身，歌养心”，可见，在侗族人眼中，“唱歌”是陶冶心灵和情操的重要精神食粮，和“吃饭”同等重要。在三江县梅林乡、福禄乡等沿榕江一带的侗寨，每当重要节日时，男女歌队就会坐在鼓楼或围在火塘边对唱，表达情感，歌颂自然。与一般民间歌曲不同，侗族大歌无论是音律结构、演唱技艺、演唱方式和演唱场合均是一领众和，分高低音、多声部谐唱的合唱种类，属于民间支声复调音乐歌曲，这在中外民间音乐中都极为罕见。因此，以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为主要特点的侗族大歌已成为国际民间音乐艺苑中不可多得的一颗璀璨明珠。因此，2005年侗族大歌入选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同样记录侗族建筑记忆的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也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若要寻找该技艺的经典代表，当属风雨桥和鼓楼，它们不仅造型美观，而且工艺堪称一绝。其中，三江境内最有名的风雨桥又名程阳桥、永济桥，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位于三江县林溪乡境内，横跨林溪河，为石墩木结构楼阁式建筑，河中有五个石砌大墩，墩台上建有5座塔式桥亭项，和19间桥廊，桥面架杉木，铺木板，长64.4米，宽2.4米，高10.6米，亭廊相连，浑然一体，仿佛一道灿烂的彩虹。整座大桥均由杉木斜穿直套，通过木头之间的孔眼凹槽相对拼接而成，纵横交错，却一丝不差，结构极为精密，不含一钉一铆，有极高的工艺和艺术价值。而鼓楼乃是侗族村寨的标志和灵魂，常作为侗族族姓群体的外形标志和集会议事及娱乐活动的场所，它也属木质结构，以榫穿合，整座建筑不用一枚铁钉，几层至几十层不等，以单数居多，呈四面、六面或八面形，一般高十多米，最高者达几十米。形似宝塔，巍峨壮观，飞阁重檐，结构严谨，做工精巧，装饰细致，色彩朴质。因此，三江素有“世界桥楼之乡”、“世界木构建筑生态博物馆”之美誉。

“百家宴”是2008年入选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遗”名录的特殊饮食习俗，又名“合拢饭”、“长桌宴”，是侗家集体待客的宴席，也是侗族待客的最高礼仪。相传古时候，一个侗寨遭到洪魔的袭击。眼看稻田被淹没，房屋被冲倒，人们将被洪魔吞噬，忽然天降一位英雄，力挽狂澜，斩断了洪魔的脊梁。为了表达敬意，家家户户都想请英雄去家中吃饭，但英雄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去，不可能一一到各家去，怎么办？这时，一位侗族姑娘想出了个好主意：每家做几道最好的菜，全寨人一起款待英雄。由于这个宴席集百家之长，所以就叫“百家宴”。从此，侗族人每逢寨子里来了贵客或遇上喜事族人聚会时，都会设“百家宴”，这个习俗一直沿袭至今。

侗族刺绣是一种融合了剪纸和绣花技艺的民间工艺，需要先把纸剪成花鸟虫鱼等自己想要的图案，再将其粘到侗布上，然后用绣花针，绣出这些图案，常被用于服装镶边，还被广泛用在头巾、婴儿背带、妇女肚兜等服饰上，因其最能体现侗族服饰民族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所以也于2008年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侗族农民画，亦称中国侗画，是2012年入选广西自治区级非遗保护名录的绘画艺术。过去，农民利用农闲时间在煤油灯下创作，用锅墨、蓝靛等作为颜料，树枝、杉树皮做画笔，以近似涂鸦的夸张手法、浓烈的色彩在画纸或侗布上描绘侗乡风土人情、田园风光和生产生活。如今，虽然颜料、画笔已由丙烯、毛笔或排笔等替代，但构思奇特、色彩斑斓、形象逼真、新颖别致仍是侗画的最大亮点和“吸金”点。

三江路径

据柳州市文化局消息，截止2013年2月，柳州市已有5项“非遗”项目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1项“非遗”入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且，柳州市已基本建立了涵盖国家级、自治区级、市级和县（区）级四级非遗名录体系。

挖掘、整理固然重要，保护、开发同样不可小觑。2013年接近年尾时，广西柳州市辖区的80余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及文化专家齐聚侗乡――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除了解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及《传承人的权利与义务》等法规以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和目的：探寻非遗传承有效途径，全力保护人类文化瑰宝。

如何更好地开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地方还处于探讨和摸索阶段，以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三江侗族自治县为代表的柳州市，通过积极申报非遗传承项目及其代表性传承人，兴办非遗传承人培训班，推进民族文化进校园、进社区、进村屯等举措，走出了一条文化与旅游互动、互融、互赢的传承新路。

从传承人的保护入手。“非遗”的重要特性是活态传承，主要依靠传承人的言传身教，离开了传承人的口传心授，国家珍贵的“非遗”就无法世代传承，因此传承人也被尊为“人间活珍宝”。几年来，三江县以文化部门为主，由县民族局、语委、宣传部、教育局等单位共同实施，采取积极措施保护传承人：一是抓住全国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契机，通过普查认定优秀传承人，在重视保护他们精神财富等精神因素和发挥“绝活”技艺的基础上，引导传承人改变传承方式，做到既传承又发展。据统计，全县共有各类传承人3000多人。二是抓好名誉工程，对卓有贡献的民间艺人，经各级推荐、审核评定，申报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命名授予“十佳生态文化村”、“文化示范户”、“十佳艺人”等称号。目前，获市级以上“十佳民间艺人”称号有16人，县级40人，区级、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17人。通过名誉工程提高他们的自身地位和知名度，使他们有位有为，较好地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三是为传承人提供展示平台，抓住重大参赛活动和举办传统节庆活动，积极组织各类传承人参加县、市、区、全国性的各类比赛活动，让传承人带徒现场献技，展示自己的才华。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杨似玉三次走进中央电视台演播厅和全国农业展览馆现场说技献艺展示。

从学校娃娃抓起。能否让娃娃学到非遗项目的核心和精髓，关系到未来“非遗”传承是否成功。三江县通过一系列“非遗”项目进校园活动，让学生们亲自学习、体验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和精神。如把独峒乡中心小学作为“侗族农民画进校园”的试点学校，编写《美术教本教材》，并在此建立农民画传承基地，积极组织农民画参加区内外画展。几年来，先后有500多幅作品在全国各地参展，有些曾代表国家到挪威、日本等其他国家展出，全县先后有260多幅作品在全国各省区获奖。同时，把梅林中学、富禄乡高安小学作为“侗族大歌进校园”的试点学校，制定《创办民族特色学校方案》，编写《侗族音乐》教材，聘请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吴光祖、覃奶号歌师和民间艺人到校上课辅导。目前，全县共有11所学校将侗族大歌引进课堂。同时，侗族大歌还引进了社区和县直机关，县城榕江河片还成立了“三江县民间侗族大歌队”。另外，在县民族实验学校、县民族高中、同乐中心小学实施“侗族芦笙”、“侗笛”、“琵琶弹唱”、“侗族剪纸”、“侗族刺绣”等试点。据统计，目前，全县已有25所学校（班级）开展了各类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参与学生3500多人。

建立“非遗”传承基地。传承基地不仅是宣传“非遗”的重要窗口，而且是发展文化旅游的重要载体，不仅为民间艺人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带动了地方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从而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柳州市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展示中心”被广西文化厅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之典范”，已成为程阳景区旅游的新亮点，设在程阳八寨国家级传承人杨似玉家中，展厅分上下两层，通过图文并茂和实物展，介绍了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侗族大歌、生产生活习俗等；“侗戏、侗族百家宴、侗族刺绣、侗族大歌、侗族器乐、侗族农民画、侗款文化、侗族花炮节陈列馆”等传承基地分别建立在良口、林溪、同乐、梅林、独峒、富禄等乡村，其中林溪乡冠小屯“侗族百家宴传承点”已对外开放，每年接待百家宴游客万余人，仅2012年10月底统计，侗族百家宴累计收入130多万元。三江农民画传承基地对外开放以来已有近万学者、专家、学生、游客参观，年销售农民画近千幅，农民画开始进入旅馆、酒店，侗族器乐――侗笛保护传承点已在月亮街传承人代表胡汉文家建馆开放、培训带徒。梅林乡新民村侗族大歌传承基地前期工作已启动，侗戏、侗族刺绣传承基地正在组织布展，富禄花炮节陈列馆已竣工。

此外，借助民族传统节日，组织引导发展文化产业；建立专业的非遗保护机构，收集、整理、挖掘相关非遗信息，研究保护方案等措施都有效促进了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柳州文化局分管领导谈“非遗”

