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非遗的原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保护非遗的原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档案机构；非遗保护；边缘化；重要参与力量

一、新《档案法》实施给非遗保护带来的机遇

2004年的《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未提及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中没有明确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主体地位，也无非遗档案必须向各级档案机构移交的相关条款。新《档案法》在第四章的第三十四条提出“鼓励档案机构开发利用馆藏档案，通过开展专题展览、公益讲座、媒体宣传等活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此可见，新《档案法》是鼓励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1.参与非遗保护有法可依。非遗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档案法》由以前的“只字未提”到“鼓励”，肯定了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做出的重大贡献。虽然“鼓励”看起来变化不大，但是对档案机构能够积极借助档案馆藏资源参与到非遗保护意义重大，是有法可依的。2.有利于提升档案机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新时代档案机构尤其是档案馆利用馆藏和现有的平台来实现宣传非遗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遗的档案式保护让非遗的文献资源保存得更久，且档案机构利用参与非遗保护，来重塑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形象，提升档案机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二、我国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现状

（一）调查概述

1.调研方式。为明确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现状，采取直接访问省市级档案机构网站的形式，具体调研中是采取对省级档案网站和百度以“非遗”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对检索结果的文献进行统计。2.调研内容。明确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形式。赵跃博士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表示：截至2019年8月，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主要形式为收集、征集、采集建档、建数据库、展览传播、申报支持、业务指导共7种。结合档案机构实际工作，在结合赵跃博士的分类基础上，稍做调整，保留征集、采集建档、建数据库、展览传播、申报支持5种，将收集更改为接收（含捐赠），增加移交、修志2种形式，共计9种参与形式（见表1）。

（二）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1.参与数量少且比率低。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共有国家综合档案馆3337个。调查中发现仅有107家不同级别档案机构参与到非遗保护，占比3.2%，比例低；参与的107家机构中，按照档案机构的级别划分，有13家省级（直辖市）档案机构，36家地市级档案机构，58家县区级档案机构。可见，档案机构整体参与的数量较少，参与比例低（见图1）。2.参与形式呈现被动性。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9种形式中，征集、编史修志、建数据库、采集建档被归入主动参与形式，而接收、展览传播、业务指导、申报支持、移交则归入被动参与形式。调查发现，对107家档案机构涉及的9种形式统计后共得到总参与数为145次，排名前三的依次是接收34家、采集建档29家、展览传播28家，后三名的依次是移交3家、修志4家和建数据库5家；主动和被动形式分别占比为40.69%和59.31%。对接收非遗保护中心移交的非遗档案的档案机构仅有3家统计，分别为湖北省武汉市、江苏省常州市和河北省固安县的档案机构。调查发现，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还以接收、展览传播等浅层次的被动参与形式为主，而编史修志、建数据库的主动参与形式占比不高。3.参与类型单一。为掌握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形式的丰富度，对档案机构参与类型进行统计。统计发现，有81家档案机构仅有1种参与形式，占比高达75.7%；而参与形式在3种、4种和5种的档案机构分别有1家（云南省）、2家（湖北省和张家港市）、2家（武汉市和扬州市），占比均不足2%。由此可见，档案机构参与类型单一、不丰富。

三、我国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现状原因分析

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实践存在数量不多、参与形式单一等问题，这与学界期望存在较大的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身份未得到“官方确认”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管机构是文化部门。自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后，国家层面就非遗保护已出台《非遗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识管理办法》等9部政策法规文件，其中《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列举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认定、保存和传播的主体机构；文化部牵头的非遗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9个成员单位，也没有国家档案局身影。官方确认的非遗保护主体机构中并没有提及档案机构。《档案法》规定，档案馆具有接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定期移交档案的职能。但早在全国部署非遗普查工作时，文化部就指出：“在普查中搜集的非遗实物资料所有权归国家，由各级政府授权的有关保护机构保管。”《非遗法》中也未有非遗档案必须移交到档案机构保管的相关条款。新修订《档案法》特别规定“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等单位保存的文物、文献信息同时是档案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由上述单位自行管理”，这意味着非遗保护中心等主体机构产生的非遗档案不一定得向档案馆进行移交。文化界和档案界相关法规政策均未将档案机构列入非遗保护的主体机构，这意味着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只能充当“社会参与”力量，参与非遗保护的地位也很难得到其他相关主体的认可，这也是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数量少的原因。

（二）档案机构工作机制不适应非遗保护

档案机构改革后，档案馆属于文化事业机构。一直以来，档案机构保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移交的档案，是一种基于传统档案形式的服务官方机构的工作机制；而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公开性和广泛的包容性，两类型机构存在本质区别。具体到参与非遗保护工作中，由于很多非遗项目是植根于民间，属于非官方机构的工作，档案的官方机构身份与非遗植根民间存在天然的不适应。档案具有保密性，档案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25年向社会开放；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类档案，可以少于25年向社会开放；而非遗传承在保障非遗传承人的知识产权和利益的前提下，是以传播和传承、振兴为目的，需要更多人了解非遗、使用非遗，甚至是融入日常生活中的活态传承。档案的保密性与非遗的社会参与性存在矛盾。

（三）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主动性不高

在官方身份没有得到明确的情况下，档案机构主动参与非遗保护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一定的魄力。但很多地方档案机构对档案馆职能的理解十分狭隘，认为只需做好本职工作即可，不愿主动介入，也不愿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竞争，更不愿“越位”参与非遗保护。目前，仅有江苏省、云南省、湖北省的档案机构主动与文化部门联系洽谈非遗档案移交事宜并付诸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社会各方的积极参与，不主动参与非遗保护势必会造成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弱。

（四）保存类措施相较保护类措施处于“弱势地位”

《意见》明确非遗建档是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由此可见，非遗建档仅被窄化理解为“收集、整理”，和档案界界定的建档是“收集、整理并保存下来”相比，唯独少了“保存”。可能从语义上理解，非遗的建档“保存”本身就是一种“保护”。但是无论是《公约》《“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还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都将非遗保护措施分为保存类措施和保护类措施，其中认定、记录、建档保存类措施针对所有非遗项目，而特别优秀的且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容易造成保护优于保存的印象。而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多为认定、记录、建档的保存类工作，保存类措施的“弱势地位”可能导致档案部门在参与非遗保护工作中被边缘化。

四、新《档案法》实施背景下我国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档案特色化出路

（一）充分发挥档案机构专业优势，筑牢非遗档案式保护

1.保持“前端”业务指导优势。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应主动与文化部门加强联系，协助完成非遗保护规章制度的制定，介入并指导非遗中心对非遗档案进行分类整理，确保对非遗档案规范完整等方面的“前端”业务的指导，利用业务优势积极参与非遗保护。2.利用档案技术延长非遗档案保存时间。档案修复技术是档案保护技术的一项重要内容，能提高档案耐久性。在开展非遗保护过程中，会重点关注传承人的实物档案、纸质档案以及声像档案，而在保护过程中又形成不少的纸质档案，利用先进的档案修复技术进行杀虫、除菌、脱酸等服务，延长非遗档案的保存时间；还可以主动向采用家庭式保管非遗的传承人提供免费的档案修复、加固、装裱等修复服务，以解决非遗家庭式保护条件局限造成非遗档案保管不规范的问题。3.通过编史修志来开展非遗保护。档案机构利用编史修志的优势，联合地方志主管部门、文化旅游部门，编写全面反映地区非遗项目规模及非遗保护工作的志书，如《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用档案机构独有的编史修志方式，记录非遗保护的脉络的形式来开展非遗保护。4.档案记忆工程延续非遗传承脉络。国家档案局于2000年正式启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乡村记忆工程”是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建立具有本土地域特色、完善的乡村记忆档案信息资源库，有效提升档案部门的公众文化形象。档案机构在开展乡村传统村落档案建设工作时，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地方文化特色资源的抢救性保护结合起来，在抢救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民风民俗等过程中，尤其重点收集含有非遗项目的资料，创编成文字、视频资料形式，并按照故事、技艺、习俗等分类整理成专项档案数据库。通过乡村传统村落档案的建档工作，将档案资源数字化，建设资源库，在保障传统村落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的同时，保障非遗等传统文化的延续，保护各个时期的历史记忆。

（二）借助特殊档案建档契机，丰富非遗保护的多元化形式

1.将家庭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档案机构抓住为非遗传承人建立家庭档案和非遗传承人个人档案契机，全面、客观、真实记录非遗传承人表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元的艺术内涵，并借助文字、声像、实物及口述等载体形式实施非遗保护。例如张家港市已经为48位非遗项目传承人全部建立家庭档案，并完成档案的数字化。2.口述档案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口述档案将历史“原音再现”，可以很好记录那些濒临失传的老记忆、老手艺。档案机构合理筹划、多方联系，积极开展非遗传承人口述档案建档工作，逐一对非遗传承人口述对象实地走访，并进行口述档案视频采集、现场录制，待后期加工制作完成后，将资料存档于档案馆永久保存。3.方言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地方方言承载着乡愁、乡情，其中不乏许多优秀的非遗项目，如南京的吆喝、南京白话和南京白局。档案机构在开展方言建档工作中，要善于抓住方言中的优秀非遗项目，比如传统方言戏曲、方言童谣、方言故事、方言说唱等，通过方言建档的形式更好地保存方言、留住乡愁，并传承优秀非遗文化。如陕西省档案局的《传承非遗文明，纪录方言文化》就是以方言建档的形式开展非遗保护。4.精准扶贫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2018年的《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办法》就对精准扶贫档案的收集、整理、管理和开发利用做出明确规定。“非遗+扶贫”过程中必然会形成很多精准扶贫档案，档案部门要注意收集非遗扶贫过程中这部分特色形态的档案，将其归入“精准施策类、精准脱贫类”两类中，真实、完整、准确、全面地记录和保存精准扶贫工作的全过程，同时也是对非遗的保护。

