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媒介融合的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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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经过近三十多年的发展，编辑学研究在几代学人的钻研努力下取得了重要进步。无论是理论建设，还是学科体系建设，甚或专业建设，都有着长足发展。尤其是，理论建设上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流派，显示了编辑学研究的斐然实绩。最早提出编辑研究存在流派现象的是李立范的《编辑学研究的流派现象》一文。他在该文中提出，“编辑学研究流派的兴起和形成是客观事实”①，并从研究者认识方法的差异出发将其划分为“框架”和“积累”两大流派。他认为，“框架派”以编辑学理论框架建设为主要目标，侧重总体认知的方法。而“积累”派的研究目标侧重于编辑具体工作规律的认知，严格遵循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规律。在《路漫漫其修远兮——中国编辑学研究述评》一文中，丛林将编辑理论派别划分为三种：一是以王振铎先生为代表的“文化缔构派”，二是以刘光裕先生等为代表的以编辑是出版传播的中介环节为立论基础的“中介服务派”，三是以任定华先生为代表的以“把关人”为立论依据的“信息传播派”。②该文以研究者的观点和立论基础的不同为依据，提出了编辑理论流派划分的主要标准，但又失之过简，既没有深入地总结不同理论流派的具体构成，同时忽略了其他理论流派的存在。除此之外，著名编辑学研究者邵益文先生对编辑理论流派也有过简要划分。他在《关于本世纪头五年编辑学研讨中几个问题的情况简述》一文指出，编辑学理论流派有三个，一个是王振铎先生为代表的“文化缔构论”，一个是以任定华为代表的“信息传播派”，一个是以出版业人员和资深编辑为代表的“编辑本体派”。③很明显，邵益文先生试图以研究主体身份的不同为标准来划分编辑理论流派。且不论这一划分依据科学与否，单就“编辑本体派”这一点而言就存在很多歧义。

由上可知，理论流派已是编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已受到研究者不同程度的关注。但是，由于认识角度不同，研究者对这些流派的认识和分析并不一致，尤其是对这些流派缺乏科学全面的总结。本文尝试对编辑学理论流派进行全面分析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对编辑学研究进行展望。

笔者认为，编辑理论研究流派的划分，既要注意到研究视角的不同，还要注重编辑观认识的群体性特征，更要抓住他们在编辑概念和编辑本质问题上的不同认识。编辑理论研究有几种编辑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几种不同的、有影响的、核心观点相似的理论体系，那么，编辑理论研究就有几种流派。以此为准，笔者将编辑理论研究分为以下几个流派。

一是“选择优化派”。“选择优化派”将编辑本质归纳为选择和优化。在编辑学长达三十多年的论争中，很多研究者都持此观点。如阙道隆先生在《编辑活动的起源和本质特征》一文中认为：“编辑活动是一种以选择和加工为特征的文化活动，因而和著作活动有区别。它不是直接创造文化成果，而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和体例，选择已有的文献资料和世人的作品，进行加工整理，以供复制和向社会传播，传播积累文化是它的基本任务，选择加工是它的本质特征。”④在阙道隆先生看来，编辑活动的本质是选择和加工。与此观点相同的研究者，还有张如法先生。他在《选择：编辑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职责》一文中指出，选择不仅是“宇宙间普通运动规律之一”⑤，也是编辑活动的重要特征。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完善是一种普遍的编辑规律”⑥。阙道隆先生认为，编辑活动规律是多层次的，最高层次的基本规律体现在四个方面：尊重作者创作个性与编者选择把关相统一规律；传播已有文化成果与文化创新重构相统一规律；保证文化产品质量与掌握最佳传播时机相统一规律；编辑活动的内容与传播媒介的特点功能相统一规律。由上可见，“选择优化”编辑观，构成了“选择优化”派的理论认识核心。除此之外，刘杲先生、邵益文先生都持此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编辑活动规律认识论。以此为基础，研究者又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具特色的独到性的理论体系，并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群体性的特征显示着该理论流派的研究活力。

二是“媒介文化缔构派”。这一流派以河南大学的王振铎先生为代表。早在1988年，他就发表了《文化缔构编辑观》一文，认为编辑活动具有文化缔构的本质属性。⑦之后，他又指出编辑文化缔构的方式是符号建模，文化缔构的目的是进行讯息传播，并在此基础上完整地提出了他的编辑活动三原理，即文化缔构原理、符号建模原理和讯息传播原理。针对学界指出的“文化缔构”编辑观存在编辑概念“泛化”的问题，王振铎先生不断地修正和完善自己的观点。他指出，编辑缔构的文化非广义的文化，而是媒介文化。他认为，编辑本质是创造媒介，及由媒介所形成的媒介文化。他在修订版的《编辑学原理论》中说：“编辑，审选设计精神产品，编构传播媒体的文化缔造活动。根据社会需要，按照指导方针，开发人文资源，策划、组织并取得精神创作品，通过鉴审、优选和编修整合，缔构成文图音像等符号模式，作为传播特定讯息的媒介载体，即为编辑活动。”⑧在分析这一定义时，王振铎先生指出，抓住“审选作品，编构媒体”的内涵即可认知编辑活动的本质。由此可见，他的“文化缔构”编辑观已经发展完善为“媒介文化缔构”编辑观。与王振铎先生的观点相应的研究者，不乏其人。比如王军在《编辑的本质是媒介创构》一文中认为，编辑的本质是创构媒介。他说：“我们之所以说‘媒介创构’是编辑本质，就是因为‘媒介创构’本质地体现着所有媒介的具体的编辑行为。”⑨何晓林在《编辑学的基本原理是文化变现还是缔构媒介文化》一文中，也高度认同“媒介文化缔构”的编辑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编辑缔构媒介文化的三个规律，即精神生产层面的结构创新律，文化传播层面上的互动传播律和媒体创构层面上的组织整合律。⑩

三是“信息智化派”或信息传播派。最早提出“信息智化”编辑观的，是河南大学的司锡明先生。1988年在《信息智化编辑观》一文中，他首先提出编辑活动的信息智化属性，认为信息智化是“系统地认识编辑活动的特性及其有关问题”的重要视角。在其后的《编辑学通论》一书中，他明确地提出编辑本质属性是信息智化。他说：“从根本上说，编辑是一种知识产品加工的脑力劳动，其工作的对象是物化于载体上的外贮知识，其活动的基本过程是外载知识的审评、选择、组编和订正。”司锡明先生的“信息智化”编辑观是从信息传播论角度来探讨编辑本质的。与其观点相近的还有任定华先生。他在《关于编辑规律的探讨》一文中指出，信息、知识这一间接事物是从编辑活动对象——图、文、声、像、数据库——抽象出来的本质概念，编辑活动的本质就是对信息和知识的一系列加工和整理。在此基础上，他提出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信息、知识的有序律，二是信息、知识载体的结合律，三是信息、知识的传播律。

四是“中间服务派”。“中间服务派”是丛林对以刘光裕先生为代表的主张编辑是出版的中间环节这一理论流派的称谓。1986年，刘光裕先生在《怎样理解编辑概念》一文中指出，古代编辑和现代编辑概念迥然有别。他认为，“编辑学应该在理论上回答编辑的概念是怎样的这一问题。”从编辑的社会关系入手，他明确提出编辑概念应该至少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在利用传播工具的传播活动中，二是处于作者和读者之间，三是作为出版的前期工作。以此为基础，他认为编辑活动隶属于出版活动，是出版的中间环节。在分析编辑本质属性时，他指出：“至此，我们可以看到编辑社会本质的一个方面。它是在人际间利用传播工具的思想文化交往中，作为其中的中间环节，从中发挥导向功能，以限制盲目性。”与此同时，他还认为：“这样，我们又看到了编辑另一方面的社会本质属性，就是在作者和读者间发挥协调关系和节制矛盾的功能，以维系两者的同一性。”一言概之，刘光裕先生的编辑观就是编辑是出版的中间环节。持有与此相近观点的，还有王华良先生。他在《再论编辑活动基本规律》一文中指出，任何一种编辑活动，都必须存在编者、作者和读者这样一种社会关系。他认为，各种编辑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的中介本质和共同的行为方式。换言之，王华良先生和刘光裕先生一致认为，中介才是编辑活动的本质。在此基础上，王华良先生认为，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就是作者、编者和读者之间有关作品的供需关系的调整律。

编辑理论流派是伴随着三十多年来编辑学研究的不断深化而形成的。研究者对编辑概念或编辑本质的认识，构成了这些编辑理论流派形成的基础。同时，不同研究者往往又有不同的理论资源和问题视角，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推动着“言为新声”的编辑理论创新发展。如“选择优化”派对编辑本质的认识，更多地是从编辑过程或编辑具体工作来立论的。从编辑本体工作来看，选题、组稿、审读、加工、发稿、校对这编辑“六艺”构成了编辑工作的基本过程。在这一周而复始、环环相扣的过程中，选稿和加工工作又最普遍、最重要，而且在编者和作者的关系中又成为最基本的矛盾，因此被“选择优化”派认为是编辑活动的本质。当然，传播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也构成了“选择优化派”的重要理论基础。比如，张如法先生对编辑本质的分析，就较多地借鉴运用传播学中的“把关人”理论和社会学中的“社会角色”论，来分析“选择”在整体编辑活动中的重要作用。“选择优化派”在编辑学研究初期影响很大。无论是“选择论”，还是“优化论”，都是研究者从编辑主体视角来对编辑工作进行整体审视的。可以说，这一理论流派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发现并有效地拓展了编辑主体论，让人们认识到编辑工作特殊性之一面。

“媒介文化缔构派”是迄今为止编辑理论流派中最为活跃的理论流派。该流派的立论基础是文化学、媒介学和符号学。“文化缔构”编辑观最初是运用波普的“文化学”而从人类精神文化大厦建构的角度来审视编辑活动的根本功用的，认为编辑活动在文化的积累、传播和创新这三个环节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区别于作者单个成品创构的整体缔构作用。之后，王振铎先生又将这一论断完善为缔构媒介文化这一更为具体范畴之内，以回应其他研究者对其观点“泛化”的批评。之所以说这一理论流派最为活跃，是因为其代表人物王振铎先生从未停止对“媒介文化缔构”编辑观的思考。最近几年，他又分别提出编辑活动的“主体间性”特征和“媒介间性”特征，从哲学层面分析编辑活动主体元素之间和编辑活动的客体——媒介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媒介文化缔构派”，在编辑理论界影响深远。虽然编辑本质是缔构媒介这一核心观点还有待探讨，但是就理论体系而言，它是最为系统、最为完整的一个流派。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该理论流派最早从普通编辑学的角度对存在于各种媒介中的编辑活动的本质及其规律进行思考，从而开启了普通编辑学研究的先河。

“信息智化派”或信息传播派的主要理论取向是信息论、系统论、知识论和传播学相关理论。这一理论流派的意义在于，拓展了编辑学研究的宏观视野，丰富了编辑活动规律认识的层次。尤其是任定华先生所倡导的确立全息统一论的编辑观，对学界多维确定编辑对象都有着重要启发意义。

由刘光裕先生所开创的“中间服务派”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编辑概念的论争中形成的。该理论流派的理论取向主要是传播学和社会学。代表人物刘光裕和王华良先生对编辑概念的讨论都很有见地。他们提出的古代编辑活动的起源、编辑和出版的关系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学界有关编辑学研究的讨论，深化了人们对编辑本质的认识。他们提出的编辑学基本原理，更多地侧重价值论和业务论层面，对于深化当时对编辑社会价值和编辑工作运行机制的认识，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新世纪以来，人类编辑实践伴随着创新不止的媒体实践而不断发生着深刻变革。新媒体迅速崛起，数字出版应用日益广泛，网络编辑作为一种新的编辑形态影响日甚。与此同时，不同媒介的互动和融合逐渐成为一种发展现实。在此背景下，此前不同媒介编辑形态泾渭分明的状况不断被打破，并逐渐趋向融合和一体化运行。这些实践状况无疑给编辑理论的研究提出了新的命题和任务。

一是对编辑概念的重新认识将成为编辑学研究的新话题。编辑学研究存在几种理论流派，就显示着编辑学研究有几种编辑观。编辑概念这一原本编辑学研究最为基本的问题，却最让学界“众说纷纭”。这既是编辑学这一学科年轻的表现，又是编辑学研究的必然现象。因为人类编辑实践的历史悠久绵长，编辑形态丰富多样，且又变动不居。这无疑决定了高度抽象地概括编辑概念是一项艰难复杂的课题。以现实为例，日新月异的数字出版，不仅影响着人们的媒介实践和生活方式，而且改变着传统的读者、编者和作者界限分明的编辑关系模式，改变着传统的编辑手段和编辑主体思维。与此同时，传统的编辑形态发生着悄然转型，编辑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着明显的变化。比如，高速运行中的数字网络上的博客出版中有没有编辑活动，备受读者青睐的网络文学出版中有没有编辑活动，拥有巨大市场的网络游戏出版中有没有编辑活动，日益走俏的微博媒体在信息传播中有没有编辑活动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其中作者和编者的界限又在哪里呢？编辑活动是否又回到了为一些研究者所言称的起始时“编著合一”的状态？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只能从更高的哲学层面来辩证抽象有关编辑概念的认识。在编辑理论流派中形成的有关编辑概念探讨的这一传统，也必将得到延续。

二是贯通各种媒介编辑活动的普通编辑学研究将受到重视。建立普通编辑学，探讨贯通各种媒介编辑活动的编辑基本规律，既是编辑理论流派的一个认识传统，又是编辑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编辑理论建设的现实需要。编辑理论研究流派中不乏致力于普通编辑学研究的学者。“媒介文化缔构派”的代表人物王振铎先生起始立论就以多种媒介的编辑概念为旨归。“选择优化派”的很多研究者虽然在立论时更多地是针对传统的图书编辑，但是其对编辑本质的认识却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适性。这些理论认识不仅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而且还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对于我们下一步构建普通编辑学有着殊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反观现实的编辑实践，学界普遍认为，当代编辑实践中最为耀眼的景观是媒介走向融合，及不同媒介编辑形态的融合。编辑理论有必要回答：媒介为什么走向融合、如何融合，以及不同媒介编辑形态为什么出现交叉一体化和如何交叉一体化运行。与此同时，回答媒介融合背景下不同编辑形态的共同运行规律等问题，都是编辑理论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普通编辑学研究的重要范畴。

（作者系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注释：

① 李立范.编辑学研究的流派现象[J].湖北农学院学报，1993(4): 316.

