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非遗的背景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保护非遗的背景，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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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淮北花鼓戏 非物质文化遗产 境遇 保护

Abstract China's traditional folk art of Huaibei Flower Drum Opera has a distinctiv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left a brilliant pace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interpretation of Huaibei Flower Drum has been cold. In order to protect and inherit Huaibei Flower Drum Opera， some protective measures were conducted. And the Huaibei Flower Drum Opera included in the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protection work， to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cultural value into the protection work， so as to better the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 Huaibei Flower Drum Opera；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1 淮北花鼓戏

1.1 淮北花鼓戏的发展和特点

淮北花鼓戏是起源于明初，发源于淮北地区的一种当地艺术表演形式，通过花鼓作为主要伴奏工具，男角在上场时使用花鼓作为表演道具，因此得名淮北花鼓戏。淮北花鼓戏起初是农业劳动人民在闲暇时进行娱乐的小型歌舞，后来经过逐渐发展，表演场地从农田搬到了舞台，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许多其他艺术表演形式的特技或动作，其中甚至还包含民间杂技中所含的“顶碗”和“垫子功”等。淮北花鼓戏不仅舞蹈和表演受到其他艺术形式的影响，在唱词方面也融合了许多民族曲艺的精华，淮北花鼓戏有着丰富的唱腔曲调，通过将当地的方言与其他艺术唱腔和唱词的融合，形成了淮北花鼓戏独特的唱词系统和丰富的剧本目录。由于淮北花鼓戏发迹于农田，有着较为原始的唱腔和唱调，女角唱腔低回婉转、如泣如诉，跌宕起伏、哀伤缠绵，男角唱腔原始洪亮、沧桑嘶哑，不失为我国传统民间曲艺艺术的一朵奇葩，表演别具一格，富有个性。同时，淮北花鼓戏在舞台表演时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当初在农田时自由、原始的状态，对演员性别要求十分宽松，男女演员可以自由改变表演行当，甚至可以进行反串表演。并运用当地居民方言进行唱词，使表演更加深入人心，更受大众喜爱，同时表演内容取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反映淳朴劳动人民的工作和生活，饱含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有着其特有的魅力，因此成为全国闻名的曲艺艺术形式。

1.2 淮北花鼓戏的现状和时代境遇

二十世纪中叶，淮北花鼓戏的发展达到其顶峰时期，由周钦全老先生所开创的淮北花鼓戏表现形式已深入人心，成为当时盛极一时的曲艺艺术形式。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二十世纪末，淮北花鼓戏由于不能很好地跟随时代的脚步，对传统的表现形式和剧目过于依赖，导致其渐渐被时代抛弃。直到2005年，老艺术家周钦全先生所带领的淮北花鼓戏剧团被迫解散，从此以后淮北花鼓戏渐渐被人们所淡忘。淮北花鼓戏在2006年时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虽然在国家的大力保护下，淮北花鼓戏不至于被人遗忘和抛弃，但淮北花鼓戏逐渐被人淡忘的原因是由于其本身的不足。淮北花鼓戏的传授方式大多是由口传心授，没有系统的教学方式和课程，而很多优秀的剧目由于不受大众喜爱，从而导致这类剧目长期没有进行演出，而老艺术家在教学过程中，对于此类较为冷门的剧目的教授也有所疏忽，随着对淮北花鼓戏有着颇深研究的诸多老艺术家相继辞世，导致这类剧目和唱腔面临失传的危险。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大众对于艺术的审美口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新兴艺术形式的涌现和民间通俗音乐的流行，使我国传统曲艺表演形式受到冲击，淮北花鼓戏也位列其中。同时，淮北花鼓戏由于采用方言作为唱词，进行演出的对象有很大的局限性，导致观众日渐稀少，失去了与现代艺术形竞争的资本。面临目前淮北花鼓戏面临失传的衰败景象，无论是淮北花鼓戏演员还是文化传承部门，甚至是整个中国曲艺界，都应该承担起保护、传承淮北花鼓戏的重任。

2 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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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民政部、人事部、财政部《关于提高特、一等伤残人员护理费标准的通知》（民优发〔1993〕10号）精神，为切实保障我市特、一等伤残人员的生活水平不低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经研究决定，提高特、一等伤残人员护理费标准，在原标准基础上，每人每月提高50元。调整后的标准如下：

    一、因战、因公特等革命伤残人员的护理费标准为每人每月500元；

    二、因战、因公一等革命伤残人员的护理费标准为每人每月4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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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产业化；数字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文化产业化提供了新的思路。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实现产业化可以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为保护与传承创造新的方式。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文化资源的整合。数字化技术应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可以扩展文化的传播途径，更多的人可以方便快速地获取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信息，并且可以融入更多的商业元素，可以为产业化发展创造条件，借助社会影响力的提升，增加其价值。此外，为了保证经济收益的提升，文化产业可以借助数字技术对各类文化资源加以整合，打造出产业链，非遗项目实现产业化运作有了更多的便利条件，文化与经济可以实现共同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产生更多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也会有更多人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二）有利于非遗的传播。伴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的传播有了更多的途径，传播速度也在不断提升，并且提升了信息的时效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借助数字技术可以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有助于保护与传承。当前，网络用户会习惯利用零碎时间获得网络信息，网络信息碎片化传播的特征，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不同种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还可以借助专题网站、公众号、手机APP等，建立信息交互平台，增加互动性，获取潜在客户的需求信息，让不同用户可以借助检索及时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信息，实现更好的保护与传承。（三）扩展非遗保护传承的途径。在传统的模式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多通过口传心授的形式，传承人很多时候难以深刻领悟其中的内涵。一些表演艺术与手艺多由于不同的原因难以找到合适的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传统的传承形式易存在传承断层问题，导致很多文化遗产发生流失。借助信息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数字化管理能避免此类问题的发展，可以完整记录传承方式，并可以长期保存，可以方便获取相关的资源，减轻了传承的工作量，提高了传承的效率，还可以保证经济收益。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要解决的问题

