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税收的作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简述税收的作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论文摘要]在我国的税收实践中,虽然纳税人是导致税收流失最主要的方面,但由于征税人方面的原因而导致的税收流失也不客忽视。运用预期效用理论,对税务人员的违规行为进行建模分析的结果表明,应加强对税务人员的管理,以防止和减少因税务人员的违规所导致的税收流失。

税收流失是指各类税收行为主体,以违反现行税法或违背现行税法的立法精神的手段,导致实际征收入库的税收收入少于按照税法规定的标准计算的应征税收额的各种现象和行为。在我国的税收实践中,虽然纳税人是导致税收流失最主要的原因,但由于征税人方面的原因而导致的税收流失也不容忽视。征税人是相对于纳税人而言的,它是指代表国家行使征税权的各级税务机关以及税务人员,本文所关注的是税务人员的行为。

一、对一个简单的税务人员违规行为模型的简要述评

在分析税务人员违规行为对税收流失的影响方面,我国已有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税务人员违规的模型。该模型为(s+B)(1一P)+(s—M)P>S,其中:S表示税务人员的薪金收入;B表示违规收益,即税务人员由于违规行为所获得的收益;M表示税务人员违规行为被查获后受到的处罚,包括罚金、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等形式;P表示税务人员违规被查获的概率。该模型简单给出了税务人员违规的前提条件为B(1/p一1)>M,而制止税务人员违规行为发生的前提条件则为B(1/p—1)

上述关于税务人员违规行为的简单化的模型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前提下:(1)税务人员是风险中性的,其效用与收入之间是线性关系;(2)税务人员的效用只取决于收入的多少;(3)税务人员是不作道德判断的完全理性人,只是追求其效用的最大化;(4)税务人员是独立作出行为决策的,只关心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其行为不受周围环境(其他税务人员的行为)的影响;(5)税务人员违规所受处罚与违规收益的大小无关;(6)税务人员的决策只涉及一个时期。

二、利用预期效用理论建立基本模型

本文拟对上述简单化的模型作一些改进:(1)以“预期效用理论”作为模型的理论基础;(2)借鉴国外学者对纳税人逃税行为进行分析的A—s模型,将其建模方法应用于税务人员的违规行为分析;(3)基本承接上述简单模型的假设前提,但作一些必要的改进。以期更接近现实。这里首先将上述假设前提(1)和(5)分别修改为:税务人员为风险规避者;税务人员违规所受处罚与违规收益的大小成比例,其他假设暂时不变。根据这一思路,建立基本模型如下:

假定税务人员的薪金收入为s,税务人员实施违规行为所得到的违规收益为B,违规行为被查获的概率为P,违规行为被查获后税务人员所受到的处罚(包括罚金、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等形式,将各种形式的处罚一律转化为可计量的货币单位)与违规收益B成比例,即所受处罚为kB。则如果税务人员的违规行为未被查获,其净收人为W=S+B;如果其违规行为被查获,其净收人为Z=S—kB。U(x)为税务人员的效用函数,x表示收入,由于假设税务人员为风险规避的,则有U>0,U”

即:EU=(1一P)U(W)+P(U)(z)(2—1)

如果税务人员不实施违规行为,即B=O,此时其预期效用为u(s)。显然,税务人员选择实施违规行为的前提条件为:EU=(1一p)U(w)+pu(z)>U(s)(2—2)

Ep:p

[论文关键词]预期效用理论 税收行为 税收流失 税收管理

[论文摘要]在我国的税收实践中,虽然纳税人是导致税收流失最主要的方面,但由于征税人方面的原因而导致的税收流失也不客忽视。运用预期效用理论,对税务人员的违规行为进行建模分析的结果表明,应加强对税务人员的管理,以防止和减少因税务人员的违规所导致的税收流失。

税收流失是指各类税收行为主体,以违反现行税法或违背现行税法的立法精神的手段,导致实际征收入库的税收收入少于按照税法规定的标准计算的应征税收额的各种现象和行为。在我国的税收实践中,虽然纳税人是导致税收流失最主要的原因,但由于征税人方面的原因而导致的税收流失也不容忽视。征税人是相对于纳税人而言的,它是指代表国家行使征税权的各级税务机关以及税务人员,本文所关注的是税务人员的行为。

一、对一个简单的税务人员违规行为模型的简要述评

篇2

关键词：营改增；视同销售；在建工程

2016年5月1日起，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以下简称“营改增”），交通运输业、邮政业、电信业、现代服务业、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全部营业税纳税人纳入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自此，从2012年开始的“营改增”工作逐步完善，营业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成为一个传说！

而针对此次“营改增”中涉及的视同销售货物行为的表述中第四条由原来的“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改为“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免税项目、简易计税项目”，因为以前不动产在建工程属于非应税项目，而现在不动产在建工程属于应税项目，那么原材料用于不动产在建工程其增值税应该如何处理呢？

因为原材料的取得方式不同，现将原材料分为自产原材料、委托加工收回原材料和外购原材料来分别阐述：

一、自产、委托加工收回的原材料用于不动产在建工程

按照企业是把此不动产在建工程直接出售还是作为固定资产自用以后出售分两种情况分析：

（一）销售不动产在建工程

因为销售在建工程要区分是否为2016年4月30日前后的选择不同的计税方式，销售2016年4月30日前的不动产可以选择简易计税方式和一般计税方式两种，销售2016年4月30日后的不动产采用一般计税方式，即销售2016年4月30日前的不动产采用简易计税方式的计算方式为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按照5%的征收率征收，而一般计税方式为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按照5%的预征率在不动产所在地预缴税款后向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申报纳税，也就是按照11%的税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1.自产、委托加工收回的原材料用于2016年4月30日之前的在建工程如果以后销售选择简易计税方式的，属于委托加工收回货物用于简易计税项目应视同销售，移送使用的时候应该计算销项税额，委托加工收回时的进项税额也可以抵扣。

税法规定“适用一般计税方法的试点纳税人，在2016年5月1日后取得并在会计制度上按照固定资产核算的不动产或不动产在建工程，其进项税额应当自取得之日起分2年从销售税额中抵扣，第一年扣60%，第二年扣40%”，那么如果委托加工收回的原材料使用特别多，进项税额特别大的，建议参考此抵扣方式分两年抵扣。

委托加工收回的原材料用于2016年4月30日之前的在建工程，销售此不动产在建工程时采用一般计税方式时，移送使用时属于正常的增值过程，因此不用缴纳销项税额，等到不动产销售时才计算增值额缴纳销项税额，而进项税额如果特别大的情况也可参照上述方法分两年抵扣。

2.委托加工收回的原材料用于2016年4月30日之后的在建工程，适用一般计税方式，移送使用时属于正常的增值过程，因此不用缴纳销项税额，等到不动产在建工程销售时才缴纳销项税额，而进项税额如果特别大的情况也可参照上述方法分两年抵扣。

（二）销售固定资产

税法规定“销售自己使用过的按规定不得抵扣且未抵扣过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依3%征收率减按2%征收增值税”，是否抵扣过进项税额，为了方便本文简单表述为是否为2009年1月1日前购进的。

若此固定资产为2009年1月1日前购入的，现在是企业的在建工程，修建好后作为自用的固定资产，那么销售时按照3%征收率减按2%征收增值税，属于委托加工收回货物用于简易计税项目应视同销售，移送使用的时候应该计算销项税额，委托加工收回时的进项税额也可以抵扣。若此固定资产为2009年1月1日后购入的，现在是企业的在建工程，修建好后作为自用的固定资产，移送时不需计算增值税，销售时适用11%的税率计算销项税额。

二、外购原材料用于不硬在建工程

外购原材料用于不动产在建工程属于正常的增值过程，不满足在我国境内销售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增值税征税范围，也不是增值税视同销售行为的范围，所以外购原材料用于不动产在建工程不需缴纳增值税，至于最后此在建工程出售时，按销售不动产纳税，而进项税额如果特别大的情况也可参照前述方法分两年抵扣。若作为固定资产使用后出售，按照出售固定资产区分2009年1月1日前后算税方式计算即可。

结论

“营改增”后视同销售情况由原来的八种变为九种，内容也发生些许变化，本文旨在总结和建议其中一般纳税人原材料用于在建工程后增值税的计算，存在诸多不足和考虑不周的地方，例如对小规模纳税人的原材料的适用没有涉及，也未考虑其他税种的计算等。

参考文献：

[1]程敏中.建筑工程耗用材料的增值税管理[J].税收征纳，2014（05）：17-18.

篇3

关键词：简牍／户赋／刍?税／爵位

汉代是否有以“户赋”命名的专项税目，由于史书记载过于简略，因此这一问题长期以来聚讼纷纭。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出现了“户赋”这一名目，①并有具体的规定，这为解决“户赋”问题提供了一个契机。高敏先生认为，《二年律令》中的“户赋”是把按人头征收的口钱、算赋和按顷亩征收的刍?税都改为按户征收的结果，并不是什么新税目②。张荣强先生对文献和张家山汉简中的有关资料加以疏理之后也基本赞同高敏先生的看法，认为汉代的“户赋”指“一般庶民缴纳的丁口之赋甚或其他杂赋”，“实际上就是一户内所纳诸赋的集合”③。这些学者的研究对于了解汉代“户赋”的性质确有很大的帮助。近来笔者翻阅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简牍资料，发现其中有征收“户刍”和“田刍?”的记录，与《二年律令》中的有关规定关系密切，因此认为关于汉代的“户赋”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于是在此提出浅见，就教于方家。

一 有关户赋与刍?税的法律规定

汉初仍实行名田制，不同爵位的人拥有田、宅的数量是不同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规定了不同爵位的人所应占有的田、宅标准，而《户律》和《田律》又规定了不同爵位的人所应承担的赋税数额。根据这些规定可知，拥有卿爵及更高爵位的人，在赋税方面享有很多特权。如：

《二年律令·户律》：[卿]以上所自田户田，不租，不出顷刍桑。④

“卿”是从大庶长以下到左庶长这9级爵位的代称，刍指饲草，?指庄稼的禾秆。爵位在卿爵以上的人，其法定标准范围内的田地不出田租，也不交刍、?税。所谓“顷刍?”，当指下面这两条法律规定：

《二年律令·田律》：入顷刍?，顷入刍三石；上郡地恶，顷入二石；?皆二石。令各入其岁所有，毋入陈，不从令者罚黄金四两。收入刍囊，县各度一岁用刍?，足其县用。其余令顷入五十五钱以当刍?。刍一石当十五钱，?一石当五钱。⑤

《二年律令·田律》：刍?节(即)贵于律，以入刍?时平贾(价)入钱。⑥

根据上述规定，刍?税是按顷征收的。刍的征收标准是每顷3石，上郡由于土地贫瘠，每顷出刍2石。?则不管土地肥瘠，统一按每顷2石征收。由于刍?主要用作牲畜的饲料，因此，各县交纳的刍?必须是当年收获的，不许交纳往年存留的陈旧刍?，以保证饲料的新鲜和营养。各县要对一年中所用刍?数量做出预算，量出为人，在收够预算数量之后，其余部分则折算成钱征收。刍?与钱的折算标准是：1石刍相当于15钱，1石?相当于5钱；如果刍?的市价高于法律所规定的标准，则按征收刍?时的市价折算收钱。征收赋税时使用钱、物折算的办法在魏晋以后的文献记载中比较常见，汉初法律中有这样的规定是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只有刍?的市价高于法律规定的价格时才按市价折算收钱，意味着如果刍?的市价低于法律规定时仍然按法律规定收钱，这实际上是对百姓的变相搜刮，说明赋税征收中所使用的折变之制从一开始就把纳税者置于不利的地位，历代折变之制的弊端于此可见一斑。

