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非遗的建议范文
时间：2023-12-20 17:43:4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保护非遗的建议，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非遗传承；保护；制度建设
一、我国非遗传承人面临的困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是指经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认定的，承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传承保护责任，掌握并承续某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定区域或领域内被公认为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具有公认的代表性、权威性与影响力的传承人。非遗保护在我国起步较晚，由于非遗保护意识的淡薄和制度的不完善，我国非遗传承人面临着极大的困境。
（一）非遗传承人的生存发展环境很严峻。我国目前最主要的非遗的传承方式是自发推广，主要依靠传承人个人的力量在市场经济中传承宣扬非遗。由于非遗行业的产品大多是精神和文化方面，而我国的人均经济水平不高决定了文化精神类产品在我国当前居民消费中仅占据极小比例，这使得非遗从业者举步维艰，由此可以看出纯市场机制的传承不利于非遗保护。
（二）非遗传承人呈普遍断层趋势，传承人断层现象是各类非遗面临的共同问题。非遗传承人后继乏人既有非遗自身难以传承性的原因，也有客观的社会外部因素。中国传统文化国粹的曲艺、传统戏剧、音乐类目的非遗在现代流行音乐文化的冲击下，早已被青年人所遗弃，甚至部分老年传承人也逐渐将其遗忘民间工艺类的非遗也因不具有较大的经济价值无法形成广阔市场而少有学徒；科技的进步也使得传统医药类非遗为西医及更为精密的医疗设备蚕食得几乎无生存空间。
二、现行非遗传承人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相结合的非遗传承人保护制度，国家性非遗传承人的相关立法主要见于2008年文化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和2011年的《非遗法》；地区性非遗传承人制度主要是各省市相关部门文件，上述文件主要涉及非遗传承人的资格认定、扶持、义务等问题。
(一)非遗传承人的认定机制有缺陷
我国非遗传承人采取层级认定方式，非遗传承人也分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和省市等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现行规定在非遗传承人认定方面存在两个缺陷：
（1）没有明确具体非遗的传承人数量。非遗传承人的认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认定的传承人越多则对非遗传承推广的力度越大，一项非遗被认定并获得支持的传承人数目将直接影响该非遗的最终生存。非遗的主要掌握者是民间艺人，他们是否能一代代薪火相传，直接关系到某个“非遗”项目的兴衰存亡，也只有认定支持更多的传承人，才能通过群体力量延续非遗的生命。”对特定项目的非遗，认人并予以支持十分必要。
（2）“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条件不科学。非遗法规定传承人应：“掌握并承续某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定区域或领域内被公认为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等三个积极条件；45号令第4条还增加“不应当是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的人员”这一消极要件。需要明确的是，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应是传承人的义务而非认定传承人的条件；而从事非遗收集、整理和研究的人员在完全掌握了一项非遗后完全能够较好地将之加以传承，也应当将其纳入传承人范围予以支持。
三、完善非遗传承人制度之建议
(一)构建完善的传承人认定机制
合理确定非遗传承认认定数量。鉴于传承人的数量同非遗项目的生死存亡存在极大地联系，我们有必要规定非遗传承人的数量，通过非遗传承人的稀缺性来提高认定代表性传承人的精湛技艺和社会地位。瑚认定非遗传承人的数量是非遗保护中的一项重要基础性的工作，当前制度上未明确认定数量。国家、省、市等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在结合具体非遗的稀缺性、本地财政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最大程度的给予更多非遗掌握者以“传承人”身份并加以物质支持。
（二）建立并完善非遗传承人员的保障制度和激励措施
政府应当对特定弱势的非遗传承人群体的扶持给予特殊考虑，他们无足够的社会保障，只有彻底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才能确保他们有充裕的时间与精力用在传承工作上。相关法律法规应该确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精神性权利和财产性权利，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享有依法获得报酬的权利，该权利的取得可借鉴联合国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的利益分享原则，依据此原则有两个基本目的：一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中维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二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利益。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过程中利益分享原则表现为：依据公平合理的理念在开发者和传承人之间分配开发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惠益。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势在必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工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工作必须走规范化、制度化道路。
参考文献：
[1]苏晓红胡晓东 《代表性传承人保护与培养机制的多元构建》，《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4期.
[2]周安平 龙冠中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探究 》，《知识产权》2010年5期.
[3]汤凌燕;柳建闽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的法律思考——以福建省为主要分析对象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6期.
[4]王光荣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养与造就模式试探 》2009年4期.
[5]旷凌龄 《等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之法律保护》，《法制与社会》，2009年 13期.
篇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保护；档案数据库；惠州市
惠州市是一座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和1400多年建城史的文化古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资源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截至目前，惠州市拥有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两项(惠东渔歌、罗浮山百草油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保护名录21项、市级非遗保护名录54项、县区级非遗保护名录95项。为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惠州市应该采取建档保护在内的措施来保护和传承这些千年历史的活态遗存。
1惠州市非遗建档保护的现状
非遗建档保护，就是将非遗的项目情况介绍、代表性传承人的情况、展演的图片音像、名录项目申报资料等，收集制作成档案，并根据档案管理的要求进行保护。建档保护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有多少艺术档案（还必须是符合档案质量的），就有多少艺术财富；有多少艺术档案留给后人，就意味着有多少历史艺术遗产传给后人”。
1.1惠州市在非遗建档保护中所做的工作
1.1.1在非遗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惠州市重视非遗的挖掘、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2005年国务院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后，惠州市的非遗保护工作也随之展开。近几年来，惠州市借助申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契机，根据各类非遗项目的特征及存续状况，通过记忆性保护、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等方式，对全市的非遗实行了分类保护和区域性整体保护，取得了明显效果，初步建立起了功能较完善、布局较合理的非遗保护网络。一是进一步建立健全了体制机构与法规制度。惠州市从市到各县区、乡镇街道都成立了非遗保护中心，制订了非遗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组建了专家委员会，成立了非遗研究所等。市文化行政部门牵头制定了《惠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惠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申报评定管理暂行办法》《惠州市文化遗产保护申报工作扶持办法》等五个专门关于非遗的行政法规。二是在非遗保护传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惠州市组织对全市非遗进行了普查与分类整理，制作出了全市非遗分布图，并在全市推广建设非遗的传承示范基地和生产性示范基地。目前，惠州市有惠东渔歌、龙门舞火狗、小金口麒麟舞等三个省级非遗传承示范基地；博罗百草油制作技艺生产基地等1个省级非遗生产性示范基地。此外，惠州市还通过给予传承人补助、启动“非遗学堂”项目、开展传承人带徒学艺活动等措施，培育非遗项目的继承人。1.1.2在建档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从档案管理的角度看，非遗建档保护工作分为收集、整理、保管、统计、鉴定、检索、编研和利用八个环节。目前，惠州市在非遗建档保护方面所做的主要工作包括：第一，相关部门对老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技艺进行抢救性记录，用笔记、录音录像、拍摄等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非遗资料；第二，相关部门将收集到的民俗、民歌、手工技艺等非遗资料进行了初步的规范整理，包括实物的、纸质的、照片的、录音的、视频的，基本上建立了文件级目录数据库，同时进行了重要档案的异地异质备份。
