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技术研究意义范文
时间:2023-12-20 17: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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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区块链;新常态;新机遇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3-0099-02
一、“区块链”技术下的中国金融“新常态”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比特币交易市场: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几家比特币交易平台,如:中国比特币、火币网和OKcoin等。这些平台承载着全球80%~90%比特币交易,而中国市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享有对比特币定价权。同时,中国也是比特币挖掘能力最强的国家,设立在境内的服务器集群提供了全世界60%以上的比特币算力,中国在比特币矿机和运算芯片的研发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近几年,很多金融巨头开始将关注点从比特币本身转移到其背后的区块链技术,而国内区块链技术的普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国内多个资本集团投入巨资建立区块链实验室,并设立专项投资基金进行人才培养和项目孵化,意在研究前沿科技及促进我国金融科技研究和国际快速接轨,如万向集团旗下的万向区块链实验室,每年共拿出60万~100万美元对优秀项目进行赞助,其不仅仅为区块链初创企业提供了启动资金,更将一群有着先进技术和知识储备的开发者聚在一起,成立区块链开发者社区和工作站,为区块链产业后备人才的储备打下了坚实基础;其次,央行于2016年1月称将尽快推出以央行为发行主体发行数字货币,这在某种意义上认可了区块链技术及数字货币的价值,这对广大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起到了指导作用和示范意义,调动了各部门对研究区块链相关技术的热情,成为我国金融改革的有力推手;第三,由中证券公司牵头11家国内大型金融机构共同发起的中国分布式总账基础协议联盟(ChinaLedger)提升了我国传统金融机构研究区块链技术的积极性,基本确定了我国金融机构未来5年的技术变革方向。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有很多国有性质的商业银行和民间资本支持的股份制银行及老牌证券公司建立了相关研究部门,有关区块链技术的研究正在部门内如火如荼地开展。国内也有很多金融机构和国外区块链服务提供商达成技术合作协议如中国工商银行、华瑞银行等。
二、“新常态”下我国金融业发展的“新机遇”
(一)跨境支付和结算
作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贸易大国,对外贸易体量巨大。我国近年来陆m提出“一带一路”等一系列发展战略,直接反映出我国“走出去”的决心,跨境支付和结算业务将迎来一个“黄金增长期”。与此同时,国内大力推动汇率改革,帮助人民币国际化迈上了新的台阶。伴随着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在这种大背景下,如何降低跨境支付和结算成本、提高运行效率、安全地保证每一笔交易顺利进行成为了我国商业银行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这对于帮助我国中小企业“走出去”,增强企业竞争力和提升利润空间有积极的正面意义。从经常类项目的跨境支付结算金额来看,2015年这一数字约为8万亿元人民币,区块链的出现会使相关流程的交易成本下降四至五成。如果有从事中转业务的商业银行提早使用此技术,将大大增加其处理跨境结算获得的收益,同时抢占其他尚未转型的同类银行的相似业务。
(二)数字货币
2016年初,央行传出了有关进行数字货币及区块链技术研究的消息,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尚处于转型期的金融机构起到了导向作用,数字货币的研究和发行将成为银行间业务的新机遇。首先,若数字货币在流通中逐渐丰富,无论是居民平时消费,还是银行间交易结算所需要的等待时间都将被大幅缩短;由于分布式技术的特点,商业银行用于维护服务器的成本将趋近于0。其次,数字化货币的广泛使用会激发出更多的支付情景,在零售端,尤其是移动支付领域将会引起巨大的行业变革:如可以使支付具有连续性(即脱离可交易的最小单位限制),支持无中心干预的点对点线下支付,物联网条件下机器间自动支付等新模式。最后,得益于数字货币的可追溯性,诸如洗钱、金融诈骗、关联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将可“追根溯源”,可以帮助人们降低遭遇金融犯罪后的损失和避免财务问题的发生。
(三)证券的发行和交易
区块链技术不仅能为商业银行带来福利,还为证券行业带来了机遇:第一,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的证券交易所将颠覆传统交易所运行的商业模式,从在交易所的集中撮合竞价交易改为分布式点对点交易,真正实现了买方与卖方的无缝对接。第二,分布式账本的去信任特点可以帮助证券机构简化交易流程,移除大部分人工管理和证明环节。通过智能合约实现自动化股权登记,大大减少交易成本,带来超额收益。第三,由于区块链网络的多数共识机制,对区块链网络交易所的访问将是高度安全的,并且分布式计算将保证交易所系统的稳定性。
(四)供应链金融