拥有卿爵的人虽然免纳刍?税，却要与爵位更低的人同样交户赋：

《二年律令·田律》：卿以下，五月户出赋十六钱，十月户出刍一石，足其县用，余以入顷刍律入钱。⑦

大意是说，爵位为卿及其以下的人要交纳户赋，每年分两次交纳，第一次在五月，每户出16钱；第二次在十月，每户出刍1石。“足其县用，余以人顷刍律人钱”，是说各县所收的刍足够当年需要即可，超出的部分折算成钱征收，折算的标准与“人顷刍律”相同。所谓“人顷刍律”，应该即指上面所引用的关于“顷刍?”的两条律文。

需要指出的是，卿爵以下的人所交纳的户赋中虽然也有刍，但这与刍?税是有本质区别的：首先，征收的根据不同，户赋是按户征收的，与所占有的田地多少无关，而刍?税是根据土地面积征收的。其次，征收的标准不同，户赋每年交纳16钱和1石刍，按法定折算标准计算，总计每年交纳户赋31钱，各户所纳户赋总量是相同的；刍?税是每顷3石刍和2石?，按法定折算标准计算，每顷每年征收55钱，田多者多交，因此每户所交刍?税的总量未必相同。第三，就拥有卿爵者而言，他们在与拥有更高爵位的人一样享受免征刍?税的同时，还要与拥有更低爵位的人乃至无爵的庶人一样交纳户赋，虽然户赋中也有刍，但户赋中的刍不能与刍?税混为一谈。

爵位与田租、刍?税及户赋的关系，可以图示如下(表一)：

《二年律令》中没有发现有关爵位与口钱、算赋关系的规定，但可以肯定，上述几项赋税中不可能包含口钱和算赋，因为田租和刍?税是按田亩面积征收的，而户赋的数额又太小，无法包含按人头征收的口钱和算赋。因此，把“户赋”看作是将口钱、算赋和刍?税按户征收的结果或“一户内所纳诸赋的集合”，单从数额上说就存在太大差距。更何况刍?主要用作牲畜的饲料，《二年律令》中已明确规定，不论刍?还是户赋，都是“足其县用”，并不上缴郡国或中央府库，这与口钱、算赋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

二 凤凰山汉简中的“户刍”与“田刍?”

事实上，除了张家山汉简之外，湖北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中也保存了有关刍?税和户赋的资料⑧：

平里户刍廿七石，田刍四石三斗七升，凡卅一石三斗七升；八斗为钱，六石当稿，定廿四石六斗九升当。田稿二石二斗四升半，刍为稿十二石，凡十四石二斗八升半。

稿上户刍十三石，田刍一石六斗六升。凡十四石六斗六升；二斗为钱，一石当稿，定十三石四斗六升给当。田稿八斗三升，刍为稿二石，凡二石八斗三升。

其中的“户刍”就是《二年律令》规定的按户所缴之刍，是户赋的一部分；而“田刍”就是《二年律令》规定的按顷缴纳的刍，是刍?税的一部分。由此可知，户赋与刍?税是分别征收的，并不存在谁取代谁或谁包含谁的问题。平里之“八斗为钱，六石当稿”与稿上(疑为“稿里”)之“二斗为钱，一石当稿”是指将一部分刍折成钱和?来征收。也就是说，当时的折纳，并不限于将刍、?折变成钱缴纳，刍、?之间也可以折变。平里“刍为稿十二石”与稿里之“刍为稿二石”，表明当时1石刍相当于2石?，如上所述，《二年律令》中规定“刍一石当十五钱，?一石当五钱”，也就是说，1石刍相当于3石?，江陵简中1石刍相当于2石?大概是按市价“平贾(价)”折算的结果。根据《二年律令》，1顷田需缴纳3石刍和2石?，即1顷田中所纳刍、?之比为3：2。江陵简中平里田刍4．37石，田?2．245石，二者之比已接近2：1；稿里田刍1．66石，田?0．83石，二者之比恰为2：1。估计此时田刍?的征收标准可能有所变化，而平里部分释文可能有问题。这批简牍属于西汉文景时期，其内容应是当地基层政权征收赋税的真实记录。简文中的内容与《二年律令》的有关规定大体相合，这不但说明《二年律令》的法律条文在汉代基层社会确实得以执行，更重要的是，它证明“户赋”和“刍?”是并列的两个税目，不容混淆。

三 余论

事实上，睡虎地秦简中就已明确提到了“户赋”和“刍?”。关于“户赋”，见《法律答问》：

可(何)谓“匿户”及“敖童弗傅”?匿户弗徭、使，弗令出户赋之谓殴(也)。⑨

男子达到一定年龄，需要傅籍，开始承担徭役。“敖童弗傅”，意在逃避“徭使”，故为法律所禁止；“匿户”的目的则是为了逃避“户赋”，同样为法律所不容。虽然当时“户赋”的征收标准简文乏载，不知其详，但是，可以肯定，以“户赋”命名的赋税名目在秦代是确实存在的。

秦律《秦律十八种·田律》中也有关于“刍?”的规定：

入顷刍?，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二石。⑩

将这条律文与前引《二年律令·田律》的有关规定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二者大同小异。这说明汉代的刍?税是对秦制的继承。有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秦、汉“户赋”也是一脉相承的。

值得一提的是，传世文献中有一些材料初看似乎与“户赋”有关，因而也常常为讨论汉代“户赋”的学者所引用，例如：

《史记·货殖列传》：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t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⑾

《汉书·高帝纪》五年五月诏：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应劭曰：“不输户赋也。”

如淳曰：“事，谓役使也。”师古曰：“复其身及一户之内，皆不徭赋也。”⑿

宋代徐天麟在其《西汉会要》中就专列“户赋”一目，所引资料就是上述《史记·货殖列传》中的那段文字。⒀然而，根据其上下文意可知，这些材料所言均非专指某一种特定的税目，对此，田泽滨先生已有论述⒁。之所以有学者把张家山汉简中的“户赋”理解为“一户内所纳诸赋的集合”，恐怕主要是受上述文献材料影响所致。实则不论是“岁率户二百”还是“复其身及户”，所言均非户赋，不宜用来解释张家山汉简中的“户赋”。

张家山汉简中所提到的“户赋”确实是一个单独的税目，其性质与征收标准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都有明确的规定。根据凤凰山汉简，西汉文景时期基层官吏征收赋税时所执行的正是上述法律条文。又根据睡虎地秦简，汉代的户赋和刍?税是对秦制的承袭。因此，把张家山汉简中的“户赋”与文献中似是而非的有关记述区别开来，或许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注释：

①张家山247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本文所引《二年律令》内容均出于此。

②高敏：《关于汉代有“户赋”、“质钱”及各种矿产税的新证》，《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

③张荣强：《吴简中的“户品”问题》，北京吴简研讨班《吴简研究》第一辑页190—202，武汉崇文书局，2004年。

④前揭《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页176。

⑤前揭《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页165。

⑥前揭《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页166。

⑦前揭《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页168。

⑧李均明、何双全：《湖北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竹简》，《散见简牍合辑》页66—76，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⑨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页132，文物出版社，1977年。

⑩前揭《睡虎地秦墓竹简》页21。

⑾《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页3272，中华书局，1982年。

⑿《汉书》卷一下《高帝纪》，页54—55，中华书局，1962年。

篇4

一、增值税在教材中的编排现状和弊端

1.《会计基础》[2]在讲述应交税费这个科目的结构之后，直接讲述在交纳增值税的企业，该账号借方还应记录企业采购材料向供应单位支付的进项税额，贷方还应记录销售商品时向购货单位收取的销项税额，这样讲述，对于刚接触财经专业的学生来讲，就显得比较抽象空洞，什么叫销项税额?什么叫进项税额?为什么购买材料是向供应单位支付增值税而不是向工商税务等国家机关支付呢?

2.《财务会计》对增值税的讲述分散在资产、负债、收入等章节中，在讲述存货的非正常损失时，损失库存商品是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在建工程领用本企业生产的产品时，是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同样是库存商品，为什么一个记进项税额转出，一个记销项税额?进项税额转出和销项税额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在未讲述增值税之前，学生碰到上述问题确实理解不清。

3.《税法》则从法律角度讲述了增值税的概念、九个构成要素、计算以及申报。文字描述了增值税的特殊征税范围(八项视同销售行为)、销项税额五个特殊计税依据(折扣销售、以旧换新、还本销售、以物易物、包装物押金)、进项税额不得抵扣的七个条件等等，上述内容都是从税理角度讲述，比较抽象，有计算没有账务处理，有理论没案例，与会计基础和财务会计脱节，学生理解不深刻，学起来也枯燥无味。针对上述情况，笔者认为增值税在教材中的编排应进行适当调整以使学生能更好地掌握。

二、增值税内容在教材中的合理编排

1.《会计基础》简单讲述增值税的内容。主要介绍增值税的概念、销项税额、进项税额，了解增值税是以商品生产和流通各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附加值为征税对象的一种流转税，是一种价外税，销售时，开具专用的增值税发票，因此，销售方增值税叫销项税额，购买货物取得增值税发票，购进方的增值税叫进项税额，同一个企业，有销项税额，也有进项税额，应交增值税额=销项税额-进项税额，会计基础只需要简单了解增值税，简单讲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的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的结构就可以了。

2.《财务会计》强调增值税的账务处理。传统的《财务会计》教材是按模块设计的，先资产后负债再所有者权益，项目化教学后讲解增值税要更加详细、深入，而且应将应交增值税的内容即负债的内容放在资产前面讲述，这样，购买存货，发生存货非正常损失以及在建工程领用材料、在建工程领用产品的账务处理就不会有疑问了，另外教材内容还应该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讲述。小规模纳税人，采用简易纳税法，其采购货物支付的增值税，无论在发票账单上是否单独列明，一律记入所购货物的采购成本，销售货物或提供免税业务应纳增值税率为3%。这样：小规模纳税人，购入材料，分录就为：借：材料采购，贷：银行存款;销售产品，分录就为：借：银行存款，贷：主营业务收入，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售额3%或含税销售额/(1+3%)3%)。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的内容应不限于进项税额、销项税额、已交税金、出口退税和进项税额转出的一般文字表述，应增加每种明细科目的具体账务处理，另外，还应着重讲述不予抵扣的进项税额转出和视同销售的账务处理。进项税额中，还应补充运杂费的计税，具体顺序如下：①一般纳税人购买货物支付的增值税，作为可抵扣销项税额的进项税额单独记账，税率一般为17%，部分为13%，营改增后运费税率为11%。例：青山工厂从湘江工厂采购甲材料1000公斤、价款2000元，增值税340元，运费200元，用转账支票支付，材料尚未验收入库。该企业按计划成本核算。原来的分录为：借：材料采购2186。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354。贷：银行存款2540。

运杂费实行新的计税后，分录应为：借：材料采购2180.18。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359.82，贷：银行存款2540，进项税额340元再加上运杂费的进项税额19.82元应该为359.82元，计入采购成本的运杂费金额为200-19.82=180.18元。②购入免税农产品，可按买价13%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例：某企业采购农产品，实际支付价款为10万元，农产品已入库，该企业按实际成本核算，则分录为：借：原材料87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3000，贷：银行存款100000。③购入货物增值税不予抵扣的各项目，教科书中只用文字表述，未作账务处理，账务处理如不写明，则学生对此印象不深刻。因此，应详细并分二步处理不予抵扣的项目。第一步，对于购入时即能认定进项税额不能抵扣的，增值税直接记入购入货物或劳务的成本，如购入发放职工福利物资，账务处理：借：应付职工薪酬，贷：银行存款。第二步，购入时不能直接认定进项税额能否抵扣，增值税则先计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中，等到这部分货物，按规定不能抵扣销项税额时则将这部分进项税额转入有关的承担者承担，通过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转到待处理财产损益应付职工薪酬在建工程的借方，如：非正常损失的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借：待处理财务损溢，贷：原材料、自制半成品、库存商品，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其中在产品、库存商品，按耗用材料占成产成本的比重转出税金的金额。如改变购进货物的用途(在建工程、集体福利领用生产用材料)。账务处理：借：应付职工薪酬、在建工程，贷：原材料，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④销售应税产品，账务处理：借：银行存款，贷：主营业务收入，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如销售额为含税价，则用含税销售额/(1+税率)计算出产品的销售收入。⑤视同销售的应交增值税，在教科书中未提及，但在讲述固定资产构建时，又有在建工程领用本企业产品的例题，为方便理解，应补充此项内容。如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账务处理为：借：在建工程或应付职工薪酬，贷：库存商品或自制半成品，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如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作为投资提供给其他单位。账务处理为：借：长期股权投资，贷：原材料、自制半成品、库存商品，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增加了这些账务处理后既方便了学生的应试能力，同时为后续的税法学习打下了基础。

