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发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非遗保护发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非物质文化遗产；共享性开发；协同发展

2013年9月、10月，主席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期间，先后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界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从国家层面看，该战略的实施旨在利用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特质，重新打造中国与古丝绸之路和古代海上贸易路线国家的合作关系，与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民心相通、文化建设是该战略的题中之意。它不仅为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带来新的平台，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尤其是资源开发提供了新机遇。

一、“一带一路”战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一）非遗资源开发与非遗传承保护不冲突

非遗资源开发与非遗传承保护这两个问题并不存在本质冲突。就前者而言，主要指的是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的商业开发。虽然资源开发的方式在当下有很多问题，尤其是学界所担忧的“产业化”问题，但是从商业开发的路径看，与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方式之间是不矛盾的。

“生产性保护”是我国自加入教科文组织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并全面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至今，结合中国实践经验，提出的一种新的保护手段。2012年2月，中国文化部颁发的《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中专门界定：“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简而言之，其逻辑起点就是通过非遗项目的手工产品和手工产品市场的开发，利用经济效益的获取来可持续地推动非遗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然而，由于现实开发中大量出现的去手工化、机器化生产现象，学界对于非遗资源的开发、非遗产业开发一直存有比较大的异议。这事实上不是非遗资源开发的内在问题，而是全社会对非遗资源开发的文化自觉、文化自律问题，需要由政府主导予以监督和管控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这些负面问题的存在，而本质上否定非遗资源开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延续，重在传承，也重在发展。唯有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知与更深层次的社会消费，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获得更长久的生命力。

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迫切需要融入社会生活，需要广泛的社会消费，唯有如此才能催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传承并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需要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一带一路”为非遗资源开发、走出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从“一带一路”的战略合作框架看，它贯穿了亚、欧、非大陆，连接了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沿线有65个国家，人口总数达44亿，占全球总人口比重的六成之多。尽管各个国家之间在种族、民族、宗教、社会制度以及生活方式上存在各种差异，但是古丝绸之路悠久的贸易历史，也说明这些地区之间有着心灵相通的文化基础。从非遗资源开发、非遗产品走出去来看，这些沿线国家在消费中国非遗文化上不仅有历史基础，更有广阔的市场空间。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能够开拓并抓住这些市场机遇。

（三）非遗文化走出去有利于实现民心相通的战略目标

自2013年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来，文化建设一直是该战略重要的题中之意。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就明确提出，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作为主要发展内容，其中，民心相通成为该战略实施的文化目标。因此，如何推动沿线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化对话，在尊重客观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增加文化间的相互认知与彼此认同，则成为我国丝绸之路沿线省份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战略任务。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多样性的活态表征，有利于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文明对话与相互认同。从文化间关系看，文明或文化的冲突在今仍真实存在。促进文化间的交流对话，正是为了达成多元文化主体对彼此文化的认知、尊重乃至理解，增进文化间共同情感的交流和确认。世界各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不同民族、种族、族群的文化传统的延续，在其意义结构中事实上是存在一定的相通之处的。一方面，共同的文化源头或亲近的文化血缘为不同地区的文化对话提供了交流的历史基础。我们在追溯一种文化或文明的源头或流变脉络时，总会发现这种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没有一种文化能够保持^对的独立；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对于生命、爱情、自由、正义等价值的共同体认，是不同地区人们能够跨越民族、种族、国籍、语言进行交流并相互认同的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承载了这些普遍情感的重要载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不同地区文化交流或交融的产物。丝绸之路沿线省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很多文化的形成、演变都受到古丝绸之路经济贸易往来的影响，或者是经由外国传入，或者在中外互通的基础上受他国文化影响从而流变演化。可以说，这些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大地丰富了古丝绸之路文化的内涵。因此，要推进民心相通，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所以，“一带一路”战略的启动，事实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战略机遇。利用“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助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实质上就是要在新的文明周期开始的时候，与各国人民共同开启新的文明之窗。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非遗资源共享性开发的对策路径

如何抓住这一机遇，如何积极利用其战略机制，针对性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则是本文思考的主要方面。具体涉及如下几个问题：

（一）在国际开放视野下，科学规划制定非遗资源共享开发的协同机制

丝绸之路连接着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国家），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的广阔区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提出，事实上正在重塑国内沿线区域的社会地理空间关系，重塑区域之间的空间文化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作为文化资源，就是被重塑的空间文化关系的重要方面。沿线省份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产业培育以及非遗产品走出去等方面做好区域协同的一体化规划。

而就协同一体的规划制定看，首先要考虑资源禀赋问题。既要立足经济带整体性资源优势做好战略的系统定位，还要兼顾各区域的比较资源优势，做好战略的空间布局。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南四省区市重庆、四川、云南和广西。这些地区拥有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仅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情况，就有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玛纳斯”、以及“麦西热普”，青海的热贡艺术，甘肃的“花儿”、皮影戏。而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前三批）的数量和资源类型来看，这些地区的非遗资源主要集中在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以及民俗方面，其中，尤属传统手工艺和民间美术资源的数量甚为丰富。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资源开发的现实困境，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仍需以保护为主，因此，从文化走出去，尤其是依托“一带一路”经贸平台走出去的路径看，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类项目的资源开发是比较契合的。当然，就各省份自身的战略开发选择看，还需要再分析具体名录项目的传承基础与资源开发的可行性条件，从而确定其开发重点。

除了现存资源禀赋，各省份与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尤其是历史互动方式，也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沿线省份在地理、社会、经济环境上的差异客观影响了历史上贸易路线、贸易方式、贸易内容的差异。相应地，文化往来互通的方式、内涵以及层次也有差别。今天，重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就不得不搞清楚古丝绸之路的跳动脉搏，其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明晰沿线省份的战略分工，更好地进行资源配置。这就要求沿线省份积极做好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挖掘和研究工作。通过深入挖掘、整理历史脉络，理清该地区与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确定与新丝绸之路的契合方式。

在综合考虑资源禀赋、历史互动因素基础上，协同发展的对话机制更是不可或缺。没有出于顶层设计的协同机制，或者说没有实质性发挥作用的协同机构、协同制度，没有跨行政区域的对话、合作乃至监督评估平台，不利于经济带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的整体规模经济，容易导致资源的重复开发、同质化资源开发的恶性竞争等一系列后果。沿线省份的政府机构应加强这方面的对话，切实推动有关非遗协同开发与走出去管理机构、制度的建设工作。

（二）在政府积极主导下，科学搭建多层次、高质量的非遗产品国际贸易平台

在“一带一路”战略机遇下，推动非遗资源开发并以此促进非遗文化走出去，需要特定的贸易渠道。作为经贸战略，“一带一路”在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交通设施建设上进行了大量投入，这也为非遗产品走出去提供了客观有利的条件。然而，不同于工业、生活消费品，非遗产品不是大宗消费必需品，沿线国家的市场有待深入挖掘，国际化的产品展示和贸易平台是必需的。艺术节、文博会、项目推进会等平台的建设应当成为战略重点。

目前，我们已有一个综合性主题的国家级平台，即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这是由我国政府批准，由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旅游局、中国贸促会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面向沿线国家的国际流合作平台。2016年9月20日举办了首届“文博会”，从参与国家和代表团的数量看，规模非常大，文化和经济效应后期会逐渐显现出来。

除搭建综合性国家级文博会平台，主题类文博会、艺术节平台的建设则具有积极的补充作用。沿线省份不要在综合性平台建设上同质化竞争，而要结合区域资源优势，积极搭建特色文博交易平台，努力做好品牌建设，为当地特色非遗产品的走出去发挥实质性引导作用。

（三）在社会协调基础上，着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产业开发中社会参与的主体性和广泛性

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地区间民心相通、文化交流，其参与主体不仅包括政府、企业，还要积极调动社会公众、基层的文化参与。就这些区域而言，多数地区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对较低，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主要在经济欠发达的乡村地区传承，非遗资源的商业或者产业开发对于当地民众而言，不仅是其参与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式，更是增加自身收入改善经济环境的重要途径。因此，出于保护地方文化生态、加强文化传承的考虑，要特别保障这些地区的社会参与权利并构建参与机制。

从目前看，一是要扶持、建立一定数量的民间手工艺专业村，将这些地方特有的文化资源、智力资源以及劳动力资源积极有效地整合到非遗资源产业的开发建设中，引入到“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战略的实质性推进中。二是继续发展并优化“农户+协会+公司”的协作发展方式。一方面，强化协会在非遗保护与非遗资源市场开发关系协调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协会统筹个体农户、个体传承人集体参与地方非遗资源开发，从而加强实现整体规模经济效应。

（四）在可持续发展原则上，牢固确立非遗资源开发的创新意识，不背离非遗传承保护基本原则，鼓励非遗产品走出去

非遗产品的开发需要创新意识。从我国古代文化艺术走出去，尤其是文化艺术商品的外销经验看，积极的文化创新、文化调适是其关键因素。既然要打开沿线国家的文化消费市场，就必须做好融入国外文化市场的准备，审美取向、价值偏好的调适，技艺的创新，包括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些都必不可少。换言之，既要保持有中国特色，也要一定程度上容易被外国消费者接受。这与非遗的传承保护是可以调和的。只有不内在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不背离该非遗项目传承流变的文化特质，不改变手工生产的基本手段和工艺流程，在产品开发的外观、样式上有充分的创新空间。

从我国古代年画产业繁荣期大量外销的情形看，其中就有丰富的年画题材革新，尤其是针对外销地区的审美趣味、世俗信仰等创作了丰富的专门满足当地热门需求的年画产品。同样地，从我古代瓷器的外销经验看，也是如此。我们不能狭隘地将非遗的传承保护理解为固守现状、一成不变。诸多非遗项目流传至今，正是在不断地创新与调适的节拍中保留其社会生命力。从这一点而言，积极抓住沿线国家的市场空间，绝不是用非遗去牟取所谓的经济利益，而是要依托新市场的打开，提高非遗文化的国际认知度和接受度，通过非遗产品的社会消费来提高其创新的生命力。这也正是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谈非遗资源开发、非遗产品走出去的主旨所在。

[参考文献]

1胡惠林.关于文化产业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6）.