② 丛林.路漫漫其修远兮：中国编辑学研究述评[J].中国编辑， 2005(3)：7.

③ 邵益文.关于本世纪头五年编辑学研讨中几个问题的情况简述[J]. 出版发行研究，2006（7)：60-61.

④ 阙道隆.编辑活动的起源和本质特征[J].出版科学，1996年（3）： 10.

⑤⑥ 张如发.编辑社会学[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275.

⑦ 王振铎.文化缔构编辑观[J].河南大学学报，1988（3）：106- 108.

⑧ 王振铎.编辑学原理论[M].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74.

⑨ 王军.编辑的本质是媒介创构[J].编辑之友，2006年（6）：43.

⑩ 何晓林.编辑学的基本原理是文化变现还是缔构媒介文化[J].编辑 之友，2005（6）：37-38.

司锡明.信息智化编辑观[J].河南大学学报，1988（2）：107.

王振铎，司锡明.编辑学通论[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 50—51.

任定华.关于编辑规律的探讨[J].中国编辑，2003（4）：9-11.

篇2

关键词：文化创意；玉文化

发展我国玉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并且玉文化的内涵深刻，从道德层面来看，常把玉比喻成君子，传达出君子谦卑、虚心好学、懂礼仪等优良品质；从政治层面来看，古有和氏璧，“完璧归赵”的典故折射了当时背景下玉文化对于一个国家的影响力[1]。而从文化创意视角来看，也能够对玉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了解。因此，便有必要基于文化创意的变化视角，进一步对玉文化的发展进行探讨。

一、文化创意简述

文化创意，指的是人类对某一类文化的理解与诠释；文化创意需将文化背景、环境作为基础桥梁，从而将特定的文化传统传递出来。倘若无文化背景与环境作为基础桥梁，那么只能够称之为创意，而非文化创意。所以，文化创意既具备文化的属性，又具备创意的属性，两者有机融合，才能够使文化创意的精髓有效地体现出来。从文化创意的载体来看，少不了传统工艺要素，例如：根据不同时期的彩陶、玉器、青铜器以及瓷器等，便能够了解到这些传统工艺的发展，进而了解到某种特定文化从古至今发展演变的过程[2]。此外，从玉文化视角来看，从玉器的加工以及消费，在古代便具备很突出的代表性，从石器时代起，我国在识玉、制玉、用玉等方面，渐渐地形成了浓厚的玉文化。总之，在对文化创意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从文化创意角度对中国玉文化的发展进行探讨具备一定的价值意义。

二、从文化创意的变化看玉文化的发展

中国玉文化中的，辨识技术、工艺手段、文学研究等，从古代到如今，兴盛不衰。从文化创意视角来看，可以对中国玉文化有独特的理解、表达。不少学者表示，文化创意是玉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玉文化的发展及演变历程体现出来。总结起来，从文化创意的变化来看，玉文化的发展历程如下：( 一 ) 神玉文化分析从商周以前来看，中国玉文化主要的形式为神玉文化或者巫玉文化；在诸多文化遗址中均能够挖掘出玉器，且形式多样，比如带钩、坠以及珠等玉器佩饰等等；此外，还包括了出土的琥、壁、圭等玉器；对于这些玉器，从制作层面来看，量料取材的特质未能表现出来，这表示处于当时的时期之下，器物比材料更为重要。玉器表层的几何形状具有抽象性及象征性的特征，纹饰夸张，体现出玉器神秘、变幻莫测的显著特征。对于商周以前的玉器进行研究，能够了解到当时背景下的古人讲探索客观世界及对未知世界的思考作为文化创意的根源，将玉器作为信仰的寄托，希望能够和天地神灵之间实现沟通交流。( 二 ) 德玉文化分析从儒家学说中，能够将德玉文化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玉具备很好的物理性质，能够长久留存，相比人的肉体和生命，玉存留于世的时间明显更长。因此，从儒家视角来看，常将玉比喻成某种高尚的道德品质。古代达官贵人、公子们腰间一般会佩戴玉器，除了装饰之外，也传达出了谦谦君子的象征以及身份的象征。此外，在古代，玉器的制作权力掌握在当官的人手中，在他们眼里玉器是高贵的、具有灵性的，久而久之，玉器的道德文化内涵也逐渐形成起来。从文化创意角度来看，德玉文化便是一种文化创意，并且随着德玉文化的兴起，渐渐地将神玉文化替代，使得“六瑞”等玉器变得更少，而佩玉则逐渐增多[4]。( 三 ) 玩玉文化分析从神玉文化到德玉文化，再到唐宋元明清时代的玩玉文化，代表着玉文化在中国形成了一种潮流，并且受众极大。在玩玉文化的背景下，使得玉器具备了观赏与使用的功能，并且玩玉文化时期的玉器品种、形态均丰富起来，呈现了多样化的显著特点。从文化创意视角来看，对玉器的材料以及能够形成的器物充分重视，要想体现出玉器的价值，便需要选择上好的材质，并考虑制作出来的玉器的美观等。当然，虽然玉在古人心中形象很好，但是也有不少学者对玉进行批判，认为在玉的发展过程中，渐渐演变成的玩玉文化有一种趋炎附势的表现。

三、结语

在本课题探究过程中，认识到文化创意具有文化的属性，又有创意的属性。从我国玉文化来看，经历了神玉文化、德玉文化、玩玉文化三大阶段，这三大阶段玉文化的文化创意表达形式也有所不同。例如：神玉文化中，古人将玉作为与神灵交流的媒介，传达了一种精神层面的诉求；德玉文化，以玉比喻成谦谦君子，传达了古人对玉的喜爱，以及将精神、情感寄托于玉的创意表现；玩玉文化中，玉器的形态、种类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也参与一些商业活动。总之，我国玉文化历史悠久，需避除糟糠、留其精华，使玉文化能够长久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1] 石林梅 . 辽代玉器在中国玉文化中的地位 [J]. 沧桑，2013，01：42-44+49.

[2] 靳彦乔 . 浅议中国玉文化及制玉材质 [J]. 收藏家，2011，09：35-40.

[3] 胡小丛 . 中国玉文化与世界交流 [J]. 中国产经，2014，02：59.

篇3

关键词：图案概念；图案变化；现代设计；融合

一、图案的基本概念

图案，顾名思义，图形的设计方案，有装饰意味的花纹或图形，以构图整齐、匀称、调和为特点。一般而言，我们可以把非再现性的图形表现称作图案，是实用和装饰相结合的一种美术形式，它把生活中的自然形象进行整理、加工、变化，使它更完美，更适合实际应用。

二 、图案变化的手法

图案的变化是把写生的自然物象通过夸张、取舍、概括为适合于装饰的图案纹样，具体的处理手法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1.提炼的手法。 提炼的手法是抓住物象最美最主要的特征，去掉繁琐的部分，通过把对象的整体或局部概括为几何形；把对象用线描构成的方法做块面处理；把对象的外形整体概括、内部提炼，只保留主要部分等方法，使物象更单纯、完整，以加强整体特征的表现。

2.夸张的手法。 夸张的手法是加强突出对象的特征，利用变形、变色使原有的形象特征更加鲜明、生动、典型，富于装饰性，强调、突出自然物象中能够引起美感的主要部分。如梅花可将其五个圆形花瓣组成有规律的花型，的夸张变化是要突出花瓣的细长、卷曲、秀丽的特色，使形象更具有生命力，给人以美感。

3.巧合的手法。 巧妙的构思组成新的图案，在设计中，选用某些典型的特征，按照图案的规律，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使之更富于联想、诗意和艺术魅力，但要注意整体的协调性。如设计形象中巧妙地共用局部的形或同一条轮廓线的正负形等等。

4.寓意象征法。寓意，是把特定的含义和美好愿望，寓于具体的图案形象之中，用以表达某种意念、理想和感情，表示对某种事物的赞颂和祝愿。寓意贵在含蓄和自然、合符情理而不牵强附会。意要寓于形，形要蕴含意，做到形与意的和谐统一。我国民间图案中广泛借物比物的寓意手法，传达思想，付诸吉祥。象征，是以某一具体的形象来表现抽象的、非具体的概念本质特征的方法。象征和比喻往往是不可分的，而比喻又是包含在形象的寓意中，因此，作为图案变化三者也是密切联系的。以某种形象为对象，取其相似相近加以类比，来表达特定的意义，上述几种图案变化的手法在现代设计中可以综合运用。

三、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图案变化是通过创造意念、设计形态来表达的。它综合运用联想、比喻、象征等思维手法，成为介于文字和美术之间的视觉语言形式，是信息传达的载体。其“立象以尽意”的手法，追求的是简洁，虽短犹精，情真味浓。“任何国度的设计中，都应体现国度的根，这个根就是自己的文化。”图案变化是一种高度概念化的指向方法，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灿烂文化，都钟情于自己血脉相融的本土文化，图案之美就是探索文化特色的源泉。 

在现代平面设计中到处都能看到图案变化的作品，比喻暗示是工艺美术常用的一种象征手法。如今，传统的视觉形象不时出现在设计作品上，它们似乎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言人。可见，图案中比喻暗示的手法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平面设计。现在很多设计师都不同程度地利用民间图案作为创作素材，传统的视觉形象不时出现在包装设计、广告设计、标志设计等上面，合理地从传统图案中汲取力量进行再创造，运用图案的表现手法展示独特的民族风格。雷圭元先生在《图案基础》一书中提到：“借鉴古人，借鉴外国，是提高自己图案创作水平的途径之一，要善于利用。”原始借鉴又称模仿，如：虔诚地模仿（敬畏他人）、竞争地模仿（超人一等）、忧虑地模仿（与别人相同而不落伍，过时）、三位一体地模仿：直接模仿（小孩模仿大人，猴子学吸烟）、间接模仿（积累、总结、比较、记忆等）、创造性模仿（取优创新、批叛的继承）。因此，我们要擅于模仿。香港著名平面设计师靳埭强创作了大量文化招贴。他在《2007全国设计伦理教育论坛》上的发言中认为，美的原则有三条：立意――意念先行，以形取神；创新――承先启后，破旧立新；活用――适身合用，灵活生动。只有勇于吸收，才能发展，只有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才能最终真正成为自己文化的主人。其实图案的应用就是敢为人先的创造与发明，大胆设计、大胆改造、大胆实用新工艺、新材料、新科技的全过程。设计是一种创造，但不是发明。在设计构思时，广开思路，广泛借鉴，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设计出高于前人的作品。例如日本，设计起步晚，但发展迅速，究其原因，是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的成功融合所形成的独特的民族特色，以及兼容并蓄的设计理念。作为平面设计的形式本身，图形化倾向一般比较明显。民间图案的应用，可在它们之间建立一种内在的联系，观者可以从中领悟作品深层的民俗精神和民族特点。因此，在设计时离不开对周围民俗精神的考查和认识， 体现民俗观念是一种良好的创意设计方法，是具有中国特色设计的内在支柱。在现代设计中因为民俗观念本身与广大受众的交融性，将有助于设计为众多人所理解和接受，同时，设计中的民俗特征不应单单从造型的角度来理解，也应对其深层的民俗基因进行把握。这样设计出的作品才更具有时代特色和民族风格。  

四、结束语  

通过对图案变化的再创造再设计，一方面使自己的传统文化得到较好的继承和弘扬，另一方面，通过对西方设计的模仿和学习，形成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的特色设计之路，只有不断实践、不断总结才会有长足的发展 。图案作为媒介的传播体，凭借方寸纸上的静态图像追求文化品位，多层次、多角度地进行深度表现，提高传播力度，强化观念，丰富视觉表现，使主题的引导及说服功能更具亲和力、感染力、震撼力和生命力。

参考文献

篇4

内容摘要：在20世纪末，异军突起的后现代广告已成为商业活动的重要载体。本文在商业广告设计的理念和材料的应用研究方面做了有效的探讨，对当下的商业广告设计及其市场需求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后现代 商业广告 材料 应用

后现代及其设计理念

20世纪60年代，人们对现代主义后期出现的单调与缺乏人情味的理性风格和冷酷面貌感到厌倦，有人开始摒弃这种设计思潮的束缚，探索追求新的表现形式，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了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这个概念是明确地与现代有区别的，是对“现代主义”文化的背叛与挑战。学者詹克斯认为，所谓后现代主义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二元论，或双重译码，这正是其混血的名字所给定的：现代主义的继续与超越”；他还认为“人们可以合乎情理地称他们为大众文化的现代主义，通俗的未来主义，怀旧的晚期现代主义等等”。从以上的阐述中可以明白后现代主义是一个象征人的精神生存状态的文化概念。它追求富于人性的、装饰的、变化而复杂的、个人和传统的表现形式，塑造出多元化的美学特征。