1.2惠州市在非遗建档保护中存在的不足
惠州市非遗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和轻管理的情况。同时，由于观念、资金、部门配合等原因，惠州市在建档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尤为不足。1.2.1专项经费、硬件设施及专业人才存在欠缺第一，惠州非遗建档保护的资金投入不足，目前尚没有专项经费；第二，惠州市非遗保护中心是非遗档案的主要搜集和保管单位，但缺乏专业的档案库房与档案设备；第三，惠州市没有配备专门从事非遗档案管理的人员。1.2.2尚未建立非遗档案数据库建立档案数据库是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基础性工作。惠州市非遗保护中心在2006年就建立了非遗数据库，但已经出现了存储空间不足、功能滞后的问题。同时，非遗数据库里虽有大量资料，但没有进行专业化的档案分类管理，显得较为杂乱。而许多镇级的非遗保护中心在档案资料的收集、存储、管理等方面都存在许多空白点。1.2.3基于档案资源的非遗编研、宣传不足惠州市非遗保护中心在非遗文献资料的编辑出版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如编辑出版了《惠东县渔歌客家山歌业余学校教材》《客家山歌民间歌谣》《罗浮山百草油制作技艺（广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惠州水北民谣（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版）》《惠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14年内刊）》《惠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成果巡礼（2010年内刊）》《惠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图（2012年内刊）》等著作和十余本普及性刊物。这些出版物内容翔实、图文并茂，具有很强的教育和宣传价值，但相比庞大的非遗资源，编研、宣传仍不足。
2完善惠州市非遗建档保护的举措
2.1制定非遗建档保护的实施细则
有法可依是非遗建档保护取得真正实效的必要保障。目前惠州市在非遗档案管理方面缺乏明确、详细的法规制度和操作办法。因此，惠州市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制定非遗建档保护的实施细则：第一，惠州市要尽快制定出关于惠州市非遗建档保护的相关条例，并由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与档案部门牵头，对非遗的建档主体、建档流程、知识产权归属、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等工作作出部署；第二，在相关条例没有出台前，非遗保护中心应当和档案部门密切合作，建构非遗档案的业务标准规范，如接收办法、征集办法、鉴定标准、归档范围、所有权的界定以及保管期限等，从而使当前较为迫切的非遗建档保护工作具有明确、科学的操作性。
2.2建立非遗档案的协同保护机制
非遗建档保护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多部门协同合作才能做好。然而现有法规对非遗的协同保护、保存都是仅作出了原则性规定，而对于建档主体和保管主体、具体的协同机制与程序，都缺乏明确规定。惠州市应该克服和避免部门间各自为战、重复征集、档案遗漏的现象，建立良好的共享系统与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体制与机制，并根据非遗档案的收集、分类、保管和开发利用的现状及规律，形成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以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为主管，以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档案馆为主导，各公共文化机构承担传播和展示功能的非遗建档保护的协同工作体系。
2.3设立非遗建档保护的专项资金
惠州市县两级已将非遗保护、保存经费列入财政预算，设立了保护专项资金，用于非遗的调查、传承、传播、濒危项目抢救等保护、保存工作，如根据《惠州市文化遗产保护申报工作扶持办法》，对成功申报省级和国家级非遗名录、代表性传承人以及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的都有资金扶持。在建档保护方面，惠州市虽然也有经费资助，如2016年下拨16万元更新非遗数据库的专项经费，但没有设立非遗建档保护的专项资金。惠州市2016年GDP达3390亿元，人均GDP达7.1万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361.3亿元，有着较雄厚的财政基础。因此，惠州市应该设立非遗建档保护的专项经费，并纳入财政预算，拨给非遗保护中心统一管理和规划使用，专门用于非遗普查资料的分类归档、口述档案的采集整理、非遗濒危项目的采集整理、非纸质档案（如传统技艺流程、仪式规程的图片、音像、多媒体）的采集整理、库房设备与档案设备的购买和维护、非遗档案资源的编研与宣传等。
2.4建立惠州市非遗档案数据库
非遗档案数据库是利用数字技术对非遗档案数据进行学术分类、信息化存储、智能管理的软件系统，建立档案数据库已经成为非遗保护工作的主要手段和必然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也明确规定：“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全面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情况，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惠州市应该高标准地建立一个共享的、多功能的非遗档案数据库，实现非遗档案资源的信息化，促进非遗档案的统一管理及资源整合。非遗档案数据库里的档案，应该包括非遗活动档案、传承人档案、非遗保护档案。这些档案的分类与存储，应该坚持系统有序原则，即对档案进行系统科学的整理、分类、排列和编目，使之条理化，便于查找和利用。同时，惠州市应不断提高非遗档案数据库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要设置有数据备份、数据恢复功能和数据访问权限控制等功能，保证数据库安全。
2.5加强非遗传承人档案的建设
非遗项目传承人是非遗产生与生存的原本环境，传承人的叙述和展示，体现了非遗的原貌。惠州市重视非遗传承人的保护，如现在给予市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每人每年6000元补助，但建档保护有其独特的重要性，应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是针对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或传承群体建立起来的、记录和反映其社会文化活动、标识其民族（族群）文化特征的档案集合。目前，惠州市关于传承人档案建设，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仍存在不足，如惠城区汝湖镇的绳结艺术，相关部门调查发现传承人基本没有了，而文字、声像资料也没有保存。因此，为了不“人亡艺歇”,惠州市应该不断加强传承人档案建设。非遗传承人档案的建设主要包括：文字档案材料的收集、图片声像档案、口述档案等。在非遗传承人档案建设中，惠州市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要及时开展抢救性档案记录工作。因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老龄化问题较突出，惠州在世的各级代表性传承人中超过60周岁的已达50%以上，所以惠州市要积极开展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并为其建档，尽可能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2.6推进非遗档案的优化利用
首先，非遗档案不应被束之高阁，而要优化利用，以为社会各界提供信息介绍、咨询与利用服务，同时通过编研、宣传等途径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其次，非遗保护部门应该与档案馆、博物馆、艺术馆、民俗馆等进行合作，深入挖掘非遗档案信息资源，借助互联网、报纸、杂志等传播媒介，通过举办非遗展览、非遗演示、专业培训等形式，生动展示与积极宣传非遗，使非遗作为活的文化灵魂渗透到社会环境中。再次，惠州非遗档案管理部门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规定，将非遗档案及相关数据信息向社会公开，便于公众查阅，依法应当保密的除外。最后，惠州市非遗保护中心应该联合档案、文博部门以及高校、社会研究机构，大力开展资料整理、文献编研以及书籍音像出版的工作，挖掘惠州非遗档案资源的潜在价值。
主要参考文献
［1］周解.艺术档案管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分级保护；西安秦腔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ity development, t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space more and more small. Therefore,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not only to protect the survival space also includes its development, heritage and performance space protection. Taking Xi'an Shanxi opera cultural space protection as an example, presents the hierarchical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space, realize non 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cultural space integrity protection.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space protection; classification; Xi'an Shanxi opera
中图分类号：J89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是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的重要内容。[1]由于一切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处在与自然、现实、历史的互动中，不断发生变化和创新，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应包含遗产生存、发展以及传承的空间，对文化空间的保护就是对其存在、发展、传承与表现空间的保护。秦腔是我国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秦腔作为我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形成于秦，精进于汉，昌明于康，完整于元，成熟于明，广播于清，经历了复杂的衍变过程，其文化空间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与创新。本文通过分析目前秦腔在西安的文化空间，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的分级保护，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的保护，即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保护、发展与传承。