3.《税法》教材的内容主要从课税要素来设计的，税法教材内容偏理论，内容生涩难懂，在征税范围中八项视同销售行为应补充账务处理，增值税计算中，销项税额的计算五个特殊计税依据(折扣销售、以旧换新、还本销售、以物易物、包装物押金)应补充案例及账务处理，进项税额的计算中，不得抵扣的七个条件中应补充账务处理，出口退税要更加详细一点，既要有案例也要有账务处理还要有练习题。同时报税的时候要增加增值税发票的实际操作，如增值税发票的开具和装订，增值税的报税等等。这样就将原来散在财务会计的增值税账务处理和增值税税法的理论联系起来了，既全面又完善，既学习了新知识又复习了老账务处理。相当于对增值税的一个系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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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纳税主体；博弈论；征纳关系

一、博弈论简述

博弈论，也译作对策论，是当今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极为重要的一门理论学科，它利用数学工具对种种社会经济选项进行深入地规范分析，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它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在利益相互制约下策略选择时的理及其相应结局。

二、税收征纳关系论概述

税收征纳关系是随着税收的产生而产生的。税收的产生，源于广泛的剩余产品、经常性公共需要、独立化的经济利益主体和强制性的社会公共权力。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劳动逐渐出现了剩余产品，出现了私有财产制度，并产生了奴隶制国家。国家出现以后，国家为了行使其职能，就必须相应地建立一系列的专门机构及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行政管理机构。自从有了税收，就有了征税方和纳税方，征纳双方的关系也就产生了。

三、税收征纳关系的博弈分析

（一）税收征纳关系的完全理性分析

税收征纳关系博弈分析的前提假定是“理性假设”，来源于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通常认为在确定条件下对理性的描述表现为经济行为效用最大化，在不确定的条件下表现为经济行为预期效用的最大化。税收征纳主体双方各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和行动逻辑，各有自己在指向上相似而在形态上各异的价值取向。

（二）税收征纳关系博弈模型分析

执法服务型模式是以纳税人是否遵从为假定前提，强调税收征纳关系统一性的一面，税务部门在执法的同时也强调服务的功效，并以此为税收收入赖以实现的主要手段，征纳双方在征纳过程中地位平等，共同推动税收实现的模式。

设T为征税主体在纳税主体“依法诚信纳税”（纳税遵从）的情况下，采用“不查”策略的得益。C为征税主体采用“稽查”策略的成本。C1为征税主体采用“稽查”（监管）策略时的税收流失。V为纳税主体在征税主体不稽查情况下，采用“纳违规”策略的得益。B为纳税主体在征税主体采用稽查策略时，采用纳税违规策而被惩罚的成本（外部成本）。n为纳税主体采用不遵从策略的概率。1-n为纳税体采用遵从策略的概率；m为征税主体采用稽查策略的概率，1-m为征税主体采用稽查策略的概率。征纳双方的收益如表1：

可以推断，较小的n值和m值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有利的，因为n值小，意味着纳税主体违规行为的概率低，而m值小，意味着征税主体采用稽查手段的概率低，从而节约稽查成本。

从均衡结果可以看出，如果要降低纳税主体违规的最优概率n，就必须采取两种办法：（1）增大C2-C1，（稽查能够为国家挽回的损失尽量多）。（2）减少C（降低征税主体的稽查成本）。如果要降低征税主体稽查的最优概率m，可以采取四种方法： （1）增大A（增大纳税主体采用“纳税违规”策略的成本）。（2）减少V（降低纳税主体 “纳税违规”的超额得益）。（3）增大B（加大对纳税主体违规的惩戒力度）。（4）增大U（提高纳税主体的信用收益）。

四、对税收征纳关系的政策建议

通过对税收征纳关系的博弈论模型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修正税收征管目标，树立为纳税人服务理念

好的税收征管目标不仅能保证税收收入的及时、足额入库，更能促进税收执法的规范，有利于实现税收征纳关系的和谐发展。

（二）优化征税流程，降低纳税人遵从成本

优化征管流程必须把握好法制、绩效、便民、责任四个原则。强化岗位责任意识，按照谁受理谁审核，谁审批谁负责的要求，进一步简化内部审核审批环节。结合行政许可法简化审批、强化监督的原则要求，税务部门应转变业务管理的方式，从原来以审批管理为主，转向以监控检查为主，充分利用信息集中共享的优势，切实加强对授权审批事项的事后监控、检查和考核。

（三）优化服务手段，提高服务水平

完善纳税服务体系。积极为纳税人拓宽纳税申报和税款缴库渠道，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金融支付结算工具。积极探索实施多种人性化服务。通过口头敦促、电话通知、文书公告、服务热线、手机短信等方式，提醒纳税人按期申报纳税、缴销发票、纳税自查，正确执行税收政策，避免纳税人过失受罚。积极探索预约服务、办税绿色通道等个性化服务。

参考文献：

[1]陈共.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钱宝荣.税收征收管理[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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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公司）将机器设备及房产用于经营性租赁的、其规模有增无减并已成常态。营改增实施之前，企业为社会提供经营性租赁服务属营业税计征范围，预先收取的租赁费需按“服务业”租赁服务开票，并计入当期应纳营业税税额。在账务处理时，应缴纳的营业税记入“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科目借方，同时贷记“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科目。2016年5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全面实施之后，经营性租赁服务属于该文件所规定的销售服务，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需按增值税新规计算缴纳增值税。但值得注意的是，增值税与营业税不同，增值税属于价外税，企业在收到预付租赁款并承担纳税义务时，不能采用与营业税相同的会计处理方法，直接将增值税税款记入“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等费用类科目，而应采用过渡科目进行结转。与此同时，为配合全面营改增所带来的增值税法规变化，2016年12月，财政部颁布实施了《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会［2016］22号），对全面“营改增”后的增值税会计科目设置、账务处理方法以及报表项目相关列示进行了说明，但并没有提及在取得预收租赁费时，该如何进行增值税会计处理。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导致当前实务界对预收租赁款的会计处理存在不同观点和做法，相关争论也常见诸报刊和论坛。对此，本文拟予以建设性专门探讨。

二、当前常见的几种会计账务处理方式

例：假设某制造型企业属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6年12月将其一处闲置的办公场所（同地）用于出租，月底收到某承租单位缴纳的2017年一季度租金333万元。根据财税［2016］36号文件的规定及当地税务部门认定，企业不动产租赁服务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1%。上述业务并不复杂，但在财税［2016］36号文件实施之后，涉及租赁业务由先前征收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问题，加之财政部为配合增值税法规调整、规范涉税业务会计处理，在财会［2016］22号文件中对会计科目及专栏设置进行了调整，由此导致实务界在增值税会计科目使用、增值税会计核算上比较混乱，出现多种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做法：收到租赁费并向对方开票时，确认增值税销项税额，并计入待转销项税额；然后从下年第一季度开始，分月进行转销并确认租赁收入。账务处理如下（单位：万元）：（1）借：银行存款333；贷：预收账款——某承租单位333。（2）借：应交税费——待转销项税额33；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3［333÷（1+11%）×11%］。（3）2017年1—3月，每月月底确认租金收入：借：预收账款——某承租单位111；贷：其他业务收入100，应交税费——待转销项税额11。第二种做法：在收到租赁费并向对方开票时，需确认增值税预交税额，然后月底转入未交增值税；从下一年起，按月确认租赁费收入及销项税额。账务处理如下：（1）借：银行存款333；贷：预收账款——某承租单位333。（2）借：预收账款——某承租单位33；贷：应交税费——预交增值税33。借：应交税费——预交增值税33；贷：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33。（3）2017年1—3月，每月月底确认租金收入：借：预收账款——某承租单位111；贷：其他业务收入1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1。第三种做法：收到租赁费并向对方开票时，直接确认增值税销项税额，并记入“应收账款”科目；从下一年度开始，按月确认租赁费收入。账务处理如下：（1）借：银行存款333；贷：预收账款——某承租单位333。（2）借：应收账款——某承租单位33；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3。（3）2017年1—3月，每月月底确认租金收入：借：应收账款——某承租单位100；贷：其他业务收入100。（4）2017年一季度末，双方对账后核销预收账款：借：预收账款——某承租单位333；贷：应收账款——某承租单位333。

三、对上述三种处理方法的分析

1.实际账务处理争论的焦点。企业在提供不动产租赁服务时预收租赁费，实质上属于预付费业务。即承租方根据租赁合同，向出租方预先支付租赁费，作为履约的保证；出租方则在取得租赁费后，承担向承租方按时、按要求提供租赁服务的义务。在全面营改增实施后，出租方收到的预付租赁费由两部分构成：租赁费收入和增值税税款。结合上述账务处理来看，对预收租赁费争论的焦点在于这两个部分：一是该如何对所缴纳增值税的性质进行判定，采用哪个会计科目核算；二是如何对预收租赁费进行价税分离处理。对上述两点理解不同，导致会计处理方法存在较大差异。2.对上述三种处理方法的评价和分析。第一种做法在企业收到租赁费预收款时计算并确认增值税销项税额，这一点符合财税［2016］36号文附件《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第四十五条关于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规定，即“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租赁服务采取预收款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但在进行账务处理时，将“应交税费——待转销项税额”作为“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的过渡科目，并按月进行结转，则与现行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不符。因为，根据财会［2016］22号文件的规定，“待转销项税额”属于“应交税费”科目的二级科目，主要用于核算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提供服务等，已确认相关收入（或利得）但尚未发生增值税纳税义务，而需于以后期间确认销项税额的增值税税额。换言之，只有当收入确认时间早于钠税义务发生时间时，才会涉及“应交税额——待转销项税额”科目。显然，从本例来看，收入的确认时问要晚于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问，因此将增值税销项税额确认为待转销项税额并按月摊销的做法，明显是错误的。第二种做法将收到租赁款并开票时确认的增值税额作为预交增值税处理，也与现行税收法规及账务处理规定不符。根据财税［2016］36号文件及国家税务总局的《纳税人转让不动产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纳税人转让异地不动产、异地提供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异地提供建筑服务、以预收款方式销售房地产等四种情形，需要按照规定的方法在经营地预缴增值税。为配合该项规定，财政部在财会［2016］22号文件中增设了“预交增值税”明细科目，以核算纳税人增值税预交情况。本例中，企业从事本地不动产租赁业务，不属于上述应预缴增值税的四种情形，也不涉及“应交税费——预交增值税”科目核算。此外，第二种做法在按月确认收入时计提增值税销项税额，则是将收入的确认时间与纳税义务时间混同，违背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笫四十五条的规定。笫三种做法在账务处理上使用了“应收账款”会计科目，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财会［2016］22号文件对销售业务账务处理的规定，即企业在销售业务、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及提供服务时，应当按照应收或已收的金额借记“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银行存款”等科目，按取得的收入金额贷记“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固定资产清理”等科目，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售税额）”或“应交税费——简易计税”科目。二是增设“应收账款”科目便于双方期末对账。“预收账款”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实际已收到的租赁方租赁费，可与增值税发票金额相互勾稽；“应收账款”科目借方余额则反映企业按权责发生制核算的应收账款总额，这样方便企业对账及填列资产负债表。上述考在逻辑上没有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承租方已预付租赁费的情况下，增设“应收账款”科目既不便于财务人员理解，也缺乏直接依据，使得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增加了会计账务处理的复杂性。