（一）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方向。非遗产文化要实现数字化保护与传承不仅是简单地整理、记录、编辑、出版各类艺术作品，也不能局限于录音、录像，还要实现静态资料的保留，要实现活态、完整再现非遗，这就要从原有片面注重抢救性保护非遗项目转向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原有的抢救式数字化保护多局限于对非遗内容的简单记录，多注重其表现形式，如针对非遗舞蹈的动作实施数字化拍摄等。这种方式的优势体现在快捷，对于非遗项目实施抢救性保护具有效果，但不足是仅记录非遗的文化活动，而遗漏了其文化空间。“文化空间”存在于非遗项目中，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生存的土壤，可以为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可能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要实现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持续发展，需要发挥文化空间的作用。文化空间体现为人文环境，其具有活态性决定了难以实现数字化。（二）明确保护与传承的要点。非遗项目管理部门要借助网络平台构建交互模式，结合用户的网络社交环境，采用数据挖掘的方式来分析用户的潜在需求，以保证非遗项目服务的针对性、个性化。交互模式的重点在结合网络社交环境，发挥其优势，向文化需求者提供与之匹配的服务。数字非遗项目针对交互要依托网络技术，借助对用户的分析，并结合所处场景向其提供有针对性的非遗项目服务。此服务模式是网络时代文化服务的必然选择，也是保证数字非遗项目可以交互的有效方式。模式构建的重点是借助终端为用户提供服务，并保证非遗项目服务接入的便捷性。非遗项目服务可以借助用户的场景来构建交互服务模式，要考虑用户利用文化的行为习惯、结合网络环境，经过多年的发展，数学非遗项目利用虽然有作用，但是存在不足。比如非遗项目存在信息孤岛问题。文化服务要考虑满足各类用户需要。当前，较为突出的问题是文化利用空间有限性，这也导致了非遗项目的交互利用受到了影响。另外，不同类别的非遗项目的保护采用了各自为政的方式，技术、标准不统一，要实现大范围的无缝连接、共享存在多方面的障碍，非遗项目要保证交互性的实现还存在多种制约因素，所以要明确非遗项目保护与传承的范围，扩大覆盖群体。非遗项目要拓展内容，要结合时展，实现文化的开发与社会发展的结合。比如文化服务部门可发挥高新技术的优势，对各类资源加以综合开发，实现高效利用，实现非遗项目更大的价值，可以融入电子技术、网络管理、在线服务、在线搜索、在线体验等，以保证非遗项目实现更好的交互服务，发挥非遗项目数字化、网络化管理的作用。

三、文化产业化背景下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

（一）网站提高服务水平。为了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保护与传承，许多地方采用网站形式扩大影响力。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部门也推出了专题网站。但是此类网站要实现产业化运作还有要解决多方面的制约问题。要实施产业化发展还需要深度对接市场，实施针对性开发。非遗网站要建立配套的产品营销平台，为不同消费群体提供个性化的服务。非遗手工制品的营销可以采用定制的方式，将网站打造成产品宣传、开发与销售的平台。此外，还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对潜在客户的需求加以挖掘分析，利用交互平台有针对性地向非遗客户推送产品。非遗网站及时各类信息，扩大影响力，积累客户，为非遗数字化服务体系的创建消费基础。（二）利用VR技术提升影响力。在当前数字技术的发展中，一个有利条件是可以发挥虚拟现实技术的作用。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以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效果，提升影响力。针对保护与传承，除了注重产业化外，还要对文化遗产本身实施开发。比如可借助民俗节日进行表演，推出文旅纪念品等，实现其商业价值。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非遗项目中的民族民俗类、口头文学类、表演类实现产业化有了新的平台。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还可以实现交互式服务，可以将民间故事、音乐和舞蹈等项目采用实景VR加以展示，以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吸引力，可以使非遗项目的潜在商业价值得以有效开发。可以借助VR技术具有的互动功能提升体验效果，采用VR技术为载体的资源更好地传播给受众。通过文化资源实施数字化加工、存储为非遗项目的产业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三）借用服务实现个性化。针对非遗项目的服务模式，要实现个性化需求需要采集用户所处社交环境中的相关数据，同数据系统加以结合，利用适配算法分析用户的兴趣及需求，结合用户的需求创建个性化的需求服务策略，结合用户对非遗项目的需求及兴趣，通过服务系统向用户提供差异化的内容，还要保证服务推送方式的合理性。针对数字服务模式，关键是服务推送方式、组织方式，内容的描述效果。而科学有效的适配需求算法推荐是保证此服务模式得以实现的重点。交互服务要确保非遗项目服务与用户的需求加以匹配，要保证精准判断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数字非遗项目服务者要借助大数据技术、精准地判断用户的个性需求，以提供精准性的服务，用户在获取到服务推荐后，会查询、浏览、下载，系统将用户的行为信息加以记录并反馈给算法推荐系统，系统结合反馈信息调整服务策略，实现了服务的优化。（四）借助标准保证市场化。非遗项目要实现其产业化价值，还要分析到不同用户的潜在需求，保证“供”与“需”处于更好地对接，要建立基于市场经济的平衡机制。非遗项目内容的保护与传承还要结合民生。为实现非遗项目的保护与传承价值，非遗项目的利用要结合市场的需要，非遗项目要转变传统的模式，要向社会不同群体延伸，要采用有效方式扩大非遗项目的覆盖范围。非遗项目保护与传承要实现制度、管理、技术的共同作用。当前互联网营销改变了传统营销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由于新媒体影响，社交软件的普及，传统的营销方式需要发生改变。对于新市场的开发，要发挥互联网营销的作用，要注重原有客户关系的维护，保证用户的体验感，实现产品与用户对接，调动用户的参与感。

四、结语

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创造了基础条件。数据化的非遗产保护与传承要结合数字技术的应用，实现观念、管理、技术、流程等要素的创新，实现整体性、全方位的整合，要以新兴技术为引擎，以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动力，更好地适应数字时代。

参考文献：

[1]赵燕燕.数字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J].北方文学(中旬刊),2019,(9):221.

[2]朱烨青,王云庆.数字化传承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及展望[J].人文天下,2019,(17):55—59.

[3]陈林.基于数字化视域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分析[J].人文之友,2019,(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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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校教育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现途径：基础教育从传承民族语言、传承民族艺术、参与民族节庆等方面入手；高等教育从人才培养、校本课程开发、资源库建设、学术交流开展等方面实施，各司其职为非遗传承发展培养后继者。

关键词：非遗；学校教育；传承；实现途径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工作虽然在各方面的关注和行动下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不可否认在现代化发展、城镇化建设等强势背景下，由于其地域性、民族性、传统性等特点及现代化文明对其生存空间的排挤和挤压，使其越来越边缘化、碎片化，更由于其载体的“活态性”不得不面对“人走艺绝”的威胁。现阶段非遗传承主要依靠以传承人为主的传习活动和无意识的集体传承为主，前者以族内血源传承和族外师徒传承为主；而后者则是在非遗生长生存的地域空间中广大民众潜意识的传承。除此之外，政府、研究者、旅游产业等也都从不同角度承担着传承的责任，从理论层面上来看其传承途径并不算少，但是随着这项工作的不断推进，人们越发清晰地认识到如果缺少了学校教育参与其中，那么非遗发展因现有传承对象的局限而渐入困境。

青年一代是文化传承发展创新的未来，在呼吁唤起“文化觉醒”、倡导“文化自觉”等背景下，关注本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关注随着传承人逝世就面临消亡的非遗就显得非常紧迫。国家政府、社会组织、教育系统也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宣言》等文件的出台，都在不断在强调教育系统参与非遗传承保护的重要性。高等教育系统从中央美院率先在国内成立非遗保护中心之后，各高校也紧随其后成立各类非遗研究中心，培养相关方向的本硕博人才也陆续得以实施。而基础教育阶段则有针对性地开展了非遗进校园、进课堂的措施，如福建南音进课堂、云南省的非遗传承人进校园、川剧进课堂等，而教育部重点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研究”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举行更广泛地推进了其在基础教育阶段的传承工作……。但是即便有如此之多的举措仍不能与我国非遗发展的速度相一致，不断探索学校教育在非遗传承中实现的途径，以得到更多青年群体的认可和关注，继而唤起他们的民族文化传承意识，使教育系统成为非遗传承保护的重要基地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非遗传承在基础教育中的实现途径