（三）遵循非遗保护趋势，加强非遗文化传播

1.关注非遗传播工程，加强非遗文化知识传播。档案机构作为我国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应积极关注文化传播工作的新动态，加强非遗文化知识的传播。首先，利用档案馆建成的档案网站开展非遗知识传播，可以在档案展览下设立非遗文化传播专栏，开展非遗文化的图片、视频形式的传播。其次，利用档案机构已经建成的官微官博进行非遗文化的传播，通过撰写推送非遗小知识等相关推文的方式传播非遗文化。再者，可以借助抖音、快手、微视等短视频平台，通过制作非遗短视频等方式来推进非遗文化的传播，促进社会共享。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从活态传承的文化服务、文化教育、文化传承等方面继续把握新机遇。第四，拍摄专题片进行非遗传播。档案机构可以拍摄以“传承地方优秀文化”为主题的宣传片开展非遗保护。如浙江省档案馆面向全省档案馆启动电视系列节目“跟着档案去旅行”，传承以浙江历史为依托的优秀传统文化，主要包括传统古城古镇古村文化，运河、钱塘江等世界文化遗产，地方传统曲艺、传统手工艺、饮食等非遗文化，乡贤文化、浙商文化等乡土文化，诗书画文化等。2.重视文化传承服务，开展档案非遗知识服务。非遗传承是非遗保护永恒的话题，尤其是教育、培训是非遗传承的重要方式。因此，档案机构除了提供非遗档案借阅等服务外，还可利用现有的非遗档案资源，与其他部门合作，通过引入传统编研的成品、VR等先进技术的视频形式来构建非遗教育资源库，为教育和培训的传承提供知识服务。3.寻求多方互动合作，集中优势资源保护非遗。档案机构利用现有的非遗档案资源，并积极与文化部门、文化产业等主体机构合作，吸引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推广社会化合作模式来打造档案特色的非遗文化产品。利用新媒体形式加强非遗档案资源宣传，如采取举办展览、编辑书籍、录制声像作品等形式进行传播，助推非遗走出国门，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非遗。档案机构应把握非遗保护的前沿趋势，提升参与非遗保护的主动性，发挥专业优势，“有为才有位”，做历史的守护者、记忆的传承者和文化的传播者，成为非遗保护的重要参与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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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界非遗名录，由中国文化部确定的中国非遗名录，都是每两年公布一次。2012年，这两个目录都开始接受新一轮的申报。

近年来，著名作家冯骥才在公众印象中，更是一位常年奔走在乡间田野抢救民间文化的文化保护者。为了抢救民间传统文化，冯骥才几乎放弃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并自筹资金建立了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看着逐渐消亡甚至被人为破坏的文化遗产，他心痛不已地多次高呼，“文化遗产的生命只有一次。”

冯骥才不止一次重申，中国几百年、上千年来形成的千姿百态的具有个性的城市，在30年来急速的城市化建设和现代化冲击下，变成了“千城一面”，所有的文化记忆、历史遗存和积淀被铲平。“这是一个文化悲剧。”冯骥才说。

身为中国文联副主席的冯骥才，还兼任文化部非遗专家部主任，亲眼见证了中国的非遗在十几年间整理到了四级（国家、省、市、县）名录7000项。但冯骥才指出，由于不良政绩观的驱动，文化遗产一旦“申遗”成功，后续的保护工作却不尽如人意，撒手不管的现象和在利益驱动下让文化变味儿的现象时有出现。

冯骥才建议，把“申遗”改为“审遗”，对已确定的非遗进行审查，以此提醒地方政府对文化遗产要认真负责，不能把变味儿的粗制滥造的东西留给后代。“价值观是追求不是需求，不能把现实的需求当作民族的追求。”冯骥才说。

最好别再申遗了

《中国经济周刊》：近年来，您一直都在为保护文化遗产而奔波，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否仍然很困难？

冯骥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先做的是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实际是物质文化遗产。进入21世纪以后，我开始更多地关注非遗保护。但是直到今年，破坏文物的现象还在发生。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是国家第三批文物普查中被确定的不可移动文物，但是它居然在北京的中心腹地被拆，这就证明我们的处境还是非常困难的，证明对文物的破坏力量还是存在的，我们的抢救工作不能有一点松懈。

《中国经济周刊》：在非遗保护方面，我国目前的保护状况如何？

冯骥才：从2006年开始，文化部确定并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此后每两年确定一次，今年将迎来第四批名录的确定。我国非遗保护实行“国家+省+市+县”共4级保护体系，总的列入这四级政府保护名录的是7000项，其中，列入国家层面的是1300项。但是我认为，这些当年被确认的非遗现在又有相当一部分重新陷入了另一种困难。

《中国经济周刊》：“另一种困难”具体是指哪些方面？

冯骥才：第一个困难，如果当年申遗是政府官员的政绩推动的，那么申遗一成功，官员就把它放在一边儿不管了。第二个困难，如果当年想把申遗作为一个资源，认为申遗之后可以赚钱的，那么现在就过度开发，实际上也使它变质了，变味了，它的本质已经被破坏了。第三个困难是城镇化带来的，城镇化过程中有很多农村被拆除了，散落在农村的非遗往往就被连锅端，整个毁掉了。

这三个困难让我觉得，我们的非遗保护仍然面临困境。所以我建议，最好今年国家别再申遗了，也别让地方政府官员们像吃了兴奋剂一样那么折腾了。应该把申遗变成审遗，干脆我们审一次吧，看看哪些非遗已经没有了，是不是被毁了。我们对文化遗产要有一个认真负责的态度，因为遗产是要留给后代的。

非遗是一个文化的生命，因为它是个活着的文化，是人承载的文化，比如民间绘画，是老百姓画出来的。他一边画，一边把他对生活的情感表达出来。他画的每一朵花、每一个小鸟都有他对花和鸟的热爱，都洋溢着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喜悦。如果没有这些人，这个文化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说文化是人们的心灵生活，文化不仅仅是个消费对象，做文化工作是要以人为本。就像保护古村落，村落最重要的核心是它的大量的有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的人们，如果人走了，它的文化的魂也就没有了，文化的生命就没有了，它就是一个空壳，审批文化遗产的人也不是傻子，不会把一个死了的村落评为文化遗产。

利益驱动的申遗一定会变味儿

《中国经济周刊》：各地“申遗热”背后的原因何在？

冯骥才：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各地将申遗和经济利益挂钩。作为文化遗产，它的价值应该是多方面的，不单是一种旅游价值。比如说像梁林故居，它有历史见证的价值、考古的价值、历史记忆的价值、文化承载的价值，还有认识价值、鉴赏价值、欣赏价值，另外也有旅游价值。旅游价值只是这些价值里面的一个，正因为它有另外许多价值，它的旅游价值才更高。如果没有那些价值，单纯的旅游价值反而会降低。

《中国经济周刊》：利益驱动的“申遗热”会带来哪些弊端？

冯骥才：因为一些不良政绩观的驱动，导致一部分文化遗产一旦申遗成功就没人管了，实际上，申遗成功后，保护才应该开始。联合国对文化遗产是不让开发的，开发是做手术，有的地方经常说“打造”，我觉得这是非常野蛮的词。利益驱动的申遗最后一定会变味。

今年全国两会上，我的一个提案就是建议有关部门在选取主管文化的干部时要有文化考核这么一个制度，这就是一个取舍的制度，你取的是懂文化的人，他不见得是专家，他懂文化的规律、本质、性质和意义。一个主管文化的干部往往决定了一个地区的文化品质、文化走向，也可以说是文化价值的取舍。

文化遗产不能直接变为产业

《中国经济周刊》：除了申遗之后丢下不管的现象，也有很多是过度开发。您多次表示，不同意“文化产业化”这个提法，因为文化是一种创作，无法产业化。但是，有一部分民间文化，如果不产业化、商业化，可能就无法维系或者传承了。比如天津杨柳青年画。

冯骥才：要分两种情况看，比如杨柳青年画，它从历史上就是卖的，不是画完了自己贴的，进入现代社会，它还是商品，而且它的商业范围扩大了。

但是有些遗产不具有商品性，比如民俗，民俗是民间的一种文化方式、一种精神生活方式，不能把它变成一个商品。即便有些民俗能变成商品，但它也不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因为即便它进入市场，也没有那么多的需求，它是进入了商品市场，但是它不是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有特定的概念，文化产业是现代企业，是工业革命时代的，用规模化的、集约化的、专业化的现代工业手段大规模复制的产品。比如软件，美国主要的文化产业是软件、电影。我们无法把刻个小葫芦当做文化产业，如果原来是一个手工做的东西，非要给它过多的附载，它一定会贬值。所以我提出的观点是：文化遗产不能直接变为产业，它应该是做产业的人从中去吸取灵感，吸取一些元素来再创作。

《中国经济周刊》：这个再创作的、吸取灵感的过程又是怎样的？

冯骥才：比如迪士尼乐园，它是文化产业，但是这个文化产业不是原来华特・迪士尼画的米老鼠，是从事产业的人从中吸取了灵感，认为这个形象在经营的时候可以做大、做成产业，才把它做起来的，它不是文化人做的，文化人主要做的还是文化。

文化产业不能太唯利是图

《中国经济周刊》：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目标被提高到国家层面，一时间，许多商业资本大规模进入文化产业，对此，您怎么看？

冯骥才：我国的文化产业目前还没有成型，并没有成为像美国这样的真正的现代文化产业。企业家进入文化产业最重要的是两条：第一，文化产业是一个创意产业。如果没有创意，靠一些非创意的、套路化的、甚至靠商业炒作的方式，这个产业不可能持续发展。第二，希望文化产业能担负文化责任。文化产业不能太唯利是图，它可以追求利益的扩大化，但是不能唯利是图。因为文化还有一个传播真善美的责任，不能把什么东西都塞到文化产业里来，否则文化产业会失去魅力，也不会健康地、有序地、循序渐进地发展下去。所以投资文化产业需要产业眼光，不能只想着赚快钱。

