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暴力的治理途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网络暴力的治理途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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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网络治理理论及其适用性

总而言之，这一途径就是说，政府作为治理唯一管理主体应积极作为，以市场为导向，学习和借鉴工商管理的方法和技术，努力朝着合法、效率、负责、透明、开放政府的目标前进。公民社会的途径，与政府管理的途径不同，在公民社会的途径看来，治理是公民社会的“自组织网络”，是公民社会部门即第三部门在自主追求共同利益的过程中创造的秩序，公民社会的自组织网络是一种“没有政府的统治”，是独立于国家体制之外的，由个人组成的多元且自主的领域。公民社会涉及NGO、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的社会运动等第三部门。公民社会的途径将治理看成是横向联合的“公民参与网络”，是一种“社会中心论”的治理观。它某种程度上把国家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有将国家边缘化的倾向。合作网络的途径，这一途径试图在“网络管理”的框架内整合上述两种研究途径。一方面，它继承“自组织网络”的主要观点，将治理看成是相互依存状态下的管理，将公民社会部门看做社会治理的主体；另一方面，它也吸收了“政府管理”途径的重要观点，承认一个负责、高效、法治、透明的政府对于有效治理的重要作用，认同“掌舵而非划桨”、“以市场、顾客、结果为导向”等新公共管理的思想精华。更为可贵的是，它不仅吸收了上述两者的长处，并且认为在网络中，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是平等的关系，需要通过对话、建立伙伴关系和借助其他主体的资源来实现依靠自身无法实现的目标。合作网络治理途径，实现了政府层面与非政府层面治理的综合，如果说政府管理的途径强调的是政府本位的治理；公民社会的治理途径强调的是社会力量本位的治理，那么合作网络治理的途径则强调政府、市场力量、社会力量三方主体的合作共治，三方主体在一定的法律制度框架下，基于公共利益的诉求，通过面对面的合作方式组成网状管理系统进行管理。

合作网络治理视野下创新社会管理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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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扰乱法庭秩序罪的立法扩张和司法应对 论扰乱法庭秩序罪的刑法规制 论扰乱法庭秩序罪新增言语暴力条款 聚众扰通秩序罪的调查 试论我国暂不宜引入公共借阅权制度 主持村民小组会议阻拦工程，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吗？ 聚众扰通秩序罪中的“情节严重”如何认定 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的立法窘境与消解 完善我国判决理由的途径 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判决类型 我国不宜提倡生吃蔬菜 浅谈我国律师的法庭辩论技巧 我国少年法庭的实践与发展 从《马背上的法庭》看我国民事诉讼程序 我国收入分配秩序的失衡与重构 我国规范网络信息传播秩序 对我国社会秩序重构的思考 论我国网络社会的秩序与治理 我国规范海上风电开发建设秩序 我国侦查程序的改革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8]黄维智.法官直判案件问题研究[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8）.

[9]赵秉志，商浩文.论妨害司法罪的立法完善――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相关修法为主要视角[J].法律适用，2015（1）.

[10]孙学姣.论当庭处罚权[D].湖南：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11]李响.美国“藐视法庭”制度研究[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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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张日工作单位：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网络语言漠视价值理性导致人的畸变

网络丰富人的社会关系，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增加人的自由性和社会性。但是，虚拟的网络在提供给人以自由、民主的话语平台时，也不断出现网络侵权、语言暴力等负面问题。网络人只顾利益，片面追求工具理性漠视价值理性，将导致社会发展过程病态前进，甚至人的畸变。网络交往滥用市场交换原则，追求功利，道德工具化和内在价值的缺失，背离了人应有的道德精神，给大学生未来的生存与和谐发展带来严重隐患。大学生对民主法制与自由、道德责任与权利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校园网络语言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1]（一）滥用市场交换原则，冲击主流价值观网络超越了时空界限，充满着多元化的语言游戏，激活了网络人的各种欲望和想象力。用于商品交换的等价交换原则滥用于经济活动以外的教育领域，渗透到网络言论中，并无限扩大，错误地被用来实现个人利益的做人模式。急功近利和浮躁的社会现象，影响了大学生做人的价值准则。部分大学生为了追逐功利，满足自己的需要和欲望，把市场“交换原则”用于网络文化，以点击率高来吸引人的眼球、达到个人获取利益的动机和目的。价值判断和抗诱惑能力不足的大学生，盲从而冲动，“跟着感觉走”。他们对网络话语的负面影响持模糊的态度，浮躁的心态使思想政治教育游离于人的全面发展之外，价值选择迷失方向。有大学生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可以用等价交换原则来对待，遵纪守法、讲责任奉献的人是“傻子”，“事事以救世为事，刻刻以救世为心”的思想在市场经济和讲求效益的社会已经过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才是真理。大学变成了一些人追逐名利的场所。市场交换原则的滥用，优良的价值观念被损毁，强烈地冲击着现实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二）工具理性优于价值理性，道德责任缺失网络的虚拟性、随意性和隐秘性，使网络人逃避责任成为可能。网络的工具理性被日益推崇和提升，非道德的网络语言日益向现实生活渗透，非理性和盲从性相互交集。虚拟的信息，使人的感情和思想因虚化而发生变化。有的人使用网络以功利为重，舆论偏激，放纵自己、求异猎奇，引发了网络对人的异化。工具理性优于价值理性，网络成为某些人挣钱、发泄的工具。校园内，部分大学生非理性地使用自由的网络空间，语言低俗、、发泄情绪，不良的信息和语言暴力不断。这些人沉迷于网络，忽视家庭、学习责任，以自我为中心，其他“神马(什么)都是浮云”，网络交往缺乏应有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功利主义的渗透，工具理性的推崇，严重影响和动摇着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和道德的准则。忽视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将难以避免地带来错误的做人模式，导致做人偏离正确的方向。“会做人”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必须加强对大学生进行人生价值观和道德责任教育。[1]（三）自由极大满足心灵需求，模糊了权法关系网络话语权的自由，极大地满足了某些人的心灵需求，并无限夸大到处理一切事物活动和所有人事关系中，陷入一种放任的无法无德的自由境地。“人肉搜索”超越了道德底线。自由的异化，使人散失了完整健全的人格。由于现实中，网络监控技术手段的相对落后，使得网络语言暴力和各种侵权违法行为难以受到追究。思想容易被偏激和情绪化的言论所替代的大学生，心智尚未成熟，遇事缺乏深思熟虑，对社会生活中的错误思潮缺乏理性的辨别能力和批判能力，抵制能力不足，对损人利己等言行持无所谓态度，精神浮躁，不辩是非美丑。部分非理性的大学生认为“在网上做什么都可以毫无顾虑”，撒谎也是网络人的话语权。他们不受道德约束，追求个人安乐，把在网络上发泄和谩骂的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所谓“自由就是快乐”，“快乐就好”！在虚拟世界，传统的道德约束力显得极其微弱，网络话语表现出极端地重个人权利和自由，轻道德法律和责任义务。自我受制于本我，校园网络语言暴力与大学生的道德准则相悖，权法关系混淆。网络自由与责任不对等，影响了教育对人的根本德性和全面发展的培养。伊壁鸠鲁曾经说“：……我们的行动是自由的。这种自由就形成了是我们承受褒贬的责任。”[2]人的言行必须规范在法律的范围内。

夯实思政教育基础、提高思政课教学实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人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精神情操，承担起人生存和发展的更高责任。在现代化过程中，西方国家曾经出现青年道德危机和社会混乱等问题，必须引起社会对现代性背景下人的生存方式和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的反思和深醒。大学生功利思想日益严重，法律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观念弱化，网络语言表现出不同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多元结构相互碰撞，并且非理性地向生活渗透等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首要任务是育人。教学必须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加强教学法研究，切实提高教学实效。（一）重建价值理性，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价值理性是通过调动理想，自我潜移默化地体现对人自身本质的导向作用。从人性论角度看，理性指人的抽象逻辑思维能力与受这种思维能力所支配的人的理智、克制、自觉的能力和存在属性。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整合的统一体。我们要用的视野，结合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社会发展中不均衡的现状，重新审视和建构“价值理性”，使人的言行更加符合人的根本需要和社会发展要求的前瞻性的价值趋向，教导当代大学生做一个有社会价值的完整意义的社会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注重研究大学生在网络语言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运用马克思关于人的价值理论，提高大学生对社会的批判能力包括自我批判能力。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大学生的生活实际、思想实际和现代性的悖论批评相联系，使大学生成为网络文化和文明的建设者、批判者，自觉抵制低俗落后的网络文化，弘扬崇高的理想信念。教师应当了解和认识处在转型期的焦虑心态和社会网络语言环境对思政课教学的影响，求真求善，避免网络语言暴力群体盲从现象的发生，最大限度地将理论知识通过教化转变为学生自身的综合素质和辨别能力，帮助他们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3]（二）增强自律精神，注重人的发展与社会责任教育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受社会制约，就必须具备有区别于动物的社会责任感。人在认识世界与改造自我的过程，展示了人的内在本质区别于动物的文明精神，代表着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趋势。人的责任既是“内在的应当”、又是“外在的必须”。自律精神是权利良性彰显的前提，是处理个人与他人在道德关系中重要条件之一。虽然人一出生，就不能选择地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但是，做为社会关系实践主体的人，其做人标准及所走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个人应当理性的规范自己，保持高度的道德自律，学会负责的生活。“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是无所谓的。”[4]当今，部分大学生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为追求个人利益和幸福，放纵自由，自我满足，这是错误的为人之道。高校思政课教学要用“人的发展”理论和“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教导学生摈弃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发展是硬道理”，其中内涵着人的发展也是硬道理。思政课要注重对当代大学生主体价值活动的自控能力和规范原则教育，增强他们的自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他们自觉地把自己的责任同人的规定和时代的使命联系起来，努力提高综合素质，做国家有用之才，做社会欢迎之人。教育要转变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培养具有完整责任品质的大学生，确保他们人生价值的实现与社会发展的需要相一致，“学会负责”地生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三）净化语言环境，正确处理权利与道德法律的关系个人的诚实和道德，是利益实现的重要保证。“道德之所以是道德，全在于具有知道自己履行了责任这样一种意识。”[5]道德内涵着责任，规范着自由。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公民行使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集体、社会和其他公民的合法利益，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权利的实现必须在法律和道德的范围内行使，言论自由权应当受到规范和限制。《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应该加强大学生对道德认知的分析和审视，提高他们的守法守德意识。大学生要探索虚拟网络的真实内核，自觉抵制网络上的不良言行，净化网络语言环境，以扬弃的态度对待网络文化，正确处理好权利实现与遵纪守法的关系，消除恶意攻击他人人身权的网络语言暴力，依法行使网络话语权；要善于将理想与现实结合、批判与建构一致，使自己的言行符合道德规范，以合法的手段来实现自身的权利和需求。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合力营造和提升育人环境。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是实现社会劳动力再生产和“社会化的人”再生产的重要环节。“致天下兴衰在人才,成天下之才在教化,行教化之业在教师。”[6]在《〈晨钟〉之使命》中,痛感当时负有教育培养青年一代的“老辈之不解青年心理,不与青年同情”,不能成为青年的良师益友。思政教师作为培养人才的专业队伍,发挥时代性育人功能，其作用不言而喻。随着网络文化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及其对社会影响的不断深入,必然给思想和行为处在一个动态变化阶段的青年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更难更新更多的课题。这就要求教师必须有敬业精神,拼命求新学问，不断进行理论研究和创新，安贫乐道，立足实践。要充分利用网络优势，建立师生平等互动的网络交流平台，以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消除影响对大学生理想信念的不利因素，将理论知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以现代化的教育手段传递给学生，体现到各门课程教学实践中，体现到学校的各项工作中。“知道为智、体道为德”。生活育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渠道和实践途径。大学生要加强在社会实践中感悟、体会，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升华为自身的德性与行为。高校要制定可行的大学生网络行为准则，完善网络监管机制，加强网络道德约束力，使大学生的网络行为有章可循。加强道德文化建设，合力打造育人平台，积极营造健康、新型校园网络文化和语言环境，消除网络异化，全力培养能担负起为国家富强而努力学习、能以国家民族兴亡为己任的“有精神、有血气、有魂、有胆之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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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责任文化缺失导致的网络舆论语言暴力现象

