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象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现代文学现象，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现代文学 出走 叛逆 追求

一、出走的最好时代

“出走”现象在中国由来已久，中国古代的女子们如卓文君、红拂女早早地践行了“为爱走天涯”，到了《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出走”，强有力地冲击着“家”的既定格局，也预示着中国传统的家族伦理秩序面临溃败。

“五四”时期普遍宣传的个性解放，成为一种热涨的潮流，并以空前的气势和冲击力试图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思想堡垒。许多封建家族中的年轻一代认识到了自己家庭的罪恶，他们试图冲破家的藩篱，走向外面广阔的天地。于是，作为一个即时性的动作，在现代文学中关于“出走”的描写来了一个大爆发。这种现象相当大程度上要归因于1918年《新青年》刊出的“易卜生”专号将《娜拉》一剧介绍到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青年男女们从中受到启发，将娜拉当作自己的偶像并用实际行动效仿。直接模仿《娜拉》的作品是的《终身大事》，严棣的《心影》、凌均逸的《生死关头》等一批作品都是在易卜生的戏剧直接影响下出现的。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如侯曜的《弃妇》、欧阳予倩的《泼妇》、郭沫若的《卓文君》等也是娜拉式的社会问题剧。这个现象并不是一时热潮，在以后的文学作品中也一直有佳作。二十年代鲁迅《伤逝》中的子君、茅盾《虹》中的梅行素；三十年代巴金《家》中的觉慧与淑英、《日出》中的陈白露、林语堂《朱门》中的杜柔安；四十年代《北京人》中的曾文清和愫方、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少祖和蒋纯祖、师陀《无望村的馆主》中的陈世德、老舍《四世同堂》中的瑞全、无名氏《海艳》中的印蒂等等，他们的“出走”见证了“出走”现象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历久不衰，这与它的恒定性、包容性密切相关，“出走”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经典的意象。

另一方面，作家自我的出走也是蔚为大观的，所以有学者认为，“出走”是二十世纪先进知识分子精神历程最恰当的概括，[1]这与一大批作家的写作经历十分符合。鲁迅走出了“鲁镇”，于是故乡变成了纸上残存的童年记忆；巴金、艾青、路翎等冲出家门，脱离了封建家庭，开始用笔清算“家”罪恶的事业。乡土作家群走出愚昧沉郁的古老农村，离开蒙昧中的老中国儿女，在文明的大都市中反思着故土。除了男性作家对家、对故土的批判、反思外，一群女作家也值得关注，如丁玲、萧红、白薇、苏青、谢冰莹等等，她们都是为了摆脱包办婚姻，而走出家门去寻找自由、广阔的天地。作为女性作家，她们作品中人物的出走体验更说明了“出走”后要面对的复杂局面，这一点将在后面进行详细论述。

总之，可以说没有一个时代像“现代文学三十年”这个时期的儿女那样“出走”得如此决绝，如此广泛与普遍，这是一个“出走”的最好时代。

二、批判“家”的事业

走出了“家”的作家们是叛逆者，出走后再也不会重返旧家，“家”的记忆是如此的惨痛，如果还要提及，除了批判不会有其他。以《家》开始享誉文坛的巴金，以其洋溢的青春气息曾经激励了整整一代人，很多过来的人感慨道：是《家》促使他们昂然地走出家门，走向广阔的新世界的。[2]按照巴金的说法，《激流》三部曲正是一本写命运（旧家庭的命运以及旧家庭中的年轻的生命的命运）的大书：“旧家庭是渐渐地沉落在灭亡的命运里面了。我看见它一天一天地往崩溃的路上走。这是必然的趋势，是被经济关系和社会环境决定了的。这便是我的信念……，它使我更有勇气来宣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的死刑。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I accuse（我控诉）。”[3]作为中国社会基层细胞的家族制度的腐朽性与残酷性在此可见一斑。正是认识到这点，巴金严正宣告：“我要写一部（家）来作为我们这一代青年的呼吁。我要为那些过去无数无名的牺牲者喊一声‘冤’！我要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了青春的少年。”[4]

写于40年代的《憩园》，虽然没有了《激流》时代的激情，却是“更痛切更透彻地解剖和批判了封建的大家庭模式，为中国的封建家长制谱了一曲意味深长的挽歌”[5]。对“家”的批判构成了巴金一生的小说写作事业。

再如萧红，为了反抗包办婚姻而逃离了封建地主家庭，残暴的父亲在她心中留下了阴影，所以她早年的作品中凶恶的剥削者无一不姓张，表达了她对罪恶的家长制的决绝态度。

以上述作家为例，我们看到作家虽然走出家门，但“家”的阴影在心中仍挥散不去，他们把“家”作为批判对象，并开创了自己的文学事业。这里似乎有一层吊诡的意味，他们极力批判的对象正是成全他们事业的首因。

三、身为女人，何所遁逃

正如笔者在前面提及的，女性的出走之路相比男性更为艰难。王德威在《革命加恋爱——茅盾，蒋光慈，白薇》一文中曾提出“身为女人，何所遁逃？”[6]这句话道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与男性出走者不同，女性自古受到的压迫、束缚更甚，她们走出家后，何去何从是个新问题。

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曾预言：走出了家门的娜拉只可能有两条出路，即要么再回来，要么就此堕落下去。[7]鲁迅这一结论的取得是基于当时的娜拉没有任何经济的独立地位，也没有明确的追求目标。当“五四”初期，人们对冲出家门惟恐欢呼还来不及的时候，也许只有鲁迅能用哲人的目光注视这热闹背后的悲剧。但这并不是说，娜拉就此应该留在家里，而是提醒人们得想一想：该走向何方？

《伤逝》中的子君曾经那么勇敢地出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发出个性解放的强音。然而当她不能去开拓新的生活方式和人生道路时，生活中的琐碎杂事便能葬送自由恋爱的成果。子君又回到了她逃离的“家”，不久之后悄悄地告别了人世，个人恋爱的悲剧使子君从家出走又回归。

丁玲笔下的女性们也在苦苦地探索出路。莎菲走出家门，剪断了与封建家庭的联系，按照个性主义者的意愿独来独往，而事实上她未能真正走出封建烟雾笼罩的社会。心灵上烙下了块块伤痕，逐渐形成病态，正像她自己分析的那样：感到一种茫然不可捉摸的难过。她只能以玩世不恭的态度玩弄别人的感情也撕裂了自己的情感，最后完全悲观厌世。莎菲女士所经历的冲出家门又毁灭了自我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代表了个性解放时代许多青年的苦闷，他们已经醒悟到了个性的尊严，不愿殉葬于过去，然而他们的身上仍然重压着因袭的担子，如果不能把自我消融到更有意义的事业中去，是没有出路的。[8]就曾指出丁玲写完《莎菲》后遇到危机，并指出三条路，其中第三条即和青年的革命力量去接近，并从而追求真正的时代前进的热情和力量，才是真的出路，并且也和已往的恋爱、热情的追求连接起来了，因为恋爱、热情的追求是被“五四”所解放的青年们的时代要求，它本身就有革命的意义，而从这要求跨到革命上去是十分自然，更十分正当的事。[9]

