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的影响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的影响，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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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媒介有三大特点：广泛性、驱动性和导向性；三大功能：即传播信息、引导舆论和提供娱乐。

（一）大众传媒对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途径

大众传媒从理论灌输、实现互动、舆论引导等三种途径来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影响。

1.理论灌输。大众传媒强大的传播优势、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和权威性为向群众灌输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提供了坚实后盾。大众传媒可编织由声音、图像、动画、数字化多媒体组成的网状传播结构，突出新兴电子信息技术和电子传播技术的优势，借此发挥信息传递迅速、覆盖面广、权威性强的特点，以达到灌输主流意识形态目的。另，营造典型形象宣传氛围，形成示范效应，也会影响青少年的意识形态。

2.实现互动。新闻改革不断深入，大众传媒愈加重视人们需求，单向传播模式逐渐发生变化，接受反馈机制不断完善，给人们提供更多参与到传播活动的机会，也为实现互动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创造渠道。鉴于此，大众传媒需把握信息交流方向、引导话题、控制节奏，在潜移默化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借由论坛、博客、微博等网络上的交互式传播方式出现和推广，广大青少年网民可以自由、真实地发表个人见解，阐释剖析、解疑释惑等。

3.舆论引导。在通过舆论引导的途径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一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二要让大众媒体占有大量丰富真实的信息。三要主动引导青少年关注的热点问题。利用访谈、讨论、参与、教育等方式方法，多角度、多侧面地做好热点问题的引导和教育工作。

（二）大众传媒实现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

1.信息载体。大众传媒信息传递广义上是指引导人们按照科学理论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来认知事物、思考问题、统一思想、规范行为。狭义上，大众传媒有意识地选择、传播、灌输有利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信息。在增强人们政治敏感度的同时，坚定其政治立场，以此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借助传播优势，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可以在时间、空间上实现同步，有现场感、目击感。由于传媒对热点信息传播、讨论，可让青少年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还可对认知、价值、态度、行动进行全面引导。

2.文化载体。就文化角度而言，传载信息是一个对文化批判、取舍的过程。透过大众传媒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要重视青少年，发挥他们的创造力，以此同时平衡好科学和物质的发展。社会处于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期，在这样的文化与传播语境下，大众传媒要传播有利社会发展的文化，兼容并包地弘扬传统文化与反映现实文化，倡导积极健康的价值理念。

3.娱乐载体。传播媒介为了吸引观众，使得自身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娱乐性就成为了其必备的属性。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传播信息，寓思想政治教育于乐中，相较其他的方式，也更易于被他人所接受，在潜移默化中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另一方面，要注意和警惕在娱乐化浪潮中，日益凸显的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等不良价值观念的浸染与泛滥。

二、优化大众传媒影响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

（一）重视教育功能，将商业职能与教育职能分离

大众传媒市场化容易导致一些个人或团体出于一己之利，将吸引青少年眼球的娱乐性和商业性放在重要地位。由于大众传媒在传播信息过程中的无差别性，容易弱化大众传媒教育性的一面。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者角度来说，要注意把商业性和教育性区分开，并充分发挥其教育作用。

（二）加强大众传媒对青少年思想政治的舆论导向功能

大众传媒传递的信息时，要发挥舆论的导向作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主旋律教育，则要重点宣传核心价值；用科学思想理论武装人、正确舆论工具引导人、崇高精神塑造人，挖掘、树立典型事例，以生动、形象的方式，传播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要完成教育目标，可利用形式多样的网络媒介进行；要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可利用大众传媒反复强化。对于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来说，大众传媒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创造条件培养青少年形成高尚的思想品德和理想情操，引导青少年追求健康的审美情趣和文明的生活方式。

（三）建立以教育部门为主导、社会力量为支撑的传媒教育网络

依靠现有的教育资源，以网络化模式构建，由政府引导、教育主管部门主导，发挥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协同相关非政府组织、非赢利组织等进行多方协作的实施机制，把政府决策优势与企业资金优势联系起来，发挥学校的教育资源来吸引社会资助，来建立和发展青少年大众传媒网络。

（四）利用大众传媒优势达到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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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是指包括网络、电影、广播、电视、报纸和杂志等面向大众传播媒体。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大众传媒与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和公众意见一起，被认为是影响个人社会化的五个最重要因素。家庭、同辈群体对个人社会化的影响是深刻和持久的，但它们带有地域性；而大众传媒面向的是社会公众，它的影响是广泛的、巨大的。大众传媒不仅可以控制社会舆论、引导受众态度，它的影响力还可以渗透到一般的社会心理以及个体思维和行动过程中，这一点对于正处于社会化重要阶段的青年来讲尤为重要。当代的中学生正处于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在信息量不断增长、传媒手段不断丰富的今天，他们受大众传媒影响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已越来越明显。中学生对社会的认知、行为及心理无时无刻不在直接或间接的受到影响。作为祖国的未来一代，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受到有益信息的影响，促使其健康发展，应是全社会的义务和责任，我们通过这样的调查和研究在充分研究大众传媒对青年学生影响的同时希望能得到社会的关注和重视，能通过传媒手段给我们的中学生以至整个的社会创造一个较好的文化环境。

我这次开展调查的目的是调查研究大众传媒对学生社会化的影响，旨在能在下一步的工作和实践中能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我们的学生正确的了解社会、认识社会、关心社会，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健康的成长。调查方法是以一般问卷法和个别访谈相结合的方法。问卷表包括20个题目，共做了100份问卷表，调查对象包括学生，家长还有教师，个别访谈了5个学生。调查结果是每个调查对象都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对学生的影响很大。以下就是我们的调查分析。

一、大众传媒对中学生认识社会和关心社会的几点正面影响

1、传媒手段的先进和丰富使中学生获取信息的手段更加多样化，知识面和想像力都大大扩展。

信息数量以几何级的速度在不断冲击着我们的生存空间，尤其是网络的出现，更使信息的冲击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调查显示，50的中学生在空闲时间喜欢上网查询信息。这些信息使中学生的知识层面和知识结构都得到了很大的扩展，而且也使他们掌握了不断获得新知识的方法，这对于他们成长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2、开放的媒体环境为中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

开放的媒体环境为当代中学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向他们展现了一幅多样化的生活图景，这为中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

3、传媒环境的繁荣使中学生呈现出具有时代特色

在青少年的价值观念中，自我无疑是最重要的，自我意味着独立，是现代社会最起码的思想资源。当代中学生有自己的时尚和娱乐，有自己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大多数中学生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和父母一代在消费观念和处世目标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崇尚自主自立，相信自己的选择，青少年独立自主适应了现代社会生存竞争的需要，有利于发挥当代青少年的创造性，开拓新的道路。

二、大众传媒对中学生认识社会和关心社会的几点负面影响

大众传媒作为商品经济的产物，市场机制控制着大众传媒的发展，通过大众传媒传播的大众文化为盈利而制作，表现出庸俗性、娱乐性，平庸化的东西被奉为新潮而流为时尚，深刻而且崇高的东西被视为落伍，文化生产与消费中所出现的媚俗现象越来越严重，而中学生的认识能力有限，缺乏有效的鉴别，造成随意模仿，容易产生不良的生活习惯。如当代中学生所表现出来的炫耀消费、彰显个性的名牌消费现象等②，造成了中学生攀比心理严重，助长了校园奢靡风气的盛行。另外，诸如沉迷网络、早恋、追星等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自我控制而形成的。这些都反映出中学生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尚不成熟，受到大众传媒的负面影响显得尤为严重。

1、大众传媒的商业运行促使青少年对时尚的追求，造就了中学生追求时尚的消费观念

当代青少年所表现出来的炫耀消费、彰显个性的消费主义与现代广告有着密切的关系。调查显示在学生们购买学习用品时有39的人受到广告的影响，有7的人受到很大的影响。追求时尚是当代青少年所流行的消费方式。

2、大众传媒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对世俗文化的宣传使中学生的审美情趣走向低俗化。

中学生审美的低俗化表现为古典严肃的文学艺术受到冷落，通俗浅薄的文学作品在青少年中流行；他们更愿意去追求浅显直接，更倾向于对直观形象的接受，读图已成为当代青少年最主要的阅读方式，文字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调查显示有18的学生认为在同学中看日本卡通画的人很多，有51的人认为比较多。

3、恐怖电影、警匪片中的残酷打斗使中学生中暴力行为升级

随着香港台湾的一些电影电视剧的引进，一些武打片、功夫片、警匪片蜂拥而至，血淋淋的场面、触目惊心的格斗、瞠目结舌的作案手段通过演员的表演和电脑特技，使青少年眼花缭乱，他们甚至把小偷当成了英雄，把恶霸当成了偶像，把黑社会当成了他们理想的练兵场。这些年，中学生之间的打斗越来越升级，拳脚相交已成家常便饭，持刀行凶者也不在少数。一些电影电视节目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扮演了教唆犯的角色。

三、克服大众传媒对学生的负面影响的一些建议

1、全社会行动起来，抵制媒体毒素

行政部门对虚假广告、夸大事实的广告要严格审批，取缔黄色的、暴力的、低俗的广告，自觉抵制低俗广告。

2、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主导作用。学校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组织的自觉能动力量，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学生的品德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决定着他们的发展方向。而学生接触媒体是必要的，禁止他们接触是不可能的。面对大众传媒这柄双刃剑，学校应该秉着教育者的良心，对中学生正确运用媒体实施有效的引导，增强他们筛选和辨别多种渠道信息的能力。

3、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活跃中学生的文化生活。开展为中学生所愿意接受的健康的文体娱乐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将书本知识与生产生活实际联系起来，认识检验书本中真理，感受人生的复杂多味，使他们不致于在不良信息闯入大脑时乱了方寸，迷失方向。

4、重视家庭教育。家长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发挥自己社会经验丰富的优势，指导孩子正确接受信息，同时还要分析孩子的信息源，并与学校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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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青少年;足球;参与;社会因素

近年来我国足球运动水平每况愈下,令人痛心,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我国从事足球运动人数所占人口总数比例太小,尤其是青少年的足球人口,远远没有达到普及的程度。据有关方面统计,在1990年至1995年间,我国青少年足球人才数量达到了历史最高的65万人;1995年至2000年,下滑为61万人;2000年至2005年,降至仅仅18万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前在中国足协注册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仅仅只有5万多人。[1]导致青少年足球参与率下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社会因素不能不说是一重要因素。