四、预收租赁费的会计账务处理思路

对预收租赁费进行会计账务处理的关键是厘清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根据财税［2016］36号文件规定，企业提供租赁服务收到租赁费预付款时，即承担增值税纳税义务，应通过“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科目进行核算，在此过程中不涉及“待转销项税额”及“预交增值税”等二级科目；二是租赁费由租赁收入和应纳增值税两部分构成。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1——租赁》相关规定，预收租赁收入需在服务期内按直线法进行确认。在收入的确认与增值税纳税义务不同步的情况下，进行预收租赁费价税分离处理，笔者认为有两个思路：一是直接通过“预收账款”科目分步结转；二是借助“递延收益”科目进行过渡结转。1.直接通过“预收账款”科目分步结转。会计账务处理如下：（1）借：银行存款333；贷：预收账款——某承租单位333。（2）借：预收账款——某承租单位33；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3。（3）2017年1—3月，每月月底确认租金收入：借：预收账款——某承租单位100；贷：其他业务收入100。2.借助“递延收益”过渡科目进行结转。会计账务处理如下：（1）借：银行存款333；贷：预收账款——某承租单位333。（2）借：预收账款——某承租单位333；贷：递延收益——不动产租赁收益3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3。（3）2017年1—3月，每月月底确认租金收入：借：递延收益——不动产租赁收益100；贷：其他业务收入100。思路一：在收到预付租赁款并向对方开票时，直接从预收账款中结转增值税销项税额。因为增值税是流转税，表面上是出租方承担了纳税义务，但最终税款会通过租赁费转嫁给租赁方，所以预付租赁款所含增值税可直接抵减预收账款。抵减后的剩余部分属于未实现租赁收入，按会计准则规定，在每个月月底按直线法进行确认即可。思路二的做法则是在向对方开票时，将预收账款一次性全部结转，一部分计入增值税销项税额，叧一部分计入递延收益；然后在后续租赁服务期内，依次将递延收益结转为其他业务收入。综合来看，两种做法在收到预付租赁款时，都是先通过扣减预收账款来确认增值税销项税额。不同的是，思路一是直接通过“预收账款”科目进行后续租赁收入确认，而思路二则是借助“递延收益”科目进行收入确认。“预收账款”和“递延收益”在资产负债表中都属于负债类项目，在租赁收入确认前，发挥暂时归集、汇总预收账款的作用。所以，从处理税法和会计差异的基本思路来看，两种做法没有本质区别；但从实务操作看，思路一只需在财务报表中披露预收账款的变动情况，处理简单，易于理解，并且方便与承租方进行对账。思路二：由于预收账款一次性结转，且增设了“递延收益”科目，需分别说明、披露预收账款和递延收益的变动情况，略显繁冗。因此，相比之下思路一的做法在实务操作中更具有可行性。

五、需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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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营改增 施工企业 简易计税

一、前言

增值税是我国的第一大税种，根据财政部的数据，2015年国内增值税收入31 109亿元。2016年5月1日起，经国务院批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四大行业正式纳入营改增试点，在全国范围全面推行，并将所有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同时以财税[2013]106号为代表的部分原营改增文件将停止执行，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虽然从长远来看，营改增将推动企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促进企业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和控制，并且减轻企业税负。但是从短期来看增值税的相关政策相对复杂、严格，对销项税额、进项税额的确认无论从时间上还是金额上都有严密的规定，一旦在核算上发生疏漏，就会出现多缴、少缴、迟缴、早缴的税务风险。同时增值税在征管方面较营业税复杂严谨，无论从发票管理、抵扣程序，还是从申报时间、申报资料上看，都对企业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结合建筑企业所属项目多且分散等特点，更是增加了核算申报方面的难度。

而简易计税方法相比一般计税方法，因为不需要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进项税认证、抵扣等问题，相对容易实现减轻税负、平稳过渡的目的。当然在实际操作中，企业要根据自身特点慎重选择计税方法，一经选择，36个月内不得改变。

按最新政策规定，建筑施工企业一般纳税人以下三种形式可以选择征收率为3%的简易计税方法：（1）以清包工方式提供的建筑服务，指施工方不采购建筑工程所需的材料或只采购辅助材料，并收取人工费、管理费或者其他费用的建筑服务。（2）为甲供工程提供的建筑服务，指全部或部分设备、材料、动力由工程发包方自行采购的建筑工程。（3）为建筑工程老项目提供的建筑服务，指《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或建筑工程承包合同注明2016年4月30日前开工的项目。

选择简易计税方法的项目，是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支付的分包款后的余额为销售额，按照3%的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即应预缴税款=（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支付的分包款）÷（1+3%）×3%，向建筑服务发生地主管国税机关预缴税款。

纳税人从取得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中扣除的分包款，应当取得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合法有效凭证，否则不得扣除。

二、简易计税方法财务核算概述

由于差额处理法无法体现财务的核算过程且容易核算混乱，本文提出了全额处理法，所谓全额处理法，就是按照财务核算的收入全额计算应交税金，对按规定应抵减的计税收入，单独进行抵减财务处理，通过财务核算过程反映出企业实际应交的税金。优点是企业应按实际业务发生的情况，逐笔进行财税处理，全面、客观地反映企业业务发生的全貌和税金计算征收的全过程。

需要明确的几个前提：（1）税法明确纳税义务发生时间。①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并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②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租赁服务采取预收款方式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在企业的实务中，无论是对业主或是分包商，为了减少现金流出，对发票在结算业务中的先行给付或先行取得都是势在必行。发票的开具或取得时间，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同步，所以在企业核算中，我们约定依据开票或收票数来计提相应的增值税税额。（2）计税的销售额。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支付的分包款后的余额为销售额。（3）选择简易计税方法，其预缴率、征收率和计算方法均一致，预缴后在机构所在地进行纳税申报时其应纳税额为0，但也必须进行纳税申报。

三、科目设置

在“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简易计税方法）”下设置的科目级次相对一般计税方法更少。建议下设4个三级科目，分别是应纳税额、预征税额、结转增值税（下级结转）、转出未交增值税（汇总缴纳用），并根据业务需要在“工程施工――合同成本――关联分包成本”“工程结算”下设增值税过渡科目。科目明细如表1所示。

1.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简易计税方法）。该科目借方发生额为简易计税业务按规定允许抵减的应纳税额、预征税额以及结转增值税，贷方发生额为简易计税方法下销售货物、提供应税服（劳）务应纳增值税额。

2.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简易计税方法）――应纳税额。该科目借方发生额为简易计税业务按规定允许抵减的应纳税额，贷方发生额为销售货物、提供应税服（劳）务应缴纳的增值税额。借方余额为留抵税额，贷方余额为应缴纳的增值税额。

3.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简易计税方法）――预征税额。核算汇总纳税方式下，项目部预缴的税款。本科目根据预征率和业务大类设置四级科目。

4.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简易计税方法）――结转增值税（下级结转）。核算项目部发生的简易计税业务需要到纳税主体汇总缴纳的情况。项目部根“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简易计税方法）――应纳税额”相关四级科目余额，借记本科目，贷记往来类科目。纳税主体接收项目部增值税时，借记往来类科目，贷记本科目。

5.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简易计税方法）――结转未交增值税（汇总缴纳用）。核算纳税主体月终转出简易计税业务应交未交的增值税。月末“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简易计税方法）”明细账为贷方余额时，根据余额借记本科目，贷记“应交税费――未交增值税”科目。

6.工程结算――计价款。核算项目部发生工程结算时，通过“工程结算”科目下设置二级明细科目――“计价款”，借记“应收账款”科目，贷记本科目，本科目核算开累含税计价总金额。

7.工程结算――增值税款。核算项目部发生纳税义务时，通过“工程结算”科目下设置二级明细科目――“增值税款”，做预提税金分录，借记本科目（建议贷方负数表示），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简易计税方法）――应纳税额”科目，核算开累应交增值税总金额。

通过“工程结算”一级科目余额（贷方计价款+贷方增值税款负数）核算开累不含税计价总金额。工程结算下设置2个二级科目的优点是可以核对开累计划部含税计价单金额以及已计提税金金额，其他应收款下设置增值税作为过渡科目缺点是过程虚增债权。

8.工程施工――合同成本――关联分包成本――增值税款。支付可抵减分包款，同时必须收到对方合法发票，通过“工程施工――合同成本――关联分包成本”科目下设置四级明细科目――“增值税款”，做抵减财务分录，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简易计税方法）――应纳税额”科目，贷记本科目（建议借方负数表示）。

关联分包成本下设置两个4级科目――“计价款”“增值税”的优点是可通过3级科目关联分包成本核算开累不含税真实的分包成本，通过下设4级科目核算计划部出具的含税分包计价款及开累可抵减总税款，其他应付款下设置增值税作为过渡科目缺点是过程虚增债务。

四、核算示例

例：中铁十五局集团物资工程有限公司XX项目部为4月30日前开工并选择简易计税方法的项目，现发生如下业务：

1.收到业主拨付工程款5 000万元时，做如下分录（会计分录单位：万元，下同）：

借：银行存款 5 000

贷：预收账款 5 000

同时根据收款金额给对方开具合法增值税发票。并按征收率做预提税金分录：

借：工程结算――增值税款

（建议贷方负数表示）145.63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应纳税额145.63

注：应纳税额=本次业主预付款金额÷（1+3%）×3%，其中3%为建筑业简易计税方法的征收率。

2.月底或季度末，收到业主对工程项目正式批复计价单据，按业主结算总金额处理（工程结算时根据是否补开发票决定是否需补提税金），做如下分录：

借：预收账款 5 000

贷：工程结算――计价款 5 000

3.支付可抵减的分包款4 000万元，同时收到对方提供与付款金额相符的普通发票等，并做如下分录：

借：应付账款 4 000

贷：银行存款 4 000

同时根据发票做可抵减税金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应纳税额

116.50

贷：工程结算――合同成本――关联分包成本――增值税款

（建议借方负数表示） 116.50

4.月末或季度末，根据计划部门提供的正式对下计价单（计价时根据是否补开发票决定是否需补提税金），做如下结算分录：

借：工程结算――合同成本――关联分包成本――计价款

4 000

贷：应付账款 4 000

5.选择简易计税的项目工料机及间接费用不允许抵扣进项税额，需要取得的发票为普通发票（含增值税普通发票、通用机打发票、通用定额发票等），做会计分录如下：

借：原材料/工程施工――合同成本

贷：应付账款/银行存款/应付职工薪酬等

6.月末增值税处理。

（1）月末根据应纳税额余额在当地预交税款，上述分录计算出应纳税额期末余额为29.08万元（应交税额145.63万元，可抵减税额116.50万元），根据完税凭证及银行回单做预征税额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预征税额 29.13

贷：银行存款 29.13

（2）根据预缴税额计提营业税金及附加：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3.49

贷：应交税费――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2.04

应交税费――应交教育费附加 0.87

应交税费――应交地方教育费附加 0.58

并转法人机构所在地缴纳，做如下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2.04

应交税费――应交教育费附加 0.87

应交税费――应交地方教育费附加 0.58

贷：内部往来 3.49

（3）原则上，简易计税项目部应交增值税月末无余额，假如存在需要到纳税主体缴纳的简易计税业务，核算单位应结转到纳税主体，会计分录如下：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结转增值税（下级结转）

贷：内部往来

7.季末，按照建造合同准则完工百分比确认工程项目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合同毛利：