当前的网络文化生态缺少责任文化，网络传播者缺乏责任意识。而且网络传播者规模庞杂，社会缺乏对网络传播者的追责机制。因此，网民在围观网络事件时，经常罔顾事实，从个人立场出发去评价和再次传播网络事件，从而产生诸多网络谣言和网络舆论语言暴力现象。2013年2月至9月，李某(某军旅歌唱家之子)案由于李某“星二代”、“富二代”的特殊身份而受到网民极大的关注。事件被披露上网后，国内各大网站几乎都在转载传统媒体对这一事件的追踪报道。而与事件相关的微博被网民转发、评论达几十万次。在这些网络转发和评论中，有一些是不法分子为图私利恶意散播的谣言。但更多的是网民因为盲从而进行的非本意行为。网络转发和评论的便捷性，以及社会缺乏对网络传播者的追责机制，这种盲从导致网络谣言大量传播、网络舆论完全倒向受害者一方，形成不公正、不客观的网络语言暴力现象。整个网络舆论开始讨伐李某的罪行以及李某父母家庭教育的失败。李父让童年时的李某在身上骑大马的视频被网民挖掘出来，并被作为攻击李父溺爱儿子的证据。这时网络公知杨澜“劳教对孩子的惩罚过重，李某可能被贴上坏孩子的标签”、记者李蒙“请网络暴民不要伤害未成年人”等等公正、客观言论都被歪曲为替李某说情、为李家利益代言。

(二)急功近利文化盛行导致的网络炫耀式传播现象

中国社会经过改革开放后这30几年的迅猛发展，催生了一个先富裕起来的社会阶层。这个富裕阶层的创业者大多数是通过刻苦拼搏、勤俭节约来积攒起财富。但刻苦努力的创业者由于工作繁忙对子女疏于管教，并将自己的财富任凭子女随意挥霍。他们的子女形成了中国社会一个独特的“富二代”群体。还有一个群体，在法律体系还不健全的情况下，通过投机钻营、违法犯罪等手段一夜暴富，他们是中国社会的“暴发户”群体。这些“富二代”和“暴发户”的大量出现在社会上催生了一种急功近利的文化现象。他们在急功近利文化的影响下，热衷于在网络上将自己奢侈的生活方式进行炫耀式传播，以此来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或者实现一夜成名的愿望。声称“月薪三千元以下者都是下等人”的“雅阁女”、用大叠百元人民币来点烟的“小龙少爷”、天涯论坛上易烨卿与北纬“比富”的论战等等现象，都是近年来中国社会急功近利文化在网络上盛行所产生的炫耀式传播现象。

(三)弱势群体文化压抑导致网络传播中的逆反文化现象

网络文化生态中，弱势群体由于在现实生活中承受着经济和精神的双重压力，其社会地位决定着其在现实生活中缺少话语权。而网络是个相对公平的平台，来自任何群体的个人都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网络成为弱势群体宣泄情绪、表达意见的最重要窗口。但是主流社会掌握的主流网络平台对弱势群体关注不足，并且将弱势群体描绘成较为负面的形象，如城市流浪汉、城市不稳定因素、不讲卫生群体等等。弱势群体在现实生活和网络环境中的双重压抑，导致他们在参与网络传播时经常表现出一种逆反的心态，以反传统、反主流的方式来宣泄压抑的情感，比如刻意通过网络展示自己的自恋和自大，或者极力追捧这种炒作行为。近几年网络传播中出现的“芙蓉姐姐”、“凤姐”现象，主要是由这种逆反心态推动的。“芙蓉姐姐”、“凤姐”等借助网络炒作而走红的人几乎都来自草根阶层，他们以不雅照、反传统、反主流的言行等方式，在网络上吸引到了众多的支持者。这些支持者多数也是和“芙蓉姐姐”、“凤姐”一样的长相一般、社会地位较低的草根阶层。他们认为这些网络红人说出了他们不敢说的话、做出了他们不敢做的事，代替他们宣泄了内心的压抑和对社会的不满。

(四)虚假文化泛滥导致网络传播信任危机

由于网络的虚拟性，网民在网络上的言行缺乏有效的他律机制，网络文化中充斥着各种虚假信息，时有网络诈骗案件被报道出来。再加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造假事件和腐败案件，经过新闻媒体报道后在网络上迅速发酵。这些信息在网络上的大势传播，形成了虚假文化泛滥的趋势，从而导致网络传播的信任危机。2011年6月郭美美在新浪微博上以“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虚假身份进行注册，并在此其豪宅、名车、名包等照片进行炫富。中国红十字会随后立即召开新闻会对有关郭美美的一系列传言进行澄清，相关澄清内容也被各大网站转载，并被众多网民转发。但是这些澄清信息的传播，并没有让中国红十字会重建公信力，2012年的募捐总额比2011年减少1.5亿元。不仅如此，郭美美事件在网络上各种社交平台和新媒体平台不断发酵，国内其他有政府背景的慈善机构也受到了这场网络传播带来的信任危机的冲击，多数官方慈善机构当年募捐数额明显下降。如上所述，网络文化生态的失衡以网络传播的各种伦理失范现象表现出来，而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现象的广泛存在又将破坏原有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平衡关系，形成网络文化生态失衡与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恶性循环状态。当网络传播伦理规范化，网络文化生态更易于处于稳态，网络上各个人类群体的活动、以网络为载体的各种文化种群，以及各种经济政治活动，将会更加有序、协调、可持续地发展。反之，当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网络文化生态系统内部各人类群体将会根据自己的利益过度侵占网络内各种信息资源，或有害信息，进而侵占更多现实社会中的物质和能量资源，从而导致弱势人类群体因信息短缺、混乱而造成所占有的物质和能量资源大量损失。弱势人类群体在现实生活中的物质和能量损失又将反馈到网络上，造成网络文化生态进一步失衡。这种恶性循环将会对网络文化产生极大破坏，导致网络信息传播的混乱，进而破坏整个国家的治理秩序和社会经济建设。因此，我们必须保护网络文化生态平衡，保障网络传播伦理规范。

二、保护网络文化生态平衡，保障网络传播伦理规范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国家的信息化，即在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和社会生活全面应用信息技术，深入开发、广泛运用信息资源，加快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互联网络是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信息传输平台，各种信息在网络上的存在形成了各种文化，这些文化构成文化生态;同时，信息的传递产生了各种网络伦理问题。网络伦理的规范化和网络文化生态的动态平衡是国家信息化的重要保障。如前文所述，网络文化生态平衡主要依赖于网络文化生态系统的自调节机制，这个机制主要表现为系统的反馈机制。反馈是控制论的重要概念，是指系统的输出返回到输入端，与原输入值进行比较后对原输入值进行修正，从而调整系统运行状态和功能的过程。依据输出值对输入值的修正情况来划分，反馈可分为负反馈和正反馈。正反馈时常会导致原有系统的剧烈震荡，因此网络文化生态系统维持稳态需要足够且有效的负反馈。这种负反馈主要表现为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信息接受者对信息者的负反馈。我们应当遵循网络文化生态自调节机制，通过保障自调节机制来实现网络文化生态平衡，进而促进网络伦理规范的遵守。

(一)推动网络文化多样发展，保障网络文化生态自我调适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生物的多样性可以增加生态系统中食物链的环节数，可以让食物链网更加庞大和复杂，从而让生态系统内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传递途径更加多元，让生态系统的自调节机制更加强健。多元化的传递路径可以有效规避部分食物链出现断裂而带来的传递中断，维持较高的自调节能力，保障生态系统内部的动态平衡。与自然生态系统类似，网络文化生态系统自我调节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是网络文化的多样性。网络文化的多样性，让网络主体———即人类，有更加丰富的思想来源和精神资源，从而使文化信息的生产、传递和消费有了更多的“食物链”，网络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将更为复杂，网络文化生态将有更多自我调节的空间和余地，更有利于网络文化生态的平衡和稳定。网络文化的多样发展，可以让网络信息传播的内容更加充裕、传递途径更加多元、消费选择更加丰富、反馈机制更加敏锐。因此推动网络文化的多样发展，可以有效保障网络文化生态的自我调适，维持网络文化生态平衡。与此同时，网络文化的多样发展带来的信息的多元传播和平等接收，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网络传播中存在的道德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促进网络传播伦理规范得以遵守。

