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理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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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美国高校的正式课程不仅有传授科学和技术类的课程，还有讲授基本的道德准则，传授其正义、宗教和自由的传统。目前，美国高校设置的思想政治理论类课程主要有大学生活导论课、职业道德课、社会研究课、公民课、政治课、哲学课、人文课等。为了使大学生接触和认识国内外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使他们开拓国际视野，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公民的责任感，还开设了别国政治、法制类选修课程。

中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体现了教育规律的共性。即“均利用这些课程向学生灌输统治阶级倡导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而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阶级性”。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不同，也就决定了各自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针、原则的不同。

二、中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式比较分析

1　教学环节的比较。在美国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上，每个学期开学时各任课教师都会根据不同的课程要求、不同的教学对象制定一份详细的课程大纲并在第一堂课时发给每个学生。这份课程大纲包括七个部分：课程信息、课程先修要求、课程简介、教学任务和目的，课程进度、测试与作业、成绩评定标准。课程大纲是一份理想的纲要式的计划，用以作为教学活动的参考。在整个学期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和学生都应遵循课程大纲的原则和计划，有序地完成一个学期的教与学。课程大纲的内容一旦确定下来便不可随意改动，如果要改动，必须事先征得学生的同意。其中课程简介、教学任务和目的是课程大纲中最主要的部分，包括该课程主要内容的介绍，学生学完该课程后所能了解到的知识、能得到的收获。信息公开透明的课程教学大纲使学生在一开学时便对整个学期的学习内容、课程进度、测试安排、成绩评定等做到心中有数，使师生之间的交流障碍减少到最低程度。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课程大纲设计这一环节中，教学大纲由教育部组织专家统一制定。到了一些任课教师这里，很难理解制定这一教学大纲的依据，于是变成了僵死的教条，成为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导致了教师的要求模糊，与学生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学生除了知道所使用的教材，对教师的教学目的、要求、教学进度都知之甚少。这样，一个学期下来，学生基本上是被动地跟着教师走，难以积极主动地掌握时间、安排学习计划。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美国高校教师享有很大的自，可以自主地安排教学进度，可以自由选择、独立完成整个课堂教学而不必考虑其他学校和教师的做法。在我国，思想政治理论课都由国家统编教材，并且各省市分别召开集体备课会，进行教研组活动，课程进度安排一致。有时教学还要接受统一的检查和评估。在这种情况下，教师讲课只能按部就班地按照统一的安排进行，教师发挥主动性的空间狭小，不利于发挥教师和学生的个性和潜能。

2　教学模式的比较。在美国课堂上，教师们非常注重通过提问和课堂讨论让学生对课堂上的问题进行分析，并进行综合和评价。课堂上经常特意留出时间提出问题，让学生将课上所讲的内容进行分析和运用，比如让学生用实例或类比解释一些重要的概念，或者安排完整的时间让学生有准备地开展讨论，教师只在其中起指导作用。教师还为学生营造了良好的主动学习氛围，教师提问后学生会积极主动地回答，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也可以随时举手提出问题。教师并不在意自己的讲授被学生提问所打断，相反，会不厌其烦地解答学生的问题。尽管提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进度，但这种宽松和活跃的课堂环境，大大激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也有利于进行开放性思维，培养其创造性。从而印证了美国教育界的一种普遍的观点：“所有真正的学习都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他需要运用头脑，不仅仅要靠记忆，它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要承担主要的角色，而不是老师”。

中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侧重用直接的方法，向学生灌输有关思想政治观念，同时注重理论知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应当承认，灌输法在课堂教学中运用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直接的、单向的灌输往往难以取得教育实效。当教育者居高临下“强迫式”讲授时，容易忽视受教育者的道德水平和主体能动性，呆板生硬的教学气氛往往使许多学生产生逆反心理，严重地抑制学生的积极主动性，使得学生只能停留在认知的水平上而难以转化为实践。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造成中美两国教学模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教育文化背景的不同。“中美两国的教育有着极为不同的传统，美国注重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实际能力，注重培养学生对知识和权威的质疑。相比较，中国的教育注重知识的积累和灌输，注重培养学生对知识和权威的尊重，注重对知识的掌握和继承以及知识体系的构建。”美国文化与其他各国不同，它不是本民族自然成长和长期延续的文化，而是由多民族带来的各种文化的“大杂烩”，是个人主义文化和来自多国的移民所追求的多元文化价值观念相互融合的结果，其核心是个人主义文化。个人主义文化崇尚个人的价值和人的自由发展，使得美国人长期重视追求个人自由的生活方式，反对外部的过多干预；而多元文化则强调不同民族文化的特色，反对用统一的文化取代各种文化存在的价值。受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影响，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崇尚个性自由，注重个体的自我选择，重视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反对外界强制灌输。在某种程度上顺应了德育规律，因而教育效果较为明显。但它过分夸大了个体的选择和个人价值的至上性，实践中也造成了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困难。在我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东方伦理文化对我国社会影响深远，儒家文化提倡个人利益必须服从社会与国家利益，较为淡化个性的作用。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强调个人对社会的服从与服务，追求的是学生如何能够适应社会的现存制度，如何维护社会的现存秩序，培养学生的守成能力和趋同心理，它归根到底是一种鼓励共性发展的教育。

3　教学手段的比较。目前，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建立了校园网，并联上了Internet。86.4％的高校在教学中使用PowerPoint等计算机演示文件进行教学，69.5％的高校使用E-mail和BBS进行课堂讨论、收取作业等教学活动，58.3％的高校正在使用各种光盘教学资源来辅助教学。高科技为教师提供机会，创造多媒体教学资源。这些教学资源借助计算机三维图像与其他视听技术手段演示教材内容。课程设计不再只是教师的任务，而是由技术专家和教师组成的小组合作设计与制作，然后由出版商和名牌大学共同推向市场。教师依靠多媒体光盘或者借助互联网进行授课，学生可以利用视听设备与知名学者交谈。课堂讨论既可以由教师负责组织面对面的专题讨论，也可以安排在互联网上联机研讨。教师的任务是帮助并指导学生掌握独立在网上获得信息的技能。

在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一部分学校还没有使用现代化教学技术手段，部分教师仍然是靠一本书、一个教案、一支

粉笔、一块黑板一讲到底，这种落后的教学方式在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现代化社会显得“格格不入”，也明显不适应日新月异的知识更新速度。当然，也有一些城市的高校都已配备了多媒体教室，校园计算机已联网，实现了教学资源的共享。但与美国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一方面与我国的经济实力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相当一部分教育工作者对现代化教学手段的意义和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有关，这些人的思想还停留在粉笔加讲台的传统教学手段时代，认为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得不偿失。一些学校虽然配备了大量先进的教学媒体，但是整个课程实施并未将科学的教育教学理论渗透其中，使得课堂教学流于形式，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三、对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启示

1　改革现行教育体制，真正赋予高校依法办学的自。我国现行教育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式的改革。比如，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设置实行政府全面干预、统一规定的方法，在各大高校都有相应的统编教材、参考书及统一的课时规定、教学大纲，有时教学还要接受统一的检查和评估，致使教师只能按部就班地按照同一的安排组织教学，在这种情况下，“灌输式”教学无疑是最佳选择。另外，有部分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过多，教师为了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也会选择较为节省时间的“灌输式”教学方法。因此，一方面，在对高校的管理上，政府应当转变职能，坚持高校的所有权与办学权分离，扩大高校的办学自，真正赋予高校办学实体地位，使高校真正尽早实现自我管理、自我发展。另一方面，教师也应当转变教育观念，努力提高自身素质。

2　着力发挥学生主体作用，转变教学方式。我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式的更新，关键是树立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的教学理念，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改变单一的“单向灌输”的教学形式，变为互动启发式的双向交流为主的教学形式。对教师而言，上课是与人的交往，是艺术创造，是自我发现和探索真理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教授和展示结论，对学生而言，学习的过程是主动思考的过程，是通过原有的认识结构以达到对新知识的理解，通过思考和取舍把教师传授的知识内化为自己的思想、智慧，也是主动创造的过程。教学的目的不在于教师教多少，而在于学生学多少。思想政治理论课双向互动式的教学形式，其重点在于运用科学的精神和客观的态度，围绕教学过程中的重点、难点和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研究、参与讨论、相互辩论，使学生在参与探究的过程中，获得学习知识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培养分析问题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提高综合运用理论识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增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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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课程是以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作为出发点，各个利益群体围绕着利益的实现而展开对国家政权的争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各种政治关系、实施各种政治行为、建立相应的政治体系、积淀出政治文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政治也在不断地发展。对于当下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民众权利的保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能够给学生提供必要的基础理论，已经成为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然而，政治学课程的原理和分析方法都是来源于西方，以西方的制度和政府活动模式来进行分析的，与我国的历史背景、人文习俗和政府活动规律差异很大。由于我国的政治制度和西方发达国家完全不同，其中的分析方法、案例和内容往往以西方的政治制度为背景，对于没有出国考察过的师生来说，非常抽象和空洞。而民族类院校公共管理类的本科生绝大部分都是文科生，尤其是很多少数民族学生有自己的和独特的文化，对此的学习兴趣更低。鉴于这种情况，本文结合民族类院校的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和政治学课程的特征，全面分析政治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教学内容陈旧

