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的措施范文

时间:2023-12-20 17: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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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保护的措施

篇1

一、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的现状

(1)不受重视,缺少传承。中国的传统非物质音乐文化受外来文化的大幅度冲击,导致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受到忽视,许多优秀的音乐文化遗产逐渐消失。(2)缺少系统性的音乐文化记载。在中国的民间流行着许多经典的传统音乐文化,但由于战乱和文化素质等原因,缺少全面的文献记载。(3)缺少文化传承的人才培养。由于中国的一些经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来自民间的传唱,缺少音乐文化的传播者和传承者。(4)缺少融入和创新。中国经典的音乐文化遗产都经历了长久的歌颂与传唱,经历了历史的淘汰和更新。然而,如今的音乐却缺少创新,难以发展。

二、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

(一)加强法制保护,注重文化传承

中国的非物质音乐文化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经过千百年的创新和传承,依旧保持着其民族特色风采。但近几年,随着外来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双重夹击,中国的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由于缺少人们的创新和新鲜血液的注入,逐渐褪去了自己本身光鲜亮丽的色彩。为了加强对非物质音乐文化的保护,必须加强法制建设,注重文化传承,保护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一代又一代不断地传承,让我国的非物质音乐文化永远发扬光大。

(二)加强收集和整理,进行文献保护

中国的许多非物质音乐文化之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失去了传承,甚至消失,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少一个系统的文献整理和记录。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观念的不断改变,许多年轻人都乐于追求一些新鲜、刺激的娱乐项目,很少有人愿意学习一些枯燥、乏味的中国传统音乐。所以,对中国的一些传统音乐文化进行一个系统化、规模化的整理尤为重要。如果真的有一天,其中一个经典传统音乐文化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我们还可以通过查阅资料让它重现风采,不会让它随着时间的发展遗留在过去。当然,对中国非物质音乐文化的收集和整理不仅仅是对音乐文化的保护,同时也是一种有效的传承。当许多优秀的民间传统音乐文化记录到中国文献的那一刻,许多老百姓就会意识到这些民间文化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和保护,也有自己的价值和传承意义,每个人就会更加珍惜这门独特而又精湛的文化艺术,让它不断吸取精华,不断发扬和传承。

(三)加强学校教育,提高孩子的学习积极性

中国的一些传统音乐文化,之所以大量失传,是因为缺少学习者和传承者。其实,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发现,学习才是最好的传承。为了能更好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下去,就应大量培养学习者,从孩子抓起,培养他们的学习乐趣和积极性,让中国的音乐文化艺术拥有一批年轻的艺术继承者。其实,在学校开展传统音乐课程,不单单是对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同时,也有利于丰富孩子的课外业余生活。传承与娱乐相结合,既增强了传统音乐文化的知名度,也成为了广大人民群众休闲娱乐的方式,传承在生活中让人们真正的享受到传统音乐文化的美。

(四)加强与商业文化的联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传统的音乐文化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内涵,是一棵具有丰富资源的“宝树”,人们应正确、客观、科学、理智地使用这棵“宝树”,将非物质音乐文化和商业文化有机结合在一起,这样不仅促进了文化经济的发展,也让让音乐文化更加多元化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当然,在商业文化与非物质音乐文化结合时,还应遵循可持续发展这一方针政策的指导,无论何时何地都应时刻牢记保护和传承这两大原则,通过不断地追寻和探索未知的音乐文化,进而不断地了解音乐文化的精髓,继承和发展这些优秀的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

篇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保护;档案数据库;惠州市

惠州市是一座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和1400多年建城史的文化古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资源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截至目前,惠州市拥有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两项(惠东渔歌、罗浮山百草油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保护名录21项、市级非遗保护名录54项、县区级非遗保护名录95项。为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惠州市应该采取建档保护在内的措施来保护和传承这些千年历史的活态遗存。

1惠州市非遗建档保护的现状

非遗建档保护,就是将非遗的项目情况介绍、代表性传承人的情况、展演的图片音像、名录项目申报资料等,收集制作成档案,并根据档案管理的要求进行保护。建档保护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有多少艺术档案(还必须是符合档案质量的),就有多少艺术财富;有多少艺术档案留给后人,就意味着有多少历史艺术遗产传给后人”。

1.1惠州市在非遗建档保护中所做的工作

1.1.1在非遗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惠州市重视非遗的挖掘、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2005年国务院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后,惠州市的非遗保护工作也随之展开。近几年来,惠州市借助申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契机,根据各类非遗项目的特征及存续状况,通过记忆性保护、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等方式,对全市的非遗实行了分类保护和区域性整体保护,取得了明显效果,初步建立起了功能较完善、布局较合理的非遗保护网络。一是进一步建立健全了体制机构与法规制度。惠州市从市到各县区、乡镇街道都成立了非遗保护中心,制订了非遗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组建了专家委员会,成立了非遗研究所等。市文化行政部门牵头制定了《惠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惠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申报评定管理暂行办法》《惠州市文化遗产保护申报工作扶持办法》等五个专门关于非遗的行政法规。二是在非遗保护传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惠州市组织对全市非遗进行了普查与分类整理,制作出了全市非遗分布图,并在全市推广建设非遗的传承示范基地和生产性示范基地。目前,惠州市有惠东渔歌、龙门舞火狗、小金口麒麟舞等三个省级非遗传承示范基地;博罗百草油制作技艺生产基地等1个省级非遗生产性示范基地。此外,惠州市还通过给予传承人补助、启动“非遗学堂”项目、开展传承人带徒学艺活动等措施,培育非遗项目的继承人。1.1.2在建档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从档案管理的角度看,非遗建档保护工作分为收集、整理、保管、统计、鉴定、检索、编研和利用八个环节。目前,惠州市在非遗建档保护方面所做的主要工作包括:第一,相关部门对老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技艺进行抢救性记录,用笔记、录音录像、拍摄等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非遗资料;第二,相关部门将收集到的民俗、民歌、手工技艺等非遗资料进行了初步的规范整理,包括实物的、纸质的、照片的、录音的、视频的,基本上建立了文件级目录数据库,同时进行了重要档案的异地异质备份。

1.2惠州市在非遗建档保护中存在的不足

惠州市非遗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和轻管理的情况。同时,由于观念、资金、部门配合等原因,惠州市在建档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尤为不足。1.2.1专项经费、硬件设施及专业人才存在欠缺第一,惠州非遗建档保护的资金投入不足,目前尚没有专项经费;第二,惠州市非遗保护中心是非遗档案的主要搜集和保管单位,但缺乏专业的档案库房与档案设备;第三,惠州市没有配备专门从事非遗档案管理的人员。1.2.2尚未建立非遗档案数据库建立档案数据库是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基础性工作。惠州市非遗保护中心在2006年就建立了非遗数据库,但已经出现了存储空间不足、功能滞后的问题。同时,非遗数据库里虽有大量资料,但没有进行专业化的档案分类管理,显得较为杂乱。而许多镇级的非遗保护中心在档案资料的收集、存储、管理等方面都存在许多空白点。1.2.3基于档案资源的非遗编研、宣传不足惠州市非遗保护中心在非遗文献资料的编辑出版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如编辑出版了《惠东县渔歌客家山歌业余学校教材》《客家山歌民间歌谣》《罗浮山百草油制作技艺(广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惠州水北民谣(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版)》《惠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14年内刊)》《惠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成果巡礼(2010年内刊)》《惠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图(2012年内刊)》等著作和十余本普及性刊物。这些出版物内容翔实、图文并茂,具有很强的教育和宣传价值,但相比庞大的非遗资源,编研、宣传仍不足。

2完善惠州市非遗建档保护的举措

2.1制定非遗建档保护的实施细则

有法可依是非遗建档保护取得真正实效的必要保障。目前惠州市在非遗档案管理方面缺乏明确、详细的法规制度和操作办法。因此,惠州市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制定非遗建档保护的实施细则:第一,惠州市要尽快制定出关于惠州市非遗建档保护的相关条例,并由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与档案部门牵头,对非遗的建档主体、建档流程、知识产权归属、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等工作作出部署;第二,在相关条例没有出台前,非遗保护中心应当和档案部门密切合作,建构非遗档案的业务标准规范,如接收办法、征集办法、鉴定标准、归档范围、所有权的界定以及保管期限等,从而使当前较为迫切的非遗建档保护工作具有明确、科学的操作性。