照看来，由恋爱转向革命是十分自然、正当的事，这也符合三十年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内在要求。革命的吸引力是巨大的，然而作为女性革命者，她们的遭遇却并不令人愉快。

丁玲的作品在诠释这种转变的过程中突出暴露出作为女性的不幸，《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为反抗封建包办婚姻，逃离了家门却落入了日寇的魔爪，受尽。虽然身体受辱但她的灵魂却没有被压倒，“我总得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她用自我的牺牲换得重要的情报，做着有意义的工作。然而不知情的村民都视她为“毒物”，谈起她都避之不及。哪里是贞贞的光明之路？丁玲最后让她走向了延安，给了她一个可以憧憬的未来。然而贞贞能否获得新生，能保证人们的眼光不再带着鄙夷，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我们可以从茅盾的《幻灭》及白薇的《炸弹与征鸟》得到一些佐证。《幻灭》里的静和慧在政治和爱情追求中遭遇挫折，委婉地道出了女性参与革命的幻灭真实。而《炸弹与征鸟》中的妹妹余彬在沉溺于爱情游戏和生活方式之前，像许多进步青年一样，是非常渴望参加革命的，但是，她发现女性只是革命的装饰品，女性和革命的距离其实是很遥远的。在革命话语中，女性的位置是不确定的，女性的身体成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为了革命任务而献身是身不由己的。[10]如在贞贞这边，她本着崇高的革命目标，将自己的身体当作“武器”，而得到的却是村人的鄙视、不理解，又一次陷入困境。

在社会转型、中国沿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分崩离析的大背景下，毅然从家中走出并毫不留情地批判它的罪恶，这是自“五四”以来许多中国作家的共同选择。他们是“家”中接受西方现代知识、个性解放的实践者。现代意识的灌输使他们自觉反抗自己的封建家庭，此时人伦情理被暂时搁置，为实现个体价值，他们完全抛弃了家及家中人的感情，似乎家只是一个冰冷、黑暗的处所。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质疑“五四”反传统的彻底性太绝对化。由此，笔者也开始思考，出走得那么彻底的作家及其笔下的人物形象是否有可斟酌之处，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注释：

[1]吴彦，咸立强：《现代文学中的出走话语叙事研究》，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2][5][8]张玲霞：《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出走”情结》，文史哲，1999年，第6期。

[3][4]巴金：《关于（十版代序）——给我的一个表哥》（巴金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42页。

[6]王德威：《革命加恋爱—茅盾，蒋光慈，白薇》（现代中国小说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4页。

[7]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9]：《从到——丁玲文集后记》，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251页。

篇2

关键词：语言变革；中国现代文学；文学形式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145-02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传统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或是一种思维工具，而现代语言学将语言由传统的从属论上升到本体论的角度，认为语言是思想本体，构成了人的行为本身。[1]深入探究语言的变革与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具体影响，对于丰富语言学的内涵，帮助我们理解语言变革与文学形式发展的内在联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现代的语言变革

中国现代的语言变革，概括起来就是“白话代文言”。之初，以“明白”和“精确”为指向的白话文运动蓬勃兴起。白话文倡导者主张语言摆脱以往形式的束缚，在精确表达思维的同时能够更加直白，为大多数人所能听懂。

相比于文言文，白话文具有口语化和精确性的特点。一方面，它不像文言文那样晦涩难懂，从而有助于文化和科学的普及和推广；另一方面，它不像文言文那样含糊不清，从而有助于提升严谨的科学思维。因此，白话文强调了文学语言的实用功能，强化了文学语言的叙述、说理、艺术再现等功能。但是这种语言转换也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消极的后果，那就是传统语言所具有的多义性、象征性、层次性和声韵特性等语言功能均有所弱化，从而造成艺术表现力的缺失。而不同的文学题材或着眼自由的思想表达、或着眼严格的韵律规范，或强调丰富的说理性、或强调精简扼要的艺术表现力，对语言的诉求大不相同。因此，语言变革对各种文学题材的积极与消极作用也各不相同，从而造成了对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深远影响。

二、语言变革对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不同影响

（一）对小说的影响

白话文相比于文言文在叙述方面具有更高的清晰度，因此在“五四”之后的新文学的发展中，白话文替代文言文的语言变革促进了小说的繁荣，从客观上将小说的创作从边缘推向了中心。

小说是文学体裁中最贴近日常生活的、最具通俗性的文体。而白话文由于具有大众化、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与小说文体的要求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在内容上，由于小说是一种叙事的文学，主要语言特征是叙述，对文学语言有着明晰、传神、生动、精确的要求，而白话文作为一种更贴近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白话的文学语言，相比于文言文来说更能做到“言文合一”。语言变革增强了小说这类现代文学形式的叙事清晰度，促进形成了其叙事形象传神、描述逼真的内在品格。

（二）对散文的影响

白话文相比于文言文在形式上更加自由，在内容上更长于说理。因此，白话文促进了杂文文体发展的一枝独秀。杂文通过描绘具体事实或客观现象，达到陈述观点、发表议论的目的。杂文以“议论”为主要特征，要求有清楚的条理性、分明的层次性、严密的逻辑性，注重的是思维的理性化。而白话文相比于文言文来说，一方面通俗易懂，长于说理，另一方面语意精确，长于界定。因此，语言变革促进了杂文文体形式的长足发展。

之后，新文学者便开始思考如何通过对文学语言的加工，来达到散文文体审美的独特性，并由此创作出可与传统散文相媲美的“美文”。与议论为主的杂文不同，“美文”主张抒情言志。由于白话文这种语言方式过于直白，在美文这种艺术性散文的创作方面有较大的不便。为此，新文学者进行了“用美术以锻炼”白话的努力。“用美术以锻炼”白话，是指借鉴传统文学中的文言文语言方式和外来翻译的语言方式，从而形成一种更具表现力的白话文。通过“用美术以锻炼”白话，增强了散文的艺术性，成就了“美文”这一新的文学形式。

（三）对话剧的影响

白话文相比于文言文在表情达意方面更善于铺陈和直叙，更加利于话剧人物的直抒胸臆。因此，催生了以话剧为主要形态的中国现代戏剧。

文言作为一种诗性语言，具有含混、凝练的特点，注重表现而不注重交流，适宜叙述而不适宜对话，利于增加文本的抒情性而不利于其动作性。因此，以文言文为主要文学语言的中国传统戏剧大部分为歌剧，与诗词、曲具有相似的特点。而现代话剧以对话为主体，强调对白的作用，因此，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话剧取代歌剧，就成就了现代文学形式的一次转型。

五四时期，白话文学语言的倡导，使得喜剧语言在语言环境和资源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变革，促进了写实戏剧语言方式的确立；由于白话文在表情达意方面的直白性，促使了写意抒情性话剧语言方式的产生；又由于白话文善于状物，对人物的语音、腔调都能达到精确细致的陈述，催生了戏剧性话剧语言方式的出现。因此白话文使得中国现代话剧的内容和形式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促进了现代话剧文体形式的多样化。

语言变革创造了白话语言的语言环境，促进了中国现代话剧文体形式的诞生、发展和成熟。

（四）对儿童文学的影响

五四语言变革中，白话文学语言的广泛使用，为儿童文学的文体形式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必备的条件。