我国贸易融资规模于2016年已达到10万亿规模,并以每年约25%的增速逐年上涨。但是抛开规模来看,这一市场的利润被多个中间商、结算机构、中转银行摊薄,使得出借方无法得到可观的利润。而反观国内P2P市场鱼龙混杂的现状和近日曝出的国金证券假章事件,再次引起了国内投资者对P2P平台安全性的质疑。当区块链技术与贸易融资业务相结合,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中间环节,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效率。更重要的是,由于区块链的安全性和可追溯性的存在,投资人的本金和收益的结算都可以得到保护,交易和结算风险得到有效降低。与此同时,使用区块链作为融资网络可以促进国内融资平台与国外平台对接,开拓P2P时代的新市场,有力地拖动本地化金融与对外贸易相结合。
三、我国金融机构抢抓“新机遇”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国内区块链技术战略布局
金融机构需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考虑区块链技术的引进时机,引进国外技术还是自主研发,和企业在行业中使用区块链时扮演的角色。以国资大型商业银行为例,应利用好R3联盟和ChinaLedger等相P技术平台的科研优势,结合自身与监管部门的紧密联系,在保持和监管部门沟通的前提下,与之一道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区块链技术标准和与之配套的监管体系。而中小企业则应摆正追随者的位置,与R3联盟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对外吸收技术人才,在开源项目的基础上参照自身优势开发出适合自己的区块链网络。
(二)增加科研投入,支持优秀项目
国内的区块链项目投资目前还仍不成熟,集中投资风险较大,因此应遵循小资金、广投入、勤更新的投资原则,国内金融机构可将区块链领域的相关投资分用途、分批次投入不同领域的专业团队,广泛渗透各个项目的研发过程,并派驻专人进行技术整合,以达到最大化利用资本的效果,分散投资风险。在制定了完备的投资计划后,需要进行投资项目的选择。我国金融机构可以参照硅谷模式,建立技术孵化器,招募优秀人才并组建专业团队开发区块链应用,引入天使投资人和专业VC进行项目指导,目前国外已有类似500 Startups这样的专业创业项目孵化机构的案例可以学习。
(三)加强对外交流,推进技术融合
国内金融机构可以将技术交流的重点放在区块链领域研究较为发达的柏林、硅谷、纽约、英国等国际金融科技创新中心,寻找比特币不同层次创业公司给予技术支持:如提供区块链服务支持的公司(DAH,Chain等),进行区块链底层技术开发的公司(以太坊、CEV等),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和解决方案提供商(Circle等)。邀请已经具备一定商业化运作能力的区块链服务和解决方案提供商可以大大减少研发投入,缩短研发周期,提高产品更新效率。这在当前金融业普遍面临转型的大环境下为国内金融机构抢占先机和攫取更多市场份额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Barnes, D. Blockchain Manoeuvres: Applying Bitcoin’s Technology to Banking[J]. The Banker, 2015(5).
[2] Allison, I. Bank of England: Central Banks Looking at ‘Hybrid Systems’ Using Bitcoin’s Blockchain Technology[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 2015(7).
篇2
【关键词】金融发展 规划 区块链 准入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6.12.00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我国未来金融发展的路径仍有待进一步理清,各项政策的着力点需要进一步精准定位。这些都需要对金融形态理论的最新发展进行梳理。
金融形态理论的一些最新发展
金融形态的传统理论从金融部门所具备的功能这一角度来解释金融形态的特征。以Shi Shouyong和Randall Wright等人的研究为代表,新一代金融形态理论试图回答比金融功能更深层次的根本性问题。新一代金融形态理论认为,以下两方面因素对未来金融形态的变化具有重要的影响。各国金融发展竞争力的比较,从根本上也是以下两方面的竞争。
一是金融部门比其他部门会更加履行承诺(commitment)。所有金融交易都是建立在最终按事先承诺履行交割的基础之上。金融交易的中心不是凭空形成的,也不是简单的规模效应和成本效应带来的;所有交易都是经过这个“中心”进行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这个“中心”最能履行承诺。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不会去“中心”化。非“中心”的处于边缘地带的金融主体履行承诺程度不高,相互之间只能够通过处于“中心”的履行承诺程度高的金融机构来完成交易。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没有削弱处于“中心”的金融机构的重要性,反而扩展了这些“中心”的金融机构促成交易的空间。网络和信息技术使得稀缺的“履行承诺特性”的市场价值更高――未来金融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此。