(二)巩固优秀传统文化的网络主体文化生态位，以传统美德促伦理规范遵守

网络文化的多样发展，有利于网络文化生态的自我调适，是网络生态平稳运行的重要保障。但是，网络文化的多样发展不等于网络中各种文化的平等发展或同时发展。网络文化生态中存在多个生态位，每个文化物种都在属于自己的生态位当中自主发展。不同的生态位决定着各种群对物质、能量和信息等资源的占有程度的不同。因此处于不同生态位的文化物种会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形成互惠、竞争、共生、寄生等各种生态关系。“中华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本源，历经两千余年的发展和积淀，形成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尤其在伦理层面。重耻辱而轻罪恶、近君子而远小人、尚团体而弃个人的伦理观念，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6］中华传统文化是全体中国人的宝贵资产，也是激励一代代中国人艰苦奋斗建设美好家园的动力源泉，更是当代中国网络文化的主体文化。我们应当巩固中华传统文化在网络文化生态中的主体文化生态位，让中华传统文化在网络中与国内各地域文化、来自西方的外来文化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让中华传统文化在网络中涵化地域文化和外来文化，让“重耻辱而轻罪恶、近君子而远小人、尚团体而弃个人”等中华传统伦理美德成为网络伦理的主要内容，从而促进网络伦理的自觉遵守。

(三)适应网络文化进化要求，保障网络传播伦理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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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公民社会具有管理主体与管理对象的双重身份，并以其这种双重身份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扮演着政治民主的捍卫者、经济发展的促进者、公共服务的提升者、公共价值的维护者、社会稳定的支持者的多种重要角色。这种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模式下的公共管理是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体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多元化的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极力依赖和互动的伙伴关系，其责任边界具有相当的模糊性。这种基于伙伴关系多元管理主体参与的公共管理是一种自主自治的网络管理，在这种公共管理网络中政府扮演着“元治理”的角色。

一、从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

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都是指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活动，尽管这三种称谓有着大致相同的指涉对象，但是它们之间却有着彼此理念的不同。如果我们从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模式的角度去看，随着时代的发展，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它们依次铺就了管理模式由统治、到治理的演进之路。在公私没有区分、国家体系内部缺乏合理分工的专制社会时代，行政就是政治的落实，其功能是依靠暴力和强制负责国家政务的推行，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公共行政出现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相分离、行政与政治相分离的现代社会，其功能是按照代议制民主体制、非人格的法律体系、官僚制组织原则以及职业化的文官制度统揽社会公共事务，以实现统治者的统治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管理则出现在公民社会自治能力与要求不断扩展、市场机制不断成熟与市场力量不断壮大、政府独揽公共事务的“不可治理性”危机日益加重的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和管理方法的多样性，适应了当今时代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化及其管理民主化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公共事务管理的“公共性”与“管理性”的有机统一，无论在合法性还是在社会资源方面，都为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开辟了新途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壮大等原因，治理理论出现并发展起来。公共治理逐渐成为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一种新模式，其的理念也逐渐成为了公共管理的新内涵，同时，它也使公共管理进入了区别于行政管理、公共行政的新时代。

二、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中的双重身份与多重角色

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管理主体的多元性，它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一种合作管理，是公共权力向社会的一种回归。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有赖于公民社会的自愿合作和其对权威的自觉认同。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中具有管理主体和管理对象的双重身份，而且这种双重身份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又以其各自的特征优势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公民社会与政府一道对社会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在这个过程中，公民社会以它那种来自基层、灵活多样的特性正好弥补了政府的种种不足和有限性，从而可以大大提升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同时，公民社会在与政府的合作过程中，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到政府的权力运行，从而可以起到对政府更有效的监督作用。此外，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健康有益的社会组织可以得到政府和社会更好的认可，这些组织以共同目标和信念把人们聚集到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增强了彼此的信任、提升了公益精神，从而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作为公共管理的对象，公民社会在参与管理的同时可以切身的感受到公共管理的效果，从而可以以公共管理接受者的身份对公共管理的效果做出判定以利于公共管理渐至最优。其次，通过公民社会组织，公民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同时又以普通社会成员的身份为政府增强了合法性。公共管理的过程也是公民社会完善的过程，公民社会的完善又可以促进更好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最终是要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当代公共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公民社会以其特有的双重身份在这个过程中又扮演着多重的重要角色，以其特有的价值诉求与功能表达影响着公共管理的成效。

第一，公民社会是政治民主的捍卫者。公民社会的自主发展能有效的分割和制衡国家的权力，从而能有效的遏制公共权力的专断倾向；公民社会可以为公民的利益表达提供多样的表达形式和途径，保障公民利益表达的通畅，从而提升民主政治的代表性与生命力；此外，公民社会对培育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具有积极的作用，能够强化民主的社会基础从而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

第二，公民社会是经济发展的促进者。公民社会是一个以契约、法制、自由、平等、竞争为价值准则的社会，这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此外，公民社会中的工会、行业协会等团体组织可以起到规范行业行为、稳定经济秩序的作用。

第三，公民社会是公共服务的提升者。由于公共需要的多样性和政府的有限性，政府并不能为社会做好所有的公共服务。而以第三部门为核心的公民社会因其具有来自基层、灵活多样的特征和其“去私存公、取私为公”的“非营利”特性以及其服务社会、自助自主的公共精神，使之恰好成为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良好渠道，并能有效弥补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缺限和不足，公民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委托承包、志愿服务、自助服务等方式和途径，去做那些政府未做、不想做或不宜做但却符合大众需求的公共服务，从而使社会公共服务的水平大大提升。

第四，公民社会是公共价值的维护者。与其他领域一样，公共生活领域同样存在着对善的追求。公共生活领域的善就是公共价值，它包括公民对公共生活的态度、责任与义务，对他人的尊重与关爱，对社会正义的维护以及公民的公益思想与修养。公共管理的核心是为了增进人类的公共利益和福祉，这实际上就包含了对公共价值的追求：公民社会是公共管理的对象，它同时又是公共管理的主体构成之一，公民社会的精神与价值必然会影响到公共管理的目标和价值。公民社会所倡导的诸如参与、友爱、信任、互惠、宽容、合作、平等、公正、开放、多元等价值理念，对于维拼良好的公共价值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五，公民社会是社会稳定的支持者。公民社会能够在个人和社会之间提供一种有益的中介结构。通过这一中介结构，它可以为不同的群体和阶层的利益诉求提供表达途径，同时又可以对他们的利益诉求进行整合；通过这一结构，它还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宽松的活动空间，满足他们多样性的愿望要求，同时这一中介结构还起到了排解社会怨气、释放社会压力的作用。可以说公民社会是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稳定器”、“缓冲器”和“调节器”。

三、公共管理；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管理

公共管理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社会生活的一种合作管理，在这种管理模式中，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应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关系，通过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方式对公共事务实施管理。具体来讲，这种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管理模式下的公共管理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认识。

第一，公共管理是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体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政府并非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除此之外，私营部门、第三部门等公民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在介于市场经济与公共部门之间的“社会经济”领域内积极活动并依靠自身资源参与管理共同关切的社会事务，在某些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甚至比政府拥有更大的优势。公共管理主体可以是公共部门，也可以是私营部门，可以是第三部门，还可以是三者多种形式的合作。这正如著名的治理理论研究者斯托克指出的那样；“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它对传统的国家和政府权威提出挑战，政府并不是国家惟一的权力中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力得到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

第二，公共管理的责任边界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公共管理责任边界的模糊性表现为许多民营部门向传统公共领域的进军，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的区分已不像以前那样明显。在市场和公共部门之间被称之为“社会经济”的领域中，涌现了所谓非营利组织、志愿团体、社区企业、合作社、社区互助组织等大量公民社会组织，它们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伴随着这些公民社会组织能够满足多方需要，解决社会问题而无需运用政府资源和权威的优势日益显现以及传统上由政府执掌的部分公共管理权向这些非政府组织的转移，传统上法律和制度规定由政府承担的公共管理责任便呈现出交由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来承担的趋势。

第三，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和互动的伙伴关系。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依赖关系，因为这些公共管理主体“不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能够拥有解决综合、动态、多样性问题所需要的全部知识与信息，也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应用所有有效的工具”，电们必须相互依赖，进行谈判和交易，在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中实现各自的目的。正是由于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这种权力依赖的关系，所以公共管理的过程便呈现为一种互动的过程。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各个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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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男女两性共同参与发展，平等享受社会发展成果。近期，根据科学发展观活动第一阶段的要求，我们围绕妇女合法权益维护这一调研主题，到部分县（市、区）、市直机关等13个单位开展了调研。在为期半个月的调研活动中，我们通过听取基层妇女组织汇报、召开座谈会、发放调研问卷、走访家庭等多种形式，深入到妇女群众中，倾听广大妇女的呼声，广泛征求她们对妇女组织及妇女干部的意见建议。

一、基本情况

1、各级妇联组织在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中发挥了较好作用。调研中普遍反应，__市各级妇女组织始终把妇女维权工作作为工作的重点，以“服务大局、服务基层、服务妇女”为出发点，积极探索妇女维权的新方法、新途径，加大妇女的法制宣传教育力度，建立健全妇女维权组织网络，整合社会资源，发动社会力量，为妇女儿童办好事办实事，有效维护了妇女的合法权益，促进了妇女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2、妇女权益特别是农村妇女维权工作中仍然面临一些问题。突出的是农村妇女婚姻家庭权益、家庭暴力、早婚、妇女土地承包权等问题仍是维权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这些难点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新农村建设和社会稳定的热点问题之一，亟待解决。

3、一些数据。据全国妇联的一项最新调查，在全国2.7亿个家庭中，有8100万个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30%，施暴主动方90%是男性。20__年，全区县级以上妇联共接待来信来访2312件，婚姻家庭类的1351件，占总量的58.4%，其中家庭暴力366件，离婚咨询322件，配偶有外遇149件，分别占27%、23%、11%。