1.家庭因素对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的影响

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是个体身心发展的重要场所,而家长又是家庭中支柱及最主要的成员。家长对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的影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一般而言,目前中国社会中,家长的文化程度、职业与收入成正比,其文化程度越高,职业就相对稳定,收入也就相应增多。有关调查显示,干部、白领职业身份的家长在对待孩子参与足球运动的支持程度上明显要小工人、私营业者职业教身份的家长。这是因为具有较高学历和体面职业的家长,其家庭生活水平较高,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从事对抗性强、易受伤、竞争激烈的足球运动,而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多利用时间来学习,考取好的大学,将来能有个体面的职业或从事一些危险性小、对抗性不强的,能对将来生活、学习有一定帮助的活动,如书法、绘画等。对于工人、私营业者的家长来说,因其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生存技能少,收入不多或不稳定,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来管理自己的孩子,对于孩子的兴趣也就相对开放些。甚至有一部分家长希望孩子能从事职业足球运动来改变家庭生活水平和个人命运。但受经济条件的限制,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却无法接受系统、正规的训练,往往只能望球兴叹。

此外,家长的足球意识对青少年参与体育亦有重大影响。按照社会学的原理,家庭是个人社会化的第一要素。家庭这一特殊的群体在青少年社会化方面的功能是任何其它社会组织所不能替代的[2]。通常情况下,家长对足球运动是否喜爱,可直接影响到其是否支持孩子参与足球运动。

2.社会环境因素对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的影响

社会环境因素包括体育意识、社会价值取向、教育制度、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亚环境等。

儒家是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主流,在中国社会有很高的地位。在儒家思想中,对学习文化知识是推崇至极的,同时也认为从事体力劳动是下等人从事的工作。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主流思想上已占据几千年的历史,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以其为准则来评判事情的好坏,所以“重文轻体”的思想在现阶段中国社会中还是占领大部分人的头脑中。作为青少年的家长或亲属,他们是生活在这种现实的社会中,不可能不受这个思想的影响,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来督促孩子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将来有个体面的职业。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从事专业体育运动。

有关调查研表明,当前影响中国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最主要因素是学业的压力[3]。这与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与教育制度有密切的关系。时下,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官本位”,“崇官”、“求官”、“惧官”的文化价值取向仍有广泛的存在;同时,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等封建思想,仍起着一定的作用[4]。高考成了衡量学校好坏的依据,书本知识就成了选拔人才的主要尺度,许多学生不得不埋头于书本,做着永无止境的功课,很少有时间、有条件去进行体育活动。目前衡量教师教学质量的标准是学生参加全市、全区统考,或参加全国升学考试的成绩,这是应试教育下的必然结果,迫于升学压力,各科教师不约而同地都采取大量布置学生课外作业的方法,以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日常学习与寒暑假无不是如此。这使得可用于从事足球运动的闲暇极为有限。

此外,当前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中,假球、黑哨、、罢赛、打人等”不正之风蔓延,致使足球运动对青少年的兴趣逐年下降,进而远离足球。

3.大众传媒因素对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的影响

信息时代,大众传媒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传播媒体的影响,青少年也不例外,自然地会对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产生影响。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化因素,它对人的社会化影响早己引起人们的注意。传播学研究者指出,在青少年可塑性最强的时期,大众媒介为他们提供了现实世界的图景和各种人生理想的模型。有关调查表明,有九成以上的学生认为是媒介让他们了解到足球方面的信息,尤其是通过电视观看足球现场比赛,对培养足球方面的兴趣有很大的帮助。可见,媒介对传播足球信息和足球知识起到了重要作用。

大众传播媒介为青少年提供了直接模仿某些社会行为方式的机会。由于传播媒介具有具体化、人格化的特点,青少年从这些富于形象性、感染性、权威性和可信性的“榜样”中吸取丰富的内容,从而加速其社会化过程。正因为如此,在青少年的心灵中,会形成他们自己崇拜的偶像,可能是中国足球明星或者是外国足球明星等,从而有意无意地去学习、模仿他们的行为方式。作为家长来说,大多数人对大众传媒对孩子在体育方面的影响力是认可的,应多引导孩子们,让他们知道哪些可以学,哪些不可学,有针对性地通过球星榜样作用,来培养孩子对足球运动的兴趣。总之,现代大众传媒使青少年所受的教育、影响,已经不能仅仅限于学校和家庭,社会影响的空间、渠道、内容也变得复杂化、多样化。青少年中所出现的某些热点、某些趋向,究其深层原因,都和大众传媒有关。因此,现实要求我们把教育引导少年儿童放在社会的大环境中,注意大众传媒的作用。

4.伙伴群体因素对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的影响

伙伴群体在青少年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群体使青少年的归属感得到满足,又以群体规范约束其行为。同伴既是行为的强化物,又是青少年评定自己行为的参照物。大量研究表明态,青少年受伙伴群体的影响而参与足球运动占较了相当大的比例。儿童心理学家指出,青少年对在同辈群体中被认同特别看重。在小学这个年龄阶段,他们乐于在同辈群体中寻找朋友和合作伙伴,朋友之间的兴趣爱好往往互相影响,相互交叉,有同样爱好的孩子,不用其他条件,就能成为好朋友。作为家长来说,应尊重孩子的选择。所以,为了使孩子身心健康,家长应支持年龄和性格相似的伙伴群体共同参与足球运动,以达到使青少年锻炼身体的目的。所以,伙伴群体在青少年时期对他们参与足球运动的影响较为重要。

综上所述,家庭、社会大环境、大众传媒、伙伴群等因素均对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有较大的关系,它们直接影响到我国足球后备力量的培养和发展。中国足球后备人才的培养,提高足球运动的普及率必须综合考虑以上各因素,系统推进,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1]杨一民.关于我国青少

年足球主要问题与对策的探讨[J].中国体育科技,20O7(1):33-35.

[2]李勇.家长的职业、文化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对学生成绩的影响[J].现代中小学教育,1998(1):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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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时代》；青少年；文化消费

一、从《小时代》看当代青少年文化消费的价值取向。

文化消费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下，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精神生活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对以物质或服务为载体的精神的获取行为。从这个意义来说，文化消费具有以下特点：

（一）它是文化消费主体对客体的再创造。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里的“一千个哈姆雷特”其实就是文化消费主体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审美要求对客体的再创造。具备不同知识储备及审美要求文化消费主体，对同一文化的理解往往会南辕北辙。

（二）文化消费具有主动性。文化消费的主动性是指文化消费主体希望从客体中得到什么，那么他在消费文化的时候，就会有意识的向他所希望得到的那方面去努力，去靠近。

（三）文化消费的无形性。不论是什么样的文化消费都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消费是有形的。但是，从这些物质载体中所获得的精神内涵确实无形的，这些精神内涵也才是人们最终希望获得的东西。

（四）文化消费的习惯性。文化消费的习惯性是指文化消费者长期接触一类文化的熏陶，并对该种文化形成习惯。例如一开始读者偶然读到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然后喜欢上郭敬明的小说风格，进而去阅读他的其他小说。

文化消费不仅有上述文化消费的一般特点，还具有其自身特点。

（一）紧跟潮流、追求时尚。人在青少年阶段自我意识迅速觉醒，喜欢展现自我，以确认自己的社会角色，获得关注和认可。《小时代》背后的制作团队更是利用青少年的这种心理，把《小时代》打造成一部时尚感强的电影，来迎合青少年。

（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青少年时期是人一生求知学习的黄金时期，又处于自我定位时期，这就决定了青少年对文化消费需求强烈。《小时代》的庞大粉丝群的出现验证了这一点。《小时代》一开始只是小说，载体是纸，到后来发展为电影，青少年对它并无排斥，反而津津乐道于电影中的画面、人物、情景。

（三）主动性强，参与度高。这就是在新媒介形势下出现的参与性文化。《小时代》的阅读者不仅是书本、电影的消费者，同时还是力量庞大的推广者。他们利用新媒介技术，或是在贴吧发帖，或是在群中讨论，不知不觉中既为《小时代》展开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宣传，又为《小时代》的策划团队省下了一大笔宣传费用。

（四）注重寻找心理寄托。受青春期荷尔蒙分泌的影响，所以青少年很容易焦虑，为了舒缓这种焦虑，他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的去寻找一个心理寄托。郭敬明的《小时代》的文本主题迎合了当下青年读者的阅读心理，他对于青少年时期的心理把握相当独到，淡淡忧伤的笔调，偶像化的人物及对爱情的追求充分契合了青年读者的阅读期待。

二、从《小时代》看青少年文化消费模式形成的原因

这其中既有青少年自身的原因，也受到来自外部环境方方面面的影响。

青少年文化消费模式形成的内部原因有。

（一）逃避现实压力，寻找心灵寄托；青少年阶段也是人开始接触各方面的压力的时期。在面对这众压力时，青少年往往会在文学作品中寻找心灵寄托，以逃避现实压力。《小时代》描写了一众上海新贵的奢侈生活，除了风花雪月的小资呓语，各主人公似乎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青少年沉浸在《小时代》的情节中，能暂时逃避来自现实的压力，得到心理慰藉。

（二）建构虚拟世界，释放情感。青少年的心理特征之一就是爱幻想，幻想其实就是建构一个虚拟世界，释放自己的感情。

（三）满足对理想生活的想象，寻找自我。《小时代3.0刺金时代》所描绘的富人生活是很多青少年所向往的理想生活。《小时代》中的经典台词，它们是如此的贴近我们的生活实际，让我们有种熟悉感，似乎能从中找到自我。

青少年文化消费模式形成的外部原因有：

（一）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推进，中小学生课余时间的增多。这既为青少年（主要是学生）的课外阅读提供可能，也为《小时代》等类似书籍的流行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

（二）经济大环境的发展使得手机、电脑得到普及，改变了传统的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模式，读者与作者之间能够有效互动。通过贴吧，这些人可以毫无顾忌的表达对郭敬明及其小说的喜爱，郭敬明也可以与他的这些忠实的粉丝互动。

（三）大众文化的博兴，消费市场的繁荣，使得类似于郭敬明这样的作家为了契合读者期待视野而制造文本。“小时代”这个主题满足了青少年的消费心理，其中对富二代奢侈生活的描写满足了青少年的猎奇心理，偶像化的人物满足青少年的审美心理，唯美的爱情满足了青少年对爱情的期待。

（四）郭敬明在他的《小时代》的发行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系统的策划理念和营销模式。为了成功发行，启用了金牌策划人，从他的选题策划开始，无不透露出他精准的读者定位――青少年。