2 秦腔在西安的文化空间
2.1 秦腔与农贸集市
秦腔原本就是露天旷野土台上、农贸集市上的环境产物。关中农村定期举办的农贸集市中，秦腔是广大农民最喜爱的娱乐形式。有了秦腔，农民生活便有了乐趣，高兴了，听“快板”，痛苦了，听“慢板”，也借此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的情感。集市上的小小的秦腔露天舞台满足了农民的精神需要，丰富了广大农民的精神生活。
3.2 秦腔与红白丧喜
陕西关中地区，一般年龄大的老人过世，家境好点的，都要请秦腔戏班子唱大戏，谓之“喜丧”。每当村里过红白丧喜之事，或者是婴儿满月、老人作寿，是必然要包一台秦腔的，“生的喜悦用秦腔迎接，而送葬也要以秦腔致哀”。[2]正如贾平凹所说，几乎每个关中农民都是由秦腔迎到世间，又由秦腔送他们离开人间，秦腔已经成为他们人生的盛大典礼的象征。可见秦腔在关中人生命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人们借以秦腔表达喜怒哀乐的情怀的同时也从秦腔剧目所宣扬的“仁义理智信”中受到感染。
3.3 农村的自乐班
关中各个县，甚至村里有共同爱好、喜爱秦腔的人形成的自己的一个业余的团体，在关中叫作自乐班。通常由一两个人发起，慢慢形成一个小团体，是关中自娱自乐的一种重要形式。几个人，不需要舞台灯光，伴着几件简单的乐器便可演绎人间悲欢。秦腔在农村比较盛行，每个县、每个村都有很多自乐班，
3.4城墙根下的自乐班
秦腔是平民化的戏曲，也是城墙根、街头巷尾的戏曲，在西安的城墙根或是公园，有自发聚集形成的秦腔表演的活动圈子。会有几个能拉板胡、会敲板鼓的人，凑在一起，敲打拉唱，于是搭起一个秦腔舞台。围观的男女老少，此时兼有唱与观的双重身份，能唱的随心去唱，不能唱的鼓掌助兴。现在城墙根下的自乐班多了进城务工的农民，秦腔作为他们喜欢、熟悉的娱乐方式用于排遣内心的空虚、寂寞。城墙根下的自乐班是秦腔在城市中保护和传承的文化空间。
3.5 陕西戏曲研究院的“西安天天有秦腔”演出活动
历史上，秦腔曾经辉煌而持久地占有过中心城市的舞台，近十几年，却更多的是在山乡农村寻求生存空间，城市留给秦腔的空间越来越小。为了重新振兴秦腔在城市中的地位，2007年10月，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推出“西安天天有秦腔”的演出活动，不断创新，推出有关现实题材的秦腔剧目，提高演出质量的基础上，坚持低票价面向观众，并且每场给农民工免费赠票，重新唤醒城市人民对秦腔的喜爱与关注。“西安天天有秦腔”演出活动，充分考虑西安人口整体收入水平，使秦腔在城市得以更广泛的传播和发展，为城市大众的秦腔提供了展示舞台和生存空间。
3.6 易俗社剧场
易俗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室内新式剧场之一，原为清末民初修建的一座专供达官显贵听秦腔的室内剧场，被誉为“世界三大古老剧社之一”，先后被确为西安市、陕西省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保护秦腔这项日渐衰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几年，对易俗社进行了修旧如旧的修缮工程。修缮后的剧场给人一种时空倒流的错觉：青砖地面，实体八仙桌、栏杆、木椅、吊灯均古色古香;中国传统的重花门、梁坊斗拱组合的传统台口，内部采用全套实木定制家具；身穿中国传统服装的服务人员怀旧、古朴、韵味十足，使人仿佛回到了上世纪20年代的茶座剧场，回到了戏曲演出的极盛时代。在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的趋势中，为了让秦腔适应时代的发展，易俗社剧场意在打造“生活化、娱乐化、城市化、年轻化”的“高端秦腔”，不仅满足本地观众的需求，又可以对外展示秦腔的新形象。
非物质文化遗产因特定的文化空间的存在而存在，文化空间创造和保护的核心是营造文化群体对非物质文化的认同感和历史感，因此，除了遗产“原生态”文化空间，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一切能赋予文化认同感和历史感的空间均作为遗产的文化空间进行保护和发展。[3]
篇4
[关键词] 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和谐社会
保护农村消费者权益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保护消费者权益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贯彻以人为本思想的具体体现，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更应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中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城乡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协调均衡发展，是实现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公正与公平的必由之路。
一、当前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现状堪忧
近年来，我国城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取得一定成绩：市场规范化建设使市场秩序好转、假冒伪劣商品在城市鲜有立足之地；执法部门的整治有效地抑制了城市中的违法违规经营活动；消费者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维权活动的广泛开展，使城市消费者相对于农村消费者，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发展颇有成效。相比之下，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发展比较滞后，出现消费者权益受害频率大、受害人数多、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且较难查处和彻底清除等特点，各种假冒伪劣产品伤农害农事件屡见报端，农村消费者处于非常被动、弱势的地位，其权益保护“任重而道远”，需要更多努力。近两年来频频出现的劣质奶粉危害婴儿健康事件即是为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敲响的一个警钟。
二、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不足原因分析
结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发展现状，笔者认为造成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不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农村流通网络建设不全，市场秩序混乱
城市流通企业相对易受监督、违约成本较高，在经营中更注重企业诚信和声誉、能排斥假冒伪劣等不良商品进入。如当媒体爆出“雀巢”奶粉不合格后，许多超市和商场就迅速反应、将涉及产品撤柜。相比之下，农村流通网络建设在后供销合作社时代陷入一片群龙无首状况，流通网络残缺不全，市场秩序较为混乱，各种个体商业充斥市场，无法为农村消费者权益提供有效保障。
农村流通市场面广、点多、经营分散且流动性大，管理难度较大，组织化流通经营者的缺乏，给许多假冒伪劣产品及不法经营者造成可乘之机，如在劣质婴儿奶粉事件中，伪劣奶粉就多通过农村的家庭式食杂店进入消费者的采购范围。
个体流通业者受其经济条件等先天因素制约，难以担当农村流通市场“主力军”，当消费者权益受损后，常会出现经营者无力赔偿或缺乏向流通链条上一级进行索赔能力的情况。山西假种子伤农事件便是这样，事发后，同是农民的经销商虽也觉愧对同乡，但坦言自己没有赔偿能力，同时由于进货时未索取发票，他也难以向上游供货商索赔，从而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
2.消费者主观原因
(1)农村消费者缺乏必要的消费知识。我国农村消费者受旧时自给自足消费模式影响较深，对现代商业文明接受有限，同时因自身教育程度所囿，对不良经营行为及产品的识别能力较弱，加之常因图便宜而对商品质量不太考究，遭遇假冒伪劣商品几率较高。如劣质婴儿奶粉事件中，很多劣质奶粉包装质量差、生产日期模糊不清，且有较多“三无”奶粉，仔细比较便可发现其外观差异，可见购买者必要消费知识的缺乏。
(2)农村消费者维权知识不足。如很多农村消费者不知发票作为维权凭证的重要性，没有索要发票的习惯，当权益受损时，就会面临缺少凭据取证难的困境。2004年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中，有关部门认定的“大头娃娃”有189个，但进入司法程序的只有三起，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受害者无法提供发票或其他有法律效力的购物凭证。这就是由于农村消费者缺乏维护自身权益相关知识所致。
(3)农村消费者缺乏消费、维权的主动性。很多农村消费者不仅缺乏搜集商品信息的主动性，当权益受到侵害时，也常会出于“怕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考虑而息事宁人，不主动进行维权，往往对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造成很大的消极影响。
3.农村地区信息化程度不高
城市中，消协、工商、媒体都在开展消费维权知识的宣传教育，消费者也常自发通过网络BBS等进行消费和维权交流。相比之下，农村消费者在自上而下、横向交流及由下而上三个方向的信息传递都存在不足:(1)各种媒体针对农村消费者教育的栏目较少，有关部门深入农村开展的宣传教育活动也远不能满足需要；(2)农村居民居住分散,交流难度较大，信息化建设发展落后，缺乏充足的信息传播渠道不，能及时、充分享有相关信息。2004年查处的劣质婴儿奶粉很多来自内蒙古海拉尔地区，而2005年在河北出现的“大头娃娃”使用的劣质奶粉为“嗨啦尔”牌，且来自同一地区，两相比较，不难发现其中联系，这样的名称却未引起婴儿家长的警惕，这应与消费者拥有信息量的有限不无关系。(3)农村地区不像城市那样更多地受到新闻舆论的关注，当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时，也难以通过第三方的渠道向上、向外反映。
4.农村消费者维权成本高于城市
农村许多商贩采取流动经营形式，消费者购买问题商品后，常会苦于找不到卖家、索赔无主；耐用消费品经营维修网点多集中于城市商业中心，也使农村消费者维权成本提高；消费者维权知识的不足及工商、消协等机构设置的城市化，也增加了农村消费者的维权成本，使其消费权益受损后，宁可吃点小亏也不愿拿起或根本拿不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形成并加剧了农村消费者的“消费者惰性”，这种“消费者惰性”更会助长各种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使市场上出现更多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
5.农村居民收入及购买力水平低下
农村消费者分散低下的购买力使许多新兴的现代商业组织缺乏进入农村市场的诱动力，市场建设发展落后，缺乏良好的消费环境；另一方面，支付能力的限制也使农村消费者购买商品时常以追求价廉为主要动机而忽略和降低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从而使假冒伪劣商品在农村市场上得以存活，使农村消费者权益屡受侵害。在劣质婴儿奶粉事件中，许多家长选购劣质奶粉的原因就是图便宜。
三、加强对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对策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公平消费，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不懈努力：
1.增加农民收入