__市08年有40余万个家庭，其中利通区11万个家庭。据民政部门统计，20__年利通区登记结婚4371对，协议离婚724对，法院受理的455件婚姻案件中离婚案件高达257多起，每年有900多个家庭解体，占登记结婚总数的21%。

20__年，市县妇联共接待妇女来信来访197件200余人次，其中反映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婚姻家庭类85件。在上访案件中，家庭暴力、外遇干扰、离婚咨询等类型的问题往往同时存在，外遇干扰引发家庭暴力，因家庭暴力进行上访，同时进行离婚咨询。婚姻家庭问题类型的广泛性，体现了这一领域侵权案件的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特点。

一、农村妇女维权中存在的问题

（一）家庭暴力威胁农村妇女婚姻家庭权益

妇女的婚姻家庭权（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生育权力），是妇女权益保障法确认和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但目前农村妇女在婚姻家庭权利方面受到侵害的现象依然比较严重。一方面由于受 “男尊女卑”，“夫权思想”的影响，一些男子惟我独尊，认为“打老婆”并不犯法是家务事，妻子稍有做得不周到的地方，就遭到丈夫的拳打脚踢；有的因为双方感情不和，男方也经常找茬打妻子；农村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现象时有发生，严重侵害了妇女权益；另一方面有妇之夫与其他女性同居，甚至变相“包二奶”问题也是引发夫妻矛盾、是导致家庭暴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因家庭暴力引发的离婚案件仍占一定的比例，妇女在离婚案件中处于弱势。如市区乡镇有一名妇女，胳膊被丈夫打折，得不到医治，然后又被赶出了家门，其丈夫的家人却不劝阻，冷漠处之，而这已是该男子打散的第二个老婆，其扬言打走一个娶一个。虽然这名妇女在妇联组织的帮助下获得法律援助，但她的身心却遭受了极大的摧残。金积镇一名妇女，丈夫长期与另一妇女同居不回家，不但不抚养孩子，还因琐事殴打她，她想离婚却又扔不下孩子，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还有一部分妇女迫于社会舆论和娘家父母及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对来自丈夫的家庭暴力忍气吞声、默默忍受；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儿女干涉老年人再婚、丧偶和离婚妇女再婚时被剥夺财产和子女抚养权等现象。

（二）家族势力威胁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权益

由于数千年“夫权”“父权”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农村妇女婚前依附于父母兄长，婚后依附于丈夫公婆，常常没有独立财产权，导致其财产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突出表现为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权问题。由于农村土地政策长期不变，在推行时，虽然当时分配土地时按人口平均分配，但具体经营单位是家庭并非个人，家庭是土地的承包经营者。由此导致农村妇女出嫁或离婚后很难取得独立的土地承包权。一些妇女离婚后，就丧失了最基本的生存资料--土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建设迅速扩展，大量农村土地被征用，村级组织在分配征地补偿款的过程中，以家庭为分配单位，致使出嫁女及离婚妇女拿不到或少拿土地补偿款，严重侵害她们的合法权益，以致出嫁女及离婚妇女重复上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的稳定和发展。例如，市区古城王某，离婚后带着孩子，母女两个人的土地承包权却不能独立拥有，不仅土地仍由前夫长期耕种收益，而且几次土地征用，她却拿不上土地补偿费。她没有住房，靠打零工所得的微薄收入租房，供孩子生活、上学。为此，村委会、街道办事处、妇联、司法等部门，多次调解但效果不佳，她的财产权益不能得到有效维护。

3、传统观念和约束制度缺失造成农村青年女性早婚早育现象呈上升趋势

由于受传统习俗的影响及村民法律意识的淡薄，在农村，早婚现象颇有市场。有的女学生辍学在家，迫于家庭的压力，农村女孩往往在上中学的年龄就得“找婆家”。并因未到法定婚龄，未领取结婚证，就以举行习俗婚礼仪式代替婚姻登记。这类婚姻常常多属父母包办婚姻，由于婚姻基础本来存在问题，婚姻存在的隐患较多。婚姻出现了问题，不受法律保护，其结果是许多年轻女性遭受了精神和身体的双重伤害。例如，市区高闸镇毛__，初中未毕业就从

学校退学回家结婚。婚后因年龄小,不善于处理家事，婆媳关系不和，丈夫也因小事经常殴打她，对她实施家庭暴力，她不堪忍受，提出离婚，实际是到法院请求解除其同居关系，而在解除同居关系时，她没有获得任何经济补偿，几乎是净身出户。令她痛苦的是结婚一年多，她已生了一个孩子。据民政局统计，20__年，因结婚时未到法定年龄未能领取结婚证的村民以及其它原因补办结婚证的共有1660对，20__年补领结婚证的428对，仍有一部分没有领结婚证。一些村民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如果不是有关部门的抽查，即使到了法定婚龄，仍不补办结婚证，出现婚姻纠纷，损害的多是女性权益。所以早婚现象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二、对策及建议

农村妇女维权问题势必给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带来的不利影响，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强农村妇女法制教育，提高妇女维权意识

以“五五”普法、“法律进乡村”活动为契机，加强对农村妇女法制教育，特别是加大对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妇女权益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同时，充分发挥农村基层调解组织在农村妇女维权问题上的作用，让全社会一起来关注农村妇女维权问题，建立起良好的农村妇女维权法制环境。在妇女的普法教育中，通过举办法律培训班、妇女普法大讲堂、开展“妇女学法律、平安进家庭”等活动，帮助妇女提高法律意识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借助新闻媒体，充分发挥舆论导向作用，对典型的家庭暴力案件在媒体上曝光，让全社会谴责侵犯妇女权益的违法行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引导农村家庭积极开展“平安家庭”创建活动，倡导夫妻平等、尊老爱幼、邻里和睦、崇尚文明的家庭美德，并在全社会努力营造男女平等两性互相尊重、平等发展的社会环境，努力建设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民主管理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二）整和协调社会力量，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维护妇女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婚姻法与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6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国家采取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公安、民政、司法行政等部门以及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团体，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依法为受害妇女提供救助。”20__年在第十次全国妇女大会召开之际,七部委联合出台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加大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力度。

各级妇联、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民政、宗教、计生等政府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妇女维权工作，积极配合协调，严格执法，切实形成完善的保障农村妇女人身权、财产权和婚姻家庭权利的协调机制，使农村妇女权益保护落到实处。充分发挥法律援助机构的作用，为因经济困难打不起官司的妇女服务，让她们在法律公正的保护下生活和工作。民政部门要加大控制结婚年龄的工作力度，与宗教部门联合共同治理无证结婚和早婚问题。公安部门在户籍管理上仍然要考虑，将计生部门的证明作为新生儿入户的条件之一，以抑制无证生育现象的发生。计生部门要加大管理力度，着力打击无证结婚生育现象。乡村两级政府要发挥管理监督作用，着力解决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利和婚姻家庭权利受侵问题。

各级妇联组织要认真履行职责，在加强妇女普法教育的同时，充分发挥妇联四级网络的作用,做好妇女工作。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认真排查家庭矛盾，有针对性地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家庭，化解在萌芽状态，构筑起“平安__”的家庭第一道防线。要发挥“__市妇女儿童法律服务中心”、“家庭暴力伤残鉴定中心”、“预防家庭暴力110报警中心”、“妇女儿童维权合议庭”妇女儿童维权志愿者服务队等妇联维权机构的作用，主动为广大妇女儿童宣讲法律知识，提供法律、心理咨询服务，依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三）完善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的具体措施，维护妇女的财产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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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新途径;探讨

中图分类号:G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2-0088-02

当前,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青年进行西化、分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这给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建设带来了更多的挑战。如何针对新形势、新特点,引导大学生认清形势,增强责任,全面发展,这是必须认真研究解决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面对新形势,正视新挑战,树立新理念,探索新途径,切实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上呈现出的新问题

随着国际社会的垒球化、信息化和国内社会的全面转型,大学生在思想意识、精神面貌、价值观念、行为活动等方面呈现出许多新的趋势和特点。从总体来看,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主流是积极的、健康的,但同时也存在下面一些问题。

1.理想信念意识淡薄,缺乏爱国主义情感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下,有些学生思想上不关心政治,认为“政治可有可无,唯有金钱是真的”,在他们的思想上认为“谁富谁光荣,谁穷谁狗熊”,“谁赚大钱,谁发大财谁就是英雄好汉”等等,对政治理论学习缺乏热情,没有兴趣,感到厌倦、没有动力;缺乏远大的理想、抱负和志向。相当部分大学生信仰迷茫,存在信仰多元化和信仰真空现象。

2.诚信意识淡薄,考试舞弊现象屡禁不止

当前,相当部分学生诚信意识淡薄,与人交往言而无信的现象屡见不鲜,他们为学不诚,有的只求功名,不务实,学习上无所用心,不思进取,得过且过,却十分看重名利;为了扬名,捞取实惠,不惜弄虚作假,甚至不择手段,损人利己,破坏公平竞争环境;为了顺利通过考试,不惜出重金采用高新技术手段舞弊或者请“”替考,在观念上不以舞弊为耻,反而以之为荣。

3.团结协作意识不强,个人主艾价值观流行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逐步深入,人们的观念、思想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问题出现也必然会反映到大学生的思想中来。部分大学生集体主义观念很薄弱,以自我为中心,强调个人奋斗,不顾集体、国家利益,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甚至有人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谋职就业时,把到经济收入高的行业就业看作是改变个人命运,提高社会地位的阶梯,“70%的学生认为学习是为了个人前途”或为“家长争面子”,对班级体活动表现出懈怠、消沉、无兴趣,没有集体主义荣誉感。

4.人格畸形发展,心理问题比较突出

人格是影响青少年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内在因素,当前大学生人格的畸形发展主要表现在忧虑抑郁、刚愎固执、感情用事、依赖性强等方面。人格的不健全造成大学生心理问题比较突出。调查表明,31.48%的学生认为“校内竞争激烈,生活紧张”,47.43%的学生认为“上学费用高,经济困难”,21.82%的学生“对所学专业感到没有前途,没有兴趣”,19.61%的学生认为“生活没有目标,人生没有意义”。

5.网络垃圾文化泛滥。校园爱情低级趣味化

互联网功能的多样性,内容的广泛性、速度的快捷性、环境的开放性,效率的高效性,给大学生带来的积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其匿名化特征的网络议论,也给大学生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一是网上良莠混杂,特别是低级庸俗的信息,增加了青年学生辨别真伪的难度,不但造成思想混乱,同时还引发了暴力、性犯罪等社会问题,冲击扭曲了大学生正常素质结构。二是“网络成隐症”、