三、从《小时代》看当代文学应怎样书写才有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分论述了《小时代》这样一种文化产品对青少年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怎样对青少年的文化消费进行科学的引导。

接收优秀的文化可以怡情，增长知识；低级的文化使人不思上进、贪图享乐、追求安逸，甚至引人犯罪。《小时代》这样一种借助大众消费时代的推波助澜，刻意迎合读者与市场的文化产品，对青少年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谓不多。

（一）使青少年盲目跟风。青少年，身体、智力都处于发育中，都还未定性，容易受到来自外界的干扰。《小时代》精准的营销和系统的策划，很容易在青少年中刮起一股“小时代”风，青少年的从众心理让青少年失去了判断力，变得随波逐流。

（二）使青少年具有虚幻性。青少年读者沉溺于《小时代》营造的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无法企及的虚幻浮华的生活，甚至自己营造一个虚幻的空间，想象自己如故事中的主角一样，过着奢华的生活，有着不同的际遇，人生处处充满惊喜。

（三）使青少年具有软弱性。青少年了解《小时代》是因为营销团队精准的营销定位，实际上青少你是在被动的接收其所承载和传递的符号。至于他所传递的符号内容是好是坏，营销团队似乎并不看重，它只是在不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当青少你中间出现“小时代”热潮时，大众传媒并没有“警醒”的声音，反而从各方面不断对其进行报道，进一步刺激青少年对其消费。

为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无论是社会还是媒介出版人，都应该努力营造健康有序的青少年文化消费环境，满足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一）大力弘扬社会主旋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引导青少年文化消费。首先应加强对青少年的文化消费宣传，引领其有意识甄选出低俗文化，追求健康向上的文化。其次应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形成积极向上的文化消费需求。

（二）创造良好的市场与政策条件，建立健康有序的文化市场机制。对待文化市场应做到利益与传播健康思想的双赢，不能只顾利益不顾社会影响，传播庸俗低下的文化。同时完善政策法规，严格主题准入制度，强化市场监管，加大执法力度。

（三）利用大众传媒，在青少年中间培育文化消费热点。在把握正确方向的前提下，利用大众传媒的一整套操作模式，在青少年中培育健康积极向上的消费热点，把包括网络、电视、手机、报纸、书刊、杂志等多种大众媒介管好，让他们具有良好导向功能。（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参考文献：

[1]杨晓光.文化消费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D].吉林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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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独生子女 社会化主体特征 同辈群体 大众传媒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和人生的定位，从政治代际理论来划分，出生于70、80年代，于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入青春期的青年一代，他们被称为“独生子女”一代或“新一代”，也称为第五代青年。他们是真正跨世纪的一代。据统计目前全国独生子女已达七千多万，其中在城市占同龄人的比例高达90%。差不多相当于整个法国人口和两个加拿大的人口［1］。当数以万计的独生子女一下子从我国大地上涌现出来时，立即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人们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这一代特殊儿童能否正常地、健康地、顺利地成长和发展上。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一焦点所涉及的就是一代独生子女的社会化过程及其后果的问题。因此，如何认识独生子女社会化的主体特征，如何发挥独生子女教育中的积极效益，促进其顺利完成社会化，就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家庭、学校、同辈群体与大众传媒，是影响少年儿童社会化的一些基本主体，对独生子女成长的不同阶段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天然区别，这些主体在独生子女社会化过程中就具有一些不同于非独生子女的特点。

一、在幼儿，学龄前期与学龄初期，家庭与父母的影响较大

在婴幼儿和学龄前时期，少年儿童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庭中度过的，家庭尤其是父母对子女的影响无庸置疑。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成为影响子女社会化的决定因素。不过，在婴幼儿、学龄期和学龄初期，由于独生子女家庭对于子女的抚育永远只有“第一次”，因此父母在抚育自己唯一的孩子时，表现出许多不同与非独生子女家庭父母的特点：（1）部分扮演了“兄弟姐妹”的角色。在非独生子女家庭，孩子可以和兄弟姐妹进行交往，父母亲不需要专门陪伴孩子玩耍，而独生子女不同，父母不得不扮演兄弟姐妹的角色，在家庭生活中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陪孩子一道游戏活动。尤其是母亲，在独生子女婴幼儿时期，往往成为独生子女玩耍和游戏的主要玩伴。（2）部分扮演了“家庭教师”的角色，在非独生子女家庭，由于子女众多，父母没有更多的时间专心关心孩子的学习，加上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父母亲的“家庭教师”的角色相对淡化，而独生子女家庭则不同，由于父母亲一般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较好的经济条件和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加上对孩子给予更高的文化期望，使得他们更多地关注孩子的学习，主动参与对孩子文化知识的传授，经常辅导孩子学习，检查学习进度和作业情况。（3）部分扮演了“学生保镖”的角色。在非独生子女家庭，由于兄弟姐妹的存在，少年儿童特别是作为弟弟妹妹，在学龄初期，有哥哥姐姐陪伴上学，父母不必花费更多的精力担心安全问题，也无需花费更多的时间接送孩子上下学。而在独生子女家庭中，没有哥哥姐姐陪伴的独生子女，在学龄初期的安全成为每个独生子女父母考虑的重要问题，因此，“学生保镖”的角色就由父母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来。每天放学的时候，许多小学特别是城市小学门口那些翘首以待的父母亲，成为城市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2］。

二、在学龄期，学校的影响相对一致，同辈群体的影响则相对较大

进入学龄期后，少年儿童除了生活在自己的家庭之外，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学校成为少年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因素和主要渠道，学校对少年儿童社会化的影响表现为多侧面、多角度，具体体现在学校的理想信念教育、课程教育、活动安排以及人际交往等方面，按照理想社会的要求去引导与塑造孩子。尽管在社会转型期间学校对少年儿童社会化的影响进一步地弱化。但是大多数学生还是把教师的话作为“圣旨”般来对待，把教师的要求置于父母的要求之上。这充分说明学校对学龄期少年儿童社会化依然保持较强的影响力。不过，学校的教育、环境、活动对于所有少年儿童来说都是高度一致的，并不会为独生子女还是非独生子女划出不同范围，制定不同的标准，因此无论是独生子女还是非独生子女，他们在学校所受到的影响是一致的。

与学校生活紧密相连，少年儿童开始有了自己的同辈伙伴，形成了自己的同辈群体。同辈群体是影响少年儿童社会化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从幼儿园到小学，从小学到中学，同龄伙伴越来越多，共同参与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交往时间也越来越长，关系越来越密切，同辈群体对少年儿童社会化的影响作用也越来越大。但毕竟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存在天然差别，对于非独生子女而言，在家庭中除去父母之外，他们还可以与自己年龄相近的兄弟姐妹进行交流，从而相对降低了同辈群体的影响力。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他们没有兄弟姐妹。因此，在家庭中他们只有父母可以交流，而没有同辈人可以交往，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独立性的逐步形成，他们不再满足于两代人之间的交流，此时，他们更加重视同辈伙伴交流的兴趣与快乐。正因为如此，在少年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同辈群体对独生子女的影响比对非独生子女的影响更为强烈，更为深远。

另外，独生子女与同辈群体交往还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一是由于缺少家庭同辈伙伴关系，同辈伙伴的交往活动相对减少。这是因为，在非独生子女家庭中，家庭同辈伙伴间的交往可以不需要经过父母同意，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完成；独生子女没有家庭同辈伙伴，而与外界同辈伙伴交往，特别是同辈伙伴来家中交往需要得到父母亲的同意，这对独生子女与同辈伙伴间的交往造成了限制与阻碍，自然导致同辈伙伴间交往活动的减少。这种情况就使得独生子女较难了解蕴藏在这些活动相关的情感因素，如同情、关心、怜爱与友情等。二是由于在家庭中缺少与同辈群体的交往，独生子女更倾向与探索客观对象，如玩具、动物与植物等。随着探索范围的扩大和活动的进一步深入，独生子女就需要寻求志同道合者，主动开拓自己的交往范围。这种情况又使得独生子女超出了非独生子女所具有的以血缘关系为主的比较封闭的交往关系和交往模式，使得自己与同辈伙伴的交往比非独生子女更具有开放性和全面性特征［3］。

三、在整个成长发育期，社会环境尤其是大众传媒的影响不容忽视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与文化事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越来越广泛地渗透到少年儿童生活的各个方面，少年儿童与大众传媒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改革开放后的少年儿童，正是伴随着大众传媒事业的发展成长起来的，因此，大众传媒作为少年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因素，其影响也是越来越大。不过，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来说，这种影响还是具有一定的差别。

其一，独生子女接触大众传媒的时间更多，对于非独生子女而言，由于兄弟姐妹的存在，少年儿童在家庭中除了观看大众传媒节目以及和父母进行交流外，还可以与兄弟姐妹进行交流与游戏，业余生活比较丰富，特别是与兄弟姐妹之间的交流与游戏，更符合少年儿童爱玩好动的天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观看大众传媒节目的需要。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在家庭中，他们被大人所包围，除了与父母进行交流以外，消磨时间最好的选择就是观看大众传媒提供的各种节目与信息。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独立性的逐步形成，独生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少和越来越难。有一些调查统计表明，独生子女观看大众传媒的时间要比非独生子女多出20%―50％［4］。

其二，独生子女接触的大众传媒形式更多更新，在非独生子女家庭，由于子女众多，负担较重，一般情况下，家庭物质条件相对偏差，父母亲的文化水平相对偏低，对大众传媒手段与工具以及对先进的大众传媒形式的了解相对落后，这对少年儿童跟上大众传媒的变化与发展，接触更多更新的大众传媒形式，造成客观上的限制。而在独生子女家庭，由于子女少，负担相对较轻，较之非独生子女家庭，物质条件优越，父母亲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对大众传媒手段与工具的认识与了解相对先进。例如电脑普及率和上网率独生子女家庭就相对高于非独生子女家庭。这种差异性，使得独生子女能够有条件接触到更多更新的大众传媒方式，特别是电子邮件与因特网。因此，大众传媒对独生子女的影响相对大于非独生子女。

其三，独生子女对大众传媒的依赖性更强。作为一个孤独的“小皇帝”，没有兄弟姐妹的陪伴，独生子女只好更多地依赖于大众传媒，把大众传媒中的许多形象作为自己的伙伴。从幼儿时期的“机器猫”和“葫芦娃”，到少年时期的“孙悟空”和“足球小子”，与之同喜，与之同忧，使得大众传媒已经成为独生子女不可缺少的伙伴。因此，较之非独生子女而言，独生子女对大众传媒的依赖性更为强烈和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同年代不同特色的大众传媒影响下，80年代与90年代的少年儿童形成各自不同的整体特征，这种不同年代的少年儿童整体特征，曾经一度被许多专家学者认为是独生子女独有的特点，从而被认为是这一代少年儿童区别于其他年代少年儿童的整体特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于大众传媒对独生子女的影响要比对非独生子女更为重要，更为突出。

参考文献：

［1］冯笑天.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及其结果.青年研究，1997年第八期.