2.2建立非遗档案的协同保护机制

非遗建档保护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多部门协同合作才能做好。然而现有法规对非遗的协同保护、保存都是仅作出了原则性规定,而对于建档主体和保管主体、具体的协同机制与程序,都缺乏明确规定。惠州市应该克服和避免部门间各自为战、重复征集、档案遗漏的现象,建立良好的共享系统与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体制与机制,并根据非遗档案的收集、分类、保管和开发利用的现状及规律,形成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以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为主管,以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档案馆为主导,各公共文化机构承担传播和展示功能的非遗建档保护的协同工作体系。

2.3设立非遗建档保护的专项资金

惠州市县两级已将非遗保护、保存经费列入财政预算,设立了保护专项资金,用于非遗的调查、传承、传播、濒危项目抢救等保护、保存工作,如根据《惠州市文化遗产保护申报工作扶持办法》,对成功申报省级和国家级非遗名录、代表性传承人以及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的都有资金扶持。在建档保护方面,惠州市虽然也有经费资助,如2016年下拨16万元更新非遗数据库的专项经费,但没有设立非遗建档保护的专项资金。惠州市2016年GDP达3390亿元,人均GDP达7.1万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361.3亿元,有着较雄厚的财政基础。因此,惠州市应该设立非遗建档保护的专项经费,并纳入财政预算,拨给非遗保护中心统一管理和规划使用,专门用于非遗普查资料的分类归档、口述档案的采集整理、非遗濒危项目的采集整理、非纸质档案(如传统技艺流程、仪式规程的图片、音像、多媒体)的采集整理、库房设备与档案设备的购买和维护、非遗档案资源的编研与宣传等。

2.4建立惠州市非遗档案数据库

非遗档案数据库是利用数字技术对非遗档案数据进行学术分类、信息化存储、智能管理的软件系统,建立档案数据库已经成为非遗保护工作的主要手段和必然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也明确规定:“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全面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情况,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惠州市应该高标准地建立一个共享的、多功能的非遗档案数据库,实现非遗档案资源的信息化,促进非遗档案的统一管理及资源整合。非遗档案数据库里的档案,应该包括非遗活动档案、传承人档案、非遗保护档案。这些档案的分类与存储,应该坚持系统有序原则,即对档案进行系统科学的整理、分类、排列和编目,使之条理化,便于查找和利用。同时,惠州市应不断提高非遗档案数据库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要设置有数据备份、数据恢复功能和数据访问权限控制等功能,保证数据库安全。

2.5加强非遗传承人档案的建设

非遗项目传承人是非遗产生与生存的原本环境,传承人的叙述和展示,体现了非遗的原貌。惠州市重视非遗传承人的保护,如现在给予市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每人每年6000元补助,但建档保护有其独特的重要性,应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是针对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或传承群体建立起来的、记录和反映其社会文化活动、标识其民族(族群)文化特征的档案集合。目前,惠州市关于传承人档案建设,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仍存在不足,如惠城区汝湖镇的绳结艺术,相关部门调查发现传承人基本没有了,而文字、声像资料也没有保存。因此,为了不“人亡艺歇”,惠州市应该不断加强传承人档案建设。非遗传承人档案的建设主要包括:文字档案材料的收集、图片声像档案、口述档案等。在非遗传承人档案建设中,惠州市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要及时开展抢救性档案记录工作。因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老龄化问题较突出,惠州在世的各级代表性传承人中超过60周岁的已达50%以上,所以惠州市要积极开展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并为其建档,尽可能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2.6推进非遗档案的优化利用

首先,非遗档案不应被束之高阁,而要优化利用,以为社会各界提供信息介绍、咨询与利用服务,同时通过编研、宣传等途径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其次,非遗保护部门应该与档案馆、博物馆、艺术馆、民俗馆等进行合作,深入挖掘非遗档案信息资源,借助互联网、报纸、杂志等传播媒介,通过举办非遗展览、非遗演示、专业培训等形式,生动展示与积极宣传非遗,使非遗作为活的文化灵魂渗透到社会环境中。再次,惠州非遗档案管理部门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规定,将非遗档案及相关数据信息向社会公开,便于公众查阅,依法应当保密的除外。最后,惠州市非遗保护中心应该联合档案、文博部门以及高校、社会研究机构,大力开展资料整理、文献编研以及书籍音像出版的工作,挖掘惠州非遗档案资源的潜在价值。

主要参考文献

[1]周解.艺术档案管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府;职能作用

[DOI]10.13939/ki.zgsc.2016.24.200

在刚刚结束的2016年的“两会”上,中央新的五年计划,简称“十三五”规划。主要阐明国家战略意图,明确政府工作重点,为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在规划中的第67章第3节中则提出“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振兴传统工艺,传承发展传统戏曲。发展民族民间文化,扶持民间文化社团组织发展。”由此可见中央对国家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视。

近年来,非遗保护备受各级政府的重视,相关发展和保护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体现出从政府高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保护的决心。2014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意见》明确指出要充分认识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非遗保护工作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

非遗保护的核心就是传统技艺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一方面,传统的手工技艺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由我们的先祖一代代传承下来,它代表着我们过去文化的辉煌,如今许多的技术的发展,都是吸取了过去技艺的精华和经验,而且需要继续传承下去;另一方面,这些传统手工技艺需要根据当代的现实需要,找准自己的定位,寻找它在当代社会发展的生存环境。而随着中央政策的出台,我国非遗的保护工作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 政府应积极制定非遗相关的保护政策,从“物”到“人”创建一系列的制度保障

1.1 “非遗”保护政策的制定

首先要建设非遗保护的保障机制,保障机制是从外部环境上给予保护提供支持和保障,其中要有法律、行政、经济和教育科研几方面机制的合力。其中法律机制是所有制度的根本保障,教育科研机制是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石。目前在我国对非遗的立法还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机制就要起到主导作用,可以建立高效的领导机制,由文化局主导同时协同相关部门,如发改委、教育局、财政局、建设局、旅游局、文物局、宗教部门和高校等建立非遗保护联席会议制度。一方面,要继续健全法律法规制度,使其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非遗的保护;另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也要为非遗的保护开发规划方向,要有总体的目标和思路。

1.2 建立传承人培训基地

基地建设主要采取建立传承人培训中心,招收待业、失业、大学生、民间艺人等,培养、培训他们广泛深入地掌握非遗的内涵、特征和价值等,使他们从知识和技能上能够准确胜任。例如,2012年兰州首家传承人培训基地在兰州商学院成立,基地建设首先建立抢救性、保护性传承人培训基地。这对于在遵循“原真性”原则下抢救、保护、发扬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尤为重要。

1.3 建立非遗传承人保护制度

当今我国的非遗传承人正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非遗传承人的老龄化,使得许多非遗项目都面临后继无人,处于几近失传的状态。早在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其中就强调了对传承人的保护问题。在公约中对“保护”的定义及其相关措施规定:“保护”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防护、宣传、弘扬、承传(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

这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公约,界定了政府和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必须在保护工作中发挥其应有的职能和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应的保护制度,从而使非遗得到有效的保护;政府也可以制定出台相关办法措施,对传承人的认定、管理、权利和义务作出明确规定,并给予传承人一定数额的补助经费。

1.4 保护非遗要注意其本真性的文化内涵

世界遗产委员会明确规定“真实性”是检验非遗的一条重要原则,“真实性”即“本真性”或“原真性”,指对非遗进行记录、建档、传承和传播中要尊重其历史原貌,否则就是对“非遗”文化的一种破坏。因此我国对非遗保护提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的发展方针。

“非遗”最大的魅力在于蕴含其中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如“非遗”中的手工技艺制作则凝聚匠人的感情,通过这一传承下来的技艺,实现了现代人对于先祖文化和感情的交流与沟通,这也是联合国提倡保护非遗的初衷。在保护中要杜绝一些地方政府只是一味地追求产品带来的经济效益,不计方式的大肆开发非遗产品,以满足人们强烈的物质欲望。这些行为完全忽视了对非遗核心技艺和文化内涵的认识,忽略了非遗的手工艺生产实践环节,从而也丧失了非遗产品所特有的民族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2 培养人才,建立人才梯队政策