政治学涉及到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知识，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对教师的要求很高。但是，目前大部分教材的内容比较陈旧和空洞，大部分内容都集中在对政治专业术语的内涵、特征、分类和作用等方面的详细论述，不仅缺乏其他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更缺少典型、时效性强的案例分析，导致教材充满了枯燥和抽象的政治学基础理论。即使著名高校或者权威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其作者也往往是由博士生或硕士生组成，查阅或翻译国外资料直接拼凑而成，内容很不系统，甚至前后矛盾、错误百出。而民族类院校的授课教师考虑到民族问题的敏感性，一般都是严格按照教材内容讲授，特别是考虑到我国目前政治环境和政府的治理模式，不可能有效地将理论知识和实际情况相结合，几乎都是单纯地讲授理论。学生没有真正体验过社会政治生活，也就没有政治的利益冲突，对政治学抽象的理论更不会有深刻的体验，其结果就是知识和现实不能有机联系，对政治学也就没有学习的积极性。教师为了活跃课堂气氛，要么讲授历史事件或故事，要么讲授我国的各种腐败现象、公共管理的缺陷等现实问题，甚至会讲出一些违反原则的内容，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学生的注意力，但并不能解决实质问题，严重的会误导学生的价值观。为了保证教学秩序和社会稳定，考虑到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基础和民族特征，教师也只好回避一些现实问题，重点讲授理论知识，教学内容也是严格遵循教学大纲而不敢有任何创新。

(二)教学方法单一

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性决定了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理解的局限，需要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最好有机会或者主动地参与到具体的工作和生活中，才能真正感受到理论知识的价值。可是，由于我国曾经存在着2000多年的专制统治，普通民众几乎没有权利意识，而在当今保障民众的权利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但是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举步维艰，难以真正体现民众权利的保障，并且经常发生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使得教师无法安排学生进行实践。教师不得不坚持传统的授课模式，自始至终向学生灌输基本的理论知识，较少利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和前沿的分析方法。学生也自始至终在被动地接受教师的讲解，几乎没有主动学习和参与教学的动力，更别提积极参与到实际工作了。再加之当前高校都在不断扩大招生规模，上课的人数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尤其是政治话题、民族冲突、等问题在我国是非常敏感的，民族类院校的少数民族学生比例较高，教师和学生通常都不愿意轻易地谈论，甚至有意识地回避，结果难以形成师生互动的课堂气氛，大大降低了课堂教学效果。教师按照统一的教学大纲、同样的教学内容来培养学生，忽视了少数民族学生的受教育水平参差不齐的现实，使得学生没有真正领会政治学的精髓，仅以死记硬背的方式记住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原理，不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洞察力和创新能力。

(三)考核方式落后

目前，民族类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政治学课程的考核方式比较落后，一般是由期末考试成绩、平时成绩、实验课成绩等方面组成。平时成绩一般包括学生课堂出勤率、平时回答问题和平时作业成绩组成，所占比重往往由教师灵活掌握。期末考试一般采用传统的试卷和闭卷考试的方式，间或采用开卷考试、写作论文、撰写调查报告、案例分析等形式，主要考核学生对政治学基本概念、原理等理论知识的理解程度。大部分学生平时没有参与真正的政治生活，对政治学抽象的理论没有深刻的体验，也就没有积累相应的政治学知识。尤其是传统的考核方式没有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很多学生没有学习主动性，平时不上课或者在课堂上看其他书籍，仅仅在考前努力复习，在考试中靠死记硬背一些理论知识，以求得较高的卷面成绩。当课程结束后，学生只会简单的记忆一些零碎知识，没有任何自己独特的见解，难以掌握重要的政治学理论，更不能熟练运用理论知识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最终的结果就是学生只为求得分数而学，并没有增加对公共管理的认识和学习的动力。长此以往，学生就没有任何危机感和社会责任感，不利于公共管理专业的发展，更不利于学生就业能力的提高和公共服务意识的培养。

二、提升政治学课程教学水平的思路

政治学课程教学的主要目标是传授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基本的政治学理论，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人才。就民族院校而言，公共管理人才的培养要面向少数民族，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作出贡献。鉴于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认为学校和教师应紧密结合少数民族学生的特质和我国少数民族发展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我国公共管理的发展状况，积极改善政治学课程的教学模式，不断提升其教学效果。具体来讲，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教学内容创新

经过千百年来国内外的哲学、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们的研究，政治学理论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逻辑严密，思路非常清晰。学生在这之前已经学了相关的基础课程，而且文科生的人文知识相对比较丰富，还有大量图书馆资料和新闻媒体可以阅读。因此，本文认为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必过多强调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讲解，因为学生的社会阅历和知识积累很有限，内容过于抽象和深奥不利于学生吸收和理解，反而会增加学生的学习压力。相反，重点在于加强历史事件和典型案例的讲解，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运用政治学理论知识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特别是针对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更应讲授现代西方的政治发展状况和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精髓，否则政治学的讲授和学习将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教师和学生都会感觉空洞，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另外，教师应该加强自身专业知识的学习，了解当前政治学理论发展的前沿问题，尤其要详细阐述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各民族的发展状况，创新社会管理离不开各民族的风俗人情和发展特点。结合我国目前社会管理中出现的新问题，引导学生理性思考、科学地运用所学理论来分析现象，使其明白理论知识离现实很近，不断提升其学习的积极性。

(二)教学方法创新

出于落实国家政策和各种利益的考虑，全国高校普遍在扩招学生，其后果之一就是大班上课。由于民族类院校的学生民族成份比较复杂，学生的受教育水平更是千差万别，学生的利益诉求更是多元化。但是，受经济条件和师资条件的限制，不得不实行通行的大班授课，教学质量肯定会受到严重影响。本文认为，民族类院校应当果断采取小班授课，每个班级的规模最多不能超过50个人，便于师生互动。由于政治学课程的综合性和应用性，教师应该严格要求学生关注时事，点点滴滴地积累各个学科的知识，经常搜集典型的案例，并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问题。这种措施不在于要求学生分析得准确与否，而在于彻底改变目前学生被动学习的习惯，增强其动手能力，促使其主动阅读相关资料。比如，组织相同民族成份的学生搜集整理自己民族发展史上著名的政治改革案例、重大历史事实、不同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案例等等，并在课堂上讲解，促进学生相互学习，加强相互交流。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交流甚至比单纯的教师灌输知识更为重要，因此，民族类院校应该鼓励教师和学生多讨论、多阅读、多实践。充分利用少数民族学生的优势，鼓励其在假期间进行实地调研，并在课堂上分享其劳动成果。

(三)考核方式创新

民族类院校学生的特质决定了仅仅利用传统的考核单一方式不能有效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尤其是对于那些教育条件落后、受教育水平低的学生，更是显得不公平，甚至会降低其学习的信心。政治学是专业性很强的社会学科，需要储备大量相关学科的知识，仅靠简单的、量化知识点的考核方式不能起到衡量学生学习状况的作用。因此，民族类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应该改变当前的僵化的考核方式，最主要是要淡化标准化的闭卷考试，或者大大降低其所占比重。增加平时的定性考核，尤其要强调课堂互动、案例讨论、调查研究、基本原理理解的程度等方面的重要性，不需要用百分制来衡量，代之以等级制考核。这种做法既可以避免定量考核的复杂性，又可以全面衡量学生的学习成果。不仅能够减轻教师的授课压力，还可以提高学生学习政治学的信心，更有利于各民族学生的融合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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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门学科，不仅要有自己专门的研究对象和领域，也不能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应该说，理论建设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基础和原动力。政治学也不例外，它需要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而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对民主、国家、人权、公共权力、制度等抽象概念的探讨和界定，离不开对具体政治生活的理性思考和分析，离不开对中西方各种政治学说的理解、阐述和评价，离不开对政治事务、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的关系及规律的高度概括和揭示。从我国政治学科发展的现状来看，政治学理论落后于政治发展的需要，对当前的政治生活缺乏解释力，特别是缺乏本土化的政治理论。因而，我国当前急需构建一套能够科学解释现实政治生活、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规律、预测政治发展前景的政治理论。这一套理论体系的构建当然是实证方法无法企及的，需要依赖政治学规范方法的运用。

大多学者都是从论证政治哲学存在的必要性角度，来说明规范方法的重要性。彼得•文奇从社会科学的特点出发论证了社会科学哲学存在的必要性，同时，也论证政治哲学存在的必要性。他声称社会科学内在地就是一种哲学事业，需要一种在逻辑上不同于自然科学提供的那种解释的概念体系。伊赛亚•伯林基于价值多元主义来阐述政治哲学的功能和存在的必要性。他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价值多元化的世界中，人们赞成的价值构成之间存在着不可简化的差异，没有任何一种价值体系可以容纳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任何这些体系将优先考虑某些价值，并放弃或重新阐释其他价值。哲学的任务就是阐明并评估这些不同的模式。既然承认价值多元化、承认不可调和的道德分歧，就要承认政治哲学的存在。有的学者从政治哲学功用的角度提出了政治哲学合理存在的三个方面的理由，“一是政治哲学为人们提供了正当生活的范式。二是政治哲学为人们提供了辨别的指引。三是政治哲学为人们提供了认知政治的知识体系。”