具体来说,在承诺条件下达成金融交易,成本最低,也给交易双方带来最大的收益。金融部门的履行承诺程度越高,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越大――越能够使得原本无法达成的交易得以达成,同时也意味着在各种短期利益的诱惑下,金融部门更具自我制约性。履行承诺的内涵不仅包括诚信、不违约,而且涉及金融活动所有相机抉择场景。在金融交易中,交易双方达成协议,对于交易中的收益“蛋糕”划分有了事先的约定。不论是哪种金融形态,不论未来的情况发生何种变化,不论交易双方在未来偏离事先协议时可能面对多大的利益诱惑,交易双方必须按事先约定的承诺履行义务。反之,当缺乏自我约束、不履行事先协商所确定义务带来的好处更大时,金融交易主体相机抉择,面对短期利益的诱惑,会选择违背承诺,放松对自身行为的制约。
当金融危机发生时,金融界的业内人士往往会提出金融业要加强监管。监管不仅要公开惩罚业内的“害群之马”,也要披露业内履行承诺水平较高的“明星”机构。在一个不重视承诺的金融形态中,有组织的加强自律行为只有在出现承诺危机、行业难以生存时才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金融规划的目标之一是,使每一金融主体加强自律、高水平地履行承诺成为金融形态的常态。
二是流动性被“认可”(recognition)程度的重要性。流动性在此的定义是非实物资产作为购买力支付手段被接受的程度。流动性最初的起源是,商业性金融基于自身承诺的金融业内部的对流动性票据的“认可”。
金融形态的“进化”很大程度上是流动性工具的“进化”――能够被接受的作为购买支付手段的非实物资产越来越多。金融形态的发展程度越高,被接受作为购买支付手段的资产种类就越多。流动性工具的进化,根本的还是愿意在常态下履行承诺的商业性主体越来越多的结果。对流动性工具的“认可”,其实就是对该工具发行者履行承诺程度的“认可”。
未来我国金融形态演化的环境特征
在金融行业,一场深刻的变革蓄势待发,国内外金融技术、产业和业态不断变革。未来我国金融发展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但是,我国金融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并非“风调雨顺”,挑战与机遇并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依然存在,外资对我国金融部门的渗透也将日益加强。未来总体环境有以下特点:
首先,技术对全球金融活动规则的影响越来越大。对全球金融治理话语权的争夺从来都是激烈的。发达国家在技术上的优势正在强化这些国家在金融规则方面的影响力。通过提高技术标准,发达国家正在有意识地使得未来的金融规则对自己更加有利。
未来,通过实现技术上的优势,我国应多提供规则方面的公共产品。技术是未来金融形态演化的推动力。在反洗钱、反假钞、金融机构合规、金融客户合适性等方面,以区块链为代表的新技术已经落地,并大幅度降低了合规的成本,同时也提高了金融活动的规则标准。在新技术的支持下,金融活动主体可以更精确、更清晰、更及时、更低成本地监控所有金融交易信息,更永久地保存历史信息。
其次,理论研究的不足制约着未来的金融发展。金融问题不是工程问题。金融形态的核心不是技术的机械性效率,而是人的承诺。相对于其他许多方面的不足和制约,金融发展理论上的不足是最为突出的。我国未来的金融发展是否具有优势和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理论是否先进。理论并不是万能的,很多时候也不能与具体操作对接,但是,不在逻辑上讨论金融发展理论的前沿问题,对最新分析方法因不能应用而忽视,是金融发展有可能全局落后的主要原因。
落实到金融形态和监管方式等操作问题,理论研究也亟待加强。比如,国内金融业分业监管的制度是否能够适应基于新技术的金融发展新形态尚无定论。一方面,区块链技术为金融账户在线上直接开展所有金融业务提供了实现的条件。对客户而言,每个移动终端都是一个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功能的集合。技术发展已经为未来金融混业发展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混业金融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技术带来的便利有可能无法完全抵消从分业到混业的转换成本。
再次,我国金融发展仍处于战略机遇期。从实体经济总量来说,我国无疑是经济大国,而且随着人均收入水平增加,储蓄的规模越来越大。庞大的储蓄规模客观上需要一个庞大的金融服务部门来将这些储蓄转化为投资,使得我国具备了成为金融大国的基本条件。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我国具有成为金融大国的先天优势。
由于我国储蓄规模庞大,客观上要求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投资组合。如果仅在一个局部区域内配置组合,可能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因而,大国经济还使得我国具有成为一个全球化金融大国的先天优势。任何国内的金融创新和金融业务都有潜在的国际市场。
全球化金融大国需要处理的规模庞大的金融业务,给国内全球化金融业务的专业化分工带来了巨大的规模效应。就以支付业务而言,国内的专业化分工使得支付的快捷速度、低廉成本已经达到全球领先的水平。同样,任何国内金融业务的专业分工发展都有国际市场的应用。微信支付在海外的运用就是一个例子。
我国有大量迫切希望获得财富的人群。随着我国经济的规模越来越大,人均收入不断提高,老百姓手中的财富越来越多。一个能够为老百姓财富带来更高收益的金融体系在未来应该具备一个更加先进、成本更低、更加安全稳健的金融运作形态。在这一金融运作形态下,百姓们会有越来越多的投资渠道,企业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融资渠道。随着金融交易平台的多样化,场外交易日益专业化、分散化;但同时,金融交易的信息却日益集中化。金融资产的细分,导致金融资产价格的多样化,金融价格体系的多元化。面对这一变化,整个金融市场的估值会给投资者带来更多的、更加精细的获利机会。