1.传承民族语言

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传承思想、交流文化、记忆历史的主要途径，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是他们记录历史文化发展的唯一载体。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城镇化建设向农村、偏远山区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孩子接受“外来”文化影响，有的脱离原有的生长环境，能熟练掌握民族语言的青少年队伍在逐渐缩小。如果没有了民族语言的延续，那么民族生存的土壤就没有了，那么他们民族文化发展的血脉也将不复存之。日本著名文化学者岸根卓郎在《文明论—文明兴衰的法则》一书中也说到：“放弃母语，是通向文明毁灭的捷径”。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推广、使用本地区的民族语言是很有必要的，它能够唤起学生的民族意识，帮助学生进行正确的民族定位。

2.传承民族艺术

民间音乐、民间美术、民间技艺等民间艺术是民族精神文化的内隐与外显，它在民众的生活中起着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纽带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推进和演变，青年一代对这些经过历史沉淀的民间文化态度越来越淡漠。这些民间艺术是民族记忆延续的载体，是民族历史的记录，是维系族群发展的核心动力。以贵州安顺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为例，该县首批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铜鼓十二调，其传承也面临着在青少年一代出现断层的危险。将其尽快地收集、整理，编订相应的教材融入当地基础教育，并以其为非遗教育的切入点进而挖掘其他的民间艺术，将布依族服饰、民歌、舞蹈、戏剧、器乐、蜡染、织锦等内容走进基础教育学校，使当地学生更加熟知自己的民族文化，建立起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找到他们应有的民族归属感。

3.参与民族节庆

每个民族和地区都有不同性质的节庆活动，如布依族的六月六，苗族的三月三等，它们展示了各族人民独特的生活方式，蕴含着五彩斑斓的文化底蕴。鼓励学生、带领学生参与到地区和民族特有的节庆活动中，真实地融入民族生活，理解其中蕴含的文化因素，发挥民族节庆的教育传承功能，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通过多种途径帮助学生建立对民族语言、民族艺术正确的价值观，教会他们民族语言，带领他们走进、了解、理解非遗，进而传承非遗，使我国非遗发展的链条有效地在基础教育中得到延续。

二、非遗传承在高校中的实现途径

“一个民族文化的创造力是建立在民族文化基因传承发展基础上的，其实现的主体应当是青年群体的参与，把文化遗产引入大学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1]在高校开展非遗教育可以从以下几点做起：

1.开设相关专业与课程，培养专门人才

“社会呼吁青年群体，尤其是高校学子关注社会公共空间的非物质文化传统，关注本土文化的传承创造与发展。”[2]地方高校将培养专业非遗人才纳入学科建设规划之中开设相关专业，不仅可以为地域性非遗保护提供人才，还可以凸显学校的办学特色。另外要为非遗传承事业培养广泛的后盾人才，形成全社会的非遗保护意识，开设非遗相关的公选课、素质拓展课等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2.开拓地域研究视角，丰富校本课程建设

课程建设是衡量一所高校综合能力的标准之一，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现在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要求建立国家、省、校三级精品课程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各高校应该以此为契机积极开展地方性、民族性课程（群）的开发，以地方非遗项目为依托，彰显民族地域性为特征，将非遗课程（群）纳入课程建设之中，既开拓了地域文化研究视角，又深化了课程发展的民族特质。

3.建设非遗资源库，深入挖掘非遗项目

除了现有课程资源外，大量的非遗资源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关注和开发，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深入非遗成长的一线采风、调研，也可以带领学生走进非遗文化的生存环境中展开调查实践活动，获得一手资料丰富课程教学的资源。而且还可以以当地传承人为依托，聘请他们到高校开展学术讲座、实践教学等等，使非遗教学资源生成的途径多样化。这样在不断深挖非遗项目的基础上，地域非遗资源库也得以丰富和充实，为非遗传承发展提供资料支持。

4.创设非遗研究平台，开展学术交流

高校不仅要传播、传承非遗文化还要担当创新非遗文化的任务，高校有着优秀的学术研究人才群体，借学术力量的支点研究、宣传、推广非遗，使更多的人关注非遗、研究非遗；召开相关的学术研讨活动，拓展非遗的研究视角；走入社区开展非遗讲座，强化民众对其的认识；建立相应的研究机构深入研究、开发、创新非遗。

非遗的“活态性”决定了它会随着传承人的离世而消失，而通过学校教育途径传承非遗则能从很大程度上保障非遗的持续性发展。普通学校和高校各司其职，努力从多途径、多角度传承非遗，将其传播到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心中。只有获得青少年的支持非遗的传承、传播才会有永续发展的动力和支持。（作者单位：安顺学院艺术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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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电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具体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口头文学、民间艺术、传统技艺、民风民俗等。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传统文化所依存的社会生产关系发生改变，许多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传统遭到冲击，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一是许多富有特色的民间工艺已经失传或正在消失；二是大批具有历史、科学和文化价值的村落、村寨遭到破坏；三是民间艺人后继乏人，一些口头的非物质文化已经失传或面临失传，许多艺术属独门绝技，口传心授，往往因人而存，人亡艺绝；四是具有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流失严重，许多稀有民族工艺品及其技术大量外流。”［1］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采取何种形式，怎样才能在尊重文化发展传统的基础上合理地使其实现现代转换，并继续传扬，是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共同课题。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陈出新，应该是精神内核不变，象征符号不变，母题不变，但是表现形式却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充分的现代化。现代人喜欢什么形式,动漫、口袋书、游戏、影视等，都可以。”［2］电影艺术是现代人喜欢的艺术形式，具有形象生动、直观具象、通俗易懂，传播速度快、覆盖面积广等特点，其传播效益和推广力度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一、电影对“非遗”文化传播的正面保护

（一）传播“非遗”、宣传“非遗”

电影艺术的功能除了娱乐、审美和教育，还肩负着对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劳动和生产的产物，具有很强的民间性质和地域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藏”于民间，调查表明越是偏远地域其文化保存的原貌越完整，而且表现形式越多样。由于地域的限制，许多优秀的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得不到社会的关注，致使许多过去创造的传统在当代文明的冲击下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面临萎缩甚至消失。传统的文化保护方式以文字记载为主，即便加入照相技术，对于“非遗”的保护也是静态的，文字和图像有其自身的优势，但难以全面、综合、动态、立体地展现“非遗”文化。电影艺术以声音、图像甚至文字等方式，动态、立体地对人类文明进行展现，把“非遗”文化音像化、视觉化，一方面扩大观众对“非遗”的关注，引起国家、政府、学者、社会各界的认同，从而加大对“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另一方面也能激起文化持有人的信心，民族自豪感，使得他们由原来的被动传承到自觉保护的转换。因为“当一种民族文化进入大众传播领域并广为传播时，传者和受者必然从自身出发，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念重新界定和认识这种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仅估价和确定这一文化的价值，对之进行解读和诠释，而且还会赋予它新的意义”［3］。