“网络疏离症”等网络技术的副产品,使不少大学生行动异常、心理错位、生理失调、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三是网络文化的随意性和匿名性,诱发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方面的冲突与失衡。此外,在网络垃圾文化的影响下,校园里谈恋爱就成了赶时髦的现象,大部分大学生找男女朋友的目的不是因为感情的需要,而是为了解脱寂寞,追求器官上的刺激。他们相互间频繁的更换男女朋友,恋爱道德观念低级趣味化。

二、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建议

在新时期,学生的思想状态呈现出新的特点,高校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我们要紧跟学生思想政治建设上的新需求,与时俱进的改进工作的方式方法,不断探索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

1.建立以“两课”教育教学为主渠道,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和其它所有课程教学共同育人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

“课堂”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充分发挥“课堂”教育的作用,可以在学生心中牢固树立核心价值观念,取得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然而,当前“课堂”教育还存在诸多问题。如,教学内容与学生的思想实际仍存在比较大的差距、部分教师教学手段单一陈旧等等。“课堂”教育要把思想教育与专业教育、系统教育与专题教育、理论武装与育人实践、形势政策教育与常规法纪教育结合起来,发挥各门课程的整体。重点要解决以下问题:一是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材建设,保证教材的科学性、权威性和严肃性;二是切实改进教育教学方式和方法,努力贴近学生实际,提供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案例式、实践式等教学形式,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提高教师素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是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的传播者,要有深厚的理论素养、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做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四是加强领导,为课程建设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为提高教师素质创造良好的条件。

2.积极营造健康向上、高品位、高格调的校园文化氛围。开展各种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相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校园文化对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各高校都高度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可是,各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还存在娱乐型文化活动多,学术型、创新型、思想教育型活动少;封闭状态明显而开放性不足等不足。新形势下开展校园文化建设,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主线,大力加强校园基础文化设施建设,大力营造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一是要广泛开展主题校园文化活动。以国家重大庆典纪念活动或重大节日为契机,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教育。同时,在师生中广泛开展诚信教育、文明养成教

育、学术道德教育等活动,营造了良好的校园道德文化和学术氛围。二是要深入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开展以科技服务和社会调研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实践活动,充分利用节假日,精心组织大学生深入农村和贫困山区,开展“四进社区”、“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大力开展“三支一扶”计划,通过大学生“三走进,三提高”,搭建课堂延伸的平台,创造理论联系实践的学习环境。三是要大力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进一步发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委员会分会和心理健康咨询室的作用,通过个别咨询、团体咨询、电话咨询等多种形式,为学生提供心理健康对话、测试与跟踪服务;开设”心灵驿站“网页与心理咨询热线,利用网络等现代媒体与学生直接沟通,疏导学生不良情绪等。

3.全面加强校园网络建设,使网络成为弘扬主旋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

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高校要用好网络这把双刃剑,就必须转变观念,用开放的教育理念指导我们的行动,大胆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要牢牢把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建设好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服务性于一体的主题教育网站或网页,积极开展生动活泼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要利用校园网络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使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生动活泼、扎实有效。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在培养人、塑造人中的新型载体和重要手段作用。网络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施教者对受教者的影响更多地取决于受教者的自主选择,以及受教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来自网络中的多元化信息的渗透。网络教育所具备的教育个性化和自由化的特征,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施教者可以利用网络最大限度地实现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借助网络技术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个别化教育。在网络中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行为具有空前的自由度和极强的渗透性,这些都为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真正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促成思想政治教育手段的多元化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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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是现代家庭生活的一颗“毒瘤”，不断地侵蚀着这些不幸的家庭，影响了家庭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为深入了解竹溪县目前家庭暴力现状，探索家庭暴力的主要动因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有效途径，竹溪县妇联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家庭暴力情况调查。通过对市民进行问卷调查、家庭暴力来访情况统计分析、召开基层妇联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的小型座谈会、个案深入访谈等方式，了解家庭暴力的现状、家庭暴力的特点、家庭暴力发生的诱因及公安机关在处理涉及家庭暴力案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寻求制止家庭暴力发生的有效途径。

一、家庭暴力问题的现状

本次调查主要采取问卷调查方式，共向社会不同人群发放《家庭暴力调查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90份，回收率为98%。在调查中，40%的人认为自己家里存在家庭暴力，其中发生在夫妻间的家庭暴力案件占了60%。

（一）对家庭暴力的认识

在调研中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市民对家庭暴力的认识存在误区。

1、对家庭暴力的范围认识不全。受传统观念影响，大部分市民认为只有“殴打”才是家庭暴力，35%的人认为“辱骂家庭成员”也是家庭暴力。

2、对家庭暴力的定性认识不足。在被调查的市民中，3.5%的人认为家庭暴力不违法，10%的人说不清是违法还是不违法，有2.5%的人甚至认为家庭暴力是正常现象。

（二）家庭暴力的特点

1、家庭暴力具有隐蔽性。大多数受害人认为,家庭暴力系个人隐私,“家丑不可外扬”,如果反映到司法机关,会使家庭矛盾激化,影响婚姻和家庭的稳定,因而受害者大多采取忍耐态度。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家庭暴力行为除杀人和重伤外,司法机关大多作为自诉案件处理,采取“不告不理”的做法。因此,家庭暴力案件中,真正由司法机关介入处理的较少。

2、家庭暴力多发生在夫妻青壮年时期，它的表现形式一般为殴打、捆绑、禁闭或其他残忍手段。在调查中，施暴者年龄30岁以下40人，30岁以上的15人，多为青壮年夫妻，殴打占52%，捆绑占30.8%，禁闭占10%，其他残忍手段占7.2%。

3、家庭暴力成为处理家庭矛盾的途径之一。在调查中有3%的人明确表示会采用暴力方式解决家庭矛盾。而问到对解决家庭暴力的具体建议时，甚至有0.1％的人建议“夫妻对打”。

4、遭遇家庭暴力时，受害者抗争和自救意识不强。遭遇家庭暴力时，32％的受害者选择“忍受”和“逃离”的来应对家庭暴力，27%的受害者会“反抗”，只有3%的受害者在受到家庭暴力伤害时会选择报警。而据妇联家庭暴力来访情况统计分析，因被丈夫殴打向妇联求助的，占因家庭暴力来访总数的99％，反映受到丈夫经济限制的占1％。

二、家庭暴力的原因

各种原因都可能引起家庭暴力，造成不良后果。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经济、感情、不良生活习惯甚至一些鸡毛蒜皮的事都能引起家庭暴力。在被调查的市民中，5%的人认为鸡毛蒜皮的事能引起的家庭暴力；本文来源：文秘站 40%的人认为经济支配问题会引发家庭暴力；25%的人认为家庭暴力是由不良生活习惯触发的， 25%的人认为感情问题也是家庭暴力的诱因之一，还有5%的人选择“其他原因”。发生在夫妻之间的家庭暴力，深究下去，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封建思想遗留太深，传统观念落后。一方面，“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和“男尊女卑”等封建思想并未彻底根除，导致家庭间角色错位，一些人法律意识淡薄，认为打骂妻子儿女是自己家的事，别人管不着。受害方信奉“家丑不可外扬”，甚至错误地认为挨丈夫打是正常的，宁可忍辱负重也不向基层组织和司法部门反映。另一方面，重男轻女、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等封建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导致家庭暴力的产生。袁某,由于为生了个女儿,丈夫周某非常不高兴,在女儿四个月时将母女赶出家门,当袁某住回娘家后,周某又跑到袁某娘家将袁某打的遍体鳞伤。

（二）社会对家庭暴力比较宽容。一是当发生家庭暴力时,普通民众往往对家庭暴力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简单地把它归为家庭纠纷，客观上助长了家庭暴力的肆虐。二是家庭暴力向来被视为家庭私事，而调解工作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家庭暴力，无法保护受害人免遭暴力的再次侵害，甚至可能使受害人在接受调解后，遭受更严重的暴力伤害。所以社区居委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很少主动过问。三是公安司法机关认为家庭纠纷无从插手。公安机关没有针对家庭暴力案件作出具体的程序设计，内部运行机制中没有把家庭暴力违法犯罪行为纳入各类案件的统计。虽然我县设有“110反家暴报警中心”，但由于警力不足以及对家庭暴力现象重视不够等原因，这些投诉点无法在制止家庭暴力方面发挥有效作用。四是法庭审理缺乏有效的取证途径。家庭暴力一般发生在家庭当中，具有隐蔽性，当事人只有夫妻二人，没有第三者在场，加上有的妇女不及时到司法部门鉴定伤情，这就给取证造成了困难。而没有确凿的证据，便无力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即使被打的鼻青脸肿，也难以遏制施暴者的暴力行为。这些实际上都是对暴力的默许，是对施暴者的宽容。

（三）受害者对施暴者的忍让和依赖。在家里处于弱势的一方（一般是女方），由于自身原因，在遭受家庭暴力之后，顾虑重重，屈尊忍让，遮掩，妥协，一味迁就，自身的软弱和无知、助长了施暴者的气焰，如刘某，因不堪忍受丈夫曾某的毒打，与其离婚，离婚后，曾某还时常跑到刘某单位、家里对其暴打，手段极其恶劣，致使女方多处受伤，刘一直敢怒不敢言，直到曾某烧了她的9床被子，打得她头破血流，才在其母亲的陪同下找到相关单位请求帮助。而有部分女性在经济上没有独立，致使其过分依赖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丈夫，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也内在地决定了家庭暴力的实施。

（四）受害者处理婚姻关系不够慎重，婚姻基础不牢固或者发生婚外情。部分发生暴力的家庭原本婚姻质量较差，婚姻基础不稳固，夫妻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松散或仇视状态，这为家庭暴力埋下隐患，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这种缺乏感情 基础的婚姻呈上升趋势。另外，婚外恋、第三者插足、包二奶等现象，严重影响着一些家庭的稳定，为了满足个人私欲或达到离婚目的，施暴者不择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家庭暴力案件的发生。如惠某与妻子邹某一向感情不错，后来，由于第三者插足，喜新厌旧，惠与邹的夫妻关系发生了巨变。惠经常与情人汤某纠缠在一起，偶尔回家见到妻子就拳打脚踢，企图用暴力手段逼迫妻子与他离婚。