政府层面要积极构建科研机构和大学、中学、小学非遗教育科研机制,将非遗编入现在的教材中,推动本地的非遗的研究,为开发和保护提供理论指导。

对于人才而言,由于政策的制定而创造出良性的环境才是对人才具有感召力和吸引力,是吸引和培养人才资源最重要的条件。只有通过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强化政府对实用性人才,特别是非遗产业领军人才成长的帮助和扶持,为他们创造出一个宽松、优越、充满良性竞争活力的良好社会氛围,才可以真正建立起人才发展环境。

2.1 要与地方高校合作培养非遗产业的人才

地方政府要注意加强顶层设计,围绕“非遗产业”这一新兴产业发展,健全创新培养培训制度和方式。地方政府可以统筹人才的培养规模,争取与地方高校相结合,协调运用高等教育、职业培训等途径,由地方高校协助制定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合力构筑非遗产业人才的多级培养体系。让学生通过系统的专业学习,较为全面地掌握非遗的核心内容及其相关内容,为国家和地方政府部门实施非遗保护工程提供有用的人才。

2.2 提供非遗人才的发展平台和提升空间

地方政府要建立适合非遗产业人才继续教育的制度,给他们创造事业发展的平台和空间,围绕非遗产业领域的相关综合知识、与此相关的新技术实践,同时开展系统性相关专业知识的职业培训。

地方政府还可以在许多地方建立帮陪模式,将其他地区已经成功或成果斐然的非遗产业发展成领军型人物,作为本地的首席专家或特聘研究员,对基层的非遗产业人员进行专业的指导。

地方政府还要积极拓宽非遗产业人才培训交流渠道,有交流才会有思想的碰撞,灵感突现;还可以组织举办相关项目的高层次产业人才研修班,为人才的成长建立并保持长期的沟通交流、互学互促的平台;多承办大型的国内外学术研讨会和论坛,组织人才群体多参加国际会议,借鉴他国对于非遗产业的发展和保护的经验和方法,为本地区的非遗产业发展提供新思路。

3 要为促进非遗相关产业的发展出谋划策

3.1 吸引社会资源保护非遗

政府层面可以协调政府和各种社会力量,通过一系列相关的激励政策吸引社会上的企业家和爱国爱乡的华侨、海外人士等参与到非遗保护事业中来,与政府形成合力。加之政府可以构建相应的投资机制和开发获利后的利益分配机制,坚持“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而且要明确从中收益的部分要相应回报到非遗的保护事业中来,从而可以扩大从事非遗保护的队伍,对于一些表现突出的企业给予荣誉称号,使得企业自身提升自己的社会责任感。

3.2 鼓励和激励非遗产业的转型发展

政府要注重非遗产业的发展,鼓励非遗产业对原有的技艺等进行创新性的研发,大力提倡利用“互联网+非遗”模式建立网络销售模式,将非遗产品推向全国。

注重发挥西部非遗的地域特色的优势,积极借助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良机,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在确保本质不被破坏的前提下,将非遗文化注入当地的旅游开发中,对其进行创新性的设计与包装,把其同旅游开发活动相结合,使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被传承和保护。

提高当地非遗的文化资源的吸引力,将其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在旅游商品的设计上,将非遗的文化元素融入到旅游商品中,开发简便、精美的旅游纪念品。在保留传统非遗产品生产方式的同时,设计研发一些具有时代感和现代气息的产品,吸引旅游者进行消费,使地方非遗这一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生产力,从而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

4 在“非遗”保护中传播中国文化的精髓

近些年来,由于受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和中国教育考试制度的指挥棒下,使得许多青少年对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毫无兴趣,感觉学来无用,甚至对本民族的文化产生一种歧视心理,这给高校传承非遗增加了不少难度。

相关政府部门,尤其是教育部门一定要重视这一情况的出现,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方位教育传承得以实现,包括高等中等小学及幼儿教育、社会和党校的干部教育都参与进来。针对大、中、小学校设置相应的课程,尤其在国家九年义务教育的推广中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认知,加强文化基因认知的自觉,注重民族文化的启蒙教育。

“非遗”保护与学校联结,让学校的教育功能为其所用,并同时为传习班等非正规教育提供平台,试图以此解决非遗的传承问题。与现代的教育教学体制衔接,是增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效率的机制。通过学校教学改革,在全面提高学生的文化艺术素养的同时也传承民间文化,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成为新一代的文化传承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对于学习本民族文化的兴趣和树立民族文化认知的自信心,通过大众普及教育激发民族自豪感,为开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培养后备人才。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的见证,在其中蕴含着我们民族国家的灵魂,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要依靠政府层面相关部门的制度的制定和保护,还要集合各方的力量来支持这项伟大的保护工程,不仅要从制度制定上,更要从教育方式上开展保护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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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健全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充分挖掘我县丰厚的人文历史底蕴,梳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脉络,延续文化生态的基因,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为增强我县文化竞争力,加快推进文化名县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基本原则

1.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坚持全局观念,统筹规划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相衔接、相配套,做到立足长远,切实可行。同时分阶段提出目标、任务和要求,循序渐进,逐步实施。

2.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原则。坚持试点先行与面上推进相结合,重点抢救与整体保护相结合,典型示范,积累经验,以点带面,逐步建立比较完备、规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

3.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核心和主导作用,制定规划、组织力量、落实经费、加强指导。县文化行政部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管部门,要与各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同时,要坚持政府保护与民间保护相结合,财政投入与社会资金投入相结合,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保护工作。

4.属地管理、分级保护的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积累、传承的,具有很强的地域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行属地管理,由所在地保护为主,上级指导和支持为辅。建立县、乡镇(街道)、村分级负责保护责任制。

二、工作目标

通过五年努力,到十二五期末,形成完善的非遗保护县乡两级工作机构及保护制度,完成省市级非遗保护项目“八个一”工程,建立系统的非遗宣传展示体系,开发一批非遗旅游景区、产业基地,建设非遗生态保护区。力求做到以下三个确保:

(一)确保名录内非遗项目得到传承保护,不遗不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内容、技艺、流传范围等均有明确详细的记录,有可供查阅及教学的文字、图片、音像档案,大力推进优秀项目的传承。

(二)确保重点特色非遗项目精品培育成功,以点促面。通过精品非遗项目的培育,积累发展做强的经验,以精品项目的交流展演,促进各项非遗项目质量的全面提升,打造非遗项目名片,做大做强文化品牌。

(三)确保生产性非遗项目产业化发展有所突破,凸现价值。在传统传承的基础上,引进现代工艺方法,挖掘非遗项目的内涵,扩展非遗项目的生存空间,合理开发商业价值,重点非遗项目产业化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形成文化产业大发展局面。

三、工作任务

通过循序渐进,分步实施,注重抢救保护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现时性、完整性,优先抢救保护具有重大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且处于濒危状态的品种、项目和传人。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注重传承创新、合理开发和保护我县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努力形成全社会关心重视和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良好氛围。到2015年,基本形成以下五套体系:

(一)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保护体系。建立起比较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健全县、乡镇(街道)、村三级责任明确、运转协调的保护工作机制,创造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传承人生存发展的良好制度环境,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科学化、规范化和网络化。

(二)构建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体系。在非遗资源全面调查的基础上,通过设立县级保护项目名录管理体系,命名传承人,建立传承基地、传承教学基地、民间艺术特色村和民间艺术家,建立民俗文化生态保护区等途径,使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得到有效保护。从而推动国家、省、市级名录的申报工作,使我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走上一个新台阶。

(三)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平台展示体系。以县、乡镇(街道)、村三级民族民间艺术活动为展演平台,以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以及各类民间博物馆为展示平台,以对外交流与邀请其他优秀非遗项目来我县表演为载体,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展示,使全县主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得到展示和弘扬。

(四)构建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推广体系。通过各类博物馆、民俗馆等场馆的实物与录像展示,并利用各种媒体、三年一届的书画节和每年的“文化遗产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进行系统的宣传展示。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站,扩大影响力,打造我县民族民间艺术的形象和品牌。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培养人民群众的保护意识。

(五)构建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运作体系。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外贸、会展等相结合。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培育民间艺术经典旅游景区和民间艺术产业基地,使之成为文化产业新的增长点。