从意识形态上看，设计上的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国际主义设计的一种装饰性的发展，其中心是反对米斯•凡德洛的“少则多”减少主义风格，主张以装饰手法来达到视觉上的丰富，提倡满足心理要求，而不仅是单调的以功能主义为中心。设计上的后现代主义大量采用各种历史的装饰，加以折衷的处理，打破了国际主义多年来的垄断，开创了新装饰主义的新阶段。后现代主义采用了大量古典装饰为动机，因此有明显的符号可以追寻，与文化上混乱的后现代主义相比，应该说是非常简明、清晰的。

后现代主义的设计可以分为四个类型：第一，新浪潮平面设计运动，这个运动是由瑞士巴塞尔的几个设计家发起的，目的是打破国际主义对于平面设计的垄断；第二，意大利米兰市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激进装饰主义设计运动“孟菲斯集体”和旧金山激进平面设计运动；第三，“里特罗”的欧洲怀旧风格设计运动，以及它在美国的发展；第四，采用电脑从事设计的新流派，虽然没有一个统一的运动，但是由于采用同样的工具电脑和同样的电脑软件，在风格上比较接近。这个潮流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到1990年代和20世纪末依然兴盛。

后现代主义设计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典型特征：一是现代主义和国际主义反对装饰，而后现代主义则恢复了装饰性，讲究从历史中吸取装饰营养，与现代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冷漠、简单、理性化形成鲜明对照；二是对于历史主义的折衷主义立场，不是简单的恢复历史风格，而是对历史风格采取抽出、理性化，形成鲜明对照；三是强调娱乐性和装饰细节上的含糊性，娱乐性是后现代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因而大部分后现代设计作品都具有调侃的游戏色彩。现代主义和国际主义讲究毫不含糊的设计原则，而后现代主义则希望设计上有更多的非理性成份，创造出一种含糊的空间感，让设计更加宽松和舒展，给人以更多的审美愉悦性。

商业广告的概念和内涵

对于商业广告的含义，有以下阐述：耐斯特姆对广告的解释是：“所谓广告，乃对所有顾客，都能使其毫无遗憾地获得满足”。毕学帕则作这样解释：“所谓广告，乃通过大众传播，公布广告主的商品及劳务”。里查逊认为：“所谓广告，乃对于可能购买广告商品的消费者，以大家都知道的名称及价格为目的所作的大众传播，简述商品的要点，使消费者铭记于怀”。综上所述，本文将现代商业广告的定义概括为：广告是广告主有计划地通过一定的媒体将商品和劳务信息传递给大众，而起到促进销售作用的一种非人员推销的信息传递方式。这个定义包括以下四层含义：广告对象是非特定的大多数消费者。广告内容是主要向大众传递的商品或劳务信息。广告媒体是通过各种媒体（如报刊、杂志、电台、电视等）来进行的。广告目的是为了促进商品销售并取得利润。

和传统广告相比较，后现代商业广告所传播的并不是完整的设计信息，而是体现出模糊性、间断性、多元开放、异端、散漫性、反叛、变形等“不确定性”的因素，体现出对一切秩序和构成进行消解的后现代主义精神，使广告处于一种动荡的否定和怀疑之中，根本抛弃逻辑叙事而展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关联偏差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表现风格、情境、画面与广告主题松散相连，使广告成为消费者主题不确定意识的张扬。

以前广告主要有两种表现方式：一种是“自信――说服”模式，即“我的产品更出色，我能够用事实证明”；另一种是“投射――认同”模式，即“瞧我的产品多漂亮，用了它们，你就会一样漂亮”。这种历来行之有效的基本诉求模式在现在已经有了变化或被抛弃，它们在市场上已经不灵或不太灵。当前正面临着一个急剧变化的年代，在商业广告设计领域内，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和消费大众观念意识的变更，传统的广告设计法则已经难以完全适应并发挥其应有的威力和影响，已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国际广告协会主席乔卡波在谈及国际广告业发展和变化时提出：“在当今的世界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人变得更加商业化、国际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是消费者的变化。过去的一些消费群体、层次消失了，现在要细分消费者了。比如，对青少年来讲，在许多国家，他们的兴趣、爱好都趋于一致，新一代的年轻人将是重要的消费群”。因此，为了打动和征服目标消费者，必须要创新，有新的设计理念，必须针对目标消费者观念和心理的变化而产生的新的需求，必须根据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这个大社会背景确定新的策略。许多广告公司开始运用后现代商业广告的思维方式设计广告，以期能与年轻一代建立起一种心灵默契关系，重新与他们进行对话，满足他们的需求。

后现代广告设计中材料应用的体现

材料是艺术表现的重要语言。特定的材料在艺术中能充分体现各个时代的文明水平和发展历程，如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青铜时代、大工业时代以及今天丰富多彩的信息时代。每一次新材料的出现都给人类的发展带来质的飞跃，同样，在每一个具体的艺术领域内，艺术家总是在努力地挖掘，探索一切可能的新型材料，在多方位和多层次上自由地尝试各种各样材料运用的可能性，使艺术不断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材料是一切装饰的载体，选择不同的材料应考虑其美感、属性和物理性能、化学性能，充分反映设计主题内容要求。材料的可视性形成了它的视觉要素如：色彩、肌理、透明度等；材料的可触性形成了它的抽象触觉要素如：质地、冷暖、柔软、弹性等；材料的化学和物理性能决定它的造型和工艺流程。材料不同的物理性能会带来较大的心理反差，如光滑与粗糙、坚硬与柔软、温暖与寒冷等，这些都可以成为创造不同设计的途径。

材料在艺术家的眼中是充满了感情的，古朴、神秘的陶瓷可以让我们想到尘封的历史；明亮、瑰丽的金属可以让我们想到未来的科技；斑斓、典雅的玻璃可以让我们想到崇高的理想；柔和、含蓄的纤维可以让我们想到温馨的家庭；流动、飘逸的霓虹可以让我们想到喧嚣的都市；亲切、坚韧的木材可以让我们想到宁静的乡村。

现代材料学的发展是横向的、发散的，因此也是多元的，它开拓了设计师的眼界。各种材料――天然的、人造的、硬性的、软性的、化学的、物理的，纷繁复杂，每种材料都有自身的可塑性优势。材料本身具备体、量、形、色、光、质等特性（木、石的天然纹理，陶、瓷窑变的裂纹，棉、麻编织的网格）提供了恰当的艺术表现手段。

现代设计是设想、计划、运筹的综合运用，它运用经济规律和现代科技进行艺术创造，根据不同对象的需要合理安排视觉元素：图形、色彩、光线、质感、空间等。因此设计是集中美学、实用、经济、材料、科技于一体的实用艺术形式。同时，不能片面地将平面设计看成纯粹的二维世界里的创造活动。设计对象本身也是物质世界里的产物，人们对平面造型中的材料反应与其他视觉要素是同样强烈的。国内外优秀的设计作品也正是基于创造内容，运用新材料协助展示作品内容，提高文化内涵，赋予作品更生动、更深刻的含义。

比较传统书籍或包装而言，平面广告一般不具有立体概念，不能充分、具体展示材料特征。但是，在后现代商业广告中，材料的应用表现在图像风格上重视材料媒介的价值，把物品和环境融合为一体，纳入空间环境为作品构成要素，以实物、作品的空间铺陈作为增强作品的视觉冲击力的手段。应用材料的视觉张力和肌理美，将其制作为摄影图片，再结合其他设计语言，同样也自然地表达了材料对设计的辅助意义。虽然缺少了材料触觉这一重要特征，但区别于惯常的设计形式，不论是揉皱的画布上残留的颜色，还是纸片上剪出的大小不一样的方块，或者是水渍、票根、被涂改的字迹，它们带来的是更加新颖、更具冲击力的创作，以个性化为出发点的气质和特征，打破旧有的形态形成新组合和新规律，散发着别样的美。

在当今社会，文化传播方面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图像的泛滥。各种图像借助于电视、电影、网络、报纸、杂志、户外广告等媒介途径充斥社会各个角落，使人们产生了视觉疲劳。而后现代商业广告在图像风格和表现形式上求异――大量材料媒介的使用，使画面极具装饰美感。这是后现代商业广告的重要特点，也是后现代社会人的精神生存状态的图像化表述。

本文根据后现代主义的思维和宗旨，来分析近年来平面广告方面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例如，台湾意识形态广告公司为中兴百货设计的广告《货架篇》中，刚刚竖起主体框架结构的“房子”处在脚手架的包围之中，但急不可耐的“她”已经买回整整一个货架的日用百货。“她”正弯着腰察看着货架，似乎还在考虑买点什么。脚手架包裹的房子雏形、货架、日用物品、少女等意象拼贴在一起，构成一幅怪异的画面。再如，另外一幅中兴百货的广告《时尚经济学不是自由竞争，是抢先寡占市场》中，一位穿着华丽服装的少女站在石板铺砌的房间内，她的两旁是身穿黑袍，脸上带面具的人。红与黑的色彩对比，光滑与粗糙的肌理对比，使整个画面充满着一种怪诞、诡异的氛围，给人以强烈的刺激与压迫感。而在中国时报的广告《陶晶莹篇》中，空中悬挂的光碟，地上重叠的书籍，透明的玻璃窗，这些材质的积叠规整，形成巨大的体量，甚至于让人分不清是平面广告，还是材料展示，给人一种敬畏、震憾与庄严感。

在这些广告画面中，钢筋、货架、日用品、石板、光碟、书籍，以及被设计师发现的上千种别的客体，都是后现代商业广告中材料的应用。这些作品不是以现成物品或者现成材料本身的物质性直接体现的，而是以一种艺术感知的图形语言来诉诸受众的审美知觉。画面具有艺术的冲击力和非现实的梦境式的迷离美感，既符合后现代主义自我复制、自我翻新的美学特征，也符合后现代文化状态下人们以视觉形象为中心的感受方式和思维方式。

结论

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时代，现代高新科技的发展，使各种新的广告媒体、新的传播手段、新的制作技术以及新的设计理念不断涌现，广告设计的视觉语言变得越来越多元化，风格也越来越丰富多彩。后现代商业广告在风格和表现形式上具有新颖的形式，其大量材料媒介的使用受到了大众的欢迎，这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是一种经济现象。

后现代商业广告设计一定要重视材料的运用，因为它是表达设计理念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只有深刻理解现代人的精神内涵，利用现代设计法则和形式规律，才能设计出符合现代人审美心理的广告，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如何打破常规，利用材料媒介设计出更多有内涵、有视觉冲击力的广告，是从业者该探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杨晓军.许舜英意识形态与后现代广告[J].国际广告，2001（1）

2.陈楠.平面设计与材料应用[M].江西美术出版社，2005

3.李巍.广告设计[M].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篇5

【关键词】赖利夫妇模式 研究生 网络交往 跨文化交往

一、研究目的

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超越于工具层面的文化力量，渗透在社会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地改变了并正在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必然会对个体的人际交往方式和群体及组织的群体交往方式产生影响。

本文主要关注互联网对人际交往中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认知、理解彼此的文化背景有何影响，旨在探寻以下问题的答案：1、当代研究生使用互联网的情况及网络在其所使用的各类媒介中居于什么地位？2、这种媒介使用情况的变化是否对其人际交往方式产生影响？3、这种交往方式的变化是否在交往对象认知、解读彼此的文化背景时产生影响？是使得彼此的了解趋于全面化、客观化，还是反而强化了所谓的“刻板印象”？①

二、研究的理论维度

（一）理论简述：

“赖利夫妇模式”是美国社会学家赖利夫妇于1959年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的传播模式，他们认为，传播过程是庞杂的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应将其放到整个社会系统中进行考察，强调传播系统与社会各个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见图1）

根据这一理论，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首先是具有人内传播的个体系统；这些个体系统相互影响，构成人际传播；而个体系统又从属于各自的群体，这样，群体系统之间又形成群体传播；而个体、群体又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他们总是在社会中运行，因而又与总的社会系统有着互动关系。

（二）理论启发：

赖利夫妇模式对本文的启发主要在于，互联网发明前后青年人在人际交往时了解彼此文化背景方式的变化，以及人际交往方式本身的变化方面。

在互联网发明之前，这种对彼此文化背景的认知、理解主要有两个来源：

1、初级群体：主要是家庭、邻里，即父母亲友的言传身教对儿童基本的认知和行为方式的影响。这一时期，儿童的讯息主要来源于其最信任的父辈，因而这种影响是最基础的，也是最根深蒂固的，直接影响人们长大后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这一阶段主要发生在幼年和童年时期。②

2、次级群体：发生在儿童阶段晚期并持续到成年期，此时，人们获取讯息的渠道和影响其认知及行为方式的因素多样化，学校、同侪群体、组织以及大众媒体比起家庭显示出更重要的力量。③其中，尤以大众媒体为甚，在跨文化传播中，人们对于自己不熟悉的文化，一般都是通过大众媒介来进行了解，尤其是电视这一融合了视觉和听觉效力、冲击感很强的媒体，所以，这种认知和理解往往是很片面的。

但是，互联网的出现，使得这种情况开始变化。

在互联网上，信息的传播具有以下特点：多对多传播使得信息可检验性增强、透明度增强；无边界传播导致统一的中心信息源消失、受者摆脱传播链下游的被动地位；即时性传播使得时间空间瞬间被跨越、时效性空前加强等。这些特点对人际交往影响深远，人们获取信息渠道的增加使得大众媒体无法继续控制信息的唯一来源，理论上人们对彼此文化背景的了解应更全面和客观。人际交往方式也突破了传统的面对面方式，更趋于多样化。