时期，人们逐渐发现了儿童世界的“独特性”，对儿童发展的考量也逐渐增加到“美育”“人性的启蒙”“现代化”等诸多方面。人们对于儿童文学和儿童读物也越来越重视。然而，“儿童文学”这种文学体裁能在中国立足与否，取决于有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学语言条件。在五四之前，中国人教导儿童用的都是一些经书典籍，而并没有以儿童的口吻口语为角度的儿童读物。这可以归结为人们平常所说的语言（白话）与文字存在不一致。儿童文学最基本的要求是“小儿说话”，这就要求儿童文学所采用的语言应该具有“口语化”的特点。因此，白话代文言，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诞生的标识。

（五）对诗歌的影响

相比于对其他文学形式的影响，白话文与诗歌的审美要求不相适应，因此制约了新诗的发展，甚至使得新诗形式美的建设陷入困境。

诗体的“新旧之争”本该是文学语言的产物，但在五四时期，白话文倡导者否定“旧诗”在一部分程度上是代表着一种诗学立场。他们认为旧诗比较难做，而且不能自由地表述自己的思想，难以创新。也认为，应该打破传统诗学所立下的规则，发展更为自由的诗体。然而，诗歌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是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则的。如果强行打破这种规则，超出了诗歌的边缘，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文学样式（新诗），但由此丢弃的可能就是这种文学体裁所独有的韵味和审美价值。

诗歌所特有的本体诉求为含蓄性、情绪性、暗示性和感受性，而五四语言变革所倡导的科学性和精确性的白话文则与之相去甚远。并且，白话文精确性的表达在很大程度上会使文言才能勾勒出的“诗美”荡然无存。卞之琳在将新诗与旧诗做对比时就说，古典诗歌以精炼、少用连接词、意境丰满为特点，“重暗示而忌说明，言有尽而意无穷”。[2]这是诗歌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所具有的特点。然而，白话文作出的新诗却“枝蔓而懒散，冗长而无意”。因此，白话可以精确的传达思想，可以“有理趣”地分析、论证问题，但却不能写出像文言文那样蕴藉深刻的句子。

梅光迪认为，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和曲固用白话，诗、文则不可。[3]在传统的文学体系中，诗歌的文体有着严格的规范，都以语言的“声韵特性”“喻意象征性”“去口语化”等为前提。因此，对于诗文来说，“实用性”“精确性”“口语化”的语言变革与诗歌的文体规范要求不相适应，严重影响了诗歌文体独特审美价值的实现。

三、小结

中国现代语言变革对文学形式发展的影响过程，其实就是“白话代文言”对文学形式演进的作用过程。从语言变革的角度探讨至建国这段时期文学形式的变化，不仅可以准确评价语言变革在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过程中的得与失，还能使我们更加清醒的理解中国现代文学之于传统文学的审美转型，加深我们对语言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关系的重新认识，对于我们当今文学形式的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张海俐.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模式研究[J].作家杂志， 2011（12）：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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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文学史上，特别受人注目的是“主张型”的文学团体所引起的文学争论。这些文人集团和不同流派之间的争论有其鲜明的特点：

（1）各有一套较为明确的文学主张，其结合不是停留在创作实践上的趣味相投，而是趋向理论观点上的人以群分，完成了文学实践的流派向文学理论的流派的过渡。

（2）不论高喊“复古”的口号，还是打着“反复古”的旗帜，主观上都有比较强烈的革新意识，希望能革除前弊，使文学创作符合各自心目中的规范。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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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学热现象对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一）国学热现象对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冲击

近年来，我国现当代文学在文化界、思想界的影响力逐步降低，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文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并开始追求感官刺激与娱乐，现当代文学包含的部分革命精神与热情，已经无法激发人们的兴趣，且从学术层面而言，我国传统的古代文学也更具优势。从娱乐元素方面来看，古代文学的丰富内涵更能够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国学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发展，其内涵极为丰富，不管是在审美体验方面，还是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传统文化都更具有民族代表性，可以极大地增强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帮助相关的文化产品树立品牌形象。可见，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国学热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我国现当代文学。

（二）国学热现象对我国现当代文学的促进

国学热现象的出现虽然对现当代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当代文学的消亡，与之相反，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现当代文学应当被赋予新的意义。现当代文学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产物，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合法性，因此，不能因为国学热现象就一味的否定现当代文学的价值和魅力。现当代文学与国学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它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与特殊性，国学热潮流的发展，可以促使人们逐渐研究和思考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与存在价值，进而促进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二、国学热现象下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和研究

传统文化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我国文化前进的基础和动力。国学热潮流一方面为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另一方面也为其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促使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不得不正视时展的现实需求，并及时革新现当代文学的表现方式和传播方式，赋予其新的生命力。笔者认为，若要在国学热潮流下促进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就必须深入研究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促使现当代文学充分吸收我国国学的内在精髓，除此之外，还应当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研究方法，并结合当前现当代文学的特点，灵活运用，提升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效率。文学的发展需要不断地尝试和大胆的改革，若要积极应对国学热现象，增强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活力，就必须及时革新现当代文学。当然，这种变革应当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科学性，关键之处在于和国学的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够推动现当代文学实现跨越式发展。一方面，相较于国学，我国现当代文学具有更强的开放性特点，更容易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有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引导，才能够增强现当代文学的方向性，避免其出现僵化模仿的现象，坚持与国学相结合，才能够增强现当代文学的民族色彩和个性价值。另一方面，我国现当代文学还处于发展时期，只有将其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够增强其发展动力，促使现当代文学更好更快地发展。总之，应当明确国学热潮流下，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积极应对国学热现象带来的挑战，并学习借鉴国学的内涵和形式，及时革新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模式。

综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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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圣经》；文学价值；中国现当代文学；影响

《圣经》是基督教的宗教典籍，也是西方社会的精神圣典。《圣经》依据耶稣诞生前后而划分为《新约》和《旧约》两个篇章，并分别介绍这两个阶段的故事。《圣经》一方面是基督教义的宣扬载体，同事也是用文本记述故事的文学巨著。《圣经》不论是在题材创新，还是人物塑造上，都有非常显著的特点，而《圣经》在叙述结构以及修辞手法上的特点，更是具有非常突出的文学性。正是因为《圣经》具有无与伦比的文学品格，所以它对于世界文学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圣经》的文学性特征给世界文学发展产生了非常重大的作用，而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亦深受《圣经》文学价值的影响。

1.《圣经》的文学价值

我国学者曾经说过，西方文学的源泉是《圣经》，其传统就是随《圣经》而流传的，《圣经》是研习西方文学的重要载体。而英国诗人早在19世纪就提出了《圣经》文学的概念。西方学者甚至将《圣经》等同《荷马史诗》来加以分析。从古今中外学者的论述以及世界文学发展史不难看出，《圣经》的文学价值和地位是非常重要的[1]。西方文学艺术和文化风尚深受古希腊文化以及希伯来文化的影响，而其中希伯来文化正式源于《圣经》，正因如此，《圣经》对于欧洲历史文化的影响地位是不可取代的。不论是《圣经》宣扬的基督教义，还是其普世博爱、自由正义等价值观，都对西方文学发展，甚至对世界文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因为《圣经》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如此深远，所以后世文学工作者的创作都深受影响。不仅是在内容上借鉴《圣经》素材，更是在写作技巧以及作品结构上都会从《圣经》找寻灵感。《圣经》是具有文学性的居住，但它并不完全等同于文学作品。