（二）普及“非遗”、推广“非遗”

电影艺术具有强力的文化渗透力，它能穿越时空、穿越种族、穿越人群，将人类文化以视觉图像的方式传递给受众人群。“影像传播把客观现实加以图像化，实质就是使用影像视觉流使被记录、被感知的世界获得了现实的、生动的界定。作为最通俗易懂的信息交流工具，视觉形象使电影、电视中的画面成为不用翻译的世界性语言，跨越了不同文化层次与不同文化背景这一鸿沟而为所有人接受。只要是具备视觉能力和初步视觉经验的人，都能够程度不同地解读影像。”［4］电影艺术具有很直观的教育意义，在大众文化传播中起着“通识教育”的功能，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推广，电影电视普及到祖国的各个角落，“非遗”文化必然会伴随着电影艺术的推广，普及到千千万万个家庭。电影媒体对“非遗”文化的普及推广，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国家鼓励媒体介入“非遗”文化保护中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特别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体传播的重要性，“鼓励和支持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进行宣传展示，普及保护知识，培养保护意识，努力在全社会达成共识，营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5］。在国家和政府的努力下，经过几代电影人的努力，一系列有关展示民俗题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电影作品问世，如《黄土地》《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梅兰芳》《花腰新娘》等。其中由章家瑞执导的电影《花腰新娘》就成功地将云南石屏花腰彝的民族文化完美地呈现在作品中，透过作品普通大众可以认识和了解他们古老的婚俗、绚丽的服饰、别具特色的舞龙、悠扬的海菜腔，性感的烟盒舞等民族文化，花腰彝的民族文化走进了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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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 立法

现阶段，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已由过去单个的项目性保护逐步走向整体性保护、科学保护和依法保护的新阶段。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加强科技与文化融合，利用数字化保护，逐渐成为保护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

1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必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状况堪忧，急需通过数字化手段进行抢救性保护。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显著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其存续状况不容乐观。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亟需采用数字化技术手段，对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年迈的传承人进行系统完整的抢救性记录。

记录再现和传承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需要应用数字化技术。过去传统的记录方式以文字、图片为主，很难真实完整地记录和再现技艺及活动的流程与全貌。采用先进的数字化影像、3D动画、虚拟现实等技术可以逼真、有效、全面、完整地记录和保存遗产信息，加强记录内容的准确性、原真性、可复原性。形成数字化资源，还可以打破传统以口传心授为主的传承方式的单一性和模糊性，以直观生动的数字资源进行大规模传授，有利于遗产的传承与传播。

加强非遗保护管理工作和存储非遗资源需要应用数字化技术。此前的保护工作，尤其是普查工作聚集了大量数据和信息急需统一的信息化管理，否则难以查询利用，更无法进行资源共享。涵盖文稿、录音、录像、实物等多种介质的传统媒介占用空间大、不易复制和携带，早期以陈旧媒介方式进行存储的资料，如保存不当，很容易损坏或丢失。应用数字技术可将这些资源转化为数据，节省空间、实现大规模存储，增强复制和检索应用的便捷性。

由此可见，采用数字化保护方式是深入开展非遗保护工作的必要环节，通过数字化记录、存储和数据库管理，更有效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整体的保护传承与利用发展。

2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

由于我国非遗数字化保护工作开展较晚，各地虽取得一定成果，但基础较薄弱，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1、非遗数字化保护工作大多处于信息整理和管理的初级阶段，尚未建立系统完整的工作模式；2、非遗数字化保护业务方面缺乏统一的标准规范体系，严重制约了信息的互联互通和数据资源的共享整合；3、现有数字化保护手段单一，不具备提供数据支撑的辅助决策能力，网络宣传展示渠道较少，数字化资源未得到较好展现，基于此的传播机制和科研新模式也尚未建立；4、以普查数据库为起点的非遗数据库群建设缺乏基础设施，相关IT基础平台、采集和加工处理专用设备有待加强建设。5、业务素质和专业技能兼具的复合型人才极度匮乏；6、对非遗数字化保护方面的相关法规，尤其是标准规范等方面的界定不够，政策面支撑力度有限。

3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相关立法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正式实行标志着我国非遗保护工作进入了有法可依的阶段。此前，国务院、文化部及地方政府也出台过不少相关的规章条令，在这些法规文件中，对于非遗数字化保护是怎样约束和界定的呢？以下做简要梳理：

3.1 国家级行政法中的相关规定。 人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该法第十三条明确指出：“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全面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情况，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这是国家第一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必要性。

文化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文化部令第39号）：该办法第十四条指出：“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组织建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

此外，2005年国办下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18号），虽不是以国务院名义制定的行政法规，但也是以国办名义下发、用以指导各级机构开展非遗保护工作的政策性公文，在正式法律出台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该意见在第三部分提出：“要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

3.2 地方性法规中的相关规定

目前，已有九个省（区、市）出台了地方性非遗保护法规条例。

云南省在2000年颁布了《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这是我国最早出台的一部关于非遗保护的地方性法规，该条例第十二条指出：“重要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资料、实物，应当采用电子音像等先进技术长期保存。”这在信息化还未大规模普及的二十一世纪之初提出，具有一定开创性和前瞻性。

同样出台较早的还有2002年颁布的《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该条例第十条指出：“对于征集、搜集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料，应当进行系统的整理、归档，逐步建立信息查询系统。”第二十六条还规定：“省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负责开设贵州省优秀民族民间文化网站和建立电子信息库，扩大宣传。”这是地方性法规中第一次对建立信息化系统和宣传性网站进行规定说明。

2005年18号文件的出台对全国非遗保护立法工作起到了重大的指导性作用。江苏省（2006年）、宁夏回族自治区（2006年）、浙江省（200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08年）均参照18号文件，制定了本省非遗保护法规条例，广东省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行后颁布的本省保护条例，在以上地方性法规中均有对非遗数字化保护内容的规定及说明。

篇7

相较于过去群众文化活动的内容与形式等方面在多元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下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并且越来越丰富多彩，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个体化发展的趋势[1]。但是，无论是集体化还是个体化的活动参与形式，“参与性”这一基本特征并未发生变化，因此，应以组织群众喜爱的活动作为继续提高其参与性的手段，扩大群文活动的发展空间。戏曲、秧歌及歌舞等具有传统性、历史悠久的民俗活动当前仍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是广大群众热爱并积极参与的文化活动。文化工作者应以现代社会文化为导向，对群众活动的新特征进行分析和研究，结合本地特色丰富文化活动的形式。我国作为多民族国家，民俗活动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具有浓厚的地域特征及文化内涵。在现代社会文化多元发展的背景下，应积极挖掘与整合各类文化资源，在发扬传统文化民俗内容的基础上积极增添新的社会文化内容，从而提升群众文化活动的整体水平。