三、研究方法

（一）资料收集方法

本文采用定量研究中的问卷调查法。

1、调查对象：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是兰州大学在读研究生。

选择这一群体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研究生这一群体经过多年的学习和实践，其文化特征已基本定型，趋于稳定，因而具有研究的可能性。第二，由于这一群体学习和生活方式的特殊性，传统的面对面人际交往较少，因而互联网对其的影响可能要比其他群体更大。

2、抽样方法：本文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

本调查按文、医、理、工、艺术及体育五类学科，随机抽取100名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99份。其中，男生42人，女生57人；研一学生69人，研二23人，研三7人；文科学生53人，理科25人，工科7人，艺术或体育1人，医科13人；家庭所在地是省会城市和地级市的学生48人，县城或县级市的23人，农村的28人。此外，所在地域文化圈是黄河流域文化圈的人数最多，占总数的47.5%；其次为青海风俗文化圈，占总数的20.2%；再次为东北风俗文化圈，占总数的12.1%。④

（二）资料分析方法

本调查使用SPSSl1.5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四、调查数据与分析

（一）媒介使用情况分析

1、使用频率最高的媒介

数据分析显示，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及其他五类媒介中，70.7%的人表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常使用的媒介是互联网；另外，使用频率较高的媒介是电视，占总人数的22.2%。由此可见，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代研究生接触最频繁的媒介，是其获取信息的最主要渠道。

2、公信力最高的媒介

调查数据显示，54人表示其最信任的媒介是互联网，另外45人表示其最信任的媒介是传统大众媒体，两者相差9人，差距不是很大。这表明，虽然互联网在当代研究生群体中的影响力十分巨大，但其公信力则并没有显著超越传统的大众媒体。

通过交互分析，发现来自于内陆黄河文化圈与沿海文化圈的同学，在媒介的信任感上有较大差异：前者明显更倾向于信任传统媒体，47人中有28人表示更信任传统的大众媒体，几乎为其总人数的一半；而来自长江文化圈、云贵文化圈以及闽台文化圈的同学则明显更信任互联网，11人中有9人表示更信任网络，占其总人数的81.8%。由此可见，相对保守的黄河地域文化与相对开放的沿海地域文化的确影响到青年人选择媒介的方式。

（二）媒介使用情况的变化对人际交往中理解彼此文化背景的影响分析

1、对自己所属群体文化背景的认知和理解方式

数据显示，在认知、理解自己所属群体的文化背景时，传统的信息渠道即父母师长的言传身教和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亲身体验显示出极大的力量，两者共占总人数的94.9%。

当个体处于幼年和童年期时，他对自己所属的群体的认知和理解主要源于父辈的教导，因为这一阶段的个体所能获取信息的渠道十分有限，并且对信息的鉴别能力几乎为零，所以他们对来自于其最信服的父辈的信息是坚信不疑的，即使在其长大成人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后也很难改变。

父辈生活的社会生活圈子一般比较狭小，其获取信息的渠道主要局限于家庭、单位和传统的大众媒体，对事物的认知和理解模式一旦形成一般就会固化。所以，对儿童的个性倾向、个性心理特征以及行为方式都产生一定的制约,即父辈的“刻板印象”一般也容易“遗传”给儿童。⑤

2、对自己不熟悉的其他群体文化背景的认知和理解方式

数据显示，按照使用人数由大到小排列，研究生群体在了解自己不熟悉的其他群体的文化背景时，所使用的信息渠道依次为：与该群体的同学实际交往，占总人数的29.3%；大众传媒的经常性新闻报道，23.2%；影视作品，19.2%；书籍和文献资料，18.2%；互联网，8.1%。

由此可见，传统的人际交往和大众传媒对研究生群体的影响居先，而新兴的互联网虽然作为信息渠道的影响力已十分强大，但它作为真正的意义建构渠道的影响力还未充分发挥出来。

下面，本文着重探寻大众媒体所建构的“拟态环境”对人际交往的基础――理解交往对象所属的文化背景――具有什么样的影响：

本文设置了一些在大众媒体上最常见的符号，包括：沙尘暴；丝绸之路；骆驼；污染；敦煌；干旱贫困；民风淳朴；重视教育等。然后问：“当你与从未去过西北的亲友谈起西北时，在他们脑海中会浮现的情景”。结果显示，对于符号“重视教育”，竟然有99%的人表示他们的亲友不认同。但事实上，西北自古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这种传统源于儒家文化的传承。

那么，为什么竟然有99%的同学的亲友对西北地域文化形成与真实情况迥异的印象呢？这其中究竟有没有大众媒体的原因？

统计结果显示，以上与西北地域文化相关的符号意象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大众媒体，67.7%的调查对象认为这些符号意象来自于大众媒体的长期以来对西北的固化式报道。而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对这些符号的设置作用则十分微小，只有5.1%的同学认为这些符号意象来自于互联网上的信息。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传统的大众媒体与互联网在媒介特性上存在根本性差异：大众媒体，尤以电视为甚，是一种机构传播，是以点对面式的单向传播为主，其专业化、集中性较高，由少数人控制，极少数人决定了绝大多数人接受信息的倾向及其意义构成，受信者的主动性小。

而网络传播具有交互性、个性化、匿名性、无地域性、无中央控制和多媒体化等特点。⑥因此，信息呈现高度动态性，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信源对同一事件进行检验，从而找到最符合真实情况的信息，以往由大众媒体设置的固化式符号不再具有威力。

正如心理学家利克莱德所言：“网络的功用在于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它向每个独立个体提供个人意志、个人创造性等禀性资源平台。”⑦

3、媒介使用情况的变化对人际交往方式的影响分析

互联网不仅仅是类似于传统大众媒体的认知工具之一，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同时还是一种交流工具。美国计算机专家克拉克曾说：“把网络看成是电脑之间的连接是不对的。相反，网络把使用电脑的人连接起来了。互联网的最大成功不在于技术层面，而在于对人的影响。”⑧

网络之所以能直接介入“交际”领域，在于它所创造的独特的“虚拟空间”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人际交往场所。以往在互联网之前的以电子媒体为中介的人际交往，如电话、电报等虽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信息沟通，但它们限于点对点的交往，难以为使用者提供一个大的交际圈。而互联网上的许多服务使上网者可以定向到达一点，也可以同时抵达多点，从而形成颇具规模的交际圈，建立起各具特色的“文化部落”――“虚拟社区”。⑨

虚拟社区”的出现极大地改变着现有的人际交往范式。

根据“赖利夫妇模式”理论，不论哪种大众传播形式，都是在社会总系统中发生的，都与其他各个社会子系统相关。“虚拟社区”虽然存在于不可触摸的互联网中，但它决不是真空中的独立空间，它一样受到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因为参与“虚拟社区”的成员仍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个体，而其交往的内容仍然与现实社会息息相关，并且他们通过这种人际交往而产生的族群文化和群体情感都是真实的。

由此可见，基于互联网的人际交往进一步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活的距离，使人与人之间的跨时空的全面交往成为了可能。“有史以来，人们第一次有所根据地希望着可以按照自己的生活特征，在虚拟的空间，与人、与信息做自由交往。”⑩

那么，兰州大学的研究生群体对于这种新型人际交往模式是如何使用的？数据显示，参加过有关西北地域文化的“虚拟社区”的被调查者占总人数的32.3%。这说明，根源于网络的这种新型人际交往方式在研究生群体中尚未普及化，但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此外，数据显示，通过网络社区的人际交往和信息沟通，认为上述主要由大众传媒建构的符号对西北文化的代表性分别为：完全可以代表真实的西北文化的人数占总数的64.6%；基本可以的占总数的20.2%；不可以的占总数的15.2%。对于这些符号持肯定态度的人数共计占总数的84.8%。可见，传统大众传媒输入给同学们的符号意象已经十分根深蒂固，不论是否符合真实，都已经很难改变。

五、结论与不足

本文应用传播学中开系统分析之先河的“赖利夫妇模式”来探寻互联网发明前后，跨文化人际交往方式的变化。通过问卷调查法对兰州大学的100名研究生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表明：

1、在兰州大学的研究生群体所使用的各类媒介中，互联网的使用频率最高。但是，这种使用目前尚主要局限于将网络作为一种信息渠道，而网络作为真正的意义建构渠道的影响力还比较弱。

2、兰州大学研究生在进行跨地域文化的人际交往时，了解对方文化背景的渠道主要是同侪群体和大众传媒。互联网对此的影响尚未十分明显。

3、兰州大学研究生进行跨地域文化的人际交往方式主要仍是传统的面对面方式，倾向于亲身的实际经验接触，而通过网络参与自己感兴趣的“虚拟社区”，与志同道合的陌生人进行人际互动，共同建构精神家园的同学则不占多数，但已经初具规模。

本文通过统计分析所得到的结果，与目前关于网络人际交往的主流理论并不完全一致，例如，理论上，通过网络人际交往，人们一般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传统的“刻板印象”，而对不同地域的文化更加理解，但是，本文所得到的数据并未显示出这种趋向，反而是“刻板印象”仍然牢不可破。这种理论与实际的矛盾到底缘由何在？本文尚无法对此进行解释，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注释

①“刻板印象”这一概念源于美国著名学者李普曼的publicopinion(1922)一书，指人们对具体的社会群体具有心理特质的观念与预期，是认知系统的重要组成成分。

②参阅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等译,社会学(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P26-P28。

③同上

④本研究对中国地域文化圈的界定参考目前网络上普遍认同的七大风俗文化圈，即1=东北风俗文化圈：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北部及内蒙东部；2=游牧风俗文化圈：包括内蒙大部，辽宁、河北、陕西三省的北部、宁夏北部及新疆；3=黄河流域风俗文化圈：大致北起长城，南界秦岭、淮河，西抵青海湖东，东及黄海；4=长江流域风俗文化圈：大致位于秦岭、淮河以南，西到青海高原东侧，东、南均迄于海；5=青海风俗文化圈；6=云贵风俗文化圈；7=闽台风俗文化圈。

⑤廖龙辉，网络：传统社会化模式的消解，社会，2002年第1期。

⑥宋绍成，挑战与对策：网络传播与青少年社会化，社会，2002年第1期。

⑦转引自王晓霞，“虚拟社会”的人际交往及其调适，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⑧转引自郭良，网络创世纪-从阿帕网到互联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P163。

⑨参阅Howard(1993 )、Hagel和Armstrong(1997)、Jones和Rafaeli(2000)、Clarke(1995)以及Hesse(1995)对“虚拟社区”的定义，可将 “虚拟社区”概括为，它是一个基于信息技术支持的网络空间,核心是参与者的交流和互动,并且在参与者之间将形成一种社会关系。

篇6

关键词：企业文化 企业形象 联系 区别

当今社会，企业已经从产品技术等硬件的竞争越来越多地过度到依靠更深层的力量——企业文化。企业文化作为指导企业行动的战略性思想和形成企业强大凝聚力的无形资产，是决定企业基业长青的关键因素。而企业形象作为企业文化的外显形态，它不仅能够提高企业品牌竞争力，而且有利于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可以说，两者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良好的企业形象需要以良好的企业文化为背景，同时，企业形象的完善有利于企业文化的建设。

一、企业文化与企业形象的简述

企业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企业文化是指企业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以企业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意识形态，具体表现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企业愿景、价值观念等内在精神。研究企业文化的内涵还要理清企业文化结构，透过现象认识其内在本质，企业文化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由里及外依次是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企业的生存发展离不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企业文化又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因此，企业文化对企业的生存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从功能上说，企业文化具有凝聚作用、激励作用、约束作用、塑造形象作用、创造作用、导向作用，等等。

企业形象（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简称CI，是企业有形形象和无形形象的结合，它从不同侧面来塑造一个具体、生动、综合的形象，即社会公众对企业的行为特征、企业理念和品质等所给予的评价。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是一个系统完整的工程，它需要企业相关利益者全民参与，其主要包括企业理念MI（Mind Identity）、企业行为BI（Behaviour Identity）和企业视觉VI（Visual Identity ）识别系统三大部分，他们分别代表理念识别、行为识别和视觉识别。

二、企业文化与企业形象联系

（一）层次结构上的一一对应

企业文化结构从里到外依次包括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是企业文化的灵魂，处于核心地位；制度文化是刻在人脑中的意识与观念形态的反映；物质文化是职工创造的产品和各种设施构成的器物文化。企业形象结构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企业理念形象、企业行为形象和企业视觉形象。其中，理念形象是最深层、最核心的部分，它决定了行为形象和视觉形象；行为形象是理念形象的延伸与载体，又是视觉形象的基础；视觉形象是最外在的部分，它是理念形象的外化。两者从结构上看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精神文化对应企业理念；制度文化对应企业行为；物质文化对应企业视觉。

（二）概念和范畴上的相辅相成

企业文化和企业形象是两个相互包含的概念和范畴，共同构成了企业的精神资源，有着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首先，企业文化和企业形象两者从概念上都强调了人本的核心作用以及企业的价值使命等；从功能上看，两者都有着导向功能、激励功能和辐射功能等；从视觉展现上看，企业品牌、企业宣传口号、企业logo标志、企业建筑物外观以及员工服饰等企业形象都是企业文化中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体现。