［2］彭晓辉.关于独生子女社会化问题的思考.思想政治研究，山东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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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少年性别角色发展

性别角色发展是青少年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指男女两性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下形成的性别特征和差异，即由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文化社会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主要概念包括性别概念和性别角色知识的发展两个方面。儿童及青少年在性别角色发展的过程中，主要经历性别认同的发展、性别稳定性的发展、及性别衡常性的发展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主要是在6到7岁之前就已经形成。而性别角色知识的发展是指个体关于男性或女性各自适应的行为方式和活动的认知。这一方面的发展则主要在青少年阶段形成。而在性别角色发展形成的过程当中，则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会产生很多问题。

二、青少年性别角色发展的影响因素

2.1 青少年性别角色发展经济的影响因素

在青少年性别角色发展的过程中，虽然政治因素不足以成为一个单方便的因素，但就经济因素而言，在青少年性别角色发展的过程中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自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转过，由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转轨的过程当中，很多不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为了单方面的利益追求。这样一来，很多事件的发展便背离了其原有的轨道。例如我国的大众传媒，其使命本身是传递一种社会需要的同时又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促进青少年性别角色的发展。且不说可以发展为很多心理学家所期盼的双性人格的青年，但是在男性化和女性化的正确形成过程中也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做到使男孩子具有勇敢、自主、侵犯性、支配欲、表现欲等。女生具有耐心、温文尔雅等其性别本应具有的特点。

但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当中。很多大众媒体做传媒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传递一份社会所需要的、所赞扬的风气，而是在更多的受到利益的驱使。成为了“收视率”“发行量”的奴隶。为了一味的追求利益，借助人们对新奇事物本应具有的一种好奇的心态。致使“伪娘”产生了，“野蛮女友”也产生了，而因为这些怪癖和奇异的事物不仅成为了利益上升的砝码，同时也给青少年性别角色的形成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要知道，青少年性别角色的发展和认同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习得的过程。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性别角色规范是儿童通过强化、模仿、观察学习等作用机制形成的，而这一机制在青少年性别角色发展的过程当中同样适用。因此，在这种扭曲的条件的影响下。对于青少年而言。那些具有“软性化”特征的人反而成了人人追捧的明星。青少年心目中的偶像。于此同时，在其对性别发展没有一个正确认知的时候，青少年会将媒体所传递的对社会性别角色的看法内化但自己的认知系统中。进而形成自己的性别角色行为和意识。特别是对于那些正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而言，其影响更是不堪设想。因为这一时期的青少年更需要社会的关注，因此他们很可能仅仅只因为个性、引人注意而扭曲了自己性别人格的正确塑造。

2.2 青少年性别角色发展的文化形象因素

在我国浩浩五千年历史的长河中，一些历史人物的出现也会对青少年性别角色发展和认同产生强有力的消极影响。回首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其实男孩女性化、女孩儿男性化这种性别错位现象古已有之。花木兰女扮男装从军，她不失女孩的“美丽”，也是一个人们心目中可敬的大英雄。在古代，人们对这些“巾帼英雄”“女中豪杰”极尽赞美至能事，中国最有名的要数武则天和穆桂英了。而貌若美玉的贾宝玉确是从小在“女儿国”中长大，喜欢亲近各种女孩子，但却有备受他们的青睐，成为大观园中最受欢迎的男孩子。那种看上去具有阴柔美的男子。中国古代比较有名的有宋玉、潘安等人，他们就是几千年前的“花样男子”。

回想在我们小学、中学的各种教科书中，他们都曾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了当年的我们的学习榜样。而同样现今。他们一定也是青少年们所敬仰和佩服的榜样。因此对榜样的模仿和追捧也使得青少年在性别角色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一定障碍，从而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而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文化涌入我国。和我国的传统文化融合到一起，形成多元的文化体系，同时作用于当代的青少年，使得他们在多元文化面前难以辨别、选择了盲从。在网络、电视中所看到的一些扭曲的形象，成为了他们心目中的偶像。由于社会发展和知识时代对人才的要求，社会竞争激烈，也让他们，这些青少年们为了自己的未来和前途而死读书。无暇顾及和区分这些多元文化的冲击，从而选择了全盘模仿和吸收，因此在一些歪曲的社会事实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多重性别的人格。

2.3 青少年性别角色发展的社会影响

在青少年成长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儿时的同伴关系的发展，还是青春期对朋友的需要等都是青少年从生物人像社会人的转变，因此同样，在青少年性别角色发展的过程当中，社会因素也至关重要。

首先，家庭教育对青少年性别角色发展起着奠基作用。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对青少年性别角色的发展其中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父母胡搜传统的社会观点和社会风俗习惯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的就会因孩子的不同生理性别而对其采取不同的教养态度和教育方式。而父母在各方面不同的要求和教养方式有意无意的促进了儿童性别定向和性别角色行为的形成，是他们渐渐地具有了特定的活动倾向性。而在出现这些男孩儿、女孩儿应具有的性别倾向后。父母则会继续通过鼓励、奖赏等方式进行强化，进而使得男女两性在青少年时期变得越加明确，并朝着固定化的方式不断发展。因此，家庭教育。特别是早期的家庭教育在儿童和青少年的性别定向和性别角色行为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奠基作用。

其次。学校教育对青少年性别角色的发展起主导作用。青少年在进入学校之后，便开始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由于学校教育的权威性和特殊性。随着个体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学校教育对儿童性别角色发展的主导作用逐渐显现出来。而在学校教育发挥作用的过程当中，首先，教师的角色期望对儿童性别角色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教师以自己的人格影响和感化青少年。因此。学校教育的成功不仅是把知识填充到青少年的大脑作为学校生活的唯一目标。而是把它们培养成真正的男人和女人。在教师的影响下，青少年往往更愿意把自己塑造为老师期待的角色，教师对男女学生的不同看法也会影响到学生性别角色的形成和发展。其次，是教材对青少年性别角色发展的影响。教材所反映的是一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化模式，因此教材中的人物设计要充分考虑到对青少年性别角色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第三。网络及大众传媒对儿童性别角色发展的导向作用。随网络、电视等大众传媒的普及。它对儿童性别角色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研究表明男孩儿比女孩儿更喜欢接触参与性较强的及较具有理性和进攻性较强的媒介内容。女孩儿则偏好温和快乐为主的儿童戏剧类和偏重感情的承认电视剧等。其具体对青少年作用的过程和方式在前文经济因素中已经提出，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三、针对青少年性别角色发展的影响因素，提出应对策略

3.1 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

自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方面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和进步，在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律的双重作用下，经济秩序有效的运行。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在这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前文所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体制运行下，政府应该在一些方面采取一些较为积极的作为，消除一些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现象，控制住一些关键的事件和环节，努力的营造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在提高全民素质的同时。也能为青少年性别角色的形成和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争取在政府主导的情况下，使得经济的进步在青少年性别角色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成为一个有利的条件，而非产生许多的负面影响。

3.2 在青少年性别角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多给予一些积极的文化因素

在我国的很多传统文化中，都有着很多有利于青少年性别角色形成和发展的人物，在青少年时期，应多以这些角色为主，对青少年进行有选择的传播，等其性别角色成形后。再对其他的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告知，这样使得青少年在有一定判别力的情况下进行人物的理解和学习，从而对其性别角色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

3.3 从社会方面，努力为青少年性别角色发展提供一个健康有利的环境

首先，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将强对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的监管。由于我国各个媒介的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制作节目的内容也良莠不齐。一些媒体为了追求利益而抛弃了应有的传递社会主流价值观，建设高尚道德规范，确立正确行为模式的社会责任。而最有效、最重要的手段是建立相应的法律规范，用法律规范大众媒介的内容选择和制作。其次。从媒介自身开始，进行行业的净化。加强传媒职业道德建设，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建立传媒自律机制，提高媒介对节目内容的评价标准；重视对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教育等。

其次，在学校教育中，教师应该自觉意识到其语言、行为和态度对学生性别角色定位的影响，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尽可能避免流露出对男女同学泾渭分明的主观倾向，以促使学生性别角色的健康发展：对教材的设计也应着重考虑到对青少年性别角色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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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众传媒；中职学生；心理；影响

中图分类号：G20；B8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11-0033-01

二十一世纪是媒体爆炸时代，随着大众媒体的迅猛发展，为中职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提供了新的发展渠道，构成了中职学生成长的重要环境。可以说，大众传媒为中职学生的健康成长创造了良好条件，然而，与此同时，一些落后的思想和不良信息也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对其成长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社会各界应共同关注中职学生的成长环境，尤其要注重大众传媒对于中职学生心理发展的影响。

一、大众传媒的内涵及其德育功能

大众传媒又称新闻媒介或大众传播媒介，它主要是传递新闻信息、交流思想感的载体，反映了人类传播能力的发展变化，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将信息传递给分布在不同地区的个人或群体的传播手段，是包括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手机等在内的总称。

正是因为大众传媒有着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等特点，使得人们在实际生活中越来越依赖它，因而大众传媒对人们的生活生产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只要我们有什么想要解决的问题或者需要了解的知道，通过传播媒介，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找到答案，世界在大众传媒面前变得十分渺小。大众传媒正以它悄然的方式走近我们的生活，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据有关人员调查，2009年北京市居民接触媒介的时间约占闲暇时间7成以上，现在这个数据在呈上升的趋势。不得不正视的一个问题，我们花耗如此巨大的时间在一个方面，它又有多少真正的营养给予我们呢，特别是面对着世界观正在形成的学生群体，大众传媒又有多少德育功能蕴含其中呢？