Q：“非遗”保护面临的现实突出问题是现代文化的冲击，以致很多传统民间文化传承难以开展，对此您怎么看？

A：通过调研，我发现一般传统民间文化保护比较好的地方，相对都比较封闭，受现代文化冲击较弱。但是近年来随着国家大环境对“非遗”保护的重视，情况有所改观，突出表现为民族文化自豪感和保护积极性增强。我曾去呼和浩特，接触了当地的少数民族干部和村民，发现他们对本民族的建筑、历史、环境等文化有由衷的自豪感，不会因少数民族经济落后产生自卑心理或崇外思想。再比如我们的三江县，很多传承人因为国家的利好政策，重操旧业，不仅增加了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而且重新发现了民族文化的当代魅力。但是，传统民间文化传承难以开展也确实是现实问题，如果面对现代人不加入现代因素，传统民间文化可能会因一时新鲜吸引人们眼球，但是长期发展就难以为继，你看现在的服装、歌曲都讲究混搭，也是为了满足受众的多元化需求，所以下一步要探讨的问题是，到底传承和保护什么？一定是精神，哲学层面的东西，而不是简单的技艺或者更深层次的艺术。

Q：《非遗法》规定，对不履行法律规定义务和丧失传承能力的传承人，文化主管部门有取消其资格，重新认定新传承人的权利，这意味着传承人不再是“终身制”，柳州市的传承人保护走在广西前列，请问你们是如何保护并监督考核传承人的？

A：我们在保护各级项目传承人的同时，非常注意对其传艺带徒的监督、指导和年度考核，对不符合要求的我们也有资格取消，传承人一旦被评上也不是一劳永逸的。2010年我们制定并印发了《柳州市已获国家级、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传习活动经费管理暂行办法》，以此鼓励和支持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提高传承人专项经费的使用效益。具体执行层面就是，一方面开展县级、市级、自治区级和国家级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申报评选活动，并定期对代表性传承人进行评估，对无正当理由不履行传承义务的，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另一方面，积极与财政部门沟通反映，争取将市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传习活动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每年对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补助一定额度传习活动经费，用于其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

Q：请问柳州市下一步对“非遗”保护有哪些具体的打算和规划？

篇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立法保护；保护开发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是我国各民族保持对祖先的记忆和历史延续性的独特展现，形象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它融民族性与大众性于一体，是各族人民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和利用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与特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括：口头传统以及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含戏曲、音乐、舞蹈、曲艺、杂技等)；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我国共有昆曲、古琴艺术等29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等3个项目入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总览我国传统文化，它以儒家思想为内核，道教、佛教等文化形态亦融入其中，形式丰富，覆盖了多种艺术形式。经千年文明演化形成一种独特的民族特质和风貌，是民族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同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有的性质：一是具有无形性；二是具有传统性；三是其创作的主体具有群体性；四是其传承和发展具有动态性和不平衡性：五是具有某种公开性；六是其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困境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还处于起步阶段，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深入展开，也出现了不少问题，需要我们关注和解决。

(一)无法适应现代化生活

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全球一体化的加剧，使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模式不断渗透，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我国非物质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地――农耕文化遭到巨大破坏。一些传统习俗发生改变，许多文化记忆渐趋淡化，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逐渐被遗忘；市场经济和就业观念，导致年轻人不愿学习传统文化艺术。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也使“非遗”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保护机制的不完善

有的地方领导认识不到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有的地方文化部门积极性很高，但当地政府在落实资金、建立保护工作机构等方面的措施不力，致使一些地方资源的普查、抢救、保护工作迟迟不能开展；有的地方保护工作缺乏领导，保护思路不清，盲目开发，对“非遗”歪曲和滥用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现象导致“非遗”保护工作不能正常开展，影响了文化建设的全局。

(三)立法保护力度不足

经过几年的努力，目前已经初步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但“重申报轻保护”、“重利用轻管理”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基层“非遗”保护机构仍较薄弱，相当一部分市县级保护工作机构尚未建立或健全，许多地方尚没有专门的负责人，理论研究仍落后于保护工作的实践。我国已于今年三月通过了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其具体实施效果有待观望。

(四)财力支持不足

自2006年以来，中央财政专项拨款补助地方进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截至2009年，四年来已累计投入国家“非遗”保护经费为5.86亿元，并呈逐年增长的态势。保护经费的逐年增长体现了国家对“非遗”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但与我国丰富的“非遗”项目资源相比，“非遗”保护经费还远远不足。特别是在现代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非遗”濒危程度日益严重，这些保护经费的投入显得“杯水车薪”。

三、韩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

韩国、日本与我国文化同宗同源，且对传统文化的保护起步较早，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对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强烈的民族传统文化自觉意识

在韩国，民族传统文化得以保护和传承，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广大民众有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韩国一年四季都拥有各种民俗文化节，完整地继承和保存了民族传统文化。这些节庆活动完全是民间自发组织的，且一般规模也相当大。在传统节日中，韩国各大旅游景点都对穿着传统服饰的人们免费开放。正是通过文化普及教育的形式，民族文化得到了保留与发展，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度性保障

日本政府官方对文物保护十分重视，颁布了许多国家级和市级的“文化财”项目，并将有重要意义的民间节日列为国家法定节日。韩国也是较早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着力于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的搜集和整理。半个世纪以来，韩国陆续公布了1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定了金字塔式的文化传承人制度。韩日两国均制定了“文化立国”战略，并建立相关机构支援文化产业。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

1950年，日本率先制定了《文化财保护法》。政府制定了相关的保护政策和健全的法律法规，用管理经济市场的方法管理文化市场，通过机制化的法律法规手段来调控文化市场，逐步建立起完备、成熟的文化市场体系与网络。韩国早在1962年就颁布了《韩国文化财产保护法》，至今已经进行了14次修改。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和严格的奖惩制度，有力保障了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四)“非遗”的现代文化产业化保护

韩国电视剧是韩国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工业的成功结合。韩国认真思考和研究了本国的传统文化特点，以及其他周边国家地区的国情和文化，广泛借鉴众多其他文化产业强国的成功经验，立足自身的文化和地理优势，巧妙地把自身的传统文化和现代传媒工具有机的相互结合，多方位多渠道的向周边国家，乃至世界推销他们引以为自豪的韩国传统文化，产生了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影响。

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方向

(一)加强国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感和自觉保护意识

加强国民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觉保护意识，积极倡导各族人民热爱、珍重、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韩国传统文化保护的经验启示我们，应利用学校教育，从孩子抓起，构建民族文化认同感；另外还应结合各种宣传方式，倡导全民认识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中来。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远程教育网络等媒体进 行广泛宣传，并通过在农村、街道社区举办培训班、发放宣传资料等有效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加强对“非遗”保护工作相关政策和知识的宣传，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不断提高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意识。

(二)构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制度

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政策扶持是分不开的。政府通过制定相关的保护政策和健全的法律法规，根据各种产业所占的市场份额、税收比例采取相应的扶持政策：用管理经济市场的方法管理文化市场，通过机制化的法律法规手段来调控文化市场，逐步建立起完备和成熟的文化市场体系。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将有力的保障民族传统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立法保护“非遗”，关系到国家的文化安全、民族文化的血脉传承。然而，由于我国缺乏专门的“非遗”保护法律，致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受到很大影响。如我国的民间文学《花木兰》，被国外公司制作成卡通影片并获30多亿美元的收入，但民间文学《花木兰》无法获得知识产权保护，自然无处获得相应的收益。为此，我国新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它的出台将“非遗”保护的有效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长期实施和有效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

(三)拓展保护资金来源保障传承人生存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

韩日文化产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政府的各项财政、基金扶持以及灵活的投资体制。公司、基金会和个人的商业性赞助以及公益性的捐助是文化艺术团体经费的主要来源，其数额远高于各级政府的资助和拨款。因此，我国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应设立支持文化事业发展的财政预算，直接或间接提供资金，对传统文化产业和民间文化传承人进行扶持和补助；各级地方政府还应通过税收减免制度等扶持措施，鼓励企业、机构、团体、组织对文化产业进行资金投入；同时，动员社会各界，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传统文化人才；对已经消失或濒危的传统文化形态，要组织专家挖掘并实施恢复抢救工程。完善的政策体系是民间技艺传承人得到发展的重要保障，尽快出台对其的补贴扶助措施显得尤为关键。

(四)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申报，已成为各国文化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我国历史悠久，长期对周边国家产生影响，因此他邦也保存有与我国相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相应保留遗存被先行申报的象现也已经出现。在文化产业全球化加速的今天，谁先理解并合理利用相关国际法规，谁就会对共同的传统文化现象抢先实施申报，并肯定能在今后的文化产业领域里占得先机。