四、保障措施

(一)依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国家、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项目管理办法等法律和规章,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应保护办法,国家和省级非遗项目要成立专家委员会,同时成立相应工作小组。对列入县级规划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重点扶持项目、研究课题等均要制订具体的保护计划、工作重点、完成期限和保护措施。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监督,加强对有关法规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严厉查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违法行为。

(二)健全非遗保护工作机制。建立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一协调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各乡镇(街道)和相关部门的工作目标责任制,落实责任,有效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对列入县级规划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重点扶持项目、研究课题等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有偿使用原则,依法征收和管理资源开发补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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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程序;支持力度;资格取消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概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是指具体非遗项目的系统掌握者,并对非遗的传承和发展具有一定影响的自然人或自然人群体。非遗的产生、传承和发展主要由其载体即传承人来完成的,没有了传承人,就丧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传承人坚持非物质文化的生态延续,非遗就失去了其文化魅力与存在价值。

代表性传承人是指经过政府机构或经政府授权的其他机构认定并从制度上对其加以规制的非遗传承人中的特定个体。代表性传承人通常是非遗传承人中的佼佼者,其对非遗的影响较一般传承人更大,重视对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与保护是非遗传承人制度的核心。

代表性传承人属于广义上非遗传承人的范围,代表性传承人固然重要,但是非遗项目以及代表性传承人自身都不可能脱离非遗传承人整体而独立获得发展。当前,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一般意义上所提到的非遗传承人为狭义的非遗传承人,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二、非遗传承人认定扶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相结合的非遗传承人保护制度,相关立法与文件主要对非遗传承人的资格认定和取消、扶持及义务等问题进行规定。综合分析相关规定,不难发现,非遗传承人制度中的认定及扶持制度均存在较大问题。

(一)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机制有缺陷

“传承人”身份的被认定,是原生的民间音乐、最基层的民间音乐家等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官方文化和上层文化的重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国非遗传承人采取层级认定方式,非遗传承人也分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现仅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为例,来探讨非遗传承人的认定机制。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依据是文化部45号令,研究该法规,可以发现当前非遗传承人的认定至少存在以下问题:认定数目不明确;认定的条件较为抽象;认定程序不够合理。具体叙述如下:第一,文化部45号令没有明确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传承人数量,《非遗法》关于非遗传承人相关条文对此也予以回避。认定是给予支持的前提,认定的传承人越多则对非遗传承推广的力度越大,一项非遗被认定并获得支持的传承人数目将直接影响该非遗的最终生存。非遗的主要掌握者是民间艺人,他们是否能一代代薪火相传,直接关系到某个“非遗”项目的兴衰存亡,也只有认定支持更多的传承人,才能通过群体力量延续非遗的生命。对特定项目的非遗,认定更多的传承人并予以支持十分必要。

其次,认定程序的申请推荐制不适合非遗实际。文化部45号令第4条规定,成为传承人的方式应是自行申请或被推荐,以申请为主。非遗传承人大多生活于民间,无从了解相关制度,自愿申请方式根本不适合他们。非遗保护意识的淡薄也使得一般民众和组织不会为其偶然发现的非遗传承人去充当“认定”的推荐人。

此外,当前以政府为主导的非遗传承人的认定申报是表格式申报,学院式评审,没有进入田野的深度,更没有细致地观察到传承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不利于将真正的传承人纳入到保护中来。只有进一步拓宽并完善非遗传承人的认定机制,才能将更多的真正的非遗传承人纳入到各级政府认定体系中来,并使其得到切实保护。

(二)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扶持力度不够

我国对非遗传承人保护扶持力度明显不够。首先体现在保护的广度上,其仅保护“代表性传承人”,此举排除了绝大多数的非遗传承人获得支持的可能性。我国《非遗法》上的传承人较为狭义,仅指各级政府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真正意义上的传承人应是:“在有重要价值的非遗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艺、技能,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一切人。”

其次,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措施不够得力。根据《非遗法》第30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根据需要,采取下列措施,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其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支持其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支持其开展传承、传播活动的其他措施。”在法理上,该条明显属于任意性法律规范,各级政府及其文化部门无必然支持非遗传承人的义务,而即使给予支持也有很大的可操作空间。该条另一大缺陷是未规定国际上通行的应对传承人进行培训扶持,从而创新非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保护措施”条款中对“传承人”就加上了“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的说明,这意味着“教育”也是传承人支持机制的重要内容。

其三,被认定的非遗传承人在其扶持未能得到切实保障的同时,还要承担较大的义务。《非遗法》第31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妥善保存相关的实物、资料;配合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性宣传。”在法理上,该条所规定的义务属于“应当”的范畴,是强制性的,是所有被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必须履行的,否则是要被取消代表性传承人“资格”的。

此外,现行《非遗法》对传承人保护的不足还体现在保护不够全面,仅体现为一定程度的经济扶持,未提及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人身侵害从而对非遗本身造成无法弥补影响应否承担特殊责任。对非遗传承人的人身给予特定的行政保护乃至刑法保护,更能体现对非遗的重视。现行刑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也只是停留在其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阶段上,还没有对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个特殊身份进行保护。

(三)代表性传承人资格取消机制有违法理与情理

中国拥有十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非遗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系统工程。将有限的资源用于保护更为重要的非遗是我国《非遗法》的基本指导思想,取消不履行义务的“代表性传承人”的资格正是基于这一缘由。然而,《非遗法》第31条规定的这一取消机制并不符合非遗保护本身。

1、取消资格的理由不合理

根据《非遗法》第31条规定,代表性传承人的资格取消的缘由是其不履行第31条第一款规定的四项法定义务。国家及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实施以来,被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实质上所享受的“保护”主要是荣誉称号,政府并未在资金及税收上给予认定的传承人有力的支持。代表性传承人通常有且必须有“主业”,其不可能在无切实保障的情况下全力无私支持非遗事业。相关支持措施未能到位,动辄以违反义务为由取消资格显然不合情理。  2、代表性传承人的能力无法取消

“代表性传承人”是一种荣誉资格,但更是对其内在能力这一事实的肯定。代表性传承人的身份并不取决于是否有这一称号,其能力也不会因具有政府认定的资格而得到根本提高。

3、取消“资格”悖于非遗保护宗旨

取消“代表性传承人”的资格无异于是对非遗传承人施加的“耻辱性惩罚”,此举不利于非遗的传承,尤其是对于异常珍稀的国宝级代表性传承人更是不能用此强制性的方法,以免造成“非遗”彻底灭失。

三、完善非遗传承人认定扶持制度的建议

(一)构建完善的传承人认定机制

1、应合理确定认定数量

认定代表性传承人有助于传承者的精湛技艺被社会及时关注,让年轻一代的学习者在政府的资助下抛去经济上的后顾之忧,防止因为年龄和经济的原因导致“人亡技失”。认定非遗传承人的数量是非遗保护中的一项基础性的重要工作,当前制度上未明确认定数量且实践中认定偏少。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等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在结合具体非遗项目的稀缺性、本地财政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给予更多非遗掌握者以“代表性传承人”身份并加以物质支持。

2、构建并完善多渠道的认定启动机制

现阶段传承人认定制度主要是以政府名义进行的,我们将这种方式称为国家认定制。在这种认定制中,个人申请和他人推荐相结合的申报制是程序启动的原因,但这种机制存在明显弊端:此举不适用于对政策不够敏感的绝大多数“民间非遗掌握者”,也不利于调动社会发现推荐非遗传承人的热情。因此,应规定政府有发现和认定非遗传承人的责任和义务,使其变被动为主动;应构建适当地针对“发现并推荐非遗传承人的个人和单位”的激励机制,激发全社会发现、尊重非遗传承人的热情;应将传承人直接“登记”作为现行认定制度的补充程序。如日本等国家,在评定传承人时,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即除政府组织申报外,还采取由传承人直接“登记”的方式。

(二)加大对传承人扶持的广度和力度

1、应扩大对传承人支持的广度

认定是非遗传承人获得支持的前提,相对于被认定各类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更多的或许更有价值的非遗项目因未能被认定为“非遗代表性项目”而不可能有“代表性传承人”。应当承认,有选择地对非遗传承人进行支持是国际惯例,也符合我国国情,但在现有条件下,适度扩大扶持面也是很有必要的。《非遗法》未提及“非代表性”的非遗及其传承人,无疑是一大缺陷,不利于该类非遗项目的普及和发展。进一步扩大传承人支持的广度还体现在应当扩大扶持门类。按照《非遗法》第30条规定,对传承人的扶持局限于所列的5个领域,尚未涉及传承人的培训支持及传承人对非遗创新的奖励等重要领域。非物质文化的“变”是进化,而不是后退,应当通过立法明确加以激励。