这是解决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发展滞后的根本之道。我国农村消费者权益受损案例，多数出现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而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城乡一体化水平较高，消费环境差异较小，城乡消费者权益保护发展也较为均衡。因此，要促进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消费者购买力水平，是最根本、也是最首要的解决之道。
2.加快农村现代化流通体系建设，营造良好消费环境
我国农村地区现阶段购买力低于城市，但是拥有7亿多消费者的农村市场，不能也不该被忽略和低估，因此，可在对农村现有经营者进行现代化改革和重组同时，引导鼓励城市流通企业的经营链条延伸至农村地区，缩小城乡消费环境差距，为农村消费者提供更好、更有保障的消费环境、消费服务和消费品。
3.加强农村消费者教育
(1)可通过媒体宣传、科技下乡等方式，使农村消费者掌握选购消费品的必要技能，能够识别和判断过期、假冒伪劣等可能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商品;(2)通过对消费权益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育，使农村消费者知法懂法、学会运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此外，通过消费者教育，提高广大农村消费者消费活动中的主动性，增强科学消费和积极维权的意识。
篇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政保护；民事保护
一、关于保护模式的实践与争论
国家对法律的建设一般有两个作用：首先设定行为标准，其次是通过合法的程序和适当的措施对于违反法律的行为进行处罚。当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提供某种法律保护，但是由于法律保护模式的解读多种多样，所以导致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是采用哪种保护体系、利用何种保护的理念等等各个相关单位和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方式。
从国际国内已有的立法经验和实践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包括行政保护制度和民事保护两方面的内容。前者是为了保证民间文化能够更好的传承，防止中途中断或者被破坏，当地政府利用行政干预手段对民间传统文化的具体保护工作。比如对这些传统的民间文化进行统计、记录，确定这些民间传统文化在历史发展以及现在社会的价值体现，推动这些文化遗产继续发扬光大，提高大众的保护意识。而后者保护则对传统的民间文化保护有了强有力的保证，在国家法律层面对传统民间文化的创作者或传承者所享有的民事权利，或者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或传承者创设一种特殊的民事权利。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在1989年设定的《保护民间创造（民间传统文化）建议案》中就强调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
在最近几年，我国对于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模式上的讨论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分歧点主要是对这些文化的保护是公权还是私权保护不统一。从理论上而言，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具有本质的区别，行政性立法主要是调整衡量政府机关与民间传统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规定各个部门在对文物保护过程中的具体事项，而不涉及平等主体间就某一财产的归属、利用、转让等产生的权利。民事法律则是规定民间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人的有关法律权利和义务等。两种关系虽然对于保护对象是相同的，但是在保护的实质上是有很大差别。行政保护是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对其的一种保护行为，比如对于传统民间文化的调查、记录、研究、传承等，以及还为了让以上具体的保护措施能够真正的实施而提供的物资、技术保障等，本质就是一种行政保护；而民事保护则是提供民事方面的法律保护，是权利人的精神和物质权利的具体实现，主要是解决在对这些遗产的开发和盈利过程中一些问题。从实施效果来看，自上而下的行政性保护能够以国家强有力的执行力来推动，促进其得到传承和弘扬，自下而上的民事性保护则能够从根源上调动权利人的积极性，从而使其发展。对于两种方式的保护，专家学者和政府所持的观点不同，政府单位更多是想通过行政保护手段，由机关单位对这些民间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而专家学者则主要是想通过法律的体系，提高人们自觉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通过法律的约束让人们对于文化遗产进行长久的利用和保护。部分专家还认为，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复杂特点，所以在保护过程中应该注重两种保护模式的结合，既通过法律干预手段，也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对各项有关知识文化的综合保护过程中，知识产权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通过知识产权制度的改变来解决单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应该大力采取公法和专项法制为一体的建设过程，采用多种保护措施相协调的法律制度对其进行保护。
二、民事与行政保护兼顾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决定了其保护方式的多样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仅是民族特征的体现，它也是少数民族团体政治文化的表现，对其的保护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牵涉到各个方面的权益，所以我们在制定保护策略的时候要系统的、综合的考虑各方面的影响因素，既要对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整理、记录，又要做到对它的继承和发扬光大。所以在制定这方面的法律规章制度的时候，必须统筹兼顾，行政手段与民事制度一起进行。如果对这些遗产只是进行行政方面的保护，对文化遗产只是做调查、建档、宣传和弘扬方面的公力救济方式，那么一是因为公共资源的力量薄弱，并且在分配过程中还要考虑多种因素的发生，对于实际的操作过程会较困难，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庞杂，这就对我们遗产的保护很难做到理想的目标；而且由于没有任何的鼓励措施，这就很难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保护遗产的自觉性，不能阻止人们滥用遗产获取利益的情况出现，其遗产本身的权益就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如果国家只注重民事手段，而没有行政手段的干预，则就会出现某些遗产因为开发晚或者受众群体少等而不能走进人们的生活进而慢慢的消亡，也可能会出现人们只注重自己的利用而损害国家和长远的利用，对于国家文化的完整性造成一定的破坏。所以我们应该全方位的综合考虑对这些遗产的保护制度的建立。
（二）国际社会已经发现单纯适用一种手段的不足，并开始尝试新渠道
根据调查分析，部分国家采取民事制度保护措施后，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他们在努力完善保护制度的确立，寻求一种更适合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办法。而对于倡导用行政手段保护文化遗产的国家也开始注重对民事权利的利用。这说明单纯适用行政手段和民事手段均有缺陷。1982年世界组织颁布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形式、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其他侵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法条》一直被人们利用和学习，通过比对分析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年来在保护民间传统文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可以看出，两个国际组织的工作重点各有不同。前者是对传统文化遗产保护起了主导作用，从多个角度、全方位的考虑文化遗产层面出发，通过确认、保护、传承、传播等手段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后者则是强调对于这些遗产的保护不仅要看重文化价值，还要充分挖掘其他方面的价值，把它看作是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对象来看待，但是两者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历史长河中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主张培养人们对民间传统文化的尊重，防止被滥用。
综上，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任何单个的保护行为都不能很好的发挥其作用，民事保护的作用不能被行政保护给取代，行政保护也取代不了民事保护，两者各有优点也有局限性，只有两者统一的结合，才能对遗产保护起到最大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决定了其保护必须动用行政和民事两种手段，在法律机制上应采取行政和民事制度并行的保护模式。二者同时写在一部法律中，是最理想状态。（作者单位：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L13CFX012”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韦之凌华 《传统知识保护的若干基本思路》《知识产权文丛》第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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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一个是预售，一个是现售。这里面有几点比较重要，第一个就是涉及到《合同法》第 286 条司法解释出台以后对于销售合同所产生的影响，就是说建筑工程的承包方依法行使优先权对开发商就会形成很大的影响，房子至少是三层抵押，就是你的房子是在建工程给了施工企业的抵押权，然后开发商又拿这个工程去银行去抵押贷款，第三个人就是买房人拿房子做抵押贷款。所以假如说是商品预售房，现在开发商欠了施工企业钱，施工企业去法院打官司，把这个建筑工程卖了，然后把钱给施工企业，那我买房人怎么办？我已经和开发商签了合同了，这个商品房销售合同肯定不能履行，就是说我买房人可以认定销售方构成欺诈，要求解除合同并赔偿其损失。
第二个问题是涉及到抵押。假如房地产开发商在建或者建成的商品先抵押出去了 ，但在与买房人签合同的时候，隐瞒了该房屋已予以抵押的事实，或者是商品房销售合同订立以后未办理登记备案，销售方也未告诉购买方房屋已抵押出去，最后购买方的权利没办法实现的话，可以要求销售方予以双倍赔偿。