2.《圣经》文学价值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2.1精神价值的影响

《圣经》所宣扬牺牲和博爱的精神内涵，是基督教的原始教义的重要部分。《圣经》蕴含的丰富的精神价值，对我国现当代作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品人物形象大多都还有深刻的基督教内涵。从早期的基督英雄形象到后期平凡形象中的基督精神，我国现当代作家深受《圣经》的精神润养，其丰富的精神价值，逐渐融入到现当代作家的文学脉络中，成为我国现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部分。例如，鲁迅的《野草》中，其创作风格、文体结构、叙述言语以及文学内涵，都深受《圣经》中《福音书》的深刻影响。鲁迅在该作品中大力赞扬不媚世俗、勇于奋斗的基督精神，也体现了鲁迅受到基督博爱和牺牲精神的影响。鲁迅讲耶稣受难改造为圣人被俗世扼杀的场景，体现了西方启蒙思想和中国现实主义对鲁迅的双重影响[2]。当代作家铁凝的《午后悬崖》，通过展示用忏悔的方式来悔改过往的罪孽，就是《圣经》宣扬的忏悔精神的影响结果，这种基督式的忏悔让读者动容、敬重；巴金的作品《随想录》，郭沫若的《落叶》和《漂流三部曲》等，都是“忏悔”的叙事结构。《圣经》“博爱”、“赎罪”、“忏悔”等精神观念，都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导向。

篇6

买 馒 头

林清玄

①家后面市场里的馒头摊，做的山东大馒头非常地道，饱满结实，有浓烈的麦香。

②每天下午四点，馒头开笼的时间，闻名而来的人就会在馒头摊前排队，等候着山东老乡把蒸笼掀开。

③掀开馒头的那一刻最感人，白色的烟雾阵阵浮出，馒头——或者说是麦子——的香味就随烟四溢了。

④差不多不到半小时的时间，不管是馒头、花卷、包子就全卖光了，那山东老乡就会扯开嗓门说:“各位老乡!今天的馒头全卖光了，明天清早，谢谢各位捧场。”

⑤买到馒头的人欢天喜地地走了。

⑥没买到馒头的人失望无比地也走了。

⑦山东老乡把蒸笼叠好，覆上白布，收摊了。

⑧我曾问过他，生意如此之好，为什么不多做一些馒头卖呢？

⑨他说:“俺的馒头全是手工制造，卖这几笼已经忙到顶点了，而且，赚那么多钱干什么？钱只要够用就好。”

⑩我只要有空，也会到市场去排队，买个黑麦馒头，细细品尝，感觉到在平淡的生活里也别有滋味。

有时候，我会端详那些来排队买馒头的人，有的是家庭主妇，有的是小贩或工人，也有学生，也有西装笔挺的白领阶级。

有几次，我看到一位在街头拾荒的人。

有一次，我还看到在市场乞讨的乞丐，也来排队买馒头。

这么多生活完全不同的人，没有分别地在吃着同一个摊子的馒头，使我生起一种奇异之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因角色不同而过着相异的生活，当生活还原到一个基本的状态，所有的人的生活又是多么相似:诞生、吃喝、成长、老去，走过人生之路。

我们也皆能品尝一个馒头如品尝人生之味，只是或深或浅，有的粗糙，有的细腻。我们对人生也会有各自的体验，只是或广或窄，有的清明，有的浑沌。

但不论如何，生活的本身是值得庆喜的吧!

就像馒头摊的山东人，他在战乱中度过半生，漂泊到这小岛上卖馒头，这种人生之旅并不是他少年时代的期望，其中有许多悲苦与无奈。可是看他经历这么多沧桑，每天开蒸笼时，却有着欢喜的表情，有活力的姿势，像白色的烟雾，麦香四溢。

每天看年近七旬的老人开蒸笼时，我就看见了生命的庆喜与热望。

生命的潜能不论在何时何地都是热气腾腾的，这是多么的好!多么的值得感恩!

1. 通读全文，你认为作者“只要有空，也会到市场去排队”买山东老乡的馒头的原因是什么？请分点概述。

2. “(那些来排队买馒头的人)有的是家庭主妇，有的是小贩或工人，……有一次，我还看到在市场乞讨的乞丐，也来排队买馒头。”这些内容从全文结构看有什么作用？

3. 作者为什么说“每天看年近七旬的老人开蒸笼时，我就看见了生命的庆喜与热望”？

4. 林清玄的文章常含有哲理，请探究本文中体现的生活哲理。

二、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后面的题目。

酒 婆

冯骥才

①首善街有家最低等的小酒馆。不插幌子，不挂字号，连座位也没有；柜台上不卖菜，单摆一缸酒。来喝酒的，都是扛活拉车卖苦力的底层人。

②这酒馆只卖一种叫“炮打灯”的酒。这酒价钱贱，不讲余味，只讲冲劲，进嘴非得赶紧咽，不然烧烂了舌头。可一落进肚里，马上一股劲“腾”地蹿上来，直撞脑袋。好酒应是温厚绵长，绝不上头。但穷汉子们挣一天命，筋酸骨乏，心里憋闷，不就为了花钱不多，马上来劲，晕头涨脑地洒脱放纵放纵吗？

③要说最洒脱的，还得数酒婆。天天下晌，这老婆子一准来到小酒馆，衣衫破烂，像叫花子；头发乱，脸色黯，没人说清她啥长相，更没人知道她叫什么，却都知道她是这小酒馆的头号酒鬼，尊称酒婆。她一进门，照例打怀里摸出个四四方方小布包，打开布包，里头是个报纸包；打开报纸包，又是个绵纸包，好像里头包着一个翡翠别针；再打开绵纸包，原来只是两角钱!她拿钱撂在柜台上，老板照例把多半碗“炮打灯”递过去，她接过酒碗，举手扬脖，碗底一翻，酒便直落肚中，好像倒进酒桶。待这婆子两脚一出门坎，就像在地上划天书了。

④她一路东倒西歪向北去。走出一百多步远的地界，是个十字路口，车来车往，常常出事。您还甭为这婆子揪心，瞧她烂醉如泥，可每次将到路口，一准是“噔”地一下，醒过来了!竟像常人一般，不带半点醉意，好端端地穿街而过。她天天这样，从无闪失。

⑤首善街上人家，最爱瞧酒婆这醉醺醺的几步，上摆下摇，左歪右斜，悠悠旋转乐陶陶，看似风摆荷叶一般；逢到雨天，雨点淋身，便像一张慢慢旋动的大伞了……但是，为什么酒婆一到路口就醉意全消呢？