官员没文化、致保护不力

《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6月1日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下称《非遗法》）正式实施，许多人将此视为中国非遗保护真正步入有法可依阶段的里程碑。目前，此法在非遗保护中所起的效力如何？为什么破坏非遗的现象还屡禁不止？

冯骥才：呼吁了多年的《非遗法》终于确定了，这个法主要是给官员看的，但是哪些官员知道《非遗法》，看过《非遗法》？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导致保护不力：

第一是一部分官员没文化，因为我们前一段时期一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选择的都是懂经济的干部。我说的没文化主要是三个方面：1。一部分官员不懂文化，不懂得文化的价值、规律、性质、意义。2。一部分官员对文化没有理解力，我们不需要官员像文化人一样，但起码他要理解文化。3。一部分官员们不热爱文化，当然也就不拿文化当回事儿。

第二个原因倒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信号，就是有些官员和商人形成了共同利益，就是权贵结合，这后面就有反腐败的问题。

最大的困难是没有专家

《中国经济周刊》：非遗保护方面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冯骥才：我们的文化遗产本身很丰富，传承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保护起来很复杂。有的文化遗产，它是一个地区性的，它的传承是靠一个地区，是一个村里大伙儿都那么做，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有的是家族式的，这个技艺只在本家族传，不往外传，比如泥人张。这也是古代的一种版权保护的意识。要给每一个艺人、每一种传承方式都要找一个针对的方法来解决它的传承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您现在碰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冯骥才：碰到的最大的困难是没有专家。韩国、日本是在世界上做非遗最早的，他们的保护方法是，每一个文化遗产后边有一大批专家在研究、讨论这个遗产该如何保护、发展，他们对遗产的态度是严格、严谨的。遗产是留给后人的，我们不能把这个遗产弄没了。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是，且不谈国家四级文化遗产保护总的7000项，单是国家级的1300项，我负责任地说，绝大部分都是没有专家的。没有专家也就意味着没人监督，没人去帮助艺人出主意，也没办法帮那些艺人意识到自己会的东西是个文化遗产。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非遗保护要做好、做得有效率，应该遵循哪些原则？

冯骥才：非遗的保护，第一，要保护地域性。比如说天津杨柳青年画做得跟苏州桃花坞年画一样了，那就不是杨柳青年画了，地域性就本质上是为了保护、保持文化的多样性。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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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创新，并不意味着脱离传统

非遗的创新一定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而继承的关键则是其继承的完整性。不但要完整地继承非遗工艺，更要深刻地了解非遗的历史，包括非遗技艺发展演变的过程。事实上，非遗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代从事这些技艺、表演的传承人在继承中又会将自己的体会、经验融入其中，所创作的作品也必然留下时代的印记和元素。比如，唐代玉石摆件和当今的玉石摆件，其本身材质的年代和质地都是一样的，真正区分他们的只是工艺技术。每一代传承人的创作一定会反映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特征，非遗的基因是不变的，但在这不变中，时代的倒影又会汇入非遗传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非遗传承恒定性和流变性的统一。

在今天，活态流变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传承特征。过去的非遗是适合当时社会生活的产物，而今天要让非遗“活着”重新回到当代生活中，必然需要站在今天社会的审美和需求角度来创新地继承非遗技艺。

在我们的生活中，“非遗”总是以物质形态出现在人们面前，而物质形态的东西，经过一定的时间，往往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要想让非遗永久传承，就要有一代又一代的传人掌握其生产流程、制作工艺、储存技术，确保一批又一批新产品不断问世。而且，为了让非遗充满魅力，被年轻人所喜爱，不致因面孔陈旧令人生厌，还要加大创新的力度，在非遗中注入新的元素，包括新的内容、形式、手法，或者新的颜色、形状、味道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一代又一代传承人的坚守，在秉承传统、不失其本的基础上，也逐渐开始对其材质和技术进行改良创新，以此吸引更多年轻人成为非遗传承者，打造更多以非遗为原型的创新产品，让非遗文化更长久地留存并流传下去。

当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原司长马文辉说：“我们要对非遗进行‘生产性保护’，非遗传承人要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生活进行创意提升，然后再进入市场。”

以国家级非遗项目“内画”的实践为例，传统的“内画”艺术主要生产各类的鼻烟夭品，但鼻烟壶早已丧失了实用性。现如今需要在保留传统工艺和绘画技艺的同时，研发一些新样式和新功能的产品，这样才能使这一传统非遗项目在现代市场竞争下获取生机。目前，该项目设计生产了一些精美的女性化妆盒、各类香水瓶、微型的个人肖像瓶及其他观赏性强又兼具实用性的新产品，将鼻烟壶的原有功能进行转变，赋予它新的内容，注入新的活力，目前这些产品远销欧美等地，受到人们欢迎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今天传统非遗介入当代生活需要依靠成熟的市场运作体系，需要合适的传承人、艺术家、设计师、企业家、金融家来共同参与合作，需要对接合适的商业品牌，需要选择合适的契机进行文化传播和市场运营。在尽量保留非遗手工艺的原貌和视觉特征基础上，按照当代审美意识和生活需求方式，来进行非遗手工艺的融合创新，为当代生活注入具有传统审美和工艺特征的非遗用品。

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宗旨就是“非遗与社会生活的结合”。在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十年之际，非遗复兴的途径就是有效地进入当代社会。

进入商品市场的非遗传承人，能够通过手艺获得稳定的收入，获得人们的尊重和社会地位，这样才能发展形成一个稳定的非遗传承群体，吸纳更多年轻传承人加入进来。我们不能仅仅靠政府的力量，把传承人供养起来，一方面使他们丧失传承的动力，另一方面，新一代的年轻人也丧失兴趣，不愿意去学习。非遗的传承需要人，人们的喜爱、人们的加入才能使非遗获得复兴的动力。

市场为非遗注入生命力

非遗创新不应只拘泥于技术方面。市场经济新态势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思路也需同步创新。我们不仅需要创新的产品，更需要创新性的推广。传统非遗与商业文明的结合，虽然要面临许多挫折，但是也会在竞争中突破，进而形成一种新经济模式，带动中国劳动力和制造能力的转型升级。

如今，非遗“生产性”保护中出现了一个现实情况，一些非遗传承人80%的时间花在了市场营销和品牌推广方面，只有20%的时间能专心创作，即便如此，由于个人力量有限以及非遗受众面小等原因，其效果并不理想。因此，对非遗的传承和保护，需要一个健全的、专注于非遗项目的市场运作机构在宣传推广、市场营销、经营运作上多下功夫，这是当今社会中非遗能够“活态”传承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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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遗产；现状；保护

中图分类号：E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1-0050-02

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区域文化特色，培育地方文化品牌，增强区域文化自信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为此，近期我区紧紧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及传承，开展专题调研如下：

一、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及现状

自2005年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来，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精神，按照省、市文化行政部门的统一部署，在区委区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一定成效。成立了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开展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通过调查整理，基本摸清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分布、生存环境、传承状况等。据初步统计，我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有九大类30余种，主要包括：

民族语言类：宿迁方言；

民间文学类：项羽传说、乾隆在宿迁的传说、埠子龙潭传说、陈集九龙潭传说、中扬成子湖传说、黑渔汪传说、宿城民间歌谣、宿城民间谚语；

民间音乐类：宿城霸王锣鼓；

民间舞蹈类：龙河董王高跷、双庄镇前庵舞龙、宿城的抬阁架阁；

传统戏剧类：淮红戏、柳琴戏；

曲艺类：苏北大鼓、苏北琴书；

民间杂技类：宿迁杂技；

民间美术类：埠子、罗圩剪纸、宿城石上影雕、刺绣、双庄的烙书、烙画；

传统手工技类：黄狗猪头肉、丁家汤包、水晶山楂糕、宿迁三园甜油、宿迁煎饼、宿迁粉皮、洋河、埠子车轮饼、宿迁五香大头菜等；

民俗类：宿迁婚俗、宿迁丧俗、正月十五庙会、正月十六走北边等。

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主要分布在城区及各乡镇村落，有的在全区普遍流布，有的仅在某个乡镇或周边几个乡镇流布。为了做好分类保护，2007年，我区建立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普查的非遗项目进行挖掘整理，确定39个项目为区级非遗保护名录项目，通过积极申报，已有17个项目被列入市级保护名录，2个项目被列入省级保护名录。

二、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面临的困难及成因

在调研中了解到，我区民间文艺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前，民间文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活动频繁。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许多传统的民间文艺渐渐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和环境，民间艺术门类逐年减少，有的正濒临消亡。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艺术形式单调、内容陈旧，缺乏时代气息

民间艺术多源于农耕时代，大部分民间艺术表演形式单调，内容陈旧，而且许多内容严重落后于时代，未能及时反映社会变化和人们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未能关注现代社会人们的道德伦理、志向情操以及日常生活中充满乐趣、哲理的人文情怀，未能走出以戏院、书场为中心的小圈子，面向社会来思考生存与发展的问题，致使风靡一时的淮红戏、苏北大鼓、苏北琴书、霸王锣鼓、前庵龙舞、戚圩高跷等民间艺术形式随着社会进步、时代变迁，正濒临困境，逐步失去观众。