首先，一些现代政治学的方法很早就在政治学研究中得到运用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开始运用类似今天政治社会学的方法。如柏拉图致力于寻求社会与政治的统一，其代表作《理想国》就是通过揭示自然的永恒法则，来探讨理想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和规则。而随后的亚里士多德通过对100多个雅典城邦的调查和研究，得出了典型的政治社会学的结论，即各个城邦在组织形式、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方面的不同，与一定的历史、文化、社会条件密切相关。尽管亚里士多德本人是无意识的，但这一方法对后世政治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代政治学研究中作为科学方法重要代表之一的结构功能分析，事实上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萌芽了。如柏拉图为了回答关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正义等一系列问题，他提出了分工理论和劳动专业化理论。他认为，“国家的正义在于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木匠做木匠的事，鞋匠做鞋匠的事，其他的人也都这样，各起各的天然作用，不起别种人的作用，这种正确的分工乃是正义的影子真实的正义不是关于外在的‘各做各的事’，而是关于内在的，即关于真正本身，真正本身的事情他主张人的需要是多面性的，而每个人天生的才能却是单一的。因此，他主张人们之间必须有合理的分工。而分工的必然结果就是结成人群或者社会。这样一种社会，要保证它的稳定和发展，必须满足三种功能:一是满足物质生活需要，二是要有人保卫，三是要进行管理。这样的一种社会团体就是国家。可见，柏拉图已经开始从结构与功能两个维度来研究理想的国家状态。

其次，政治学研究很早就开始与自然科学方法相结合在古希腊，政治学的研究就开始与数学等自然科学相结合。如柏拉图，他的理论与当时希腊数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的理想国的概念就是建立在几何学的基础上，即在研究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和规则时，不是去论述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去发现最理想的国家，去发现所有理想的国家所具有的实质性的和典型性的东西，即普遍的社会原则。应该说，这是数学方法与政治学的最早结合，这种结合使得柏拉图成为了“坚信可以将数学———几何学方法用于政治分析的斯宾诺莎和霍布斯的古代先驱”。到了近代，政治学研究一直致力于科学化努力，思想家们纷纷将各种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政治学的研究，其间，最杰出的代表是霍布斯。整个17世纪，“所有学科都让几何学给迷住了，霍布斯的哲学也不例外”[5](P517)。从哲学观上讲，霍布斯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者。他只承认物质的机械运动，并且试图用普遍的机械运动来解释世界的一切现象。基于这样一种哲学观，在政治学研究中，他特别强调数学和力学方法，尤其是几何学的应用，并主张将这些方法套用到政治现象分析中来。这些方法的运用典型就是霍布斯的代表作《利维坦》。从总体上说，这部著作是”建立在心理学上的，而其方法则是演绎法”他认为，人的运动有两类，一是与生俱来的终生不止的生命运动，即生物的本能运动;另一种是由外界刺激引起的生物的自觉运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天生是自我保存的，这种自我保存，反映在人的运动方面，就是人天生要求促进生命运动，嫌恶阻碍生命运动。因此，他认为，人们欲望和嫌恶的根源就在于促进和阻碍生命运动。而人性中能够促进生命运动的东西，就是善;人性中会阻碍生命运动的东西，就是恶;其中，在所有的恶中，“首先作为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提出来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人类第一个共同的本性就是争夺权力，而且永无止境。而要避免这种状态，他在政治上开出的药方就是，建立至高无上的国家，即他的“利维坦”。

而与霍布斯同同时代的配第，则独创性地应用算术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在《政治算术》这部著作中，他力图通过对大量统计材料的分析，从经济现象的表面深入到经济现象的内部。其根本宗旨就是重实证，反对主观想象。如配第自己所说“，和只使用比较级或最高级的词汇以及单纯作思维的论证相反，我却采用了这样的方法，(作为我很久以来就想建立的政治算术的一个范例，)即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的词汇来表达我自己想说的问题，只进行能诉诸人们的感官的论证和考察在性质上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他认

为，不能诉诸人们感官、在性质上没有可见的根据的东西是不能触摸的，当然无法加以论证，而在经济现象中，能够加以论证的东西，就是那些能够用数字、重量和尺度加以计算和衡量的客观的经济事实。在他看来，凡是能够用重量和尺度加以衡量的东西，也就是实在的东西;因此，经过数字、重量和尺度计算及衡量的经济现象，也就是经过了实验论证。他指出“，用数字、重量和尺度(它们构成我下面立论的基础)来表示的展望和论旨，都是真实的，即使不真实，也不会有明显的错误”因此，在该书中，他运用了很多数字来比较英、荷、法三个国家的国力。如他根据一定年数乘年租额来推论出地价，从房租推论出房屋价值，由工资推算人口价值，再根据人口数和盈余收益来推论国家的财富，总之，他的理论就是要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说话，正因如此，马克思称之为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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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课改；政治教学；角色转变

随着新课改在我国的开展，我国教育界进行了一次深入改革。不管是对教师的教学还是学生的学习，新课改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政治教学与生活实际紧密相关，只有与现实接轨的政治教学，才能真正起到育人的效果，因此，政治教学要紧跟时展的步伐。作为一名初中政治教师，要想有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为学生提供更加有效的指导，就必须实现角色的转变，摒弃陈旧的教学方法，不断提升自身素质，用现代教学理念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我作为一名初中政治教师，亲身经历新课改，并深深体会到转变教师角色的重要性，本文就新课改下初中政治教师角色转变展开论述。

1 实现老师教育观念的转变

传统教学中，老师在课堂教学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老师就像是“导演”，学生就像是“演员”，学生必须按照老师的想法去表演，不利于发挥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自主性。在学习中，只有一些悟性比较高的学生能够独立自主地领悟到学习的门道，而大多数学生的学习是机械的，只会呆板的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学习，缺乏科学的判断与选择能力，部分学生因为难以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学习的信心受到严重打击。

要想改变传统的教学状况，教师必须转变在课堂教学中的角色，由课堂教学的控制者转变为课堂教学的引导者，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有效协调，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将课堂教学变成师生共享的舞台。教师要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在进行课堂设计时，要重视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2 为师生、学生之间的合作学习创造有利环境

合作学习是新课改以来涌现出的一种能够有效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的学习方法，通过合作学习法的运用，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与课堂教学质量，但是合作学习法的有效运用，需要教师为其创造有利的环境。教师要积极为学生的合作学习创造宽松、民主的课堂教学氛围，彻底改变原有的师生关系，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在此基础上，使学生的人格和自尊心受到尊重，逐步培养学生的自信心。

对于合作学习而言，教师首先要自己理解其深刻含义，并在教学实践中有效掌握其运用方法，真正发挥合作学习法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合作学习法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是学生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是指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合作。

2.1 学生之间的合作。运用合作学习法，教师要能够有效组织学生进行合作学习。将学生按照一定原则分成若干小组，教师提出问题，让学生之间进行有效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学生互帮互助，通过集体力量使得问题得以解决。在此过程中，不仅提高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提高了学生的合作精神，培养了学生的团队精神，使学生对政治问题的认识更深入。

2.2 师生之间的合作。合作学习不仅发生在学生之间，在政治学习过程中，加强师生之间的合作十分必要。师生之间的合作主要体现在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采取有效措施，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课堂教学中去，通过师生之间的互动，有效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与参与精神。

3 有效运用政治学科特点进行教学

与社会实际和社会生活联系密切，是政治学科的主要特征，因此，教师要将学生的政治学习与实际生活有效联系起来。教师要组织学生开展有效的课外活动，进行广泛的社会实践，使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得到有效提升。例如：为了引导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老师可以给学生布置社会实践作业，“走进社会”、“网络调查”等，对学生将政治理论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进行有效指导。学生根据老师布置的题目积极的进行调查研究，不断进行探索，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

政治理论较之于其它学科而言比较容易理解，但是，要想真正具备运用政治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需要学生在实践中不断探究，真正理解政治理论的实用价值，了解哪些知识可以用来解决哪些问题，真正将政治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4 教师要注重自身素质的提升

初中思想政治教学和其它学科的教学一样，要想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至关重要。政治教师和其它专业教师一样，都要经过正规的师范院校学习与培训，掌握过硬的政治学科专业基础知识，并要懂得教学理论，只有这样教师才能保质保量完成教学任务。现代教育要求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因此，教师的教学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具有挑战性，因此，教师要注重自身素质的提升，以便为学生提供更加有效的指导。

教师是人类智慧的传播者，教师素质的高低对学生水平的高低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近年来，知识更新的速度日益加快，要求教师要时时注重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不断提高自身的认识。教师既要注重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还要注重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质，使政治理论得到更有效的传递。

5 教师要注重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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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Presentation教学　讨论式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Presentation可译为“展示、呈现”，运用Presentation教学是指“由学生以个人或以小组的形式在课堂上讲解某一话题或教材中某一章节内容的教学实践活动，是包括陈述，报告和演示等形式的一个讲演过程。”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是全国高等学校本科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一，如何突破传统教学方式，利用Presentation进行《纲要》的教学，从而提高学生在课堂的参与度并激发学生的研究热情，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