第三个就是买房人也是靠买的房子抵押出去来买房。这个商品房销售合同，假如说开发商有一方要求确认这个商品房销售合同无效或者要求解除合同， 人民法院应当通知银行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那买房人跟开发商本身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 然后又是以所买的房子自己抵押贷款来支付该款，那么法院也应当通知银行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四个就是对于办理房屋产权证至今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现在很多买房人都是买了房屋后办不成房产证，原因就是房地产开发商不给资料。假如因为销售方的原因，购买方不能按照商品房销售合同约定的期限办理房屋产权证或者在预售商品房 90 天内，购买方还不能办理房屋产权证，销售方是否要承担违约责任。
根据以上在审判中所遇到的问题，依据最高司法解释，笔者根据审判实践经验，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解决：
一、销售广告应当作为合同内容，买房人应提供相关资料
《解释》明确规定，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图片资料为要约邀请，只要具备以下条件，就应当视为要约： 1 、对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与允诺； 2 、此说明和允诺应当具体确定； 3 、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
对符合上述条件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亦应当视为合同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即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目前开发商的销售广告或图片资料 95% 以上都在不显眼的角落，有一行意思大概相同的小字，“本广告的最终解释权归开发商所有，相关数据以政府最终批准文件为准”，依据法律规定，此格式性善告并不能免除开发商的诚信责任，只要其图片的内容符合解释中所规定的要约条件，开发商违反时，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二、因双方意思不一致导致签约失败，买房人交纳的定金应如数退还按《解释》的规定，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前所交付的定金作为立约定金。如果因当事人一方原因未能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按照法律关于定金的规定处理。但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能订立的，出卖人应当将定金如数返还买受人，这样有利于充分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买房时常见的情况是双方均有诚意签订买卖合同，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公正谈判，但因对合同的某些条款意见不一致，最终导致签约失败。对于这种情况，不能归责于当事人的任何一方，此时出卖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及理由占有定金，应当将定金如数返还买受人。
三、房屋质量不合格消费者可要求退房和要求开发商予以赔偿 《解释》明确规定因房屋质量不合格，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法院应予支持，开发商交付使用的房屋存在质量问题，在保修期内，出卖人应当承担修复责任；出卖人拒绝修复或者无合同期限内拖延修复的，买受人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修复。修复费用及修复期间造成的其它损失由出卖人承担。
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在法院审理中，买受人应当提供自己自行或者委托他人修复的证据，以及出卖人拒绝修复或者在合理期限内拖延修复的证据。
四、开发商恶意欺诈，买受人可获得双倍赔偿
《解释》明确规定，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买房人可要求双倍赔偿。
1 、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未告知买受人又将该房屋抵押给第三人； 2 、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出卖人又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 3 、出卖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事实或者提供虚假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 4 、出卖人订立商品房预售合同时，故意隐瞒所出售的房屋已经抵押的事实；5 、出卖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事实。具备上述五种情形之一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所造成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商品房买卖过程中，房地产开发企业恶意违约和欺诈，损害买受人权益的事件屡有发生，按《解释》的规定，开发商将为此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不超过已付购买房屋款的一倍，这一规定，将极好地遏制和制裁恶意违约，欺诈等严重损害市场交易安全的行为。
五、不能如期取得房产证可要求出卖人予以赔偿
《解释》规定由于出卖人的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买受人不能如期办理房产证，出卖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或者《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办理所有权登记的期限届满后超过一年，由于出卖人的原因，导致买受人无法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买受人有权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
因开发商的原因不能如期办理房产证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如利用集体所有土地开发的项目，未经立项批准的项目，未取得规划审批的项目，没有销售许可证的房屋，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项目，土地或房屋未解除抵押的，开发商未缴纳相关税费等。在这些情况下，买受人都不能办理房产证。当然，不能如期办理房产证，还可能有其它一些原因，这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以便合理解决。
但是要想解除合同或者获得赔偿，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买受人不能任何过错，应及时将办理产权证要求的证件先进提供给开发商，并且让其签收，注明收到日期，以分清责任；第二，根据《合同法》第 15 条关于产权登记的约定，应及时向有关部门查询开发商是否按照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履行了“产权登记备案”的义务；第三，如果涉及土地等被抵押，向有关部门查询抵押，是否已经解除。
六、开发商“交钥匙”就算房屋交付使用
《解释》明确规定，对房屋的转移、占有，即“交钥匙”应视为对该房屋的交付使用，但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房屋的交付使用，不仅是转移占有，而且要同时转移房屋所有权的，从其约定。
关于房屋的交付使用，买卖双方的理解不一致，出卖人通常认为“交钥匙”即是房屋交付使用，而买受人则往往认为，房屋所有权转移才是房屋的交付使用，由此引发的纠纷不断。
《解释》有了明确规定，对买卖双方来说都很重要，有了法律依据，双方操作起来更踏实。
七、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轻易被认定为无效合同
《解释》对一些具体情形下商品房预售合同的效力作了规定，如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起诉前开发商取得商品房预售合同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当事人以商品房预售合同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由请求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等。
《解释》的这些内容从立法本意上不轻易将商品买卖合同确认无效，从而有利于交易关系的稳定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有利于商品房市场的健康发展。
八、支持拆迁户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
此规定体现了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即法院支持被拆迁人优先取得补偿安排房屋，如果被拆迁人请求解除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法取得房屋的拆迁户可以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房地产开发企业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
我国传统上，不法行为所导致的损害赔偿，以被害人蒙受的损失为限，即损害赔偿不能超过实际所受的损失。《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关于欺诈适用消法的规定，突破了传统民法理论中合同赔偿责任只在于填补损失，而不在于惩罚的观念。司法解释的出发，是否意味着对消法第四十九条的直接适用呢？最高法院副院长已明确地予以否定问答，两者在适用前提和结果上有区别，消法的适用前提是欺诈，而司法解释规定了五种情形；在结果上，消法的标准是“双倍”，而司法解释是“不超过已付购房款的一倍”。这一条款给予了承办人在个案中把握出卖人的情节斟酬衡量赔偿数额的空间，不是机械地一律适用“一倍”的标准。
惩罚性赔偿责任时适用，在司法上产生多种优势。它一方面保护了受害方的合法权益，而且额外的赔偿给予其相应程度的奖励；另一方面使加害者受到应有的惩罚，还可以阻止将来出现 同样的违法行为，该制度代表了法律的前进方向。即便如此，惩罚性赔偿责任有无限制的必要呢？答案是肯定的，它是把双刃剑 .因为美国实际陪审制，民众的感情或偏见很难通过陪审团带入审判中，惩罚性赔偿会带来诸多不利因素，因此许多州规定不仅适用于一定范围的案件。立法者力图通过规定适用惩罚性赔偿的限制条件和将赔偿数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以内，使惩罚性赔偿的不利因素得到有效的调控。
篇7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构建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48-0105-02
1 金融消费者的定义