（二）认识狭隘，自我封闭，难以广泛传承

由于传承人的认识不到位，存在保守思想，担心技艺外传，导致自我封闭，传承技艺的热情不高。有许多民间艺术在传承方式上只能采取传统的口传身授，淮红戏、苏北大鼓、苏北琴书、霸王锣鼓、杂技等一些民间艺术门类的传承采用师传徒、父传子、传男不传女、家族内部传授等，也有的是带有一些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没有和现代教育方式相结合，以适应现代知识传授方法的变化，难以在更广泛区域和环境中，使民间艺术得到传承发展。

（三）知识匮乏，缺乏艺术创新，技艺难以提高

随着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审美层次不断提升，对传统艺术表现形式也提出新要求。部分民间艺术由于传承人的知识层次不高，限制了技艺的创新与发展，他们不善于借鉴和汲取其它艺术门类的经验，缺乏沟通。如我区民间民歌、民谣、儿歌、童谣趣味性和地方特点突出，那些生动有趣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轶事奇闻、掌故佳话一直在流传，但在戏曲、曲艺等门类艺术中很少看到借鉴的实例，同时对外来的艺术门类缺乏认识，在创新观念上不能推陈出新。

（四）老艺人年事已高，年轻人忙于生计，乐于传习的人越来越少

民间艺术的技艺拥有及表演者多为中老年人，据初步调查，我区现有的民间演艺队伍中，人员平均年龄63岁，最大的已经超过80岁，最小的也超过50岁，偏于老化。年轻人有都疲于忙活生计，进厂务工或做生意，认为这些传统的民间艺术难以支撑家庭生活，去愿意学习的人寥寥无几，这也是时展形成的一个共性的问题。

（五）政府投入不足，引导不够，也是民间艺术艰难发展的重要因素

民间艺术多源于民间，是老百姓自发组织、自我娱乐、自我教育而逐步形成和不断传习的一种艺术形式。由于长期没有政策性鼓励措施，政府经费也无法投入到这些民间艺术项目或组织，长期处于资金短缺状态，有许多队伍因为资金问题导致无法开展活动。这些民间艺术组织或者传承人长期找不到组织，得不到关心帮助，疏于管理，长期处于松散状态，各行其是，也是民间艺术难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三、当前我区非遗工作情况及建议

近年来，区文广新局按照上级部门的统一部署，紧紧围绕非遗中心工作，立足我区实际，推进各项保护工作的落实。一是拿出专项保护资金，建立非遗传习所；二是发动省级保护项目传承人，整理传统书目，已出版了60万字苏北大鼓传统书目《高怀德兵下河东》上册，下册待出版，整理了58万字的苏北大鼓传统书目《一门忠烈罗家将》待出版；三是征集光盘、磁带、唱片等音像出版物；四是在城区黄河公园免费开设周末曲艺书场，让民间艺术回归百姓之中；五是推进民间艺术走进校园、走进课堂，培育传习基地等。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将更加常态化、系统化。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建议如下：

（一）完善机构

以区政府分管领导牵头相关部门，建立区非遗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区文广新局设立非遗保护中心，专人负责具体工作（宿豫区非遗保护中心3个编制，3人；邳州非遗保护中心3编制，3人）。

（二）开展培训

对非遗工作者开展非遗法律法规及专业知识培训，提高指导非遗保护工作能力。对传承人加强技艺培训，对优秀的传承人进行跟踪业务指导，帮助提高技艺。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开设兴趣班，向青年人渗透，有计划地培养一批新人。

（三）加大投入

非遗保护工作是一项长期工作，财政需要提供经费支持，出来日常工作经费外，在项目及传承人保护上应设立专项基金，鼓励传承人开展传习传承活动。

（四）落实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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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体育；概念；法律保护

中图分类号：G 80-054 文章编号：1009-783X（2017）01-0132-05 文献标志码：A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10月颁布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随之正式成为官方术语和操作概念，在人类文化遗产的范畴中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体育非遗”）生动地呈现了各民族人民的生产习俗、生活风貌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人类社会的历史遗存，更是民族文化中丰厚的精神养料，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但长期以来，由于人为和非人为因素，世界各国体育非遗不断遭到损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这一现象愈演愈烈，尤其是在偏远落后的地区，一些体育非遗项目已经消失或濒临灭绝。学界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应时而兴、亟待解决的课题进行了探索，围绕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已非常丰硕。鉴于此，本文从概念与内涵、价值、保护、传承和发展5个方面对体育非遗研究进行梳理，以期为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建言献策。

1.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进展

1.1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与内涵的研究

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与内涵的探讨，学界基本遵循了一致的解释路径，认为体育非遗是“体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2个概念的交织，该类别文化遗产必须同时满足“体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要素；但基于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国内外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体育”概念与内涵的解读不尽相同，至今没有形成共识。体育非遗尚存在概念与内涵不清、类别归属不明的现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些具有体育属性的项目，例如维吾尔族达瓦孜、塔吉克族鹰舞等，其类别归属传统体育、杂技、民俗还是民族舞蹈难以准确定位。

李凤梅认为体育非遗可以理解为被某一区域人口或固定群体主要用于健身、娱乐、祭祀、竞技等目的所遗存的各种身体活动形式和知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物、器具和文化空间。彭金城认为体育非遗是世代传承、体现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的形式及相对应的文化空间，包括传统体育技术、动作要领、表演艺术、文化精神等内容。实际上，体育非遗最核心的内涵不是外在的物质表现形式，而是文化持有者在表演和创作过程中含有的特殊内蕴和技艺。从承载主体“文化持有者”的角度来看，体育非遗是“活”的，因而对体育非遗概念与内涵的认识应该是动态的，它随着时间和实践的绵延不断诞生出新的内涵。

1.2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研究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包括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精神价值、科学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目前，相关研究集中于文化价值、教育价值和经济价值等方面。孙健等以传统蹴鞠运动为研究对象，研究认为传统蹴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软实力”主要表现为文化的自信力与凝聚力、沟通力与协调力、传播力和感召力。李成银等认为，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在于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民族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马磊认为，河南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族传统体育历史价值独特、文化价值内涵丰富、文化传承的原生态性突出、现实意义重大。

通过整理相关资料可以看出，体育非遗价值研究正处于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第一，针对体育非遗价值的研究还处于较为分散的状态，尚未形成系统，研究时应当从多角度、不同层面，根据不同需求进行具体研究。第二，缺乏对体育非遗价值多样性与关联性的研究。在探讨体育非遗价值时，我们应该从主体和客体2方面加以考察，不仅要认真研究体育非遗本身，而且要认真地研究体育非遗背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1.3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项艰巨复杂的文化工程，要求不同领域的学者和保护工作者结合自身专长，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索。目前，体育非遗保护研究主要集中于保护主体、保护内容、保护方式、保护成效评价等方面。白晋湘针对体育非遗保护的有限性，从分级保护体系、法制保护机制、博物馆、数据库、文化持有者、文化空间等方面提出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万义认为体育非遗保护需摒弃“原生态体育”的保守理念，厘清保护对象与保护边界，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注重各生态系统间的动态平衡。张春燕从法律保护的视角对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体育非遗法律保护中存在的问题。袁育霞认为将武术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其保护与发展提供良机，并基于此提出武术的保护策略。

近年来，围绕体育非遗保护的研究非常活跃，部分学者力主“原生态”地保护体育非遗，这种“原汁原味、回归本源”的主张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因为所谓的“原生态”是相对而言的，刻意追求理想中绝对的“原生态”只会是劳而无益，必须以发展变迁的观点考察体育非遗的原生态、本真性。事实上，体育非遗保护的真谛不在于“原生态”“非物质”或是“物质”，而在于“非物质“物质”之间人的生活态度。

1.4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研究

体育非遗传承研究涉及传承项目、分布区域、历史渊源、基本内容、传承谱系、基本特征、濒危状况、主要价值等多个方面，主要集中于体育非遗传承现状、体育非遗传承原则、体育非遗传承制度和体育非遗传承路径。牛芳等以徽州嬉鱼灯活动为个案，对徽州民俗体育非遗传承特性、传承危机进行研究，提出相应的传承策略。张庆武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探讨华佗五禽戏传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应完善华佗五禽戏管理体制、增加经费投入、加强教育传承和传承人保护等。王书彦等从制度角度入手，对体育非遗传承人的认定存在申报审核制度难以规避地方不当利益、传承人评审标准模糊等问题进行探讨。

从以上对体育非遗传承的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基本采用了“经世致用”为主导的学术研究范式。“经世致用”的宗旨在于密切关注社会问题，敢于面对社会问题，致力于济世安民。近年来，体育非遗的研究表现出尚实务实的特点，有效地促进了体育非遗传承工作的顺利进行，并根据非遗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合理引导；但相关成果以定性研究为主，得出的结论难免带有主观性，对一些重点问题关注度不高，例如体育非遗的群体传承、教育传承等方面研究不够深人。

1.5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研究

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正确理解应是具有良好的造血功能，并具备自身的特色。具体来讲，就是要求文化持有者“向内求深度，向外求广度”，向内求深度是指要保持体育非遗自身的文化特质，寻求文化自觉，向外求发展是指开拓视野，不断学习和吸收先进的内容。目前，体育非遗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体育非遗发展现状、体育非遗发展诉求、体育非遗发展路径、体育非遗发展前景等方面。苏雄针对粤西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大教育投入、发挥媒体作用、保护民族传统体育环境等建议。杨建营等介绍了浙东内家拳发展概况，认为要厘清内家拳保护、传承与发展等环节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以使该系统工程的工作得到有序开展。郭玉成从传统武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文化发展等方面，总结相关研究成果，认为传统武术的发展应有别于西方体育，走“文化回归”的特色之路。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人们从不同视角对体育非遗发展进行了探析，为体育非遗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但此类研究多是理论上的应然性内容，与体育非遗运行实践中的实然尚有差距。第一，在体育非遗自身发展方面，研究人员没有充分尊重传承群体在内的大众自我选择，缺乏与他们展开有效的沟通，相关学术成果与传承群体、地方民众的认同度相差甚远，使体育非遗发展研究成为高级理论的低级运用。第二，缺少实证研究。“思考”“构想”和“建议”的思辨式研究偏多，基于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不足，尤其是细致入微的成功个案研究十分缺乏。