篇2

关键词： 非物质 文化遗产 传承 保护 创新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是当今全世界的一个大课题，也是我国文化领域的一个大课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多年前就制定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与《世界非物质遗产名录》，采取各国申报制、经审议批准后正式列入《名录》，予以保护。我国国家文化部也在近年出台了《国家级文化遗产名录》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省、市、自治区与各地市，也相继出台了相配套的两个《名录》，采取层层申报、层层审议批准后列入名录的国家级、省市自治区级、地市级的两大文化遗产，予进保护。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从以下三大理论层面予以解读与把握――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与传承保护的意义

文化，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大概念，“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与设施。”①而用英国18世纪人类学家泰勒对“文化”所下的定义，则是：“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②20世纪美国文化学家克鲁伯与克拉克洪则认为：“文化是包括各种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的运用使人们习得并传授，并构成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文化的基本核心是历史上经过选择的价值体系；文化既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又是限制人类进一步活动的因素。”③

非物质文化，是文化中的一部分，指由人们口头传承的、没有物质载体的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它也是整个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它既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凝聚与精神的结晶，也是一个民族的智慧之光与智力之本。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丰厚，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影响深远，是民族的瑰宝与国家的骄傲，既向世界显示其曾经的辉煌，也向世人昭示其现在的伟大。

文化的传承、演变、发展，有一个进化播化涵化的复杂过程。所谓“进化”，是指文化的发展过程是持续性的、有阶段性；所谓“播化”，是指文化现象是通过人们的交往与联系，如商业、战争、迁徙等途径传播开来；所谓“涵化”，是指外来文化的进入，引起本土文化的抵制，两种文化互相碰撞、交叉、磨合、渗透、融合。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具有口头传承性、不可再生性、民间性、罕见性、唯一性等特点，就亟待予以特别抢救和保护，以利更好地传承，否则就有灭绝之灾。这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重要意义之所在，它关系到民族文化的存亡。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个争分夺秒的严峻的现实问题。我国传统的节目――端午节，作为节庆文化，是中华民族为纪念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而形成的民族传统文化，属于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但是令国人感到遗憾甚至耻辱的是，它已被韩国抢先“申遗”成功，列为该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按照谁申报谁拥有的国际惯例，这种做法既合法又合“理”。这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不利与缺失，也从反面证明了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重要意义。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内容与措施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座丰富的艺术宝库，数量之多、价值之高，令世人瞩目，其中有许多项目已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例如昆曲等。也有许多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具体而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内容，可分为三个层面：

1.把握三个必备的条件

一个项目要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具备三个必要的条件：历史价值性、完整性、真实性。对这三个必要的条件，必须严格把关、认真把握。

2.把握三个保护阶段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三个阶段：

①学者保护。指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学者发现、挖掘、鉴定，肯定其历史地位、作用、价值，并加以收集、整理、维修、保护、抢救等。

②政府保护。指在学者与有关部门认可的基础上，以政府的名义加以保护，明令其不得损坏，并拨专款、设专人进行悠缮、抢救、补救等官方行为。

③世界保护。指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按世界的通告保护规定予以保护。

3.把握保护项目的价值

我国有许多堪称世界之最的非物质文化价值，有的已成为绝艺，例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表演艺术”中的河北沧州狮舞、湛江醒狮、浙江奉化布龙、山西翼城锣鼓、高台花鼓、浙江永康九狮图，以及变脸、耍牙、吐火、飞钹、蹦杆、流星、中幡、皮影、魔术、哑鬼戏、少林棍、钟馗戏蝠、打棍出箱等等，都享誉世界。又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造型艺术”中，也有细纹刻纸、泥塑（天津泥人张、无锡惠山泥人、嵊州宓风光吸塑、北京“免儿爷”、无锡“小花囡”、“大阿福”等）、瓷艺、鬃人、发雕、刻丝、吹画、拔花、吹糖人、捏油灯、火笔等等，也都成为国宝，令国际惊叹。又如仅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的《第二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就有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共十类总计多达225项，其中较著名的有传统戏剧的温州南戏、永康的醒感戏、金华的婺剧、绍兴的绍剧、金姚的姚剧、宁波的甬剧等；也有传统手工技艺的杭州张小泉剪刀、杭州西湖龙江荣采摘与制作工艺、湖州的湖笔、杭州萧山南宋官窑瓷制作技艺等；并有民俗中的永康庙会、绍兴市的大禹祭典等等。可见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具体措施上，应以政府保护为主，实行项目管理制度，一经列入各级政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即视为已经立项，在确定项目类别、名称、保护单位、主管部门的基础上，实行严格的项目管理（包括保护目标、保护措施、确定传承谱系与传承人、划拨保护经费等），落实保护计划等等。同时实行岗位责任制、责任追究制、跟踪督查制等，并定期信息交流会、经验交流会、奖惩会等等，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落实到位，收到实效。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与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文物，不仅要发现、挖掘、收藏，而且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保护原貌的基础上发展。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不断发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形成一个良性的动态过程、积极过程、主动过程、提升过程。在这方面，有许多具体工作要做，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点：

1.明确项目的本体特征

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要以保护、继承为主，为此就要确定保护项目的本体特征，在创新发展中必须以这些本体特征为基础，不得失去原貌，也不能走样。这其实就是文化的“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的原则。这一原则也是文学艺术的一个不可动摇的根本性原则。革命导师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④列宁也指出：如果讲到现代人所承受的‘遗产’，那就要区别有两种遗产：一种遗产是一般启蒙者的遗产，是对改革前的一切东西采取绝对敌视态度的人们的遗产，是拥护欧洲理想和广大群众利益的人们的遗产。另一种遗产是民粹派的遗产。我们已经表明：把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是非常错误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些人保存了‘六十年代的传统’，并与民粹主义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⑤因此，我们首先要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本体特征。

2.全面继承项目的文化传统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口口相传的文化，以“家传”与“师传”两种主要方式代代传承下来。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项目，就要花大气力、下大功夫，在全面继承项目的文化传统上作大文章、收大效果。要虚心拜师学艺，对保护项目的一招一式、一点一滴，都要真正学到手，成为项目名副其实的新传人。

3.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发展

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也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绝不是简单地“复古”或“守旧”。德国伟大的文学家歌德说：“人们老是老谈学习古人，但是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只是说，要面向现实世界，设法把它们表达出来，因为古人也正是写他们在其中生活的那个世界。”⑥法国文艺批评家圣・艾弗蒙也说：“……荷马的诗永远是杰作，但不能永远是模范。它们培养我们的判断力，而判断力是处理现时事物的准绳。”⑦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要审慎与大胆、继承与创新相结合，使之在不失本体特征的前提下，更趋完善、完整、完美，成为文化精品乃至文化品牌。

综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的确是一项全方位、系列化、深层次的复杂系统工程，需要我们做更多、更细、更好、更深的工作，我们一定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为民族文化事业的振兴做出应尽的努力与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①《辞海》缩印本第1858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

②[英]泰勒：《原始文化》，转引自《文化学辞典》第109页，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③[美]克鲁伯、克拉克洪：《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性回顾》，转引自《文化学导论》第7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④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⑤列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列宁选集》第1卷第1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篇3

>>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文化传承研究综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 文化创意产业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模式研究 地域文化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角下金源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苗族鼓舞的传承及发展探讨 “以人为本”原则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初探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壮族嘹歌的保护与传承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民间舞蹈文化传承研究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陕北传统体育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 依法保护与合理利用、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 旅游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域下豫剧的传承与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汾酒的发展与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江西地方特色民间舞蹈的传承与创新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5]陈怡琳.藏戏近几十年来的变迁-以自治区藏戏团为例硕士学位论文，2004（5）.

[6]中国新闻网 http：///guonei/2012-12/15/content_1131965.htm

[7]田丽.我区召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J].日报，2006（12）.

[8]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10）：330.

[9]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10）：330.