由于大从形式多样、内容广泛、传播迅速、影响深远的特点，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很多典型事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传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有的甚至借助它可以产生轩然大波。学生们，是最易受到传播媒体所宣扬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人生趋向影响的人群。大众传媒对学生的德育功能主要表现在，首先它是通过文化倡导进行的教育，在报道新闻时，加入必要的知识材料，使受众更好的理解，不会产生歧义。其次，大众传媒通过引导舆论进行教育。通过一此具有导向性事实的报道，使受众向着有利于特定利益的方向发展，以实现大众传媒传播的目的。第三，大众传媒通过传播者与受众的良性互动进行教育。在大众传媒迅猛发展的今天，人们已不再处于被动的授予地位，他们也积极地与传播媒介进行着信息互动和反馈，有时甚至直接参与到信息的制作和传播中来。

大众传媒通过树立典型、宣传典型等方式引导人们的行动，让内化于心的道德认知外化于规范的行为。有这样一则公益广告，讲述一个小孩看见他的妈妈给奶奶洗脚，于是他在妈妈下班回家后，吃力地端着一盆水送到妈妈面前，让妈妈洗脚。妈妈给奶奶洗脚无意中收到了教育孩子的效果，这就是道德榜样起到的强有力的引导作用。这还仅仅只是人际传播，如果是通过大众传媒进行传播，其效果肯定会大为增强，因此大众传媒对受众，特别是学生有很强的示范作用。

二、中职学生心理发展现状简析

中等职业学生学校处在中学生中相对特殊的位置，他们既是中考的落榜者，家庭经济条件普遍落后，心理现状比较自卑；又是具有一些高中生不具有技能的拥有者，他们动手实践能力强，很多琐事能自己处理。因此这样一群特别群体，他们的心理既有脆弱无助，需要关心的一面，又有好胜敢于人先的一面。

曾经有人总结，中职生的心理特征，他们身体发育接近成人，而心理发展相对滞后；在真正的成熟面前，他们的心理表现还是处于动荡的状态，易偏激、蛮干、冲动；急于在心理和行为上摆脱束缚的自主性；也同时渴望得到他人和社会的认可。

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提升和大众传媒的日益现代化，中职学生所接受的社会信息容量越来越大，这给原本就处于动摇状态的中职学生的心理又增加了易受影响的不稳定因素。优良的大众传媒信息给学生的心境注入一股暖流，不健康的文化信息则对其道德判断力不强的学生产生腐蚀。另外，中职生在校期间相对其他学生而言，学习压力不大，课余闲暇时间充足，也就更有机会，有更时间去接受影视、网络、报纸等大众传媒的影响。

三、增强大众传媒对中职学生心理发展的有利影响

关于大众传媒文化以中职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影响的研究，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同志也曾经提出过“要增加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感，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造优良的舆论环境。”这种责任直接关系着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这是大众传媒应该肩负起光荣神圣的责任。

面对大众传媒各式各样的信息，我们应该对学生正确运用媒体加以有效的引导和督促，教给他们斟辩信息的技巧，提升处理能力，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避免不利影响和发掘大众传媒对学生的辅助功能。首先，应该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主导作用。将传媒文化纳入学课课程体系，有计划有目的的发挥各种信息的正面促进作用。对于教师本身来讲，言传身教地为学生树立道德榜样，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增强政治敏感力和鉴别力。其次，加强家庭教育，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学校教育工作者应该通过家访、家长会等形式密切联系家长，共同监督，管理学生，发挥家庭教育的特殊作用。最后，社会应该为学生们营造一个积极、宽松、有序的传媒文化环境。媒体主管部分也应该加强监管，不盲目追求收视而混杂一些低速信息，从而影响青少年的价值观，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还可以将课内和课外结合起来，开展多种形式的德育实践活动，使学生在家庭、学校、社会面对各种道德问题时作出正确的判断。

大众传媒是一把“双刃剑”，针对传媒文体的特点及其带来的影响，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充分正确利用好传媒文化的优势，坚决抵制其中的垃圾信息和不良思想，逐步提高中职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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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电视；人力资源；媒介环境；专业品牌

【中图分类号】G222．3 【文献标识码】A

综观中国教育电视从无到有、从稚嫩逐渐走向成熟的历史发展轨程，既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开拓，亦有励精图治、星火燎原的高歌猛进。电视业界曾用三个“一千”――即一千个综合无线台、一千个有线台、一千个教育电视台来描述和赞誉教育电视台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盛况，以及其在全国电视事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教育电视兼具公益和产业化运作的双重属性。客观地说，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当下的中国教育电视在固有的体制和机制弊端未能根本革除，又遭遇日甚一日的商业化侵蚀的情势下，确有风雨飘摇、逐渐式微之态，俨然无法与其他实力媒体或强势频道比肩而立；而且，在网络时代，教育电视可能会继续处于边缘化和非主流化的境地。但是，所有这些变化并不会萎缩教育电视的发展空间，教育电视并没有消失，也不可能消失。目前中国教育电视遭遇的困境只能证明其体制改革的必要与迫切，并不能证明教育电视没有存在的必要。相反，教育电视区别于商业电视的本质及其使命却恰恰是其存在以及发展的理由。因为“电视作为大众媒介的一分子，必须有起码的责任，不能完全由市场来决定一切。”

考察中国教育电视的基本出发点，必须明确当代中国国情对教育电视的基本定位，必须明确电视传媒改革对教育电视的基本要求。事实上，中国教育电视的历史使命是与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战略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构建开发和提升人力资源的学习平台、营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媒介环境、打造“频道时代”具有竞争力的专业品牌，已成为当代中国教育电视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一、构建开发和提升人力资源的学习平台

如果说新闻频道以及时传递新近事实变动的信息为职志，综艺频道的功能主要是娱乐身心、陶冶情感、和谐社会，那么，普及文化科学知识则是教育电视台或频道的核心诉求。与其他综合或专业频道的频道宗旨、目标定位相区别，教育电视是教育与教学的重要园地，其主要功能是传播科学知识、传承优秀文化、传递教育信息、传扬先进教育理念，为全社会和各级各类教育、教学服务。教育电视姓“教”，其特色在“教”，优势也在“教”。作为专业电视台或频道，“教育”是其内在本质，“电视”是其外在形式。在当今乃至未来的教育中，教育电视仍然是最重要的信息传播工具，仍然承担着社会教育、远程教育、电大教育和现代教育技术等诸多重要使命。

据调查，在13-18岁年龄段收视动机排序中，“学习各种知识”的动机得分仅次于“了解国内外时事”，位居第二，青少年在“学习各种知识”上的动机得分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观众。电视已成为青少年获取信息、掌握知识的重要渠道。因此，有论者断言：“21世纪真正的教育在学校外面，是在电视网和电视机面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知识与个人的关联度呈上升趋势，对于科学知识的掌握，对个人就业，对家庭经济收入、经济地位，对个人参与民主决策的能力、政治地位，对个人生活质量、健康状况、交往能力、社会生活都会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提高公众科学素养，有利于促进高科技的发展，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这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有关资料表明，我国公众的综合科学素养水平在美、英、德、法、意等14个国家中排在最后。我国是一个拥有电视机3．5亿台、观众对电视的依赖程度很强的大国，但科学节目占电视播出量的比例还不到1％。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对科学宣传都十分重视，许多国家的电视节目安排表上，科教节目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号称“科教立国”的日本通过立法形式，明确规定电视中科教节目不应少于15％，而美国的电视节目中，科教类节目时间已经达到20％。相形之下，我国的教育电视节目尚有较为广阔的开发空间。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人的发展是一个扩大向个人提供的可能性的过程。……无论发展水平如何，对于人来说，有三个可能性是主要的，那就是健康长寿、获取知识和拥有体面的生活所需的资源。如果没有这三个基本可能性，其他很多机会就仍然无法得到。”教育电视正是这样一种帮助人们获取他赖以立足社会和改造社会的知识，从而有能力主宰自己命运的有效工具。

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教育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强调要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消除文盲，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国要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追赶，必须站在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战略高度，把人力资源作为经济社会长期持续发展的第一资源，把全面开发人力资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目标，把全面开发人力资源作为实现富国强民的第一国策，把全面开发人力资源作为各级政府的第一责任，以人力资源的能力建设为重点，调整国家战略重点布局，重新规划人才培养规格目标，实现从教育者为主体到学习者为主体的转变，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形成世界上最大的学习型社会。

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奋斗目标决定了教育电视必须充分发挥和利用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服务于“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基本国策，为贯彻落实《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创造条件，使之成为人们认知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的重要窗口，成为开发和提升人力资源的学习平台。目前，尤其是要充分利用集视听教育(广播、录像、电视)、卫星、计算机、通讯网络于一体的现代远程教育，来打破传统教育的时空和年龄限制，使学习者可以在没有围墙的学校学习，共享国内外最好的学校、最好的老师、最好的课程，构建一个新型的、交互的、开放的终身学习体系，弥补当下我国公共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还不能完全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之不足，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和人才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建立“学习型”社会的目标为中国教育电视的发展创造了十分难得的机遇。

二、营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媒介环境

威尔伯・施拉姆在《电视对儿童生活的影响》一书中指出：电视基本上占据了儿童的早期生活。他们调查发现，2―5岁的美国儿童每天看电视的时间为3．8小时，6―11岁的儿童为3．6个小时；据估算，美国儿童6－18岁期间要用1．5万多个小时看电视，相比之下，只有1．3万个小时在学校。这就是说，儿童受电视教育的时间比受学校教育的时间长。

据《中国青年报》载，我国中小学生最经常的课外活动是看电视，多数孩子每天看电视时间

达100分钟。电视收视率调查显示，在晚上黄金时段，4至14岁的孩子在中央电视台1套的平均收视率2002年为3．5％，也就是说仅这一个频道在这个时段就有约833万未成年观众。节假日收看电视的儿童还会更多。

大量数据表明，电视和网络是当前影响儿童和青少年的最主要的大众传媒，社会学家已把大众传媒视为除家庭、学校、同辈群体之外的“第四种教育力量”。但是，正如1982年罗马俱乐部的第12份报告中所指出的：“微电子技术所带来的改善人类处境和消灭贫穷的许诺，是相当有力的；而愚蠢地开发这项技术所造成社会堕落的可能性也同样巨大。”这种预言在电视传媒所引发的各种青少年社会问题中得到了印证。

当前的大众传媒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与教育关系最密切的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大众传媒所宣传的参照系过多甚至混乱，导致儿童的榜样群体多元化，儿童在社会学习和社会参与方面反而无所适从。我国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由于转型时期整个社会结构在不断加速分化，旧有的社会规范不断受到冲击，新的社会规范体系尚未建立。人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呈多元化和不确定的态势，这就使得对价值观念缺乏理性理解的儿童和青少年，在依据价值观念的要求指导自己行为时陷入无所适从、无所依傍的境地，进而引起适应并导致心理迷惘和行为偏差。