1 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

第一，学生参与的程度低。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虽然授课内容可能图文并茂、声像俱全，但是从学生的角度来看，他们只是旁观者。由于《纲要》是公共必修课，因此授课人数一般较多，老师在讲台上自说自话的同时，难以保证学生的听课效果，参与度过低。第二，老师缺乏创新动力。《纲要》的主要内容是历史知识，而历史知识本身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对于教授《纲要》的老师来说，如果没有新鲜思想的交流，那么将一次备课使用“终身”是很有可能的事情。第三，束缚教学改革的步伐。在学生参与程度低、老师缺乏创新动力的情况下，《纲要》课程发展建设势必遇到瓶颈，充实授课内容会得不到学生和老师双方的支持，教学改革必将停滞不前。

2 运用Presentation进行教学的方式

第一，提前布置任务。Presentation教学需要学生在课前进行准备，一般来说，在每次授课前一周左右，需要向学生公布一周后的讨论问题以及参考阅读材料。其中，讨论问题一般由老师指定，也可以由学生自己选择和内容相关的问题进行准备和展示。老师提供的参考阅读材料要和问题相关，而且要既有知识性的文献，又有研究性的文献。

第二，学生课下准备。在布置了任务之后，学生在课下的任务是通过阅读文献，对所选主题进行讨论分析（由于《纲要》是公共必修课，因此一般情况下授课人数较多，从而需要根据学生人数进行分组。分组准备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独立完成可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在分析的基础上，需要对思路进行归纳、整合，运用合理的逻辑思维方式将分析的结果组织起来。

第三，课堂展示讲评。课堂展示是Presentation教学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在课堂展示讲评环节，首先由学生对提前布置的问题进行展示回答，并提出自己对于这个问题深入的思考。每个问题学生展示结束之后，由做展示的学生或老师主持引导全班同学对此问题进行讨论。由于问题的可讨论性（见本文第三部分“问题设置”），加上学生提前阅读相关文献，讨论过程通常会有思想交锋。讨论结束之后，由老师对展示发言和之前的讨论内容进行总结点评，归纳出争论的核心和各方观点，并指出继续深入讨论需要阅读的文献。

第四，课后总结提高。对于一个好的问题，仅仅在课堂展示讲评结束是远远不够的。通过老师和同学的讨论交流，对于其中好的思想火花，可以在课后进行系统化、逻辑化的整理和总结。在整理总结过程中，如果能够由师生合作或同学间合作形成论文并投稿发表，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对该问题的研究和教学。

3 运用Presentation进行教学需注意的事项

3.1 问题设置

Presentation教学效果如何，最核心的因素莫过于问题的设置。不同的问题延展性不同，对于学生的吸引程度也不同，从而导致课堂讨论的深度差别很大。一般来说，为了使指定的问题有可讨论性，选择问题时需要注意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一是要提出比较性的问题。例如：“比较清政府的与日本的明治维新，说明为什么失败了，而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了？”有比较的问题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诱导学生对比较双方的异同之处进行思考和分析，避免单一性问题造成的思维惰性。二是要提出反思式的问题。例如：“为什么的对战双方是中国和英国，而不是日本和英国（或者其他国家）？的爆发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反思式的问题可以迫使学生对某一问题（或事件）进行深入思考，打破传统思维的禁锢，从不同角度对问题进行充分的分析。三是要提出假设性的问题。例如：“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对中国的影响有哪些？如果俄国战胜日本，将对中国造成什么影响？”虽然对于假设性的问题在学术界依然存在争议，②但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只要论证合理，就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假设性的问题可以通过反证的逻辑发现某个历史事件或者人物是否如我们一般性认为的那么重要，或者是否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

以上三种开放性问题是Presentation教学的核心，但是提出这三种问题比较困难，尤其是每次授课都有好的开放性的、可讨论性的问题更是需要老师在创新思维的基础上有充分的知识储备。

3.2 知识储备

知识储备的重要性在于提出上述三种可讨论性问题的时候需要经常用到不同专业的知识，只有将不同专业的知识和思维方式用于分析同一个问题时，才有可能使同一个问题变得丰富多彩（以上三个示例问题都部分地涉及到世界历史、国际关系等领域的知识）。如果能将更多专业的知识融会到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中，将使Presentation教学充满不尽的生命力。对于《纲要》进行Presentation教学，所需要的知识储备除了基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知识外，至少还需要储备以下三个方面的知识。

一是世界历史知识。中国近现代史是世界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不掌握世界历史相关背景知识，很难跳出民族中心主义的分析模式，同时难以发现和国外类似事件进行比较的问题，从而限制住Presentation问题设置的视野。

二是国际关系知识。国际关系的知识（包括基本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帮助老师在设置问题、分析问题的时候采用系统的、互动的模式，而非静止的、孤立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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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本科生；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思维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05-0209-02

专业思维能力的培养是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专业思维能力，指的是培养学生从专业角度出发去提出、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学进行专业划分，势必希望通过专业教育，赋予大学毕业生与一般思维能力相区别的专业思维能力，从而在毕业后竞争日趋激烈的就业市场取得一席之地，并且为更加长远的专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我国高校的四年制本科专业中，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作为一个比较新兴的专业，在进行人才培养的时候，在实际操作层面，呈现出种种问题，需要我们从教者不断研究并且提出解决的办法与对策。

一、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学生专业思维能力培养中所面临的问题

1.学生对于专业的定位模糊。本专业在定位上有自己独特之处，虽然主要内容均来源于国外，但是与国外的类似专业在设置上有一些区别。单就这个专业名称而言，就具有浓郁的本国特色。很多学生入学时对于专业的定位并不太了解，把该专业与相近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或者行政管理学专业相混淆，在对于专业的认知方面也存在困惑。没有准确的专业定位，从专业角度去发现、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就会存在障碍，其专业思维能力培养就无从谈起。

2.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问题。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是对学生培养方面的总体定位和实际实施，因此，培养模式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会直接影响到学生专业思维能力的培养。其主要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①专业课程设置。由于本专业在定位上的特殊性，国内数十所开办此专业的高校，除了常见专业课程之外，均根据自己的学校特色设置了特色课程。特色课程的设置对于学生的多样化选择与就业起到了好的效果，如华中理工大学该专业的课程中强调计算机应用能力，使学生具有很强的计算机操作能力，甚至可以达到程序员水平。但是在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各高校特色的同时，特色课程也有可能会对专业思维能力的培养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一些随意性较大，或者在目的上急功近利的课程会对专业思维产生限制和误导。毕竟专业思维能力的培养是一个立足于根本、立足于长期的过程。与一般思维能力的培养不同，它要求一个区别于其他专业其他学生的思维培养目标，它要让学生拥有看问题的不同的角度和方法。专业课程的设置需要围绕一个确定的、科学的、长远的专业思维能力目标来进行。②实践教学设置。从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来看，能力培养一般依托在实践教学部分来完成，也就是说，实践教学对于学生的专业能力培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专业思维能力培养也不例外。实践教学部分，一般由认知实习、社会调查、实验室建设、毕业实习等等方面组成。总体上而言，本专业在实践教学，尤其是实验室建设方面显得比较滞后。部分学校此专业并没有形成规范的实验室教学。而对于学生专业思维能力的培养而言，实际动手所形成的经验其实占有重要的地位，没有实践教学的支持，学生在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不能上一个台阶。

3.师资结构等等其他因素对于学生专业思维能力的影响。我国的政治学理论、行政管理学、公共管理学等相关专业培养的高等人才，体现在博士学位获得者层面，相对于该专业的师资需求来说，还不太充分。尤其是在专业成立之初，很多任课教师都带有其他专业或者领域的学科背景。这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不同的方法和思路，但是也可能会使学生在专业思维能力培养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困惑。

此外，学校和学科的其他硬件和软件的问题，也制约着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学生专业思维能力的形成和提高。

二、形成问题的原因分析

1.专业发展的历史背景原因。如前所述，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它的特殊性。在国内高校的四年制本科专业中，属于新兴专业，在国外也只有近似专业。因此在专业发展方面，没有现成的成熟的榜样可以学习和借鉴。专业从设置到发展成熟，有一个逐步完善的历史过程。这种特殊的背景，造就了学生们在对专业认识方面的模糊性。此外，这种背景，也让各高校在此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尤其是课程设置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探索性质。

2.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的现实原因。目前，很多高校都把实验室建设作为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的重点改革对象。但在我国，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在法学门类下，招生也偏向文科学生，因此人才培养模式上体现出文科生为主的法学类专业的特点，侧重于课堂纯理论教学，在实验室建设方面存在欠缺。此外，就业的压力，也可能导致在专业思维培养方面出现偏差和误区。比如地方高校的本专业常常选择以公务员考试为导向来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的设置，在解决了目前一部分学生就业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专业思维能力方面的疏忽和长远发展的困境。

3.师资力量培养和其他方面的原因。从学科特点而言，该专业教师应该来自于政治学理论专业和行政管理等相关专业的高等学位获得者。但是，国内具有相关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数量相对较少，且人才容易被分流，因此专业在师资力量方面存在一定的失衡。教师对于学生专业思维能力培养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没有专业的教师，很难有专业的学生。

此外，资金等硬件条件不足等等原因，也可能造成专业思维能力培养的问题。综上所述，种种历史与现实的原因，造就了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在学生专业思维能力培养方面的困境。