2、应加大并有效落实支持力度

如前所述,《非遗法》对代表性传承人的支持尚未成为政府的法定义务,关于采取的支持措施和力度,政府有选择的权利。非遗保护理念尚未被社会完全接受的情况下,单靠政府自觉自愿实现非遗保护的根本性改观,显然是不可能的。应当将《非遗法》第30条的“根据需要”改为“应当”,明确规定扶持非遗事业是政府应尽的法定义务;应当规定各级政府在财政预算中单独列出专项资金用于支持非遗传承人;应当规定在税收等财政收入领域为非遗传承人创造更为轻松的发展环境;应当对特定弱势非遗传承人群体的扶持给予单独考虑。

(三)废除传承人的资格取消制度

传承人的资格取消制度固然可能有利于督促传承人更好地实现非遗的传承,但荣誉惩罚机制是不适合不以获取物质利益为主要目的文化从业者的,很可能还会招致文化人的反感。一直以来,非遗的传承人都是在没有“官方身份”的情况下为非遗的传承推广默默做着巨大的牺牲,授予身份而又随意剥夺其身份,无疑是对传承人的重创。激励才是非遗保护唯一的原则,而即使认定的传承人不再具有传承能力或不积极传承,也不应当剥夺其传承人身份,而只能继续引导,在仍不能实现时可考虑适度削减乃至终止物质扶持。

篇6

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使得“非遗”申报等活动如火如荼展开。 2011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实施。“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振兴传统工艺,将“非遗”保护与传统工艺[2]的振兴首次结合,传统工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6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其中所提到的“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既对提升我国工业产品的质量有指导意义,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也直接关系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命运。

一、根基――工匠精神是非遗之传统

中国历来崇尚工匠精神,匠是中国传统的字眼,《说文解字》中云:“匠,木工也”,而后具有专门技术的人都被称之为“匠”,工匠则是指有特殊技艺的人,是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不可离的木匠、铜匠、铁匠、石匠、篾匠等职业,明朝皇帝朱元璋亲自起草的《工匠顶替》昭告中就对工匠的安排和使用进行了规范。工匠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工匠“切磋琢磨”精神,德艺兼修、本真、匠心,一直都是传统工匠的思想核心。

工匠精神存在于“非遗”的每一个项目中。中国“非遗”申报与梳理事业如火如荼,目前,已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总数超过一万项的非遗名录,其中 38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项目, 137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 11042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国家级代表传承人 1986名。各级“非遗”代表项目涵盖了大多数的民间工艺,绚丽多彩的民间工艺,既是工匠们谋生的手段,又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名录中无论曲艺戏剧,还是工艺美术项目,其之维系传承,都归功于工匠精神的坚守。

“非遗”背景下,民间的画工、绣工、舞者等大工匠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甘于寂寞、默默奉献的民间手工艺人,秉承工匠精神的传统,自觉而严格地恪守传统文化的规范、程式,秉承精益求精的精神,以近乎完美的标准来对待自己的文化对象,成为技艺高超者,成为某一地区特有文化的代表传承人。如闽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的大工匠王世猛,就是闽南民居营造技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另外一位闽南著名的大木匠师叶本营则成立公司,将传统的建筑技艺与电脑技术相结合。

“非遗”传承人的工匠坚守使“非遗”项目得以薪火相传。如《百鸟朝凤》中的唢呐艺人焦三爷,用自己的一生捍卫自己的唢呐事业,面对外物的冲击和身体的病痛,坚持而不放弃,完美呈现了工匠精神。又如刺绣,一针一线,都是匠人手绣而成,把绣品当作艺术品而非商品来研究与提升。山东高密扑灰年画、高密剪纸、胶东纸扎、扑灰年画均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代表项目,虽然艺术形式各异,但体现的民俗精神和艺术之美是一致的,工匠对艺术至臻的追求也是相同的。高密市河南村范祚信是国家遴选认定的国家级“非遗”代表项目剪纸艺术的传承人,出生于 1944年的范祚信,老少四代剪纸,母亲刘氏是剪纸顾问,妻子刘财花,孙女亦是剪纸能手。范祚信自 7岁学习剪纸伊始,剪刀就未曾离手,如今双手布满老茧。在被遴选为“非遗”传承人之前,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剪纸工匠,夫妻赶集卖剪纸,补贴家用; 80年代,参加县文化馆,成为专业剪纸能手,如今变成了剪纸传承人,自创剪纸纹样,传承剪纸手艺,这么多年持之以恒的坚持,依靠的就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对剪纸的爱好,剪纸已成为他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纸扎是传统丧葬仪式的祭祀明器,在山东潍坊和高密非常流行。笔者曾经采访过山东潍坊诸城市桃林乡瓦屋村一户已传承了四代的纸扎艺人,他们既不是非遗传承人,也不是出名的大工匠,纸扎只是他们世代相传下来的农闲时的副业。虽然如此,与机械化构图和打印图、流水线的丧葬明器制作不同,他们还是坚持一切手工,用自家庄稼的桅杆和玉米秸秆做架,手工裁剪彩纸,裱糊制作而成。因为纯手工制作,并且追求精致的外观,夫妻二人至少需要两天的时间才能完成一件成品,虽然没有系统学习过构图和色彩搭配,他们却可以持续地从客人的口中收集意见,并努力加以改进。对他们而言,纸扎不再仅仅是生产可供买卖的产品,更是承载了情感与文化的艺术作品,这是最质朴的工匠精神的体现。

可以说,目前“非遗”代表项目中的每一位民间艺人,对工匠精神的坚守是此类项目能够保存至今,成为“非遗”代表项目的必要条件。

二、重塑工匠精神――“非遗”保护之核心

与“非遗”如火如荼申报的局面相比,如何开展“非遗”保护成为一个难题,从过去重申报轻保护,而后重保护轻传承,到如今走入博物馆化保护的死胡同,即便是致力于生产性保护的“非遗”项目,也是问题重重。政府与学者多次提及“非遗”保护,关注的是非遗项目本身之艺术形式、内容,保护措施也多是经济上的补贴和政策支持,却忽略了“非遗”代表项目共有的留存之根基―工匠精神。未来,重塑工匠精神将成为“非遗”保护的核心所在。

“非遗”生产性保护是近几年非遗保护的新举措,针对的是技艺类文化遗产。“非遗”有多种分类方式, UNESCO《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和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等五大类。[3]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中则细分为十大类别: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 2015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中罗列了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传统技艺 241项,传统美术 122项,约占 1372项的三分之一,省级代表性项目的比例与此同。针对“非遗”类别不同,其保护亦有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三种方式。抢救性保护以记录保存为主,整体性保护则是与文化生态环境为整体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保护,生产性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方式,“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 ‘生产性’是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共有属性,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文化内涵和技艺价值要靠人的手工创造来体现,只有在生产实践中,其传统工艺流程、核心技艺等才能实现保护、传承和弘扬”[4]。王文章主张要根据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性质和类型而采用不同的保护方式:“有一些属于传统手工技艺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比如说年画、剪纸,就要按照积极保护的原则,进行生产性的保护,要把它作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加以延续,通过这种项目的传承、生产和开发,使它产生经济效益,维持这些传承人的生活和再传承的经济基础,调动其积极性,而对一些民间信仰的项目及其他濒危的传统音乐和传统表演艺术,目前要把抢救放在第一位。 ”[5]

生产性保护既能传承技艺,又能够卖出产品。为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委托社会科学院就在 2010年和 2011年对非物质遗产的生产性保护开展专项调研, 2010年11月,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下发了《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建设的通知》,并起草了《文化部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6]。截止到2016年,文化部已命名了两批共一百个国家级“非遗”生产性示范基地[7]。生产性保护和示范基地取得了一些成效,如陕西凤翔县城关镇六营村的凤翔彩绘泥塑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陕西西秦刺绣采用全国展销等模式展开销售[8]。