借：主营业务成本

工程施工――合同毛利

贷：主营业务收入

8.工程完工后，以科目余额表为附件，工程施工和工程结算对冲：

借：工程结算――计价款

工程结算――增值税款

贷：工程施工――合同成本――明细科目

工程施工――合同毛利

五、务管理

（一）税务登记

2016年4月30日前纳税人根据当地主管国税机关安排办理登记、认定和发票领用等事项。

合同签订后，法人机关需要到机构所在地税局开具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并进行简易征收备案登记。项目部需要到项目所在地税局进行报验登记。报验登记需要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和建设施工合同，以及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等。

（二）发票管理

认定为简易征收的工程项目，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在索取成本费用发票时，应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纳税人按照上述规定从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中扣除支付的分包款，应当取得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合法有效凭证，否则不得扣除。其中，从分包方取得的2016年5月1日后开具的，必须是备注栏注明建筑服务发生地所在县（市、区）、项目名称的增值税发票。因此要求收票单位名称应与法人机构营业执照名称完全一致，不得简写或添加某某项目部等后缀，增值税发票应在发票备注栏工程项目名称、服务发生所在地县市区。

（三）预缴税款

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应按照财税[2016]36号文件规定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支付的分包款后的余额，按照3%的征收率计算应预缴税款，向机构所在地主管国税机关申报纳税。

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在向建筑服务发生地主管国税机关预缴税款时，需提交以下资料：《增值税预缴税款表》；与发包方签订的建筑合同原件及复印件；与分包方签订的分包合同原件及复印件；从分包方取得的发票原件及复印件。

汇总法人单位应根据各单位预缴税款情况建立预缴税款台账，区分不同县（市、区）和项目逐笔登记全部收入、支付的分包款、已扣除的分包款、扣除分包款的发票号码、已预缴税款以及预缴税款的完税凭证号码等相关内容，留存备查。

（四）纳税申报

1.项目申报。项目部每月终了10个工作日内将税务机关确认盖章的《增值税预缴税款表》及完税凭证传递至法人机关，并填写内部增值税申报表，表样同办税系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一般纳税人），由机关统一汇总在机构所在地纳税申报。项目具体填报方法如下：（1）依据实际提供简易计税的建筑服务差额计算应纳税额、预缴税额，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一）――《本期销售情况明细》相应栏次填写不含税收入、税款、本期实际扣除的分包款、扣除后的含税销售额、扣除后的应纳税额；（2）依据《本期销售情况明细》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三）――《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扣除项目明细》相应栏次填写本期建筑服务价税合计金额、本期实际扣除的分包款金额。（3）简易计税项目进项税额不允许抵扣，但若业务人员不慎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为避免滞留票也必须先进行认证，再将认证的发票全部转出。需填写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二）――《本期进项税额明细表》及《进项税额结构明细表》。（4）依据购进税控设备金额、预缴税款金额填报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四）――《税额抵减情况表》。（5）依据上述填写的增值税申报表附列资料生成增值税纳税申报主表，最后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填写《营改增税负分析测算明细表》。

2.法人单位申报。法人单位每月终了15个工作日内，向企业所在地法人进行纳税申报。将法人本级接收的项目汇总申报表进行合并生成法人增值税申报表。可通过网上申报或现场申报，并完成税款缴纳。完成税款缴纳后，税务会计需将纳税申报表及收到项目的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归档。

3.年度汇算清缴。年度终了25个工作日内，法人单位应当计算项目部发生应税业务年度清算的应纳税额，统计各级汇总项目部上年汇总业务的销售额、应交增值税额、各已交增值税额，并经项目部复核后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企业年度清算表》，项目部年度清算的应纳税额大于项目部已预交税额的，差额部分在项目部预交增值税时一并补缴入库。

六、相关建议

在营改增的过渡关键期，为了平稳过渡，并尽可能合法减少企业的损失，笔者建议：

1.加强税务培训。上到领导层，下到业务员都应该对营改增相关政策有所了解，尤其是财务人员，虽然简易计税征收相对一般计税征收来的简单、容易，但也必须避免人为失误造成的企业税负增加。

2.必须完善财务的会计核算办法，避免基层财务人员账务处理错误，核算混乱，造成计税困难。

3.合同会签把控必须更严格，增值税制下，单位主管考虑的不应该仅仅是“分包方谁的报价低就与谁签合同”，更需要综合考虑能否取得增值税发票及能否及其取得发票（一般征收单位还需考虑能取得多少进项税额）。这些涉及到合同签订后确保差额预缴税款主要因素也是各单位财务主管参与合同会签主要注意要点。

4.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兼营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一般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的应按不同的经营项目进行分别核算，并按不同经营项目的适用税率缴纳增值税，如未分别核算，将适用从高征收率原则而造成公司损失。

参考文I：

[1]东兰.2016营改增简易计税方法详解[J].社保政策资讯，2016，（05）.

篇8

一、中国税法学基本理论述评

我们把税法学基本理论中若干重要问题作为述评的主要对象，而不涉及具体的税法制度，一是因为突出强调其重要性，而且今后也只有在基本理论上下功夫，才能够更好地指导具体税法制度的研究和实践，税法学研究才能真正深入；二是因为唯有从基本理论方面才能凸现税法学与税收学研究间区别的实质，而在税法制度方面（如税种法、涉外税收优惠制度和税收征管法等），税法学与税收学间的界限模糊，难以区分；三是因为有关税法基本理论的著述比较集中，研究线索清晰而连贯，而有关税法具体制度的著述多而分散，且因“税改”及税收立法的相对频繁而变化较多，难以尽且详述。故我们主要就税法基本理论中的以下若干重要问题展开述评。

（一）依法治税理论

1.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回顾

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国务院于1988年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以法治税”的口号开始。这一阶段中，以法治税主要是针对治理整顿税收秩序而提出来的。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先后被第八届全国人大（1996年3月）和党的十五大（1997年9月）认可和确定，1998年3月，国务院《关于加强依法治税严格税收管理权限的通知》，依法治税的理论探讨进入了全新的第二阶段。从“以法治税”和“依法治税”无区别地混同使用到正式确定真正含义上的“依法治税”，这一字之差，其意义如同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从“法制”到“法治”的一字变化一样意义深刻、重大，反映了从“人治”到“法治”、从法律工具主义到法律价值理性的根本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在税收和税法领域中的深入体现。

依法治税理论的探讨是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中兴起的。学者的研究大多只是限于对税法基本理论，尤其是有关税法的职能和作用的理论的简单重复叙述，没有能够在深层次上展开新的理论探索。但也有学者从税法基本原则的层面对税收法治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我们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法治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与“罪刑法定主义的法理是一致的”（注：参见刘剑文主编：《财政税收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第18卷第6期，第57、60页；饶方：《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法研究》1997年第1期，第17页。）；并进一步指出，税收法定主义“还是现代法治主义的发端和源泉之一，对法治主义的确立‘起到了先导和核心的作用’（注：〔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原注。）”（注：饶方：《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第17页；参见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第58页。）。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从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而形成的公共需要论和交换学说出发，分析了长期支配我国“依法治税”思想的理论根源-国家分配论的不足和传统的“法治”、实则仍是“人治”的观念对“依法治税”思想的必然负面影响；主张用社会契约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即公民权利义务对等的思想来弥补国家分配论之不足（注：参见宋德安、邢西唯：《论“依法治税”-从契约论角度看国家分配论之不足》，《人文杂志》1996年第1期，第62-66页。）。这一深入的理论研究，触及了依法治税理论的思想根源，在某种意义上，为依法治税理论作了正本清原的工作，是对传统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

2.依法治税的概念和内涵

所谓依法治税，是指在依法治国的前提和条件下，通过税收法制建设，使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从而达到税收法治的状态。这一概念包含着以下丰富的内涵：

（1）表明了依法治国与依法治税二者间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条件，后者是前者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结果之一。依法治税只有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并作为依法治国整体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工程，在与其他包括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等诸方面在内的法治子系统工程相互有机联系、互相促进的过程中才能切实开展并深入进行。

（2）突出了依法治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即税收法制建设。税收法制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包括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等在内的统一体，其内容亦极其广泛和丰富。但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法制”非“法治”一样，“税收法制”也不同于“税收法治”。

（3）指出了依法治税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和根本目标-“税收法治”。根本目标包含基本目标，但不限于此，还包括良好的税收法制建设等。

（4）将“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置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之前，突破了二者的传统排序，表明了依法治税的重点在于前者。

（5）表明了依法治税和税收法治二者间的关系：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过程，后者是状态。

（二）税法基本原则理论

刘隆亨先生在其《中国税法概论》一书中最早提出“税法制度建立的六大基本原则”（注：参见刘隆亨：《中国税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3-75页。）。1989年，有学者对西方税法的四大基本原则，即税收法定主义、税收公平主义、实质征税原则和促进国家政策实施的原则进行了介绍（注：参见谢怀拭：《西方国家税法中的几个基本原则》，载《以法治税简论》，第150-157页。）。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有学者开始借鉴和参考西方税法基本原则理论来研究、确立我国税法的基本原则。到目前为止，仅从数量上看，我国学者对税法基本原则的概括就有三原则说、四原则说、五原则说和六原则说等四种；且在同一数量原则说中，不同的学者对各原则的表述、概括又不尽相同。从表述的形式上看，又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沿用我国传统的一贯表述，如“兼顾需要与可能”、“区别对待”、“合理负担”等；二是直接借用西方税法基本原则的表述。

综观我国税法基本原则的理论研究，可以发现其中不少问题：1.把税法或税收的某些职能或作用当作税法的基本原则，如“强化宏观调控的原则”（注：以下各原则均引自各税法学教材，不再一一标明出处。）、“确保财政收入的原则”等；2.把涉外税法的基本原则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有以偏概全之嫌，如“维护国家和经济利益，促进对外开放原则”等；3.混淆了“税法原则”、“税收立法原则”（注：此处“立法”指其动态上的意义，即法律的制定。）和“税法制度建立的原则”等概念间的相互关系，税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等的全过程，有些原则，如“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税制简化原则”等只适用于其某一或某几个环节，而不是全过程，不适宜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4.在历史局限性影响下，将税法的阶段性要求当作税法的基本原则，有些甚至违反了税法的基本公平价值的精神，如“区别对待”等。

有学者对西方税法的四大基本原则；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社会政策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并较紧密地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论述了在我国应当如何批判性地对其加以借鉴和运用、乃至贯彻（注：参见刘剑文：《西方税法基本原则及其对我国的借鉴作用》，《法学评论》1996年第3期，第20-24页。）。笔者比较赞同这一做法，即在表述形式和基本精神方面直接借用西方税法四大基本原则，但在具体内容上则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赋予其新的内容，使其能够切实符合我国实际。因为对借用西方税法基本原则和沿用我国关于税法基本原则的传统表述这两种方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第一，二者的基本精神其实是一致的，但前者的表述语言简单、明了、直观，概括性强，涵盖面广，彼此间没有重复。事实上，后者中的许多原则可以相应归入前者的各原则中，如“兼顾需要与可能”、“公平税负、合理负担”、“普遍纳税”等体现的是“税收公平原则”：“贯彻党的经济政策”、“贯彻执行国家政策”等可包含于“社会政策原则”中：“税制简化”、“征税简便”、“简便易行”、“征纳方便”等说明了“税收效率原则”。第二，西方税法四大基本原则从内容上看也较全面、完整。如传统原则理论中就很少看到体现“税收法定原则”的表述；再如传统原则理论一般只论及税收的行政效率问题，而没有涉及更重要的税收的经济效率问题。所以，笔者认为，应该批判地借用西方税法基本原则理论来统一我国传统原则理论比较混乱、不规范的局面，以便更好地指导税收法制建设全过程的各个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专文论述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指出，税收法定主义“是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从而将税收法定主义提到“具有宪法原则的位阶”的重要地位（注：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第57、58-59页。）；这些学者还较为系统地论述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内容，并分别从宪法和立法的角度阐述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完善问题（注：参见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饶方：《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这一深入的理论研究为在我国税法基本原则体系中确立税收法定主义的核心原则地位起到了重要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税收法律关系研究