三、加强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学生专业思维能力培养对策研究

通过专业的不断完善、发展积累的经验，以及结合对部分相同专业的先进单位的学习考查，提出如下针对性的意见。

1.科学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针对文科生的特点和专业特色不断改进。人才培养方案是一个专业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的具体化，是培养学生专业思维能力的总提纲。针对该专业鲜明的文科特色，顺应实证研究的大趋势，应该确立经验研究方法的主体地位，在人才培养方案的主导思想中引导学生注重经验研究；同时，传统的哲学研究方法对于文科学生而言也是一种较为有利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模式，应该在方案中得到兼顾。同时，在不喧宾夺主的前提下，结合专业所在的学校特色和地域特色，可以在方案中增设特色的理论和实践课程，起到独辟蹊径地提高学生专业思维能力的作用。

2.加强专业导论课建设，培养学生对专业的正确认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面对对于专业定位感到模糊的新生，进行专业导论课教育，是专业思维能力培养的基础。要让学生清楚，本专业的历史与现状，学习的大致内容，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以及发展的走向。了解专业的历史，明确了专业学习内容，让学生基于对专业的理解而进行自我肯定，学生才有可能产生对专业的兴趣，并且从中选择自己愿意发展的方向。因此，在大一新生中开设专门的专业导论课程，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

3.加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加快实验室建设。2000年左右，最早的一批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在一些国内高校中产生。截至2014年，国内已有98所高校开办了此本科专业。十四年以来，该专业稳健发展，人才培养模式也在不断改进。以成都理工大学为例，与2004年专业承办之初相比，人才培养方案已经进行了三次修改，期间不断征求学生及教师的意见，以及在课程设置上充分考虑专业特点与国内外研究现状，对部分课程进行了删减、调整和增设，在兼顾学生需求（尤其是就业需求）的同时，一直不断加强人才培养模式对于专业思维能力的训练和培养，越来越获得学生们的好评。比如增设方法论课程，把学生的专业学习从较单一的经验学习，提升到方法的教授层面上来，对于学生的专业思维能力训练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此外，实践教学的改进也刻不容缓。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有相当一部分课程和实验相关，尤其是学科的发展，促使电子政务的兴起和计算机软件在政治科学中的广泛运用，单纯的理论教学早已经不能够满足时代对于本专业学生的要求。因此，转变观念，进行实验室建设，是每个开办本专业的学校都应该意识到的任务。

4.加强师资培训，提高教师专业素质。如前所述，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师资相对短缺的问题确实存在。加大对人才的引进力度，培养稳定的具备科研和教学能力的人才团队，是各高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当务之急。但是，作为从教者而言，积极利用现有的条件，提高学历学位层次，提高自己的科研创新能力，以科研促教学，也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前者需要学校在资金条件上的大力投入，后者则需要为青年教师的进修创造必要的条件。

综上所述，对于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而言，在学生专业思维能力培养方面，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针对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从教者应当不断探索解决的路径，使专业思维能力成为本科生毕业之时的宝贵财富，使他们从全新的角度认可自己、发掘自己、完善自己，从而也促使专业朝着一个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也希望通过对于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学生思维能力培养的研究，为类似专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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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政治学科的目标就是使学生用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提高学生的公民意识。所以在高中政治教学中教师应当积极引导学生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紧密结合起来，积极进行社会实践，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质内涵，提高学生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从而逐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因此，高中政治课程本身就蕴含巨大的社会正能量，为社会正能量的传递提供良好的平台。

二、从传递内容上看，进行模块化教学，创造社会正能量。

高中政治课程为了实现对学生的有效教学，根据一定的主题，将课程分为几个独立、完整的学习模块，并且各模块都有自己特定的思想内容。例如在教学《生活与哲学》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教学《经济与生活》这一章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和消费观，在市场经济中树立诚信意识；在教学《文化与生活》时，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增强学生的审美观念，陶冶学生的生活情趣；在教学政治体制这一章时，培养学生如何行使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所以对各个模块，可以将其当做社会正能量的教材进行传递。

三、从传递的方式上看，教学的生活化能够促进正能量的传递。

政治学科的教学目标指出：“政治教学要以学生的现实生活经验为基础，关注学生的发展需求，把理论知识的教学融入到社会生活的主题中，构建政治学科的理论同现实生活、理论逻辑与生活逻辑有机结合的课程模块。”所以，高中政治模块的主题和实质内容都体现出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例如，将哲学理论与生活相结合，使学生用辩证的和唯物的观点看待身边的人和物，从而实现向“善”的价值目标；将政治理论与生活相结合，使学生学到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常识，从而有序地参与政治生活。将经济理论与生活相结合，使学生掌握参与现代经济生活的基本技能，提高学生的生活能力与质量；将文化理论与实际生活相结合，实现对学生审美能力与审美观念的培养，塑造“美”的价值。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仅使理论比较形象、具体，而且使理论更具有说服力，实现政治学科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而真、善、美正是人类对生活的永恒追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追求，同时也是社会正能量传递的内在要求。教学的生活化的目标是：“培养人的生活品质，增强人的生活能力，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引导学生如何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即要与社会正能量传递的目标相一致。所以，构建政治教学课堂的生活化，不断传递社会正能量，不仅能增强学生现在的生活能力，而且对学生的未来全面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在高中政治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从实际生活出发，在学生已有生活经验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选取一些与学生密切相关的热点话题，引导学生对生活进行领悟和探索，从而使学生由理论知识逐步走向实践。

四、从传递的归宿上看，加强学生的社会实践，推动社会正能量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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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就是源自对体现在认识、语言和行为当中的理性（Vernunft）的反思。理性构成了哲学

的基本论题【1】。哲学一开始就试图用原理从整体上解释世界，解释多元现象的同一性

。哲学所使用的原理必须到理性中去寻找，而无须与彼岸世界的上帝打交道，甚至也不用

对茫茫宇宙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刨根问底。古希腊思想所追求的既不是神学，也不是广

大普世宗教所理解的伦理宇宙学，而是本体论（Ontologie）。如果说哲学的各种学说相

互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在于它们都想通过解释自身的理性经验，而对世界的存

在和同一性（Einheit）进行思考。 我这样说，实际上使用的是现代哲学的语言。但是，只要哲学传统还能够催发出一种

新的哲学世界观，它就值得我们加以追问【2】。今天，哲学已经无法再把整体知识意义

上的世界、自然、历史和社会当作一个总体来加以观照。世界观的理论替代物之所以失去

了意义，不仅仅是由于现实中经验科学取得了进步，更多的还是因为，伴随着这一进步而

出现了一种反思意识。有了这种反思意识，哲学开始回过头来做自我批判；在追问反思力

量在常规科学范围内还能有何作为的过程中，哲学思想变成了元哲学【3】。在此过程中

，哲学主题一方面有所变化，另一方面则又保持了稳定。围绕着比较固定的核心主题，当

代哲学，包括逻辑学、科学理论、语言理论和意义理论、伦理学和行为理论乃至美学等，

展开了一种较为一致的论证，而它们在论证过程中所关注的是认知、语言理解和行为的合

理性在日常生活、经验方法层面乃至系统话语中的形式前提。论证理论在此具有了一种特

殊意义，因为，论证理论的使命在于对某种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行为的形式实用主义前提和

条件加以重构。

如果上述判断思路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后形而上学思想以及后黑格尔主义哲学果真在

共同朝着合理性理论的核心努力，那么，社会学又如何能够承担起对合理性问题的责任呢

？

看上去，哲学思想在放弃了总体性关怀的同时，似乎也失去了其自足性。无论是想从

本体论的角度，建立具有实质性内涵的自然理论、历史理论、社会理论等，还是想从先验

哲学的角度，对非经验的类主体，即意识的内在结构进行先验重建，其目的都不是要对合

理性的条件作形式分析。一切终极论证的尝试都还在坚持源始哲学思想，因而都未能取得

成功【4】。在这种情况下，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新的轮廓。正如科学理论和科

学历史所表明的，对合理性条件的解释形式，同对合理性结构的现实形态和历史发展的经

验分析，实际上是相互一致的。现代经验科学理论，无论它们是沿着哪条路线，逻辑经验

主义路线也好，批判理性主义路线也好，方法结构主义路线也好，它们都提出了一种既具

有规范意义，同时又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要求，而这一要求是本体论哲学或先验哲学的基

础主义假设所无法满足的，只有反面例子的自明性才能对它进行检验。它最终所要说明的

是，重建理论能够揭示出科学历史的内在层面，并能够和经验分析一道，对社会发展语境

中建立在叙事基础上的实际科学历史作出全面解释【5】。象现代科学这样一种关于认知

理性的复杂体系，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形态的客观精神，也就是说，同样也适用于表现认知

--工具理性、道德--实践理性以及审美--实践理性。

当然，这种类型的经验研究的基本概念必须十分牢靠，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参与

从合理性的角度重建意义语境和解决问题【6】。认知主义的成长心理学在这方面堪称典

范。比如说，皮亚杰理论传统认为，狭义上的认知发展，包括社会认知发展和道德的发展

，都是认知潜能逐步发展的结果，对于这一结果，我们可以从内部加以重构【7】。相反

，如果行为理论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对解决问题、合理引导行为以及学习水平等所依据的有

效性要求加以篡改和否定的话，那么，合理性结构的外现过程严格来讲就不能说是学习过

程，最多只能说是适应能力有所增长而已。

在社会科学范围内，社会学是最早使用其基本概念去介入合理性问题的学科。把社会

学和其他学科进行比较，我们就会看到，社会学这样做既有科学史的原因，也有一些具体

的原因。我们先来看看政治学（Politikwissenschaft）。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政治学