三、家庭暴力的严重后果

家庭暴力不仅严重危害了妇女儿童身心健康，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很大影响。主要体现在：

（一）直接危害社会的稳定。家庭暴力虽然发生在家中，可是却给社会稳定埋下了深深的隐患。家庭暴力的发生经常搅得四邻不安，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很多是由邻居报警的；一些家庭因为发生暴力，夫妻双方的父母乃至亲属由此结怨，甚至造成纠纷或刑事、民事案件；有些妇女蒙受家庭暴力后，在丈夫的威逼恐吓、忍无可忍情况下，为不连累亲人，使她们采取极端手段，以暴抗暴，这就是所谓“受虐妇女综合症”。有关法律人士认为，受虐妇女在这种特殊的心理困境下，施暴人的人身安全随时都可以受到威胁，“受虐妇女综合症”的存在，已严重地影响着家庭和睦和社会安定。

（二）给婚姻家庭带来极大冲击。家庭暴力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婚姻破裂，据本次调查统计，有80%的家庭因暴力而解体或将要解体，20%的婚姻虽然没有破裂，家庭还在维持，但多数妇女依然留在暴力的危险中。因为施暴者虽经过调解表示不再施暴，但他们口是心非，恶习难改，一旦回到家中，又会旧病复发。因此，这类家庭也飘摇不定，时刻面临着破裂的危险。

（三）严重影响子女的身心健康。一方面，家庭暴力严重地损害了孩子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家庭暴力也给孩子心理带来严重影响。长期生活在家庭暴力中的孩子因惊恐而变得胆小、孤僻、自卑，学习成绩也受到严重影响，他们会吃睡没规律，性情忧郁，变得懦弱或残暴，成绩下降等。这些影响在成年后仍会存在。另外，有暴力的家庭，其孩子长大后大多也有家庭暴力行为，违法犯罪的比例也较高。

总之，家庭暴力的存在，不论对个人、家庭还是社会都有极大的危害，预防和制止家庭中的暴力行为势在必行。

四、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几点建议

家庭暴力作为暴力的一种形式，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一般性的家庭问题，而应把它看作是一种社会问题，必须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运用法律、行政、教育和管理等各种手段进行综合治理，从而有效地防范和制止家庭暴力。

（一）加大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深入宣传。做好反对家庭暴力的宣传工作，营造反家庭暴力的良好氛围。广泛宣传家庭暴力的危害，使全县民众知晓家庭暴力并不是个人和家庭的私事，而是一种侵犯人权、违道德的行为，广泛形成必须要支持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良好氛围，使施暴者受到惩罚。从而在家庭中营造一种“平等、文明、和睦、关爱、进步”的良好生活环境。

（二）加强公安部门对家庭暴力的打击力度。公安部门的干预是制止家庭暴力的最有效手段。鉴于此，县妇联将联合县公安局出台了正式的指导性文件“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意见”，对涉及家庭暴力的接警、刑侦案件的具体调查处理实务做出要求，指导全县公安系统的实务工作，明确家庭暴力处理的具体法律原则，在“以暴制暴”案件中引入“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给予受害妇女更多的支持。强化公安干警的社会性别敏感度和反家暴理念。通过培训，提高公安干警的人权意识、平等意识、社会性别意识，使其充分认识到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对妇女人权的侵犯，在接警处理过程中，依法给予家庭暴力受害妇女更充分更全面的保护。各乡镇派出所、110的工作人员在接警后要确保迅速出警，及时制止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行为，对施暴者要严肃查处教育，并认真做好记录。对家庭暴力情节较重、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如受害人要求予以治安处罚的，公安机关要立案查处；对构成犯罪的，如受害人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的，公安机关应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受理，依法提起公诉，确保家庭暴力的行为及时得到制止。

（三）提高妇女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增强妇女防暴抗暴的能力。家庭暴力除需求助法律外，女性必须通过自身努力，不断提高综合素质，要做到敢于超越自己，做到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妇女只有在经济与精神上独立，才能摆脱家庭中依附男性及受男待的状况，并且要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要提高广大妇女的自身素质，现代社会男女平等，女性也要积极参加社会劳动，体现自己的价值，取得经济独立地位。在夫妻相处方面，要逐步提高夫妻双方解决冲突的能力和技巧，杜绝家庭暴力的发展和升级。在受到家庭暴力时，要注意收集证据，以备在追究对方责任时获取有利地位。如对于家庭“冷暴力”要有意识收集证据，其实任何手段都是有痕迹的，如谩骂的语言，冷淡的时间，侮辱的方式都可以收集作为证据。另外妇女要改变性别观念，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千万不能有“打了就算了，忍一忍就过去的思想”，容忍就是对暴行的姑息和纵容，施暴者得逞后还会进行下一次。面对暴力妇女要勇敢的站起来，破除“家丑不可外传”、“委曲求全”的陈腐观念，一旦与对方和好无望，实在无法维持，要勇敢地作出决定，与其维持一个没有亲情没有爱的家庭空壳，倒不如把自己解放出来，重新组织家庭，再扬生活的风帆。

篇9

［论文摘要］本文首先描述性别失衡的风险如何由人口放大到公共安全、由个体放大到社会的过程，并分析性别失衡风险与社会转型风险间的作用机制；其次，进一步扩展性别失衡背景下社会风险放大框架，构建了中国性别失衡风险的多维交叉社会放大模型并利用二手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局部验证，揭示出性别失衡风险的社会放大路径。最后，提出政府基于风险四级放大途径的危机应对措施。基于中国社会转型和性别失衡共存的情景，及现有研究特别是风险放大理论和模型的局限。

对性别失衡风险如何从个体风险放大为社会风险，如何从人口风险放大为安全风险的路径与机制缺乏研究，更少有研究将性别失衡风险放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立体化地分析社会转型风险和性别失衡风险如何在积聚、互动中实现风险的加剧和放大。根本原因可能在于迄今相关的指导理论和风险模型仍然缺失。

卡斯帕森等人曾将风险的技术评估、风险感知和风险相关行为的心理学、社会学研究以及文化视角系统地联系起来，提出了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TheoryfortheSocialAmplificationofRisk），试图解释“为什么有些相对较小的风险或风险事件，却会引起公众广泛的关注，并对社会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3］该理论从建构主义层面描述自然灾害风险放大的社会系统，巧妙地结合了社会风险扩散的主观与客观要素、微观与宏观环境变量，对危机风险放大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为研究社会风险的放大奠定了很好地起点，因此在该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但该理论更关注对构成要素的描述，强调信息传递和公众反应在风险放大中的关键作用，忽视对风险放大深层因素和机制的挖掘，无法形成有预测力的假设。［4］

作者曾基于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结合中国社会、人口转型特点，构建了性别失衡背景下的社会风险放大框架，以更好地解释中国社会人口转型时期，群体性暴力事件的频频爆发和规模升级现象。［5］但该框架从信息强化、公众反应、政府危机应对、性别结构失衡强化分析了社会风险的四级放大机制，侧重转型社会风险如何在性别结构失衡的背景下，从个体风险放大为群体性风险的过程，忽视了性别结构失衡本身也存在一个风险放大的过程，而且该框架也无法解释在社会转型和性别失衡并轨的社会环境中，两类风险如何在互动中从个体放大到社会，从人口领域放大到公共安全领域。为此，有必要将性别失衡背景下的社会风险放大框架深化为机制模型，并从转型社会的单边风险放大扩展为社会转型和性别失衡的多维风险放大，探讨两类风险如何在互动中实现风险放大的独特路径与机理，为研究转型社会性别失衡风险的社会放大路径和治理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一、社会转型与性别失衡互动中的风险形态与放大

在一个常态的社会，性别结构失衡所带来的男性人口过剩问题，分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风险更多地集中在个体和人口领域；但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和社会转型的利益矛盾，将可能使性别失衡的风险进一步加剧和放大，而性别结构失衡的存在，恰恰为转型期各种社会风险的爆发和放大提供了导火线和丰富的土壤。因此，需要从动态系统的视角，分析性别失衡与社会转型互动中的风险形态与放大。

1.性别失衡的风险形态与社会放大

首先，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将进一步加剧性别失衡的态势，导致婚姻挤压现象高度集中在少数贫困、落后、偏远的农村地区。根据婚姻梯度理论，家庭经济贫困与落后地区的男性青年，在婚姻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促使人口大规模流动，农村女性随着人口迁移进入城市或富裕地区婚姻市场后，使得地域性失婚的不利局面进一步恶化，导致一些贫困地区甚至出现一批光棍村。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步伐的情况下，农村的婚姻家庭承担着教育、医疗、养老和传宗接代的社会功能，也满足了个体的情感归属和性生活的需求。稳定的婚姻生活作为减压阀，在个体和社会压力间构筑了一道缓冲带和防护林，缓解了社会对立情绪和矛盾冲突的激化。一旦家庭这个最后的保护屏障丧失，将引发失婚男性的生存危机，长期的性需求得不到满足，又会激发失婚男性的性压抑和心理扭曲等生理和心理危机。

其次，社会转型中的矛盾激化与风险预期，将性别结构失衡的风险进一步加剧和放大，使其呈现出由失婚男性向其他社会群体、由人口领域向公共安全领域扩散与放大的效应。根据“压力－状态－响应”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男女比例严重失衡所引发的婚姻挤压，将给失婚男性本身带来压力，使之陷入家庭养老困难、性需求不能满足等状态。在社会转型期，收入差距的拉大和利益矛盾的激化，特别是在高风险社会，对未来社会不确定性的风险预期，可能促使他们倾向于选择性暴力、易、拐卖妇女、买婚骗婚、团体犯罪、错乱、自杀等状态响应手段，造成社会治安、刑事案件或风险频发，严重影响公共安全秩序，也将加速性病/艾滋病等传播性疾病的传播，引发公共健康危机。甚至有舆论认为“中国光棍”未来将威胁到国际安全、乃至引发战争。［6］