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综述

2.1国外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起步较早且脉络清晰

美国、欧洲、日本等在体育非遗领域的研究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历经多年发展，其理论体系与实践经验都较为成熟。相关体育非遗研究，主要来源于《国际博物馆》（Museum Intemational）、《国际遗产研究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非物质遗产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anaible Heritage）等。

在体育非遗理论的建构与探讨方面，美国起步较早，研究成果较为显著的机构包括史密森尼民俗和文化遗产中心、美国民俗中心、国家艺术赞助基金等。始于1967年从事传统知识及艺术的研究、展览与保护工作的史密森尼民俗节就是由前者举办，创立之初非常重视学术性研究和地域文化权利的体现。为方便文化持有者以自己的方式宣传独特的文化，史密森尼民俗节所有的体育非遗活动都安排在国家广场的草地上或临时搭建的舞台上，使得文化持有者和包括体育非遗学者在内的参观者在较为轻松的活动气氛中面对面直接交流。与文化持有者之间的平等对话，保证了访谈的高效，提升了研究者对体育非遗的认识深度。史密森尼民俗和文化遗产中心主任K.Richard认为，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实行中的分离和各自领域的分隔削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有效性。R Nettleford针对体育非遗迁移现象，分析在迁移中造成的遗产流失、衰亡原因，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登录制度起源于欧洲，有关体育非遗理论保护与传承的经验性研究在欧洲也较为成熟。波恩大学、乌尔姆大学等高校尝试将体育非遗项目纳入学校体育活动，为体育非遗研究注入了活化剂。值得借鉴的是德国学者在研究体育非遗项目时，往往选择很小的事件和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然后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探寻事物的发展规律。例如L Kong教授从个案的实证出发，运用田野调查法从不同角度阐述文化全球化对体育非遗的危害，各民族应从自身实际出发，促使本民族文化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追根溯源，欧洲体育非遗保护与研究工作的成功得益于“文化遗产日”的设立。每年9月的第3个周末，40多个欧洲国家的居民举家出动，朝圣般地参观文化遗产，增强了民众保护体育非遗的意识。

经^数十年探索，日本等在体育非遗传承研究方面，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有日本学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在于重视传承人的技能本身，由于传统体育技能等具有“无形”特点而难以把握，因而传承人也被包括在无形文化遗产的范畴。学者M.Shimada认为，日本Soma-Nomaoi（相马野马追）的成功传承主要得益于控制机制的规范化，在保护传承人、保存项目形式的同时对项目内容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盘点国外体育非遗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建构与探讨；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宣传与管理研究；3）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历时性、建议性与反思性研究；4）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保护与传承的经验性研究。

2.2国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逐渐成形但关注不够

随着体育文化的广泛传播和体育产业化进程的加速，体育越来越受到相关学科的广泛关注，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角审视传统体育随之成为中国体育研究的一个独特领域。目前，国内已有诸多学者从不同研究视角对体育非遗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从研究理论视角出发，例如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学、法律保护的角度；从研究层次上看，主要有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从研究视角的维度，可以分为多维视角和单一视角等。根据具体问题，研究者通常会选择适宜的研究视角。

宏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是从全社会或整个国家的视角出发，以―些宏大的、整体的体育非遗理论问题为研究对象，强调包容性、概括性和整体性，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保护》、《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体育文化的传承》等，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体育文化之间的关系，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启示。也有学者尝试将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民俗体育文化的保护置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进行研究，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我国少数民族民俗体育文化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王晓在其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若干思考》、牛爱军等在其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兼与王晓同志商榷》中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民族传统体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类别归属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激发了广大学者对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关注。

中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一般是以局部区域、某一民族或某一项目群的体育非遗为研究对象，例如《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和发展》、《我国朝鲜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和《传统武术：我们最大宗最珍贵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后者出自程大力教授之笔，是中国真正意义上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研究传统体育的开山之作，截至2016年3月6日，被引267次，在2 682篇非物质文化遗产类核心期刊论文中被引频次稳居前三。中观研究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两者之间联系的纽带，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宏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只有借助于中观研究，经过中间过渡才能在微观中得到良好体现；微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也必须经过中观验证，才能具有宏观推广的价值。

微观层面的体育非遗研究是以对某一项目、单个因素或最小体育非遗单位集合体进行的具体研究。研究者采用微观研究，其目的在于对具体的体育非遗项目进行更为详细的解析和定位，例如《灵的皈依与身的证验――河北永年县故城村梅花拳调查》、《维吾尔族传统体育项目达瓦孜的传承与变迁》等。或是通过个案进行细致翔实的研究，对某一个或多个典型案例进行描述、分析和反思，例如《农村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困境及其救赎――以盐城地区义丰龙舞及楼王莲湘为个案》等。由于微观研究的个案研究是针对具体的体育非遗问题，研究的代表性和解释力不足以成为行之有效的推广模式。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体育非遗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其一，从单一角度思考问题的研究居多，从整体上系统思考体育非遗问题的研究较少（例如，研究过程中将宏观研究、中观研究、微观研究三者融合，相互补益）；其二，历时性研究和建议性研究较为常见，反思性研究明显不足；其三，缺乏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难以把握相关项目的发展历程、社会结构和影响因素。

3.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展望

3.1完善田野调查方法，形成研究的时空张力

自英国现代人类学代表人物Haddon首次运用田野调查以来，该研究方法历经完善与规范，逐渐成为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重要调查方法。体育非遗研究借鉴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至今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对其理解和运用还不够深入。第一，研究人员在使用具体方法时对田野调查的共时性存在误读，把进入实地之前所整理的文献资料当成调查的参照，反复印证前人成果，缺少实地调查的探索发现。第二，部分学者将体育非遗田野调查研究的性质定位为定性研究，研究中使用的资料收集方式拘泥于定性方式，较少考虑到定量的方式（例如样本抽样调查等）。第三，部分研究的田野调查时间不足一个农业周期或牧业周期，难以真正了解一种文化现象。基于此，在资料收集和分析方面，广泛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范式；在调查研究的视角上，将宏观、中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以确保调查对象的信度和效度；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要形成研究人员与调查对象之间的时空张力，切实保证研究的真实性。

3.2法律保护与教育传承并行，延伸实证研究广度

通过法律手段保护体育非遗是最为有效的保护方式，但国际上关于非遗保护方面的正规法律并不多见。我国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于2011年2月颁布，总体来看，体育非遗的法律保护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须待进一步完善。在法律保护过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问题所在，通过实证检验，揭示在体育非遗法律保护中各种内外因素对其产生不同影响的深层次原因和原理。体育非遗教育传承既是一种发展，又是一种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对培养年轻一代集体意识、文化认同、民族自尊等具有特殊优势，能引发人们对民族生存精神和生存智慧的再认识，被视为现代社会保护体育非遗的一种有效方式。要实现体育非遗教育传承的突围与跨越，就必须打破民间与学校文化主体间“身份有别”的观念，实现体育非遗资源对流，优化课堂的文化空间；因此，强化教育传承实证研究，把践中积累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具体实践，将是体育非遗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3.3扩展研究的主位视角，提高文化持有者参与度

体育非遗承载的主体是文化持有者，充分尊重文化持有者对自我文化的认同态度或真实情感是体育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第―要义”。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政府、经营者和文化持有者之间的博弈关系使得处于弱势的文化持有者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话语权遭受剥夺，其主动参与度较低。而缺乏文化持有者的积极参与，所有体育非遗工作都会徒劳无功，因此，要扩展研究的主位视角，促进政府、经营者和文化持有者换位思考，满足体育非遗持有者的利益诉求，提高他们的参与度。首先，必须把体育非遗研究中受到冷落的文化持有者邀请回来，与他们展开有效的沟通，将体育非遗、发生情景和文化持有者构成一个动态系统进行研究；其次，尊重文化持有者的主人地位，逐步引导他们客观地看待自身传统和生活方式，传承体育文化精华；再次，借助政府和媒体的力量，宣传体育非遗的原真性文化内涵，树立文化持有者的民族自信心。

3.4阐释体育非遗本体理论，加强不同学科整合

体育非遗形式多样，内涵丰富，阐释体育非遗本体理论是学界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研究者应发掘已有研究优势，全面分析体育非遗的概念、内涵、特征、价值和分类体系，为构建体育非遗理论体系进行积极的探索。体育非遗研究涉及到体育学、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需要整合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整合。为保证多学科综合研究卓有成效，需做到以下3点：第一，鉴于不同学科拥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适用范围，多学科综合的体育非遗研究必须兼顾各学科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对相关学科进行融会贯通。第二，不能生搬硬套相关学科的研究结论，只有在不同学科的共同点上找到可以互补的前提，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多学科的有机整合。第三，跨学科研究中严谨对待每一条资料，充当使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资料得到相关学科的相互印证。

篇7

关键词：非遗 传统村落 传承 生产性 互存

一、 传统村落传承人和生产性保护的基本内涵

（一） 传统村落传承人的概念

传统村落传承人一般可以分为“一般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人”，是整个传统村落传承人群体的总称。国家在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十分重视，近些年来通过立法，普查，申报审批等工作对传统村落进行保护。这其中对传统村落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也得到了有效的推进。传统村落传承人的保护在不同地区也被分为不同的类型，主要有“抢救型保护”和“生产性保护”。抢救型保护是一种比较传统的静态的温和的保护，层次比较低，局限于对一些濒临消失的传承人的保护，一般是提供经济上面的支持。随着城镇化的加快，这种保护模式越来越不适应对整个非遗保护的发展。