其次，企业形象的导入离不开企业文化，在塑造企业形象的具体过程中，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离开了企业文化，企业形象的导入只能停留在视觉化的表面阶段，不能使塑造的企业形象成为企业的价值理念的沉淀之物，也无助于企业整体素质能力的提高。而且，CIS工程中的3个“I”都离不开企业文化建设，都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都需要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得以完善，并内化为员工的思想。所以，企业形象的塑造是以企业文化为大背景的，是企业文化对外传播的载体和外延，企业文化的内容决定了企业形象塑造的主要方向。

同时，企业形象对企业文化具有反作用。企业形象作为一种文化形象，其设计系统是以企业文化和企业经营理念为核心，重新审视企业文化系统后再通过具体运作纠正的企业文化体系，使其企业文化理念和价值观更加清晰，弥补了企业文化系统的某些缺陷，从而与企业文化的建设可以形成互动。

三、企业文化与企业形象两者之间区别

（一）形成过程不同

企业文化是一种微观文化现象，每一种企业形态都有与之相对应的企业文化。从狭义的企业文化来讲，企业文化不是与生俱来的，它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随着企业的发展而不断地完善发展，是企业的领导者和员工在对企业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后，对企业价值观的一致认同感。而企业形象在企业建立时就已经将企业的标志，企业商标造型以及企业名称等通过自身和各种媒体推向了社会，并给消费者留下了一定的印象。

（二）内涵的不同

企业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价值观念、经营思想以及行为规范的综合，是人类认识的对象本身。而企业形象是一种主观意识，是在媒介上反映出的关于企业文化的全部信息，简而言之，是企业文化在人类头脑中的主观反映。 由于认识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公众的头脑中所形成的企业形象并不是企业文化的全面反映。例如，对于受众方来说，企业形象与企业文化之间存在由人类认识能力的强弱而产生差距；对于企业方来说，企业进行企业形象塑造时会根据自身需要将信息加工后传播出去或是某些内容不会通过传播媒介传播出去，这也使得企业形象与企业文化子内涵上有差别。

（三）利益相关者主体侧重点不同

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一种客观存在，从企业文化功能的导向功能、融合功能、激励功能、创新功能和规范功能看，其利益相关者主体主要侧重于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例如企业经理人，企业股东，企业员工；相对来说，仅有企业文化的辐射功能影响到企业外部利益者，例如消费者、当地居民、供应商、竞争者，等等。企业形象主要是指企业相关利益者对企业标志、广告内容、商标造型以及经营服务特色等综合的评价，而这里的相关利益者则主要侧重于外部利益相关者，例如消费者、客户、合作伙伴、社会公众、当地居民，等等。

四、结语

总之，企业文化和企业形象是两个相互包含的概念和范畴，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同时又有一定的区别。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企业文化建设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企业形象也随着文化的发展被企业广泛关注。因此，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在企业文化建设和CIS的导入中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光明.企业文化[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2]邹文兵.论企业形象与企业文化的关系[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

篇7

[关键词]电影美术　空间造型　民族化　场景

一、影视美术造型设计是银幕感染力必须表现的重要读解

作为影视艺术的一个主要构成部分。作为影视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门，作为银幕形象剧作的一个重要作者――影视空间美术造型，在影片视觉解读中它又是相当重要的，有时是很关键的内容。因为它是银幕世界视听效果的有机组成元素，并在影片的叙事结构和意义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因此，它具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内涵。所以解读影片离不开解读影视美术造型的设计和构思，解读影视美术离不开解读在广阔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产生的影视作品。然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或者在影视圈内，只解读影片的剧作情节而忽略对银幕世界造型角色的解读，这只能说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理论现象，因为佳作离不开叙事，更离不开影像造型。

影视是一门时空和视听复合的艺术，同时包容着叙事与造型形象的融合。正因为如此，影视美术师在其创作过程中的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一影视思维对银幕世界的造型表现显得尤为重要。银幕世界的造型表现，首当其冲的是美术师的空间造型和人物造型设计――即造型语言的设计。因此，影视美术的造型设计是银幕世界的视觉造型基础。

论及银幕世界的视觉造型，必然涉及到影视美术的空间造型、人物造型、造型语言等方面的造型要素。而空间环境、人物化妆、服装等造型要素之间的对比与变化、和谐与统一的构成关系，使造型要素具有一种造型语言的功能。我们知道，造型语言主要是由形语[景语，物语。人物形态及其化妆，服装造型等信息]、色语[色彩，色调语言]、时语[时间媒介，时间信息体等]、光语[光影，光调]、音语[音乐，音效等]、景语[情调，意境]、人语[个体或群体语境信息，非指人物口头言语]、图语(构图，画面]、动语(运动媒体，动势媒体]等要素构成。因此，作为影视语言及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一造型语言，其结构，气质便具有某种叙事性质的银幕影像剧作意义。

所以，从影视美术造型设计角度解读影片，如同从影视编剧，影视导演艺术，影视摄影艺术等角度解读影片一样。是电影美术家们理论研究的主要命题之一，同时也是有志于电影艺术发展的学者，通过电影美术之门步入电影艺术殿堂的必须探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当然，要通过影视美术造型之门解读影片。首先要认真理解影视美术，认识、理解影视美术概念和定义，了解影视美术设计师及创作任务，了解现代影视对影视美术设计的新要求等；第二，要全面理解银幕造型世界的“空间”概念、造型要素及其包容的诸如思想、文化、情感、心理等抽象方面的丰富蕴涵在银幕艺海里的多层面表现等等；第三要深入认识、理解“银幕影像剧作”的真正含义及其与影视文学剧作的区别，认识、理解影视创作上的主要艺术特点、银幕造型世界里剧作上的多元化结构和表现上的多重技巧。

二、影视美术造型必须服从银幕总体和有机统一的规划

一部影视作品的总体造型设计构思的形式与设计水平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创作思维方向的正确，还取决于影视空间美术师对空间造型构成要素的理解和选择，以及构成各个局部空间要素的多样有机统一。

所谓总体造型设计，具体讲，就是美术师从客观上俯视全局，对人物形象和空间环境等进行认真细微的全面分析理解，对影片的整体艺术结构形成一个总的构思，从微观上将总构思通过空间组织和构成，以及人物造型，道具形象的设计，转换成影视画面造型因素，形成一个总的设想。两者的关系：总构思是总设计的具体设计的前提和基础，总设想是总构思的创作结晶和成品。

总体造型设计，既是影视美术师创造活动中统观全局的、系统的影视思维与形象思维的过程，又是具体造型设计中的由整体到局部，再由局部到整体的系统立体的造型设计方案，宏观角度的总构思，是微观角度的总设想的造型指导，微观角度的总设想是宏观角度总构思的体现和延伸。由此可以说，总体造型设计是电影美术设计的灵魂，是未来影视效果成败的决定性因素。

不同题材内容，不同主题思想，不同风格样式的电影作品，构成总体艺术空间造型的内容、形式、特征以及构成方案的完全不同。一部影视作品总体艺术空间的设计构思的形成，往往取决于美术师对剧情背景和人物关系的综合分析和对生活的强烈感受，取决于对剧作家和导演创作意图的深入细致地研究。美术师将感性素材通过理性思考的梳理，逐步导入影片整体空间造型的创造思维范围之中。

影视美术的总体造型设计要求成为影视艺术展示作品内容，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完美造型的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同时又要具备艺术空间造型形式的独特魅力。因此影视美术的总体造型设计原则是：艺术空间的整体性，影视时空的连续性，景人一体的融合性，造型语言的参与性，创造意识的大众性。

总体造型设计的构思完成，来源于影视剧本及其风格和样式。导演对未来影视作品的整体艺术构思，是美术师进行总体造型设计的导向性创作依据，但更为重要的是美术师的总体造型设计的构思形成，则取决于美术师对剧本和未来电影作品独特的艺术思维及对导演、摄影等创造意图的综合理解和共识。

很明显，一部影视片的总体造型要明确。具体来说，一是依据剧本的造型设计的指向性创造意图要明确，二是艺术表现的手法和方法要具体，构成大的块面和逼真的细节，不但要强调画面形式感，而且在总体造型设计上也要有极大的差异，这些差异首先体现在对人物个性的描绘内容上，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决定了影片的外部形式风格。所以，美术师的总体造型设计是全片美术造型设计的灵魂，是影片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因此，从影视美术的角度，参照未来影视片的整体，结合影片主题、人物、风格、样式等因素的需要所进行的总体美术造型设计，是电影美术师首要的和基本的创造任务。

三、影视美术造型设计必须构成银幕视觉大容量混融效果

在四维空间中，导演和摄影可在美术师提供的运动着的空间环境中和体现空间不断变化着的时间里，用多个角度自由运用各种摄影机镜头，采取推拉摇移、正反仰俯、加快放慢等手段，进行全景、中景、近景、特写的电影画面的构图拍摄以及利用电子高科技手段，合成高妙的、异常真实的、扣人心弦的电影画面，也可简述为：以不同景象的视点。去展示视角的画面。

场景空间美术造型设计是在总体造型设计导引下的艺术成功，是人物的生存空间与活动空间的综合体，它不但承载着地域、时代、历史、民族、政治、经济、文化、阶级、地 位、职业等各方面人文领域的重负，而且还包含着人物思想、情感、心理、心灵等方面的人本领域的重要内容，同时，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它们还要承担起多元融合，突出重点的艰巨任务等。因此场景造型空间设计必须要有多义性。那种单一的造型空间的说明性、衬托性，是影视剧时代的任务，绝非现代电影美术师的高标准、高水平要求。

构成空间的多种造型元素，形成了银屏世界里的视觉语言信息环境，这个视觉语言信息环境，不仅含有物质空间层面的语言功能，同时也具有参与塑造刻画人物、参与银幕影像剧作情景，昭示影片主旨层面的多重语言涵义和信息功能。它和影片的风格样式是统一的、和谐的、相辅相成的。构筑具有某种艺术风格和个性特色的造型语言环境，就需要体现在总体造型设计中，有时体现在场景空间或场段空间之中，有时体现在全片的色彩配置和色彩基调的组织安排里，有时则体现在人物造型的细节表现当中。

四、影视艺术塑造必须产生银幕视觉感染中的精密逼真效果

在整套系统化的立体造型设计中，总体造型设计与分场空间造型设计在气氛营造方面的统合关系(场景的层次、气氛、色彩、基调、意境等方面的氛围组成内容)，人物造型与场景空间环境之间构成关系，蕴涵上的一场景空间的单层面与全片总体空间的多层面的融通关系，区域空间和场段空间的构成关系等等，都要包容美术师的总构思和具体造型设计的设想之中。

系统化立体造型设计还要包容对电影画面的构成、银幕影像剧作等方面的造型思维，即景――人，景――画，景――言，景――剧的四个合一。这些方面，不仅是电影美术造型设计中的具体构思内容，而且也是美术师在艺术创造中不可缺一的造型设计的奋斗目标。

传统上被广泛认同的概念是，电影是照相式的物质复原，如美国的好莱坞的西部片，家庭，德国的言情片，法国的心理片，日本的警匪片，中国的历史片，意大利的社会片等。无论是空间环境的造型细节，还是人物的服装设计和化妆造型，都给观众亲临其境的感受，甚至是生理刺激。银幕世界里这些视觉冲击力经过调动观众的思维，升华为艺术上的审美享受，从而达到认识人物，理解主旨的目标。

逼真的纪实效果，并不排除某种造型形式的追求、提炼和加工。因为银幕世界里的艺术造型不等于自然的复制，原始的抄袭，而是美术师对空间组织、造型设计的有机构成，而且也是逼真的，给观者一种艺术形式上的审美享受。

因此，现代电影对影视美术设计的要求逼真精密的意义并非是单一层面的，而是多层面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那种重复原始自然的生活逼真，绝不是艺术上的逼真纪实。

五、影视艺术造型设计在银幕上必须展现的民族化文化倾向

虽然现实社会生活中涵盖了宗教文化和地域文化，但是不同的影视作品的银幕表现，文化主题的内容表现的侧重则有所不同。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及其宗教文化，是美术造型文化的母体，电影人物的造型包括服装的文化信息来自于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母体之中，加之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又具有极为丰富的意义和内涵，因此，美术造型是可视性的服装设计刻画人物，创造银幕艺术形象的重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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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通信技术；现实生活；应用分析

引言

所谓的网络通信技术，具体来说是借助电脑以及网络装备，获取并且处理和传递所需的图文信息，确保广大群众能够便捷的获取所需的资源内容。它的基础和前提是电脑科技，由于电脑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国家的通信科技获取了很多成就。当前在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以及平时的工作中，都不难见到手机以及电脑等的身影。它们的存在不但能够丰富广大群众的物质层面的生活，最主要的是能够增加我们精神层面的享受，增加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在生活中，经由电脑以及手机等，即便是间隔万里，我们也可以和亲朋好友联系，在工作中，我们可以经由电脑开展视频会议等，查阅相关的资料数据等，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开展公司会议，分析发展情况。而且还能够借助通信装备开展远程教育。上述的这些发展都离不开电脑以及网络技术，如果要将通信技术划分类型的话，它可以分成电通信和光通信两种。而前者又可以分为有线的以及无线的两种，在通信技术里，所有的信息均是经由媒介传递的。在传递的时候存在很多的通信模块。我们国家目前的通信网络已经较为系统化了。不管是固定电话使用人亦或是手机使用人，其总数都在逐年增加，现在可以说是人均手机数量超过一部，此时的通信设备得到了显著的完善，通信技术有了显著的提升，宽带也变得非常常见了，换句话说，广大群众的生活此时变得非常便捷了。