曾经把自己从理性自然法（Naturrecht）中解脱了出来。但现代自然法的出发点依然还是

欧洲古代的观念，它们认为社会表现为一个靠政治建构起来，并用法律规范加以整合的共

同体。不过，现代资产阶级成文法概念，为社会结构的设计程序和从常规角度把法律--政

治制度建设成为一种合理的机制提供了可能【8】。具有经验倾向的政治学必须彻底摆脱

这些资产阶级成文法概念。政治学把政治看作是社会的一个分支系统，因而无须承担从整

体上把握社会的使命。从科学的角度把道德-实践的合法性问题置之度外，或者认为它们

只是一些合法性信仰的经验问题，用描述就可以解决掉；政治学这样做和自然法的规范主

义背道而驰，从而也就和合理性问题失之交臂。

政治经济学（Politische ?konomie）的情况则所有不同。到了18世纪，政治经济学

才和理性自然法之间形成紧张关系，并且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行为体系；维持这个行为体

系，起初所依靠的是功能（Funktion），而不是规范（Norm）【9】。经济学就其作为政

治经济学而言，最初还是一种危机理论（Krisetheorie），所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经济学

感兴趣的问题是，经济系统的动力是如何对靠规范整合起来的社会系统产生作用的。这就

和专业经济学区别了开来。时至今日，专业经济学还把经济当作社会的分支系统加以研究

，而对合法性问题不闻不问。从这样一个片面的角度出发，合理性问题就会被分解成经济

平衡问题和合理选择问题。

相反，社会学（Soziologie）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出现就是要解决政治学和经济学在

迈向专业学科的过程中所抛弃了的问题【10】。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在于：由于现代国家制

度的建立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分化，古代欧洲社会结构中所出现的社会整合的变迁。社会学

成了彻头彻尾的危机学（Krisenwissenschaft），它所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传统社会制度消

亡和现代社会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失范方面（anomische Aspekte）【11】。当然，即便在

这样前提下，社会学也可以集中研究某个社会亚系统。从科学史上看，宗教社会学和法律

社会学一直都是这门新学科的核心。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请允许我暂时不作进一步的解释，先把帕森斯所提出的功能图

式拿过来加以运用，（从图1中）很容易就可以看出社会科学各学科和社会亚系统之间的

对应关系：

图 1

当然，也不乏有人努力想使社会学成为一门专治社会整合的专业学科。不过，我在本

书中将要讨论的这些社会理论大家，说到底都是一些社会学家，这与其说是一种巧合，不

如说是一种征候。社会学是唯一一门坚持关注整个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同时也一

直都是社会理论，因此，它不可能会象其他学科那样回避、篡改乃至肢解合理化问题。之

所以会如此，我想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同时涉及到文化人类学（

Kulturanthropologie）和社会学。

把一些基本功能和社会亚系统搭配起来，这样做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对于文化再生产

、社会整合以及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互动领域，决不是象经济学、政治学等行为领

域中的互动那样专业化。无论社会学，还是文化人类学，所面对的都是整个社会行为的现

象世界，而不是相对明晰的行为类型；考虑到政治权力的利益最大化问题或政治权力的继

承和使用问题，行为类型可以说是目的理性行为（zweckrationales Handeln）的变种。

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这两门学科所探讨的是生活世界语境中的日常实践，因此，它们必须

把所有的符号行为趋向形式都纳入到自己的考察视野当中。解决行为理论和理解意义过程

中所做的分析的基本难题，对于它们来说也不再是那么轻而易举。它们在克服难题过程中

遇到了生活世界的结构问题，而生活世界的结构又是其他功能更加特殊、在一定意义上分

化得更加厉害的亚系统的基础。至于"生活世界"和"系统"这两个抽象范式之间存在着怎样

一种互动关系，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还要做深入探讨【12】。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研究

社会共同体和文化不象研究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那样可以完全甩开社会科学基础问题以及

生活世界范式。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之间的牢固联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对情况作进一步的了解，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为接手合理性问题而做好充分

准备的是社会学，而非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是作为市民社会理论而形成的；其使命是对前

市民社会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及其失范现象作出解释【13】。这种从客观历史情境下出

现的问题，构成了社会学处理其基础问题的起点。社会学在元理论层面上所选择的基本概

念，是用来阐明现代生活世界合理性的增长过程的。古典社会学中的思想家几乎无一例外

地都试图建立其行为理论，以便用它的范畴来解释从"共同体"（Gemeinschaft）向"社会

"（Gesellschaft）转变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各方面内容【14】。如何通过意义理解而进入

符号对象的客观领域，这样一个问题在方法论层面上也相应地得到了处理；对合理行为趋

向的理解构成了理解一切行为趋向的前提。

行为理论范围内的元理论问题（a）所依据的是行为当中具有合理内容的方面；意义

理解理论的方法论问题（b）是要对意义和有效性（对符号表达的意义进行解释和对其内

在有效性要求所持立场）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阐明；（c）元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之间

的这种联系最终和这样一个经验问题又是紧密相关的，即社会现代化能否和从何种意义上

能够从文化合理化、社会合理化的角度加以描述。【社会现代化和文化合理化、社会合理

化之间的】这种联系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作中表现得十分清楚。韦伯对行

为概念的等级划分主要是依据目的理性行为，其他所有行为都可以划作目的理性行为的特

殊倾向。韦伯通过分析意义理解方法后认为，比较复杂的情况可以放到目的理性行为的理

解的临界点上：对具有主观目的的行为的理解，同时也需要（根据合理性的正确性标准）

作出客观的评价。围绕着基本概念和方法论所作出的上述判断与韦伯理论的核心问题--即

如何才能解释清楚西方理性主义--之间的联系最终也就一目了然了。

当然，这种联系也有可能是偶然的；它可能仅仅表明，韦伯对这样一个问题比较关注

，而这种从理论角度看具有偶然性的兴趣对其理论结构的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只

须把现代化过程从合理化概念中解脱出来，并把它放到其他的视角上，就可以一方面把行

为理论的基础同行为合理性的内涵分离开来，另一方面则可以使意义理解的方法论摆脱有

效性问题对意义问题的限制，而且，这种限制本身就是成问题的。针对这样一些疑问，我

想亮明我的观点，在我看来，韦伯从理性行为角度所探讨的是西方理性主义的问题，亦即

现代性的意义问题和由于必然原因首先发生在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的原因和后果问

题。西方理性主义问题具有历史偶然性，起码从研究心理学角度讲是这样。我想提出的观

点是，韦伯著作中关于合理性的三个论题都有其全面的根据。我这样说是想借以指出，任

何一种带有社会理论要求的社会学如果想进行较为彻底的研究，就必须同时把合理性问题

放到元理论、方法论和经验等三个层面上。

成的进化论视角当中。在完成这些预备性研究之后，我想从两个角度对合理性理论和社会

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阐明；（3）、一方面从元理论的角度，为此，我揭示出今天比

较流行的社会学行为概念的合理性内涵；（4）、另一方面则是从方法论的角度，为此，

我认为，相似的内涵可以根据社会学对客观领域的意义理解而得出。这样一种提纲挈领式

的论证应当能够说明，我们如果真想接手韦伯以来社会学专业范围内所讨论的历史难题，

那么，一种交往行为理论是必不可少的。

注释：

1. 施乃尔（B．Snell）：《精神的发展》（Die Entwichklung des Geistes），

Heidelberg，1946；伽达默尔（H．G．Gadamer）：《柏拉图和前苏格拉底学派》（

Platon und die Vorsokratiker），载其：《著作集》（Kleine Schriften）， III，T载其：《著作集》（Kleine Schriften）， IV，Tübingen．1977，第48页以及下两页；

莎德瓦尔特（W．Schadewaldt）：《哲学的希腊起源》（Die Anf?nge der

Philosophie bei den Griechen），Frankfurt am Main，1978。

2. 哈贝马斯：《哲学何为？》（Wozu noch Philosophie？），载其：《哲学政治巨

擎》（Philosophisch－politische Profile），Frankfurt am Main，1981，第15页以及

下两页。

3. R．Rorty（Ed．），The Linguistic Turn，Chicago 1964，及其：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N．Y． 1979，德文版，Frankfurt am Main，1981．

4. 关于源始哲学的批判问题，请参阅阿道尔诺（Th．W．Adorno）：《认识论的元批

判》（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载其：《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第5卷，Frankfurt am Main．1971；有关反对意见，请参阅：阿佩尔（K．

O．Apel）：《从先验语用学的角度来看哲学的终极论证问题》（Das problem der

philosophischen Letztbegründung im Lichte einer transzendentalen

Sprachpragmatik），载：卡尼特施耐德（B．Kanitschneider）（编）：《语言与认识》

（Sprache und Erkenntnis），Innsbruck， 1976，第55页以及下两页。

5. 参阅围绕着库恩（Th．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Die Struktur

wissenschaftlicher Revolution，Frankfurt am Main，1967）所展开的讨论，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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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宪法学在教材、教学和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1.宪法学教材体系缺乏科学性，教材内容比较陈旧