（二） 生产性保护的模式

城镇化加快，传统村落“空心化”越来越严重，原始的“抢救型”保护已经不再适合传统村落传承人的保护。生产性保护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生产性保护模式并不是指把传统村落产业化，变成物质产品，或者只考虑经济效益，而是一种对现有的传统村落进行可持续性的，可传承发扬的文化活动。这种模式下的保护，有利于解决当下越来越多传统村落传承人边缘化，消失化的状况。一方面生产性保护模式它在理念上和成果可预见性上得到了专家和社会的认可，另外一方面也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比如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就有规定：“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在非遗传承人受到巨大冲击的不利形式下，这种保护模式可以弥补过去保护模式带来的问题。

二、对贵州非遗保护的现状和问题分析

贵州非遗保护和全国其他各地的非遗保护一样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在贵州的省级非遗保护发展规划中可看出，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在得到不断的重视和提高，表示在未来几年贵州的非遗保护活动会得到更好的发展。但是在保护过程中，尤其是在古村落的保护中存在着这三点问题。

（一） 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专业队伍建设缺乏

贵州在非遗保护中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在法律健全上，在制度规范上缺乏有效的指导。贵州是个非遗大省，而且由于贵州少数民族聚居，传统村落较多，管理规范上更加的复杂和困难，所以这就需要强大的法律体系来维护。当下，贵州非遗保护中的有关部门和人民首先是观念上没有很重视，而且普遍存在“重申报，轻保护”的情况使得对传统村落及其传承人的保护没有及时，在时效性和有效性上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其次，缺乏专业的非遗保护队伍，尤其是贵州县级以下的地方，恰恰也是与传统村落最接近的地方，这些地方的有关部门管理秩序紊乱，部门之间缺乏有力的协调协作，也没有统一的规章制度，人员不足，人员不稳定，人员专业能力，管理能力差等问题比较严重。这对传统村落传承人的保护工作有着很不利的影响。

（二） 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合力作用没有得到发挥

相关部门之间，部门和社会之间应该要鼎力合作，才能让整个贵州地区在对传统村落传承人的保护上加以重视。对民众而言，即使自身作为传承人，也不清楚传承人的含义，不知道非遗保护的重要性，更不知道要如何去保护传统村落，以传承人的身份将传统村落的文化l扬与继承。但是贵州现今的相关部门并没有把这种知识，意识传播到群众中去，从省到市到各县、区，抢救保护工作往往只是停留在一些学者专家身上。要知道，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仅仅靠政府，靠专业人士是不够的，必须要政府和社会，社会和个人配合起来。

（三） 保护人和传承人之间界限模糊，职责不清

贵州非遗保护，就对传统村落传承人的保护中，保护人和传承人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保护人是指对传统村落传承人进行保护的如政府部门，学术媒体界等，传承人是指对本地区传统村落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进行传承的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能叠加或者混乱，有些保护人甚至会干涉传承人的传承工作，这很可能产生伪遗产。就拿贵州榕江县的大利侗寨为例，大利侗寨作为第一批国家审批的传统村落，生态文化保护良好，非常具有侗族特色。那么保护人应该是榕江县及其以下的相关部门，如文化局，媒体部门，保护人要做的工作主要是管理，制定规则制度，进行宣传报道等。而传承人则是这里的土著居民，他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有着鲜明的本地特色，对本村落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保护人的帮助下，进行文化生产活动，可以和市场相结合，进行保护性的创造并弘扬传承下去。

三、传统村落传承人和生产性保护互存关系及其重要意义

生产性保护在传统村落传承人保护中，是一种高级层次的，而且有成效的模式。两者存在着互存的关系。

（一） 传统村落传承人是生产性保护的重要对象

实践和理论都表明，现阶段，生产性保护是保护传统村落传承人最有效的方式。传统村落传承人是传统村落传承的主体，要想传承传统村落的文化，就需要生产性保护的推动。生产性保护主要有以下几种措施。第一，政府主导，进行公益性质的开发保护。比如政府有关部门保护人可以在了解传统村落及其传承人的基本情况下，为了开发传统村落的价值，更是为了保护传承人的利益，对传承人提供物质上的保障，精神上的支持，以避免传承人因为经济上的原因或者认识不清而摒弃传承下来的传统技能和文化。第二，需要市场的指导。虽然生产性保护不等同于市场开发，但是在市场化的大环境下，传统文化也需要和市场相融合，比如再次以大利侗寨为例，传统村落中民俗文化丰富，如侗族的服饰，那就可以将侗族的服饰文化转变成可以发扬出去的服饰文化产品，也让来这里旅游的游客们感受到侗族服饰文化的魅力。第三，文化生态的主导，这方面需要媒体方面的保护人，在生产性保护中，媒体文化部门保护人需要保护的是传统村落传承人的观念，激发他们的自豪感，可以把开辟出文化示范区，不仅让传承人们觉得自豪，更愿意把传统文化传承下去，也给全国其他地区起到了提醒作用，对整体的非遗保护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

（二） 传统村落传承人对生产性保护工作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传统村落继承人，是非遗保护中最重要的主体之一，他的职责重大，首先是他需要是传统村落的土著居民，对本村落的文化历史非常得了解，其次他需要有清晰的意识，即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必须要得到传承，不管世界，社会如何变化，我需要把本地区的优秀传统，民俗民风传承下去。在这种伟大的使命下，对于生产性保护起到了很好的带头和激励作用，传承人负责传承，生产性保护负责保护，各司其职，为本村落传统文化的传承，创造性发扬合力前进。两者的互存关系在新时代环境下必须存在，而且肯定会存在，这种互存关系一方面有利于传统村落传承人素养观念的改善，有利于对本村落文化的传承，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生产性保护这种模式越来越被全国各非遗地区采纳，引用，这对于非遗保护工作的顺利展开，对于非物质遗产的保护起到了非常有利的作用。

四、结语

非物质遗产中的传统村落是非遗的重要保护对象，这其中的民俗民风，生态文化等都对整个非遗研究有很大的贡献。传统村落传承人作为传承的主体，有荣誉，也有责任。生产性保护作为传统村落传承人的保护模式，更是至关重要，不仅承担着保护传统村落，保护传承人的重要职责，而且还要有开阔的视野，敏锐的洞察力，在对传统村落及其传承人的保护上，需要进行创造性的保护。本文以贵州非遗保护为例，在对传统村落传承人和生产性保护分别讨论的基础上，厘清了两者的关系，即互存P系，而且这种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在城镇化不断加快的情况下将长期存在。如何处理好两者的互存关系，如何更好的保护贵州非遗保护中的传统村落传承人，如何进行生产性保护，这对于贵州各级部门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当然，这对于全国各项目的非遗工作也有着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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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文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3：235-246.

[3]谢中元. 城镇化进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新探析

[4]王文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3：23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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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舞蹈艺术课程的设置，应以提升学生人文素质和审美情趣为目的，以“育人”为本，将“普及型”教育观念贯彻于教学始终，旨在保护民族经典文化，传承优秀人文精神。高校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舞蹈类艺术课程其总目标是：通过相关理论与实践学习，特别是对于本省“非遗”舞蹈的深入接触，树立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了解“非遗”舞蹈的精神内涵和人文思想，激发对于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情，培养创新意识，提升审美情趣。

二．以经典的作品为教学内容

目前，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舞蹈共计111项。根据舞蹈类型教学内容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着重选取例如《京西大鼓》、《土家族摆手舞》、《花鼓灯》等具有典型地方文化特征和民族审美传统的，并被现代人广泛熟知，能够代表国家形象的经典之作；第二阶段的学习重点是以本地区具有代表性，历史价值和存活价值较高的省级或实际“非遗”舞蹈作品为主。例如江苏省高校可选取例如《东坝大马灯》、《跳马伕》、《睢宁落子舞》和《麻雀蹦》等作品，作为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舞蹈选为教学内容。

三．以多样化呈现为教学形式

1.讲授与欣赏结合讲授法是教师通过语言系统连贯的向学生传授课程相关知识、思想理念，并促进他们的智能与品德发展的方法。4由于语言是传递经验和交流思想的主要工具，故讲授法是“非遗”舞蹈课程教学的主要方法，运用其他方法，都需要配合一定的讲授。“非遗”舞蹈课程所讲授的内容与现代生活距离较远，对于年青一代来说尤为陌生，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注意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将图、音、像、文结合起来，对“非遗”舞蹈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综合表达，使之形象化、具体化、序列化。

2.讲座与研讨结合讲座主要是邀请专家、艺人、传承人及有关人员进行专题性讲述。相比课堂讲授，讲座的内容可以更加的宽泛和自由，组织形式也可以多种多样。围绕“非遗”舞蹈课程的核心内容，主讲人可以结合自身的专业所长和研究方向自定主题，内容可以是阐释定义、罗列现象、或者分析案例。与此同时，主讲人可以根据现场听众的实际接受度增加互动环节。通过对话、提问、研讨、现场示范等方式，与学生直接交流，解答难点。

3.观摩与实践结合走出校园，近距离的接触“非遗”舞蹈。众所周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通过口传心授、耳濡目染、亲身体验的行为方式来传承的，具有很强的实践参与性。因此，要让学生深入的了解“非遗”舞蹈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自觉承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责任，就必须让学生参与实践、亲身体验。正如上文所述，“非遗”舞蹈的民间性和草根性使得学生们在学习中很容易“上手”。“师傅带徒弟”，在传统的传授方式中，学生们跟随模仿，反复练习，虚心请教，直至能够掌握重点难点，熟练演示为止。在参与中了解“非遗”，在了解中获得启迪，在启迪中传承创新。