篇4

关键词：陈巴尔虎旗；非物质遗产；保护原则

2008年旗政府将《陈巴尔虎旗巴尔虎婚礼习俗》、《陈巴尔虎旗通古斯鄂温克族民族服饰》、《陈巴尔虎旗击牛骨游戏体育竞技》、《陈巴尔虎旗通古斯鄂温克木轴四轮车文化》、《陈巴尔虎旗巴尔虎索海固图勒》和2006年搜集整理的6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共1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了陈巴尔虎旗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有4项列入自治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苇连蒙古包民间手工技艺》已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也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逐渐的解决。在实施遗产保护和开发利用之前对保护利用的原则尽心认知和分析具有很大的必要性。

一、法律、法规保护原则

通过制定法律、法规以及采取相应的行政、财政、技术等措施，为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提供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是在我旗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前提条件之一。我旗应根据国家和自治区的相应的法律法规并结合自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特点进行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在建立的法律法规中应体现保护以积极利用相结合的原则，而不是片面单纯的保护。必须将保护非物质文化的出发点从消极保护转变为积极的保存与利用。应当在立法中注意促进提高相关民众及社群的参与意识，使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活动中来。

在立法指导思想中，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保存与合理利用置于同样重要的位置，以期让所有人都意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仅仅是为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致消灭，而是更好、更积极地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在人类走向现代化的背景下保持世界文化形态的多样性；另一方面，积极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人类生产与生活有的作用和价值，使其服务与现代社会与现代文明。

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以人为本的保护原则就是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要充分地尊重人，首先是尊重前人的创造成果，普查应尽量全面详实地记录其原始风貌，对遗产进行整体性呈现；同时尊重今人的继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一种死艺术，而是一种流变的艺术，是一种正在进行时的艺术，今天的传承人应对其进行创造发展，只有充分尊重艺人们或匠人们的创造力，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创新之源；保护还应尊重潜在的人群得利益，即后人和外部人群认知文化多样性的权利，只有具备这种意识，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更具前瞻性和开放性。自始至终地贯彻以人为本的保护理念，重在唤起全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只有全社会对传统文化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与崇尚力，塑造保护传统文化的良好氛围，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人文关怀中得到最深切地保护。

三、政府协调，人民群众积极配合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于人民大众之中，同时，人民大众也是传承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使民众积极参与进来也是体现以人为本精神的重要表现。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刘魁立再一次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烟头会上指出：从根本意义上说，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应该是对创造、享有和传承的保护，同时也有特别依赖创造、享有和传承这一遗产的群体对这一遗产的切实有效的保护。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中明确强调要“努力确保创造、保养和传承这种遗产的群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

政府在保护和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好自己的职能作用。处理好政府同商业开发部门、专家学者、当地民众等民众各层次的相互关系。政府的职能除了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还要采纳专家学者的理念和建议，制定保护开发规划，指导规范企业经营，借助学者的实地调查和研究，了解当地的文化模式，寻找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和管理框架。也就是通过行政立法和政策制定来营造社会大环境；通过培训教育，或者社会舆论来规范或限制经营企业和当地居民短期利益行为；鼓励合理健康的商业开发，防止开发者打着保护的旗号，单方面地未获得经济利益获取社会资源和政府支持，而使文化遗产遭受破坏。

四、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原则

1、妥善保护只是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一个方面。保护的目的不仅仅是封存起来，而是为了利用和发展。古老的传统文化只有与现代生活进程相协调像一只才是有意义的，才具备了进一步改造、创新并最终获得发展的条件，才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也才能继续传承下去。对精华的部分要加以继承和弘扬，还要根据时代的需要进行加工改造，使之在保持原有特色和韵味的基础之上得到提高，并且能够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和欣赏标准。

篇5

关键词：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策

“德都蒙古”是指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蒙古族以及祁连山北部居住的甘肃肃北蒙古族。广义上包括活跃在青藏高原的蒙古族，其历史可追溯至蒙・元时期。狭义上指17世纪以后迁入青藏高原的蒙古族，其主体是青海蒙古族以及甘肃、地区的部分蒙古族。在没有特指说明时，“德都蒙古”即指后者。“德都蒙古”这一称呼在很多蒙文书籍中都有蒙语记载。在汉语记载中一直习惯用“青海蒙古”或“西海蒙古”，由此一来“德都蒙古”名词就成了蒙古族圈内的自称法，其语义包含“上部”、“高处”、“源头”等自然环境特征，又包含“至尊”、“高贵”、“上等”等人文因素，因此，也被生活在此的蒙古族欣然接受，成为引以为豪的美誉和象征。在学术界，蒙古学研究或藏学研究，都不能绕开青藏高原的蒙古族而谈论历史问题，但由于缺乏一种能够涵盖其历史文化长流，又能集中体现其独特性的概念或视角，长期以来其整体性和延续性被各方有所忽略，大家对其历史文化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因此，“德都蒙古”称谓或概念恰好弥补这一点，可作为历史的和发展的角度审视青藏高原蒙古族历史及未来发展的一个切入点和链接线。

由于人文环境的特殊性，“德都蒙古”既较好地保持了蒙古游牧民族固有文化传统，包括语言、习俗、民间文化以及一些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等，又与广大东部蒙古地区有所差异，与新疆的卫拉特蒙古也有不同之处，继而形成特有的德都蒙古民俗文化。另一方面，在部分地区，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地理环境制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蒙古族与藏、汉等其他民族长期杂居、通婚，使许多风俗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形成了具有多元特色的民族文化而沿袭至今。因此，保护“德都蒙古”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分挖掘其存在价值和艺术价值，显得紧迫而重要。

本文在梳理“德都蒙古”文化研究的基础上，以海西蒙古族为例来分析“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

梳理有关“德都蒙古”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文化遗产研究，可看出呈现以下特点，从地域上来讲，蒙古族文化遗产的研究并不仅限于内蒙古，而是扩展到青海、新疆等地区；从学科上来讲，不仅限于从历史、宗教、心理和社会等学科的角度来进行，而是与考古、艺术、神话传说等资料相结合，从整个人类文化学和人类早期文明的起源、发展和传播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其成果主要按内容不同可以归纳为四类：

第一类是“德都蒙古”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有贾儒的《青海湖畔传说》（1981年），齐布仁巴雅尔的《德都蒙古民间文学精华集》（1986年，内部资料），才布西格、萨仁格日勒搜集整理《青海蒙古族故事集》（民族出版社，1986年），海龙、乌云其格搜集注释《青海德都蒙古族祝赞词》（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3年），跃进主编《青海蒙古族民间口头文学集锦》（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年），纳・才仁巴力的《德都民间文学概要》（民族出版社，2014年）等等，这些研究基本涵盖了民间诗歌、英雄史诗、民歌、谚语、传说、故事等德都蒙古民间文学的全部类型；才仁巴力的《论青海蒙古族古代文学发展特征》一文，从青海蒙古族历史文化形成的特点入手，探究青海蒙古族古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分析归纳其独有特征，从而论证青海蒙古族文学在蒙古族古代文学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以上这些研究，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民间文学和历史方面，更重要的是对于研究我国多民族的社会变迁、民族间文化关系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有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第二类是“德都蒙古”民俗与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如贾儒的《德都蒙古文化简论》一书中介绍了一些德都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和知识，通过对那些似乎比较繁琐的民俗事项和文化规约的论述，在理性层面上对其本质特征和文化精髓有了一个较为清晰、深刻的认识。《德都蒙古民俗与文化变迁研究论集》中汇集了20余位国内学者以汉文发表的关于“德都蒙古”民俗及其社会文化变迁的30余篇论文。从其内容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包括“德都蒙古”饮食服饰民俗、信仰民俗、人生礼仪民俗方面的文章，如艾丽曼的《青海省河南县蒙古族服饰的演变及其文化内涵》、僧格的《青海蒙古族“羊胛骨卜”及其民俗――卫拉特民间巫术调查之一》等。第二部分是“德都蒙古”社会文化变迁与族群认同方面的研究。如南文渊的《青海蒙古族历史发展与文化变迁》，艾丽曼的《论青海河南蒙旗文化变迁的影响因素》，索端智的《文化涵化与族群认同――青海河南蒙古族文化涵化问题研究》，褚琼、徐黎丽的《多民族认同的变量分析――以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多民族社区为例》等文，睦史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角度，探讨和分析了德都蒙古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第三类是关于“德都蒙古”历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芈一之的《青海蒙古史的几个问题》、韩官却加的《青海蒙古族研究综述》、古才仁巴力的《青海蒙古族部落的溯源与演变特征》、青格力的《17世纪中后期的卫拉特与河西走廊》、杜常顺的《清代青海的盟旗制度与蒙古族社会的衰败》等几十篇关于德都蒙古历史研究方面的论文，为德都蒙古文化遗产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四类是关于“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研究成果。跃进的《柴达木民间文化――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青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丛书之一《德都蒙古民间传说》（2014年）等。然而这些研究仍与民俗文化研究雷同，仅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分析和研究其内容，并没有涉及到如何保护的问题，未对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系统的思考。

梳理以上成果就会发现，该方面研究成果以论文形式居多，绝大多数研究着眼点侧重于德都蒙古文化某一文化遗产现象研究，而系统研究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变迁现象、生存现状、保护现状及保护策略等方面的成果甚少。基于此，本研究显得紧迫而重要，其意义可以归纳为两方面的价值。

学术价值：通过对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的调查研究，可使蒙古族历史及文化研究的内容有所拓展，使德都蒙古族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更具有系统性、全面性。

应用价值：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相当一部分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将会弱化，一些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如何保护和传承德都蒙古文化，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对指导当地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践及其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民族认同、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等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这也符合国家当前有关实施文化战略部署，更为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节点的青海省增添民族文化亮点及文化旅游产业亮点。