诚然,生产性保护应该成为“非遗”传统技艺的生存保障。经济背景下,传统手工艺的经济困境导致艺人温饱不足以自保,利益驱使下不得不转行,所以满足工匠的温饱需求,或者说初始阶段保障“非遗”商品获取市场认可,是其生存传承的基础保障。但目前来看,“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实际生产中存在着过度商业化开发。在追求“短平快”和“赚快钱”社会风尚下,打着“非遗”名号的“非遗”手工品热卖,随之而来的价格上涨,实际上多是大批量制作和流水线上的机械生产的产品,直接影响到了“非遗产品 ”的品质,过去辉煌而今天品质日益粗劣的中国陶瓷,虽然产量大,但是收益低,国际知名度和认可度不高,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非遗”之所以得到传承,一在工艺,二在精神。以所列的山东高密地区为例,国家级“非遗”项目聂家庄泥塑的材料成本不高,但生产周期较长,从选泥、形塑到上色要一年时间,扑灰年画、剪纸亦是如此,材料便宜而手艺非朝夕之功。国家传承人的原创作品是创作者艺术经验、智慧的体现,过度商业化和机械生产则降低了“非遗”产品的艺术质量和口碑。高密剪纸传承人范祚信耗时三年设计的原创剪纸作品《水浒 108将》纹样,每年仅可手工制作五套,而电脑印花和模切机的复制品则可大批量出现。这种大批量的机械产品冲击了民间工艺的手工价值,打击了手工艺人的生产积极性,甚而影响到了非遗的传承,山东高密地区扑灰年画目前只有三家传承世家,剪纸亦只有八人左右,聂家庄泥塑情况较好,约有四五十户。另有原因则是某些非遗传承人在市场和经济的诱惑下,没有坚守工匠精神,脱离生产制作一线,成为生意人;年轻一代选择机械加工的快速学习,未能领会非遗之真谛。

同一地区“非遗”生产性保护境况较好的聂家庄泥塑,可给予我们更多的启发。起源于明朝万历年间兴盛于清康熙年间的高密聂家庄泥塑,本是儿童玩具,原只有泥塑老三样:叫虎、鸡、摇猴。现在却成为高密地区旅游送礼之佳品,品种多样。此地泥塑价格虽然比一般工艺品价格高昂,但民众却对此尤其喜爱,归其原因,在于泥塑作品的精致独特,这离不开泥塑艺人们对自己产品的完美追求。聂希蔚是高密聂家庄泥塑的国家传承人,其自小学习泥塑, 80年代接受过专门雕塑的学习,成为具有高超泥塑技艺的专业艺人。聂希蔚的精益求精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改变世人对泥塑的印象,泥塑不仅仅只是儿童的玩具,儿童玩具数量重要,而聂希蔚更重视泥塑的质量和品质,对他而言,每一件泥塑都是所谓的细活。二是注重创新,他注重泥塑题材、工艺和材料的创新。即便到了晚年,成为国家传承人的聂希蔚,也不贪图经济利益大肆制作泥塑,致力于开发创作新泥塑品种,对其进行色彩、工艺的提升,为泥塑的发展贡献力量。对他而言,追求产品的创新与艺术高度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自我愉悦和满足的过程,是一种精神层次的追求。

“非遗”的创新亦离不开工匠精神。工匠精神除了精益求精之外,应还有一层更深的含义,即竞争与创新。中国传统手工技艺的精进离不开行业内的竞争,而竞争促使了技艺的创新。如今,根据“非遗”传承人制度,某一人员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其他人员很难再次被认定,如此一来,传承人仿佛被打上了手艺所有者的印记,易引发垄断。垄断亦不利于其传承与创新。只有随时有竞争、创新意识的手艺,才是未来更有希望的,“非遗”保护应百家争鸣,保持竞争。

可见,即便是“非遗”生产性保护政策之下,工匠精神的坚守亦尤为重要。故“非遗”保护和创新,需重塑工匠精神,这关系到“非遗”的传承和命运。

结语

“非遗”项目之所以能够流传千百年,根基在于工匠精神的坚守,非遗能够留存至今,传承人的工匠精神功不可没,而非遗的保护和命运走向,最终亦取决于工匠精神的重塑,工匠精神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和保护的必然条件,由此来看,未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另外一条途径,除了将其博物馆、市场化、经济化之外,可通过弘扬工匠精神的方式,使其更好地保存并发扬光大,保持其长久的生命力和优良的品质。

注释:

[1]中国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2]王晨阳(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指出,传统工艺是指具有历史传承、与民众生活联系紧密,富有民族或地域特色的手工技艺机器采用天然原材料制作的产品。[3][7]宋俊华主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 2015[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9,11.

[4]赵辰昕主编.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访谈录[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 79.

[5]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413.

篇7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文化产业化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8-0214-05

王焯(1979—),女,辽宁社会科学院民俗学文化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人类学、民俗学。(辽宁沈阳110031)

本文为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2009—2010年度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090212)、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立项管理重大项目、辽宁社会科学院2010年度重点项目、辽宁社会科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2009—2010年度重点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保护方式和发展方向,历来作为业界普遍探讨和广泛争议的研究问题被提出,静态保护、商业性开发、生产式保护、产业化经营等众多“非遗”保护模式此消彼长。面对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和现代文明的持续挑战,在国家制定的“非遗”保护政策工作经历五年一周期的变革之际,传统与创新的对接,民族与现代的碰撞,由来已久未曾定论的问题仍值得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并共同谋求和谐发展。

一、“非遗”产业化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基础

“非遗”保护目的关键就是“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1]。“非遗”归根结底属于文化范畴,创新是保护的重要手段和发展方向。

趋同于“文化产业化”发展历程,“非遗”是否能够以产业化方式生产和发展正处于文化产业发展初期时面对的困惑阶段。20世纪中叶,当法兰克福学派首先提出“文化产业(culture industry)”概念的时候,赋予了这个词强烈的批判色彩。他们认为文化产业化导致的批量化、大众化、商业化生产和传播褪掉了艺术品的神圣光环。然而,以美国、英国、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以文化产业的形式大量输出本土文化产品,不仅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润,而且引发了全世界寻求经济发展和文化突围的国家的关注。日本、韩国有效地学习了西方先进的文化产业模式,不仅带动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又扩大了民族文化的影响。[2](p36-37)如今,作为目前世界上第一文化产业强国,美国的文化产业在其国内产业结构中仅次于军事工业位居第二。[3]其文化产业经营总额近几年高达数千亿美元,每年为美国提供1 700多万个就业岗位。最初的批判理论与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严重不符,导致了法兰克福这个理论派别另一著名代表人物本雅明及其文化产业理论的诞生,并深刻影响了美国文化产业理论的发展。他认为文化产业的兴起是艺术史上的一次革命,现代科技的发展推动文化艺术载体的传播手段进步。他对文化产业兴起所导致的传统经典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变,在文化理论上给予了积极的认同。[2](p25)现在,作为全球最活跃的产业门类,文化产业在人们的怀疑眼光中已经慢慢成长并进入快速增长期,一跃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

对于已经确立为国家级“非遗”的项目,产业化所带来的规模化发展是保护的一种途径,而对于那些期望申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省市县级“非遗”项目和准“非遗”项目,产业化便与“非遗”的申报立项制度构成了一组矛盾,尤其是许多“非遗”传承人的生活状况并不理想,产业化带来的经济效益颇具诱惑,在现实面前往往会难以固守传统模式,最终放弃。可见,由于制度引发的“非遗”资源浪费不容忽视。

争议三:产业化的程度、标准、模式众说纷纭。“非遗”文化产业尚处于萌芽状态,其理论和实践皆不成熟。是不是所有项目都可以走上产业化道路?都有能力实现产业化?具体问题应该具体分析。就产业规模而言,一些民间艺人、部分“非遗”项目在整合资源基础上,已将产品部分投入市场,并做了初步尝试与积累。虽然政府与社会各界越来越重视“非遗”保护与传承,但被动的保护很难阻挡“非遗”在强势文化冲击下的势微势头。就效益产出而言,保护工程投入巨大,而经济产出甚微,数量众多的“非遗”保护全靠政府投入将难以为继。从“非遗”项目整体保护与传承来看,依然缺乏影响力与规模化,尚未真正进入市场的良性循环之中,消费者的基本需求也无法满足。从保护濒危程度上看,保护措施依旧滞后,政府协调缺失严重。因此,那些经济潜在价值较好,市场化可能性较高的“非遗”项目,应该走自我图强,自我发展的产业化道路。