第二是大众传媒的“教育功能缺失”。从广义而言，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电视都看作是“教育电视”，但是电视在体现教育的功能和价值方面，则往往与学校、家庭甚至社会主流文化相冲突、相背离。从某种角度说，电视削弱了父母和学校的影响力。“屏幕上太多的霓虹闪烁、腰缠万贯、美人翔集、情深缘浅，这不仅造成了观众自身的生活状态与电视的巨大隔膜和疏离，而且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严重误读和歪曲。面对电视中的富丽堂皇和缠绵悱恻，观众在感叹‘看看人家活的’的同时，极易引发一种人生无奈，抱怨自身命运的悲凉哀叹。当人们把自己的真实生活与屏幕上的人物生活相比较感觉差距太大时，自然会觉得心里不平衡，觉得社会分配不公，所谓误导由此可见一斑。电视里灯红酒绿、大款富婆、白领丽人之类的‘活法’，冲击着电视本来就必不可少的平民感和底层情绪，动摇着电视传播对民族生存状态的当下关注和对民族命运的殷切关怀……电视中过多的商业气息和脂粉气味，对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道德积累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消耗，这是一种巨大的社会代价。”改编自日本漫画、曾风靡港台和大陆的20集青春偶像剧《流星花园》，除了青春、浪漫的爱情和无厘头的男女主人公外，剧中F4富豪子弟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更令未成年观众羡慕不已，如痴如醉，以致西安等地的中学生竟相模仿，一时间街头巷尾充斥于耳的几乎都是该片的主题曲《流星雨》。据报载，四川一位13岁女孩在连看8遍《流星花园》后离家出走，下落不明。有学者指出，很多偶像的风靡，都是媒体造就的。媒体往往从商业利益出发，跟在这种现象后面追捧，而很少站在这种流行的前面进行引导。媒体发出的往往仅是一种声音，很少有不同的观点。近些年我国青少年犯罪在整个刑事犯罪中所占比例高达70～80％的严峻现实与此不无关系。有权威机构的调查显示，对于电视节目，40．6％的观众认为“部分娱乐类节目有庸俗化倾向，要提高文化品位”，38％的观众认为“节目形式互相抄袭，雷同”，28％的观众认为“高水平的音乐会、演唱会太少”，18．4％的观众认为当前电视综艺类节目“过分追求豪华形式”。有人甚至强烈抨击一些电视节目“故事是瞎编的，人物是丑陋的，观念是陈腐的，审美是低俗的，堪称无聊之极!可却整天在好几家电视台那里轮番播放，弄得屏幕上神神叨叨的”。

传播学家霍夫兰等人根据多次实验，在《传播与劝服》和《个性与劝服可能性》等著作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想象力丰富，对周围事情比较敏感的人，较容易被人劝服、接受影响。这恰好符合儿童的特点。处于早期社会化阶段的儿童与青少年生理、心理上都不够成熟，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大都以模仿甚至盲从的形式接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并对新奇的东西感受特别强烈；而从社会化的环境条件来看，早期社会化受到来自多方面环境因素的影响，如家庭、学校、邻居和同龄群体等，而随着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电视、书报、杂志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影响越来越大。早期社会化的这些特点，需要社会为儿童与青少年的成长提供特定的条件：一是相对稳定、统一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二是令人敬佩的榜样或社会权威形象供其模仿。

在现代社会，电视传媒不仅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特定的话语报道、解释、分析社会，还以它独立的意志和价值标准影响、建构和引导社会。这就是电视传媒为大众所认同的气质。与其他大众传媒不同的是，教育电视从一开始就肩负着启人心智、教化魂灵这一不可移易的社会职责。作为传播人类文明的重要窗口，作为实现人由“动物的人”向“社会的人”提升的重要手段，教育电视不仅要教怎样求知，更要教怎样做人。它每天向观众提供着可资仿效和学习的社会或群体的行为模式或行为规范，提供社会认可的文化内容，一切的低级趣味、庸俗无聊、暴力丑恶等都应与之形同陌路。教育电视对伦理规范和社会责任的自觉遵循与承担，是其节目生产与传播获得积极、正面效应的有力保障。唯其洁身自好，矢志靡它，才能成为观众心灵的一片绿洲，成为传媒领地的一方净土，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一股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营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媒介环境，教育电视责无旁贷。

三、打造“频道时代”富有竞争力的专业品牌

计划经济讲究“总量”的概念，市场经济注重“核心竞争力”的诉求。从总体上看，中国电视既没有在昔日完成原始资本的总量积聚，又未能在今天觅得与他国电视传媒同场较量的制胜法宝。有例为证。根据《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04》的最新统计资料，2003年，我国有广播电台308座，电视台363座，广播电视台37座，县级广播电视台(转播)1441座。全国开办广播节目2064套，日平均播出广播节目26489小时；开办电视节目2262套，日平均播出电视节目27499小时。广播人口覆盖率为93．72％，电视人口覆盖率为94．97％。有线电视网已近400万公里，有线电视用户达1．06亿。以此数据，我国足可称冠世界。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电视频道专业化的实践孜孜以求二十年，打造一个像探索、野生动物、MTV、卡通、历史、ESPN、HB0这样风靡全球的专业电视频道，以示传媒竞争力的高强，却始终只是电视人梦牵魂绕的期盼。而众多的教育电视台积贫积弱，在夹缝中顽强挣扎已是不争的事实。曾有学者批评，昔日的“中国教育电视台是卫视频道中声音最为微弱的一支，巨大资源与巨大浪费形成惊人反差，典型的计划经济之态在节目中一览无余。”

如今，电视已经进入“频道时代”，观众在收看电视节目时首先是根据频道的知名度、影响力来做选择。而品牌节目和栏目又是吸引观众“眼球”、赢得市场占有率的关键。教育电视如何积极参与电视传媒改革、有效应对电视传媒竞争?何时且怎样走出“专业频道不专业”的窘状，

尽快提升专业化水平?如何在当今“诸侯割据”的电视传媒版图上异军突起，确立并巩固其他大众传媒无法替代的地位，获得应有的“话语权”，赢得广电传媒的认可、尊重与赏识?这不仅是教育电视求生存图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当代电视传媒改革赋予它的历史任务。

大众传媒已成为知识、资讯和文化最主要的传播和教育手段，大众传媒的巨大影响力也给教育电视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从教育发展的视野来看，当前迫切需要在全体国民中传播新世纪的文化价值观念，并据此改革教育模式，在新一代人身上塑造信息时代所必须的品格、能力、思维与行为方式，使我国广大国民尽快适应日新月异的数字化生存新环境，这是世界教育改革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加速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著名报告《学会生存》指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就全部经费而言，教育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大的事业了。……人们正在要求教育执行日益广泛而繁重的任务，这和过去所分配给它的任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教育是人类在发展与前进过程中所做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制定国家政策和国际政策时占日益重要的地位。”由此报告提出了“学习化社会”的两个原则，这就是：第一，“学习化社会”是一个让社会所有机构和行为都成为教育提供者的社会；第二，全体公民都能够充分利用这些机构，都参与学习，都在促进学习化社会的形成和建设。显然，这一美好愿望的实现需要以教育电视的传播和普及为基础。但这同时也为教育电视创造了广阔的节目市场和受众基础。

从电视频道专业化的规律看，在当代电视日渐沉醉于“社会集体参与”的互动嬉戏和电视剧带来的感性狂欢，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对于整个社会的理性思考与人文关怀的现实情势下，教育电视的存在与发展是否有必要继续执行并强化电视的这一“释放”功能?社会生活的内容是否除了娱乐就别无其他?答案是否定的。《中国电视市场报告》关于“2002年全国市场不同文化程度和收入观众收看各类节目的人均收视时间”的统计显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观众在“电视剧”节目上花费的时间分别是5756分钟、6653分钟、6242分钟、6193分钟，而收看“教育”类节目所花时间则分别是67分钟、69分钟、63分钟、85分钟。两者相比，收看“电视剧”节目的时间分别高于“教育”节目86倍、96倍、99倍、73倍。即便是“戏曲”这样的专业节目，其收视率也要高出“教育”节目4至5倍以上。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目前教育电视节目竞争乏力的情状。毋庸置疑，教育电视台或频道传播的节目内容因其专业特点而无法像大众化节目那样将各类受众“一网打尽”，但是，这丝毫不能成为教育电视无所作为或不思进取的遁词与借口。如何像浙江电视台教育科技频道那样，从“专业”定位出发调制“大众化”口味，从“大众”兴奋点出发寻找“专业”切入口，打造“频道时代”富有竞争力的专业品牌，的确是亟待广大教育电视从业者们破解的一道复杂“方程”。因为小众化从来就不是专业化的必然结果，著名的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就是成功的范例。

[作者简介]张骏德(1942－)，男，汉族，上海嘉定人，复旦人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

篇9

在当今社会，大众传媒的影响与家庭、学校和同龄群体的影响一样，已经成为影响未成年人社会化的重要因素。在世界范围内，未成年人接触大众传媒的频度和时间正迅速增长，有对学校教育形成挑战之势。据调查，我国中小学生最经常的课外活动是看电视，多数孩子每天看电视时间达100分钟。[1]电视收视率调查显示，在晚上黄金时段，4至14岁的孩子在中央电视台1套的平均收视率2002年为3.5%，也就是说仅这一个频道在这个时段就有约833万未成年观众。节假日收看电视的儿童还会更多。[2]

电视媒体作为最近乎完整的大众传播媒体，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认知发展，一是人格发展。电视对未成年人形成健康的道德观念、形成符合时代潮流的思想意识，都有着重要影响。

传统社会里，未成年人的社会学习和教育主要依靠家庭和学校，而在现代社会，这一社会化过程则交由媒体来完成。孩子们多数是在电视机前度过童年的。近年大众对于传媒对孩子们的不良影响忧心忡忡，舆论普遍认为电视媒体造成孩子的早熟、消费主义、暴力、价值观混乱等等不良影响，传媒在少儿的身心不健康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国研究人员发现，1岁至3岁的儿童看电视越多，到了7岁时，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就越严重。[3]台湾一项调查显示，看电视和身体质量指数具有相关性，孩子看电视的时间愈久，越容易发胖。[4]

电视传媒有种种负面影响，但是只要合理地利用，就可以成为未成年人社会学习、发展认知和人格的有效工具，其积极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电视媒体对未成年人的社会化意义