二、“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现状

德都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集中分布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和祁连县等三个蒙古族文化生态圈。除此之外，还包括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等区域。其种类繁多，且丰富多彩。有民间文学（包括歌谣、神话、传说故事、谚语、史诗）、长调、戏剧以及美术和体育竞技（摔跤、赛马），传统医疗以及节日、婚礼等民俗事项。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宗教价值、艺术审美价值和旅游经济价值。德都蒙古人迁居青藏高原之后，承袭蒙古民族古老的传统文化，而且对周边汉、藏、回、土等民族产生过一定影响。同时通过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形成了丰富多元性文化。如，以藏文化为主流文化的青海省河南县蒙旗等。除此之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城镇化建设，传统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封闭的游牧文化面临严峻的挑战，传统社会正在经历着变迁，文化遗产也面临消失、濒危、变异、衰退等情况。因此，保护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迫在眉睫。德都蒙古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就以青海海西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一）挖掘整理收效明显，建立健全四级非遗名录保护体系

海西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工作，是从1986年6月开始。1988年6月至1991年10月间，文化研究人员深入基层，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间文学，编辑翻译了《海西民间故事》《海西民间谚语》《海西民间歌谣》3本内部资料书，填补了海西蒙古族民间文学汉文翻译的空白，为海西州的抢救保护民间文化遗产工作打下了基础。从2003年7月份开始，在全国启动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背景下，海西州文化部门继续有目地、有计划地在全州范围内对许多民间艺人进行采访，挖掘并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先后又出版了《青海蒙古族民间口头文学集锦》（上、下）蒙文版，《青海蒙古族民间文学研究》（蒙文版），《青海蒙古族民间艺人》《海西那达慕》（画册），《柴达木历史与文化》《瀚海友情》《青海土尔扈特蒙古人》《青海海西蒙古族风俗文化》（汉文版）等民间文化书籍。其中，2009年出版的一书，是一本全面介绍海西蒙古族风俗文化的汉文书籍，对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史资料。（以上资料来源于2014年7月2日去海西州民族文化中心访谈群众艺术馆研究员跃进教授时获取资料。）

自2008年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开展至以来，按照“不漏村镇、不漏项目、不漏种类”的工作要求，共普查登记13大类、226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156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通过普查，进一步摸清家底，建立数据库，完善档册管理，编制保护名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全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省、州、县四级名录体系建设和档案的建立健全工作。目前，海西州申报的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其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中，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国家级代表作名录的有3项，代表性传承人1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8项，代表性传承人10名；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17项。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走入学校――汗青格勒传承方式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跃与发展离不开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的传承，学校教育是“非遗”传承最为核心和带有根本性的举措。

《汗青格勒》作为海西蒙古族英雄史诗，主要以说唱的方式所表现的“活态”文化遗产。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及主流文化的影响，人们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和多样化，对英雄史诗的认知越来越少，尤其是青少年，其生活观念和欣赏观念的差异，他们对传统英雄史诗多少表现出了冷漠和无知的态度。因此，英雄史诗说唱和演唱的民间艺人普遍年龄偏高，出现年龄断层现象，急需保护和传承。

为此，海西州政府于2007年建立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一协调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职责中，州教育局负责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内容进校园、进课堂。《汗青格勒》的传承就在海西州各民族学校中得到了良好的发展，由老艺人配合相关部门的工作利用学生假期，走进学校授课，培B了一批又一批说唱小艺人，并在舞台上进行表演，表现了孩子们对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和时代文明的追求。

（三）民间艺人传授文化遗产的行为――访老艺人曲日青

民间艺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载体，尊重和保护民间艺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以及支持和保障民间艺人传承活动的开展，是各级政府部门应该重视的一项工作。为此，海西州各级政府部门也非常重视，先后申请并成功审批1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蒙古族文化传承人就有10个，其中1名为国家级，9名为省级（见表1）。除此之外，为了及时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海西州群众艺术馆研究员跃进在对海西州民间艺人的简历及学习过程进行全面调查搜集整理的基础上，编写了《德都蒙古民间艺人》（蒙文版）一书，书中收录了已去世和年长的老艺人的资料，成为研究民间艺人及民间文化的珍贵资料。为了使现有的文化得以传承，海西州十分重视由民间艺人传授文化遗产的途径。

“孟赫嘎啦”文化节是近几年出现的为了丰富牧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为了传承发展民间文化而创办的新的群众文化节。“孟赫嘎拉”是蒙古语，意为永不熄灭的火焰。这一节日是海西州群艺馆和柴达木报社为丰富牧民文化生活创办的一项创新活动，是以诗歌朗诵为主的文化节，并且仅限于牧民参加比赛。自2002年在都兰巴隆地区首次举办以来，已在全州各地成功举办了十一届，日益激发了海西蒙古族群众诗歌创作的热情，涌现出―批牧民民间艺人和优秀诗歌作品。文化节也从当初单―的诗歌朗诵，逐年推陈出新，不断丰富内容，拓展到如今的长调、说唱以及采词、拉利等不同风格的表演项目。孟赫嘎拉文化节是富裕起来的牧民精神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已经成为草原牧民进行文化交流、继承传统、展示才能的最佳平台，尤其在挽救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加强牧区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民族文化事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十一届节孟赫嘎拉文化节与第六届蒙古族那达慕有机融合，更加凸显出节日的传承功能。

（六）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的结合

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旅游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特殊的旅游资源，经适度的规划与开发，打造为不同类型的旅游产品，吸引游客进行消费，其发展潜力非常大。同时，旅游又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重要手段，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得到进一步体现。通过精心打造高品质的文化旅游产品，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让更多游客欣赏、体验民族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借此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激发民族自豪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一个更为适宜的生存环境，这是现代旅游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贡献之一。

海西州经济发展迅速，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城市化率高，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发展前景也较好。在采访专家跃进时也了解到海西将一些民俗文化作为旅游产品开发，如祭敖包、祭火等文化遗产，成为海西乃至青海省极具有特色的民俗旅游产品。海西州政府以建设“高原旅游名州”为奋斗目标，正在投资建设德令哈德都蒙古文化旅游产业园。它是以德都蒙古族文化为主题，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演艺、民族竞技体育、休闲、体训、旅游、度假为一体的多元化、多功能大型产业园，主要由德都蒙古族文化博物馆、柴达木岩画公园、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那达慕和汗青格勒文化墙、蒙古族哈萨克族民俗村、德都蒙古饮食文化产业基地、非物|文化演艺厅、柏树山旅游景区等组成。用充满德都蒙古文化特色的设计，将柏树山德都蒙古族旅游文化产业园打造成集历史文化观礼、休闲娱乐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景区。由此，体现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也能明确在其保护中政府所发挥的作用。

三、“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可持续发展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策研究，主要强调整体性、活态性遗产保护，推广文化生态的理念，彰显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及经济价值。

第一，确立生态文化保护战略目标，进一步推进“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第二，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总体规划，明确重点发展区域、产业目标、重点项目、传承人培养。以此科学有序推进“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激发和增强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和保护的自觉性，这是保护和弘扬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有效的策略之一，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途径。

第三，根据“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情况，确立遗产各区域不同类型、不同模式的管理、检测及评价体系，做到保护与发展协调进行，凸显可持续发展理念。

第四，创新“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及发展，推进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以产业发展促进保护珍贵的“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五，将“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积极纳入到国家积极推进的重大战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项目中，争取国家层面的投入与保护。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西部项目（16EH194）

参考文献：

[1]贾儒.《德都蒙古文化简论》[M]，民族出版社，2014.

[2]余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十年回顾与理性思考[J].新华文摘，2010年.

[3]刘春玲.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及当代意义[J].阴山学刊，2013.12.

[4]张玉祥.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研究[J].西部蒙古论坛，2015.1.

[5]群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依据和途径[J]，群文天地，2012.9.

[6]南文渊.青海蒙古族历史发展与文化变迁[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

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金源体育文化；传承；发展

1.引言

金源体育文化是指金朝建国之初形成的具有地域、民族和时代特征的体育文化，它对金朝的政治社会生活有着重要的作用，也有着重要的现代意义和时代价值，有必要对此进行传承与发展。文章将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角下对该问题进行探讨分析。

2.金源体育文化概述

2.1种类。金源体育文化主要包括围猎、摔跤、射柳、击球等，这些体育文化从产生开始，就成为金朝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有着积极的现代意义与时代价值。

2.2现代意义。金源体育文化体现的是女真人顽强勇敢、吃苦耐劳、敢于拼搏的的精神，对提高当时女真人的身体素质，磨练他们的意志，增强金朝的国力有着积极影响。即使在现代社会，倡导这些体育项目，弘扬这些体育文也有利于增强人们的体能素质，磨练人们的精神品格。此外，金源体育文化还具有艺术文化价值、民族精神价值、历史学术研究价值、旅游开发价值，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其进行传承与发展，促进其现代价值充分的发挥。

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角下金源体育文化的传承

3.1抓住传承机遇。对于金源体育文化的传承来说，国家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是良好的历史机遇，该工程是一项文化创新工程，并成立保护中心，组织全国普查工作，开展政策咨询，指导保护计划实施，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学术交流，人才培养，保护经验推广等各项工作。这些工作的开展对金源体育文化的传承是一个重要的机遇，必须抓住这个机遇，采取相应的措施促进金源体育文化更好的传承。