⑥原来，老板人奸，往酒里掺水。酒鬼们一清二楚，但谁也不肯把这层纸捅破，喝美了也就算了。

⑦老板人近六十，没儿没女，八成要绝后。可一日，老板娘爱酸爱辣，居然有喜了!老板给佛爷叩头时，动了良心，发誓今后老实做人，再不往酒里掺水了。

⑧就是这日，酒婆来到小酒馆，照例还是掏出包儿来，层层打开，花钱买酒，举手扬脖，把改假为真的“炮打灯”倒进肚里……真货就是真货。这次酒婆还没出屋，人就转悠起来了。而且今儿她一路上摇晃得分外好看，上身左摇，下身右摇，愈转愈疾，初时像风中的大鹏鸟，后来竟像一个黑黑的大漩涡!首善街的人看得惊奇，也看得纳闷，不等多想，酒婆已到路口，竟然没有酒醒，破天荒头一遭转悠到马路上。下边的惨事就甭提了……

⑨自此，酒婆在这条街上绝了迹。小酒馆里的人们却不时念叨起她来，说她才算真正够格的酒鬼。她喝酒不就菜，向例一饮而尽，不贪解馋，只求酒劲。在酒馆既不多事，也无闲话，交钱喝酒，喝完就走，从来没赊过账。老板听着，忽然想到，酒婆出事那日，不正是自己不往酒里掺假的那天吗？原来祸根竟在自己身上!他便别扭开了，心想这人间的道理真是说不清了。为什么几十年拿假酒骗人，却相安无事，都喝得挺美，可一旦认真起来反倒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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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中国现代文学并不推崇文言文，而提倡白话文，是在“五四”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现代文化的发展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虽然两者在表现形式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本源上却十分接近。

一、现代文学的发展是我国民族审美要求的结果

我国文学的发展史是十分丰富的，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特性。通过不同的形式和角度，能将我国的民族特色、民族性格、民族语言等内容全面地反映出来。于是，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的审美情趣也在不断的进步。我国的现代文学起源于“”时期，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从未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现代文学在内容上更加注重展现民生问题，并致力于反映我国的民族前途和命运。而从形式上来看，语言、风格、表现手法等都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随着我国民族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促进着我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不忘中华民族的特性，所以其在世界文学界中能够享有盛誉。“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没有放弃对文学民族化的追求，还积极吸收外国文学中更加新颖的表现方法。在文学变革形式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民族审美情趣也得到了相应的提升。比如，在鲁迅先生的作品《狂人日记》中，就曾吸收外国文学作品的表现方法，但却没有完全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狂人日记》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显著的中华民族特性，所以，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冲破外国文学羁绊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但由于其不注重民族审美情趣，而是更加关注西方艺术的表现形式和技巧，所以很难在本民族立足。尽管这些表现形式试图在中国有所发展，但由于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比如，新月派诗群在作品中运用大量华丽的辞藻，将作品的外表装饰得十分美丽，但由于其与中华民族的审美观差距甚远，所以最终还是被时代所抛弃。

二、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学中能获得较大的发展

虽然我国现代文学的表达手法是从西方文学中借鉴而来的，但其并没有背离我国的传统文化，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丰富的，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也是比较重大的。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的发展中能获得较大的发展。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吸取其中的精华部分，并融入现代文学中，可将其发扬光大。同时，外国文化有其独特的优势，中国现代文学在借鉴其优势时，能将这些优势充分地利用起来，推动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使我国的现代文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我国历史源远流长，历经的朝代很多，无论哪个朝代的文学，都表达了作者对国家的热爱之情，并体现出作者强烈的民族尊严。尤其是在两个朝代交替的关键时期，文人们对这种情感的表达更加急切。现代文学起源于“五四”时期，这个时期正是我国社会改朝换代、动荡不安的时候，文人们主要通过文学作品来表达自己对祖国忠贞不渝的感情，而文学作品的思想则主要受到作者思想的影响。比如，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屈原的《离骚》、陆游的《病起书怀》等古代文人作品，都表达了作者的民族情怀和爱国热情。而在谭嗣同的《狱中题壁》、庐隐的《或人的悲哀》等现代文学作品中，也都表达了同样的情感。同时，“五四”运动追求自由平等，所以才会反封建反专制。而自由平等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是只有西方国家才推崇自由平等。在现代文学作品中，随处都在贯穿着自由平等的思想，如许地山的《缀网劳蛛》、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等。由此可见，现代文学中所推崇的自由平等，也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这一思想会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所以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要继续将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且在世界文学中也享有盛誉。我国的现代文学是在“五四”时期发展起来的，在“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学发展中，始终与民族的审美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将中国传统文化贯穿于现代文学的发展中。

参考文献：

[1]白璐.深思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J].南风,2015(29):26.

[2]黎保荣.汉语思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影响[J].晋阳学刊,2015(3):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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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现代教育思想的结构

    本文是基于现代教育思想下的汉语言文学教学的讨论,所以我们要先理解什么事现代教育思想,首先这是区别于传统的教育思想而言的。一般认为现代教育思想起源于改革开放以后,现代教育思想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理论型的教育思想,主要是指由教育理论工作者研究的教育思想,这是我国教育界的一大特点,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没有系统的教育理论指导,我国的教育工作根本就无从开展,不知从何下手。这也是现代教育思想区别于古代教育的一个重要标志。

    政策型的教育思想,这主要是指我国在宪法大纲以及教育法律法规上确定教育必要性和对教育的具体规范,从中体现出教育思想,政策型教育思想是体现一个国家的教育大纲和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是国民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教育思想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实践型的教育思想,这主要由广大第一线坚持在教育工作岗位的老师通过实际的教学,经过理论思考而形成的以解决实际问题的教育思想。实践型的教育思想是教育思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是用于解决当前教学工作中碰到的具体问题的理论指导。

    1.2 现代教育思想的功能

    现代教育思想主要由以下功能组成:认识功能,对现代教育产生最基本的认识,启发人们的思考,从而提高人的认识能力,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遇见功能,现代教育思想具有前瞻性,让人们现代教育的发展趋势和前景。教育思想是对教育活动的规律性的总结,因此,掌握了教育思想就等于认识了教育规律从而实现其预见功能;导向功能,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调整功能,通过认识教育思想进而对教育规律的把握,可以使人们及时的调整自己的教育活动和行为;评价功能,为教育评价活动提供理论依据和尺度;反思功能,教育思想课促进教育工作者在教育活动中进行自我观照、自我分析、总结等,使教育工作者能客观理性的分析评判自己的教育行为和效果,有利于提高教育工作和的素质。

    2现代教育思想在汉语言文学中的应用

    汉语言文学作为一门传统的人文学科,其集理论性和实践性为一体,所以教学工作不但要重视理论性的讲解,更要注重学生的实际技能的运用,特别是当前我国提倡素质教育的前提下,主张学生不但要学习好理论知识,更加要懂得理论联系实际,增强实际技能的运用。另外作为汉语言文学在系统的学习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工程,而且由于其理论性的东西多,导致在课堂上会让学生有枯燥之感,因此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设计上应有所改变。