2.社会转型的风险形态与放大

首先，性别结构的失衡将进一步加剧社会弱势群体的脆弱性，并产生新的弱势群体，为转型期各种社会风险事件的爆发和放大提供丰富的土壤。在性别失衡的非正常人口状态下，社会分化中形成的弱势群体往往成为被婚姻挤压的对象，生存危机与长期的性压抑很容易激化这些群体的被剥夺感和失衡心理，为风险事件的放大提供群众基础。［7］而且，面对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事件，社会支持网络将发挥决定性的帮扶作用，但是由于失婚男性的网络规模偏小，往往难于获得有效支援。性别结构失衡增长了家庭和社会的不稳定风险系数，导致社会环境与弱势群体应对突发灾难或紧急事态的长期能力被削弱，更易受各类事故危害侵袭。这将会进一步放大公共安全事件的伤害性后果，使之更具破坏力。

其次，性别结构失衡作为其他风险和矛盾积聚和爆发的整体外部环境，具有致命的风险催化剂功能，往往成为社会爆发的导火线。性别比失衡作为一种非正常的人口状态，将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深刻影响和调整着人的思想和行为，通过参与现代社会的风险积聚和风险放大，直接冲击中国社会的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首先，大量失婚男性的性生活需求，作为一种市场驱动力，可能导致买婚市场扩张，激发社会上买婚骗婚、跨境非法婚姻，以及拐卖妇女及女性儿童等案件的发案率上升，加大人们对转型社会风险的敏感性和想象空间，容易作为导火线，引发转型社会中酝酿的恐慌或不满情绪。而且，在性别失衡社会，此类社会治安案件往往具有极高的社会敏感度，又表现出较好的社会情感认同基础，容易成为爆发危害性较大的社会的风险催化剂。如在现实生活中，公安干警解救被拐卖妇女经常遭遇群众阻挠，这种情况一旦处置不当极易酿成。

二、性别失衡风险的多维交叉社会放大模型

为更好地阐述中国性别失衡下的社会风险和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性别失衡风险积聚、升级和爆发的内在机制及其互动机制，我们在性别失衡背景下的社会风险放大框架基础上，结合以上分析的中国社会人口转型的情景特点，围绕性别失衡引发的社会问题和风险，进一步提出一个中国性别失衡风险的多维交叉社会放大模型，见图1。

相比于性别失衡背景下的社会风险放大框架，性别失衡风险的多维交叉社会放大模型不仅突破了社会风险从个体风险放大为群体风险的单维局限，将性别失衡风险从人口领域到公共安全领域、从个体风险到群体风险放大的维度纳入其中，而且系统地描述了两种风险的互动机制。如图1所示，新模型主要呈三维四级推进的特点。

1.风险放大的三个维度

（1）第一个维度的风险放大：性别结构失衡所导致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人口领域男性过剩。在社会制度性保障严重滞后的情况下，经济社会转型所加剧的社会分化，会产生大批的社会弱势群体，而这些人往往容易成为婚姻挤压的对象，并作为社会问题经过信息强化、风险感知，与转型社会的心理、制度、文化发生交互作用，促使他们以个体或集团行动的方式，选择性暴力、易、拐卖妇女、买婚、团体犯罪、错乱、自杀等状态响应手段做出反应，也促使逐利人以个体行动或集团行动的方式，从事骗婚、拐卖妇女、易等行为，从而加剧了这些社会风险，将性别失衡的风险从人口领域放大到公共安全领域。

（2）第二个维度的风险放大：这些性暴力、易、拐卖妇女、买婚骗婚等社会风险事件，在性别失衡的社会环境下，因具有高度的社会敏感性和情感认同基础，在信息传递中很容易被强化和加工，并在转型社会高脆弱性的心理、制度和文化环境下，产生偏高的风险预期，并作为导火线激发社会中长期酝酿的恐慌和不满，将局部范围的个体事件放大为更大范围的。

2.风险放大的四级推进

（1）第一级风险放大：性别失衡下一些社区与人群的脆弱性，扩大了社会突发事件的破坏性后果。由于性别失衡滋生的一些弱势群体具有社会支持网络规模偏小、家庭养老支持能力低下、生理与心理健康较差等脆弱性特征，此类群体在社会突发事件发生时，更易受到侵害。

（2）第二级风险放大：信息系统与信息渠道的运作，改变了风险信息的应有程度或内涵，放大了突发事件的风险源信息。此级风险的放大程度，取决于政府和媒体等的事件参与深度。性别失衡下的弱势群体本身抵御风险的基础就比较弱，由于在社会上居于不利地位，更容易产生负面价值判断，怀疑政府的处置能力或手段，因而将产生更高的社会风险预期。

（3）第三级风险放大：社会网络或公众反应系统的运作，使个体、群体、机构或政府采取反应行动，放大了社会风险。根据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社会公众的反应状况受到制度、经济、文化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和制约。［8］由于性别失衡社会系统更具敏感性，在发生相关社会风险事件时，围观群众或社区居民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以及出于“扶弱”意识而形成的共同心理，可能导致失范行为升级为社会。

三、模型的验证与应用

性别失衡下社会风险的放大机制既服从一般突发事件社会风险放大的共性，又具有独特性。为验证所构建的性别失衡风险的多维交叉社会放大模型，需要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进行资料的系统收集。但由于中国性别结构失衡所引发的各种风险形态才刚刚显现，欠缺足够丰富的二手数据，一手数据也不能够立刻得到，因此还无法对三个维度的风险放大进行完整的验证。而且，二手数据更多地体现为对某时点现象的静态描述，缺乏对事件来龙去脉、深层信息的阐述，因此，在框架的应用中也暂时无法分别展示各类风险事件何以升级放大为全局性风险的动态演化机制。以下将利用包括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框架在内的一系列公共安全理论，辅之于一些已有研究结论与典型案例，对我们提出的模型进行局部验证；并应用该模型，侧重对社会转型下性别失衡风险逐级放大的路径特征进行分析和解释。

1．婚姻挤压下的特定风险爆发与周围环境的脆弱性，导致社会风险的第一级放大

一方面，性别失衡所导致的失婚问题使大龄未婚男性成为重要的社会风险源。性别失衡社会中买婚和商业市场需求强烈，与之相对应，社会上拐骗妇女的犯罪活动也明显增多，买婚骗婚案件的发案频率也有所提高，导致了一些贫困地区的妇女、女童，以及一些失婚男性及其家庭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群体。根据2009年5月公安部《全国公安机关“打拐”专项行动简要情况》，近年来在不少地方拐卖儿童、妇女又沉渣泛起、发展蔓延，组织化程度提高，手段升级，成为当前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9］如广西博白县2002年就破获重特大拐卖妇女儿童案件,该案被拐卖妇女儿童共213人；2003年10月,博白又发生拐卖妇女大案。根据新华社报道。

另一方面，在性别失衡社会，失婚男性及其家庭所居住的社区环境具有明显的脆弱性，会使人们更易受到公共安全事故的影响。Winchester很早就将性别比例与家庭类型、年龄、技能/教育和职业等级并列，作为划分不同层次脆弱群体的重要指标。［11］性别失衡下失婚人群及其家庭的脆弱性最为突出，首先他们所居住社区具有明显的经济贫困特征，而这些人及其家庭尤其贫困。根据Downing&Bakker的理论，乡村的脆弱群体包括佃农、没有土地的劳动力和贫困户，这部分人显然属于脆弱群体。［12］

综上，可以发现性别失衡造就了几类典型的弱势群体，也提高了一些社区、个体和家庭的脆弱性，这些地区和人群由于不利特征属性的存续，在灾难事故发生时会受到更大的侵害。

2.整体风险信息传播系统和处理过程，包括个人的经验感受、技术专家的评价、政府的风险诊断与消息，新闻媒体的参与报道，以及非正式渠道的风险信息传递等，导致社会风险的第二级放大

关于这一点，性别失衡下的社会风险放大机制与普通情况是一致的。卡斯帕森的团队通过对上百例灾难事故的归纳验证，证实了在突发事件风险放大过程中，信息系统和信息渠道各构成要素对风险放大有较好的解释力。正式渠道与非正式渠道的信息传递单位和信息处理过程，会不断地复制、解读、编译和传播风险相关信息，使公共安全事件风险产生涟漪效应，在个人、群体、单位、社区和社会之间扩散，导致风险放大。其中许多关键因素和社会关系会影响到信息传递，但卡斯帕森提及，媒体或交流渠道的覆盖面积并不一定就会产生对应的效果，它们还与信任模式和信任程度存在关联。社会群体的流动，与传媒的信息覆盖面和突发事件的社会经济后果相互作用密切。风险的信号与群众抱怨对风险放大存在重要影响。这些特征在性别失衡环境下对突发事件信息的影响，并无太大差异，同样与官方信息处理系统和社会传播网络密切相关，如果说有所差异只能是性别失衡下各类社会关系的组合方式会发生变化，但这种情况对突发事件社会风险放大的影响仍属未知范畴。

3.公众反应系统导致改变风险损害后果的各类行动，性别失衡下的社会公众更具敏感性，存在同情失婚群体及相关群体的共同心理，特别是失婚群体及其家庭更倾向于支持或参与相关风险事件，导致社会风险的第三级放大关于这一点，性别失衡下的社会风险放大机制与普通情况也是一致的。但是，性别失衡社会下的社会风险放大机制有其特殊性。失婚人群属于社会弱势群体，当发生拐卖妇女、非法买婚骗婚、非法跨国婚姻事件时，出于扶贫济困、乡识以及英雄情结，周边群众容易形成共同心理，阻挠警方解救被拐骗卖，以及参与跨国非法婚姻的妇女，甚至引发群体性对抗事件。如在河南新蔡，对这些办案警员“老百姓管他们叫多管闲事的‘法海’”。［14］在性别失衡下贫困地区或贫困家庭男性娶不上本地新娘，只好将目光转向缅甸、越南、老挝等中国周边国家，也正因为如此来自这些国家的非法跨国婚姻、非法组织入境案件并不鲜见。［15］在侦办和解救涉案当事人的过程中，干扰办案、藏匿当事人的情况非常普遍，如果公安干警一时处置不当，还可能遭到围攻，甚至酿成大规模。

四、基于风险放大途径的政府危机应对

由以上研究可见，性别失衡社会的突发事故的风险放大，具有独特的途径、机制与效应，应区别于一般社会风险实施干预和阻断。模型所揭示的风险放大路径，也启示性别失衡风险的治理，应该围绕转型社会高脆弱性的风险催化、信息传导机制的价值阐释、公共反应机制的心理共鸣和基于人口流动和弱势地位的规模化四级放大途径开展。