目前，“金融消费者”还没有法定内涵，范围尚不确切。学界普遍套用《消费者保护法》第二条中关于“消费者”的规定加以定义，有学者认为“金融消费者，是指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 [1]。这其中需要明确两个问题：第一，金融消费者只能是个人，其他法人和社会组织不包含在金融消费者的范围之内。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定义，虽然实际生活中，在金融机构的对公业务中，常常存在“其他法人和社会组织”与金融机构发生的金融产品及金融服务的购买消费行为，但因为双方没有地位强弱差异，就不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体现的保护弱者的理念，所以排除在外。第二，参与到金融市场的个人投资者，归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范畴。首先，作为社会个体的自然人来看，在金融市场上，当金融消费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可或缺的时候，金融资产的运用即投资也日益成为消费者最为主要的金融需求。对于消费者而言，投资是为了在未来获得可能但不确定的收益而放弃现在的消费，并将其转换为资产的过程。与储蓄决策相同，消费者投资决策的最终目的仍在于消费。相比较对于衣食住行的基本生存消费需求而言，个人的金融需求应是更高级别的长久、间接性自然消费需求的体现。其次，金融商品是一种专业性极强的商品，如果普通百姓不具备相当的金融理论，仅凭生活常识很难全面把握。尤其是毫无投资经验和投资知识的新手，更容易因信息不对称而出现投资失误使利益受损。而且，“机构投资者可以利用资本多数表决原则剥夺个人投资者的‘话语权’，使其完全处于被动的投资地位。”[2]
2 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现状及问题
市场化改革以来，各种金融机构顺应时代潮流、重视个人金融服务，不断开发数字化的金融信用工具，金融消费形式从单一的银行存取款向支付、融资、理财等一体化交易延伸。与此同时，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地位的不平等日益突出，金融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屡见不鲜。然而，相对于金融业务的发展，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却相当滞后，存在诸多问题。
2.1 司法体系不健全
第一，缺少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专门立法。目前对于消费者进行特别法保护主要依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它将保护对象“消费者”明确定义为“生活消费群体”，这就意味着购买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群体不属于其保护对象。而《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律对于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均存在局限性，虽然在立法宗旨中写入保护投资人、存款人等消费者利益的内容，但是真正规定消费者权利、具有可诉性和可操作性的民事规则在具体条文中却十分少见，这使得保护消费者权益成为一句口号。
第二，金融立法缺乏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重视。我国金融立法的落脚点主要放在国家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方面，立法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促进金融机构外部监管机制和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尚未得到立法者的应有重视。
第三，举证责任规则致使金融消费者维权困难。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原则，以部分案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为例外。根据该制度，在金融消费领域，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尤其是各种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其规则都是金融经营者制定的，金融消费者要在维权时举证证明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其举证能力十分有限，难以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护金融消费者的切实利益。
2.2 缺少维权性的专门机构
我国缺乏负责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专门机构（部门），涉及金融消费的投诉一般仍与普通消费投诉一样，由各级消费者组织来受理。“消费者保护协会对于普通消费者权益维护发挥了的积极作用，但是鉴于其专业知识技能、机构职能等方面的限制，难以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提供有力支持” [3]；各个金融机构虽然也设有相应的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基于运营体制及机构的内部利益等原因，很难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保护功能。
2.3 行业协会自律作用有限
我国银行业协会、证券业协会、保险业协会等自律性金融行业协会虽然已经成立多年，但是由于制度、机制、监管等方面的原因，行业协会其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行业协会没有制定相关的制度来促进金融机构与消费者纠纷的减少和解决，同时缺少同业间合作与协调，在金融消费者保护上没有大的突破，对于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作用非常有限。
2.4 金融消费者弱势地位明显
金融机构所提供的服务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不同于传统市场上的买卖关系，金融消费者很难以直接的感观或者经验来判断金融产品或服务的质量。金融机构所使用的技术手段以及专业化的术语，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金融消费者的理解难度。另外，金融消费者所获得的信息，无论是在准确度还是及时性上都处于劣势地位，难以具备准确判断市场行情变化及预测金融风险的能力，更加强化了金融消费者的弱势地位。
3 构建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
3.1 建立健全金融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体系
（1）修订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健全金融消费者司法保护体系，最重要的是推动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确立金融消费者的法律地位，强化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立法理念。明确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纳入调整法律范围，对金融机构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规定保护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
（2）健全程序法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法律保护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除了制定专门的法律之外，通过健全金融司法程序，为金融消费者提供有效的处理纠纷的途径，快速有效解决金融消费者维权的困惑，也是必不可少的路径。在当前的司法体制框架内，可以改变金融消费领域的举证责任，解决金融消费者的举证困难问题；可以考虑设立金融消费案件专门法庭，对金融消费权益受损案件进行快速审理、执行，最大可能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3）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立法。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专门立法的指引下，应当详细规定诸如信息披露、隐私权保护、行业自律、培训教育、投诉受理等方面的制度，完善《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金融立法中的相关规定，整合金融法律资源，减少立法上的重复和冲突，使各个分散的单行规定组合构成一个有机完整的法律体系。
3.2 建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
应当建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协会，在法律中赋予它们职责和权力。“金融消费者保护协会应当是一种社会团体，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宗旨，法律地位具有特殊性” [4] 。专门的保护部门对金融机构享有监管和处罚的权力，起着沟通政府、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的桥梁作用；代表消费者权益参与相关政策的制定；全面接受金融消费者投诉，站在中立的立场解决纠纷，做出行政处理的决定；承担金融知识以及金融消费者维权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
3.3 推动国有金融企业市场化改革
逐步打破金融领域垄断经营的局面，不断加大金融业的对外开放程度，放开民间资本进入金融经营市场，促使金融业形成良好的竞争格局。健全国有企业合理的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转变角色定位，让金融机构在不断争取客户、争夺市场份额的过程中提高自身执业素质、增强和改进自身的服务意识，真正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重视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4 完善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机制
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金融机构的合法稳健运营，金融监管机构必须从制度上、法律上做出合理设计，实行审慎性监管，并建立一套有效的危机处理制度。虽然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了大量行政规章，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进行规制，也确立了相关的金融监管体系，但这主要是对金融机构违法行为的监管和制裁，其对于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程度有限，金融监管机构对其监管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另外，在目前金融领域实行分业监管的现行制度下，应加强领域内不同行业间的政策协调，逐步实现对不同金融行业内消费者权益的统一保护。
3.5 提高消费者自我教育意识
在专业性较强的金融消费服务中，消费者自身金融知识不足，金融维权意识弱，同样是消费者利益容易受到侵害的原因。所以，金融消费者应该不断丰富自身的金融知识、学习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提高维权意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张严方.消费者保护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217.