2、结合地方民族特色、力推品牌文化活动

在我国五千年的悠久历史长河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丰富的民俗节日，这些文化珍宝是各民族集体汇聚的智慧结晶，是我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同时，我国56个民族不同的民俗习惯以及地域文化特色，尤其是少数民族独特的艺术文化、饮食习惯以及民族节日等使得我国民族文化资源极为丰富，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完整性及代表性[2]。因此，在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过程中应积极结合地方民族文化特色，打造具有民族特点的文化品牌，例如开展少数民族民俗文化艺术节等，通过集中展示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在丰富群众文化活动内容的同时促进民族团结发展，发扬少数民族地域文化特色。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品牌对提升社会群众精神文化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对促进地区与社会共同发展、提高社会文化事业水平等十分有利。此外，各地文化工作者应在宣传地方民族特色的同时加强与当地文化、历史、民俗相结合，推出具有民族特色与地域特征的文化活动品牌。

3、将“非遗”保护融入群众文化活动

当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非遗”作为与人民群众生活紧密联系、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文化遗产以其独特的非物质形态存在着，如手工艺技能、口头相传、民俗活动及传统表演艺术等形式，将不同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民族文化特点以及审美艺术等充分地展现出来，对维护文化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由于“非遗”的表现方式需要以人本身为依托，以身口相传的方式延续传统文化，十分脆弱。同时，我国大部分“非遗”流传于民间，与群众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因此，在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过程中应将保护“非遗”作为重要内容，通过使更多的群众了解和分享“非遗”，将群众文化活动与“非遗”保护与宣传结合起来，在丰富群众文化活动内容的基础上，为保护“非遗”做出应有的贡献。

4、以传统重要节日作为开展文化活动的依托

在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丰富活动内容的同时，还需注意对活动开展的时间进行把握，利用我国传统重大节日，如“春节”、“元旦”、“端午”等节日，将浓厚的节日气氛融入群众文化活动中。在我国传统民族节日“春节”、“元旦”的欢度时刻，广大百姓会共聚一堂，在享受物质生活的同时其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也十分重要[3]。因此，各地文化工作者应抓住节日这一组织群众文化活动的良好时机，通过投入设施、资金等各方面支持为广大群众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以共度传统节日、传承节日风俗习惯为主要内容，提高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与积极性。在节日期间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时可以通过“社区活动”、“文化讲座”、“文艺演出”等形式营造和谐喜庆的社会文化氛围，通过开展“心连心”、“三下乡”等活动深入社区、农村、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军营及边疆地区等，为基层人民及边远地区的人民提供享受精神文化的机会，使广大群众感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对仍在一线岗位坚持工作的人员及边防哨所的官兵应积极组织“送温暖”活动。应通过开展形式丰富、内容多样的文化联欢活动充分提高广大基层业余文化骨干参与群众文化活动组织的积极性，在佳节时分组成城乡基层群众广泛联系的活动范围，营造具有浓厚节日气息的文化活动氛围。

5、结束语

篇8

关键词：存在论哲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探究；诗意栖居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6—0136—04

尽管早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就已经提出了“无形文化财产”的概念，但作为通行性概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在2003年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确定。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与此同时，它又是一个颇具生长点和生命力的学术领域，近年来国内如火如荼的研究态势便可见一斑，大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般研究规律的探讨，小到对特定非遗项目的调查研究，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然而，综观目前的研究成果，几乎尚未涉及到非遗研究的哲学基础问题；即便偶尔有所涉及，也仍旧停留在认识论哲学的基础之上。众所周知，哲学是“爱智慧”的学科，是探究形而上一般规律和基本方法论、世界观的学科，它思考的对象不仅是方方面面的现实生活，更是研究这些现实生活种目繁多的人文学科本身。因此，哲学才有“学科之母”的称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也自然有必要首先探究一下它产生的哲学基础、它存在的基本价值、研究它的基本方法论等哲学问题，也只有在探究了这些问题的前提下，才能够使非遗研究更具明晰性、方向性，更具高度和深度。

一、非遗研究兴起的哲学背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精神文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表征和传承。那么，缘何在近年它才最终被确认提出，并得到了世界范围内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呢？这似乎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诚然，影响它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工业时代到来的社会背景，旨在构建炫目空间、景观世界的工业时代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不断被破坏的巨大威胁；商品拜物教、消费社会形成的经济背景，商品至上、消费至上的经济时代导致人们步履匆匆、欲壑难填，旧有的艺术与工艺品早已无法满足食利者的欲望之心；世俗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大行其道的文化背景，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大众文化的甚嚣尘上，以“求新”为名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与冲击，这些都使人们不得不反思寻找被遗忘的家园。

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究，还有其更为深刻的哲学背景与缘由。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应，人类哲学史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存在论的大致线性发展。所谓本体论哲学也即是一种以“预成”为主要思维方式的哲学，哲学作为一门学问在古希腊的肇始之初便基本是这种思维模式。众所周知，古希腊哲学家在思考万事万物产生之时，一般认为事物是不会从“无”、“不存在”产生出来的，这也即是说，他们在思及宇宙万物产生时总是预先设定了一个“最高实体”，这个“实体”可以是现实之物（比如泰勒斯所说的“水”），也可以是抽象之物（比如柏拉图所说的“理念”），他们认为正是这些“最高实体”衍生了世间万事万物。这种本体预成思维模式在黑格尔的“绝对理念”那里达到了顶峰，期间有不同的哲学家沿着这条思维路向提出了不同的“最高实体”。这种哲学思维模式“虽然表征了人类寻求世界终极解释的努力，反映了人类由感性向理性的飞跃与升华，但却有忽略人类主体性以及活生生的存在现象之嫌，也存有导致神学神秘主义之危险”①。

近代哲学由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始转向了一种认识构成论哲学思维。伴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不断加强和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作为主体开始从一直被压抑的世界“客体”挣脱出来，开始思考“客体”、“分析”客体并最终“认识”客体。这种哲学思维模式在人类自然科学不断发展的鼓励下，开始认为只要将世界无限的细分，就可以无限地认识世界，人类作为世界万物的主宰所向披靡、无所不能。世界作为“客体”是可以无限被认识，甚至可以无限被改造。诚然，人类的认识能力、创造能力在这种哲学思维模式的指导下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但与此同时，人类的破坏能力、自我戕害能力也随之提高。两次世界大战、全球升温、新型病毒的全球蔓延、工具理性的压抑、自然环境的压力、人文环境的不断破坏等等随之而来，人类认识能力自信的无限膨胀，导致了可怕的“人类中心主义”，并最终形成了人类——世界、主体——客体之间无法逾越的对峙与鸿沟。人类就是在这种极度盲目而热烈的自信思维模式下，不断对过往的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进行着无情的破坏，也正是在这种哲学思维模式之下，文化遗产问题才真正开始成为一个问题。