3.2选择恰当的传承方式。采用恰当的传承方式是十分必要的。第一、家族传承。围猎、摔跤、射柳、击球作为一种体育技艺，在家族成员内部之间进行传承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同时还能够形成家族特色，使得在动作、形态等方面具有各自的特点。第二、师徒传承。围猎、摔跤、射柳、击球是一种传统的体育技能，对一些动作、节能有相应的要求，要求动作娴熟，有美感和节奏感。正是这样要求较高，难度较大，决定了师徒之间一对一指导和传承是一种重要的方式，还有利于提高这些体育技能的传承质量。第三、现代传承。主要是依靠学校教育，开设相应的课程，让学生学会这些体育技能，掌握其中的体育文化，从而使得金源体育文化拥有更广的群众基础。

3.3充分发挥金源体育文化的价值。在传承金源体育文化的过程中，要注重发扬其现代价值，达到强身健体，增强人们身体素质的目的，同时也磨练人们坚强的意志，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

4.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角下金源体育文化的发展

4.1重视政府主导作用。政府是金源体育文化开发的主体，在促进金源体育文化的发展中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如果缺乏政府的主导和支持，金源体育文化发展将会被边缘化，将会失去群众基础，也难以得到很好的发展。具体来说，政府应该采取以下措施：根据具体需要，制定和完善金源体育文化发展的保护机制；成立专门的普查、科研工作小组，并提供专项经费，组织专业人员进行整理和研究，推动金源体育文化更好的发展；政府还应该加强引导和宣传工作，让整个社会更多的了解金源体育文化，认识其存在的现代意义和价值，进而扩大社会参与度，推动金源体育文化的发展。

4.2完善保护法律法规。只有有了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为依据，才能更好的推动金源体育文化的发展，对金源体育文化的保护、创新、运用起到更好的规范作用。目前缺乏专门的保护金源体育文化的法律法规，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可以加强协调与配合，借鉴已经出台的法律法规，完善保护金源体育文化的规章和条例，从而更好约束各项工作。

4.3加大科学研究力度。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由文化部门，体育部门组织专业人员开展科研工作；给予科研经费、人力、器材上的支持，促进科研工作更好的开展下去；明确科研任务，科研工作人员要相互分工和配合，了解金源体育文化发展的现状，存在的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立文化遗产名录体系，鼓励和支持创造有利条件，积极支持金源体育文化的申请和上报。

4.4打造旅游品牌。利用自然景观优势，结合金源体育文化，开展富有特色的金源体育文化表演活动，并邀请游客参与到金源体育文化活动中，增强自身感受，向游客展示金源体育文化的魅力。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让游客领会到民俗特色，还推广和宣传金源体育文化，为其更好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4.5加大宣传力度。利用互联网、报纸、电视、广播、节假日娱乐活动等，加大对金源体育文化的宣传，让更多人们了解和参与到金源体育文化活动中来，提高其影响力，促进其得到更好的发展。

4.6开展金源体育文化教育教学活动。将金源体育文化活动融入到大学、中学体育教学活动中，让更好的学生掌握体育技能，整合体育课程教学资源，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金源体育文化活动中，推动金源体育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5.结束语

篇7

关键词： 民间非遗 高职院校 传承模式

资料记载，湖南省有非物质文化遗产11大类320多项（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200余人。几百项非遗技艺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城镇化速度加快，很多以前的行为习惯受到冲击甚至改变，从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途径来看，它们已逐渐失去生存的土壤。这个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一是因为学成所需要的时间长，二是因为经济收益不高。2015年，文化部启动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试点工作，委托了全国57所高等院校开展非遗研修和培训工作，对具有较高技艺水平的传统手工艺传承人或资深从业者进行研修。2016年我校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作为57所高等院校承办之一，也利用暑期举办了首期文化部湘绣、侗锦、瑶锦非遗技艺传承人普及培训班，来自省内近60人参加了培训，在传承人群、社会各界中引起了良好的反响。

在湖南很多民间技艺已逐渐开始失传，像花鼓戏、侗歌芦笙、蜡染、木雕、凤凰扎纸、花瑶挑花、制扇技艺、木板滩头年画等非遗技艺得不到很好的传承。作为从事教育培训工作者，我们在民间走访时发现，像陶瓷、湘绣、泥塑、餐饮等能够契合现代人审美情趣和生活习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的传承已经不是问题。这些技艺在我们学校已成为技艺传承的典型，尤其是湘绣专业，通过十年的创新与发展，培养了大批湘绣手工技艺传承人，绣女设计与工艺一届比一届出色，这是因为我校在办学发展中不断探索得到经验，在专业构建中建立了一批大师工作室，形成了具有产业链的“大师+教授”领衔的强大师资队伍力量，培养了一批批以“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具有高端设计的非遗手工技艺人才。

随着各种非遗技艺培训工作的深入，2016年5月我校作为非遗培训试点，举办了湘绣、侗锦、瑶锦非遗传承人群普及培训班活动，主要以湘绣、侗锦、瑶锦传统手工技艺、传统美术类非遗项目为切入点，分为研修、研习和普及培训三个层次。研修是委托机构针对较高技艺水平的传统手工艺技者或资深从业者进行研修培训，研习指的是学习者进入高校一些大师名师工作室及传统工艺类企业研究学习，普及培训指的是委托相关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以传统手工艺为重点，对从业者进行培训。我校校企合作处（培训中心）主要以普及培训为渠道，学校高度重视此次培训班的工作。非遗技艺培训主要通过湘绣、侗锦、瑶锦非遗代表传承人现场演示教学，湘绣技艺与工艺培训学员，着眼于“强基础、拓眼界、传技艺”的要求，充分训练学员对刺绣工艺技巧技法的掌握能力。同时，使学员之间、学员与传承人之间的互相交流培养感情、传达友谊、提升技艺。传承人及大师的引领教学，师傅带徒弟“现代学徒制”模式培养技艺人才，提高学员作品的艺术表达力、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促进传承人及学员就业增收，使学员学有所成，技艺传承得到社会性的良性发展。

根据近几年非遗技艺培训的成效，我校已经逐年扩大参与其他院校和企业的规模，培训内容从以传统工艺为主拓展到非遗保护发展至各领域。今后，传承人群的研修、研习和培训将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根本性、常态化工作。

除了学校有效的人才培养传承模式外，其他没有进入高校的非遗传承与发展保护需要政府多提供政策和经济支持。对于民间其他各项非遗项目，政府首先要出于对地域文化的保护投入资金，投入人力和物力，让它能够传承下去。其次，对于传承人的培训，过去从政府层面更多做的是非遗保护的管理人员的培训，现在非遗传承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传承人群的断裂。据调查显示，至2016年全国已有250多位国家级的代表性传承人相继去世，这给非遗保护带来了很大的挑战。非遗传承人的培养后继乏人，形势比较严峻。如今的社会环境对想要哪些学习技艺的人不是太有利，他们都普遍比较浮躁，非遗技艺学习需要沉下心来，要专心耐心，下的工夫要很长久。这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政府要给予传承人及其学徒一定的奖励和补助措施。再次，文化部的非遗培训针对的是传承人群，而非传承人。非遗传承以前都是手口相传，师傅带徒弟，没有很大的创新，皆以传统手工技法相授。传承人进到高校以后接受学院式规范性、系统性的教育，从理论和实践技能、文化素养和传承能力及审美观念上都有全面的发展性。很多学校积极开展非遗培训活动，极大地丰富了教学内容，创新了办学模式，在促进传承人群、企业和院校的对接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不一定都是被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才可以参加，他可能是掌握着某一种技艺还没有被认定为代表性传承人的手艺人。这样的人在社会上还是比较多的，对这样的人群进行培训，能够把传承人的队伍扩大。

湖南民间非遗是传统文化，种类繁多，技艺精湛，传承创新，传播发展，以高校培训传承模式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最直接的发展保护。当然，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活下去活跃起来，还是需要设计与创新。要跟随时展，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时俱进，提升非遗衍生产品和服务的设计水平，提升文化创意水平，需要各院校进一步扩大传播，加强培训，创新培训手段，优化培训内容，在非遗项目中加入创意元素，在传统文化里注入新鲜的血液，同时打造对外传播品牌，让湖南更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创新发展，走出国际，享誉全球。

参考文献：

[1]徐守盛.切实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迈入法治化轨道.湖南非遗，2016.07.