1.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为相关地区的反贫困工作提供项目支持、资金帮助，提高性别失衡地区社会抵御风险能力

性别比失衡所产生的社会风险，部分是可以通过制度建设有效抵御的，如失婚人群的家庭养老问题、贫困农村地区女性的婚姻市场转移问题、失婚人员及其家庭的心理压抑等，需要政府加强相关制度保障、改进相关政策、提供相关法律依据。具体建议一是照顾差异，当前的社会保障政策采取同步推进方式，并未考虑地区性的性别比差异，造成局部地区的养老和医疗制度保障乏力。建议在性别失衡严重区域，加速推进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型，如有必要，可定位由后者发挥在养老中的主导作用，优先将大龄未婚群体的医疗纳入国家保障范围。二是改善条件，加大政府支持力度，为贫困农村地区创造走向富裕的各类条件，以希望和现实留住本地的金凤凰，阻止性别失衡区域婚姻市场的持续恶化。同时，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还应动员社会力量，为相关地区的反贫困、降低脆弱性工作提供项目支持、资金帮助，或做其他辅工作，帮别失衡地区提高社会抵御风险能力。

2.畅通信息网络，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实现政府信息的透明与快速流通

突发事件的风险放大往往与信息传递中的信息加工和政府、媒体等的事件参与深度有关。实现信息的透明和快速流通是及时遏制风险放大，有效处理突发事件的关键。因此，首先要畅通信息网络。在信息自下而上传递的过程中，信息的不透明势必使得政府的信息捉襟见肘，信息的虚报和瞒报也往往导致耽搁处理危机的最佳时机。在网络时代，各种信息传播越来越快，官方信息缺位反而激发民间信息的泛滥。政府有必要主动利用现代化的网络平台，畅通信息网络，以引导舆论导向。其次要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机制是危机管理中的重要机制之一。由于危机乃至危机管理的特点，决定了非常时期的信息公开需要建立不同于平常时期的信息制度。既要及时公布信息，以增强民众的公信力度，政府与民间相互信任，又要掌握分寸，注意信息公开的时期、地点、方式和方法等的制约。

3.构建一套深入社会各层面的网络传感机制，高效、快捷地捕捉社会中酝酿的各种风险信息，及时施加以预防、预警、预控为主的外部阻断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回避现代化进程及其带来的社会风险，但可以利用这些先进的信息技术与网络平台，构建一套深入社会各层面的网络传感机制，高效、快捷地捕捉社会中酝酿的各种风险信息，及时施加以预防、预警、预控为主的外部阻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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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慧君,李树茁.性别失衡背景下的社会风险放大及其治理——基于的案例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0(5).

［5］LiuHuijun,LiShuzhuo.TheAmplificationofSocialRiskandItsTreatmentUndertheContextofGenderImbalance:CaseStudyofMassDisturbance.ChinaSoftSciences,2010(5).

篇10

一、理国的内涵

爱国主义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自己祖国深厚情感的积淀，反映了人们对祖国的依存关系，是个人对祖国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尊严感与荣誉感的统一。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所包含的内涵有所不同。传统的爱国主义是从简单的爱国情感开始的，然而，在新的历史时期，爱国主义仅停留在情感层面是不够的，初级层次的爱国主义往往流于形式，缺乏理性的指导，甚至可能转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因此，必须将情感层面的爱国主义上升到更高的理性层面。[1]理国的内涵丰富，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理国是以理性为核心的爱国主义。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情感是人类对外界刺激的一种反映，是一种感性认识。而理性是指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认知能力，表现为一种理论与思维方式，属于理性认识，感性认识只有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活动。[2]理国是一种基于理性层面的情感表达方式，理国不是感性、表象的情感诉求，而是建立在理性认知基础上的感情认同。在关乎国家利益的问题上，爱国情感的迸发是民众对国家深厚情感的表现，朴素的爱国情感毋庸置疑，然而，在表达爱国热情的过程中如果缺乏理性的思考，往往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利益损失。理国是以理性为核心的，对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有深刻理解的情感，这样的情感才具有持久性，也只有上升到理性层面的爱国情感才能保证爱国行为的合理进行，进而更有效地维护国家与民族的利益。

第二，理国是以国家核心利益为根本目标的爱国主义。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个国家的交流也日益增多，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过程中，难免会发生摩擦与争端，而近年来出现的诸如事件、南海事件等一系列危害到国家利益的事件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情绪。但在表达激烈的爱国情绪过程中，由于缺乏理性方面的思考，往往会出现鲁莽、冲动的爱国主义行为，甚至有一些超越法律限定的暴力行径：例如极端的语言攻击、过激的人身攻击、盲目的排外行为等等，这些行为最终导致的是社会治安的动荡、国际环境的紧张。诚然，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出发点是正确合理的，然而，过激的爱国行为却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因此，只有在理性思考的前提下，权衡国家长远利益的理国才是真正的爱国，才能真正做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目的，进而推动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

第三，理国是以法律为限度的爱国主义。理性的爱国主义行为首先应当要在法律的准绳下进行，只有在法律限定的范围内进行才是合理合法的爱国主义。在问题等事件上，有一部分中国人由于不懂法律法规，冲动、不理智地做出损害国民财产的行为，还有一部分中国人以爱国的名义肆意在大众媒体上发表过激言论，更有甚者通过网络黑客的方式侵犯他人隐私，这些行为都触犯了法律底线，不是理性的爱国主义行为。中国的法治化社会不断推进，对于爱国行为也有明确的限定，真正有理有据的爱国应当是在理性地分析实际情况后，根据法律的规定来进行合理的爱国情感表达。只有真正做到在法律的规定范围内进行爱国行为表达才是真正的理国。

二、加强大学生理国主义教育的必要性

（一）针对大学生自身特点有必要加强理国教育

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是充满活力与激情的社会群体，对于国内国际时事大都比较关注，在关乎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往往会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但是，大学生由于还未走上社会，涉世未深，对于一些问题缺乏理性的思考，容易产生消极因素，大学生在表达爱国情感时往往容易掺杂非理性情绪，盲目排外、行为过激是大学生非理国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在争端、抵制家乐福等事件中，许多青年学生都迸发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纷纷加入抵制外货的游行行列中，一些大学生甚至在抵制日货的过程中打砸日系车辆，还有一些大学生则在网络上肆意谩骂、发表不正当言论，更有甚者利用网络这个平台对别国进行黑客攻击，严重扰乱了网络秩序。大学生对情绪缺乏控制、不善于理性思考的特点往往容易出现各种过激行为，导致爱国行为走向偏差，因此，加强大学生理国主义教育显得尤为重要。[3]

（二）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理性化不足有必要加强理国教育

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理性化不足从教学角度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材内容滞后。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教材当中，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深度和广度不够，对于法律基础的知识阐述甚少，难以指导大学生理性地处理当代爱国主义的问题。二是教学方式单一。传统的高校爱国主义教育方式主要采用灌输教育，导致大学生的自主学习与思考能力不足，而教育者对于爱国主义的内涵教育也往往只停留在理想化层面，对于社会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和不良风气，教育者没有及时从深层面剖析，使学生对这些问题存在偏颇。[4]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必要加强理国教育

随着全球化经济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与此同时，各国之间的矛盾与摩擦也就不可避免的出现，大学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对外开放过程中所要面对的问题。我国正处于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阶段，国内的发展离不开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更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因此，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应当要培养一种国际性的胸怀，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在面对国际纷争与矛盾时，应当树立一种理性的爱国主义情怀，尽量用和平谈话或者诉诸国际法律等非暴力手段进行解决。只有这种理性的、有理有据的爱国主义行为才能为我国提供一个安定有序的国内国际环境，才能有利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5]

三、加强大学生理国主义教育的途径

（一）利用学校教育的主渠道，创建大学生理国教育的新平台

学校教育不仅是大学生获取专业知识的窗口，更是大学生形成自身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重要平台，理国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应当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关键作用，然而当前学校教育存在着诸多弊端，例如教学内容过于传统，形式也较为单一，因此，首先应当从教学内容上入手，将理国教育内容与思想道德修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述等基础课程的内容结合起来，让学生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来增强对理国的认识，其次要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形式，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运用多媒体等教学手段，同时结合国内国际时事，采取启发式、引导式等教学手段对大学生进行理国教育。[6]

（二）开展各种实践活动，积极培养大学生的理国意识

大学生的价值认知与价值判断能力并不是单单依靠课堂理论的灌输所能解决的，正确的认识必须通过实践来确立，也只有通过实践所树立起来的认识才能真正引起大学生内心的共鸣，[7]因此，实践是深化大学生理国教育的重要途径。在当前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教条化、课程化的爱国主义教育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教学环境，必须积极开展各种有组织、有计划的实践活动才能更有效地进行理国教育，首先可以从校园实践活动入手，通过开展以理国为主题的演讲、团体活动来强化理国教育，其次可以通过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来为大学生创造身临其境的参与机会，另外，可以开展暑期实践活动、生产实践活动来不断加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力度，让学生深入了解社会，从社会实践中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引导他们将爱国热情转化为立足岗位的实际行动，在实际活动中实现一个公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与责任。

（三）开辟网络爱国主义教育新平台，创新理国教育途径

随着网络信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已成为现代人必不可少的交流工具，大学生作为主动接受新鲜事物的重要群体，网络更是大学生日常生活中接受信息、学习知识、表达情感的重要渠道，因此，在弘扬理国教育时必须充分利用网络这一媒介，深化大学生的理国意识的培养，高校可以通过建立理国主义教育网站、网络直播重大历史事件等手段来增强理国的实效性。学校的教育工作者也应当充分利用网络这一信息平台，通过开通微博、微信等媒介来加强与大学生的交流，及时了解大学生在爱国主义方面的思想动态，进而正确引导大学生理性地表达爱国主义情感。但是，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为大学生理国教育提供便利，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必须加大对网络信息资源的监管力度，建立完善的网络资源筛选机制，及时发现并删除不良信息，为大学生理国教育开辟一条便利、安全的网络新道路。

参考文献：

[1]田志久，刘磊，蒋洪冰.《大学生理国教育引导研究》[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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