我国学者对税收法律关系的研究在整体趋同的情况下又有细节上的不同，特别是近年来开始出现一些大大区别于以往的观点，值得注意。

首先，在税收法律关系概念的具体表述上，学者们各有不同，但所包含的基本内容要素又是大致相同的（注：多数学者意见大致相同的，不再一一表明出处；只对持少数意见或独特见解者，标明出处。）：（1）由税法确认和调整的，或符合税法规范的。（2）国家和纳税人之间（在征纳税过程中）发生的，或在国家税收活动中各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前者将主体限定为“国家和纳税人”，将关系发生范围限制在“征纳税过程中”有失全面，后者的表述更具概括性，更全面。（3）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或以征纳关系为内容的。与（2）同理，前者更合理。（4）社会关系。据此，可以将税收法律关系的一般概念表述为：税收法律关系是由税法确认和调整的，在国家税收活动中各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另外，大部分学者都能正确区分税收法律关系和税收关系，更有学者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注：参见刘剑文主编：《财政税收法》，第174-175页。）

其次，在税收法律关系特征的总结上，主要有如下四点：（1）税收法律关系中固有一方主体是国家或国家及其征税机关。（2）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财产所有权或支配权单向转移的关系。所谓支配权主要是就国有企业作为纳税人时而言的。以所得税为例，国有企业的应纳税所得和征税机关就此征收的税款，都属于国家所有，税款从国有企业向征税机关转移不过是同一所有人下支配权的转移；财产所有权则是针对非国有企业的其他纳税人的。（3）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单方面的权利或义务关系：即对征税主体来说，享有单方面的征税权利，对纳税主体来说，负有单方面的纳税义务。-这也是为什么征税主体通常又称为“权利主体”、纳税主体通常又称为“义务主体”的原因之一（注：有学者对“纳税义务人”称谓的原因作了较为深层次的剖析，认为“恰恰是这样一个称谓或概念，使得整个税收法制难脱不幸的境地”。参见涂龙力等主编：《税收基本法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135页。）。但后来学者们逐渐意识到税收法律关系中双方主体应互享权利和互担义务，只是二者享有的权利的性质不同，而义务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又不对等：对征税主体而言，其在制定税收法规和进行税收监督过程中，彼此间产生的税收法律关系，其权利、义务合二为一，并以“职权”或责任的形式出现；至于纳税主体，则主要是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而享有一定的权利（注：参见张永福、孙静：《纳税人的权利》，《法学杂志》1997年第1期，第31-32页；刘剑文主编：《财政税收法》，第178页。）；还有学者专文论述了“纳税人的退还请求权”，对其产生基础、具体实现及出口退税领域的退还请求权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注：参见首闻：《略论纳税人的退还请求权》，《法学评论》1997年第6期，第26-31页。）。（4）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以纳税人发生了税法规定的行为或事实为前提。这一总结仅仅限定纳税主体可以引起税收法律关系，而将征税主体排除在外，也是欠全面的。

最后，在税收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上，学者们的分歧较大。第一，在主体方面，一般分为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对征税主体的组成，大部分学者认为包括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及具体履行税收征管职能的财政机关、税务机关和海关；有的认为仅指国家行政机关（包括税务机关、财政机关和海关）（注：参见孙树明主编：《税法教程》，第83-85页。）；有的认为国家是严格意义上的征税主体，而税务机关是唯一的征税主体（注：参见刘剑文主编：《财税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第175-177页。），后又提出“征税主体是包括国家各级政权机关与具体履行税收征管职能的各级财政机关、税务机关和海关两个层次在内的统一体”的观点（注：参见刘剑文主编：《财税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第175-177页。）。对纳税主体的组成，大部分学者按所有制等标准划分为国有（营）企业、集体企业、涉外企业（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私营企业、行政机关

和事业单位、个人等；有的按作用的不同，分为纳税人、代征人和协税人（注：参见罗玉珍主编：《税法教程》，第28-29页。）；有的划分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注：参见孙树明主编：《税法教程》，第83-85页。）；又有学者进一步将其规范为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单位（组织），并按纳税义务不同，划分为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人（注：参见刘剑文主编：《财税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第175-177页。）。我们比较赞同最后一种划分方式，传统的所有制划分标准（包括前述区分财产所有权和支配权转移的不同）在今天要求平等性、国际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已失去了意义。

近来有学者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一个由三方主体间的三重关系组成的两层结构：第一层面上是国家分别与纳税人和税务机关所发生的两重法律关系，第二层面上是发生在国家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征纳关系（注：参见涂龙力等主编：《税收基本法研究》，第127-129页、第108-112页、第115-124、143-156页。）。我们比较赞同这一观点。因为：其一，它涵盖了税收法律关系中涉及的三方主体，并以其相互关系设计了一个有机的结构，对各方主体所处地位及其权利义务作了一个深刻且恰如其分的分析；其二，它可以有效地统一我国学者关于税收法律关系主体划分标准混乱的局面；其三，这些学者尤其是认识到了以往忽视的、但其实是最深层次的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将税收法律关系研究推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背景。当然，这一观点还有需要改进完善之处：第一，尽管这些学者认为在税收基本法中只宜规定狭义的税务机关（注：参见涂龙力等主编：《税收基本法研究》，第127-129页、第108-112页、第115-124、143-156页。），但实际上具体履行税收征管职能的是包括财政机关和海关等在内的广义的税务机关，应当将它们也包括在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中。第二，通常所说的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在这一两层结构中处于何种地位，亦或根本排除在外？笔者认为，可以对税收法律关系中各方主体再作进一步的分类，如以“有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为联结“国家”和“纳税人”的中间主体，包括“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第一层次）和“广义的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第二层次）两个层次在内，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税收法律关系主体体系。第三，这一包括了宪法因素、行政法因素和民法因素等在内的“税收法律关系”是否已突破了税法的范畴？第四，倘以这一有关税收法律关系的观点为核心，如何修正税法基本理论的其他部分，如税法的概念、税法的基本原则等？以上这些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细致的理论研究。

第二，在客体方面，学者们意见比较统一的是包括“物和行为”。至于有的学者又将物分为“货币和实物”，甚至将诸如“税收指标”、“税收管理任务”等也包括在内，我们认为无此必要。

第三，在内容方面，学者们也是仁智各见，从各自观点出发对税收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内容作了不尽相同的总结概括及表述，我们在前面有关税收法律关系的特征述评中已有论及，此处不再重复。同样，倘以“税收法律关系两层结构说”重新诠释其权利义务内容的话，势必产生极大甚至根本性的变化。（注：参见涂龙力等主编：《税收基本法研究》，第127-129页、第108-112页、第115-124、143-156页。）

其实，以上各方面都共同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权力关系还是债务关系。日本税法学者金子宏认为不能将税收法律关系单一地界定为权力关系性质或债务关系性质，但其基本的和中心的关系仍为债务关系，是一种“公法上的债务”。（注：参见〔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第18-21页。）

以前我国学者都是按“权力关系”性质单一、片面地理解和分析税收法律关系；现在有学者认为税收实体法法律关系性质的重心是债务关系，税收程序法主要以国家行政权力为基础，体现权力关系的性质（注：参见许建国等编著：《中国税法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6-71页。）。从这一观点出发，再辅之以“税收法律关系两层结构说”，就能从根本上解释税收法律关系中三方主体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尤其是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给税收法律关系理论带来彻底的变革。已有学者作出了初步的理论尝试，如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问题（注：参见陈少英：《试论税收法律关系中纳税人与税务机关法律地位的平等性》，《法学家》1996年第4期，第68-72页；涂龙力等主编：《税收基本法研究》，第135-143页，该书认为，从广义上说，不仅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国家与纳税人之间也是平等的。）。我们认为，单就税收征纳关系而言，税收利益只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从纳税人手中征收到税务机关的单向流动，显然是不平等。但是如果我们将征纳税行为作为国家财政收入整个财产流转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环节，将其置于“国家和其人民（纳税人）相互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最深层次的理论空间中，运用社会契约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去分析的话，就会发现：国家征税是以人民同意为前提的，而税收收入最终又被用于为人民提供公用事业或公共物品，因此税收法律关系中国家与纳税人、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又是平等的。这样，我们就从税收法律关系不平等的形式中发掘到了其平等的内涵。

（四）税收立法研究

对税收立法（注：此处“立法”包括两面意义：一为“静态”之法律规范；二为“动态”之法律制定。）问题的研究一般都是从现状分析和完善构想两个方面来进行的。

在现状分析方面，学者们在不同的时期对各时期的税收立法现状作了各种不同的总结、概括。我们认为，可以将税收立法最主要的问题表述为一点，即“税收立法结构不合理”；并且可以从相互密切联系着的几个方面来对该点所包含的内容加以理解：（一）从立法之动态意义-法律制定的角度看，表现为税收立法体制之不合理，集中体现在税收立法权限的划分不明确，具体包括：（1）最高权力机关与最高行政机关之间税收立法权限划分不明确，前者未充分行使税收立法权且对后者行使税收立法权缺乏必要的监督；后者之立法权为固有的行政立法权或授权的委任立法权，其性质与范围均未定，且大部分研究都认为后者“过分”地行使了税收立法权。（2）税收立法权全部集中在中央，不尽合理。依我国现行税收立法和征管体制，所有税种的立法权均集中在中央：除屠宰税、筵席税、牧业税的管理权下放给省级地方政府外，其他税种的管理权也集中在中央。地方无法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状况等实际情况开征地方税种，不利于地区经济的灵活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诸多的以“费”之名义而收“税”的不合理做法。（二）从立法之静态意义-法律规范的角度看，表现为税法体系结构不合理。现行税法体系以大量的税收行政法规为主，而税收之征纳事关纳税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义务，应由“法律”定之，故有违于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原则。（三）从法律的效力及其权威性等其他方面来看，则表现为税法的整体效力层次低，权威性和稳定性较弱等。总之，最根本的还是税收立法体制不合理，后两方面都是其必然导致的结果。

在完善构想方面，学者们的研究也具有很大的趋同性，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大方面：（一）完善税收立法体制。税收立法体制之完善首先应当有赖于国家整个立法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其次应当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来完善，即在纵向效力从属关系上合理、适度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限，在横向协作分配关系上合理划分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税收立法权限（注：参见刘剑文、李刚：《试论我国税收立法体制之完善》，《税务研究》1998年第6期，第63-64页。）。（二）完善税法体系。主要包括：1.制定《税收基本法》。《税收基本法》作为统帅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的母法，在整个税法体系中应居于核心地位，其制定意义之重大，学者们已达成共识，并分别从不同

的角度对《税收基本法》的指导思想、特征、立法模式之选择、重点问题及其基本框架进行了阐述（注：参见杜萌昆：《关于对制定税收基本法问题的研究》，《税务研究》1995年第12期，第33-35页；林雄：《起草税收基本法总则需要考虑的若干问题》，《深圳特区法制》1996年第2期，第21-24页；刘隆亨等：《制定我国税收基本法应具备的特征》，《法学杂志》1997年第1期，第10-11页；刘剑文、熊伟；《也谈税收基本法的制定》，《税务研究》1997年第5期，第21-25页；涂龙力等主编：《税收基本法研究》。）。2.完成某些税种法的立法程序，使其立法层次由税收行政法规上升为法律，增强税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3.在具体税种法方面，主要包括统一企业所得税法，制定《证券交易税法》、《社会保障税法》和《遗产税法》以开征上述税种。（三）完善税收征管体制。主要包括：1.普遍建立纳税申报制度、税务制度和税务稽查制度，从而形成“申报——稽查”三位一体和“纳税人—办税机构—税务机关”三方相互制约的税收征管体制。2.强化税务执法和司法功能。有学者就提出要制定专门的《税务违章处罚法》和《税务行政复议和诉讼法》等（注：参见汤贡亮：《关于推进税收立法体系的思考》，《税法研究》1997年第1期，第11-15页。）；以及设立专门的税务警察，但在是否有必要设立专门的税务法院和税务检察院的问题上存在着争论。（注：参见王景：《关于建立税务法院、税务律师和税务警察的探讨》，《税法研究》1997年第1期，第36-39、43页；涂龙力等主编：《税收基本法研究》，第214-240页。）