    2.1 以学生为本

    传统的教学观念是以一切以老师为中心,“名师才能出高徒”就是最好的体现。“师本位”观念下的教学方式是课堂是围绕老师来进行的,老师是知识的支配者和掌控者,学生知识被动的接受知识【2】。这种观念在现代来说必须加以改变,“师本位”的观念已不符合时代的潮流,按照现代的观念,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体是毋庸置疑的,按照的观点,事物的内部因素才导致事物变化发展的主力,而学习是需要学生肯学,教学效果才能有效体现,老师只是客观的推动因素。因此在课堂设计上,我们要尽量把课堂交给学生,让他们主动去学习。

    2.2 丰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内容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内容涉及的范围十分地广泛。因此,教师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过程中要突出课堂教学的重点并加强对学生的汉语言文学应用性能力的培养。首先,教师要提高学生对古代和现代汉语言文学的实际阅读水平并加强对学生的写作能力和普通话的应用能力的培养。其次,教师还要大胆地运用各种多媒体等新型教学辅助工具以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堂教学效率。最后,教师在上课之前要对课堂的教学内容做到了如指掌,并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度地调整,尽量丰富汉语言文学的课堂教学内容。

    2.3创设相关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情境

    汉语言文学专业涉及的就业领域较为复杂,例如文秘岗位和新闻工作岗位以及广告策划等等。因此,教师在进行汉语言文学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这些工作岗位的特点和优势,创设相关的情境来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比如,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创造一个新闻会的情境,启发学生作为一个新闻发言人的角色该如何运用自身的语言艺术来提高整个新闻会的效果。教师可以安排学生以记者的形式进行提问,在教师的帮助下学生能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实际的工作当中的魅力和作用【3】。同时,学生在教学情境的创设中不仅能够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而且还培养了自身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情境教学的设置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教学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3.对未来的展望

    现代教育思想对教育人才培养的要求不单是理论型的人才,还能理论联系实际。在当前,对高素质人才,要求不但要有知识的广度,还要有相关专业的深度;理论知识要扎实,实际技能的应用也要过硬。汉语言文学作为时下的“冷门”专业之一,在目前的高考志愿填报表上并不受待见,但是墙内开花墙外香,随着孔子学院在世界范围内的设立和创建,汉语跟随着孔子的影响已逐渐的被广大国外人民所熟知,并在国外掀起了一阵阵汉语学习的浪潮,因此,未来汉语言文学一定会成为热门专业,这样就要求我们的教育不但要有系统的理论学习,还要有实际技能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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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中,民族民间文学是传承接续本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民族民间文学中蕴藏着的民族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可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供宝贵的精神资源和动力,对先进文化的建设起着重要作用。《苗族古歌》是苗族民间文学遗产,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以保护。本文以《苗族古歌》为例,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去研究民族民间文学的现代意义,探索它的发展路向,以促进民族民间文学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民族民间文学 非物质文化遗产 苗族古歌 民族精神 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I106.7文献标识码:A

一 民族民间文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族民间文学是以劳动人民为主体,人民群众自己创作,并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的口头文学作品。它是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门类和领域之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17日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民间文学”都列在第一位。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中,民族民间文学作为不可缺少的文化组成部分,始终成为传承接续本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以口耳相传或口传心授为主要表达方式的民族民间文学,随着有说唱特长的歌师或艺人的相继逝去,没有传承人相接续,濒临“人亡歌息”的边缘。

为了抢救和保护包括民间文学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自2003年起,正式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2004年8月,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3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18号文件),这些纲领性文件,对民间文学的保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仅2006年,就有31项民间文学遗产,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又有5项列入第一批扩展项目名录,53项列入第二批名录,共计89项受到保护。如何从民间文学遗产中汲取合理思想内核,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之具有现代意义,如何探索它的发展路向,为先进文化建设提供宝贵的精神资源,实现民间文学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苗族古歌》是苗族民间文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苗族人民的“百科全书”。本文以古歌为例,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去研究它的现实意义和发展路向,为民间文学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提供参考。

二 《苗族古歌》是苗族民间文学遗产,亟待保护与传承

古歌是一系列流传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地区的创世神话叙事诗的总称,由4组共13首神话叙事诗组成,总计8000多行。第1组关于开天辟地内容的古歌,包括《开天辟地》、《运金运银》、《打柱撑天》、《铸日造月》等4首,讲述了带有神性的巨人和巨兽,共同创造世间万物的故事;第2组关于人类起源内容的古歌,包括《枫香树种》、《犁东耙西》、《栽枫香树》、《砍枫香树》等4首,讲述了苗族的始祖本是古老枫树的故事;第3组关于洪水遗民内容的古歌,包括《洪水滔天》、《兄妹结婚》2首,讲述了洪水过后人类再造的故事;第4组关于苗族历史性迁徙内容的古歌只有1首,即《跋山涉水》,讲述苗族先民在巨人神的帮助下,度过迁徙途中道道难关的故事。这四组歌的内容既独立成章,又相互连贯,比较系统完整地反映了古代苗族人民的社会生活,歌颂苗族先民的创世艰辛。

古歌的形成,大约是在苗族原始社会的母系制末期,到阶级社会形成以前的整个历史时期,即苗族迁徙到黔东南定居之后。它主要流传在清水江流域一带的台江县、黄平县及周边的雷山、榕江、剑河、凯里、施秉、镇远、三穗等县市。古歌大多在苗族鼓社祭、婚表活动、亲友聚会、节日等场合演唱。演唱者多为老年人、巫师、歌手等,调子雄壮而苍凉。演唱时一般由二名男歌手和二名女歌手,宾主各为一方,以盘歌形式一问一答,互相对唱。每一章节结束时,则大家齐声相和“哟―吟―”,然后宾主频频劝酒,就这样边唱边饮直到唱完,可以持续几天几夜。人们在倾听中,忘却了恶劣的生存环境带来的一切艰难、烦恼和忧患,伴着歌声、笑声、泪水和回忆,精神压力获得释放,心灵变得舒畅自由,坚定了对生命、自然的热爱和追求幸福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古歌是苗族古代社会的“经典”,内容包罗万象,从宇宙的诞生、初民时期的滔天洪水,到苗族的迁徙、苗族古代社会的制度和日常生活等,承载着丰富的文化记忆和文化基因,是苗族文化延续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载体。古歌凝聚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态度、感情和言行,维系了民族的内聚、团结和权益,实现了民族文化的认同,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在苗族民间文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但是,由于苗族历史上没有文字,古歌只能口口相传。在现代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已濒临失传。以台江为例,在全县13万苗族同胞中,能唱完整部古歌的已寥寥无几,目前只有二百余人能唱一些不完整的古歌,而且都是中老年人。传承古歌较多的老人年事已高,如不抓紧抢救保护,苗族古歌将在世间消失。

三 《苗族古歌》的现代意义与先进文化

先进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灵魂,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而民间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生产的伟大成果,总是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的深层,它是民族的精神生活和心灵表现的一种重要的形式,也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凝聚起来的草根阶层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文学的人民性、口头性、集体性、传承性等特点,使得民间文学在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上,具有更突出、更直接的意义。蕴藏其中的自强不息、团结互助、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等精神,都是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可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供宝贵的精神资源和动力。