(五)重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产业合作开发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但同样要以战略性发展眼光认识文化产业和传统文化。加大对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深度和综合开发力度，集中优势资源，逐步打造有影响的国际文化品牌。对内可加强各民族的凝聚力，对外可潜移默化地扩大我民族传统文化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这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有积极的作用，更会提升我国文化产业产值在世界市场的份额。

目前，我国对文化遗产的开发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如传统玩具、木雕、刺绣等工艺技术类文化遗产，歌舞等表演类文化遗产，神话、史诗等民间文学类文化遗产，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类文化遗产以及传统医药术、食品制作、冶金术等知识经验类文化遗产，已逐渐步入市场，并通过市场运作的方式开始了它们的产业化经营。在这个过程中，文化遗产的持有者不但从遗产产业化经营中获取了高额回报，同时还在经营过程中弘扬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以及附着于这些文化产品之上的民族精神。

毋庸置疑，文化产业已经成为2l世纪各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充分认识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探索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产业合作开发之路对我国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篇3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一）概念的溯源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主要源自日本于1950年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中提出的“无形文化财”的概念，首次将‘有形文化财’区分出来”。但1972年的《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公约》保护的文化遗产也只局限于物质类，而未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建立“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决议。此后，在2003年10月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并设立《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自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取代了之前的“口头与非物质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在《公约》第二条得到清楚的规定：“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方面：（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容易使人误认为不需以物质为载体，但根据《公约》第三十九条又规定中文文本是有效文本，因此该词一直使用至今。

我国曾使用不同的术语，如民间文学艺术、民间传统文化、传统知识。直到2005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二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包括六大方面：（1）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2）传统表演艺术；（3）民俗活动、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技能；（6）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比较《公约》和《办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定义的区别，《公约》对定义更加详细。在分类中，《办法》更强调传统性，还特意增加兜底条款“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二）与几个概念的区别

“学界在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时，往往提到地域性、民族性、传统性等”，但这并非一定是“非遗”所固有的，其他类型的遗产也可能具有，如泰山。”“作为自然和文化遗产，位于黄河流域，五岳之东，一直作为中国古时的帝王敬天的场所，同时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

与“世界文化遗产”的区别。非物质性是“非遗”与“世界文化遗产”的根本区别。《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1条规定：“文化遗产包括：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份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另外，在保护方法上，两者也有重大的区别，“世界文化遗产”主要运用物理、环境的方法；而“非遗”则主要通过遗产拥有者传承的方法。“如入选‘非遗’西藏《格萨尔》史诗是靠后人的口口相传。”

与“传统知识”的区别。出于保护角度的区别，“非遗”是从民俗传统保护的角度出发，而“传统知识”是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出发。wipo对传统知识的定义为：“传统知识……是指基于传统的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表演；发明；科学发现；设计；标志、名称和符号；未公开信息；以及其他一切来源于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智力活动，基于传统的革新和创造成果。”并不包括“非遗”的“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

与“民间文艺表达”（又称传统文化表达）的区别。根据wipo和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民间文艺表达免受违法利用和其他损害示范法》，仅限于艺术遗产，排出了科学知识在外，而“非遗”则包括两者。

二、保护制度

“《公约》自2006年4月20日生效，规定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度。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祝贺道，这一新文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恰当的保护手段，从而填补了一个重大的司法空白。”“截至2010年6月10，共有134批准了该公约。”

（一）名录制度

1999年，教科文组织通过了设立“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以下简称“口头遗产”）的决议，后自《公约》生效后，“口头遗产”就纳入到“非遗”名录（第三十一条）。至2001年，每两年一次。

根据《执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业务指南》（2010年6月修正）,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遗产符合以下所有标准：（1）该遗产属于《公约》第2条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将该遗产列入名录，有助于确保扩大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提高对其重要意义的认识，促进对话，从而体现全世界的文化多样性，并有助于见证人类的创造力。（3）制订的保护措施对该遗产可起到保护和宣传作用。（4）在社区、群体，或适当时有关个人尽可能最广泛的参与下，在其自由事先知情同意下，该遗产得以申报。（5）该遗产已按《公约》第11条和第12条的规定，列入申报缔约国境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至今，教科文组织应经宣布五批代表作，全世界共213个“非遗”入选该名录，中国占其中的共28个。

根据“执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业务指南”（2010年6月修正），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遗产符合以下所有标准：（1）该遗产属于《公约》第2条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尽管社区、群体，或适当时有关个人和缔约国做出了努力，但该遗产的生存能力仍然受到威胁，因此该遗产急需保护；或者，该遗产面临严重威胁，若不立即保护，将难以为继，因此，该遗产特别急需保护。（3）制订保护措施，使社区、群体，或适当时有关个人能够继续演绎和传承该遗产。（4）在社区、群体，或适当时有关个人尽可能最广泛的参与下，在其自由事先知情同意下，该遗产得以申报。（5）该遗产已按《公约》第11条和第12条的规定，列入申报缔约国境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6）在极为紧急的情况下，经与有关缔约国正式协商，根据《公约》第17.3条，将该遗产列入名录。至此，“全球共有16项代表作被纳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包括中国遗产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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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合作与援助制

“尽管《公约》没明确像《月球协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样，将‘非遗’明确为‘人类共同遗产’”，但还是明确的指出：“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普遍的意愿和共同关心的事项，……国际社会应当本着互相合作的精神与本公约缔约国一起为保护此类遗产做出贡献。”因此，在第一条总则第1.4条关于本公约的宗旨便指出：“开展国际合作及提供国际援助。”

在第20至24条中，详细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援助的目的、形式、条件、申请、以及受援助缔约国的任务。国际援助可采取的形式如下：“（1）对保护这种遗产的各方面进行研究；（2）提供专家和专业人员；（3）培训各类所需人员；（4）制订准则性措施或其他措施；（5）基础设施的建立和营运；（6）提供设备和技能；（7）其他财政和技术援助形式，包括在必要时提供低息贷款和捐助”这些援助涵盖了人才、制度、技术、资金等必要的层面。

（三）基金制度

为了实施国际合作和援助，《公约》规定了要建立一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下称“基金”），根据第25.3条，资金的来源包括：（1）缔约国的纳款；（2）教科文组织大会为此所拨的资金；（3）以下各方可能提供的捐款、赠款或遗赠：第一，其他国家;第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和各署以及其他国家组织；第三，公营或私营和个人；（4）基金的资金所得的利息；（5）为本基金募集的资金和开展活动之所得；（6）委员会制定的基金条例所许可的所有其他资金。

另外，防止基金用于政治目的，第25.6条还进一步规定：“对基金的捐款不得附带任何与本公约所追求之目标不相符的政治、经济或其他条件。”

（四）报告制度

《公约》在第29、30条分别规定了缔约国的报告制度和委员会的报告制度。缔约国应当按照委员会确定的方式和周期向其报告它们为实施本公约而通过的法律、规章条例或采取的其他措施的情况。委员会应在其开展的活动和缔约国报告的基础上，向每届大会提交报告，该报告应提交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报告报告，委员会得以监督缔约国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等保护措施，有效地使《公约》得到实施。

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设计；汉绣；博物馆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独特的记忆，它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让人们对祖先的文化进行瞻仰和传承，它会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对一个国家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因此加强保护文化遗产是我们对文化传承方面能够做到的最大贡献，而博物馆则当之无愧地来承担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让汉绣艺术生动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我们通过研究汉绣的艺术设计来完成民族文化的传承，借助于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提高民族自豪感和上进心，能激发和鼓励人们的创造性思维，让信息和文化遗产代代相传。

1博物馆在汉绣保护中的作用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整合，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隐藏在民间的大众文化，渐渐地让我们感到陌生与模糊。近年来，由于国家对民族文化的重视，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公开。自2006年以来，国务院公布了国家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高校和社会等各方面的研究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出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在日新月异的今天，我国博物馆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和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小到高校的重点实验室，大至北京故宫的数字化管理，我国通过信息技术保护濒危遗产，为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人们的思维里，博物馆的主要责任是收集、保护、研究和展示样品。随着时间的变化和知识的要求，我们又赋予了博物馆新的内容，在今天的条件下，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现代化手段逐渐应用于博物馆中的展览，各种先进仪器甚至可以让人们体验到触觉信息，而一些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不断衰落，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接近现实生活，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对它们的保护也相对困难一些。汉绣艺术是在劳动人民的文化生活中提取出来的特征，与物质文化遗产有机结合，博物馆必须承担起保护文化遗产的功能，为了充分反映汉绣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技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必须充分挖掘汉绣的文化内涵，不能仅限于生活中枯燥的知识，更多的是要宣扬汉绣的艺术魅力（图1、2）。