1 我国的网络通信技术说明

由于信息技术高速发展，此时我们国家的通信科技也借此获取了很多的成就，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具体来讲，我们国家的通信工艺可从三个层面来讲述，即通信介质、通信模块和数据通信。通信介质是网络进行通信的媒介，信息的传递都要依靠它来完成。该介质有两个类型，分别是有线的以及无线的，而有线的即我们平时见到的双绞线和光缆。无线介质主要是利用电磁波进行信息通信。由于介质不一样，因此信息传递也不完全相同。假如介质的特性不是很好的话，就会导致传输的效益变差，导致品质变差。通过使用通信模块，我们能够将使用人转移到一个全融合园区网络，把语音以及数据等结合起来，进而提升通信品质，降低运作成本。所谓的数据通信，主要是对数据传递以及互换。数据传递的型号是数字，当获取型号之后要适当处理，通过信道进行数字信号传输，在信道的传输中，要想提升传递的稳定性，就要对其编码，进而对其判定，把对我们有帮助的信号提取，便于我们获得所需的资料。

2 网络通信技术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2.1 IP网络通信

作为互联网的产物，IP电话同样也是一类通信技术。它在当前的生活中有较多的应用。其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不需要太多的资金。正是因为它有着如此显著的优点，所以才能够被大范围的运用。我们坚信其应用前景也将会是非常广阔的，它的出现会影响到传统电话业务的发展。IP电话是按国际互联网协议规定的网络技术内容开通的电话业务，具体来说，它是借助网络开展通信活动，进而实现语音传递。如果是运距离通信的话，利用它就能够降低成本。它有三个组成部分，即电话，网关和网络管理者。电话指的就是普通的电话终端，网关是Intemet网络与电话网、一线通网之间的接口设备。借助网关，我们能够压缩语音信号，而且还可以寻址，管理人员作为通信的管控者，具体的负责记录工作，确保费用收取合理。

2.2 无线传感器网络通信

无线传感器网络是由部署在检测区内大量的廉价微型传感器节点组成，通过无线通信方式形成的一个多跳的自组织的网络系统，其目的是协作的感知、采集和处理网络覆盖区域中感知对象的信息.并发送给观察者。无线传感器网络是将逻辑上的信息世界与客观上的物理世界融合在一起，改变人类与自然界的交互方式。我们可借助网络了解世界，进而提升我们的感知水平。无线传感器网络是智能化的采用无线通信机制的第四代传感器网络，其用途是感知监测区域内的电压、温度、湿度、噪声、电流强度、压力、空气成分、移动对象的长度、速度和方向，并将信息传输给管理节点。因为技术的局限，导致WSN目前还无法实现明显的商用。但随着微处理器体积的缩小和性能的提升，已经有中小规模的WSN在工业市场上开始投入使用。

2.3 射频识别

一套完整RFD系统由Reader与Transponder两部份组成，其动作原理为由Reader发射一特定频率之无限电波能量给Transponder，用以驱动Transponder电路将内部之ID Code送出，此时Reader便接收此ID Code。Transponder的独特之处是它不需要使用电池，而且不用接触，不需要刷卡，不担心弄脏，而且晶片的密码是全球唯一的，没有办法复制，也就是说它的安全性非常好，使用时间长。RFID的使用范围很广，比如动物晶片、汽车晶片防盗器、门禁管制、停车场管制、生产线自动化、物料管理在物流方面。经由射频识别，能够在物流之时获取货物的信息，而且还能够被用到仓储应用以及快递等方面。在零售行业方面，商品的销售数据实时统计、补货、防盗。在制造业方面，生产数据的实时监控、质量追踪、自动化生产。在服装业方面，自动化生产、仓储管理、品牌管理、单品管理、渠道管理。在医疗方面，医疗器械管理、病人身份识别、婴儿防盗。在身份识别方面：电子护照等各种电子证件。在防伪方面，贵重物品的防伪，票证的防伪等。

3 结束语

通过上文的叙述，我们得知了多种通信技术，不过除了上述之外，还存在很多其他类型的技术，最常见的有通过电力线路连接网络。此类线路在品势的应用中非常便捷，它是借助电力线路开展通信活动的，把使用人释放的信号调解，将信号在信道中传输后发送给接收端.接收端经过信号处理后收到有用的信号。网络视频监控系统是基于TCP/IP协议的系统，它的使用范围非常广，比如安防以及太空活动等都会用到。这主要是因为它非常直观，而且内容多样化。航海作战系统现在也逐渐趋向智能化和信息化，带动了国家的航海领域的发展，由于通信技术以及信息技术在不断的发展，此时我们的通信网也将日益系统化，要想发挥出它的优势，就要投入很多的物资以及人力资源，我们坚信在广大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国家的通信网络一定会更加系统全面，更好的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作。

参考文献

[1]杨建中.网络通信技术在现实中的应用[J].硅谷，201l，12（17）：34-36.

[2]张杰.网络通信技术在现实中的应用[J].民营科技，2012，7（5）：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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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如此讲，是因为当今互联网行业的变化实在太快，往往是文字尚未敲定、书稿尚未付梓，甚至作者未及看清潮头方向，书中内容可能便已过时。不久前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国际在线”总编辑马为公主编、多名编辑集体创作的《互联网的新时代》一书，便是当代中国传媒人在这方面的一次大胆尝试。本书从Web2.0的视角切入，以网络音频流、视频流传播相关的新媒体技术、媒体形态为重点，尽可能加入了写作期间的最新信息，同时也介绍了身为传统媒体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多年来积极“触网”的经验。对想在最短时间内全面了解当前国内新媒体格局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可以作为首选。

小型百科全书

《互联网的新时代》堪称一本“Web2.0小型百科全书”。虽然全书不过25万字、八个章节，却对搜索引擎、网络电话、视频流媒体以及3G手机、下一代互联网在内的新兴数字媒体都做了现状介绍及未来前瞻，涵盖个人电脑、手机和电视三大平台的当前最新应用。从千禧年以来直到2007年上半年曾在国内传媒业掀起过浪花的新媒体，在这本书中几乎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在如今某些评论者眼中，Web2.0似乎仅仅是博客、播客、维客等“网客”们的统称，而本书作者团队并没有陷入这个狭隘理解Web2.0的误区，而是将体现新型信息传播理念、改变传播过程中各方角色地位的数字新媒体都包含在这个“筐”内，抛开就互联网论互联网的门户之见。事实上，Web2.0虽然至今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毋庸置疑的是，它并非单纯的技术范畴，更多则表现为一种传媒经营和传媒使用方式的改变，包括信息传播向信息服务的转变，大众传播向多元分众传播的转变、专业精英创造内容向草根用户创造内容的转变等；而且在三网合一与媒介融合的大趋势下，电视和手机很快会成为普通人日常使用的网络终端，个人电脑也将进化成更强大的多媒体平台。为此，研究者有必要从更广阔的层面上展开视角，将各种数字新媒体的发展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由此可见，本书作者对Web2.0的理解还是相当到位的，甚至可以说有些超前。

身为电台网站编辑，本书作者们自然不离本行，内容安排上以音频流、视频流传播方面的新产品为重中之重。因此，本书对博客、维基、网络社区等近年最受关注的Web2.0应用着墨不多，而专门列出章节给当前发展喜忧参半、定义上易被混淆的IPTV、流媒体和VoIP作传也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除了详细梳理每类流媒体的媒介特征、发展历程之外，本书也像教科书一样介绍其当前市场格局、相关政策，顺便预测一下未来前景――尽管这些内容很快就会过时。至于连许多网媒从业者都深感头痛的各种技术、专有名词及其缩写，本书也尽量抽出篇幅，在专门条目中将这些纷繁复杂的概念一一加以简述、辨别，三两句便使人豁然开朗。美中不足的是，检索起来可没有真正的百科全书那么方便。

热风格 冷思考

与教材或学术著作不同，《互联网的新时代》并不追求语言风格的严肃，而力求用通俗轻松的文字对新媒体发展中的种种现象进行解读，段落中不时夹杂一些近两年流行的网络用语、笑话或调侃，读来妙趣横生。为表现新媒体如何改变当代人的生活，本书从第二章到第七章的每章正文之前还有一小段生动的场景介绍，描绘年轻的虚拟人物“我”或“小王”在使用新媒体后享受到的种种便利。或许这也是互联网从业者执笔的一个好处――他们了解网络时代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的口味，也清楚娱乐元素对任何一本有普及价值的读物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能得心应手地采用网民们喜闻乐见的方式。

而在活泼幽默的行文之下，本书作者们体现了当前网络业浮躁环境中难得的理性、独立精神，常能透过泡沫和表象进行深入分析。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并非每种新媒体从诞生到投放使用、实现普及的过程都能一帆风顺，相反由于监管、收费、行业标准、用户习惯、赢利模式等原因，许多表面风光无限、魅力十足的新媒体发展起来却举步维艰，至今难从“新锐”成长为主流。对此，评论者常分为相对乐观的“技术派”和保守一些的“市场派”，前者倾向于相信新技术、新功能可以凭借自身的“魔力”在市面上杀出一条血路，而后者则倾向于以短期内的份额与盈利论英雄。而本书主编马为公及作者们则认为，新媒体的发展成熟其实是一个技术推动市场、市场决定前途的过程，推广和成长也常常伴随着痛苦，而且可能会持续几年，技术上的“18个月定律”和市场发展的“七年定律”同时在起作用。由此观之，新媒体市场中的几家欢乐几家愁也就容易理解一些了。

以“双赢”论英雄

遍观全书，尽管作者们尽可能在嬉笑怒骂的同时保持基本客观，但不免还是要对每种数字新媒体形态的是非成败评说一番，而评判标准则着眼在效用和赢利两点上。新媒体要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两者缺一不可。

对用户而言，新媒体的魅力在于其全新的视听形式和使用方式，能够让用户摆脱传统媒体（包括传统互联网和电信服务）中的种种束缚与不便，还能带来全新的感官体验，“补偿”使用传统媒体时不能享受到的种种便利；另一方面，只有能获得同等效用而付出较低成本、或者用同等成本获取更高效用时，新媒体形态才能被消费者所接受，在传统媒体已经建立的市场中分一杯羹，乃至从先锋、时尚走向普及。而对开发和经销企业而言，只有能够赢利的技术才有价值，过严的监管、过高的成本、竞争对手的压力、收益渠道的匮乏，都可能阻碍新媒体市场的发展；而像当今许多Web2.0服务的“赔本赚人气”现象，虽能依靠点击量获得暂时的品牌知名度和风险投资，但若缺乏“造血机制”终究难以长久。Web2.0时代用户对免费使用的需求，恰与企业的赢利目标相矛盾，这其实也是当前国内乃至全世界许多网络新媒体共同面临的问题。

其实，在新技术层出不穷的今天，到底谁在风光一时后终将泡沫褪尽、谁能在历经磨难后成长为“真命天子”，哪怕全球最顶级的业内巨鳄也说不清楚，因此也不必对本书在谈及未来时的许多“或许”再做苛求了。

美中不足

《互联网的新时代》一书作者对Web2.0等新理念给与了过高的评价。笔者认为，Web2.0强调的是应用，而不是对传统的颠覆或取代。这也决定了Web2.0的最大价值并不是提供可供热炒的互联网概念，而应是带来一场以“交互”为核心的互联网应用热潮。

篇10

【关键词】“非常新加坡”；国家认同；“想象的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249【文献标识码】A

“非常新加坡”（Uniquely Singapore）是新加坡旅游局制定的最新新加坡旅游主题。[1]“非常”是非比寻常、与众不同的意思。旅游局在其官方网站上解释，之所以“非常”是最能够形容新加坡的词语，是因为新加坡有着多种族文化的融合、现代与传统的融合。在这一解释中，“非常”这个概念被落实到两个“融合”上。

作为一个旅游城市，把自身打造得“非常”以区隔同类商品从而吸引目标市场，这种营销手段并不罕见。然而，在“非常新加坡”主题下的“两个融合”，却很值得从文化角度去玩味一番。“非常新加坡”主题是在2004年推出的，在此之前，有着其它三个旅游主题。建国以来，这四个主题在不同时期侧重突显了新加坡的不同特点：

纵观这四个主题，“一站式亚洲”强调多种族的融合，在早年曾是新加坡最大的特征。到了80、90年代，“新”成了最重要的关键字，现代化建设的成功成了旅游局首要的包装诉求。现在的“非常新加坡”主题，突显“两个融合”。与其说这是个全新的旅游地认同，不如说它是对以往主题的综合和补充。曾经被强调过的“多种族融合”如今被再度突显。曾经强调“现代”的表征内容里，补充了“传统”这个关键词。

为什么“多种族融合”是新加坡的重要特征？为什么要强调“现代化”新加坡的认同？又为什么要补充进与之看似对立的“传统”特质？一方面，这一旅游地认同服从经济及市场的调控。另一方面，国家意识形态的隐性潜入，却可以渗透在社会符号机制的方方面面，提供“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2]旅游文本从一个侧面描述、甚至部分定义了“新加坡特点”和“新加坡文化”，既给外国游客提供了解释，同时也为本地人想象新加坡民族共同体提供了范本。本篇论文将着眼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层面，观察和解读旅游文本中的“两个融合”，重新展开“意义”背后被藏匿的过程。