对这种认识论哲学思维模式弊端的反思走向了存在生成论哲学。存在生成论思维“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和思维方式，其特征为：重过程而非本质，重关系而非实体，重创造而非预定，重个性、差异而非反中心、同一，重非理性而反工具理性，重具体而反抽象主义”②等等。对认识论哲学的反思其实从马克思辩证哲学就已经开始，比如马克思对“异化”现象的批判等，但直到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形成，才真正走向了一种新的哲学思维天地。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对于“人在世界之中”的论述为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同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海德格尔关于“诗意栖居”的命题，为人类文化与美学规划了审美理想；海德格尔毕生追求的“天地人神四方会游”则为人类审美化生存提示了归家之路；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关于技术、时间的思考则为现代文化、哲学敲响了觉醒的警钟。人类不应该再存在于世界之外，不应当再主客二分，不应当再设想自己与自然、与他人处在对立的境地，而该重新回到“前苏格拉底”诗意的时代，寻找自己弄丢的美丽家园。也许，正是在这种哲学思潮的感召与感染下，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在认识论的道路上走得太快太远，才开始惊醒是人类自己破坏了自己诗意的家园，才开始担忧脚步太快而遗失了文化的灵魂。换言之，也正是在认识论哲学弊端四起、存在论哲学强力反思之始，人类才真正开始思考过往对待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的态度，开始挽留与保护有形与无形的文化财产，开始研究这些财产所存在的整个生态环境。

二、非遗研究的理论研究方法

就目前研究状况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在实践层面上，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法国社会学所倡导的田野调查方法。也即是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身特质、存在环境来讲，田野调查方法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深入民间调查，切实掌握非遗的存在范围与存在特征，进一步整理、挖掘非遗的保护策略都是必须进行的工作。就理论层面上，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方法是文化生态学。在生态学基础上衍生的文化生态理论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对非遗最为常用的研究方法，在国内研究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化生态学面对整个文化生态系统，关注文化研究中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层面系统影响，为非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方法支撑。但在我们看来，非遗研究的理论方法指导还不够完善，尚未达到一定的哲学高度与方法论思考。

既然如上文所述，非遗研究所产生的哲学背景与哲学环境是存在论哲学，那么我们认为非遗研究最为合适的理论研究方法应当是审美文化生态现象学方法。此种理论方法不仅仅只是一种方法，更能清楚指涉非遗研究的性质、内涵、研究对象等。通过“审美文化生态现象学”这个名称，我们也可大致了解，它主要关涉非遗的三个方面的特征：审美价值、文化属性、存在论哲学视阈。这三个方面是非遗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可以共同引升为非遗研究的基本理论方法指导。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变化与发展必然也会遵循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尽管目前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多种多样，不一而足，但总结前人的定义，我们大致可以认为文化是指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我们通常所提及的文化概念，则大多数情况下仅指人类文明发展中所创造出的精神财富。伴随着认识论哲学弊端的日益显露，在20世纪中期兴起了一门新的文化研究学说——文化生态学。文化生态学以自然科学中的生态学为基础，将文化的变化与发展与其所处的各种环境联系考察，“它运用了系统论的有关原理，发展地看问题，把人类文化放到具体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加以研究，并着重强调文化与环境的互动”③，具有很强的时代气息与方法论优势。“它使人们认识到，文化是一个有生命的生态系统，文化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文化与它所处的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化生态平衡是文化发展的基础等等。”④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也总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产生和发展的，所以环境的变化对于非遗的保护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故而，文化生态学研究对于非遗保护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然而，文化生态作为一般的文化研究方法，尽管对非遗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却并没有更多的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属性与价值，换言之，此种方法具有普适性，却并不一定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属性与核心价值是什么呢？非遗作为人类的长期社会实践的创造产物，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具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其价值也是多元的。比如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政治价值、教育价值等等。然就其作为人类宝贵精神财富遗产，作为普世人类诗化存在的手段与状态而讲，它最为重要与独特的价值应该是审美价值。国内有的学者也看到了这一点，比如丁永祥先生在其名为《当代美学视野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文中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审美的密切程度，民俗技艺的审美性质以及民众对非遗的接受程度，详细论证了“人民群众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审美愉悦”，他们“最关注的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审美价值”⑤。何为审美价值呢？简单来讲，即是审美的愉悦性和超越性。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们越来越多关注的是上流阶层的愉悦与超越，如高雅的歌剧、美妙的轻音乐、堂皇的影视剧作等等。与此同时，却在不断遗忘与破坏着社会下层的审美感观，非物质遗产文化的重要性恰在此处体现，它能够满足普世大众的审美需求与审美趣味，它能够使普世大众在辛苦的劳作之余获得审美的愉悦和暂时忘却生计所迫的世间纷纷扰扰。因此，它是一种关涉普世大众的审美文化、超脱文化，应当在非遗研究文化生态之前加上“审美”定语，也即是审美文化生态。“审美文化生态”一词并不是我们首创的，早在2008年就有学者明确提出了这一概念，并认为“所谓审美文化生态，指的就是审美文化赖以生成、发展、变化的环境总和或有机完整系统。它以与审美文化关系的远近，由远及近大体包括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经济体制、社会组织、价值观念（包括哲学、宗教、道德、风俗等观念性态的精神文化）等直接或间接与审美文化生成发展有联系的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⑥。此后，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高小康教授也认为审美文化生态研究“是从地域差异、传承演变、群落认同和文化空间等各种关系的联系中考察审美文化发展演变过程的现实活态特征与当代中国的特殊性问题”⑦，并考察了自然与文化的审美诗意关联、城市群落的审美趣味以及当代审美文化的文化生态环境。这些学者们共同认识到了非遗的审美与文化生态属性的重要性，将二者结合探究非遗的存在与发展是必要的。

此外，正如上文所讲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不能忽略其存在的哲学背景。既然非遗研究的兴起是在存在论哲学背景下展开的，那么也如海德格尔所讲，“存在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⑧，而这种思维方式就是通过对物质和精神实体的一种“悬隔”，直抵事物本身，从而对事物进行一种“本质直观”。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来讲，此种研究方法的内涵大致可以概括以下几点：第一，回到事情本身，回到人类精神的自然与文化基础，探索人类精神与存在的本然诗性关联。第二，对认识论哲学所带来的工具理性、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对外在敌对的态度加以“悬隔”，以一种“存在于世界之中”的诗性态度“存在”。第三，“扭转人与自然的纯粹工具的，计算性的处理方式，走向平等对话的主体间性的交往方式。”⑨正如前文所述，非遗存在的整生环境十分重要，而过往那种对自然、社会不断攫取与破坏工具计算性处理方式必须走向一种“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的主体间性处理方式，人类时刻不能忘记自我就存在于这种环境之中，而不是置身其外。第四，走向一种“前苏格拉底”毫无遮蔽的诗意澄明境界，反思“启蒙主义”以来“理性”带给人们的热烈与盲目。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现象学方法的终极指向便是让人们不断去蔽，从而重新发现“存在”、发现人类在世中的诗性存在。第五，从完全的祛魅回归到一种部分赋魅的状态。认识论哲学所开启的理性让人类的自信心无限度膨胀，认为可以为自然、为社会甚至于为世界一切祛魅。现代人类在“理性”的鼓动之下早已变得热烈盲目、无所敬畏，甚至连自己的神圣精神家园（比如非遗）都践踏脚下，毫不见惜。然而，正如西方有的学者所讲的那样，其实“只有当自然的他者性和陌生化拥有一种深不可测性的时候，那种对非人自然的尊重和敬畏的感情才会树立起来”⑩，这也即是说，现代人类也有必要对自然、对过往的精神文明等怀有一定的敬畏之下，认可它们身上所存有之“魅”。