2汉绣保护与传承的思路设计

中国传统刺绣在发展过程中一直与劳动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汉绣与其他刺绣艺术有着明显的区别，汉绣拥有超过2000年的历史，在东南亚国际博览会上曾经荣获金奖，还有登上人民大会堂的荣誉，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的影响和，汉绣艺术也遭到了破坏。但幸运的是，自2008年6月以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一直在开展，汉绣位列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名单上，汉绣的美丽也为人们所认可。汉绣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点c得以广泛的宣传，极大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注入新的元素，如今的汉绣已经逐步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2.1与物质文化遗产材料结合展示汉绣艺术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基于载体材料的娱乐、宗教、工具和技术应用产品的遗产。这些物品本身是有形的，而文化则是无形的，非物质的动态艺术展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展示意义，汉绣服饰用于京剧艺术活动，还有宗教活动等。用于表演艺术的服饰则可以在博物馆中展示，两者有机结合，使传统的艺术借助于有形的物质向人们展示它的魅力。丝绸刺绣在继承遗产中代表国家的历史，汉绣是武汉著名的传统艺术，其生产工艺有着悠久的历史，武汉城市也可以制作一个汉绣纪录片的文件，从源头上解释汉代刺绣的最初形成到继承发展的今天，通过提供文献和继承人的口述历史展示汉绣传奇。汉绣博物馆作为展示、研究和保护汉绣等文化遗产的科研机构，其中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遗产可以时刻处于激活状态，提供一套可行的方案，以提高参观者的兴趣和加强汉绣的宣传。

2.2通过活动扩大汉绣艺术的民间影响力

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无形的文化仍在延续它的影响力，师徒相传的传承形式延续了上千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要将这些技能在博物馆做现场展示，往往能够带来较好的社会影响，同时也受到公众的支持，还会有一定的经济效益。让观者亲眼看到非物质文化的传承，来到博物馆参观的游客都会受到教育，所以我们要大力推广这种做法。

汉绣博物馆有一个开放的实验区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规划，汉绣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多数人对它的认识逐渐模糊，博物馆工作人员可以邀请专家到现场进行知识宣讲和开展保护组织的论坛。去年6月11日，汉绣在江欣苑社区公园举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T台秀热烈上演，吸引了大量热情民众的参与；去年“十一黄金周”期间，黄鹤楼更是组织数以百计的姑娘展开汉绣绝艺的比赛，她们独特的刺绣手法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汉绣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这一系列活动，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汉绣的认识，同时也促进和加强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武汉这座国际大都市更加有义务保护这个中华民族的瑰宝，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图3、4）。

此外，据了解博物馆体验区的管理人员应邀请到汉绣继承人组织汉绣技能培训班，学员现场进行操作，给游客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平台，吸引点燃热情和兴趣的公众参与。这些活动极大地扩大了对于非遗保护的宣传，还增强了武汉人民的自豪荣誉感，对于非遗保护的顺利进行有着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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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邱红.探寻即将消失的民间艺术――“汉绣”[J].装饰，2006，49 （12）：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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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一、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

进一步加强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和健康发展，结合我县的非物质文化实际情况，福海县委、政府高度重视，抽调专业人员组成专家组，成立了由分管副县长任组长，县委宣传部、文体局、财政局、教育局等单位为成员的领导小组，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义、具体要求、方针原则、保护范围、保护制度等，落实了组织保障、工作职责、经费来源、宣传交流等工作责任，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顺利开展。

二、措施得力，非遗保护工作稳步推进

组织实施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对我县民间文化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在工程启动之初，我们便制定了《福海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施方案》，确定了具体目标、工作原则和主要保护对象。2007年以来，对全县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进行了系统普查，基本摸清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起源、延续、发展、分布和保存现状等情况，建立了《福海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登记表》，及时将普查资料上报到了自治区、地区等上级主管部门，并对搜集与征集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实物和文献资料，做好了陈列、展示、研究和管理工作。对确属具有重要历史、文化、科学价值而面临濒危消亡的项目，采取了拍摄音像资料、收集实物、派专人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进行抢救性保护。

三、加大传承人的保护力度，建立传承保护机制

采取了发掘、培育、扶持等有力措施，努力改变目前民族艺术队伍后继乏人的现状，并给予必要的政策扶持，为传承活动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对具有重要价值的民族民间艺术传承人，尽力保护，在政策上给予重点扶持；鼓励民族民间艺人带徒授艺，加强中青年艺术骨干的培养，使民族民间艺术绝技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福海县《哈萨克族达斯坦》传承人哈孜木・阿勒曼同时也是第二批国家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他是福海县阔克阿尕什乡齐勒哈仁村牧民，是现在唯一一位吟唱哈萨克族达斯坦数量最多的人，可以吟唱100多部作品。据了解他十三岁开始学艺，受其父阿勒曼的影响早年迷恋上了哈萨克族达斯坦，经过几十年的磨砺，掌握了大量的哈萨克族达斯坦唱法。同时，他还可以在不翻看任何文字资料的情况下，将一部成千上万行的哈萨克族达斯坦完整地背唱出来，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被形象地称为“活录音机”。2009年被文化部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这么优秀的传承人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资源、一种荣耀、一处宝藏，因此我县充分认识到了其重要性，对传承人加大保护力度进行重点扶持，通过建造住房、发放生活补助金、划拨耕地等方式解决了住房、生活、医疗等问题，以保证传承人无后顾之忧，专心进行传承培训工作，目前已经培养传承人多名，并积极参与如“文化遗产日”、“纳吾热孜节”、“古尔邦节”等宣传活动，多次进校园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及、培训。通过努力在福海县形成了良好的保护《哈萨克族达斯坦》的社会氛围，民众参与积极性较高。

2014年福海县又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中国哈萨克族达斯坦之乡”荣誉称号。

福海县哈萨克族众多，阿肯阿依特斯是哈萨克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活动之一，截至今年，我县已成功举办了26届阿肯阿依特斯大会，每次都在县乡村组织阿肯海选与培训。2015年由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自治区民间文艺家协会为福海县喀拉玛盖镇荣获“阿肯阿依特斯”之乡进行了揭牌，这是对我县民间阿依特斯文化的高度肯定，必将推动我县哈萨克族阿肯阿依特斯文化发展和传承，哈萨克族阿肯阿依特斯文化得到进一步弘扬和宣传。

四、加强传承人培训，民族民间文化走进校园

对传承人的传承培训工作加强管理，积极与传承人签订传习协议，把任务落实到位，将培训与教育、辅导相结合，使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进社区、进校园。福海县是哈萨克族居住较为集中的地方，我县将《哈萨克族卡拉角勒哈》作为课间操进行普及，使每个在校学生都了解并掌握了该技艺。尤其是中小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兴趣爱好随着传习的开展，学员人数不断增加。我们利用这种优势将《哈萨克族达斯坦》、《哈萨克族卡拉角勒哈》等资源进行了集中培训推进校园，这些代表性项目列入了日常学习课程，使民族民间艺术绝技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五、认真做好“文化遗产日”宣传活动

加强宣传，营造保护氛围。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媒体上开设专栏，不定期刊登、在人口密集处发放宣传单、举办展演、展览、培训班等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知识，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扩大知晓面，广泛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种类及保护重要性，增强全社会的保护意识，动员社会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相关“搜遗”活动，有效的提高了全县人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保护意识。

六、有效利用，做大做强品牌

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与爱国主义教育、思想道德教育等相结合，大力发掘并充分利用乡土文化，激发广大群众的民族自豪。与培育和发展旅游业、文化产业相结合，促进形成富有地域特色和庆元优势的民族民间文化产品系列，做大做强特色品牌。

七、健全队伍，加强业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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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了有效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世界各地纷飞掀起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浪潮。中国作为一个历史大国，更加应该突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立法保护，该工作关系到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明交流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本文将侧重从行政立法角度来探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问题，充分发挥行政法在非物质文化保护中的优势，并总结行政法保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不完善之处，建立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体系，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及特征分析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是指那些以各种各样的文化形式存在的、能够满足社会和人们的认同感、并为社会文化创造提供灵感的各种物质、艺术、场所、实践、技能、工艺品等等，它的内容范围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首先是各种口头传说和表达，主要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其次是各种形式的表现艺术和表演艺术;再次是形式各异的社会风俗、礼仪、节庆等等;此外还有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最后是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分析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民族凝聚性，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体现出该国家或地区的精神风貌和民族特色，这是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本质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起着纽带的作用，经过源源不断的过滤和升华，可以将整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凝聚在一起，保证民族生活的正常进行。其次是广泛的群众性，具体表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广泛的群众影响范围与影响力。通过漫长历史流传下来的特定民俗的社会影响力是巨大的，可以超越地区和种族差异。再次是以口头或者其他方式体现的传承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需要有一些特定的形式，要想顺利在不断繁衍的后代中流传下去，必须最大限度的借助人的口头、动作或者其他方式来传播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具有变异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流传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很多外在因素的影响，致使它的内容和形式都不断的发生变化，因为，口语这种传播形式本身具有很大的变动性，而且语言和行为很难在传播的过程被原封不动的模仿和传递，同时流传内容和形式也会随着民族心理、地域观念、社会变化的不断变化而产生一些新变异。最后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流传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当地民俗的影响和渗透而具有独特的地区特色。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分析