[2].孙曙伟.证券市场个人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社，2006：72-73.
篇8
关键词：基层央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5（8）-0067-03
近年来，随着金融消费投诉案例日益增多，实践发现，受体制、机制以及金融法律不健全等因素制约，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开展效果还存在一定问题，亟待通过完善金融法律、理顺管理体制以及整合多方监管力量进一步提升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水平。
一、辖区金融消费者投诉受理情况
自12363投诉电话开通以来，庆阳市共受理金融消费者投诉62件，办结62件。其中：上门投诉10件，电话投诉52件，投诉办结率为100%。从投诉类型看，服务类案件43件，占69.4%；贷款类案件16件，占25.8；其他案件（非法集资、高吸揽存）3件，占4.8%。从投诉案件的机构分布看，国有商业银行23件，占37.1%，邮储银行4件，占比6.5%，城商行3件，占4.8%，股份制银行4件，占6.5%。农村信用社26件，占41.9%；村镇银行2件，占3.2%。从投诉处置方式看，通过协调办理4件，占6.5%；转交金融机构58件，占93.6%。
二、存在问题
（一）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法律制度不完善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我国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的基本法律，对社会公众购买金融产品和服务起到一定保护作用，但其针对性不强，未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作出明确规定。在金融领域虽然有《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相关法律，但其主要目的在于确保金融机构稳健运行，对金融消费者权利类型、保护措施、救济途径等方面缺乏明确规定，对保障消费信贷市场公信度，划定消费者责任，防止不公平待遇和歧视等方面均没有做出制度安排，很难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缺乏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法定机构
目前，我国消费者协会和“一行三会”承担着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由于金融领域的特殊性决定了消费者协会对金融机构缺乏影响力，作用发挥十分有限。同时，从金融监管角度分析，我国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在现行法律制度下，“一行三会”虽然发挥着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组织保障作用，但在法律上未明确人民银行在金融消费权益保护领域的统一协调地位。虽然中央编办批复在人民银行组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局，但仍然与“三会”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职责分工不清晰，给金融消费者维权增加了难度。
（三）消费者诉讼制度存在缺陷
尽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1条规定消费者的索赔权，但其真正落实仍取决于诉讼制度，特别是民事诉讼制度。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建立金融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单个消费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维权成本较高，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和财力，而且成功率不高，大多数人选择放弃。
（四）缺乏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方面专业人才
金融消费侵权领域错综复杂，跨行业、跨区域侵权投诉日益增多，加之基层央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职责由法律事务部门履行，法律事务工作又挂靠在办公室，本身存在人员短缺、法律专业人员缺乏等现象，对于新增加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职责，尚处于摸索学习阶段，有效发挥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职责有限。
（五）基层央行对金融机构在处理金融消费者投诉方面手段有限
一般情况下，人民银行受理的金融消费者投诉都转办或移交各金融机构处置，虽然人民银行把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纳入对金融机构年度综合评价体系，把日常工作情况作为评价依据，但由于缺乏科学的量化指标，对金融机构缺乏强制手段，约束性较弱。
（六）金融消费者缺乏专业知识、维权信心不足
一是金融消费者缺乏解决金融消费侵权纠纷的信心。结合自身及周围人群实际，公众普遍存在嫌投诉程序复杂、解决周期长的心理，且对解决纠纷持怀疑态度。二是金融消费者普遍存在维权意识不强的现象。金融消费者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通常以现场对峙甚至发生冲突等方式来解决，未采取正当渠道进行解决，依法维权意识不强。三是金融消费者缺乏自身权益保护专业知识。目前，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方面的宣传力度、培训力度明显不足，各金融消费者甚至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还未意识到。金融消费者维权意识差、缺乏专业维权知识使金融机构操作随意性风险加大，导致金融机构侵权事件时有发生。
三、对策建议
（一）尽快出台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法规
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做法，制定《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法律层面明确金融消费者权利和义务、维权渠道及维权机构，切实维护广大金融消费者权益。修订《征信业管理条例》，明确个人信息特别是金融信息的收集和使用范围，加大对违法使用个人信息惩戒处罚力度。
（二）明确维权部门，建立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联席会议制度
鉴于《中国人民银行法》赋予人民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法定职责、分支机构点多面广的区位优势和在征信管理、银行卡、人民币管理、支付结算管理等领域对金融维权的相对独立和保障作用，应以法律明确人民银行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职责。同时，结合金融危机后各国监管改革及“一行三会”职责分工，针对实际情况，对人民银行基层行进行职责再定位。基层央行在法律规定下，积极探索与银监局、政府间的联系协调机制，建立以人民银行为主导、其他部门配合的维权体系，扩大受理范围。并对金融协调机制进行重新设计。以现有的“一行三会”联席会议机制为基础，逐层设立专门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机构，涵盖银行、证券、保险和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非正规金融机构，并由该机构专门负责对当地金融机构在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方面的管理与监督。
（三）加快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制度建设
在人总行已组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的情况下，制定相关配套制度，规范维权操作规程，降低金融消费者维权成本，为基层央行履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提供制度保障。一是建立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借鉴先进的信息披露制度，完善现有的信息披露制度，强化对信息披露的监管与执法力度，以满足消费者对信息的需求。二是对于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间的争议，要通过专门的投诉受理部门，建立金融消费者投诉信息数据库，根据投诉次数、涉及金额进行分类、调查、核实和调解。通过定期的检测、分析、梳理和化解金融消费者反映强烈的难点和热点问题，识别潜在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为金融业政策、法规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三是立足消费者弱势诉讼地位，建立消费者诉讼制度，完善金融消费者诉讼救济制度。
（四）努力探索和创新适合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模式
在充分吸收国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经验基础上，努力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机制，切实担当起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责任。加强对金融消费权益保护领域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推进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法制建设，为更好地履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职责提供良好环境。
篇9
【关键词】 非小细胞肺癌 survivin 细胞凋亡 免疫组织化学