（1）宪法学教材管理比较混乱，导致宪法学教材质量良莠不齐。据初步统计，从1980年到1999年，共出版过70多种宪法学教材，进入21世纪后，宪法学教材逐步增多，不少大学的法学院都有了由自己的教师编写的宪法学教科书，而且有没有一本由本校教师主编的宪法教材，已经被人们视为该校的法学学科有没有能力自立于中国法学院系之林的标志之一。这种随便编写教材的状况虽然貌似“学术繁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也导致很多教材可信度和学术水平都不高，漏洞很多。

（2）教材体系编排基本依据宪法典，缺乏自身理论体系。“从1957年我国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宪法学教材开始，在体例编排上，基本上以我国宪法典的条文顺序为排列主线，同时参照了宪法学理论的逻辑要求而形成。大多数教材都是在宪法学基本原理之后，介绍宪法基本制度、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内容”。这样编排的宪法学教材体系使宪法学成为注释宪法学，宪法学自身的理论体系难以建立起来，从而导致宪法学的学科性不强。

（3）教材内容比较陈旧。虽然，目前的宪法学教材在内容上较之于前些年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但是，部分宪法学教材或者相关教材中的部分内容仍然还存在着内容陈旧，理论性不强，脱离实际，不能回答现实问题等问题。

2.宪法学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单一

（1）教学方法仍然采用“满堂灌”的单一方式。教学方法是教师传授知识、技能，实现教学目的的途径和手段。教学方式及手段的恰当选择和合理运用与教学效果的好坏关系密切。但是从目前宪法学教学方法来看，大多数教师主要采取的仍然是对学生单向灌输的讲授法，“教师在课堂上总是习惯于按照宪法学的基本原理和我国宪法典的结构为基线展开其授课内容。这些年的宪法学教学实践证明，单纯的内容的讲授往往使学生对宪法学知识的理解只是停留在教科书的层面上，容易脱离实际。且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注意力会逐渐下降。教师很难使学生的注意力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一直保持相当高的水平”。单纯的理论讲授法很难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有必要改进这一教学方法，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能动性。

（2）考核方式单一。在目前的高校中，宪法学的考核方式一般都采用传统的闭卷考试，这种考核方式是标准化命题，偏重于对宪法学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考核，但是忽视了对学生能力的测试。从性质上来说，宪法学虽然是一门理论法学，但从宪法学的教学目标来看，宪法学更注重能力的培养。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能力的培养越发显得重要。单一的闭卷考试方式，不利于学生能力的提高。

3.学生学习宪法学的兴趣不高

由于宪法学的基础理论课性质，在目前的高校中，宪法学课程普遍开设在大一第一学期，但是其内容的相当一部分和大一新生在高中所学的“政治常识”相同，对于缺乏新意的内容大部分学生感到厌倦，他们希望学习一些他们以前没有学习过的内容，再加上宪法学教材的内容过于抽象空洞，实际应用性不强，所以学生很容易对宪法学产生乏味、枯燥的印象，甚至产生厌学心理。

二、改进宪法学教与学的措施

由于宪法学教与学存在的上述问题，导致宪法学实际的教学效果很不理想，因此，应尽快采取措施来改变这一现状。为此，我们应该采取以下几点措施。

1.提高对宪法学重要性的认识，明确课程教学学习目标，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如前所述，由于宪法学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和大一新生在高三学习“政治常识”的内容相同，这部分内容对他们而言，缺乏新意，很难引起学生足够的兴趣和重视。针对这一现状，结合法学本科生的培养要求，一是应明确宪法学课程的学习目标。首先，宪法学作为法学的一门独立学科，是以宪法理论、宪法历史发展以及由宪法所规范的国家制度和原则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虽然宪法学的内容主要是反映和阐明宪法典的内容，在表面上宪法学课程大部分内容与高三的政治常识有所雷同，但是政治常识和宪法学也存在很大不同，首先两者所体现出的理论深度和系统性不同，政治常识只是对国家制度常识性的介绍，而宪法学则是对宪法典内容的系统分析和理论概括，其理论深度远高于高中阶段的政治常识。其次，两者的内容也有些许不同，宪法学中有“宪法的历史发展”和“宪法基本理论”等内容，而这些政治常识则没有。再次，宪法学课程的设置目的，是通过系统的专业训练，使学生掌握宪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培养运用所掌握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重在能力的培养。而政治常识则注重对国家一些基本制度的知识性掌握，重在知识的学习。二是应提高学生对宪法学重要性的认识。要使学生认识到宪法学科在整个法学学科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使其认识到学好宪法对促进依法治国的实现和改革开放的进行所起的重要作用，从而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重任，增强其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

2.加强宪法学教材管理和宪法学理论研究

（1）加强宪法学教材管理。在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宪法学教材的选用上，应杜绝盲目使用由本校任课教师自行编写的教材，尽量选取在国内影响力比较大、权威性比较高的教材，要改变教材的选用由主讲教师一个人决定的做法，整个教研室应对选用的教材进行集体研究，每学期对主讲教师申报的教材进行集体讨论，根据培养目标、授课对象、专业特色等情况统筹考虑，共同选出最优教材。

（2）加强宪法学理论研究。从目前的宪法理论和实践来看，造成我国宪法学教材体系编排基本依据宪法典，缺乏自身理论体系，教材内容陈旧落后，抽象空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宪法学理论研究的落后是其重要原因。比如对宪法学和政治学的性质和范畴界定不清，用政治学理论来解释和分析宪法学内容，用政治眼光来看待宪法学问题，从而使整个宪法学体系政治色彩浓厚，而该课程的法学性质则明显显得不足。还比如对宪法是理论法学还是部门法学的争论还没有停止，这一切都影响宪法学教材的内容，只有加强宪法学理论研究，才能不断促使其完善，使宪法学教材的内容更具有科学性。

3.提高教师素质，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

（1）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专业素质。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专业素质是改进宪法学教与学的关键。笔者认为，首先应加强宪法学专业人才的引进，改变过去那种宪法学教师由政治学教师兼任的状况；其次，对现有的教师应加强培训，应定期派这些教师去一些名校的专业学习，学习其先进的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促进自身的提高；再次，应加强宪法学教师队伍的梯队建设，建立一支年龄结构合理、学历水平较高的教师队伍，改变过去那种由一位教师从头讲到尾的现状。

（2）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展开教学。在宪法教学方法上，除了传统的讲授法外，还应不断研究探讨讨论式、研究式及案例等教学方法在宪法教学中的具体运用，使课堂教学形式多样化，克服传统教学模式中完全由教师讲授的弊端，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教学手段现代化方面，可采用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学。多媒体教学可以采用大量的图片、图表，增加教学的信息量，网络教学可以实现课堂教学的延伸及师生的互动。

（3）考核方式多样化。在宪法学的考核方式上，除了采取传统的闭卷测试外，还应采取灵活多样的考试形式。例如，宪法学教师每学期给学生布置2～3次小论文写作作业，鼓励学生在课堂上积极发言，“将学生的每一次论文成绩与在此之前一段时间内主动发言的次数相结合打一个相应的分数，作为一次平时考查成绩，并规定课堂发言及论文写作有自己的创见观点的给高分，以充分调动学生平时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励学生课前多读书，课堂多发言，课外多写作，积极思考，勇于创新，自觉训练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和素质”。

篇10

    自博特兰?罗素的权力学启蒙,权力研究已逐步活跃于哲学、政治学、教育学及社会学等领域。就社会科学而言,权力已成为该学科讨论的基本话题。但鉴于权力的特殊性,至今也没有学科或理论能涵盖权力的所有内容,甚而对权力的定义,至今也颇受争议。正如卢克斯所言:“权力本质上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不同价值观及信仰的人们对它持不同意见和态度。”在此背景下,笔者尝试以西方社会学理论范式为基点,通过对以往学者的权力研究的梳理,探索权力的核心特质、内在逻辑及发展路径,为权力的现时代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一、嵌入机制的选择