 

(一)地方行政立法的保护现状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宁夏、江苏等省先后制定了保护民间美术与民间艺术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这些法律规章率先开启了地方行政立法的先河。1997年，国务院又颁布了《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云南、贵州、福建、广西等省在国务院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又相继出台了适合自己本省的省级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这些地方性民族民间传统保护文化的出台，有效的保护了各地各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工作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借鉴经验。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现状有待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庞大，需要管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与数量众多，因此，需要首先充分发挥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职责，并将文化部门、文物部门等多个部门联合起来，建立完善、有效的非物质文化管理体系;建议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机构，避免多方管理、责任推诿的现象的发生;制定高效、合理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规定保护条例的总则、认定与传承、保障措施、法律责任等具体内容。

 

(二)中央行政立法的保护现状

 

中央行政立法保护的现状是在地方性立法保障的基础上，在总结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经验而出台的高级立法。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明确指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大意义、工作目标和指导方针，并给予了详细的保护建议。《意见》指出应该建立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充分发挥政府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主导作用，建立保护工作领导机制;其次，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由文化部牵头，实行有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国家民委、财政部、建设部、旅游局、宗教局、文物局等联合参与的保护联席会议制;再次，充分发挥专家作用，广泛吸纳有关学术研究机构、大专院校、社会团体等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意见;最后，实行专家咨询机制和检查监督制度，推动国家国务院及其各部委乃至各省市的专家联手的行政立法的序幕。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分析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与知识产权的客体并不完全对应。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指人们在科学、技术、艺术等知识文化领域形态中所创造的出的精神产品，它可以分为创造性成果、经营性标记、经营性成果三个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各类传统工艺、技能、语言、艺术等等，两者之间的主体并不完全对应，知识产权客体中的经营性标记和经营性资信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不能仅靠知识产权法来指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

 

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行政法的特别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涉及公、私两方面的利益，因此，首先应该确立国家范围内 的公法的权威性，由国家来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的历史文物，这需要着重发挥行政法管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的高效、及时、主动的优势;另一方面，确保缔约国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总政策，建立主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的专门机构，采取合适、恰当的法律、行政、财政等措施，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二)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体系的建议

 

1.要建立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申报、确认和普查制度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完整过程中，要切实实行国家、省级、市级、县级四级申报确认制，对有申报资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由低到高的顺序逐级进行申报。同时还要注意有优先申报的问题，对具有共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坚持优先申报的原则，“端午节”申遗事件就给我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要抓住申遗的最佳时机，切不可被动。

 

2.加强行政立法保护，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机制

 

目前中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法律不够完善，能够起保护作用的法律具体包括《文物保护法》、《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及地方性的文物保护法规等，为此，应当建立专门的行政法，借助行政法来调整和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鼓励行政机关积极进行创制性行政立法，建立相对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

 

3.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个引入听证制度

 

听证制度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听证制度的实行可以广泛征 集和了解民意，可以帮助行政人员全面了解真实情况，以减少人力和物力投入，达到节约资源、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现行的听证制度主要包括处罚听证价格听证、立法听证、环境听证、许可听证等等。

 

4.实行行政奖励制度，鼓励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单位

 

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单位可以实行行政奖励制度，这样可以充分发挥个人和团体的积极性。为此，首先要在法律上对授奖主体进行必要的规范，明确各级授奖主体的权限和职责;其次，明确规定奖励的范围和条件，使得奖励范围和条件明确化，应该包括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再次，明确规定奖励的等级和标准，利用多种激励方式，发挥激励的整体效应。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重大历史文化价值远非物质财富可以衡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通过上述本文的探讨，笔者主要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及特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三个方面的内容，以期能够促进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的逐步完善，建立完善的行政立法保障体系，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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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野猴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

新野县猴戏艺人鲍凤山等4人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街头表演时，因没有携带野生动物运输证而被该市森林公安局民警带走，法院判决认定，4人犯非法运输珍贵野生动物罪。传承千百年的新野猴戏首次因非法运输珍贵野生动物而判刑。另外，新野猴戏的继承人则是越来越少，这也意味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野猴戏会随着耍猴人的减少而逐渐的消失。十几年前，新野猴戏艺人有数万，现在仅剩四五百人，原本传承就难以为继，如今又面临不明确的执法挤压，传承和打击让手艺人不知所从。[3]新野猴戏存在的问题，也从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问题

新野猴戏艺人的“罪名”的成立在某些程度上是对非物质文化的扼杀。这个问题凸显出我国现有法律对非物质文化保护的不足。其一，现有的法律大多是地方性法律法规，约束性不强，权威性不够，不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其二，主要是以公法为主，尚未建立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我国目前缺少系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法律主要是以地方性法律为主。新野猴戏是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对于黑龙江省来说是对野生动物的非法对待。这反映出我国目前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为地方立法，立法位阶不高，权威性不强，影响力不大，没有真正的起到法律保护作用。虽然我国国务院先后颁布《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也明确提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工作目标和指导方针，确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规定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文化遗产日”。但是这些只是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一个思路，并没有形成系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1997年我国颁布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和1982年颁布并在2002年进行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它们中有些虽然涉及类似非物质文化遗产现象，但也仅仅是作为其保护客体的附带对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整尚缺乏法定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具有与众不同的特性，如果想对其进行全面的保护，现有的法律制度是不够的，这就需要制定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门法律法规进行保护。[4]公法保护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途径[5]，相关法律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可实施性和针对性；各省市出台了专门性地方性法规，但是地方立法囿于其地域范围和保护对象的限制，这些法律文件的适用受地域范围限制，只能在本行政区划范围能起法律效力，同时，分散性的地方性立法会造成保护内容不一，法律文件冲突，立法资源浪费等状况。对于我国法律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这两个主要问题，需要引起广大学者的共鸣。为此我们亟需建立完备法律保护体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传承人在法律条文上作出明确的相关的规定，切实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稳定持续的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自身利益，充分的体现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因此，需要在法律上作出很大的努力，通过对法律的改进和完善，从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提供一个可靠的法律保障体系。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问题

“新野猴戏”事件，不仅让人们看到了法律保护的不足，也让我们了解到了新野猴戏的传承人也是在逐渐的减少，现在耍猴艺人年龄偏大，很少有年轻人在从事这个行业。十几年前，新野猴戏艺人有数万，现在仅剩四五百人，原本传承就难以为继，如今又面临不明确的执法挤压，传承和打击让手艺人不知所从。

“新野猴戏”事件也反映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存在的问题，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我国也做出了相应的举措，如关于非物质文化传承，现在我国主要是依靠传承人进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制定与颁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对传承人的认定标准、权利、义务及管理作出具体规定。2007年6月，国家文化部公布第一批226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6]，2008年2月公布第二批551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7]，2009年5月公布了第三批711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8]，2012年12月公布了第四批498名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传承人[9]。我国先后公布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可见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相当的重视。但是，由于我国文化的多样，地域的复杂形，以及民族之间的差异性等等，导致对于传承人的保护并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虽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与发挥作用的工作虽然取得初步成绩，却依然存在许多情况和严峻的问题。

新野猴戏的耍猴艺人急剧减少以及没有年轻人原意从事相关的技艺的这些现象，也从一定的角度反映出了我国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方面存在的问题。首先，大多老艺人已经离世，很多精湛的手艺也随之消失殆尽；其次，在世的艺人老龄化和严重，后继无人；最后，作为传承人社会地位低下，生活得不到保障。绝大部分艺人虽技艺精湛甚至身怀绝技，但生活无保障，既无退休工资，又无医疗保险，日子过得很窘迫。[10]为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没有政府的引导和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就很难得到有效保护。国家需要对这些传承人作出相应的规划，在这个过程中，要考虑到各种因素，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应当充分发挥相关技艺的人才，对其加大政府的投入与照顾，充分培养更多的艺人，保障好其切实的根本利益。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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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林静.“耍猴儿”的被拘，非遗猴戏何处去[N]. 新华每日电讯，20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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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文化部办公厅. 文化部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通知[N]. 中国文化报， 2007.06.

[7]文化部办公厅. 文化部关于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通知[N]. 中国文化报， 2007.12.