“多种族” 的融合：保障生存的文化整合

从建国初期开始，多种族共处、种族文化共生的社会面貌就在旅游文本中被强调为新加坡的第一大社会景观。80和90年代，虽然“多种族的融合”不再是旅游文本最强调的内容，但这部分内容依然存在于文本之内。到了“非常新加坡”主题时期，“多种族的融合”被再度推向强光灯下。旅游局局长林梁长先生在给游客的欢迎辞开篇就写到：“究竟新加坡有何‘非常’之处？和谐共处的多元种族，文化、美食、艺术与建筑，互相辉映，形成独特的新加坡风格和人文景观。”[3]旅游局宣传，“存异求同”的精神是新加坡世代相传的美德。就算人种不一样、不一样，新加坡人却能够一样“互敬互助、和睦相处，为建立一个繁荣先进的国家而努力”。[4]

旅游文本传递着种族间同胞爱，和官方“新加坡民族”的话语十分吻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这种民族主义看作是“受到威胁的上层阶级”对群众性方言种族所产生的反应。[5]如果地方“种族”对国家整体“民族”造成威胁的话，那么“民族认同”的使命便是让自身被想象为“历史宿命”，从而对“永无止境”的经由传递下来的“种族认同”进行某种实质上的干预。

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移民国家，种族分裂是最大的政治威胁之一。外界曾将新加坡形容为一个从“一无所有”中建立起来的国家――没社会成员共享的传统，没有社会成员共有的过去，甚至没有统一的语言和文化，它只有靠摸索建立一种“新加坡民族”认同，来让人民对国家产生依附。

通常，多种族国家有两种选择来建立民族整体认同：一是文化同化、二是文化整合。文化同化是指将社会优势种族的文化扩散，逐渐击溃其他种族的文化边界，使附属群体淡化自己的文化。文化同化不适合新加坡社会。一方面，新加坡被以马来人为主的，信奉伊斯兰教义的回教国家所包围。天生资源短缺的新加坡必需依靠邻国获得赖以生存的基础资源。“第三中国”的名号的只能让它陷于孤立甚至地区冲突中。因此，新加坡不能以华族文化同化国家。另一方面，华族是华、马、印三大种族中人数最多、经济和社会地位最高、最“抱团”的一族，要让华族接受他族文化是不具操作性的。为此新加坡也不能以马族或印族文化同化国家。

在这一前提下，“文化整合”成了新加坡最现实的政治选择：在不抬高或压低任何一族文化的前提下，把多种族的文化融合在一起，并将这种融合命名为“新加坡文化”。短期而言，这一策略可以避免大面积种族冲突、保障政治安全；长远来看，这一策略可以逐渐弱化种族认同，消解种族边界，催生出一种独特的、有实质内核的新民族文化，如同历史上葡萄牙文化、美洲文化和非洲文化融合最终产生巴西文化一样。只是，这一目标可能需要上百年的文化积淀才能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今旅游文本里将“多种族文化融合”定义为“新加坡文化”的特征，更像是一幅嵌入了政治议程的“蓝图”。它把政治的远景带到了市民社会，从而唤起“共同体精神”。

进一步来看，旅游文本中“多种族融合”的话语究竟是怎样的？又是如何附和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呢？

第一、是旅游文本中的“种族目录化”

新加坡官方对种族的分类为CMIO四类，[6]即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和其它种族。这种分类忽略子范畴。马来人、爪哇人、卜吉士人、萨凯人、阿拉伯人等全部归于“马来人”的大范畴下；锡克人、马来亚力人、孟加拉人、巴基斯坦人、斯里兰卡人等全部归于“印度人”的大范畴下。CMIO如同粗线条的“目录”，把人种的丰富性进行简单化处理，把全体国民都进行归档，施政过程中就不必操作现实复杂性。

按理说，旅游业完全可以按照更细致的种族分类，开发出更丰富的旅游景点以吸引分众市场；也可以将巴基斯坦文化、孟加拉文化从大“印度族”目录内撤出，或将爪哇文化、阿拉伯文化从“马来族”撤出，来更好地展现曾经的“一站式亚洲”和如今的“多种族融合”的旅游地认同。但事实却是，旅游文本里的种族分类完全符合官方的CMIO结构：“新加坡是一个大国家里的小国家。很多种族群体在一起。你可以一天内看到马来婚礼，华族戏剧，或是印度舞蹈；也可以在同一家咖啡餐厅吃到中华面条、马来沙爹和印度飞饼。”[7]

在“非常新加坡”主题下，旅游局划出了“民族文化区”游览路线，景点分别为“牛车水”（华族文化）、“甘榜格南”（马来族文化）、“小印度”（印度族文化），加上市政中心文化名胜区（原殖民文化区），活脱脱就是一张CMIO目录的翻版图解。“旅游议程“客体化又具体化了历史古迹，古迹变成了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的可视形式，把它们具象和定型，不再那么模糊而抽象。”[8]通过这一系列每天经由各种媒介传达到眼前或耳边的符号，新加坡人被潜移默化地淡忘自己所属的种族子范畴、淡忘自己可能具有的复杂血统，更加理所当然地“想象”自己属于给定的“种族”：“每个人占据一个――而且只有一个――极端清楚的位置。一律整数、没有分数。”[9]

第二、是旅游文本中的“种族宗教化”

有了明晰的CMIO分类后，旅游文本要怎样体现这四个种族的“融合”呢？从事新加坡政治研究的Lily Kong等人注意到了文本里的“宗教售卖”。他们对旅游局发行的官方旅游宣传资料做了统计，发现每7份资料中，至少有4份涉及宗教内容。其中1份直接介绍宗教场所，另3份虽然介绍城市街道、文化古迹或是新加坡外岛，但这些地方的之所以富有意义，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回到了宗教场所：比如拥有宏伟的苏丹清真寺是北桥路最大的特色，小缅甸佛教庙是近打路的标志建筑等。[10]

除了宗教场所，宗教节庆也被拿来说明“多种族融合”。旅游局参与推广的一年15个新加坡节庆里，只有3个与宗教无关。其余12个节庆期间，五彩缤纷的小册子和宣传广告遍布全岛各地，游客和新加坡本地外族人都被邀请去观看宗教典礼。

旅游文本里，“宗教”符号一枝独秀。虽然印度族人中的印度教信众只占60%，虽然华族的纷繁复杂，具有佛、儒、道三教混杂的特点，在旅游文本中，“宗教”依然成为了“种族”的代言词。这是一种策略性的投靠。一来，“多元种族/文化”太过抽象，旅游文本需要诉诸一些可感可见的实物来帮助人们达成对于多种族融合的想象；二来，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其实是种族议程的命脉，宗教出了问题可以牵一发而动“种族”全身，直接危害国家安定。所以，要保持种族稳定，最好的办法就是拿出宗教充当“定心丸”。旅游文本的意义一旦扩散开来，全岛“无所不在”的寺、庙、教堂就变成了沿街的“意义展览橱窗”，日日修复国民共识。

对宗教的强调，看似保障了多元种族的信仰自由，其实是用“宗教”符号化了“种族”。两者一旦划上等号，“种族”即刻变得干瘪。旅游文本催眠了大众，培养了他们的简单头脑，可以不加思考就跳跃逻辑完成对“多种族融合”的想象：仿佛只要看到多宗教的存在，甚至只要看到花花绿绿的寺、庙、教堂的存在，就算是看到种族大融合了。

第三、是旅游文本中的“宗教世俗化”

“宗教”是把双韧剑，打压它会出问题，抬高它亦有隐患。从本质而言，宗教提供了人们一种古老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在它“神圣的、层级的、神谕式的时间观念”里，世俗而水平的“民族”变得弱小空洞。[11]民众越是对神、祖先和宗族怀有敬畏之心，也将越发难以完成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那么，旅游文本里宗教议程占据的显著地位，是否会影响到“多种族融合”的新加坡共同体想象呢？不妨再深入一步看旅游文本里的“宗教”。

沿着“小印度”的观光路线走，旅游文本介绍了这里最有代表性的宗教场所：维达帕提雅卡拉曼印度庙的特色是“色彩大胆鲜艳的神象装饰着门面，庙里放置神象的圆顶结构更是全岛最佳”；安吉利亚回教堂“建筑风格朴素”；甘榜加卜卫理公会教堂则是“按装饰艺术风格建竣”。来“小印度”参观宗教场所者“沿途可顺道试试多种清凉解渴的饮料，也少不了可口诱人的冰淇淋甜点”；在“小印度”逛街如果逛累了，“不妨入内（宗教场所）参观，远离尘嚣，小休片刻”。[12]

除了“精美讲究”的庙宇，宗教节日也是印度族宗教一大亮点。它是“小印度的庆典盛会，缤纷多姿彩，让人目不暇接。”大宝森节时，“信徒身上背负精美的半圆形木制或金属的赎罪架步行，并以锐利的钩穿刺在身上，甚至是脸或舌头”；屠妖节时，“街上张灯结彩，满是缤纷灿烂的灯饰”。[13]

通过这些文本，信徒和神灵之间私密而神圣的关系里入了外人一双双猎奇的眼睛。这些抛弃“敬畏”的文本打开了一个舞台，宗教不过是时隐时现的布景，庙宇是五颜六色的、追求视觉刺激的道具，信徒仿佛是专业演员，“以锐利的钩穿刺在身上，甚至是脸或舌头”简直是不用替身的惊险动作，边看“演出”边“顺道试试多种清凉解渴饮料”的观众们喝彩叫好才是这场“宗教秀”最大的福祉。

当“宗教”抽干了“种族”后，宗教自己也慢慢变成了一个符号、或是一个躯壳。旅游文本挖掉宗教内核，却并没有让它呈现“空心”状态。宗教成了一个意义容器，被另外填塞了实用的意义：旅游局联手国家文物保护局共同保护、修缮或建造宗教场所，“宗教场所已经变成了‘国家文化古迹’，作为人工文化制品（cultural artifacts）而呈现新意义。”[14]难怪旅游文本里，宗教场所游览被归类为“民族文化游”，去“小印度”看宗教仪式被称呼为“赴一场文化飨宴”，对寺庙的描绘也着重于建筑的风格、装潢的艺术，而不是本身――宗教场所变成了“文物”，宗教则变成了一种文化。

当宗教与文化挂钩，连接人-神的不再是“信仰”，而是“价值观”。宗教超验世界里的神谕式幻象一旦松动，民族想象共同体就会乘机“穿越同质而空洞的时间”脱颖而出。更甚之，当宗教里“神圣的、层级的”观念在人们心中失去霸权地位后，还很可能被政治意识形态浸染，成为“国家价值观”。司政李光耀就曾指示，人民的政治和经济需求交由国家管理，而人民的精神、道德和社会和谐方面的需求要由宗教负责看守。[15]这样的任务分配，使本身源自宗教的冲突转换成为怵逆宗教的罪过。神权式微后，国家权威虚席以入，挪用宗教价值观发号施令。

“现代”的融合：发展主导的文化覆盖

奉行多元种族政策的新加坡，虽然通过社会符号机制建立了多种族融合的国家认同，但不同的种族血统将作为移民永远无法祛除的约束，影响着他们“新加坡民族”认同的统一。本地政治学家Jon S. T. Quah也清醒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虽然过去新加坡没有出现种族骚乱，但不可以因此放松警惕。“像新加坡这样的多种族社会，不可能天生免疫种族骚乱，但如果能够建立源自民族自体的强烈认同来巩固已经存在的种族和谐，那么来自种族的潜在威胁就算不得根除也可以被降到最低。”[16]

打个比方，新加坡的移民及其后代就像是离开了原族“生母”的孩子，来到新加坡“养母”的怀抱开始新生活。为了让肤色不同、语言各异的孩子们没有口角，这个新家庭制定了和平共处的家规；但要让孩子们真正出于爱与归属融入新家庭，恐怕需要已经与生母断开脐带的孩子们忘记生母模样，而记得目前的家庭。这种“源自新加坡民族自体的强烈认同”是一种“文化覆盖”。覆盖者将潜入社会符号机制被不断强调，被覆盖者将越来越得不到符号机制的传唤，逐渐离开众人的视野，最后变成老一辈的记忆残骸、新一代的记忆空白。

新加坡要采取一种怎样的共同体意象进行覆盖呢？多种族文化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只是并置而难交汇；天生缺乏国家神话的新加坡又很难从历史里找到培育民族文化的土壤。此时，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管理的严明高效，现代化建设的成功，成为这个年轻国家最显著的自发性特色。

在“非常新加坡”主题中，“现代”是关键词之一。回顾过去，这一“现代”新加坡认同在前两个旅游主题中已经占有重要地位。80年代，旅游发展局与市区重建局携手，要把新加坡建设成为“东方的纽约”。[17]一来，越来越多的居民从低矮的市区旧居搬去了市郊高楼组屋，市区有了更多的余地可用来建造现代商务楼、商场或酒店，城市的“高度”快速增加了；二来，城市规划注重开发水体和绿地，配合组屋区建设了开放公园，充分利用海岸线建设公共休闲区域，城市的“绿度”也增加了。“高度”和“绿度”很快成为了旅游文本包装新加坡的必用词汇，由这个两个特点组合而成的“花园城市”认同，更是成为了旅游文本里新加坡响当当的称号。在旅游文本的协助传播下，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人们心中都有个共同的记忆，“花园城市”就是新加坡理所当然的代名词。