    基于西方学者观点,权力涉及控制说、能力说、关系说、因果说、集体说、力量说、利益说、决策说、结构说或影响说等。基于学科,权力主要影响于政治学、经济学及社会学,如政治学将权力理解为控制,强调力量和能力,重视权力的强制性;经济学将权力理解为利益,强调资源和禀赋,重视权力的资源占有及利益指向;社会学将权力理解为影响,强调权威和资源,重视权力的交互、对等及细微性。基于权力本身,它即可为实体亦可为抽象之物,它即具创造性亦具破坏性,它即能被研究亦能作为研究的工具。正如福柯之所述:权力具有弥散性,浸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存在于经济、知识、性等各种关系中,并直接对事物发生影响。总之,权力是一种社会现象,权力关系是社会关系中较为重要方面,权力影响侧面反映“社会秩序何为可能”的机制问题,权力研究亦成为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内容。遥看社会学发展历史,也可发现:从孔德的世俗政权和精神政权,到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中权力的功用,到韦伯提出合法的概念、权力的三重类型及社会权力结构论述,到帕森斯和吉登斯的权力资源论,到福柯的权力网络等,权力被众多社会学家所研究,但也因视角差异,权力被多重理解所包围。姑且搁置权力研究中孰真孰假的问题,整理各家之观点显得尤为重要。基于已有资料,内容如下:第一,概念界定。权力可得到多重理解,如影响力、顺从力、精英资源、利益诉求之工具、结构产物、网络与预期结果的产物、暴力手段等。可见,概念研究众说纷纭,是非难议,对权力全局性理解益处甚微。第二,学者观点。以学者观点整理的权力研究,文献多集中在单独研究韦伯、福柯、米尔斯、布迪厄等人,曾涉及吉登斯、帕森斯、霍曼斯、布劳、托夫勒、马克思等,甚少提及迪尔凯姆、哈贝马斯、科尔曼、卢曼、达尔多夫、拉图尔、鲍曼、布什亚等,当然这种局面也与学者本身对权力研究的深入程度有关,但如此划分有价值涉入之意,难客观判断社会学领域权力的研究现状。第三,逻辑整合。陈氚以部分学者观点为线索,分析社会学理论中权力相关内容,得出权力理论从理性假设到感性回归的微观基础变化。陈成文和汪希梳理了功能论、冲突论、交换论的社会学家对权力的研究。张广济等人分析了社会学权力理论从国家权力到社会权力的转化。罗宗志从意向性视角解读了马克思为代表的结构中心论和韦伯为代表的能力中心论。以上研究者的整理具有一定现实可行之处,但不足之处兼在于缺乏权力研究的穷具性。基于上,笔者比较社会学理论归类法,包括学派归纳、人物归纳、时间归纳、理想类型、理论范式等,最终选择以理论范式的方式来嵌入权力。具体原因如下:首先,选择基础———权力始终是社会学研究的关键议题,几乎所有社会学家都会涉及权力相关内容;其次,作为社会学理论范畴内容,权力研究遵循学科理论研究的基本规律;再次,从学科看,社会学是一门多重范式的科学,以范式分类为逻辑,可涵盖近乎所有社会学理论的内容。因此,从西方社会学理论范式作为嵌入点,能更形象且全面的解构权力,明晰权力在社会学领域的角色和地位,找出特质性因素。

    二、权力的嵌入过程

    关于社会学是一门多重范式的科学,虽最早可追溯到费里德里希,但让多重范式成为显学的还属瑞泽尔。他将社会学理论划分为社会事实范式、社会释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而笔者在本文中将在此基础上,新增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范式,以此来诠释权力。第一,社会事实范式。该范式处于自然主义和宏观结合的象限中,主以实证的方式研究权力的宏观方面。具体看:古典理论中,孔德、斯宾塞和迪尔凯姆都未直接将“权力”作为独立实体来研究,但他们的研究都为权力在社会学领域扎根奠定了坚实基础。如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观、社会学体系及人道主义宗教,皆启发后来学者去挖掘社会静力学和动力学的因素,权力则是这些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斯宾塞继孔德研究,进一步提出超有机体概念,指明家庭、礼仪、政治、教会、职业和工业六大制度,还谈及进化,并指出由于人口集中、文化结构分化,社会整合的难度也随之加大。在社会瓦解与否的选择下,社会或整合或崩溃,若社会是整合的,那么社会间成员相互依赖程度加大,权力将进一步集中。可见,斯宾塞已开始提及权力,并将它理解为政治权力,即政府领域对民众的影响力。随后,迪尔凯姆在积累前学者知识基础上,以研究社会事实的方式,探究社会的两种类型,并对社会进行诊断,提出社会变迁逻辑:基于迁移、物质密度增加、生态集中及机械进步,社会道德密度增加,产生竞争的需要,有能者得到高级地位,无能者则无位,由此产生劳动分工。可见,他未直接提及权力,但从有能或无能者、高级地位等线索,可发现他对权力的理解已从政治权力到产生动因的分析。现论中,结构功能论和冲突论已开始直接涉及“权力”事实的研究。以巨型理论着称的帕森斯,从唯意志论出发,通过行动的五个模式变量,提出了三种行动类型,提炼了四大社会系统,最后产生AGIL模型。模型中,他明确指出符号和信息是社会系统中的一般交换媒介,而作为与政治制度相对应的符号媒介之一,权力G与货币A、影响I和义务L共同作用并服务于系统。不仅如此,帕森斯还将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治集合体单独研究,涉及调节A、权威G、效率I和领导L。可见,社会学领域的权力已显性化,且被划入政治领域。除帕森斯外,默顿的中层理论及经验功能分析框架,也为权力功能的探索作出贡献。在冲突论中,达伦多夫区分了权力和权威,认为在社会联合体中,作为资源的权力和权威,它们的分配是不可能平等的,由此形成了支配和服从两个阶级。科塞在分析冲突时,也沿达伦多夫路径,强调资源和系统的不平等是导致冲突的主要原因,由此引出权力和资源概念,且柯林斯在互动仪式链中,虽强调冲突发生的另一动因,但也涉及较多的资源、地位及阶层等概念。可见此处,权力虽未完全跳出政治领域,但已开始涉及资源、能力、地位和阶级等因素。当论中,亚历山大从功能主义入手,提出后实证主义方法论或言之为新功能主义,指出行动和秩序的普遍性是一般性话语的核心,主张进行文化分析和市民社会分析。看似未直接分析权力,但他对权力的理解已融合入市民社会运行中,认为文化是符号集合的产物,话语是市民社会的符号规则,而市民社会就是权力运作的结果。致力于研究系统简化机制的卢曼,他对权力的研究直接指向降低系统复杂性的沟通媒介。第二,社会行为范式和社会释义范式。两范式虽分别来自于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但二者皆是从个体行为出发,具有共同的微观基础。因此,结合分析如下:社会行为范式:古典时期,帕累托基于对人类行为的非理性方面,探讨了情感和剩余物,指出剩余物多寡影响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的统治地位,认为社会是由情感、经济和政治三个因素相互依赖构成的有机整体。研究中,他的精英循环被置于各大系统中,权力的集中与分散贯穿于循环体制中,并影响政治系统的更替,而权力在此属于政治概念,并体现着其在系统运作中的功用。现代时期,霍曼斯在其行为主义交换中,指出权力产生于社会交换中的不对称,而权力也就被理解为提供有价值报酬的能力,它本身适用于强制权力和非强制权力。较之霍曼斯,布劳更系统的研究着权力,认为权力是个人或群体尽管遇到抵制却能通过威慑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他人的能力,它产生于不平等为核心的交换关系,这种交换关系又会进一步导致权力分化,引发新一轮的权力竞争,从而导致社会分化,而在这一轮权力变迁中,权力需在交换中通过价值化、规范化等方式被合法化为权威,且剥削性和压迫性的权力会导致强烈的反抗。可见,布劳将权力系统融入交换关系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权力运作机制。当代时期,科尔曼以行动者的理性选择作为权力解释的微观基础,建构了关于权力、权威和支配理论。他认为权力产生于交换,权力关系包括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威关系,人的作用在于在权力运作中使权力转让成为可能,而权力秩序中的行动者也会通过自身资源评估得到最优的选择。社会释义范式:古典时期,滕尼斯将社会学划分为纯粹社会学、应用社会学和经验社会学,而纯粹社会学将人的社会生活分为社区和社会两种理想类型,其中,社会生活构成包括社会实体、社会价值、社会规范和社会相关物。可见,滕尼斯也未直接提到权力,但他的人造社会使权力运作成为可能,而权力本身也可作为社会相关物的一种而存在。而齐美尔基于社会互动的研究,分析了社会进程、社会类型和发展模式,研究了冲突形式及社会分化过程,提出了货币哲学,并对现代性进行诊断,他认为人是有目的的存在,需进行经济交换,而货币作为社会分化的根本力量,为交换产生便利,个人得到自由,但也增加了疏离感,物化现象产生,人性没落。而货币在整个运作中,表现为一种物化的权力运作过程,但齐美尔并未直接研究该模式。与滕尼斯、齐美尔不同,韦伯直接研究权力(政治权力),并将其与权威区分,认为权力是行动者在一种社会关系中,可以排除抗拒以贯彻其意志的机会,即权力是使他人服从,而权威是人们接受命令的自愿,即合法化的权力。研究中,他还详细区分三种合法化权力———传统型权威、个人魅力型权威、法理型权威,并指出权力作为资源的一种,其与威望和财富共同构成社会不平等的三个基本要素。现代时期,符号互动、现象社会学和本土方法论较多关注人类微观层面,符号互动重视人际过程的符号功用,现象社会学关注日常生活,常人方法在于提供认识社会的新工具。他们都未直接提及权力,但值得肯定的是人类社会微观领域运作模式的探索,对于权力走出政治领域具有较为显着意义,如权力符号。当代时期,吉登斯将权力、时空、能动和结构联系起来,使权力成为结构二重性的内容之一,认为权力得以实现的媒介是结构,而权力作为一种转化能力,与能动和资源相连,且权力也表现为支配形式,转化和支配共同成为权力的两个方面,而渗透于例行化社会实践中的权力,具有一定的时空延续性,它通过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而被不断的生产出来。可见,吉登斯眼中的权力是个体或组织为实现某利益或目标的一种社会资源,这种资源贯穿于二重结构中,作用于主客体,并产生转换和支配力,最终影响社会变迁。布迪厄的权力是在惯习、场域、资本等概念下形成的,他通过权力场域说明社会位置之间存在的力量关系,而这个位置确保占有者拥有一定资本去进行权力争夺,而对合法定义的争夺是权力场域的普遍共性,而资本是一种积累的劳动,其包含对自己和他人的未来施加控制的能力,即它是一种相互间可以互相转化的权力,如符号权力(象征权力)。可见,布迪厄的权力是一种空间关系,资本拥有者在场域中争夺权力资本,其中,资本就成为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