综上所论，非遗的理论方法指导必须兼顾到“审美”、“文化生态”、“现象学”三方面，所以我们提出了审美文化生态现象学方法，希冀对非遗理论方法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问题：

从认识论价值到存在论价值在美国著名古典政治哲学家、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看来，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关键，在现代性进程中兴起与完成的现代社会科学更多关注的是绩效、功用、成果等事实，而几近忘却了价值本身。

在现代社会科学看来，价值问题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社会无限发展、经济充分发达、体制构造完美，每一种目的、每一种价值就自然会得到辩护和认可。如此，我们便可以搁置对是与非、对与错、善与恶等价值问题的思考，只去追求最终的成果事实便可；我们便可以将古希腊哲学家们思考的“美好生活”直接置换为“成功生活”，而所谓成功生活不过是“基于对权力、金钱及赞誉的自我陶醉和永无休止的追求”；我们便可以不顾善恶质询的前提，不断追逐现代社会科学所规划的“自我权利”。此种价值观念，我们可以理解为没有真正关心价值本身，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功利性价值”。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过程中，所谓的经济价值、历史价值、政治价值甚至于教育价值都是出于一种认识论哲学所导致的功利性价值。“特别是经济价值，在有些地方甚至成为唯一重视的方面。目前，单纯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已对保护工作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当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认识论价值我们不能全盘否认，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承载的历史、教育、文化内容，对于我们充分认识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提升民族认同感、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仅停留在这些认识论价值上，并没有真正触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论价值，我们也将此种价值称之为诗性价值或全生价值。

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诗里读出了存在主义的真谛——诗意的栖居，意味深长、影响深远。此后想要抵抗现代性所带来系列后果的哲学家们对此狂热推崇，且想藉此逃脱“工具牢笼”（韦伯语）、抵抗“白色社会”（鲍德里亚语）、匡正“价值位移”（舍勒语），规约“全自由人”（福柯语）等等。然而，以为找到了抵抗整个工业、后工业时代利器的人们，在扛着“诗意栖居”的大纛踌躇满志、一路狂奔之时，却根本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到底是谁来诗意的栖居？换言之，诗意栖居的主体是谁？其实，荷尔德林诗里早已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充满劳绩的人们”。诗意栖居的主体至少在荷尔德林看来不是那些自命不凡的政客，不是腰缠万贯的富豪，亦不是养尊处优的中产阶级，而是充满劳绩的普罗大众。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海德格尔说：“诗不仅仅是存在的饰物，不仅仅是稍纵即逝的热情或空无。更是一种旨趣，一种娱乐。诗是历史的基础，因而它并非文明的外观，更绝非‘有教养者’的‘表现’。”然而，普罗大众如何诗意的栖居？或者讲，如何保障普罗大众诗意的栖居呢？答案就在普罗大众所醉心、愉悦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文化之中。当我们看到八旬老人饿着肚子也要唱句家乡戏，农村老汉推着板车也要哼着小调，乡间妇女溪涧洗衣时也愉快地唱着民谣，民间艺人苦于陶瓷烧制技术无人来继嚎啕大哭时，也许才能真正明白这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最深、最富意味的价值。也许正是在上述的那些状态中，一个个作为“存在者”的普罗大众才能在时间的无限敞开中体味“存在”，我们才能真正称他们在“存在”。

综上所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应当照顾到其产生的存在论哲学土壤，并在存在论哲学视阈下探究其全生价值与理论研究方法。如此，才更够将非遗研究更深、更远地推广。

篇9

关键词：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申遗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2-0320-01

一、引言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作为整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重要环节和关键领域，它与社会风俗，工艺美术，民间舞蹈，制瓷绘画等体系共同建构了我国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标本和蓝图。同时，在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的实然影响和现代化进程速率加快的背景下，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打击。一方面，全球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使大量外国的强势文化涌入我国，客观上造成了我国民众音乐文化心理上的“下潜”，致使传统音乐继承人和欣赏人的数量急剧下降；另一方面，伴随着现代化进程步伐的快速化，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从静态到相对静态再到动态协调发展的路径转型，挤占了传统音乐的生存空间。鉴于此种缘起，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迫在眉睫。

二、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动因诠释

（一）“申遗”领域商业利润驱动

当前，人类口头和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似乎演化成热议话题主轴，备受关注。“申遗”引领时代风潮，然而，在各式各样的的“申遗”动机空间内，保护态度的持有者甚少，而是把申请成功后所带来的经济利和知名度的渲染当成准则和职责，误入歧途。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隐匿无形性及口传心授型的遗产类型，在商业利润的牵制下，改造前后的模式及机制是否吻合值得商榷。

在目前已有的“申遗”范畴内，在商业利润的大力驱使下，“申遗”者的良性运行机制发生质变，由原来的保护性心态饰演成利润激励或者是知名度的浮夸，这种“祝音”的背后隐藏着无数的阴暗和隐患，导致“申遗”人士的动机不纯。同时鉴于物质文化遗产的实存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隐形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需要给予关照。如：四川地区的川剧，北京地区的京剧、北京琴书、京韵大鼓，上海地区的沪剧、越剧、评弹，河南地区的豫剧、祥符调、锣戏、怀梆、道情等等。这些现实认知都成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动因。

（二）教育视域内的意识或缺

回顾历史和审视现实，我国传统音乐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应运而生，继而形成错误的教育指导理念：重西轻东、重洋轻中，在高等院校的音乐教育中表现尤为突出，致使中国传统的音乐和西方音乐发展未实现同步性。同时由于不能全面兼收并蓄人类各种艺术文化成果，固步自封，严重影响了我国高等艺术教育的发展，长期以来，使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存在偏狭。众多学生对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耳熟能详，对其作品全尽掌握，而对祖先留下的大量珍贵而又继承价值的中国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却不知一二。

（三）形式的继承并非内容

当前中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未实现本体风格的维系和继承，形式和实质内容脱节，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保护的动因。

三、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策略引申

当前，在中国已有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存在各式的模式和动机，如何采取应对策略给予应对成为其循迹引申。

（一）端正“申遗”动机

在目前“申遗”过程中，大多数人士都是基于商业利润空间的驱动力，而不能把如何保护、继承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做首要命题。鉴于此种缘由，在“申遗”过程中要端正“申遗”动机，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性保护为己任，兴利除弊维度下制定改革措施，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再度良机。