著名电视专家雷蒙·威廉姆斯说过，电视改变了我们对于现实的认识，从而改变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5]

有学者认为，电视媒体最核心的社会影响是从根本上消除了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阻隔。麦克卢汉在《人体的延伸》一书中强调，电视不只是娱乐工具，还是制造现代人心灵、改变整个生活情境的新力量。电视帮助人们形成了新的社会生活情境，这种情境与现实环境不同，人的社会角色与特性因此也发生了改变。孩子同样可以看到电视中呈现的关于大人世界的描述，所以变得越来越“早熟”,儿童时代与成年人时代的界限因此变得模糊了。从社会化角度来说，电视不只是学校和家庭作用的补充，有时内容更与学校和家庭教育的相反。[6]从某种角度说，电视削弱了父母和学校的影响力。

电视中的内容，远远超出儿童青少年平时接触的生活经验，超出他们所接触的时间、空间。因此，电视能使孩子开阔视野、增长见闻，有所谓“温室效果”，使儿童心智早熟。他们吸收了很多其年龄段不需要的经验，这些零碎的、不加选择就吸收来的内容，很可能是经过夸张、歪曲或浓缩的，并不符合社会现实。儿童尚不能完全区别开现实与虚构，便难免误以为真，形成错觉或先入为主的成见。

从电视本身的特点来说，除了文化要求低、直观易懂之外，电视还比广播、印刷媒介更能让观众产生参与感，因此更接近面对面的传播；同时它能提供具体的图像，使观众不易遗忘，因而可能具有其它媒介所难企及的劝诱与施教的独特效果。[7]有学者在研究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时强调，直观性信息有助于传播的劝服性。所以，电视比任何媒介更能影响儿童。电视通过声像改变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改变了人们对于“真实”的看法，混淆了图像所呈现的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差异，人们会不用逻辑思维就将图像真实当作客观世界的“真实”再现。

电视甚至充当了家长的替代者。有些家长因为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就用电视给孩子做伴、以减少孩子的干扰，于是出现了“电子保姆”一说。

电视还刺激了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电视诞生之后，强调的就是在消费经济中的投资和促销功能，[8]商业味道非常浓重。美国早年的电视关注的主要就是如何消费，由此巩固了当时美国“消费为主”的社会形态，电视影响甚至瓦解了人们的传统实践和购买习惯，同时这种消费文化也型塑了电视本身。[9]今天，市场逻辑已经成为电视的主宰，为了追求收视率，可能不择手段，制造出那些所谓“不健康”的产品。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媒体应对传播不良意念和诱导人们的劣行负责，并认为以电视为主的媒体使孩子们相信通过暴力或物质上的好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10]

西方心理学家认为儿童的心智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3至7岁为感官期，儿童根据显而易见的感官刺激来认识产品价值，7至11岁为分析期，儿童对产品类别、售价、功能等有一定的认知能力，开始明白物质的社交意义，知道拥有哪些产品就能与朋友的接纳程度扯上关系。11至16岁为反省期，孩子对市场的产品类别，销售地点、推销策略有更深刻的认识，充份明白品牌的意义，明白物质的价值，除了满足个人喜好外，还可以用作社交筹码。[11]

以电视为“保姆”的这代人一走出童年，就会成为商业社会最年轻的消费者，所以电视即使在儿童卡通片中也渗入了大量的商业性内容。亚洲的孩子热衷染发、戴斯沃奇手表、玩滑板冲浪、泡电子游戏厅、进“迪厅”喝“摇头水”甚至——日本东京的政府机构几年前就开始关注并制止未成年少女的“有偿约会”。香港的少年则从父母那里学会了以投机的方式赚钱。曾风靡港台、大陆的青春偶像剧《流星花园》除了青春、浪漫的爱情和无厘头的男女主人公外，剧中F4富豪子弟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更令未成年观众羡慕不已，西安等地中学生竟大加模仿。电视的多元信息带来价值判断标准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混淆了“正确”与“错误”之间的界限，正在失去道德感、羞耻感。英国公关顾问马克斯·克利福德认为，电视是使人失去羞耻感的关键因素，他说，“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有一台收音机或许还有一份报纸，但实际上始终还是处在父母、学校或教会的严格控制下。现在，孩子们打开电视机，就能看到正在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12]

未成年受众的接受特点

受众的年龄、性别等社会类型，直接影响传播效果。儿童从一岁以前就会对电视发生兴趣，特别是注意电视广告和经常反复播出的电视主题曲。到3岁时大致已经能看懂儿童节目。在电视业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儿童从3岁起平均每天要看2至3小时电视。到了青少年时期，孩子认识、判断开始具有独立性，同时又以实际经验为主，表现出片面、武断,情绪变化大,易冲动；自我意识随着第二性征的发育成熟、社会地位的变化、活动交往范围的扩大,他们在探求实现自我的过程中又常常会发生矛盾。其次，青少年在行为上表现为对同辈文化的遵从，即他们从事某件事情的理由是“别人也都这么干”，模仿性强,容易接受新事物，喜欢标新立异，具有反叛精神。青少年时期是人的身心急剧变化的时期。

受众的智力程度，也一向被看作是影响传播效果的能力因素。儿童很少预存立场，“自我防御功能”弱，容易相信媒体信息，常常对电视里的事深信不移。

受众的思维特点对传播效果同样有直接影响。霍夫兰等人根据多次实验，在《传播与劝服》（1953）、《个性与劝服可能性》（1959）等著作中有这样的结论：想象力丰富，对周围事情比较敏感的人，较容易被人劝服、接受影响。这正是儿童的特点。

大众传媒会对未成年人产生长久的影响。传播效果呈现的状态有两类，一是显性效果，一是潜在效果。显性效果是从受众情绪、态度、行为中可以明显感觉到、观察到的效果。前些年有儿童家长状告某广告使孩子受惊吓，若情况属实，那就是电视的显性传播效果。有儿童模仿电视剧《还珠格格》中偶像上吊自杀的行为，也是一种显性效果――受众喜爱电视人物从而有一种愉快的体验，进而接受传播内容、承认其合理性，进而模仿。大众传播学借鉴了心理学家艾伯特·班都拉的模仿理论，认为儿童通过观察媒介内容，与其中某些角色或行为认同，并意识到在某些情境下模仿会有有益结果，那么当这种情境出现时，儿童会发生模仿行为。这种模仿行为可以通过媒介不断强化，形成长期行为。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电视传播的显性效果，更要考虑到其长期的、隐性的效果。电视对儿童的认知发展、人格发展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电视暴力对未成年人的影响

暴力、商业化、性已经成为电视媒体对少儿危害最深的内容。所谓暴力，根据电视与社会行为研究报告，是指身体力量的公开行使导致违背他人意愿的行动。暴力镜头包括电视上常见的斗殴、谋害、武力，以及使用各类武器强加于他人的行动。[13]

据记述，美国的孩子在18岁前，从媒体上目睹的暴力行为有20万桩。所以，他们也回报社会各种自杀、杀人、弑亲。[14]中国也发生了五花八门的青少年暴力现象，“少豹堂”、“七匹狼”这些青少年黑恶团伙无恶不作，孪生女孩毒杀对她们关爱备至的双亲，两少年蓝极速网吧纵火，“中国青少年研究会”报告中至少有1000万闲散未成年人进行各种犯罪活动……[15]

目前为止一般对于电视暴力的防范主要在娱乐节目和电视剧中，其实电视新闻的影响更大。英国独立电视委员会、英国广播公司、广播标准委员会及英国电影分类局联合进行的权威调查显示，电视新闻所呈现的真实暴力比电视剧中的暴力，对孩子产生的影响可能更大。[16]

有一种误解，以为少儿的卡通节目对孩子就比较积极、正面。其实，西方学者早已研究指出，电视卡通片上的暴力镜头，远超过一般成人观看的电视片。有好多以暴力对付坏人，假维护正义之名、行暴力血腥之实的卡通节目，以及借暴力的英雄式描述来促销广告主的暴力。

关于暴力对未成年人影响的研究，结论不一。社会学习论巨匠艾伯特·班都拉认为，电视上的暴力镜头具有示范作用，少儿若经常观看，极易去模仿。有些看过暴力电视节目的儿童行为上未受影响，是因为电视节目中暴力常会遭到报复或惩罚，因而在表现攻击行为时有较高的焦虑，会抑制其攻击性的冲动。有的学者以宣泄理论为基础，认为电视节目暴力有助于宣泄少儿暴力行为，减低暴力倾向。也有极少数研究认为没有影响。[17]但最主要的、最普遍的结论，认为电视暴力确实有负面影响，其中最著名的研究当推美国公共卫生署署长威廉.斯脱特所主持的电视与社会行为研究小组在1972年所提出的研究报告。报告厚达5巨册、1305页。结论认为，观看暴力镜头的电视节目，与实际生活情境中表现攻击有很大的关连，只是电视暴力的影响也要视儿童本身的情况而定。

少儿看多了暴力电视镜头，常常会误以为暴力情况反应社会现实，以为暴力是解决冲突或达到一般手段不易获得的目的的直接方式，当成问题的唯一解决方式。暴力镜头对少儿有暗示作用，少儿长期耳濡目染后，比较容易在类似的生活情境中表现攻击行为。

电视广告对未成年人的影响

儿童节目附有有大量的广告，许多节目是为了推销玩具和其他商品。西方社会认为广告的负面影响之一，是导致社会趋向物质主义，广告不断宣传新产品，令人喜新厌旧；广告中使用产品来解决问题，令人误以为所有健康、容貌、社交等问题，均能通过物质消费途径得以解决；还有就是侧重物质拥有，忽视精神生活的需要；只追求社会进步、经济繁荣，而牺牲了社会公义，及对弱势社群的关注。[18]

美国的一个民间组织ACT(ActionforChildren’sTelevision)早在1970年就向联邦通讯委员会提出抗议，要求改革儿童节目。但直至1990年美国才出台了儿童电视法案，对广告播放时间加以限制，并宣布广告公司有义务满足儿童“受教育和获取信息的需求”。

有调查显示中国少儿经常接触广告媒体，其中少儿认为最重要的媒体是电视。事实上，电视已经逐渐取代父母成为儿童了解新产品的最重要的信息渠道。包括儿童在内的我国消费者，经常接触到大量欺骗性的广告。据国家工商局2000年的统计，当年一共发现了13986宗非法的药品广告，5213宗非法的食品广告以及1149宗非法的医疗设备广告。中国大陆的儿童对电视广告有一定程度的怀疑。随着儿童年龄的增加，相信广告所说的全都是真的比例在降低，但是怀疑的程度仍不及美国和香港。[19]