[8]文化部办公厅. 文化部关于公布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通知[N]. 中国文化报， 20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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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众所周知，莆田市素有“文献名邦、海滨邹鲁”的美称，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藏。多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文化部门的努力下，目前，秀屿区拥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4个、省级非遗1个、传习所2个、传承人2个，这些非遗项目都是具有秀屿特色，是秀屿独有的文化印记，他们在展示着我区独特的文化魅力。

莆田市秀屿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于2009年正式开始启动，通过实地考察走访、查阅资料等，摸清了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情况并建立了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和数据档案。2009年，我区申报的民间工艺――笏石下郑草编工艺、笏石下郑竹编工艺、传统习俗――东峤凌烟建房“点脊”习俗、北埔凤山寺巡游习俗等四个项目被列入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0年，我区申报的民间信仰――东庄陈靖姑信仰习俗、平海卫城城隍爷信仰习俗、传统技艺――莆田传统金银首饰加工技艺、莆田传统铜雕技艺（于2014年获批福建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埭头民间泥塑工艺、传统医药――笏石民间痔疮传统治疗、东峤民间刮痧传统艺术等七个项目被列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3年，我区申报的民间文学――郭定光传说、传统美术――陈氏根艺、南日木帆船制作技艺等三个项目被列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其中，传习所有莆田铜雕技艺林朝飞传习所、陈氏根艺陈志华传习所。近年来，由于很多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利润低，从业人员多另寻他业，很多项目濒临灭失，亟需加强保护，主要表现在：

一是加大宣传力度，有效提高非遗保护意识。继续推进非遗进校园进社区活动和各种宣传展示活动，促进非遗文化的传播和弘扬。为了更好地守护文化遗产的家园，保护传承好珍贵的非遗资源，秀屿区文化馆多次组织“非遗进社区”活动，结合“三下乡”、“世界读书日”等对非遗保护工作进行宣传，提高群众的保护意识；2015年成功举办了“忘不了乡愁秀屿区文化遗产摄影展”，展示了我区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呼吁社会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并共同参与；2016年4月，秀屿区文化馆组织“送文化下乡――走进平海・共仰妈祖”文化汇演，在汇演中普及群众非遗保护意识，受到群众的好评，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今后一个时期，这方面仍然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工作领域。

二是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确保经费投入。一直以来，经费不足致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遇到不少的困难，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的精髓，传统习俗、民间信仰等活态的文化遗产，我们将保留最原始的文化印记，创造特色的文化品牌。其次，我们将积极向市、省申报，争取专项经费补贴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习所、陈列馆标准化建设。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建立传习所，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提升传习所的规模和实力。另外，秀屿区文化馆从多方面结合我区非遗特色，创造非遗展示的平台，在2015年举办的“文化遗产摄影展”中取得良好的成效，并通过“莆田市首届文物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创作大赛”，鼓励和指导非遗传承人踊跃参加，提升自身作品的知名度，争取社会爱好者的投资，提高品牌效应，实现其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重效益。目前，我区共有2个传习所，莆田铜雕技艺林朝飞传习所、陈氏根艺陈志华传习所都具备一定生产规模与实力，而且打造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品牌，艺术作品也受到全国各地知名人士的好评。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继续开展传习所的建设工作，鼓励传习所开班培训班并给予业务上的支持，探索多样化的文化传承方式。

三是有效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者的非遗保护意识，提升业务技能。积极培育和发展非遗志愿者队伍，动员、鼓励各方面人才特别是有兴趣的爱好者成为非遗文化志愿者。进一步明确非遗保护工作肩负的责任和义务，通过专业培训、定期服务等各种方式培养非遗文化工作骨干，深入基层，为非遗传承人的创作提供便利，指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促进非遗项目、传习所、陈列馆的建设。坚持“保护第一，以保为主”，加强已@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的分类指导、动态管理，解决重申报，轻管理、轻保护的问题，抓好非遗的抢救、传承，留住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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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对策 保护性开发 宁波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近几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单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渊源、概念、内涵、价值、保护原则和措施等方面,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结合起来的研究成果较少,尤其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业发展相结合的研究更少。本文以宁波为例,拟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相结合进行研究。

一、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保护及开发现状

浙江是我国的文化大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众多。2006年国务院批准颁布的首批518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浙江省占了44个;2008年第二批510个国家级非遗目录中,浙江占了85项,两批入选数量均居全国第一。宁波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既拥有河姆渡遗址、天一阁等物质文化遗存,又拥有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梁祝故事等口头传说、甬剧等地方戏曲、四明南词等民间表演艺术、骨木镶嵌等传统手工艺、“缸鸭狗”汤团等传统老字号、十里红妆等民间礼俗及丰富多彩的渔风渔俗等。其中,梁祝传说、宁海平调、奉化布龙、朱金木雕等于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徐福东渡传说、甬剧、姚剧、四明南词、宁波走书、骨木镶嵌、晒盐技艺、渔民开洋谢洋节、宁海十里红妆婚俗、石浦――富岗如意信俗于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到目前为止,宁波国家级 “非遗”项目已达到14个,名列浙江前茅。

宁波在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在全国先行一步,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至今,宁波市文化等部门抢救和传承了奉化布龙、余姚犴舞、宁海狮舞、前童抬阁、宁波走书、四明南词等民间文艺,培植和建立了一批非物质文化传承基地和传承人才,本着继承与创新的原则,成功举办了象山中国开渔节、宁海中国开游节、宁波国际服装节、奉化弥勒文化节等文化节庆,特别是对以梁祝传说作为本源的梁祝文化进行了重点保护和挖掘,开发了梁祝爱情主题公园和鄞州梁祝爱情节等旅游产品,使宁波在对梁祝文化的保护、研究和利用等方面都在全国领先。但是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化生态的巨大变化、宣传认识的不足以及保护手段不够等原因,宁波的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依然面临消失的危险,如宁波走书、四明南词、宁海平调等口头文化和传统表演艺术濒临失传,朱金漆木雕、泥金彩漆、骨木镶嵌等民间技能后继乏人,全市23家传统老字号已所剩无几。另外,在对梁祝文化、“十里红妆”等经济价值高、产业优势明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利用方面实质性推进力度不大。

根据宁波市“十一五”发展规划,2020年宁波将被建成“海内外闻名的港口旅游城市”。虽然目前宁波市旅游业总收入占到GDP的9.5%以上,旅游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宁波的国际旅游发展明显滞后于国内旅游,旅游国际化程度偏低,海外游客接待人数和旅游创汇能力在全国十个主要沿海城市中排名靠后 。其中原因较多,但最根本的是对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挖掘不够,档次不高,缺乏独特性。其实,梁祝故事已成为有世界影响力的民间文化,与旅游业结合的空间还很大;奉化布龙等传统表演艺术与旅游业发展结合可以丰富游览内容和提升旅游产品档次;利用朱金漆木雕等手工技艺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利用渔港文化和渔风渔俗开发海洋旅游产品、利用宁波缸鸭狗汤团等弘扬宁波饮食文化等方面都还有很大的开发空间。

二、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措施

1.注重政府主导和全民参与相结合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和全民应各司其责。政府应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工作方针,既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也要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政府应吸引宁波的大专院校、社会团体等方面的专业工作人员加入,加大对非遗保护工作的宣传力度,唤醒旅游者和非物质文化拥有者对非物质文化保护的热情,鼓励和支持各种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研究活动,把一些非遗写入宁波市普及读物,让全市学生从课堂上积极普及非遗保护的知识,进而培养全市民众热爱非遗的观念,最终在全社会形成保护非遗的社会环境。同时,笔者建议有必要设立“宁波文化遗产日”,命名“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之乡”,发展民间艺术生态保护区,做大民间艺术品牌活动项目,建设民间艺术展示场馆,建立民间艺术产业基地。此外,通过媒体宣传、开设宣传论坛、建立网站以及建立交流演出机制等形式向国内外广泛宣传宁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加深国内外游客对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和认识,提高全民参与抢救和保护非遗的积极性,使广大民众成为非遗保护的真正宣传者和受惠者。

2.注重传承与创新相结合

首先,通过民间采风、调研等形式对宁波非遗建立档案、妥善保存和合理利用,用文字、图片、音像等手段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的记录,实施“记忆工程”。其次,传承非遗的活态文化。有关部门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老艺人招收继承人,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在青少年中得到继承和发扬。要解除老艺人的生活后顾之忧,使他们能专心致力于非遗的传承弘扬工作,对学习传统手工艺的年轻人可实施激励措施。目前,宁波市已对26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了32个传承基地和31个传承人,这不失为一种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形式,建议能严格按照《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和《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实施。最后,要将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相区别开来,在科学的意义上保护,在科学思想的指导下合理地加以适当地利用。应严格防止借旅游开发名义过度采掘和滥用歪曲非物质文化活动的现象,更应杜绝借继承创新名义随意篡改和无端修正非物质文化中传统艺术的现象,力求做到不因保护招致破坏,而是在大力做好保护和传承工作的基础上再考虑合理开发利用和发展创新。