篇8

关键词：保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商品

一、保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传统手工技艺、民俗、传统医药等十类。

（二）保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

保定是历史文化名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量丰富，种类齐全、品质高、分布广，开发潜力大。截至2013年12月，保定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2项，其中民间音乐3项、民间舞蹈2项、传统戏剧3项、民间美术1项、传统手工技艺2项、民俗1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5项，其中民间文学1项、民间音乐9项、民间舞蹈、传统戏剧6项、曲艺1项、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2项、传统手工技艺8项、民俗2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90项，其中民间文学6项、民间音乐35项、民间舞蹈14项、传统戏剧15项、曲艺3项、杂技与竞技28项、民间美术13项、传统手工技艺61项、民俗9项、传统医药6项。

二、保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商品开发的意义

（一）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商品开发是是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方式。在保护这些项目本真性和核心技艺的前提下，通过合理利用，不仅可以为保护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源，而且可以在市场环境中更好的推动这些项目的传承发展，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传承发展，增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和活力，既传承了文化，充分发挥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有利于保定市文化名城形象推广

区域旅游商品往往肩负着历史文化传承的使命，是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有效传播媒介和城市的名片。合理开发保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优势，开发特色鲜明的旅游商品，传播保定深厚的历史文化。

（三）有利于优化保定市旅游产业结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商品开发有利于优化保定市旅游产业结构，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近年来保定市旅游业发展迅速，但是与旅行社、景区景点良好发展不匹配的是旅游商品单一、缺少文化内涵、粗制滥造。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旅游商品开发将极大丰富旅游商品文化内涵、促进旅游商品的多样化。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商品还能优化和完善产、供、销的商业链条，优化旅游产业结构。

（四）有利于增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群众的收入

随着越来越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纳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单单依靠政府资金支持已经不能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因此，在保证科学合理的利用非物质文化开发前提下旅游商品，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商品化能增加遗产继承人的收入，更好的实现文化传承。

三、保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策略

（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基础，市场为导向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商品开发，一方面要注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一方面要结合市场需求。以保定安新舞狮为例，由于受人员、地域、时间等限制，开发受到一定限制。要打破这种限制，可以录制表演光盘，拍摄影集，出版相关图册，制作精美的舞狮雕塑，开发舞狮表演模型和玩具，与当地芦苇画结合等等。

（二）整合资源，注重有序开发

目前，保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商品开发较为成熟的包括刘伶醉酒、曲阳石雕、易水砚、安新芦苇画等，商品推广渠道通畅、品牌效果良好、产业规模较大。但是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开发到位。有必要对保定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整合分类，分期有重点的进行开发。

（三）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商品产业链条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商品开发纳入完整的产业链条能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初始创作，包括遗产继承人、通过培训的人员进行最初始的产品设计和创作。通过举办文化节、展览会等进行商品的展示和销售。与旅游商品生产商进行合作，开发相关的衍生品。通过多种渠道，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如景区、专卖店、零售店、网站、博览会、展销会等。

（四）建立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进行实现一区一品

非遗生产性保护，是在保护的前提和基础上进行合理利用，以推动非遗更好地融入当代、融入大众、融入生活。但是，非遗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所以建议在非遗发源地就地建立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进行生产和开发，保证非遗的文化生态环境的完整性，实现一区一品。

四、注意问题

（一）保护与传承是重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进行非遗旅游商品开发的首要目的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传承，在旅游商品开发过程中一定要避免过度商业化、庸俗化、功利化，要坚持把保护和传承放在首位。

（二）各参与主体相互配合与协调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商品化过程中，政府、居民、企业和遗产继承人构成了影响其传承与延续的参与主体。政府作为管理者和协调者，当地居民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和规划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企业是非遗旅游商品开发过程中的重要主体，遗产继承单位和个人是遗产文化的中坚力量。（作者单位：河北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段忠贤，金颖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J].贵州学院学报，2009（1）.

[2]康保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12）[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3]佘署初.金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商品开发[J].长江大学学报，2012（2）.

[4]苑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研究[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09（2）.

篇9

[关键词]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16-0045-04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承载着历史的印记，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非遗濒危趋势日益严重，保护任务十分繁重。目前，非遗保护方式主要有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和立法性保护四种。生产性保护是指在不违背传统手工生产规律和运作方式、保证其本真性、整体性、手工核心技艺和传统工艺流程的前提下，使传统技艺、传统医药药物炮制技艺、部分传统美术类非遗项目在创造社会财富的生产活动中得到积极有效的保护，①近年来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生产性是这类非遗项目的共有属性，其文化内涵和技艺价值要靠人的手工创造来体现，只有在生产实践中，这些非遗的传统工艺流程、核心技艺等才能实现保护、传承和弘扬。在生产与经营流通等环节，非遗项目得到有效、健康的发展，从而达到科学保护，这是生产性保护方式的终极目的。

一、甘肃省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实践探索

甘肃省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变迁和民族融合中，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而又独具特色的非遗。自2004年开展非遗普查以来，经甘肃省非遗保护中心统计汇总，全省共普查到非遗线索27075条，初步确立非遗项目4133项，囊括了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戏曲、曲艺、民间手工技艺、医药等十六大类，②在全省86个县区90%以上的乡镇、街道均有分布。兰州太平鼓、环县道情皮影戏、庆阳香包绣制等61个项目先后被选入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甘肃省政府公布了三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335项，各市（州）公布名录805项，县（区、市）级名录项目达到了2422项，③在全省范围内建立了较为全面的非遗名录体系。这些非遗项目是华夏文明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全面反映了5000年华夏文明在甘肃这片沃土上绵延生息的全貌和主要脉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甘肃省充分利用丰富的非遗资源，鼓励各类非遗项目保护单位和项目传承人及相关企业积极开展生产性保护工作，目前已形成产业化的非遗项目主要有庆阳香包、环县道情皮影、甘南洮砚、酒泉夜光杯、临夏砖雕、天水雕漆、兰州太平鼓、保安族腰刀、甘南藏族唐卡、裕固族传统服饰等。2011年，文化部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名单，环县道情皮影保护中心（皮影雕刻）和庆阳祁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庆阳香包绣制）入选，标志着甘肃省非遗生产性保护工作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首先，积极推动非遗项目与本地特色旅游相结合。如酒泉市把夜光杯雕产品与敦煌彩塑、敦煌剪纸、瓜州皮影等文化产品引入旅游市场，年经济效益达20余万元。

其次，组织举办各类节庆活动。每年各级政府都要根据本地民俗习惯，组织各类节庆活动，如“文化春节”、“中国庆阳端午香包民俗文化节”、“中国环县道情皮影民俗文化节”、 “武威天马艺术节”、“甘南香巴拉旅游文化节”等，各类非遗项目扮演着节庆活动的主角，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

再次，为搭建展销平台穿针引线。各级政府及时掌握信息，帮助企业联系参加国家和各省举办的非遗展销活动。先后参加了中国非遗保护成果展、成都国际非遗节、浙江文化博览会、深圳文博会、西部文博会等相关非遗活动，宣传展示了甘肃省非遗项目普查成果。

最后，部分非遗项目产业化已形成一定规模。庆阳市从事香包刺绣、剪纸、皮影、石刻等民俗产品开发的专业人员达15万人，年生产量900多万件，产值1.5亿元；1000万元以上的香包绣制民俗文化产业5个，“企业+农户”的各类生产销售公司154个，产品达20多个种类5000多品种，远销全国56个大中城市及美国、日本、欧盟、东南亚、港澳台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深圳、西安、上海、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设立庆阳代办处、代销点、展览馆235处，组织参加旅游景点零散直销的达上万人（次）。④环县从事皮影演出和雕刻的艺人有400多位，皮影产品从单一的工艺品向多样化产品迈进，已经开发出皮影戏光碟、桌历、挂历、画册、扑克、口杯、书签、地毯等10大系列600多个品种5万多件。现有的4家文化产业公司，年创收320万元；50家民间皮影戏班，表演艺人285人，年演出突破5000场次，创收300多万元；皮影雕刻艺人达到200多人，年创收200万元。⑤甘南州成立了卓尼洮砚协会，通过协会开展技术交流、对外宣传、联系业务等工作，30家洮砚厂、500余名技术人员，年总产值达3000多万元，纯收入近千万元。⑥保安腰刀以传统生产工艺为主，不断研发新品种、新工艺，目前已有近百人从事腰刀制作，生产20多个品种，年生产工艺刀1万件左右。酒泉夜光杯年产量12万只，产值达300万。临夏砖雕从业人员4000多人，年产量4万平方，产值达1.8亿元，利润3000多万元。⑦兰州太平鼓每年演出400余场，太平鼓制作销售从业人员1000余人，年销售额达600多万元，纯收入120万元。⑧

二、甘肃省非遗生产性保护面临的困境

（一）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忽视了非遗的精神价值

自工业革命以来，机器生产逐渐代替手工劳动，一方面，将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以机器为代表的大工业生产成为社会生产力进步的象征；另一方面，大工业生产很快显现出它的负面效应，产品单一、趋同，缺乏个性，没有特色，人们的生活品质实际上呈现出下降趋势。甘肃一些非遗项目的开发，从狭隘的物质利益角度考虑，忽视其精神价值。如庆阳香包刺绣产业发展初期，对这种“物质—精神”协调很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和文化效应。但近年一些生产企业为追求精品，开始引进苏绣技术，依赖电脑技术设计制作，破坏了陇绣原有的文化生态结构，将会对这一“朝阳”产业带来损害，值得警惕。

（二）一味追求经济效益，丧失了非遗产品的民族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一些地方一味地追求产品数量、经济效益，甚至大肆开发非遗产品，以满足人们强烈的物质欲望，从而获取经济利益。这些行为完全忽视了对非遗核心技艺和文化内涵的认识，忽略了非遗项目的手工艺生产实践环节，从而也丧失了非遗产品所特有的民族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如近年来市场上出现的印刷品唐卡就是典型事例：一些价格低廉、工艺粗糙、加工生产又很快捷的印刷品唐卡在市场上频频出现，严重冲击了传统手工绘制、以珍贵的天然矿物质作为原料的唐卡艺术品市场。前者的特点是周期短、成本低、生产快，但毫无收藏价值；后者则周期长、投入精力很大、成本高，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特别是手工绘制的唐卡，在绘制前画师们要举行祭拜、洗礼等仪式，同时在绘制过程中体现着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虔诚之心和敬畏之感。这一点恰恰是唐卡艺术十分重要的民族文化内涵，也是它作为非遗代表性项目最核心的价值，更是我们在非遗保护中最应值得珍视和关注的地方。机械生产下的唐卡则完全丧失了这些文化意义，彻底沦为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如果我们对这样一种现象熟视无睹，不加以制止并及时予以规范，必然会影响唐卡这一古老而技艺精湛的藏族绘画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也背离了非遗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保护的初衷。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许多，此处不再详举。