90年代的“新加坡，新亚洲”旅游包装和旅游局的拓展工作，则是让人们记住了已经作为“花园城市”的新加坡的又一个新头衔：“东南亚中心”。

第一，旅游文本的宣传和岛内媒体的配合，把大众注意力集合到了新加坡的“艺术与文化”议题上。旅游局主打新加坡的“艺术文化游”，要把新加坡打造成“东方的艺术中心”和“全球艺术之都”。[18]新加坡美术馆打出了“雕刻出世界”的口号，[19]借展世界著名博物馆的美术精品；亚洲文明博物馆“不仅是新加坡先民文化的展示橱窗，更能让您深入了解东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文明”。在旅游文本的描述里，“跨越五千年的亚洲艺术和历史”就全在这个小岛屿的博物馆纪录里了；[20]作为新加坡地标建筑的世界级滨海艺术中心里，“当今一流的东西方歌剧、音乐剧”夜夜笙歌；作为新加坡流行与摇滚乐中心的室内体育馆里，“世界级的红星与乐队都在这里大显身手”。[21]正如Chang Tou Cheuang所言：新加坡正使用邀请著名艺术家赴新演出、举办人头攒动的大型展览会、建造一流的演出场馆等手段，来“建设一座‘亚洲文艺复兴之都’，一如西方艺术中心伦敦或纽约的‘东方版’”[22]从而树立它“东南亚中心”的地位。

第二，旅游议程本身也协助确立了新加坡“东南亚中心”的地位。旅游局以地区“龙头老大”的姿态，提出东南亚旅游一体化。“‘新亚洲’主题形象补充进了邻国的地方风情，同时告知了新加坡的现代化城市建设，显现了未来亚洲风貌。简单说来，新加坡把自己设定为地区的首府。”[23]旅游局推出了地区旅游打包行程，新加坡航空推出了东南亚地区间短途廉价航班，新加坡成了整个东南亚旅程的“大门口”。此外，新加坡旅游局和相关企业还向地区中其它国家伸出援手，扶持别国旅游事业、帮助建立景点、规划行程等，泰国、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都先后成为了“受惠者”。通过旅游事业，新加坡更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东南亚拼图中最中间、也最中坚的那块马赛克。

旅游业能为塑造现代化新加坡添砖加瓦的议程没有止境。最新的旅游建设发展计划已经订到2015年，这座作为“东南亚中心”的“花园城市”，很快将在旅游业的促动和旅游文本的宣传下，成为“全球校舍”和国际水准的“医疗服务中心”。[24]2009年，两个“拉斯韦加斯风格”的内设酒店、饭店、剧院、博物院的大型赌场在新加坡建立后，岛国将指日可待升级成为“亚洲娱乐中心”。

在旅游文本里，原本抽象的国家民族具象化了。文本介绍的绿树、高楼、酒店、剧院、现代化的商业区和住宅区，是一块块拼图，拼贴出一个现代化的景观社会。文本再用“花园城市”和 “东南亚中心”作为命名，将本来散落在岛上的景观有机地组合成了一个整体，“将偶然转化为意义”。[25]

当“地方”上的种族碰撞“整体”上的民族，两者要怎样排列组合或是一较高低，“视乎当事人在一时一地认知和掌握了怎样的一套语言”。[26]当新加坡被“现代”的新命名包裹起来时，新加坡人也被卷入其内。来自社会符号机制的话语强刺激，在每个新加坡人的头上扣下了“花园城市居民”的光环，传达一种生活在“东南亚中心”的优越感。新加坡人天天看到日新月异的城市景观，日日听到的附着在无序景观上的有序意义的解说，两者相融，浇铸出人心一幅崭新的意义地图，打开一个想象空间，具有主观性的民族和国家意识就有了着陆点。新命名，覆盖在多种族认同之上，就成了全新的民族认同。“文化的多元，到最后让位给新的文化统一，一个众人都接受的，适合新加坡发展所需的：现代化文化。”[27]加之成功的现代化建设让新加坡的发达程度遥遥领先于包括三大种族移民的移出国在内的亚洲大部分国家，这些都汇聚成了一种推力，把三大种族移民的认同之情拱曲到移入国一地，把新加坡民族结合为――“想象的共同体”。

“传统”的融合：纠偏西化的文化挪用

最新的“非常新加坡”主题下的“两个融合”，在旅游文本一贯的“现代”的表征内容里，补充进了“传统”的关键词。在旅游局发行的各类宣传手册和相关资料里，常常可见对“现代与传统融合”的大同小异的诠释，如：“新加坡是先进而成熟的社会，同时拥有着一颗传统的亚洲灵魂”；“我看见了一个城市，当它的头已经伸向了未来，它的心还留在过去”等。推敲这些语句，不难发现，如果拆开被旅游文本黏合的“现代”与“传统”，实质上，这两个要素的地位并非是并列的：“现代”更多地被描述为这个城市的外在面貌，而“传统”则是这个民族的心脏、或是“灵魂”。

那么，“现代”的外貌与“传统”的灵魂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意义连接呢？原旅游局产品拓展部总监的Pamelia Lee在她古迹保护的工作纪录中有着对“传统”意义的进一步延伸：“现代化建设几十年来，当所有人看够了玻璃和钢筋，我们开始想回头感受只有历史建筑才能给予的最本真的感觉。”向来受外部市场驱动的旅游部门在这一阶段建设中，多了不少为本地社会和民众、尤其是下一代新加坡人的考虑，李说：“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新加坡的老建筑不止属于我们自己，它还属于未来几代新加坡人，他们需要透过老建筑了解民族的历史和品格。外国的元素虽然能迎合今日的时尚，但那是不会永久的；只有古迹才是真正美妙的、值得被永久景仰的。”为此，李在给政府的工作讲演中称这一段的旅游建设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作。[28]顺着李的思路推演下去，所谓的“现代”的外貌里装着“传统”的灵魂，其实是使用“传统”，对过度的“现代”进行扭转或弥补；并期望在“传统”里找到一些单靠现代化无法给予的“民族的历史和品格”。

现代化建设，把新加坡这个原本蚊蝇肆虐的穷乡变成了亚洲经济典范，也让原本涣散的人心齐集起来，共同为国家骄傲。然而，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隐患：“西化”。

“西化”为新加坡社会带来了城市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西方价值观。在新加坡社会，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个人主义”和“物质追求”之风日盛。新加坡人在政治上开始变得“软趴趴”，毫无热情，这的确解除了种族冲突的威胁；取而代之的是，新加坡人对金钱表现出过旺的热情。国家推行现代化建设，带着“5C”愿望：即要建设“有品格、有文化、有社群、有礼貌、有责任（Character, Culture, Community, Courtesy, Commitment）”的新加坡社会；[29]未料这“5C”触碰“西化”价值观的礁石而搁浅，民间应声戏仿出新版本“5C”：新加坡社会是“要现金、要公寓[30]、要信用卡、要汽车、要俱乐部会员资格（Cash,Condominium, Credit Card, Car, Club-membership）”的社会。[31]

政治，脱离了“硬碰硬”的威胁，却遭遇了被“软化”的可能。“西化”价值观缴械了国家治理，带来不少社会问题，如老人无人赡养、年轻人推迟结婚拒绝生育、男青年没有服兵役热情、女青年崇尚嫁给老外、职员不断跳槽等。总理忧心：“如果新加坡人有钱却无知、有钱却自私、有钱却冷漠，社会凝聚不了几年就会重回散乱。”[32]

解铃还需系铃人。在前二十余年中，社会符号机制的运作让“花园城市”和“东南亚中心”的城市认同植入人心；如今，也需要它再次与政治话语琴瑟合鸣，通过对各族“传统”的挪用，为现代化的新加坡找寻“亚洲的灵魂”。

在“21世纪旅游规划”里，旅游局为新加坡制定了11个主题，首要主题就是“怀旧新加坡”。本来缺乏脉络的街道、住房、商铺、包括当地的人，都被按照这一主题聚合了。每一幢历史建筑、每一个文化区，旅游局都为它们夺身定做了专门的文本资料，放置在景区最显眼的位置供人取阅。即使路人或参观者没有看到资料也无妨，每幢景点建筑上都镶嵌了“故事牌”，提醒人们建筑的意义，把无生命的建筑翻译成丰厚历史文化的载体。地方上的人、事、物，都不得不套上了旅游机制分发给它们的“符号制服”。他们不再是他们本身，而是发挥意义的景观能指。“牛车水”是“华人先驱精神的象征”，那“牛车水”的繁华就代表着华人精神从未走远；硕莪街是“了解本地华人勤劳和智慧的好去处”，硕莪街的热闹也昭示着华人的勤劳和智慧已在新加坡世代相传。

通过这种世俗的话语，时间的鸿沟被填平了。过去、现在、将来都可以被同时拼贴在一条街道或是一幢建筑上。一条叙述之线穿越过同质而空洞的时间，串起一颗颗珍珠的年代，得出了“现代与传统融合”在一时一地的结论――“新”与“旧”被理解为共时性的。新加坡人生活在这个被符号渗透了的空间里，透过旅游文本给予的“传统”，“能够将自己想成在过一种和另外一大群人的生活相互平行的生活，他们就算彼此从未谋面，但却当然是沿着一个相同的轨迹前进的”。[33]

旅游机制，用它特有的解释城市景观的权力，通过驯服国家的“景”，潜移默化地驯服国家的“人”。它对古迹的意义解说，与其说是对传统的继承，不如说是对传统的“复制”。或许正是因为传统已经丧失殆尽，它才有这个可能、才有这个权力、也才有这个必要为“死者”发言。通过这种无限的可复制性，整个新加坡被“博物馆化”了。逝去的传统遗留下它古老的威望，改头换面被挪用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威权标志。旅游符号机制覆盖全岛，意义景观无处不在，它们就像边沁笔下的环形监狱（Panopticon）一样制造着全景敞视（TotalSurveyability）的意象[34]――所有人都逃不开意义的控制――对景点的每一次参观、对旅游文本的每一次浏览，都是对权威意志的一次膜拜，都是一次修复共识的仪式。

注释：

[1] 新加坡旅游局（Singapore Tourism Board）是依照法律设置的国家旅游事业管理部门，其运营资金99%由新加坡政府提供，是一个有着官方背景的公共事业机构。它的前身是新加坡旅游发展局（Singapore Tourism Promotion Board）。1997年11月19日，在新加坡第二任贸工部部长杨乔治（George Yao）的主持下，新加坡旅游局完成了更名。之所以去掉了原来名称中的“发展”一词，是因为政府希望旅游局能拓展自身的角色和功能，不但要为岛国带来更多的旅行者，还要以旅游促进国家自身的规划和发展。在新加坡旅游事业中，新加坡旅游局起到了牵头与协调作用。它可以联合起国家土地资源管理部门、文化管理部门等单位共同为某项计划工作，也可以在大众媒体的配合下，将其旅游文本在岛内岛外进行广泛宣传。

[2] [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2页。

[3] 林梁长：《欢迎来到新加坡》，《非常新加坡：新加坡旅游指南》，新加坡旅游局，2007年，第4页。

[4] 《狮城简述》，《非常新加坡：新加坡旅游指南》，新加坡旅游局，2007年，第7页。

[5]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1月版，第177页。

[6] CMIO，即Chinese，Malays，Indians，Others种族分类的官方缩写。

[7] Singapore Travel News, Singapore Tourism Promotion Board, March 1976, p6.

[8] Yeoh, B.S.A. and Kong, L.: The Notion of Pla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y, Nostalgia and Heritage. 转引自：T.C.Chang: “From ‘Instant Asia’ to ‘Multi-Faceted Jewel’: Urban Imaging Strategies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 Urban Geography 18, No.6, 1997. pp549.

[9] 同5，第190页。

[10] Lily Kong, Brenda S.A.Yeoh: The Politics of Landscape in Singapore: Construction of “Nation”,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3, pp86.

[11] 同5，前言第9页。

[12] 《非常新加坡：小印度自由行指南》，新加坡旅游局，2005年3月，第22-25页。

[13] 同12，第20-21页。

[14] 同10，第87页。

[15] 同10，第77页。

[16] Jon S. T. Quah: “Searching for Singapore’s National Values”, Search of Singapore’s National Values, edited by Jon S.T Quah, Singapore: The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and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0, pp91-105.

[17] Singapore 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 “Report of the Tourism Task Force”, 1984.

[18] Singapore Tourism Promotion Board,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the Arts: Singapore: Global City for theArts, 1995.

[19] 新加坡博物馆、美术馆官方网站：省略.sg

[20] 《观光景点》，《非常新加坡：新加坡旅游指南》，新加坡旅游局，2007年，第23页。

[21] 《艺术之都》，《非常新加坡：新加坡旅游指南》，新加坡旅游局，2007年，第60-61页。

[22] Ooi Can Seng: “Brand Singapore: The Hub of New Asia”, Destination Branding: Creating the Unique Destination Proposition,edited by N. Morgan, A. Pritchard, and R. Pride. London: Elsevier Butterworth Heinemann, 2004, pp251.

[23] 同22，第249页。

[24] Economic Review Committee, Sub Committee on Service Industries: “Report of Tourism Working Group”, 2002. mti.gov.sg

[25] 同5，第13页。

[26] 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的形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6月版，第27页。

[27] Wang Gungwu: “Singapore at the Crossroads of Civilization”, Singapore: Re-engineering Success, edited by Arun Mahizhnan, Lee Tsao Yuan,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4.

[28] Pamelia Lee: Singapore, Tourism and Me. Singapore: Pamelia Lee Pte Ltd, 2004, pp48-51.

[29] The Straits Times, 15 July, 1996.

[30] 此处“公寓”指带有封闭式小区、私用会所和游泳池等设施的新加坡高档商品房，通常一个单元的售价至少是普通政府组屋的3倍以上，为此能够住在公寓楼，被视为是“有钱人”的标志。

[31] “Testing Times”, Asiaweek, 6 September, 1996.

[32] The Straits Times, 22 April,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