三、“非遗”产业化的标准、分类与原则

(一)标准

“非遗”产业化主要是指从事“非遗”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和经营,利用可经营性“非遗”项目资源发展文化产业。根据

由文化事业单位担任“非遗”项目保护单位的情况在国内不乏少数。沈阳市的市直专业艺术院团保护项目即占全市“非遗”项目总量的14%。其中,由于沈阳评剧院一直沿袭拜师学艺的传统,不同流派传人按照不同年代和不同年龄段,呈现“阶梯”传承趋势,不仅确保了“非遗”项目能够传承下去,也为实现“生产性”保护奠定坚实基础。专业文化企事业单位能为文化艺术提供良好的传承和发展基础,应该把“非遗”项目作为文化企事业单位新的活力,同时通过财政和人资政策倾斜、商业运作等行为充分调动和发挥文化企事业单位的积极性,在“非遗”项目市场化进程中事半功倍。

(三)规模生产与运营模式

“非遗”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文化品牌,可有效提升地方文化产业的大众吸引力和文化深度。个别“非遗”项目虽已自发投入市场,但规模效应迟迟未能展现,原因是:第一,项目技艺传承方式单一。如东北古建筑传统地仗油饰彩绘技艺,这是一项早在清朝末年发展完整的传统手工技艺,在民间,这项技艺通常以家族或师徒形式传承。如今,项目保护单位在维持正常运营基础上,正努力摆脱传统手工技艺在传承中的瓶颈禁锢影响,在实现产业化经营方式下,逐步完善技艺传承的保护措施,采取民办教学传徒授艺的形式,面向社会召集弟子进行技艺传习活动。但受社会环境和传授空间的影响与制约,加之出徒周期长,收益低,致使这项技艺一直处于濒危状态,前景不容乐观。第二,资金来源匮乏。单纯依靠政府资助无法促使“非遗”项目实现规模生产,然而,由于项目种类繁多,外来资本的投入也存在较大风险,投资方大都持观望态度。第三,项目保护单位或传承人在市场运作、营销方式方面能力不足。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市场化仅仅是通向产业化的第一步,产业化是生产、销售两个领域的整合。鉴于以上原因,“非遗”产业化必须借助政府、企业、保护单位和传承人等多方力量,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规模生产与规范科学的运营模式。

(1)政府搭建集散平台。“首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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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基层文化馆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 传统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G258.2 文献标识码:A

1基层文化站(馆)是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的主力军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极具的民族智慧与社会价值的文化资源,是国家历史文化发展的见证,也是维护民族与国家和谐统一的文化基础。非物质文化是人民群众在生活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特色文化形式,是人民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所创造出来的智慧结晶,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与憧憬,体现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又具备地域性与独特性的特点。

基层文化馆(站)是国家各级政府设置的群众性文化组织结构,主导着乡镇群众文化工作的开展,是国家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乡镇群众文化活动的“窗口”,也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阵地,因此在传承和保护农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里具有独到的优势。基层文化馆是保护非物质文化的重要发展阵地,在完善对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性工作中承担着重要职责,在促进地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2基层文化站(馆)具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先天优势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备地域性的特点,即各地区的非物质文化具有当地精神思想、传统文化、、生活习俗等特色,这也是地域民族发展的特色之处。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往往由于地区民族文化地处乡间田野,原生态的环境造成了非物质文化没有得到充分的保存与记录,更不能得到广泛的继承与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期处于封闭的状态下,逐步导致非物质文化消失的后果。

地方基层文化馆的建设,对地方的传统民俗文化,即戏曲、民族歌舞、民族音乐、民俗文化等因素进行直接的保护与建设,因此从地域的角度看,基层文化馆具备最基础的区域优势,能够对当地非物质文化进行直接的接触与便捷的保护工作。同时基层文化馆的人才资源建设也是针对非物质文化进行保护的重要因素。据调查显示,大部分基层文化馆工作人员都是传统非物质文化的传承者,对当地的非物质文化具有浓厚的情感基础,并且在学习与继承非物质文化的过程中,吸收了非物质文化的营养元素,促进文化馆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并且能够促使工作人员在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工作中对文化因素进行挖掘、研究与发展过程,逐步完善基层文化馆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机制。

3通过先进的设备,及时保护珍贵的非遗

基层文化馆的工作不仅仅只是出于保护,更要通过继承与传播,使得非物质文化以其自身独特的生动的魅力展现在普罗大众眼前。这就需要通过对设备设施与技术的利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及时的保护。

社会信息技术的发展,多媒体等新兴媒体的崛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打造了良好的环境基础。基层文化馆需要加大对非物质文化进行保护的宣传工作,积极应用新兴媒体的广泛传播的优势,与当地政府共同构建合理的宣传规划,使社会群众更加了解当地非物质文化的特点与形式。同时促进基层文化馆的科研活动,为保护非物质文化提供完善的保护措施,例如应用多媒体信息技术的设施设备,对民族音律文化通过建立相应的声像档案更加系统全面地完善保护措施。并且积极构建覆盖地区公共文化的网络服务系统,促进相关文化中心的建设,使基层文化馆的保护职能得到最大化的发挥。

4发挥业务干部专业文化技能,提高工作效率

对基层文化工作人员进行相关非遗知识教育,通过教育使其认识到非遗保护工作的深渊意义,端正其浮躁工作作风,严肃工作态度。基层文化馆是维护人民群众与非物质文化交流的窗口,是国家针对于地区文化保护与传承所设置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具有推进地区文化保护工作与非物质文化的传播工作的义务,并承担着为人民群众开展社会范围内的文化活动的责任。因此政府各级干部需积极配合基层文化馆的工作,发挥政府文化部门的监督职能,促进各级干部对于非物质文化的知识了解水平与专业文化技能,共同协调营造出对非物质文化进行保护工作的环境氛围。

并且政府部门需要对干部人员进行相关的文化知识进行普及与培训,充分发挥出业务干部的文化技能水平,为保护非物质文化工作提供自身的智慧与经验,从提高业务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的角度出发,提升地区文化保护工作的格局,有效推进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与实践。

5保护民间艺人,完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民间艺人是民族民间文化的继承者与传播者。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保护工作缺失等客观条件因素,使得非物质文化没有得到及时的合理的保护,进而造成文化流失的现象,而民间艺人是非物质文化的学习者,在其对非物质文化进行了解与学习的过程中,吸收了民族特色,并加以保留与发展,对民族传统文化具有深远的情感基础。因此对非物质文化的保重要护措施,就是要对民间艺人进行深入地挖掘与保护。

促进基层文化馆的业务技能,对地区的各类非物质文化进行深入了解与探析,并积极从文献资料中对有文化价值的传统艺术文化进行发现与观察,对地区还存留相关的文化传承者进行询问与观察,对民间艺人的传统文化技能进行记录,使非物质文化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维护。同时强化地方宣传,以非物质文化的特色与魅力吸引到更多的学习者,以开展文化活动的形式促进群众对非物质文化的了解并加以学习,健全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体系。

6结论

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工作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作为基层文化馆,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优势与职能,逐步建立与完善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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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遗”保护传承;存在问题;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3)—07-0083-01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情况及成效

福清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市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自2003年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全面启动以来,该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遴选、保护机构建设、专项资金投入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主要抓以下四个方面工作:

一是抓关键,构建有效的组织领导机制,推动“非遗”工作落实到位。市委、市政府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摆上重要工作的议事日程,突出做好“三抓”,从机制上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开展。一是抓组织保障。成立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组,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任组长,政府分管副市长任副组长,相关职能部门为成员,统一指导协调全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不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对重点“非遗”工作进行分解立项,深入点上检查,定期通报进展情况,及时了解和掌握工作动态,督促各项任务的落实。二是抓业务保障。建立专家组,聘请专家对“非遗”工作进行业务咨询、项目论证和人员培训、研究指导,每年都组织专家对有价值线索的“非遗”项目进行深度挖掘,为推进项目升级提供有力佐证。三是抓经费保障。市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专项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每年拨付专项经费15万元,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普查调研、珍贵实物资料的征集、队伍培训及重点项目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交流展示等。