（三）非遗产品包装单一、简陋，缺乏新意和民族特色

一个好的产品需要有独特的个性化包装来装饰，这是文化产品进入现代市场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也是现代人类社会消费生活中十分重要的内容。甘肃省的不少非遗产品内容很好，但缺乏好的包装和艺术点缀，与内容很不相称，因而严重影响了非遗产品的市场。尤其是一些生产性项目的产品包装工艺普遍落后，层次较低，就单一、简陋，缺乏新意和民族特色，严重影响了产品的效果。如庆阳的香包、环县的皮影雕刻、兰州的刻葫芦、酒泉的夜光杯雕、甘南的洮砚、保安族腰刀等技艺，在生产过程中很好地坚守着项目的传统技艺，产品精美，但由于包装相对单一、简陋，缺乏民族特色和个性化色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的发展，产品的经济价值也未能达到理想的程度。

三、甘肃省非遗生产性保护策略

（一）非遗生产性项目的发展需要立足于传统，融入当代生活元素

非遗生产性项目的发展首先要立足于传统文化的保护，这是这些项目能够成为民族文化遗产的根本和基础。但是这些非遗生产性项目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必须与当下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这样非遗保护才能具有广泛的基础，从而顺应时代的发展。这就需要在传统非遗生产性项目的合理利用基础上融入或引进现代设计理念，关注当代人的审美心理和观念。在思路上，一方面坚守传统，一方面面向现代。在保留传统非遗产品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设计研发一些具有时代感和现代气息的产品，赢得年青一代人的喜爱，从而在现代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对于参与市场交换、具备经济效益的项目，一方面，复兴其原有功能，激活其在市场中的活力，实现价值；另一方面，通过转化其原始功能，提升价值。在技艺类项目中，剪纸艺术最具有代表性。剪纸是甘肃民间社会流传广泛的一种传统手工艺，也是节日里装饰环境的必用品，配合各种民俗活动的民间艺术。旧时，逢年过节的喜庆日子，人们或自己动手剪刻，或购买剪纸作品，用来装饰家居，烘托喜庆气氛。因而，剪纸作品也在民间自发地形成了一定的市场。近年来，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的审美也发生变化，传统的剪纸艺术对他们逐渐失去吸引力。要使这些传统技艺传承、发展，一方面，要激发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及其物质载体的记忆和情感。随着这些传统习俗、节庆、礼仪的复兴，人们对剪纸等民间艺术品的情感也会逐渐复苏，从而为传统技艺的发展、振兴提供了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努力开发民间艺术品的审美功能，从而提升其额外价值。在剪纸艺术领域，许多艺术家将剪纸艺术带离民间社会，走向世界艺术殿堂，使这一植根民间的技艺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艺术代表，剪纸作品的价值也随之提升，可以与其他各门类艺术品相媲美。

再就表演艺术来说，传统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游艺、杂技等类项目，自古以来即具有一定的经济功能。旧时，这些表演艺术通过在梨园、戏院、茶舍等娱乐消费场所的表演实现经济效益。现在，人们的消费方式发生了改变，休闲娱乐的渠道也日益多样化。但这并不阻碍人们对传统娱乐方式的怀念，如北京的老舍茶馆、江浙的评弹茶舍等，都印证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追忆和情感。甘肃省的传统表演艺术的生产性保护，亦可以通过倡导复兴传统的娱乐消费方式，恢复它们的原有功能，实现经济效益。另外，可以通过艺术创作实现其审美价值，实现艺术升华，从而提升其经济价值。

这实际上涉及传统技艺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一方面，手工技艺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由我们的祖先一代代传承积淀下来的，它代表着我们今天创造与技术的精华，需要继续传承下去；另一方面，手工技艺需要根据当代的现实需要，寻找它在当代社会发展的环境。否则，完全脱离现实需要，就不可能继续生产，也就无从保护，这也正是生产性方式保护的内在含义的要求。

劳动者的生产热情总是在这种社会情境中，在别人的赞扬中才能够唤起劳动的喜悦和成就感。所以，工匠在今天要重新获得自信，获得一种社会的成就感，就必须要考虑产品对路适销，即产品的适用性和针对性。保安族腰刀作为古代战争的利器，在和平年代，其武器功能逐渐削弱，于是工匠增加大量的花纹，使其功能朝着装饰性转换，同时满足中国人祈求平安、镇宅避邪的心理需求。提倡传统技艺的生产性保护，就是要使手工艺参与当代物质财富的创造，而不仅仅是一种技艺表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保护的目的。

对于因时代变迁在当代社会逐渐失去生存土壤的非遗项目，可通过转换功能，实现其价值。生产性保护可以为某些非遗项目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更为有效和实际的保护。但是，生产性方式并不是非遗保护中放之四海而皆可的准则。如民俗类项目中的岁时节令、婚礼习俗、祭祀祭典等，是不可以进行生产的，更不可以创新。

（二）关注生产过程，坚持手工制作的核心技艺

在开展生产性保护工作中，一定要坚持非遗项目的手工制作技艺和传统工艺流程，这是开展此类非遗项目保护工作的基础。同时，应更加关注生产过程，关注蕴含和体现非遗核心技艺和文化内涵的环节。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如果项目的制作工艺完全机械化，被现代工艺所取代，那将会丧失其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实际上，一些纯体力性质的工作可以交给机器去做，但是在一些跟人的情感紧密结合、造成其差异性的部分及人的智慧可以有所伸展的部分，应该高度保持它的手工性。因为这些东西如果不去手工操作的话，手工的优点、人的智慧、能力都得不到体现，那么它本身也就丧失了作为手工劳动的价值。

手工技艺往往要运用工具，随着技术的进步，工具的运用也应该越来越先进。手工技艺并不排斥工具，也不需要强调百分之百“纯手工”。自古以来，手工技艺都要借助工具，比如玉器制作。所以，我们强调守住手工技艺核心技艺。所谓核心技艺，是最能够体现劳动者的创造力、智慧、能力，以及它的文化历史积淀的，很大程度上表现在产品的“赋形”阶段。在产品的原材料准备上，可以借助工具生产，减轻对劳动者肉体的伤害和体能的消耗。如甘肃夜光杯雕、刻葫芦、洮砚制作、金饰和银饰的打造必须依靠手工。所以说手工的好，是因为它将传统精华的东西都聚积在那儿了，而不是简单地说只要是手工的就好。重要的是它的文化内涵，使得手工技艺制作凝聚感情，实现了人与人的交流与勾通。

因此，基于非遗资源而发展起来的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不能仅局限于工业生产力的进步，更不能简单地按经济规律来计算生产效率。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下，关注非遗生产性保护的生产方式，必须对传统技艺的技术传播方式和特点加以区分。基于创意的手工生产，仍然属于劳动密集的产业，不能以机器生产的标准化来过度开发，应尊重其自身发展规律予以扶持，尊重传承人的个性化创作和生产，通过市场的集聚和现代流通传播手段，推动劳动者个体手工生产的发展，使非遗项目的技术传播、产品和服务的发展环境得以实现转换。

（三）坚持非遗的本真性、完整性及人文性保护与传承

保护非遗，是要让非遗回到原有的生态中。这个生态本身处于不断变化中，是一个不断循环的体系。我们要努力恢复这种循环体系，而不是将其剥离出来，偏执化、片面化地进行发展。所以，要避免将生产性保护单纯地向市场经济追求商品化发展，不考虑其社会内涵、社会生态环境，使之旅游化、表演化、商品化。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学的概念和立场已经扭曲了一些人类文明的概念，比如生产性，它不只是物质生产，还包括精神性生产；它不只是客观的、外部世界的改造，还有自我的创造和改造；它不只是属于经济学的，还包括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的。所有的人类文化、文明的价值，都应该包含在这个体系中。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强调的是人本身而不是物质。这是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理论中的一个完整概念。现代经济学把所有生产概念、劳动概念都转换为一个纯粹的经济学概念，即生产性就指商品生产，这是错误的。在非遗保护过程中，要充分地把握生产性保护中的人文内涵，将生产性概念的人文内涵充分地揭示出来，以此来避免生产性保护实践过程中的片面化、偏执化。

（四） 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实现非遗整体性概念的生产性保护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非遗进入整体性保护阶段的产物。它是指以自然、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文化生态环境为依托，以活态传承的非遗为核心，实现非遗和与之相关的物质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的区域。在2008年1月和11月通过的《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中，将生产性保护作为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保护方式之一，指出采取生产性方式对能够产生经济效益、改善传承人生活，对非遗项目加以保护和扶持，将其转化为经济效益和经济资源，修复自身传承的内在活力。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的生产性保护，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由对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控制性保护转向对保护区整体功能的振兴，突破非遗项目的独立保护。所谓控制性保护即关注维护文化生态保护区作为遗产本身的历史特性。而生产性保护更注重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未来，注重对其历史功能的修复和振兴。