1 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

坚韧不拔、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源,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生存下来并不断强盛的动力。从古歌中可以看到,苗族先民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中,因种种原因,多居住在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迁到黔东南定居后,在荒山野岭、荆棘丛中开荒种地。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他们既不企盼神的恩赐,也不等待奇迹的偶然出现,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重重困难,顽强地生活。他们这种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今天尤其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价值,给人无穷的精神动力,激励人们变革创新、不懈奋斗,勇往直前。

2 团结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

团结互助是国家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直接源泉。“运金运银”歌中记载,开天辟地虽已完成,但“天是常常垮,地是时时崩,人人都愁焦,个个不安心”。这时候出现了四个祖先:宝公、雄公、且公和当公,一起商量寻找金银,用“金柱撑着天”,银柱支住地”。发现金银后,水獭、螃蟹都来帮忙把金银打捞上岸。然后又“一同来锯树”造船,运送时明确分工“养优划船头,雄天划中间,有恭划船尾,府拉把纤牵”,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成功地把金银运到了西方,最终得以“打柱撑天”。古歌吟唱的团结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是当今时期应该大力弘扬的道德精神。只有万众一心、团结互助,才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3 以“劳动”为荣的勤劳勇敢精神

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劳动为荣,崇尚劳动、刻苦耐劳、勤劳勇敢的民族。古歌认为自然界是可以被认识和改造的,人们有智慧和力量战胜自然界。“运金运银”歌、“跋山涉水”歌中,都有很多劳动场面,如“休纽拉犁走呼呼,香两犁山种树木”;姜央“搓成了一双耙索,套牛去犁田”;“犁完了大地,耙完了山坡”,“爹妈开荒作田园,挖成旱地一片片,开成水田一湾湾”。休纽、香两是巨人神,他们外形高大、神力无边,但是,却同以姜央为代表的人类一样,参与征服自然的创造性劳动,显示了劳动创造世界的伟大力量。他们身上的勤劳勇敢精神,至今仍是民族精神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4 艰苦奋斗的精神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从古歌中可以看到,苗族先民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从北到南,由东到西,向更僻远的山区迁徙。“汉家占街头,壮家占水头,苗家占山头”是他们生存环境恶劣的写照。但他们不畏艰难,勇于拼搏,在崇山峻岭中开垦出层层农田、耕地,发展生产。如“整好上方土,修好下方河,填好坪子地,砌好斜土坡,才有土开田,才有地做活,才有山种树,庄稼满绿坡?”(《开天辟地》歌)。他们那种为了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顽强地与自然作艰苦卓绝斗争的精神,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激励整个民族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昂扬向上,奋力攀登。

四 苗族古歌的发展路向

民间文学对中国先进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作用,是任何一种文学形式都无法替代的。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依据“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的方针,进一步深入地研究、探索民间文学的发展路向,建构起使之得以继续生存发展的合理机制。

1 政府主导 政策保障 经济支撑

在民族民间文学遗产的抢救、保护与发展过程中,政府居主导地位,民间文学遗产从搜集、整理到编辑出版,都需要政府的强力支持。只有政府积极地发挥在“法律制度、政策规划、资源整合、经济扶持及国际协调”等方面的特殊功能,工作才能有效地开展。苗族古歌能够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政府起了主导作用。台江县为了将“苗族古歌及古歌文化”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于2001年成立了“台江县苗族文化保护委员会暨申报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几年的努力,台江县已收集到的苗族古歌有5大组,近6万行,近30万字,编写、出版了以苗族古歌为主的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本《苗人的灵魂――台江苗族文化空间》一书。2006年5月20日,苗族古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以保护,才使得正在消失的苗族古歌以书面的形式,完整、系统、集中地记录下来,古歌才得以世代传唱。

2 构建民族民间文学数据库

随着信息技术、通信技术以及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完全可以运用最新的网络技术,搭建保护民族民间文学遗产的电子平台,“促进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使用数据库保护民族民间文学遗产,具有“易传输、易检索、易复制、保存永久,一次输入、多次输出”等特点,有利于民族民间文学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3 带薪传承 培养新人

民间文学是以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人为纽带直接传承延续下来的,对传承人的保护,是民间文学遗产保护的关键环节。对传承人实行带薪传承,落实传承经费,对传习活动给予支持,使得他们得以继续有效地开展传艺授徒活动,培养出新人,推动民间文学继续发展。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的王安江,是国家级苗族古歌的传承人之一,为了搜集苗族古歌,一度家破人亡,而他本人也在2005年病重住进县医院治疗。台江县委、县政府知道后,垫付了医疗费,挽回了他的生命。随后台江县委宣传部牵头,组建“王安江古歌出版筹备改稿小组”,协助他对其手稿进行修改和整理。黔东南自治州委、州政府拨款20万元资助出书,2008年7月《王安江版苗族古歌》顺利出版发行。正是在各级政府的重视与政策扶持下,他不但成为古歌的传承人,而且实现了带薪传承。解决了后顾之忧的他,现在正专注于古歌的传授。

4 多媒介宣传 唤醒文化自觉

在日益全球化的文化进程中,虽然不可避免地要与外来文化、文学发生广泛的联系,但我们更应有民族自身文化的自觉。这种自觉是对民族既有文化传统的重新理解和审视,发现文化传统精神的当代价值,并自觉地坚守其民族精神和核心价值。古歌是苗族人民的心灵史,是苗族赖以生存的亘古不变的精神支柱。但是,随着农村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很多年轻人外出打工,加上娱乐方式的多元化,少有人唱古歌,出现了民族文化自卑的现象。我们应通过网络、电视、报纸、广播等多种媒介,宣传古歌,展演古歌,以加深对民族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唤醒公众的文化自觉,激发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为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5 发展文化产业 实现创新发展

发展文化产业被看作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性保护,或者说是“活保护”。在文化的形式、内涵和功能得到尊重的前提下,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适度的资本化运作和开发利用,不仅是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必然要求,也有利于促使人们形成自觉的保护和传承意识,推动文化建设的与时俱进和发展创新。如苗族古歌文化产业的开发,可把苗族古歌所反映的文化内容和苗族史籍记载的一些历史和文化事象进行有机整合,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可以建设成苗族文化生态主题公园;将古歌改编制作成影视、动漫和网络游戏系列产品。用现代形式生动地展演传统的文化事象,让传统文化获得当今的发展形式和人们乐意接受的方式,古歌将赢得强大的生命力,其伴生的苗族传统文化,也将得以鲜活的延续和发展。

总之,民族民间文学发展至今,仍具有其现代意义。我们在探索民族民间文学的抢救保护、继承发展的过程中,要用科学的发展观来指导工作,以创新的精神开展工作。通过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并在经济上给予有力支撑,构建民族民间文学数据库,传承人带薪传承,培养新人、多媒介宣传,唤醒文化自觉,发展文化产业等一系列措施,将保护工作从单一保护,转向全面立体的保护,从静态保护转向“活态”保护,尽快建立起科学保护机制,才能够真正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先进文化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同时实现民族民间文学的可持续发展。

注:本文为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基金资助课题《教育人类学视野下苗族古歌教育功能的研究》(082YSK08)的阶段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高见远:《试论我国民族民间文学遗产的抢救与保护》,《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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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贵州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苗族古歌》,贵州文化官方网站。