促进我国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依据国家“十三五”期间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发展理念,我们将参与几乎所有金融领域(包括产品、服务、技术、研发、治理结构、机构、保障体系与支持机制等)的全球竞争,并以全球先进水平为标杆。在此基础上,我们将争取尽快在所有领域达到世界领先的水平,并力争在规则制定中具有话语权,最终使我国金融发展的理念和实践成为全球的参照。具体而言,我国今后的金融发展可着重在以下四方面谋篇布局:
一是立足金融发展理念的普适性和合理性原则,把握金融发展的主动权。从长远来看,实施高标准的金融活动规则是大势所趋。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美国主导的TPP协定和TTIP协定迫使世贸组织原先制定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更新升级。今后,我们需要做好准备的是,通过不断提高全球金融活动规则标准来占据金融发展的制高点,控制话语权。我国还应在一些金融发展的优势领域主动提出符合全球先进理念和发展趋势的新议题(比如,互联网金融等领域),成为这些领域全球规则的制定者之一。
展望未来,我们应对国内外金融形势不利变化的经验将会更加丰富,把握金融发展的主动权、抢占金融发展制高点的意识将更加超前,我国应对国内外复杂金融局面的能力将继续得到增强。
二是集中力量优先研发包括区块链在内的金融基础设施相关技术,抢占金融技术创新制高点。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计算机技术、数学、通讯、经济学和金融学等多项学科的交叉渗透,未来的货币形态、金融机构形态、金融市场形态和支付形态都将发生变化。从上世纪70年代还在使用的计算尺和算盘,变为现在计算速度极快的电脑,电脑信息技术的出现使得计算变得方便。尤其是,得益于强大的计算能力,人工智能在学习深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本世纪以来,互联网与大数据信息技术的发展风起云涌,基于强大计算能力的数据应用机会在金融领域越来越多。上世纪90年代曾出现电脑能够改变人类未来的大胆预测,现在看来许多都得以实现。未来的金融形态将越来越带有各类新技术的色彩。
对于中国,世界各国真正拭目以待的,可能已经超越了钢筋水泥的国际大通道、贸易投资便利化安排和金融货币合作。在当前世界金融动荡的形势下,世界各国真正需要的是一次在新思想指导下的金融技术革命。中国应力争成为下一次金融技术革命的发源地。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的制度优势。在研究与试验发展(R&D)方面,2014年国家安排了3997项科技支撑计划课题,2129项“863”计划课题。截至2014年底,累计建设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32个,国家工程实验室154个,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1098家。未来,需在金融领域进一步明确提出利用制度优势加快创新的路线图:实施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国家实验室,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集中支持事关发展全局的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加快突破金融领域的核心技术,瞄准瓶颈制约问题,制定系统性技术解决方案。
三是处理好金融创新试点与全面准入的关系。金融涉及老百姓的财富安全。金融创新全面准入,可以与新药品的全面准入相类比。鉴于药品对人健康安全的重要性,美国对药品的管理原则是,只有具备证据表明,新药显著地好于当下使用的药,才能批准新药的准入。
处理金融创新试点与全面准入的关系的方法之一是提高金融创新全面准入的门槛,未来出现新的金融形态全面准入需要达到显著优于现有形态的高标准。具体地说,尤其需要在两方面比现有的金融形态做得更好,一是具备更强的自我约束能力和更高的履行承诺程度;二是具备提供更强的流动性工具的能力。同时,试点的门槛可以放低,在全面准入之前的试点,主要为收集证据的需要;从保护金融消费者的角度出发,试点不能以盈利为目的,而且参加试点者因承担试点失败风险,是需要支付一定费用的。
四是金融监管向混业方向过渡,提高金融活动违约的成本。分业的金融监管模式容易带来不同金融业态的不同监管理念之间的套利行为。随着技术的发展,套利的成本不断下降,这将导致套利活动的增加。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现有金融形态均达到了发展的高级阶段,从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方向过渡的条件会越来越成熟。
提高违约的代价适用于所有金融形态的所有金融协议。违约成本指协议人在违约情况下需要支付的代价。对金融机构而言,不履行承诺最大的成本是从“中心”位置被转移到“边缘”的位置。这也符合本文通篇的逻辑,处于“中心”的金融机构是最能履行承诺的。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披露,截至2016年1月,我国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达到98.16万亿人民币,相当于2015年末我国67.7万亿人民币GDP的145%。2016年1月社会融资规模为3.4万亿。在“十三五”期间,面对规模如此庞大的金融部门,做好发展规划意义自不必言。本文从规划的定位、思路和框架上提供几点意见,希望为找准政策的发力点,避免不必要的政策干预和市场波动,提高金融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提供参考。
责 编M郑韶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