（五）税法的分类

我国学者对税法的分类的意见不很统一，主要有如下四种：1.按征税对象不同，划分为流转税法、收益（所得）税法、财产税法、行为税法四大类（或加上资源税法共五大类）；2.按各级政府对税收管理权的不同，分为中央税法与地方税法两类（或加上中央和地方共享税法共三类）；3.按照税法调整对象-税收关系内容的不同，分为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两类（或加上税收权限法共三类）；4.按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或税法制定的主体和适用范围不同，分为国际税法和国内税法。

篇9

一、70号通知和15号公告各自规范的对象

70号通知第一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512号，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现就企业取得的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通知如下”，因此，70号通知是对企业取得的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所作的规定。而15号公告第七条规定：“企业取得的不征税收入，应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的规定进行处理。”所以，15号公告是对企业取得的不征税收入要求按照70号通知进行处理和管理所作的规定。由此可见，两文所规范的对象明显不同，其区别是：70号通知规范的对象是专项用途的“财政性资金”，强调的是对不征税收入中财政性资金的处理和管理，而15号公告规范的对象是“不征税收入”，强调的是对全部不征税收入按照70号通知对财政性资金的规定进行处理和管理。然而，尽管从文字上看两文规范的对象不同，但两文的根本目标还是一致的，都归结为对企业取得的不征税收入如何规范处理和管理的问题。

但是，由于《企业所得税法》第七条规定：“收入总额中的下列收入为不征税收入：（一）财政拨款；（二）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又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七条第（三）项所称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是指企业取得的，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专项用途并经国务院批准的财政性资金。”可见，70号通知所要求规范的“财政性资金”仅是15号公告要求规范的“不征税收入”的一种情形。所以，在今后的涉税处理税务中，不能将“不征税收入”简单理解为仅是“财政性资金”，也不能将“不征税收入”与“财政性资金”混为一谈。

二、如何理解，运用确认不征税收入的三大条件

70号通知规定：“企业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的应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一）企业能够提供规定资金专项用途的资金拨付文件；（二）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的资金管理办法或具体管理要求；（三）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

笔者认为，对这三大条件主要掌握三个“要”：一是要有资金拨付文件，但必须是由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下发的带有文号的文件，且文件中必须明确规定了资金的专项用途；二是有具体的管理办法或要求，即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针对该资金有专门的管理办法或具体管理要求；三是要单独核算，即企业对相关资金的收入及支出必须单独设立明细账进行核算，清晰反映对收入和支出的核算情况。但是，在日常实务中，一些企业往往缺少三大条件中的一条，或其中一条不符合要求，如缺少专门的资金管理办法或具体管理要求，或仅是在资金拨付文件中附带提出简单的资金管理办法或要求，或企业对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支出未单独核算或未全部单独核算等。笔者认为，从70号通知可以看出，不仅三大条件缺一不可，而且也不可以简化或篡改，同时还必须遵循15号公告解读所规定的：“如果企业管理条件或其他原因，无法达到财税[2011]70号文件规定管理要求的，应计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由此可见，凡是有不征税收入的企业必须严格按照70号通知的规定对不征税收入进行规范的处理和管理，特别是必须做到并做好对不征税收入收支情况进行单独的会计核算。

三、正确理解“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的决定权

70号通知对企业在符合上述三大条件后的表述是“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使用的是“可以”一词，这就是说也可以不作为不征税收入，那么，对究竟是“可以”作为还是“不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谁有权决定呢？从70号通知的发文对象及第一条规定的文字表述及语境不难看出，对“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的选择权在企业，但决定是否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的决定权在税务机关，即在同时符合三大条件的情况下，企业可以根据对自身的利弊得失选择是否作为不征税收入，如果企业认为符合70号通知规定的三大条件，选择作为不征税收入，则应在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进行纳税申报时，将相关收入列入不征税收入项目，无需专门办理申报手续，但需在纳税申报资料中向税务机关提供符合三大条件的相关资料和证据，由税务机关根据相关规定并结合对资料和证据的审核决定是否可以，但税务机关判断是否可以应尊重企业在合法、合规情形下的选择，除非企业判断作为不征税收入的三大条件不完全具备，或提供的依据不充分、不恰当。正如国家税务总局对15号公告解读所规定的：“如果企业管理条件或其他原因，无法达到财税[2011]70号文件规定管理要求的，应计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此时，即使企业认为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但税务机关有权认为“不可以”。所以，简单认为决定权在企业或在税务机关都是不对的。

四、对非“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的考虑

《企业所得税法》第七条规定了三种情形的不征税收入，“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仅是第一种情形财政拨款中的一种类型，但是，由于70号通知仅是对企业取得的“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作为“不征税收入”要求满足的三大条件所作的规定，因此，如果企业取得的是非“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的不征税收入，则不一定能完全满足或套用相关条件，如不一定能够取得“企业能够提供规定资金专项用途的资金拨付文件”或“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的资金管理办法或具体管理要求”。所以，笔者认为，实务中对企业取得的非“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是否属于不征税收入的判断不能教条，不能一味强调并套用70号通知的三大条件，应该从70号通知及15号公告的精神实质出发，只要企业能够从资金来源的性质、用途及管理等方面提供清晰证明属于“不征税收入”充分、适当的证据，就应该判断为“不征税收入”，而不应拘泥于70号通知所规定的三大条件。

另外，不能将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核算的政府补助与不征税收入混为一谈，如某些地方政府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采取变相减免税等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财政补贴给予企业的优惠，这些均应计入企业当年度的收入总额，不属于不征税收入，所以，企业必须严格对照70号通知及相关税法精神，认真分析并判断是否属于不征税收入。

五、判断不征税收入的三大条件并非全部管理要求

70号通知第一条规定的三大条件仅是判断和确认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作为不征税收入的标准和要求，并非对不征税收入进行处理和管理的全部内容，即即使满足了这三大条件，但还必须同时满足70号通知第二条和第三条的要求，即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资产，其计算的折旧、摊销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以及将财政性资金作为不征税收入处理后，在5年内未发生支出且未缴回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的部分，应计入取得该资金第六年的应税收入总额。这两条实际为对不征税收入确认后，对不征税收入进行后续处理和管理的规定和要求，所以，凡是存在并确认了不征税收入的企业必须严格遵守，防止发生不必要的纳税风险。

从该条规定还可以看出，由于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后形成的费用、折旧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所以，将财政性资金作为不征税收入处理后，企业实际得到的仅是不征税收入所应计缴企业所得税在时间上的资金价值，而相关收入和支出之间间隔时间的长短，则影响并决定了所占用资金时间价值的大小，间隔时间越短价值越小，如果收入和支出在同一期间，其资金时间价值为零，但间隔时间必须在5年内。所以，企业要正确认识和权衡按不征税收入处理的利弊得失，不应麻木追求对不征税收入的确认。

另外，此处需注意的是，如果企业同时存在免税收入，则必须严格区分免税收入的支出和不征税收入的支出，因为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企业的免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或者财产，可以税前扣除，或对资产计算的相应折旧、摊销进行税前扣除，所以，企业需注意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不能被各种利好冲昏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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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一批研究汉代财政管理的论著，其中以马大英和周伯棣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马大英在《汉代财政史》第二十四章即“财务行政与上计吏”中分别对“会计年度”、“财政官署与行政”、“调度”、“上计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汉代的会计年度承秦制，十月制是会计年度，随着汉武帝改革历制，会计年度也发生改变。因此上计吏的汇报时间不再是十月了。其实，就会计年度而言，武帝改革后仍然实行的是“计断九月”[6]。又，汉代的会计制度还有许多其它的内容，比如会计凭证、会计报告、会计审核项目等，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关于汉代财政官署问题，马先生认为汉代实行的是中央、郡、县三级管理体制，但是江陵凤凰山汉简证明：乡里也有财政支出权限。因此从财政学上讲乡也是一级财政[7]。上计吏是研究汉代财政管理的重要问题，马先生对上计吏的任务、职责以及上计的重要性做了介绍，提出了很多可资借鉴的观点。另外，赵云旗的《中国古代财政管理研究》对整个古代的生财、用财的管理措施进行了概括性的论述[8]。

周伯棣对汉代财政管理也有专论。他从两个方面阐述了汉代的财政管理问题：第一，公私财政的划分；其次，预算会计制度。他说，公私财政划分的创始及其办法，在秦汉以前，国家财政与领主私人的财政几无区别；到秦汉时代，即有区别。可以说，公私财政的划分，为汉代财政的一个特色。东汉以后，虽也有划分的企图，但划分得不是如此清楚[9]。我认为这一传统观点值得商榷。（详论见后，此不赘述）关于汉代预算的问题，由于文献简缺，周先生也没有深入研究。他的结论是：秦的预算无法考究，汉代的预算制度本身亦无可考，但观于成帝责丞相翟方进说：“百僚用度各有数”，则可知预算是有的。虽有预算，事实上又未必严格遵守，故成帝加以谴责说：“君不量多少，一听群下言，用度不足，奏请一切增赋”[10]。由此可见，汉代粗略的预算并不是没有。与预算相关联，也可说与决算相接近者，则有“上计”之制。它与周代的“岁终则会”的精神相仿佛。不过具体说来，它是地方官吏定期向国王报告民户税收数字的账目。这个办法就是：把一年税收预算数字写在木券上，剖而为二，王执右券，官吏执左券，国王根据右券在年终考核官吏，予以升降[11]。我们认为秦汉预算制度，确乎存在，但由于材料缺乏，所以，迄至今日，没有学者专门、系统地研究秦汉预算制度。

尽管系统、全面地研究汉代财政管理的专著还未面世，但是研究财政管理各个具体内容者有之，现在分述如下：

1、如何征收赋税？这是财政管理的基本问题。高敏先生认为，汉代的田租是按亩和产量结合起来征收的。而田亩与产量二者的结合可以在每亩产量上获得统一，这样即体现了租税之法皆依田亩所产的精神，又符合什五税一与三十税一这种按产量征收田租的定率[12]。杜绍顺先生却主张田租定额征收说，汉代田税的定额如果是三十税一，武帝以前是每亩（小亩）约三升，武帝以后是每亩（大亩）八升。汉代的田税定额不是始终不变的，而是随着平均亩产的提高而提高的。也就是说汉代田税采用的实际上是定额制而不是分成制。国家根据平均亩产量决定每亩征收定额，地方上再根据土地贫瘠定出品级，但平均起来与国家规定的定额相等[13]。谷霁光和黄今言老师认为，汉代田租征收办法是，既基于地，又基于户，基于户是实[14]。刘华祝老师认为，汉代田租按照比例税制征收，即“按照田亩单位面积产量计征”[15]。日本学者对汉代田租征收制度也多有研究，木村正雄认为秦汉的田租属于生产税性质，而平中苓次认为是地租。（日）纸屋正和在论证秦汉的田租率时和吴慧的观点相同，即汉武帝时期田租率为“百一而税”[16]。以上这些学者的研究立论鲜明，论证缜密。但由于近些年来出土了很多新的简牍材料，为笔者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条件。