我国在保护儿童免受过多的或不良的电视广告和其他媒体广告的影响方面已经作出了一些努力，但是还缺少具体的法律与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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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的社会教育功能

家长和社会人士特别担心电视的负面影响。其实，适当利用电视，会有较好的社会学习意义。电视可以提供一些基本的知识和观念，即具有社会教育的功能。因为电视有转瞬即逝的特点，受众接受电视也属于“非专心型”，所以在传播知识方面电视功效不大，电视侧重于灌输观念，如尊老爱幼、助人为乐等美德，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团结友爱等观念。

在学习社会或群体习惯的过程中，电视等大众媒介参与了对个体思想和行为的塑造。电视等传媒为孩子提供了一幅现实生活的图画，帮助孩子构筑成一个“现实”和“完整”的世界。电视等媒介还为孩子提供社会规范或规则，孩子从中观察、感受和学习到共同信仰、传统生活方式、语言和生活规则等等，从而明确社会规范、角色和等级的利害关系，理解自己的地位和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在大众媒介的影响下，青少年逐渐建立关于现实世界的概念和信仰。

不管媒介内容是真实的还是虚伪的，孩子最容易发生媒介人物认同。国内学者在媒介接触对青少年道德发展的影响的研究中认为，青少年经常接触电子声像媒介或者媒介刺激娱乐内容，可能不利于青少年道德的发展。[20]另一方面，如果经过引导、充分利用电视传媒作为社会学习的手段，会有积极的影响。台湾的研究表明，适当控制少儿收看电视可以避免少儿健康受损；电视未必使少儿学业退步。[21]但是，目前很少有社会是有意识利用电视的社会功能的。香港的调查显示，香港青少年最喜爱的传媒是电视，最主要的目的却是娱乐。[22]

电视节目中当然也有很多教育意义的卡通片与故事片，对儿童的社会学习具有积极的价值。这些利社会行为电视节目通常强调以下行为特质：接受规律、遵守秩序、与人合作；帮助他人，利他主义；主动对人表示友善，关心别人，能设身处地了解他人感受；能自律、抑制冲动、抗拒诱惑；有耐性，坚韧不拔，能容忍短暂的挫折；做错事肯认错，能悔过自新，有补救错失的勇气；爱护动物，热爱自然；勤劳节俭；孝顺父母、爱护幼小孤弱；见义勇为，喜打抱不平，不畏，热心公益。[23]

电视内容和表现技巧对社会学习非常重要，研究表明有4点是影响儿童利社会行为学习的关键因素：对模式人物的奖惩；用对比的方式描述对错的结果；亲切、有人情味儿；电视人物与少年儿童观众的相似性。[24]

从保护到重视权利：培养媒介素养

随着电视的普及，电视与少年儿童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过去，人们主要关注的是电视对少年儿童成长带来的不利影响，是从“保护少年儿童免于受电视危害”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如今，更多的社会开始从“小公民”的权利的角度，来审视电视的功能和影响。

1995年3月，71个国家的代表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召开了电视史上第一次“电视与儿童”世界高层会议。与会者大多是各国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和电视台少儿部的负责人、少儿节目的制片人、研究或关心传媒与少儿问题的专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等600多名。会上达成这样的共识：单纯的保护主义观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重要的是必须确立“儿童的权利”意识。少年儿童作为社会的“小公民”，同样拥有从电视媒介上学习有益的知识和文化、享受健康的娱乐的权利。只有普及了这种意识，并通过国家行政和社会手段建立保障这种权利得以实现的制度，才能变害为利，使电视成为少年儿童的良师益友。[25]

根据联合国198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条约的精神，这次会议制定了少儿电视（THECHILDREN’STELEVESIONCHARTER），对少儿节目提出了7条原则性，要求少儿节目优质、去商业化、增强对环境和自我的信心、有利于学习语言和文化、摒弃暴力和性、定时等等，强调儿童通过电视学习本国本民族文化的必要性。目前许多国家都制定了儿童电视准则，包括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斯堪的纳维亚等。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对儿童节目的指导，主要依据委员会制定的《儿童电视准则》（CHILDREN’STELEVISIONSTANDARD）来衡量。这个准则非常详细具体，节目评价标准也很具体。

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媒介素养教育。西方不少国家在中小学纷纷开设了媒介素质教育方面的课程，目的是为了学生能独立地评判、接收并分析大众传媒传递的信息。媒介素质教育最早发端于英国，目前已成为英国中小学校的必修课程，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和美国都在中小学乃至大学开设了这一类课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极力倡议传媒素养教育，从60年代开始，差不多每10年便举办一次传媒教育的国际会议。1992年教科文组织出版了《全球传媒教育的新趋势》(NewDirections:MediaEducationWorldwide)。在亚洲，日本于1977年成立了“公民电视与传媒论坛”，推广媒介素质教育。2000年以来，日本的大专院校里也相继开设了有关媒介素养的正式课程，菲律宾1988年成立媒介素质教育协会。90年代以后，媒介素质教育已成为一股世界潮流。在中国，香港成立了传媒教育协会，台湾当局则已正式《媒体素养教育政策白皮书》，表明对媒介素养教育运动的认可。

媒体素养教育把运用媒体的权利交给少年儿童，帮助他们理性地辨别信息的意义，辨别媒体真实与社会真实，形成对媒体性质和功能的正确认识，提高对负面信息的辨别能力，并学习如何使用传媒、如何利用传媒发展自我。在我国大陆，传媒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已经引起了高度重视，但手法上还需要进一步专业化，同时媒介素养教育也亟待进行。

注释：

[1]卢德平、郑丹娘，《中小学生最经常的课外活动是看电视》，《中国青年报》，2004-5-14

[2]陈家华、麦箴时、陈芳怡，《中国儿童喜欢和相信电视广告吗?》传媒观察

[3]《幼童多看电视长大后注意力不集中》，《联合早报》，2004-4-6

[4]《喜欢看电视孩子易发胖》，《联合晚报》，2003-11-05

[5]WilliamsRaymond，Television:TechnologyandCulturalForm,Chap.1TheTechnologyandtheSociety，ShokckenBooks，1975

[6]JoshuaMeyrowitz,NoSenseofPlace,N.Y.:OxfordUniversityPress,1985

[7]郑贞铭，《传播发展的省思》，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1993

[8]WilliamsRaymond，Television:TechnologyandCulturalForm,Chap.1TheTechnologyandtheSociety，ShokckenBooks，1975

[9]DavidCroteau,&WilliamHoynes,MediaSociety:Industries,Images,andAudiences,PineForgePress，2000

[10]参见张洁，《媒介素养及培养方法研究——以西方经验探讨中国实践》，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3年6月。导师：陈昌凤

[11]陈家华，《广告对儿童的影响》，香港《传媒透视》

[12]参见高雪燕，《媒介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2年6月。导师：陈昌凤

[13]郑贞铭，《传播发展的省思》，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1993

[14]（美）加文·德·贝克尔《自卫书》，转引自赵廷鹏，《让孩子远离媒体暴力吧》，《中国青年报》，2003－10－28

[15]赵廷鹏，《让孩子远离媒体暴力吧》，《中国青年报》，2003－10－28

[16]香港《传媒透视》，2003年10月号

[17]杨孝荣，《传播社会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

[18]陈家华，《广告对儿童的影响》，香港《传媒透视》

[19]陈家华、麦箴时、陈芳怡，《中国儿童喜欢和相信电视广告吗?》传媒观察

[20]卜卫，《大众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新华出版社，2002

[21]杨孝荣，《传播社会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

[22]苏钥机，《青少年的传媒使用习惯》，香港《传媒透视》

[23]郑贞铭，《传播发展的省思》，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1993

篇10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Veblen）和米尔思（C.WrightMills）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

2.英国的文化研究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也是难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分析，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霍尔不但谈到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汤姆逊（E.P.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伯明翰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其理论和方法资源上集大成的原则⑦。

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态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批判与传统精英文化倡导者所持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亦即西方社会政治上左与右的区别。传统文化精英对大众流行文化采取的态度是无视和蔑视，手段则是隔离或消灭。威廉斯等则把大众传媒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起源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也登上了学术这一“大雅之堂”，成为原来只针对经典严肃文本的文艺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等才被后来者们推举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对开始对英语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词源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探讨，从词义的变化中把握社会的变迁，反之亦然。英语中culture一词，从原来的拉丁词根发展而来，并延伸出种种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为英语中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当culture从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众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为“文化”，也才有了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说法。但是，对当代文化研究来说，以上culture的两个定义一个过于狭窄，一个过于宽泛。学者们因而试图在这一窄一宽之间找到更为确切的说法。目前比较为人接受的一种定义认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包括言说、物品、行动、事件等等。其实，这个定义本身也有过于宽泛和含糊其辞之嫌。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导致了后来的文化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展和杂乱无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逐渐盛行并变异，使得企图对这一领域进行整体综述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70年代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一切经济决定论，与20世纪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论不约而同。在研究实践中，则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达到一种社会批判。譬如，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中产生的、的亚文化的关注，隐含了对英国社会阶级压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达到对男权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批判。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过后，蜕变成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开始被成批生产和仿制，并逐渐成为英语世界高等学院中又一门专业“学科”，其实际社会批判功能也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英国的文化研究从80年代中开始在英语世界里流行起来。在美国，素以实证经验主义为方法论依据的传播研究主流，受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岛国的理论冲击，因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繁荣”。澳大利亚由于引进英国的研究人员，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文化研究热。近些年内，英语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论坛，除了原来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欧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国出版发行。这都说明文化研究领域正在试图超越英语世界，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展开。然而，英语世界中新近的一场文化研究热，在过多地关注当下流行文化现象的同时，忽略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对各种压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与其说是本领域研究的发展深化，不如说是学术市场对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功能，经常被表面上的喧闹所淹没。其中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动放弃了对深层社会批判的追求，反而对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谓反抗霸权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随意夸大。这种形式上的文化激进，其实已经蜕变成实质上的政治保守了。

[page_break]注释：

①目前国内较常见的经验研究是所谓的受众调查，但是这种调查经常由商业目的所驱动，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

②研究结果由H.J.Forman论编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个是英国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学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讨论电视的到来对儿童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另一例是美国传媒研究史上经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80年代初期英语世界大众传媒与传播领域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与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讨论，讨论结果发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专号“本研究领域中的争鸣”（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编辑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