四．以多元形式选用教材

教材是教学活动中的重要教学载体，是知识传授者与知识接受者必不可少的教学用具，是传播文化知识的纽带，是教师确定教学目标重要的要素之一。但是由于“非遗”舞蹈千姿百态，种类繁多，文化溯源多种多样，并不是单靠某一本教材能够详尽说明的。因此对于教材的选择应以材与“活选”教材相结合。材即由国家教育部或政府部门规定，众多专家聚集共同研商教材内容，相关部门编订成册，供某些教育机构或教学场所统一使用的教学材料。“非遗”舞蹈艺术课程使用的材，须由国家文化教育部批准，研究“非遗”的专家、学者与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共同合作撰写。其教材内容可以筛选国家级或省级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优秀“非遗”舞蹈作品，从传统文化的缘由、发展、特性及技艺等方面予以介绍和阐释。编著成册，由相关部门出版发行，供教育机构或教学场所教学统一使用。所谓“活选”教材，指的是教师根据当时地方区域的特点，教学对象的不同，空间场所的不同，气候或季节的不同等现实状况，灵活选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文化知识，其教材内容具备一定的随机性。其教学形式、教学场所可能也会随“活选”教材内容的特色发生变化。二者有机结合，可以有效的提高教学效果，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实现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提供了可能。

五．以双重途径配备课程教师

师资力量的严重缺乏，是“非遗”艺术课程难以系统走入高校课堂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认为“非遗”舞蹈艺术课程的师资队伍建设应结合舞蹈艺术的专业性和“非遗”文化的综合性，将形式应是专职与兼职、专任与兼任相结合。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引进具有专业学习背景的舞蹈人才作为师资培养对象。通过向著名专家、艺人求教，学习其精湛的技巧，对其进行针对性的“非遗”舞蹈的技能培训。同时，要求培养对象进一步提高自身理论素质，深入学习相关文化知识，研究课程教学的精髓，全面提升教学实力。另一方面也要聘请一些适合高校教学需要的的各类“非遗”舞蹈研究学者和“传承人”作为兼职学者进行教育传承。这样，通过双重途径、交叉渗透的教师队伍建设，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共同推进“非遗”舞蹈艺术课程的建设与发展。

六．以综合形式进行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是对教学工作质量所作的测量、分析和评定。它以参与教学活动的教师、学生、教学目标、内容、方法、教学设备、场地和时间等因素的有机组合的过程和结果为评价对象，是对教学活动的整体功能所作的评价。“非遗”舞蹈课程需要有科学合理的评价制度，主要从理论知识和实践表演两方面进行考核评价。

七、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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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十周年，加强亚太国际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交流与合作，努力打造“浙江传统手工艺强省”、“杭州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日前，“首届中国杭州亚太传统手工艺博览会”在杭州市白马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亚博会”以“美好生活手上来”为主题，提高人们对传统手工艺价值的认识、尊重和欣赏；展示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多样性与创造性；促进传统手工艺者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推动传统手工艺领域的资源共享和非遗保护经验的交流。

首届北京市东城民间工艺美术双年展

9月14日，由北京东城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东城民间艺术家协会承办的“天工巧艺——首届北京市东城民间工艺美术双年展”在东城区第一文化馆开幕。

展览以“情思北京、美丽北京、梦想北京”为主题，以回顾北京建都860周年的历史、讴歌新北京新东城的现代化建设、憧憬北京美好未来为主要内容，具有浓郁的北京特色。

会场展出了400余位民协会员及民间工艺美术爱好者创作的近500件作品。参展作者年龄最大的76岁，年龄最小的仅6岁。参展作品包括雕塑、风筝、剪纸、编绣、刻绘及其它工艺美术门类的数十种艺术作品，琳琅满目，异彩纷呈。

景德镇文化旅游遭遇转型瓶颈

作为世界唯一一座千年瓷都，陶艺家们眼中的世界陶瓷圣地，但在游客眼中，景德镇却是个只能作为过境地的地方，被发展滞后的旅游业束缚住了脚步。原因是核心景点少、线路短、游览面窄、基础及配套设施薄弱，这已成为景德镇旅游发展中的“硬伤”。景德镇陶瓷文化旅游资源丰富，但陶瓷文化类A级景区仅4家，没有完善的旅游交通指示系统，许多景区的通达性不强。于是景德镇政府将改变此类现状，将陶瓷产业和旅游业共同推进，让游客来这里深度体验文化，住得久一点，加深对瓷器的理解后，将会极大拉动不同价位瓷器的销售，形成完整的链条。

百余国家级非遗保护单位调整撤销

文化部日前公布了国家级代表性项目保护督查工作的调查督查报告，对105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提出进行调整、撤销的建议。这标志着国家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动态化管理有了实质性开端。其中，对天津市红桥区回族大刀队等97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进行调整；对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等8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提出批评、限期整改或撤销；同时，撤销群众艺术馆等6个履责不力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资格。

台儿庄古城免收房租支持非遗项目

日前，台儿庄古城非博会落下帷幕，约有7万余人次前来参观，现场成交额达380万元，旺盛的人气吸引不少参展商今后长期入驻古城。这与台儿庄古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特殊招商政策分不开。古城对国家级非遗项目免收三年房租，对省级非遗免收两年房租，对市级非遗免收一年房租。在此项政策的惠及下，目前台儿庄古城非遗博览园已进行了拓展，除了船型街外，台湾街也被纳入非遗主题街区。已与古城签订协议的有台湾布袋木偶戏、青海唐卡艺术、福建根雕等国家级非遗项目。

北京政策调整 鼓励民间投资文创产业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将放宽民间资本投资文创产业的相关政策。近几年来，文化创意产业成为首都经济增长新亮点，但是一些具有活力的民营文化创意企业还存在市场准入门槛的限制，传播渠道、设施载体不足等问题。于是北京放宽市场准入，重点鼓励民营资本投资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文化艺术等文化主导行业，同时统筹100亿元文化创新发展专项资金，鼓励民间资本以多种方式参与文化企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包括投资改造既有礼堂、剧场、影院、旧厂房、仓库、特色工业遗址、老旧商业设施等，政府给予总投资20%至30%的资金补贴；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企业运用债券、信托等方式融资，支持民营资本开展权益交易，解决民营文化创意企业投资融资瓶颈等。

2013年度中国工艺美术行业“典型人物”正在报名

2013年 11月10日至2014年1月20日，2013年度中国工艺美术行业“典型人物”评选正在报名。“典型人物”候选人必须为工美行业企业家或工美大师，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工艺美术协会推选，也可个人报名到所属省、市、区协会，再经所属协会严格筛选，各协会仅推荐一名。最终经过推选、汇审、网上公示和评委会终审，将评选出2013年度“典型人物”若干名，并在适当时间举行隆重颁发证书和嘉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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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余姚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从“端午祭”由韩国人“申遗”成功到皮影戏称为印尼人的文化遗产，国人不断受到强烈的刺激，眼下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情和意识也不断高涨。我们的祖国素以历史悠久和文化灿烂著称于世，我们的祖先用智慧和汗水浇灌了绚丽多彩的文化，我们为之骄傲和自豪。但到了今天，在炎黄子孙手中传承了千年的中华文化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如何让无比珍贵却又正在消失的文化遗产永远保护和传承下去，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严峻问题。

一、余姚市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现状

余姚作为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以其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被誉为“文献名邦”、“东南名邑”。1973年在这里发现的河姆渡遗址，以大量出土文物，展示了七千年前先民们的光辉业绩。它使中国整个文明史向前推进了两千年，被确定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不仅有以河姆渡为代表的史前文化，以青瓷为代表的古越文化，以浙东抗日根据地为代表的红色文化。还有被称为余姚四大先贤的东汉高士严子陵，明思想家、教育家王阳明，明末清初的浙东史学派鼻祖黄宗羲和中日文化交流先驱朱舜水，都是名重当时、光照后世的名贤大儒。

余姚历史文化悠久，底蕴深厚，不仅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还拥有数量众多、门类齐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不少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充分展示该市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城市文化形象的一张张靓丽名片。

余姚市于2006年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近几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为指导思想，初步建立起了以“命名重点项目，倡导多元参与，实施分批、分类、分级保护”为基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余姚模式”，整体保护工作走在了兄弟县市的前列。

1，建立健全机制强化责任。余姚市在宁波地区最早成立了专门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落实了定机构、定编制、定人员工作，成立了以分管文化副市长为组长的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余姚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余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最早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列入群众文化发展规划，并建立了以绩效评估为基础的乡镇（街道）保护工作推进机制。

2，开展项目普查申报注重实效。2006年—2009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我市共查找非物质文化遗产线索2，3万余条，确定重点项目1600多个。2010年《甬上风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余姚卷》正式出版，全书以乡镇（街道）为分册，共21卷，80余万字，内容涉及17个大类，近150个子项。余姚市政府出台了《余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指导性文件，专门将非遗保护工作作为市政府加强基层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于2006年建立了项目申报制度，目前已公布了4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累计有72个项目被列入市级以上名录，其中17个项目列入了宁波市级名录，9个项目被列入了省级名录，2个项目（姚剧、土布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名录。如表1所示，这72个项目在非遗申报项目十大类中都有分布，足以显示非遗工作的深度与广度。2012年3月，余姚被省文化厅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综合试点县。

3，加强项目保护管理保障有力。2007年开始，市政府每年安排不少于50万的专项资金用于补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11年，非遗专项资金达到86，7万元。2009年出台了《余姚市重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管理办法》，建立了以文化局、非遗保护中心、乡镇（街道）文化站、传承基地（代表性传承人）为基础的四级保护网络，其中乡镇（街道）文化站代表当地政府开展区域内各类保护工作。《办法》还对包括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传承基地、传承活动等涉及的各类责任主体明确了补助标准，其中对省级以上的项目和对象采取定额补助，对市级以上项目和对象每年通过绩效评估的方式进行分级补助，对一些保护工作开展不力的责任主体降低补助标准或者取消补助。截至目前，我市有宁波级非遗传承基地34个，省级非遗传承基地2个。余姚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43名，宁波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6名，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6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2名。