3.注重物质与非物质相结合

没有物质,非物质便难以传承,没有非物质,物质便成了空壳。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独立存在的,往往要以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载体,与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联系非常密切。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更多的是精神范畴的东西,并且比较抽象,缺乏可感觉性,因而应充分考虑物质再现,与物质遗产相结合,对遗存等建造、制作过程富于历史传统的模拟,吸引人们参与,选择物质再现的项目和内容必须简单和易于操作,形式可以“在遗产地或者众多遗产集中地区的中心城市建立一些能让传承者(表演者或工匠)经常光临的机构如文化中心、音乐厅或博物馆等”,强调的是不能失去非物质文化遗产环境的原真性。如宁波的国家级非遗越窑青瓷制作艺术的载体是慈溪上林湖越窑遗址,该遗址是国保单位,是中国古代青瓷瓷窑的代表窑址,越窑青瓷文化和越窑青瓷遗址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二者不可截然分开,所以对它们二者的保护应当有机结合起来。例如在保护好越窑遗址、努力挖掘和研究越窑青瓷文化的基础上,大力开发越窑青瓷工艺品,即使越窑青瓷制作艺术的古老民间工艺发扬光彩,又能为发展地方旅游经济服务。

三、保护性开发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措施

濒危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普遍特征,有效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开发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好传承。宁波以民间艺术、民俗文化、民间技艺形式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得到了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如何让经济发展进一步带动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如何让宁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开发带动宁波旅游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可采取以下措施。

1.保护性开发宁波民间表演艺术

民间表演艺术是所有文艺形式的创作源泉,以民间表演艺术为素材,用世界的通用语言去表现,可以创作电影、小说、漫画、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产品。因此,将宁波民间表演艺术开发成为文化产品,使它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也会是很好的保护开发。比如梁祝,有地方戏曲、电影、电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开发的旅游项目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笔者建议,将宁波其他的戏曲、曲艺等民间表演艺术也可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制作成音像制品,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进行宣传推广。需要强调的是要保护性开发,既要保持原貌,又要使之很好传播。同时,以民间表演艺术为依托,在博物馆、旅游博览会、交易会将一些传统手工技艺向当地居民和广大中外游客进行展示,聘请民间艺人在旅游景区进行传统民间艺术表演是非物质文化与旅游开发相结合的有效形式。宁波的一些民间表演艺术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审美价值,如宁海平调的地域性之强,程式化之讲究,堪称国内罕见,尤其是平调的绝活――耍牙,可与川剧的变脸、吐火等绝活媲美,被誉为东方绝技。此外,中外闻名的独特舞种余姚犴舞以及宁波走书、甬剧、姚剧等传统表演艺术性和观赏性都很强,都可为旅游所用。

2.保护性开发宁波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的保护与开发主要靠政府扶持。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最贴近大众生活,最富有生活情趣,最具有纪念和象征意义。比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虽然全国各地都过此节,但是各地的过法不一样,体现的地域特征非常明显,也可为各地旅游业所用,关键是要深度发掘民俗的文化内涵,并开发相关独特的旅游文化产品,这一点是旅游业尤其需要注意的。2010年世博会即将召开,这是宁波向世界展示的绝好机会,充分研究宁波民俗文化,开发宁波民俗旅游产品,是宁波向世界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千载难逢的契机。就宁波目前利用民俗举办的旅游节庆活动来看,中国象山开渔节运作比较成功,但在突出体现目的地个性、加大规模和游客参与度、注重城市的牵动效应等方面还有待加强。宁波另外一个独具特色的民俗“十里红妆”已经与旅游开发相结合,目前已经开发了国内唯一的展示古代女子生活的民俗博物馆,并列入了旅游景点。但还需在强化博物馆收藏、展示、研究三大功能的同时,针对游客开发丰富多彩的参与性项目,如让游客体验古代十里红妆婚俗婚礼的活动,同时要与旅游节庆活动开发相结合,举办十里红妆婚俗风情节庆活动等。此外,挖掘生产和销售功能,开发一系列有关红妆的仿古旅游工艺品,也是对十里红妆民俗的有效利用。

3.保护性开发宁波民间手工艺品

每一个民间手工艺品种都凝聚着几代艺人的心血,饱受历史洗礼,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传统手工艺的湮灭就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断层,要使民间手工艺术得到保护,就应该与旅游开发相结合,把民间手工艺术品开发成为旅游纪念品。宁波的朱金木雕、越窑青瓷、象山竹根雕、骨木镶嵌等历史悠久、富有浙东文化特色的民间手工技艺,有关部门可根据旅游纪念品开发“新、美、实、便、藏、流”的原则,将传统工艺与高新技术有机结合,开发出一批创意新颖独特、设计精美、地方特色鲜明、文化内涵丰富、实用性强、宜于收藏、经济效益好的旅游纪念品。为了既提倡手工艺品的“原汁原味”、保持手工艺传统的精湛技艺,又要考虑把手工艺企业和作坊做大做强,解决手工艺生产企业和艺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在保护性开发民间手工艺品的实践中,要坚持走“以精品促产品,以产品养精品”之路。即企业和艺人可安排一定的人力和财力创作一批纯手工精品,供政府、博物馆和个人收藏,以达到抢救、继承民间手工艺的目的。同时,推进技术改造,以机器生产代替部分纯手工,开发一些适应不同游客消费层次的产品,降低成本和价格,满足大众游客的消费需求。用精品的声誉为大众产品树品牌,提高产品的知名度,促其打开市场销路,实现经济效益,这样就有财力支撑企业培养人才和艺人创作精品,以市场化的产品养工艺精品,又可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双赢的目的。

4.保护性开发宁波餐饮老字号

历史上的宁波餐饮业曾涌现出一批著名的老字号企业,如梅龙镇、状元楼宾馆、东福园饭店等都曾被命名为中华老字号,如今大多名不见经传,只有淹没在宁波城隍庙美食区的缸鸭狗汤团店还在唱独角戏,但特色也不明显,虽然还供应宁波著名的传统特色小吃――猪油汤团,但主要经营的还是快餐。如何振兴众多宁波餐饮老字号,已经成为宁波各界共同关心的问题。笔者认为,除了加大政府对宁波传统饮食文化的开发、保护和扶持力度外,与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相结合是一条理想的路子。政府及相关企业可从特色菜品、旅游线路、旅游纪念品和旅游建筑设施等多个角度进行旅游开发;建立特色饮食中心、饮食文化展示馆,举办美食文化节,与其他节日形成互动,进行连锁经营等旅游形式促进宁波地方旅游业及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宁波有关部门应重视宁波汤团、溪口千层饼等名优小吃的开发,认真研究和挖掘宁波饮食文化的背景、历史渊源、民间传说等资料,将品尝和观赏宁波名优小吃活动纳入旅游线路之中,让游客边听、边看、边尝,使游客在吃中感受宁波餐饮文化,于旅游中弘扬和宣传宁波餐饮文化。最后要将传统老字号保护与冰糖甲鱼、锅烧河鳗、彩熘全黄鱼等宁波传统菜点的文化挖掘和创新相结合,扶持和培养几家餐饮名店,使宁波菜与宁波港、宁波帮、宁波装、宁波景一起成为宁波城市形象的五张亮丽名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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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葛慧君:浙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数量全国第一. [EB/OL].浙江在线新闻网站:zjnews.省略/05zjnews/system/2008/12/11/01507034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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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非物质文化遗产；共享性开发；协同发展

2013年9月、10月，主席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期间，先后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界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从国家层面看，该战略的实施旨在利用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特质，重新打造中国与古丝绸之路和古代海上贸易路线国家的合作关系，与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民心相通、文化建设是该战略的题中之意。它不仅为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带来新的平台，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尤其是资源开发提供了新机遇。

一、“一带一路”战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一）非遗资源开发与非遗传承保护不冲突

非遗资源开发与非遗传承保护这两个问题并不存在本质冲突。就前者而言，主要指的是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的商业开发。虽然资源开发的方式在当下有很多问题，尤其是学界所担忧的“产业化”问题，但是从商业开发的路径看，与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方式之间是不矛盾的。

“生产性保护”是我国自加入教科文组织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并全面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至今，结合中国实践经验，提出的一种新的保护手段。2012年2月，中国文化部颁发的《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中专门界定：“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简而言之，其逻辑起点就是通过非遗项目的手工产品和手工产品市场的开发，利用经济效益的获取来可持续地推动非遗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然而，由于现实开发中大量出现的去手工化、机器化生产现象，学界对于非遗资源的开发、非遗产业开发一直存有比较大的异议。这事实上不是非遗资源开发的内在问题，而是全社会对非遗资源开发的文化自觉、文化自律问题，需要由政府主导予以监督和管控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这些负面问题的存在，而本质上否定非遗资源开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延续，重在传承，也重在发展。唯有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知与更深层次的社会消费，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获得更长久的生命力。