（二）强化教育领域的非物质遗产学习及保护意识

教育领域内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意识的或缺致使在教学过程中重西轻东思想严重，如鲁西南鼓吹乐、博山八角鼓、胶东道教音乐、郯马五大调等中国传统音乐淡化，相对形成强烈的重外轻内的模式，所以要扭转这种意识，珍惜和关注本民族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优秀文化遗产内容渗透到教学中，强化强化教育领域的非物质遗产学习及保护意识，传承中国音乐类非物质遗产文化。

（三）注重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体风格保护继承

对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需要保护和继承的不是外表形式的一个曲目或乐种，而是注重对于不同人类群体所具有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体风格的保护和继承。[1]从乐音的高低、乐音的长短及乐音的色彩等步骤观瞻来具体领悟本体风格的音乐审美观及中国本土特质的音乐非物质文化。

（四）保护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传承人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固有的隐匿无形性决定了其载体与物质文化的差异性，在基于传承人而存在的前提下，口传心授的模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镜鉴。所以在保护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空领域内，要发挥传承人的载体优势，传承文化。

（五）实现文化遗产与地方经济发展耦合

文化遗产和经济发展在互为支撑的体系内，要实现二者的耦合协调，不但是经济落后地区改变面貌的一个无可厚非的举措，也是对现实的具体认知。[2]所以在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要寻求与地方经济的最佳结合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作者简介：张洪，女，汉族，四川资阳人，西华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09级2班本科生。

参考文献：

篇10

“非遗”舞蹈艺术课程的设置，应以提升学生人文素质和审美情趣为目的，以“育人”为本，将“普及型”教育观念贯彻于教学始终，旨在保护民族经典文化，传承优秀人文精神。高校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舞蹈类艺术课程其总目标是：通过相关理论与实践学习，特别是对于本省“非遗”舞蹈的深入接触，树立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了解“非遗”舞蹈的精神内涵和人文思想，激发对于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情，培养创新意识，提升审美情趣。

二．以经典的作品为教学内容

目前，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舞蹈共计111项。根据舞蹈类型教学内容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着重选取例如《京西大鼓》、《土家族摆手舞》、《花鼓灯》等具有典型地方文化特征和民族审美传统的，并被现代人广泛熟知，能够代表国家形象的经典之作；第二阶段的学习重点是以本地区具有代表性，历史价值和存活价值较高的省级或实际“非遗”舞蹈作品为主。例如江苏省高校可选取例如《东坝大马灯》、《跳马伕》、《睢宁落子舞》和《麻雀蹦》等作品，作为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舞蹈选为教学内容。

三．以多样化呈现为教学形式

1.讲授与欣赏结合讲授法是教师通过语言系统连贯的向学生传授课程相关知识、思想理念，并促进他们的智能与品德发展的方法。4由于语言是传递经验和交流思想的主要工具，故讲授法是“非遗”舞蹈课程教学的主要方法，运用其他方法，都需要配合一定的讲授。“非遗”舞蹈课程所讲授的内容与现代生活距离较远，对于年青一代来说尤为陌生，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注意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将图、音、像、文结合起来，对“非遗”舞蹈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综合表达，使之形象化、具体化、序列化。

2.讲座与研讨结合讲座主要是邀请专家、艺人、传承人及有关人员进行专题性讲述。相比课堂讲授，讲座的内容可以更加的宽泛和自由，组织形式也可以多种多样。围绕“非遗”舞蹈课程的核心内容，主讲人可以结合自身的专业所长和研究方向自定主题，内容可以是阐释定义、罗列现象、或者分析案例。与此同时，主讲人可以根据现场听众的实际接受度增加互动环节。通过对话、提问、研讨、现场示范等方式，与学生直接交流，解答难点。

3.观摩与实践结合走出校园，近距离的接触“非遗”舞蹈。众所周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通过口传心授、耳濡目染、亲身体验的行为方式来传承的，具有很强的实践参与性。因此，要让学生深入的了解“非遗”舞蹈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自觉承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责任，就必须让学生参与实践、亲身体验。正如上文所述，“非遗”舞蹈的民间性和草根性使得学生们在学习中很容易“上手”。“师傅带徒弟”，在传统的传授方式中，学生们跟随模仿，反复练习，虚心请教，直至能够掌握重点难点，熟练演示为止。在参与中了解“非遗”，在了解中获得启迪，在启迪中传承创新。

四．以多元形式选用教材

教材是教学活动中的重要教学载体，是知识传授者与知识接受者必不可少的教学用具，是传播文化知识的纽带，是教师确定教学目标重要的要素之一。但是由于“非遗”舞蹈千姿百态，种类繁多，文化溯源多种多样，并不是单靠某一本教材能够详尽说明的。因此对于教材的选择应以材与“活选”教材相结合。材即由国家教育部或政府部门规定，众多专家聚集共同研商教材内容，相关部门编订成册，供某些教育机构或教学场所统一使用的教学材料。“非遗”舞蹈艺术课程使用的材，须由国家文化教育部批准，研究“非遗”的专家、学者与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共同合作撰写。其教材内容可以筛选国家级或省级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优秀“非遗”舞蹈作品，从传统文化的缘由、发展、特性及技艺等方面予以介绍和阐释。编著成册，由相关部门出版发行，供教育机构或教学场所教学统一使用。所谓“活选”教材，指的是教师根据当时地方区域的特点，教学对象的不同，空间场所的不同，气候或季节的不同等现实状况，灵活选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文化知识，其教材内容具备一定的随机性。其教学形式、教学场所可能也会随“活选”教材内容的特色发生变化。二者有机结合，可以有效的提高教学效果，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实现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提供了可能。

五．以双重途径配备课程教师

师资力量的严重缺乏，是“非遗”艺术课程难以系统走入高校课堂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认为“非遗”舞蹈艺术课程的师资队伍建设应结合舞蹈艺术的专业性和“非遗”文化的综合性，将形式应是专职与兼职、专任与兼任相结合。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引进具有专业学习背景的舞蹈人才作为师资培养对象。通过向著名专家、艺人求教，学习其精湛的技巧，对其进行针对性的“非遗”舞蹈的技能培训。同时，要求培养对象进一步提高自身理论素质，深入学习相关文化知识，研究课程教学的精髓，全面提升教学实力。另一方面也要聘请一些适合高校教学需要的的各类“非遗”舞蹈研究学者和“传承人”作为兼职学者进行教育传承。这样，通过双重途径、交叉渗透的教师队伍建设，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共同推进“非遗”舞蹈艺术课程的建设与发展。

六．以综合形式进行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是对教学工作质量所作的测量、分析和评定。它以参与教学活动的教师、学生、教学目标、内容、方法、教学设备、场地和时间等因素的有机组合的过程和结果为评价对象，是对教学活动的整体功能所作的评价。“非遗”舞蹈课程需要有科学合理的评价制度，主要从理论知识和实践表演两方面进行考核评价。

七、小结