[5] 於贤德:《对民间文学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几点思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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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田茂军、夏大平:《民间文学文本的现代转型与出路――以湘西苗族古歌为例》,《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篇10

哲学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寻根究底的学问，它探究宇宙万物的源、根，追求能解释一切事物的终极真理，形成了哲学上特有的所谓本体论问题。哲学家们又致力于探究人自身的认识能力，追求知识的基础、根据，追求确定性，形成所谓认识论问题。在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的探讨中，哲学家们又往往发展出一套伦理的、道德的、政治的、社会的观念来，尤其着力于探求人在宇宙、社会中的位置，寻求做人处事之道，即所谓“安身立命”之道，因而人生论亦成为哲学研究的论题和内容。

哲学家们在对这类问题的探讨中，又把人的心理功能区分为知（理智或理性）、情（情感）、意（意志）三个部分，相应地形成了真、善、美三个范畴和科学、美学、伦理学三个知识领域。哲学家们以追求永恒的最高的真、善、美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最终目标。在历史上，哲学有过辉煌的业绩。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变迁发展都与哲学这根精神支柱相关。哲学在诸多文化成分中常常占据核心地位，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许多哲学家把自己的哲学自诩为“科学的科学”“第一科学”“科学之王”等，或者自认为是其他文化成分的“基础”“根基”。

二、真善美的本质关系

真善美本质上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即“真”是客观世界存在的规律，“美”是客观规律的典型表现――“真”的表现；“善”是人类对真和美追求的统一；“善”要靠“美”与“真”的标准来检验。人类的知识科学，应划分为描绘的科学和规律研究的科学。描绘科学的范畴远远大于规律研究的范畴，但最终要靠规律研究的结论来统一和规范。据此可以解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从而协调好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目标的统一。由于人类规律研究科学的局限，故而侧重描绘的哲学、艺术、宗教方法等主要依赖于“美”而存在。人类生活“善”的原则，就是不违反人类生物体美好物质和精神统一需求的物质存在界面。不适于此界面需求的科学和精神、文化、经济等观念的应用，只能是用于更广泛和深入的科学探索与艺术表达。文化建设的本体是科学与艺术。艺术的本质是人的主观大脑对介质形式典型组合审美的表达。艺术的作用是对介质的不同组合，为科学研究服务，更主要的是直接为人的感受的服务。

三、三种文化现象

有人说西方文化是人与自然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人与人的文化，印度文化是人与神的文化。首先，我们姑且不论这个说法的准确性。但这三种文化现象确实代表了世界文化的主要方面。

就近代西方来说，由于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取得了科学和技术的巨大进步和发展。当代提出的环境保护、生态经济等都源于这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根源。但是，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等科学发挥为无原则的社会竞争，导致了不断的发生的殖民侵略、经济侵略和战争侵略。而且很多人还将其上升为西方价值观，强调个性的无原则自由，导致人与人关系的冷漠，呈现大量的种族歧视、吸毒、暴力、黑社会、等精神危机。

就近代中国来说，封建帝国“家天下”的长期统治，确实扭曲了中华文化的理性精神。过分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权族权”“血统”等人与人的封建伦理关系，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得近代中国缺乏科学精神，缺乏创造性和创新精神。

就近代以印度为代表的强调主观精神统治的“宗教国家”来说，由于过分重视主观宗教文化教义的精神生活，在宗教教义达到相对统一的情况下，虽然能够获得社会的相对稳定，但也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长期地呈现出科学技术落后、经济落后、贫穷及不断的宗教纷争和战争等社会状态。

四、中华文化的理性精神本质

文化实际上就是科学和艺术的综合运用，并经过生活的历史岁月而光辉地沉淀。实证科学和描绘科学通过文化这种“综合形式”，综合了揭示的客观科学规律和人类的主观想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哲学宗教与文化艺术等，从而满足人类对创造物质财富需求与满足精神需求的统一，也即是满足人类生活对科学和生活艺术的需要。上述三种文化现象都存在对文化内涵的偏斜――即要么偏斜于有限的实证科学，要么偏斜于本应更多用于艺术表现的主观感受，要么偏斜于扭曲的社会伦理。

无需过多地考证，中华文化综合了儒释道和自然科学理念的理性精神，已经涵盖了文化的全部内涵。包括哲学上与唯物主义相同的辩证思想、历史上科技发展的成就以及丰富的文化艺术生活（包括引进宗教艺术等）。这一特性正是中华文明没有中断的原因。中国文化的扭曲，主要是在于某在一历史阶段重蹈上述三种文化现象有失偏斜或忽视其中之一的履辙。发扬中华文化的理性精神，就是不能割裂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并将传统文化科学化。

五、真善美统一的价值观是建立不断发展的先进文化的基础

传统的人与自然的文化过分偏斜于有限的“真”的实证科学。传统的人与人的文化过分偏斜于没有充分检验标准的“善”的社会伦理。传统人与“神”的主观感悟的“美的文化”，过分偏斜于神的精神统治，不能充分地利用已发现的客观规律造福于人类。所以，只有真善美统一的价值观才是建立不断发展的先进文化的基础。

对真善美的追求是哲学的对象和目标。但是，首先，真善美不是彼此分裂的实体，对真善美三者不仅要看到它们各自的特点和区别，更应注意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统一。第二，真善美及其内在联系和统一，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对真善美的追求决不意味着要找到一个体现真善美的永恒不变的最高实体，因为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前进过程。正像绝对寓于相对之中、一般寓于个别之中一样，所谓最高的真善美正是体现在具体的、历史的真善美之中。第三，对真善美的追求不能脱离当时代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因为具体的真善美来源于人类社会实践，同时又必须回到人类社会实践之中。这种“来”与“回”都必须通过人类自身的心灵活动。

因此，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必须投身于时代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通过具体的科学知识，把从中提炼出的真善美的养料渗透到社会成员的心灵之中，凝结为社会成员的内在的素养和能量，表现为人们观察问题、分析情况、作出解答时的一种立场、观点、方法，或者一种思路、途径、态度，一种分析思考的视角和思维能力。社会成员的这种内在素质和能量的高低优劣对于社会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发展至关重要。任何一种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演进都离不开哲学这一精神杠杆。人类的前途和社会的前程是美好的，哲学发展的前景也是十分宽广的。

六、当代文化的趋向

马克思说，社会发展的规律类似于自然发展的规律。由于文化是人类科学和艺术生活的综合表达，文化发展的规律亦必将遵循客观规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信息时代的发展和各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当代文化注重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协调，注重人与人的协调，注重社会生活与主观精神系统的协调。而且这种协调更多的带有个性化和地域的、民族化的特色。

当代文化引导的新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简单来说，就是要严格区分吃、穿、用、住、行和视、听、娱乐的范畴。很多专家和学者从自然资源的承载力考虑，提出了经济发展“增长的极限”和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其实，由于经济发展对人的需求的不准确把握，如把视听和娱乐为主的需求当成吃、穿、住为主的物质建设，既造成物质资源的浪费，又造成人的精神观念的扭曲。在很多方面，这不仅仅是增长的极限问题，而是确实存在“需求的极限”或“需求观念的引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