二是抓基础,着力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构建“非遗”保护框架。2005年起,该市开始对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面普查,并着手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在普查基础上,该市认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申报工作。截止目前,已公布两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33项,编辑出版了《福清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集萃(画册)》,全市和新厝镇分别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闽剧)之乡”和“中国民间艺术(侔鼓)之乡”。

三是抓主题,着力开展“非遗”文化展示活动,营造“非遗”工作良好氛围。一是开展“文化遗产日”专题宣传活动,每年6月9日在市区重要位置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图片等展示活动,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摄影图片展和传承活动等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增强市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意识。二是以“闹元宵·看民俗”民俗文化节等大型活动和一些传统节日为载体,深入挖掘非遗内涵,将非遗活化,让非遗更好地走近市民,让市民更好认识“非遗”,弘扬了优秀民间民俗文化,营造了浓厚文化氛围。到目前为止,已举办四届民俗文化节活动,并多次组队参加福州市举办的海峡两岸民俗文化节,展示福清“非遗”文化内涵和风采。三是依托文化艺术节平台,举办了全市首届文化遗产陈列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集中亮相,向社会各界充分展现了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和价值。四是组织开展“民俗文化进校园”系列活动,在市实验小学举办六一儿童节·民俗文化专场演出,在市滨江小学成立闽剧兴趣班,在玉屏中心小学设立宗鹤拳传习所等活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四是抓重点,着力推进特色项目建设,提升“非遗”保护传承水平。开展“一镇一品牌、一村一项目”活动,要求各镇街、村(社区)深入挖掘文化资源,培育形成自己的特色项目,目前已初步形成以三山片区为代表的板凳龙项目、以新厝片区为代表的侔鼓项目、以镜洋片区为代表的宗鹤拳项目等。组建民乐团,深入收集抢救整理福清民间失传的乐曲,加强民间乐曲传帮带工作,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去年已收集整理濒临失传的《拍八仙》、《闹台》、《早傍堂》等民间传统音乐,并制成光盘予以收藏保护。强化区域文化特色,组织开展《文化福清·非遗传承》等系列文化丛书创作活动。举办闽剧展演月活动,举办闽剧“每周一戏”,组织闽剧折子戏比赛,成立市闽剧艺术研究会,从剧目、舞台、艺术培训、产业培育等方面加强对闽剧扶持和推动,提升福清作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闽剧)之乡品牌。建设南少林文化展示馆,共分五个板块进行宣传展示。突出“梦圆两岸”主题,与台湾联合举办三届石竹山梦文化节,形成海峡两岸共同推进梦文化交流态势,树立了梦文化品牌。举办三届海峡两岸(福清)宗鹤拳武术文化以及首届融台青少年文化交流大会、海西儒学大讲堂,加强了对台文化交流。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存在的问题这些年来,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与市委、市政府对文化强市的总体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在实际工作中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是保护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目前保护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还未形成科学有效的保护机制,对列入名录体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实施措施不够有力,加上经费投入不足,保护传承工作受到很大限制;有的地方未能正确处理保护、利用与发展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实物资料流失现象还未从根本上得到有效制止。

二是队伍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目前,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队伍主要以文化馆和博物馆业务干部为主、镇街综合文化站专干和村级文化协管员为辅,参与“非遗”保护的队伍数量不多,知识储备不足。民间保护力量虽然经过引导发生了很大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形成整体效应。

三是资源挖掘工作需要进一步深化。“非遗”资源掌握的线索尽管较多,但在内涵挖掘和提升上不够,部分民间艺术由于缺乏传人、缺乏人气,存在“断层”现象。部分“非遗”项目在收集整理过程中也因为资料不足,存在不到位现象。已整理和保护的项目,尚缺乏常态化的展示平台。

四是保护传承的氛围还要进一步鼓浓。各级各层面对“非遗”保护和传承的历史意义认识不足,工作开展不平衡,区域之间存在一定差异,还没有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参与“非遗”保护和传承的良好氛围。

三、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对策与思考

一要完善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库。继续深入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巩固非遗普查成果,认真做好普查成果整理、分析研究,建立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和项目库,有重点、有计划、有项目地推进“非遗”保护工作。公布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积极推进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进入国家级、省级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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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继承;传统文化;新形势

中图分类号:T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16-0282-01

0 引言

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承载着丰富多彩的优秀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我国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卓越发展的不可抗拒的力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多种多样,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给人们带来的极大的精神支持。新形势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发展给我们的整体文化水平带来极大地影响,由此带来的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增加了我们的经济金额,推动着整体水平的提高。但是新形势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继承工作的推进过程中不断暴露出了一些弊端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必须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

1 明确非遗保护对象

众所周知,世界各种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着都是人们自身,显而易见,人事最重要最基础的文化载体,比如各种民谣、戏剧等都是通过民间艺人的语言、动作的一系列结合构造出来的,人作为文化载体必须受到一定的保护。民间艺人的不断减少会给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说,我们必须明确保护对象。

人是社会物质文化的生产者、创造者,担负着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的使命,各级政府部门要时刻关注他们的生活,给他们一定程度的物质和精神支持,让这些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感受到在新形式下社会中的认可和相应的存在感。另外,政府部门应该投入一定的自己支持,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习班,组建大众学习传承非遗的场所,并且选拨优秀的非遗保护对象作为大家的老师,领头人,让他们收徒、传艺,带领大家温故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但是,现如今非遗文化的保护和继承备受关注的同时,也逐渐出现了一些伪非遗的现象出现。有一些所谓的传承人并不是民间大众,而是一些当地的开发商和地方领导。,他们并没有掌握足够的民间技艺,这种弄虚作假的现象如果不被及时制止,就会对以后的工作造成极大的影响,违反了新形势下非遗保护与继承的真实性和意义所在。

世界各国因为忽视非遗保护对象“人”这一载体的重要性而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流失的现象比比皆是,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启示,不断地提醒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一对象的存在。为此,我们应该制定明确的非遗保护对象标准,进一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2 开发利用非遗资源

非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渠道是否合理问题也应该值得我们认真关注,新形势下人们大强度地开发和利用造成了一些反面问题,阻碍了我们进一步保护和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推进。

万事万物的开采和利用都要遵循其本质规律,不能违背事物的本质特征,采取各种积极措施,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工作。有些工作人员为了搜集遗产直接将一些旧村落硬性拆除,然后建造所谓的遗址新村等,这些行为破坏了它的变化规律,加速了古文化遗址的消失速度,一味的追求开发非遗资源的形式,形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我们不可明确估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会给我们带来的有利影响,政府也不断给予我们一定的支持和鼓励比如,建立旅游景区,文化遗址保护区等等供人们参观游览,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构项目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产品,发展民族旅游文化,促进经济发展。

新形势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我们在开发利用非遗资源的同时要充分尊重当地的民风民俗,遵循其自然发展规律,合理开发利用,充分挖掘其价值所在。

3 建立非遗保护机制

现如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继承这个话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专注,一项项目的实施必须建立起相应的机制,以此来监督和鞭策,同时也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继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的建立能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继承制定相应的原则,并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根据地建立基础设施,方便外来人员参观。政府也应该投入一定数额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培养专门的知识技能型管理人才,利用当今时代下的先进的技术制作传统文化的产品,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附着现代的技术并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得以延伸,从而适应现代人的需求,在运用现代技术进行创新和发展的同时要注意避免出现违背最初原则和目标的问题。而对于为什么要用法律来约束也要引起我们的关注。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继承这一方面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文件,用法律做准绳,约束人们依法保护、利用、继承。相关法律的建立不仅让人们意识到了保护和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而且也提高了人们学习非物质文化热情,积极地参与到保护与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中来。

建立非遗保护机制这一有效措施是我们新形势下保护与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经之路,在工作进程的推展过程中我们还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更好的为弘扬传统文化,继承非遗任务服务。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众多文化形式,包含着话剧,曲艺,民间杂剧,声乐,剪花、服饰等等,涵盖了人类的各种风俗习惯,民间艺术等各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着全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力量,特别是少数民族以及农村乡土风情的集合,是中国多民族文化特色的有力体现。新形势下非遗保护与继承不仅是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同样也是保护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同时也要大力宣传群众积极传承,保护继承这项工作迫在眉睫,我们必须遵循这些相应的措施,加大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让群众充分意识到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份工作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大家共同努力,促进新形势下的非遗保护与继承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芳.浅谈新形势下的非遗保护与传承[J].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2):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