李剑农先生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17]中认为，武帝以前赋税种类有田租、算赋口钱和更赋三种。田租是三者当中最重要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基本项目。算赋和口钱可称为人口税，似为武帝之创制，更赋为“力役之征”，盖以沿秦旧制。高敏先生讲，汉代赋税名目繁多，然大别之，不外乎赋、算、租、税四大类别。所谓赋，包括算赋、口赋、更赋、献费，大都是按人口征收的税，所纳均为钱币。所谓算，包括算訾、算缗钱、算财产等项目，一般以钱币纳税。所谓租，则包括田租、假税、刍稾税，除田亩附加税是按亩征收钱币外，其余都收实物。所谓税，则包括关税、盐铁税、酒税和渔税等，其征收办法一般是按所税物品的数量计算的，也以征收钱币为主[18]。蒋非非老师详细地考察了江陵汉简关于算赋征收的时间问题，其观点为：汉简所记录的各月算赋是预征数目，正式收齐上缴仍然在每年八月至九月，因此八月算民制度是存在的[19]。然韩连琪则对口钱是汉代未成年人交纳的税目提出了新见，他认为，元帝以前从三岁开始征收，自元帝时起七岁起征，成为定制。但到东汉末年已由七岁降为一岁起征[20]。而钱剑夫则认为，在武帝以前就有口钱算赋，口钱由三岁至十四岁，人出二十钱。武帝时加二十三钱，至元帝时贡禹请将征纳口赋的年岁由三岁改为七岁，并成为两汉口钱起征年限的定制[21]。

关于赋税数额问题，韩连琪认为，高帝十一年前赋无定额，高帝十一年后，赋额为六十三钱，文景时赋额为四十钱，武帝时始赋额确定为百二十钱[22]。日本学者加藤繁认为，宣帝甘露二年以前除文帝时四十钱外，“赋额”一般为百九十钱，宣帝甘露二年至成帝建始二年，“赋额”为百分之六十钱，成帝建始二年后“赋额”为百二十钱[23]。高敏强调，汉初每算的固定数量既不是《汉律》所说的一百二十钱，也不是孝文时“民赋四十”，更不是加藤繁所推算的数字，每算应当是二百二十七钱[24]。岳庆平老师认为，汉代狭义的“赋额”是指上交赋额，是取民之赋额的一部分。上交之“赋额”存在一个演变过程；高帝四年至十一年并无定制，高帝十一年始为六十三钱；文帝、景帝时减为四十钱；武帝时升为百二十钱，此后基本固定，终两汉之世，除偶然减免外，未再变更。广义的“赋额”，指取民之“赋额”，其中包括以各种名目向十五至五十六岁的成年人征收的所有人头税。赋额中的一部分上交中央，另一部分用于地方开支，取民之“赋额”从无定制，因地而异[25]。李孝林在《世界罕见的赋税史实物———凤凰山10号汉墓简牍新探》一文中讲，市阳里二至六月每算共征收227钱，由于包括地方征收的杂税，显然大大超出应缴中央的算赋“人百二十为一算”，献费是一次性的，按人头摊派，于十月朝献，有别于算赋。从朝献时间看，似应在七、八月份向居民征收，四、五号牍故无记录[26]。

工商税的征收，是向从事商业、手工业和高利贷活动的人征收的一种税[27]。高敏先生在《秦汉赋税制度考释》中认为，算缗钱是新增加的一种国税，秦代有无“算缗钱”的制度，从现存中料中尚无法确知，但汉代则确实施行了这种对缗钱的储存者课税的制度。算缗钱是武帝新增加的一种国税，它与向工商业主征取的财产税不同，不能混为一谈[28]。黄今言老师说，算缗钱是由过去的现金税演变而发展成为财产税。算缗钱可能只是对工商主的“储钱”课取现金税。随着汉代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和“抑末”措施的加强，算缗钱的性质便随之发生了变化，过去的现金税，发展成为带有财产税的意味了[29]。田泽滨在《汉代的“更赋”、“訾算”与“户赋”》中认为，“訾算”并非征收农户的财产税，它同“訾选”用人有关，也同维护小农经济的根本政策有关。不过，应该指出“訾算”虽非征收财产税，但按“訾”区分为“高訾”、“中訾”、“訾不满二万”等类别却与徭役的征敛相关[30]。

在假税的征收方面，钱剑夫认为，假税是汉代独有的一种赋税，其实就是公田的田租。因为这种土地是暂时或有一定年限借给民耕种，实际上是租给农民耕种，汉王朝就是大地主，耕种公田的农民就是它的佃户。因此，所收的田租就别名“假税”[31]。黄今言等主张，汉代官府把公田出租给贫苦农民耕种，叫做“假与”，因此，这种租种公田者向官府缴的税便叫“假税”，其实质是国家向农民课取的地租，同“三十税一”的田租是不同的[32]。祝瑞开在《汉代的公田和假税》中讲，“假税”和封建自耕农民向政府交纳的的“租赋”是不同的。后者在通常情况下，向政府交税三十税一或十五税一的田租和算赋、口赋、并服一定的劳役。“假税”通常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剥削量远远超过了自耕农的所谓田租[33]。韩养民认为，汉代的假税，很可能是行“三十税一”的税额，“假民公田”不是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着眼，而是安置流民的措施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假税的税额不会过高，很可能实行“三十税一”，它同自耕农的田租一样，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也可以减免[34]。

2、汉代财政支出包括军事支出、皇室费用、官俸支出、工程支出、社会救济、科学文化支出等。比较系统地研究汉代财政支出管理的学者有加藤繁等日本学者和国内学者马大英等。加藤繁对汉代的财政支出问题的研究侧重于帝室财政，他将帝室财政支出分为：膳食之费、被服之费、器物之费、舆马之费、酱药之费、乐府及戏乐之费、后宫之费、铸钱之费、少府水衡的杂费、赏赐之费等。然后对皇太后、皇后、太子费用支出办法进行了论述。他认为，所谓“共养”“劳赐”[35]虽然是帝室财政支出的二大宗，但是属于广义“共养”的一部分，如宫殿及其营造费却置于皇室财政支出以外。御用的马匹由少府和水衡饲养，其费用当然归帝室财政负担，但其马匹却从太仆所掌握的诸厩或三十六苑供给补充。与此相反，天下流通的钱币铸造费则由皇室财政负担。天地祭祀由太常管辖，其费用归大司农支付，但祭祀所用的牺牲却由水衡都尉所掌握的上林苑供给[36]。加藤繁也承认，帝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在细目上有区别。帝室财政支出主要有共养与赏赐二部分的支出。从帝室财政支出来讲，加藤繁考察较为细致，所列细目详细而具体，但是缺乏对相关管理措施的论证。对于国家财政支出问题，他在结论中做了补充说明，并将之归纳为：在京官吏的俸禄支出（不包括少府、水衡的俸禄支出）、祭祀之费、土木之费、军队供养之费、军用车马武器之费、京师诸机关的事务费等。关于这些支出问题的研究，日本的学者成绩斐然，比如越智重明的《关于汉代的财政》[37]、楠山修作的《汉代的国家财政》等[38]尤以山田胜芳的研究最为深入，他的《对汉代财政的一个考察》、《汉代财政制度变革的经济要因》、《前汉武帝时代的祭祀和财政—封禅书与平准书》、《王莽时代的财政》、《后汉的大司农和少府》和《前汉武帝时代的财政机构》等文章对汉代的财政管理及其支出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但综观之，则基本上还是加藤繁的观点及论述框架，也没有就财政支出的过程、办法等问题进行解释[39]。

国内以马大英为代表的研究成绩最为瞩目。他认为，汉代财政支出基本上分为皇室支出和国家支出两大部分。前者指皇室及其家用的生活费及为维持皇帝权威的一些赏赐等支出；后者指维持国家政务的各项支出。在前汉，国家财政和皇室财政是分开的，皇室支出的无限扩张，侵蚀了国家财政，酿成国家财政的困难。孙翊刚的《中国财政史》将汉代的财政支出分为军事支出、皇室费用、官俸支出、工程支出、社会救济和科学文化支出等项目[40]，他也是分门别类地列出了汉代的各种支出细目，没有对管理上的措施进行研究。黄天华的《中国财政史纲》[41]也仅仅对支出项目进行了列举。

3、会计与财政监督。郭道扬的《中国会计史稿上册》对汉代的会计制度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他的立论和实证的治学方法，为他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将汉代的会计分时断进行论证，主要探讨了汉代的财官与财制、官厅会计方法、民间会计、汉代的会计理论、司马迁关于财计方面的议论、桑弘羊关于财计方面的议论和王莽关于财计方面的议论等问题[42]。他的这些论述具有深厚的会计学基础以及扎实的史料功底，故而提出的论点独具匠心。杨时展评论说，他利用睡虎地秦简、居延汉简、流沙坠简、汉晋西陲木简等第一手资料，令人佩服地勾勒出了中式会计发展的大体轮廓，这种以出土文物为基础，旁及万家史籍而写出的学术成果，至今还不多见[43]。然而，汉代的调书、簿籍等与会计凭证、会计报告和会计项目等的关系如何？与财政监督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郭先生没有详论。李均明的《汉简会计考》在郭道扬的研究基础上对汉代的会计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44]。李孝林的《世界会计史上的珍贵资料》一文利用江陵凤凰山汉简详细地论述了江陵汉简簿籍史料的作用以及复式计帐法的具体情况。[45]

有关财政监督方面的研究长期以来重视不够，只有一些监察、审计通史和相关的专门史对之略有涉及。如杨宽的《战国秦汉的监察和视察地方制度》[46]，方宝璋先生的《中国古代审计史话》[47]，肖清益、谭建立的《中国审计史纲要》[48]等。方宝璋认为，中国古代有三种类型的审计活动，即财政财务审计、财经法纪审计、对官吏经济政绩的审计考核。他在《论中国古代监审一体制度的演变和特点》一文中认为，中国古代监察与审计一体的制度从秦汉开始已系统建立，历经两千多年的演变与发展，一直至明清时期。监审一体的机构地位高、权力大，直接属于皇帝指挥，独立性强，在吏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49]；王春知的《秦汉监察制度的形成》详细地论证了秦汉之际监察制度有其自身产生的原因、机构设置、职权范围和运转机制等内容。秦汉时期的统治阶级，通过监察制度这个制衡杠杆，去调节皇权与相权、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等之间的关系，去监察国家机关和国家官吏执法守法与违纪违法，忠于职守与渎职失职，从而使国家机器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顺利运行[50]。关汉华的《试论两汉监察官员的选任制度》对两汉时期监察制度的重大变革、监察官员的选任方式与途径、选任的标准与条件、考核与管理等进行了全面的探讨与论证[51]。孔令平、朱云峰等在《浅谈汉代的审计》中简略地概述了汉由御史府兼管审计工作的情况[52]。

总地说来，所有的这些成果，都从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对汉代的财政管理的研究上做出了自己的成绩，大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汉代财政管理方面的知识。但是，毋庸置疑，过去的学者对汉代的财政管理的研究仍然存在缺陷。

首先，大部分研究缺乏出土文献的佐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钧、徐式庄、常乃德、刘秉麟、杨志濂和刘不同等先生在探讨汉代财政管理的过程中由于受时代的限制，基本上使用文献材料去论证各自观点。即使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汉代财政史》、周伯棣《中国财政史》等也没有充分利用秦汉简牍材料，故而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存在缺漏。建国以后出土了大量秦汉简牍材料，如秦汉魏晋出土文献、天水放马滩秦简、大通上孙家寨汉简、尹湾汉墓简牍、敦煌悬泉汉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云梦秦简、居延汉简等，为重新认识汉代的财政管理提供了条件。再者，考古材料还必须与文献材料紧密结合，才能得出科学、缜密的结论。比如：

未得四月尽六月积三月奉用钱千八百，已得赋钱千八百。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53]82.33（第146页）

未得四月尽六月，积三月奉用钱二千七百，已赋毕。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4.20（第6页）

这些简牍反映了汉代地方俸禄支付的情况，通过简文我们似乎可以看出：汉代的俸禄不是按月发放的，其中存在多种形式，也有学者就此撰文论证。其实，汉代官俸就其制度而言是按月发放的，阎步克老师利用大量的史料考证，并得出结论：“月俸乃是最基本的制度规定。”[54]因此，对一些材料还有进一步辨析考证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