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迫切需要融入社会生活，需要广泛的社会消费，唯有如此才能催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传承并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需要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一带一路”为非遗资源开发、走出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从“一带一路”的战略合作框架看，它贯穿了亚、欧、非大陆，连接了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沿线有65个国家，人口总数达44亿，占全球总人口比重的六成之多。尽管各个国家之间在种族、民族、宗教、社会制度以及生活方式上存在各种差异，但是古丝绸之路悠久的贸易历史，也说明这些地区之间有着心灵相通的文化基础。从非遗资源开发、非遗产品走出去来看，这些沿线国家在消费中国非遗文化上不仅有历史基础，更有广阔的市场空间。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能够开拓并抓住这些市场机遇。

（三）非遗文化走出去有利于实现民心相通的战略目标

自2013年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来，文化建设一直是该战略重要的题中之意。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就明确提出，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作为主要发展内容，其中，民心相通成为该战略实施的文化目标。因此，如何推动沿线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化对话，在尊重客观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增加文化间的相互认知与彼此认同，则成为我国丝绸之路沿线省份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战略任务。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多样性的活态表征，有利于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文明对话与相互认同。从文化间关系看，文明或文化的冲突在今仍真实存在。促进文化间的交流对话，正是为了达成多元文化主体对彼此文化的认知、尊重乃至理解，增进文化间共同情感的交流和确认。世界各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不同民族、种族、族群的文化传统的延续，在其意义结构中事实上是存在一定的相通之处的。一方面，共同的文化源头或亲近的文化血缘为不同地区的文化对话提供了交流的历史基础。我们在追溯一种文化或文明的源头或流变脉络时，总会发现这种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没有一种文化能够保持^对的独立；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对于生命、爱情、自由、正义等价值的共同体认，是不同地区人们能够跨越民族、种族、国籍、语言进行交流并相互认同的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承载了这些普遍情感的重要载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不同地区文化交流或交融的产物。丝绸之路沿线省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很多文化的形成、演变都受到古丝绸之路经济贸易往来的影响，或者是经由外国传入，或者在中外互通的基础上受他国文化影响从而流变演化。可以说，这些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大地丰富了古丝绸之路文化的内涵。因此，要推进民心相通，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所以，“一带一路”战略的启动，事实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战略机遇。利用“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助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实质上就是要在新的文明周期开始的时候，与各国人民共同开启新的文明之窗。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非遗资源共享性开发的对策路径

如何抓住这一机遇，如何积极利用其战略机制，针对性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则是本文思考的主要方面。具体涉及如下几个问题：

（一）在国际开放视野下，科学规划制定非遗资源共享开发的协同机制

丝绸之路连接着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国家），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的广阔区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提出，事实上正在重塑国内沿线区域的社会地理空间关系，重塑区域之间的空间文化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作为文化资源，就是被重塑的空间文化关系的重要方面。沿线省份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产业培育以及非遗产品走出去等方面做好区域协同的一体化规划。

而就协同一体的规划制定看，首先要考虑资源禀赋问题。既要立足经济带整体性资源优势做好战略的系统定位，还要兼顾各区域的比较资源优势，做好战略的空间布局。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南四省区市重庆、四川、云南和广西。这些地区拥有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仅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情况，就有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玛纳斯”、以及“麦西热普”，青海的热贡艺术，甘肃的“花儿”、皮影戏。而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前三批）的数量和资源类型来看，这些地区的非遗资源主要集中在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以及民俗方面，其中，尤属传统手工艺和民间美术资源的数量甚为丰富。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资源开发的现实困境，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仍需以保护为主，因此，从文化走出去，尤其是依托“一带一路”经贸平台走出去的路径看，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类项目的资源开发是比较契合的。当然，就各省份自身的战略开发选择看，还需要再分析具体名录项目的传承基础与资源开发的可行性条件，从而确定其开发重点。

除了现存资源禀赋，各省份与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尤其是历史互动方式，也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沿线省份在地理、社会、经济环境上的差异客观影响了历史上贸易路线、贸易方式、贸易内容的差异。相应地，文化往来互通的方式、内涵以及层次也有差别。今天，重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就不得不搞清楚古丝绸之路的跳动脉搏，其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明晰沿线省份的战略分工，更好地进行资源配置。这就要求沿线省份积极做好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挖掘和研究工作。通过深入挖掘、整理历史脉络，理清该地区与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确定与新丝绸之路的契合方式。

在综合考虑资源禀赋、历史互动因素基础上，协同发展的对话机制更是不可或缺。没有出于顶层设计的协同机制，或者说没有实质性发挥作用的协同机构、协同制度，没有跨行政区域的对话、合作乃至监督评估平台，不利于经济带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的整体规模经济，容易导致资源的重复开发、同质化资源开发的恶性竞争等一系列后果。沿线省份的政府机构应加强这方面的对话，切实推动有关非遗协同开发与走出去管理机构、制度的建设工作。

（二）在政府积极主导下，科学搭建多层次、高质量的非遗产品国际贸易平台

在“一带一路”战略机遇下，推动非遗资源开发并以此促进非遗文化走出去，需要特定的贸易渠道。作为经贸战略，“一带一路”在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交通设施建设上进行了大量投入，这也为非遗产品走出去提供了客观有利的条件。然而，不同于工业、生活消费品，非遗产品不是大宗消费必需品，沿线国家的市场有待深入挖掘，国际化的产品展示和贸易平台是必需的。艺术节、文博会、项目推进会等平台的建设应当成为战略重点。

目前，我们已有一个综合性主题的国家级平台，即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这是由我国政府批准，由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旅游局、中国贸促会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面向沿线国家的国际流合作平台。2016年9月20日举办了首届“文博会”，从参与国家和代表团的数量看，规模非常大，文化和经济效应后期会逐渐显现出来。

除搭建综合性国家级文博会平台，主题类文博会、艺术节平台的建设则具有积极的补充作用。沿线省份不要在综合性平台建设上同质化竞争，而要结合区域资源优势，积极搭建特色文博交易平台，努力做好品牌建设，为当地特色非遗产品的走出去发挥实质性引导作用。

（三）在社会协调基础上，着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产业开发中社会参与的主体性和广泛性

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地区间民心相通、文化交流，其参与主体不仅包括政府、企业，还要积极调动社会公众、基层的文化参与。就这些区域而言，多数地区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对较低，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主要在经济欠发达的乡村地区传承，非遗资源的商业或者产业开发对于当地民众而言，不仅是其参与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式，更是增加自身收入改善经济环境的重要途径。因此，出于保护地方文化生态、加强文化传承的考虑，要特别保障这些地区的社会参与权利并构建参与机制。

从目前看，一是要扶持、建立一定数量的民间手工艺专业村，将这些地方特有的文化资源、智力资源以及劳动力资源积极有效地整合到非遗资源产业的开发建设中，引入到“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战略的实质性推进中。二是继续发展并优化“农户+协会+公司”的协作发展方式。一方面，强化协会在非遗保护与非遗资源市场开发关系协调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协会统筹个体农户、个体传承人集体参与地方非遗资源开发，从而加强实现整体规模经济效应。

（四）在可持续发展原则上，牢固确立非遗资源开发的创新意识，不背离非遗传承保护基本原则，鼓励非遗产品走出去

非遗产品的开发需要创新意识。从我国古代文化艺术走出去，尤其是文化艺术商品的外销经验看，积极的文化创新、文化调适是其关键因素。既然要打开沿线国家的文化消费市场，就必须做好融入国外文化市场的准备，审美取向、价值偏好的调适，技艺的创新，包括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些都必不可少。换言之，既要保持有中国特色，也要一定程度上容易被外国消费者接受。这与非遗的传承保护是可以调和的。只有不内在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不背离该非遗项目传承流变的文化特质，不改变手工生产的基本手段和工艺流程，在产品开发的外观、样式上有充分的创新空间。

从我国古代年画产业繁荣期大量外销的情形看，其中就有丰富的年画题材革新，尤其是针对外销地区的审美趣味、世俗信仰等创作了丰富的专门满足当地热门需求的年画产品。同样地，从我古代瓷器的外销经验看，也是如此。我们不能狭隘地将非遗的传承保护理解为固守现状、一成不变。诸多非遗项目流传至今，正是在不断地创新与调适的节拍中保留其社会生命力。从这一点而言，积极抓住沿线国家的市场空间，绝不是用非遗去牟取所谓的经济利益，而是要依托新市场的打开，提高非遗文化的国际认知度和接受度，通过非遗产品的社会消费来提高其创新的生命力。这也正是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谈非遗资源开发、非遗产品走出去的主旨所在。

[参考文献]

1胡惠林.关于文化产业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