0 引言
自从1997年Ambrosini等[1]首次发现survivin与肿瘤的关系后，其日益成为肿瘤研究热点。survivin属于凋亡抑制蛋白（inhibitor of apoptosis protein，IAP）家族新成员，是具有抑制细胞凋亡和调节细胞分裂的双功能蛋白。survivin选择性表达于包括肺癌在内的绝大多数恶性肿瘤，IAPs在凋亡途径的高度保守步骤是抑制效应酶caspase3等的活化或催化底物的活性，而使凋亡发生抑制。Shin等[2]进一步研究认为 survivin的二聚体与caspase二聚体以均称对等方式结合而抑制后者活性，caspase无法降解底物，从而使凋亡无法执行。本研究运用免疫组化SP法探讨survivin在肺癌中表达的意义及与临床病理特征的联系，在这方面目前观点不一，对肺癌中survivin表达与caspase3 、DFF45蛋白之间关系的研究目前也报道不多，本研究旨在为肺癌的诊断、治疗提供另一思路。
1 资料和方法
1.1 标本来源
80例标本随机取自湖北省肿瘤医院和东风总医院1999～2003年间病理存档的石蜡标本，所有手术患者术前均未接受过放、化疗，诊断均经常规病理切片证实，其中男43例，女37例，年龄35～76岁，平均年龄63岁。其中正常支气管粘膜上皮10例，淋巴结转移癌10例，60例NSCLC。
1.2 试剂
兔抗人survivin多克隆抗体、鼠抗人caspase3单克隆抗体均为美国SantaCruz公司的产品，兔抗人DFF45多克隆抗体和超敏SP试剂盒均为即用型，均购自北京中杉生物技术公司。
1.3 方法
采用链霉菌抗生物素蛋白－过氧化酶连接(SP)染色法检测蛋白的表达，survivin抗体（高压修复，工作浓度为1∶100），caspase3抗体(微波修复，工作浓度为1∶100)和DFF45抗体(高压修复)。用PBS代替一抗作阴性对照，以已知阳性片作阳性对照。三种蛋白均采用37℃孵育1h，再放入4℃冰箱过夜，DAB显色，苏木素复染。
1.4 结果判断
survivin主要以胞浆中出现粗细不一的棕黄色为主，caspase3蛋白表达以胞浆内出现弥漫的棕黄色颗粒为主，DFF45蛋白表达主要是胞核呈棕黄色或棕褐色。在此基础上，参照文献[3，4]评分方法，首先将染色强度评为1～4分；再按阳性细胞所占的百分比评为0～4分。染色强度与阳性细胞的分值相加，≥3分为阳性(+)，每张切片选择有代表性的区域，在400倍视野下计数，共计5个视野，取其平均值，避免随意性。
1.5 统计学方法
所得数据用阳性率(%)表示，采用SPSS11. 5软件进行χ2检验和Pearson相关分析。P＜0.05为统计学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survivin蛋白的表达及意义
survivin蛋白主要表达在肿瘤细胞胞浆中成棕黄色，见图1。由表1可见，survivin在正常支气管粘膜上皮表达与肺癌组织、淋巴结转移癌中的表达差异有极显著性（P＜0.01）。
2.2 survivin的表达与肺癌临床病理特征的联系
由表2可见，survivin的表达与NSCLC的分化程度、TNM分期、淋巴结转移均相关(P＜0.05)，而与肺癌患者的年龄、性别、病理类型无明显相关性（P＞0.05）。
转贴于
表1 不同病变阶段survivin的表达（略）
*与正常支气管粘膜上皮比较，P＜0.01
表2 肺癌中survivin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的联系及与caspase3、DFF45蛋白表达的关系（略）
2.3 肺癌中survivin的表达与caspase3、DFF45之间的关系
caspase3在肿瘤细胞胞浆中弥漫表达，见图2， DFF45主要在肿瘤细胞的胞核中呈棕黄色着色，见图3。
由表2可见，在肺癌组织中，在survivin表达阳性的42例样本中有27例caspase3表达阴性，而在18例survivin表达阴性的样本中13例caspase3表达阳性，可见survivin表达与caspase3的表达呈显著负相关（P＜0.01；r=－0.335）。在survivin表达阳性的42例样本中23例DFF45表达阳性，而在survivin表达阴性的18例样本中有16例DFF45表达阴性，两者呈正相关（P＜0.01；r＝0.406）。
3 讨论
survivin是一个新发现的凋亡蛋白抑制(IAP)家族成员，表达于胚胎和发育的胎儿组织，但不表达于成人终末分化组织，只有在病理情况下表达于大多数恶性肿瘤，也说明survivin在肿瘤的发病机制中有重要作用。在本研究中发现survivin在正常支气管粘膜的表达与肺癌、淋巴结转移癌差异有显著性，说明survivin的表达上调在肺癌的发生发展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可作为NSCLC的诊断指标。survivin的表达与年龄、性别、病理类型无明显相关性，但随着分化程度的降低，survivin表达逐渐升高，说明survivin表达与分化程度有相关性，而分化程度越低，恶性程度越高，预后就越差。在有淋巴结转移的27例标本中23例survivin表达阳性，仅4例表达阴性，阳性率为85.2％，与淋巴结无转移组阳性率57.6%相比差异有显著性，说明survivn表达与淋巴结转移有相关性。TNM分期越晚，组织分级恶性度越高，survivin阳性表达率也越高，survivin表达与TNM也有相关性。Kren等[5]研究了102例非小细胞肺癌中survivin的表达与病人生存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survivin是个独立的预后判断因素。因此survivin的表达对肺癌恶性程度的判断及肺癌的预后可能有一定价值。
caspase3的蛋白酶解级联反应控制着凋亡的发生发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凋亡发生不可缺少的效应[6]。Ikehara等[4]认为survivin是作用于caspase3和caspase7，即直接作用于级联反应的最终效应蛋白。本研究发现survivin表达阳性的42例中27例caspase3表达阴性，18例survivin表达阴性的肺癌中13例caspase3表达阳性，说明survivin与caspase3呈负相关，survivin表达上调，通过作用效应蛋白caspase3，导致其无法降解底物，不能释放引起细胞凋亡的酶，从而使凋亡小体无法形成。
DNA裂解因子（DNA fragmentationfactor，DFF)是由分子量分别为45kD和40kD两个亚单位组成的异源二聚体[7]。在细胞凋亡信号启动的caspase级联活化过程中作为下游caspase的底物被活化并形成脱氧核糖核酸酶(DNase)，从而介导并调节DNA断裂和染色质的凝聚。Sharif等[8]研究发现DFF45在体内和体外均可被粒酶B（GrB）直接裂解，GrB裂解DFF45的位点与caspase3裂解DFF45的位点完全相同。本研究中发现在survivin表达阳性的42例样本中有23例DFF45表达阳性，而在survivin阴性的18例中有16例DFF45表达阴性，共同阳性表达23例，共同阴性表达16例，两者呈正相关（P＜0.05；r＝0.406）。与陶琳等[9]的研究结果相符：封闭或下调survivin的表达水平，恢复凋亡调控机制，可能成为肺癌治疗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 Ambrosini G， Adida C， Altier Dc， et al. A novel antiapoptosis gene， survivin， expressed in cancer and lymphoma[J]. Nat Med， 1997， 3(8): 917921.
[2] Shin S， Sung BJ， Cho YS， et al. An Aneliapoptotic protein human survivin is a direct inhibitor of Caspase3 and 7[J]. Biochemistry ， 2001， 40(4): 11171123.
[3] Torm anenNapankangas U， Soini Y， Kahlosa K， et al. Expression of caspases3， 6 and their relation to apoptosis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rcinoma[J]. Cancer， 2001， 93(2): 192198.
[4] Ikehara M， Oshita F， Kameda Y， et al. Expression of surviving correlated with vessel invasion is a marker of poor prognosis in small adenocarcinoma of the lung[J]. Oncol Rep， 2002， 9(4): 835838.
[5] Kren L， Brazdil J， Hermanova M， et al.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antiapoptosis proteins survivin and bcl2 in nonsmallcell lung carcinomas: a clinicopathologic study of 102 cases[J]. App1 Immunohistochem Mol Morphol， 2004， 12(1): 4448.
[6] Robertson GS， Crocker SJ， Nicholson DW， et al. Neuroprotection by the inhibition of apoptosis[J]. Brain Pathol， 2000， 10(2): 283292.
[7] Ding H， Qiu S， Li S， et al. Expression， purification， crystallization of fragments from the Cterminal region of DFF45/ICAD[J]. Acta Crystallogr D Biol Crystallogr， 2003， 59(7): 1323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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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来源同上.
④王雪.制度化背景中的剪纸传承与生活实践[D].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第38页.
参考文献：
[1]门泽琪.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县剪纸艺术传承与保护[J].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