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历史文化遗产的功能逐渐衰退是不争的事实。作为非遗及其相关的物质遗产相对集中的活态社区，文化生态保护区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是随着其历史功能的衰退而产生的与当代需求的不协调。面对这种境况，一味的控制性保护只会将文化生态保护区变成一座开放式的博物馆。这种“博物馆式”的保护模式，由于无止境的公共管理责任造成政府财政压力，最终可能随着政府无力承担而流于形式。生产性保护旨在使非遗融入民众的现实生活，找到传承与发展的活水源。在当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对非遗经济价值避而不谈是不切合实际的。采取生产性保护，充分发挥非遗作为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不仅能为其持有者和所在地带来经济效益，也能为非遗可持续发展奠定深厚基础。

（五）积极培育非遗项目的骨干企业，鼓励本真性生产和技术进步

对成长性好、市场潜力大、具有出口创汇前景的民营企业，政府要给予政策扶持，鼓励其非遗本真性技艺传承的生产技术进步，不断提高自身发展实力，壮大企业规模，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对不适宜大规模工厂化生产的手工技艺项目，要对传承人给予政策和资金扶持，改善其生活、生产条件，为产品的宣传、推介提供便捷有效的信息服务。符合条件的要积极向国家申报设立生产性保护基地，同时研究设立省级非遗生产性保护基地的标准和评审办法。

[注 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马盛德演讲》，2012年1月7日新浪财经讯。

②甘肃省文化厅厅长邵明：《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的几点思考》，2011年12月23日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

③甘肃省文化厅：《2012年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总结》。

④《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概述、措施及成果》，2012年2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官方网站。

⑤《环县道情皮影 黄土地走出的世界级“非遗”》，2011年12月26日西部商报网站。

⑥《卓尼县洮砚产业保护发展调查》，2010年9月6日中国甘肃网。

篇10

关键词：世界文化遗产；景区整治；人性化管理；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8-0019-03

2011年6月24日，西湖成为中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中唯一一处湖泊类文化遗产，从此西湖跨入世界遗产时代。本项目以西湖为例探究在可持续发展的大潮中世界遗产自己的可持续管理方式，创新世界遗产的管理理念和保护规划，为国内外的世界遗产保护提供新鲜血液。

一、“世遗时代”西湖景区管理的SWOT分析

针对西湖“世遗时代”的建设现状，利用专业SWOT分析归纳，总结出西湖文化遗产保护中遇到的问题、优劣势、目标等。通过客观全面的评价对西湖的建设进行绩效分析。

由以上对西湖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出，西湖文化遗产有其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我们应充分利用其优势，科学合理管理西湖，了解西湖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改善和解决问题。西湖申遗成功后，面临着诸多机遇，这些机遇为西湖的保护发展创造了更多条件，但同时也存在着挑战，我们应合理处理这些挑战，将其转化成机遇，为西湖提供更合适的发展模式。西湖是杭州悠久的历史文化象征，更是杭州市民的

“根”与“魂”，但杭州城市化发展迅猛，人们快节奏的生活，与西湖惬意、清新、淡雅的美感形成反差。根据实地和问卷调查访问，我们了解到西湖文化的传承链接出现了危机，景区保护不善、人文气息渐渐减弱，同时景区的管理欠缺，交通和市政设施的不完善导致车辆阻塞，超负荷量游人对西湖景区的承受能力更是一个大挑战。同时国内外文化遗产因申遗后不当管理而受到黄牌警告的案例屡屡发生。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也对西湖申遗后的管理和走向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专家呼吁西湖文化遗产作为全人类共同遗产，要提高群众认识，逐步解决现有问题，全民参与保护西湖文化遗产的必要性日益凸显。西湖成功申遗后，杭州市政府立即明确西湖申遗的目的是：保护西湖、造福后代，让西湖再活2000年。并做出六不承诺，让风景资源回归大众，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由此对西湖文化遗产如何做到全面整合保护，遵循可持续发展理念，而不是厚此薄彼，应体现西湖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时代性；如何协调好保护文化遗产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如何提高对西湖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和管理能力，实现文化发展和旅游开发的双赢，都是西湖申遗成功后面临的重大课题。

二、“世遗时代”西湖人性化管理的对策建议

为保护西湖，实现西湖文化的传承和可持续发展，我们有必要对西湖的管理模式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为此我们通过调查研究，针对西湖申遗成功后的人性化管理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以人为本，体现民本思想。西湖全面免费对外开放，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还湖于民，使更多的人能享受西湖丰富的旅游资源。人性化管理的实施，能更加深刻体现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和城市生活品质。西湖所处的是杭州市发展较为完善地区，因此当地居民及政府以发展旅游来带动经济发展、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愿望一般，但在周边希望受到西湖世界遗产辐射的地区则更希望西湖能来带动经济发展，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可结合对西湖及周边人群的人性化管理，将西湖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多数游客为一日、二日游游客，无法长时间留在西湖景区内消费。最重要的是西湖旅游管理机构应使用人性化管理，在对西湖进行人性化管理的同时，也对居民进行积极人性化管理。

2.社区参与。英国世界文化遗产哈德良长城的保护与社区发展的良性互动，较好地实现遗产保护、旅游资源利用和社区发展多赢。通过研究哈德良长城保护与社区发展的互动机制，给予我们的启示有：加强世界遗产管理部门、社区参与遗产保护意识；发挥解说管理功能；在遗产保护利用中寻求遗产地城乡的发展机会；建立相关组织和机构协调监测遗产保护和社区发展。具体包括以下几点。①加强世界遗产管理部门、社区参与遗产保护意识。西湖和哈德良长城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相似，都与居民存在紧密关系。但我国西湖景区和当地社区的发展呈彼此半分离状态，总体而言，一是缺少了与周边社区乃至杭州市民的联系，二是缺少与杭州市的景观建设和发展的结合，对其他景观对西湖的影响考虑不深入。在做旅游规划时，也仅仅对社区居民进行一些简单调查，没能将社区参与遗产保护意识融入西湖保护中，从而在根本上导致了无法对西湖和游客、市民进行人性化管理。②培养西湖遗产地居民认同感和感。西湖遗产景区对西湖周边市民鼓励居民参与遗产保护，但缺乏多种措施培养周边居民的认同感和感，从而使杭州市民甚至西湖周边的居民对破坏遗产行为缺少适当的组织和保护。所以西湖遗产景区要开展居民参与的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并在西湖遗产旅游发展中开发更多的地方产品，使更多利益流向他们。

3.发挥解说的人性化管理功能。通过不同解说手段运用，精心设计解说内容。由于西湖本身就是不对外收门票费和环境管理费特殊性，可突兀地从经济角度采取措施，虽然市民和游客能理解该种做法，但是无疑会在某种程度上对西湖的形象、吸引力产生影响。此时人性化管理将会产生重大作用，着重通过对西湖本身的人性化管理和对游客以及市民的人性化管理，将保护西湖作为世界遗产的保护，扩大西湖的辐射带动能力，在不降低西湖的辐射力的基础上带动经济发展。①增加解说和宣传。需要包括：西湖本身景点介绍，各个不同性质的服务点介绍及需要注意事项等；第一要增加解说包括文字解说和人工解说，文字解说可以是纸质的，增加景点附近的宣传单的发放点和回收点，在这个发放点中可以附加其他发放点的地址，同时增加回收宣传单的位置，文字解说也可以是电子版，将纸质宣传单制作成电子版彩信或邮件，游客进入西湖范围内或是杭州范围内，会收到移动通信服务商的通知，或者是发送某一固定编码，就可以免费获得西湖相关资料；第二要加大宣传力度，同时进行报纸、网络、移动通信、电视、广播等不同媒介宣传，配合人性化管理。②制定明确旅游行为要求和被限制的行为。增加服务点（如垃圾箱、公共厕所），对游客和市民进行人性化管理。③设计旅游者能方便参与的保护项目。旅游者参与到保护项目中来，能使对世界遗产的保护更加严密。通过旅游者亲自参与保护项目，能变被动教育为自我教育。④通过传统文化故事为主线讲解西湖引领游客。由于西湖世界遗产的解说功能单一，主要介绍西湖文化和自然知识，很少把西湖这一世界遗产与游客的情感联系。

西湖作为自然风光与历史文化相结合的文化遗产必将更受世界瞩目。政府管理在西湖的保护与开发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较为客观地分析了西湖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研究借鉴了国内外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经验，提出了人性化管理模型，希望给西湖文化遗产的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建议和改进方案。而本文的研究只能说是对杭州西湖遗产保护与旅游管理模式的初步探索。还有一些问题未作深入探讨，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邓明艳.国外世界遗产保护与旅游管理方法的启示——以澳大利亚大堡礁为例[J].生态经济，2005，（12）.

[2]黄宁夏.区域文化品牌战略研究——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福建土楼案例分析[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31（6）.

[3]杨小茹.自然与人文的交融——探索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可持续发展的保护整治之路[J].中国园林，2007，（12）.

[4]黄玉理.我国世界遗产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与感知研究——以平遥古城为例[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17（1）.

基金项目：中国计量学院2012年开放实验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