4，注重项目精品培育助力传承。近几年来，余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培育工作硕果累累，目前已经有2个项目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表演艺术重点培育项目，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创作的姚剧《母亲》、《王阳明》先后获得第十届、十一届浙江戏剧节剧目大奖，传统戏《打窗楼》获得2010浙江传统戏剧展演最佳传承奖；犴舞获得2006浙江省广场舞蹈群星奖银奖；木偶摔跤获得2010年浙江省传统表演艺术绝技绝艺展演活动最佳表演奖，并先后参加了2010年浙江省第五届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开幕式、杭州市第五裙风雅颂文化节闭幕式、上海世博会广场演出和2011年中国动漫节巡游等一系列重大文化活动。

5。加大宣传推介力度扩大影响。一是活动推广，在每年举办的各类文化活动中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展示和展演，同时积极参加省级以上各类展示、展演。二是媒体推广，积极推荐优秀项目参加各类媒体的专题推介和参与性推介等活动。近几年来，成功利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海外版）、香港《文汇报》等知名媒体进行国内海外推介，取得明显的成效。三是精品推广，将姚剧、木偶摔跤、余姚土布制作技艺等精品项目予以重点扶持、重点推介，鼓励参加各类宁波级以上的展演和比赛活动，已经获得省级专题性奖项8个。

6，积极引导社会参与多轮驱动。以项目普查为代表，全市发动了近300个村（社区）1000余名业余普查员进行地毯式田野调查，在全市营造了“非遗普查、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并因此吸引了一大批地方文化专业研究人士参与到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以村（社区）、企业单位为主的项目结对扶持工作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仅以泗门镇为例，已经有10个精品项目实现了与当地村、企业“三位一体”式的结对共建模式，即以村名为传承基地，以企业为冠名单位，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对外形象展示来达到宣传推介的作用。

二、余姚市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涉及面广，工作量大的系统工程，近年来余姚市的保护工作已经取得护工定的成效，但仍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体制创新还是机制建设仍然在不断摸索当中，当前的各项保护工作仍然存在着不少突出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1，保护机制仍不够完善。根据新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目前急需制订整体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和重点项目的专项保护计划，使之成为市级十二五规划的有益补充。乡镇一级的保护机制建设方面，由于工作力量不足，对具体项目的研究和挖掘工作相当欠缺，以致许多优秀的项目仍然散落在民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在项目的有效传承方面，通过设立代表性传承人的工作津贴制度，传承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但是在师徒形式的传承发展上面仍然缺少有效的激励手段，给今后的项目发展带来了不少问题。

2，保护方式仍不够丰富。目前余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主要是以专项财政分类补助为基础，以《余姚市重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为依据，对项目、传承基地和代夷性传承人进行年度补助。对照新的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余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一些方面正在凸显出不足，土复是现在专项资金对重点项目的扶持力度还有一定距离，乡镇（街道）级的配套资金没有及时跟上，导致一些有发展潜力的项目没有很好地培育起来。

3，保护力度仍有待加强。主要体现在资金投入、精品培育、基地建设等方面。目前每年大概有40万左右的资金，落实到140多个具体项目的责任主体，平均不足3000元，这对一些继续重点保护的项目来讲，远远不够。与先进的县市区相比，余姚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精品还不够多，除了姚剧之外，能够在国家级调演和比赛中获奖的项目还没有，主要原因是没有做好整体件的项目策划和提升工作。在目前的30多个传承基地中，大多尚未形成规模，可供游客、专业人士参观的非遗专题馆、陈列馆更是屈指可敬。

三、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建议

1 解决好远景规划和近期目标的问题。文化是一棵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历史文化遗产，不仅是属于当代人的，更是属于子孙后代属于未来的。留住历史文脉，是政府的责任和应有的担当。着眼长远，就是要强化规划意识，体现前瞻件。而且规划是要组织实施的，必须工程化、项目化、具体化。我们要从市级层面制订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可以有效解决保护工作领导机制、传承保障机制、各级政府上下联动、专业力量有效介入和社会团体充分参与等一系列的保护难题。考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多样性和独特性，除了出台整体保护规划的指导件意见以外，还需要对重点项目进行分类保护和规划，尤其是对一些已经列入国家级、省级的项目，如姚剧、余姚土布制作技艺、木偶摔跤、陆埠佛雕等项目进行专题论证，充分吸收省内外同类项目成功保护的经验，制订出科学的保护计划，通过分批保护和分布实施，更好地实现项目的有效传承和发展。

2 解决好普遍性保障和重点保护的问题。这也是点与面的关系，既要以点带面，又要以面促点，或者说既要抓好重点，又要统筹兼顾，握紧拳头抓重点，张开手指弹钢琴。点，体现了力度跟深度，点上经验对面上工作有着实验性和示范性；而面，体现了宽度和广度。我们开展非遗工作，始终要坚持以点带面，示范引导。对列入市级以上的名录要落实有效的保障措施，要优化一批、扶持一批、抢救一批，特别是要落实好项目传承基地和代表性传承人的补助政策。根据“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保护原则，对一些特别濒危的项目，要分轻重缓急，突出重点，要体现政策倾斜，及时采取有效的抢救和扶持措施，优先改善项目的传承环境。每年要划出专项资金，安排2-3个具有良好发展潜力的项目落实重点扶持政策，鼓励项目做强做大，努力提高项目的自我生存能力。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对非名录项目的整理和挖掘，努力做到挖掘一批、培育一批、成熟一批、命名一批。

3 解决好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问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政府是主导，文化学者是主脑，民间是主体（赵德利2006）。政府主导主要体现在“五个纳入”，就是要纳入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党政领导岗位目标的考核体系。文化部门是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体，承担着项目普查、项目申报、项目传承、项目传播等重要职责。政府应积极统筹和协调财政、规划、建设等部门，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政府介入以权力为依托，具有某种强制的功能，构成一种主导力量。这种主导力量可以以其强势地位统辖全局。也因此，如果认识或措施上出现偏失，将会酿成大面积损害（贺学君2005）。因此政府要学会借势、借力、借题发挥，要强化多元投入机制，要积极发挥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的力量，通过项目共建、活动赞助、文化基金（传承基地）冠名、传承人结对扶持等措施来有效推动当地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和保护，从而来有效缓解政府财政的投入不足。我们要重视调动全社会支持和参与非遗保护的热情，在非遗大普查中，人民群众体现出了蓬勃的热情和可贵的文化自觉。我们要保护这种热情，珍惜这份热情。以“人人参与，人人共享”为目标，可以通过建立志愿者队伍、协会、研究会等形式，进一步引导组织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非遗保护。

4 解决好保护和利用的问题。国务院文件提出的我国非遗保护工作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非遗工作，抢救保护是前提，合理利用是必然，关键是要科学的开发利用。王淼（2012）提出的观点是保护优先，开发服从于保护，开发促进保护。非遗保护的目标既要保持民族性又要体现时代性。也就是说既要为历史存档，为民族续脉，也要发展弘扬，服务社会，融入群众、生活和社会，使非遗保护成果惠及人民。苑利、顾军（2006）认为，实践证明：单纯的保护不仅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很难实现，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也很难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下完全展示出来。而在确保文物安全的情况下将这些遗产推向市场，不仅可以解决文化遗产的保护费用，同时也会在最大限度上凸现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并力争实现我们利用遗产保存历史、教育后人的最终目的。从目前的研究和发展现状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品化开发主要有以下7种模式：建造主题公园模式；节事旅游开发模式；旅游商品开发模式；旅游休闲演艺模式；旅游形象经营模式；与工业旅游相结合模式；与仿古街、古民居、古城镇等结合开发模式（别金花，梁保尔，2008）。

积极倡导对一些表演类、手工技艺类以及传统美术类项目开展生产性保护工作。寻求机会甚至创造条件使一些表演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回归舞台，通过获取一定演出报酬的形式，有效解决演出队伍的传承生存问题。对一些传统手工技艺和美术类的项目，要从扶持打造地方特产、名品的角度，通过扶持手工作坊建设、保护知识产权、建立专题馆（陈列馆）以及加强产品销售推介等手段鼓励项目参与市场化竞争。对传统文化消费的社会引导不可能仅仅靠商业运作，更重要的是需要培养公众的文化素养和消费观念（高小康，2009）。比如传统工艺品的社会需要从根本来说是要重新唤起社会对手工劳动技能的尊重，因此，保护工作不应当仅仅限于工艺品制作技艺的传承和产品的销售，而应当着力于培养社会对传统工艺劳动过程的关注、理解与兴趣。

综上所述，非遗见证了历史，历史洗刷了非遗。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将责无旁贷地扶持和振兴传统文化，让古老的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让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我们的社会撑起人文主义的浓密绿荫。让它如流淌的母亲河，源远流长，延绵不绝。让它成为人民心灵的归宿，充满诗意和梦想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别金花，梁保尔，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究综述[J]，旅游论坛，2008，1（3）：446-449

[2]高丙中，作为公共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J]，文艺研究，2008（2）：77-83

[3]高小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J]，文化遗产，2009（1）：1-8

[4]韩基灿，浅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特点及其意义[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8）：72-74

[5]贺学君，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思考[J]，江西社会科学，2005（2）：103-109

[6]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438

[7]王淼，风生水起——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生动实践[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357

[8]汪志铭，甬上风华——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余姚卷[M]，宁波：宁波出版社，2012：348

[9]吴效群，对近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几个重要问题的看法[J]，文化遗产，2011（1）：17-22

[10]向云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M]，宁夏：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